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形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政治形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行政机关在本质上是执法机关，而不宜称为管理机关，不管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定法观察。[1]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也主要是执法行为，行政职能实现主要是通过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的；而不同的执法方式又直接影响或制约行政职能的实现。因而，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行政职能的转变客观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执法方式。当然，这种变革并非对现有的行政执法全盘抛弃，进行暴风骤雨般的革命。经济条件之间的连续性，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以及法律和法治观念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决定了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只是在人类实践中已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因应新经济形态的要求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对工业社会的执法方式进行改良，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为些，我们认为，知识社会行政执法形式的发展趋势和总体要求是行政执法方式的多样化、非权力化、法治化和公开化。

(一)行政执法方式的多样化

行政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内容和行政组织职能的实现形式。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资本家也强烈要求自由地享有天赋的财产权利，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充分自由的政治法律制度，“小政府大社会”就是理想的模式。从17世纪到19世纪，资产阶级基于个人权利的神圣，基于对封建专制社会政府对个人权利姿意侵害的恐惧，在建立自己的政府时只把它设计为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政府的职能严格控制在建立和维护自由竞争所需的法律秩序上，政府的机构和组成人员精简，其行为方式也相对简单。行政执法主要表现为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市场调节的失灵现象逐步增多，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作为消极的“守夜人”的政府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服务。因此，社会权利被引起关注，法律社会化成为一股潮流，政府从“幕后”走上“舞台”，进行广泛的立法活动，以执法为己任的行政机关的任务增加，行政组织不断膨胀，行政权不断扩张。同样，社会关系的复杂化，行政权能的扩大，自然引起行政执法方式的进一步多样化。

20世纪中叶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微电子技术，以及光异纤维、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新的技术群的产生和发展，人类历史被牵引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工业经济社会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大生产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使得政府决策集权程度很高，并且必须强调政府的行政管理权才能实现高度管理，因而其执法方式主要为带强制性的，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规划等。知识经济社会的信息化、智能化、个体化以及多样性、差异性、分散性、扩展性等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求政府决策权配置的改变，即由集中转变为分散，或集中与分散并存、行政执法方式从单一性走向多元化、差别性。

摘要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对工业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法治提出了严重挑战，呼唤并必将引起行政法治的全面变革，尤其是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行政执法方式的多样化、非权力化、法治化与公开化。

篇2

关键词：经济转型；银行业；政策效果；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2-0074-0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深层次影响逐步显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本轮国家宏观调控，主流观点认为是及时的和正确的：一是政策决策的及时性，政策的及时转向保证了2009年和2010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政策实施落实的及时性，确保了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但是，也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天量的货币投放，以及通过银行的杠杆放大作用，靠投资和信贷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埋下了风险隐患，如整体产能过剩、银行体系资金供需失衡等等。

现有相关文献对于银行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研究较少。戈德史密斯（ Goldsmith，1969）开创了经济学领域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先河，之后大量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定性或定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体从金融结构（戈德史密斯，1969；金和莱文，1993）、金融深化（麦金农和肖，1973；菲斯曼，2004）和内生增长（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1990；本西文加和史密斯，1991）等三个方面，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实证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奥德多库恩，1996；凯撒等，2003）。

国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是谈儒勇（1999）。他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国内对经济发展转型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多集中于近几年，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金融发展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江曙霞、严玉华，2006；曾国平，2007；林毅夫，2009；庞清静，2010；钱水土、周永涛，2011）。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转型角度的相关研究较少（俞亚光，2010；崔滨洲，2011；刘仁伍，2011；孔小伟，2011等），主要是从经验层面对区域内经济发展转型的金融支持进行分析，注重实际情况和相关建议的分析，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银行业层面对经济发展转型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借鉴、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山东省为例，对后金融危机时期，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深入分析银行支持政策不足，并探讨了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路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

二、研究设计及实证分析——以山东为例

（一）经济发展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1. 评价体系设计。本文依据重要性、科学性、可得性等原则，结合山东经济运行、产业结构特点等实际因素，遴选变量指标，构建山东经济发展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三级，包括21个变量（见表1）。

2. 数据处理及评价得分。21个变量选取2008年第1季度至2012年末的季度数据。一方面针对部分指标存在缺失的现象，本文采用平均差值法或移动平均法对缺失位置进行补足；另一方面针对指标量纲的不统一，采用Z-得分对指标进行数据无量纲、标准化处理。为避免人为指标权重确定时的主观性，在缺失值、无量纲化处理后数据的基础上，本文选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及各层级指标的权重，计算获得各数据基期下山东经济发展转型综合得分，以此来衡量山东经济发展转型效果。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综合得分越来越高，显示山东经济发展转型逐步升级、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二）银行发展评价体系

1.银行发展评价体系设计。银行发展评价体系的设计应该能够考虑银行的存量规模、结构特点、创新能力以及风险状况。本文拟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来衡量银行发展，该评价体系共包括14个变量（见表2）。

2. 评价得分。利用熵值法计算银行发展的综合评价得分，同时由于熵值法能够实现对分层指标的分解评价，故可以一并获得对一级、二级指标的分项得分评价。表3为经济发展转型得分与银行发展综合得分及4个一级指标得分的相关关系。

（三）山东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证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银行发展与经济发展转型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经济发展转型综合得分以及4个一级银行发展得分视为变量，拟通过数理统计模型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

1. 变量平稳性检验。采用PP单位根检验对上述5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Sc_score、St_score、In_score和Ri_score分别代表规模指标、结构指标、金融创新和风险指标。

PP检验结果显示，在置信水平5%下，5个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且一阶差分后平稳，即同为一阶单整序列I（1）。由此，保证可以运用历史信息来分析判断未来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效果。

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银行单纯的规模扩张对于经济发展转型推动作用有限。银行贷款投向及利率结构能够对经济发展转型起提升作用。短期内银行产品服务创新引致转型升级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另一方面可能由于银行的产品服务创新力度不够，不能满足多元化的实际需求。风险指标是经济发展转型的Granger原因，结合相关系数为负的结论，认为控制风险能够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2）式为VECM模型，描述变量间的短期调节作用。上述VECM模型的AIC和SC值分别为-62.14和-60.41，都比较小，模型整体效果较好。对调整系数进行限定约束检验均拒绝了零假设，说明变量短期调节有效，能够使得经济发展转型与银行业发展达到均衡状态。

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山东银行业在支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结论。

一是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短期有效，长期递减。从银行业支持经济转型短期波动看，银行业的规模扩张对于经济发展转型短期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银行规模扩张对经济平稳发展和转型的作用边际效用递减，且银行业对经济发展转型的支持力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差异化发展方向明显。

二是银行业是落实国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的重要载体。从支持经济转型效果看，银行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模型可以看到，山东银行业对经济发展转型存在着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无论是银行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银行创新还是降低银行的风险水平都对经济发展转型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与理论和现实都保持一致。

三是银行业要对经济发展转型“集约式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得分与银行得分间的相关关系为0.96，银行发展与经济转型之间呈现较高的相关性，发展趋势一致，且银行规模的提升对经济发展转型支持力度较大，这表明目前山东银行业对经济发展转型的支持作用表现为“规模式推动”。

四是银行业自身发展与经济转型相互影响。从银行业支持经济转型的调节作用看，银行发展与经济转型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当二者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二者之间存在相互调节，以达到新的均衡状态。一方面当经济发展转型水平低于长期均衡水平时，在调整系数“负数”拉动作用下，短期内经济将会向较高层次的发展转型水平演进；另一方面银行在推动经济快速转型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有利于自身优化发展、提高创新能力、有效降低银行整体风险水平。反之将会拖累经济的转型发展。

