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制度范文
时间:2023-10-10 17:27:2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管理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社会管理;制度构建;主体性;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6)01-0006-05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由于人类能力的有限性,为了生存下去,人类必须组成群体(社会),由此形成了不同属性的社会关系,而为了维持此种关系就需要各种制度加以规约。“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2],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制度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用于谋取有序、建设性社会关系的社会管理(对社会内各个组织、各个人之间的利益和关系的调节)[3]手段。
一、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在现代社会,制度的作用日渐增强,但人们大多对制度构建采取庸俗实用主义态度,认为制度只要能够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难题就足矣,根本不必深究制度构建背后的核心理念。对这些终极内容的忽视,很可能导致我们制定出来的制度只是权宜之计,很难树立制度的威望,更遑论制度信任。对于社会管理过程中引入制度构建的证明,需要在对制度以及制度构建进行界说的基础上,主要从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管理效率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对于“制度”概念的界定,由于论者通常居于各自的立场和视野,很难达成一个公认的定义。恰如曼海姆在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所说:“我们先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样的词或同样的概念,当处境不同的人使用它时,就指很不相同的东西。”[4]人们赋予了“制度”的外延以非常广泛的意义。如有些经济学者把其理解为规则体系,有些社会学者把其理解为具有“机构”的含义等。制度其实是一个既古老又永恒的话题。谈及古老的原因是制度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谈及永恒在于人类所创造并制约着人类的制度一直处于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借助特定制度来完成社会交往的,在制度的预设下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同时以此决定自身的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可控制的稳定状态中。制度由此对人的行为形成了某种激励,与既有制度相符合的行为受到赞赏和模仿,这又进一步强化制度对人的积极引导作用。随着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制度会经历一个从适用到不适用的过程。当某项制度被认为不适用甚至违法了正义理念时,人们就会选择不遵从该制度,更有甚者去破坏它,当破坏该制度的人和事多了,该制度就形同虚设,最后名存实亡,围绕制度的变革就开始了。有关制度形成的学说,学者们一般持构建论和演进论两种观点。演进论者认为制度是通过长期的、无意识的演化而自动形成的。构建论又可分为自由主义的构建论和权威主义的构建论:前者认为制度是在人们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意愿支配下通过理性计算而有意识建构成的;后者相信制度是通过权威机构或者社会精英阶层设计并颁布而成的。但近些年来,构建论和演进论出现了调和的趋势:制度的出现是演进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审时度势的人为设计结果,也可以说制度是在构建和演进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这也是本文所持的观点。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来分析制度构建的问题。作为经济学中一对范畴,均衡与不均衡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对立变量相等的均等状态,此即为‘变量均衡’,对立变量不相等,即为‘变量非均衡’;二是指对立势力中的任何一方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的均势状态,此即为‘行为均衡’,相反则为‘行为非均衡’”[5]。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学领域,制度均衡还可以与主体的价值判断相联系,这样就可以增加主体满意与否这一要素。如果主体对制度感到满意,就会达到制度均衡状态,反之,就是制度非均衡状态。在制度均衡的状态下,主动接受该制度的社会成员更多,从而使社会关系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相反,在制度非均衡状态下,社会成员就会反对既有制度,尝试进行新的制度建构。要达到主体满意的制度均衡状态,应该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不能激起公愤,所定制度不明显违背既有的基本价值观;二是不能直接侵害个体利益,不能因实施某一制度而导致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剥夺。这两方面条件是相互依存、彼此增益的。一般情况下,制度非均衡状态是经常存在的,制度均衡状态是暂时性的。制度构建的实质就是从非均衡到均衡状态的不断转变的过程,即从一个不完善的层次向比较完善的层次递进的过程。总之,制度构建是自然演进与主体理性的统一。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内部正式规定的,具有比较稳定的相互关系形式。对社会结构做出直接关注的是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迪尔凯姆,他力图解释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不同及其原因,由此提出了社会结构的概念。他依据社会分工和集体意识把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管理学上最早注意到组织结构意义的是社会关系学派。美国社会学家梅奥在20世纪20-30年代进行霍桑实验过程中认识到,所有正式组织都含有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它对组织成员的影响甚至比正式组织还要大。20世纪70年代以后,组织结构理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先后产生了组织符号主义、组织文化理论等,其中社会学为组织结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如汉南(Hannan)和弗瑞曼(Freeman)提出了总体生态理论,认为单个组织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整并不是组织变革的主要机制,遵循的是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的过程。简言之,一个组织被一个新的组织所代替的主要条件就是该组织在总体水平上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迈耶尔(Meyer)、罗万(Rowan)和祖克尔(Zucker)主张,组织结构主要不是由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的客观需求决定,而是迎合更大社会范围的团体关于组织形式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理性的看法的产物。帕弗尔(Pfeffer)和沙兰西克(Salancik)的资源依赖理论指出,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存活目标,就是要想办法减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供应组织的依赖程度,并且寻求一个可以影响这些供应组织之关键资源能够稳定掌握的方法[6]。上述三个理论都强调了组织环境是组织结构的主要决定力量,认为灵活的结构形式及其制度构建更能适应组织环境的变化。对于社会管理来说也是如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现代法制社会的逐渐完善,组织面临着诸多突变的环境和内部分歧,结构的优化迫在眉睫。由于社会的组织结构由处于不同水平的各级组织构成,它们之间会存在竞争及其相应的冲突。要保证社会的总体秩序,就要有获得有效执行的制度,确立起超越各个具体组织结构的客观权威。将制度构建引入社会管理还与效率有关。效率(efficiency)概念最初来自经济学。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说:“效率意味着不存在浪费”,即“当经济在不减少一种物品的生产的情况下,就不能增加另一种物品的生产时,它的运行便是有效率的”[7]。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Pareto)曾把效率定义为:“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在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尽管帕累托确实使用了“最优”这个词,它实际是效率的一个定义,因为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仅在有限意义上是好的,即不能使每个人的情况都比初始情况好[8]。从社会管理意义上说,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指现有生产资源与它们为人类所提供的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这里产出或收益是指能够为人们提供满足的有用物品。对于制度构建所追求的效率,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广义上,制度构建的效率即制度的社会经济效率,主要依靠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获得最大的收益;狭义上,制度构建的效率主要指通过制度本身的设计与实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本文主要依从狭义的理解,制度构建的效率除了受制于组织结构因素,还有制度构建的管理因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已经把追求效率作为普遍性社会价值追求。自从亚当•斯密(AdamSmith)提出社会分工以来,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现代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极高效率已经得到了确凿事实的证明。但复杂的分工体系以及精密分工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给人类带来烦恼,解决之道就是进行制度构建,即对不同的行业及不同工种制定不同的专业标准,这些标准是公开透明的,从而使处于不同行业和工种的人接受同一专业标准。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快,加深了专业标准的通用性,时下国人经常讲到的“与国际接轨”,其实就是接受并适应这些专业标准。
二、制度构建的主体性
