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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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老龄化；结构断层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高度关注“谁来种地”的问题，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也高度重视，每年都出台扶持“三农”的一系列政策。但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的实施，大批素质较高的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劳动力结构断层现象日益突出。下面是笔者对农村基层劳动力情况的调查及分析。

1 农村劳动力状况

1.1 农村留守人员是普通家庭劳动力的主力军

据调查，农村从事普通家庭承包土地耕作的主要劳动力以留守妇女和老年人为主，他们大多数的年龄已超55岁，甚至70岁以上仍然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体力上来讲都是在勉强支撑。也有部分在当地工业企业就业的中年人利用工休时间参加劳动生产。从浙江省临安市某山村调查，有劳动能力人数为420人，在本村务农的仅 98人，所占比重为23.3%，其中55岁以上的就有72人，占本村务农人数的73.4 %，而本应作为农村劳动力主体的21至55岁的劳动力只有26人，占务农人数的26.5%。再如某村，所从事的种植业专业性较强，经济效益相对较高，但从调查显示，务农人员中55岁以上的占71%。

1.2 劳动力年龄结构比较

设施农业比一般传统农业的从业人员相对年青，特别是新兴农业产业的企业法人代表比较年青。从临安市的花卉产业、中药材产业中调查，从事设施栽培的科技大户户主和企业业主年龄在35～50岁的占多数，但聘用的劳动人员年龄偏大，据统计平均年龄达57.5岁。而从事一般露地种植业（主要为传统农业）的业主及劳务人员高龄化严重，从5个村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业主平均年龄56.6岁。从农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中调查得知：调查了3个种植业专业协会（花卉、蔬菜、水果），调查的农民会员总人数为142人，其中60岁以上32人，占22.5%；50～59岁的74人，占52.1%；40～49岁的28人，占19.7%；40岁以下的8人，占5.6%；30岁以下为空白。笔者又调查了水果、蔬菜农村专业合作社，参加的农民数为446人，其中：60岁以上人数57人，占12.8%；50～59岁249人，占55.8%；40～49岁104人，占23.3%；30～39岁的33人，占7.4%；30岁以下的3人，占0.7%。从调查中得知：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中，50岁以下的一般为农业企业业主。

1.3 劳动成员文化程度低

从务农人员的文化程度调查得知：某村在本村务农劳动力只有102人，其文化程度构成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76人，占74.5%；初中20人，占19.6%；高中及以上的只有6人，占5.9%。

1.4 劳动力严重短缺

由于农业生产季节性明显，劳动力使用有闲忙之分，本来就紧缺的劳动力，到了忙季就更短缺了。某农业种植企业租用土地10hm2，聘用长期劳动管理人员1人，长期劳动力6人，其余为临时用工。每年劳动用工需2000工，其中雇用家庭妇女用工1250工，占62.5%，雇用的男劳力均在50岁以上，最大年龄70岁。

1.5 农业经营者后继乏人

从几家私营农业企业调查，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缺乏继承人。业主的子女读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大多进城就业，不愿继承父业。就调查的25家农业企业来看，只有3家的子女愿意继承父业，占调查数的12%。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从事一线劳动的人员严重老龄化。农业已面临严重的劳动力老龄化和劳动力结构断层问题，高素质的农业从业人员将更是缺乏。

2 劳动力素质和结构断层问题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2.1 文化程度低

农村主要劳动力人群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思维方式陈旧，缺少探索创新精神，只能按照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劳作，不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水平。

2.2 技术型农民匮乏

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及时推广应用需要实用型、技术型的农民。目前，农业发展的科技贡献率较低，大片土地粗放管理，甚至荒芜，形成农业生产恶性循环，致使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2.3 农业生产缺乏新生力量

在农业生产一线的青壮年劳动力所剩无几，年青人劳动能力退化，以致浙江临安的山核桃产地出现了50～70岁的人在树上打山核桃，20～30岁的人在地上拣山核桃的场面。农村普遍出现了“老倌子种田，青年人难觅”的情况。农业企业后继乏力。

3 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结构断层问题的对策

3.1 从提高农民社会地位和采取系列保障措施着手

如制定对取得农民技术职称，从事一定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民可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社会各项保障待遇的政策。积极消除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使农村中扎根的青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3.2 重视农业产业人员的培养

