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罪犯谈话的技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与罪犯谈话的技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语言技巧的准确把握

语言表达主要是语气和语意。语气就是说话的口气和方式，侧重于说话者个人主观情感，有温和、诚恳、严厉和强硬之分。语意是说话的意思和意图以及由此所确定的主题，是说话人要表达的具体意愿和要求。实际工作中，语言技巧把握的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一些罪犯遇到突发的家庭变故、长期的思想改造困难等，采用温和和诚恳的语气与其沟通，并进行必要的精神帮扶，拉近与罪犯的心理距离，使其感觉到狱警的人情化一面和可信任，从而自觉接受和服从管教。发现罪犯违规违纪，要立即用严厉地语气制止；说话强硬则体现出监规监纪的严肃性，严厉和强硬是有意识区分开合法与违法、遵守与破坏纪律的行为性质，让罪犯明确刑罚执行的强制和不可破坏性。语意的表达还需要区分对象，对文化程度不高、理解能力差的罪犯，应开门见山，直切主题且通俗易懂；对有一定理解和认知能力且积极改造的人，注重旁敲侧击，让罪犯自己说出如何更好地改造；对于有一定反改造经验的累犯，当其对自己的违纪行为百般狡辩时，干警可采取不断地反问，抓住问题的核心，让罪犯心理上处于被动防御和自责位置，比如，可以反问道：“监狱干警什么类型的罪犯没见过？不严肃处理这件事，怎么能树立改造风气？不对你加强管教，你如何取得进步？干警对你及时帮教，到底是在挽救谁？”等等。

二、谈话方式的灵活运用

（一）先入为主。对日常工作中一些比较熟悉的事或人，对常规性的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小结，可以在已经明确内容或定性的前提下，直接总结阐述，以提今后要求为主，不必有过多交谈式语言内容。比如：“日训话讲评，周评议小结”等。先入为主的前提和基础是熟知情况，科学评论，合理要求，切不可乱表态，错下结论。

（二）换位思考。许多罪犯对改造中出现的事不能正确认识，对干警的严格要求不能接受；这时干警应帮助罪犯换位思考。罪犯b减刑了而a没减刑，a认为不公，此时，干警应把b实际改造中的成绩与a进行比对，找出差距，让a处在b的位置并想想可不可以减刑；再让a把获得减刑奖励的人与其本人换一换，看是否公平。思想偏激的罪犯，有时感觉干警只盯着他一个人，老是和他“过不去”，干警在个别教育谈话时，让罪犯站在干警的角度去看问题，严格管教是在帮他还是害他。

（三）心理攻势。改造思想不稳定的罪犯，干警谈话过程中，有意但看似无意讲一些罪犯脱逃的下场，积极改造的前途。犯罪的社会危害以及正确的赎罪方式，形成狱内反脱逃氛围。监管现场干警之间故意说一些监狱武装警戒力量强大，武器精良；某犯脱逃被现场击毙，某犯脱逃命丢野林等等。

篇2

作者简介：韩燕茹，河套学院。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3-194-02

社区矫正是我国在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基础上新建立的一项刑事执法模式，它是与监禁矫正所不同的行刑方式，是通过在社区中对违法犯罪者进行全面有效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从而实现对罪犯的改造目的。我国于2003年开展社区矫正试点，2009年开始在全国全面试行，2011年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假释、管制、缓刑的罪犯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2013年颁布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则推动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全面深入实施。教育矫正是社区矫正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也是影响社区矫正效果和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社区矫正对社会治理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被宣告缓刑、被判处管制、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等4种罪犯，其目的是希望通过监管、教育和帮扶，帮助和促进社区服刑人员能够实现新的社会化，从而积极健康地重新融入家庭和社会。社区矫正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传统上的缓刑、假释、管制等非监禁刑罚制度，弥补了监狱矫正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另一方面，它是原来非监禁性刑罚措施和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刑罚制度的改革完善和有益补充，有利于实现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的有效衔接和相辅相成，有利于促进刑罚执行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有利于确保刑罚措施的科学有效执行，有利于提高我国刑罚执行的专业化水平和整体效率，从而促进我国刑罚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我国文明社会和发展进程的进步，对于贯彻落实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进平安中国建设、提升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进和社区矫正制度的进一步健全，社区矫正在这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将日益显现。

监督管理、教育矫正、社会适应性帮扶是社区矫正的三大主要内容与功能。教育矫正是实现社区矫正目标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成功有效的社区教育能够帮助服刑人员增强对社会的认同感，能够提升服刑人员的生活信心和情趣，能够促进社区矫正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能够产生良好的社区矫正法律效果和社会效益，从而提升全社会对社区矫正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因此，加强对教育矫正方式方法的探索和创新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

二、当前教育矫正中存在的问题

自社区矫正全面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司法机关积极探索和创新社区矫正工作模式，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效和经验，而教育矫正方式方法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当然，也要看到由于社区矫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属于“新事物”，许多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措施还不健全，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在教育矫正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一） 教育形式比较单一

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和社区矫正工作者把社区矫正视为一种刑事惩罚和执行活动，因而将工作的思路和中心主要放在了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上，对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因此教育矫正的形式主要是集中宣教、宣讲的方式。教育内容主要局限于法律法规和改造政策，涉及文化学习、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技能提升的比较少，因此使得教育矫正的方式和内容显得比较单一、单薄。

（二） 教育矫正过程中与社区联系沟通不足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作，需要党委政府多个部门及社区的积极配合和通力合作。由于一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存在认识偏差，对社区矫正的监管、教育的双重功能不够重视和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加之社区矫正是一种全新的刑法理念和司法实践，一些社区对此还缺乏深刻认识，司法局（所）、社区矫正中心等在制定社区矫正教育方案的过程中常常不能及时跟社区居（村）委会等进行有效的沟通联系，没有充分听取社区意见，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教育矫正合力。

（三） 教育矫正的机构人员建设还不够有力和健全

不少地方的社区矫正常设机构还仅仅有办公室，而没有设立图书阅览室、心理咨询室等机构。加之社区矫正基本上为基层司法所，具有层次低、待遇差、工作累等特点，这种存在缺陷和缺漏的社区矫正机构人员和功能设置，致使一些社区的社区矫正功能出现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不能够充分发挥教育矫正的功能，从而使得法律规定的教育矫正功能大打折扣。

（四） 缺乏对就矫正对象生活辅导和心理矫正

社区矫正过程中，需要对矫正对象（也即罪犯）及家庭提供一定的沟通技巧、情绪表达、成员角色定位和分工、应对社会歧视等生活辅导，以帮助矫正对象正确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积极面对外界的评论和歧视，从而充满动力与希望地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当前社区教育矫正对矫正对象的生活辅导普遍比较欠缺。此外，《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只是原则性的对心理辅导进行了规定，对社区矫正具体实务操作中没有明确要求，加之从事社区矫正的社工队伍许多不具备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资格，因而不能够对矫正对象提供科学、专业、有效的心理矫正。

三、探索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中教育矫正方法的思考

针对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中在教育矫正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各级司法机关和社区矫正机构应积极解放思想，转变刑罚观念，切实坚持以教育和改造人为首位目标，坚定信心努力把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成为合格守法的公民，在思想上提升教育矫正的主导性地位，不断创新教育矫正的方式方法。

（一）提高社区矫正重要性认识，强化教育矫正保障

各级司法机关应增强认识，高度重视社区矫正教育计划规范落实，努力做到：一要加强预报检查。矫正中心、司法所等部门应定期上报教育安排，上级机构应据此开展巡查和专项检查。二要保证矫正教育质量。应积极开展教育需求、效果反馈摸底调查，努力提升课件质量和讲课水平，提高矫正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三要规范免除操作。结合社区实际，制定集中教育、社区服务免除等操作细则，严格审查犯罪者的病情。免除集中教育中相应增加个别教育时间，保证教育时间不减少。此外，还应积极从三个方面强化教育矫正的组织保障：一是强化场所保障。进一步优化矫正中心教育环境。二是强化经费保障。地方财政应积极落实教育矫正经费。三是强化资源保障。强化“三库”和讲师团队伍建设，建立“社区矫正资料库”，开展个案评比并编撰成册，使教育矫正工作按计划执行，有机制约束，能弥补遗漏，可邀请人才，善使用资金，有资料可借鉴，有案例可遵循，确保教育矫正不折不扣得到执行。