谁来发现社会管理的缺陷?这是与为了谁而要进行社会管理的问题直接相关。这一问题涉及了制度构建的主体问题,尊重并维护制度构建的主体性,是现代社会管理制度构建的基本道义追求。“主体”本身很难进行定义:一方面缘于主体之间具有差异性或者个性,很难给出一个整体性的普遍主体界定;另一方面缘于当我们把某一人说成是主体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把他客体化了,也可以说,当我们把主体客体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远离主体了。传统西方哲学家大多从主客二分入手,建立了对象化的语言逻辑和相应的思维模式,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不能对其自身进行反思和把握。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标志着人们对主体性把握的开始。这一命题第一次明白无误地伸张了人的“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地位。自此以后,“自我意识”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到德国古典哲学阶段具有历史意义的“自我意识”论达到了顶峰。在当代,对于主体性的理解也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有人把主体性理解为人的属性之一,也有人把社会性理解为主体性,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作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及其结构中的个体,人的属性包含了主体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三个层次,因此,人的主体性并不等于人的属性,也不同于人的社会性。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完善了现代主体性学说。主体间性范畴的讨论肇始于胡塞尔,他建立了先验主体性的现象学,“不仅要求悬置作为外在实体的人和物,而且也要求悬置心物一体的自然主体之我,将自我先验化、功能化、空灵化为一种至大无外的逻辑主体”[9]。胡塞尔把知识的根源归结为先验自我的意向性,并坚持一元主体的自明性。海德格尔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谈主体间性,试图解决人与世界的同一性,他通过“此在”和“共在”概念促使主体间性的探讨进入到本体论阶段。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主体间性理论。他将主体间性问题作为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将理性从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将语义学转变为普遍语用学,建立起了交往理性。在理论上,社会管理中制度构建的主体性表现为承认人的自由性、平等性,并将此作为制度构建的原初信念,自由和平等构成了制度构建的目的性价值。依据李普森的观点,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冲突,自由主要是指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看待别人的观点,即主体性;平等是指在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自由对制度构建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参与制度构建的主体必须具有意志自由,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即他们参与制度构建活动是出于自主意志的选择。意志自由的有无也是确认所进行的制度构建是否合乎道德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制度构建中的自由是一种历史的、现实的自由,即任何主体的自由都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表现的。制度构建的主体都自觉服从按照一定程序颁布的和经自己意愿所认可的制度。此时他就成为自我立法的主人。英国政治哲学家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类。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觉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这种自由是“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处于“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在主体之间的交往中,如果限制来自于某种专制的情况,那么主体自由就无从谈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体自由能否实现必须假设主体自由有可能被侵犯,在此过程中就需要制度构建起到规约的作用。在社会管理中,每一个体都应获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和承认,如果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应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权利的获得。保障主体权利实现的制度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的发展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紧密相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较早阶段,由于人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共同规则,虽然人类生活的共同规则并不等同于制度构建的全部,但它却是制度构建中的原始根基。自从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而进入了对社会关系的依赖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逐渐被利益关系所驱使,这也是人们意识到自己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权利规范为形式的现代社会制度为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提供了保证,社会管理的制度构建更经常体现为维护主体权利。从实践的层面看,社会管理的制度构建要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提供最具有广泛性的社会行为引导。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制度构建的主体既是制度的制定者,也是制度的执行者。如果制度构建之初就没有很好地代表和体现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不仅会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而且会促成部分社会成员公然违反制度,且他们的违反能够获得人们的同情。为了使制度的制定者不能预设某些有利于自己阶层或自己的制度,制度构建过程要保持开放、透明,即适度的放权,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参与到制度构建当中。尽量把制度构建的权力下放到基层社会群体,不仅可以有效增加社会管理的幅度,而且还可以降低社会管理的层级,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
三、制度构建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阿罗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10]不过学界倾向于采纳科斯(Coase,R.H.)在《企业性质》一文中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科斯认为市场上每发生一笔交易时必须对一些问题进行探询、谈判签约和监督交易的履行等,这些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果成本超过收益就有可能使交易失败。目前,交易成本的概念已经突破经济学领域渗透到其他多学科的研究当中。通俗地说,交易费用就是达成一笔交易所要花费的成本,包括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也可以称为交易成本。在社会管理中,公民之间的交往是有成本的,如果这些成本过高,就会阻碍甚至导致社会管理目标无法实现。对于制度构建的成本构成,可以借助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做法将其分成如下两个方面:事前的交易成本,如签约、谈判、保障契约等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如契约不能适应所导致的成本、两方调整适应不良的谈判成本、建构及营运的成本、约束成本等。那么,影响社会管理中的交易成本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成员是否恪尽义务,节省监督、信息收集等方面的成本;其二是制度是否完备,减少搭便车现象和道德风险的盛行。制度成本不同于交易成本,只有当交易具有可预期性,并且频繁进行时才能形成稳定的制度,此时交易成本就转化为制度成本。社会管理中的交易成本并非只是主体之间一次交往活动所发生的成本。在现实的交往活动中,主体之间的交往是趋向于无穷多次的,并且很多社会交往本身就具有重复性和反复性,这就需要有效制度的规约,此外,服从制度就构成了社会成员的基本义务,多数社会成员自觉履行义务就可以降低制度执行的成本。制度构建成本是一个动态的概数,因为任何制度从诞生到变迁或消亡的整个过程中都会产生成本,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社会成本。制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耗费人们精力、财力与物力,即制度的形成成本。同样,制度执行成本、制度监督成本、制度变迁成本都是存在的,并且各成本之间也互相制约。如果说集权制度减少了制度的形成成本,可能会增加制度的执行成本;民主制度构建虽然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但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就会变少。为此,社会管理中制度构建应该考量制度成本,在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制度构建的交易成本。谁来承担制度构建的成本?多数情况下是制度所涉及的人群,但很多时候与制度并无直接关联的人群也不得不承担了制度构建的成本,后一类情况就是外部性现象,即制度构建过程对并无直接关联第三方的影响。所谓外部性是指主体活动结果对第三方有益或有害的影响,有益的是正外部性,有害的是负外部性。负外部性是不利于社会管理的,克服负外部性的方法就是通过制度构建来防止和避免此类问题的再现。人们应当在制度构建过程中认真考虑谁是其利益的直接关联者,谁是其利益的间接关联者,并明确两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制度面对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是否能被他们所接受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这根本上取决于制度本身与人们实际生活、与社会成员的内在契合度。制度不仅能防止人们犯类似的错误,而且还是节约成本的一种方式,为此制度构建的过程要落实到可操作性上。假如人们不去关注制度构建的成本,所制定出的制度不仅因维护成本太高难以持久,还可能造成制度效益的下降,使制度失去生存的现实意义。在进行社会管理的制度构建时,必须依据制度效益指标,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确定不同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如果制度构建会使大部分人比原来状态更好而另一小部分人的状态也没有变坏,再通过状态好的人帮助状态没有变坏的人,实现大家都能从中获得良好的效益。在经济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社会管理事务和边界的扩展给社会管理的制度构建提出了挑战,社会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应把主要精力放到关键的事情上,把部分制度构建的权利划给基层民众,在提高社会管理可行性的同时,还能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增强社会成员对社会目标的高度认同,以利于社会管理自我秩序的生成。总之,作为社会管理逻辑起点的个人是生活在制度在先的群体性场景和各种层次的人际交往关系之中,正由于制度与其个体社会成分的高度契合性,社会管理目标的达成必须在贯彻社会责任的立场上,随时应对组织结构的变化及其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管理专业化等因素的挑战,还要随着内外综合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相应的制度,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以便更加有利于实现社会管理的预定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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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62.
