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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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

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察单个经济单位或市场的分析是局部均衡分析，此时的市场均衡是局部均衡。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将所有相互联系的各个市场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分析是一般均衡分析，此时的市场均衡是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思想：局部均衡分析，是通过对商品市场供求及决定因素的分析，讨论市场局部均衡价格的决定，而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思想，是要讨论市场一般均衡价格体系的决定。一般均衡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出发，考察每一种商品和每一种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同时达于均衡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和相应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供销量应有的量值。经济学家瓦尔拉斯首创了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他认为经济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局部组成的体系，当消费者偏好、要素供给和生产函数为已知时，就能从数学上论证所有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可以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即整个经济可以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其一般均衡理论阐明了经济中各个市场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般关系。

1.2 引致需求（derived demand）

在商品市场上，需求来自消费者。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因此，对商品的需求是直接需求。在要素市场上，需求来自厂商。厂商购买生产要素并不能直接得到效用，而只能是增加生产的能力，并由此来生产和出售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以获得利润。因此，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种间接需求，或者说是一种派生需求，这种需求被称为引致需求。即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由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引致的。

在要素市场上交换的是生产要素。市场参与者购买或销售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土地、资本或劳动。在商品市场上，交换的是商品和服务。市场参与者角色颠倒过来，消费者购买、厂商出售商品和服务。

2以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及其要素市场为例进行分析

体育竞赛表演市场是体育市场体系中的最具影响力的市场，其可观赏性，使得体育竞赛表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竞赛表演市场是体育市场的中坚市场或主导市场之一，以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为切入点比较有代表性。

2.1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

2.1.1需求主体：

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需求主体即其商品的消费者可以分为：

① 对观众来说：赛事本身的欣赏价值和现场体验。

② 对媒体来说：赛事的转播价值——参赛队伍、参赛球员、花边新闻、比赛过程及结果、赛场背后等等。

③对赞助企业：赛事作为其产品或服务的目标顾客的沟通平台——赛事特点、赛事影响力和覆盖面等。

④对整体体育界：同场竞技，彼此切磋的机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2.1.2供给主体：主要是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球类俱乐部等。

2.2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供求均衡：

体育赛事的消费者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上的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体育赛事商品的数量即其需求（图2：曲线D）。体育赛事的生产者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上的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体育赛事商品的数量即其供给（图2：曲线S）。曲线D与曲线S交于E点即供需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供求达到均衡，决定了一个均衡价格P*和均衡赛事场数Q*。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均衡是体育市场体系中的单个市场均衡，属于局部均衡。

2.3与体育竞赛市场相关的要素市场——体育赛事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主体

体育赛事的生产要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比赛的场馆需要土地、比赛的举行需要运动员、裁判员等劳动力以及资金等要素。我们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分析其要素市场的均衡。

2.3.1.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主体：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球类俱乐部等

2.3.2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体：包括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这里以运动员为主）

2.4体育赛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

运动员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体育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可能的工资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量即劳动供给（图3：曲线S′）。体育赛事的生产者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体育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可能的工资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运动员劳动量即其劳动力需求（图3：曲线D′）。曲线D′与曲线S′交于F点即供需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体育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达到均衡，决定了一个均衡工资W*和均衡劳动量L*。体育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是体育市场体系中的单个市场均衡也属于局部均衡。

2.5 将两个市场联系起来的一般均衡分析

由前面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及引致需求概念可知，体育赛事生产者要聘用运动员、教练员甚至比赛的裁判员其目的并不是直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这种对运动人才的需求是由体育赛事消费者包括观众、赞助商、媒体等对体育赛事的需要派生出来的，即是一种引致需求。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和体育劳动力市场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两个市场，两个市场由体育赛事生产者对运动人才的需求联系起来，并相互作用。例如，某篮球俱乐部聘请姚明为其队员举办一场篮球商业比赛，因为姚明这样的体育明星在体育劳动力市场上是稀缺资源，只有出高价才能聘到，即W*很高，对于俱乐部而言，由于购买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花费变高，即其生产成本相应增加，在图1中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上，供给曲线S就会左移，与聘用其他篮球运动员举行篮球商业比赛相比这场比赛的票价P*就会更高。即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的要素价格变动会影响到商品市场上商品价格。另一方面，同样一个篮球俱乐部迁移到一个绝大多数人喜欢棒球而厌恶篮球的地区进行经营，其竞赛表演市场的需求就会变小，需求曲线D左移，进而引致了俱乐部对篮球运动员的需求减少，在图2 中体育赛事劳动力市场上需求曲线D′左移，最后导致均衡工资率W*也随之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体育市场体系中，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与体育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到两个市场的均衡状态，推广到一般，体系中各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仅会影响到自身市场的均衡状态，还会影响到整个体育市场体系的均衡状态，进而影响到体育市场体系的发展。

3建立健全我国体育市场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健全我国刚刚起步不久的体育市场体系，使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体育单个市场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增强市场供给能力，满足人们多种类、多层次的体育需求有着重要的意义。

3.1发展各类体育市场

3.1.1 加强和完善体育要素市场的建设

在完善体育要素市场的过程中，特别要加强体育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培育，在加强体育基金会和体育彩票发行的同时，大胆将股份制引进现代体育企业，增强体育企业集资、融资能力，也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逐步成立专门以资助体育、设施建设为主进行体育投资的公共专业体育银行。改革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打破体育劳动力的部门所有制，合理开发和利用体育劳动力市场。同时，大力发展体育技术中介服务和信息咨询业，培育体育技术信息市场和体育房地产市场，使各种体育要素合理配置，提高体育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3.1.2开拓、发展体育专业市场

重点发展那些市场大、投资小、收益高的基础行业。围绕全民健身计划，坚持国家办和社会办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培育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结合奥运争光计划，立足体育竞赛体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积极引导体育竞赛的经营活动，大力发展体育竞赛表演市场，逐步建立各种体育竞赛中介服务机构和经纪人制度，并以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和健身娱乐市场为重点发展，带动体育训练服务、体育康复、咨询以及体育用品、体育彩票、体育旅游、体育广告等专业市场的发展。

3.2加强体育市场的主体、本体与客体建设

体育市场的主体是指负责体育市场商品生产、销售的体育实体，承担这一职责的主要是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加强这些协会的产业化进程，使其真正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成为自收自支的市场主体。

3.3培养体育市场经营管理人才

体育市场体系的健全与发展既需要一大批懂体育技术又懂体育经营的通用型人才，又需要一大批通晓国际体育市场经营规范和运动规律的人才。一方面体育院校应重视体育经营管理课程的设置和有关的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对现有的体育工作者进行选拔培训，提高他们的经营素质和管理水平。还应注意从国内外引进人才，将各种懂经营、热爱体育事业的人才招聘到体育部门，为体育市场体系的健全与发展作贡献。

3.4维护体育市场体系的统一性和开放性

市场化要求我国体育市场必须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整体。打破地区封锁和垄断，形成全国性的体育市场体系，使体育资源能畅通无阻地流动，从而提高市场的效率，扩大体育市场的规模。体育市场不仅要对内开放，也要对国外开放，使国际、国内体育市场接轨，合理引进外资和国外新的体育项目、管理经验为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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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最低工资 劳动价值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 就业“负效应”理论

一、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最低工资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的制度。”

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十九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最终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资本垄断带来的问题是工潮运动的兴起，罢工活动层出不穷，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奋起反抗。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1894年，新西兰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颁布了《产业调解仲裁法》，运用法律强制手段，要求雇主付给工人不少于最低标准的工资。除此之外仲裁法庭有权依据《产业调解仲裁法》，通过裁制雇主来解决产业纠纷，达到稳定劳资关系，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在1907年，澳大利亚成立澳大利亚劳资关系委员会，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用以消灭“血汗工资”。英国全面考察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制度以后，于1909年通过了最低工资法。美国在1913年开始实施女工和童工最低工资标准时，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女工和童工。在各个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制度普及的初期，其适用范围极其有限，主要是适用于高危险、艰苦行业和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权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保障劳动者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及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包括西欧、日本在内的很多的国家开始进行最低工资立法。国际劳工组织1944年发表了《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目的的宣言》，提出：为了达到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应以有关工资收入、劳动时间和其它劳动条件的政策，来保障对所有的人公平分配进步成果，并且对所有需要得到最低工资保护的受雇者，提供保障性工资。因为此宣言的促进作用，最低工资在发展中国家开始盛行，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相继建立这一制度。在非洲，由于与欧洲大陆国家过去的殖民关系，许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开始仿效欧洲国家的最低工资制度。相对而言，亚洲国家的最低工资立法起步比较晚，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仍有许多国家没有实施最低工资制度。韩国从1986年起颁布《最低工资法》，于1989年生效。但是因为各国的的工资体系的不完善，国与国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迄今为止，全球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和类似规定，以保护劳动者最基本、受到公平待遇的权利。

二、最低工资制度的支持论

(一)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首先提出了关于最低工资的观点，配第认为，工人应该接受的最低工资取决于维持工人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须得生活资料的价值。从配第的观点看来，过低的压缩劳动工资会伤害到工人的生存，令他们无以为继。反过来种劳动力的缺失又作用到劳动力市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人的工资要维持一个最低限度之上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威廉.配第的理论和见解是最低工资保证理论的一个开端。

除此之外，著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国富论》中也有关于工资标准的阐述“一个人总是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因而他的工资至少必须能维持其生活；雇主们虽然在与工人的政治中总是占有优势，然而存在一个一定的比率，要想相当长时期把最低级的工种劳动的普通工资降到那个比率之下视乎是不可能的”社会工资客观上会维持一个最低的限度之上,并且只有劳动者的工资在这个限度之上才能让社会生产有序的进行。此外，亚当.斯密看到了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对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影响“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也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出的怨言，就是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结果和原因的哀叹。因此他认为，雇主应该尽可能的提供给雇员更高的报酬.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其生存工资理论中也提出了对于工资是否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看法。首先，李嘉图认为工资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它有和社会上其他的商品一样，有着自己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李嘉图解释道“所谓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在增减不变的情况下让劳动者继续生存并维持其后代所必须的价格”。而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及其家人维持生存的最低收入，它与社会必需品、食物的价格有着紧密的练习。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劳动的“劳动的市场价格低于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的境况就相当困难，贫困将他们习惯上绝对需要的享用品剥夺掉”，并且李嘉图认为如果最低工资为劳动的市场价值时，它低于劳动的自然价格的话。那么劳动者的生活无以为继，并且下一代的劳动供给也会出现问题。

上述一些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无论市场的供求关系如何变化，工人的工资始终要高于某一个水平，这个水平可以理解成最低工资水平。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最低工资制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的价值相一致的工资是劳动能力的平均价格，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均工资，也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的工资或劳动报酬。”马克思认为“最低限度的工资”应由三方面的价值构成：一是劳动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该部分的价值应当使劳动者个体能够维持自身生存；二是劳动者养育后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要在商品市场上得以延续，就必须有补充的存在，而子女作为劳动力的补充，其所需的生活资料也被视作不可缺少的部分；三是劳动者的驾驭训练费用，即教育费用。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力所有者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也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劳动力生产的持续进行，符合劳动力价值理论，具有自然合理性。

(三)效率工资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从雇员工作效率的角度解释了最低工资标准实施的可行性，并且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当高于市场均衡工资。夏皮罗(Shapiro)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1984年共同提出的怠工模型,他们认为，最低工资中效率工资的存在能够抑制低工资雇员的怠工现象。当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市场均衡工资时，其失去意义；当最低工资标准等于市场均衡工资时，引入的瓦尔拉斯均衡劳动市场分析，瓦尔拉斯在分析中提出，当市场上的所有企业都支付市场均衡工资时，工人怠工的成本为零，因为工人若由于怠工被发现而在失去该工作以后能够迅速找到相同工资的工作，工人变得不在乎失去现有工作；当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高出部分则被称为效率工资。此时怠工的机会成本上升，因为怠工而被解雇的工人并不一定能找到同原来一样工资收入水平的工作岗位，效率工资被认为是雇主对雇员的一种惩罚机制，使得雇员的怠工现象减少。