（二） 整合社区矫正资源，建立多元化的教育矫正参与机制

应积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罪行较轻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确有良好悔改表现的罪犯，可以改为社区矫正方式，有针对性地在社区中进行管理、教育和改造。一是可以依托政府来购买服务从而进行教育矫正。在社会工作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可以参照当地事业编制人员薪酬，按照一定的购买标准购买社会工作者服务岗位，建立起专业化、社会性的社会矫正任务队伍。二是可以依托院校专业技术力量，提升教育矫正水平。可以通过司法机关与高等院校深度合作的方式，专门在院校内设定社区矫正相关专业、科目和课程，一方面加强对现有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组织轮训；另一方面可以联合进行社区矫正的重大调研和课题研究，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视角研究和解决社区矫正中存在的焦点、重点、难点问题。三是可以依托社会资源进行教育矫正。应建立相关的政策鼓励和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志愿者协会等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到社区服刑人员的法治宣传教育、技能培训、心理咨询、生活帮扶等工作中来，拓宽教育矫正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并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工作氛围。

（三） 分层推进重点项目，努力实现教育矫正新突破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矫正中心为主导、以司法所进行补充的工作格局。矫正集中教育要努力做到“三个专”：一是确保有专人负责。应在每个矫正中心指派相应数量的民警组成教育矫正工作小组，负责教育计划的制定、落实和对司法所的指导等。二是应积极开展专题教育。应坚持固定主题、固定地点、固定师资，定期开展分类教育、入矫教育、短刑犯教育等。三是应加强专项督导。应指派矫正民警支持指导司法所，有针对性地对女性类、涉毒类、经济类、交通肇事类等分类开展集中教育。对违反会场纪律的人员给予训诫，维护教育秩序。加强与社会组织项目合作，深入推进教育矫正重点突破。应积极建立和加强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系统的运用，实现同一区域内的公、检、法、司等机关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相关信息、数据实现共享。

（四）强化问题导向，创新教育矫正的方式方法

篇3

关键词：团体心理咨询；服刑人员；心理矫治；改造

中图分类号：G642.4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5－0150－02

一、团体心理咨询的概述

团体心理咨询是心理咨询的主要形式之一，它是相对于一对一的个体心理咨询而言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是离不开团体的。可以说，团体心理咨询的魅力就在于它充分重视与利用人类的乐群性，使参与团体活动的成员，在团体情境下基于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相互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索自我、接纳自我，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从而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适应的过程。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既能节省心理咨询所需的人力和精力，又能利用集体的力量产生积极效应。 因其独特之处和肯定的效果，团体心理咨询被广泛应用于咨询、教育、医疗、企业、司法、社区等领域。

二、开展服刑人员团体心理咨询的意义

近年来，服刑人员心理矫治已悄然成为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人员改造的第四大手段，而且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将心理咨询引入监管改造，其目的在于解决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帮助服刑人员重塑健全人格，对于消除监管安全隐患，提高改造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把少数或是个别有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的服刑人员提供援助、支持、咨询、治疗作为心理咨询的重点，显然已远远不能满足绝大部分服刑人员对心理健康的需求。

（一）团体心理咨询是服刑人员心理咨询的经济而有效的方法

近些年来，随着服刑人员心理咨询的不断深入，针对其所特有存在的心理问题，监狱的心理工作者们依据心理咨询基本原理，做了很多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越来越多的心理工作者认识到仅仅把个别服刑人员作为心理咨询的对象是不够的。通过谈话教育和个别咨询的效果往往不太理想。服刑人员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往往具有共同性，在解决服刑人员类似的或普遍存在心理问题时，团体心理咨询显现出其明显的优越性。它既提高了心理咨询效果，又省时省力，影响大、效率高，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个别咨询的不足。在团体心理咨询活动中为了帮助有着共同成长课题和有类似问题及困扰的服刑人员，咨询师可以根据其问题的相似性（或共同目标），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同一情景中面向众多服刑人员设计短程团体心理咨询方案并实施。在团体氛围中积极关注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从而促进服刑人员的人格健康成长，充分发挥其潜能，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维护并增进其心理健康的发展。

（二）团体心理咨询是提高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手段

1.正确的认识自我，激发自我潜能。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镜中我” 的理论来形容自我是与别人面对面互动的产物。他认为，周围的他人好像一面镜子，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在服刑人员中，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缺乏自知之明。他们有的过于自卑，做事往往瞻前顾后，以致一事无成；有的罪犯则过于自信，唯我独尊，思想改造上无明显的进步。在团体情境中给成员提供与他人交往的机会，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观察和分析他人的心理与行为，使参与者进行自我探索，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建立新的自我认同模式，正确的自我评价，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增强自觉能力，进一步激发自我潜能。

2.增进心理健康，促进心理发展。在团体心理咨询过程中，不但可以创造一种安全、温暖、可信任的气氛，而且还可以促进其良好的心理发展与心理成熟，培养成员健全的人格及协调的人际关系。在理解和支持的氛围中，团体成员不仅可以被他人接受和容纳，发现相同性，从中得到情感支持，还能探索自己与其他人相处的方式，尝试各种选择性的行为，交换认知的经验，学习有效的社会技巧。这可以使服刑人员能够积极面对现实，增强自我心理调节能力，维护自我身心健康，调动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热情，提高其改造的质量。应该说，团体咨询最大的功能就在于它积极启发和引导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的发展。

3.改善人际关系，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它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的许多需要都是在人际交往中得到满足的。据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在监狱当中被严格监管的服刑人员的人际交往问题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冲突困惑最为突出，占调查总人数的30%左右。人际关系不良往往是许多心理问题之源。在团体心理咨询中，通过成员间的互动、学习、模仿、尝试，探索新的行为方式，学习如何有效地交往，形成新的人际互动的行为模式，学会从与别人的交往中察觉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也可以使其在心理上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满足一定的心理需要，在互动中成长，在交往中发展。在咨询团体环境中，可以选择并实践多种多样的人际交往技能，并将它们移植到其他的生活情境中。特别适用于人际关系适应不良的人。

（三）团体心理辅导在于激发服刑人员的自我教育潜力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服刑人员是具有一定自我教育潜力的，尤其在团体心理咨询中利用团体的氛围和与真实生活相似的场景来练习新行为。通过倾听、观察他人行为而间接学习，以一种“经验分享历程”的团体讨论方式，可以促使成员多角度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可以促使其获得正确的观念与适当的态度。同时可以充分地调动服刑人员自我管理、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这对于提高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有效消除服刑人员的不良情绪并维护心理健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在服刑人员中开展团体心理咨询的常用方法

服刑人员在行刑机构内的时间普遍较长，其心理有着特殊性，矫治难度较大，这是心理咨询工作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如何利用有限时间最大限度地、系统地解决其具有共性的心理问题，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目前在实践中常用的团体心理咨询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团体讨论法

它是在团体的情景中，成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就一个共同关心的比较有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可集思广益、各抒己见，使问题更加清楚，以达成共识。在服刑人员沟通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上，团体讨论将有助于成员克服盲目、错误的认知，做出一个正确的、一致的决策，以修正自己的看法，促进其心理和行为问题的解决。

（二）角色扮演法

角色扮演技术是一种通过行为模仿或行为替代来影响个体心理过程的方法。个体在扮演某一角色的过程中，站在角色的立场和角度来思考问题，体验角色的处境和感觉，预测角色可能采取的行动并做出适当的反应。进而反思自己与角色反应的差异，从中理解角色，理解自己，从而达到消解个体的心理困扰，促进个体心理正常发展的目的。在针对服刑人员开展团体心理活动时，让团体成员依据一定的故事情节，简单模仿故事中的角色，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并获取有关背景信息，达到相互了解、理解他人、反省自我的目的。实践证明，此方法对于大服刑人员改善人际关系、提高交往能力尤为有效。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高服刑人员的心理素质，角色扮演是行之有效的团体心理辅导模式之一。

（三）心理剧

心理剧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治疗方法，是精神病理学家莫瑞努1921年创立的。它是一种可以使团体成员的感情得以发泄从而达到治疗效果的戏剧。其方法是通过特殊的戏剧化形式，让参加者扮演某种角色，借助某种心理冲突情景下的自发表演，探索当事人的人格、人际关系、心理冲突和情绪等问题，体验到一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情感和态度，并达到宣泄情绪、减轻压力、消除心理上的自卑感的目的。在监狱中，可根据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心理问题编排一些反映实际情况的心理剧，通过夸张的艺术表现形式，让服刑人员用自己的语言达到思想上的碰撞、心灵上的共鸣，以取得更好的心理咨询效果。