篇2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社会力量系指派、人民团体、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办学者。
本市社会力量单独或与非社会力量联合举办的向社会招生和各类学校(包括班,下同)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帮助解决办学中存在的困难。
第四条社会力量办学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保证教学质量。
第五条社会力量办学可根据各自的办学力量和条件,开办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培训、基础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大学后的继续教育以及社会文化和生活教育等。
第六条社会力量办学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学有专长并熟悉教学业务和学校管理的人员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
(二)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办学方案和教学计划;
(三)有一定数量的能胜任教学工作的专职和兼职教师;
(四)有必要的教学场所和教学设备;
(五)有办学和教学的管理制度;
(六)有正当可靠的经费来源。
第七条单位申请办学须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城镇待业人员申请办学须经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同意。离、退休人员申请办学须经原工作单位或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同意。
第八条社会力量办学在取得有关单位同意办学的文件后,应按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凡举办需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级各类学校,应按照国家或本市的学校设置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二)凡举办需国家承认技术等级的学校应向市或区、县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市或区、县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后,应抄送市或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三)举办不需国家承认学历、技术等级的学校,应向学校所在地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其中举办职业技术、法律、艺术、卫生、体育、旅游等内容(包括岗位培训)的学校,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区、县以上劳动、司法、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四)凡举办符合前项规定的各类函授、刊授、广播电视学校或已设立的学校开办符合前项规定的各类函授、刊授、广播电视班,必须向市教育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前款第(三)、(四)项规定举办的学校,经批准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发给《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第九条外省市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在本市招生或设立教学点的,应持学校所在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办学的证明文件,向市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其中需国家承认技术等级的学校,应持学校所在省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办学的证明文件,向市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方可在本市招生或办学。
第十条未取得颁发国家学历证书、技工技术等级证书资格的学校,不得自行颁发上列各类证书。学生学习结束,成绩合格,可由学校发给市教育行政部门印制的《结业证明》,注明所学专业、课程、学习时数和考试成绩,并由学校校长在《结业证明》上签章。
第十一条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其名称应体现学校的类别、层次、性质,不得采用行政区划名称命名。
第十二条凡在本市跨区、县设立分校、教学点的学校,应向其分校、教学点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变更校名、类别、层次、专业、举办单位、举办人或改变隶属关系,均须向原审批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学校的招生广告,须报经原审批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刊登、播放、张贴、邮寄。招生广告的内容必须以核准的办学范围为限。
第十四条学校可以聘请在职人员任兼课教师。应聘人员应经所在单位同意。
学校聘任教师或学校管理人员应签订聘用合同。教师的兼课报酬应按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学校办学的经费自行筹集。学校可按市有关规定向学员收取合理金额的学杂费,不得以办学为名非法牟利。
第十六条学校必须建立和健全财务制度,收费均须使用全市统一印制的专用收据。学校应定期向审批部门上报收支情况报表,接受教育、劳动、财政、银行、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十七条学校停办时应向原审批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并应在原审批部门监督下及时进行财产清理,妥善处理各项善后工作。
第十八条学校必须接受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劳动、司法、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和业务指导。学校应于每期招生开学后一个月内将开班情况、师生名册报审批部门备查。
第十九条学校应向审批部门缴纳管理费。管理费标准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市物价局制定。对为老年人、残疾人教育举办的学校,不收取管理费。
收取的管理费必须全部用于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业务指导和行政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不得移作他用。
第二十条社会力量办学接受外资或与外国组织联合在国内或国外办学,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国家举办的各类高等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学、小学等在完成规定的教育计划外,兼办各种非学历教育的培训班,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对违反本办法的,可根据不同情况,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暂停办学、吊销《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等处罚;其中属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的学校,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暂停办学等处罚。
篇3
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依据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领取社会保险登记证。
第三条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管社会保险登记。
第四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与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加强对社会保险登记的管理。
第二章登记
第五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缴费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非生产经营性单位自成立之日起30日内,应当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条例施行前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单位,应当依据条例第八条,持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证件和资料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条例施行前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单位,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补办社会保险登记。
第六条社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
缴费单位具有异地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一般应当作为独立的缴费单位,向其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单独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跨地区的缴费单位,其社会保险登记地由相关地区协商确定。意见不一致时,由上一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登记地。
第七条缴费单位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时,应当填写社会保险登记表,并出示以下证件和资料:
(一)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
(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有关证件、资料。
第八条对缴费单位填报的社会保险登记表、提供的证件和资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即时受理,并在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
第三章变更登记
第九条缴费单位的以下社会保险登记事项之一发生变更时,应当依法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变更社会保险登记:
(一)单位名称;
(二)住所或地址;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四)单位类型;
(五)组织机构统一代码;
(六)主管部门;
(七)隶属关系;
(八)开户银行帐号;
(九)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缴费单位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有关机关批准或宣布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下列证件和资料到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社会保险登记:
(一)变更社会保险登记申请书;
(二)工商变更登记表和工商执照或有关机关批准或宣布变更证明;
