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自然属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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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管理学；学科属性；元管理学；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9-0052-07

一、“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世纪争论

(一)问题的缘起

2007年《管理学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文中提出了“有没有普适的管理学?”的疑问，考证了一些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名词如“管理学与管理科学”、“管理学与一般管理学”、“指导性与实践性”、“管理文化与管理组织”、“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结果发现这些关乎管理学学科结构的基础性概念几乎都没有定论。在文章的结语部分，作者指出，这些疑惑对于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会有什么特点?管理学的学科结构与“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是怎样的关系?在“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历史进程中，学科结构值得研究吗?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学部刘人怀院士(2009)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基本架构也提出了19个具有普遍性问题，包括：“为什么要对管理、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讨”、“什么是管理科学，管理科学与管理学是什么关系”、“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活动什么是管理工作什么是管理者”等。

事实上，关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的学派强调管理学的科学属性，有的学派强调管理学的人文艺术属性。泰勒认为，管理学主要研究如何通过科学的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泰勒由此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较早明确提出对“管理科学”持不同意见的是利昂・普拉特・奥尔福德(1877～1942)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丘奇。奥尔福德和丘奇(1912)认为，泰勒方法的缺点是“以精心设计的机制或制度”取代了领导艺术，他们认为泰勒的所谓“科学管理”过于机械，他们对“科学管理”一词表示遗憾，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科学，而不是管理的艺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认为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他指出“我们对已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奋……正在朝着创造活力的管理科学和基于科学的艺术迈进”。

不仅如此，有关管理学学科属性之争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管理学究竟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管理学是否具有普适性?丹宁布灵(Dannenbring)(1981)等认为，管理学需要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管理者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尽管管理科学可能不如物理学那样精确，但这并不构成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性区别，管理学应追求其普适性，能够运用数学语言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管理学知识体系目前缺乏统一性，这只表明管理学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每一学科的初始阶段都会表现出这种特征。惠特利(Whitely)(1984)则认为，管理学与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不同，管理学是一门实践导向的社会科学，社会实在不同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包含着更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管理学应重视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作用，应走出过分数学化的误区。林羲(2006)认为，自然科学注重的是发现研究客体的因果律，因此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预测性与普遍适用性；而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社会科学不仅很难在严格意义上重复进行，更使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受到挑战。彭贺(2009)和郭毅(2010)认为，管理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必然包括普适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显然这一论断也是基于管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的。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存在地方性知识。

自泰勒1881年开始著名的“工时研究”创立现代管理学，有关管理学学科属性的定义与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管理学学科属性问题成为跨越三个世纪的难题。

(二)对“管理学学科属性”研究的传统路径――从“管理现象”到“管理学”

考察以上争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上述“管理学”学科属性之争中，对于“管理”或“管理活动”的定义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对于管理活动的本质也不存在太大的疑义。美国管理协会对管理活动的定义是：通过他人的努力来达到目标。这一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出了管理活动的本质，或者说给出了“管理活动”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的根本特点。谭力文(2009)认为，管理活动产生的原因主要应归结为人类为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凶险的内外势力，为维护自我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有的“群聚”现象，并指出人类协作而产生的“群”就是管理理论中的“组织”。在组织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谭力文继而援引马克思的话，“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谭力文认为，这种协调活动的本质就是管理。上述对管理活动的本质的认识不仅得到主流管理学派的认同，在复旦大学水教授所创立“东方管理”、黄如金教授所创立的“和合管理”、南开大学齐善鸿所创立的“道本管理”中均有类似的描述。例如，东方管理学认为，“管理就是组织人力与物力以实现正式组织的目标与过程”；齐善鸿(2009)的“道本管理”认为，管理的基本目的就是解决组织中人群冲突和建构目标效率秩序。就对“管理”或“管理活动”的定义而言，韩巍(2009)认为，组织管理的基本要素及其关联，已经被泰勒、法约尔、韦伯、巴纳德，包括德鲁克等西方学者确立起来了，这些基本问题(即对管理活动的界定)已经轮不到无论是哪一国的当代学者置喙了。由此可见，尽管学术界对于管理或管理活动的定义存在表述上的区别，但其核心与本质“组织”、“协调”、“目标”等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对“管理活动”的看法基本上是统一的。

然而，大量的争论从何而来，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一争论来自于从“管理活动”到“管理学”这“惊人一跳”。或者说，“管理活动”并不能必定推导出“管理学”应如何进行研究，在这“惊人一跳”过程中，绝大多数观点持一种“应然”的判断。我国著名管理学者席酉民(2010)持论应属公允。席酉民认为，管理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和寻找相对确定、有效地实现管理的目标方法、技术和思维方式等。旧然而，即使从这一持论相对公允的判断来看，其中亦包括“应然成分”。例如，为何将“管理学”限定在“相对确定”的范围内?这种限定一定会将某种出于直觉的管理艺术性思维排除在管理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此外，如何把握“相对”的“度”?从对席酉民教授上述定义的深入分析可以得知，无论“度”在何处，总会将一些“相对不确定的、然而却是真实”的管理思想排除在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限定对于席酉民教授创立的和谐管理理论没有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管理学的某一具体学科，这种限定甚至是必须的。然而，对于以“管理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管理学，这种限定就是主观和有害的了。

