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竞技体育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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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萌芽期：联邦政府对精英体育政策的有限的间歇性资助（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末） 

相关研究表明，从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只为体育的发展提供间歇性的支持。但即便如此，1901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的体育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实现的，体育的服务主要来自私营机构中非盈利性部门，体育发展的基础是俱乐部[1]。各州体育政府机构协调地区比赛并组织州级锦标赛，而联邦体育管理机构组织全国锦标赛并派队参加国际比赛。[2] 

尽管这一阶段早期，联邦政府体育部门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但是联邦政府却十分清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成就可以推进国家建设进程。1919年澳大利亚奥林匹克联合会（Australian Olympic Federation，AOF）成立后不久，AOF就为参加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而寻求联邦政府的帮助。同时联邦政府希望AOF可以募集更多的资金使运动员参加以后的奥运会比赛。[3] 

1945年二战结束后，由于受到战争对资源的消耗以及战后经济重建等问题，精英体育没有获得大量资助。体育管理自身的事物，寻找自身的资源[4]。澳大利亚作为爱好体育国度的声誉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后达到顶点，澳大利亚在此次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比以往任何一届都要多。优异成绩的取得证实了重视国际体育成就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对奥运会的投资能够激发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1.2 形成期：联邦政府精英体育政策的兴起与初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初） 

到了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的体育体制框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2年新当选的惠特拉姆政府认为应该给予包括体育在内的经济和文化事务更多的控制。联邦政府于1973年推出两大政策举措：第一，政府在旅游和休闲部的名义下设立专家组织。第二，建立由西澳大利亚大学体育教授约翰·布龙菲尔德负责的咨询计划调查报告[5]。布龙菲尔德建议联邦政府通过康乐署实施国民休闲计划。该计划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澳大利亚精英运动员培养和体育科学研究能力计划[5]。后来由昆士兰大学的体育科学家艾伦·科尔斯主持对策及建立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可行性进行检查[6]。调查最终形成了“为澳大利亚体育精英服务”的报告建议[7-8]。1975年马尔科姆·弗雷泽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获胜。自由党对于大范围的体育经费资助并不感兴趣[9]。弗雷泽总理认为体育事物应该由体育行业自身管理，随即撤销了旅游和休闲部[8]。虽然弗雷泽政府继续对国家体育组织提供支持以提高对精英运动员的行政支持，但是，体育总经费在弗雷泽政府的前四年任期内呈下滑状态。[10] （本文不完整，需要体育毕业论文请联系客服）

我国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特征，竞技体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分级的政府财政拨款，即国家级运动队由中央财政拨款，省市级运动队由省市级财政拨款，地市级运动队由地市级财政拨款。这种稳定的财政来源有力保障了我国竞技体育辉煌成就的取得，但是实践中也消解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完善以及新一轮依法治体进程的推进，政府发展竞技体育的缺陷逐渐显露。澳大利亚精英体育发展的实践为我们体育市场的培育、激活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发展带来思考。 

3.3 价值多元：精英体育政策演进发展的内在引擎 

联邦建立后很长时间内，体育政策都不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育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彰显。随着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澳大利亚精英体育在国际赛场获得的辉煌成绩，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体育开始主导澳大利亚人的文化生活。政府开始认识到体育不仅是澳大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构建民族形象、发展民族个性、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经济发展、推进大众健身、促进健康积极生活方式的建立、改变社会条件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等的绝佳途径。体育论文的价值开始多元化，并成为公共政策讨论的合法焦点[24]。执政党也越来越能理解体育对于体现一个民族发展象征的价值以及实现选举的普及作用。价值多元成为澳大利亚精英体育政策演进的内在张力。 

举国体制下的唯金牌论使得竞技体育的积极价值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得以体现。以竞技体育促进全民健身为例来看，我国的竞技体育基本上与全民健身是相互脱离的。特别是从奥运优势运动项目分布来看，我们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的运动项目，现实生活中基本没有群众基础。为体育竞赛而建造的体育场馆由于地理位置、功能开发不足等原因也与大众健身生活相互脱节。当前我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体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迈进，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应通过体育政策的调整和引导，不断彰显竞技体育在促进全民健身、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多元价值。 

3.4 引领示范：精英体育政策演进的价值定位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初，主要重视大众健身的开展，特别是1939年大众健身委员会（CNFC）的成立，工作的着力点就是国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以及学校体育教育的规划，与精英体育没有多大关系。体育政策的重心也是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但是联邦政府却理解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成就可以推进国家建设进程。自由党认为精英体育的成功可以刺激基层体育的发展，还可以创造民族英雄并将激励其他人效仿，并创建澳大利亚体育学院，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的建立为联邦精英体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之后的工党政府成立的休闲和旅游部，也认为对精英体育投入的越多就越能促进整个社会的体育参与。于是联邦政府的体育政策开始向精英体育倾斜，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体育学院建立到90年代末，联邦的体育政策基本上都是围绕促进精英体育的发展而设计，大众体育发展相对缓慢。进入21世纪，联邦政府反思了精英体育的发展政策，对体育政策的关注点进行调整，将关注点汇集在大众体育的发展上。如2001年的《澳大利亚竞技能力的回归：一个更有活力的澳大利亚》、2010年的《澳大利亚体育：成功的通道》政策的实施等[25]。我们的竞技体育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竞技体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全民健身都是脱离的。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引导实现竞技体育对全民健身的引领和示范，让国民得益于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就是推进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推动力。 

4 结 语 

纵观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发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放任”发展期，体育政策并不在联邦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上，体育的发展基本围绕发展社区体育和积极推进精英体育两个维度推进。70年代以后，体育运动的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及联邦精英体育水平的下降，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联邦政府开始在精英体育上奋起直追。创建AIS、成立ASC、“下一步”“保持发展势头”“奥林匹克运动员计划”“运动员职业与教育计划”等促进精英体育发展的体育政策相继实施。 在体育政策加速发展时期，联邦政府体育政策关注的焦点是精英体育及国际赛场上的优异成绩。在经历精英体育的辉煌之后，整个国家却变得越来越不活跃，联邦政府随即对体育政策进行巩固和整合。“活跃澳大利亚”等促进大众体育发展的政策相继问世，掀起体育政策回归大众的趋势。 

我国的体育政策总体上也经历了由建国之初重视大众体育的发展到重返奥运大家庭后的重视精英体育的发展，以及现在的大众体育和精英体育的协调发展历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体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体育回归民生也是我国体育发展的趋势，促进大众体育发展的体育政策理应成为我国体育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Australian News and Information Bureau Sport： A Reference Paper[M].Canberra：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nterior，1962. 

[2]Daly， J.Quest for Excellence：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M].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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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实体经济；发展瓶颈；对策

作为河北省11个设区市之一，廊坊市地处京津冀城市群十字骨架的交点位置，主城区距北京和天津中心区分别为40公里和60公里。幅员面积6429平方公里，总人口435万。辖三河、霸州两个县级市，大厂、香河、永清、固安、文安、大城六个县，广阳、安次两个区和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列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曾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称号和中国人居环境奖。

一、廊坊市县域实体经济发展概况

为激发县域发展活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提速，廊坊市发改委日前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国家新“四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加快落实全省县域经济腾飞计划，实施县域经济腾飞“六大工程”，涉及工业、农业、三产、园区、项目集聚带动工程、城乡建设统筹工程，发展县域实体经济成为了廊坊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图1为2010―2012年县域经济的发展情况。

上述资料所示，各县域的经济发展不均匀，其中发展最好的是三河，其次是霸州，其他县的经济情况发展比较均衡，差别不大。

二、廊坊市县域实体经济发展瓶颈

1.农业水平低

廊坊市的农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生产手段比较落后，多数地区还处在人工生产层次，机械化程度较低，机播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为75.9%，机收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为27.9%。有限的土地承载着过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户均只有三五亩或七八亩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目前廊坊市农业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

2.产业体系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县域农村大部分产业集中在养殖业或种植业，农业产业结构非常单一、链条较短、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布局分散。目前，廊坊大部分乡镇企业分布在各村庄或小集镇，只有少部分分布在县城，如城郊型的燕郊镇、万庄镇，商贸型的胜芳镇，工贸型的左各庄镇、牛坨镇、夏垫镇，工矿型的段甲岭镇、李旗庄镇以及旅游型的安平镇等。过于分散的产业布局使乡村工业布局分散化、规模细小化、经验管理封闭化，不利于产业规模化发展。

3.县域投融资体制不完善

首先，廊坊市财政支出中各种负担加重，而财政收入增长却十分缓慢，能够用于小城镇建设投资的资金很有限。其次，廊坊市县域的金融服务主要依靠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以及数量极少的其他国有商业银行。随着这些金融机构的制度改革，借贷越来越困难，这几类金融机构不能有效满足县域实体经济的需要，这就使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受到很大限制，严重影响了廊坊县域实体经济发展的步伐。