浙江省已相继出台了《浙江省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这是一个极好的提高农民劳动素质的行动，但要加大投资和监管力度，注重实效。

3.3 加大政策支农的力度

通过制定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引导大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农业，实现以工补农。各级给予到农村创业的大中专学生必要的发展启动资金，鼓励、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创业。在切实加大支农资金倾斜力度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支农资金用项管理的监督。

3.4 加大对农业机械化装备投入和监督力度

政府已出台了对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给予经济补贴等政策，但还需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农业机械应用的广泛性，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减轻劳动强度。

3.5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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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劳动力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点或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具有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的总和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包括体质和智能两方面。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现状是数量丰富，质量偏低，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分布很不平衡，合理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怎样研究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盘根复杂的关系，有多种方法，相比于局部均衡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研究方法，其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中并不常见。本文先对CGE模型作简要介绍，然后对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中的使用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和老龄化问题，最后概括了劳动力资源问题可计算一般模型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改进方向。

一、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简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描述了一个经济体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数量与价格的调整，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相比局部均衡等研究方法，CGE模型能更详细地描述复杂经济系统内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计算结果能较好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并能更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常用的市场机制如：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与数量的波动，CGE模型可以模拟；一些非市场活动如：政府干预行为等，也能模拟。Johansen（1960）建立了描述挪威经济的全球第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经过50多年的修改、利用和完善，CGE模型在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且已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个CGE模型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Robinson，1989）。其一，设置所要研究的经济整体。简单的CGE模型只由生产者和居民两个行为主体构成，常用的一般包括生产者、居民、政府和国外其他地区等行为主体，以及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市场主体。其二，设置行为主体做出决策所依据的信号以及经济制度结构。其三，要有“供给需求均衡条件”，一个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组信号，行为主体基于这组信号所做出的决策都要满足系统约束，这组信号是使模型均衡的变量。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实现市场出清和取得均衡的唯一变量。

二、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牵涉到很多方面，如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可持续性等其他问题，其研究领域小到一个市级流域，大到全球范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均能够把劳动力资源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者约束条件放入到CGE模型中，研究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CGE模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包涵整个经济系统，能够容纳作为约束条件的劳动力资源问题。

劳动力资源问题CGE模型大体分为四类： 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分类是为了阐述的方便，实际上因为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和老龄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紧密，故一些模型也可以归到复合类。

1. 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价格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而CGE模型的自身特征使其能有效使用在劳动力等资源和各类商品的价格研究中。

Zhai和Li（2000）构建的CGE模型假定农业劳动力与产业工人呈CET不完全替代，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工资差别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流动。Dixon和Rimmer（2002）同样是基于三部门CGE模型，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前提下，指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决定农业人口流动数量。John Gilbert和Thomas Wahl（2003）利用静态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结果显示：非正规部门工资结构和正规部门就业机会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重要影响。沈可挺、刘煜辉（2010）构建了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CGE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前提下，工资和汇率的相互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其他假定不变，在贸易品部门技术进步比非贸易品部门更快时，抑制工资增加将使要素远离非贸易品部门，加重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且导致国内通货紧缩，提高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水平能减少贸易顺差、延缓货币升值压力，且不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还对实际产出作用较小。

2. 劳动力资源投入量。我国是劳动力数量大国，但在地区间、行业间分布不太平衡，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底对宏观经济起一个什么作用，各部门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资源等问题，都需要进行周密的分析。而CGE模型考虑了包含劳动力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以及不同的市场主体，同时也考虑了它们间相互影响与作用，是研究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有效方法。

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2013）利用区域CGE模型模拟了不同外生冲击对沿海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当劳动力投入下降5%时，沿海五省、长三角和粤闽地区对应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分别为6 322.69、4 078.92和1 927.15亿元，说明劳动力资源对沿海地区影响重大，也表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西部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优势。利果（2008）建立上海CGE模型来分析全市整体宏观经济。结果表明：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提高5%会使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均有所提升、也促使大多数行业产品的区域内价格会有所降低，且使所有行业部门的城镇居民需求均有所提升；此外，外来劳动力人口增长5%造成全市经济体系价格水平有略微降低，也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些提高的作用。尽管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增多对全市整体经济的作用较小，但从总体上来讲均是正面的影响。薛俊波（2007）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当农民工就业比例在城市各个行业改变时，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变。实证表明：农民工在服务业、某些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增加5%后，尽管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小幅度的降低，但是总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降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小幅度的提高，总体的就业有所提升，因而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比例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有用办法。