在《论管理学的普适性及其构建》一文中，谭力文教授(2009)在对管理活动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之后，得出管理学“可以得到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理论”。这一表述没有问题，但关键在于“可以”二字，管理学可以得出普适性的结论，不等于说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必然是普适的，作为一个总体，管理学究竟是不是普适的，的确是一个问题。谭力文教授在该文末尾所认为的，“管理学的普适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可以达成基本的共识”似乎过于乐观。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关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种种争论，它们大多也属于“应然”的判断。例如，泰罗认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是一种应然判断；奥尔福德和丘奇认为管理学“应该”包括艺术的成分，丹宁布灵等认为，管理学应该需要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管理者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惠特利则认为，管理学应重视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作用，走出过分数学化的误区等。

事实上，学术界大多还是注意到管理活动中存在的社会的、人文的、直觉的、艺术的成分，这些成分无法包含在“管理科学”或“普适性的管理学”之中。例如，在国内学术界引用较多的林曦的《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一文中，林曦(2006)认为，管理活动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关注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管理活动所涉及的对象、场合、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或者不具备更强的一般性，因此似乎将管理学完全定位于“普适性的科学”并不合理。因此，对于大多数管理学者而言，不得不承认“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技术和艺术”或者“管理学既有人文的属性，又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对于“应然”这一路径而言，“管理学是科学和艺术”或者“管理学既具有人文的特质，又具有科学的特质”是一个终极判断。这一判断实际上早就被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尔伯特・西蒙甚至更早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丘奇所提出，丘奇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时间几乎与泰勒创立管理学这一门学科的时间一样久远。然而，这一终极判断并未结束这一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争论，《甚理学报》特约评论员就敏锐地指出，“对于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的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会有什么特点吗?”换言之，管理学知识中的“科学与人文”是如何统一起来的，这对于“管理学属性”的传统研究进路而言，是一个真正的难题。

二、元管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上述目前没有定论的争论使我们可以宣称存在“元管理学”这样一个研究领域。韵江(2007)、罗珉(2005)、杨栋(2009)都曾提到过“管理学的元研究”。韵江在《管理学合法性的反思――基于跨学科的视角》一文中提出了管理学“元研究”的必要性。罗珉认为管理学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具有元管理学的性质。杨栋认为，管理学科学属性是管理学元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吕力(2009)认为，元管理学是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学科性质、体系结构进行系统反思和研究的学科。认为，元管理学将重新定义管理的本质以及明确各类管理学知识的应用范围。

(一)种种“元理论”及其学科性质

“元”的西文为“meta-”，意即“在”“之后”或“超越”。“元”在与某学科名相连所构成的名词中的含义是：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表现。“meta”起源于“metaphysics”一词，后人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将其《物理学》之后的著作称为拉丁文的“metaphysiea”，直译为“物理学之后”，它探讨的是世界本体的原理，其含义与我国古代关于“道”的学问相近。《易・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说法，于是“metaphysics”就被译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等问题，代表了一种整体性反思。

在“metaphysics”之后，很多具有整体性反思性质的学科都被冠以前缀“meta”。例如，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Hilbert，D.)提出的元数学概念就是希望用有穷的方法来证明无穷的数学系统的协调性，它把整个数学理论完全形式化为无内容的符号体系，其中包括作为符号的基本概念、作为符号系列的公理以及作为符号系列变形规则的基本推理规则；然后把这种符号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用另一套理论来研究它的协调性。这种用于研究数学理论的理论便是数学的元理论。

元逻辑学是在希尔伯特的元数学概念和形式化思想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元逻辑学是指对逻辑理论整体性质的研究，而对某个具体的逻辑法则并不感兴趣；广义的元逻辑学是指对于一般形式系统的研究。换言之，元理论意味着用一种理论――元理论――来审视另一种理论，这是元理论独立性的一种体现。

1951年，沃尔什(Walsh.W.)率先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一词，㈣实际上就是历史学的元理论。

1925年，波兰社会学家兹纳涅兹基(znaniecki.F.)首先创造了具有元科学性质的“科学学”一词，它不仅将全部科学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还涉及了科学家的学术活动、科学的社会作用等知识与社会交叉的问题，从而使科学的自我反思从科学自身扩展到了与社会的关系上。在科学元理论的启示下，1970年，古尔德纳(Gouldner.A.)将元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的社会学”，即把社会学看成一种社会活动加以研究。

从数学到哲学、科学、乃至不少具体学科，各种以元理论为标题的研究逐渐诞生并发展起来，这些不同的元理论构成了一个元理论家族，从中可以看出元理论体现了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当某一学科尝试建立元理论时，它就是在对本学科进行反思、探索，而其中隐藏着变革。

(二)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元管理学对管理学自身的研究，因此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管理现象或管理实践，而是现有的全部管理学认识，元管理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借鉴刘人怀院士(2009)的说法，管理学是研究管理现象与管理实践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是―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个知识体系。

管理知识里既包含科学的成分，也包含人文的、艺术的成分，甚至包括只能体验得到、不可言传的技能(或者说所谓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Ige)――元管理学既然是对管理学自身的研究，就应全面涵盖上述不同类型的知识。在研究对象方面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根本性错误。例如，认为“管理学是一门普适性科学”的观点，大多忽略了管理知识中人文的、艺术的、直觉的成分；而认为“中国管理学应建立全新体系”的观点又忽略了管理知识中科学的、普适的成分，这两种观点之所以经不起反驳，其错误的源头均在于片面地界定了研究对象。