4.工业基础薄弱，缺乏自主品牌

廊坊市毗邻京津，使其具有产业对接、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辐射协同发展的区位优势，但是，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品牌、资金等储备少，工业发展缺乏自主品牌，主要依靠域外的招商项目，自己的主导产业多数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完全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导致该模式带来的成本优势、创新优势、学习优势等尚不明显，致使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廊坊市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熔剂白云岩、水泥用灰岩、紫砂陶瓷用粘土、海泡石以及地下热水、矿泉水等，目前这些资源的工业开发价值不高。由于主导产业中的传统制造业主要是资源、能源推动型和粗放式加工型经营模式，导致资源利用率极低，资源浪费严重，投入产出比失调等等。

三、提升廊坊市县域实体经济竞争力的对策

1.深化体制改革，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加大县级政府对县域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发展的自信，政府也可以在必要时为其提供资源和政策扶持，帮助其获得发展动力。政府可以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金融支持、政策支持、教育支持、税收支持、财政支持等等，其中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言，最主要的是发挥政府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搭建银企沟通平台，增进银企之间的了解，为信贷资金供求的有效衔接创造条件。为金融机构扩大有效信贷投入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促进县域实体经济的发展。（2）认真落实“三农”金融政策，确保支农贷款的支农效果。强化对支农贷款的监督和管理，促使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合理、有效发挥，确保支农贷款的支农效果，促进农民增收。（3）加快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县域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信用环境。同时要正确把握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防范信贷风险与加大信贷投入的关系。

2.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首先，要加大县域招商引资力度。近年来，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融资成为了县域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要素，很多地区把依靠外力、实施外向带动作为促进县域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具体表现就是通过引进外资，加强技术合作，有效提高县域实体经济的科技含量和竞争能力。

（1）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对于廊坊而言，发展优势主要在于地理位置优越、特色资源丰富等，借此廊坊形成的比较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物流业、家具产业和旅游业等。

（2）加快城乡建设步伐，推进城镇化进程。城乡失衡容易使经济发展陷入瓶颈，所以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资源的合理及时流通，是加快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

（3）全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化，把优化发展环境落实到实处。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者，在引领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优化发展环境，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是促进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

（4）实施人才战略，提高县城的全民素质。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优秀的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加快人才培养，提高人才队伍素质，是发展经济的内在要求。

（5）利用历史、社会、人文背景，梳理县域的品牌效应。历史、社会、人文背景是一个地区文化底蕴的体现，现在提倡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因此，注重文化，形成发展品牌效应是提高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必要方式。

其次，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对于县域实体经济而言，农业作为传统的和基础性的行业，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走专业化、多元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道路。促进农业与工业、第三产业的结合，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农民增收是当今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有效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业附加值，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可以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使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不但从种、养业中获利，还可分享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增加收入。

3.保护自然环境，借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1）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粗犷的发展观念，大力提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倡导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

（2）调整产业发展格局，优化产业结构。在发达国家，服务业、休闲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都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行业消耗资源较少，环境污染也较小，是比较环保节能的产业，而且经济效益较高，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因此，我市在发展县域实体经济的时候，不仅要发展农业，还要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

4.统筹城乡经济，推动县域实体经济城镇化发展

近些年来，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有效地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也能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同时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有两种：第一是外部的就业渠道。通过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第二是内部的就业渠道。具体指：（1）农业内部转移。它是指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畜牧业、渔业、林业等方面的转移。（2）农村内部转移。它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的转移。通过农业组织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渠道，提高农民的边际收益，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化，是切实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刘俊杰.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5：143-156.

[2] 周金堂.国家背景下的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M].北

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23-45.

[3] 靖继鹏，张海涛，赵筱媛.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的选择及

产业发现模式[J].经济纵横，2004，（5）：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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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热；经济性；政策性

abstract: north some cities implement the stop welfare heating, pays the heating organizational reform which directly after individual the heating spends, how to hand over heating fei cheng the hot topic of discussion which common people discussed.

key word: heating; efficiency; policy-type

前言

北方一些城市实行停止福利供暖，由个人直接缴纳采暖费的供暖体制改革后，怎样交供暖费成了百姓议论的热门话题。

供暖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性社会公益事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需求，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热力用户严重拖欠采缓费，已经成为北方地区冬季供暖的主要问题。随着城市供热逐步实行社会化生产和商品化供应，规范供热和用热的法规尚未出台。使得城市供暖愈发凸显出其与时代的错位。首先调整供暖关系的《北京市住宅锅炉供暖管理规定》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当时城市住房改革尚未全面展开，房屋多以公房为主。根据相关规定，供暖费原则上由单位负担，除非采暖人没有单位。当时现如今住房已完全私有化，但供暖方面却没有出台新的规范；此外如何在政府的计划指导下将服务性社会公益的“供热”作为商品进行生产、流通和消费，如何制定合理的热价，并按热计量收费等等问题。另外，由于供暖合同自身具有的特殊性，使得其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也并不协调。具体说来，当前供暖合同纠纷案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造成拖欠供暖费原因多种

一种是用户所在单位与供暖方签订协议由其交纳供暖费用，单位效益欠佳导致供暖费累计拖欠；此外，有些单位职工购买了单位房屋的产权，但是未及时通知供暖单位变更供暖合同，造成用暖职工不知交纳，所在单位误以为职工已经交纳，而供暖单位等待用暖单位交纳的脱环现象；第三种情况是，一些职工离开原单位，但未及时变更供暖合同，形成了上述脱环现象，造成供暖费多年拖欠。

（二）供暖合同纠纷举证难，对于供暖质量和标准问题，特别是供暖期间以后，用暖人举证较为困难；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甚至败诉的后果。

（三）供暖欠费纠纷大幅上升

以近三年宣武区法院为例，2002年收案167件，2003年收案212件，而2004年收案猛增达1506件。从受理此类案件的绝对数量上来看，每年均以400％的速度增长，是民事案件中增长最为显著的一类案件。从该类案件占该院民事案件的比重上看，由2001年的0％增长到2004年的近10％。由此可见，供暖纠纷大量出现，已经成为今后的一种必然趋势。

（四）按照政府对公益事业的要求，供热企业不能像其它商品生产者享有随意提价或停止销售的自由。使得改建供热系统投资的费用承担问题与 政府供暖价格计划控制成为难题。特别是建国几十年来盖的楼房，在设计供热系统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节能和计量问题，供热系统本身存在着不具备热计量、环保和热调控能力的固有缺陷。此外，不论新建还是老系统改造，均需要加装必要的设备，同时对供热系统的水质也要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投资需要增加，导致供热成本增加，但按照政府对公益事业的要求，供热企业又不能像其它商品生产者享有随意提价或停止销售的自由；其次是供热收费机制不健全，处罚不缴费者无相关法律可依。热既然是商品，它的价值就应通过价格来体现。集中供热对同一地界内的千家万户具有相对的垄断性，它不能像一般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易。所以“热”又是一种特殊商品。据此，在制定供热价格时一方面要全面测算供热的经济性 ，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供热的政策性，否则，不仅计量供热推广不了，还会酿成社会的不安定。

（五）诉讼主体的特点

从2002年受理的167起案件中来看，原告多为供暖中心和一些物业管理公司。到2004年，原告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供暖单位逐渐成为原告起诉的主要形式。而以接受供暖服务对象为原告的案件却及其少见。

（六）被告主体呈多元化趋势

从1961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冬季暖气收费的暂行规定》至今，北京市依然延续着由单位承担的原则。从而也导致了供暖方只与职工所在单位签订供暖协议，这样，以单位为被告的案件占到主要地位。尤以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主。随着城市住房改革的不断推进，加之个人支付取暖费的商品房增多等原因，一批劳动者享受的福利供暖待遇正发生变化，以个人为被告的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在这些以个人为被告的案件中，被告多为下岗工人、失业人员等社会低收入人群。

二、案件呈现出以上特点的原因

（一）传统的供暖协议与《合同法》的不相适应性

我国供暖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一项福利事业建立起来的，当时供暖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供暖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根据 1994年出台的《北京市住宅锅炉供暖管理规定》，政府对供暖开支不再统包统管，而转向由采暖用户所在单位负担，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由采暖用户个人负担。但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后，供暖体制很难适应《合同法》发展的要求，逐渐凸现出与法律规范诸不相适应的地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供暖协议签订的不自由性

目前的供暖协议签订的现状是，为个人采暖用户付费的单位并非出于自愿与供暖单位签订供暖协议，而是迫于市政府的强制性规定。2、 供暖协议履行的制约性，《北京市住宅锅炉供暖管理规定》中规定，采暖用户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供暖费的，房地产管理机关可以责令其限期交纳，情节严重、拒不交纳的，经房地产管理机关批准，供暖单位可以停止供暖。由此可以看出，供暖单位行使权利受着行政规章的制约。即使采暖用户具有“情节严重，拒不交纳”法定停止供暖情节的，却还要受到房地产管理机关的批准。从目前的社会大环境来看，考虑到地方政府的稳定因素，房地产管理机关很难批准供暖单位停止供暖。所以，针对采暖户拖欠采暖费的情况，供暖单位只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这显然与立法本意不相适应。3、供暖协议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供热在技术上系整体供热，在采暖方欠费时，供暖方却不能停止供热，以保证整体供暖。