(三)社会保险登记证;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一条申请变更登记单位提交材料齐全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给社会保险变更登记表,并由申请变更登记单位依法如实填写,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归入缴费单位社会保险登记档案。
社会保险变更登记的内容涉及社会保险登记证件的内容需作更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收回原社会保险登记证,并按更改后的内容,重新核发社会保险登记证。
第四章注销登记
第十二条缴费单位发生解散、破产、撤销、合并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社会保险缴费义务时,应当及时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
第十三条缴费单位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缴费单位,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布终止之日起30日内,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
缴费单位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30日内,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四条缴费单位因住所变动或生产、经营地址变动而涉及改变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的,应当自上述变动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并向迁达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第十五条缴费单位在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前,应当结清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
缴费单位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时,应当提交注销社会保险登记申请、法律文书或其他有关注销文件,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手续,缴销社会保险登记证件。
第五章登记证件
第十六条社会保险登记证的样式由劳动和社会保险部制定。社会保险登记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统一印制,必要时可印制副本。
第十七条社会保险登记证号冠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标识,并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编码。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编码表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第十八条社会保险登记证由缴费单位保管。缴费单位在办理招聘和辞退职工手续时应当出示社会保险登记证。
第十九条社会保险登记表、登记证填写的相关内容应当真实并且一致。
第二十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已核发的社会保险登记证件,实行定期验证和换证制度。缴费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验证或换证手续。
篇4
法律是群众利益诉求反映的底线,检察工作离不开群众利益诉求基础。探索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已成为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任务和重要途径。
一、健全群众利益诉求沟通表达机制
检察工作的人民性,要求我们始终关注群众利益诉求,努力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把群众利益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有效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能够引导群众通过法定的、理性的渠道有序表达自己的意愿,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先决条件。
(一)群众利益诉求征询制度
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主动开门纳谏,高度关注各类群体不同的司法需求,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的方式与途径。比如倡导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制度。听取群众利益诉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进工作。建立重大司法决策事项征询群众意见制度。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和社会热点问题,向社会公众进行通报或公示,确保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符合群众要求,符合检察工作规律。探索检察机关与社区街道信息互动制度。在社区街道设立社情民意联系点,聘请社区内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居民担任社情民意联络员,虚心听取群众的诉求;构建检察机关与媒体沟通协调制度。通过坐客网络嘉宾聊天室、网上庭审直播、网上在线解答等形式,与网民直接交流,广泛听取社情民意。
(二)涉检工作制度
涉检是案件当事人直接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保障案件质量和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对此,需要完善检察长接待制度。通过直面群众,倾听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建议,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登记备案,明确承办部门和办理期限,加强跟踪督办。探索公开听证质询制度。对于涉及重大、疑难案件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采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会各界人士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的听证和质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工作;并辅以心理咨询辅助接访制度。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干警先行接待来访人,明确来访人心理状况和具体事由,对其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安抚其情绪。必要时,还可邀请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介入,为心理咨询疏导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
(三)检务公开制度
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关键是要与社会公众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反馈机制,使公众不止是被动地“知情”,还能使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及时得到回应。所以,检察院应坚持检务制度。以检务公报、检务新闻发言人制度、检察开放日、人事任免公开等方式,主动向公众传播有关检察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法和程序、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并建立检务提供制度。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向公众提供检察相关事务的行为,当依法有权获取检务公开的公众提出获取信息的请求时,检察机关应及时予以回复,实现单向的宣告式检务公开向双向的互动型的检务公开转变。还需探索向检务公开监督员报告制度。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其他服务对象中,聘请检务公开监督员,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定期向他们通报工作情况,邀请他们视察检务公开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应构建检务公开备案制度。在各级检察机关执行检务公开过程中,向各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以利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的监督。基于信息互动的必要性,还应形成检务资源共享及滚动发展制度。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义务及时回复其他检察机关及部门为履行职能而提出的检务资源采集申请,提供申请部门需要的情况。
(四)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
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排查收集各种社会矛盾隐患信息,通过对信息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估以后,对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因素进行归纳、论证,作出预测、警示,并采取相应的消除和防范措施。
做好评估预警,有利于从源头上将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检察院需完善评估预警组织制度。制定《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实施方案》[1],明确预警责任,成立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协调解决评估预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部门确定一名评估预警工作联络员,负责及时收集、报送本部门预警信息,构建全院联动的社会矛盾评估预警格局。并要坚持社会矛盾分析排查制度。通过不定期排查矛盾、接待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对不稳定因素信息进行广泛的收集整理,提前开展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另需探索社会矛盾分级制度。在最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不立案、不批准逮捕、不、撤案、不予赔偿等环节,加强与案件当事人的沟通。根据了解和掌握群众利益诉求的轻重缓急,将社会矛盾评估案件划分为特别重大等级、重大等级和一般等级来进行预警。
(五)涉检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制度
当前,媒体、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表达民情、畅通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作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无可争辩地成为舆情矛盾相对集中的部位,涉检舆情[2]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检察机关应把舆情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努力使涉检舆情成为促进科学决策、改进检察工作的助推力量。