五是要更加注重银行业的发展规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放松信贷政策，提高货币投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经济增长，但此过程中忽视了银行本身的发展问题，银行产品服务创新由于时滞效应、创新程度以及不能有效对接需求等因素影响造成了风险的积累。信贷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金融工具的运用，也掩盖了风险的形成，同时银行业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等支持偏弱，也偏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因此，应该尊重银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优化银行贷款投向，降低银行风险水平，发展绿色信贷，支持循环经济，更好地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六是正确发挥银行业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作用。我国通过扩张型货币政策调节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物价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水平急剧增长。究其原因：其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货币不再大量进入商品市场，越来越多的货币被资本市场吸纳，使得金融资产对货币政策效应产生较大影响；其二，随着资金向资本市场的流动，在财富效应作用下，过多资金投资于金融产品，分流了大量银行信贷资金，造成银行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和生产的资金供应不足，对信贷传导机制形成一定阻碍作用，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施效果。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我国的信贷投放效率，解决信贷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三、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增强银行业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有效性

我国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要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必须提高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性，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施制度创新，加快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操作环境。另外，还要加快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体系，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和改革的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二）充分发挥银行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金融宏观调控要引导社会流动性支持经济平稳增长和转型，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全面提高经营水平。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充分利用信贷和利率杠杆，使信贷逐步退出“两高一剩”和落后产能行业，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信贷资金配置，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促进消费升级；加大对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产业信贷政策引导。通过信贷结构来影响和支持产业结构变革，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支持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优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工作

山东省提出了推动扶持蓝黄经济带的发展，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同时提出支持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鲁南经济带、鲁南临港产业区及省会城市经济圈的重点区域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按照国家区域经济布局规划，主动谋划自身的地区发展战略，在信贷投向、网点布局、人员配置、资源投入等方面向国家重点经济规划地区倾斜，在支持国家区域经济战略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自身的战略布局，这也有利于银行业的长远发展。

（四）加大银行业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长期以来，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度获得金融资源的同时，大量民营企业却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融资，造成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国有企业拿着廉价资本向上下游蔓延，出现“国进民退”现象，民营企业因融资渠道受阻而异常困难。民营企业在增加就业、繁荣经济、推动创新和稳定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商业银行必须积极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重视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对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进行准确明晰的定位和规划，创新服务模式，再造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民营中小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关注和防控金融风险的蔓延

银行业必须增强对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敏感性，防止各类风险的发生。首先，进一步做好信贷结构调整基础性工作。体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从行业入手，着力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其次，建立行业预警机制。要形成分层次的监控预警体系，密切监测贷款资金走向和各行业、企业的效益走势，及时发现和化解风险，并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充分借鉴国外债务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多层次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避免金融局部风险转变为系统性风险。第三，进一步健全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分析制度。各级监管机构应加强对金融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以及理财产品等的监测分析，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监测体系，为进一步做好金融宏观调控、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King and Levine.1993.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2]Odedokum.M.O.1996.Alternative Econometric Approach for Analyzing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Economic Growth：Time-Series Evidence From LDCs[J].Development Economics，（51）.

[3]Cesar.Calderon，LinLiu.2003.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J].Development Economics，（72）.

[4]Wangbaoqing，huangjieyu.2011.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J].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Risk and Corporate Finance Management，（3）.

[5]Goldsmith，R.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58-190.

[6]谈儒勇.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7]曾国平，王燕飞.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J].财贸经济，2007，（8）.

[8]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9] 庞清静.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10）.

[10]钱水土，周永涛.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J].统计研究，2011，（1）.

[11]李剑.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东部地区数据的面板VAR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3，（9）.

[12]刘仁伍.浙江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证分析[J].浙江金融，2011，（12 ）.

[13] 孔小伟.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 基于东莞的视角[J].广东金融，2011，（7 ）.

[14] 俞亚光.对金融支持江苏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分析[J].金融纵横，2010，（8）.

篇3

[关键词]知识型员工　绩效评估　公正　场景　框架

[分类号]F270.7

1　引言

知识型员工是指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效率的员工。知识型员工在知识生成、知识共享、知识应用、知识创新等知识管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其绩效评估已成为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知识型员工的绩效评估直接影响到其未来的薪酬、晋升、解雇等，且绩效评估的公正会直接影响到知识型员工的态度、行为和业绩。因此，组织中的管理者和知识型员工都十分关心绩效评估的公正问题，公正是绩效评估的核心。

绩效评估中公正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文献提出了将组织公正和绩效评估融合到一起的正当过程评估系统模型，文献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绩效评估中公正感的前因后果模型，文献从组织公正视角研究了绩效评估系统模式，文献运用组织公正理论，提出了加强绩效评估过程中程序公正性和人际公正性的措施。文献从科技评估的要素角度，即科技评估者、科技评估指标体系和科技评估方法三个方面，探讨了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性的一些原则。

本文从指导管理者实现知识型员工绩效评估公正和有助于知识型员工绩效评估知识管理软件开发两个角度，提出一种符合知识型员工绩效管理需要，能够有效地被管理者应用来提高绩效评估中被评价者知识型员工的公正感的一般模型――公正场景及其实例，并且给出该模型的框架表示。

组织公正对于实现绩效评估系统中的公正具有指导意义，实现评估系统公正的关键问题是关注评估系统中出现的公正场景。

2.1 组织公正的类型及其在评估系统中的含义

组织公正指的是员工对工作环境中组织内部管理实务与相关决策的公正程度的感知。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一些组织科学研究者先后提出了“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Greenberg指出在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上下级的互动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彼此之间是否相互尊重的主观感受，而且包括互动双方在执行共同程序时是否能实现信息共享，因此，又形成了“信息公正”的概念。

组织公正研究的一般结论是：分配公正对具体情景的、与个人相关的结果如薪酬满意度有更大的影响，程序公正对一般性的组织态度和系统性的评价有更大影响。对两种公正效果的比较发现，分配公正在预测薪酬和工作满意度上更有效，而程序公正则与绩效、缺席、公民行为、异常行为、组织承诺等更相关。相对于预测与组织整体有关的结果更加有效的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则在预测与主管个人有关的结果时更加有效。

对于评估系统，程序公正指对组织采用的评估程序的公正知觉，互动公正指对评估流程中人际沟通的公正知觉，分配公正指对绩效评估的公正知觉，信息公正指对执行共同程序时能否实现信息共享的公正知觉。

2.2　公正场景的概念及表示

2.2.1　公正场景的概念

定义1：场景是关于人及其活动的故事，包括背景、参与者动机、情节以及各种可能遇到或利用的工具及对象等，它描述了一系列产生最终结果的动作和事件。

不管评估环节中的公正机制在实践中是否得到应用，但各种评估场景都一定出现。由于最终决策接受者一方定义了“什么是公正”，即公正是从决策接受者的期望来界定的，因此，把包括最终决策接受者以及公正机制得到保障的一类场景称为公正场景。

定义2：公正场景包括最终决策接受者以及公正机制得到保障的场景称为公正场景。

在绩效评估系统中，出现被评估者并且评估公正机制得到保障的场景，即为评估公正场景。

2.2.2 公正场景的框架表示 框架是一种描述所论对象(一个事物、一个事件或一个概念)属性的数据结构。在框架理论中，将其视作知识表示的一个基本单位。

一个框架(见表1)由若干个被称为“槽”的结构组成，每个槽又可根据实际情况分为若干个“侧面”。一个槽用于描述所论对象某一方面的属性，一个侧面用于描述相应属性的一个方面。槽和侧面所具有的属性值分别称为槽值和侧面值。在一个用框架表示知识的系统中，一般都含有多个框架，为了标识和区分不同的框架以及一个框架内的不同槽、不同侧面，需要分别给它们赋予不同的名字，分别称为框架名、槽名及侧面名。

・框架的一船表示格式。

・公正场景的一般表示框架。

公正场景的更具体的描述，认为公正场景由四个关键部分组成(见表2)：①包括最终决策接受者的参与者；②参与者及其环境的公正上下文信息；③参与者的目的或目标；④一系列公正活动和事件等的描述。