二）作为用热单位一方的行为

1、用热单位无力支付供暖费引发的纠纷

一些用热企业经营不景气，效益不好，本来对职工的基本工资都难以发放，更不用说对职工供暖费的支付了。而传统的由职工所在单位代缴的机制当面临单位无力支付时，就显现出诸多弊端，使得纠纷扩大化。

2、用热方未及时变更供暖协议引发的纠纷

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随着公有住房制度的改革，部分用热单位对供暖费用的承担方式也随之进行了改革。用热单位与职工约定，职工承担一部分供暖费用，或是将供暖费用直接发放给职工个人，由个人直接缴纳供暖费，单位不再负担该项费用。但是用热单位却未曾对原供热协议中供暖费的承担条款作出相应变更，使得自己仍然是供热协议的一方相对人，仍应对供暖费承担付款义务。另一种情况是，在职工调离单位，或者被辞职后，为其支付供暖费用的单位没有及时与职工就供暖合同中供暖费用的支付方式等条款进行变更或解除，而当供暖单位收取供暖费用时，职工原单位却难咎其则，以致于双方对供暖费的承担产生纠纷。

        （三）作为供热单位一方的行为 

1、供暖质量不合格导致的纠纷

如住户室内温度不达标，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温度标准、时间标准。但由于采暖户其没有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或没有在瑕疵发生时采取有效的手段解决，以致在诉讼中不能举出任何证据，从而无法获得法庭认定。

2、用热单位的法律意识增强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被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围中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制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供暖单位也不例外。另一方面，近几年由于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给供暖单位的经营也带来沉重的负担。虽然物价局核定的供暖费在逐步增长，但采暖户拒不交纳采暖费的情况还是大量存在，使得供暖单位举步维艰，从而也就使得以诉讼方式讨要供暖费的案件大量涌现。

三、当前审理供暖纠纷案件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一）采暖户要积极举证。由于热具有传导性，因此在温度问题上应注意做好取证工作，比如请公证处鉴定温度、低温保持的时间，调查问题的原因等。做好证据保全，才能使问题得到合理和有效解决。

（二）关于供暖合同权利义务的对等性问题

供热在技术上系整体供热，在采暖方欠费时，供暖方难以行使一般民事合同主体的不安抗辩权，不能停止供热，以保证整体供暖。由此供暖合同具有与其他民事合同不同的公共服务性、行政强制性、强制履行性的特点。正是由于供暖单位具有以上的特殊性，所以当采暖方拒绝付全部款项时，法院应不予支持。因此，笔者认为，在现有供暖体制和政策法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供暖单位应当采取积极形式与采暖方签订供热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尤其是明确采暖一方应当全额支付供暖费用，避免出现纠纷时无任何法律依据。另外在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有关供用热力合同的规定，针对其自身的特殊性，对合同中有关权利义务条款的内容作出更为具体、明确、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定，以便使对供暖纠纷的处理完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上来。

1、供暖合同条款内容的变更

供暖系公益事业，供用热力合同通常执行政府定价。但在许多供暖协议中，却没有出现供暖的价格标准，而是应当按照当时的实际价格执行。但是随着物价指数、供暖方式的改变，一成不变的价格标准显然不能支持供暖单位的正常运营。当政府定价上调时，供暖方往往不及时通知采暖方价格变更，由此采暖方拒绝履行上调部分的差价。因此，笔者建议对供暖价格进行调整后，供暖单位应当及时通知采暖方，并积极与采暖方就新价格的约定在原合同中作出相应变更。

2、供暖合同的终止

在大多数供暖协议中，都是由供暖单位直接与职工所在单位签订供暖协议。但实际采暖人由于离岗、企业分流等原因于其所在单位脱离关系，但其单位未能及时通知供暖单位终止供暖合同导致原实际采暖人名下的供暖费拖欠数年。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供暖协议尚未终止，另一方面支付采暖费的当事人并非实际采暖人。所以当发生诉讼时双方都会各执一词。供暖方认为供暖协议尚未终止，原采暖人所在单位就应当支付供暖费用；采暖人所在单位则认为，供暖对象并非本单位职工，故不应履行付费义务。针对上述情况，在传统供热体制尚未改革前，用热单位应增强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工作责任心，在单位人员的工作情况发生变更后，及时修改供暖合同中有关条款，及时与已经离岗的人员解除合同。

（三）供暖费用的承担主体应如何确定是法院在解决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中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根据《北京市住宅锅炉供暖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供暖费原则上由单位负担，除非采暖人没有单位。但在今天住房私有化的形式下，并没有新的规范调整个人私有房屋的供暖费用承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追索供热费案件的若干意见》之规定，即以合同主体为标准，一采暖个人所在单位或无单位个人本人为补充的确定被告原则。而在审判实践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签订供暖合同的，虽然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双方没有签订合同，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也成立。但因为长时间政府政策规定由单位代职工缴纳供暖费，使得一些供暖单位先告职工个人，这些职工以采暖费应由单位负担为由提出抗辩，故而被告主体不适格，供暖单位只能先撤诉，然后再告单位。此外，虽然北京市高院在被告主体确定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政府规章同时存在规定的情况下，这就使得供暖方在选择诉讼主体时有了多重选择，结果出现错误。从最近几年的案件审理情况来看，撤诉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应逐渐统一相关法律规定，完善有关诉讼主体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免对当事人造成误导，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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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方面大的转折。一是在总量关系上从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供大于求的失衡成为供求关系的常态。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从生产领域、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消费领域。二是在改革层面，局部经济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原有体制遗留和前期改革措施不完善导致的矛盾在这一期间集中显现。例如两种就业制度的并轨、纠正“拨改贷”留下的问题等。三是在对外开放上，前期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受惠于“开放”的阶段已经转变为需要重点应对外来竞争和防范外部风险的阶段、更大程度上支付开放“代价”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多方面矛盾集中释放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社会主要经济关系总体协调、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实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实属不易的。其中，过去五年来的经济政策体系在左右大局、调控总量、协调矛盾、应对危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就经济发展看，过去五年的主要成绩在于五个方面。一是通过强力的扩大内需政策保持了国民经济在高增长区间的稳定运行。二是产业结构已经出现明显升级，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等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四是城乡人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五是在国际竞争中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主动权。

过去五年工作的主要政策经验

在过去五年中，我国的经济政策体系处于多方面调整的过程中。其中影响较大的政策包括，扩大内需的政策（例如1999年12号文件、积极的财政政策），农业及农村发展政策（例如敞开收购、顺价销售的粮食政策）、产业调整及结构升级政策（例如坚决关停“五小”、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的政策）、就业政策（例如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政策）、金融风险防范政策（例如规范金融系统及资本市场的政策）、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例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

值得强调的是，在过去五年的政策代价中，调整总量关系的政策代价与体制转轨代价（例如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产业发展代价（例如技术改造财政贴息）、制度建设的代价（例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纠正前期改革措施缺陷的代价（例如债转股）等交织在一起。发展与改革、短期与长期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是相互融合的。很多方面的政策代价是过去矛盾累积的代价（例如“劳动力要素脱出旧体制”在前期改革中明显滞后）。而且很多政策代价实际上还将继续施惠于以后的发展（例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建设）。

在过去五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其别值得总结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中，一是就业政策。在始料未及的“下岗”出现以后，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和“再就业服务中心”这样一种过渡形式，把确保基本生活来源调整为首要政策目标，这使我们相当成功地应对了一场社会矛盾激化的危机。二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系中持续采取了“技术改造财政贴息”的内容。调控总量关系的短期性政策延伸到了产业发展、产业技术升级等中期性产业政策领域，这是我国政策体系在宏观调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创造。三是在农业中大力推进“一退三还”、“坡地休耕”等政策，通过财政援助下的资源、要素退出方式“积极”地平衡粮食供求关系。在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产业“退出”政策将可能是最亟待完善的政策部分。四是鼓励消费与促进增收、调整社会公平杠杆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在连续降息、启动消费信贷等措施基础上，给公职人员加薪、建立最低生活费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完善社保体系等都对改善社会经济预期发挥了良好作用。“恢复征收利息税并用于完善社保”的政策也是刺激消费和调整社会公平杠杆并用的有效政策。五是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及时采取法律性、行政性措施。“九五”计划曾设想主要通过征收资源采掘费等市场化手段促进可持续发展，但1998年以后采取了全面“禁采”、“禁伐”等措施，坚决关停污染严重的“五小”，这些经验具有相当长远的意义。

