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识解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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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经由司法机关的职权作用或者专业法律人员或者经过培训的志愿人员充当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使加害者和被害者及社区代表之间面对面地直接相谈、协商与沟通，双方达成谅解后，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犯罪人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从而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案件纳入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考虑到其与加害人达成了刑事和解，不仅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也可以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

(一)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

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以其对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全面保护为基本蕴含。刑事和解是对个体公正与整体公正进行权衡的结果，以对被害人、加害人全面保护为其根本目的。’’刑事和解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同时兼顾犯

罪嫌疑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1、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不仅能参与而且能够对刑事冲突的解决产生影响。和解过程不会出现对责任归属的争执，加害人主动道歉悔罪、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人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及时恢复，淡化了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它以当事人之间正常社会关系的平复为附属效果，从而降低了被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

2、刑事和解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其再社会化。及时诉讼(快速审判原则)是加害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需要，侦、诉、审的快速运行能大大地减少加害人对不确定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使其能尽快地开始重返社会的努力，侦查、阶段的和解适应了这一需要。同时，刑事和解在加害恢复方面的效果也十分显著。通过双方就犯罪的影响进行讨论，使加害人能深刻地体会其行为后果，从而促使其真诚地认错、觉悟。再者，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加害人的刑事追诉，加害人可避免侦查、等进一步刑事程序对其造成"犯罪标签"式"影响，并可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3、刑事和解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一般具有刑罚替代手段性质，即其适用会使有一定之罪的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但这种免责性有其严格的条件。刑事和解限定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公共利益较小，如严格地按照刑法规定对定罪判刑会带来较大的监禁、改造的压力，不利于对较大公共利益有潜在威胁的再犯进行预防，而适用刑事和解却可克服这一点。刑事和解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倾向更集中在"未来"，指向的是较大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现行犯罪所侵犯的较小的利益。

因此，在刑事和解模式下，加害人所承担的不再是抽象的责任，被害人所得到的也不再是抽象的补偿与满足，刑事和解所实现的是全面的平衡与公正，对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的全面保护是刑事和解公正性的基本蕴含，而它所实现的正义是"所有人的正义"，它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是"无害的正义"。

(二)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

刑事和解的效率表现在三个方面:个案诉讼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及司法资源的成本节约。也就是说，引入刑事和解将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刑事司法效率，满足我们对司法效率的需求。

1、刑事和解能直接实现个案的诉讼效率。刑事和解需要在基本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实践中，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量存在，其个案的侦查、、审判难度并不因案件性质较轻而有所降低。即使司法机关确信加害人就是行为人，也可能因为关键证据的缺少或加害人的拒绝供述而使案件无法顺利、审判。所谓迟来的正义已非正义，尤其对轻型犯而言，许多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被告人，经过羁押日期与宣告刑的相抵，判决之日基本相当于释放之日。如果当事双方同意和解，那么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就不会十分严格，侦查、机关也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承担撤销案件、补充侦查或宣判无罪的风险。适用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可避开这些问题快速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理。

2、刑事和解能间接实现刑事司法整体效率。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 件，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刑事和解起着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作用，对全面提高诉讼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

3、刑事和解可以极大程度地节约司法资源。刑事和解在司法资源上的低成本耗费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一方面，刑事和解由和解机构主持，通常所需时间较短，被害人和加害人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或精力上的特殊准备，主持和解的人员通常将和解过程操作得简单易行，使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合乎双方利益，且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和解结果。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对和解结果的确认，可避免案件在侦查、、审判、执行环节的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也就是说，刑事和解"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公平程序中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纠纷的渠道"，从程序利益上看，由于其具备的灵活性，可以便捷、经济和不伤和气的优势解决纠纷，使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可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取较大的利益。

(三) 刑事和解的时代价值

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当前理论与司法界的研究焦点，并不是学者们、司法实践人员的突发奇想，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需要，体现一定的时代特征与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如何解决当前人民内部的突出矛盾，成为摆在每个领导者、学者们的问题，其一定程度地表现在刑事法律学者面前，是如何解决人民内部涉及到刑事法律关系的矛盾，最大限度地解决这种矛盾，实现社会关系的良好修复，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1、刑事和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制度则顺应了这一需求，其根本任务是使得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这种恢复是一种更深的内在恢复，有别于以往那种仅仅停留在打击犯罪的表象恢复。后者是在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同等减损情况下的一种简单恢复，而前者则是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

2、刑事和解体现刑罚轻缓化的潮流

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体现了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对于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重的犯罪，处罚较以前更轻，使用成本更小的轻刑同样可以甚至更能达到威慑犯罪，保护人民，实现社会良性发展的目的。刑事和解将调解引入刑事司法活动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刑事司法模式。过去的刑事司法，表现为国家惩治犯罪的模式，反映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惩罚与被惩罚的关系。在这一刑事司法关系中，被害人被忽略了。被害人的缺位，表明这种惩罚模式本身的异化。而恢复性司法则将犯罪人与被害人视为中心，国家只是一种调解人的角色，在犯罪人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获得犯罪人的精神上的补偿与经济上的赔偿的条件下，双方达成和解，从而化解矛盾，并不要求消灭对犯罪人的刑事追偿权，而将其主动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作为对其量刑幅度的考虑内容，对其进行一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见，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轻缓化的要求。

三、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条件和案件范围，但在实践中，一些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利用加害人不希望被判处刑罚尤其是不希望被开除公职的心理，漫天要价，提出极为不合理的赔偿要求，将刑事和解当作其敲诈钱财的手段，使刑事和解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等价值受到严重削弱；而另一方面，一些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则容易产生"以钱换刑"的思想，这种思想会使得侵害人有恃无恐，认为只要有钱即可逃避或减轻制裁，不能对其产生教育、震撼和惩罚的作用。同时极易使其犯罪欲望死灰复燃，对社会安定造成威胁。

刑事和解，如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方面可以防止刑事和解过程中不公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规范审判机关对刑事和解案件的公正量刑。

四、新刑事诉讼法和解制度的完善

（一）新刑事诉讼法和解制度完善的原则

1．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

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在主持刑事和解时必须要以当事人双方自主的意愿为前提，而不应强行地主持来推动刑事案件的尽快终结。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恢复性司法活动，当事人双方的自愿是刑事和解活动的核心要素。因此，一旦出现当事人任意一方不愿进行和解的情况，国家机关应当立即停止和解进程，进行其他程序。

2．公平正义原则

公平正义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在主持刑事和解时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公众朴素的感情要求。毕竟《刑事诉讼法》是公法性质的《刑法》的程序法，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法益造成侵害的同时，也是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的侵害。基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朴素的法道德理念，老百姓更愿意看到"被害人沉冤得雪"和"侵害人认罪伏法"的结局出现。因此，如果我们在实践工作中只是一厢情愿地考虑和解，而不去理会侵害人的内心是否收到悔罪冲击，公众朴素的感情是否得到成全，那么社会上诸如"以钱换刑"观念的滋生就无法避免了。

