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形态发言提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首先，我必须说，版本考证是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的基础和条件。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马上就进行解读，尤其忌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首先应做的前提性工作是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的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因为我们虽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尽净了。而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相关文献把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这样，从文本本身出发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版本考证的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语境、原初含义，以及相同问题的内涵演变与当代体征，这就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可以把握创新与重构，使文本中的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得以呈现出来。

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解读基础，对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运多舛的作品，应当对关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献，包括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全面性的收集和详实的考证。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除却写作过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确定(即是在杂志上发表还是出版单行本？这一问题能否很快落实直接影响这一著述的行文、选材和篇幅。)、对有的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不太了解、另有《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英国社会史》的写作计划等等），它没有顺利完成，就内在的思想根源说，一定程度上缘于马克思等人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当时德国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关系和因缘的艰难，新的思想的剥离、锻造和建构过程的艰难，因此关乎那些原属于同一阵营、观念互为背景和参照的思想历练过程中那些众多的文献文本都是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必须注意的材料；再从最直接的关系考虑，昭示马克思等人思想进程的那些文本[1]、被马克思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文章、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费尔巴哈、卢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也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材料的范围，因此，也需要对这些著述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甚至详细解读。

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来说，它的写作过程异常复杂，写作之初还没有通盘的框架构思。待确定了批判对象后，先写出一些短稿，这些篇章虽然后来也没有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正式写作前的“尝试”或“演练”，因此，可将其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至少《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答复》是属于这样的“先行稿”，对此我们也就不能视而不见。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草稿、两卷本体系框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费尔巴哈》章文稿的各不相同的手稿，还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没有收录的一些刊印稿、作为原属第一卷组成部分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遗失的两章，等等这些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至于《费尔巴哈》章多种不同的编排方案，我们当然需要将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2]。

所有这些并不是“博士卖驴”式的买弄和炫耀，不是搞“烦琐哲学”；相反，可以说，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要表达对国外文献学家所做工作的敬意，特别是对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的谨慎、严谨的治学态度的钦佩。联想到国内长期以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绝大多数研究者撇开对这一著述的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的探究，甚至对其内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读和梳理，单纯根据通行本中的某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就无限演绎、提炼，根据当代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去挖掘、比附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种没有学术依据、蹈空阐释的所谓“研究”，只有时效性，没有恒定性，从而也就很少有科学性和学术性，以至于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积累是如此薄弱，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长期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所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高度，而是处于一种低于马克思的或“前马克思”的层次和水准。

把版本考证的重要性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步，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呢？也不是。行文至此，我又不得不表达通近年持续跟踪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动态、出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版本研究后形成的一种感受：话分两头说，在表达对国外同行工作敬意的同时，我又感到需要防止另一种极端的状况。即版本考证只是基础和条件，但它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和归旨，文本研究不能至此止步，孜孜于文本版本的枝节考证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与撇开版本、单纯依据文本段落甚至话语就随意演绎、提炼思想一样，都不是完整的文本研究。

就拿《费尔巴哈》章排序问题来说，自从1965年巴加图利亚提出对长期流行的阿多拉茨基版结构和内容的不同理解以来，时间已经过去40年了，国外的文献专家们不厌其烦地在内容的顺序编排上进行考证和重构，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立以来，陶伯特等人更是在不同方案中爬梳、比较，难下决断。到1997年第2期《MEGA研究》出版，大致方针本来已经确定，准备启动MEGA2第1部分第5卷的出版。但在征求包括巴加图利亚等人的意见后，巴加图利亚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方案。这样围绕《费尔巴哈》章内容的顺序编排越来越成为一种排列组合的游戏，局内人乐此不疲，局外人则感到异常琐屑。很多论著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它章节和马克思复杂而丰富的思想于不顾，老在一些枝节和细节上做文章，意欲何为呢？要知道，研究马克思文本的版本，不是为版本而版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此为媒介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只停留在枝节和细节上消耗智慧，而遗忘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意旨，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呢？而且，在一次性提出一个绝对客观、人人认同的永久性方案不太可能的情形下，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暂时拟议和创设的范型去进一步探究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这种探究能够深入下去，或者遇到了困难，反过来不是可以对这种范型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作出评判、检视和调整吗？