三、最低工资制度反对论

就业“负效应”理论：美国经济学家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其1946年出版的《价格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失业效益模型，斯蒂格勒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如果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较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低，则最低工资标准不能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其失去存在的意义；如果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会使导致劳动力在供给方面增加，需求方面减少，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即最低工资理论将带来就业“负效应”。纽马克（Neumark）（1996）利用时间序列方法，通过实例分析同样得出了最低工资的增长会降低就业率的结论。此时，若政府采取宽松性的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和减轻失业压力，则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提高，物价上升，实际工人所获得的工资降低。当物价继续上升，实际最低工资降低到某一程度时，政府不得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保证实际最低工资的合理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斯蒂格勒认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不但没有减少社会贫困，而且也起不到保障劳动者利益的作用，反而还扭曲了自由经济下社会合理的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1]傅云娜.马克思劳动力价值论解读[J].知识经济.10期.2009年

[2]唐圹.效率工资的决定激励及再薪酬管理中的作用[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

[3]刘家珉.论马克思最低工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4]罗小兰.我国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条件下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分析[J].财贸研究2007(08)

[5]翟志俊.国内外最低工资的发展概况.上海劳动保障信息.[J]2007年第11期

[6]康丽丽.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7]石娟.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

[8]The 26th Conference of the?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9]. [M].1944

[10]威廉.配第. 赋税论[M].邱霞.原磊.华夏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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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谓“零工资”就业，就是求职者不向用人单位索取任何报酬而提供劳动的一种劳动就业现象。众所周知，我国的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更是竞争激烈。迫于严峻的就业形势，应届毕业生的“薪”愿一降再降，更出现一批只要工作、不计报酬的“零工资”群体。据智联招聘网最新的“2006大学生就业力调查”列举的1200家企业数据显示：有34%的大学生求职只要求1000元薪资，且在12600余人的网上调查中，目前“零工资就业”的人已占被调查者的0.8％左右（新华网，2006）。

受过高等教育、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竟然自愿选择这种既无承诺又无保障的“零工资就业”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有人认为，“零工资就业” 是对整体劳动力价值的贬损，极大地损害了同行的利益，破坏了劳动力市场公平公正的法则，很容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全社会劳动力价值观念颠覆（凤凰网，2005）。有法学界的学者认为，“零工资就业”是对人才和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破坏，不仅加重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地位，助长恶性竞争，而且容易出现就业陷阱，被不良企业利用。因此，国家不应放任“零工资就业”，对于择业者，一经发现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及时纠正；而对于用人单位，则要责令及时改正，从根本上平衡本已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促进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人力资源网，2006）。还有人认为，所谓“零工资就业”并非一种就业模式，而仅仅是大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的一种求职方式，带有强烈个人色彩，与人才贬值、劳动力市场秩序混乱并无多少因果关系，对此不必反应过度（中国劳动，2005）。

对于大学生的“零工资就业”现象，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看它到底是劳动力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是市场参与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果是市场失灵，就必须有政府的介入来纠正；但如果是个体的理性选择，政府的盲目介入反而不利于市场的正常运行。本文的观点是，大学生的“零工资就业”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就业者来说，是劳动力市场供给大量增加情况下出现的一种隐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现象；对用人单位而言，是对大学生“文凭信号”的再识别 ；从宏观层面来说，这种择业谋职方式有积极意义，它有利于保持劳动参与率。

二、供给增加是“零工资就业”出现的基础

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受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影响，当需求保持不变时，市场供给的大量增加必然带来价格的下降。这一规律对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在劳动力市场上，单个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其使用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即单位工资）与所得边际收益的对比。在短期内，如果没有制度或技术的明显变革，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可视为不变，社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就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就我国的情况看，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也没有发生能使企业对大学毕业生需求明显增加的制度或技术变革，因此，对大学生的需求并没有明显变化。但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尤其是2001年以后，由于高校的扩招，毕业生供给大幅度增加（见图1）。

显然，在供给明显增加但需求近似不变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必然下降。这一原理用图示（见图2）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市场供给曲线由S0向右移动至S1,市场均衡点从E0移到E1点，均衡工资水平从W0下降为W1。

三、“零工资就业”―――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反对者的解释

当市场供给持续增加，市场供给曲线不断右移，工资水平将继续下降，但工资水平是否会趋于零？也就是说，市场均衡点会出现在E3点吗？在理论上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但是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原因在于教育的投资特性。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人们的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舒尔茨，1961），因而人们在选择受何种程度教育的时候必然会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大学生的供给不可能是无成本的（因为机会成本不会为0），当工资水平低到不足以弥补其投资成本，人们就会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选择少受教育或者不上大学。因此，即使国家继续实行扩招政策，大学生的市场供给曲线也不可能一直向右移动，均衡工资水平也就不会下降到零的水平。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大学毕业生“零工资就业”现象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劳动力市场的失灵？抑或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果是后者，人们做出这种选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一）对求职者，“零工资就业”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人力资本投资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不是与生俱来的，后天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有助于提高其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增加其人力资本，使其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舒尔茨，1961）。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压力使得个人的边际劳动产出等于其工资率，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带来更高的收入。由于预期到接受较多教育能带来的未来收益，个人将愿意牺牲一部分眼前的利益，投资于教育，以期望在将来取得更高的经济回报。最常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前者提供一般人力资本，在职培训则提供特殊人力资本。一般性的人力资本（又叫通用性的人力资本）是指在任何企业都能发挥效率的知识和能力；而特殊人力资本（又称专用性的人力资本），是指那些仅在某一特定的企业内才具有生产效率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特殊人力资本不具有外部性，仅仅对于某一特定企业有效，一旦离开其生产力将会锐减，其投资具有难以“打捞”的“沉淀成本”的性质，极易被套牢， 因此个人缺乏投资的动力，一般由企业提供，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在职培训。大学生毕业后，虽说拥有比较丰富的一般性人力资本，但用人单位为提高其生产力仍需对其进行特殊人力资本投资。

在我国，特殊人力资本投资以往也是由用人单位提供，如实习期的岗前培训。在实习期，员工不但接受免费培训，还享有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见习工资。但近几年情况发生改变，多数企业不愿意提供这种投资，而是要求求职者有工作经验。根据智联招聘网的调查，企业在面试员工时最看重的因素是实践经验，其次才是专业知识（东方时空，2006）。为什么现在的企业不愿意对特殊人力资本投资了呢？

第一，企业对员工进行特殊人力资本投资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必须靠员工日后对企业的长期效力才能收回。因此，在任何短期的雇佣关系下，雇主将缺乏投资的激励。我国目前正处在体制改革的特殊时期，企业和员工对未来的预期都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企业的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员工流动率尤其是年轻员工的流动率高，这使得多数中小企业无法承受对员工进行大量培训的成本而偏好于选择招聘具有同行业从业经验的员工。

第二，随着大学生供给增加，市场力量向不利于求职者的方向发展。在一个岗位往往有众多竞争者时，用人单位就好比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厂商，能以低于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水平实现交易。这使得厂商不愿再提供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而求职者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期从众多的同类中脱颖而出，不得不进行特殊人力资本投资。所以，就有一些毕业生依靠家庭的支持实行“零工资就业”。

因此，“零工资就业”实质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就业方式，而是一种隐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投资的一种延续。这一点也可以从选择“零工资就业”的求职者身上得到证实。根据调查，当问及为什么愿意接受零工资时，普遍的回答有两个：一是为获得工作经验，二是为争取机会（河北青年报，2006）。

（二）对用人单位，接受“零工资就业”是对“文凭信号”的再识别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因而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因此人们也愿意投资。可见，教育与个人收入是通过“教育―劳动生产力―收入”这样的方式取得联系的。但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却并不都支持这一假设，如有关农业部门的研究说明较多的教育对生产力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工业部门中并没有测量到这种作用（卡诺伊，1995），这导致人们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筛选理论（又称信号理论）正是这些质疑中最有力的一种。筛选理论认为，教育对提高生产力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但在同等投入条件下，潜在能力高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因而他们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因此，在表面上看是更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力，而实际上教育水平只是反映个人能力高低的信号。由于人的生产能力的复杂性，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雇主难以直接了解求职者的生产能力，或者说要了解求职者的真实能力的成本很高，但可以轻易观察到他已受到的教育水平，由于教育信号可以反映生产能力，他们就根据这一信号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做出是否雇用该求职者以及给予多少工资的决定（Spence,1973）。

由于雇主以教育水平作为雇用标准，这将诱使求职者过多地追求更高的学历，从而导致“过度教育”和“文凭泡沫”（Arrow,1973）。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总体水平上的“过度教育”可能还不严重，但由于高校扩招和二级学院的出现，大学文凭不能反映真实的生产能力的现象越来越多。“文凭泡沫”的出现也使得雇主们不得不对自己的招聘行为加以调整，如，统一降低对某一教育水平的生产力评价，或者对持某一文凭的求职者进行更细致的观察，以使具有高生产能力的文凭持有者被识别和留用。接受“零工资”就业可能正是这种细致观察的方法之一。通过求职者一段时间的“零工资就业”，雇主可以在零成本或低成本的条件下，对求职者的真实生产能力有进一步的了解，从而做出正确的用人决策。

四、“零工资”就业的利弊分析

（一）“零工资”就业有利于保持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劳动参与率

在目前供大于求的就业形势面前，经济发展提供给劳动者的就业岗位有限，必定会有一些人暂时找不到工作。如果那些无法就业的大学生失业时间过长，他们可能会渐渐失去信心，进而停止寻找工作并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在这种局面下，“零工资”就业能使他们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增加社会实践经验，并能从就业单位得到特殊的人力资本积累。虽然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不具有通用性，但对于在同一行业或者相关领域的企业中求职仍有帮助。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零工资就业”对保持劳动参与率具有积极意义。

（二）“零工资就业”不会对均衡工资水平产生明显影响

有人认为“零工资就业”会使大学生就业整体待遇降低。他们的理由是：既然不付报酬的劳动力会送上门来，企业招人就会把薪金压得很低，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竞争，会导致大学生整体的工资、福利水平降低。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呢？

首先，“零工资就业”肯定是一种短期行为。与前所述，大学生愿意无偿提供劳动，只是他们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现在的无偿劳动是为了将来的更高收入。因此，这一行为不具有持续性。人们只有在预期到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选择这种就业方式。企业想要长期占有无偿的劳动是不可能的。

其次，从企业自身的角度而言，正常经营的企业是不会选择长期使用“零工资就业”员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对于优秀的员工企业会给出合理的薪酬以留住人才，而对于能力达不到岗位要求的员工，即使仅要求低工资，企业也可能不予雇用，因为一个员工的生产能力不但影响到他本人的工作，还会对整个团队的生产力产生影响。一个“坏”的员工将产生内耗，降低团队的生产力，企业将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绝大部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用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但这不会是因为存在“零工资就业”而导致，而是大学毕业生市场供求状况变化的结果。