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建立涉检舆情采集制度。延伸舆情信息感知触角,扩大舆情信息采集范围。在社区街道的派驻检察室设立舆情信息采集点,着重关注群众反映的原始“情报”。强化涉检舆情分析甄别制度。组建涉检舆情评阅人员队伍,加强分析研判涉检舆情动向,从中发现具有倾向性、苗头性、社会性的舆情信息,为领导参谋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完善涉检舆情报送制度。实行定期上报与有事随报相结合,重点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信息报送。运用内部网络、舆情信息简报等多种载体,宣传群众关心的各项政策法规,及时反馈、报告舆情信息调处情况。
(二)矛盾化解回访制度
对矛盾当事人建立档案,记录矛盾发生的时间、地点、缘由、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处理结果等。在矛盾化解后的一段时间内,检察机关承办人要及时安排回访,了解其思想状况、生活现状、对矛盾的化解是否满意等,妥善处理遗留的其他问题,直到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回访时发现当事人思想有所波动、行为有所反弹的,要通过做思想工作、心理辅导等方式,稳定当事人情绪,从源头上遏止当事人缠访闹访的苗头。回访之后应做好回访记录,将回访情况详细记录并收入矛盾当事人档案。
(三)涉检舆情应对制度
检察机关应成立涉检网络舆情研判与处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涉检舆情的研判与处置。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重视门户网站的建立和维护,利用技术手段作为辅助工具对网络舆情进行动态监测,并过滤、整合各种信息。可在几方面下工夫:建立涉检舆情应急预警制度。加强舆情的预警和把握,由信息员对各大媒体进行定期、全面的搜索,及时开展涉检舆情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涉检网络舆情逐级报告制度。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将舆情划分等级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警机制。强化涉检舆情控制引导制度。加强正面引导,快速反应。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会、接受专访等方式,第一时间做出解答。对重大舆情要适时跟踪,及时公开事件调查、处置情况,不给滥加猜测留有空间。探索涉检舆情协调互动制度。与党委政府的信息、等部门加强联系,加强与公安网监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建立与权威报刊、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的联系平台,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涉检舆情处置评估制度。在网络舆情趋于平稳后,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反思,形成书面报告和建议,建立起有效的舆情处置评估机制,不断提升检察机关应对舆情接受监督、提高执法公信力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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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了加强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社会福利机构是指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提供养护、康复、托管服务的机构。
第三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坚持社会福利性质,保障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社会福利机构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
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社会福利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福利机构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审批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需要,制定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
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应当符合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规划和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
第七条依法成立的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以下称申办人)凡具备相应的条件,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举办社会福利机构的筹办申请。
第八条申办人申请筹办社会福利机构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申办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三)拟办社会福利机构资金来源的证明文件;
(四)拟办社会福利机构固定场所的证明文件。
申办人应当持以上材料,向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民政部门进行审批。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华侨以及国外的申办人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举办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筹办申请。并报省级人民政府外经贸部门审核。
第九条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根据当地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规划和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进行审查,作出同意筹办或者不予同意筹办的决定,并将审批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办人。
第十条经同意筹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具备开业条件时,应当向民政部门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第十一条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的机构,应当符合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下列基本标准:
(一)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必备的生活设施及室外活动场地;
(二)符合国家消防安全和卫生防疫标准,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和《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
(三)有与其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开办经费;
(四)有完善的章程,机构的名称应符合登记机关的规定和要求;
(五)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医务人员应当符合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资格条件,护理人员、工作人员应当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的健康标准。
第十二条申请领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时,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的书面报告;
(二)民政部门发给的社会福利机构筹办批准书;
(三)服务场所的所有权证明或租用合同书;
(四)建设、消防、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的验收报告或者审查意见书;
(五)验资证明及资产评估报告;
(六)机构的章程和规章制度;
(七)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的名单及有效证件的复印件以及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证明。
(八)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民政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所报文件进行审查,并根据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进行实地验收。合格的,发给《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不合格的,将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办人。
第十四条申办人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后,应当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第三章管理
第十五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与服务对象或者其家属(监护人)签定服务协议书,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社会福利机构收养孤儿或者弃婴时,应当经民政业务主管部门逐一审核批准,并签订代养协议书。
第十六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服务标准。
各项规章制度和服务标准应当张榜公布,并报民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提交本年度的工作报告和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第十八条社会福利机构中不具备上岗资格的护理人员、特教人员应当接受岗前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十九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加强财务管理,其收益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分配使用,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条社会福利机构的资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社会福利机构将其所属的固定资产租赁或者转让时,须经民政部门和登记机关同意后,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开展捐赠活动。不得接受任何带有政治性等附加条件的捐赠。
第二十二条社会福利机构在对外交往中应当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严格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社会福利机构变更章程、名称、服务项目和住所时,应当报民政部门审批。更换主要负责人,应当报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社会福利机构分立、合并或者解散,应当提前3个月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报送有关部门确认的清算报告及相关材料,并由民政部门报请当地政府对其资产进行评估和处置后,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定期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进行年度检查。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民政部门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审批和年检工作实行政务公开,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社会福利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根据情况给予警告、罚款,直至建议登记管理机关取缔或者撤销登记,并按管理权限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国家关于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侵害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
