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法律意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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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一般人格权 其他人格利益 司法保护

本文为西南政法大学2013年度研究生科研立项创新计划项目（2013XZYJS259）成果。

一、我国对一般人格权司法保护的法律思维

通常来说，一般人格权是关于人之存在价值及尊严的权利，是对人格权的概括性规定，概括了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和人格平等的完整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自从“一般人格权”这个法律术语引入中国以后，学界对它的存废问题评价不一。综观近年以来法院相关判决，我国对一般人格权司法保护的法律思维如下：

（一）司法实践中的请求权基础

我国法律中关于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名誉权等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中：

在《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任何机关都不得在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剥夺个人的人身自由、侵害个人的人格尊严。但是这种规定过于抽象简单，没有实际操作性。

《民法通则》的第五章第四节列举了各类具体人格权的相关内容，而在民事责任这一个章节也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做出了专门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其他人格利益保护。《残疾人保障法》规定了对残疾人的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除此以外，《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等都有相关规定。虽然这些法律法规都可以构成其他人格利益保护的请求权基础，但是这些条款过于散乱，有些内容甚至不一致，如同《宪法》存在的问题，只有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性规定，即使有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只是一笔带过或者只适用于某一个领域。

（二）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方法

1.依据请求权基础

所谓请求权基础，就是法院对案件进行判决所依据的实体性规范。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在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法院进行判案的最重要的一个裁判依据即为成文法。如“骨灰盒遗失案”。在该案中，法院据以做出侵权行为认定判决的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行为法》以及《解释》。

2.法律拟制

法律拟制是指法律拟制是一种将本不一样的案件视为一样案件来进行法律适用的方法。在一般人格权的司法实践之中则是指司法机关将侵害其他人格利益转化为法律有所规定的具体人格权进行案件认定。

如“同性猥亵案”适用了《民法通则》关于名誉权的规定；“冒用姓名办理结婚登记侵犯姓名权案”适用了《民法通则》关于姓名权的规定；“长期电话骚扰案”适用了《民法通则》关于身体健康权的规定。但事实上上述案件受侵害的权利并不如法院判决的那么简单。所以司法机关适用名誉权、姓名权或者健康权的法律规定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拟制。

3.利用法律原则

这也称作“衡平”的方法，即法院避开法律规则的使用，利用法律原则进行自由裁量，据此来认定案件事实。如“骨灰盒遗失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强行将正常人送往精神病院案”这两个案件的依据是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等法律原则。

（三）其他人格利益的类型

作为一般人格权所要保护的对象，其他人格利益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它仍然会受到侵害，仍然需要法律对其保护。由于它具有不可穷尽性，以下只列举几项目前我国主要保护的其他人格利益：

1.性自由的利益

性自由应当包括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是指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的时间、对象地点等；消极方面主要指当事人可以拒绝。在我国异性之间的性自由受到侵害可以通过刑法等保护，但是同性之间的犯以及对男童进行的害等法律是没有规定的，但是法院据此仍然认定为侵权行为。如“同性猥亵案”中，法院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性自主，特别是性取向的自主。

2.个人信息自由的利益

在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很容易受到侵害，例如每天手机受到的垃圾信息、不断而来的垃圾电话等。然而却没有一部法律是可以对这种利益进行明确保护的。它包括三个方面的自由：其一，获取个人信息的自由。个人的信息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至关重要。如“丢失病灶标本案”，法院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的生命、健康知情权和精神健康权。其二，公开个人信息的自由。我国司法上一致认可这种人格利益。如“洗浴中心男保安进入女浴室，看到原告身体案”，法院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其三，个人信息不被扭曲。个人信息不被扭曲是指被扭曲的信息丝毫没有贬低当事人， 只不过侵害人通过一定手段强加给被害人的信息与被害人本身不符。我国“强行将正常人送往精神病院案”中充分体现了对这种利益的保护。将正常人送往精神病院，会使社会认为原告得了精神病，而这信息与事实是不一致的。

3.个人生活安宁的利益

个人的生活安宁是人们在劳动过后身心得以舒展回复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对目前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之中尤其重要。因此，在我国，虽然法律没有明确保护其利益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受到法院的保护重视。如“租用电话后受到原号码使用人客户干扰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影响了原告的正常家庭生活或者影响了原告及其及家庭生活的正常作息，以此认定被告侵权，这是对个人生活安宁的利益的保护。

（四）其他人格利益的损害赔偿

其他人格利益的损害赔偿分为两个标准：

其一，如果不涉及刑事犯罪，就给予一般人格利益损害精神损害赔偿。这与德国的传统形成了较大的差异。德国法律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损害赔偿。所以，德国司法机关一直不承认对侵害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直到“骑士案”以后才有转变。

其二，若侵害人的行为需要接受刑法的制裁之时，根据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排除了被害人对受到刑事制裁的侵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从而将民事救济和刑事制裁置于不能同时实现的地位。

二、我国对一般人格权司法保护的不足

1.请求权基础不明确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院进行判决的时候是规范出发型。因此，一个完整健全的实体法规范体系是我国对一般人格权进行司法保护的基础。

然而，我国的用以保护其他人格利益的请求权基础并不健全。一方面，法律法规十分稀少，且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法院在寻找裁判依据的时候耗时耗力甚至多时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得过于简单，没有可操作性。法官在此基础之上所寻求的自由裁量权就没有一定的界限，各个地方的法院判决也有可能不同意，可能会造成法院之间、判决之间的混乱局面。

2.适用方法不统一

由于我国判定侵犯其他人格利益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的缺陷，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法律适用也充满了随意性。

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并不确定，相同类似的案件也是如此。例如“盗掘坟墓毁损尸体案”和“偷迁亲属坟墓案”都涉及到同样的基本事实，即擅自挖坟，但两者适用的法律却不同。

3.其他人格利益的类型判定标准不明确

上文中讲述的其他人格利益只是我国司法机关予以保护的一部分。这些其他人格利益的类型是无法穷尽的，而且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也没有相应的规定。而且，这些保护都是属于个案保护，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其他人格利益实在地受到了侵犯，法院才会考虑是否对其进行保护以及法院如何保护它，没有统一的规定。因此，在很多关于其他人格利益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往往因为缺乏法律法规而不予保护，使得这类案件无法得到救济。

4.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规定不完善

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本质上不可计量。必须由法官对精神损害的程度、后果和可归责性做出评价，然后进行自由裁量确定赔偿数额，具有相当大的任意性。

《解释》规定了若干原则。其中认为确定抚慰金的相关因素之一是侵权人的经济能力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但是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对赔偿的具体标准未统一。但是这就造成了在实践中，法院之间、甚至是一个法院的个案之间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有所矛盾与冲突。

三、我国对一般人格权司法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1.健全请求权基础，发挥司法机关的主观能动性。

上文中已经强调了请求权基础对其他人格利益司法保护的重要性。因此鉴于我国相关的实体法律规范稀少零散的特点，立法机关应当补充关于其他人格利益保护的相关内容与惩罚措施，并将其规定在统一的法律之中，以便法官和法律界人士查找相应的条文，提高办事效率，寻求法律的支持。因为一般人格权是“框架性权利”，所以对一般人格权的界定， 需要司法机关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利益衡量。

2.规范适用方法，形成相对的统一。

上文中谈到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法律适用充满了随意性，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并没有确定的规律，甚至相同或相似的案件适用不同的法律。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规范法律适用方法，形成相对的统一。对此，我国司法机关要充分肯定法律拟制、衡平法和立法这三种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而且我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原则的使用前提是规则穷尽或者被排除，所以顺序应当是依据请求权基础判案到法律拟制再到依据法律原则进行判案即衡平的方法。

3.整理受到司法保护的其他人格利益，使之类型化。

在目前的立法司法中，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其他人格利益的类型化。据此，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依据现存的关于其他人格利益保护的判例进行整理，将其类型化。分为几下几种：其一，侵犯人格尊严，非常典型常见，如在超市被搜身。其二，物质损失的同时导致精神损失，即人格化的财产损失，如唯一的结婚照片在照相馆灭失。这种分类的侵权行为直接作用在某物上，因该物的损毁而导致他人精神损害。其三，其它损害人格利益的案件。如悼念权、权等这种类型与前几种有着较明显区别，既不是典型的人格尊严被侵犯，也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更倾向于以社会公德或善良风俗为原则做出的价值判断与性质认定。

4.制定地方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避免同一地方的类似判决相互矛盾。

我国可以建立相对统一适用的标准以便法官进行公正裁判。也就是说，可以在一定的合理的区域内实行统一的损害赔偿标准，这既可以使得处于同一个经济水平相对一致的区域中的人得到相对公正的裁判，也不违背《解释》的原则性精神。

综上，一般人格权意图解决的问题是所有法治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即如何保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对于保障人权却必须的人格利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其他人格利益进行司法保护的案例无处不在。因此，只有从一般人格权视角下去研究其他人各利益的司法保护问题，去提出相应的改革意见，才会真正地保障人权，维护人们的人格尊严，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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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民法院案例选》（2004年民事专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篇2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关于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有力学说。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在审判实务中主要依据该学说分配证明责任。我国澳门地区的民法典中对证据的实体部分作了规定，其中第35条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就是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颁发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5条在设定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时亦参照了该学说。[1]

然而，这一备受实务部门青睐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存在较大争议的，批评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学者总是通过对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妨碍要件区分的质疑来批判、否定该学说。[2]那么，这两类要件的区分是否真的存在问题呢？这一问题可以说既关系到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根基，又关系到审判实务中有关法律行为效力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后果的负担。以下两个例子可突出说明是否承认权利妨碍要件在实务上将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

案例1：甲向法院主张已就某贵重电器与乙订立了买卖合同，依据合同要求乙交付电器。乙在诉讼中并不否认双方就该买卖曾协商一致，但又向法院陈述说自己患有间歇性的精神障碍，主张订立买卖合同时正处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状态，故所订合同无效。甲则向法院陈述订立合同的当时乙精神状态良好、头脑清醒，主张合同有效。在此案例中，法官应当要求甲对乙精神正常提供证据证明还是应当要求乙提供证据证明由于间歇性精神病发作自己当时已处于无能力状态？如果乙的行为能力问题在诉讼中无法澄清，法官应判决哪一方当事人败诉？

案例2：甲向法院主张遗嘱继承，并提出被继承人生前所立自书遗嘱为依据。被告乙虽未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争执，但向法院主张被继承人立遗嘱时，神志已处于混乱状态，该遗嘱应属无效遗嘱。而甲则向法院陈述被继承人虽然患重病住院，但立遗嘱时神志清醒。在该案件中，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对被继承人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进行证明？假如法官审理后对遗嘱人立遗嘱时究竟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形成确切心证，将如何作出裁判？