此外，在“国企三年脱困”、防范金融风险、发展与规范资本市场、推进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就业岗位增加等方面的政策上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当前看，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良性运行区间。预期2003年的经济增长仍将在7.5％左右。但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一是价格的连续下滑。居民消费价格已经连续10个月再次运行在负增长区间。千万不要低估价格紧缩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尖锐。农民收入增长迟缓仍是农村市场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而农村市场不启动，供大于求的失衡局面就不可能根本改观。三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不仅西部大开发要继续加大力度，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振兴也需要给予高度关注。四是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应当注意到，当前我国和国外经贸矛盾的原因已经从“顺逆差”问题转向对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国”的重要立足点是就业岗位向中国的转移。五是国有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仍未得到根本触动。占有最优质资源的国有经济运行效率仍决定着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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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差距；政府公共政策；既得利益集团；弱势群体；公共利益取向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013-02

1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的整体收入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波动中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已经由改革之前1978 年的257上升至2011 年的313。我们横向对比公认为在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最富裕州的人均GDP不到最贫穷州的2倍。而在中国，据2011年的权威数据显示，最富裕地区和最贫穷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86496元和16117元，差距达到537倍。并且这种收入不平衡的表现是全方位的，有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城市间差距、城中村和普通农村的差距等。从理论上来讲，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悬殊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两极分化则会抑制效率的提高，甚至是重挫经济的发展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奥尔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它们会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邓聿文把中国的利益集团界定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他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特征总结为：“①发展的不平衡性；②形态的模糊性和过渡性；③获利的非正常性和行为的表面合法性；④利益的排他性；⑤权力的至上性；⑥缺乏法理的正当性等特点。”既得利益集团共同点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他们会越来越熟知怎样操纵国家公共政策，并且冠以合适的理由。因此，他们获得的利益会越来越多，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这部分人利益的安排，使得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会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将进一步攫取更多利益，然而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此它们会消极对待政治改革，并且它们有很大的能量阻碍改革，能够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比如水电系统、计生系统、证券系统、房地产系统（地方各级政府、金融部门、房地产商等）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利活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且加剧分歧，造成“制度僵化”。当今转型时期的中国，既得利益集团首先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者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异变成为维护其利益的工具。（这在收入分配改革、公车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费改革等方面一一表露无遗。）其次，既得利益者以特殊的权力身份，合法的政治决策参与来侵蚀公共权力，阻断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严重侵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最后，它们还会损害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在机构、国企、垄断行业、价格、要素、教育、住房分配制度等方面对改革措施的扭曲，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国目前有些部门、有些地方的发展主要是靠透支未来、资源和人口红利来维持增长，根本就不可持续。）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在世界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在初次分配层面，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下降；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等；不少观点认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的问题并不是体现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这也是那些利益集团得以富起来的主要原因。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反映到一些媒体、论坛上，也常分为极端的两极，大家理性的沟通越来越少，谩骂越来越多，甚至还带有一股戾气。在普遍心怀怨气的时代，仅郭美美的一条微博，就掀起了轩然大波，重创了中国红十字会；一块手表，一套房就有可能成为反腐利器。

2在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

改革一般有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之别。中国前30年的改革基本上可称为增量改革，通过做大“蛋糕” 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它并未改变对权力的分配，也没有对权力的约束，那些靠近权力和资源配置中心的有权者及与权力关系贴近者成了最先致富的群体。增量改革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和严重的收入差距及贫富不均。而存量改革则恰恰相反，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实现最终的制度创新。发展是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永恒的主题，很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在当下关键的转型时期，中国的发展事业由做大蛋糕的增量改革，变为侧重于分蛋糕的存量改革为主调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经济议题和政治议题。

近些年，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实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得以推进。过去政府关注的重点大都在宏观政策层面上，这些做法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减少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笔者认为在这基础上政府还有一些政策需要调整：

第一，在市场经济体制渐趋成熟的情况下，政府职能应该向加快公共服务方面转变。在不断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及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也要完成自己角色的转变，戒掉政府以往贪劝、恋权的顽疾，以制度化的制约，将权力牢牢约束在牢笼里，并从根本上做到、做好“简政放权”。以一个我们非常普遍、非常重要，也是中国当下腐败高发――更是民生关注焦点的城市化建设中的征地问题为例，政府推动城镇化建设，几乎是毫无例外想方设法征地搞基建。有很多征地和基建项目完全是市场化的商业问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那只手以看得见的方式肆意地参与、指――甚至是导演了整个征地流程。有许多征地的例子，政府一方面以各种手段低价从百姓手中拿到土地，另一方面则通过调整土地性质一转手通过高价流转给各个开发商。政府在这个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并没有履行好自己行政服务的本来职能，而是扮演了土地低买高卖不光彩的“买卖人”角色，也给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温床，为社会所诟病。

第二，为了有效阻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政府公共政策应该更倾向于关注公平。为有效地解决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公共政策关注的重点应从效率转到社会公平上。政府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它的一些政策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价值去等价交换，而是要以社会关照、社会补偿等原则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一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优先考虑广大公民的公共利益取向，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我国政府虽然建立了基本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项目，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公共教育体系、劳动就业安置、福利性住房制度以及城乡社会福利等体制。但是这些机制并没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各个方面的政策行动比较分散，各项制度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并且各项社会政策行动的目标也不太明确。在我们高举发展的大旗的经济事业中，要进一步完善上述社会各项保障制度，完善纳税体制等，并使之形成一套各方有序、相互协调的公共政策体系。还是以房产为例，这是中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工作中无法回避的“刚性”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对于一个公司和他的员工来说，一个对员工充满善意比能致力于和员工一起成长和发展的公司，最好的方式就是能让员工拥有公司的股份，这样才能最大化地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并能激起员工为企业发展不懈努力奋斗意志。如果将一座发展中的城市比作一家成长中的企业，那么她的千万居民百姓就是伴随她一起成长的企业员工，而房屋不动产就是这座城市的原始股份，让她的百姓分享城市发展果实的最好方式就是能拥有至少一套房屋的不动产。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城镇化已经完成，城市人口也相对稳定。发展中的中国是在城镇化的道路上，有大量的人口转移到城镇，而稳健的城镇化道路，需要城镇能真正容纳这些人口，这就需要让这些人在城镇中能劳有所居，居有所安――简而言之，就是能买得起房或是租得起房，至少是能有希望和信心地在城镇工作。但中国现行的房产政策，则是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一线城市，保障住房不完备的同时，是高高在上的房价和房租。

第三，为了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需求，应当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变。当今中国的利益主体以既得利益集团为主，中国要实现多元化社会，政府部门就要控制既得利益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通过法制途径来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限制。当然，还可以从精神层面上鼓励、奖励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使其拥护政府公共政策，以确保政行令通，达到约束、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目的。要实现多元化社会，还要在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充分发展非政府组织（例如进一步发展壮大工会等社会团体），给予“弱势群体”足够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樊纲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距与政府公共政策[J].发展论坛，2006（6）.

[2]迟福林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J].发展论坛，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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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对体育院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进行反思，分析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立足于体育院校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与需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合力，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趋人性化、个性化和社会化，不断增强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应对策略。

［论文关键词］体育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 困境 对策

体育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体育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提高体育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培养合格体育人才的重任。相对于普通综合性院校，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大，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这纵然与社会环境变化、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有关，但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理念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不能与时俱进，教育指导思想也缺乏现实针对性。本文试就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困境提出一些对策性思考。

一、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境分析

1.机械地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脱离了体育大学生的个性需要。纵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基本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教学内容是关于世界、国家、社会等问题的解说，而教师往往只是按照教材或者是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体育大学生成长成才所遇到的思想问题、现实需要的角度去选择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目标，其解说难免会因问题宏大而抽象，难以被大学生接受。看不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人需要满足、个人自我发展完善的关系，不仅会使大学生失去了自觉自愿接受外在思想观念影响并内化这种影响的内在动力，而且会使他们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外在于个人需要的来自国家、社会的强制要求，使他们疏远甚至拒绝思想政治教育。

体育院校大学生是大学生群体中有着独特个性的一类，具有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精神品质，表现在个人需要的问题上比普通大学生更感性、更具体、更现实，偏向于生理心理需要甚至物质利益的满足。这既与他们自身的主观因素有关，也与社会环境、专业特点有关。竞技体育的爆发效应影响到体育大学生的思想走势，使他们潜意识里对知识的学习、技能的训练增添功利色彩。同时，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在场馆里自主训练专业技能，学生个体本位思想相对浓厚。僵化地理解和利用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一味地强调社会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集体利益，忽视体育大学生的个性需要，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常常处于高耸的神坛之上，让学生感到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容易激发大学生的戒备心理和逆反心理，容易遭到大学生的漠视，甚至反感、抵触，教学效果甚微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限制了体育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但人的理性的获得不是自然生成的，而主要是通过教育进行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理性是社会规范在教育对象个体身上内化的结果。这表明大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形成需要教师把社会的思想伦理规范传递给他们，作为他们思想观念形成的重要资源。因此，理论说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观念形成的必要方式之一。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不是单向宣传式的灌输过程，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虽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引导作用，但由于思想认识是贯注大学生的主体精神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一定的思想伦理规范能否被接受，能否转化为个体内在法则，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关键。