（二）新刑事诉讼法和解制度完善的建议

1.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充分的法律依据是刑事和解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可以说，有法可依，是解决刑事和解实践问题最根本的方法。

一方面和解程序要确定。从阶段来看，刑事和解应该可以在侦查、和审判的各个阶段启动，公检法三机关应该在各司其责的同时，开展互助合作，比如检察机关是法定的监督机关，刑事和解是对侦查活动的终结，可以避免大量轻微案件进入审查甚至审判阶段才能和解，从而提高办案效率，符合刑事诉讼分流的要求；再就是刑事和解应当比照民事和解，启动主体应当为双方当事人，公检法三机关处于被动的地位。毕竟公检法三机关启动了刑事和解程序，当事人不同意即非自愿选择和解的话，刑事和解也无法进行，和解协议也应被认为无效，所以，当事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启动者。

2．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的执行与救济程序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和解的具体运作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成果，趋于成熟，但我们也该清楚地认识到，刑事和解在降低惩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犯罪成本，在带来司法效率的同时又产生了非效率。因此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模式的构建一定要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功效，避免它自身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就如何在和解之后有效防范加害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如何有效促进其再社会化、如何彻底消除被害人的心理顾虑, 保障被害人安全和正常的生活等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和探索。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的这种执行与救济程序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所以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后，我们更加期待相关配套司法解释的出现。刑事和解内容应趋于多元化，除经济赔偿外还可以有劳务补偿、赔礼道歉等形式，对于这些非刑罚化的惩罚内容，需要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共同预防再犯罪和保障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首先主要由社区辅助监督执行和解协议，并将执行情况及时向检察院或者法院反馈，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机构深入社区和街道，可以及时了解加害人的社会改造动态，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教育和信息反馈。检察机关可根据相关规定和和解协议书内容，建立相关的 档案制度和跟踪检察制度，并以和解内容的实现作为加害人减刑或免刑的前提，以及在加害人不能履行和解协议之后被害人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直接而使案件重新进入司法程序。相应的也可以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被害人受偿无法实现的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或社会公益支持，解决生活上的急需，也可以通过心理疏导缓解被害人的情绪。

3．严格限制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是公法性质的刑法的程序法，和解上自然会与民事有所不同，在考虑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对社会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将案件限定在一个范围内，通俗来说，就是"有限私了"。因此，在贯彻执行时，依法进行是不存在商量余地的，在法律规定的案件范围内重点关注侵害人真诚悔过、当事人自愿及其之间关系的恢复。

4、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在刑事和解司法实务中，能否最终积极赔偿减轻处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施害一方的经济条件。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施害者有着更强的支付经济赔偿的能力，为了逃避刑事处罚，他们具有更强的支付赔偿的意愿，因此，在刑事和解中，经济实力较强的施害者通常更容易得到受害者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实力不同的案犯在相同和类似情况下，受到的刑事处罚可能会截然不同。这种变相的"以罚代刑"势必会引起社会的极大不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法律沦为了以金钱为计量单位的正义时，人们难免就会担忧，这样的金钱与法律的交换，不仅无法救济穷人的权利，反而会变成富人的施恶许可证。权利只有在受到监督的时候，才会达到相对的制衡。因此，检察机关要加强法律监督职能，审慎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充分把握公诉裁量权，在适用前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预防恶意逃避刑罚情况的发生。必要时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将案件情况向社会公开，增强透明度，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行进行监督，一方面可以防止刑事和解过程中不公平现象的发生。构建定期回访机制，找双方当事人、单位领导、所在村委了解情况，以确保行为人彻底悔罪、真心改过，被害人完全谅解、消除仇恨，社会矛盾和冲突得以化解，防止当事人一方特别是受害人上访、告状等问题的发生，巩固先期办案中化解社会矛盾所取得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篇2

    至清代,直隶、山东等地已没有木材出产,北方林木危机日益严重,东北大小兴安岭虽有大片森林,但“白山黑水”乃满清祖宗“龙兴”之地,不能断了“龙脉”,政府不准砍伐。前述,明初湖南沅水流域和清水江下游的天柱县也有大量木材,然而到了清雍正年间,天柱一带的林木已经砍伐殆尽。当时坌处“当江立市”之请,希望借“三江口坌处系”的地理优势取得当江的权力。然而这次“争江”诉求并没有得到地方官府的支持和认可,理由是“坌处”地方系镇远府天柱县所属汉民村寨,素不出产木植,本与茅坪苗疆地绝不相干”,①①可见天柱一带的生态破坏之严重。这时锦屏县(当时为开泰县)人工林业生产的木材作为清水江流域的主要特产的价值便显现出来了。这里木材生产周期短,市场周转快,杉木种植技术先进,杉木品质又好,如当地的民歌唱道:“干千年(用作建造房屋称为‘干’),湿千年(用作堰坝地梁称为‘湿’),半干半湿几十年。”[2]具有外腐内部不变质等特点,所以苗侗人们充分利用土地不断植树造林,木材成材后又被大量采伐,通过不同形式的交易运至京城和其他地区。由此清水江流域的锦屏等县成为重要的林木生产基地。清水江沿岸的木材交易中心从明末的托口,到清初的远口,再到清朝中期的王寨、卦治、茅坪都是因为全国各地木商追逐木材而形成的,可以说是根据木材的有无或兴或衰,总之是木材市场的需要。

    由于外地大量木商的涌入,推动了清水江内部林木、林地等资产的市场化,使大家族的公山不断“均股”,发生私有转化,林木、林地都能自由买卖,与此相伴随而生的是山地(地主)出租宜林荒山给林农经营,发生了经营权的市场化,这种生产关系的出现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黔东南清水江流域传统林业模式的形成依赖于林木市场化的这一基础,而且在结构上是两个市场,一个是外部市场,即黔东南清水江流域以外对该地林木的需要和产生的交易,具体主要有封建王朝征用采购,还有外地木商来购形成的民间交易,民间交易如清代民国时期、常德、武汉的竹木市场等,其木材大量来自清水江流域的“苗木”;另一个是内部市场,即流域内部形成的林木、林地以及相关物质的交易流转。清水江流域林木市场属于资源型的贸易,最初的发端起源于外部市场,而不是内部市场,并且内部市场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很大,是由外部市场推动而形成的,外部市场环境不佳,则内部市场随之式微。当然,两个市场有区别,外部市场交易仅限于林木,而内部市场则有林木、林地买卖以及与此相关的林地租佃活动和中介服务等,这些通过民间大量林业契约可以资证。既然外部市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对木材的需要有关,那么清水江下游林业市场的形成与国家权力的介入便有了很大的关系。虽然在中央王朝进入清水江流域之前,这一带已经最初的集会市场,而国家权力进入该地区后,经济模式才发生本质的变化,从国家角度来看,清水江流域苗侗人民的经济活动不应该、也不可能全面地介入,政府也没有精力和资源面面俱到,管得过死,而只能进行面上的调控,现在我们把他叫做“宏观调控”。清政府对清水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雍正年间开辟“新疆”以及以后的疏浚清水江,张广泗大量募征民夫,排除上自清水江下司,下至湖南沅江黔阳一线的礁碍,以利木材流通。为木材采运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一个经洞庭湖水系与全国连成一体的市场网络得以形成。二是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市场制度,使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的秩序得以建立。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在清水江流域木业商品市场形成与社会经济、文化及人们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清朝政府对清水江流域林业市场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的建立和作用等问题。

