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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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我国消费率的研究，我认为，当前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符合工业化过程中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规律性特征。因为随着经济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国民收入出现快速增长，人们的消费水平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没有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因此，这个时期往往是消费率下降、储蓄率提高的阶段，也是社会储蓄增多和国家积累能力增强的时期；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后，民众才能放心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消费率就会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阶段。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但尚未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的这个时期，我国的消费率存在下降趋势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加快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所必须的。没有低消费率，就没有高储蓄率；没有高储蓄率，就没有工业化加速的条件。超越这一规律，违背工业化加速的条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消费可以带来增长，这一看法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实上，根据1971～2001年间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与其平均经济增长率的散点图，可以发现，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两者存在反向运动趋势。也即消费率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而消费率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低，消费率较高的国家不利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反向运动趋势并不是线性的。当消费率位于76％～87％之间时，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平缓上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同向运动趋势只是发生在5％以下的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区间中，即消费率的平缓上升并不能实现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当消费率大于87％的情况下，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再次趋于下降。因此，超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违背这种阶段性特征的规律作用，过分追求消费是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的。我国的低消费率恰恰是我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高储蓄率恰恰为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准备了条件。这才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的真正原因。

事实证明，人类在客观规律面前，还只能当学生。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去扩大投资，加快工业化的进程，通过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我们的人民才有条件和能力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我们不能超越规律去简单地提倡高消费，前些年来我们反复强调扩大消费的政策之所以失效，根源就在于此。对此，我们的政策还得回到客观规律的作用上来，从现阶段的国情出发，把低消费高储蓄看成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条件，把政策重点放到夯实和巩固扩大消费的更基础的工作上去，即扩大投资，加快我国的以人为本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

关于储蓄：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阶段演进的必然现象

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阶段演进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高储蓄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正常合理现象。

储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快慢。不仅如此，高储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我国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必要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任务较为繁重，高储蓄实际上为我国加快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大好条件。为此，我们一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扩大就业；二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我国传统农村消费模式向现代城市消费模式的转化；三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除我国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四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用好用活信贷，促进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

关于投资：我国应利用高储蓄率的有利条件继续扩大投资

一国投资率的高低不能简单地围绕投资率本身的同比或者环比来判断，也不能简单地用国际平均水平去比较，而应结合本国的国情特点，以储蓄率为参考。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是“储蓄=投资”。一国经济有多高的投资率，取决于它有多高的储蓄率。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国投资率的高低，只能依据自身的储蓄率来确定，只要没有超过国内的储蓄率，再高的投资率也是安全的；相反，如果超过了储蓄率水平，投资率再低也不一定安全。1993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我国储蓄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与储蓄率的上升速度相比，我国的投资率上升不及储蓄率的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缺口持续扩大。所以，基于储蓄率的判断标准，1993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和资本项目顺差，正是由于我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因此，投资长期低于储蓄才是我国双顺差的来源，也是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

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失衡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而且造成了国民福利的极大损失，也是我国宝贵储蓄资源的闲置。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宏观经济短期均衡，还是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立足于我国目前投资与储蓄严重失衡的现实，通过标本兼治的办法去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为此，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势。

关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

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一方面是我国经济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上面讲到的，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核心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反映与体现，并由出口导向的政策推动的。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国际收支“双顺差”引起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导致流动性过多，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我国对实际资源的对外让渡，其暴露出的粗放的贸易增长方式以及体制和结构问题更让人堪忧；国际收支“双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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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形势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机制中出现了众多新的特征并掺杂着错综复杂的决策博弈关系。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和要求，接着重点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两者关系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即缺乏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考虑和安排、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两者内涵及相互辩证关系和影响机制的把握不全面、对于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下的能够减少经济不良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关系的多种情形所依赖的条件认识的片面性等，最后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新形势 通货膨胀 充分就业 货币政策 研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对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目前还尚未走出其带来的阴影和不良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在2010年底才达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对市场需求萎缩和投资的缩减，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投资力度和规模，以此来拉动总需求和总投入，从而刺激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公众对于经济的利好预期。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也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物价上涨速度。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了约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范围，不断攀升的物价对于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巨大。这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面临两难选择的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历来是一对难以割舍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其对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着实质性影响，因而也是必须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影响，客观上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高度层次上，去审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以为该问题的处理和权衡提供战略统筹和规划依据；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以保证即使两者关系处于最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较好预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处理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纵观2008-2011年期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或降低税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以刺激和扩大相关投资主体对于经济的投资行为和规模，这种行为使得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约2.3%的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基本上初步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却是2005-2008年平均通货膨胀水平的2.3倍，该期间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和货物的进出口价格平均上涨了约11.8%左右，劳动力价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对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改变着国际贸易收支的均衡和相关货币汇率的变化。通过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影响的分析，归纳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等认识不足，使得基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层次方面的考虑和相关安排机制尚未建立，对于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的决策多出于短期行为的博弈。据一份对于全球宏观经济2003-2010年运行状况和运行特征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期间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国家和地区，将通贷膨胀和就业的权衡问题列入整体的宏观经济决策之中，其在通货膨胀和就业资源资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为1∶2.35，以较大的通货膨胀水平获取就业率的提升，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使得超过67%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状态。同时政府在考虑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速度，并且对于其后续影响和结果也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势下超过63.4%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2%的经济缓慢增长与6%的高通胀水平、9%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别是缺乏创新机制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经济体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国家联盟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其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处于危险的双高局面。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把两者当成了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而忽略了对这种关系状态的具体条件的分析。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作用及其贡献的影响，使得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水平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和走势期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并最终影响到总供给和社会的再生产。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预期的影响是较大的，通过对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欧美和相对较缺乏的亚洲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欧美国家市场总需求的减少幅度仅仅是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会生产的缩减幅度仅有亚洲国家的18.3%，而亚洲国家的社会公众对于经济预期的变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较大振幅水平上变化。这就是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相差悬殊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未来预期的影响：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之间关系的多种情形与其对应具体条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据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时，造成实际调控效果往往与理论推导值相去甚远。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分别揭示了短期和长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关系，而现代经济运行中约有32.7%的宏观经济运行决策是在违背条件结果对应机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间全球经济宏观调控中造成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别是美国长期9.8%左右的失业率水平严重制约了其经济的复苏。另外通货膨胀和就业率在某种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关关系，这使得对于一方的调整难以控制另一方的运行和表现。