管理学知识中既存在明确的、普适的科学性知识，也存在不明确的、地方性的、体验性的、感性的、直觉的知识，在“明确”与“不明确”之间存在大量“相对明确”，同时也“相对不明确”的管

理学知识。如何确定“相对明确”的“度”?在本文看来，不如事先搁置这一争议，而就全部管理学知识做一番考察，不论它是明确的还是几乎完全不明确的。

在管理活动领域，存在着大量的“普适性”之外的管理知识，这些知识同样对于人类的管理活动非常重要。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敢于宣称，只要掌握了现今主流管理学教材中的理论就完全能胜任实际的管理工作――这是因为还存在着大量的实用的、不可言传的直觉性知识，还存在着大量的有关管理实践的艺术。管理学的一门常规分支，可以宣称只研究其中的一部分，但以管理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管理学”就不能不以全部的管理学知识为研究对象。

究其源头，求知的最终目的是求得人类更好的生存。既然直觉的、不明确的、艺术性的知识在管理领域中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管理学就不应将研究视角总是固定在可以重复、可以验证、可以明确表达的知识上，作为对管理学自身进行反思的“元管理学”更应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全部的管理学知识领域，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反思，才有可能在反思的基础上发展管理学自身。

(三)元管理学的研究内容

如前所述，认为“管理学是研究管理实践中普适规律”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管理学研究的一种“应然”规定，它限制了管理学知识的来源，同时决定了对管理学知识真实性的检验手段――这种检验手段就是基于大样本的所谓实证主义方法。这样一种观点显然不为管理学界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管理学的全部知识域中无疑包含着人文、艺术的成分，那么这部分知识的来源是哪里?它产生的机制如何?这部分知识和所谓普适性规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上述问题正是元管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元管理学研究管理学知识的性质、来源和产生的机制，以及对管理学知识的可靠性和客观有效性进行检验。

哲学上传统认识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关于认识的性质、前提和基础等问题，近代哲学对这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具有本体论哲学的特点；二是认识的来源、过程和机制即认识的发生学方面的问题；三是认识的可靠性、真理性、确证性和客观有效性等知识论问题。

具有本体论哲学特点的认识论以洛克的经验论、休谟的怀疑论以及康德哲学为代表。洛克的经验论以承认对象的客观实在为前提，而休谟则质疑对象的实在性，他认为，“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唯一存在就是知觉……除了知觉之外，既然从来没有其他存在物呈现于心中，因此我们永不能由知觉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质，形成关于对象存在的结论”。阎康德认为，一个具有先天认知能力和形式的先验主体是认识的中心，康德以此来解决认识的本性和来源问题，从主体的认知能力来划定认识的范围和可靠性，认识就是主体运用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对感性材料、表象进行综合整理而得来的。

在现代科学和哲学看来，由于传统认识论中的命题不能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因此这一研究思路逐渐被淡忘，关于认识的来源、机制等认识发生学问题被逐渐经验科学化。20世纪重视认识论研究的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使认识论问题经验科学化的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大多把科学发现和认识发生问题看做经验心理学问题。当代认知心理学、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神经生理学等新兴学科也都体现了认识发生问题的经验科学化倾向。

与此同时，哲学认识论发展的另一条进路是科学哲学，即将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科学发现和发展的方法和逻辑、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知识的检验及其标准、科学知识的演进和模型方面的内容，把认识论转向对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

基于以上考察，本文将以上认识论研究的两种思路应用于管理学，将对以管理学全部知识为对象的元管理学研究划分为以下两大部分：

(1)从管理学认识的心理学发生机制上研究管理学知识的性质、来源和产生机制。现代的认知神经科学已经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部分揭示认识的来源、过程、机制与结构问题。认知神经科学是在脑神经科学(Neuroscienee)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在认知神经科学产生之后，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使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0年1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研讨会(Princeton workshop on NeuralEconomic)首次使用了神经经济学(Neural Economic)名称，并在以后的时间内逐步被广泛认可。与神经经济学相对应，中国学者马庆国提出了神经管理学的概念。

显然，认知神经科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既然可以研究被管理者的神经心理因素，也就毫无疑问地可以研究管理者的认识来源、产生机制和结构，后一研究就是元管理学所关注的。因此，借助于认知神经科学，我们就可能回答管理学知识中的直觉、意会性知识的来源，及其在管理实践中被应用的情况。这就是从管理学心理学发生机制上研究管理学科的性质、来源和产生机制。

(2)从对管理学知识的检验与确证方面来研究全部管理学知识的体系结构。在知识问题上，当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不考虑心灵怎样或是否可以真正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预先假定，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了知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能去认识这个世界”，从而问题就变成了这种知识的发现和证明的逻辑的问题。

这一观念影响到各种元理论，具体到元管理学，它的基本问题就不是我们能否获得管理学知识，而是预先假设我们能够认识管理实践，管理学知识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而无论它们以什么知识形式存在。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描述这种既包含普适性规律又包括特殊的人文艺术因素的知识，是如何在实践中被检验、确证与应用的，从而探查这些不同类型的管理学知识是怎样在管理实践的过程中被逻辑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管理学知识体系的。