    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历史上就是以特色方式来进行的。轮流“当江”制度有点像西方国际组织的“轮职主席国”制度,是黔东南清水江木材采运活动中首创的最为核心的一项制度。早在“当江”制度确立之前,清水江下游一带经历了一个沿江村寨自主“当江”,木材商人自发采买和集散发运的过程。沿江村寨都不同程度地享有木材贸易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当江”主体的条件清水江把锦屏县天然分成由西向东北为中线的中间低、两头高的地形,再加上其他支流汇入清水江,这就构成了十分便利的水上运输网络,原木排放的天然条件十分优越。清水江两边支流流域的黎平、剑河、天柱,甚至台江、雷山等各地的木材都可以随支流来到清水江,汇集到锦屏的木材总市卦治、三江(原来叫王寨)和茅坪,再由清水江运到长江下游和江淮地区出售。从地理位置上看,清水江顺流而下,依次经过卦治、王寨、茅坪,3个村寨之间的距离均不到10公里,再加上卦治之下有清水江支流小江自北向南在王寨附近汇入,而在王寨与茅坪之间又有另一条重要支流亮江自南向北注入清水江,这就使得三寨很自然地成为清水江下游最为便利的木材集散地。当江制度尚未确立之时,木材的贸易活动就以物易物的形式已经在三寨悄然进行,随着清水江木材交易的繁荣,水上通道的运输价值也显现出来,因清水江在锦屏段以上只能放小型木筏,其支流都是单根流放(俗称“赶羊”),木材到卦治后,以下河段水面较宽,便把单个原木收集起来,扎成中型木排,由排工筏运到下游。清水江自锦屏段到天柱远口以下,河面宽阔,木材可以用较大型木排出清水江,所以大量客商涌入清水江下游进行木材贸易。清初开辟“新疆”之后,在地方官府颁布法令和介入之下,确立了一个卦治、王寨、茅坪三寨“岁以一寨人掌其市易,三岁而周”的制度是有历史和经济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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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召回；食品安全法；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065-01

“召回”在辞海中的第三条解释即“特指生产商对于有问题的商品，无偿收回生产企业的制度，以改正缺陷，提高企业信誉”。而食品召回的定义即食品生产商、经销商、进口商等对于缺陷食品，无偿收回，以改正缺陷，提高企业信誉。食品召回的出现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物流网络的发达，消费者保障观念的重视的必然结果。

一、食品召回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产品品召回制度中最早进行实践的是汽车召回。最早的汽车召回是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对汽车召回作出了规定。受到美国产品召回制度的启发，越来越多的国家也相继建立了类似的制度。

对比食品召回、汽车召回、药品召回，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召回对象不同：食品召回制度与汽车召回制度一般要求某一批次的产品在具有系统行缺陷的情况下发起召回，召回对象往往是一些不合格产品。而偶然性缺陷就在民法、侵权法的调整范围之内。而药品召回制度的框架下，由于药物产品的特殊性，国家对于药品的专项监管的，药品在进入市场前也会经过多次试验，不合格的药品往往会采取直接销毁的措施，并不能大范围地接触消费者。因此，被召回的药品则是产生了不良反应的合格药品。

2.召回后续处理不同：汽车召回后一般采取更换、修理、补偿等方式会再度流回到消费者手上。食品由于保质期的问题，一般会直接销毁。或者是由于非食品本身缺陷产生的召回，比如包装问题，则会更换后再度回到消费者手上。而药品，由于会对健康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召回后处理措施一般为就地销毁。

3.召回时限不同：由于产品的特殊性，药品召回与食品召回时限一般较短：一级为24小时、二级为48小时、三级为72小时。而汽车召回则时限相对较长。

二、 食品召回制度的概念

(一)《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食品安全法》第57条对食品召回制度的概念做了如下规定：“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食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食品生产者认为应当召回的，应当立即召回。”

（二）相关分析

这样的概念定义存在两个问题：

依据通说，负有食品召回责任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食品生产商、食品销售商、食品进口商、食品分销商等。而《食品安全法》仅仅规定了食品生产商与食品销售商。这样的安排难免有不周之嫌，不利于召回活动的有效进行。

该条所规定的应当被召回的食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笔者认为将召回对象定义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是含糊而缺乏操作性的。首先，定义该当明确扼要，可以直接明白定义所指向的事物。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一说，明显需要其他配套标准的支持来了解此定义。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存在明显不足。如果将召回的对象仅仅局限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上，明显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利。在缺少食品安全标准的空白地带上给予不良食品企业可乘之机。人民之安宁乃最高之法律，食品召回法律也当着重于此。其次，这样的定义也突显了我国对召回对象食品的定性认识不一，存在“生产标准说”、“不合理危险说”等。而在缺陷产品的通说中，“生产标准说”与“不合理危险说”往往有重叠、并存的现象。而这样的理论纠结对当下中国的食品召回制度而言有弊无利。生产标准往往成为了一些食品企业用来推脱责任的挡箭牌。故而，确立“不合理危险说”即缺陷食品做为食品召回对象的定性标准是必要的。而生产标准只能作为认定食品是否应该召回的标准之一，根本上还是应该看该食品是否有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危险为准。再次，在与食品召回制度平行的汽车召回，药品召回制度中，均是以缺陷作为立法标准。申而言之，食品召回制度的召回对象应当是缺陷食品。

故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食品召回制度作出如下定义：

食品召回制度是指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等通过自身检查或者消费者报告等渠道发现了其生产或销售的食品存在不合理的威胁消费者生命健康的缺陷时，上报有关部门，由有关部门做出是否召回该批次缺陷食品的决定。或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通过安全检查或者消费者举报发现市场中流通有缺陷食品，责令负有食品召回责任的生产者、进口者、销售者、召回该批次缺陷食品。并且通过换货、退货、补充或修正消费说明等方式，及时消除或减少食品安全危害的活动。