处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对策

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阐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参考相关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对各主要经济学派主张综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来被广泛推崇和认可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数学经济模型，就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加强和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把握和解决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要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布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审视，确保对于两者关系的处理和相关决策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减少或避免针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而出现的短期博弈行为和短视举动。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两个突出问题和棘手问题，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深刻解读的基础上，将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主观目的与实施效果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幅度和变化区间内，摆脱两者同时陷于低谷的被动局面。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常见的通货膨胀类型有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以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充分就业是衡量就业比率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彻底消灭失业现象，相关理论研究显示，一定的失业率水平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两者此消彼长，高通胀率往往伴随着投资需求的扩大和较高的就业率水平。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建立和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方面进行布局和谋划，从而根据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这一最坏情况下，也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规模和水平，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作用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一般情况下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总是传达出经济颓靡的信号，与此对应的社会公众心理预期是较低的需求开支和较高的储蓄率水平，这又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再生产，而良好的给予社会成员正常生存发展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够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状态下维持并刺激社会公众的心理利好预期和需求开支行为。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经典变动关系及其三个变形所满足的条件的细分和具体分析为基础，根据两者的变化情况和详细参数来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决策和实施规划。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即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高则失业率低，而较高的失业率也会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有所贡献，另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展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变异情况，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和完全无关三种情形。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特点的日益复杂化，这几种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须做出具体分析。

结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战和均衡选择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在两者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长远战略规划的角度和层次，去认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立统一面；加强社会相关保障体系建设，以在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的最坏情况下，仍然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最后对于传统经典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情形及其条件要做针对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时期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顺利解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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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新平.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

3.沙莉.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解析[J].党政干部学刊，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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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粮油及部分原材料(如钢、煤)价格上涨的讨论及深入反思，人们对于中国宏 观经济的关注也更深入到对经济增长背后因素的挖掘和长期影响的探索上。

基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政策，“汲取东亚金融危机教训，改善投资主体和投资效率 ，化解宏观经济长期风险”是吴敬琏教授对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的观点。日前，吴敬琏在苏 州的“中欧苏南民营企业座谈会”和“中欧校友会”上，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经济发 展态势阐述了他的观点。

宏观形势基本判断：增长为主，过热迹象显现

针对众说纷纭的宏观经济态势，吴敬琏认为自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困 难在于“需求不足，通货紧缩”。

吴敬琏认为，当前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他不同意“局部过热”的论断，指出在 讨论宏观经济总量的前提下，看的是总体经济形势。

吴敬琏认为货币大量超发导致经济过热迹象的出现。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GDP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目前通胀率略高于零的情况下，货币量增长20％多。吴敬琏认为，亚洲金 融危机后，政府就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因此货币供应 从1998年以后一直是过量的。这样就形成了很大的货币压力，有相当一部分货币没有实现， 积累起大量的购买力，在购买力寻求实现过程中就会造成宏观经济的震荡。此外，商业银行 以加速放贷来降低不良资产比重的做法也加重了货币发放量。

通货膨胀出现未定资产泡沫已经形成

虽然许多人认为经济出现过热，但吴敬琏表示他不能肯定是否一定出现通货膨胀，尽管 一段时间以来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上涨。但因为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增长很慢，今年3 个季度，消费物价指数是在零上面一点。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仍然是投资。根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增长34％(去年24.4％)，其中钢铁业投资150％，机械74％，煤炭5 2％，纺织626％，都达到了空前水平。但消费对于过热和增长加速贡献不大，没有形成消费 品的价格上涨，即表现为“没有温度的高烧”。

相反，资产市场主要是房地产、股票和期货，吴敬琏说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可以自我支 撑的，只要有充分的货币供应，价格就可以上涨――形成资产泡沫。现在房地产正是因为受 投资需求支持，而非最终消费支持，所以泡沫最为严重。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产业的投资需求是由贷款支撑的。去年全年的贷款18000亿，今年 前3个季度就已增长了27000亿了，今年贷款可能增加3万多亿，而贷款当中，中长期贷款增 长特别快。