3　基于组织公正的知识型员工绩效评估系统的概念模型

知识型员工绩效评估系统中的主体主要包括组织、知识型员工、评估专家。组织主要负责制定评估程序和政策，知识型员工提供个人在知识生成、知识共享、知识应用、知识创新等知识管理过程中所做出绩效证据资料，评估专家根据评估程序和政策以及知识型员工绩效证据资料实施评估。各种评估政策、证据资料、评估结果等形成评估信息库。

保证绩效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存在如下困难：①绩效评估没有唯一科学的标准。管理人员的价值观决定了组织评估什么，按什么标准进行评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②不可能对员工所有行为进行评估。③评估者的能力有限。不同的评估者对相同事件的评估结果往往仍有较大的差异。④不同职务、不同工种之间很难进行比较。此外，员工往往有偏祖自我的倾向，他们往往高估自己的投人而低估他人的投入。员工的工作成果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反应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因此，组织很难对员工的工作绩效做出完全精确的评估，很难确保员工对绩效评估的结果感到公正。

然而，当评估程序和交往比较公正时，员工会觉得评估结果也比较公正。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效应”。能够消除或者降低对评估结果不满意引起的负面影响。根据公正性理论，公正的程序能够保障员工长期利益。即使对评估结果不满意，如果评估程序是公正的，员工仍然相信今后能够得到公正的结果，他们会继续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因此，组织必须更加重视

绩效评估中的程序公正性和交互公正性。

为了实现程序公正性和交互公正，知识型员工除了提供绩效证据资料外，还应该参与组织的评估程序和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在评估专家实施评估过程中解释或回答质疑，同时，组织能够解释或回答评估专家在实施评估过程中所提出相关问题。各种评估信息对组织、知识型员工、评估专家应该是透明的，便于监督和共享，实现信息公正。由此得到一个基于组织公正的知识型员工绩效评估系统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4　知识型员工绩效评估的公正场景设计

根据图1所示的基于组织公正的知识型员工绩效评估系统的概念模型，不难发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公正场景，即制定评估程序公正场景和实施评估公正场景，下面分别给出其框架表示。

4.1 制定评估程序公正场景框架

在制定评估程序公正场景框架中(见表3)，组织背景是其重要侧面之一，组织公正的文化是组织背景重要因素之一。组织应培育组织公正的文化，把组织公正树立为组织追求的价值观。因为在工作中，组织公正常常是决定员工工作满意度、信任度和组织公民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组织公正可以使员工安心工作，提高效率，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可以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4.2 实施评估公正场景框架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成果常常以某种思想、创意、技术发明、管理创新的形式出现，并且由于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许多知识创新和科研性成果的形成通常非一人所能为，而需要团队的协同合作，共同努力。因此，对知识型员工特别是个人的绩效考核的实施评估公正场景必须由知识型员工和评估专家的参加，具体实施评估公正场景的基本框架见表4。

5　应用示例

大学教师的工作涉及到知识传播、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等知识管理过程，高校很难对教师的工作绩效做出完全精确的评估，因此，大学教师绩效评估过程中高校应该更加关注评估程序和评估实施的公正性。根据4.1和4.2中给出的一般框架，结合作者对所在高校的实际调研，给出大学教师工作绩效评估程序公正场景和实施评估公正场景实例见表5和表6。

篇4

7月下旬，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在杭州主办了一次行政许可制度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浙江省部分高校法学和经济学的学者以及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士。会上，义乌市市长周启水介绍了该市近十年来改革行政许可制度，利用行政许可优化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实践。与会人士对义乌市的作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使这场理论色彩鲜明的研讨会也因此具有了丰富的实践背景而显示出了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背景

浙江省义乌市是一个以“中国小商品城”闻名于世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小城市。从1990年开始，义乌市政府就开始对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改革，特别是在运用行政许可配置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以城市出租车营运权的有偿有期使用改革最为典型。

1996年以前，义乌市出租车营运权实行政府行政审批制，只要有关领导批条子，就可取得出租车营运权。这种作法导致许多想经营出租车的人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一些“有关系”者则可以通过领导批条获得几辆甚至十几辆出租车的营运权。此外，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的作法也成为权钱交易、滋生腐败的温床。1996年，义乌市政府对新投入市场的出租车的营运权的许可进行了改革。具体作法是，政府将每辆出租车营运权的使用年限核定为8年，每年需缴纳1万元的有偿使用费，然后面向全市公开招认经营者，用抽签的方式从众多竞争者中选出营运权人。这一措施公布后，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参加竞争的人数达到了15000之多。最后，有关部门从中通过抽签确认了新投放的69辆出租车的营运权人。义乌市政府同时规定，原来通过行政审批取得的出租车营运权，从即时起亦需缴纳每年1万元的有偿使用费，才能继续享有。这一改革触动了原来拥有出租车营运权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无偿取得的营运权今后也须按年缴纳费用。于是，先后有9名原出租车营运权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政府向他们收费于法无据，请求法院撤销行政机关这一行政行为。

二、观点

（一）行政许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社会管理、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手段之一。

义乌市市长周启水在向与会者介绍了该市的有关改革措施后，着重阐述了自己对于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观点。他说，改革的目标一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资源的有效和合理配置，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杜绝权力寻租存在的基础，以推进廉政建设。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局长郑志耿在发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行政许可的作用，对于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合理、高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市场经济越发达，行政许可的功能就越凸显，浙江全省这些年来行政许可制度的广泛运用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也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行政许可的广泛运用，也推动了行政许可制度本身的改革。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行政许可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他说，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要大踏步地退出市场领域，改变在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在经济领域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又要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一个相对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各种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可以防止市场主体在稀缺资源的利用方面进行无序乃至恶性竞争，既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又最大限度地发挥稀缺资源的社会效益。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孙笑侠承认政府（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许可参与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性，然而，他强调指出，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行使的一项公权力，它只是在公民或法人某项权利的行使涉及到公共利益时，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干预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行政机关经营国有资产的手段。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发挥行政许可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一种行政管理手段的作用，才能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许可手段与民争利。

（二）行政许可的现状表明对其进行立法规范势在必行。

来自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的王松林介绍了上海市自1997年以来对该市行政许可适用的调查情况。这项调查发现，需要实施市一级行政许可的事项有500多项，其中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就多达368项。王松林分析，这些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大多有如下特点：一是许可设定主体多元化，几乎所有行政部门都在为自己设定许可，而且有的许可主体还发生重叠，在一个事项上有多个行政主体设定许可；二是许可的标准不明确，随意性很大；三是许可的程序不全，有的根本就没有程序可言；四是很多许可都与收费存在着不正常的关联。这种多、滥、乱的现象使得行政许可在某些地方成了“吃拿卡要”的代名词，令人们闻之色变。

针对这种情形，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马绍春指出，行政许可不是解决市场经济中一切问题的万灵药，它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和失灵而采取的一种行政法律手段。因此，对这种手段的运用应当有一定的法律限制，否则，如果行政许可制度运用过滥，范围过宽，不仅会窒息社会成员的活动，使社会发展减少活力，丧失动力，而且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腐败滋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章剑生认为，行政许可立法的滞后，已经给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利用行政许可手段管理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义乌市部分出租车主起诉市政府的案件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依法行政的原则之下，义乌市的改革措施就陷入了合理不合法的困境。我们正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这就要求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能仍像十几、二十年前一样任意“突破”现行法律，而应当依法而行。因此，行政许可制度的改革要求已经将行政许可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行政许可立法应当解决的若干基本问题。

那么，拟议当中的行政许可法应当包含哪些方面的基本要素呢？

在这一问题上，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士可以说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认为，行政许可法至少应该规定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行政许可的原则。包括许可法定原则，即行政许可的设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公开原则，即有关行政许可的所有信息都应当公开，并允许所有符合条件者申请；适度原则，其含义是设立行政许可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必需为限度，不得过多过滥；等等。

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有的学者指出，行政许可制度的设定应当有利于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保护并合理分配和利用有限的国力资源，有利于调控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而且，行政许可的范围还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断调整。