众所周知，当前的主流实证管理学早就确定了知识的“检验标准”，这就是形成假设、获取数据、检验假设的一致性等一系列规范的步骤，毫无疑问，如果遵循如此严谨的操作，得到的将是“真知识”。然而，这一套操作可能是获得“真知识”的充分条件，但不一定是“真知识”的必要条件。在管理知识领域，相当多的意会性知识也是“真”的，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一定的范围内是“真”的，但是这些“真知识”很难通过如此一套标准。例如，意会性知识在这套操作的起始阶段，即“形成假设阶段”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意会性知识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形成表述清晰、逻辑严明的假设。主流西方管理学因为这些意会性知识的麻烦，断然将其排除在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围之外。主流管理学尽管“主流”，但也只属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流派，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定要坚持“主流帝国主义”，将其作为一种通行标准强加到其他研究范式上，则欠妥当。元管理学既然以全部管理学知识为研究对象，就还需要考虑普适性之外的地方性、本土性、个性化的管理知识，根据其在管理实践中被应用的情况，为各类管理学知识确定“真”的标准。

三、元管理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

如果管理学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就不会存在本土管理学――本土管理学之所以存在，正在于它是普适与特殊、科学与人文艺术的混合体。假如丹宁布灵(Dannenbring)的观点正确，管理学研究

的目标如果是追求单一的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则本土管理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此，本土管理学所以存在、如何存在及其研究方法论正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学科结构等密切相关，而这正是元管理学的研究主题。

在2009年第二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北京大学巩见刚(2009)提出，管理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管理学研究中发现的规律很难保证有普适性和重复性。华南理工大学张树旺(2009)在《普适性与民族性的真正对话的开始――“管理学在中国”论争的方法论意蕴》中认为，科学主义管理是以实证研究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严格的科学性、普适性和逻辑性；人本主义管理学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艺术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此双方近20年来(实际上为100多年来――本文注)互为诟病，难以对话，这一学术对立源于“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者“管理学的普适性与非普适性”的经典命题。

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学者徐淑英教授(2008)所首倡的一个概念，徐教授对情境化的定义非常简明：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徐淑英认为，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它是在中国进行本土研究的关键要素。徐淑英教授指出了情境化的4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决定研究什么，即研究者不仅应该关注已有的(西方化)主题，而且要问一些中国的公司，管理者和员工所特有的或重要的正确的问题。第二种方法是理论的情境化，即将西方理论和假设进行适当的修改使之适用于中国的环境。第三种方法是测量工具的情境化，使在西方环境下开发的构念在中国情境下仍然是有意义的。第四种是方法论的情境化，就是在中国情境下使用新的方法论来观察、记录和分析数据。

篇2

【关 键 词】/管理二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共性/个性

【 正 文 】

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从西方企业管理中分离出它所蕴含的同社会主义管理具有共同属性、应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学习与独创、引进与吸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管理学界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成为我们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障碍。

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概括为“一方面具有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1 ］即“任何社会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二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二重性分别表现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指挥劳动）以及维护和发展生产关系（监督劳动）两种管理职能。‘指挥劳动’……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表现了管理的社会属性。”［2 ］这种管理理论简单地把自然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属性，是我们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的误解。它阻碍了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属性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

其实，“管理的自然属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过，它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加进去的。在马克思看来，管理本质上是对共同劳动的指挥和协调，是对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还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对管理的二重性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3 ］马克思还指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质，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是一般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的制约，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制约。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认为，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还是从企业的局部来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 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条件，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

至于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马克思和列宁也有过论述。人所共知，列宁不止一次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监督的重要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质量检验、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监督。这些方面同资本主义管理无疑存在着共性。对于“指挥劳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资本指挥劳动”、经理和监工“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3］（23.367～369）。而且认为，指挥和监督劳动既可以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职能”，也可以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3］（25.433 ）。由此可见，指挥劳动的职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属性”，同样可以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监督劳动”即“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有其共性。

因此，本文认为，对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所谓的“自然属性”或叫组织技术属性更为确切，是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组织与分工协作关系，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在组织技术属性方面没有区别。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决不限于其自然属性或其技术方面，合理组织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职能。

第二，管理的社会属性除了包括有与社会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相联系的阶级性之外，也包含着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现在：（1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于市场经济，而且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必然有其共性。（2 ）企业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质则是社会性的，其社会性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抗的阶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二是反映着人的一般社会性，如社会交往、友谊、自我价值观、归属感等。这正是近年来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我们应加以借鉴、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仅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认为这才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总之，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属性，把生产劳动过程看成是单纯的技术过程而忽略其社会性方面。这样一来，就不仅否认了生产力的组织与调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时否定了生产关系与企业文化、上层建筑的调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现代西方企业界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重大的调整与改革，甚至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吸取许多重要经验而在管理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不能引进现代管理，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在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只有管理的自然属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观念的时候，更应该在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去研究管理的共性。现在我们管理落后，主要还表现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把握现代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才会在管理技术方面达到先进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社会科学大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633．百科要览上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700．

［2］中国企业管理大百科全书，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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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学 中国管理学 西方管理学 方法论