这两个案例提出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即在因民事行为效力引起的诉讼中，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是由主张法律行为已有效成立的一方负证明责任呢，还是由否认法律行为有效成立的一方负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不同分配不仅涉及就行为能力发生争执时哪一方当事人首先提供证据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涉及由于证据不足，法官对法律行为实施时当事人究竟有无行为能力无法形成心证，法官将判决哪一方当事人败诉。

二、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与有效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指导法院分配证明责任的主流学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把实体法的各个要素分为不同的要件，然后再根据这些要件在实体法上的不同作用来分配证明责任。所以，要研究证明责任中的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妨碍要件，首先需要分析民事实体法上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份已生效的合同来说，其成立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一份已订立的合同来说，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它已经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的约束力。因为有些合同，虽然从外观上看已经成立，但由于订约的当事人欠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者合同的内容有悖社会的公序良俗，合同的效力处于未定状态或者根本就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力。遗嘱的情形也是如此，已经立下的遗嘱未必一定有效。这表明，衡量法律行为是否成立与民事行为是否有效在法律上有不同的标准，两者具有不同的要件。一个有效的民事行为既要具备成立要件，又要具备有效要件，也就是说有效的民事行为需要更多的要件来支持。正因为如此，在民法学教科书中，都是把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把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分开来进行分析和论述的。

法律行为是表意行为，以意思表示作为其要素。意思表示是行为人以一定的方式把欲进行某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心的效果意思表达于外部的行为。它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因为“对于所有的法律行为产生的构成要件，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至少要有一个人宣告如下意思，表示他要想取得某个特定的法律效果（法律后果）。”[3]在许多情况下，意思表示是可以与法律行为划等号的。[4]有时只要一方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即已成立，如被继承人写了自书遗嘱。有时则需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法律行为才能成立，如合同均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有些法律行为仅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尚不能成立，还需要行为人交付标的物后才能够成立，这被称作实践性法律行为或要物的法律行为。

因此，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主要是意思表示。对单方法律行为来说，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成立，一般是看行为人是否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如果行为人对免除债务、追认无权、放弃继承权等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便可认为法律行为已经成立。而对于双方的法律行为来说，双方作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是衡量法律行为是否成立的标准。当然，对于实践性法律行为而言，除了意思表示以外，标的物的交付行为也是其成立要件。

我国一些民法学者曾对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作过更细致的分析，他们认为成立要件可分为一般成立要件与特别成立要件。一般成立要件包括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中必须包含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意思表示中须完整表达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必需内容；行为人须以一定的方式将自己的内心意图表示于外部。特别成立要件是指要物和要式法律行为中的交付行为和意思表示的特定形式。[5]

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是指已成立的民事行为能够按照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发生法律效果应当具备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亦可区分为一般有效要件和特别有效要件。一般有效要件是指一般的法律行为能够产生法律效果应具备的共同的、普遍性的条件。特别有效要件则是指某些特定的法律行为产生效力所需要的特别条件。需要具备特别要件才能生效的法律行为，并不是说只要具备特别要件即可生效，而是说除了需要符合一般要件外，还需要具备特别要件，这类法律行为实际上需要具备更多的要件。

在民事法律行为中，合同是其核心部分和主要部分，在我们的生活中，民事法律行为多数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合同。除合同外，民事法律行为主要表现为遗嘱。

《民法通则》第55条对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按此规定，民事法律行为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三个条件是关于一般有效要件的规定。与《民法通则》不同，我国《合同法》未对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作出完整的规定，仅在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合同，要约的意思表示应当符合内容具体确定（第9条、第14条）。我国的民法教科书认为一般有效要件应当包括四个，即除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三个外，还应当包括行为的内容须确定和可能。[6]

大多数法律行为只需要具备一般有效要件即可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但在少数情况下，民事行为虽然既成立又具备了一般有效要件，其效力仍然不能发生。欲使之生效，还需要满足某种特定的条件。这种特定条件被称为特别有效要件。特别有效要件可以由双方当事人约定，如双方就法律行为的生效约定了延缓条件或始期限，也可以由法律作出规定，如遗嘱人死亡所立遗嘱才能生效。

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实施了民事行为，该行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但因行为人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不真实等原因，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对这类行为，法律必须对其效力和引起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将这类行为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另一种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将欠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欺诈、胁迫等规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将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规定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我国《合同法》则将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分为三类：无效、可撤销和效力未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人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被归入了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即该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监护人、被人、所有人是否追认。如果作出追认，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

对于合同诉讼的证明责任分担，我国的民事实体法并未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第5条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i、2款）。当事人通过合同进行民事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证据规定》从合同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三个层次对这类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规定。

在法院每年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合同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我国过去一直没有规定这类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所以《证据规定》所确立的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指导审判实务，统一法律的适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这一分配原则，也还存在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这主要表现在合同效力的证明责任分配上。有人认为，按照《证据规定》，主张合同权利的当事人既要对合同成立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又要对合同有效的事实负证明责任。[7]《证据规定》虽然未涉及遗嘱继承案件的证明责任，但鉴于遗嘱也是法律行为的一种，从关于合同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中，也可以得出应当由依据遗嘱对遗产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对遗嘱的成立和有效负证明责任。

那么，从最高法院上述规定中，能否找到关于合同效力证明责任分配的答案呢？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其实并未解决这一问题。在《证据规定》第5条中，用的是“生效”而非“有效”，[8]这意味着，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已经订立无争议，但对合同是否生效存在争议时，应当由主张合同已经生效的一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虽然就多数合同而言，其订立与生效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但对有些合同而言，则可以明显地区分订立与生效的时间。如一份需要主管机关批准后方能生效的合同，总是订立在先，生效在后。一份附延缓条件的合同、附始期限的合同，在条件成就、期限到来之前，并不能产生对双方的拘束力。对那些需要批准的合同、附延缓条件、附始期限的合同，由主张合同权利的一方对合同生效的事实负证明责任是适当和合理的。

但是，合同案件中的争议不仅仅是合同是否订立和已经订立的合同是否开始生效，已订立的合同是否有效也是常见的争议之一。在原告依据合同要求被告履行义务时，被告提出合同无效的抗辩也是诉讼中经常发生的事，本文探讨的无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便是这方面的抗辩事由之一。既然《证据规定》仅对合同“生效”而非“有效”的证明责任作出规定，关于“合同是否有效”的证明责任的承担也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或“漏洞”，对此显然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三、证明责任分配学说的考察

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诉讼中一个极具实务性的问题，当待证事实在诉讼中无法确定其真伪时，证明责任的不同分配直接影响到法官对案件的裁判结果。证明责任也是极具理论魅力的问题，它吸引着众多的民事诉讼法学者和民事实体法学者。学者们通过长期研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学说。就19世纪末以来大陆法系国家提出的各种学说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待证事实分类说；另一种为法律要件分类说。前者专就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来分配证明责任，如根据该事实是消极事实还是积极事实，是内在事实还是外在事实来分配证明责任。后者则把事实与实体法联系起来，根据事实与实体法要件的关系，事实所引起的实体法效果来分配证明责任。[9]待证事实分类说尽管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但由于它割裂了事实与实体法的关系，对司法实务的影响力远不如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也包含着多种学说，在诸多的学说中，罗森贝克的“规范说”[10]可谓一枝独秀，影响巨大而深远。罗森贝克是德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早在1900年，他年仅20岁时就出版了成名之作《证明责任论》。在该书中，他根据对法律规范相互关系的分析，把法律规范分为四种：（1）权利形成规范，该规范规定了权利形成所必须具备的条件；（2）权利妨碍规范，该规范规定了妨碍权利发生的情形，即一旦出现了这些情形，即便具备了权利形成规范所规定的条件，权利也不发生；[11]（3）权利消灭规范，该类规范规定了导致权利消灭的各种情形；（4）权利排除规范，该规范规定了阻碍或者排除权利行使的各种情形。与这些规范相适应，案件中的事实也相应地区分为四类：权利形成的事实、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消灭的事实、权利排除的事实。在这四类规范和事实中，权利形成规范和事实在诉讼中是请求权的基础，其余三类要件和事实都是与请求权相对抗的。

罗森贝克认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任务是把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而法律规范又采用要件与后果的结构方式，即在存在或者具备一定要件时就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于是法官在诉讼中为了能够适用法律就需要先确认与法律要件相当的事实是否存在，如果要件事实存在，就可以适用特定的法律作出判决，否则就不能适用特定的法律。当事人在诉讼中是依据特定的法律来主张权利或否认权利，要求法官适用其希望适用的法律来支持其请求或者抗辩，所以，每一方当事人所希冀适用的法律能否得到适用对当事人来说关系重大。另一方面，对裁判具有重要意义的要件事实最终无法确定的情形会时有发生，而此时为了解决纠纷法官并不能拒绝裁判，对于法官来说此时也需要寻找裁判的规则。证明责任正是这样的裁判规则，即“证明责任规范的领受人是法官，因为该规范指示法官将某个特定的证据结果作为裁判的基础。……证明责任规范涉及的是真正的法律规范。该规范性质的作用结果是：法官受该规范的法律后果的约束并且不允许出于衡平性的理由而违反该规定。”[12]

在诉讼中，如果某个要件事实的存在未得到证明，或者说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法官就会认为该要件未得到满足，就不会适用当事人所要求适用的对其有利的法律规范，就不会确认与该要件相对应的法律后果D[13]于是，罗森贝克得出结论说“不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其诉讼请求就不可能有结果的当事人，必须对法律规范要素在正式的实践中得到实现承担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14]将这一分配原则具体化便是：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必须证明权利形成的事实，而否定该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必须证明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消灭的事实、权利排除的事实。

在《证明责任论》一书中，罗森贝克还特别分析了法律行为的效力发生争议情况下的证明责任，他指出“主张合同权利的当事人，只要证明当事人通过相对应的意思表示，对所有重要条款达成一致即可，当事人尤其不需要证明，存在其它的前提条件，即法律行为由于缺乏它就无效的前提条件。相反，主张法律行为无效的对方得对该法律行为无效的要件特征承担证明责任。”[15]

尽管德国学者莱昂哈德对此持不同观点，[16]但罗森贝克的学说为德国的法院所青睐并长期适用。罗森贝克的学说后来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对该学说提出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妨碍要件的区分。从法律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看，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消灭要件、权利排除要件有产生先后的顺序，总是权利发生要件在前，其余两个要件在后，他们在时间上能够作出清楚的区分。但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妨碍要件就不同了，这两个要件所涉及的事实在民事活动中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如当事人在进行意思表示时就存在行为能力问题。既然在时间上同步发生，为什么不把权利妨碍要件所涉及的事实作为权利发生的条件来对待呢？如把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产生权利的要件呢。