（四）行为训练法

行为训练法的理论源头可追溯到本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创始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应用团体行为训练的方法即通过行为训练的方式改变个体的行为，从而达到改变个体心理模式的目的。具体地讲就是团体心理咨询中可以有领导者确定好训练目标后，要求参与者采用强化、惩罚、厌恶及条件反射等手段，使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发生改变，以达到使其增加某项适应或者是克服甚至停止某些不良行为目的。如团体成员可以通过自我暗示、心理咨询师的示范和团体成员间的人际互动来进行放松训练、自信心训练和情绪表达（控制）训练等。

（五）心理游戏法

在咨询过程中运用团体游戏的方式，既可以激发组员的兴趣，又可以寓教于乐，使其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中开放自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教育。一方面可以调动起服刑人员切身参与的乐趣，体验到意外的发现；另一方面也能通心理游戏活动唤起当代服刑人员对生活的热情，对周围人的关注，对父母的关爱，影响其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形成。

综上所述，随着心理咨询技术在服刑人员的改造中不断地深入和应用，团体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将不断得到完善和补充，它对改善服刑人员人际交往能力、全面客观认识自我、增强自信心和责任感、提高抗挫折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势必将成为维护与促进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刘勇.团体心理辅导与训练[M].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2-6.

[2] 任俊杰,高德贵.结构化团体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实证性研究报告[R].罪犯与改造研究，2009，（7）：22-23.

[3] 孙时进.社会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8-49.

[4] 章恩友.罪犯心理矫治[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136.

篇4

内容提要: 香港囚犯矫正工作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健康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社会化、法制化、专业化程度较高。香港囚犯矫正工作秉承中华传统，嫁接英美文化，兼收并蓄各国的科学理念和制度方法，以我为主，务实为用，在学习中扬弃，在实践中发展，极具适应性和生命力。香港惩教署及所属各监狱以《监狱条例》作为管理基础，同时以联合国厘定的囚犯待遇的最低标准为基本参照，经年积累，惩教机构及其职员的素质、在监囚犯的待遇均达到了目标认可的标准。以惩教署和善导会为中心，构成香港颇具现代意蕴的设施内外的囚犯矫正、帮助系统，市民深刻参与帮助囚犯和更生救助，创造了对国际社会颇具借鉴意义的社会参与范例。

2008年5月，我随中国监狱学会代表团考察了香港的囚犯矫正工作。在4天的时间里，先后走访了赤柱监狱和善导会所属的一些工作机构。

香港社会对服刑人员有多种称谓，囚犯、犯人、罪犯、服刑人士、在囚人士等概念混用。经过比对，官方文件和监狱职员中使用“囚犯”称谓的较多，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也采用此概念。

在囚犯矫正领域，香港囚犯矫正社会化分工程度较高，分为以监狱为主的设施矫正和以善导会为主的非设施矫正两大系统。香港囚犯矫正工作在以下方面较有特色：

一、刑罚执行

香港地区在刑罚执行方面的法治化、社会化、专业化程度很高，主要表现在：

(一)刑罚执行职能的纯化

香港监狱系统运行的经费列入每年的政府预算，完全由政府拨付，比较充裕，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监狱不需要追求经济效益，衣食无忧，没有创收压力。因而，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履行监狱的主要职能。香港监狱独立性、自主性较强，很少承担来自纵向和横向机构加之的行政任务，没有经常的运动式的考核与检查，负担很轻。监狱与社区内的社会团体、公司、机关、民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参加不少“共建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其运作特点一是它们不属于“任务型”而属于“契约型”，大多由监狱和社会团体签订协议，依约定行事。根据各个监狱的不同情况，可多可少，可繁可简，可出力，可出钱，灵活多样，运用自如。二是社会团体参与矫正罪犯的活动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常行的活动，已经较为成熟，监狱不存在疲于应付，不会对刑罚执行活动产生干扰，相反，是一种可以长期依靠的力量。三是惩教署组织监狱职员及家属参加的公益活动主要是筹款活动，如组织卖物会，将筹得的善款用于慈善事业；为香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筹款；等等。为了让市民了解和帮助更生人士，在全区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监狱和社会组织互为对象，互相帮助，形成了长期的互动关系。

(二)成熟的刑罚执行体系

香港的囚犯矫正由设施矫正和非设施矫正两个系统组成，已经运作了五十余年。设施矫正由惩教署及以下各类监狱负责；非设施矫正由善导会等民间组织、社区民众和志愿者实施。二者衔接较为紧密。每当新囚犯入监，监狱会及时通知善导会，善导会马上派人来监狱，帮助囚犯适应新环境，与监狱、囚犯共同制定囚犯的矫正计划，并且在该囚犯服刑的全过程中实行定期的、不间断的帮教、就业培训和生活指导。囚犯参加社会工作、假释和释放后，惩教署安排中途宿舍，进行释后监管和帮助；善导会为更生人士提供住宿和短期经济救济，帮助释囚渡过困难期，直到他获得工作，找到住处，按时领到政府的救济金。善导会还提供无期限的释后服务。更生人士不管释放后经过多少年，只要有困难，均可电话或上门求助，善导会将会尽量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

(三)法治化程度较高

香港在矫正囚犯方面，不仅立法完善，而且有一整套保障法律公正实施的程序，监狱职员的法律意识、依法办事的能力、操作规章的习惯程度都较高。

1.法律细密、具体、操作性强

对于囚犯违法违规、懈怠、抵抗等行为，香港的监狱法例均给予全面的规制。规定，囚犯的过失和非法行为可能会导致来自狱方的惩戒，共有“对抗监狱长和惩教署其他官员命令或违反监规”、“擅自与其他罪犯接触”等23种情形。我们熟悉的监狱警察对罪犯实施的惩戒，如训斥、警告、静坐反省、面壁思过、记过、短期停止会见(通信、通讯、亲情电话、特优会见)、降低处遇、停止参加娱乐活动、停止吸烟、罚款、改变工作、取消劳动奖金、取消呈报减刑(假释、社区矫正)、计分考拉扣分、严管、禁闭、使用戒具、单独监禁等，与上述23种情形多有重叠，有些名称不同，内容相似。有了这些规定，囚犯的过失和非法行为将导致监狱对其提起违纪诉讼。这样，处理囚犯的违纪、抗拒行为就变得规范和简单了。

2.用程序维护正义

香港的假释制度在亚太地区是首屈一指的。2000年，香港监狱假释2 744人，假释率40.4％，高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泰国、印尼等所有亚太国家。[1]并且，在港人的理念中，假释不是刑事奖励，而是罪犯法定的权利，普遍适用于全体囚犯。囚犯只要服够了规定的刑期，经过申请，都可以获得假释，假释没有人为标准，也不需要经过评比考核。香港社会治安良好，刑事发案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最近二十多年在全世界广得好评。[2]这种社会基础提供了宽待囚犯的现实条件，再加上乐善好施、热衷参与的民风，使得囚犯适用假释的比例一直很高。

囚犯保外就医是最容易滋生特权和腐败，侵蚀社会公正的领域。香港没有保外就医制度，囚犯有小病在监狱医院内解决，疑难杂症和大病到社会上的大医院就医，玛丽医院和伊丽莎白医院常年预留囚犯病房，囚犯就医期间由监狱管理人员负责监管，病情减轻后即收监执行。囚犯的医疗费用由政府统一提供。

3.反腐卓有成效

香港对公务员的腐败行为实行“零忍耐”的刑事政策，没有刑事犯罪“起刑点”的规定，公务员哪怕受贿一元，也要治罪。迁移到监狱领域，职员吸囚犯一支烟，喝囚犯一杯茶都算受贿，不仅要治罪，更重要的是，将剥夺其后半生的社会福利，可谓损失惨重。所以香港监狱职员和囚犯之间的界限划得很清，很少有拉拉扯扯和形成不正当关系。职员违法的类型，主要是欺压囚犯和使用暴力。

香港监狱法例在囚权保护方面，将着力点放在事前控制和预防上。囚犯如果违反以上23条规定，需要给予以下处罚时，必须经过起诉、听证程序：(1)不超过28天的禁闭；(2)取消不超过2个月的赦免权；惩教署长可批准取消不超过6个月的赦免权；(3)取消不超过3个月的特惠；(4)没收全部或部分收入；(5)从收入中部分扣除或全部扣除以弥补因囚犯丢失、故意损坏、破坏财产所造成的损失。[3]