必须警惕的中长期风险

基于上述宏观经济的分析，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现在真正应该注意的是通胀及经济过热 引发的长期风险，而长期风险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投资效率太低”。这令人想起东亚金融危 机的教训。

吴敬琏用一个指标，即“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 =投资增加量／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量”来比较中国当前风险。当时，东亚地区的ICOR是5，而 西方国家是1或者2。对比中国，1991年～1996年是2的水平，而1996年后就是5～8的水平， 也就是说去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太多用来投资了。消费增长相对很慢，用资金维持增长，克 鲁格曼说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

中国之所以还可以维持这样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有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在 低工资的前提下创造了大量的产出，相对应的是他们目前的低消费，这导致了大量的储蓄， 银行以此放贷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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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剩余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创建了完整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学说，确立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平衡和宏观经济调控等内容，蕴含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结构优化的思想。

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考察，抽象化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其核心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 和剩余价值(m) 三部分组成;在实物形态上，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种不同经济用途的产品组成;与此相适应，社会生产也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宏观经济顺畅运行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当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物质构成在保持一定比例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才能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实物上得到替换，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才能顺畅，社会资源才能实现合理配置。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时，不仅研究了生产需求即投资需求，也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在社会再生产即社会总需求中不能忽视消费需求。总的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端研究了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增长理论，蕴含结构优化的思想。在扩大的社会再生产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积累的源泉来自于剩余价值，并且必须转化为一定的可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追加的可变资本，才有可能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即经济增长。马克思还论证了，在相同的价值总量下，两大部类中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者之间分别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由简单再生产实现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通过要素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能够实现经济总量增长。

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

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在该书中，凯恩斯抛弃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将经济系统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包括总收入、总利润、总产出、总投资和总储蓄等，对其进行了宏观经济总量分析。在政策上，凯恩斯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就必须抛弃放任自流的传统政策，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由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分析方法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对西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心放在需求上，政府干预经济的重心在于需求管理。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凯恩斯认为，一国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即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有效需求在内容上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资品的需求，在数量上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由于这三大规律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达不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失业必然出现。因此，只有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利息率，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衰退，实现充分就业。

在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上，凯恩斯提出二者必然相等的观点。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创立了收入、储蓄和投资的简单模型。他认为收入=产出的价格=消费+投资，而储蓄=收入-消费。因此，储蓄=投资。这一模型的理论寓意在于为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提供了一种公式分析。但是，在现实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实现： 国民收入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 无论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都能得到实物保证。显然，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凯恩斯的总量平衡模型存在不足。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分析范式和逻辑起点的分野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和流通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为线索，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具有微观基础的逻辑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论证了资本积累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客观关系，指出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失衡，即发生经济危机进行强制平衡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商品经济，也适用于较为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有效需求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但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分析和分配理论，始终没有构建好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出现了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对立与割裂。这也成为国外反对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强力武器。例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传统凯恩斯主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提出有效治理方案。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趁机进行了一场凯恩斯革命的逆转，凯恩斯主义由此进入低谷。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构造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均衡分析之外，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动态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本身就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描述。简单再生产只能维持总量不变的社会总产品生产，扩大再生产则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品数量，推动经济增长。他还指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通过对c、v和m的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为经济增长理论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即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优化结构，也可以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更多的强调横截面的静态分析和静态比较分析，缺乏长期的动态分析。

在内容构造上，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更为系统完整。以宏观平衡为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仅包括价值平衡，也包括实物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平衡，也包括结构平衡。凯恩斯在《通论》中关于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宏观平衡理论，只是在价格形式上分析总量的平衡，而忽视了实物的平衡。在实际经济过程中，总供给是否等于总需求，不仅取决于等号两端用货币计算的价格总额是否相等，还取决于等号两端的商品在实物形式上是否符合对方需要。如果在实物形式上不符合，单纯的价值平衡也难以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凯恩斯的宏观平衡理论也缺乏结构平衡分析。如果投资结构比例失调，产业结构违背合理化发展，即使投资在总量上等于储蓄，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真正平衡。

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对于当前我国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一)宏观经济运行要注重消费需求管理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既研究了生产需求也研究了消费需求，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从现实生活来看，消费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决定着商品(抑或劳务)价值总量的实现程度，关系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满足消费需求是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生产的目的。实践证明，如果不根据消费需求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积压，最终影响生产的发展。通过消费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能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则会引起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努力方向，且消费第一，投资第二，出口第三。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鼓励消费。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物质文化消费的质量、品味和层次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立足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运行必须注重需求侧管理。在消费需求领域，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在投资需求领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在出口需求领域，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

(二)宏观经济平衡要重视供给侧改革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强调，生产生产着消费：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达到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就必须重视供给侧管理。从实践来看，一国的生产供给能力，不仅可以用来衡量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可以作为平衡宏观经济运行的物质保障，反映出该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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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 房地产 GDP 解决措施 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日趋火爆，人们纷纷涌向房地产领域，仿佛一旦进入房地产就可以资产翻倍。然而，经过几年盲目的火爆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断增大，国家和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些调控措施不断出台，房地产市场终于开始逐渐回归理性。那么，国内房地产业未来的趋势如何，当房地产企业不再暴利之后，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彻底崩盘亦或是逐步走下坡路呢？本文将从中国房地产行业现象产生原因，影响及解决措施来分析。