对于实体法来说，无论是把当事人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还是把欠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法律行为无效的要件在结果上并无二致。它只是告诉人们，行为能力是法律行为获得预期效果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了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为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至于这一意思用具备行为能力法律行为有效还是用不具备行为能力法律行为无效来表达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实体法的世界里，对一个进行民事活动的当事人来说，只存在两种情形，要么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要么无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有则在其他要件具备时法律行为有效，无则即使其他要件具备法律行为也无效。

但是，在诉讼法的世界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诉讼中，法官面对的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严重争议的事实。有争议的事实经过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经过法官对证据的调查和审查判断后，既可能确定其是真或者是伪，也可能无法形成其真或伪的确信。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事实除了被判明是真或伪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情形——真伪不明。出现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职能的法官并不能拒绝裁判，为了作出裁判，法官此时必须求助于证明责任的规则，即根据该规则来确定究竟哪一方当事人对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具体到行为能力这一要件来说，是由主张权利发生的一方负证明责任呢，还是由主张未发生的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可见，一旦出现了事实真伪不明，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证明责任就极其关键。如果由主张权利的一方负证明责任，由于行为能力存在的事实并未得到确认，他就会败诉；反之，如果证明责任在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就会败诉。

所以，从实体法作为行为规范的视角看，从正面还是反面规定行为能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诉讼法的角度、从实体法的裁判规范的功能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行为能力的问题从正面还是反面规定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会有完全不同的蕴意。如果规定为具备相应行为能力人法律行为有效，就把这一规定看成是关于意思表示的原则规定，要由主张法律行为有效的一方对行为能力的具备负证明责任。而如果规定为“无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无效”，就会把这一规定看作是关于意思表示的例外规定，由否认法律行为效力的一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因此，从诉讼法的视角看，是否承认权利妨碍要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至关重要，这一要件正是出于合理分配证明责任的需要而设置的。

正因为如此，尽管权利妨碍要件曾一度受到质疑，但德国“现在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承认。从法的目的性角度来看，权利妨碍要件应当保留。”[17]从已经翻译过来的一些几乎是最新版本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教科书看，[18]在对法律要件进行分类时，仍然是分为四个要件，权利妨碍要件仍然是其中之一。

除规范说外，法律要件分类说通常还包括发生事实说、因果关系说、特别要件说、最低限度事实说等，其别要件说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最低限度事实说在日本成为一种后来居上的有力的学说，日本不仅有相当多的学者支持这一学说，而且日本大审法院许多判例也采用这一学说分配证明责任。[19]

特别要件说把实体法上引起法律效果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要素分为特别要件和一般要件两大类。前者是指与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直接相关的要件，如订合同、立遗嘱、变更合同、免除债务时所做出的意思表示。后者则是指普遍存在于权利发生与变动时的要件，如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等。主张权利或法律效果者，应就引起权利或法律效果发生的特别要件负证明责任，而对权利或法律效果发生的一般要件的欠缺，则由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主张权利消灭或变更的当事人，也只需就引起权利消灭或变更的特别要件负证明责任，一般要件的欠缺同样由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20]

最少限度事实说把实体法上的要件分为权利发生要件、权利障碍要件与权利消灭要件，然后在此基础上分配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是，主张权利发生的当事人，应当对实体法上权利发生要件的最少限度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如原告依据买卖合同主张给付价金，应就双方当事人就买卖标的物与价金达成一致负证明责任。至于做出意思表示时存在重大误解或者一方当事人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则属于权利障碍要件，由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主张权利存在障碍或者曾经发生的权利已经消灭的当事人，也只需就权利存在障碍或者已经消灭的最低限度的事实负证明责任。[21]

以上两种学说尽管分配证明责任的依据不同，但从分配的结果看，则完全相同。就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而言，都是由否认权利的对方当事人承担。这一分配结果与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也是殊途同归。在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发生争执时，之所以各种主流学说都认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只需要对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特别要件事实、最少限度事实）负证明责任，是由于“从表面上看，按照证明责任分配基本规则的要求，对某个请求权实现所有的前提要件都必须进行证明。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法律总是要求（先）证明一小部分，亦即只证明基于各种理由属于请求权核心的那一部分要件。立法者认为，只要核心的要件事实存在，那么，就应当支持所提出的请求权。”[22]

四、比较法考察

（一）德国

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需要有民事行为能力，这在各国的民法中是具有普适性的，德国也不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典》在规定法律行为的时候，既未给法律行为下一个定义，也未从正面规定法律行为生效必须具备的条件，而是从反面规定“无行为能力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无效”；“在无意识或在暂时的精神错乱状态下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无效”（第105条）；[23]未成年人并非仅为取得法律上的利益而作出的意思表示，须取得法定人的同意（第107条）；未成年人未取得法定人必要同意订立合同的，合同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定人的追认（第108条）。由于是从反面规定，所以，“这些规定的适用要求其前提条件的具备，也就是说，需要证明的不是行为能力的特征，而是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特征。只要对是否存在这样的特征产生怀疑，就必须排除适用第104条及以下几条的规定，因此，这样不利于被告。”[20]这与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不同，我国《民法通则》先从正面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又从反面规定哪些民事行为无效和得撤销。

《德国民法第一草案》曾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如下规定：主张请求权者，应就发生该请求权所需之事实为举证。主张请求权消灭或主张请求权效力受制者，应就发生消灭所需事实或发生受制所需事实为举证（193条）；以排除通常效力之特别事实为理由，否认法律构成要件之法律效力者，应就该特别事实为举证。尤其为法律行为，主张欠缺行为能力，真正意思与表示意识欠缺一致，因欺诈或胁迫而欠缺意思自由，或主张法律行为指定特别形式者，应就欠缺之事实或指定特别形式之事实为举证（194条）。[25]《德国民法典》通过时，尽管没有采用《第一草案》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但德国学者认为，《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虽然民法典没有将该条明确加以规定，但人们认为它是有效的。”[26]

（二）法国

《法国民法典》在第三编“关于契约或约定之债的一般规定”中首先对契约有效成立的要件作出规定，根据该法第1108条的规定，契约的有效成立应当具备四项根本条件：负担债务的当事人的同意；其订立契约的能力；构成权利义务实体的确定标的；债的合法原因。在该第五章“债的消灭”中，才对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作出规定。根据有关规定，胁迫、欺诈、错误、未成年人和受保护的成年人订立的契约，均为请求宣告无效或取消之诉的原因。

对以无行为能力为由提起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究竟由提起诉讼的一方应对订立契约时受自己监护的一方无行为能力负证明责任，还是由对方当事人对行为能力的存在负证明责任，《法国民法典》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该法典专门对债务争议的证明责任分配作出了规定，即“请求履行债务的人应当证明债之存在。与此相对应，凡主张其已清偿债务的人，应当证明其已经进行清偿或者证明有引起债务消灭的事实”（第1315条）。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民法典》中，“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是作为第7节规定在“债的消灭”这一章中的。由此可以推论，当监护人提起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时，应当由监护人对受其监护的人在订立契约时为未成年人负证明责任。

（三）意大利

《意大利民法典》在第六编中分五章专门规定了“权利的保护”，其中第二章规定了证据问题，这在各国民法典中是颇具特色的。在证据这一章的第一节“一般规定”中规定了证明责任问题，即“在法庭上提出权利的，必须证明形成该权利基础的事实。主张该事实无效，或者该权利已经改变或者消灭的人，必须证明反驳所依据的事实”（2697条）。《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对经常处于精神失常状态而不能处理自己事务的成年人和解除亲权的未成年人设定了禁治产制度；对精神失常状态尚未严重到必须进行禁治产宣告的成年人、严重浪费的人、酗酒成性的人、吸毒成瘾的人设定了准禁治产制度，规定这些人应当被宣告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第414、415条）。并且规定，对禁治产人和准禁治产人完成的行为，可以根据监护人、禁治产人和准禁治产人、他们的继承人以及享有相关财产请求权或其它权利的人请求撤销（第427条）。在遗嘱继承这一章中，《意大利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因精神病受到禁治产宣告的人无遗嘱能力，尽管未被宣告为禁治产人但如果能够证明在订立遗嘱时行为人无论何种原因不具备辨认能力和意识能力，即是暂时无遗嘱能力的人；并规定利害关系人自遗嘱执行之日起的5年内可以对无能力的人所立的遗嘱提起主张遗嘱无效的诉讼（第591条）。

从上述规定看，由于法律在一般原则中规定否认权利的一方应当对其主张的形成权利的基础的事实无效负证明责任，在具体规定中又把禁治产人、准禁治产人进行的民事行为作为得撤销的行为，把无遗嘱能力人所立的遗嘱作为通过诉讼来确认无效的遗嘱，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请求撤销或宣告无效的一方当事人负担应当是十分清楚的。

（四）日本

《日本民法典》亦设专章对法律行为作出规定，但与《德国民法典》不同的是，该法典并未规定无行为能力人进行的意思表示无效。《日本民法典》第5条、第13条分别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准禁治产人的行为能力作出了规定，明确规定这两类人违反行为能力规定实施的行为，是可以撤销的行为。

在法律中，无效与可撤销是存在重大区别的。无效的民事行为自始不发生效力，也无需任何人去主张其无效。但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就不同，尽管存在着撤销的事由，但行为成立时法效力就产生了，并且只要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不主张撤销或者未在除斥期间内主张撤销，法律行为的效力就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要使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失去其效力，一定要有人行使撤销权，如果发生争议，就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而既然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请求撤销，那么存在撤销事由的证明责任由其负担便不会有任何歧义。

按照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惠积重远等人的解释，无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应当由以无行为能力为理由而否定法律行为效力的当事人负担。[27]

（五）美国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对“诉答问书的一般规则”作出规定。按照该条的规定，原告在诉状中，应当简明地陈述法院管辖权依据、表明有权获得请求的救济、所要求的救济判决的请求。被告则应当以简明的措辞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每一个请求作出抗辩并且自认或否认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被告可以提出欺诈、强迫、违法以及其它构成无效的积极抗辩。该条文虽然没有明确地把无行为能力作为积极抗辩的事由，但从它把欺诈、强迫、违法作为无效的抗辩事由来看，把无行为能力作为造成无效的其它抗辩事由是顺理成章的。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专门制定了《加州证据法典》，这部法典专门对证明责任、举证责任、推定和推理作了规定。在“证明责任”这一章中规定“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对事实有证明责任，该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对于主张救济或其声称的抗辩是必不可少的”（第500条）；该章还对“特定问题上的证明责任”作出规定，其中第522条专门对“主张某人过去或现在神志不清”作出规定，即“主张任何人，包括他自己，过去或现在神志不清的一方对此问题有证明责任。”根据法律修订委员会的解释，“第522条使一个判例中经常视为推定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成文法化。”[28]