3. 劳动力资源转移。大部分情况下，劳动力资源转移便于各市场主体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便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进而便于增加社会经济效益，一些国内外学者运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Williams（2003）利用CGE模型就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大量劳动力从墨西哥转移到美国，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Hertel.T.（1996）采用一个扩展的单区域DRC-CGE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对收入分配与城乡差距的影响，首要考察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扩大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后能明显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王飞（2004）首次利用多区域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迁移问题，指出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对改善地区差距有一定效果，但对落后地方来讲，如果无投资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则落后地方的人均GDP会有所增加，而地方总GDP会降低。胡枫（2006）使用一项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数据包含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个人特点、家庭特性和所在地特点在内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各种因素，建立了一个三区域CGE模型定量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各地区经济和居民福利所带来的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8）运用一个30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政策模拟表明：区域间劳动力迁移能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升经济增速减小地区间生活水平差距，但因为在一国内部资本流动性很强，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故而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尽管劳动力迁移增加了输出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单纯的劳动力输出并不能缩小同发达地区人均产出的差距。贾伟、辛贤（2010）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实证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GDP，却拉大了各产业增加值间的差距；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使农业产品产量下降而工业产品产量上升，农业产品价格上涨但工业部门和服务业产品价格下降；而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数目的增加，各产业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幅度在下降。

4. 劳动力资源老龄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资源老龄化会是一种趋势，此问题在中国未来几十年日趋严峻。国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利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展开了研究。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建立了一个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世代交叠CGE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此模型影响很大，简称A-K模型。此模型前提假设为每个人的寿命为75岁，工作期是20岁～65岁。工作期（20-65）：得到收入，交纳社会保障税且进行储蓄。退休及以后（65-75）：得到养老金进行消费，不储蓄。满足假设条件下，A-K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特征和养老金政策对储蓄总量的影响。模拟了150年的经济变动情况，最终达到稳态。结果表明：储蓄率从1985年的12.2%降低到2050年的5.8%，此后会微微提高到6.3%，到达最终稳态。同时，虽然储蓄率减少，但人口老龄化的加重造成劳动力减少。与最初状态比较，最终状态的劳动力相对资本会更加稀缺，以致2050年工资将上升7%。Fougere（2005）构造了人口迭代的多地区CGE模型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加拿大经济从2002年～2050年间的影响，结果显示：至2050年，人口老龄化导致加拿大的人均GDP、国民储蓄、资本回报率相对分别下降7.4、8.4、0.6个百分点；而实际工资相对增加4.6个百分点。Park（2007）应用CGE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芝加哥地区经济的影响，通过仔细分析分年龄段的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和收入情况，政策模拟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改变两类场景，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明。Euijune（2011）建立一个韩国两地区CGE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在2006年～2030年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下降，继而引起储蓄率降低、GDP增速放缓等影响。国内研究方面。李洪心（2005）构建一个OLG结构的多变量非线性动态的CGE模型，探讨了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下降带来的挑战。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在将来的五十年里，假如现在实行的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制度不改变，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将引起国民收入、政府收入、以及人均消费水平增长减缓乃至出现负增长。但是，假如可以快速地创建和完善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渐渐削减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以减少劳动人口的缴费负担，以及维持国民经济连续发展，那么可以确保政府收入增加，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生活质量不至于降低。Peng Xiujian（2008）基于动态CGE模型研究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前后的2008年～2020年间的国民经济，基准情景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城市农村间劳动力转移当作政策变量，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动劳动力城市农村间转移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且作用足够补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放缓等负面影响。

三、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述了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运用，研究领域包括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等。时间范围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空间范围从一个市级流域到全球。从而能够看到，CGE模型足以面对很多劳动力资源问题以及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互相影响展开研究，不但能对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老龄化等题目实行特定的模拟研究，而且能对劳动力资源的各种政策组合实行模拟，从而找到最好的政策组合。