(二)未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擅自执业的;
(三)年检不合格,限期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四)进行非法集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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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依法经办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业务的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办理社会保险业务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专业性文字材料、电子文档、图表、声像等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四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管理工作,并接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由县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集中保存。
第五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和必要的设施、场所,确保档案的安全,并根据需要配备适应档案现代化管理要求的技术设备。
第六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认真落实档案保管、保密、利用、移交、鉴定、销毁等管理要求,保证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妥善保管、有序存放,严防毁损、遗失和泄密。
第七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业务过程中形成的记录、证据、依据,按照《社会保险业务材料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见附件)进行收集、整理、立卷、归档,确保归档材料的完整、安全,不得伪造、篡改。
第八条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分类应当按照社会保险业务经办的规律和特点,以方便归档整理和检索利用为原则,采用“年度—业务环节”或“年度—险种—业务环节”的方法对社会保险业务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并及时编制归档文件目录、卷内目录、案卷目录、备考表等。负责档案管理的机构应当对接收的档案材料及时进行检查、分类、整理、编号、入库保管,并及时编制索引目录。
第九条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和定期两类。定期保管期限分为10年、30年、50年、100年,各种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具体保管期限按照《社会保险业务材料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执行。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定期保管期限为最低保管期限。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保管期限,自形成之日的次年1月1日开始计算。
第十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为参保单位和参保个人提供档案信息查询服务。
第十一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对已到期的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进行鉴定。
鉴定工作应当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相关负责人、业务人员和档案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有关人员组成鉴定小组负责鉴定并提出处理意见。
鉴定中如发现业务档案保管期限划分过短,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应当重新确定保管期限。
第十二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经过鉴定可以销毁的档案,编制销毁清册,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后销毁。
未经鉴定和批准,不得销毁任何档案。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派两人以上监督销毁档案。监督人员要在销毁清册上签名,并注明销毁的方式和时间。销毁清册永久保存。
第十三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将永久保存的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
第十四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工作人员、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给参保单位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规定移交档案的;
(二)伪造、篡改、隐匿档案或者擅自销毁档案的;
(三),造成档案遗失、毁损的;
(四)违规提供、抄录档案,泄漏用人单位或者个人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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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东360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京东质量管理工作涵盖供应商准入管理、资质审查、评估,商品页面检查、商品和服务质量抽检等关键环节。其中随机抽检是常规商品质量监管手段,在这方面,京东不仅会定期抽检在售商品,还有神秘购买抽检制度,即由京东制定计划,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匿名购买商品,实施检测,并最终报告检测结果。京东长期保持和多家专业检测机构的合作,今年年初京东和国际检测机构Intertek天祥集团签署战略协议,进一步加强加大质量控制力度和深度,不断进行合作模式创新。
此次,质量观察团便参观了京东第三方质检合作机构Intertek天祥集团的天津实验室。Intertek天祥集团是全球领先的质量和安全服务机构,在超过100个国家拥有1000多家实验室和分支机构,可对包括纺织和鞋类、玩具、电子电气、食品和农产品、化妆品等各行业产品、货物和体系,进行覆盖测试、检验、认证、审核等的一系列服务,为京东商品的质检提供了保障。
在京东360度质量保障体系基础上,京东已成为“正品、品质”的代名词,并深得用户青睐。京东360度质量保障体系的内核是对假货“零容忍”,是由京东诚信、客户为先的企业文化决定的。此外,京东在自营基础上,严格管理开放平台的经营模式,则可以从源头上确保商品品质,再加之京东采销、质控、物流、售后、客服等各部门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以及多层次全方位的品质管理机制,足以确保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商品及服务。
活动现场,京东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质检专家与媒体、律师、消费者等京东质量观察大使进行了深入交流,质量观察大使们不仅切实了解了京东在商品质检把控机制、政策及环境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也先后参观了用于检测商品中所含化学成分,如是否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等的化学实验室,主要针对服装缩水、起毛起球和耐磨、拉伸强力、绳带安全等检测项的纺织品实验室,以及涵盖了玩具物理、声响测试,家具稳定性、强度测试等的轻工实验室。会后,观察团成员感叹,“看得出来,京东正以开放的心态和意识,让用户能对质检体系看得见,摸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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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帐户的设置与管理第五条,结合我县实际,分别在建行、工行、中行、农行设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失业保险基金、行政事业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等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财政专户统一由县财政局社保股管理,并按专户及基金种类分别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并开设基金征缴收入户和基金支出户。我县各经办机构根据各基金项目性质分别设立了各基金的收入户和支出户。如社保局在工行、中行、农行、建行建立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户;在工行、农行、建行建立了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户;在农行、中行、工行建立了养老、工伤、医疗支出户等。
四、收入户除向财政专户划转基金外,不得发生其他支付业务,收入户原则上月末无余额;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必须在每月终了后的7日内将基金收入户中的基金收入全额缴存财政专户,收入户除缴存财政专户外不能坐支,缴存时收入户中不得留有余额,财政部门应将缴入专户的基金及时登记入账,并在每月终了的10日内财政与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对征集、缴存、财政补贴等基金收入,财政须提供对账通知书。
五、资金拨付。各经办机构于每月上旬向县财政局填报申请书,并注明支出项目,加盖单位用款专用章,同时,附上月末支出户余额对帐单,财政部门将根据各项基金专户余额及单位用款所需审核无误后,于当月中旬将资金从财政专户拨入经办机构支出户。如遇特殊情况,经办机构可按需要随时提出申请,财政部门应根据实情立即办理,有关经办行应根据财政拨款凭证及时办理划拨手续。
六、监督与检查
1、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自觉接受劳动保障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部门以及全社会的监督。
2、县人民银行和财政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已开设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和经办机构收支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按时划转基金收入和划拨基金支出,故意压票的,按银行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撤消其社会保险基金的所有帐户。