1.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趋向

当前中国管理研究的趋向，是以中国管理思想为核心，探求其现代价值。大量的工作在厘清古代管理的思想、原则、宗旨以及对这些素材做出当下的解读，并比照西方管理思想，探讨其异同或优劣。其着力点在挖掘思想、解释思想，其最高成就在成就一个兼容并包的管理思想体系。

东方管理学创始人水构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大理念，并把它作为东方管理学的理论精髓，形成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体系和包括人道、人性、人缘、人谋和人才的“五行”管理理论，其终极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中和”与“和合”。

胡祖光采用文献梳理的人文研究方法，在《东方管理学及其在管理理论连续谱中的地位》中，将管理世界的对象分为人、物、组织三个元素，将管理理论分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和以组织为中心的管理；并以此为依据对孔茨的“管理理论丛林”进行了新的解读；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理论、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等一一与之对应。按照人文研究的思路，胡祖光分析了中国管理学的思想，将中国管理学分为“纳言”、“用人”、“治法”、“处事”、“教化”五个部分。

2.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2.1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评析

基于管理学的社会人文性质，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不可回避。而迄今现有的管理学理论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社会和西方企业市场为对象的产物。这些全盘西化的管理学研究最大问题是，缺乏对中国本土化管理的研究和解读，甚至完全以西方管理代替中国本土化管理。并且，在管理实战中隐藏着经济人、机械人的简单假设，即依赖收入决定行为、刺激输入决定绩效输出的单一因果关系，管理学是理性的实证科学，其实际应用与文化背景完全无关，西方理论和工具可以完全照搬运用。

2.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学理论方法的现代结合研究评析

为数不多的中国式管理学派学者，在没有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以及体用关系之前，就盲目地把西方系统科学的数理方法和管理概念与中国古代的系统哲学作机械性粘贴。因此，目前国内大多数中西结合式创新管理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学问的粗浅，它既不能如实再现中国古代圣贤的管理智慧，也无法与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系统科学和管理理论相接驳， 因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3.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管理学方法论上历来存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科学主义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完全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将管理现实类比于客观自然的因果定律；人文主义则主张对管理对象进行深入理解，不轻易做出超出情景的定律。孔茨所谓“管理理论的丛林”正反映了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

中国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的差异性和着重点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属性，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二者在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对社会属性进行研究，不必一定采用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的思想一直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由于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存在，使我们对研究对象可以进行科学的测量，以此来解释、预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近代社会科学正是在实证方法论的指引下，才脱离了哲学和人文科学的限制，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土壤。

对于管理现象而言，管理思想和文化并不只存在于书本之上、典籍之中，这种思想和文化已经深深渗透进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实践中。人不再生活在物质宇宙中，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部分。它们是不同的丝线，编制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纠结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方面的一切进步，改良和加强了这个网。而管理思想和文化作为“客观之网”是可以用实证主义方法加以研究的，离开当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成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4.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全球意义

到目前为止，中国管理学仍然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的提出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与管理科学不相容。大树比喻所提供的框架，可使二者在认识上从不相容走向互相促进。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整合中国管理学的认识框架，从而为中国管理学的构建提供启发；而且有利于在更加全面和更为深远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中， 重新审视中国管理学的全球意义。

在泰罗发起科学管理运动之前的漫长时期，西方世界中的管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管理实践中的艺术和哲学元素，主要采用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与准哲学研究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意义在于使管理学研究开始将研究对象集中于管理实践中的科学元素，并开创性地引入了理性主义加实证科学的研究规范，逐渐形成了科学主义范式。接下来100 多年的西方管理学主流研究，在遵循和完善这一范式的同时也彻底放弃了哲学研究方法。虽然管理实践呼唤管理学界对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展开研究，并期望将其与对科学元素的研究合为一体，但是科学主义范式所固有的内在局限，使得哲学元素被长期排斥在管理学研究的认识视域之外，艺术元素也只是作为科学元素的附属品而零散地出现在管理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中，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也吸引了一些西方管理学者，如德鲁克和圣吉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管理实践中的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然而，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主义范式的认识局限，甚至有所突破，但是却并没有达成科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没有实现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科学的结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没有建立包含科学、艺术和哲学这3种元素在内的统一的管理学认识框架，也就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都包含独特的传统管理文化。管理科学与各国传统管理文化的接触，似乎也可以产生诸如“印度管理学”、“日本管理学”和“韩国管理学”等不同的管理学体系。对一种传统管理文化及其当代管理实践进行的研究，如果限定在科学主义范式中，只能产生出国别或地域意义上的管理科学的不同分支或学派，必然同样地回避人的主体性和完整性，摒弃管理实践中的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不能达成其传统管理文化与管理科学的内在整合。中国管理学之所以有可能突破科学主义范式，避免成为一种仅仅是国别或地域意义上的“某国管理学”，是因为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具有独特的管理内涵――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在哲学的层面上把握住了战略这个管理的核心内涵。

参考文献：

[1]罗纪宁.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 J].管理学报， 2005， 2（ 1）.