一、产生原因

1.宏观经济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宏观经济的发展阶段将根本决定房地产的发展。所以无论的房地产的发展规模还是房地产的发展方向都受到了宏观经济的影响，然而矛盾是相互的因此房地产的发展也将引领一段时期内的宏观经济运行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2.供求关系影响：总需求决定总供给，面对庞大消费者，我国在房地产有广大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当然，只有人口数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个最主因就是中国进入了人均1000-4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正是房地产发展的黄金阶段，在一定收入支撑下的旺盛消费成为房地产发展恒久的“经济加速器”。

信贷影响：我国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实行的是香港模式，整个开发流程中。从买地、建造、销售、管理都由一家房地产商独立完成，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商急于出手项目以回笼资金。我国房地产开发中的资金来自银行资金的比重多在70%～80%甚至更高。房地产贷款过分集中于银行，使银行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事实上将房地产业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向银行体系进而向社会转嫁。而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资产负债率过高，则受政策调控紧缩的影响非常大。

3.通货膨胀影响：根据近几年国际上的部分国家和城市情况可看出，投资房地产是抵御通货膨胀的一个很好的途径。越是在物价上涨的时期，房地产越能体现其保值性，也就是说，在物价上涨的时期里，持有房产是比较理想的，正因为这样，真实的通胀率和预期的通胀率一般会对房价产生正面的影响，通胀率越高，人们对房地产的投资就越多，房价上涨的也就越快。

二、对社会的影响

1.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不可否认，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如日中天，各种不同类型的房地产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很多经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房地产的增长同中国GDP的增长大体上同步，随着房价的攀升，房地产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营业利润上都显著提高。

2.对经济影响：高房价导致经济资源利用率降低，不利于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房地产业对金融业有着强大的依附力，因此其风险性也随之加大，房产价格高涨使大量资金囤积在这一行业中，是社会资源得到不合理的配置，而且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致使当地政府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这种投资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对长期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3.对城市生态的影响：我们从没听说过纽约的街头只准跑法拉利和劳斯莱斯，也没听说定居纽约需要常青藤名校的毕业证做敲门砖，更没听说过纽约用高房价做“生态门槛”逼走穷人。事实上，正如近些年我国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呼声，在美国城市化进程进入高峰时，纽约等特大城市也呈现交通拥挤、空气污浊、房价过高等等城市病，于是也出现过“逃离纽约”的口号。

4.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面对着持续攀升的房价，最痛苦的应该是普通百姓了。据统计，2009年，上海的住房均价17000元/平米，人均收入23623元，人们需要不吃不喝64.7年才足以买房子。房价上涨固然是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但是房价不可能一直地涨下去，如果不加以治理，高升的房价迟早有一天会突然爆裂，猛地下跌。而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需求下降，通货紧缩，经济衰退等，到时就更加难以控制。

三、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1.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近些年来，货币的超额发行不但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隐患，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从经济和社会多个方面考虑，货币政策应该逐步回归稳健。今年央行已经数次上调准备金率，显示了遏制通胀的决心。

2.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强化对政策的执行力度和监督力度。我国房地产调控执行不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不利，而这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国还没有完全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和财权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分，地方的事权多而财权少，才产生了诸如“土地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等短期行为。

3.完善住房调控体制：我国目前的住房调控体制不健全是导致调控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国在调控房地产市场时，应该加强对于调控体制的建设，从我国居民住房整体市场来考虑调控政策的制订，要保证调控政策的协调一致，完善调控的应急机制和长效机制。

综上所述，是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影响、政策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些观点和见解。房地产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它对中国的经济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更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须品。然而，在这个经济形势多变的市场状况下，房价的变动确实难以捉摸。因此，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对房地产价格进行一定的调控，让其健康正常的发展，同时也需要广大民众的配合，让我们的房市健康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国房地产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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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分析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互联网金融并没有详细的定义，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金融行业向互联网融合，产生的一种新型行业;第二种，互联网扩展至金融行业。 

所谓互联网金融，从广义上而言是在计算机、网络媒体、云计算等网络模式下，完成经济流通、交易等形式的金融发展。换句话说，互联网金融并非单纯指互联网和金融的组合，更多的是一种互联网、金融条件下，以网络为媒介，进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交易。 

如今，互联网发展速度惊人、网络技术更新速度快，信息搜集完善，使得金融行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据调查，现阶段我国互联网经济可以分为几种模式：第一种，数字货币;第二种，P2P信贷模式;第三种，众筹模式;第四种，第三方交易。数字货币实质上是比特币的发展形势;P2P模式指的是信贷交易形式，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信贷交易，主要是由资金借贷者和拥有充足资金者完成线上线下借贷交易;众筹模式主要是一种群体性的投资，企业利用预定、团购等形式将筹集的资金用在项目发展中，在筹集过程中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要求相关人员通过自己的项目设计方案，然后进行审核，用户通过了解项目筹集资金;第三方交易指的是借助网络平台与相关金融单位合作，更多的是一种交易媒介，如今，第三方支付形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涉及领域更为广泛。 

互联网金融具有成本低、规模大、效率高等特点，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管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风险性高等。其中常见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网络安全等。 