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是这样分配的，原告在诉状中只需主张要约、承诺、约因及违约，如果还要求其他损害赔偿，原告还应陈述和证明对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被告则需要对订立契约能力欠缺、欺诈、胁迫、代物清偿等事实负证明责任。

根据美国学者摩根的解释，之所以这样分配证明责任，是因为法院从审判经验中获知，订约能力欠缺等事实，并不是在每一诉讼中都会成为当事人争执的对象，因此出于公正、便利等方面的考虑，将这些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否认原告主张的被告，由被告方对此负主张和证明的责任，被告方如不主张，法院将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假定，认为这些事实不存在。[29]

（六）英国

在英国的合同法中，双方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也是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而对于行为能力，英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在法律上推定每个成年人均有行为能力，除非它属于某些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形。

在英国，未成年人没有订立合同的能力。对一方当事人为成年人，另一方为未成年人订立的合同，“普通法的基本原则，是未成年人的合同可以由他强制执行，但不可强制他执行。制定这项原则的理由，是没有经验的青年人需要保障，不致受不择手段的、富有经验的、贪婪的成年人所害，也不致受他本人鲁莽所害。”[30]就效力而言，英国合同法中未成年人订立的合同分为三类：（1）对未成年人有约束力的合同，包括未成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合同等；（2）未成年人可以撤销的合同，主要有购买或租用土地的合同、购买股票的合同、婚姻合同、合伙合同；（3）经追认才有约束力的合同，除了上述两类合同外，其余合同都需要未成年人成年后追认才对它有约束力，在追认前不能对未成年人强制执行。[31]这类合同大多是与买卖有关的合同。在英国的民事诉讼中，未成年既是一项请求撤销的理由，也是一项抗辩对其强制执行的理由。所以在发生争议时，要由未成年人对其订立合同时未成年的事实负证明责任。

除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合同外，一个患有精神病或者喝醉酒的人，只要他能够证明在签订合同的当时，他并不能理解协议的内容，并且对方当事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不受合同约束。“这表明，精神不健全者请求法院解除合同或者不受合同约束的，必须承担双重的举证责任。其一，他在签订合同时精神不正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二，对方当事人知道他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32]

（七）原苏联

原苏联的学者在研究证明责任时，也是从法律事实的分类人手的，他们将影响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分为四类：（1）产生权利和义务的事实，如合同诉讼中签订合同的事实、侵权诉讼中造成损害的事实；（2）终止权利和义务的事实，如履行合同义务、抵消、时效届满等；（3）变更权利和义务的事实，如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4）妨碍产生权利和义务的事实，这类事实是指能够使法律行为无效的各种事实，包括违反法律、违反国民经济计划、无行为能力、胁迫、欺诈、误解、虚假的合同等。[33]

原苏联学者认为，当事人之间分担证明责任的原则是，每一方当事人都应当证明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也就是说，“原告人应当证明那些作为他提起诉讼理由的情况，而被告人应当证明那些作为他的反驳理由的事实情况。”[34]

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于1994年10月陆续颁布了《民法典》，该《法典》第9章专门对法律行为作了规定。在规定中，法典未就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加以规定，而是专门用一节对法律行为的无效作出了规定。依照法典第171条和第172条的规定，无行为能力的公民实施的法律行为，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法典》第177条还规定，不能理解自己行为意义的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公民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对实施法律行为后才被确认为无行为能力的公民，如果能够证明实施行为时已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可请求法院确认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

从上述规定看，在俄罗斯涉及合同效力的诉讼中，不是把行为能力的具备作为产生合同权利的必要条件，而是把欠缺行为能力作为合同无效的条件。

（八）中国香港地区

中国香港地区仍适用英国的合同法，所以在这一问题上适用英国法的规则。未成年人、精神病人、酒醉人欲使自己不受已经订立合同的约束，需对其订立合同时未成年或者精神不健全负证明责任。

（九）中国澳门地区

根据我国澳门地区的民法典，未成年人为无行为能力人。因精神失常、聋哑或失明而显示无能力处理本人人身及财产事务之人，经其配偶等申请后，法院将他宣告为禁治产人。未成年人、禁治产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可由其监护人、财产管理人等申请法院撤销。

《澳门民法典》中设专章规定证据问题，在关于证据的一般规定中，专门就举证责任的分配作出了规定。即“（1）创设权利之事实，由主张权利之人负责证明；（2）就他人所主张之权利存有阻碍、变更或消灭权利之事实，由主张权利所针对之人负责证明；（3）如有疑问，有关事实应视为创设权利之事实（第335条）。”

从法典的上述规定看，当事人欠缺行为能力，是作为阻碍权利发生事实的，因而主张合同关系存在的当事人，无须主张和证明订立合同时双方为有行为能力之人，而要由否认合同权利、要求撤销合同的一方负证明责任。

（十）中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设有原则性规定，该法第277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依其情形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在对行为能力的规定上，台湾民法与德国民法相同，也是把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允许所实施的单独行为作为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来规定。

台湾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77条只规定了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并未规定分配的具体标准。因此在审判中，法官需要参照各种分配举证责任的学说，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来确定个案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台湾法院主要是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中的特别要件说来分配证明责任。[35]特别要件说认为：

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者，应就该法律关系发生所须具备之特别要件负举证责任，如当事人主张买卖关系存在，只须就买卖契约成立之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就当事人于订约时是否有行为能力毋庸举证。反之，凡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者，应就该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所须具备之特别要件负举证责任。如当事人主张买卖契约成立后，因契约之更改或解除，而不负出卖人或买受人之义务，只须就契约更改或解除之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就当事人于契约更改或解除时有无行为能力，毋庸举证。[36]

台湾的民法学者也指出：“实务问题的解决上，主张契约有效的当事人，不需要积极证明自己与相对人皆有行为能力，更不需要证明在意思表示时，不是处于无意思或精神错乱的状态。反之，主张契约因行为能力欠缺而不生效力的当事人，负举证责任。”[37]

上述资料表明，从比较法的视角看，两大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以及俄罗斯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均是由主张法律行为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负证明责任。

五、结论

尽管从民法理论上说，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法律行为产生效力的必要条件，但是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看，依据法律行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只需对法律行为成立的事实负证明责任，而不必对行为能力存在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对方当事人对法律行为的效力有争执的，应当把欠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抗辩事由提出并对此负证明责任。以上关于证明责任分配学说的分析和比较法的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

由否认法律行为有效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证明责任的理由在于：（1）大多数民事法律行为是由有相应行为能力的人实施的，欠缺行为能力是例外情形，因此从概率上说，行为能力存否不明的场合，让否认权利的一方负举证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符合真实的可能性大；[38]（2）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在诉讼中，主张权利的一方依据的是已经订立的合I司，而否认权利的一方并不否认双方已经订立合同的事实，是在承认已经订立合同的前提下主张因欠缺行为能力等事由而否定合同的效力。可以认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一方是想改变现状的一方，而合同一旦订立，就不允许轻易否认，即不允许随意改变这一现状。更何况，只有在行为能力有无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才会适用证明责任下裁判，如果由主张合同有效的一方负证明责任，法院就只能判定合同无效，这样既不利于维护已经形成的合同关系，也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目的。[39]（3）有利于双方当事人证明负担和证明风险的平衡。在诉讼中，原告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需要首先对权利的发生进行证明。但如果要求原告对权利发生的所有要件进行证明的话，其证明的负担就会很重，未能证明而败诉的风险就会很大。把权利发生的要件一分为二，一部分作为妨碍权利发生的要件，由否认权利的被告负证明责任，就可以避免双方当事人证明责任负担和风险的失衡。（4）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如果证明责任由主张法律行为有效的一方负担，那就意味着该当事人不仅要对法律行为已经实施的事实，而且要对法律行为有效要件一一进行主张和证明，这显然会增加用于证明的时间和费用，不如把无效的事由作为抗辩事由让否认法律行为效力的一方负证明责任来得简明、快捷。

证明责任由哪一方负担归根到底是一个实体法问题，所以法官在适用证明责任下裁判时，首先会考虑到实体法的规定。就实体法而言，在涉及证明责任问题时如何做出规定非常关键，德国的理论和实务界均认为应当由主张无行为能力的一方负证明责任，与德国民法典中欠缺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无效的规定有相当大的关系。

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存在疑问同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有很大关系。我国法律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行为能力问题的，既把它作为民事行为或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又把它作为民事行为无效或者效力待定的条件。而恰恰是这种看似全面的规定模糊了立法者的意图，使人看不出到底是应当由主张合同和遗嘱有效的一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还是由主张其无效或效力待定的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的分配，实质上是民事实体法作为裁判规范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虽然我们不能要求立法者在民事实体法中每设定一个实体规范时就同时做出一个证明责任的规定，[40]但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尤其是在证明责任的负担会产生歧义的情况下，立法者还是应当尽可能通过适当的方式，就证明责任问题为法官提供明确的指引。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证据规定》第2条时说“我们在司法解释中，在《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的基础上，借鉴了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观点，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参见主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页24。

[2]权利发生要件是指法律中引起权利发生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当该要件所规定的事实存在，权利才能够产生。权利妨碍要件是指法律中妨碍权利发生的必要条件，只有当该要件规定的事实不存在，权利才能够发生。也就是说，某项权利的发生是以权利发生要件存在而同时又以权利妨碍要件不存在为条件的。

[3]（德）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294。

[4]《德国民法典》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在第三章中专门对此作出规定。后来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多使用了这一概念。在《德国民法典》第三章中，尽管标题用的是“法律行为”，但在具体条文中，则是交替使用“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这两个概念，《立法理由书》对此解释说：“就常规而言，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为同义之表达方式。使用意思表示者，乃侧重于意思表达之本身过程，或者乃由于某项意思表示仅是某项法律行为事实构成之组成部分而已。”（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190。

[5]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50—152。

[6]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247—252；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96—202。

[7]在诉讼实务中，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是否有效是不同的争议事实。由于合同成立是合同发生效力的前提和基础，对合同效力进行争执就意味着已经承认合同订立，所以当事人一般不可能同时对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是否有效进行争执。

[8]生效和有效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法律行为生效在逻辑上必然意味着它是有效的，而法律行为有效在一般情形下也意味着它是生效的。正因为如此，我国有的民法教科书用的是“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如马俊驹、余延满编写的《民法原论》），但多数教科书用的是有效要件。尽管如此，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还是能够把“生效”和“有效”作适当的区分的。

[9]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2001年印行，页613—614。

[10]罗森贝克认为《德国民法典》的法律规范本身就包含着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则。他通过分析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提炼出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所以其学说被德国学者称为规范说。