注释：

篇4

所谓市场细分的必然性，即当某类型产品的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与程度时，消费者对这类产品已经从新鲜到麻木，并产生新的个性化的追求。同时，各企业由于竞争降价而使利润率越来越低，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取得竞争的优势与先导性，他们就会根据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推出针对性产品，从而推动此类型产品整体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例证说明：乳制品

乳制品行业最能够体现市场细分的必然性规律。当中国在“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口号下推广牛奶的初期，人们主要以奶粉为主，随着市场发展，奶粉中分化出按年龄分段的“分段奶粉”，现在又开始产生了孕妇奶粉；而液态奶从一开始的塑料袋装纯牛奶细分出针对餐饮的餐饮奶、针对白领的果汁（茶、咖啡）混合奶、针对高收入者的枕奶与盒奶及针对农村消费者的塑料袋装乳酸饮料等。

判断标准与决策技巧 　 市场细分即将到来的时机，一般同时具备这样几种条件：

一是消费群已经扩大到所有能够影响到的人群，消费者对原产品已经习惯而麻木，产品的物质功能或精神功能已经变得并突出；

二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原产品的价格一降再降，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会强迫企业进行市场细分。

但是，作为企业来说，等到以上两个条件成熟或太过明显时推出细分产品就已经有点晚了，时间上的提前量十分重要，即企业应当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并提前推出。

这里所说的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包括：

1、通过对消费者进行分析确定其中一个、或多个群体推出对应的产品，最好确定其中数量最大、意识最为前卫、消费能力最高的群体；

2、从物质与精神上分析目标消费群的需求，确定产品突出特点，提炼产品诉求；

3、针对目标消费者进行从产品包装、宣传品、促销品、营销方式等的策划。

市场细分的方法有很多种，说明如下：

1、分别针对男性和女性开发相应的产品。如汇源的“他+她－”；

2、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开发相应的产品。如奶粉中的分段配方奶粉；

3、分别针对不同收入者开发相应的产品。如针对白领和普通大众；

4、分别针对文化不同的消费者开发相应的产品。如针对外国人和中国人、针对不同地区的消费者等；

5、针对消费环境开发不同的产品。如家庭、办公室、网吧、餐饮、酒吧、路边等；

6、针对不同消费的不同消费习惯开发不同的产品。如容量大小、口感轻重等；

7、针对不同消费意识的人群开发不同的产品。如针对前卫人士；

8、针对不同地位的消费者开发不同的产品。如父辈、子辈等；

9、针对不同职业的消费者开发不同的产品。如针对学生、老师、公司职业、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等。

规律四：产品创新的平台化与大众化要求

所谓产品创新的平台与大众化要求，即产品的创新最好是以现有市场上主流产品如大众所熟知的原料、产品类型为平台进行创新，由于平台产品已为大众所熟悉、所接受，那么创新产品相对就比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因而，创新产品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而脱离现有市场上主流产品的完全创新产品，则由于需要进行艰苦的消费者观念培养与引导，而改变观念比改变物质条件要难得多，相应地，这类创新产品要取得成功的难度会很大。

中国地域广阔习俗与习惯相差很大。与其它行业不同，食品是入口的东西，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的口感习惯的影响，这个地方大家习以为常的食品，在另一个地方会很难接受，所以，企业在推出产品时，不能一叶障目，想当然地认为全国人民都与会与当地人一样，区域性的东西有时就是区域性的商品。另外，有时虽然当地人很习惯某个食品，但进行包装以后他们却不并认同，这也是个习惯问题。

还有就是，那些企业认为原料所具有的独特的保健功能，可能当地人知道，但外地人并不一定知道，而且，企业自得那些所谓的独特的功能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因为食品毕竟是食品，并不是药，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消费者就不会太相信。

例证说明1：孝感米酒、武汉热干面与啤洒饮料等

很多中小企业特别喜欢将一些地产丰富但其它地方的人并不熟悉的原料，或者将一些当地大众日常食用但其它地方的人并不适应的食品，制作成商品推向市场，并以其所谓丰富的营养、保健功能作为卖点，但实际情况却非如此，不仅外地人不接受，有的连本地人也不接受。如曾经的孝感米酒、武汉热干面等；还有的企业喜欢推出一些新奇特概念的产品，如前几年曾见过叫“啤洒”的一种饮料。

例证说明2：低糖高钙酸奶、果汁饮料等

许多在主流产品上的创新产品取得成功要相对容易得多，如“小洋人”的袋装“低糖高钙酸奶”饮料，如大部分食品企业特别是饮料企业首推创新产品时，基本是以苹果、葡萄、橙味这几种大众最为熟知的水果（味）为首选。

判断标准与决策技巧

近期听说北京某企业生产一种添加了一种很难记的高科技原料的牛奶产品，这看似好象是在以现有牛奶为平台的创新，实际上由于消费者对那种添加原料并不熟悉，这就不是一种在现有平台上的创新；再如北京某企业所生产的叫“素奶”的大豆蛋白饮料，由于很多有一定层次的消费者对大豆蛋白比较了解，而且经常有专家和媒体提出动物奶中脂肪对人体的负面影响，所以这就是一种在现有平台上的创新。

从以上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所谓创新产品的平台，即现有主流产品的最大特点是大众熟知，能够理解。相应地，企业在创新产品时，创新产品也要为大众所能够理解。包括产品原料或添加成份、包装，甚至是营销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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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公司治理涉及各种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划分和制衡。会计是连接权利和利益的纽带，会计信息质量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司治理中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约束与制衡机制需要以会计信息作保障。会计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我国公司目前所处的经济环境下，公司目标是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会计法律制度的完善对我国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指连接并规范所有者、支配者、决策者、执行者以及使用者相互关系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匹配的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公司的目标、行为，决定了公司利益相关者中在公司治理关系中的地位。股东、经管阶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影响最终表现为对其利益实现程度的影响，而公司会计活动的结果，具有直接调节各利益相关主体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公司治理中，会计目标的实现与公司治理目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会计功能的发挥与控制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由于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反映、控制和监督的功能，会计行为可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企业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方面，会计法与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以来，法学界对会计法律制度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会计法律制度却明显滞后于我国公司治理的实践，已有的成果也局限于公司治理结构缺陷的角度研究公司的会计行为，这种研究方法由于规范分析方法的缺失，其研究会成果对公司治理与会计立法并无多大助益。本文在分析国外有关会计目标理论的基础上，会计目标模式与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互动与对应关系进行了归纳和评析，并对我国会计法律规范的完善进行了初步构想。