长期以来，体育院校不恰当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突出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忽略了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总体上看，体育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不甚理想，虽然思想活跃，但缺乏深度；热爱专业，但很少关心时事；政治参与意识强，但缺乏理论素养。一方面，由于政治觉悟不高，缺乏政治敏锐性，高压式的思想教育在政治观念淡漠的体育大学生面前会遭受冷遇，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流于空洞的说教或口号式的宣传，难以被大学生认同和接受；另一方面，会给大学生造成错觉，似乎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我们只要被动接受就行，最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目中无人”。过度功利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体育大学生的主体性缺失了。这种工具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难免使大学生同样对其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仅在于获得完成学业所必需的几个学分或成为走向社会的一种政治资本。这样就会严重影响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3.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专业教育，离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从体育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环境来看，其思想伦理观念的形成既有学校教育的塑造性影响，也有社会的诱导性和自身习染性的影响。因此，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学校各专业、各部门和社会教育合力的发挥。但长期以来，体育院校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专业教育，忽视了体育院校学科的单一性和差异性，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学相互游离，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试图用一元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标准并以课堂抽象概念演绎与推理的形式去教育大学生，离散了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

首先，体育院校大学生专业情节浓厚，重视体育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体育大学生一般都具有体育专项特长，这是他们的强项和优势，但是他们的弱点和劣势也非常明显，也就是文化基础薄弱，人文素质不高，大多数体育大学生对文化课尤其是思想政治课的学习提不起兴趣，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抵触情绪。随着社会对体育人才要求和评价标准的专业化，当代体育大学生更专注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掌握，忽视了综合素质的提高，这主观上削弱了他们对思想政治素质重要性的认识。众多的体育训练比赛又占去了大量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剥夺了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有效学习机会，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其次，体育专业课程多数是技术课，其学习的环境和形式完全不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多的是在广阔的场馆采取师傅带徒弟式的示范性技法学习，难以渗透思想教育内容，使学校教学离开思想政治理论课便不再谈思想政治教育。体育专业教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位现象，直接造成结合专业教学特点的强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力量不足。对于体育大学生来说，在运动场上跑惯了、跳久了，回到相对严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很难唤起他们用“理论武装头脑”的志趣与需要。

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认知教育由专任教师担任，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实践活动往往由学工部、团委来进行。由于归属不明，两方面的教育者难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教育合作。这就会造成，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认知教育因缺乏相应的实践渠道和手段的支持，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说教；另一方面，由学工处、团委来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理论引导而变成一种形式化的活动，不能起到有效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质的作用。缺乏两方面合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极易导致大学生的智能分离、言行脱节。

最后，体育专业大学生经常参加体育比赛等社会活动，接触社会比较多，直面形形的思想观念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和定型，思维方式因缺乏理性深度而呈直观化、表面化和感性化，正确的立场观点容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动摇，当他们所见所闻的社会现象与学校教育不一致时，学校的应然教育招致社会实然教育的强力消解，大学生在相互矛盾的校内外教育中会产生迷茫与困惑，甚至怀疑学校教育的科学性，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陷入低迷。

二、增强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途径

1.立足于体育大学生的发展需要，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趋人性化。要想取得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就必须要彻底改变单纯讲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把理论说教与大学生切身的利益、成才的愿望、存在的思想困惑有机联系起来，创造条件，运用各种途径设法满足大学生的正当合理需求，实现人性化教育。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理念，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以大学生为本，满足大学生的合理需要，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尊重和实现大学生的个人价值，最终促进其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体育院校大学生非常重视自己的切身利益，首先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要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以正确的态度看待他们的自然性需求，而不是采取虚无主义和禁锢主义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必须实现转型的根据。当今中国处于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表现的过渡时期，折射到价值观上表现为由原先强调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集体利益向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辩证统一的新型义利观转型。个体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个人利益不仅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地位，也获得了道德价值的认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相应地由强调个人利益的克制转向关注个人利益的保障，尊重关注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利益需求成为选择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使教学内容既有主导价值趋向的先进性内容，也包含适应社会现实的广泛性要求的内容。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重视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有的放矢、不失时机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体育大学生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尽可能满足其在成长过程中的精神需求和生理心理需要，从而增强体育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2.立足于体育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趋个性化。面对现代社会对人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主体创造性的呼唤，体育大学生特有的张扬个性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和发展。体育院校必须把弘扬主体性、培养个性化纳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体系，抛弃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单向强制灌输，把学生当做工具来打造、当容器来灌输，实施“非人”教育的思想，建立教师主导性与大学生主体性辩证统一的教育观念。在这一教育模式中，教师与学生平等交往，双向主动，教师负责价值引导，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基于自身的思想基础和内在的需要，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能动地选择接受教育的影响进行自我建构。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平等关系。学生的主体性得以确立，能动性得到发挥，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展现。在这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思想观念的主动构建者，而不只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和理论灌输的对象。过去那种居高临下、我讲你听的传统做法得以抛弃，教师更多地采用民主讨论的方式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沟通，耐心听取他们不同的意见，支持鼓励有见地、有思想的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发挥他们的潜能。

在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大学生的主体性，更可看做是个性化教育的一部分，它承认和珍视大学生思想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注意挖掘、培育和张扬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的个性，弱化、修正、遏制不利于其人生未来发展的不良习性，做到扬长避短，因材施教。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关键是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遵循体育大学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个体差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做到“对症下药”。因此，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大学生自身，正确分析并合理引导体育大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考虑他们的实际思想水平和可接受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是让体育大学生削足适履地对教学内容全盘吸收，而是让他们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八仙过海，使其个性特长各显神通。只有适应体育大学生个性化的发展要求，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与他们的要求对接，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型体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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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特征;困境;对策;广东东莞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时期，这一转变必将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又将面临一次生存发展的命运抉择 。

农村集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实行了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农村大部分的集体经济组织放弃了集体统一生产经营;然而，在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以及许多城市的郊区农村，一部分集体经济仍然坚持保留着集体统一生产、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济方式。所谓“苏南模式”“顺德模式”“龙岗模式”“东莞模式”都曾在全国辉煌夺目。广东省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大，工业化、城市化水平高，2008年东莞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量为1 134亿元，占了广东全省农村集体经济资产的4成。也是目前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最多的地区(全国农村集体集体资产约15 000亿元)。但是金融危机后，东莞的农村集体经济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统一生产经营的经济模式究竟发展前景如何?能不能坚持走下去?笔者以东莞为例，对统一生产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进行探讨研究。

1农村集体经济的特征

目前我国在沿海地区和城市效区的一些像东莞一样的农村，由于所在的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比较快，农村集体经济在产权形式、经营管理方式、组织结构上都有着不同于农业种植业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特点[1]。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坚持了集体统一生产经营和分配，坚持了走集体经济的道路。这种集体经济的模式促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东莞农村在改革开放中繁荣富裕起来。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具有不同于“公社化”时期、也不同于其他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特点，这些特点成就了东莞农村经济的辉煌，也正是这些特点衍生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矛盾。

1.1生产经营上的特点

我国农村集体由于占有着土地资源，因此发展土地和物业出租成为了一些集体生产经营的主要方式。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基本上都是以物业出租为主要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外资或民营企业进入到东莞农村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农村集体则以集体的土地建设厂房和商业铺位出租，从而逐渐形成了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出租物业的经营模式。2007年东莞村组两级集体经营总收入140亿元，其中物业出租收入86.4亿元，占61.7%，还有10.3亿元的管理费和6.4亿元的结汇收入，共占15.1%，这两部分收入也是由厂房和土地出租而带来的收入，实际上东莞农集体经济75%以上的收入是依赖物业出租。

1.2产权制度的特点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行了家庭土地联产承包制的产权改革，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把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给了农民，而集体经济的意义只保留在形式上的土地所有权和一部分用于集体公共产品的提留。东莞的集体经济却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产权改革道路。东莞产权制度改革的特点是:一是资产集体所有，统一生产经营。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力，将土地集中起来使用，统一进行开发，建厂房商铺等物业，由集体统一出租经营。集体将土地的经营、收益、处置权重新集中到集体手中，而农民只有收益享有权。但集体统一经营的内容已不是过去的农业生产，而是土地、厂房和商铺等到物业资产的经营。二是建立股份合作制。2004年东莞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进行了一次股份合作制的改革，建立了村一级的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和村民小组的股份经济社，以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取代村委会成为集体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三是资产量化，股权平均分配到个人。将集体的资产量化，分别建立集体股权和个人股权。个人股权按照合作社人数，平均分配，实行每人一股的平均股权制。四是产权固化。股民的个人股权实行“生不增，死不减”的制度，个人股权也不能转让、流动，实行了固化封闭式的产权制度。