（三）“零工资就业”具有双向的风险，需要政府加强监管

虽然“零工资就业”是市场运行的结果，是雇主和雇员双方的理性反应，但并不等于可以对这种现象听之任之。“零工资就业”具有双向的风险，需要政府加强监管。

一方面，“零工资就业”的大学生面临一定风险。我国《劳动法》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同时，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也必须向其支付工资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在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定义中，有一个重要要素就是报酬。由于“零工资就业”只是一种求职方式，求职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并没有签订合同，并且自动放弃所有的报酬，因此，这种劳动关系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这样一来，零工资就业的求职者一旦在就业期间遇到纠纷或者遭遇意外伤害，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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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办高校 大学生就业 对策

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大部分人得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生计，如果没有工作可以说是人生最悲惨的经济事件了。

一、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的现状

近年来全球债务危机绵绵不绝从冰岛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国债风险，全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意。据有关金融机构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2月，世界各国负债总额已突破36万亿美元，预计2012年将超过40万亿美元。全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独善其身，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是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债务危机对消费者信心和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的同时，对人们的就业尤其是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带来较大冲击，就业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据教育部网站统计数据2010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为630万人，2012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680万人。不可否认高校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难有一定的关系。虽然扩招并没有“扩”出更多的劳动人口来，但大学层次的就业人数的供给大幅度增加了，在大学层次的劳动力需求没有增加或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加剧了大学层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尤其是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就业难就更为显著。

二、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法规的对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近年来许多省市都不断调整最低工资。如上海2012年4月起，上海市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1280元调整为1450元，增加170元。一方面政府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提高了最低工资的标准，使这部分劳动者的福利提高，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价格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没有最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工资是市场均衡工资。现在法定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这就使得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需求量减少，从而形成大量劳动力过剩。现在高校毕业生尤其是民办高校毕业生的角色已经从“天之骄子”向普通劳动者转变。最低工资制度的存在，最低工资的提高势必会影响大学生找工作，刚毕业的民办高校的大学生专业技能和经验是最缺乏的，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议价的能力也是最弱的，起初民办高校的部分毕业生往往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来换取工作培训的机会，甚至有部分大学生愿意不要任何报酬来进行实习，所以最低工资的存在和提高排斥了部分有工作愿望的大学生的工作机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延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出现，而且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更加突出。古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医疗水平极其原始的条件下能活到70岁的人是较少的。古代社会人们预期寿命也是较低的。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方面的改善，人均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是必然的趋势。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龄化加速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我在我的身边看到很多60岁，哪怕是70岁的老人他们的思维敏捷，精力和体力各方面都非常充沛，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老人。退休年龄的延迟应和国民真实的健康状况、和国民的期望寿命在比较一致的水平上。随着人们平均寿命和学习年限的增加，如果不延迟退休年龄，那么工作年限占人的整个生命的年限的比率会越来越小，除非生产力有极大的发展否则国家养老负担将不堪重负。所以延迟退休年龄是合意的。但在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会对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困难。

2、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并存的问题

一向以劳动力过剩著称的中国，近年来连续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企业的工厂向中西部转移。国外有些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从中国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越南、印度等国。农民工工资的不断上涨，说明了我国的用工荒正在出现。与用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大学生的就业难，特别是民办高校的学生的就业形势就更为严峻，不少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有的大学生的工资已低于农民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彰显。从表面上看既然有用工荒就不会就业难，但剖析两者的背后原因，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其根本症结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链条不完善导致低端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分需求，而民办高校毕业生既不能与农民工形成差异化得就业竞争，又不具备制造业的就业成本优势，于是就形成了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

3、民办高校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就业问题

（1）学生综合素质较低，适应社会能力不足。相对于公办高校而言民办高校学生录取分数线较低，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相对较弱。民办高校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成绩就并不优异，基础本就相对落后，进入独立学院后，因缺乏主动性和自律性，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提高不明显。由此长期发展的后劲略显不足，胜任更高职位发展方面不如重点院校的学生。

（2）学生就业期望值偏高。由于民办高校学生教育投入成本高，他们大多有着较好的家庭条件，缺乏对劳动力市场的深入了解，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期望值偏高，追求收入高、工作稳定、福利保障好的单位。从而容易产生择业欲望与现实相脱离，高不成、低不就的择业心理也影响了民办高校的大学生就业。

三、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的对策

1、政府进一步扶持民办高校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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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村流向城市、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为特征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都空前扩大了。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迁移和流动人口为1.31亿。非户籍迁移的比重为65.1%，其中有49.1%是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从户籍状况看，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中，33.8%具有农业户口，而在全部具有农业户口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中，有52.4%在城市。根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调查，2004年农村外出一个月以上的劳动力达到1.03亿，其中4299万为跨省流动。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收入指标的比较来看，如果不考虑城乡物价指数变化因素的话，城乡收入比率（以农村收入为1）从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3年的1.8，随后持续提高，达到2003年的3.2.如果考虑到城乡零售物价指数变化的不同，城乡收入比率从1978年的2.6下降到1988年的1.5，随后提高并且达到2003年的2.4.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这里使用的城乡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乡收入差距还会大幅度扩大，目前中国具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也存在一些因素，使得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有学者认为，由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城乡分布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目前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分城乡人均GDP 或人均收入，具有低估农村人均收入、高估城市人均收入的倾向。但是，这种因素只是使目前显示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缓和而已，还不足以在统计上消除这种差距，也不会改变城乡收入差距逐年上升的趋势。

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零的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而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因此，这种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实，值得从理论上和经验上给予做出解释。

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之所以具有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差距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这种流动改变城市和农村原本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均衡达到的。劳动力流动的情形意味着城市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然而，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足以形成足够大的力量，将城市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并且/或者农村劳动力市场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者甚至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在劳动力流动发生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也仍然会保持甚至扩大。

林毅夫等（Lin ，Justin ，Gewei Wang and Yaohui Zhao ，Regional Inequality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3）2004：587-603.）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妨碍劳动力流动达到应有规模的因素，同时也就是妨碍城市劳动力供给曲线不能向左下方移动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从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进行观察。

二、工业发展排斥就业的倾向

经济改革在经历一段时间对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矫正之后，又回复到重工业领先增长的轨道，从而经济增长具有了排斥就业的倾向。

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职工大批下岗，城市失业率上升。按照国际通用的口径，城市调查失业率从1995年的4%攀升到2003年的6%.政府相应制定了包括刺激宏观经济景气、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创造公益性岗位和提供再就业服务等各方面内容在内的积极的就业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产业发展方向和增长模式却并不与这种经济的就业政策相配合。

例如，在针对加入TWO 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的争论中，决策者和许多学者都主张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认为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将影响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距，阻碍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郭克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投资方向不利于那些吸收较多就业的产业，造成就业促进效果不明显的经济增长。刘学军等（刘学军、蔡昉《制度转轨技术选择与就业增长》，《中国劳动经济学》2004年第2期）发现，90年代中期以来就出现了工业增长中技术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趋势。1998年以后，一方面，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贷款利率持续下调，以刺激企业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储蓄规模持续增大，增长速度很快。资金供需两方力量的共同作用，除了使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观经济现象演化成持续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信号，从而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之外，还衍生出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为其庞大储蓄额寻找贷款出路与投资需求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以及金融机构强烈的放贷动机和谨慎的放贷责任之间的矛盾，使得银行信贷投资往往追随国债的投资方向。

转贴于 这时，仍然享受政府软预算保护并受到干预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大型项目便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首选对象。而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贷款非常困难，资本需求被人为持续压低。或者说，容易成为政府推行重工业化战略的载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容易获得贷款，融资成本降低，而更反映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正好相反。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从1998年的53.1%降到2000年的51.4%，再到2003年的49.6%.这个数字信息同时反映了两个倾向，一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效果不佳，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显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充分，从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未能得到抑制，都与此有关。

三、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

此外，农村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不足，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农民转移不充分，外出打工收入不足以使他们的收入赶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就不能缩小。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农业投资相对不足。例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投入大约为农业增加值的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0.5%-0.8%，而中国还不到0.4%（Huang ，Jikun，Keijiro Otsuka and Scott Rozelle，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s Development，presented at Pittsburgh Conference，2004）。2003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是14.8％，但是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中占用的贷款余额不到6％。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公开税、价格剪刀差和储蓄净流出渠道，从农业转移出6000-7000万元的工业化积累（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而在改革期间（1980-2000年），相同的渠道从农业吸取了1.29万亿元（2000年不变价格）的剩余用于工业发展。如果从城乡关系看，同期有大约2.30万亿元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部门。

这种农村向外的资金流出导致农村投资不足。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世界银行《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议》，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2004年）。农村非农产业维持较高资本收益率这一事实，意味着资金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流向嗷嗷待哺的乡镇企业。

四、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

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制度仍然存在，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存在很多障碍和限制，迁移成本很高。例如，迁移的距离就构成一项重要的迁移成本。蔡昉等发现，在其他影响迁移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迁移距离每增加1%，迁移率降低1.08%（Cai ，Fang and Dewen Wang（2003）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Can We Learn from China ‘s 2000Census Data？The China Review 3（2）：73-93）。也就是说，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一旦跨越地区界限，其成本大幅度提高。2000年，全国迁移人口中出县迁移占56.3%，出地级市和地区迁移占42.7%，出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迁移占26.4%，如果按三类地区划分，迁出地区的只占全部迁移的20%.

中国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或者发育过程本身，也造成了特殊的就业和工资歧视现象。当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发生，而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时，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后来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双重的歧视，即在岗位获得上受到“进入”歧视，在工资决定上也受到歧视待遇——同工不同酬。调查表明，迁移劳动力比城市劳动力平均报酬低28.9%.其中，15.96%来自于同一行业内的报酬歧视，26.93%来自于行业的进入障碍（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五、通过改革缩小差距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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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剩余价值创造性劳动剩余计量价值

笔者多次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部分，后来发现，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创造价值中的劳动实际上指的是重复劳动，因为，只有重复劳动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往往是被无偿地吸收到资本当中的，所以，虽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与创造性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并没有直接将创造性劳动放入他的劳动价值论的考察中。而在现代知识经济形态中，创造性劳动日益重要，当我们转向重点考虑创造性劳动并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的命题时，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但经过适当的处理，我们能够拓展剩余价值论，使之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剩余价值中的矛盾：剩余价值是总体的存在还是个别的存在

1、根据价值规律，从整个部门或社会来看，不存在剩余价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量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并且，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恰好就处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因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也就是说，就个别企业来说，可能由于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它仍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或价格出售，所以，它能获得剩余价值。但对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存在剩余劳动时间，没有剩余价值！从直观上来看，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亏损的。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盈余的总和恰好等于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亏损的总和，两方面相抵，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零！

2、从部门结构来分析，又必须用到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时，如对于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的两大部类来说，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是Ⅰ（V+m）=ⅡC，却忽视了或抛开了“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这个限制，将一个部门或社会的各个企业的C、V、M分别加总。在利润理论中，如阐述利润平均化时，也是这样加总的：个别资本的利润首先在一个部门内部平均化，然后在整个社会资本的总和中平均化为一般P′，即平均P′，就有总利润率，即∑m：∑（C+V）或=∑m/∑（C+V）或=社会剩余价值/社会总资本。

这就使得部门结构分析与整体分析在剩余价值上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

3、企业微观层进到部门宏观层对剩余价值分析。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在企业这个微观层次上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采用的是另一套概念，这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等等。他认为，劳动者在劳动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再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这个叫必要劳动时间，这段时间耗费的劳动叫必要劳动。而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它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两种方法或情形，一是工作日的延长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另一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按照生产力水平与单位商品成反比的规定性，一个企业，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就会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这样，他还会获得一个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显然，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于创造性劳动，正是创造性劳动提高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而创造性劳动成果是被无偿吸收到资本当中的。但是，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一个企业这样做，其他企业也会这样做。因此，会使得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超额剩余价值消失。其实，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样如此，并且当大家都延长工作日时，绝对剩余价值也会消失。