[11]罗森贝克认为权利发生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是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即当存在权利发生规范所规定的事实时，权利原则上便发生。但同时存在权利妨碍规范所规定的事实时，作为例外，权利又不发生。所以，他在对实体法进行分析时，常常以原则与例外为标准来识别这两类规范。

[12]（德）汉斯一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76。

[13]在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官原则上应当拟制该事实不存在，以要件未实现为由拒绝适用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一原则在德国被称为消极性（否定性）基本规则。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162。

[14]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页104。

[15]同上注，页268。

[16]莱昂哈德于1904年出版了《举证责任》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主张法律效果成立之当事人，就发生该法律效果所必须法律要件的一切有关事实，应负主张和举证责任。对方当事人则应对法律效果变更或消灭所必须法律要件的一切有关事实负举证责任。显然，莱昂哈德反对把产生权利的事实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作法，他认为这些事实都属于产生权利的事实，都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负举证责任。莱昂哈德在建立自己的学说时，也注意到了如果在诉讼中要求主张权利的一方对产生权利的全部法律要件事实主张并证明。诉讼将变得异常复杂，诉讼效率会因此而大为降低。他试图通过区分客观举证责任和主观举证责任处理这一棘手问题。他提出，主张权利的一方只要主张并证明产生权利的特别事实，至于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等一般要件事实，是被默示地认为其存在，不必主张和证明。而否认权利的一方如认为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等，则应在诉讼中提出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该方当事人此时所负的仅仅是主观的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举证责任（败诉风险）仍然在主张权利一方，若法官最终仍无法确定行为能力是否存在，承担败诉后果的仍然是主张权利者。由于莱氏主张在诉讼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须对产生权利的全部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所以他的学说在德国被称为“全备说”。关于全备说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日本学者雉本朗造著：“举证责任的分配”，载王锡三译：《民事举证责任著作选译》，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印。

[17]普维庭，见前注[13]，页418。

[18]这些教科书包括尧厄尼希的《民事诉讼法》（第27版，2002年修订）；汉斯一约阿希姆．穆泽拉克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第六版，2002年修订）；罗森贝克等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6版，2004年修

[19]如日本著名民诉法学者兼子一、三个月章均采此说。日本的最高法院的前身即为大审法院。

[20]参见骆永家：《民事举证责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页76；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80—182。

[21]杨建华等：《民事诉讼法新论》，三民书局总经销1981年版，页374—375。

[22]普维庭，见前注[13]，页414—415。

[23]《德国民法典》涉及意思表示无效的一些表意行为，均是从反面作出的规定，如第116条关于真意保留的表示无效、第117条第1款关于通谋的表意无效、第118条缺乏真意的表意无效。

[24]罗森贝克，见前注[14]，页351。

[25]转引自陈荣宗：“举证责任之分配”，载《证据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页230。

[26]普维庭，见前注[13]，页396。

[27]骆永家，见前注[20]，页163。

[28]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页958。

[29]（美）摩根：《证据法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教育部出版，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经销，页44。

[30]转引自何欢美：《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版，页351。

[31]（英）阿蒂亚：《合同法概论》，程正康等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页116—127。

[32]何宝玉：《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308。

[33]（苏）特列乌什尼科夫：《苏联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和证明》，李衍译，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编译室印，页43。

[34]（苏）阿·多勃洛沃里斯基主编：《苏维埃民事诉讼》，李衍译，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页201。

[35]姚瑞光：《民事诉讼法论》，大中国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经销2004年版，页430—431。

[36]吴明轩：《中国民事诉讼法》，2000年版，页838。

[37]陈自强：《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72。

[38]这样分配证明责任也符合“盖然性说”这一新的学说，“盖然性说”以待证事实发生盖然性的高低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主要标准，当待证事实的发生或存在率高时，主张事实发生或存在的一方当事人无需负证明责任，要由主张该事实未发生或不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

篇3

关键词：中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重要性；培养途径

高中生是社会主义未来主要的接班人，担负着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重任，提高中学生法律意识对于保证我们的健康成长、社会的稳定、家庭的和睦以及学校的宁静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受到了更多的法律相关教育，但是中学生中的仍然有一部分人法律意识非常的淡薄，青少年犯罪事件频繁发生。这一现象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来提高我们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使我们能够在法律保护的前提下也自觉的遵守法律。

1法律意识基本涵义与重要性

1．1法律意识基本涵义：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以及与法律现象有关的诸多知识的心理态度与观点的统称，其作为法律文化中的一种观念，对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探索法律现象时的各类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解释与评价，人们具有的法律动机、自身权利与义务的了解、对法律与法律制度的掌握和运用程度、对行为合法性的评价等［1］。

1．2培养中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对学校而言，使我们学生严格遵守各项校规，能够使学校风气更好，对推动学校发展与学生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学校伴随时代不断的发展而对我们思想教育内容加以逐渐的改善，对我们中学生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对学生遵纪守法与构建良好校风非常的有利，能够使学校管理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对我们自身发展而言，当前时期，我们中学生群体中依然存在大量的违法犯罪现象。中学时代作为我们心理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此时我们具有更好的可塑性与较低的自控力，极易被身边不良风气所影响，大量的同龄人便是因为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走上了犯罪之路。所以，提高我们中学生自身的法律意识，增强我们面对外界诱惑的自控力，对与有效的预防和降低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有着重要意义。

2培养中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

2．1学校方面：培养中学生法律意识非常重要的一方便是学校。学校要为我们创建较为完善的法制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并且也要为我们构建一个良好的法律教育环境，老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体之一，也是培养我们法律意识的关键所在。教师一定要做到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法律观念教育时，一定要采取具有可行性与针对性的方法，根据学校特征与学生状况采取多种教育手段，促使学生养成正确且完善的法律意识［2］。

2．2家庭方面：家庭作为我们成长的摇篮，而父母又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对于我们而言不但是在生理上的照顾，而且也是心智与精神上的培养。我们法律意识的高低与家庭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因为父母的法律观念将是我们首要模仿与学习的，所以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父母均要认真地关注我们的心理变化，尽量防止不良信息对我们造成影响，及时疏导。此外家长也要从自身做起，不断提高自身法律修养与维权意识，使家庭在培养我们法律意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为我们提高法律意识奠定良好的基础。

2．3社会方面：社会是实现我们法律意识提高的最佳训练场，良好的法制环境可以更好的培养中学生的法律意识，与之相反，一旦存在不良社会法制现象，必将使社会阅历欠缺的我们受到影响，最终可能会出现中学生抢劫、斗殴等现象，严重时甚至发生杀人等社会危害极大的事故，不仅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而且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前途尽失。中学生与社会风气间是相互作用的，我们的行为会影响社会风气的方，社会风气也能够对我们的行为造成极大影响。因此，社会要为我们中学生创造出最佳的法律环境，使我们的法律意识得到有效地培养［3］。

2．4个人方面：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也必须主动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学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并坚决不做违反法律的事情。对此我们要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多涉猎一些和法律知识有关的内容，并且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对法律知识部分认真的学习，更多的关注社会中的违法事件，不做对他人与自己有危害的事情。

2．5发挥学校、个人、家庭与社会的联动效应：上文已经对学校、个人、家庭与社会对培养我们学生法律意识所要承担的责任加以了叙述，介于此，父母要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为我们培养法律意识提供一个良好的模仿对象，学校和社会要为我们中学生构建出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法律意识的环境，最后我们中学生也应当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主动地去培养我们良好的法律意识。只有将学校、个人、家庭与社会的作用实现有效结合，才能够使我们的法律意识得到不断的提高，最终保证我们中学生能够健康成长。

3结语

我们中学生一直被称为祖国的希望与未来，但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现象非常的严重，这对社会稳定与青少年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我们中学生作为今后创建和谐与法制社会的中坚力量与新生力量，我们法律意识的高低会对我国的法制社会建设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要从学校、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四个方面共同努力，为中学生群体法律意识得到不断提高创建一个良好的环境。

作者:吕一彤 单位:河南省安阳正一中学

参考文献:

［1］张计彪．论思想政治课教学对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品牌，2015，02（0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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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学生;法律意识;提高策略

法律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法律意识是表现在公民对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也是对法律的了解掌握，从本质的角度出发，法律意识是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这种法律意识是作为行为模式的观念性要素。在当代的法律法规中，法律的可行性和使用程度都有着严峻的考验，公民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是否符合当代法治建设国家，对法律法规是否有着系统的认识都十分重要。在生活中我们要具备一定的基本法律知识的，要将法律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将法律意识从最外在的条件逐渐转化成规范模式，正确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可成为指导人们我们行为的支配要素。

一、中学生提高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每一位公民都需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高中生处于青春期，思想行为上表现得更加自我，法律问题逐渐显露，高中生违法犯罪的行为也比较突出，我国刑事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达到70%，处于高中年龄段的占到其中的70%以上。由此可见，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提升势在必行。中学阶段是处于人生阶段与教育阶段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引导阶段，决定了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趋向问题，中学生法律意识程度的好坏是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和整个法治国家的法律水平的，也会直接到影响国家法律体系，而且也关系着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在中学阶段，中学生能认识到自身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是对价值观的有力塑造，这对提升法律意识水平也是有利的。在事物发生变化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最为重要的，也是中学生发自内心深处对法律意识的认识，所以中学生有必要重视法律意识带来的重要性。

二、提高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具体途径

结合现代中学生的法律意识来看，要强调对法律的深入和学习，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适当的运用法律意识来引导自己，法律知识的普及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从情感上建起对法律意识的认同，构建起理性的法律意识。

(一)提高善良意识

在现代的中学生中，很多都视“与人为善”为儿戏的大有人在，在他们眼中“言而无信”只是个人承诺兑现问题，是一种不讲诚信的行为，跟法律知识毫无关系，这一点是与我国弘扬的善良意识是相违背背离的，对于这种认识，大有人在，说明了这种法律意识上的盲点，这也会导致学生的行为失去规范，从而引起事端。在我国民法中，善良意识是体现人性的前提条件，在法律条文规定中“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是两个不可分离的内容，简单来说，作为一名中学生要学会诚实守信，不要肆意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这也是基本遵守了法律法规理念的。当然，这种人性法则的理念根植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不属于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需要良知，良知中蕴含着善良意识，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法律常识。

(二)提高程序意识

有相关研究专家学者指出，法治的主要核心就是程序，程序一旦不能规范化，就会导致程序崩溃，当然，法治水平的高低是在于程序化的规范程度，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首要步骤就是规范程序化，提升程序意识，然而这种程序意识也是要从青少年抓起，我们不能将思维控制在政治课堂上，在学习的同时，还要时刻引导自己做事都需要按照过程行事。例如，在进办公室之前应先喊报告，在学校有情况有事先请假，不能先斩后奏，往往是这种不规范的程序意识会导致法律意识的下降，同时这种程序意识还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问题，作为中学生要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程序意识的重要性，这是关乎到法律意识的提升问题，结合以上所述，还需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来抓住意识重点。