1.3 组织管理结构的特点

在我国农村组织管理上基本上采取了“二合一”和“三合一“的组织管理体制。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采取了行政领导和经济联社领导合一的方式，即村委会主任兼股份合作社董事长，实行的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领导体制。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党支部、村委会、股份经济合作社挂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统一使用。近年来有所变化，有些村党支部书记不再兼董事长和村委会主任。

1.4劳动生产方式的特点

东莞市农村集体经济内的村民生产劳动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劳资分离。东莞的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方式主要是物业出租，需要参与管理的人数很少，除少部分人参与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外，大多数的股民不参加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生产，就是说股份经济合作社内的的合作并不像过去的生产队，既是生产资料和资产的合作，又是劳动合作关系，大多数的村民脱离了经济合作社的劳动，劳动就业主要是个人自己解决。

2农村集体经济困境的理论分析

近十几年来统一生产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在全国的发展呈衰退的趋势，以乡镇企业闻名全国的江苏“苏南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集体企业改革中，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大多易手私人，广东顺德的集体乡镇企业也在“亮女先嫁”的改革声中基本上消失。金融危机发生后，农村集体经济遭遇更为严重的冲击，经济收入大幅下降，相当一部分集体经济面临生存的严峻考验。目前如东莞这种类型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实践过程中遇到许多羁绊和束缚，如:生产方式单一化、固定封闭的股权结构、经营决策中的效率、农村公共服务责任等问题。理论和实践上碰到的许多困惑和疑虑，应从理论上深入认真的研究，得出较为清晰的理论认识，减少盲目性，以指导实践的发展。

2.1生产经营方式

首先，应客观地看到，东莞市这种集体经济单一经营方式的形成是客观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改革开放初期，迅猛而来的外资企业需要大量的厂房和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利用这种土地资源优势建设厂房、商铺出租，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投资少、风险小、管理简便、见效快，能迅速带来经济效益。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基本上依靠这种方式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农民也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实践证明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当时选择这种生产经营方式是正确的。然而，集体经济这种单一的生产经营方式，它本身就带有它天然的缺陷:一是收入单一。厂房商铺等物业收入成了集体经济主要收入，有一句名言为:“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而单一的经营方式恰好应证了这句话，东莞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在金融风暴的袭击下大幅度下降，单一的经营方式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二是物业收入的升值空间小。东莞的厂房租金30年前8~10元/m2，而30年来所有的物价都升了许多倍后，厂房的租金不升反下降至8元/m2以下。三是自主性差。集体经济掌握的是厂房土地，而生产企业都是外资和民营个人的，生产经营的主体不在自己手上，就不能把握经济的主动权。

金融危机发生后，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逐步陷入了困境。分析起来原因在于:一是以出口为主的中国加工制造业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生活消费方式的转变，进口商品的减少而下降，而寄生于加工制造业的厂房出租也走到了尽头，以厂房出租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农村集体经营方式也就陷入了困境。二是国家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规划的制约。东莞经过一段快速工业化发展后，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后，对产业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被限制;而城市也逐步走上园区集中发展的道路，农村集体经济小规模分散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三是国家土地政策的收紧，用地指标严格控制，使农村集体经济土地开发的空间越来越小。四是东莞农村集体的土地资源已经不多，面临着资源瓶颈。东莞以物业收入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近几年来增长不断下滑，已经预示着这种生产经营方式的生长力已经衰减。

2.2集体产权制度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近十几年来建立了一些类似东莞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围绕农村的股分经济合作制度的产权问题，出现了几个难题，如:如何看待平均分配的股权模式?如何看待股份产权的固定化、封闭式问题?

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度的建立，有着它积极进步的意义，一是社员享有了收益分配权，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集体经济产权对于社员主体的虚置和集体经济与社员利益关系不紧密的问题，提高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的关注程度。二是一人一票的决策权的配置，使得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体现。三是农村干部的权力受到了制度的约束和民意的监督，增强了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感，较好地克服了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抑制了铺张浪费，保障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然而，从这种股份合作制的本质来看，它是建立在一种农业经济的基础上，集体股份合作社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土地，然后是依赖土地建设的厂房等物业。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共有，那么构成这个集体的每一个社员个人都平等的享有，股份合作社的股权设置理所当然是按人平均，每人一股。所有权决定分配权，集体的收入分配按照平等的股权来平均分配，也就是顺乎逻辑的事了。平均股权和平均分配的产权制度对于一个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合作组织来看有它的合理性。然而，它本质上没有脱离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巢臼。过去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在这种制度下能顺利的走过来，集体经济能够很好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土地资源的丰厚地租红利，以及它主要是出租、收租式的比较简单的管理方式，平均主义的产权制度还能适应这种经济方式的发展的要求。但是如果是进入激烈的市场竞争，进行复杂的生产经营管理，这种平均主义的产权制度就显得软弱无力。其原因一是平均主义的产权制度是没有效率的。公平和效率是天生的一对悖论，股份合作社无论男女老幼、贡献大小，股权和收入一律平均分配。这种产权制度在实现公平的同时也牺牲了效率，调动不了个人的积极性，形不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也就难以形成集体经济组织的高效率。二是股份合作社按每人一票的方式来决策，降低了经济组织的经营效率。现代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使公司董事会在日常经营中有决策权，而东莞的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凡重大决策必须要通过全体股民投票，董事会成员也是一人一票，无法通过董事会的风险承担机制和灵活的随机决策来提高经济组织的决策效率。因此，也造成了东莞集体经济基本上是保守型、物业出租型的经营方式，除了个别村外，绝大多数村都无法直接经营企业和多元化经营，平均股权的弊端显露无遗。

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生不增，死不减”的不能转让，不许流动的固定封闭的产权制度，其初衷是想保护原村民的利益不受到侵蚀，但是在一个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保守的保护手段是否能有效呢?固化封闭的产权制度是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进不来，其后果是资源不能通过流动整合发挥其最大效率。资源要在市场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不断的重新整合，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比如合作社的一成员，有一更好的投资项目，如果能将本人在股份合作社的股份转让转化为资金，而将资金投入到自己创业的项目，就能使自己的这一份股份资本发挥了更大的效果。同样，外部的资本如果能进入，为股份合作社带来新的项目、新技术和新的管理理念，可以给股份经济合作社带来新的活力。由于东莞的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固化封闭的产权制度使得集体经济缺乏活力，在生产经营上无法突破单一的物业出租模式，生产经营上闯不出一条新路子来[2]。

东莞这样的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组织，从上面对它的产权和分配方式、管理方式的分析来看，它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合作制作为一种比较保守和稳定的体制在一些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但是从经济日趋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大潮流下，不走向现代化的企业体制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从东莞集体股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似乎也看到了这种体制日渐颓势的迹象。1989—1998年的10年间，集体经济纯收入年均增长27.5%，1999—2003年的5年间，增速降为8.3%，2004—2008年的5年间，增速进一步降至3.4%，2009年前三季，同比为-6.0%。截至9月底，收不抵支的经联社将达359个，占全市559个经联社的64.2%。当然，集体经济的发展的境况恶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可否认产权问题是其中的最重要的原因。

2.3政企合一的组织体制

农村股份经济经济合作社的产生，使农村在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经济管理组织，而且多数村采取了“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或“三块牌子，两套人马”的组织结构，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政企不分、社企不分”。实行这种体制的好处是，机构精简，机构人员少，党政企组织之间协调容易，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决策的效率，党政和社会组织可以从经济合作社取得经济资源的支持，党政和社会组织有了资金保障。然而，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日益发展，原有的组织管理体制却逐渐显得不合时宜了。外来人口的增多使人员构成复杂化，人们的利益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机构在小生产的农业经济时代，有着精简、节约、便于协调的优点。而对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农村却显得不合时宜了。党支部、村委会、经济合作社各个组织的性质、职能不同，如果政企不分，不能各自独立，分工运作，就必然会互相牵扯，互相制约。以行政干预企业，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以企业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也会造成社会管理公平、自治的原则的丧失。社会管理是追求公平、关爱、和谐，而经济合作社是以追求赢利为目标，不同的职能和目标的组织合在一起，随着管理的幅度和深度的加大加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互相掣肘的负效应。比如在在收入分配上，村委会作为行政和社会管理组织，想通过分配实现公平平等、济困救难、同享福利、社会和谐的目标，而经济组织却是想通过分配实现奖勤罚懒、激励先进、提高效率的目标。两者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

2.4农村社会公共服务责任

从东莞农村的公共服务的情况来看，目前农村的公共服务资金主要靠集体经济承担，据东莞2007年提供的资料表明，东莞农村集体用于社会教育、治安、环境卫生等的支出达40亿元，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分配的51% ，全国其他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的农村集体情况都有类似情况。我国长期以来农村的公共服务由农村自己解决，成了天然合理的原则。今天以新的统筹城乡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就值得商榷了。自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后，打破城乡二元发展结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使城乡居民平等享有社会公共服务，已成为社会和政府的共识，为农村居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应该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再从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的关系来讲，谁掌握税收和公共财政，谁就应该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而村级组织不是政府组织，没有征缴税收的权力，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另外，再从东莞农村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来分析，目前像东莞这些工业化、城市化发达的农村，已经由农业经济转为工业和商业经济，大量的工商企业在村里需要提供大量的治安、环境卫生、文化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的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对于村集体经济是沉重的负担，以至造成农村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长期不能较好的解决。