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 

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无外乎对于金融企业是一种冲击，金融行业竞争尤为激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金融行业走向更高的发展领域。传统的金融交易成本较高，而互联网金融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提升了金融业务效率。从发展特点而言，该金融交易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推动经济的增长 

传统借贷交易，具有成本高、环节繁杂、时间长等特点。在交易时，借贷人员与资金拥有人员不能实现直接借贷关系，而想要建立借贷关系，则需要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建立间接的借贷关系。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传统的交易问题不复存在，交易更为方便、简洁，并且没有高额的成本，这对中小型金融企业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能够令其实现长远发展。 

（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模式更具有较大的优势，金融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这种P2P模式，通过线上交易模式弥补了线下交易的弊端，同时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筹集到理想的资金，相对于传统的资金筹集方式，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筹集的资金更多，能够满足客户要求，推动金融企业发展，建立了一种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

（三）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如今，金融行业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活跃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对此，国家对金融行业进行了相应的监管，保障人民的利益、控制企业投资风险。但是在这样的监管模式下，对金融企业发展也造成了一种制约，导致经济流通不畅，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这一问题不复存在，金融企业在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同时提升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 

三、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互联网金融在金融行业发展中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推动效果，但同时也产生了制约，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没有相应的控制，进而造成互联网金融得不到有效的风险制约，这对互联网金融而言，具有负面影响。 

（一）增加影子银行风险 

所谓的影子银行，实质上是一种游离于银行监管之外的金融体系。互联网金融自身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对于影子银行而言也是一种风险的增加。受监管制度影响，导致影子银行发生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受益而出现的信用风险，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推动了商业银行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份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也使发展较弱的银行不得不通过影子银行信贷业务提高经济实力，这样一来，则会造成借贷形式缺少完善的管理，导致影子银行风险性增加，进而出现违约等问题。 

（二）风险业务数量提升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理财业务成为发展主流，对互联网金融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作用越大，风险指数也随之提高。互联网作为金融交易的纽带，帮助金融企业筹集资金，这样一来，则出现投资人过于追求产生的利益，而投入到高风险业务中，将全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这对商业银行而言，增加了资金压力，使得银行不得不通过互联网途径增加资金，增加成本支出。那么银行一方面需要增加成本，另一方面需要确保收支稳定，开展一些高风险活动，造成银行风险业务数量提升。 

结语： 

互联网金融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负面制约。在这种条件下，还需企业权衡利弊，综合分析，合理运用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实现企业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 陆璐.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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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相适应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假设、识别，进而运用eviews软件，基于ILS法对方程进行估计，为了估计的准确性，考虑到当期行为还要受到上一期的影响，进一步用2SLS法进行估计，得出相应模型估计方程。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 联立方程模型 ILS 2SLS eviews

一、引言

宏观调控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是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宏观调控是着重以整体社会的经济运作，透过人为调节供应与需求，来达至经济计划的四个基本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总水平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中国在2005年以前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方案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然政策的的实施往往与其理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开始，中国一直以凯恩斯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为基础，因为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并且其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在于国家可以为了合理的干预经济，以制定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有效调控和管理经济的运行。

而具体来说，宏观经济就是关于国民收入变动中的问题，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都可以通过一些指标加以测度，测度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的重要指标有国民收入等。

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涉及四个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和国际市场。研究一个国家的收入如何决定，要从分析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开始。本文就根据凯恩斯宏观调控原理，建立不存在进出口条件下的简化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模型来研究国民收入对消费投资的影响。

二、模型假设与符号系统

1.模型假设

针对本问题，建立以下合理假设：假设不存在对外贸易，只有家户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假设不论需求量为多少，经济社会均能以不变的价格提供相应的供给量。

2.符号系统

三、联立方程模型与案例分析

1.模型建立

通过引言的描述，经理论分析，采用基于三部门的凯恩斯总需求决定模型，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条件下，通过消费者、企业、政府的经济活动，分析总收入的变动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设理论模型如下：

（2）投资函数的识别性

由于投资函数与消费函数的结构相近，判断过程与消费函数完全一样，故投资函数的阶条件和秩条件的判断予以省略。结论是投资函数也为恰好识别。

综合上述各方程的判断结果，得出该模型为恰好识别。

3.案例分析

由于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均为恰好识别，因此，可用间接最小二乘估计法（ILS）估计参数。选取GDP、消费、投资，并用财政支出作为政府支出的替代变量。这些变量取自1978年――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数据。

四、主要结论以及意义

通过ILS估计得到的结果，可以得知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并且对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每增加1单位的收入，将分别增加0.5776单位的消费和0.3940单位的投资，同时可以从方程中看出，当收入为零时，消费函数为正值，投资函数为负值，这意味着当收入为零时消费行为仍然存在，但投资行为可能不存在，或者投资收益为负，这一点与现实相符。

通过2SLS估计得到的结果，可以得知在考虑上一起消费和投资行为对本期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减小，对投资的影响增大并且大于对消费的影响。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上一期消费与本期消费正相关，上一起投资与本期投资负相关。

从模型的角度看，通过模型的建立以及估计，将收入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定量化便于分析比较，对研究有一定的好处，更有利于客观的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和经济发展进行探索分析。