篇5

回首正兴成立10 年来，公司的良好发展得益于以下几点：

励精图治

公司建立了严格、完善的管理体系，通过GB/T19001-2008/ISO9001：2008管理体系认证，并认真执行。

正兴的管理团队严格控制原材料选用，从全球采购行业公认品质最好的聚碳酸酯基础原料、特殊功能母料及抗紫外线共挤层UV原料。SABIC是正兴最大基础原料供应商，并与BAYER、日本帝人等国际知名原料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针对不同的产品结构严格区分选用不同型号的原材料并确保与欧美板材生产商原料品质同步。其次，公司施行严格的生产过程及发货前检验制度以确保不会有不合格产品流入到客户手中。

新益求新

正兴始终把创新作为企业长期存续的原动力。公司每年对新产品的开发以及设备的更新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使公司在发展规模及品质提升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使公司产品始终保持强大的竞争力。2005年起正兴开始生产3层及以上多层中空板材；2007年正兴光扩散板材成功应用于上海地铁，2008年率先设计并成功推广中空U型立边锁扣板；2009年首次成功开发双色阳光板并成功在大型体育场馆上予以大面积应用，2010年正兴的光扩散技术板材在上海世博会石油馆得以完美演绎。2011年起正兴成功开发了金属反射及红外控制技术对建筑采光节能板材技术升级应用，做好先进采光节能方案的倡导者的表率；2013年购入原浙江永庆因体制原因而闲置尚未调试完美的意大利UNION公司PC实心板材生产线并加以最新技术升级，产品品质确保与世界领先企业同步。在未来2年正兴将继续从德国引进国际一流生产线，力争跻身世界一流PC聚碳酸酯板材制造企业行列。

服务

正兴始终把客户的需求与满意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励精图治，新益求新”是正兴不变的企业精神。正兴针对客户的特殊项目、特殊需求，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开发、试样、到现场安装的全程跟踪，以最优的品质及服务确保所有客户满意，让客户不仅放心而且省心。

客户

10年来，正兴的发展离不开广大新老客户的大力支持。原料供应商青睐我们，众多的老客户支持我们，正兴将一如既往忠诚地服务于所有客户，并与客户携手并进。

篇6

国内理论界在过去的10年里，对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进行了大量而广泛的探索性研究，基本明确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是最终目标，但转型要分步走，先转为设备类固定资产允许抵扣的消费型增值税，而后再转为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关于增值税转型的必然性已经明确，但关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转型的时机选择、转型对行业、企业、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以及与转型相关的配套政策等一系列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关于增值税转型的经济影响问题，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加深研究。

我们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税收政策研究和税收管理相结合、税种改革与税收体系优化相结合，采取计量模型、计算表格、趋势图和统计描述图等方法，就尽可能搜集到的数据，探索性地测算增值税转型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并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增值税转型的长期经济影响，分析增值税转型对行业、厂商的影响，分析关税与增值税转型的关系以及出口欠退税和退税制度改革与增值税转型的政策叠加效应，分析和研究与增值税转型相关问题的对策等，以便为制定增值税转型方案和决策提供参考。     我们对增值税转型经济影响的分析是基于以下的基本前提：1、目前中国税制改革方针应是从过去偏重收入功能向收入功能和经济调节功能并重的税制战略调整；2、鉴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对财政支出的需要和宏观税负水平还不是很高的现状，因而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不可能实行全面的减税政策，而是应当采取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的方针，即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通过优化税制，加强征管，深化税费改革，实现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和优化税制的双重目标；3、整体税制改革的方向是适当减少间接税，仍维持流转税的主体税种地位，同时有效增加直接税税，实现间接税与直接税之间的协调关系。 现将研究结论综述如下：

一、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世界增值税类型选择的规律

世界增值税类型选择规律为我国突破增值税转型改革困境和协调改革矛盾提供借鉴。我们应当从制度效率和国家全球综合竞争力的高度，研究增值税征收范围和类型选择的规律。增值税类型选择属于税制优化范畴；国家政治、经济的利益变迁是增值税政策决策的决定因素；通过替代原有税种得以实施的增值税具有强烈的国家特征。

尽管消费型增值税的收入能力在三种类型增值税中是最弱的，但是对样本国家年度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型增值税税收能力能够满足财政需要，其中欧盟15国中有26.7％的国家增值税与税收收入总额的比值能够接近或超过30％。对样本国家将近40年时间序列的统计实证研究表明：通过渐进实施宽领域消费型增值税改革，样本国家vat占gdp比值迅速提高并逐渐趋于平稳，多数样本国家vat占gdp比值处于[6%，10%].

欧洲国家50年的增值税改革实践证明，欧盟国家在增值税改革的准备阶段和四个实施阶段，突破增值税改革困境和协调改革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政策妥协和延期实施，保证增值税改革实现曲折前行。宽领域消费型具有优良的财政收入能力，但是其毕竟属于经济利益的重大再分配，需要综合考虑政治因素、各方面经济承受和财政收入等影响因素。世界各国尤其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几个国家，在打破税收路径依赖的过程中，在认识和采纳消费型增值税过程中，面对国内维持现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因素的强大影响，增值税改革的决策是异常痛苦的过程。总之，世界大国或者实施增值税的时间较晚，或者实施具有强烈本国色彩的增值税。研究表明：世界大国在增值税改革的过程中，尤其应当将是否符合本国政治和经济利益放在改革考虑因素的首位，不能将小国增值税改革经验作为国际惯例直接进行套用。世界增值税改革规律要求中国增值税改革要有延期实施的耐心和政策妥协的勇气，要认识到作为世界大国增值税改革曲折前行的异常艰巨性。

二、分析中国增值税类型选择实践的现状

中国增值税类型选择实践的现状分析是增值税转型研究的起点，逐步消除重复征税对经济的扭曲是中国增值税类型选择的原动力。在1978年～1994年中国增值税通过“小步快走”的方式不断扩大增值税适用范围，为增值税突破政治、经济的限制进行量变积累；1994年增值税改革结合中国国情，实现具有超前意识的最优税制选择，实现增值税在中国的质变；符合国际增值税实施初期类型选择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增值税改革为财政政策的“有所作为”提供了有力的税收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生产型增值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1998年开始，中国增值税类型成为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的混合形态。

针对目前讨论比较多的五套增值税转型方案，进行了对比研究。为了保证增值税转型测算的通用性，我们选择“允许企业抵扣当年新增设备类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新增房屋和建筑物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作为本文测算的政策依据，其他四套方案的测算可以通过测算调整来完成各自方案的测算工作。

对增值税转型范围的实证研究表明：增值税征管范围保持稳定；在全国范围推广增值税转型时是否分行业实施应当慎重权衡利弊，应从税收正收秩序、纳税依从成本和税法严肃性给予必要考虑；增值税转型对设备确认的具体政策设计必须有效限制相关的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否则税收寻租问题将很难处理。

根据允许设备类固定资产抵扣的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分析模型，我们计算出1994年～2002年增值税实际税率保持在21.80%到22.80%，转型后增值税实际税率将下降到20.22%到21.23%；增值税收入效率从63.94％上升到68.29％。在这里，我们还对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和退税率的确定进行了初步探讨。

三、对中国增值税转型对政府财政收入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增值税转型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是转型能否实施最重要的决策因素。通过揭示中央和地方财政存在的财政风险，为增值税转型条款选择、财政配套政策和税制改革协调等三个方面的政策设计提供实证依据。

我们采用非线性模型组综合预测的方法预测出：在全国范围内，增值税转型影响的2003、2004、2005年基础抵扣税基，对基础抵扣税基进行因素调整，静态预测出2005年增值税转型对全国财政存在740亿元政策减收。

增值税转型对省级财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1、根据2000年～2002年各省vat调整数／vat收入数的均值数据，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比值稳定在10％左右；2、2000年～2002年各省vat地方分成数/地方预算收入均值稳定在3％左右；3、地区间增值税转型对经济的影响存在重大差异，其中部分省市vat调整数／vat收入数的比值超过14％，vat地方分成数/地方预算收入的比值超过4.5％。我们认为：增值税转型对省级财政的影响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进行财政救济。

