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价值范文
时间：2023-10-09 17:29:1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美学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22-02
生态美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萌芽，起步虽晚，但发展势头强劲。生态学本属自然科学，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以生态的维度建构美学，颠覆了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旧的“实践论”美学。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重新审视，来应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生态美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哲学观的基础上，凭借现象学方法提出了生态整体观的美学原则。海氏强调人与环境是水融、须臾不离的，人类的文化应该是让我们与环境相处的更友好，更融洽。但现实却是人类活动引发了环境的恶化，这与不科学的理论指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理论即海氏的生态观来化解危机，最终目的是使人“诗意地栖居”。栖居之地的生态与否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基础问题。而当前许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广大古村落生存环境堪忧，亟待保护。在此以海氏鲜明的存在论生态整体观为理论依据，用中国古人“物我合一”的诗意般的山水田园生活为先例，分析当前古村落的生态美学价值，研究对其保护策略。
一、海德格尔的生态美学观
马丁・海德格尔创立的存在论哲学标志着传统的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哲学的终结，奠定了现代生态理论的基础。传统认识论哲学将人与自然作对立状，自然是人类认识的对象，是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这就过分夸大了人的认识能力、理性力量，忽视了自然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更没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结果是科技突飞猛进，人类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剑拔弩张。海德格尔继承并改造了胡塞尔提出的哲学思考新方法之“现象学”，诞生了存在论现象学，为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现象学”力图悬隔一切实体，回到人类探索最原初的“意向性”，使现象在意向过程中自现本质，达到自观，力求还原。在意向活动中主体与现象是“间性”关系，是一种你在我之中，我在你之中的同构关系。海德格尔深化了“现象学”，使之获得存在论含义。海氏认为所谓现象也即存在，一切只有在存在中才能呈现意蕴。传统的认识论将存在与存在者分离，导致对事物的错误认知，对真理的遮蔽。于是，在“现象学”方法指导下，“存在”成为美学的起点。那我们是如何存在，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一）存在方式：“此在与世界”
自人类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起，改造自然能力和力度愈来愈强，“人是世界主宰”这一命题仿佛不证自明。人类物质生活条件是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代价却是生存环境的恶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①所以我们的存在不高于其他世间万物，而是我们与万物平等共时地存在于世界中。也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此在与世界”的人生在世模式。“此在”不仅指存在与存在者的空间关系，更是一种原初性先验性的浑然一体的关系。主体与客体时时刻刻构成关系揭示生存状态，主体、客体不应分离也是不能分离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这种在世关系的内在要求。海氏说存在与存在者的照面并产生关系是一种“因缘”。“因缘中包含着：一事因其本性而缘某事了结”。②存在者在世界中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天命”中已经同与它照面的存在者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打破了人与自然的隔膜，达到“物我为一”境界，有些神秘感的存在观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二）存在目标：诗意地栖居
人如何存在于世界中，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海德格尔提出“诗意地栖居”，“并阐释说：“一切劳作和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就是诗意的”。③海氏对“栖居”的理解有表层的居住之意，我居住在世界中。还有深层引申意，“栖居，即被带向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一种保护。”我们依世界而居，有保护、照料的责任。追求诗意栖居，也是一种保护，使此在的生存与生存者保留其本质，趋于自由。此在的万物间关系如水融，“只有当我们从自身而来亲身保持那个守持我们的东西时，使我们守持在本质中的东西才能守持我们”。④这就是说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我们应自觉到自身的责任，提高自身修养境界。