劳动力资源问题和CGE模型连接的关键是怎样把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关联起来。大体有4种办法：其一，将劳动力看成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经过生产函数进入模型，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有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形式或CES生产函数形式等；其二，对行业进行细分，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等，再模拟同一种政策对不同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及其比较；其三，劳动力市场动态方面，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呈现一种动态特征，再通过供给方程、需求方程以及均衡方程进入CGE模型；其四，前面三种办法的各种组合，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或组合。

CGE模型使用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目前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具体的使用不是很多，国内的运用则更加有限，其方法也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其一，是获取数据的难度，目前有关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统计数据不太满足建立CGE模型的需求，特别是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以及数据的时效性方面；其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使用时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建立合适的CGE模型中的特定模块；其三，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系较为复杂；其四，面对中国具体情况，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市场在东中西部之间、在城乡之间、在不同行业之间、在国内与国外之间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正是由于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使用存在诸多不足，同时由于CGE模型自身的优势以及劳动力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使得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有更大的潜力与动力，其应用前景将更加广泛与深远。

参考文献：

[1] Johansen Leif.A Multi-Sectoral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M].Amsterdam：North-Holland，1960.

[2] Robinson S.Multisectoral Models，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M].Vol，Ⅱ， Chenery H， and Srinivasan TN， North Holland，1989：885-947.

[3] Fan Zhai and Santong Li.The Implication of Accession to WTO on China's Economy[J].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y Analysis， Melbourne Australia，2000，（6）：27-30.

[4] Dixon， P.B.，and M.T.Rimmer.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ling for Forecasting and Policy： A Practical Guide and Documentation of Monash[M].North-Holland，2002.

[5] John Gilbert， and Thomas Wahl.Lab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China's WTO accession package： an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3，（31）：774-794.

[6] Williams， F.Economic Impacts Of increased Mecico-U.S Labor Mobility： A 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Volume XVII， 2003.

[7] 沈可挺，刘煜辉.技术进步、工资变动与汇率调整――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金融评论，2010，（2）：29-38.

[8] 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多重冲击下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与结构――基于区域CGE模型的模拟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3，（10）：134-146.

[9] 薛俊波.基于CGE模型的中国农民工就业问题模拟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9）：128-139.

[10] 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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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对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争论不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我国的劳动力还是相当充足的；二是中国只是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没有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三是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得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时代进入到有限供给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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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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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19]同[17]

篇4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持续增长的困难。在实体经济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已非常缺乏,长期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中国也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可能带来储蓄率的下降。如果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速度均放缓,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除了依靠教育和培训这些通常的方式外,在当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可依靠结构调整得以实现。当前,结构调整应着眼于城市化进程中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这是中国发展的多赢策略。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内需和增长这些目标可以同步实现。不同的相关主体都将从中得益,实现共赢。

首先,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将在劳动力和土地跨区域的再配置过程中获益。

沿海地区将通过获得更多的土地利用指标,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的空间,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也能得到有效缓解,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蛋糕的做大将为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也没有受损。如果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可以解禁,将使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分享指标交易的收益。同时,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欠发达地区还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而这些收益加起来可能大于欠发达地区自己发展工业的收益。如果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多地转移出去,欠发达地区就能够更好地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使农民逐渐向农场主转变,农民增收将变得容易。

第二,企业也将在土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中受益。

如今很多人认为,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企业向内地搬迁的现象,以及所谓的“产业转移”。很多人甚至认为,应该以政府推动的方式采取所谓的“倒逼机制”,以促使企业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搬迁。但问题在于,这种企业的搬迁行为并非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的,而主要是由于行政机制所导致的资源价格扭曲,盲目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结果,很可能是使产业结构脱离劳动力资源的现状,一边出现“技工荒”,一边出现普通民工“求职慌”。若不存在资源价格的扭曲,企业选址将取决于资源的市场价格,进而实现有效率的结果。但是,如果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土地跨地区的再配置,则要素价格并非由市场机制形成。

第三方面直接和民生有关,将有三个群体在劳动力和土地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获益。