这里我还想对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排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完全放弃内容的逻辑构架而固执于时间顺序的设想，值得进一步考虑。

我认为，在具体文本编辑中，实际上很难单独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进行编排，二者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从前面几章的梳理中，我们知道，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甚至个别章节没有写完，致使就现在留存下来的手稿看，这是一部结构上相当松散的著述。但是，对手稿的研究结果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中一些部分还是进行了定稿处理，对其内容做了一些编排；就是对《费尔巴哈》章也是如此，只是这一部分留下来的手稿、誊清稿和刊印稿有几份，有的页码和内容上又不连贯，还有则遗失了，致使对其进行逻辑体系编排增添了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放弃逻辑顺序的编排，特别是过分地指责这种努力的必要性，甚至认为“由于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那样做的结果将是一种随意编成的结构”[3]，是不公允的。“随意”的断语下得太“随意”了，举凡前面历数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章的各种编排，研究者都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框架。就是对于论者诟病最多的阿多拉茨基版来说，把原文分成三部分是编者的理解，但各个章、节、目所冠以的标题，有的是手稿原有的，其余的则都是来自作者在手稿边写的词语，编者将它们视为相应内容必要的提示。因此，广松涉为了突现他的编排方案的正确而指称阿多拉茨基版“事实上等于伪造”是一种缺乏同情性理解的评判。对于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编者来说，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放弃这种编排，而是“力图避免将自己的诠释抬高为绝对真理，并因此排除其他有道理的观点”。[4]

如果认为，“把留存下来的手稿和刊印稿编成一部著作，那就意味着要去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东西”[5]，进而主张不按“逻辑顺序”进行编排，那就要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实际上，后一种方案的麻烦一点也不会少。

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条件是能够基本上断定各个章节的写作时间，或至少能断定大概的写作顺序。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和刊印稿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就大多数文稿而言，人们无法准确地弄清它们的手稿是何时至何时写作的，它们的样稿是何时至何时完成的；也无法完全断定哪篇手稿或样稿完成于前，哪篇完成于后，即着手撰写内容连贯的文稿的日期很难确定。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样稿也是如此。通常只有一些可靠的线索能够说明这些手稿或样稿的写作至早开始于何时，至迟结束于何时：《维干德季刊》的出版，卢格的《巴黎二载》、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倍克《穷人之歌》等书的出版，赫斯抵达和离开的时间，魏德迈抵达和离开的时间，恩格斯前往奥斯坦德的时间，等等。为数不多的一些暗示着某些历史事件的说法又往往非常含糊，几乎无法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编者通常要依靠推测。此外，完全按时间编排也会破坏各篇著作的完整性。譬如，仅从写作时间上考虑，就得分解《三、圣麦克斯》和《一、费尔巴哈。草稿和笔记》的手稿，而这样做是有悖于出版原则的。

其实，对于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这种状况，那些多年浸润在手稿文献中、对提出一种既符合作者原初意旨又可以获得人人认同的方案之难有深刻体味的学者也意识到了，为此，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员之一的雅克·格朗让提出了“相对”时间排序(relativen Chronologie)的原则，这也符合MEGA2的《编辑准则》规定，即“遇到某篇著作有多篇文稿的情形，可选择较早写成的文稿收录，如果可以明显看出此文稿内容连贯的话。”“所编著作在每一部分之内按时间顺序编排：编排时主要依据完稿（写作）时间，而非准备时间或者发表时间。……若某些著作的写作时间较长，可视其写作过程而定。”[6]

总之，版本研究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和体系建构是基础与目的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是递进的，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缺乏版本研究的支撑，只是凭借由后人编辑而成的现成的文本、把一部未完成的著述俨然视为完整的作品去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必然会造成误读和歧解；而离开对文本思想意旨和总体构架的了解，版本考证实际上也不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些散乱的片断、中断了的叙述、失佚稿的内容和逻辑，只有靠文本思想的整体把握，才能得到接续、联系和“复原”。尊重文本原貌、再现原始思想与揭示体系构架只有处于一种相互支持、融通的关系中，真正体现出“三位一体”，文本研究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注释：

[1]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参看拙文《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河北学刊》2006年第4、5期。

[2]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MEGA2新版外，将这些编排不同的重要版本集中在一起，编辑、出版一本“阅读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3] [5] Tnge Taubert.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in:MEGA Studien， S.6，1997/2.