这表明，个别企业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整个部门、整个社会可能并不存在剩余价值，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4、“总体分析”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第1节的整体分析中，其隐含的种种条件是，一个部门有许多企业，它们生产同类产品，在市场上展开充分的竞争，市场供求相等，生产的所有产品正好全部能卖出去，价格也刚好达到均衡价格，实际上它等于价值。所以，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条件，存在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总价值。这就包括，有的企业可能刚好属于这样的“正常平均”条件，因而刚好按其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并按这个价格出售商品，不亏也不赚。显然，“正常平均”条件之下的企业会亏损，而“正常平均”之上的企业能有盈利，但两方面刚好相抵。这样，整个部门或社会是平衡的。当“正常平均”移动到另一个水平上以后，虽说技术水平提高了，或者工作日延长，或者工作日缩短了，情况同样如此，整个社会不会有剩余价值。

在这里，劳动力市场是否也处于均衡状态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那么劳动力的均衡价格就等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会根据其劳动力预期创造的价值来出售）。这意味着只有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才能在这种劳动力价值水平上盈利。相反，如果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第一种情况是供过于求，劳动力的价格将低于其所预期创造的价值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门或社会才存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分别，也即存在剥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使一些“正常平均”水平之下的企业也能盈利，但有些距离“正常平均”水平太远的企业仍然可能亏损，尽管它剥削了劳动力。第二情况是供不应求，自然不存在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格过高，只会使那些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盈利。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容易得了一个结论：对剩余的剥削是与市场结构相联系的。不过，我们又要提出一个新问题：在不存在对劳动力剥削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剩余呢？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性质或者从何而来呢？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留待后面作解答。

5、“微观宏观结合分析”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非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是动态分析方法。在第3节中，竞争和技术进步是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一个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其他企业纷纷跟进，最后，这种技术成为一个部门的常规技术，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工作日的变化或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的变化同样如此。当然，工作日一般是缩短的，“劳动强度”一般来说是趋于下降的，劳动熟练程度则是趋于提高的。这样，基于产品成本差异的市场竞争也使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同时，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会使劳动力的供求产生不均衡。只有当一个部门或全社会都使用新技术之后，新技术成为常规技术的时候，才出现“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而“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也差别不大，于是，有可能形成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我们也可能依据价值定义的方法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时，各企业差别不大，整个部门或社会不存在剩余价值。如果个别企业又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而且它生产的商品产量没有达到打破市场形成的均衡的条件下，它就只对市场系统产生“微扰”作用，这个企业是可能获得剩余价值的。而实际上，在竞争的市场中，这种“微扰”作用总会放大，打破市场的均衡，因为该企业的成本低，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使同类产品出现供大于求，一些仍采用传统技术、成本高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只有当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迅速扩散并最终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用时，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会决定一个新水平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并成为决定价值的基轴，而剩余价值也迅速消失。

在传统的经济中，技术进步慢，“社会正常生产条件”比较接近于现实，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加快，实际上，一种新技术还没有被推广到成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以前，另一种更新的技术往往就出现了，这决定了市场结构的不均衡成为常态，也可以说，市场永远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社会生产不存在以“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为基础的价值基轴，或者说，价值的标准模糊化和虚拟化了，具有更多的认识和预测的成份，所以，我提出“预期价值”。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它也是根据自己的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来认识和预测其“个别价值”，同样具有“预期价值”的性质。相应地，预期价值也可分为有“社会预期价值”和“个别预期价值”。

当个别预期价值低于社会预期价值时，企业将获得预期剩余价值。于是，我们说现代商品生产是预期剩余价值的生产，它主要是技术进步所推动的。

6、阶级剥削还是个别剥削。如果我们从微观上肯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那么，从宏观上，从一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是一般的利润率平均化，而是利润的零化。其社会意义上的结论就是，工人可能仅受个别资本家的剥削，而不受他所属的部门的资本家的剥削，不受全体资本家的剥削。也说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个别工人和个别资本家对立，而不存在整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当然，如前所述，这是假定是以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为前提的。严格来说，这个条件是不存在，但是，在现代国家的管理之下，包括反垄断、对劳工的保护和工会加强等因素，使得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特别是劳动力的供求均衡）接近于现实，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剥削是弱化的。其实，这个结论从直观上来说也是好理解的：人们劳动的时间、强度和复杂程度都没有增加，但获得的物质生活水平却越来越高，怎么好简单地说受到剥削呢？这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的真正来源是创造性劳动所推动的知识或技术的积累。这意味着，即使有剥削，也主要是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下面将进一步来考虑这个问题。

二、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积累还是知识的积累

这个矛盾与剩余价值中的矛盾是相联系的。

1、关于价值积累与知识积累。如果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那么，社会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但是，在资本周转中对固定资本的分析时，又隐含着一种即使不考虑剩余价值的积累情况下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因为，当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一部分价值一次一次转入W′中去，随W′的流通转化为G′的一部分，随着这种独特的流通的进行，一笔笔货币要以折旧基金的形式贮存起来，一直到它的物质形态全部损耗需要更新的时候，才重新投入流通，购买（新的）劳动资料。在这里，固定资本磨损分为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两种。有形磨损又称实物磨损；无形磨损又称精神磨损，包括：a．技术进步，机器的价值下降；b．技术进步，相同的机器效率提高。这就是说，与无形磨损相对应，应该有一个无形的积累存在，这被称之为内涵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它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是知识的积累。

2、真正的矛盾。当然，我们应该明确，我们说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存在，指的只是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并非实物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在实物形态上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可能的。此外，我们还应该搞清楚，个别企业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也是可能的。所以，真正的矛盾是，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不存在扩大再生产是符合现实的吗？初看起来，似乎是不符合的，因为，随着人类的发展，经济世界的商品量和价值量似乎都是迅速增加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3、不变价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由这个命题实际上可得到一个推论：不同时代人类生产所创造的价值量的多少仅与人类所花的总的劳动时间有关，而与其他因素，如技术水平、劳动强度等无关。因为，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各个时代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等如何不同，每个时代都会在自己当下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基础上来衡量自己那个时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所以，只要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相同，那么这两个时代所创造的价值量就是相同的（尽管劳动生产率和商品量等不相同）。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对劳动者的日益严格的保护（限制童工，八小时工作制甚至更短，越来越多的节假日等），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那么，社会劳动的总量是不断减小的，因此，价值形态上的资本积累并非我们直观的那样是越来越大，很可能是不明显。举个简单的例子，石器时代的人们打造一件精制的石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生产一台现代机器所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两者所包含的价值量也就差别不大，但如果按所谓“不变价”来计算，则是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平时我们习惯讲的“资本积累或价值积累”实际上是不变价的扩大。从石器到现代机器所发生的积累本质上是知识的积累的结果！这个积累是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

对于知识的积累来说，再生产的条件就不一定表现在总价值的增加上，而主要是内涵意义的。如简单再生产，就不是表现为Ⅰ（V+m）=ⅡC，而是ⅠΔC=ⅡΔC。因为，由于技术进步，第一部类使用同样多的资源能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其中，只需要价值量更少的ⅠC1就能满足本部门的需要，多出的ⅠΔC则用来与第二部类相交换。即有ⅠC=Ⅰ（C1+ΔC）。同样，第二部门也有ⅡC=Ⅱ（C2+ΔC）。实际上，两大部类用来交换的部分ΔC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折旧，另一部分是技术进步所增加的。当然，我们可能是以不变价格来计量的，因此，可以说存在“价格膨胀”。

4、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对于个别资本来说，可能存在剩余价值，它可能来源于剩余劳动，即传统的剥削，这实际上构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价值积累），是由于劳动时间延长、人口和劳动力增加等引起的；也可能来源于对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它同时还形成知识（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积累。对于现代社会经济来说，后一点更突出，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因为，第一，劳动力数量趋于稳定甚至减少，劳动时间也在减少，而知识的进步越来越快，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日益突出。第二，创造性劳动成果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无偿占有的情况日益难以发生，即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是困难的。此外，当知识为社会所共享时，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也就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创造性劳动所创造的“剩余”已不再是传统的“剩余价值”，而不过是将价值作为一种计量方法来衡量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结果，也即前面的提到的预期价值，这种预期价值也可以说是“计量价值”。在这里，价值由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成了一种价值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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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是劳动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的内涵、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及其历史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政府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市场因素、劳动力生产成本上升与供求不匹配是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提出治理的对策：应着力在初次分配强化“劳权”，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再分配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解决劳动力供求不匹配的问题。

【关键词】

劳动力；收入；分配不公；成因

我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社会和谐、共同富裕、关注民生和质量增长是“后改革时代”的基本特征。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据统计，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统计显示，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60%多下降到了2007年的50%，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三是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6.76%下降到12.19%，10年间下降了4.57个百分点。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应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从后改革时代的要求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性，坚持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原则，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一、文献综述

对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研究须基于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清晰认识。国内学者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构成上，形成了差异化的观点。陈永正认为，劳动力价值除马克思所说的三部分内容以外还应该加上劳动者受教育而形成的新价值，因为教育是在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中凝结成“隐含劳动力”在劳动力支出时表现出来。谭运进则强调，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构成理论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构成，而现代劳动力价值是一般构成，应该在最低构成上加上劳动者享受性消费资料的价值。吕君奎则认为，除马克思所说的三部分内容以外，由于活劳动投入能够形成较大的劳动力价值，因此，劳动力价值还应该再加上家庭对劳动者的活劳动投入。上述代表性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现代劳动力商品价值应包含更丰富的构成内容，应对马克思劳动力商品价值进行新的解读，这种解读既不应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近年来，学界十分关注劳动力商品价值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然而，除个别研究文献外，如伍旭中，鲜有文献专门阐述劳动分配不公的问题。一般的研究方法都是将劳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纳入到收入差距问题中考察。刘洪慧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限制了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延滞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抑制和制约了经济增长。杨灿明等的观点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矛盾加剧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收入格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要素分配格局变化，住户收入比重下降不是再分配阶段导致的，而是劳动收入份额大幅度下降导致的。张车伟等的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不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下降，而是这一比例水平长期过低，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低是一种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格局。从上述文献不难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是导致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主导原因。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劳动者报酬过低和劳动收入分配不公已是不争的事实，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点在于重新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厘清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混乱认识，探求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现实途径。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重新确定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是劳动收入分配的基础和前提，确定劳动力商品价值必须清晰界定劳动力的范畴，厘清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性，重新确定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商品价值。

1、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所谓劳动力，是“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是人的劳动能力，是人在生产使用价值时所运用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劳动力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主体，如果不生产某种使用价值，那么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便不能将其自身体现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是依存于资本家和资本而存在的，即如果没有雇佣劳动力的资本家存在，就不可能有劳动力商品的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指职业化的劳动者，不包括在位的农民[2]，也不包含垄断行业工作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知识分子群体是劳动力商品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在前期通过对教育的高投入获得和掌握知识作为“人力资本”，必须通过提供和传播知识来获得相应的工资性报酬，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劳动力商品。农民工阶层仍然拥有一定的土地作为物质生产资料，因此，也并非一无所有地等待资本的雇佣和剥削。农民工是不在位的农民，即其已经离开了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劳动力商品进入二、三产业务工以维持生活，因此，我国庞大的农业民工群体是劳动力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获得和实现主要通过市场上公平交易的工资性收入来完成，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性收入不是市场公平交易所决定，垄断行业的收入除了工资性收入外，还有大量垄断性经营的非工资性收入，即便是考察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性收入，也会发现，其工资性收入完全不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体现，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平等协作关系下的劳动者效率差异的体现，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商品不应包含垄断行业工作者和政府工作人员。