(四)囚犯权利的法治保障

香港在1982年将“监狱署”易名为“惩教署”，标志着囚犯矫正工作新理念的诞生。港人认为，在被囚禁期间，囚犯与监狱管方的地位并不平等，他们的人权因而特别容易受到侵犯。此外，他们提出投诉时也会遇到不同程度的掣肘，因此，要建立囚犯权利的保障机制和特殊的投诉机制。

香港设有既定的渠道，可供囚犯表达不满。除了监狱内部的处理投诉机制外，囚犯还可以透过多种外部途径，就其待遇提出投诉。外部的对象机构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太平绅士；立法会议员；行政长官和政府高级官员；申诉专员；非政府组织，如香港人权监察，香港善导会，香港戒毒会，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及基督教牧爱会。其中，申诉专员和太平绅士的工作最为规范，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最为经常。我们收集到一些监狱职员欺压囚犯，对囚犯使用暴力而被惩处的案例，其中有些就是囚犯投诉后他们处理的。

1.申诉专员

香港法律吸收英美文化精神，强调市民人权的保护。很早就建立了申诉制度，回应市民的权利诉求。20世纪60年代时，是向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或市政局议员提出投诉，1989年成立专门的“行政事务申诉专员公署”受理市民投诉。申诉专员独立于政府，独立从事调查活动，政府有关机构对于申诉专员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必须做出解决回应。

每名新进入惩教院所的囚犯会在墙上看到一张申诉专员公署提示投诉的告示，并获发一份有关申诉的资料单张。他们如果要向申诉专员做出投诉，可直接写信提出，或填写申诉专员公署提供的投诉表格，投递给公署。囚犯发出投诉信件是免费的。监狱可以检查囚犯发出的邮件，但是，囚犯与申诉专员的通信，监狱职员是不能检视的。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开启搜查，也必须通知该囚犯到场，除非他不愿意到场。

申诉专员遇到下面五种事关囚犯人权的问题时，必须向惩教署询问：(1)囚犯所得到的治疗及药物；(2)被监狱职员打压；(3)被剥夺与外界接触的权利；(4)人身安全受到威胁；(5)进行宗教仪式或参与宗教活动的权利被侵犯。

就囚犯投诉事项，申诉专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到监狱中探访投诉人。监狱应提供可视、隔音的处所，供申诉专员和投诉囚犯“密谈”，这样做，既可以保障申诉专员的人身安全，又能消除投诉囚犯的顾虑。

在香港监狱，由于囚犯投诉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申诉专员公署每年收到的囚犯投诉都很多。囚犯的投诉主要涉及对处罚的不满和监狱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对这些投诉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申诉专员必须小心处理，以求在维护囚犯权利和维护监管秩序上取得平衡。由于这种平衡的内容并无绝对的标准，申诉专员在做出判断时，经常是煞费思量。

2.太平绅士

香港的“太平绅士”在社会属性上类似于人们心目中的“社会贤达”，由香港行政长官选择和委任。太平绅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第一，根据《太平绅士条例》的规定，定期探防监狱，会见囚犯，接受囚犯的投诉；第二，巡查监狱的设施和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监狱机关提高处理惩教事务的效率，改善囚犯待遇。目前，香港有362位官守太平绅士及964位非官守太平绅士。一般情况下，太平绅士巡视监狱是每两星期或每月进行一次。政府当局通常会按每所监狱既定的巡视次数，每次委派两位太平绅士巡视。

太平绅士接到囚犯投诉后，可以进入监狱调查，监狱应为太平绅士的调查提供方便条件。太平绅士可与投诉囚犯私下谈话，借以保障隐私。监狱派员在会面室外驻守，以确保太平绅士的安全。

太平绅士在巡视记录上记下他们对监狱的观感，然后将这些记录送交惩教署，让高层管理人员了解社会各界对监狱工作的意见，以利于主管机关督导各监狱改进工作。

太平绅士也可就投诉中的问题向监狱查询。对一些需要有关机构处理的投诉，也要及时转介。有关机构要把他们采取的行动告知太平绅士。为了保证投诉得到公平、妥善的处理，政府鼓励太平绅士评核各监狱囚犯投诉事项的发展状况，提出改进建议。

为了提升太平绅士巡视监狱、处理投诉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申诉专员每年都会邀请太平绅士参加公署的“投诉处理”专题研讨会，经常安排他们到政府部门参加访问，透过这些活动让他们深入了解政府的工作内容和运作机理，提升处理投诉的技巧和质量。

二、组织和人事

香港监狱的组织与人事制度本着求实求效的原则建立与运行。

(一)专业化架构

1841年香港设立第一所监狱，归警队管理，首长为“裁判官”。1879年，香港设立“监狱监督”管理监狱，监狱正式脱离警队的管理。1938年成立“监狱署”负责管理监狱，1982年将监狱署更名为“惩教署”，负责管理监狱至今。1997年前，惩教署是布政司保安科下的一个署级部门。回归后，惩教署成为政务司保安局下的一个署级部门。

惩教署负责管理26所惩教院所，3间中途宿舍，2间羁留病房，一所职员训练院以及一个押解组，工作人员7千多人。惩教院所实行“类中分层”的分类模式；遵循“以刑期为主，以犯罪类型为辅”的划分标准。即先将全体囚犯分为成年男犯监狱、成年女犯监狱、未成年人管教所三个大类；④然后在每一个类型的监狱中，又以刑期和犯罪类型为主要标准，给囚犯评定安全等级，分别关押到五种不同保安等级的监狱中。

各种保安等级的监狱的划分标准和囚犯的服刑内容是：(1)高度设防。主要囚禁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大的罪犯。他们一般犯有较严重的罪行，刑期中等以上，包括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死刑的囚犯。②高度设防监狱配备各种现代化的监控设施，囚犯只能在室内工场工作，而不能从事户外工作，晚间囚犯住单人囚室，而不许共处一室。目前香港高度设防的机构有6所，即赤柱监狱、石壁监狱、荔枝舟收押所、壁屋惩教所、大榄女惩教所、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2)中度设防。关押罪行较轻，刑期较短，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囚犯。中度设防的机构中，囚犯可以共处一室关押，监视和控制相对较松，囚犯可以在监狱范围内从事户外工作。中度设防的机构共5所，即芝湾惩教所、袁灵洲惩教所、埔坪监狱、白沙湾惩教所和域多利监狱。(3)低度设防。主要关押刑期将满的囚犯、表现较好的囚犯和初次犯罪的人，刑期一般在3年以下。囚犯可以在户外工作，生活较自由。香港的大部分惩教机构都是低度设防，共16所，即：芝兰更生中心、蕙兰更生中心、励志更生中心、励行更生中心、励敬教导所、励新惩教所、歌连臣惩教所、袁灵洲戒毒所、罗湖惩教所、马坑监狱、壁屋监狱、沙咀劳教中心、大榄惩教所、大潭峡惩教所、洞头惩教所。(4)更新中心。用于收押年轻犯人，主要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和各种教育、训练，以帮助年轻人尽快回归社会。目前共有四所：接受第一阶段更生训练的年轻女犯关押在芝兰更生中心，完成训练计划后转入蕙兰更生中心；接受第一阶段更生训练的年轻男犯关押在励志更生中心，完成训练计划后转入励行更生中心。更生中心的探视时间较为宽松，励行更生中心和蕙兰更生中心每周任何一天均可探视，无公共假期的限制。(5)中途宿舍。是一种过渡性的惩教机构，在囚犯离开上述封闭机构后，为其提供融入社会的各种帮助。目前香港有紫荆楼、百勤楼、丰力楼三所中途宿舍。紫荆楼接收从教导所或戒毒所释放的女性受监管者以及参加“释前就业计划”、“监管释囚计划”的成年女犯；百勤楼接受参加“监管试释计划”、“释前就业计划”，“有条件释放计划”、“监管释囚计划”及戒毒所的成年男犯；丰力楼接受从劳教中心、教导所、戒毒所释放的年轻男性受监管者。入住期长短不一，视每个囚犯的更生进度和现实需要而定。周末和假期通常会批准他们外出访问家人和朋友，以便他们能尽快融入社会。宿舍也鼓励家人及朋友来访，支持宿舍的工作，以利囚犯更快的改过自新。