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1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2.2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篇5

【正文】

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从西方企业管理中分离出它所蕴含的同社会主义管理具有共同属性、应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学习与独创、引进与吸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管理学界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成为我们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障碍。

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概括为“一方面具有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1］即“任何社会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二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二重性分别表现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指挥劳动）以及维护和发展生产关系（监督劳动）两种管理职能。‘指挥劳动’……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表现了管理的社会属性。”［2］这种管理理论简单地把自然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属性，是我们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的误解。它阻碍了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属性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

其实，“管理的自然属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过，它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加进去的。在马克思看来，管理本质上是对共同劳动的指挥和协调，是对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还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对管理的二重性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3］马克思还指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质，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是一般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的制约，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制约。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认为，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还是从企业的局部来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条件，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

至于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马克思和列宁也有过论述。人所共知，列宁不止一次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监督的重要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质量检验、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监督。这些方面同资本主义管理无疑存在着共性。对于“指挥劳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资本指挥劳动”、经理和监工“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3］（23.367～369）。而且认为，指挥和监督劳动既可以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职能”，也可以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3］（25.433）。由此可见，指挥劳动的职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属性”，同样可以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监督劳动”即“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有其共性。版权所有

因此，本文认为，对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所谓的“自然属性”或叫组织技术属性更为确切，是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组织与分工协作关系，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在组织技术属性方面没有区别。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决不限于其自然属性或其技术方面，合理组织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职能。

第二，管理的社会属性除了包括有与社会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相联系的阶级性之外，也包含着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现在：（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于市场经济，而且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必然有其共性。（2）企业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质则是社会性的，其社会性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抗的阶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二是反映着人的一般社会性，如社会交往、友谊、自我价值观、归属感等。这正是近年来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我们应加以借鉴、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仅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认为这才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总之，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属性，把生产劳动过程看成是单纯的技术过程而忽略其社会性方面。这样一来，就不仅否认了生产力的组织与调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时否定了生产关系与企业文化、上层建筑的调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现代西方企业界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重大的调整与改革，甚至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吸取许多重要经验而在管理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不能引进现代管理，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在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只有管理的自然属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观念的时候，更应该在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去研究管理的共性。现在我们管理落后，主要还表现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把握现代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才会在管理技术方面达到先进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社会科学大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633．百科要览上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700．

［2］中国企业管理大百科全书，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0．156．

篇6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既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农业技术和管理技术方面的支持,也提供指导思想方面的理论支持。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学科研究重点过分强调前者对于农业发展的贡献,对于后者的研究还停留在空洞性论述上,对于现实作用有限。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面临的是技术管理形式粗放和发展理论粗放的双重问题。农业的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技术可以解决的课题,换言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技术、管理、指导理论缺一不可。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比较缓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加之笔者在第一点中提到的城市化契机中弯道超车,这些也将成为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农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一)农业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第一,改变原有粗放式的发展思路,认识到农业对于我国经济的重要性;第二,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农业生产工具的补贴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研究投入;第三,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促进相关的理论研究;第四,把握时代机遇,创新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弯道超车;第五,加快农业与工业和金融业的融合,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和互助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1、实施农业人才培养计划。首先,国家和有关方面要认识到科研人才的培养重要性,为了推动原有纯靠体力和资源投放的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向依靠科技和管理的集约型农业转变,人才尤其是科研人才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换言之人才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新动力。因此国家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从资金、政策等各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其次,针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具体而言,要根据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和现实要求设置科研项目和教学内容,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状况,要时刻把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设置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从而将研究重难点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融入到具体的科研人才的培养上。

2、学科发展差异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同经济管理学科、农业技术学科是有区别的,如果理论研究没有认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本质,很容易变成一个四不像学科。那么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农业经济管理就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系列工作的总称,换言之,它是以农业技术为基础,以经济管理为背景,通过各种管理手段实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健康发展,它是一个以管理为主技术为辅的综合学科。因此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研究的过程中要认识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实施差异性的学科战略,即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农业现代化战略调整、城乡结构的质性变化三个方面。

3、强调学科间的互补性。一方面,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尤其本身特点,但是也要注重通过经济管理学科、农业技术学科寻找发展思路;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农业、工业、服务业三者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理论研究中也自然要反映这一现实情况,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加强同数学、金融学、环境学、工业工程学等学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综合属性,使之能够更好的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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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文化形成“分”，园丁文化形成“合”，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其实是渔夫文化与园丁文化之间的变换。《三国演义》开篇中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描述的就是这种现象。

当渔夫文化出现的时候，道德就崩溃了，经济学就成了显学。人们只知道用一棵经济学的头脑去利用、去掠夺、去占有。你也要占有，我也要占有，他也要占有，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分”。这么一“分”，就“分”出了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这样的乱世。

当园丁文化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人们在关注生命的意义。他们在用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对话，他们在理解生命、理解自己的人生。于是，热爱生活、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被建立起来了，经济学被还原成一种理财的工具。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合”，这么一“合”，就“合”出了周、汉、唐、宋这样的太平盛世。

现代管理学其实也是一种渔夫的管理学。与过去的区别在于：现代管理学强调人的行为习惯，强调人的工具属性。古代的“中国式管理”所鼓吹的厚黑之术、权谋之术，则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这种叫做“人”的工具。另外，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一些无良知的学者奉行的也是渔夫文化：他们认同暴力，崇尚厚黑和权谋。例如，在管理咨询这个圈子里，一部分专家在兜售各种管理技术，帮助老板们压榨员工；另一部分专家呢，在指导员工们如何对付老板。他们怎么能够被称为管理专家呢？纯粹是一群捣乱专家。