这一思想在当代被奉为圭臬，人人信而借鉴，企图把人类从歧路引导到正道上，现在看来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改革。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已有许多圣贤之士当时就在“诗意地栖居”着，通过回顾他们的实践可以得到不少启迪。其中，王维、陶渊明可谓之典型。
篇2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何为“生态”（Ecological），“生态”有“生态学的，生态的，生态保护的”之意，其词头“eco”则有“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可见，“生态”的含义的确包含“家园、居住、逗留”等含义，比“环境”更加符合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情形。第二个概念是何为“自然”，生态美学中的“自然”是指自然物的集合体，即整个自然界。
价值一直都是表述对象对人的有利性，而忽视了对象自身的价值。生态美学看到了自然除了对人类的外在价值外，还有其内在价值。罗尔斯顿将自然价值分为13种之多：“支持生命的价值自然界稳定和开放的价值、尊重生命的价值、科学和宗教的价值等等。”这充分肯定了自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我们说自然和人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生态美学从宏观上肯定了生态系统的美，那么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自然，它本身也具有美。不过生态美学视野下的自然之美，既不是“自然全美”论，也不是“人化自然论”，更不同于“美在意象”说。而是，自然本身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与生态整体和谐统一的美。
一、生态美学视野下的自然之美区别于“自然全美”论
生态美学与传统理性主义美学的重要区别在于，承认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说，“每个赞美提顿山脉或是耧斗菜的人都会承认自然有价值，而《奥都邦》和《国家野生动物杂志》上刊登的照片都很好地呈现了自然的这种审美价值”，这就是说，在生态美学中，自然具有审美价值。但是，自然又不能成为单独的审美对象，而必须要有人的参与，生态审美是关系中的美。这就与“自然全美”论划清了界限。自然全美论者认为，全部的自然都是审美对象，将自然作为单独的审美对象，难逃主客二分之嫌。自然界恰当的或正确的审美鉴赏基本上是肯定的，同时否定的审美判断是很少或没有位置。”这一个观点，虽然肯定了自然具有包括审美在内的价值属性，但却有“自然中心主义”之嫌，将自然的包含审美在内的价值绝对化了。离开自然与人紧密相连的生态系统来谈论“自然之美”，从而走向了将自然性与人文性相对立的错位轨道。生态美学坚持“生态存在论”的哲学与美学立场，因此，必然要从“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中来理解自然之美。美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是在“此在与世界”的在世结构中，在人与自然的生态系统中，存在得以展开、真理得以显现的过程。
二、生态美学视野下的自然之美区别于“人化自然”论
生态美学的生态系统中包含着人的要素，这是其研究方法“生态现象学”所决定的。生态现象学特别强调审美过程中人构成作用和“此在”的阐释性和能动性。诚如罗尔斯顿所说“有两种审美品质：审美能力，仅仅存在于欣赏者的经验中；审美特性，它客观的存在于自然物体内。”但生态美学又不会因过分强调人的作用而走向“人类中心主义”。“移情论”的代表人物里普斯认为，“审美都因为我们把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觉，我们的努力，起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面去”。把自然看成人类审美的附属物，自然本身不具备审美价值，只有人的意志在自然物身上得到反映时，自然才是美的。这里完全忽视了自然的自然属性，而只关注其社会属性。生态美学视野下的自然美不排除人的要素，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于生态整体中，美才能逐步生成和呈现。
三、生态美学视野下的自然之美区别于“美在意象”论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叶朗一直坚持“美在意象”，在他看来，无论是社会美、艺术美，还是自然美，它们的共同本质就在于能体现出意象世界的美。叶朗认为，美显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由于人们习惯于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看待世界，所以生活世界这个本原的世界被遮蔽了。为了揭示这个真实世界，人们必须创造一个“意象世界”。意象世界是人造的，同时又是存在本身的敞亮，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叶朗虽然也在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融合，使人类回到本真的自由境界。但是，他所谓回到的本真状态是精神的本真，而且回去的手段是人通过精神的超越，这还是一种静观美学。我们的生态美学强调人实实在在的参与到自然中，亲身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在。而且叶朗一直在强调“自然美的本体是审美意象。自然美不是自然物本身客观存在的美，而是人心目中显现的自然物、自然风景的意象世界。”这个“意象世界”是人在心目中创造的，难逃“人类中心主义”之嫌。我们说生态美学视野下的自然之美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此在，它不是虚拟出来的意象世界。我们承认自然本身就有审美的价值，生态系统中自然有独立的价值，并不是人想象出来的。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美是自然物有助于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它体现为自然生态平衡的协调美。