香港各监狱均实行扁平式管理，内部管理层次较少，没有“分监区”一级机构的设置，实行监狱直管各个功能区的做法。香港监狱采用扁平式管理的条件和理由是：其一，由惩教机构专业化架构分层的现实决定，香港的监狱都是小监狱，只有少数几所监狱关押超过千人，全港最大的赤柱监狱，设计关押能力只有1 554人，我们访问的那天，实际关押着991人。大多数监狱都是关押几百人，有的监狱只关押十几人。这种状况为实行扁平式管理提供了物质条件。其二，监狱职能纯化，没有额外的行政负担和经济负担，需要监狱首长操心的事项较少，需要解决的问题限于内部，处理起来比较简单。其三，市场高度发达，监狱内部个岗位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很高，职责划分清楚，不养闲人，推诿、扯皮现象少见，制度运行顺畅，运行成本较低，一个首长有可能同时管理更多个数的部属。

(二)首长负责制

香港各监狱实行监狱首长负责制，高层管理人员很少。以赤柱监狱为例，关押囚犯一千多人，高级管理人员只有3人，即总监督1人，监督2人，③占全体监狱职员的3‰。监狱首长的权力却很大，可以对所属的任何部门和岗位直接发号施令，监狱的自主权力也很大，日常管理事务中，需要向惩教署请示的事项很少。

但在事关囚犯权益和容易滋生腐败的事项上，监狱首长的权力却要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团体的约束和监督。香港公务员队伍向以廉洁、高效在世界著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著名的三项制度，即精干高效的文官制度、遍及各行各业的行政咨询制度、极具权威的廉署制度。监狱首长的任职条件，一般必须从事监狱矫正工作10年以上，精通监狱业务，具有高尚品德，模范守法并乐于接受监督。香港共有咨询委员会500多个，获得委任，进入咨询委员会的约5 000余人，其主要作用是沟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息，反映民意，向政府行政部门提出咨询和意见。香港监狱工作对委员、对民众是开放的，透明度相当高，产生腐败的几率就要小很多。在人们的心目中，廉政公署的职能是查处贪污，其实，它更大量的工作是预防贪污。它的三个职能部门中，“防止贪污处”负责审查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工作程序，并向审查对象提出防贪建议，对象单位必须给予配合，做出改进；“社区关系处”则积极争取市民参加反贪工作，教给他们反贪知识和反贪技巧。再加上香港早已建立了成熟的证人保护制度，查处的贪污案件中，70％的举报是实名举报，极大地调动了下属和居民的反贪积极性，进一步铲除了滋生腐败的土壤。港府在其80多个部门中都设立专门的反贪督导委员会或预防贪污小组，惩教署中也有这样的机构，用权力的制约有效防止了行政首长的腐败。

监狱制度为防止监狱首长腐败提供了有力保障，如：囚犯的假释由本人提出申请，并经由各方人士参加的假释委员会讨论批准，监狱首长个人无权决定。对囚犯较重的处罚，需要经过听证程序。不设保外就医制度，从根本上清除了监狱首长借此寻租的可能性，此外，申诉专员在接诉中，太平绅士在巡狱中发现问题都会及时向监狱首长提请注意，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牵制和监督制度的设立，既是对权力的限制，也是对监狱首长的保护。

(三)待遇与考核

香港监狱职员的招收、培养、训练模式节省经费，比较实用。内地监狱警察的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是融为一体的，统一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和各省的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进行，以学历教育为主。香港不设监狱职员学历教育学院，青年学生的学历教育由他们自己报考社会上的各种大学完成。大学毕业后再报考监狱职员。被录用后，经过职业训练，然后上岗。在香港监狱系统内，只有惩教署办的一所“职员训练院”为职业训练的常设机构，所有新招募的职员，必须接受23至26周的学习和训练，然后到惩教机构参加一定时间的实习，经过考核合格后，才能正式上岗。“职员训练院”可同时训练375人。其培训分为入职训练、发展训练、专科训练三种类型。“训练院”的教官由惩教署在各监狱选聘的资深职员担任，他们具有与囚犯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是各岗位的学有专长的优秀人员。教育训练内容突出实用性和实效性。

香港按照“终身学习，终身训练”的原则对监狱职员进行不间断的职业培训，按照职员的年龄、岗位、专业，每年进行多次定期或不定期的训练，每次训练结束都要考核，必须达标。我们在与几位中年职员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最怵的是每年一次的体能测试，人人都要过关。所以每个人都在控制体重，参加体育锻炼。

香港不实行“高薪养廉”制度，这是由香港的经济情况决定的。2006年，香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4 000美元，新加坡是31 900美元；2004年内地人均GDP刚超过1 000美元，这些决定了香港没有条件在公务员中实行高薪养廉。但在待遇上与内地和周边国家比，又有较大的优越性。香港公务员工资较高，除退休后享受退休金等社会福利外，在职期间还有数目可观的三项补贴，即住房补贴，医疗补贴、子女教育补贴。职员每月领到的住房补贴就达到工资的40％。香港海多土少，人多地少，寸土寸金，“住”是市民的最大难题，不少市民是以工资的一半付房租的，有的人要付出全部的工资。生活其他开支要靠业余打工的其他收入维持，有些人打着三份工。能够买得起住房的是少数人，大部分市民住的都是“公屋”，面积只有30多平方米。港府也造廉价屋，售价仅为市值的五成半，但市民购买是有条件限制的。赤柱监狱大部分职员是租住或分期购买公屋和廉价屋的，只有总监督和监督等少数高级管理人员，经过多年的积累，刚刚买了自己的住房。

香港法官的工资高于公务员。法官全部从律师中产生，他们受教育的时间和从业时间都比公务员长。人们在理念中认为，应当让每个人的教育投资得到回报。港府给予公职人员的待遇也不吃大锅饭，根据不同的身份，确定不同的待遇。香港的中学分为官立、资助、私立三种，全港400所中学中，官立的只有40所，占10％，其经费全部由政府负担，教师享受公务员待遇；社团举办、政府资助的约占全部中学的80％，学校运行的日常经费由政府资助，但其教师不是公务员，不享受公务员待遇。其余约10％为私立中学。另外，香港的幼儿园全部为私立。监狱系统也是一样。赤柱监狱的职员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监督和监督，约占全体职员的3‰。第二类为惩教人员，相当于内地穿制服的监狱民警，有公务员身份，占职员的85％。第三类为惩教工业人员，约占职员的10％，他们穿蓝色工作服，相当于内地监狱中的企业管理人员，工作固定，名为“政府雇员”，但又不是公务员；第四类为文职人员，即未列入监狱正式编制，是监狱临时聘用的技术人员和工勤人员，约占5％。四类职员之间的工资级差拉得相当大，待遇区分等级也很明显。

履行预防犯罪，帮助囚犯和更生人士职责的善导会为民间社会团体，其运行经费主要靠政府资助，但在编、固定的雇员只占40％，其余60％的人员均为它的聘用人员。雇员的工资远低于惩教人员，但与聘用人员相比，又有很大的优越性。

惩教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尤其是享有其他市民不能企及的住房津贴，其实际享受的福利，既优于其他政府雇员和聘用人员，也优于大多数企业的员工。所以，监狱职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较高，惩教人员有较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对监狱职员的考核，在考核项目上，紧紧围绕职员的岗位和业务，非常具体和细密，如：某一职员负责某一件事，怎样发动，用时多少，用资源多少，与通常标准和要求相比，这次做得怎样，记录都很具体。再如，所有职员，每天一样带班，怎样区分他们的工作质量？他们着重考察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勤勉程度。如：他们将职员在日常工作中能否用心搜集囚犯信息、发现隐患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常年记录和分析。监狱职员搜集囚犯的犯罪情报越多，有价值的情报越多，被用于决策的情报越多，该职员的考核成绩就越高，受奖和晋级的机会也越多。

考核的具体和细密还表现在细致划分各个不同的岗位，对各个岗位有不同的考核侧重点，重在考核每个职员的履行职责情况，以及和往年工作相比的工作状态和成长进步情况。

监督给职员写的评语，其风格是使用描述性语言，而少用概括性、评判性语言。特点是就职员所做的几件具有代表性的事情展开，对职员完成工作的具体情况客观展示，在用词上很讲究细致入微，客观描述，而不是笼统的主观评价。