从政府的角度看，研究收入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有利于政府可以通过调节政府购买来调节收入进而影响消费投资，也可以根据消费投资的现实状况对当下经济运行做出判断，进而制定一定的政策，以确保经济稳定快速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36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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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能源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经济影响

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经济快速使我国成为能源消费大国,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显得日益突出。2008年的“两会”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并且强调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并将“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作为2008年的主要任务。可见,能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21世纪迫切需要破解的议题。税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破解环境难题,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各国的实践表明,能源税不仅有助于缓解能源需求快速增长,更有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然而,能源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能源税政策被实行后,考虑如何降低它的负经济效应,或是增加它的政策可行性十分重要。不适当的建立原则以及不好的实施方案都将会引起对经济行为的扭曲,也会降低我国各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比较不同能源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期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决策支持方向。

CGE模型在能源税收领域中的应用综述

CGE模型源于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它使用一系列同步等式去描述宏观系统中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基本理念是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生产者在决定资源闲置下选择最优的供应量,同时,通过效用最大化原则,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选择效用最大化。均衡价格时达到最优供应量和最优需求量,以至于资源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消费者可以获得最满意,经济达到最优一般均衡状态。

CGE模型是税收政策分析的一种流行工具。国外有大量学者设计分析能源税政策的CGE模型。Scrimgeour、Oxley和Fatai(2005)比较了不同的碳税税率对纽西兰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碳税、能源税和石油税的有效性。Zhang&Baranzizi(2004)给出了能源税/碳税的一个经验研究回顾,指出了给定一个框架协议的最终目标,碳税的税率将会越来越高,对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他们还指出税收回报循环的方式将从根本上决定能源税的最终经济影响。Zheng&Fan(1999),Fisher—vanden&Ho(2007)以及Garbaccio、Ho和Jorgenson(1999)也建立了中国能源税政策的CGE模型。Zheng&Fan(1999)建立了一个相关的静态模型,估计了必须的税率以及5%,10%和20%的能源税率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影响。Fisher-vanden&Ho(2007)分析了在能源税函数下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影响。Garbaccioetal.(1999)建立了一个回归动态CGE模型,估计了计划和市场经济共存的情况下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把能源税收入返还到家庭和生产部门将会刺激投资,从长期看,还会增加GDP和消费,因此他们得出能源税征收会获得“双重红利”。

目前,我国关于能源税的一般均衡分析才刚刚起步。王德发(2006)利用一个地区CGE模型,研究了能源税征收所产生的劳动替代效应。胡宗义、蔡文彬(2007)运用一个我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MCHUGE模型,分析了在短期和长期的时间框架下,对能源税的征收进行了政策研究。林伯强、何晓萍(2008)运用CGE模型分析了对油气开采行业征收20%以下的资源税,结果表明其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大,但是它顾及稀缺性资源耗减问题对后代福利的影响,从而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国能源税收CGE模型的构建

(一)我国能源税收CGE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

本文建立了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CGE模型,是在Lofgran、Harris和Robinson(2002)的“标准CGE模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模型包含四个模块:生产者模块、主体机构模块、国际贸易模块、系统平衡模块。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给出了部分的方程式。

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描述了每个部门的生存行为,模型假设生产部门只生产一个商品,商品和生产活动是一回事。具体投入包括劳动、资本、能源投入以及其他中间投入。生产函数由两层嵌套函数组成,最高一层的嵌套的生产函数有两个投入:增加值QVA以及总中间投入QINTA。

(1)

QAa为经济活动生产的商品数量以及相关部门a的数量。

嵌套函数的第二层,一个是增值,一个是中间投入。增值的生产函数为CES函数,有两个要素投入,劳动QLD和资本QKD。

(2)

QVAa为相关部门a的增值投入数量。

2.主体机构模块。第一,居民模块。居民的税前收入包括从劳动,资本投入获得的收入,加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除去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剩余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YH。再减去储蓄,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可得居民的消费总额EH。居民的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用shrhch表示居民群h在商品c上花费的份额,用mpch表示边际消费份额,tih表示个人所得税率,从而居民群h对商品c的需求QHch为:

(3)

其中,PQc为国内市场上商品c的价格。

第二,企业模块。企业的主要收入为资本收入。上缴企业所得税后,剩下的为企业的净利润。企业的净利润一部分以利润分配的形式转移给居民,剩下的为企业储蓄。

第三,政府模块。政府的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消费税、所得税以及其它各种税)以及国外收入。政府支出包括政府在商品上的消费,以及对居民和企业的转移支付。在这个模型里,政府在商品上的消费外生给定。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为政府的净储蓄。

3.国际贸易模块。国内市场销售的商品QQ由进口QM和国内生产国内销售QD两部分组成。QD和QM可以相互替代,它们之间的关系用CES函数来表示,这个CES关系即为Amington条件。国内生产活动的产出商品QA分为国内销售QD和出口QE两部分,其替代弹性关系由CET函数代表,有:

(4)

(5)

4.系统平衡模块。系统平衡条件,也就是所有市场出清。所有国内生产国内供应的等于所有国内市场需求。要素市场出清,要求要素需求等于要素供给。外汇收支平衡,由于模型假设汇率是固定的,因此外汇收支一般不平衡,可以是赤字或盈余,在模型里就体现为国外储蓄的变化。