2、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这样描述劳动力商品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即劳动力商品价值所包含的价值内核只是劳动力自身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构成，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劳动者养育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三是劳动者受教育或训练而花费的一定量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在法律上是有人身自由的，除了其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外，丧失了一切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穷得一无所有，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将无法生存；存在着与劳动力商品相对立的资本家阶级，工人无法改变其社会地位，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售，不断地再生产出与资本主义生产相适应的劳动力。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不仅有生存权，还有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上升的发展权和享受权，因此，劳动力价值构成中除了包含最低构成外，还应包含劳动者享受性消费资料的价值及其子女受教育的费用价值。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劳动者之间是平等协作的关系，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国家和企业之间尽管存在形式上的雇佣关系，却不能表现为实质上的剥削关系。尽管如此，近年来，我国垄断行业及掌握公权力的集团其收入远远高于其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明显加剧；政府通过税收、价格等手段将国民收入大量向自己手里转移和集中；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出现了“利润侵蚀工资”，“强资本，弱劳动”现象，劳动力商品价值被扭曲，并最终导致了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公。

三、“后改革时代”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成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政府确定全社会劳动力商品的最低价值；二是市场决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三是劳动力自身形成及其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劳动力的个别价值。劳动力商品的最低价值不能反映劳动力商品的真实价值，其主要原因中政府人为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市场决定了部门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但垄断行业和部门的劳动力商品价值由于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其劳动力商品价值高于其他行业和部门；劳动力自身形成及其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劳动力的个别价值，但由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不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原因，劳动力供求不匹配，劳动力的个别价值常常难以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所反映的劳动力商品的平均价值是确定劳动收入分配的根本基础，但是，由于“强政府”的干预、市场中的垄断因素及劳动力商品个别价值的差异性，劳动力商品价值总是偏离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劳动力商品价值被扭曲，从而最终表现为劳动收入分配不公。

2、不完善的市场强化了劳动收入分配不公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形态的劳动力是“特殊商品”，它“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6]，市场决定部门或行业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但是，由于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驱使，资本家对劳动力的耗费是“过度的”，而不是正常的。对某个部门或行业来说，一般而言，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在其进入流通之前就已经确定，因而劳动力价值相对于其所创造的新价值总是滞后表现出来的。那么劳动力商品价值在部门或行业是如何决定的呢？“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劳动力价值刚性之间这一上一下的两条曲线的交点上”[7]我们知道，不同部门的平均劳动力价值显然是有差异的，但决定部门或行业劳动力价值的这一交点必然是在政府决定的最低劳动力价值之上。不能否认，劳动者收入低下与中国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有关，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真实反映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分散的劳动力不具备集体谈判能力，“强资本、弱劳动”的市场格局最终导致了劳动者收入低下。

3、劳动力生产成本上升及供求不匹配加剧劳动收入分配不公

劳动力的形成与教育的投入、营养水平的提高有密切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形成的成本是不断上升的，一则表现为劳动力的生活资料价值增加。生产高素质的劳动力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家庭和社会的事，国家提供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有利于保障劳动力的形成和再生产。二则是生产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大幅上升，由于生活和教育成本等的增加，劳动者所正常耗费的生活资料出现了代际消费的现象，大多数在位劳动力主要消费的只能是生存资料，而要把享受和发展资料留给下一代。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形成和再生产成本相比，劳动力的即期收入增长是滞后的，突出反映在劳动力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在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劳动力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使劳动者很难找到自己收入合意的工作，从而其收入水平也很难达到与其成本相对等的状况。

四、“后改革时代”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治理路径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立是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基础。马克思劳动力商品价值理论告诉我们，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扭转“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当前，关键在于政府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强化“劳权”，提高劳动力的整体收入水平。

1、初次分配强化“劳权”，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

初次分配是再分配的基础和前提，初次分配的公平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再分配的效果。过去，我们一直注重通过再分配去调节收入分配，而忽视了初次分配的过程和结果。这种认识的根源是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分离和对立，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要在初次分配体现“效率优先”，在再分配中“兼顾公平”，这种偏颇的认识最终在十七大得到了纠正。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偏低，与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价值导向有关。为了拉动投资和出口，企业过度积累利润，限制了职工收入的提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与民争利，税负过多。因此，在“后改革时代”，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也要兼顾公平，应扭转过于偏向资本（包括限制权力资本介入分配）的收入分配机制，强化“劳权”，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行收入指数化政策，使劳动者报酬与GDP增速、物价水平保持同比增长，以确保劳动者能真正分享改革的成果。

2、再分配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

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政府通过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直接转移支付。如通过增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对城市贫困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就业指导和岗位供给等。二是进行税制改革和完善，强化税收在再分配中的功能。税收是最能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政策工具，累进的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影响更为显著[8]。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超GDP的增速，反映了政府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强化自身利益的倾向。因此，必须透过再分配环节，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的同时，重点是提高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对中低收入群体减税或实行退税政策。

3、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解决劳动力供求不匹配的问题

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由于我国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为导向，各地方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心目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亲商主义”倾向，政策向资本所有者倾斜也就理所当然；资本所有者常常以招商引资的形式享受到种种优惠政策和政府保护，相反，劳动力则由于国家人为压低成本而表现极度的供给丰富和廉价，加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动力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良好的组织谈判机构和能力，从而在劳动力权益保障和待遇提高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因此，必须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供求信息的透明度，使劳动力供给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劳动力收入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更好地体现劳动力商品的真正价值。

【注释】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8-199.

[2]在位农民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相结合的小生产者。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

[4][5][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8、199、47.

[7]白暴力等.马克思工资市场定位理论――资本主义市场均衡工资模型[J].当代经济研究，2010（5）.

[8]罗传捷.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理论研究用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0（6）.

【参考文献】

[1]白永秀.由“前改革时代”到“后改革时代”[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2]陈永正.教育对劳动力价值形成作用新探[J].经济学家，2003（4）.

[3]谭运进.对劳动力价值构成理论的再认识[J].经济学家，2004（5）.

[4]吕君奎.劳动与劳动力价值新论[J].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12）.

[5]伍旭中.劳动力价值理论与中国劳动收入分配公正：一个多层视角的解析[J].安徽大学学报，2011（6）139-145.

[6]刘洪慧.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J].经济观察，2008（6）.

[7]杨灿明，胡洪，曙俞杰.收入分配研究述评[J].国民经济管理，2008（5）.

篇8

［关键词］最低工资理论；工资制度；就业量

［中图分类号］C97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2-0148-02

［摘要］最低工资制度是国家规定用人单位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的制度，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一直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传统观点认为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效应，且这种观点被长期普遍接受，而近期一些新的研究结论对此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同样，学者们对于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是否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消除贫困的看法也不太一致。笔者就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内外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最低工资理论；工资制度；就业量

［中图分类号］C97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2-0148-02

一、引言

所谓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所在用人单位必须按法定最低标准支付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制度自开始实行起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其支持者认为，最低工资是增加穷人收入的手段，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防止两极分化；同时，最低工资可能“冲击”雇主，使其更注意技术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期的失业后果。但最低工资制度的反对者声称，最低工资并不是帮助在工作的低收入者最好的方法。他们认为，最低工资将增加失业，尤其对低技能劳动力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影响更大；此外，法定最低工资将引起溢出效应，导致未被最低工资法覆盖部门的工资率下降。

二、最低工资理论的新进展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出清工资，新的市场均衡水平就会降低，从而劳动力需求减少，使原本可以受益的低工资者因此而失业，生活更为贫穷。这一传统观点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近年来有学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兴趣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主要有效率工资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和搜寻理论模型。

1.理论研究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较高的效率工资和由于实施最低工资造成的大量失业将促使雇员更加努力地工作。由最低工资造成的失业，对于抑制怠工将产生有效影响。因此，最低工资能够减少总失业水平。

人力资本模型假设最低工资对低生产率工人产生激励作用，为了提高生产率以获得更高工资，工人会接受教育和培训，这样会提高人力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

搜寻理论认为，就业量取决于雇主和求职者匹配的成功率，最低工资提高会吸引更多的人寻找工作，这会导致更多的雇主和求职者成功匹配，而就业量并不因最低工资上升而减少。因此，在实施了最低工资立法后，雇主通常不会立刻解雇工人，他有可能通过减少工人的福利、增加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来抵消最低工资提高带来的损失。

尽管学者们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方面的影响争论得十分激烈，但达成一致的是：最低工资越高，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大；劳动力需求弹性和劳动力供给弹性越大，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大；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替代弹性越大，最低工资对非技术工人就业影响越大。此外，劳动力年龄、性别和地域不同，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

2.实证研究

目前，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或失业的效应究竟有多少，在理论上并不明确。Bernstein 和Schmitt(1998)对1996—1997年美国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对失业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其负面的就业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John M．Abowd、Francis Kramarz和David N．Margolis研究对比了法国和美国最低工资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得出结论：最低工资增长会引起就业的强烈变化。在法国，最低工资每增长1％就会减少男性工人1.3％和女性工人1％的就业；在美国，最低工资每降低1％，就会增加男性工人0.4％和女性工人1.6％的就业。David Neumark和William Wascher利用一个不均衡的方法来研究最低工资效应与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得出结论：就业与最低工资效应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法定最低工资与均衡工资之间的比较关系。如果法定最低工资高于均衡工资时，会对就业产生负效应；反之，如果法定最低工资低于均衡工资，对就业不会产生相关关系。

三、我国最低工资理论观点

自1993年我国出台《最低工资规定》起，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正式实施已有17年，其间虽经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但最低工资制度的合理性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在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争论中就是否赞成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反对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张五常(2006)明确反对实行最低工资，认为最低工资不应该由政府制定标准，最低工资容易引起低技能工人失业，不利于社会稳定；即使雇主雇佣低技能工人，雇主也会从住宿和膳食上克扣工人，工人实际挣不到最低工资；农民工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会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平新乔(2005)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生产率水平与农民工的机会成本。他提出，过于积极地推进“最低工资标准”并提高该标准，反而会不利于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改善。只要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没有大的提高，就会有农民工接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使最低工资制度形同虚设。

赞成者支持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王梅(2010)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证明适度的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城镇就业的增长，总体上看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0%比例。从目前实际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情况及实证研究结果看，提出了有利于促进就业量增加的最低工资标准参考范围并建议细化最低工资标准的测算方式。

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合理。魏章进、韩兆洲(2006)通过研究最低工资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最低工资标准设定是否合理；目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现行的最低工资水平尚未达到影响就业的水平，无须过度忧虑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总体偏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失业率变动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长期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不会持续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为了保证社会起码的人道、公正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从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出发，我国应继续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柯龙山(2010)认为最低工资标准陷于标准过低的权宜困境，其调整并没有真正惠及劳动者，因此要求重新定位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明确最低工资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归属，政府应该承担最低工资保障职能，同时建立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主和最低工资保障机制为辅的工资制度，以及积极探索制定其他公共政策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鲍红香(2010)认为我国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运行模式选择不宜实行全国统一标准，但在地方性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可考虑以地方性行业标准和地方性工种标准作为辅助模式。王晓玲(2009)通过对我国最早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城市——深圳的研究认为，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是政府、劳动者和企业三方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强资弱劳的情况下，政府应为劳方提供制度救济，增强与资方谈判的地位，坚持公正立场，贯彻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积极协调好劳动者与雇主双方的利益。应加强最低工资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融合。

四、对国内外最低工资理论的综合评价

国外最低工资理论大多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研究基础，而对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的影响研究不多。在目前的关于最低工资影响研究文献中，反对制定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观点大都以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为前提，缺乏深入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实际相差较大。在我国，由于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时间较短，从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到现在只17年的时间，相比西方等发达国家而言，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都还十分欠缺，虽然各地政府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是目前大多数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很难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度量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实行适当的最低工资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仍有待我国理论界对其开展深入研究。

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行最初曾备受经济学家的指责，认为它增加了失业并带来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目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现行的最低工资水平尚未达到影响就业的水平，无须过度忧虑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增加。新的研究结论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因此，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考虑企业的用工成本和社会效率的基础上更多地维护最低工资者的切身利益。为了确保最低工资制度的有效执行，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大对不执行最低工资行为的惩罚力度，严格监督企业的实施情况，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最低工资制度的宣传力度。只有在最低工资得到有效落实的情况下，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才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坎贝尔·R·迈克南．当代劳动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368．

［2］Richard Dickens，Stephen Machin，Alan Manning．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employment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A critical view．Labour Economics，1998.