3对策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必然会面临一次实质性的经济调整，发展还比较稚嫩的农村集体经济肯定会遇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如何走出困境?选择什么样的改革发展路径?先要从理论上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发展问题思考透彻，有一个明确清晰的方向。东莞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组织作为我国集体生产经营的一个样板，既有它的实践意义，也有它的理论研究意义，风阳县小岗村重新回归集体统一生产经营的道路，很有启示意义。集体统一经营的发展模式全国和东莞都有成功的经验，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应该是继续坚持和探索的方向。但是，像东莞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要不断的改革创新，才能适应现代工业化、现代城市化的发展。

我国农村广阔，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目前我国实际上存在着完全不同性质的2种集体经济，一种是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集体经济，另一种就是如东莞这样的以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农村集体经济。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管理体制也不同。对于像东莞这样的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究竟是保持原来的农村发展路径还是城乡一体化，或是现代城市化，其方向决定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显然，像东莞这样的农村应该逐步去“农村化”，不应总是按照建设农村的思路来发展。应该朝工业化现代化和现代城市化的方向走，按照这样的方向和思路来思考和选择改革和发展的路径。

3.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农村集体股份经济产权制度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革，一是平均主义的股权问题，二是股权的固化封闭问题，三是决策机制的效率问题。要解决这几个问题可以考虑从破除平均股权结构来改革:可以在保留原有的个人股权不动的情况下，拿出一部分集体的股份，出售给个人，可以让村干部和一些能人购买更多的股份，打破平均股权制度。可以让股权通过转让流动起来，股票在流动中自然会打破原来平均分配的股权结构。可以对外吸收一些资金进来，扩大合作的范围。外来资金进来不但带来资金，同时还会带来新的经营理念、新的技术，给企业带来活力。通过股权结构的改变，使企业内形成利益和效率机制，然后建立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机制，改变过去每人一票的分散低效率的决策机制。

3.2改革生产经营方式

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生产经营的主要问题是“单一化”，即有2种意义上的单一，一种是单一的物业出租，一种是单一的工业生产。这种模式在实践中证明是不稳定、风险高。改变单一的生产经营方式，实行多元化经营[3]，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一是改出租为经营。过去只是将厂房商铺出租收取租金，今后应该考虑将厂房商铺物业进行经营，参与管理，提供多种服务，增加物业收入的附加值。比如，把商铺物业整合成专业市场，进行经营管理，为市场提供各种服务，如商务服务、物流服务、中介咨询服务、技术服务等，通过开拓多种服务来扩大经济收入来源。二是开展合作经营。农村集体经济过去也曾尝试过自己办企业，由于技术和管理水平低，效果不好。现在可以尝试与人合作经营，通过参股，与比较有发展实力的企业合作经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各种社会中介和监督机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给企业经济合作提供了保障。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东莞的农村经济工业发展很快，而相对服务业发展滞后，通过发展服务业来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特别是为工业服务的物流运输、商务会展、技术服务、商品检测等服务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利用过去的旧厂房进行改造，来发展服务业。

3.3改革组织管理体制

在农村工业比较发达、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农村，“三快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了，改革的思路应该是逐步向现代城市的管理体制过渡。实行政企分离，党支部、社区、股份公司各自独立，各尽其责。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改革应该根据各个地方、各个村不同的情况来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从东莞农村的情况来看，各个村的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很大，不可能一刀切，只采用1种模式，至少应该有3种模式可选择:一是集体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可以选择向现代股份公司制改革，建立规范的现代股份公司制，将企业推向市场做大做强。二是集体经济有一定基础，但是实力还不是很雄厚，向现代股份企业制度改革的条件还不具备，可以考虑保持原有的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三是集体经济非常弱小，甚至于集体经济负担沉重，资不抵债，集体经济无发展前景，这种集体经济也可以采取“休克疗法”，取消集体经济组织，将农民纳入城市居民管理，为他们解决基本的社会保障，使他们尽快转变为市民，融入城市，避免这类农村被“边缘化”[4]。

3.4改革公共服务方式

统筹城乡发展，政府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像东莞这种类型的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城市化，那么理所当然，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应该逐步转移给政府。问题是政府财政可能会负担加重，一时难以承受。可以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的配套改革来解决政府的财政负担问题。农村集体经济既然是一个经济组织，有着一定的经济收入，就应该承担纳税义务，政府可以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征税来解决政府的财政负担问题。如果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朝现代股份公司改革，按照企业的性质纳税，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其财政负担也就减轻了。

4参考文献

[1] 祝俊峰.把东莞城乡一体化水平提升到更高层次[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2] 陈荣平.跃进大未来——东莞发展模式转型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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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经济；金融调控；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058-01

货币政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组织管理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是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所采取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一般地讲，区域经济与货币总量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区域经济差异会对货币总量及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产生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宏观货币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主要是以总量调节为主，采取全国"一盘棋"的做法；但由于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传导途径等方面的差异，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形成了不同的货币政策效应。与此同时，统一货币政策在熨平整个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回波效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从宏观货币政策的角度来探究如何促进省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是目前面临的既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指导作用的课题。

一、我国三次较大货币政策变化的简要回顾

一般地讲，货币政策分为扩张型、紧缩型和均衡型（又称稳定货币政策）三种类型。按照凯恩斯学派的"相机抉择"理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货币政策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依据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的调整一直在"松-紧"之间进行相机选择。其主要有：

（一）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3年至1997年）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高增长、高通胀的运行态势，通胀率的峰值一度达到24%。基于此，人民银行其间2次加息，向专业银行发行融资券，以抽紧其银根；1996年开始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金融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并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

（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7年）

在此期间，稳健的货币政策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下降以及经济增长减缓的严峻局势。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大了国内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

二、货币政策的变化对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理论、模型和数据的说明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般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有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汇率渠道和信用渠道等。从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角度看，　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体可分为两种："货币观"（包括利率渠道、汇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等）和"信用观"。"货币观"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主要是通过"货币途径"来完成的，　强调利率或者货币供给量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信用观"认为，　金融资产有货币、债券和银行贷款三种形式，银行贷款是特殊的，债券不能与之替代，货币政策是通过银行信用影响局部投资水平，进而影响产出。

（二）主要结果分析

表1列示了货币政策对地区投资和信贷影响的回归结果。第（1）列的结果表明，新增货币量最多的会显著地增加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而利率增加会减少投资额；我们还发现，人均GDP越高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越高。第（2）列交互项的估计系数进一步表明，新增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于发达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正向影响更大。这就说明，发达地区对于全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如果我们用贷款额作为因变量，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参见第（3）和（4）列的结果）非常类似，人均GDP与新增货币量的交互项不仅为正，而且还非常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上述结论，即发达地区对于全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而欠发达地区则反应更为微弱的结论。

三、政策建议

（一）在方式上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施应健全合作机制

货币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其传导过程中，强化人民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对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尤其重要。这其中要适当扩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调控权限，赋予其根据当地货币信贷实际供求状况和不同的结构性调控需要确定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的权力。同时，地方政府要尽量减少对央行分支机构的干扰，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对当地金融机构应健全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促使其贯彻央行各个时期货币政策的意图。

（二）在目标上宏观货币政策应立足于结构调整

针对当前我省经济结构失衡这一根本性问题，宏观调控的切入点应当立足于经济结构调整，在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重视和突出区域结构的调整，以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区域结构调整上，应妥善处理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实施适度差异化的区域金融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各地区的资金边际利润率，改变货币供应量的地区分布，促使社会资金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同时趋向地区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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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市场经济体 流动性新规 货币政策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十年中，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重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框架和传导机制。全球经济和金融联动性增强使得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日益趋同。因此，经济冲击的传播，尤其是通过金融途径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金融全球化拓展了经济危机传播的渠道，加剧了风险的相互融合。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全球化使得外部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经济和金融环境，并增大了央行预测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以及制定货币政策的复杂程度。

一、流动性新规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

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新流动性监管标准，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经营以及货币政策框架产生重大影响。流动性新规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在经济金融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增强银行部门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

在流动性新规出台之前，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持有了较高份额的流动性资产，这部分源于较高的准备金要求，部分则由于监管当局对流动性的特殊规定。此前由于国际流动性监管规则缺位，一些跨国银行或者跨国银行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更倾向于保持宽松的流动性，由此会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金的跨境融出，并增加银行体系期限错配的风险。流动性新规出台有望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更具弹性的银行体系。