二、会计目标的价值基础与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会计目标是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基础，也是从法律经济学视角研究会计法律规范的逻辑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制度背景下，人们对于会计目标的价值基础就有不同的的认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两大法系国家关于会计目标价值基础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派学说之中，即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尽管两个学派的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关于会计目标价值基础的理论观点，对两大法系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受托责任学派与内部治理为主导的“德日治理模式”

受托责任学派形成于公司制盛行之时。该学派认为，由于社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必然造就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受托经营者应当对委托者尽忠诚、勤勉的义务，会计目标就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此种理论观点称之为“受托责任观”。在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主导会计目标价值的理论基础即是“受托责任观”。由资本市场的欠发达，德日企业的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银行是主要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的定位必然要倾向于银行。在德日模式下，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内部控制机制对管理当局进行监控，会计的基本目标主要是反映经营者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

(二)决策有用学派与外部治理为主导的“英美治理模式”

决策有用学派是在证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化和规范化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该学派看来，会计目标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会计信息，因此认为会计信息是资源利用决策的基础。在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主导会计目标价值的理论基础即是“决策有用学观”。由于英美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必须通过资本市场以股票或其他证券买卖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社会资源分配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其会计目标必然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在英美模式下，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外部控制机制对公司经理层进行监控，会计就以为公司经营者的经营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为基本目标。

三、对会计目标与公司治理关系的法律经济学评价

(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公司的法律经济学价值

如上所述，受托责任学派把会计目标定位于为公司股东的投资决策需要，决策有用学派则把会计目标定位于公司经营者的经营决策需要，两者实际上都只是客观反映了现代公司的产权特点，而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关注是不充分的。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会计目标如果定位于单一的主体，则构成对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双重拟制，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公司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司不仅仅是股东和经理层的事业，而且需要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这些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交易的契约关系。在这组合约安排中，公司作为他们之间合约的连接点，将这些利益相关者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此，公司治理在承认和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还要权衡和调节各种利益冲突。

“效率”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公平”是指获取收人或积累财产的机会公平。效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产品与劳务的供给就不可能充裕，公平也就失去了实现的物质保障。但一个公司为追求效率而不顾公平，它就因无法赢得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广大投资者的信赖而维持公司的高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国家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计目标的确定也要受制于现行的公法制度框架，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因此，在进行价值选择时，我们不能效率与公平绝对化，而应该在肯定公司治理机制奉行效率优先价值取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兼顾公平的价值要求。

(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与会计目标定位的路径

1、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一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的经营活动并不是完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资本市场都不会在企业资本筹集上发挥主要作用，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仍大都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只有少部分资金从资本市场筹集。在我国市场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交易的不规范是普遍的存在的;二是股权高度集中。在资本市场完善的情况下，股东可以“用脚投票”来对公司的经营不善及时作出反映。然而，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还只是企业的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对经营者实行外部约束的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本应在监督经营者方面起重要作用，但我国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存在着董事会地位模糊的现象，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机制缺乏必要的保障。

2、我国公司会计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

根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和会计立法的现状，我国公司会计目标应该定位为:会计人员在依法享有会计权利的前提下，有效地履行义务，创造出既忠实于会计现象又对社会有着较高利用价值的会计信息。从长期看，“决策有用观”是会计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决策有用观”是建立在完全有效的证券市场假设基础上的。而在中国当前的会计环境下，证券市场刚刚发展还很不完善，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真实的会计信息需求严重不足，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障碍，会计信息失真是当前我国会计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应更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即定位于“受托责任观”为主。随着中国会计环境的健全，资本市场发育成熟，并在社会经济中具有全面影响时，再逐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再定位于“决策有用观”。 　四、完善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会计立法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随着公司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治理实践的逐步深人，会计立法的滞后与不足也逐渐显露出来。为规范公司治理，我国会计法律制度急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会计监管体系

会计监管模式可分为行业自律、政府主导以及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三种模式。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我国的会计监管体系应该包括会计监管立法体系和会计监管执法体系。会计监管的立法体系解决的是会计监管的法律建设问题，它是实现会计监管的手段和工具;会计监管的执法体系需要从会计监管活动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体现，它主要包括会计监管主体、会计监管对象以及会计监管范围等问题。如上所述，这种“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管体系框架是由我国公司的会计目标与公司治理模式决定的。

(二)会计监管体制

由于我国现行会计法确立的是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因而会计监管体制主要涉及到会计监管权的设定和分配。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多头监管体制，会计法律规范之间冲突严重，极不利于公司会计目标的实现，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明确会计主体的法律责任，建立诉讼机制，实行民事赔偿责任追究制度;统一会计立法，加强会计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明确监管主体之间的权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等。

(三)法律责任制度

目前的法律对于会计、会计监管中的法律责任虽然已经有了许多规定，但是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会计人员的民事责任缺位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二是司法会计制度不适应改革的需要;三是有关监管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明确。这些问题，应成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会计立法的重要内容。

(四)会计国际化

按照国际会计规范的构成构建我国会计准则的结构框架。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快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尽早实现从行业会计制度向具体会计准则的转变;二是参照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补充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相关内容，如物价变动会计准则、施工合同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外币汇率变动影响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制定应能体现会计主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的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会计制度的制定不仅要满足会计主体核算与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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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加强WTO的研究是我们成功应对挑战的前提，也是我们深化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WTO规则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国际性法则，而是要与国内法结合起来一起考察。从法律解释的性质出发能更好地阐释WTO与国内法律制度变革的关系。成功应对WTO需要国内法与之相配。

我国在2001年正式成为了WTO成员，这意味着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更具有透明性和开放性，特别是管理市场的行政方法和法律手段要及时地作相应的配套改革。这既是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要求。从行政关系本身所固有的性质、特征和职能出发来阐释法律现象和法律关系，可以更好地领会加入WTO的精神实质，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市场化改革需要对行政管理进行改革，以及它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这是我们的立足点和方法论，是“源头活水”。从这个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出发，才能找到有力的手段和有效的措施去积极应对WTO的挑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使改革开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而不是被动地去应付，敷衍塞责或是不切实际地做些法律条文修改之类的官样文章。

一、WTO与行政关系

加入WTO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人甚至将它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它所产生的影响或许是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看到的，但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加入WTO之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各项进程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WTO的前身是GATF，GATF最初设立时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国际组织，它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对于这些规则，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国际公法来解释，将它看做纯粹以国家为义务单位而不涉及到个人的法律，而事实上，WTO规则的许多用语是直接涉及到个人的，甚至是针对个人行为的。它强调对私人权利的保障，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它对私人权利的保障是通过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方式实现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它理解成为国内法，认为将WTO的文字转换成国内法就具有了法律适用的所有条件。而事实上，WTO规则中的许多用语需要在WTO体系内作进一步解释，并且它与国内法的解释方法尚有相当大的差别。例如，WTO的解释受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约束，其解释方法要远比国内法来得复杂。为此，需要加紧研究WTO规则的内容和特点。