[4] Helmut Elsner.Über die Arbeit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am Karl-Marx-Haus in Trier.参加2001年9月由北京大学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研讨会时的发言稿。

篇2

【关键词】案例教学 政治课 应用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中，学生在掌握一定思想政治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教师有目的、有选择地把社会实践中的较典型、较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疑难性的真实案例提供给学生，让学生思考、分析、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一种实践性教学方法。

一、案例教学法在政治课中应用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主要是以讲授思想政治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为主，实行一种重概念、重理论体系、重教师讲授的教学模式。传统思想政治教学模式的不足，逐步被人们所认识。政治课作为实践性、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借鉴法学教学的方法，在政治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 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是政治课的特点所决定的。政治课研究的是整个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深深植根于社会现实经济生活。政治教师应教会学生将特定的知识与相应的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并进而运用政治理论来解释现实生活和处理各类问题。

其次，案例教学法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需要。政治课的教学不仅要给学生现成的理论，更要提高学生在实现生活中学习、贯彻、运用所学理论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案例教学法的引入，教师围绕学生关注的各种问题选择案例，在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和分析，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最后，案例教学法的引入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其一，案例教学中由教师提供案例，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对大量原始资料和信息进行判断与分析，既有效地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与综合分析能力，又培养了学生运用理论的自觉性。其二，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主动参与案例的讨论、发表观点，并进行辩论，这对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十分有利。

二、案例教学法在政治课中应用的方法

那么，在政治课教学过程中该如何运用案例教学法，根据笔者的经验，案例教学法的使用应遵循以下几个步骤。

1. 精心挑选，介绍案例

首先，教师应当根据教学内容，精心挑选案例。选用的案例应与教学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具有典型性（不在于案例当时产生的新闻效应，而在于与政治理论的联系性）、疑难性（即各种处理意见、方案及理由均应提供出来），从而给学生开辟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避免采用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僵硬思维方式的特点。

其次，将所选案例完整地通过口头阐述、发放资料或多媒体展示等方式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课后去思考和查阅相关资料，也就是说让学生经过充分准备后再讨论案例，留给学生5-10分钟时间思考，然后立即展开讨论，以锻炼学生的应变能力。

2. 让学生概括案情

在案例讨论前，先让学生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案例，但不能漏掉影响案例处理的关键事实，以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把握关键事实的能力。如果概括的不是很全面、很简洁，可以让其他同学先找问题，再概括一遍。教师要适时地给予必要的提示和补充，最后用最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让学生进行对比。

3. 找出争论点

让学生结合案情和提问提纲找出问题的争论点或焦点所在，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此环节如果学生不能准确找出争诉点，教师要及时组织讨论和进行补充，必要时给予提示和有效引导。

4. 引导学生分析、讨论

一方面，让不同的学生就每一个争论点发表意见，有理有据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建议，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学生主动发言，教师可点名让学生在其提示或引导下回答问题。另一方面，在案例讨论过程中，教师要针对学生的讨论不断追问，以引导讨论的深入。有时学生回答错误，教师不要急于表态，而是按照学生的思路引其深入，层层递进，得出的结论使学生自己认识到错误。同时也可以追问一些与案情相关但和案件处理无关的问题，以进一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5. 点评总结