三、结语

目前，我国全面构建法治社会，青少年是构建法治社会的新生力量，中学阶段是关系到整个国民教育的一大重点基地，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中学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生活情况，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并将其融入生活中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为构建我国法治国家事业贡献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瀚樱．浅论中学生法律权利意识的培养［J］．法制与社会，2016(36):189－190．

［2］张计彪．论思想政治课教学对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品牌，2015(2):252．

篇5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

一、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内容和现实意义

1、自觉守法意识

自觉守法是法治的重要标志和归宿，创制法律的直接目的也是法律的普遍服从。守法还是违法取决于大学生对法律的内心信服的程度，当他们有信奉法律的心理时，即使个人需要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源自其心灵深处对法律至上权威的深切认同，内在地驱动着他们自觉地遵守法律。因此，培植当代大学生守法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把自觉守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法律的规范性和自律性注入大学生的意识里，达到大学生自觉自愿服从法律、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目的。

2、严格执法意识

即严格适法和执行法律的意识。通过强调公正执法的重要性，培植起当代大学生积极捍卫法律权威和尊严的意识，使当代大学生能够在现实的法律生活中，严格依法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能够“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正确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把法律当作唯一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

3、诉求法律保护意识

即各种合法权利的法律保护意识。西赛罗在《论法律》中说，罗马人自孩提时便受到如此教育:一个人要求助于正义，就去诉诸法律。因此，我们应该教导大学生摒弃避讼、厌讼、惧讼的心理，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参与诉讼，树立正义观念，主动追求正当的法律程序，保障法律权利的正确实现，通过参加诉讼活动，监督司法公正。

4、法律监督意识

依法行使监督权既是现代法治的要求，也是行使公民权利的表现，大学生注重自己的合法权益，坚持以权利为本位，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就必须参与法治建设，发挥主人翁精神，依照宪法给予的公民权力，利用各种途径和形式，充分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的宪法监督权利。在大学的法律意识培育中，我们应该把督法意识、守法意识与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结合起来，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宪法至上观念和主人翁观念，使他们亲近法制、依赖法治，最终实现法律意识的飞跃，形成强有力的法治信仰。

二、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由于有某些社会风气、传统道德和法制教育的不足，致使大学生法律素质方面存在如下缺失:

1、法律知识不足或对法律一知半解，没有正确的法律观念

当代大学生从中小学政治理论课中了解了一些法律基本概念，知道了一些比较贴近生活的法律规范，比如《宪法》、《义务教育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而对其他法律的了解不多。就其对法律的了解深度来说.他们也是一知半解，纯粹靠死记硬背，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是掌握法律的理论和精神实质。要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按正确的法律意识去处理矛盾时，他们又表现出“知”“行”脱节，知法而不能守法、用法。

2、法律工具主义价值取向严重

在对法律的社会效用的理解上，绝大部分大学生把法律理解为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社会使人臣服的工具或手段，是统治阶级意志的玩偶。现代社会的法治，也是国家尤其是司法机关用以严惩犯罪、制裁违法的有力手段。这种工具主义价值取向，使大学生们在内心深处认为他们的遵纪守法行为只是迫于国家和学校的强制，而偷偷进行的违法违纪行为只要没有被学校或司法机关抓住证据就是与强制力对抗的“伟大胜利”。有了这种错误思想，在大学生的心理底层，形成了对正确的现代法律意识教化的潜意识抵制。

3、强调权利，忽视义务、责任

大学生一般对我国法律规定的权利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于经常遇到的权利内容已基本上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强烈要求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消极回避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责任。经常把自己的人身自由权利、人格尊严权利、物质帮助权利、受教育权利、恋爱自由权利、参与社会活动权利等等放到了自己拥有的首要位置上，要求国家、社会、他人为其实现权利和自身价值提供条件并加以保障，而在行使权利、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却不考虑是否侵害了他人权利，是否对国家、社会造成危害，甚至根本不清楚自己应承担哪些法律义务，权利与义务发生了严重的偏差，责任心不强。

4、法律意识淡薄，崇尚权力，对法治没有信心

当代大学生由于过分追求书本知识，法律意识十分淡薄，没有法律的思维习惯，一切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性和自我发展，看问题往往主观偏激，缺乏足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故常常发生因一时冲动而不计后果的现象，导致违法和犯罪行为的发生。相当一部分学生还从个别现象中得出了“权大于法”的结论，对法治缺乏信心，认为法治建设是政府的事情，因而那部分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态度不端正，视读书为日后追求名利地位和享受的“阶梯”。

三、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路径选择

1、制总体规划，从制度上保障法律意识的培养连续实效

法律意识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首先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学校教育全局出发制定学校法制教育发展纲要，并用严格的制度强力贯彻实施，保证各级各类学校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体制与教学计划上的连续性与升华性。目前，由于我国学校法制教育缺乏一种统揽全局的、有制度保障的法制教育模式，小学、中学与大学的法制教育内容上没有连贯性，许多地方甚至还存在着肤浅、重复的可能，无法调动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这些弊端是造成我国当代青少年整体的法律知识不足、法律意识薄弱，判断违法与犯罪的能力不强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家教委的领导下，利用全国法制教育资源，重新审视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目标，确立以现代法律意识教育为主线的政治理论课改革方案，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小学、中学与大学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与其思想行为特征相吻合的整体推进方案，从制度上保障我国法律素质教育稳步发展。

2．课内课外相结合

学校的法制教育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法治环境和法律文化，尤其是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固化，需要良好的法治运行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最好的法律意识教化理论、最先进的法律意识教育手段，如果没有现实社会依法办事、司法公正和法律公平观念的支撑，也只是纸上谈兵，对大学生的意识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如果我们“闭门造车”，只是学校进行法律意识的培植，而忽略整个社会对人的意识的作用，也不可能促成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自主升华和稳定。学校的法制教育与国家的法治文明建设唇齿相依。

我国己经在立法科学化、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与公正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社会法治化程度越来越高，法治环境越来越好，优秀的法律文化逐步形成。在法律意识培植的外部环境上，取得了良好的成就。但是，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水平普遍不高，我们应该利用广泛的社会资源，把大量的外部信息不断地输入大学生的头脑中，促使大学生不断被社会优良的正确的现代法律意识“同化”，“顺应”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

3．法律意识培植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互动

我国要培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当代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政治素养，建立大学生法律意识培植与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互动模式。具体的措施是:开展专题、专业的政治与法律融合的综合教育活动(如专题报告会)；开展法律与社会理想、道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紧密结合的专题讲座，即开展人生理想与法律理想、社会秩序正义、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融合与升华的教育；还可以采取演讲比赛、主题讨论、辩论会、班会等灵活多样的意识培植方式。通过形式多样的互动性教学，及时地把已经升华为法律基本内容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方针政策等内容传授给学生，把权利本位、自由正义、道德升华以及程序救济等法律精神实质注入大学生的心灵深处，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升华其人生理想，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这样做既使法律意识的培植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又能使思想政治理论更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并为政治理论课寻找法律上的依据，不仅保障了我党的政治指导思想进法制教育课堂，而且合理利用了课时和教学资源，防止重复教学，从而增强教育合力，共同提高“两课”教学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农民；法律意识；培育

基金项目：本文为石家庄学院青年专项（项目编号：09QN011）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浅析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

收录日期：2012年8月20日

现阶段，我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重中之重。其中，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又是法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目前不可否认的是，农民的法律意识与我们期望中的目标值还是有很大距离，农民法律意识浅薄依旧是当前我国农民法律认知的现状。因此，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势在必行。

一、加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法律意识是农民守法、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进而也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要素。

（一）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当前新经济形势之下，国家推行农村体制改革，农民需要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的耕种方式，进而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他们不再仅仅是面临传统的家庭纠纷、乡邻纠纷，而新型利益纠纷也日益增多。因此，农民能否做到自觉遵法、守法，依法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自身法律意识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当农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水平时，他们就能充分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身义务及承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他们就能做到自觉遵法、守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就能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之，如果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仅依赖传统的力量解决冲突，而不能采取合法有效的解决手段，导致矛盾激化，进而会严重影响农村法治的进程，影响社会的和谐。

（二）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有利于造就新型农民，实现法治农村的目标。新型农民，不仅要拥有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素养、道德素养，还应具备与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相适应的综合素质。也就是说，农民不仅在所从事领域里拥有高、精端的技能，拥有善经营的头脑，而且要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法律素质的提升首先是法律意识的培育。新型农民法律意识水平提高了，才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权、义、责。遇事才能更加理性地寻求法律的帮助，遏制矛盾的激化，促进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因此，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其法制观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更快实现法治农村的目标。

总的说来，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因此，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农民法律意识不强，避诉现象普遍存在。其次，权利意识薄弱，主要体现在人身权（配偶权、亲权）等方面。形成现状的因素如下：

（一）落后的小农经济弱化了法律意识。首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抑制商品交换。农民仅仅依靠一些传统的农耕维持生活，这种简单的经济方式从根本上阻碍了内在法律需求的产生；其次，经济的滞后也带来了诸如卫生条件差、医疗机构少、社会保障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农村的物质文明尚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更不要说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贯彻与实施；再者，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如，高昂的诉讼费、办案期限长等足以把农民拖垮，进而他们会逐渐漠视法律的保护。因此，农村的小农经济方式及落后的环境必然影响法治文明的进程，阻碍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传统道德、风俗习惯的影响。传统的“三纲五常”的等级伦理意识使个人的人格意识丧失，行事只是听取家长或长辈的命令或指示。“宗法伦理下”的家族意识同样弱化法律意识，当人们遇到法律与血缘的冲突时，首先在内心想到的是顾全血缘关系，顾全家族秩序，进而损害法律尊严。“和为贵，忍为尚”的思想，在农村形成认同感，当人们出现冲突时，不愿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希望对方以道德的约束力和乡规约束自己取得统一，进而弱化了法律意识。

（三）农民利益诉求的失败弱化了法律意识。法治的公平正义价值能否得以实现，是农民能否信赖法治的前提条件。在基层案件处理过程中，一些执法人员中存在法律素养偏低、法律知识欠缺，办案技巧欠妥的现象，其将导致案件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法律在农民面前失去公信力。在农村，村民的利益出现冲突时，一些执法人员不是首先寻求法律解决问题，而是沿用家长式的管理方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取代法律，滥用法律。因此，少数执法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违法执法等不良行为损害了法律的权威，造成农民对法治的不认同和不信任，他们认为法律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再也不敢寻求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即便诉诸法律解决，他们也尽最大努力去找亲戚、拉关系，寻求权力的帮助。这样，使农民对法律产生曲解，弱化了法律意识。