首先是进入城市的移民,他们在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同时,还将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其次,城市原有的居民。城市居民往往会错误地认为新移民的进入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我们应看到,在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城市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收益,就业机会增多,产业增长空间扩大,原有的城市居民也可以获得更快的收入增长。中国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一些大城市甚至已经出现养老金支付的赤字。而平均来说,城市新移民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年轻,因此将有利于缓解沿海地区老龄化的趋势。

有一种观点认为,沿海大城市应放松对于生育的管制。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沿海城市并不等同于欧洲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家间,当一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时,不妨通过鼓励生育加以缓解。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促进城市化进程和地区间的人口转移,显然是缓解城市老龄化问题更加行之有效的途径。特别是在大城市,如果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劳动力能够更为方便地获得城市户籍,则城市地区的人口质量将得到提高。

另外一个获益的群体是农村居民。有人认为,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如今在中国农村留下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学龄儿童,即所谓“386199部队”,因此中国农村已没有新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空间。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我们应该看到,现存的劳动力迁移模式是在人口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可以得到改革,让流动人口得以在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稳定居住下来,那么中国未来的家庭迁移模式就可能从更多男性年轻人迁移转变成举家迁移。而如今中国的现状却可能使很多人认为,城市只是农村劳动力年轻时打工的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劳动力最终还是会回到家乡。

于是,很多人用其在城市打工所获得的收入在农村建造新房。笔者在农村调研的时候发现,一些地区农村住房大量空置,甚至出现一些新建住房的空置。这些现象均是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产生的,其中隐含着巨大的资源浪费。我们应让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更多地在城市消费,而非返回农村盖空置的新房。

最后,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跨地区的再配置可以有效促进地区间和城市间的分工。

篇5

关键词 人口红利；效应；形成

一、什么是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人口红利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1．高劳动参与率

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据统计，截至2005年1月6日，中国总人口达13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为8.8亿，占总人口的70.15%。到2003年提高到70.4%，专家预测，在未来的15年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到2020年达到峰值。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的最高比例。

2．高储蓄率

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央行新近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

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我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我国有超过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即使在发生“民工荒”现象的2004年，我国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农民仍有1.2亿，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0%以上。显然，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疑造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一旦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就能发挥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的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总之，人口和劳动力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表明，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研究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

三、妨碍人口红利的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

（1）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4－1/3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然而，在农民工进城务工收益并未明显上升的同时，进城务工成本却大幅度提高。当然，仅就狭义的迁移成本看，似乎变化并不明显。甚至某些经济发达地区一定程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但从生活成本看，情况明显恶化。这是因为，随着城镇人口增加，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在内的生活资源的供给更加紧张，尤其是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城市生活费用的攀升，无疑增加了农民进城的生活成本。从机会成本看，农业税的取消和农业补贴制度的实施使务农回报明显提高，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相应增加。此外，农村义务教育学费的免除，意味着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费用的相对上涨。一项中国少年儿童中心的抽样调查显示，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中途辍学现象十分严重。但与跟随父母颠沛流离的农民子女相比，更为不幸的是大量农村“留守儿童”，他们无法跟随父母进城，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得不到应有的亲情、关怀和教育，从而影响其身心健康，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然而，在升学是“农村人”变成“城市人”的重要或唯一途径的现有体制下，那些得不到父母关怀和良好教育的“留守儿童”很可能重蹈父母覆辙，成为未来“农转非”的困难群体---这可能是当下农民进城打工的最大的机会成本。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著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近年来，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有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是：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在完善目前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四、如何促进人口红利效应的实现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减少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大量积压和流动不畅所造成负面影响，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它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于其它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它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提高劳动力素质。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里，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3．促进劳动力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制度，只有逐步废除这些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最大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鉴于我国城乡人口的不同发展趋势，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合理地向城市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样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降低城市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有效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

4．做实个人账户， 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如前所述：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尤为重要。

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 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 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

总之，“人口红利”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应对，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参考文献

[1]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 汪小勤汪红梅。

篇6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人口转变；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10-04

据统计，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004年，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又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受到限制。中国真的失去“人口红利”了吗?从人口增长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最早也应当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况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专家预测，中国今后15年仍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使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正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经济起飞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注：稳态增长是指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可参见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达1/3～1/2。