因此，在我们加入WTO之前，就应该很好地研究这种规则的特点，加入WTO之后更应该熟练地操作这些规则。对于为什么要设立这些规则而不是那些规则，以及如何设立这些规则首先要领悟透彻，把握根本的原则和方法。

WTO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基调，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为基本原则，保障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相对开放、自由发展的环境。它要求政府规则的透明化并逐步减少政府的管制，限制行政关系在市场中的存在，或者讲，行政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应当是有限的。因此，加入WTO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还不是我们的经济组织和经济部门，而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从2001年开始，废、改、立的相关法律、法规多达几百项(尚不包括地方行政法规)，这些都是为了符合WTO规则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它提出一个实质性问题，即在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性而大量修改行政法律法规的同时，如何能使得我们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改革有一个长期的、完整的思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也是非常关键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前者。我们当然是希望二者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但是，法律关系的这种调整、变动方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二者不相一致，甚至内在地产生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这种情形是不利于改革开放的，严重时还会发生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现象。

WTO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WTO规则是以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事务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它要求成员国的行政管理方式与市场关系相容，不干预和妨碍自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它在诸如环境、劳工、竞争等方面所设立的规则还很不完善，但是，在已有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领域，对成员国所作的行政管理限制是非常明确的。

首先，要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理。例如，大幅度地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差别管理，实现国民待遇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其次，要求行政管理透明化、规范化、制度化。再次，要逐步减少行政管理措施，至少是在成员国加入WTO之后行政管理的措施不得增加。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服从和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因此，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只存在于计划和行政手段延伸不到的角落，如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贸市场以及城镇农贸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市场取向的改革，1994年以后才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巩固和提高是在90年代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它意味着市场而不是政府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手段。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即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在起作用，因而造成既得利益集团以各种方法妨碍、阻挠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反过来，也使得行政管理现象在经济事务中仍然大量存在。迄今为止，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仍有许多理论难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确立及各自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界定。

二、行政关系与司法关系

正确地理解行政关系与市场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对于理解WTO规则以及加入WTO对于我国管理关系带来的影响有着很大的意义，对于深刻体会现有行政管理关系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明确改革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也是非常关键的。

要知道，我国的行政关系，以及具有行政管理关系性质的社会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管理经济与社会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行政方法；另一方面，具体的社会实践、社会生活也十分认同这种行政方式，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司法实践，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方法反而是直接有效的。司法、立法，以及约束市场的方式都包含着相当多的行政性因素。因此，对于行政关系和市场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行政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关系，下级机关的职能来源于上级机关授权，它隶属于上级机关，并对上级机关负责。一级行政机关需要严格按照授权规定行事。这就决定了行政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行政关系的单向性。行政关系是自上而下地串联起来以实现有效控制和传递信息的目的和要求，因此，它不允许有双向权力关系的存在。在行政关系中，下级机关的任用、职能都要由上级机关指派和确认，下级机关只能根据上级机关的授权行事。因而，也就派生出了下面另外几个特点。

二是行政关系需要明确地授权。授权的规定要具体明确，这是行政关系合法性的依据。正如前面所述，行政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赋予的权力，这种单向性也就决定了它的权能只能来源于上一级的行政机关，由上级机关界定权限大小、行使范围，行政机关对于其下属的任命或是离职具有决定权。这是行政高效率运行的基础，也是行政之所以有效率的关键。正因为行政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有效运行，所以，它成了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三是行政关系中下级机关的非主体性。由上级机关具体考察下级机关的职能和业绩，决定其是否留用、晋升或是降级，在这一点上，下级机关是没有任何谈判的权利的。下级机关的非主体性也是保证行政关系一体性和行政机制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

四是解释的狭义性。解释规则的方法有很多，有文字解释、扩张解释、历史解释、经济解释等，最基本的形式为狭义解释与扩张解释。狭义解释是按照文字的一般意义所进行的解释，仅限于文字的意义，不考虑具体事实的变化或是在规则制定之时没有考虑到的情况。当出现数种解释时，就选择其中最为狭义的一种解释。为什么选择这种解释方法，也是由行政关系的性质决定的。狭义解释是意义最为明确的一种解释，最不会产生争议，因此是行政关系有效运作的保障。

当然，这种解释方法也有许多弊端。由于它“咬文嚼字”，因而容易忽略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多变性，因此，用这种解释方法来应对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它的有效性就成了问题。

五是政府尽可能少地承担行政责任。从上述几个特点自然就能够推断出这个结论。首先，采取狭义解释能够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同时，上级机关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规则是上一级机关制定的，命令也是上一级机关下达的。

因此，行政责任是不独立的，下级机关的责任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权力相对集中。显然，司法关系与行政关系有着本质的差别。行政关系首要的条件就是保证行政的有效性，即相关指令的上传下达，并及时采取行动；而司法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保持社会公正性，平衡具体的利益关系，因而使得司法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

司法关系首先就涉及到法律解释问题。由于成文法的规定具有抽象性，如果用狭义的方法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势必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只会出现“削足适履”式的笑话，因而产生了专门的法律解释机构，专门负责法律的解释和法律规则的适用。

其次，司法系统的基本职能是维护社会公正，它对现有法律规则作出了灵活的解释，而对于法律规则尚未规定的内容，也要在作相应的变通后给予明确的解释(如变通解释)。

再者，就是法官判断的独立性。法官是社会结构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不应受任何社会力量的支配，法官对自己的判决负责，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和行政关系的整体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司法关系与行政关系的价值导向不同。司法关系关注的是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因此，它往往不像行政关系那样具有主动性，它并不是主动去干预社会事务，而是坐等当事人上门。民事纠纷中的“不告不理”制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自己能够达成新的利益平衡，也就不需要法院来干预。

三、行政关系与市场化改革

市场经济是瞬息万变的，供需关系在不断改变，个人的预期也在不断改变，显然，单一的规则不足以应付这样一种变动的社会，这是市场关系的主要特点。如果用单一的行政关系来管理(管制)经济，就无法真正反映市场的多变性，结果是“一统就死”。但是，仅有司法关系也是不够的，正如前面所述，它往往具有消极性，即只能在市场关系出现问题时才进行干预和调整。介于二者之间的大量经济事务是自主性行为，是与“自由竞争”相联系的。WTO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干预。像WTO中的非歧视待遇(主要体现为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它的作用也就是鼓励平等竞争，减少政府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事务中存在着过多、过滥的行政关系，它既是计划经济存在的产物，也是我们延续传统行政管理经验和方法的必然结果，是多年改革之后仍然没有摆脱的一个“阴影”。依据我国加入WTO所作的承诺，我们将开放国内市场，或是在过渡期后开放相应的国内市场，因而将自由竞争引入了国内市场，将自身置于世界性的经济竞争环境中。对于国内的生产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竞争方式能够有效地限制，甚至消除行政干预，彻底摆脱行政关系，从而尽快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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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集团领导：