三、农民法律意识培育的途径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提供经济基础。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法律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其对法律认知有更高需求。经济的发展，会同时带来各项文化教育设施的提高和发展，良好的环境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其次，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在市场中人与人之间形成契约规则不断提升农民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因此，农民的法律意识将会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篇7

关键词： 大学生 法律意识 法社会学

法律意识是法律服从的心理动因，其核心是法律信仰和法律精神，是法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西方法社会学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解释视角：一种是工具性视角（instrumental perspective），认为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人们是否服从法律，取决于他们在法律服从过程中所获取收益的多少和所付出代价的大小。另一种是规范性视角（normative perspective），认为法律服从的动因是内在的价值取向。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不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用”，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是“应该的”。

法律意识的构成，不仅有“认知”和“思维”，而且有想象、意志、情感及人的整个心灵。仅仅了解权利、义务还不够，更要自我负责地承认这一切，在承认的同时，必须有足够的意志力遵守所承认的一切。

一、通过调查分析，了解大学生法律服从意识的概况

对于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可以了解大学生自然的权利感和正义感，或特殊的、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本能的精神情绪。法律意识是一种独特的本能权利感，它能使人确定自己的个人精神方面和承认他人的精神方面；由此而产生法律意识的几个基本公理：个人精神尊严感、自律和自我管理能量、人们相互间的尊重和信任，这些公理能教会大学生独立、自由、共存、相互交往和慷慨大方。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概况、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如何构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模式。

根据美国法社会学家T・R・泰勒（Tyler）进行的研究，并移植泰勒的理论框架和调查研究，笔者调查了800多名在读高校大学生，并对有效的581份问卷进行了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1.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服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规范性的。

Logisitic回归分析表明，对法律服从造成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个人的道德观”、“意识到的责任”和“同侪的评价”。但是在规范性的外表下隐藏了很深的功利正义，即注重实际收益和外在的评价。对于“从超市拿走小件商品不付钱”这个问题，5.3%的学生表示经常有这样的行为，只有39.8%的学生认为这样的行为受到相关部门惩罚的可能性很大，但认为这个行为受到朋友非常反对的学生比例达到54.9%。学生过多重视同侪评价甚于法律规范性的约束。

2.大学生更注重结果的公正，而不是程序的公正。

这与大学生对于法律服从的工具性因素有潜在的逻辑性因果关系。实体正义注重的是结果的正当性，这一要求直接决定了在法律实践中对客观真实的不懈追求。而根据程序正义的理论，法律程序是为保障一些独立于判决结果的程序价值而设计的，这些价值包括参与、公平和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等，一项符合这些价值的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并非通过其能形成正确的结果证明，而是取决于程序或过程本身是否符合独立的程序正义标准。

3.大学生崇尚法律权威，对法律部门表示应有的尊重。

现代大学生能够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自己所不能解决的纠纷，尊重司法权威，对于公平和正义有着起码的追求。77.5%的学生表示非常尊重警察，56.8%的学生认为法院可以保证公正地审理案件，59.4%的学生认为法院很好地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56.5%的学生认为法院总体上来说是廉政的。大学生因其在社会中的特殊角色地位而必须树立现代法律信仰。因为“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在了解大学生法律服从特性的基础上，针对大学生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认知，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模式。

二、针对大学生法律服从特性，探讨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模式的构建

大学生法律服从意识蕴含着大学生对法及法律的最高期望，是对正义、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效率、秩序等法律价值的追求，从而实现法治，最终实现人类生活的幸福。规范法律意识是心灵的一种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意志状态；它寻找着生活中自由、正确和正义的法，促使人们为获得和实现这种法而奋斗。那么如何培养这种模式呢？

1.对于法律意识的培养应注重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和养成。

法律意识所注意到的，不仅是制定法的客观涵义，而且是自然法的客观理念，并为自己提出了使“涵义”符合于“理念”的任务。这就是说，规范法律意识在开始为法而奋斗时，就应该实施三个独立的认知行为：第一，确定制定法的客观涵义；第二，开放地表达自然法的理念；第三，辨别理念在含义中隐藏的、但不完全的存在，并为涵义找到一种模式，以准确而真实地再现理念的实质。创制法律的心灵将因此而形成两种法的概念：与自身涵义相符的制定法概念和忠实于自身理念的自然法概念。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要注重正确的价值观的树立，这对构建自身的法律思想体系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2.培养大学生法律价值的认同和法律信仰。

法律意识的核心是法律信仰和法律精神，通过开展法律价值观的教育，从而唤起大学生对法律的认同、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这正是为了唤起人们内心法律的认同。法律不仅仅可理解为一种工具，还代表着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着社会的理想秩序。

法律信仰作为社会法律文化的心理建设的一项社会系统化工程，是各种法律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法律信仰的最终实现有赖于现代法意识。法律信仰用人类的理性、良心、正义感作为现行法律规范和具体制度的评价标准进行主观判断和价值评价，而对那些表征了人类正义和秩序的终极目的要求的法律规范进行肯定的价值评价，自愿服从和自觉遵守，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甘愿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而，对法的信仰与守法精神、护法精神和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3.注重大学生道德建设，内化大学生法律服从的价值取向。

道德与法律是互为工具、互为目的的关系。法律的道德化为主体遵循服从法律提供内心信仰的基础，道德的法律化则为主体履行道德规范创造了明细操作的条件。没有道德基础，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线。道德为法律实施规定了界限，近代自然法学家认为，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是它与道德信条的关系。总之，要在加强道德的前提下，使公平正义深入人心，使依法办事和维护公序良俗成为大学生道德意识和伦理习惯的重要内容。

总之，对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研究在于认识大学生的权利意识的变换，认识大学生法律意识导向的根源，对于高校教育改革都有深层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谢立中.中国社会学经典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伊・亚・伊林.法律意识的实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孙文恺.社会学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

篇8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

法律意识，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如何，将会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一、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调查

（一）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正逐步增强

大学生群体属于高素质群体，受教育水平影响，其法律意识要普遍强于整个被调查群体的平均值。在日常生活中，在解决纠纷时，绝大多数大学生会选择采取法律途径帮助解决。此外，大学生群体的守法、维权行为及意识也要明显较其他群体高。因此，我们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正越来越强，当其正当权益受到侵犯时，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选择使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二）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

尽管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正逐步增强，但法律知识水平整体仍然较低。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多数大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有一定了解，但掌握得不全、不牢，大学生整体法律知识水平存在明显欠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法律认知水平不高。据某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多数对法律知识比较感兴趣，并且也能认识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高校在校期间也开展了《法律基础》课程，但是由于课时数量受限，不可能对法律知识系统地展开，加之部分教师受专业限制，很难深入开展，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这些原因都不同程度影响了大学生的法律知识的获取，导致相当大一部分大学生的整体法律认知水平不高，存在许多法律盲点。

2.法制观念淡薄。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强调权利和义务，在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培养中，权利意识显得尤为重要。权利意识指人们对自己正当权利的感知、正确理解和加以捍卫的观念。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就要求对方能够正确认识并尊重这一价值主体，尊重他人的权利是主张自己权利的前提，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其实就是践踏自己的权利。然而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守法的自觉性存在明显的缺陷。

3.法律信仰缺失。法律信仰是一个个体基于对法的认识理解而产生的对法的一种认同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然而，在现实世界里，由权力滥用而滋生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此外，一些关于执法部门监管、执法不严，办事效率低下等事情时有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律的威严，削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了大学生群体，因此，部分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仰也产生了动摇，甚至缺失。

二、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分析

（一）高校现行法律基础教育模式的固有缺陷所致

我国的法律基础课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高校普遍开设，在这二十多年里也对这门课程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其教学宗旨却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过分注重法律基础知识的传播，却忽视了法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不管是什么专业、学科性质如何，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内容并没有任何区别，导致大学生对法律知识只是略知一二，法律意识、信仰较差。

（二）来自于学生家庭背景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家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的培养具有重大影响。过于严厉的教育可能会造成个人心理意识差，甚至产生对规则的叛逆心理；而过于宠溺的教育方式则会导致个体对规则的藐视，因此，家庭教育方式也会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社会环境因素，如执法部门不按规章制度办事，甚至、对法律的轻视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三）大学生自身因素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承载着家庭、亲友、学校、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期望，亟需在学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下，不断学习，努力提升和完善自己。然而，在社会竞争目益激烈的情况下，大学生同样也承受着学习、竞争、经济、情感、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加之在校大学生大多数又正处在生理心理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如若不能妥善处理生理心理问题，则会直接影响到其法律意识的建立。

三、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一）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提倡法律至上、强调人权、强调自由平等，而现代法制观念则更突出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这一点与传统法律观念是有冲突的，因此，在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中，要将传统的法律观念转变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这是培养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二）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

法律思维方式是一个人较强的法律意识的表现。法律思维方式也即按照法律的原理来思考、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多数问题涉及到道德、经济等方面，但如果遇到的问题一旦涉及到法律，就应该从法律角度来思考与处理，换个角度思考，也许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因此，在对大学的教育中，在了解一定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培养其法律思维，帮助其学会使用法律思维来处理问题，有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增强。

（三）加强基础课程建设

大学生正处在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其知识结构不够完善，身心素质仍有待提高，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传授科学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意教会他们正确的思维方式、客观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基础》课程的作用就被显现出来了。一支精干的师资队伍是高质量教学水平的根本保证，为此，教师首先应具备良好的师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要注意努力提升自己，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只有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才能让学生信服、佩服。

参考文献

篇9

1强化法律意识的重要性

强化法律意识是医院健康发展的需要，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及高新技术的应用，护士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对象不断增多，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处理不好则会增加护理工作的不安全因素。这就要求护士不但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高水平的技术与高质量的服务，更应具有法律方面的知识。

强化法律意识是确保病人权益，优化服务质量的需要 病人就医标志着医院与病人建立了合同关系，彼此都具有了权力和义务。病人是市场消费的特殊群体，在接受医疗消费过程中，享有人身、财产不受损害的权利。因此，这就要求护士在护理工作中考虑到病人的权益，尊重病人的权利。了解自身行为的社会要求及社会规范，对护理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关系及法律后果要有预见性，自觉执行各种规章制度，时刻规范自己的言行，保障病人的合法权益，确实把以病人为中心，以健康为目标的整体护理工作做好。使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安全、满意的医疗卫生服务。