同样，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扩张，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有研究显示，在1982―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就使得中国在改革期间达到较高的储蓄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达最高44%。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经济能以高速增长。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中，有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见，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特点

由于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人口红利的特点也就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人口转变过程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一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下降，从而过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个缓慢、渐变的过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反之亦然。因此，虽然我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却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模式。根据人口学原理，一般我们将人口抚养系数或人口负担系数(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时期称为“人口之窗”或“人口红利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应始于1990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将降到最低。也就是说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趋势，即老年人口比重虽然不断攀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到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达到最高。从这以后，该比重逐渐下降。直到2030年，中国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期结束。这也是大多数人口学家所持有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负担系数只代表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真正意义上的负担系数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而不是根据年龄划分。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之窗应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将关闭。但不管哪种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它就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因此，如何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历史机遇，将人口红利继续转化为现实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对大多数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来说，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因而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时，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强制生育政策提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远远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也就是说，我国是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没有相应变化的基础上，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而也就过早地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即将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也就有可能丧失可持续性。所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导致了“未富先老”，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许多问题，构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战。

三、当前妨碍人口红利发挥效应的主要因素

虽然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使得人口红利的兑现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约。

(一)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时宜的转变，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现象日益严重。(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义狭窄的城镇失业率为例，1990年城镇失业率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为3.6%，2002年上升为4%，而2003年达历史新高4.3%，虽然4.3%这一数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着很高的失业水平，但从其连续多年攀升的事实来看，当前的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峻的。另外，许多劳动年龄人口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下，可能就会因此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势必会造成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社会需要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因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用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三)当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M.P.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城。一般来说，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农民进城的成本包括迁移成本、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而放弃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现实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因而削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也是在免除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的顺利就业。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工资收入存在差异，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保护本地劳动力优先就业；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不覆盖外来劳动力；就业相关的政府服务机构只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服务等。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十分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人口红利的兑现。

四、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从分析中，我们知道，未来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与适宜的政策、体制以及是否充分就业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

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众所周知，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才能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沉淀。具体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要根据岗位的需要，交由劳动力市场来选择；在待遇上，规范目前混乱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保护外来劳动力的合法经济权益等等。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这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注：世界银行（2004），《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设》，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从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从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在未来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而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而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文化培训、职业教育等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个人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四)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必然会引起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从1997年起实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个人账户存在“空帐”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使得养老保险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这就造成改革后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为条件。目前，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而从第一条件看，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如果没有财政的补贴和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都是巨大的，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将难以为继。目前养老统筹的覆盖率也很低，2002年，离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84.1%，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仅为44.9%。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每一种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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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洪，郭亚模.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J].西北人口，2007，(2).

[3]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1).

[4] 蔡，毛美艳.“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J].开放导报，2006，(2).

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School of CPC in Taizhou，Taizhou 2253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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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类似的机遇也基本上只有一次。在200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别指出，“人口红利”期是为发展中国家打开的“机会的窗口”，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性机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韩国在1961年把家庭计划(即计划生育)确立为一项国策，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随之出现了“人口红利”期，韩国政府抓住了这一机遇，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国际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和资金支持，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

我省的“人口红利”期大致从1986年开始，到2029年前后结束，持续40多年。此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段：2001年前，少儿负担系数相对较高，总体在30％以上，老年负担系数较低，总体在10％以下；从2002年到2016年，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都比较低，总负担系数均低于40％，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人口最多仅供养0．4个非劳动力人口，是我省人口负担程度最轻的时段；2017年以后，少儿负担系数仍然较低且保持稳定，大体在20％～22％上下，老年负担系数则不断攀升，将从20％提高到30％。能否根据不同时段的特点，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推进我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期，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三个方面的机遇：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价格便宜，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构成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快。过去五年是我省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质量最好的时期，这既是省委、省政府率领全省人民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推进“三个转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表明我省已经从“人口红利”中获益。

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根本途径。我省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充足，另一方面是就业压力巨大。因此，一要坚持就业优先．确立以就业优先和兼顾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扩大就业规模、降低失业水平为当务之急：二要鼓励自主创业，从体制、政策等各方面为自主创业营造环境、降低风险，既可大量增加就业岗位，又可促进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三要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讲，获取“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四要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引导和鼓励他们到基层建功立业，这是一个“人口红利”的宝藏。