增值税转型对市级财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1、根据2000年～2002年样本地市vat调整数／vat收入数的均值数据，市级政府vat调整数/vat的比值的均值与省级政府的比值均值基本一致；但是，存在多个地市vat调整数/vat的比值超过20％；2、2000年～2002年样本地市vat地方分成数/地方预算收入的均值分别是3.81％、3.92％和3.76％，存在多个样本地市vat地方分成数/地方预算收入的比值超过7％；3、市级政府由于自身经济平衡能力远小于省级政府，市级城市受自身财政稳定性的局限，基本上有10％左右的市级城市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承受增值税转型形成的财政冲击；4、由于在省级以下财政分税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共享税所占比重非常高（60％左右），增值税转型改革形成的财政减收越往下承受的压力越大，县和乡级财政由于对个别重点税源企业存在财政依赖，一旦企业发生固定资产投资，部分县和乡级财政的运转问题将异常严重。

我们认为：1、增值税本身是共享税，考虑中央财政对增值税转型承受能力的同时，应当对省、市、县和乡四级财政的承受能力给予充分考虑，真正将税收制度优化落到实处的关键在于地方财政利益的切实保障；2、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增值税转型带来的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局部危机将长期存在的，为了顺利实施税制改革，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对省、市、县级财政进行财政救济是必要的，中央财政应适度设立短期财政周转专项基金提供有效资助。3、采用增长性能较好的税种组合对增值税转型进行财政替代的政策选择时，应当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弥补给予充分考虑；4、增值税转型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配套政策，事关地方政府鼓励投资的积极性，任何政策疏忽将导致“税退费进”，或者导致地方政府对投资采用“不作为”政策，与税制优化的初衷“南辕北辙”。另外我们建议国税系统在考核vat收入和税收收入任务时，应当明确设立固定资产抵扣因素影响项目，以便能够真实考察地方国税局税收任务执行情况。

四、经济周期对增值税转型、投资增长和投资结构调整的长期影响的实证研究

增值税转型允许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未来年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的双重动态变化是影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决定因素。我们依据独立构建的允许设备类固定资产抵扣的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分析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动态增长明显受基钦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的影响，投资构成主要受到产业技术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经济波动影响，因此我们将增值税转型经济影响长期经济影响应当置于经济周期对投资增长及投资构成调整长期影响的研究框架进行。

依据增值税转型的周期规律，成功税制改革评价标准、改革心理理论、经济惯性、财政因素、投资增长刺激、经济撞击效应和经济周期运行规律等七个方面论证了2005年下半年和2006年是增值税转型成为成功税制改革的最佳时机。

通过研究美、德、法、英等发达国家近100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中投资周期、投资增长及投资构成的演进过程，我们认为从投资周期特征、投资增长率、投资构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方面考虑，未来50年的中国与美国1915年～2001年的投资演进进程存在相似之处，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研究和参照价值。如果对美国固定资产增长的真实轨迹进行修正，将有助于把握2004年～205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运行轨迹，进而有助于把握2004年～2054年增值税转型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长期运行轨迹。实证研究预计：中国在2005年～2035年将处于伴随投资周期的投资增长阶段，与美国1951年～1980年经济运行轨迹相似；经过轨迹修正认为中国30年总体增长率年均11%左右，至2034年年度允许设备抵扣税额增长大约23倍，以后20年将基本按照相似轨迹运行；中国2005～2035年制造业更新改造投资设备构成将从55％上升到75％，考虑构成上升因素，至2034年年度允许设备抵扣税额将超过23000亿元。

研究结论：目前增值税转型应当转入政策相机抉择阶段，等待我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适时推出，以整体延长经济在经济周期高位运行的时间，使之成为经济“再次软着陆”的政策组合储备之一，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注入政策信心。增值税转型应当量力而行，税制改革必须考虑转型减收因素的长期增长积累效应，目前适宜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优化，增值税转型必须有收入增长良好的替代性税源组合作为政策配合，要防止“税退费进”。

五、分析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经济影响的行业特征

对企业经济影响的行业特征是增值税转型的重要考虑因素。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经济影响的行业特征关键在于选择行业分类标准，我们通过对中国证监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行业分类标准进行比较研究，最终选择上交所和深交所直接给出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进行行业特征。

实证研究表明：1、难以制定明确的行业归属标准，行业特征适宜应用在统计和政策制订领域；2、增值税转型对食品和饮料业、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纺织服装皮毛业等3个行业roe影响较大，以前普遍认为增值税转型对金属和非金属业、石油化学塑胶塑料和采掘业的roe影响理应较大，实证验证表明：增值税转型对采掘业的roe影响较小，对于金属和非金属业、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的roe影响处于中游水平；3、增值税转型车辆抵扣政策对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纺织服装皮毛业roe影响较大的原因是两个行业本身roe的数值较低，增值税转型车辆抵扣政策将对金属和非金属业、石油化学塑胶塑料、食品和饮料业、机械设备仪表业等四个行业的影响比较突出，不允许车辆抵扣的政策将提高四个行业的相对税收负担；4、转型后roe （净资产收益率，不含运输）在0～1％区间是采掘业、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信息技术业及医药和生物制品业四个行业，在1％～2％区间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子行业、纺织服装皮毛业、金属和非金属业、机械设备仪表业、造纸和印刷业、石油化学塑胶塑料等7个行业，在2％～3％区间的是食品和饮料业；5、行业vat（增值税收入，不含运输）分布在[10.201， 39.801].

由于增值税转型涉及增值税征管的所有行业，行业间设备了固定资产投入的比重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对国民经济各行业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形成冲击，导致行业间流转税负担的结构性调整。因此，从企业流转税负担的角度看，行业间流转税负担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增值税转型本身属于减轻内资企业重复征税的政策优化，增值税转型本身对行业税负减轻程度的差异，是对于行业间重复征税差异的不合理税收制度现状的理性回归，因此税收负担减轻程度的不均衡是正常的。

当然从1994年以来，为了维持部分行业正常经营和生产，对于增值税重复征税比较严重的行业，实施行业性增值税和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随着增值税转型的实施，有必要根据行业实际情况，对原有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修订。

值得注意的是：1、增值税转型对传统行业的政策性税收减让幅度高于信息技术业及医药和生物制品业等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应当在转型实施后信息技术业及医药和生物制品业有意识的进行税负跟踪调查，依据调查结果相应出台税收配套政策。2、增值税转型具有支持快速成长产业发展的政策特点，对于食品和饮料业这样的快速成长行业的作用最大，但是从行业发展角度看，食品和饮料业的快速成长期在10年以内将基本完成；当食品和饮料业成为成熟产业时，增值税转型对食品和饮料业的政策影响将与其他传统行业保持基本一致。

六、分析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经济影响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收益和生产效率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以442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对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经济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增值税转型属于价外税，不纳入企业利润表核算范围，没有直接对企业会计净利润产生影响，但是对企业可支配财力和全面收益产生直接影响。我们将增值税调整抵扣税额和净利润直接相加，研究其对企业收益的影响，事实上这已经隐含着对于增值税转型税收负担转嫁问题、对企业公司收益影响指标的选择及其理论基础等几个理论和实际中存在争议的相关问题的基本观点。

实证研究表明：1、上市公司样本仅有4.458％的净资产收益率，如此低的收益能力不足以支撑多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增值税转型后调增roe（不含运输）为1.504％；国际投资者对样本公司所属的多数投资领域，低于8％的五年平均roe将不予考虑投资，稳健的国际投资者要求不能低于12％，这就是国际上对于这些领域投资风险确定的资本价格。对样本数据的进一步统计研究显示：仅有31.06％的上市公司2002年的roe能够达到8％的最低标准。或许近七成的企业在未来的年度里将耗尽经营资源为存在而奋斗。2、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上市公司经营收益能力的孱弱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已经形成强烈的反差。增值税转型通过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的差异性税收待遇，实质是构建由投资总量增长模式向技术增长模式转变的制度激励机制。在企业实地调研时，许多公司管理者明确讲：增值税转型后，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时，将大幅增加设备投资比重。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在注入收益的同时，更多的是提供了提高技术进步和注重生产效率的制度供给。增值税转型政策的着眼点更多的在于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30年持续增长能力。3、我们发现样本公司增值税收入减少率均值是26.297％，我们对此反复进行过核实，认为上市公司增值税减少率高于非上市公司主要有以下影响因素：投资资金渠道、投资技术水平、更新改造比重和折旧因素。4、增值税转型前431家样本公司增值税实际流转税率均值是4.286%，转型后增值税实际流转税率均值是2.94％，工业小规模纳税人与上市公司相比，存在税收非公平待遇。