(二)数据来源与参数设定

1.模型的数据来源。社会核算矩阵(SAM)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数据基础。本文以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将42个部门合并为5个部门,即农业部门、工业部门中的非能源部门、能源部门、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由于假设每个部门只生产一种商品,因此商品账户与活动账户相同。要素账户包括资本账户和劳动帐户。机构帐户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考虑了我国特有的城乡经济的二元特征,本文把居民帐户又区分为城镇和农村帐户。本文的数据除了来源于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外,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财政年鉴2008》、《中国税务年鉴2008》、《中国金融年鉴2008》、《资金流量表2007》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表2007》。由于各年鉴的统计数据来源不同,所编制的我国能源税收政策SAM的初始表并不平衡,对此,本文采用RAS法对数据进行更新平衡。

2.模型的参数设定。本模型的外生参数包括:各部门生产函数中中间投入与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弹性,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国内市场销售商品中的进口商品与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的商品之间的Amington替代弹性,以及总销售在国内消费和出口之间的CET转换弹性。一共20个参数,在理论上,这些参数可以通过计量经济时序估计法估计,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只能通过相关外文文献以及经验猜测外生给定。模型中的其他参数还包括:商品生产的CES函数参数以及份额参数,增价值投入的CES函数参数以及劳动份额参数,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系数,居民群收入对商品的消费支出份额,政府收入中对商品的消费支出份额以及各种生产税税率。这些参数本文都通过SAM表中的数据直接校调估算。

(三)能源税收政策模拟

在模型里,本文假定能源税由能源消费部门来承担,并根据能源的消费量来征收,能源部门的消费量由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煤炭开采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五个部门的中间需求总和来表示。本文假定了三种能源税率,分别是1%、5%、10%。

(四)实证结果

对能源部门征收能源税后,相关宏观变量的变化如表1所示,这里仅给出了部分相对重要变量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收入以及GDP以及就业都发生了显著下降,进口关税额只有略微的上升,而政府收入、支出和储蓄都发生了显著的提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我国能源税收政策的CGE模型,分析了征收能源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分析表明,尽管征收能源税有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然而,它对于GDP以及就业等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随着能源税率的提高,GDP、居民收入、企业收入以及就业都发生了明显的下降,而政府收入、支出以及储蓄则出现了显著地提高,因此,可以考虑把增加的政府收入补贴给居民和企业,例如降低居民所得税率,加大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等。同时,征收能源税受到最大冲击的必然是能源密集型部门,因此,可考虑把能源税收收入再补贴给这些部门以弥补其损失。

征收能源税后,可以看出其对GDP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能源税的增加而不断加大,如何选择一个有效的最有税率,以平衡节能减排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是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也可根据国外的经验,通过市场的检验,不断完善以逼近最优税率。

最后,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没有测算能源税征收所带来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即环境税问题),这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林伯强,何晓萍.中国油气资源耗减成本及政策选择的宏观经济影响.经济研究,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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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政策；宏观调控；微观规制；房地产；差异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来进行的。经济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各种措施和规定。从其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而土地政策是为达到特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作为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战略举措，于2003年首次提出，目前很多学者也认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国土资源部是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如卢为民（2008）在《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中从土地的生产要素理论、土地的资产理论、土地产权理论和特殊体制背景下的特殊选择等方面阐述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依据，并设计了提高我国土地调控有效性的路径[1]。尹锋（2007）在其论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中提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严格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此前提下，根据国民经济冷热的具体情况，适当微调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和企业取得土地的成本，以调控投资增长的规模，实现物价稳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2]。

但从另一个角度，土地作为一种基础而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给量的有限决定了土地是稀缺资源。而稀缺资源的价值主要由需求决定，而土地的需求又是一种“引致需求”，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来实现对微观主体决策的引导，进而影响到对土地要素的利用，所以宏观经济调控决定了市场对土地生产要素的需求，而我们不可能通过土地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毕竟宏观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众多要素利用的市场行为博弈的结果，土地要素的利用只是其中一个。这两者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二、宏观调控与土地政策的差异分析

1、内涵属性差异

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和增加社会福利、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现代社会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理论上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意味着民众必须付出这段时期的总体社会福利下降的代价[3]。因此，政府在必要时可以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国际经济政策等）去调控经济总量及其运行，以减少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出现时滞而产生的高昂成本。因此宏观调控的内涵是调整宏观经济总量，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才体现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也是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政策规制的原因。

而土地作为一种基础生产要素，土地政策指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如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和土地税收政策等。因此土地政策当属于微观市场的范畴，而对于微观市场进行调节或干预属于微观政府规制（Regulation）范畴。从规制的本意来看，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权的职能部门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矫正和改善“微观市场失灵”的活动，是政府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进行的限制或制约。因此作为一种基本的微观制度安排，土地政策是对土地及其房地产业的结构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直接的政府规定。

2、政策目标差异

宏观调控的结果会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调整，但宏观调控的对象却并不直接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作为微观市场调节的土地政策的目标却是直接针对具体产业，如政府通过土地的收购、储备并有计划地投放市场，增强其对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调节；通过用地结构调整以抑制商品房价过快增长和控制相关产业用地需求。土地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着重要地位，也就是通常的“地根”，且在土地投资之后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投资，如工业用地后的厂房、机器设备投资，商住用地后的房屋建设、设备购置等投资，还有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建设中的大量材料等。同时社会发展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因素，如地区发展差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农民被征土地补偿等问题。国家通过土地政策维护公民权益，加大对廉租、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应量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这些土地政策都可为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也论及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保障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公平稳定。因此两者的目标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3、实施措施差异