［3］John M．Abowd，Francis Kramarz and David N．Margolis．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NBER Working Paper，No．6996．

［4］David Neumark，William Wascher．Minimum Wage Effects and Low-Wage Labor Markets：A Disequilibrium Approach．NBER Working Paper，No．4617．

［5］张五常．没有必要实行最低工资制［J］．商界(中国商业评论)，2006(10)．

［6］平新乔．关注民企劳资关系［J］．中国改革，2005(4)．

［7］王梅．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区域城镇就业的影响［J］．开放导报，2010(6)．

［8］魏章进，韩兆洲．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6(1)．

［9］韩兆洲，安宁宁．最低工资、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10］柯龙山．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者待遇:统一抑或排斥［J］．财经科学，2010(8)．

篇9

关键词：贸易开放 非正规就业 理论 实证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市场化经济体制的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我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和非正规就业者数量的增长。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着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加速带来的就业压力，就业供需矛盾的现实背景下研究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正是借鉴ghoshetal等人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理论模型阐明不同开放环境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不同影响，厘清贸易开放背景下劳动力从正式部门到非正式部门的过渡过程，并得出贸易自由化导致非正式劳动力增加的临界阀值，从而在实践上为政策制定者提升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水平，引导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合理增长，为制定使我国获得更多贸易开放收益的就业政策及经济环境提供决策参考。

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贸易自由化一直都被认为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众多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影响机制研究

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过程从本质上说，包括价格传导效应、进出口竞争效应、劳动力迁移效应三个方面重要的内容。maiti&marjit认为贸易自由将拓展正规经济中比较优势部门的出口市场，正规部门工作重心逐渐从产品生产向产品营销转移并将部分产品生产转移给非正规部门，因此贸易开放会促进非正规部门的发展；mandal&chaudhuri认为关税税率下降会导致进口竞争行业面临的竞争加剧，资本回报减少的情况下为维持经营将会把部分低技术劳动力从正规部门剥离并向非正规部门转移；sarbajit&ujjaini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拓展为包含非正规部门的三部门模型，认为贸易自由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加速城乡间的劳动力迁移，非正规部门门槛较低、机制灵活因此吸纳了大部分农村劳动。

（二）贸易开放背景下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研究

harrison&hanson 以墨西哥为例对贸易开放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改革和国内市场的开放加剧了墨西哥劳动市场的收入差距；kar&marjit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传统的ht模型，认为非正规部门可以避免劳动力流入农村部门，从而工资水平不会出现明显的下滑；marjit 认为非正规部门同样包含了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部门，如果贸易改革削弱了资本密集型的正规部门会引起资本密集的非正式部门的萎缩和平均工资水平下降的连锁反应，而劳动密集的非正规部门无论是就业规模或实际工资都会有所上涨；pavcnik（2003）认为由于非正规部门低技术工人的比例往往高于正规部门，贸易开放推动技术溢价的上升可能会压低非正规部门工资水平和就业规模从而拉大同正规部门的工资差距。

（三）贸易开放背景下对非正规部门的相关宏观调控政策研究

贾玉洁（2004）从引导非正规就业部门产业化、减少制度约束、扶持非正规就业中介体系等方面介绍了转轨时期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张华（2009）认为要规范非正规就业发展，应从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提高非正规就业部门的素质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从业能力等方面入手；胡凤霞（2011）等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准入条件、非正规就业选择影响因素及就业效果进行研究，结论显示在当前城乡劳动力公民权利界定的条件下，农民工从事正规就业并不能扭转城乡就业差异，同时任何单一的法律覆盖都不可能使农民工的境况变好。

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ghoshetal建立的理论模型构建一个包含失业与再就业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利用该模型考察贸易自由背景下劳动

从正式部门到非正式部门的过渡过程。

（一）模型基本设定

假定母国为一个包含一个正规部门和一个非正规部门的典型两部门情形的单一经济体，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开展贸易。设ar+，a代表该国生产正式产品的n个不同的行业或产业。因此，该国参与生产n个不同的商品。这n个行业的相对价格和其它贸易国相比，是由下面的不等式给出：

（1）

由于a是一个有序的集合，可以假设部门a1，a2，...比较优势递增。典型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会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而进口比较劣势的商品。假设s包含asa及asd两个子集，asar+包含s个比较优势部门a1，a2，……a s；asdr+包含s个比较劣势部门a s+1，a s+2，……，a n-s；这些生产部门利用本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

假定国内劳动力包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正式劳动力以及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非正式的劳动力。在t时期，有：

lt=ltf+ltl （2）

假定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且劳动供给大于需求也即存在非充分就业。设分别有k、（1-k）比例的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就业，正规劳动者在正规部门工作，非正规劳动者工作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有：

lt=klt+（1-k）lt

假定正规部门的损耗和增益的贸易改革的结果，而非正规劳动是总劳动扣除正规劳动的残余，也即不考虑工资差异以及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和生长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 假定正规部门包括比较优势部门（出口部门，s）和比较优劣部门（进口竞争，n-s）。假设正式劳动占总劳动力的份额可被出口部门或进口竞争部门吸收。简化模型起见不考虑资本因素，在t期的输出劳动力的映射；。因此：

（3）

其中，α和（1-α）分别表示正式劳动人口在比较优势部门和比较劣势部门的就业比重。

（二）不开放贸易的情形

首先，考虑本国不开放贸易的情况。本国是一个封闭经济体，通过设置贸易障碍以防止来自外部的竞争。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发展会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扩张。先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由于比较优势行业相对比较劣势行业而言是高效率的生产者，假定aca的增长率γ高于的acd的增长率δ，也即γ>δ。t+1时期有：

（4）

（5）

其中，0<γ，δ<1。

t+1时期正规劳动规模：

（6）

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

（7）

再看劳动力的供应方，g表示整体劳动力的增长速度。t+1时期，glt为新增劳动力，设m是被正规部门吸收新的劳动力的比例，即正规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剩余（1-m）比例的剩余新增劳动力进入到非正规部门。μ比例的非正式工人达到在正规部门在t期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他们将在t+1时期进入正规部门。模型中，劳动力需求约束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文章把非正规部门作为正式的劳动需求，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任何时期的残余被非正规部门吸收。t+1时期非正规劳动的规模：

（8）

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由新增劳动者和非正规部门中达到正规部门技术要求的劳动者来组成。因此，劳动力供给等同于新的需求，t+1时期有：

本国正规经济的最佳比例是：

（9）

（三）开放贸易的情形

接下来考虑本国开放贸易的情况。贸易自由化能够减少和消除如关税、配额等贸易障碍。本国比较优势部门也随着贸易的开放将其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进口竞争部门将面临国外的竞争而收缩。显然这将导致扩大出口部门劳工需求增加而进口竞争部门将劳动力需求下降。t+1时期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分别为：

（10）

（11）

其中，0<γtl，δtl<1。

贸易自由化旨在促进出口和经济的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比较优势部门扩张的速度将高于封闭经济下的扩张速度。因此可假设：γtl >γ。

t+1时期正规劳动规模：

（12）

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

（13）

同样的，g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mtl指被正规部门吸收的新增劳动力，此外有μ部分的边际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过渡到正规部门。因此后自由化时期本国非正规劳动份额由三部分组成。首先，现有不被正规比较优势产业吸收的非正式员工。其次，没有在扩张的正规部门获得工作机会的新增劳动力。最后，萎缩的正规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

（14）

均衡

状态下新增的工作岗位（需求方）等于新进入者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本国正规经济的最佳比例是：

（15）

（四）开放贸易和不开放贸易情形下正规就业比重比较

上文基于劳动市场均衡条件获得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最佳份额。在此将推导出在什么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导致上升的非正规经济。由方程（9）和（15）有，k*>k*tl，即：

也即：

简化模型起见假定mtl=m，μtl=μ，也即无论开放或不开放情形正规部门将吸收同等数量的新增劳动力，非正式部门过渡到正式部门的边际员工的转移速度也是相同的。

因此，贸易自由化是否导致非正规经济扩张取决于不开放贸易情形下比较劣势部门能否能提升自身发展水平。依据上述理论模型可知，即使开放贸易，只要asd扩展的速度超过一定的阀值δ，非正规经济就不会过快的扩张。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非正规就业（informal）：为了更准确获取非正规就业数量，本文借鉴高玲芬（2005），吴伟（2008）等人的测算方法，即利用城镇就业人数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差值估计最大值，再通过加权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数得到非正规就业人数的最小值，最后采用移动加权法进行修正。

贸易开放（open）：贸易开放指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通常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是当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fdi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城市化率（urban）：城市化通过城市经济扩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集聚与扩散拉动需求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增加非正规就业规模。本文根据前文采用的城市化水平的定义，用中国1978-201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gov）：政府最终消费支出量大面广，在国民经济中拥有重要地位。贸易开放加剧了本国的市场竞争程度，各国政府建构政府采购制度时往往通过“国内产品优先”的采购制度或者规定国际采购中本国产品和劳动含量来保护民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而非正规就业人员往往就是为它们服务的（薛德升、方逸涵，2011）。

本文的样本数据区间为1991年至2010年，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中informal指非正规就业比重，open指贸易的开放性用于代表贸易自由化，fdi指外国直接投资也即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百分比，urban意味着在总人口中的城市人口比例，gov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c表示固定效应，ξ 表示随机干扰项。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变量取自然对数。 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分析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过程中伪回归现象的发生，开展实证分析前先对各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相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水平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各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平稳序列，说明informal与open、fdi、urban、gov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分析。通过综合考虑aic、sic信息准则以及检验结果，将模型最优滞后期定为2，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在5%的显著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都拒绝存在0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各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结果进一步显示了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优于其他变量。同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还可以找到可靠的实证结果证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政府采购、城市化等因素对于非正规就业规模同样有着积极显著的影响（见图1）。这一结果支持了已有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大部分省份来说，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对于非正规就业规模扩大有影响作用（胡凤霞、姚先国，2011）。

结论与建议

就业尤其是非正规就业在稳定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我国城市化过程加快、大量人口从农村或不发达地区涌入城市等发达区域的现状，研究如何努力改变就业难的局面已经成

当前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包含失业与再就业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利用该模型考察贸易自由背景下劳动力从正式部门到非正式部门的过渡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1991-2010年相关数据重点就影响非正规就业规模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程度、城市化、fdi对非正规就业规模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优于其他变量。 因此本文的建议是，加强政策法规建设，为非正规部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提高非正规经济质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合理增加非正规就业人员教育投入，提升非正规就业人员从业能力，促进非正规劳动者向正规部门合理转移；不断深化贸易开放，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和利用层次，以期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我国劳动就业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参考文献：

1.刘媛媛.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就业关系的研究述评[j]. 经济学动态，2012（10）

2.贾玉洁.浅析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与对策[j].人口与经济，2004（3）