净稳定融资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指标受到重视，因为净稳定融资率更加关注因期限不同所引起的流动性缺口。过去由于筹资的短期属性使得银行大多发放短期贷款，加之资金流入充足，银行对筹集长期存款缺乏动力，流动性缺口并未引起重视。

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会使得那些在国际市场融资活跃的银行减少其投资组合收益，并影响到这部分收益的再分配。特别是流动性新规的乘数效应，会减少银行的部分国内信贷和跨国借贷。在金融危机期间，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价格下降得更多。如部分拉美国家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蒙受了持有大量债券的惨重损失。

当更加严格的流动性监管标准要求跨国银行或国内银行减少贷款期限转换时，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体系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即银行是否应该发行长期债券为其信贷投放筹集资金。

总体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均将存款作为其投放贷款的主要来源。因此，较之于诸多发达经济体，旨在减少批发融资的流动性监管新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未受到同样关注。近年来由于私人部门存款增长滞后于银行贷款业务，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步将融资渠道转向外部。此外，银行大量扩张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但同时负债期限没有相应延长，因而一些国家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现象持续存在。

近年来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银行逐步开始重视国内长期融资。与外部借贷、国内银行发行国际债券相比，发展资产抵押证券市场的收益更大。尽管如此，短期内，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银行不会替代资本市场成为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也可能形成不可小觑的阻力，因此面对资金持续大量流入时，一个深化的金融市场也并非万能药。

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

（一）汇率政策

浮动汇率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广泛支持。如哥伦比亚，自1999年哥伦比亚放弃了汇率目标区间制以后，比索汇率的灵活性增强，灵活变动的汇率降低了国内物价水平。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央行通常认为，只有当汇率剧烈、迅速波动时，央行才需要出面干预，而当全球利率恢复至正常水平时，应停止外汇干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加大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最通常做法是建立外汇储备缓冲，以减少持续的本币升值预期所引发的投机行为。但如果本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缺乏弹性，或者金融制度设计不完善，仅靠汇率浮动也不能完全抵御外部冲击，同时也可能由于汇率的自由浮动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当然，也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明确应该稳定汇率。如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认为，对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能源型经济体而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货币购买力平价更能保持产出免受冲击。

（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

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以强化央行管理汇率的主动性。一些央行认为可以通过允许实际汇率按照均衡汇率潜在升值，设定汇率正常波动区间以及允许本币升值空间，以维持中期实际有效汇率。比如，以色列银行估算了以色列谢克尔的实际均衡汇率，并分析了如何通过实际均衡汇率干预外汇市场。捷克国家银行研究了通过长期均衡汇率测算捷克共和国加入欧元区的时机。

从实践来看，实际均衡汇率一般通过模型估算得出，货币政策制定者想籍此精确指导，并做出抉择是很困难的。此外，考虑到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汇率超调所引起的出口损失，货币政策制定者往往使用利率和汇率政策组合来对抗本币汇率升值。

（三）将汇率政策内化于货币政策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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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与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相对比，县域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而国土和人口占绝大部分的县区，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县区，越来越跟不上城市经济发展的步伐。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区域单元即县域经济，它包括县、乡、村经济，具有综合性、基石性和多重性等特点。因此，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但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比如现阶段财税政策如何支持“三农”等问题。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我国县域经济涉及的主要财税政策，并结合县域经济的特点，分析总结出最适合县域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关键词】县域经济；农业发展方式；财税政策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县域是我国最基础的行政单位，是我国给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单位，县域经济发展是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县域经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终会成为“无源之水”。

一、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县域经济滞后且发展不平衡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具有地域特色功能且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主要包括县级市和县，以农村经济发展为主，包括县城关镇，镇域经济和乡村经济。截止到2012年，我国共有286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县域内人口（常住人口）总数约8.6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4.32%. 近年来，中国的县域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着整体发展不平衡、实力偏弱、财力严重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县域经济差别明显。首先，东中西区域不均衡影响到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百强县90%在东部沿海地区，贫困县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其次，全国各省市区县域经济平均规模的不平衡，差异性非常大。地区生产总值规模最大达到435.9亿元，最小只有4.9亿元。三是资源禀赋导致的发展不平衡。有些山区县资源匮乏，山地多平地少，交通不便；有些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受资源价格上涨因素影响，从贫困县一跃成为百强县，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县市多数是探明资源储量和开发的结果。

（二）县乡财政问题日益突出

目前，我国大多数县乡财政都存在入不敷出的问题：一是县乡财政负债问题突出，基层财政风险不断提升；二是东、中、西部的县乡财政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发工资问题；三是县乡财政用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资金非常有限。2012年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县赤字在一个亿，全国赤字县占全国县域的比重大约3/4，赤字总量占地方财政总量的80%，县级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有的县完全依靠中央转移支付。四是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土地财政容易导致盲目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一方面导致农民大量失地，另一方面导致了各县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无序竞争，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材项目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三）劳动力素质及县域经济产业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依然以农业为主导产业，仍未摆脱传统的经营模式。而且大多数县域的农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益低。从事农业的主体以年龄大和能力差的农民为主，因此劳动力素质明显较低，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非常低。县域经济产业层次低，主要体现在东、中西部之间分布的不均衡。从财政收入上看，东部地区的比重较高，占全国的59%，中部和西部则分别占23%和18%；从可支配财力上看，东部地区占48%，中部和西部分别占27%和24%，约只占全国的一半。

二、发展县域经济中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政府财政资金短缺问题严重

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基层政府财政资金强有力的支持，但基层财政资金短缺问题却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不足，资金缺口大；二是村级债务问题严重，解决难；三是地方配套建设资金缺乏。由于地方财力有限，拿不出配套建设资金，而放弃争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好政策，从而影响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二）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发展投入不足

从农业教育投入角度看，国家对农业科研人员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基层农业科研人员的服务水平、整体素质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从农业科技人员待遇角度看，乡镇等基层农业科技人员普遍存在工资待遇水平低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农技人员的缺乏积极性，致使基层农技人员缺乏。从农业设施技术角度看。设施农业科研投入不足，技术创新不够，我国农业技术创新少，农业设施简易，装备发展滞后，自动化程度低。

（三）国家财政对县域经济及农业发展支持不够

一是在农业经济的结构调整方面，国家财政供给支持不够。我国县域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已进行多年，但至今成效甚微，其主要原因是结构调整缺乏中央强大的财政支持；二是在县域经济的社会要素供给方面，国家财政支持不够，尤其是信息、技术、资本的供给不足。三是中央财政对农业基础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投资比重较低。建国后，与工业建设投入相比，我国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三、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改革建议

（一）财税政策要充分考虑县乡财政现状

目前，县乡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税减免等政策使县乡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收入确大大降低。中央在集中财力的同时，支出责任和职能却不断下放。目前，县乡政府除了要承担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治安、行政管理、义务教育等诸多责任，还要承担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责任。大多数下放的责任都是责任重、管理严、支出大，这就使县乡财政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上的资金投放量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二是专业项目需要配套资金。如国家或省级财政对基层的投入，一般都要求地方财政按比例配套资金，争取越多的项目，需要的配套资金也越多。而且越是贫困的县乡，对配套资金越难以保证，争取到项目的难度也越大。因此，国际及省级财政在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投资应该根据地方财力的实际状况，实行区别的财税政策，对于经济落后的贫困县可以要求其少配套、或者不配套。

（二）财税政策要有区分度

财税政策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和区域的不同而有区分度。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财税政策的重点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财税政策是以提高农业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重点。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财税政策逐步向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转移。目前，我国农业基础建设薄弱，生态环境和资源制约问题突出，再加上财政力量有限，因此现阶段我国应把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财税政策的重点。随着我国财力不断提高，再逐步转向高收入补贴财政政策。

另外，针对不同地区环境，财税政策也应有所不同。我国地形地貌复杂，各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应结合农业产业布局和主体功能区划分，制定不同的财税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当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三）财税政策对农业科技研究的支持要有选择性

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业科技教育和经费投入，但是对其研发和创新的内容要有选择性。现在已经大量事实证明，“转基因农业”、“化学农业”都会极大的影响生态、环境、动物与人类的健康。配方施肥除了增加施肥的环节，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化肥问题；转基因生物技术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却污染了环境，影响地力，并不能让农民真正受益。因此，我国在发展现代农业时，一定要选择正确的农业发展方式，确定正确的“现代农业”样板。比如，财政政策应优先考虑生态农药和生态治理方面的资金投入，或以绿色肥料、良种培育为研发重点，大力组织科技攻关和技术引进。

与此同时，财政资金对发展基层科技服务应大力支持。通过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发展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站、加强农民技术培训、促进现代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等五大措施提高农业科技服务能力建设。通过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的待遇，调动农业科技人才工作积极性，从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四、结论

通过对县域经济的研究，我们不仅发现了县域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而且为合理规划县域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县域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县域经济也会更好的促进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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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振扬，成艾华，李俊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均衡效应研究――兼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民族研究，2008，1：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