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条件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不足、负的外部效应等所导致的市场宏观失灵。故而在通常的论述中，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政策手段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并且必须把握好政策的时机和力度，这体现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综合性和间接引导性的特点[4]。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经济学依据是由于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对稀缺土地资源的过分竞争（招、拍、挂形成“地王”频出）而导致的地价高涨、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开发商市场垄断、流动性充足而带来投资性需求剧增等原因所造成的市场微观失灵。故而微观土地政策主要有土地利用规划、用途管制、供地计划、房地产价格规制、房地产税收调整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直接强制性的特点。

三、宏观调控下土地政策的制定建议

透过以上分析，作为微观规制的土地政策只能作为调节微观市场的工具之一，不能参与代替宏观调控政策。其根本原因表现在：①特有的土地出让制度为地方政府青睐“土地财政”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对“土地财政”过渡依赖，导致地方政府不断突破每年的用地计划，使得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难以落实；②对高GDP增长率的盲目崇拜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清，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盲目崇拜，并采取简单有效的方法―鼓励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这样的过热投资定会引起国民经济的波动；③土地政策的制定依靠突击治理和整顿，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其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往往是某个部门就能随时出台，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若要土地政策切实产生作用，为宏观市场运行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微观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1、明确土地政策目标定位

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其明确的目标，作为微观范畴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协助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不是对冲或削弱宏观调控。在土地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主导，而土地政策对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只能是协助。比如早在2006年3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中就指出，“过度投资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很明显，产业建设生产离不开土地，那么国家有调控政策，并且一些产业用地也已列入禁止供地目录，为什么这么多过剩行业仍能顺利建设投产？直到今年，国家还在调控钢铁、电解铝、焦炭等的产能。可以说明，这么多产能的扩张，土地是先行，而这个闸门如果地方政府能真正严格“把守”，这会对宏观调控是一个促进，反之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

2、把握好土地和房地产政策的力度

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应尽量少用行政手段和短期强硬手段来压制市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的必要干预，可以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同时要看到政策的长期效果，尽可能让房地产市场本身发挥调节作用。2006年-2010年的很多政策中均有关于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应、明确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数量和比例、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等的论述，而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安居工程建设、住房用地供应、税收调整等措施，说明以前的政策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再如违法用地和囤积土地这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政府明白长期存在但却没能从根本上加以制止，国土资源部近期的严厉约谈才表明整改的力度，显得力度很大，而这却只会给市场造成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打压的不利影响。这里的焦点就在于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想在某个时点通过政策来强制一次性扭转，必定会造成宏观市场的非正常波动。

参考文献

[1] 卢为民.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6.

[2] 尹锋.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9：10.

篇10

2014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极其微妙的一年。一方面，新一轮改革强力启动，势必引发新一轮的创业热情；另一方面，30多年来解决发展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进入了真正的释放期，无论是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都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大敌。而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债务风险列为2014年的六项重点工作，也是基于此思维。

特别是，从中国经济的大周期而言，本轮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各种体征已经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周期，必须转换思维思考中国经济：其一，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速度的认识思维，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近乎两位数的增长之后已经告别高速增长期，进入了真正的正常增长阶段，任何关于中国经济未来仍然会保持高速度增长的猜测已经为高层所摒弃；其二，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国际环境变化和流动性变化的认识思维。2014年全球经济周期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美联储退出QE之后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QE的退出，不仅意味着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周期告一段落，更重要的是，过去20多年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基本局面可能逆转，流动性不足会成为常态，特别是新兴市场面临国际资本流出的巨大挑战，对于中国而言，美联储的退出意味着中国要被动收缩货币，从而导致中国被动去杠杆化。这对包括房地产和过剩产能的行业而言，无疑压力巨大；其三，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红利的认识思维。过去30多年中国赖以快速增长的很多红利要么消耗殆尽，要么今非昔比，人口红利、资源和环境红利以及中国的追赶型增长模式，都已经到了极限；其四，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认识的思维。影响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不仅仅是地方债务风险。包括影子银行、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各种高杠杆的风险都成为危险系数极高的因素，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正视而且必须果断处理风险和降低整个经济杠杆的阶段，否则，极有可能爆发系统性的风险。

正是基于清醒的“风险思维”，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4年“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并认为2014年全球经济“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但也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明朗，大国货币政策、贸易投资格局、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方向都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将保障粮食安全、化解过剩产能以及严控债务风险列为2014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不是悲观，而是主动化解，不将问题拖延并最终演化成系统性风险。

当然，就2014年的整体经济形势而言，笔者倒不认为“过度悲观”。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初始之年，改革的强力推动将释放巨大的创业热情和红利，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城镇化带来的服务业的勃兴，很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再一次迎来“92中兴”的态势。就中国经济的长周期而言，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还远远没有结束。降低整体经济的杠杆不仅不意味着中国派对的结束，反而能为中国经济夯实基础，再启黄金十年并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