3.张华.关于促进非正规就业规范发展的思考[j].经济论坛，2009（10）

4.胡凤霞，姚先国.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4）

5.高玲芬，贾丽娜.论“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与测量[j].统计研究，2005（3）

篇10

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较高的水平上，人们开始怀疑这一现象是否与失业保险政策有关，③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失业保险制度的作用。同时出于财政问题的考虑，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着手对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福利制度实行改革。对现实的思考激发出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相关文献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一）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探讨

在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中，使用最广泛的是搜寻理论（searchtheory）。该理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劳动者能够理性地选择放弃可以得到的某些工作机会并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未来出现更好的工作。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劳动者放弃或接受新工作提议呢？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除此之外，劳动者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享受闲暇的函数。搜寻工作行为可以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闲暇机会，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受到损害。任何一个理性的劳动者都会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因此，保留工资水平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是直接决定人们劳动供给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保留工资水平越低，搜寻工作越努力，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较大；反之，失业者就业机会较小。失业保险正是通过改变它们，进而影响人们的失业时间和就业状态。

1.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Feldstein（1976）和Topel（1983）等人认为，搜寻工作的劳动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提供的信息，估算找到新工作机会的概率、成本和收益，形成搜寻工作的预期边际收益与预期边际成本。失业者的搜寻行为将一直持续到两者相等的时候为止，此时的工资水平恰好等于保留工资，失业者接受工作提议。劳动者的储蓄、借款和失业保险金等非劳动收入会改变搜寻工作的预期边际收益，进而影响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当失业者获得较丰厚的失业保险金时，其搜寻工作的预期收益以及保留工资会相应提高；失业者不仅变得更加“挑剔”工作，而且也会降低寻找工作的热情和减少寻找工作的时间，进而延长失业时间，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也随之上升。[1-2]

2.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Feldstein等人的分析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只要处在失业状态，劳动者就可以无限期获得失业保险金。然而现实情况是，失业者享受失业保险必须具备相应资格以及享受失业保险的时间受到严格限制。考虑到这些制度特征，一味指责失业保险会增加失业的结论便具有片面性。

将失业保险的制度特征引入理论模型的开创性工作是由Mortensen（1977）作出的。他赞同Feldstein等人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出，失业保险还具有激励和促进人们积极寻找工作的“资格效应（entitlementeffect）”，故对个人劳动供给的综合效应是不确定的。这表现在，经济中总是有劳动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失业保险享受资格，失业保险会增加其成为资格享受者的吸引力。另外，对于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快要结束的失业者，即将丧失的失业保险会直接导致其保留工资水平迅速下降，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寻找工作。对于这些失业者，失业保险的资格效应往往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失业时间会因此而缩短。[3]Meryer（1990）延续Mortensen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在失业保险期限之内，较高的失业保险金的确会延长人们的失业时间；而在接近该期限结束时，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会极大提高。因而，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行为产生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4]

3.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将失业保险放在更广范畴或更长时间内来考察，会得到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积极影响的结论。首先，失业保险产生影响的范畴并不仅仅限于劳动者。Hamermesh（1982）认为，失业保险会增强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因为参加工作之后，即使被解雇也能得到失业保险金，这比不参加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要好得多，所以失业保险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劳动参与率。[5]其次，按照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计算失业保险金的方法，意味着失业之前的工资收入越高，失业者获得的失业保险金也就越多。在失业风险无处不在的情况下，这种联系会促使就业者愿意增加劳动供给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Yaniv，1982）。[6]最后，失业保险金能够影响工作搜寻类型，帮助失业者尽快就业。Kahan和Low（1991）按照失业者搜寻工作的方式，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系统搜寻，即失业者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有针对性地收集某一类工作信息；另一类是随机搜寻，即失业者毫无目的地广泛搜寻市场上的各种信息。这两种类型的搜寻方式比较起来，系统搜寻虽然更花费时间和金钱，风险也较大，但是其目的性较强，失业者能够容易并快速地找到合适的工作。[7]失业保险提供的现金与时间补偿能够支持失业者选择系统搜寻的方式去获取相关的工作信息，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找到满意的工作。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失业保险制度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劳动供给并没有在理论上形成统一的结论，而理论上的争论激发了大量围绕着失业保险对失业影响展开的实证研究工作。与尚有歧义的理论结论所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实证分析的结论都支持失业保险会延长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和提高经济中的失业率这一观点。

1.失业保险会提高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及降低工作搜寻力度。Feldstein（1982）对1976年5月美国失业者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如果失业者可以在失业期间获得失业保险金，那么失业保险金替代率每上升10％，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上升4％。[8]失业保险对人们搜寻工作努力程度的负面激励效应，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得以证实。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的Meyer教授在美国伊利诺州做了著名的“奖金实验”(thebonusexperiments)。他将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随机划分为两组：一组是按照正常途径获取失业保险福利的控制组；另一组是承诺失业者在11周内找到工作并持续工作4个月以上就给他们就业奖金的试验组。结果显示，试验组的平均失业时间要比控制组的失业时间缩短了一周左右，并且节省下来的平均失业保险津贴总数要多于支付给他们的奖金总数（Meyer，1995）。[9]

2.失业保险金水平的提高和领取期限的延长增加了失业者的失业时间。Feldstein（1976）实证检验发现：当时丰厚的失业保险金导致绝大部分失业者安于现状并乐于享受闲暇，造成了经济中接近一半的暂时失业（layoff）。[1]如果将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增加10％，Katz和Meyer（1990）估计美国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期会增加1.5个星期。[10]因此，检验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对失业的影响取得了一致的结论。Moffitt和Nicholson（1982）等人发现，如果失业保险享受的潜在期限延长一周，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将会增加0.1~0.8周不等。美国失业保险享受期限最长为26周，可能导致平均失业时间延长2.5周。[11]

3.失业保险领取资格对失业的影响符合理论上的预期。Card和Riddell（1996）证实了失业保险领取资格的容易程度与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12]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差无几，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拿大的失业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的可能性比美国失业者高出3倍以上；到了80年代末期，这种可能性增加到3.5倍以上。相应地，加拿大的失业率较之美国的失业率更高，上升得也更快。对Mortensen关于即将结束的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失业者就业积极性的观点，并没有在实证分析中得到更多的验证，其原因就在于系统区分和收集这些失业者的个人信息非常困难。但是，仍然有Carling和Holmlund（1996）对瑞典的数据作出了大致的估算：当失业保险期限快结束时，失业者脱离失业状态的可能性的确是上升的，但是计量结果并不显著。[13]

尽管理论上还存在争论，但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现实数据上的实证检验，已经证实了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并提高失业率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前提条件是一国经济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其次，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短期公开失业，并且绝大多数失业者可以享受政府为之提供的较宽裕的失业保险。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长期结构性失业和总量过剩失业群体、许多劳动者被排斥在失业保险体系之外以及失业保险金标准过低等情况。因此，考察失业保险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需要结合这些特殊条件和背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借鉴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考虑和认识在一个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的劳动力市场上，失业保险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去影响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进而对经济中的失业率产生巨大影响。这对于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劳动供给继而失业现象，也起到了一定的参考、比较和借鉴作用。

三、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研究

大多数西方国家规定，失业保险费用的承担主体是企业，其做法是企业按雇员工资总额的某一比例缴纳失业保险税。按照缴纳失业保险税的不同比例，失业保险税收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制度；另一种是等级税率的失业保险制度，又称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experienceratingofunemploymentinsurancesystem）。

（一）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理论探讨

1.探讨固定税率方式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主要是在竞争市场工资理论和效率工资理论基础上完成的。Kelejian和Black（1970）等人认为，失业保险税实质上是一种工资所得税，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分摊，导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同时下降。然而，失业保险扮演着对失业风险补偿的角色又会吸引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供给。在劳动供给无太大变化和劳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水平则降低。[14]Stiglitz（1986）采用效率工资理论来分析失业保险税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他认为效率工资实际上是企业无法确切掌握劳动者实际工作能力而通过高工资政策进行甄别的一种方式，失业保险税并不一定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原因是，失业保险金抬高了劳动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一方面会导致企业进一步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者就业，同时也减少对劳动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低效率的失业者宁可呆在家里也不愿意出去工作。于是，在某一给定的市场工资水平上，寻找工作的劳动者的平均技能水平和质量都会普遍上升；相应地，企业也会节省部分筛选和考察工作申请者实际能力的信息成本和雇佣成本，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15]

2.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是在企业工资总额基础上，按照企业解雇历史制定不同的税率。解雇人数较多的企业适用较高的税率等级；反之，适用较低的税率等级。美国是采用这一制度的典型国家，几乎所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美国相关情况展开的。该制度的设计原则和目的是企业完全承担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从而抑制企业解雇劳动者的随意性，降低经济中的失业率。然而，这一目的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失业保险税率有最低等级和最高等级的限制；低于或者超过界限的企业，其解雇劳动者的人数与失业保险税的税率不再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已证实，即使在失业保险税率随解雇人数增加而上升的范围内，多数企业只支付前雇员获得的部分失业保险金。所以，现实中的失业保险税收制度通常是不完善的（称为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

Feldstein（1976）和Baily（1977）认为，企业在市场需求下降和经济萧条时期会解雇劳动者，这一点众所周知。不存在失业保险制度时，企业必须提供较高的工资来补偿失业风险，这样才能吸引劳动者前来就业。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之后，如果采取的是固定税率和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政府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失业补偿金；而本该由企业支付的高工资，就缩减为就业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失业时期的部分失业保险金。这样，失业保险无意中鼓励了企业的解雇行为，导致经济萧条时期产生更多的失业。[1][16]Albrecht和Vroman（2003）也支持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更加有利于就业的观点。[17]尽管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会提高企业的解雇成本和降低它们雇佣劳动者的愿望，但是，现代企业一般采取效率工资来支付劳动者的报酬。一方面，较高的效率工资会促使劳动者勤奋努力工作以减少失业的风险；另一方面，高昂的解雇成本也迫使企业不会轻易解雇员工。一旦所有劳动者和企业都这样做了，就能够带来高产出、低失业和高工资的结果。

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还会影响劳动力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Topel和Welch（1980）发现，失业保险税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对于不会或者很少解雇劳动者的企业而言，其缴纳的失业保险税通常高于其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故失业保险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额外负担，降低了它们扩大劳动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对于解雇经历频繁的企业，其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远远大于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税，失业保险转化为对企业解雇行为的补贴。故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毫无顾忌地雇佣大量劳动力；在经济萧条和市场不景气时期，这些企业又会无情地解雇大量的劳动者，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18]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失业保险对劳动需求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大部分研究支持固定比率和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会导致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上升的结论。