考核形式上分为从下而上与从上而下两个方面。每年年终，监狱首长要向全体监狱职员做述职报告，然后由每个职员给首长工作业绩打分或写评语，这些资料提供给监狱首长的上司，作为考核监狱首长的依据。监狱首长根据以下四方面的资料，即管教业绩、学习与进步记录、来自囚犯的评价、来自其他职员的评价，给每个职员写出评语，确定考核等级。考核结果只在监狱首长和当事人二者之间公开。当事人认为考核结果不公正，可以提出申诉。这种做法很像日本企业的红包制度，同样可以收到激励和督促的效果，但却保住了当事人的面子和自尊心；也保护了优秀分子，不至成为焦点，减少了职员间的人际矛盾，不失体面与和谐。

三、管理与教育

香港市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强，社会治安好而囚犯重犯率高，这源于重犯者绝大多数是涉毒犯罪，是为成瘾性犯罪。这种背景也造就了他们管教囚犯上的一些特色。

(一)囚犯管理

香港囚犯管理工作的法治化程度很高。细密的法律规定使职员有法可依，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和风险，同时，还有一整套科学的操作流程，保障制度的实现。我们看到，在监狱的各个功能区、各个操作岗位、墙上都有醒目的提示语，让囚犯知道在这里可以做什么，应当怎么做，消除了囚犯无所适从的困惑，也随时提醒囚犯不要违反监规。

惩教机构现在关押囚犯和违规人员1.2万余人，有惩教人员7千余人，职员和囚犯人数的比例是一比一点几，不存在警力缺乏的问题，再加上可靠的经费保障，就不需要利用强势囚犯来管理其他囚犯。监狱和囚犯都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压力，多数囚犯终将自然获得假释。所以，囚犯之间的互相倾轧，囚犯与职员形成不正当关系进而享有特权的情况非常少见。人际关系简单，监狱职员可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囚犯的关心和服务上。

囚犯入狱时，都要参加一个短期启导班，接受关于机构日常程序、规则、福利、援助的指导。赤柱监狱囚犯的入监启导教育只有3天。有人说，香港其实就是个大监狱，清规戒律和监狱差不多，所以不用再教育了；再者，香港囚犯的重犯率较高，80％以上为涉毒犯罪，多数囚犯是“老顾客”，不用再提醒了。

赤柱监狱有非常严格的囚犯的“一日生活制”，囚犯每天什么时间段在哪个区域活动都有明确的规定，监狱内的住宿区、生产区、生活区、娱乐区、宗教区、学习区的划分非常清楚，囚犯一整天都在这些区域中活动，只有晚上就寝时，才能回到自己的监舍。

因为是高度戒备监狱，赤柱监狱不仅在监狱大门，而且在监舍、食堂、工场等各个部位的出入口上，都安装了AB门，由两处工作人员牵制掌控。任何时候，两道门都不可能同时打开。我们参观的每一个工场，身着制服的带班职员都要立正敬礼，向监督报告工作，非常规范和认真。

赤柱监狱的主体建筑大部分为1937年监狱初创时所完成，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扩建，也没有做大的改建，只是做一些必要的维护和装修，以保证其使用功能。近年来，用于监狱建筑的维修费用，平均每年约4千万港币。过去押犯经常超编，监狱爆满，直到2001年新建了一幢甲类囚犯综合大楼，内有8个工场和256间单人囚室，才改变了监狱拥挤的状况。我们参观所见，各处监舍不仅陈旧，而且狭小，楼距很密，即便是在白天，不少房间还需要开灯照明。决定因素是建设经费的短缺。香港社会财富的分布状态是，财富大量散布在民间，政府控制的数量相对较少。政府的办公场所都不讲排场，一为公众舆论不容，二也没有这样的财力，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在实施管理，尤其是在处理自己和囚犯关系的问题上，职员大多采取超脱态度。在需要做出判断和决定的时候，监狱职员善于把自己变成裁判员而不是当事人。如囚犯以装病企图达到个人目的，职员不是简单地揭穿，和他斗争，而是顺势而为，送其去医院检查，让医生来判断。对那些声称有病的囚犯，也安排其卧床休息并派人监护，囚犯因之反而失去了自由，不得不缴械投降。对于抗拒劳动，威胁、辱骂、殴打他人的囚犯，职员不用自己处理，而是由监狱按程序向法院投诉，给该囚犯治罪。对于人身危险性大、暴力倾向明显的囚犯，适用“隔离囚禁”制度，即在住宿、就餐、做工、娱乐等各种活动中，将该囚犯与犯群隔离开来，一般不超过21天，以弱化危险因素。

(二)囚犯教育

管理上的专业化分类，为囚犯的分类教育、个别教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平台。港人在囚犯教育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1.自主型教育

在受教育上，对成年犯人和年轻犯人是区别对待的。年轻犯人要接受一个全面的惩教计划，内容包括参加职业训练和各种学习班、辅导班，参加小组活动、康乐活动和体育活动。成年犯人接受教育则纯属自愿性质。监狱开设中文、英语、数学、社会学等课程。囚犯参加何种教育，监狱不作统一规定，由囚犯根据自己的情况申请。囚犯参加教育都视作出工，可以和做工的人一样领取工资。赤柱监狱的教堂是一处标志性的建筑。港人多信教，参加宗教活动的囚犯较多。监狱的宗教活动由两名全职司铎策划和主持。此外，还有多名自愿探访者及主持礼拜的义务司铎协助他们的工作。

2.“大教育”格局

香港囚犯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丰富多彩的。囚犯参加监狱组织的文化学习，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娱乐活动，兴趣小组的活动、写书、写稿、参加宗教活动，接受社会人士和亲友的规劝、辅导，对外演讲、演出，等等，都是教育的内容。这种格局的安排，适应性较强，可以弥补监狱教育资源和教育内容的不足，也为罪犯教育选择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1995年起，“在囚人士教育信托基金”开始运行，收到了香港赛马会等慈善机构几百万的捐款。这些钱主要为那些缺少经济来源的囚犯提供援助，使他们也有机会接受教育。

3.囚犯教育社会化

在与善导会、赤柱监狱同仁的座谈中，他们都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囚犯走上犯罪道路，社区也有责任，因此，社区也要承担帮助囚犯改进自新的责任。香港的囚犯教育社会化主要表现在囚犯在监教育的社会化和更生人士教育终身化两个方面。囚犯教育的社会化是从其入监的第一天就开始的。囚犯可以通过监狱购买社会上的各种图书，报名参加社会上各种类型的学习，但书费和学费需要囚犯自己承担。监狱在囚犯教育上，没有采用“包下来”的简单处理，只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囚犯建立一个受教育的平台，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此外，监狱也鼓励和支持社会人士走进监狱，和囚犯建立各种类型的学习联系，以弥补学历教育、正规教育的不足。囚犯对市民，尤其是对艺术家、能工巧匠，社会贤达也是非常渴望的，容易形成融洽的合作关系。

4.囚犯服刑计划

“囚犯服刑计划”是香港监狱囚犯教育方面的一大特色。监狱每收押一名囚犯，就要对其进行社会关系调查和心理测试，与该囚犯谈话了解其需求和打算。在此基础上，由囚犯和狱方共同制定该囚犯的“囚犯服刑计划”。这是一个长期计划，对囚犯从入监起到出监止的全部生活做出安排。如果囚犯申请，或社会人士申请，囚犯同意，那么，社会人士也可以成为实现该计划的主体之一，服刑计划中将写进“帮扶协议”的条目内容。服刑计划对囚犯服刑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做出内容安排，还有各种保证措施。因为计划的制订有囚犯参与，并且充分尊重其价值选择，目标比较符合每个囚犯的实际情况，所以一般都能较好地实施。“囚犯服刑计划”的制定和有效实施，为推行囚犯的个别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基础。

(三)囚犯处遇

在港人的意识中，刑罚的内容就是剥夺自由。一个人犯了罪，触犯了法律，侵犯了他人的福利，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判处刑罚，剥夺自由，就是偿还和赎罪。囚犯服满了刑期，他和社会就扯平了。因此，对囚犯不应再有额外的惩罚和报应，让他承受更多的侮辱和痛苦，相反，要尽量让囚犯过正常人的生活，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公民，迟早总是要回到社会的。他们同样需要尊重，不能随意贬低和侵犯。