篇3

1新形势下决定了“原理”课推进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对“原理”课的教学更多的是采用灌输的教学模式。与其他三门公共政治理论课相比，它是对基本原理的阐发和系统传授，因而理论性更强，因此，在多年的教学改革中，教师在教学中仍然是遵守传统的“理论”必须通过灌输才能帮助学生掌握的观念，对推开实施教师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研讨的研究性教学存有顾虑，唯恐教学中“出乱子”，学生对基本原理“生质疑”。在教学方法改革创新上一直裹足不前。实践表明，在新的形势下，固守这种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不思改革创新，就难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也难以实现课程教学的目标。而研究性教学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协作性、实践性[2]的特点，要求“原理”课在实施研究性教学中力求做到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现实为相结合，以问题导向为切入口，以教师教学设计方案为纲领，以教师讲授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研讨为基本教学方式，结合社会实际和思想实际，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原理及在当代的新发展，提高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充分体现课程的双重属性。通过研究性教学，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研讨的积极性，可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实现“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教学的效果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因此，在“原理”课大胆开展研究性教学，努力探索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实现课堂高于教材、学生享受教学过程的目标，必将改变“原理”课原有的教学状况，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整体实效性。

2“原理”课研究性教学方法举要

“原理”课积极推进研究性教学，目的是要调动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互动，使较为抽象的理论与鲜活的现实相结合，体现基本原理的生命力、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研究性教学的方法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可采用不同的方法，典型的教学方法一般包括“案例教学、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等[3]。根据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推进研究性教学的趋势“，原理”课研究性教学可综合采取以下方法。

2.1问题导入法

问题导入法是紧密结合学生思想实际、社会实际和社会热点问题，一般以学生比较关注或感到困惑的问题作为切入口，提出问题，由学生进行思考、讨论后进行回答，最后由教师给予正确答案的教学方法。运用此教学方法，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并尽可能让学生将思想充分表达出来，对于学生的模糊认识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不是急于批评，而是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所阐发的基本原理，结合学生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得出正确的结论。问题导入法要取得成效，关键在于教师问题的设计要有普遍性、现实性和针对性，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能引发学生的思考，调动学生自觉自主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从而使教学活动变得生动有趣，使抽象的书本知识易于被学生理解，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这一方法，对于“原理”课有着特殊的作用，因为该课程主要阐述基本原理，如就教师在讲台上灌输，显得空洞抽象，不易被学生接受。而通过问题导入法，可使抽象的理论与丰富的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基本理论的魅力。

2.2视频教学法

视频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选取相关的教学视频，在播放前教师明确主题，在结束后组织学生结合相关原理进行讨论的一种直观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一般在讲授相关原理后采用，可以帮助学生较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巩固所学基本原理和知识。“原理”课可选择的教学视频资源丰富，如导论部分可选取“的诞生”，哲学部分关于认识部分可论选取大学生辩论赛视频“真理越辩越明”，经济学部分结合劳动价值论可选取中央电视台的财经节目“财富人生”，结合剩余价值理论可选取中央电视台的“赢在中国”，资本积累、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可选取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跌倒的巨人能否站起———史玉柱”，帝国主义部分结合垄断的产生、发展与本质，可选取中央电视台的世界历史节目“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等，教学实践证明，视频教学法能使学生能结合基本原理与视频资料引起思考，从而使理论教学与历史、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并有效解决教学内容多和课时不足的矛盾，提高教学效果。

2.3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最常用的教学方法，在一般的课程教学中都会采用。在“原理”课中运用此方法，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和需学生把握的基本原理，精心选择相关案例，并通过提供相关的背景资料，进行讨论方案设计，也可与视频教学法结合应用，借助教学视频案例，由学生进行讨论，或以小论文的形式，通过运用相关原理进行分析研讨。案例教学法的目的在于通过案例的讨论与分析，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视角，强化学生对基本原理的掌握和理解，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为了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的精髓，可选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在吴仁宝书记的带领下全体村民努力奋斗实现共同富裕的典型案例，华西村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把的基本原理和本地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是认识论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统一、是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生动体现。

