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法律意识范文

时间:2023-10-09 17: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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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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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积极因素

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既包含积极的因素,也有一些不利于法律意识提高的消极因素。通过研究发现,法律意识除受系统内部诸多要素的影响外,同时还会受到促成法律意识形成的外部环境影响。作为一国传统历史文化一部分的法律意识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本国沿传至今的文化、政治与法律的影响。当代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些因素也必定会对法律意识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外部环境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变化的有利因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意思自治、地位平等、等价有偿、诚实信用这些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定性日益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些市场经济内在法权意识作用下引发了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变化。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这是民主政治在法律上的体现。当代法治型民主政治无不要求政府高度重视法制教育和法制建设,这不仅唤醒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意识,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法律意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现代文化体系建设和公民文化素质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这为增强他们法律意识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公民整体法律意识在显著提高,而城镇化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引发了城市化进程,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这其中就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城市化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大中城市,在城市生活、工作中他们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劳动、经济方面的纠纷,这样逐渐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个人法律实践也在改变着他们的法律意识。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消极因素

利益多元化是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劳动和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时常会遇到不公待遇,他们不再选择沉默,而是拿起手中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整体上来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他们在法律实践中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在权利救济上具有非主动性特点,在守法意识上呈现非自觉性特征。就目前情况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虽有一定提高,但法律知识却相对匮乏;维权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法律情感依旧淡漠,维权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主要是受到以下消极因素的影响。

(一)“人治”观念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使我国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儒家的人治主义思想是权力至上的衍生品,就是一种作为公共权力异化的官本位权力观,官职成为评价个人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这是以官为尊、以官为贵的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外化。纵观我国历史,因长期受到封建意识和儒家思想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在广大民众的潜意识中始终存在官本位思想。官职大小已经成为个人身份、地位、道德的代表。同时,在权钱交易背景下,“官”和“利”也如影随形,官员不仅俸禄优厚,而且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非法利益。综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官本位”思想以及特权意识支配下,逐步演化为个人的利益观、地位观和权力观。普通百姓由于深受以上封建思想的影响,在他们心中始终存在以权为本的观念,这种思想和认知渐渐地消融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法律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在法律与权力的较量中,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会认为权力最终会战胜法律,甚至认为部分官员能够操作法律的制定。因此,在城市中打工,当他们遇到纠纷以及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总是首先寻求有关系、有地位的亲戚或同乡的帮助,而往往忽视,甚至藐视法律的作用。

(二)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目前户籍、社会保障和福利等社会制度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产生较大的影响。户籍制度因具有社会调控功能,逐渐成为政府和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55年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人为将我国居民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自此正式得到确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在当时社会情况下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包括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制度也都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由此造成不同的户籍享有不同的待遇,城市居民凭借户籍会享有较多的社会福利。城乡利益格局也因二元户籍制度而逐渐固定下来,这不仅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同时也是造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体制根源,进而使他们丧失了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一系列的权利,破坏了制定社会制度的初衷,甚至抹杀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担心自己的子女将来面临与他们同样的身份困境。综上所述,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众多权利缺失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显性户籍制度的衍生品,这也是影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并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同地方因地制宜,尝试了不同的模式,但效果并不理想,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参保比例仍然较低。即使少数农民工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也主要是针对养老、工伤、医疗这些缴费性的保险,而社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非缴费性的保障项目,目前还是只针对城市居民。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城市还未针对农民工制定住房保障政策,即使少部分城市计划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系统,但又制定了过多过严的限制条件。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也深受传统户籍制度因素的影响,其处境与城市居民完全不一样。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其内容基本涵盖我国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工作和生活都在城市,但各种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甚至连最基本的养老和医疗都得不到切实保障。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有赖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也严重限制了其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三)执法和司法不公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意识内部各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外部因素相互依赖,始终处于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中,适宜的条件有利于促进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反之,则会形成负向的阻碍法律意识提高的消极影响。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行政,而行政合法性则是现代行政执法的最基本原则,然而实践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司法不公现象在我国依然存在,这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进一步提高的又一障碍。法律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自身是否能反映民意,体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二是法律在现实中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都需要以司法公正为基础。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为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审判效率,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还是不少。这不仅使司法公信力面临巨大的挑战,更严重的是在他们心里会产生轻视法律、蔑视司法的心理,司法机关作为社会中立裁判者的权威也荡然无存。

(四)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素质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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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普法

中图分类号:DF7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274-02

“农民工”是国际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社会变迁时期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1]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由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本地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农村户籍,打上了农民身份的烙印,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从事的是非农产业的劳动,所以习惯将他们称之为农民工。据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他们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观念不强,权利意识淡薄,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权的能力相对较弱,往往成为用人单位与雇主谋取经济利益的牺牲品,各种劳动权利屡受侵害。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质,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民工普法现状

从“一五”到现在,20多年来,普法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二十多年的普法历程中,对外来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普法宣传普法教育成为了法制宣传工作的薄弱环节。直到最近几年,因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针对农民工开展专项普法教育工作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在“五五”普法中将农民工首次被列为普法重点对象,农民工普法成为“五五”普法重要内容。

二、农民工普法存在的问题

北京市宣武区司法局在2006年年底,以调查问卷形式,开展了一次《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情况抽样调查》活动,开展了一次“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情况抽样调查”活动。在本次调查中,有 81.62%的农民工听说过“普法”一词,有 84.24%的农民工认为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应该坚持下去,有4.21%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对法律知识非常了解,27.37%的农民工选择比较了解,52.6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对法律知识一般了解,另有15.7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对法律知识基本上不了解。这表明近几年我们加强了对农民工群体的普法力度,但是农民工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一)普法对象存在特殊性,农民工普法教育实施难度较大