研究结论是：1、增值税转型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激励企业提高工业化程度，提升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增值税转型直接影响企业收益，使企业存在扩大投资和设备投资的政策激励；3、增值税转型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整体收益能力，促进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4、增值税转型激励企业设备投资的同时，增值税进项税额也存在增加趋势，意味着财政收入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5、增值税转型必须考虑替代税源，这将拉开中国税制重大改革的序幕，而生产效率优先原则理应成为税制改革的重要原则之一；6、改善小规模纳税人税收待遇应当从扩大适用一般纳税人范围和降低工业小规模纳税人法定税率入手。

七、研究wto、零关税与增值税转型相关问题，即增值税国民待遇的比较

增值税转型将改善国产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增值税国民待遇。加入wto、实施cepa（大陆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协定）和与东盟国家在10年内相互实施零关税等一系列关税下调政策，境内外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增值税国民待遇差异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进口商品享受到增值税的超国民待遇。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仅考虑关税对增值税税基的影响，2001年加入wto时，关税平均是15.3％，进口增值税相当于在到岸价格征收17％增值税基础上加征2.601％增值税税率；到2005年关税平均是9.3％，加征增值税税率降到1.581％。在增值税转型前，国内商品增值税实际税率是22.24％，相当于在17％税率基础上加征了5.24％，转型后加征税率下降1.56％，但是仍存在3.68％的加征率。在2005年增值税转型后，国内商品在国内市场增值税加征率比进口商品仍高出2.099％，进口商品依然保持超国民待遇的状况，零关税进口商品的增值税超国民待遇优势则更为明显。

八、分析出口退税和增值税转型的税制改革的政策叠加效应

鉴于现有出口退税实证分析不能满足政策叠加效应的研究需要，篇章安排不得不以出口欠退税形成机制和改革对策的实证研究为研究主线，将增值税转型对增值税实际税率和地方政府财政影响的研究成果与之叠加，希望能够体谅篇章安排的苦衷。实证研究表明：1、增值税转型下调增值税实际税率、出口欠退税形成的增值税实际税率和出口下调退税率三方面税率因素对离岸商品价格所含增值税税率形成综合影响，而出口退税率可以作为相机抉择政策，以出口商品所含增值税税率为政策中介，实现出口政策目标的实现。2、增值税转型减收因素和出口退税的增支因素叠加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形成“撞击”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今后较长时间将难以保持稳定，将对投资和出口形成负面影响，为缓解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改革对地方财政的“撞击”，发行具有财政偿还前提的专项国债，设立有借有还运行机制的地方财政稳定基金，作为未来年度可能出现的地方财政危机的缓冲政策，并作为保持经济稳定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地方财政没有发行债券的权利，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对地方财政稳定性存在重大影响，中央财政通过地方财政稳定基金替代行使发债权，使地方财政的稳定得到制度保障。3、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增值税的财政分配体制，应当认识到目前使用的一系列政策配合措施意在减轻负面效应，问题的根除还有待财政分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九、研究增值税转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及其对策

增值税转型涉及利益的再分配，是一个涉及全局的重要税收政策。为保证其顺利实施，需考虑解决几个障碍性问题，以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把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做好。我们对存量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转型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转型对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增值税税率确定、特殊情况纳税人抵扣问题、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抵扣时间、会计处理规范、税收条款制订与税收征管效率、宣传教育与税收政策传导机制的关系等增值税转型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十个政策领域进行研究，通过对这十个领域中较为引人关注的政策问题的讨论，说明在我国增值税转型的政策实践中，应当注重政策的长远性和协调性，要求政策细节选择应当进行“数字化管理”，使增值税转型投入的财政资源达到预期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现有范围内增值税转型的经济影响基本是良性的。为使增值税转型政策充分发挥作用，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全局角度进行几点归纳：

1、  选择适当时机考虑调整增值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成比例。

2、  建立为增值税转型配套的透明和固定的转移支付制度。

篇7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管理演变、现行行政管理误区剖析、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走向等方面的理论分析，阐述了科学管理新趋势，并深刻揭示新时期行政管理须注意的几个环节。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展开，对日常行政的指挥、监督、控制成为强烈的必需，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实践证明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务效率与质量。因此，对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行政管理的演变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的。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泰罗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中指出，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这使人们对科学管理开始关注，特别是现代行为科学的诞生，为管理注入了新的心理因素，而系统论的发展，为系统管理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此时，以梅奥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管理不仅仅是追求有序化、合理化，同时也追求人的需要的满足，而且谋求管理的整个系统功能的优化。这就是管理的科学化问题。

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要求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明确行动的目标，且交代每一个行动的操作步骤，而目标管理仅需对被管理者明确目标及其工作要求，具体步骤由被管理者、操作层次的人自行解决。当然，不同的被管理者应运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但在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的今天，仍一味奉行程序性管理是过于落后了。

其次，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系统论中的结构——层次——功能理论开始在管理中发挥作用。不同人员结构的系统(单位)要运用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其管理方法不能相同。高层次的管理者仅仅关注战略性决策，而日常程序性决策都授权于低层次管理者操办。不同的管理者其管理半径不一样，其控制力、监督能力也不一样。

再次，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管理者注重对管理“柔性”因素的控制如管理风格、沟通、文化等。

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传统的管理强调对被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的对称即所谓的奖惩机制的建立。通过表扬的手段、树立典型的效应来带动一批人前进，不谈忧患，不提危机，害怕被管理者受刺激过度，产生惧怕心理，影响工作及效率。危机管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其独特、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急中生智，置之死地而后生，都说明危机管理具有独特功能。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危机管理似乎有演变为一种经常性管理模式的趋势。如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管理中强调“最好的软件公司离真正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正是有这种危机管理技能的运用，微软公司才会日益强盛。

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而且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的兴起等。鲶鱼效应是指在一批沙丁鱼的远途运输中，如果掺入几只凶猛的鲶鱼，反而会使沙丁鱼的死亡率降低，这是因为有了逃生的竞争，使沙丁鱼游动频率增高，从而生存力增强。同样，在管理中，如果多引入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才，则会使单位的生命力愈加旺盛，这破除了传统的“一山难容二虎”的理念。木桶原理是指一只由几十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大木桶，其容量取决于最短一块木板。这给管理者的启示是: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其实是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管理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而在信息、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管理理念落伍了。只有带领组织成为持续学习型的组织，摆脱单纯的模仿，且成员之间相互学习，具有共同的愿景，一个单位、组织才会生机勃勃，不断发展，不断拓展成长空间，不断超越同行，取得成功。

二、现行行政管理的误区剖析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甚至将其作为管理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明显的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

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可替代科学决策，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任务布置了，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措施等于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

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仅仅是收费吗?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所为，这是将管理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

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决不是一喝了事。管理既要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使二者利益、愿望与目标等大体相一致。做到上下同心，形成组织的凝聚力。要协调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最终目标与近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也要协调管理者与工作任务相适应，还要协调被管理者与工作任务相适应，达到1+1>2的系统功能效应。还有一种管理误区就是一味多订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了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是需要监控、需要调研的，这都是管理的题中之义。制定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新时期行政管理的科学化走向

决策的科学化。作出一项正确而充分的决策，有赖于准确而充分的信息，也需有一套动力机制去刺激决策付诸实施。传统的管理以领导者“拍头脑决策”为主，凭经验、凭主观决策，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决策的动力机制，健全为决策服务的信息系统。