投资于教育和健康。劳动者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是获取“人口红利”、建立人力资本的重要条件。我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不高，人口素质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等问题仍较突出。一些传染性、突发性疾病已经对人口安全构成了威胁，就医难的问题也较突出。将公共财政优先投资于教育和健康，既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然要求，也有“人口红利”期本身带来的发展机遇。以教育为例，随着受抚养少儿人口的减少，为教育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为实施农村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减轻了压力，为逐步走向普及高中教育、发展大学教育提供了可能。因此，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尽快实现两大基本目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同时，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尽其才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积极构建养老体系。在“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前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也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遇。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做准备。我省“人口机会窗口”大约在2029年前后关闭，留给我们应对的时间也就是20来年。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与保障体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做好准备，已成为事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现实问题。因此建议：要加快建立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对城镇主要是完善，对农村则需要加快探索建立。“人口红利”的形成，计划生育家庭功不可没。因而在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时，应当首先惠及计划生育家庭，比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助制度等，都是具有养老保障性质的“德政善举”；要大力发展老年福利事业，由政府投入建设一批综合性老年活动场所和设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社会福利领域，逐步形成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骨干的老年福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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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现状的分析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工业园区的周边地区人口发展有如下基本特征（其周边地区主要是指赵巷镇，重固镇，赵屯镇，*镇）。

1、户籍人口规模较小。人口总量呈现减少趋势，并达到保持了低生育水平，本地户籍人口为16.72万人，仅占常住人口总数的63%。

2、常住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常住人口总数为26.51万人，其中非本地人口9.58万人，来自于本区乡镇的人口总数为2.64万人，占非本地人口的27%。来自于*其他区的为0.36万人，占非本地人口的4%。来自于外省市的人口为6.58万人，占非本地人口的69%。外来流动人员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较快发展，投资环境优化，社会生活稳定，对各类人员提供了较好的创业和生活空间。

3、人口流失现象比较严重。户籍人口本区以外居住半年以上者为2.06万人，占户籍在本地登记人口总数的11%。呈现明显的向其他地区流动趋势。

4、人口城镇化比例较低。在本地户籍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仅占38%，农业户籍人口占62%。因此，城镇化发展的起点相对较低。

5、人口年龄金字塔呈现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人口年龄金字塔呈现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的陀螺型不稳定结构。这样的年龄结构，对于劳动力的供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况。

2000年工业园区周边地区常住人口年龄金字塔

6、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平均人口老龄化程度11.5%而言，目前本地人口老龄化程度7.87%相对较低。相对于国际通用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7%而言，本地区人口刚刚进入老龄化。但是从人口年龄金字塔形状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将加快。劳动力的供给，养老保障等人口发展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7、社会抚养系数较低。本地区的社会抚养系数为26.4%。也就是说，平均每4个劳动力人口，只需抚养1个非劳动力人口。这对于社会平均积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抚养系数将会加速提高。

8、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由于受现有数据的限制，不能统计本地区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参照*区的总体情况。*区每万人中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为306人，而*市总人口中，每1万人中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是1094人，*区的平均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足*平均水平的1/3。仅从这一指标看，目前的本地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水平较低。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本地区人口的总体认识可以归结为：人口总量偏低，结构相对滞后，与扩展后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

二．*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人口发展的思考

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口专家分析：*在目前新一轮发展中的定位，主要是以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发展产业的代价是损失居住的优质环境。工业园区内不宜搞大型居住区，临近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其居住的特点只能是针对工业园区的蓝领阶层，适宜于公寓式的居住特点。因此，人口规模不宜过大，同时目前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又不适应新一轮发展的需要，必须扩大人口规模，以利于调整人口结构，尽可能地满足发展的需要。

鉴于这样的理论认识，结合当前*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发展的特征，按照人口调整的理论，人口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调整力度为劳动力总数的60-80%可以满足需要。因此，比较适宜的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在55万