农民工分布较广、流动性大、居住地不固定、难以集中,这些特性给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比较薄弱,存在不少盲点。农民工大多文化素质偏低,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由于采取集中宣讲形式。而这种集中普法方式并没考虑到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繁重的工作之余都渴望休息,而集中培训又都是些空洞的说教,自然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自然学法的积极性不高。

(二)思想认识存在偏差,农民工普法教育难以落实深化

个别单位和部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重使用轻教育的现象尤为突出。他们认为法制教育周期长见效慢,而单纯的使用管理周期短见效快,抓管理比抓教育来得省劲,因而在实际工作中用管理代替了法制教育;甚至有个别单位只顾眼前利益,向农民工收取各种费用,忽视了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还有一些主管部门和单位的农民工法制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往往重计划的制定,轻计划落实,工作表面化,导致农民工法制教育没有新的起色。

三、进一步开展农民工普法教育工作的建议

(一)培养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治的基本态度,它指在对法律的了解、理解,对法律功用的认知基础上,运用和依据法律来规范和引导社会生活。可以说,这是法治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法律的真正活力不在于被知晓,而在于被使用。法治公民的培育分三个层面:“普及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意识——培养法律信仰”,即公民从普法和学习中认知法律,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使用法律来规范和引导自己的生活,并经内心认同而升华为法律信仰。对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而言,要想使他们的劳动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仅靠关注和关心是没有用的,单纯地向他们进行普法宣传、灌输法律知识也是远远不够的。伟大的思想家卢梭曾说过“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因而,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和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在现实中,一方面他们不敢用法。农民工来到城市后特别珍惜城里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为了成全工作即使明知可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但往往仍是选择忍气吞声。

(二)定位农民工普法内容

法律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只有通过普法的形式在学习中认识法律,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所以对农民工进行普法宣传的内容也应做出正确的定位。农民工来自农村,接受的教育有限,进城务工后多是在比较封闭的生活空间,繁重的劳动过后,几乎没有时间学习。因此对农民工的普法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普法内容的选择上,要贴近农民工实际。 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坚持从群众需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把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法律法规作为普法的重要内容”。普实体,也要普程序;普义务,更要普权利;普法律知识,更要普法律理念。近年来,农民工的高发案件主要是工伤和劳资纠纷。针对农民工法制知识缺乏,发生纠纷以后,用人单位故意以口头或其他方式“协商解决”,拖过诉讼时效,使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因此可以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安全生产法》等与农民工生存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提高农民工学法的热情。

(三)深入开展实施法律援助

1、加快制定法律援助法。目前我国没有法律援助法,而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之中,2003年7月国务院的《法律援助条例》,司法部部颁规章制度。因此,对法律援助的程序、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法律援助的标准等都没有统一规定,由各地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具体制定,因此存在相互衔接协调不力等诸多问题。对比国外,法律援助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有许多成功的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为了更好地推动法律援助事业,让更多的弱势群众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维护司法公正,制定法律援助法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势在必行。

2、农民工法律援助应当充分利用法律服务资源。首先,利用工会拓宽劳动保障普法宣传教育渠道。农民工组织程度低是其维权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维权组织,其组织规范、凝聚力强,在工人劳动权益维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通过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联系农民工务工所在地工会,利用其工会职工学校、职工俱乐部等阵地,对农民工开展法律宣传培训和教育,能起到更好效果。其次,利用互利的原则,律师事务所接受一定的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稳定的案源。再次,合理利用法律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最后,还可以合理利用退休的法律工作者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参考文献:

[1]陈立.普法教育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D].浙江大学.2009.

[2]北京宣武区法制宣传教育调查报告news.省略/o/2007-03-31/095511536820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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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我局与市委宣传部联合下发《20*年全市法制宣传工作要点》,突出宣传农民工权益维护、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管理、农民工劳动就业、农民工工资保障等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维护农民工权益、增强农民工法律素养中的重要基础和推进作用。大力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截止10月底,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农民工维权案件128件,受援农民工1297人。

二、主要做法

1.将农民工法律法规宣传纳入全市法制宣传工作计划

3月10日,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联合下发《20*年全市法制宣传工作要点》,明确要求全市各级各单位,紧紧围绕市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法制宣传工作,把农民工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放在突出位置,突出宣传好权益维护、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管理、农民工劳动就业、农民工工资保障等法律法规。

2.深入宣传农民工相关法律法规

20*年5月起,我局派30余名干部先后100余人次赴清浦区、洪泽县34个村担任平安与法治建设指导员,对广大农民工及家属开展法制宣传70余场次,受教育群众1万余人次。我们开展了20余次法律服务进社区、走进直播室等活动,大力宣传涉农法律知识,增加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我们通过制作法制宣传栏、发调查表等形式提醒农民工在平时工作中和外出务工时要提高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注意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收集保存相关权益受侵害的证据。

3.将农民工法制宣传贯穿四级干部学法竞赛全过程

今年我们组织了全市四级干部学法竞赛,我们将土地法、土地承包法、劳动法、森林法、水法等与农民、农村问题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纳入村居干部、乡镇干部复习和考试范围,通过考试促进学习,通过考试促进基层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4.打造全天候“12348”法律服务平台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12348”法律服务工作职责、“123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值班制度、“12348”工作人员职责和工作要求。保证“12348”法律服务热线24小时为农民工开通。