3、县财政局要严格按《社会保障基金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办理,并自觉接受上级有关部门及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4、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定期地对经办机构收入户、支出户基金进行监督检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要对单位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截留、挤占、挪用、贪污基金;
(2)擅自增提、减免社会保险费;
(3)不按时、按规定标准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有关款项;
(4)未按时将基金收入缴存财政专户;
(5)未按时、足额将财政专户基金拨付到支出户;
(6)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七、根据赣财社字*号文件精神要求,认真做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经费预算工作。对超计划完成基金收缴任务的给予更大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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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基本内涵是,当劳动者因年老、患病、工伤、生育等原因永久地或暂时地、完全地或部分地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因失业而丧失工作机会、失去收入来源时,由国家和社会通过法律强制对其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或补偿。同时还包括处于特殊困难和赤贫状态的所有社会成员提供社会帮助和物质救济的各种福利制度。通常把社会保障界定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互助、个人储畜积累保障甚至包括住房制度等子系统。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劳动者的风险主要靠以家庭为轴心的家庭成员来帮助。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社会阶段,生产力得到发展,宗法社会被打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阶段矛盾日益尖锐,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出现转机,于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欧洲首先出现了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发展过程,正如列宁总结的:“资产阶级对工人实行社会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整个进程决定的改革”。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滥觞,当推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该《条例》经过后来的修改完善,比较全面地规定了职工在生、老、病、死、伤、残等各种风险下的保障收入标准。在三十多年的实施中,对于发展生产,保障职工基本权益,保护职工身体健康,解除职工后顾之忧,维护社会安定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经过我国几十年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党的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搞活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按照产品经济、高度计划、财政统收统支、劳动力统分统配、工资统一规定的模式设计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从1984年起,我国以社会保险为重点,在管理体制、筹资模式、覆盖范围、政策待遇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其主要的收效是初步打破了“企业保险”的格局,保障了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特别是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为整个社会保障的改革探索了经验。但是这些改革只是局部的改革,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社会保障的旧体制,因此,现行制度的弊端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定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保障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已经迟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启动和发展,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
二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呼唤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五大体系,即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法律体系。可见,社会保障体系是整个市场经济大厦中至关重要的一大支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一个能适应、保证和促进其有序运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和深化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各项改革,也必须加强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和改革。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给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又在许多环节上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相适应。第一,原有的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制度,基本上只在国有企业范围内实施,且在待遇标准上各地差别较大,而集体企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与国有企业并存发展起来的大量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及个体劳动者,却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的不统一,造成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支离破碎,客观上剥夺了劳动者平等享受《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权利,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梗阻了企业改革中分流富余人员和下岗人员再就业渠道的畅通。第二,现有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能力不强,除养老保险以外,其他社会保险基本上还没有冲破企业保障的窠臼,这种状况一方面使企业过度负债、冗员过多、停产亏损,另一方面该破产的企业难以破产,破了产的企业职工以及下岗富余职工的生活又难以保障,再就业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下优胜劣汰机制的环境条件还没有形成。第三,原来的社会保险实际上由企业负担职工的经济责任和承担管理服务职责,企业办社会现象严重。社会事务负担十分沉重,这就使得现代企业制度难以建立。第四,过去的劳动保险待遇标准都是由政府统一制度,被保险者基本不承担经济责任;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积累不足,历史的包袱依次压给后人,以往和现在的在职职工养成了依赖国家的心理。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如不早作改革,终有一天国家、企业将不堪重负,以致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五,农村人口的养老、医疗保险尚无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和途径,军人的优抚、社会贫困人员的救助、城镇人口住房问题等还缺乏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以及经济发展的相适应和配套。可见,原有社会保障制度亟待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加以健全和完善。
三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处于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启动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进入快车道。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紧紧围绕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中心环节,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改革背景和客观要求,精心谋划和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是社会保险,其中心是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和要求:
第一,覆盖范围广泛,保障功能健全。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的“安全网”,具有保障公民生存,促进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功能。在当前实施过程中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要求,并充分考虑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将不同群体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网。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职工,外资企业及其中的中方职工,机关(除国家公务员以外)、事业单位及其职工,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都应纳入政府统一组织的社会保险。当前结合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工程的实施,特别要很好地研究失业、下岗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后,社会保险的衔接问题。
国家公务人员可建立单独的社会保险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要体现与城镇劳动者的差别,不宜照搬城镇的办法。乡村所办企业的从业人员,目前可归为农村初级社会保险,以后再逐步与城镇统一的养老、工伤保险制度并轨;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社会保险,一方面应随着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承受能力的提高,在自愿基础上实行乡村互助合作型医疗、养老保险,另一方面针对这部分人在全国人口中比重最大,且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特点,应研究建立养老保险粮食银行,从粮食(食品)供应上实施社会保险统筹和社会救助的新路子。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范围实际上是主要集中在乡村工业和农村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劳动群体。所以农村养老保险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从事纯农业生产人员的保障方式和方法。