办公的自动化。办公系统是决策系统与操作系统的衔接环节，是落实决策的重要一环。制度、决策的落实在于执行，它涉及到办公环节的启动，传达贯彻、督办决策的实施到位。传统管理中的这些环节都已齐备，但缺乏的是高科技手段。现代管理就是要借助于办公自动化技术，成倍地提高政务效率，建立督办网络体系，使事中、事毕都存在可测性与可控性，使决策者、管理者随时能得到确切、全面的信息反馈，以便实现全程动态管理。

管理的信息化。无论是决策，还是日常管理监督，都需要管理的信息化。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决策的前提，反馈实施信息是管理的要求，总结反映、宣传信息是管理效能的体现。因此，信息化管理是走向科学化的必然要求。通过重视信息反馈，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在管理过程中注意管理效果的信息反馈，以便随时调整管理的目标和方式，达到优化。

篇8

摘 要 针对我国政府执行力而言，由于部门权力过大、执行主体无绩效意识、责任缺位、财政预算不科学等原因，导致我国政府执行力不高，反映了政府绩效管理的整体水平较低，财政绩效管理作为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抓手，是我国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财政绩效管理 政府执行力 重要途径

现代国家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国家的财政公共资金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为保证公共资金的公共利用，需要从两个端口扼制公共资金的不当使用：一是以公权公用的制度设计保证公共资金的公共使用，并最大限度地保障这种公共使用的绩效；二是有效防止甚至杜绝公权私用导致的公共资金的私人化滥用，将公共资金用于谋私性的用途。

一、财政绩效管理与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系

根据绩效理论要求，财政绩效管理是对财政资金实施事前绩效预算、事中过程管理、事后绩效问责的过程，建立绩效实现制度，预算单位是使用财政资金的主要承担主体，是我国政府实现财政资金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目前，我国各区域的财政存在重分配与轻管理、重收入与轻支出的问题，许多精力、时间都用在争取项目上，而不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财政环境处于一种人为分配资金，而不是一种制度分配资金的状况，某些部门单位使用财政资金时，使资金使用绩效明显下降，未能合理支配公共财政资源，不能有效为人民服务，导致政府执行力普遍不高。

财政绩效管理以财政部门、预算单位作为管理、作为对象，财政部门承担分配资金的职责，预算单位承担使用资金的职责，强调用钱单位以工作绩效进而决定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财政绩效管理，则是通过管理方法，建立起一种用钱单位自负责任，并自我承诺的管理制度，从而更好落实政府的各项财政政策，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可以说，财政绩效管理是为约束和提高相关部门的财政资金预算，从而合理科学、公平、公正分配国家财政资金。

二、我国政府执行力较弱的原因

首先，部门的权力过大，出现责任缺位问题。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原因，遗留的部门分权导致了部门权力过大，部门重视申请财政资金扩大的规模，以获取更多资金与利益，达到行使权力欲望，缺乏责任感，进而逃避责任。

其次，财政分配权力下放较为过分。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度”实施以来，使地方自主性得到充分调动、发挥，同时也由于财政资金的过分下放，使得上下级政府部门容易出现各种利益矛盾，出现许多诸如转移和截留资金、重复建设的问题，对政府执行力造成严重影响。

第三，执行主体的财政绩效观念缺乏。项目方案的执行人员，是否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对执行力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部门申报预算时，通常是先获取资金，再想怎么使用资金。在申请之前，没有具体的工作计划、资金使用效果等全盘方案，摸着石头过河。往往出现专款没有专用，没有达到预期使用效果，甚至出现许多公款私用的问题，极大损害了政府形象。

第四，缺乏财政绩效的问责机制。财政绩效管理的改革进程中，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不可或缺。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一个完善的问责机制，缺乏事后责任追究机制，导致政府执行部门逃避责任，无法自我约束，出现了许多扭曲、中断、错误、延缓执行的问题，严重降低了政府财政资金执行力。

第五，财政预算缺乏公开、合理、科学性。公共财政预算一直是国家重要研究热点，从多年实践表明，我国政府预算的合理性、公开度、科学性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财政绩效管理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重要途径

1、对部门权力进行适度限制，实现责任归位。

利用财政绩效管理机制，转变传统按需分配，向绩效分配转变，对部门权力进行适度限制，实现机制分配资金，使预算部门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相关部门在申报预算过程中，必须满足预算目标明确，方案科学合理，论证充分，申请资金的同时作出自我承诺，重视做事方案科学合理，强调做事科学性和目的性，实现责任归位，有效提高政府财政执行力。

2、适度下放财政资金分配权力。

加快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清晰事权同财权关系，以事权划分为基础，强化农业、就业和教育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资金分配力度，提高制定方案主动性、积极性，降低执行阻力。通过财政资金分配，达到“少花钱、多办事”的目的，建立正向激励制度，重视财政绩效管理，提高部门的办事效率与执行力。合理确定考核评价方式方法，坚持定性考评与定量考评、内部考评与外部考评、传统考评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确实适度下方财政资金的分配权力，建立合理、科学的考核机制。

3、强化执行主体的财政绩效意识。

有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主体的整体素质，树立正确的绩效观。财政绩效管理时，执行主体只有提升财政绩效意识，纠正执行不到位、责任心不强等缺陷，进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全面提升公务员的整体素质，打造一支作风优良、政治坚定与清正廉洁的执行队伍。同时，建立科学的财政绩效问责机制。通过高要求、高标准的执行财政任务，按照责任追究原则，科学制定并严格执行绩效问责制度，赏罚分明，公开透明考核资金使用效果，使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得到切实提高。

4、提升财政预算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针对政府部门而言，绩效预算能够全面反映政府施政绩效，客观反映政府对社会公众的服务水平，财政预算实现合理性、科学性，使预算清单细化，使政府财政预算建立阳光预算工程，利用绩效预算改进财政绩效，进而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切实加大专项绩效管理力度，协调有关部门对涉及重大公共政策、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资金和各类专项工作开展绩效考评。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绩效管理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各部门要强化领导责任、部门协调和督查指导，确保试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为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提供制度和作风保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财政绩效管理中，存在部门的权力过大，出现责任缺位问题、财政分配权力下放较为过分、执行主体的财政绩效观念缺乏、缺乏财政绩效的问责机制、财政预算缺乏公开、合理、科学等问题，要求政府对部门权力进行适度限制，实现责任归位，适度下放财政分配权力，强化执行主体的财政绩效意识，建立科学的财政绩效问责机制，提升财政预算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进而提高政府的执行力。

参考文献：

篇9

精神分裂症急性期的患者一般都会存在幻觉妄想，并伴有兴奋激越和敌对的行为，严重危及患者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临床文献报道[1]，75%的暴力行为发生在使用看抗精神病药物前两周，因此有效对激越症状进行控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传统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在控制兴奋激越症状时锥体外体系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本次我们采用静脉滴注氯硝安定治疗，虽然临床效果较好但是也存在些许的不良反应，因此要给予严格的观察和护理。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4年8月～2015年8月期我院收治的40例精神分裂患者，所有的入组患者均符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IV诊断的标准，其中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60分，其中男性患者22例，女性患者18例，年龄范围19～50岁。并排除重大躯体疾病，所有患者及家属对本次的治疗均知情，并与我方签订知情协议。

1.2方法 口服喹硫平片，最初剂量为100mg/d，最大剂量为750mg/d，2～6mg/d氯硝西泮静脉滴注，治疗疗程为2w。

1.3评定方法 分别在治疗前后治疗后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因子（PANSS-EC）评定激越症状，用药物不良反应量表（TESS）评定药物不良反应。

1.4数据分析 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2.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计量资料用t检验分析，P

2 结果

治疗前患者的PANSS-EC评分为（20.30±4.2）分，治疗72h后为（11.29±3.3）分，治疗后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07，P