5.举办法援工作人员涉农法律业务知识培训

更好地为农民工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我们专门抽调农民工案件较为典型县区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参加省司法厅农民工涉法事务的专项培训,组织编写发放涉及农民工案件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书刊和涉及农民工案件的办案手册。

6.加强协同配合,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协调力度

我们联合共青团*市委调整了*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的组成人员,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维权服务,尽量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解除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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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发现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现就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及具体措施,浅谈一下笔者的粗略看法。

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多数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与用工单位往往不签劳动合同,不注重保留证据,以致在发生纠纷时苦于没有证据而诉讼风险增大。要对其加大普法宣传,使其逐步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建议深入开展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春暖行动”和小企业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专项行动,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改善劳动关系;继续实施“彩虹计划”,扩大工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覆盖面;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及时合理地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

2.援助后,执行难。有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人民法院受理时准许其缓交诉讼费,但审理后判决书未下达前,要求农民工交纳诉讼费,如逾期不交,人民法院不予下达判决书,以致于这类案件无法进入到执行环节,无法实现诉讼目的。建议人民法院将司法救济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只要是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受理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在此类案件执行完结时,按规定确定诉讼费的承担问题。

3.法律援助成本高于诉讼标的。有的农民工因用工企业欠其数百元的工资,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而法律援助机构给承办律师的办案补贴往往还高于农民工索要的工资数额。在这方面,大庆市法律援助中心研究具体的办法,帮助其诉状,帮助其立案,对其进行必要的诉讼指导,让当事人自己去打这类官司,使其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既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又降低了法律援助成本。

4.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多发于建筑领域,如拖欠工资和工伤处理。其根本原因在于该领域没有建立健全规范的劳动用工关系,在工程分包、转包过程中,真正干了活的农民工因无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无法讨要自己的工资。建议建筑企业的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应对该域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采取必要的措施,进一步规范建筑企业用工,形成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5.工资保证金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企业守法诚信制度不健全。亟需建立健全工资保证金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企业守法诚信制度,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预防和及时妥善处置集体停工的的发生。

二、解决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

(一)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一步理清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基本思路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担负起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崇高使命。要把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与司法行政工作“十二五”规划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十二五”期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要把加强农民工工作与年度工作安排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履行法律援助工作职能,确保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不断加大工作指导力度,切实从源头上促进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1.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农民工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部门联动,形成合力,重点要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紧紧抓住农民工培训、就业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工作指导力度,提高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法制化、信息化水平。

2.大力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农民工自觉学法守法用法,增强依法维权意识。要引导广大法律服务人员和法律援助工作者重点围绕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纠纷、工伤赔偿等问题积极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坚持“调解优先”原则,积极倡导和推进以调解协商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三)进一步完善工作措施,切实增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实际效果

坚持把维护农民工权益与促进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是增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有效途径。要深入研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细化实化各项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组织法制宣传工作者、法律服务人员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策划开展符合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和特点的法制宣传活动。要进一步畅通农民工法律服务渠道,深入农民工聚集地区设立法律服务联系点、咨询点,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法律服务机构设立法律咨询热线,公开法律服务机构、人员执业信息,方便农民工就近及时获取法律服务;要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进一步扩大农民工法律援助覆盖面,降低农民工法律援助门槛;加强窗口建设,拓宽申请渠道,推行电话申请、网络申请等便民服务方式;指派擅长办理涉及农民工案件的律师办理重大疑难案件,不断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积极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民工讨薪、农民工工伤维权等专项行动。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纠纷调解组织网络建设,继续推进在建筑工地、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和行业建立有农民工代表参加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扩大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在人民调解工作中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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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社会适应 法律援助 法律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和9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法律和权利意识更强,更渴望适应城市生活,得到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对他们而言,打工不再是单纯为了讨生活,更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实现都市梦想”。但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适应性是主观社会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本研究从法社会学视角,将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适应性的两大指标,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现状,并探讨他们城市社会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对提升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提出对策性建议。

问卷编制与调查实施

本研究问卷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测量因变量的两个量表,第二部分是测量自变量的四个量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由“社会适应能力”与“生活满意度”两个量表作为因变量;同时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自变量分为4个类型:第一类是个人属性特征变量,笔者采用自行设计的个人人口和法律属性特征量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种类”、“三险”缴纳情况、“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月平均收入”、“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等;第二类是社会支持变量,这一变量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测量,包括“家庭支持”、“他人支持”、“朋友支持”3个分变量;第三类是应对方式变量,这一变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测量,包括“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2个分变量。①第四类是法律意识变量,对这一变量笔者采用自行设计的法律意识量表,包括“法律援助”、“维权意识”2个分变量。

本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了500份问卷,实际收回有效问卷465份,有效回收率为93%。

数据整理与分析

个人属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从分析数据可知,在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属性特征相关的变量中,婚姻状况、劳动合同是否签订、月平均收入、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这4个变量对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得分都具有显著性影响,性别、“三险”缴纳情况这2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性的影响。“已婚”的社会适应能力要高于“未婚及其他”的0.031倍;“劳动合同是否签订”对社会适应性有显著性影响(P

社会支持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得知,在与社会支持相关的3个变量中,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这2个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p

应对方式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可知,在与应对方式相关的2个变量中,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对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极其显著(显著性水平p