战后50多年来，全世界召开了多次监狱行刑和囚犯待遇的国际会议，每次会议都有新的理念和制度被确立。各国在监狱理念上逐渐趋于认同与融合，各国现在已经普遍认可了刑事法律的保卫社会、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但在实践中又有不同的侧重。香港在刑罚执行的追求上，更重视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无论是惩教署还是善导会的文件中，在论及监狱、矫正的宗旨和目标时，都强调惩教人员要“启发、引导”、“从旁协助囚犯”改过自新。在监狱内部的规章制度中，“协助囚犯”完成什么目标的表述更是随处可见。在他们那里，囚犯是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有自主权，监狱职员除了贯彻法律、制度，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囚犯，相反，要尊重囚犯的价值选择。要努力调动囚犯的积极性，使其自愿参与矫正活动，获得矫正的实效。

香港囚犯参加工作都是有工资的。在他们的理念中，无偿劳动是不公正的，不利于调动囚犯参加工作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囚犯释放后对社会环境的适应。香港监狱企业的社会化程度很高，囚犯工资的确定，也社会上的企业基本一样，主要是根据工作岗位的劳动强度和技术需求确定不同的档次。囚犯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港人大多采用企业加薪的技术、策略来处理囚犯工资问题。如赤柱监狱，囚犯的工资最初定得很低，以后一直保持增长，但每年增长的数量很有限，有时可以忽略不计。如：2002年1月时，囚犯劳动的基本工资为13.89元/周，工资标准按岗位不同分为6等，最低等37.59元/周，最高等112.8元/周。至2008年5月，囚犯的基本工资已经变为14.63元/周，最低39.59元/周，最高118.8元/周。监狱对囚犯工资的使用做出限制，既保护囚犯的财产，也要限制囚犯的消费，以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监狱规定：“囚犯可使用九成工资，购买小食部之物品。舍下的一成则强制储蓄，但以港币五百元为上限”。达到此上限后，囚犯“则可使用全数工资购物”。

囚犯工资按日计算，发放标准每年确定一次，以保证囚犯整体的购买力水平不下降。2008年4月12日惩教署将囚犯的工资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上调高了12.4％，原因是署方发现，囚犯的购买力在2007年下半年下降了12.4％，所以做出了加薪的决定。

在饮食方面，也尽可能照顾囚犯的饮食习惯。赤柱监狱的押犯中，香港本地人占74％，内地人占15％，越南人占6％，西南亚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囚犯占5％左右。囚犯入监后，按照自己以往的饮食及宗教信仰习惯选择自己的膳食。囚犯可自由试吃一个月，最后确定其中的一种。服刑期间一般就不再变动。

香港监狱注重保护囚犯人权，在处置囚犯权益时，很注意程序的严格遵守，发现问题，马上改进。监督和救济途径畅通，有力保障了受处罚囚犯的合法权益。囚犯如果认为监狱对自己不公正，可以直接向惩教署投诉调查处、申诉专员公署、太平绅士、香港法院法官、律师、人权组织等监督者通信、会面，写给监督者的信件不受监狱的检查。囚犯检举、控告监狱职员和违法行为时，监狱职员要回避，不得监听。对囚犯检举的问题，监狱方面要向监督者做出负责任的答复和说明。“香港人权监察”是独立的民间团体，经常调查各监狱的囚犯处遇情况，然后向社会发表白皮书，市民可以透过他们的工作，很方便地了解香港监狱囚犯的人权状况。1997年，“香港人权监察”和“亚洲人权观察组织”共同调查香港各处的监狱，之后以调查结论为依据，全面介绍香港监狱囚犯的处遇情况，向社会发表了《香港的监狱状况1997》，这种非由监狱系统自说自话的白皮书，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市民的理解和同情，从而获得各界对监狱工作的支持。

作为一项常行的工作，惩教署也定期向有关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通报，系统内囚犯的人权状况。监狱准备了各种介质和形式的“监狱情况介绍资料”，来访者可以很方便地索要和拷贝。监狱也透过组织囚犯到社会上演出、演讲，参加公益活动等方式，让囚犯更多地接触市民，让市民更好地了解监狱，从而实现良好的监社互动。

在座谈和谈话中，我们多次请香港同行谈一下香港监狱工作几条成型的经验，但发现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只谈了一些具体事项上的改良和发展。他们似乎没有宏大叙事、提炼经验的习惯，对“形而上”的东西不感兴趣，而着眼于“形而下”的操作研究。在这个方面他们的确很精致。他们对于境内境外的一切优秀事物和先进做法，能够很快地吸收借鉴，为我所用，带来自己快速的进步。正如诸多学者描述的那样，香港是各方文化的荟萃之地，港人的性格中融汇了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日本人的商业意识、英国人的精明慎重、美国人的高效务实、法国人的公平人权……兼收并蓄外来文化，但缺少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这样，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是不能和那些历史积淀厚重的大国相提并论的。如果要说优点，是它对全球经济、政治变化很强的适应性。无论是观念还是制度，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快速的发展之中。

香港同行总是心平气静地表达他们的工作理想，是一种积极而务实的行走状态：“虽然我们不能消灭犯罪，但是我们可以减少犯罪。有些时候，虽然连减少犯罪的目标也难实现，但透过我们的努力，至少可以延缓一些人士犯罪发生的时间”。这种坚韧和踏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香港是一个注重读书、注重学习的社会，为香港的持续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1986到2007的21年间，中国监狱学会派代表团访问香港囚犯矫正机构38次，香港善导会组团考察内地监狱工作39次。[4]现在，祖国已经11年了，进一步加快、加深了两地文化的融合，互相学习和借鉴变得更加方便，也更有意义。我们期望着两地更多的交流和促进，也期望着中国监狱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向世界各地传播，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在香港认定为成年犯的标准是21岁及以上的囚犯；14—20岁的为未成年犯，通常被称为“年轻犯人”。

②香港一般将判刑3年以下视为短刑期，3年至6年为中等刑期，6年以上为长刑期。

③香港监狱中的总监督和监督相当于内地监狱的监狱长和副监狱长。

参考文献

[1]郭建安.刑罚的历史趋势呼唤行刑体制改革[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10)：3-4.

[2]焦宏昌，周大纲.港澳台法制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8.

篇5

关键词：自杀，预防，危机干预，稳定

自杀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它不是肉体生命发展的自然结局，而是个体蓄意或自愿结束生命的行为。自杀行为近几年来有上升的趋势，许多国家自杀已成为重要死因之一，作为常见的社会问题，自杀在社会上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如果劳教人员在劳教所内自杀，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也正由于此，防止劳教人员自杀一直是劳教场所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对于有自杀倾向的劳教人员进行预防和必要的危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一、自杀行为的理论解释

（一） 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有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正常人的这两种力量大致平衡，生存力量占上风，当个体面临重大的打击，生存的力量和支柱瓦解时，死亡的愿望占胜了生存的力量，所以造成自杀。弗洛伊德认为自杀和抑郁症一样是罪恶感和侵略感转向自身的结果，该理论认为自杀有三个基本原因，即谋杀（恨）欲，被杀（内疚欲），宁死（无望无助）欲。

（二）感情交流理论认为，自杀也是人类感情交流和沟通的一种方式，当人们面临某种绝境时，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表达某种无法向别人发泄的极度愤怒或是惩罚自己可耻的愿望。这一学说把自杀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理智型，自杀者经过周密比较、思考，按理性要求作出自杀选择，它具有感情交流的作用。如为了逃避他人的致死攻击和侮辱时自杀，二是无理智型，由于冲动而自杀，如和同伴吵架而自杀，三是神经过敏型，在感情情绪活动和信息方面过于敏感而自杀，如听说地球要爆炸而先跳楼自杀，感情交流说反映了人的价值观念在自杀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三）行为主义解释。行为主义者认为，自杀是在预期的强化上认知转变的结果。自杀者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到奖励，把死亡看作是强化，死亡将导致引人注意、同情、报复和其它想获得的强化。因此自杀未遂者看到行为弓l起他人的关注和同情，也可能进一步强化他的这种行为，另外自杀具有一定的感染性，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人们对死者的关注和同情使有自杀意念的人看到了某些自杀的“好处‘’，通过观察学习或预期强化而促进了自杀行为的实施。