用药后5例出现过度镇静，11例出现乏力，7例出现嗜睡，反常反应1例，不良反应率为60.0%。其中过度镇静和嗜睡以及乏力的患者并未经过特殊的处理，患者的症状自行缓解。

3 护理措施

3.1积极与患者家属沟通 在静脉滴注氯硝安定的时候患者会出现头晕乏力和过度镇静等现象，临床报道折现现象与氯硝安定较长的半衰期和药物后效应有关[2]。以上出现的不良反应会降低患者的用药依从性，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给治疗和护理带来极大的麻烦。因此在治疗时，要向患者的家属充分说明该药物的一般不良反应，使得当不良反应出现时患者家属有所准备，并配合护士进行相关的工作。

3.2主动与患者交流，密切观察用药后反应。急性激越状态的患者许多都不能主动述说症状，对于该类患者护士更要注意观察其用药后的反应。在本次研究中，大部分患者均不能主动述说症状，但是我们护士在每次查房时均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使得患者在意识清晰的状态下完成输液治疗。当发现患者出现激越症状改变时护士要及时汇报医师做下一步的治疗准备。

3.3防跌倒等护理 氯硝安定有骨骼肌松弛作用加上抗精神病药物一般都容易引起低血压等不良反应[3]，因此患者容易发生跌倒事件。在本次的研究资料中我们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评估跌倒风险；对容易发生跌倒的患者床缘加上防护栏，在洗手间加上防滑垫等措施；向患者及其家属说明用药后可能会发生跌倒的不良反应加强患者和家属的防跌倒意识。

3.4积极应对反常行为 本次有1例患者出现反常行为。苯二氮卓类药物会使得患者的皮层约束缺失进而导致患者出现兴奋、敌意以及精神病性症状[4]。所以当患者首次使用氯硝安定时，患者要时刻注意患者的状况，最好在患者用药12h内均让其在护士的视线范围内，当患者出现亢奋现象时，注意观察患者的意识定向力，及时向医师汇报。

3.5猝死防范 注射氯硝安定后会对心血管有抑制作用，可使得患者出现昏迷和呼吸抑制现象[5，6]。在本次的研究资料中，并未发现有猝死现象，本组研究的患者在静脉滴注氯硝安定前均进行心电图、胸片的检查，从而排除重大疾病。此外在每次滴注前，我们均会测试患者的生命体征，对于脉搏和血压异常的患者均及时向医师进行汇报。在滴注过程中严格把控滴注的速度，一般为40～60滴/min，并且每30min进行巡护1次。需要夜间滴注的患者，要设立专人陪护，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节奏，对于需要长期滴注氯硝安定的患者要建立滴注卡，详细记录患者滴注氯硝安定的次数，每次滴注时间、剂量以及出现的不良反应现象。

4 小结

篇10

关键词:行政许可、市场经济、局限

行政许可，一般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作为政府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事前监管和规制手段，行政许可的范围即设定许可的事项意味着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和空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许可一方面可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但也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应对它有一个合理的认识。

一、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是行政许可产生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在很多地区，很多经营权的取得实行政府行政审批制，只要有关领导批条子，就可取得某种经营权。这种作法导致许多想经营此种商业的人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一些"有关系"者则可以通过领导批条获得一个甚至多个经营权。此外，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的作法也成为权钱交易、滋生腐败的温床。

对行政许可产生的原因有许多认识，尤其是现代西方规制经济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可能。单纯的市场竞争机制解决不了所有的经济、社会问题；同时，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效果在实践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失灵，主要表现在：(1)消极的外部型，如污染，生产上的成本中没有包括对消费者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损害，如果适用市场竞争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和消费者。但实际生活中受损害的人又很难团结起来与生产商进行斡旋或抗争，以让生产上承担起损害后果。这时，政府可以规定生产上应当达到的生产条件，把污染指数纳入其生产成本中，从而减少消极的外部性；(2)积极的外部性，如国防、教育、公用事业等公共产品，受惠者广泛，但没有经济效益或见效慢，如果政府不提供而指望个人去提供这些东西，多数人就享受不到这些产品或服务；(3)不充分的信息，如药品，消费者的不到充分信息就无法做出理性选择，如不说明药品的副作用，消费者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服用。因此，政府可以要求药品生产商在其产品上加贴标签说明药品的成分、功能及其副作用等，以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让消费者选择；(4)保护主义，如对，即使是个人愿意去购买消费，政府也会予以规制，这是出于保护其人身权的需要。

二、行政许可对市场经济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的独立人格为起点，以市场主体的经济自、平等权为核心，但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有序经济。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自治、要束秩序、公正和效率，这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行政许可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它对有序的市场经济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行政许可制度是世界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置要手段之一。几乎涉及到行政管理的每一个领域。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许可制度迅速发展。其原因在于行政许可持有人享有高度的自治，另一方面。它又便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具体来说；

（一)行致许可制度有利于维护经济秩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通过行政许可，可以有效控制杜会生产和经营的规模，制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从而维护国家经济秩序。同时．通过行政许可，可以促进国家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资源、人力浪费，可以保护自然环境．还可以可以控制进出口贸易．保持国内市场的稳定。

（二)行政许可制度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行政许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它在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例如我国近年来已陆续在进出口贸易、生产质量、资源利用、个体医生执业、文艺演出、广播电视广告业务方面实行许可证制度，有效地促进了国际经济交流和国内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服务水平，繁荣了文化事业。

三、行政许可的局限性

尽管市场失灵是行政许可产生的基础原因，但并不等于在解决市场失灵与行政许可之间划等号，在对行政许可功能的认识上，应树立以下理念：

(一)行政许可不是万能的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政府只是起"补位"的作用，应将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推向市场经济的前台。凡是市场、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能够办理的事情，政府就应该坚决推出，不再干预。而且，处理这些事情也并不是政府的专长，如企业生产技术条件的认定，注册会计师、职业医师、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资质、资格审核等，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技术、组织方面比政府更有优势，即使是政府审批也是以来这些中介组织进行的，政府不如逐渐将这些全部放给社会区办理、自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只有把那些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坚决地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去，政府才能把那些自己应该管的事情真正管好。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科学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只有履行这些行政职能且需要利用行政许可这一管理手段时才可以考虑设定行政许可。

(二)行政许可不是唯一的管理方式

行政许可不是解决市场失灵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手段，即便是该政府管的事情，也要看行政许可是否管用。有些事项，政府还可通过事后监管、税收政策、行政奖励、行政合同等其他管理方式，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较之于事前的行政审批或许可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规制的增加是由于我们缺乏其他类型的政府干预"我国，行政许可过多过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政府缺少管理方式创新有关。比如在污染物排放方面，我国实行审批制度，美国则实行污染交易制度，美国的企业买到核定的排污额度后，不仅自己可以用，还可以通过各种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后将剩余的额度有偿转让。由于利益机制的激励，企业不断提高对环保的重视以达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控制目标，也就不需要政府在区设定有关的行政许可了。而且，在我国，行政许可对一些政府部门来说是一种最省事(坐在办公室里盖个公章就行)也最实惠(乱收费)的管理方式，而且重许可轻监管，这种管理理念无疑是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三)行政许可是有成本的

即使是行政许可能够达到一定效果，也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看实施行政许可的社会效益是否大于社会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行政许可的成本是很高的，有很大的弊端。首先，政府也有信息不足的困境，由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会产生机会成本，导致有些通过行政许可进行的资源配置与经济规律相悖，会导致无效率的市场准入，同时还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其次，由于行政审批或许可权过大，缺少监督和制约，行政许可机关和人员会产生腐败，导致第二次成本；最后，行政许可中的效率低下、手续繁琐，导致个人或企业跑不完的部、盖不完的章、交不完的费，这些无疑也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因此，上述局限或缺陷决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应是适度的，哪些事项需要设定许可，哪些事项不需要设定许可，应根据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定。

参考文献：

[1]马秋莲. 行政许可制度与市场经济.生产力研究[M].2002.02

[2]赵颖.市场经济与行政许可的范围.经济与管理[M].20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