可是，真正的管理学是在职场上建立起一种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老板和员工之间，主管和下属之间，不再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是一种友爱互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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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务管理理论包括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其中应用理论又由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财务管理理论和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财务管理理论构成。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来构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则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规律来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财富,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财务管理目标”。

关键词:财务管理;财富管理;本金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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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科学，辨证

在社会交往中，人会在与别人初次见面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建立起对对方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也将直接影响到人与人之后的互动。人对事物同样会有“最初印象”。而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所谓“最初印象”同样是可以被修改、替代或消除的，但其作用的形式、方式却是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不同的是效果。那么，从会计产生以来，人们对会计的“最初印象”又是什么呢？早期的人们认为会计是一门经验，对经验的积累形成艺术；中期的人们倾向于将会计与科学联系起来。会计徘徊在艺术与科学之间。艺术需要灵感，而灵感更多来自先天，靠后天习得的只是熟练与技巧，充其量算作“工匠”。对会计职业的履行需要“职业判断”，而恰当的“职业判断”来自平时大量的经验积累。科学包含一些最为基本的公理和原则，将这些公理和原则提炼出来，形成一些“科学化”程序，对这些科学化程序的执行，将会产生“科学”的结果。葛家澍老师2004年还在说：“会计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笔者也同样认为：会计是一门科学。

一、从不同角度论述会计是一门科学

（一） 从会计的从属关系来看会计是一门科学

按照传统逻辑中三段论的公理：一类事物的全部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那么，该类事物中的部分也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即：对一类事物的全部推想进行断定，那么对该类事物中的每一个对象也应该进行断定。则将得到以下两个相关的三段论：1、社会科学是科学，管理学从属于社会科学，则管理学是科学。2、管理学是科学，会计学从属于管理学，则会计学也是科学。在此基础上，从狭义的角度仅将会计限定为会计实践工作，那么，会计学就是指导会计实践工作的理论基础；从广义的角度，将会计拓宽为包括了会计知识学习、会计理论研究、会计教育和会计实践工作四个方面的一大体系，会计学这门科学也仍然是这一体系的指导。因此，从这两方面出发可以归纳出：会计是以会计学为指导思想的。又因为会计学是科学，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会计的指导思想是科学。进一步可以推导出以科学为指导的会计必将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符合科学的特征，进而可以得出结论：会计是一门科学。

（二）从艺术角度来看会计是一门科学

说会计是一门“艺术”是指会计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精确的结果，“真实”的净利润是不存在的；在资产估价和收益计量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主观判断：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计算净利润，因为计提或摊销方法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净利润；按照资产负债表和计量观的方法，由于不完全市场和缺乏有关未来现金流量的客观概率，只好采用一些主观估计，而这些估计会因人而异且可能存在错误，在提高相关性的同时降低了可靠性，其结果也不唯一。

一些西方会计学者认为，不能因为会计实务中需要应用执行者的判断或选择或者会计计量程序的相对不够严谨而否定会计的科学属性。沃克等人认为，纵使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往往也不可能对所观察或计量的事物获得统一量化结论。而且无论是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即使应用了非常严谨的数理模型和精确计算，对其计量结果的解释仍然需要应用判断或者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所以，沃克认为，尽管会计计量的精确性和严谨性不及其他科学分支，但仍不失为一门科学。关键在于，会计应通过改进计量程序和方法增进其科学属性。

（三）从会计的研究方法来看会计是一门科学

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主要分为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两大类。规范研究法的思路如下：

归纳法的优点是，可以不受预定的模式所束缚，并把理论概念和结论建立在大量现象的基础上。但是归纳法也有一定的缺陷，即由于个别人的观察对象与范围有限，每个企业或经济组织的情况不同，有关的内在联系或数据关系也可能不同，从而使归纳概括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演绎法的优点是可以保持相关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使理论构建具有逻辑严密性。但是，它的推导结构取决于前提命题，如果前提命题错误，则整个理论结构都将错误。然而，会计理论研究者从未放弃努力使会计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法逐渐风靡理论界。实证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搜集研究经验数据，在此基础上，验证一些理论假说或命题，借以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严格地说，实证法较接近于归纳法，两者都必须着重于对现实事物或想象的观察，以及进行总括性的概括和推断。但是这两种方法又存在显著性区别。归纳法侧重于从大量的现象中总结概括出带有规律性的概念，实证法则更强调以经验材料或证据来辅证既定概念或命题假说的现实存在或有效性。这三种方法的同时并用正好可以相互补充，使得出的研究理论更具有科学性。