法律意识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数据可知,在与法律意识相关的2个变量中,法律援助和维权意识对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法律援助”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得分就会提高0.381倍(p

研究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普遍不高,仅有少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处于正常状态,其他则社会适应性较差,并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生活满意度更好。女性在生活压力、人际交往、经济压力方面,相对来说承担的责任要比男性少,因而其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较高。第二,相对于未婚人士而言,已婚人士的生活满意度显然更高,相对于单身或离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婚人士的社会适应能力会更强。究其原因,可能是配偶、子女的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了家庭,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强,家庭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慰藉能使他们心理获得更多的满足。第三,较高的工资收入水平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他们所在单位效益好、工资按时发放、收入水平高、工作正式,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焦虑感降低,直接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第四,相对于没有上“三险”、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三险”全部上齐、劳动合同签订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更高。“三险”齐全、合理的劳动合同,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心理上获得了满足。第五,朋友与他人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都是远离家乡,家人又不在身边,家人对其影响力并不是很明显。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与同学、朋友用手机联系,此外年轻人与同龄人的交流没有代沟,也比家人便利得多,所以朋友与身边人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影响较大。第六,积极乐观的生活应对方式、较强的法律意识,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适应性。分析结果表明,面对挫折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应对方式,个人主观上提高维权意识,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的法律援助,将大大提高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

建议。第一,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影响他们能否在大城市长期稳定下来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制度设计上,要建立适合他们的低交费、广覆盖、可接转的社会保障制度;资金筹集主要由企业和雇主承担,国家财政兜底。让他们像主流的“城里人”一样享有就业、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基本社会保障权利。他们只要手持一张社会保障卡就可以在全国各大城市就业,并有权要求雇主或企业为其缴纳诸如“三险”等费用,交费数目和其工资水平与工作时间挂钩。应加大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逐步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二,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针对他们维权意识不足问题,政府应整合多方面力量加大对他们的法律援助。首先,专业法律援助机构要通过采取各项措施,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及时、合理的法律援助;其次,宣传部门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把宣传重点放在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使他们更多了解用工、住房、保险救助、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和规定,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再次,要建立志愿者法律援助机制,开展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鼓励社会力量为经济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帮助,特别是吸引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②第三,全面推进社区服务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高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依托城市社区和专业服务机构,开展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让他们像主流“城里人”一样享受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城市社区服务人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对他们定期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支持他们设计职业发展规划,在提高他们就业谋生能力的同时,切实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沟通交流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拓展他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的积极应对方式,全面提升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能力。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注释】

①汪向东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年,第70页,第108页,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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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方某煤矿企业为例,目前该公司各类用工还沿用以往的习惯将用工性质分为固定工、合同制工人、农民工、劳务队用工、家属(临时工)等多种用工形式,公司8月初职工人数为6662人,按原用工性质分:固定工66人,合同制工人2185人,农合工2098人,劳务队用工1454人,家属工、临时工859人。《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的用工都统称为职工,它的用工形式只分为订立固定期、无固定期限和完成一定工作量的劳动合同的职工、非全日制用工和劳务派遣等三种形式。该公司目前暂无劳务派遣人员。

二、目前几种用工存在问题

1.原“固定工、合同制工人、集体工”。2003年该公司员工实行全员身份置换,原“两种工”除患职业病和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定位为“固定工”,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其余人员都是合同制工人,分别订立了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类群体人员都已订立劳动合同和参加各类保险,用工管理较为规范。但这类人员都是长期从事矿山工作, 90%以上工龄都超过十年,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必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从人的思维定势和理解误差,认为无固定期限合同一经签订就不能解除,他们还认为自己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就抱住了“铁饭碗”,对部分职工企业要解除劳动关系难度比较大。

2.农合工。目前该公司一、二线使用的农合工占职工总数的31%左右,新工人经过正常的招工程序,合格录用的农合工均订立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它又区别于原“二种工”,除工伤保险外的其他社会保险未享受。

①社会保险未全部参保(只参加工伤保险)。按照《劳动法》和国务院及福建省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规定必须缴纳社会保险,且《劳动合同法》规定未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必须支付补偿金;由于农民工都尚未参加全部社会保险(除工伤保险外),随着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增强,在岗时他们也未提出要参加诸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往往都是等合同期满提出在矿期间未给予办理社会保险,要求给予办理补缴手续或补偿,这类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加。原来作为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国家和地方也出台相关的政策要求给予办理,可实际操作的配套政策不尽完善,也并非是强制性的,只要职工本人没有提出政府就不会干涉,但职工若提出疑议要求办理政府部门就要受理,裁决时也会支持职工要求企业予以办理。

②劳动合同的期限超十年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矿山农民工原实行八年轮换制度,但由于煤矿属于艰苦行业,工资收入与他们的期望值还有一定差距,造成采掘一线和二线机电运输员工招收难度大、稳定难的局面,为了稳定矿进的安全生产,采掘队伍中的骨干和二线工人在矿山工作时间部分人员都超过十年,这些人无其他特长,再加上年龄偏大,已形成了职业习惯,重新择业的欲望不强,只求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因此《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合同期满人员都提出要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不愿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也造成新工人补充不进来,老工人输不出的局面。

③职业病的问题。矿山的工作环境都要不同程度的接触粉尘,特别是采掘一线工人,长期从事接尘工作,均有可能患上职业病,并且职业病存在“潜伏期”,潜伏期最长的可达20年左右;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劳动者诊断患有职业病,但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其医疗和生活保障由最后用人单位承担;最后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职业病是先前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造成的,由先前的用人单位承担”。根据这项规定,对于我们属劳动密集型,工人流动性又很大的企业,非常被动,近几年,离开企业若干年后发现患职业病的重新找上门的争议案件逐年增加,企业无力举证,难脱干系。