另外,还要注重对城市居民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群体的救助和军人及其家属的社会优抚工作。
只有广泛地对城市劳动者和各种社会群体实行社会保障,使他们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同时通过“大数法则”分散风险,才能有效地保障社会安全和稳定。
第二,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要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现行的社会保障项目水平缺乏国家宏观调控和科学确定,有的偏高,背离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有的偏低,没有起到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的作用。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责任既要充分发挥,同时又不是无限的,作为刚性的基本保障待遇,国家只能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举办补充养老、医疗保险,劳动者个人也可以开展个人储蓄性保险和参加商业保险。以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三个层次,构成我国社会保险的三大支柱。
第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结合。这条原则在社会保险项目上要得到充分体现。比如除工伤、生育保险依照法理及国家惯例不应由个人缴费外,其他社会保险项目均应在企业和劳动者履行了缴费义务的前提下,享有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社会保险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其主导的原则是追求公平。但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将激励机制引入社会保险领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救济、优抚和部分社会福利事业主要体现公平,由政府供给和组织,符合条件者可以无偿享受。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相比具有明显的效率体现,这主要表现在大部分项目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负担费用,做到既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又要与个人缴费多少挂钩,体现多劳多得,激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现行的养老、医疗保险等项目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以社会统筹方式满足劳动者最基本的保障需求。
以个人账户形式体现劳动贡献,缴费多少不同的劳动者在保障水平上的适当差别,正是效率与公平的结合。这一机制的引进,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险费的来源,鼓励劳动者多做贡献,有助于培养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意识。
第四,实现统一规范和法制化管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局部试点的基础上,要注重适时总结经验,形成规范的制度并及时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确立,否则将会影响改革的进程。在社会保障方面,目前亟待统一的:一是基本制度,如养老保险改革方案的全国统一问题、医疗保险改革模式问题等;二是管理体制的统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以避免相互挈肘、相互扯皮的现象;三是业务流程、技术规范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运作有序,有法可依。
第五,实行管理服务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机制障碍在于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要还企业高度的自主经营权,将企业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篇10
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依据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的社会保险登记,领取社会保险登记证。
第三条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管社会保险登记。
第四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与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加强对社会保险登记的管理。
第二章登记
第五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缴费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非生产经营性单位自成立之日起30日内,应当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条例施前行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单位,应当依据条例第八条,持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证件和资料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条例施行前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单位,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补办社会保险登记。
第六条社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缴费单位具有异地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一般应当作为独立的缴费单位,向其所在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单独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跨地区的缴费单位,其社会保险登记地由相关地区协商确定。意见不一致时,由上一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登记地。
第七条缴费单位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时,应当填写社会保险登记表,并出示以下证件和资料;
(一)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
(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有关证件、资料。
第八条对缴费单位填报的社会保险登记表、提供的证件和资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即时受理,并在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
第三章变更登记
第九条缴费单位的以下社会保险登记事项之一发生变更时,应当依法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变更社会保险登记:
(一)单位名称;
(二)住所或地址: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四)单位类型;
(五)组织机构统一代码;
(六)主管部门;
(七)录属部门;
(八)开户银行帐号;
(九)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缴费单位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有关机关批准或宣布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下列证件和资料到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社会保险登记:
(一)变更社会保险登记申请书;
(二)工商变更登记表和工商执照或有关机关批准或宣布变更证明;
(三)社会保险登记证;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一条申请变更登记单位提交材料齐全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给社会保险变更登记表,并由申请变更登记单位依法如实填写,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归入缴费单位社会保险登记档案。
社会保险变更登记的内容涉及社会保险登记证件的内容需作更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收回原社会保险登记证,并按更改后的内容,重新核发社会保险登记。
第四章注销登记
第十二条缴费单位发生解散、破产、撤销、合并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社会保险缴费义务时,应时及时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
第十三条缴费单位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之昌起30日内,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社会登记的缴费单位,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布终止之日起30日内,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
缴费单位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30日内,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四条缴费单位因住所变动或生产、经营地址变动而涉及改变社会保险登记机构的,应当自上述变动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构办理注销保险登记,并向迁达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第十五条缴费单位在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前,应当结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
缴费单位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时,应当提交注销社会保险登记申请、法律文书或其他有关注销文件,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手续,缴销社会保险登记证件。
第十六条社会保险登记证的样式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社会保险登记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统一印制,必要时可印制副本。
第十七条社会保险登记证号冠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标识,并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编码。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区编码表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第十八条社会保险登记证由缴费单位保管。缴费单位在办理招聘和辞退职工手续时应当出示社会保险登记证。
第十九条社会保险登记表、登记证填写的相关内容应当真实并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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