二、结论

包括会计在内，一切学科的理论皆来自实践并高于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这是形成任何一门科学理论体系的规律。如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会计的理论也是一整套有关会计的基本概念，通过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提升为对其必然性或不确定性的认识，成为系统的概念、原则体系。理论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学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包括一系列假设和从这些假设中得出的结论，把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就取决于研究理论的方法论。不管是从认识论还是方法论的角度，会计都在不断的朝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当今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会计理论。随着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会计的科学性也越来越突出。而我们把会计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也将更有利于会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醒民.科学的革命【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2]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第三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3]陈今池.西方现代会计理论（第二版）【M】.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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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的某一部分，某一部门之内的监督之维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监督是体系良性运转的重要保证之一，也是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司法管理的主体法院与检察院出发，监督这一价值取向在法检两个系统实施司法管理的自我表述中均有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审判管理概述”第2条指出:“人民法院开展审判管理，要运用组织、领导、指导、评价、监督、制约等方法，对审判工作进行合理安排，对审判过程进行严格规范，对审判质效进行科学考评，对司法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①《检察日报》则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案管办意义表述如下:“高检院成立案件管理办公室，对案件实行统一进出口，实现案件集中管理，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执法规范化和透明度，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战略举措……案件管理是一项综合性业务工作，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作用。各级检察机关以提升案件质量为目标，深入推进案件管理机制改革，加大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强化对检察业务工作的统筹管理，努力把案件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②在两高的自我表述中，制衡与监督均得到了彰显，司法管理活动之实践本身意在形成法检系统内部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同时从学科的视野出发，司法管理学自身便具有此种基石性原则，即控权与监督，于实践性的规则中加以规定是此种基石性原则形成外化的方式和要求。当然有必要在此处指出司法管理学架构下的制衡与监督要注重流程性与系统的协调及对系统的优化，不纯粹是一种“严苛”意义上的监督及控权论，后文将会涉及，此不赘述。

司法管理学哲学之维———系统论

所谓一般系统理论，研究的是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原则的科学，由贝塔朗菲于1937年首次提出。贝塔朗菲一般系统理论的目的在于应对在基础理论方面20世纪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同时提出的大量系统问题，克服还原论的局限性，转变思维方式。一般系统理论在产生后经历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理论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最新成果为依托，出现了一系列基础科学层次的系统理论，使系统研究真正走出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的范围。系统科学是科学思维方式转变的产物。它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孤立地研究对象转向在相互联系中研究，从用静止的观点观察事物(存在的科学)转向用动态的观点观察事物(演化的科学)，从强调用分析的、还原的方法处理问题转向强调整体的处理问题，从研究外力作用下的运动转向研究事物由于内在非线性作用导致的自组织运动，从实体中心论转向关系中心论，从排除目的性、秩序性、组织性、能动性等概念转向重新接纳这些概念，从偏爱平衡态、可逆过程和线性特征性转向重点研究非平衡态、不可逆过程和非线性特征，从否定模糊性转向承认模糊性，等等。［8］15通过简要回顾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及对其形成至关重要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史可以发现，系统研究发端于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之中，随后扩展维度，形成了有关系统性研究的整体性学说。系统论的发端与发展对管理学影响重大，系统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其创始人是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他们与理查德•约翰逊联合撰文指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在与其环境的不断相互作用中获得发展的，因而只有在开放系统的总模式下才能良好地确定组织内外各变量之间的确切关系;同时也指出，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动态特征，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一切组织的方法和模式。因此，按照系统理论研究组织和管理，不仅需要将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且还必须采取权变的观点，即因地制宜的观点。”［9］74系统论下的管理学理论可以成为法学与管理学交叉学科的司法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就是说司法管理学应当遵循系统论的要求。由系统论的基本属性出发考量司法管理的现实操作层面，主要有下述结合点:司法管理的客体指向中的各个部分，各个部门应当是相互依存的，以一定方式及规律进行组织的，而不是孤立分离存在的;管理中涉及的各个部门之间既是独立的子系统存在，也是隶属于整体(如，检察院、法院的整体)的，作为整体组成元素之一得以存在的;司法管理中要明晰层次性，即明晰司法管理的实施主体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层次问题、范围及效度问题;坚持以动态性来调节司法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包括体系建构时出现的抵牾，系统运转中出现的非可预见性意外，并利用网络技术和数理统计与概率论及数学建模方式来分析实践中的案件数据来优化管理结构、管理方式和流程;目前两高的司法管理实践所提出的目的是明确的有着现实维度的考量，有着司法实践上的切实考量，而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系统论对于目标给予了极大重视，因为系统运动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同时此种目标需要与各大系统的目标相契合以达到最优解。也就是说司法管理的目标不仅要契合司法管理实施主体所指定的目标，同样要契合中国整体之下的法治建设的目标。当然，基于系统论下的司法管理学需要避免误区，也就是上文引述卡斯特、罗森茨韦克及理查德•约翰逊联合撰文中的“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动态特征，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一切组织的方法和模式”。波普尔在评述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学时这样写道:“……可以有一种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学，有一种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它代表着‘整个的社会有机体’或者‘一个时代全部的社会历史事件’。这种观念出自把人类历史当做是一条巨大的、包罗万象的发展河流的那种直觉观点。但是，这样一部历史是写不出来的。任何一部写出来的历史都是这个‘总体’发展中的某个狭隘方面的历史，而且甚至于就在那个所选的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也总是一部很不完备的历史。”［10］72同时波普尔在同一书中还对整体主义进行了批判［10］67，整体主义以乌托邦式的纲领建构一切，却忽略了很多时候结构的建立、原则的生成、规则的建立是经由一个试错过程才得以完善并加诸了持续不断地进行修改的可能才最终维持了整体存在。系统管理学要避免历史视野中的整体论观念及实践中的乌托邦蓝图。以系统论为基石之一的司法管理学同样要避免出现界限的严合与系统的封闭，而应当寻求开放的系统，寻求开放系统自身与环境间有可以渗透的界限，并维持动态的平衡与内部的稳定状态。

司法管理学管理学之维———历史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