2.4辩论法

辩论法在研究性教学中的运用并取得成效，辩题的选择和设计是关键，掌控辩论过程，并加以指导和合理组织是保证。“原理”课研究性教学采用此方法，对于学生科学全面掌握教学内容中的相关基本原理和理论有着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具体方法上，可视教学班的组合方式而定，如果是合班上课，可以自然班为单位组成正方反方，如是自然班上班，则可以小组为单位组成正方反方，评委可由教师、助教、或学生代表担当。通过辩论双方的发言和总结，由评委打分。打分不是目的，关键是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结合学生在辩论中表达的认识和思想实际，给予正确的引导并得出科学的结论。这种方法，要求学生在课前查阅大量的资料和自学相关原著，并结合教材内容撰写发言提纲，因而，有利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高思维和应变能力，深化对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的把握，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2.5学生讲课、教师总结提高法

篇4

2010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百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国艺术学学会年会在上海大学顺利召开。会议共收到近百篇论文，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研讨会借势2010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提出“艺术让城市更美好”的主题，紧密联系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议围绕这一主题，将内容分为“创新：艺术学建设”、“展望：艺术与城市”、“意义：技术与艺术”、“价值：艺术产业”、“跨越：传统与现代”、“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论坛”等专题版块分组展开讨论，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大会开幕式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全国艺术学学会会长凌继尧教授，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院长金冠军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艺术百家》杂志社楚小庆主编等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词。开幕式之后，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教授作了题为《艺术学现在的地位与现状》的发言，他说这涉及到大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并且很佩服这次会议定的主题：艺术让城市更美好，世博会集中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智慧，它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符合逻辑的推论是艺术让生活更美好，更证明了艺术学的地位，人们生活的质量如何是由美来衡量的。他认为伴随着人类自然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人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由于一味的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个体轻群体，造成了人类的人文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的滑坡。正因为如此我们要重视文化创意，创意之一根本上就是要加大文化的投入来储存人类调控失衡了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但由于我们对艺术学学科建设、地位、作用的认识不到位，我们常常发生误读。因此我们要精心营造一种艺术人文得到提高的环境，更不要贬低艺术学的地位，要创造“有思想的艺术和有艺术的思想”。

武汉大学教授刘纲纪先生作了题为《大力发展艺术学》的报告，他分析了艺术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当前的现状以及对艺术学在未来的展望，尤其是世博会期间对艺术与城市关系的探讨，他希望中国的艺术学能够健康蓬勃地发展起来。

一、创新：艺术学建设

艺术学的学科建设的讨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本次研讨会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专题的讨论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艺术学学会会长、东南大学凌继尧教授提纲挈领地指出了在艺术学学科发展迅速的今天，更应当重视艺术批评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并且在论述中提到对艺术批评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是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的需要。《艺术百家》杂志社楚小庆主编全面论述了艺术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两大一新”、“四位一体”的社会发展现状，明确提出了艺术学相对整个艺术门类可以承担也必须承担的对整个社会的引领作用。楚小庆特别强调，艺术学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做到这些，艺术学就真正发挥了其自身在当代叶1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上海大学蓝凡教授在艺术学跨学科的研究中以《电影美学与美学电影的缝隙和粘合》为题，首先将作为艺术学二级学科的电影学做了概念层次上的厘清，接着指出了电影美学并不是电影学的一部分，而是哲学的一部分，继而指出电影美学是哲学中的电影艺术问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梁玖教授则非常有创建性地提出了“城市艺术学”的概念。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甘锋博士则细致讨论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学科本体是以理性本体与实践本体相结合的，以揭示艺术活动规律，创造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世界为目的的，而学科本性则是其科学性和人文性。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沈亚丹副教授提出了技术时代艺术学研究中存在的强调实证性以便为艺术学和美学划界，而存在的实证主义倾向、及盲目的实证主义也将会给中国艺术学研究带来困境。