④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根据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文件规定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主要是用人单位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给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公司招收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择业习惯和企业方考虑职工患职业病的风险,劳动合同解除主要也是由用人单位提出的,因此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

⑤劳动合同签订在实际操作过程存在不公平性。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已建立劳动关系的,必须订立劳动合同,未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而签订了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没有任何约束力,工人可以随时走人,造成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通知送达难度大,日后有劳动争议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最有力的证据。

3.劳务队用工。目前该公司劳务队虽属承包性质,劳务队的招工体检、工伤保险办理等由公司统一管理;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劳务队用工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该公司承担。目前该公司的劳务队都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具备用工的法人主体,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事实上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要求人数是8人以下,可实际上现有的劳务队用人都已远远超过这个人数,超出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条件。

4.家属工和临时工的问题。企业在一些地面或劳动强度相对较低的计时岗位使用家属工和临时工,目前该公司都是按非全日制用工操作,大部分岗位用工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因为非全日制用工最主要的依据是:①以小时计酬;②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可实际上企业所招用的家属、临时工(除卫生工外)都是长期顶岗位的,甚至有个别岗位还“两班倒”,上班时间远远超过该项规定。职工若诉至劳动仲裁或法院,他们都不会确认为非全日制用工,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这类人员也应享受职工的同等待遇。

三、有关建议及采取对策

1.增强企业用人成本的意识。企业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依法经营的基础上,树立企业的用人成本意识,随着国家法律和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职工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整个经济体系的成熟,企业的用人成本增加,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早期人工工资低,社会保障制度欠缺,有些保障制度也并非强制性的,因此企业的用人成本相对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政策,主要完善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劳动者在为企业服务时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工资不断提升,社会保障费用也不断增加,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各级管理人员必须增强用人成本意识。

2.加强劳动用工劳动合同的管理。①企业所有的用工都是职工,都必须订立劳动合同,非全日制用工也必须订立书面的协议。劳务队用工由劳务队负责人与之签订,其他用工委托二级单位由用工单位与员工签订;避免出现因未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双薪问题。②做好劳动合同期限控制。新订立的合同,终止、解除根据员工所在的岗位和工作表现确定合同期限(3―5年),非技术骨干或没有“转招”的原则上不超过二次或在本企业连续工作时间控制在十年以内,原“两种工”已参加了各类社会保险,职工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可以与之签订固定期限或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满后,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做好劳动合同的终止、解除或续订工作。

3.完善劳务队矿山开采承包资质。该公司目前拥有八对生产矿井劳务队伍的人数和产量都占本单位一线生产工人和整个矿井产量的50%以上,且劳务队的工作面多为边角复采块段,生产条件相对较差,因此劳务队在稳定矿井生产规模、提高煤炭回采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承包方式在我企业将长期存在。但是目前劳务队的资质和该公司现有管理模式,造成其用工主体不明确,劳动仲裁和法院等部门在处理劳务队劳动争议案件,都认为该公司是用工主体。因此所有劳务队必须挂靠具备法人资质且具有承包矿山生产资质的单位或以公司设立办理营业执照,挂靠的由劳务队与挂靠单位签订合同。所有的用工均由劳务队自行组织招收、体检,凭体检合格证明到用工单位有关部门办理入井有关手续和证件。用人单位只对劳务队承包施工的采掘工作面的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所有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复训及作业规程的贯彻落实实行监督管理;劳务队用工必须建立用工台帐制度,加强对劳务队用工流动信息收集,劳务队所有用工,必须由劳务队负责人向所在矿井提出书面申请报矿井备案。

4.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制度。“五大”社会保险目前工伤保险已全员参加,其他保险只有不同群体的部份人员参加;随着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健全,从国家到地方政府都将社会保险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及职工法律意识的增强,为职工缴纳各类社会保险势在必行,为了减少劳动争议和事后人工成本的增加,原来农民工“实行回乡补助,不实行养老保险的制度”已废止,根据《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可以取消“回乡补助费”(即目前发放的退场费)。企业自营编制内的在岗农民工(确属非全日制用工)予以享受其他四项保险待遇,不再发放“回乡补助费”;但农民工参保必须设置一定的参保条件,如农民工工作满一年以上或达初级工以上等。劳务队具备用工的主体后,相应的承担所有用工责任,“五项”社会保险以劳务队名义自行参保或由劳务队委托永安市劳动服务公司办理代缴手续;企业在核定承包单价应考虑劳务队的社会保险费用,重新核定单价项目构成。