强化法律意识是确保护士合法权益、适应发展的需要《护士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护士的权力和义务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制约。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人格尊严不受任何人侵犯。护士作为公民，理应懂法，运用法律的尊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病人应用法律武器衡量医疗行为和后果的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护理工作的科学性、服务性，稍有疏忽，难免发生医疗纠纷。一旦发生纠纷，护士可能成为被告、证人等角色，怎样承担这些角色，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具备有关法律知识，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护士法律意识培养的方法

从思想上加强护士法律意识 从思想上改变护士旧的护理观念，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包括普法知识的学习，重点是相关医疗护理法律、法规的学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法》、《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每个人都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法律身份，所负的法律责任，明确护理工作中潜在的法律问题，树立法制观念。同时，建议护理教育工作中加强法律课程的设置。

从日常工作中培养护士的法律意识，在护理工作中，护士要对患者的生命和健康负责。工作中的任何纰漏和失误，都会影响患者的健康甚至危急生命。工作中应加强护士法律和职业道德教育，组织护士学习医疗护理有关规章制度，如查对制度、交接班制度、岗位制度、护理操作规程等，并对重点的护理制度、法律、法规加强学习。

篇10

大学生法制意识调查报告一： 

秉承学院团委实践真知，提升自我，服务社会，共建和谐的宗旨，今年寒假我选择了社会调研活动作为我的实践内容。众所周知，法律是我们维护正当权益的武器，只有充分运用法律，才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而拥有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是运用法律的前提。大学生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21世纪高级人才，其法律意识是否健全呢?于是我对汕头大学留校过年的50名外地大学(非本科法学专业)进行了调查。

一、 研究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为XX年年2月10日，在我的高中同学的帮助下，对汕大未返乡过年的50名非法学本科专业的外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方式是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人工进行调查结果分析，从而得出调查结论。

二、 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了基本了解，调查情况如下：

⑴、你生长在( )

a、农村 74% b、城市 26%

⑵、在你所有的经历中，曾经运用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吗?( )

a、有 18% b、没有 82%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大学生并不拥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当其政党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存在算了、算自己倒霉等等之类的想法。而在生长在农村的大学生中这一现象较为明显。

⑶、你能区分违法和犯罪吗?( )

a、能 24% b、不一定能 14% c、大部分能 62%

⑷、你认为你目前法律学习中的主要问题是( )?

a、懂得法律知识但不会实际运用 32%

b、缺乏法律知识 40%

c、能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并解决现实问题 28%

⑸、你是否关注国家的立法活动或是法律报告?( )

a、经常 12% b、偶尔 74% c、从不 14%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12%，即6个人(调查对象为50人)会经常关注国家立法活动或是法律报告，还有14%，即7个人表示自己从不去关注，这表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重视程度是非常不够的，其认为自己只要守法不违法，法律是离自己很遥远的。

⑹、你知道《劳动法》里规定的试用期最长时限是( )?

a、三个月 22% b、六个月 48% c、一年 30%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试用期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而在调查中发现，有52%的大学生不知道，这一问题与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相关，可见大学生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并不多。

⑺、你认为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是( )?

a、 很重要，是维护权益的有效手段 32%

b、 比较重要，有时试图用法律解决问题 42%

c、 一般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运用法律 26%

d、 不重要 0%

大学生法制意识调查报告二： 

法律意识是公民理解、尊重、执行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证，公民的遵纪守法行为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在一定法制观念， 法律意识的指导下实现的，具备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就会做到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是现代化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的需要。

调查主体

1 相关社会背景和主要目的

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十分严峻。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普遍不高。当前我国大学生大都重视专业课，而对法律基础课不予以重视。同时大学生法律观点偏差，法制观念淡薄。很多大学生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会选择沉默，而不是去争取他们的利益。这就会使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会越来越淡，导致高等院校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违法犯罪现象。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 大学生亟需在学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下，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加强大学生的道 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大学生自身成才的迫切需要。

2 调查对象的选择与简要情况

此次调查选择的是高校在校及刚刚毕业的大四学生。

3 调查方法与过程

此次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各大高校展开不记名调查，共征集问卷139份。

4 调查结果及分析(原始问卷见附录)

你的性别

A男 45.61% B女 54.39%

你的你所在年级

A 大一 23.68% B大二65.79% C大三4.39% D大四6.14%

本次调查覆盖面比较广，男女比例较为平均

你对法律方面的问题

A很重视 40.29% B一般关心 56.12% C无所谓3.6%

你为我们大学生的总体法律意识情况如何

A很强13.67% B一般62.59% C较弱17.88% D很弱5.87%

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法律与你的联系程度怎样

A 很紧密41.77% B 一般50.21% C几乎没有8.02%

被调查去的大学生平时对于法律方面，报以为所谓态度的是少数，但是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多数同学都只报以一般关心，并且同时认为总体法律意识也只是一般。重视程度不够，总体意识不强，这就是当代大学生对于法律意识最重要的问题。

你生活中的法律知识是从何而来

大多数同学的法律知识来源于课本与电视，课本上知识过于局限，过于书面化，没有与实际生活很好的联系。而电视上的，虽然有很强的灵活性，但是专业性不够，甚至有可能还有错误，对接收知识的时间和空间有着很大的限制。

接下来的三个小题，我就参加调查的同学的法律意识做了测试

参加勤工俭学或兼职时，你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吗

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你首先想到的是

你知道全国法制宣传日是哪一天

A 11月4日 24.74% B 11月27日 12.27% C 12月1日17.27% D 12月4日 45.45%

当被问到参加勤工俭学或兼职时，你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吗时，只有38.6%的同学选择了一定会，大部分的选则了偶尔会，这就表示了大学生并没有完善的法律意识，也不知道怎样做才是保护自己应该有的权益。

当被问到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你首先想到的是时，绝大多数的同学会选择

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表明了当代大学生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知道怎样才是合乎法律的行为。但是仍有一小部分同学需要完善。

当被问到你知道全国法制宣传日是哪一天时，答案出现了很严重的偏差。法制宣传日是每年12月4日，但是只有45.45%的同学知道，还有54.55%的同学选择了我所设置的干扰项，这就证明，法制的宣传在各大高校中很不到位，很多高校并没有在12月4日得时候开展相应的法制宣传活动，致使大学生法律知识缺失。

你认为不少大学生法律意识欠缺的原因是什么

你认为学校可以通过那些途径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多选)

这是两个带有主观色彩和建议性的问题，大部分的学生认为社会的不够完善和教育制度的问题是引起法律意识缺失，同时他们愿意并且希望学校能够以相关法律课程以及宣传的形式增加他们的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

你对现在大学生法律意识建设方面有何看法

这是一个不是必须答的问答题，一共有55人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很多同学认为，大家现在基本的法律意识是有的，并且知道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不应该。但是具体到生活中如何实际运用这些知识并且切实让他们发挥功用就不得而知了。他们认为，应该告诉大学生，如何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对现在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作出合理的规避与应对。

5 对于结果的评价

分析

由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要精确全面地概括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并非易事，所以本文只能结合调查结果，对当前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所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概括：

根据调查数据来看，大学生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法律的基本常识，并不是完全的法盲，每个学子从小到大受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对法律基本知识早已耳濡目染，尽管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但是我院大学生整体的法律素质还可以的，这里所说的只是基本常识，而不是深沉的理论，当今我院大学生也没有必要对法律学习得面面俱到。

知法并不代表能运用法律，它们是两码事，运用主要是以知道为基础，由于当今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少，社会经验不足，再加上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如行动容易冲动，易受别人的煽动，追求时尚和个性，好面子，在处理具体一件事情上到底很少正确使用法律，甚至做出违法的事情。

在知识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今天，人的素质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高校作为对青少年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德，智，体，美等多方面的教育工作，从而培养出高素质，全方位的人才，来迎接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的挑战.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意识的培养，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高校进行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是当前社会发展对高校教育提出的迫切任务.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发展的重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他们的素质水平直接代表了我国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反映了我国参与世界竞争的实力.众所周知，素质教育是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在全面进行素质教育中不能忽略对受教育者法制意识的培养，这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要长期不懈地在大学生中开展法制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使他们懂得遵纪守法对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改进意见

1 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创造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大学生思想开放，时代感强，主观上期望法治，关心国家法制建设，但世界观还未完全成熟，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因此，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做到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执法的程序化，守法的自觉化;大众传播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应利用普法、守法、执法和监督法律实施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进行生动的法制宣传，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对于培养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通过老师的讲授，让每一个学生都知道遇到问题，纠纷应该采取法律措施，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采取暴力手段解决，在课时的内容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学生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突出重点，在少而精方面作文章，讲授一些发生在学生周围的案例，提高学生的兴趣，适当的对学习方法进行改革，不仅仅采用老师讲授，还要采用课堂讨论，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录象等多媒体教学，提高学习积极性。同时根据大学校园发生的事件及时采取措施，以及反省发生的原因，同时适当的进行教育改革，把法律教学作为必修课，让每个学子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

3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普硬法律知识法制教育对提高学生自身免疫力极为重要.通过法制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其判断能力.自觉地抵制外界不良因素影响.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在于培养他们维护法律尊严的思想情感和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因此.不仅在课堂上要宣讲法律知识.法制理论，还要充分利用广播，校报，闭路电视等多种宣传阵地，大张旗鼓地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竞赛，典型生动案例剖析等形式，寓教于乐，使法制深入人心，使学生知晓其中道理.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时时处处以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把他们心中存在的零碎的，分散的和不系统的法制意识，法律观念提高为完整，系统和科学的法律观念，使他们从法律方面认识到自已的权益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法，学法，懂法。

结束语

分析和认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是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是我们保护合理权益的武器，尤其对我们当代大学生来说，更应该懂得法律，使用法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保护我们的合法的权益，而知法，守法，维权更是我们了解法律的过程。总之，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对国家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培养需要社会，学校，国家，个人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法律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

附录

分析和认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是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促进大学生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特进行本次问卷调查活动，本次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请您认真，如实填写。

1 你的性别

A男 B女

2 你的你所在年级

A 大一B大二 C大三 D大四

3 你对法律方面的问题

A很重视 B一般关心 C无所谓

4你为我们大学生的总体法律意识情况如何

A很强B一般 C较弱 D很弱

5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法律与你的联系程度怎样

A 很紧密 B 一般 C几乎没有

6你生活中的法律知识是从何而来(多选)

A电视 B 报纸 C 课本 D 家庭 E 其他

7加勤工俭学或兼职时，你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吗

A 一定会 B 偶然会 C 无必要 D 无所谓

8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你首先想到的是

A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B用武力解决 C通过关系解决 D感到委屈但是觉得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E根本没有在意过

9你知道全国法制宣传日是哪一天

A11月4日 B11月27日 C12月1日 D12月4日

10你认为不少大学生法律意识欠缺的原因是什么?

A考试教育制度不合理 B家长老师朋友的影响 C和会不够发展 D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