二、劳教人员自杀的原因

劳教人员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并非单一因素引起的，而是生物、遗传、心理、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劳教人员在所内自杀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文化方面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有上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吃官司、进大牢是为人所不齿的事情，进一次牢门，终身是罪人的文化，形成了许多对“两劳人员”有害的社会规则`风俗习惯和标准，一个人一旦被劳教后就会受到家庭，社会甚至自己的不同程度的歧视，不得不自我压抑、自我轻视、自我贬损、甚至自我伤害，否则就会被看作异类，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制裁。这种状况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他们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感到绝望，企图通过自杀的方式使自己从痛苦中获得解脱，这也就成为许多劳教人员自杀的深层次原因。

（二）家庭方面的原因

劳教人员自杀原因可能来自于家庭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劳教人员面临着来自家庭的压力，许多劳教人员入所后受到家庭的歧视和抛弃，父母与之断绝父子关系，配偶提出解除婚姻关系，子女的冷淡漠然，亲友的疏远，许多劳教人员长期无人接见，使这些劳教人员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另一方面家庭的变故对劳教人员的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由于心理卫生知识的缺乏，不会正确运用合理的心理调节机制和缺乏适当的疏导途径，这些劳教人员会选择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

（三）健康方面的原因

调查显示，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和自杀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精神疾病中又以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危险。而这两种症状在劳教人员身上多有体现。

抑郁症是一种以情感障碍为主要症状的重性精神疾病，它分以下几种类型：心因性抑郁。患者精神受到创伤、心理冲突长期处于胶着状态隐匿性抑郁。患者把真实的抑郁情绪隐藏起来，以诉说身体不适的方式来表露其不良的内心体验；内源性抑郁，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情感性疾病，以抑郁和躁狂两种表现形式交替出现。患有以上三种抑郁症的劳教人员曾长期面对不愉快的生活事件，或长期经受情感的痛苦体验，其主要症状为犹豫不决、消极悲观、烦躁不安、饮食和睡眠状况极差、自我责备、身心感觉疲惫不堪、对所有事情都失去兴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性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异常的改变，其思维活动、情感反应和行为表现都与周围环境明显的不协调。此病多在青壮年发生，一部分人可在精神创伤相关因素的影响下急性发病，表现为思想混乱、胡言乱语、冲动伤人和自杀；也有一部分人在没有明显诱发原因的情况下缓慢起病，最后出 现行为的衰退及自杀。

此外，患有各种急慢性躯体疾病的劳教人员。一一尤其是吸毒人员，难以忍受病痛、丧失了治愈的希望而时时面临死亡恐惧感也会自杀。长期不愈的躯体疾病也可引发精神疾病，两者一起发生作用导致其自杀。

（四）心理方面的原因

以下人格心理特征也可成为引发劳教人员自杀的风险因素：一种是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固执，对他人抱有深刻的敌意，喜欢从阴暗面看问题，出现负性生活事件时焦虑不安，对负性情感持拒绝的态度，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在人际冲突中习惯以死相威胁；一种是多愁善感，性情抑郁，不堪重负，不能承受挫折，依赖性强，缺乏决断力，胸襟狭隘，嫉妒心强，易冲动，以自我为中心，灵活性差，喜欢向他人倾诉自己的躯体不适和不良情绪，在一定场合会流露出自己的消极言行；还有一种是情绪不稳定，遇到突发的情感事件容易大喜大悲，往往因“一念之差‘’做出难以挽回的决定。这些人格心理特征归根结底是他位早年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造成的，但在遇到应急事件时极易选择自杀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三、劳教人员自杀的预防

劳教所内自杀预防要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

（一）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劳教人员的个性心理品质和心理调节能力的训练，许多自杀行为的发生，与心理素质的低下、心理技能的缺陷密切相关。要通过教育、咨询，使劳教人员学会运用正确的心理防御机制应付劳教所内各种困境的压力，处理好各类冲突，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性格内向、抑郁寡欢、胆小怕事的劳教学员要加强训练。

（二）对劳教人员进行自杀危险性的评估。心理矫治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劳教人员的情绪表现和心理测验结果加以评估。一般认为具有以下情况的人具有较大的自杀危险性：情绪低落抑郁者；过去曾有过自杀企图或行为者；谈论过自杀并考虑过自杀方法；其亲友中曾有人自杀过；性格内向、不善交流者；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应激者；吸食患急慢性疾病者。对具有以上条件之一的劳教人员应该进一步以心理测验辅助评估，加强对其管理和危机干预。

（三）加强管理严格防范，控制危险物品，加强民警对劳教人员的直接管理，减少劳教人员独处的机会，防止劳教人员利用独处时机实施自杀行为。定期经常性进行安全排查，要加强对刀等锐利物品和绳索、电、药物的管理和控制，及时排除对劳教人员自杀有助的隐患。

（四）严格控制对自杀行为的报道。许多研究显示，当某地区新闻媒体对自杀事件大肆渲染和报道后，该地区自杀率有明显上升的现象，这说明自杀行为确实存在暗示和感染性，劳教所内应当严格控制对自杀行为的宣传，减少甚至是杜绝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的传播自杀行为，避免劳教人员对自杀行为的模仿和感染。

（五）减少社会心理应激，及时处理心理危机。外部社会心理应激是促使劳教人员自杀的重要动因，导致自杀的应激源往往来自劳教所内的生活和家庭因素，如有的劳教学员因为长期关押，精神上十分紧张，心理上压力大，此时遇到突发性的应激事件或同时受到来自劳教所和家庭等各方面的紧张事件，很容易造成难以承受的危机状态，从环境方面减少心理紧张因素和压力是预防自杀的重要措施。但在现实中又不可能没有压力，因此要及时发现和处理劳教人员面临的心理危机，帮助其学会解决实际生活中常见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四、劳教人员自杀的危机干预。

劳教人员自杀的动机可能由于悲观绝望、委屈抗议、畏惧罪责、迷信驱使和精神障碍等，对于具有自杀倾向的劳教人员，仅仅之对其进行教育、疏导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危机干预。

（一）建立关系。通过各种方式发现有自杀倾向的，就要及时的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情绪严重低落的劳教人员，常表现出自以为是、隔绝与外界沟通甚至退缩的心态。有时，他们不仅不愿与管教交流，而且对心理矫治人员的关心，也会以冷漠予以回应。因此，心理矫治人员要有极大的耐心和诚心去感受其绝望和痛苦，并告知你的感受，如果僵局仍无法打破，可以鼓励其与他人沟通，必要时也可以找其最亲近或最信任过的人与其谈话，通过自然真诚的方式，与劳教人员建立信任关系。

（二）重视其异常情况，耐心倾听。具有自杀倾向的劳教人员，其异常的行为和言行常会令你感到困惑，这时作为心理干预者要耐心倾听其诉说，逐步了解和确定其产生自杀危机的真正原因。在倾听劳教人员倾诉中，心理干预者要运用同理心，和其一起体验沮丧、绝望、无助等情绪，使其意识到自己正在受到关注、理解和支持。劳教人员的倾诉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疏泻和放松的过程。在倾诉结束后，干预者就基本可以了解主要问题，这时干预者可以运用支持技术，尊重当事人的感觉和体验，进一步使他们的情绪状态恢复到正常水平。

（三）分析并解决问题。心理干预者可以运用干预技术，通过启发、引导、鼓励、暗示等方式和要自杀的劳教人员共同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寻找克服困难和应付危机的策略、方法和资源，通过全面分析要使劳教人员明确其完全可以顺利应付困难，并鼓励和引导他们重新建立信心，妥善处理自己的问题，控制自己的行为。冲动性的自杀者可能经过短期的干预降低或打消自杀意向，但有的经过干预后，可能仍没有改变自杀的意向。这时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既要严格夹控，避免其独处，又要严格管理，防止其与危险品接触。在当心理干预者认为其受业务能力的限制，无法为劳教人员提供专业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时，应当及时转交其他的专业人员。

综上所述，对劳教人员进行及时的心理甄别，特别是对存在人格缺陷、心理障碍，重大家庭变故、遭受重大挫折和打击的劳教人员，及时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对有自杀倾向的劳教人员加强监控和防范，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就能有效预防自杀行为，保场所的安全稳定。

参考书目：

1 施顯烇《情绪与行为问题》 王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中华民国89年3月出版。

2 郑晓边著《心理变态与健康》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三次印刷。

3 狄小华著《罪犯心理矫治导论》 群众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

4 高汗生主编《犯罪心理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出版。

5 鲁龙光著《疏导心理疗法》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年出版。

6 朱济民主编《监狱的报告》 百家出版社 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