篇7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2003]94号)精神,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运用法律手段预防和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各级司法和建设行政机关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切实抓好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努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帮助建筑业企业建立责权明确、科学规范的长效管理机制,协助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有针对性法律手段,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管,切实解决各类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二、支持、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司法行政机关要引导和发动法律服务人员,积极参与建设领域纠纷当事人之间的非诉讼协商、调解活动,使拖欠工程款问题尽可能通过非诉讼方式得到妥善解决。对确需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案件,鼓励和支持律师接受农民工委托,其参加诉讼或与相关单位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对于经济确有困难又达不到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民工,可以适当减少或免除律师费。法律服务机构应对此类案件建立质量监督机制,在受理、办理、结案等环节建立案件质量的量化标准,完善监督检查措施,确保办案质量。对群体性农民工案件及其他重大、疑难案件要建立集体讨论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服务机构农民工案件,要加强管理,跟踪指导,采取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出庭旁听、抽查卷宗、检查评比等办法,努力保证农民工都能得到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要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积极为建筑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倡导建筑业企业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企业签订合同、重大决策等事项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促进企业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当企业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应及时提出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企业的损失,并企业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磋商或参加诉讼,保障企业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企业工程合同、农民工劳务合同及其它各类合同的依法订立、审查、履行、监管、备案、登记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推行合同公证制度;帮助企业探索并建立各种担保和保险机制,完善业主的工程款支付担保,建立建筑业企业的履约责任险和保修保险,引导施工企业与建设单位就拖欠工程款制定还款计划,并进行公证,保障建筑业企业能够及时收回工程款。

要积极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利用专业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协助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法律手段,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监管,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引导法律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面向建设领域广大业主、建筑业企业和农民工的法律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建筑法》、《劳动法》、《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广大业主、建筑业企业增强守法意识,自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也使广大农民工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维权意识。

三、法律援助机构要积极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

各地法律援助机构要通过采取各项措施,保障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要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便民化程度,依托城市社区、乡镇街道司法所,或者通过与当地建设、劳动与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联合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保证农民工就近快捷地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应加强日常管理,严格值班制度,在农民工较集中的地区,可实行双休日值班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农民工接待室,指定专人负责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接待工作;建立绿色通道,优先接待群体性案件的农民工和因工致残的农民工。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审查,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要尽快办理有关手续并指派法律服务人员;对申请事项不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应指引申请人去相关机构处理,不得推诿;对确因情况特殊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或者经济困难证明的农民工,有事实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事件,或者遇到即将超过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的,或者属于涉及人数众多的群体性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可暂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及时受理并先行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允许受援人事后补交有关证明材料,保证农民工获得及时的法律援助。

各地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大工作力度,完善工作机制,积极为法律援助事业争取专项经费和社会支持,促进和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对《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使农民工了解法律援助的对象、条件、范围和申请程序,提高他们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区,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开展法律咨询活动,解答农民工提出的法律问题。要争取社会支持,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合作和协商,发挥他们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行业优势。开展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鼓励社会力量为经济困难的农民工提供帮助。要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统计和信息报告制度,定期对本地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及时报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同级党委政府,为上级机关统一部署、协调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决策依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要积极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篇8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76例,男31例,女45例;年龄18~50岁,平均34岁;文盲21人、小学文化43人、初中文化7人、高中文化5人。焦虑症33例、抑郁症13例、社交恐惧症23例、精神分裂症7例(1例死亡)。76例平素身体健康。

农民工常见心理问题

城乡贫富差距是农民工心理失衡的主要原因:对城市的冷漠和疏离感: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和底层,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与排斥,使他们产生对城市疏离感。这使他们对城市缺少归属感和责任感。

失落自卑心理:农民工由于福利和权益保障等身份差别,使他们感到失落和自卑。他们希望得到城里人的承认和接纳,但在面对城里人时显得自卑,甚至回避与城里人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况。

孤独寂寞心理:调查显示,68%的农民工平时感到孤独。农民工由于背井离乡,缺少精神归属,压力大,压抑情绪严重。他们长年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主要业余生活是三五结伴在街上溜达,看临街电视、打扑克。这种孤独寂寞使不少农民工形成封闭的孤寂心理。

被剥夺心理:农民工身处城市,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生活水平上的反差、有些企业招工排斥农民工等,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被剥夺心理。

焦虑压抑心理:由于农民工来到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从事基本陌生或全新的工作,使他们产生强烈的焦虑心理。农民工外出打工,对家中父母、子女的牵挂;对青壮年农民工来说,性压抑成为情感压抑的最大焦虑。

仇富报复心理:农民工在自身利益被忽略或损害时,易引发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严重不满,并发展成的仇富心理。近年来,一些城市不断发生因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和虐待工人而发生农民工绑架甚至杀害老板及家人的恶性案例;有些地方多次发生农民工因对政府和社会不满而冲击政府机关、制造突发事件、报复富人都是仇富心理的突出表现[1]。

投机暴富心理:农民工渴望早日脱贫,当期望值难以实现时,便产生心存侥幸、巧取豪夺、投机和不惜违法犯罪,渴望一夜暴富心理。

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的思路

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解决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建立城市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废除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完善在住房、教育和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障措施,实现平等共享。

提供心理疏导援助: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是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的预防措施。尊重员工人格,公平对待职工;改善工作环境,允许老乡或关系较好的工友住在同一宿舍,正确对待别人,善交友,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让他们正视差别,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实现自我。

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通过各种知识和能力的培训增强其职业竞争力,如职业技术培训、法律政策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有计划的支配自己的闲暇时间。

提供法律知识援助:完善对农民工法律保护的实施机制。定期举办素质讲座,加强法律政策教育和道德教育,提高法律意识;扩充法律援助者;完善诉讼费用的减免缓制定,尽量降低农民工获得司法救济的门槛。

提高生活情感援助:将农民工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充分重视家庭的作用。

企业社工制度建立:建立以工会、共青团、妇联为主体,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企业社会工作体系。建立高素质的社工队伍,提升专业服务能力。调查发现参加社会组织可使使农民工心理问题发生比降低64.8%,但目前仅有13.8%的农民工参加了社会组织[2]。