二、展望：艺术与城市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艺术让城市更美好”，在“展望：艺术与城市”这一专题中，与会代表们都将讨沦的重心放在了艺术与城市的关系上，提出很多颇有创见的论题。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施旭升教授以上海世博园区“宝钢大舞台”门前一尊《城市意象》的雕塑为切入口，提出一系列与城市意象和诗意栖居有关的深层思考，指出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文明危机和现代城市文明的任务是如何重返“诗意的栖居”。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教授则紧紧围绕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展开讨论，并结合本届年会的主题“艺术让城市更美好”提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艺术，更好的生活”的新主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任也韵副教授则细致地做了关于“北京城市环境音乐调查问卷”的分析报告，并指出环境音乐的随性理论通过反控制、松散创作观念和方式实现环境音乐广泛适应性要求，从而达到满足各种人群需求，符合各种环境功能的目的。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系杨道圣教授精妙地分析了艺术家与大都市之间的关系，指出了都市为艺术家提供生存空间，而艺术家则为大都市创造文化资本。北京语言大学尹成君教授则提出人文视野下城市审美文化的建构问题，认为应该从城市的文化走向文化的城市。中国戏曲学院刘三平副教授则深入探讨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和交往方式，指出城市生活中同样可以体味自然，当下即是云水，庙堂即是山林。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马卫星副教授以《传奇神韵，法到自然――艺术，将城市打扮的更美好》为题目，指出艺术可以铸造炫亮的城市名片，同时谱写和谐的城市环境并导演着城市文明的进化。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潘薇老师提出高校校园规划建设对城市特色彰显和对城市产业发展的拉动以及对实现城市社会资源共享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山东艺术学院文化管理学院院长田川流教授深入讨论了艺术与城市文化精神的传承，指出艺术是城市文化最具核心影响力的文化构成，传承城市文化精神，必须正视当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现象和同质化现象。而人们高度的文化自觉，科学地推进城市文化进程则显得非常必要。济南大学艺术学院韩波博士提出城市化衍生的负面效应是人与自然的疏离、情感交往的危机、社会问题的增多和不可持续性，而公共空间的景观建构思路是总体性设计、人性化设计、多学科参与景观建构和汲取艺术语汇。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刘维东副教授则以我国省会城市火车站站名呈现方式的考察和思考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城市名片”的文字表现，这是一个潜移默化、在大众中形成的集体认知。河北大学田野副教授对城市景观的发展方向做了一番论述，指出城市基础生态系统的设计是城市景观发展的根本，城市景观是文化的反映，是文化的精神表征。 河北大学史爱兵副教授则以《城市艺术化和人生境界》为题目，细致地探讨了城市、人、艺术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河南大学贾涛教授把目光放在我国中西部中小城镇，并指出在中小城镇的建设发展之际，具有艺术观念和前瞻性审美意识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意义。

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卢志红教授以广西南宁市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为模板，研究探讨了城市形象的塑造问题，认为在不断吸收、融汇、积聚文化的过程中，强调了在本地民众中大力宣传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义，并着力寻找南宁市历史亮点的壮族文化遗产，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形象。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刘健教授深入探讨了艺术的审美功能对和谐人格形成的意义。杭州师范大学李荣有教授以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为题，对不同时期的艺术与生活关系作了全面梳理并探讨了艺术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郑立君副教授搜集了详细的资料分析了近代世博会上中国参展艺术设计品类和设计获奖情况，提出了世博会在近代中外艺术设计传播与交流和促进近代中国西安的艺术设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休闲系古兰丹姆教授通过展示世博演出的盛况，提出了同一世界，同一舞台的美好展望。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王谦博士分别以城市中的“技”与“艺”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试图去挖掘它们的本质，另一方面去探索城市发展与“技术”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夏燕靖教授从城市雕塑与城市环境的有机塑造人手，提出作为“公共艺术”的城市雕塑具有历史性、人文性、地域性、时代性、纪念性和景观性的意义。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尹文教授对比了古代城市的权力特征和现代城市的民生问题，同时对比了现代文明社会中迅速发展的城市和变化中的乡村，指出了现代中国城市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并论述了艺术如何使城乡人民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长北教授以其特有的激情，阐述了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观点，发人深省。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张敏教授基于上海世博会文化理念，探讨了艺术与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他提出了走向世界是艺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发展有赖于文化多样化和美的文化理念。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林少雄教授以《博物馆的功能与艺术的观念》为题，介绍了作为城市艺术公共会展场所的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同时有创意地提出了博物馆给艺术带来的变化和艺术品观赏与接收方式的变化。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曲春景教授论述了哪些艺术可以让哪些人生活更美好的问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刘海波教授以上海方言节目《新老娘舅》的问卷调查情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指出观众的上海印象受到《新老娘舅》节目的影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赵伟平教授论述了视觉、环境与书画创作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朱恒夫教授则较为深入地论述了现代城市艺术的功能。