一些经济学家直接对失业保险税收与失业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Topel（1980）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完全根据企业的解雇历史来决定它们的失业保险税率，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将会下降大约1/4。[18]Anderson和Meyer(2000)通过研究1972-2000年美国华盛顿州失业率的波动状况，证明了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抑制企业解雇劳动者的动机和行为。华盛顿州在1985年之前实行是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1985年开始推行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相应地，该州的失业率在1972-1984年处于6.8％~12.1％之间；而在1985-2000年，该州的失业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波动范围在4.8%~8.2%之间。失业率不仅在总体上低于1985年以前的失业水平，并且失业率波动幅度也趋于缓和。[19]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失业保险税收制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关系的角度，检验了失业保险与失业率的关系。Anderson和Meyer（1997）分析了美国1978-1984年八个州的相关数据，发现许多企业只承担了其前雇员的部分失业保险金。这种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鼓励了企业的解雇行为，特别是促使劳动力资源大批地从雇佣关系相对稳定行业流入了失业风险较高的行业，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也随之上升。[20]Deere等人（1991）比较和检验了1957-1967年美国各行业的失业率、失业保险税和失业保险金的数据，其结论是：建筑业的雇佣关系最不稳定，是失业保险的最大受益者；制造业次之；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关系相对稳定，承担了失业保险的额外成本。如果失业保险税率和失业保险金水平都增加10％，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则会下降1％左右；而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份额则会分别上升2.3％和0.09％，经济中的暂时失业率会因此上升5％。[21]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失业保险税收制度，都会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行为发生作用，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水平，只不过这两种方式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已。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极度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仅仅单纯地从数量上考虑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并没有深入到将产生失业的风险与责任同各个企业联系起来。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企业的劳动需求，还会增强劳动力市场就业关系的不稳定性。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和减少解雇现象的发生，设计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不失为一良策；它让多解雇劳动者的企业需缴纳更多的失业保险税，承担较大的责任，避免了随意的解雇行为。与此同时，该制度又可以减轻就业关系稳定企业的成本负担，激励它们适当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就业水平和相对降低失业率的作用。

四、失业保险制度对福利影响的研究

以上大部分文献的结论是，失业保险制度会减少个人劳动供给和企业劳动需求，提高总体失业率。接受这一观点将会导致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失业保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帮助所有劳动者分担失业风险。分析失业保险改善微观个体和整体经济福利的相关文献，基本上是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各国具体数据而展开的实证分析。

1.失业保险制度能够平滑个人消费，增进个人福利。劳动者因为失业而丧失劳动收入的情况尽管是暂时的，但是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其福利水平。特别是失业者失业持续时间越长，其消费水平随之下降更多。Browning和Crossley（2000）证明，当加拿大的失业者持续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他的消费水平会大幅下降14％左右。[22]

维持个人在失业期间的福利水平，尽管依靠储蓄以及参加私人保险市场可以缓解个人在失业期间的消费水平下降；但是，储蓄实质上是牺牲现期消费来换取未来消费的一种形式，取决于个人的储蓄意愿和收入水平。因此，储蓄作为预防失业风险的功能极为有限。此外，个人的失业原因和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属于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巨大监督成本阻碍了私人保险市场参与失业保险的积极性。因此在保障劳动者福利不受未来失业风险的损害方面，失业保险制度有着储蓄和私人保险市场无法替代的优势。Browning和Crossley的研究表明，失业保险的确对维持失业者的福利有很大帮助。失业保险金的多少与失业者的消费水平高低呈高度的正相关：失业保险金每下降10％，会引起失业者的平均消费水平下降0.8％；而对于没有任何资产或配偶没有工作的失业者，失业保险金的下降对他们的打击是巨大的，其家庭消费水平分别下降了11.55％和17.71％。[22]同样地，Gruber（1994）模拟1968-1987年美国各州的消费数据发现：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越高，失业保险平滑消费的作用越显著。据他的估计，没有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消费水平较失业之前下降了22％，比享受到失业保险保障的失业者的消费水平下降幅度（7％）高出3倍之多。[23]

2.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失业者再就业的整体水平。Feldstein（1982）的研究表明：失业保险条件越慷慨，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也会越高。[24]较高的保留工资水平能够激发失业者坚持寻找具有资本和技术含量的高工资的工作，失业者再就业收入的整体水平会因此得以上升。[24]Meyer（1990）的研究更为具体，他估计失业保险金水平每上升10％，尽管会导致失业者平均失业持续期增加一周左右，但是失业者再就业后的工资比失业前的工资水平平均上升了1.2％。[4]Crémieux和Audenrode(1995)对加拿大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获得失业保险金超过30周以上的失业者，其再就业后的工资收入比没有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再就业后的收入普遍高出7％~9％。[25]

3.失业保险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一方面，失业保险支持失业者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积累人力资本或寻找具有更高劳动效率的工作，能够改善工作与劳动者匹配关系，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总产出水平。Enrenberg和Oaxaca（1976）发现，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增进了所有劳动者的福利，进而提高总产出水平大约为0.5个百分点。[26]Marimon和Zilibotti（1998）强调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应当根据比较利益的原则进行匹配。一方面，失业保险能够促使劳动者等待更适合他们的工作，从而起到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工作结构的层次，产生更有效率的工作，提高总产出水平。[27]Acemoglu和Shimer（1999）认为，低工资和低效率工作的失业风险相对稳定，而具有高工资和高效率工作的失业风险相对较高。大部分劳动者是风险规避者，他们都愿意从事相对稳定和低效率的工作。企业苦于招不到合适的劳动者去填补高失业风险的岗位，往往会顺应要求创造更多的低工资和低资本密集程度的工作，因而经济中的工作结构是缺乏效率的。失业保险能够帮助劳动者分散失业风险，鼓励他们从事更具冒险的工作。相应地，企业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创造这些工作，从而起到改善工作结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这样，不仅劳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和总福利水平也会得以提高。[28]

五、简要的结论和启示

失业保险制度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提供时间和现金补偿，帮助失业者及其家庭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干扰了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运行机制，扭曲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和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失业现象。失业保险制度产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强弱对比，这也使得失业保险政策陷入两难境地：慷慨的失业保险金以及相应的失业保险税收，会减少人们就业机会和增加失业；而过低的失业保险金和失业保险税收，尽管可以降低对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却达不到保障失业者正常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基本目的，失去了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根本意义。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经过几次改革，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与我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规模和失业人数相比，现有的失业保险制度仍然是落后的，表现为失业保险覆盖面窄、参与率低和缴费困难等等。因此，认识和了解西方失业保险制度的理论和具体设计是非常有益的。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以下两点启示。

首先，基于失业保险制度最根本目的是对劳动者消费起平滑作用的认识，我们认为应当将失业保险金与失业之前的工资收系起来，成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率，以保障不同层次失业者的生活需求。这一比率不能过低，否则它保障不了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福利和失业者的再就业培训，也吸引不了劳动者参与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失业者再就业的收入水平以及社会经济效率的作用更是无从谈起。这一比率也不能过高，否则会出现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失业保险扭曲微观个体劳动供给的行为。同时，这一比率的计算还需要配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和失业特点，确定合理的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和享受资格等具体内容。

其次，鉴于设计合理的失业保险税收制度能够发挥减少劳动者失业风险以及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我们认为政府应当根据企业的解雇经历和潜在的失业风险，制定有个体等级差别的费率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整体税率，解决失业保险基金来源不足的问题，保证充裕的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另一方面可以缓和失业保险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的不利影响，约束失业风险高的企业在使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随意性，保障劳动者的利益。随着我国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由固定费率制度向失业保险经历评估制度的转变，能够帮助劳动者特别是低工资和低技能劳动者实现相对稳定的就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力市场上弱势群体频繁失业的现象。

注释：

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0-1996年的统计，失业保险支出在各国GDP所占比例大约在1％~3％之间。

②在西方国家，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失业保险金水平、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失业保险享受资格和失业保险基金筹集等等。失业保险金多少用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失业者失业前工资收入的一定比率）来衡量。失业保险享受资格是指领取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和规定。失业保险享受期限是指具备失业保险资格的失业者并不能永久性的获得失业保险金，超过了规定期限的失业者不再具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失业保险基金筹集是指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由企业和劳动者缴纳的失业保险税以及政府的财政支出构成。

③西方国家的失业保险金替代率普遍较高。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55％，法国和德国为60％左右，丹麦、瑞士等国甚至达到了80％～90％。

参考文献：

[1]Feldstein,M．Temporarylayoffsinthetheoryofunemployment[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6,84(8):937-957.

[2]Topel,R.OnLayoffsandUnemploymentInsurance[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3,73(7):541-559.

[3]Mortensen,D.UnemploymentInsuranceandJobSearchDecisions[J].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sReview,1977,30(4):505-517

[4]Meyer,Bruce.UnemploymentInsuranceandUnemploymentSpells[J].Econometrica,1990,58(4):757-82

[5]Hamermesh,Daniel.S.SocialInsuranceandConsumption:anempiricalinquiry[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2,72(1):101-113

[6]Yaniv,G.UnemploymentInsuranceBenefitsandtheSupplyofLaborofanEmployedWorker[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82,17(1):71-82.

[7]Krahn,H.andD.Lowe.TransitionstoWork:FindingsfromaLongitudinalStudyofHighShoolandUnviersityGraduatesinThreeCanadianCities[M],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91

[8]Feldstein,M.UnemploymentInsuranceandReservationWage[J].NBERWorkingpaper,1982,No.1011

[9]Meyer,Bruce.LessonsformtheU.S.UnemploymentInsuranceExperiment[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9533(1):91-131

[10]Katz,LawrenceF.andMeyer,BruceD.theImpactofthePotentialDurationofUnemploymentBenefitsontheDurationofUnemployment[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0,41(2):45-72.

[11]Moffitt,RobertandWalterNicholson.theEffectofUnemploymentInsuranceonUnemployment:theCaseofFederalSupplementalBenefits[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82,64(1):1-11

[12]Card,DandP.B.Levine.UnemploymentTaxesandtheCyclicalandSeasonalPropertiesofUnemployment[J].NBERWorkingpaper,1992,No.4030

[13]Carling,K.andBertilHolmlund.UnemploymentDuration,UnemploymentBenefitsandLaborMarketProgramsinSweden[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6,59(2),313-334.

[14]Black,S.W.andH.Kelejian.AMacroModeloftheU.S.LaborMarket[J].Econometrica,1970,38(5):712-741

[15]Stiglitz,JosephandJungyollYun.IntegrationofUnemploymentInsurancewithRetirementInsurance[J].NBERWorkingPaper,2002,No.9199.

[16]Baily,N.M.UnemploymentInsuranceasInsuranceforWorkers[J].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Review,1977,10(4):495-504.

[17]Albrecht,J.andS.Vroman.UnemploymentCompensationandEfficientWages[J].JournaloflaborEconomics,2003,120-141

[18]Topel,R.andWelch,F.UnemploymentInsurance:surveyandextensions[J].Economica,1980,47(187):351-381.

[19]Anderson,PandBMeyer.theEffectsoftheUnemploymentInsurancePayrollTaxonWages,Employment,ClaimsandDenials[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2000,78(6):81-106

[20]Anderson,PandBMeyer.theEffectofFirmSpecificTaxesandGovernmentMandateswithanApplicationtotheU.SUnemploymentInsuranceProgram[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7,65(4):119-145

[21]Deere,R.D..UnemploymentInsuranceandEmployment[J].JournalofLaborEconomics,1991,9(4):307-325.

[22]Browning,MandT.F.Crossley.UnemploymentInsuranceBenefitLevelsandConsumptionChanges[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2001,80(1):1-23

[23]Gruber,Jonathan.theConsumptionSmoothingBenefitofUnemploymentInsurance[J].NBERWorkingpaper,1994,No.4750.

[24]Feldstein,M.UnemploymentInsuranceandReservationWage[J].NBERWorkingpaper,1982,No.1011

[25]Crémieux,P.-Y.,andM.VanAudenrode.TheImpactofUnemploymentInsuranceonWages,SearchIntensityandtheProbabilityofReemployment[].HRDCUIBrief,1995

[26]Ehrenberg,R.andOaxaca,R..UnemploymentInsurance,DurationofUnemployment,andSubsequentWageGain[J].AmercianEconomicReview,1976,66(5):754-766.

[27]Marimon,RandF.Eilibotti.UnemploymentV.S.MismatchofTalents:reconsideringunemploymentinsurance[J].Stockholm-InternationalEconomicStudiesPapers,1998,No.661

[28]Acemoglu，DandR.Shimer.EfficientUnemploymentInsuranc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9,107(5):893-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