对有心理问题的农民工给予心理疏导,解除心理困惑。必要时加用抗焦虑药物治疗。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转介精神病院进一步治疗。

总之,农民工作为城市中重要的社会群体,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关注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产生原因及解决思路。对促进农民工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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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企业,农民工,讨薪难,原因分析,对策探讨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前言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对我们的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高楼大厦的背后,难掩的是农民工苦涩苍老的容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当前,“堵路讨薪”、“罢工讨薪”、“爬塔吊讨薪”、“跳楼讨薪”等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既不利于社会的繁荣稳定,更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从多角度分析建筑企业农民工讨薪难的原因,及时找出解决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建筑企业农民工讨薪难的原因分析

1、建筑市场混乱,企业管理不够规范

建筑行业的劳务纠纷多未签订书面合同,且工资帐目不全。一个建设工程,农民工处在发包方、承包商、分包方、劳务公司、作业班组等工程链的末端,也往往是最终的受害者。工程通过层层发包、转包、分包,包工头一大串,权责不明确,推责渠道多,农民工往往成为他们争夺自身利益的道具。有些建筑企业有名无实,出卖资质,为他人承揽工程提供便利,遇到农民工讨薪纠纷,不是推责就是人去楼空。发包方对承包商准入把关不严,招投标只重投标人书面文件的程序审查,忽略对投标人信誉、实力的考察,放任中标人对整体工程分包、转包等环节的监控,加之有些包工头自身没实力,揽到工程后靠赊欠建筑材料,靠拖欠农民工工资赚钱。项目发包方与农民工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关系,工程发包后业主不直接对农民工工资负责,农民工也无直接证据与业主对簿公堂来讨薪。

2、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差,举证难度大

自身权利意识和法律知识的缺失使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不知如何依法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多数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对权利没有清醒的认识,对司法救济一无所知。当前,我国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这一状况使得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无法与雇主讨价还价。在建筑领域,多数农民工不敢主动提出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合同,像工作量、劳动报酬等合同重要条款也都是通过口头约定来完成的。只要包工头一招手,他们就上工,不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既拿不出讨薪证据,也难以提讼,更无力支付讨薪费用。而民事诉讼法实行“谁主张,谁举证”,诉讼风险、举证责任承担等诉讼要求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法定期限内不知道举证或举证不符合法律要求,因此在发生争议后,当农民工举证困难时,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不可能因为同情弱势群体而免除他们的举证责任。

3、法律制度欠缺,诉讼周期长

目前,我国缺乏专门的农民工权利保障立法,使农民工诉讼维权面临制度性缺位。农民工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知识占有等诸多方面的劣势使他们无法像其他法律主体一样参与到诉讼活动中,这种在运用法律上的先天不足需要立法的特殊眷顾,但是目前尚无专门适用农民工的法律。我国法律对劳动争议案件规定为一裁两审和先裁后审的制度,而不是或裁或审制度。虽然对有欠条的案件,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申请支付令或直接,但这样有直接证据的情形较少,涉及农民工资的案件可能是劳动争议案件,也可能是雇佣关系等其他法律关系的案件。而法院立案时的审查只是形式上的审查,其真正的法律关系要经过法庭审理、质证认证后才能确定。一旦法院经审理认定是劳动争议案件,双方又达不成调解协议,直接的劳动争议案件,法院就会以应先进行劳动仲裁程序为由而裁定驳回其,农民工就可能再经过一裁两审的法律程序,导致诉讼周期长、成本大。多数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劳动法了解不够,甚至一无所知,这从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在维权方面比较盲目。

三、解决建筑企业农民工讨薪难的对策和思路

1、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应进一步加大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打破法院、建委、人劳局等社会职能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宣传合力。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普法教育,提高社会主体的认知度,又要结合现实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具体纠纷,加强法律法规在重点领域执法实践的宣传解释工作,切实提高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依法评判能力,引导劳动者正确运用法定权利,避免滥诉和不理性诉讼情况发生。

2、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要整顿规范建筑市场,建立社会诚信体系。要从源头上治理,规范发包方(业主)的投资行为,到位资金不符合规定,项目不得进行招投标;建立建筑企业工资支付记录档案,录入社会诚信体系,把拖欠农民工资的用人单位列入黑名单,通过电视和网络等媒介曝光,并不允许其参加工程招投标;要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和预警制度,加强对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检查。行业主管部门应要求施工企业对农民工出勤情况进行记录,作为发放工资的依据,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由施工项目部监督劳务公司、作业班组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农民工;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规定根据企业的资质和合同额,各建筑企业和用人单位向行业主管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交纳工资支付保证金,欠薪的建筑业企业及其他用人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仍无力支付拖欠工资的,用交纳的工资支付保证金直接支付所欠农民工工资。

3.强化施工企业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工获得报酬权

随着新旧体制交替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劳动用工关系的不规范,施工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劳动争议明显上升。从目前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看,绝大多数是施工企业未履行其社会责任所引发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有立法相对滞后、执法不严、施工企业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等,还要防止恶意拖欠,对恶意拖欠的施工企业、劳务公司要采取资质降级、限制招投标、行政处罚等综合性手段,提高其违约失信的成本。