针对此次党委组织总结剖析个人法律、制度及规则意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报，我在公司合同签订法律约束方面认识不足，法律意识淡薄，常让我的同事与上级给我指正。

在青岛小镇前期的队伍选择上没有听从董事长的祝嘱咐没按照制定严格执行，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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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法制节目在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制节目的成败与主持人的素质和能力密切相关。本文对新媒体时代广播法制节目主持人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加以论述分析。

一、熟知节目内涵的能力

主持人要对广播法制节目的基本功能有明确认识，以免出现节目定位模糊、社会效应一般、受众反应平淡等问题，尤其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兴起的今天，受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甚至获取法律咨询和援助，因此广播法制节目主持人就更要找准节目的差异化内涵，为受众提供精确服务。一是上情下达。广播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法制节目也不例外；二是下情上达。为地方政府制定决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帮助；三是普法宣传。广播法制节目具有较强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在普法活动中优势明显。要实现这些功能，在节目策划上应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受众。栏目设置要面向民众，他们的法律需求主要集中在民事方面，如婚姻继承、劳动纠纷、交通事故、邻里纠纷。这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是广播法制节目关注的重点；二是突出重点。听众有地域差异性，不同地区的听众对法制节目的需求不同。农村法制节目中涉及土地方面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重点讲解这方面的法律知识针对性会更强，效果会更好。

二、了解自身定位的能力

网络媒体拥有更丰富的信息来源、更快速的传播效果和更宽泛的受众覆盖能力，但广播作为传统媒体，其即时互动的特点和精确定位服务人群的优势使其至今仍能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作为广播节目主持人，只有准确把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受众对其角色的期待，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如前所述，法制节目有三个基本功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普法宣传。对于前两个功能，主持人扮演的角色是“传声筒”，即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时、准确传达给民众，主持人不能随意解读，不宜在解读时添加无关信息。为增强准确性、说服力，可以邀请法律专业人士来进行解读。对于第三个功能，主持人扮演的角色是“播种机”，即通过法律知识的宣讲、对热点案件的剖析，探讨事件发生的社会与个人原因，思考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给民众以法制的教育、启迪与警示作用，让法治的“种子”在民众的心里扎根、发芽、生长。同时，主持人对社会上的热点法律问题要敢于面对、正确引导。

广播法制节目主持人多是“半路出家”，法学科班出身的主持人较少。尽管法制节目不要求主持人具备高深的法律知识，但主持人要有基本的法律素养，否则，夸夸其谈却犯了法律常识错误，未免贻笑大方。主持人要处理好法律知识“博”与“精”的关系，最好每一门类法律知识都有所涉及，但不强求精通。在主持节目过程中，碰到听众的疑难问题可以交给专业的嘉宾解答。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社会法治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法制节目主持人必须保持终身学习的热情和素质，不仅要能够用现有的法律解读一般的法治事件或案例，更要做法治社会的瞭望者，前瞻性地预见现有法律可能存在的不完善之处，这一点，在由“立法”到“修法”转型期间的中国，更显得弥足珍贵。

三、与听众交流的能力

广播法制节目有热线电话等互动环节。主持节目时，主持人要做好三点：一是对敏感话题的把握。有的听众打电话进来并非碰到法律纠纷，可能只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有怨言，想把广播作为发泄个人情绪的渠道，可能会涉及本地的热点、敏感事件，如果主持人武断掐断电话，或沉默不语，或同听众一起声讨，皆非明智选择，较好的做法是，主持人合情、合理、合法地抚慰、引导听众。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情绪宜疏不宜堵，在网络舆论逐渐开放的今天，一味回避问题和矛盾并非高明之计，应善于发现矛盾背后的问题，在合情合法的前提下，积极疏导情绪，同时也利于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二是对非法律问题的把握。由于听众素质的差别，有的听众没认识到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局限性，误认为法制节目无所不能，打电话来大谈道德、感情、生活等非法律问题。主持人要委婉地告诉听众，这些非法律问题不属于本节目的探讨范围，切忌态度粗暴、言语伤人；三是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一些听众打电话时逻辑混乱、语言啰嗦，却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部分，主持人要恰如其分地打断听众的讲话，并从听众的话语中提炼出问题的核心内容，请嘉宾解答。

四、组织协调嘉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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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法律素养，是未来的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对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是大学生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是国家未来人才选拔新标准的要求。大学生法制教育是推动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公民的法律素养决定了国家的法治化程度。要大力推进国家的法治化进程，首先就必须积极而稳步的提升公民的法律素养。作为公民中知识水平较高的大学生群体的法律素养，又直接的体现了广大公民的法律素养水平，和间接的推动广大公民法律素养的提升。因此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重点就在于不断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教育。

当前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不足与欠缺

教育教学方式单一、教条，致使法制教育课堂学而无趣。当前的部分高校的法制教育，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教育方式，即单一的课堂灌输与填鸭，并且其所选用的教材也比较单一和枯燥。学生也仅仅把法制教育课当做一项学习的任务，以应付考试拿到学分为唯一目的，而对法律知识和理解也比较肤浅和表面。长此以往，将难以培养起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兴趣，也难以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而坚定的法律观。缺乏专业性较强教学团队，致使法制教育水平参差不齐。优质的教育教学水平，必须要由专业扎实、工作踏实而且勇于创新的教学团队来加以保障。尤其，对于大学生法制教育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当前部分高校的教育团队却仍然存在专业素养与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教学团队中的教师也并非人人都具有法学专业的学习经历和研究背景，也并非人人都拥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坚定的法治理念。法制教育课的学时的不足，致使学生法制课学而不精。法律知识的教育过程是一个精细而缓慢的过程。法制教育课的学时的严重不足，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另一大原因。博大精深的法律知识，需要剥茧抽丝、深入浅出式的讲解，并且要给学生以足够的时间消化、吸收、反馈。如果不能够保证足够的课时，那么就会造成法制课教育"水过地皮湿"，教育教学质量不断下降的结果。

改进与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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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法治节目的温度是什么？法治节目的温度是和它的锐度、深度、力度相对应的。所谓锐度指的是法治节目的锋芒和针砭力，所谓深度指的是法治节目的挖掘力和洞察力，所谓力度指的是法治节目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而温度则指的是法治节目的人文精神和传播力，是荡漾在冰冷法律条文中的情感解读，是流淌在大案要案追踪中的人文关切，是进行在普及法律推进过程中的无限贴近。