工业园区产业结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关系到*城市化的进程。鉴于现行生育政策，到2005年，工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0.5-1%左右，常住人口计划生育率在95%，人口自然增长处在低生育水平。因此，工业园区的扩展，必须加快人口的导入，具体措施是否从以下六个方面考虑：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化（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在产业化的迅速形成并集中集聚的过程中，使人口大量集聚。产业化发展还会使人口素质结构发生趋优变化。

2、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适应性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西劳东输、西劳进园区”，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想城镇转移，择城居住，并带动非就业年龄段人员进城。

3、吸纳*中心城区迁移人口。过去10年，*人口郊迁了100万，根据人口郊迁梯次扩散的规律，未来*郊区被赋予更多接纳中心城区疏散人口的重任，要制订系列配套措施，吸纳*中心城区迁移人口。

4、有效调控户籍人口机械增长。改革与完善城镇户籍管理政策，进一步放宽小城镇户口和自理口粮户口迁移政策；分层次外来人口迁入本地，运用市场、行政、法律手段，鼓励开发商参与园区建设；运用土地户籍等政策，引导人口的“投资移民”和“智力移民”。积极引进有利于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人才，同时要用好现有的人才，尽量避免本区人才的流失。

5、重视外来流动人口有序增长。健全全区人口综合调控机构，制定政策、规范管理。吸引人口要注意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要吸引高学历、年纪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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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关老龄化危机的说法不时见于报端和网络。倡导此论者大都想将文字变成警钟，提醒国人注意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的种种危机，暗示政府应该放松乃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我敬重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但却不能不说：有关老龄化危机的预设很可能是伪命题。

首先，“老龄化挑战”与“老龄化危机”是两个概念。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西方世界就开始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迄今尚未遭遇我们所说的老龄化危机。

美国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老龄人口增加了两倍，国民收入则翻了三番。日本2006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2660万，属于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龄化国家，可是日本的经济仍然极为发达。基于这个事实，已经经历了老龄化考验的国家提出了“人口不是命运”的口号，普遍将老龄化当做应该庆贺的进步现象。

其次，中国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并非独特到难以解决的地步。渲染“老龄化危机”者都强调中国“未富先老”，会遇到诸多可怕的难题。

从表面上看，这个观点似乎言之有据：中国2011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9.1%（国际上公认的老龄化标准是7%），同年人均GDP仅为5449.71美元（发达国家为人均两万美元以上）。

不过，只要参考历史上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个成问题的假设：1950年，世界超过60岁以上人口达到8%时，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都不到1万美元（换算为今天的水平），也属于“未富先老”，但“老龄化”并未阻碍它们的发展。

事实上，由于劳动人口年龄上限的增加，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以2011年为例，劳动力新增人数比老龄人口新增人数多1.1%。从人口预测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按15～59岁计，2020年按15～64岁计，2050年按15～69岁计（欧盟已列入计划），约从目前9亿略多先增长到10亿，然后逐步减少，到2050年仍维持在9亿。也就是说，所谓的人口红利远未终结。

相反，由于产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目前仍有多达2亿的待业人口，许多中年以上人群存在严重的就业难问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为这些人提供就业机会，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只要应对得当，“老龄化挑战”将带来巨大的机遇。国人非但不会老无所依，而且将接近各尽所能的境界。由此可见，强调“未富先老”者预先设定了老年人的非生产性角色，其偏颇的立场决定了他们难以作出合理的判断。

最后，渲染“老龄化危机”者忽略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危险：巨大的人口压力正在使生态系统走向恶化。在许多担忧“老龄化危机”的人眼里，“白发苍苍，摇篮空空”是个可怕的征兆，但实际情况恐怕恰好相反。

篇10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导致农村的多生行为,“多孩”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通过转移农村过剩人口,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吸走的农村人口不一定是过剩劳动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劳动力和精英劳动力。因为迁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些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口以及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更有可能选择迁移。这样过度而且具有选择性特征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就不是“人口适度”和“人口红利”,而是农村“人口亏损”和“人口负债”。这也告诉我们,人口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农村无农民不稳,无农民不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也要推进农村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稳定的农村,城市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兴旺的农村,城市将很难有持续的繁荣。没有新的农民人口补给进来,农业发展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将因为没有兴旺的农业、农村作为后盾而失去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当前“无农不稳”的新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