4.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的仲裁、诉讼和证据立法

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强制仲裁和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相结合的原则,由一裁两审程序变为或裁或审程序,对于小额劳动报酬争议案件实行强制仲裁,且一裁终局,减少法律程序。完善劳动争议证据规定,在举证责任上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倾斜,要制定像医疗纠纷案件一样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根据工资支付的证据主要由施工企业掌握的特点,对工资方面的证据规定由施工企业举证,施工企业拿不出已足额支付工资的证据,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处于诉讼弱势地位的不利局面。改革劳动争议案件诉讼收费制度,农民工在追索劳动报酬过程中的正当合理的费、交通费等费用由建筑企业承担,降低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成本。

四、结束语

解决好建筑企业农民工问题,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十精神的深入贯彻,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正在成为各级政府致力解决的民生问题,

农民工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民工的明天也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孙华 民工讨薪难的深层分析与机制建构[期刊论文] 《晋阳学刊》 PKU -2004年4期

[2]-崔永 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思考[期刊论文] 《商品与质量(科教与法)》 -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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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工资;原因;对策

一、出现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的原因

(一)法律政策层面的原因

1、月薪制没有得到全面实行。欠薪现象的发生与没有对农民工实行“月薪制”有着较大的关系。《劳动法》第50条所规定的“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一些建筑行业施工单位给农民工每月支付的是生活费,具体工资实行每个季度一结、每半年一结、一年一结,更有甚者是一个工程一结,据媒体报道有不少施工单位是两三年一结,这给拖欠农民工工资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2、行政执法部门不作为。一方面,由于执法力度不够,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欠薪逃匿的经营者得不到处罚,给不良经营者提供了随意拖欠、损人肥己的机会,从而使欠薪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因为执法手段不足,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经常因无权查封企业财物、更无权扣人而眼看着准备逃匿者拉走设备、财物,而公安部门对欠薪者也不能扣人扣物,使执法效果大打折扣。

3、解决劳资纠纷程序繁琐使农民工维权难。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实践中,由于费、仲裁费、诉讼费等需要支出一笔费用,很多律师此类案件的费占标的两成,除了费用,还要面临获取和固定证据、审理时限过长、裁决执行难等问题,但大多数农民工都是过着候鸟式的生活,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耗太长时间,所以他们维权很少选择相对耗时、程序烦琐的法律途径。

(二)企业用工方面

1、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照现行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与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事实上,用人单位从交纳社会保险、发生劳动侵权后便于逃避责任等角度考虑,一般都不愿意与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一些临时、短期用工,劳务企业与农民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只有口头合同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农民工本人出于“怕被解雇不敢要求签订”等方面的考虑,在用人单位不签订的情况下,也不会主动坚持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施工企业层层转包未能禁止。施工企业层层转包是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重要原因。在建筑市场上,一些有关系的人从开发商手中拿到工程,转手给包工头,包工头再把活分给农民工做,一个工程在发包、承包、转包过程中,由于工程建设劳务分包过多,造成支付环节及利润分配次数较多,导致农民工工资拖欠。现实中,中间转手的大多是“皮包公司”,靠转包牟取暴利,一旦承包商出现资金困难或携款逃跑,有的发包方甚至在工程已经或快完工的情况下仍然不给钱,恶意拖欠工程款,造成承包方无力支付民工工资。

(三)农民工自身层面

1、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当前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技能单一,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为了保全工作机会,对侵权行为往往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加之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在维权方面比较盲目,发生劳动争议时,一些偏激者会采取跳楼、堵门等极端方式,结果维权不成反而自己触犯法律法规,一些人知道采用法律途径解决,却又不知道劳动争议案件属于仲裁前置案件,发生争议后直接向法院而不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

2、缺少欠薪证据,维权能力差。由于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打工过程中很难收集和保存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等方面的证据,一旦发生欠薪,很多事实因为无法举证而难以查清,劳动监察部门或仲裁部门处理起来困难较大,费时、费力,甚至无法处理。此外,农民工外出打工,大多因为家里贫穷,讨薪的时间成本、住宿费用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这对于本身就生计困难的农民工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二、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有效增强农民工维权意识和能力。各级政府应当更多地举办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就业培训及法律普及培训,通过培训和指导,使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法律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在培训中,既要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又要增强民工的法律素质,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护正当的权益。同时,地方政府应当尽可能的收集相关就业及工作信息,及时分析研究在农民工就业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应对措施,当农民工工资遭受拖欠时,及时组织相关部门、企业做好沟通、协调、解决。

(二)规范劳务用工管理,为农民工稳定就业服务。一是规范劳务分包交易,强调劳务分包必须依法分包给具有资质的劳务企业,严禁将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劳务队伍。二是规范劳务用工行为,严禁私招滥雇、非法用工,突出强调劳务企业必须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三是出台鼓励支持劳务企业发展的政策,加强对劳务带头人、召集人、包工头等的政策培训和分类指导,引导他们合资入股成立建筑劳务分包企业,使农民工最大程度地被有组织、有管理、合法经营的劳务企业吸纳,预防其合法权益被损害。

(三)完善薪酬制度,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益。建筑业作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灾区,要让开发商、承建商在短期内自觉实行月薪制可能性较小,应当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具体有三种做法:一是从工程项目中划拨一部分资金进入专门账户,作为农民工的预备工资,农民工按约定时间到银行领取,减小了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携款出逃的可能。二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逐步在所有工程项目推行业主支付担保和承包商履约担保制度,一旦业主或承包商不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将由为业主或者承包商提供担保的保证人代为履约或赔偿,以确保工程款能得到支付,避免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三是落实建设资金到位制度,杜绝垫资工程,严格项目管理程序,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工程项目,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从源头上防范拖欠工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