在司法实践和法治节目再现司法实践中，刚正不阿的法官并不缺少柔情，对薄公堂的当事人也不全是恩断义绝，认罪悔过的罪犯还有可以牵挂的亲情。这些既是人性的光辉，又是我们应该注意并且反映体现法治节目温度的着力点，也是法治节目传播正能量的表现。可见让法治节目拥有“温度”是法治节目社会功能的客观需要。司法实践中法理和情理的碰撞不可避免，有“温度”的法治节目既有法理的诠释又有温情的色彩，更便于观众接受、理解和遵守。从实用的眼光看，拥有“温度”的法治节目更能吸引观众的关注度，激发观众的收视热情，节目的收视率也需要法制节目拥有“温度”。

笔者认为法治节目有“温度”的表现主要有三点。

一、温度是法治节目的一种人文气质。法治的核心是人，虽然看起来法律好像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但因为法律本身不仅包含着人的理性和意志，还包含着人的情感和信仰，体现着人的期望与追求，所以法律不可能是外在于人的行为规则，它与人的习俗、天性有天然的亲和性。因此法治节目的核心也是人，而所谓法治节目的人文气质就体现在对人的关切，对人的尊重，对人的需求的理解。虽然法律是专业的权威的严肃的，但是作为解读法律的法治节目在保持权威性严肃性的同时，应该把对人的关照放在核心的位置上。

大连广播电视台《法治新天地》的口号是“无限迫近真实人生”，把对人的命运的关照作为节目的核心关注点，对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性与人格、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给予认识与理解、思考与把握，尊重与宽容，因此节目一经推出即受到观众的热捧，收视率迅速蹿升到全台自办栏目的第三位。

二、温度是法治节目的一种节目态度。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期，人们对法治既熟悉又陌生，有社会需求又不会操作。具有深厚人文关怀的法治节目，应该关注人们的生存环境，理解人们的法律需求，不仅仅是灌输法律条例，而是通过现象揭示本质，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人们懂得并学会使用法律，把严肃的法律问题提升到温暖的层面（道德），使节目充满人性的色彩。因此，不拘泥法治事件的残酷、严峻，法律条文的刚性、理性，法治节目洞照人们心灵，真诚传递知识，这样的节目态度是善意的、温暖的、有温度的传播。大连广播电视台的《普法欢乐行》，就是以欢乐为线索引领整个节目，让人们看到，原来法治节目也可以做得如此温暖而欢乐。

三、代表着法治节目“可持有”的一种节目理念。法律不遥远，法律可以为我所用。“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法治节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刚好就代表了“可持有”这样一种节目诉求。人们常常会有一种误解，觉得法律条文在不触犯法律的条件下对自己是没用的，这也是人们常常觉得法律条文、法治事件都是跟自己有距离的，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而法治节目的温度就是要拉近法治与人的关系，让法律条文能够被人们“可持有”，并在“可持有”的情况下，可使用。这种“可持有”又可以理解为法律的接近性，是让法治节目明确告诉观众，法律不属于某些专业的人士，也不框定所使用和涉及的人，是每个人都可以持有和使用的，而这正是普及法律知识的核心所在。

希望让法治节目拥有温度是一回事，如何让法治节目拥有温度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找到一些为法治节目加温的途径。

一、大题小做提升温度。分析近年来观众对法治节目收视降温的原因，就是普通观众认为节目选题太大，内容离老百姓太远，专家讲的太深，老百姓不犯罪学法没用。要让法治节目拥有温度，就必须推倒选题太大、内容太远、解读太深、关联不够的问题，拉近节目与观众的距离，让他们切实感受到节目内容是他们迫切需要的。

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多数群众，所经历、所面对的都是小案例、小事件，但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他们来说，这些小案例往往会成为解不开的结，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大连台的《普法欢乐行》就是把法律法规掰开揉碎了再联系相关现实事件进行解读，比如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是违法还是没有公德；住旅店贵重物品没寄存丢失了，责任在谁；楼上漏水淹楼下，赔偿标准怎么定；老师罚写作业算不算违法；大学生校园内卖旧书是不是违法经营；上班路上受伤算不算工伤等。从老百姓身边找“事”，在老百姓生活里求“法”。接了地气的节目必然就会有了灵气，《普法欢乐行》一年时间里收视率从0.4到4的飞跃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实用为上提升温度。知识含量和教育使命是法治节目的基本特点。目前很多法治节目传达的都是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惩罚，强调的是法律在惩罚上强制功能的一面，而对法律在维护和保护公民权利上的功能宣传不够。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法律的作用就是用来惩罚违法犯罪分子。对广大观众来说，其落脚点应该在用上，侧重于身边的法律法规，侧重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感到法律知识生活中的随处可用，学习和了解的劲头自然增大。因此，强化法律的可使用、可操作性，强化法治与人们生活的接轨，拉近观众与法治节目的距离。因为只有接近才会产生温度，才会产生共鸣。

大连台在《普法欢乐行》中，探讨的法律知识都是百姓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比如老年人的遗产问题、夫妻间的资产问题、年轻人的合同权益问题、邻里间的相邻权问题等，都是观众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电视中看到这样的知识，生活中拿来就可以使用。法律知识变得如此触手可及，这样的节目观众怎么会不欢迎？

三、创新节目提升温度。随着电视技术与艺术的发展，各种艺术形态和节目样态正趋向更多的融合，法治节目形态同样需要不断地变化与创新。法治节目脸谱化、说教式、层层递进地析理式表达方式让人颇有距离感。创新节目的表现样态，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法律知识是让法治节目拥有温度的有效办法。大连台《普法欢乐行》不为自己设任何框框，情景剧、知识问答、娱乐表演、平民秀等诸多节目样态都为我所用，让节目与观众互动，相互感染。其中真人秀的样态，观众带着问题参与节目，并成为节目主持，要完成专家咨询和现场普法两项任务。这里有法律知识的解析，也有嘉宾个性化的特色表达，妙趣横生。尤其是他们带进来的法律问题通常都是百姓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关注度很高。法治节目这个平台不能只有一种表达或几种表达，而应该多种多样，多姿多彩，这样点点滴滴地用心凝聚而成的法治节目“温度”，就能赢得观众的喜爱。

现在观众选择多样化，让单一面孔的法治节目面临着“鸡肋”窘境，这与处在转型期的强烈社会需求形成了反差。摆脱窘境不妨在锐度、深度、力度的基础上，为法治节目增添更多的温度，让法治节目成为人们生活的有机体，接地气、生灵气，自然也就会有热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