三、意义：技术与艺术

在艺术学领域，技术与艺术一直是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池瑜教授深入讨论了绘画中的科学，指出绘画同样也是人们探讨自然奥秘，进行空间、时间、数学等研究的直观手段之一，从绘画中我们看到了艺术与科学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启发，二者相得益彰。鲁迅美术学院文化传播与管理系主任张伟教授深入讨论了艺术与科学的文化共生性和互动性问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教授深入探索了现代技术变革与艺术观念的变化。西安文理学院郭萌副教授通过分析日本现代艺术家野村仁《变化中的象――时间・场所・身体》的大型艺术创作活动回顾展的部分展品，探讨了技术、艺术、自然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陈宗花副教授分析研究了现代技术手段对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影响。

四、价值：艺术产业

有关艺术和产业的关系问题也一直是专家学者的讨论焦点之一。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郭必恒副教授分析研究了中国艺术的对外推广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对外推广策略。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韦玲娜教授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例，论述了广西现代节庆文化品牌的营销策略。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黄永健教授提出了艺术价值解构中艺术原创的价值所在，论述了艺术原创与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关系以及艺术原创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陶思炎教授以民俗艺术为出发点，深入且细致地讨论其产业化道路。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张中波博士从艺术创意产业的角度出发，对山水实景演出的独特创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倪进副教授从艺术品证券、艺术品信托所、艺术品保险三个方面出发，提出发展中国艺术金融市场是中国艺术品与资本对接所作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艺术品市场金融化也是改变当前艺术品市场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金丹元教授对于当下中国艺术产业政策滞后性提出了几点思考。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石川教授从关于中国电影是否施行分级制的讨论热点出发，提出了中国电影分众化市场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电影市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聂伟教授就上海电影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从历史与现代两个层面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河北大学刘桂荣副教授探讨了数字艺术创意产业与传统民间艺术的相融合的形式――民间艺术数字博物馆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性发展的作用，同时又指出民间艺术动漫产业化、数字游戏化和数字交互艺术的发展对民间传统艺术的启示。

五、跨越：传统与现代

在“跨越：传统与现代”专题的讨论中，中国艺术研究图书馆数据中心孙晓霞博士对民众艺术概念做了限定，并梳理了艺术语境的基本结构和民众艺术活动的语境结构特征，并指出民众艺术对发展城市文化的多重意义。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张玉安博士从央视水墨创意《相信品牌的力量》谈开，论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汇和融通。山东艺术学院科研处处长李丕宇教授通过分析当代艺术生存环境的变化，探讨通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传媒策略，指出艺术传播与艺术引导应该注意的问题。太原科技大学艺术系伊宝副教授、史宏蕾副教授对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五瘟神”的医学文化精神和图像进行了精心细致的考辨。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张婷婷博士将南戏置于巴赫金文本理论视域之下进行讨论研究，指出了社会公共空间与南戏狂欢精神的密切关系。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刘凯博士通过对艺术发展的时代趋向的研究，指出艺术的通俗化与城市生活和城市生活的艺术化之间的关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赵晓红副教授细致全面深入地对工部局乐队的分析研究后提出其对上海的显著影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程波博士以对中国当代城市底层喜剧电影的意识形态研究为基础，将底层与喜剧的概念相结合，提出新的创见。《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徐子方教授提出中国艺术在元代完成了根本性转型，建立在世俗化和多元化基础上的元代艺术宣告了中国近古艺术时代的到来。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汪小洋教授全面论述了佛教美术的本土化艺术特征。东南大学方丽晗博士认为机械复制技术的重复性、保存性和批量性对现代艺术的观念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批量性”作用于部分设计艺术，并促成了“时尚”概念的形成。

六、新论：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论坛

在这一专题中，来自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和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硕士、博士生和博士后各抒己见，表达了自己对于艺术和城市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