篇3
关键词：生态美学；逻辑困境；主体性；空间性；方法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现代性视域中的艺术自律问题研究”（10BZW002）；武汉大学博士自主科研项目“空间转向与后现代审美经验研究”（2013111010201）
作者简介：裴萱，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60-09
生态美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界研究的理论前沿与思辨热点，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共识。但与此同时，生态美学内在的话语矛盾、理论危机以及逻辑困境也纷纷出现，其问题视域仍然主要立足于生态学与美学的学科话语胶着，自然性与人类主体性的矛盾，学科内在的逻辑悖论与学科属性游移等等，而这一切又与空间性紧密相连。通过对生态美学空间性的分析与把握，能够找到有效解决内在矛盾的思路与方法。
一、生态美学的逻辑困境与空间指向
生态美学作为“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1]（P13），但同时又在环境美学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文主义的因子与动态联系的生态观念。一方面，生态美学合理吸取了环境美学的自然观，以自然“返魅”的视角通达万事万物自由运行、道法自然的境界；而另一方面，在主体与自然之间的空间营造中进行美学的话语言说，虽然目前对于主体性体验在生态美学的研究还远远不足，但是对于环境美学而言是学理上的进步，“只有那些基于生态伦理、将自然环境视为一个动态而有机的生态系统、并对自然环境持有尊重态度的环境美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美学”[2]（P52）。环境美学从客体的自然空间出发，经由西方生态美学的生态学、景观学和设计学的改造，再融入中国当代学者独特的审美感悟与生命体验，最终形成了当前中国生态美学的学科面貌。而其空间性却是联系和沟通客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键，并且在生态美学的理论视域中构建了美感生发与主体体验。从人类主体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讲，生态美学追求的是和谐、统一、自然的审美话语，而殊不知，美学意义的彰显与生存意义的澄明正是在主体对自然的“空间感”体验中完成的。主体以空间体验的方式实现对自然生态完整的把握，所以就主体而言，应该实现在现实空间和心灵空间上同自然融为一体，大道齐一；“就‘空间感’所涉及客体‘实项’而言，空间对象在‘质料’上的构成极为复杂，它决定了主体感受的多层次性，人的感官的丰富性取决于空间环境质料的构成状况，因而，‘身体’及其‘空间感’就必然而且自然地呈现于生态美学的视野之中”[3]（P177）。因为美学与主体的体验、理念和感知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生态美学对自然的“返魅”、对人类主体的反思与美学的基本原则之间就形成了最为基本的割裂与矛盾，而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本危机又恰恰是“空间感的缺席”[3]（P176）。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分析和反思空间美学的话语限度以及造成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掘生态美学中的空间性特质，以期弥补理论上的不足，使得生态美学不仅仅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更是能有效地介入现实的艺术经验、审美实践和当下的文学研究，提升理论的普世性与介入性价值。
（一）生态美学逻辑起点存在悖论
生态美学所提出的现实背景是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危机，企图以美学的方式介入生态学的研究，并由此实现新时期实践美学的突破。“生态美学是从审美角度来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4]（P81），其旨归仍然是对自然的“返魅”，并试图将人类主体对自然的实践影响降到最低；“所谓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5]（P214），可见，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是人与自然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并且试图深入到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背后打破主体性的话语霸权，给予自然客体以应有的地位。生态美学的这一逻辑起点是富有学理价值的，但是其前提和理论架构的逻辑起点却存在悖论。生态美学反思的对象是不断扩大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对于人类中心主义应该如何界定呢？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是具体承担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人。主体性的建立以及美感的产生是与客体对象化活动密切联系的。“鉴赏时是按照着经验的规定依据，也就是只是后天通过感官所赋予的。或者人们可以承认：鉴赏是由于先验的根基来下判断的。”[6]（P194）可以看出，美学与主体性有直接、密切的联系，片面排斥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利于生态美学的全面发展的。同时，生态美学也过度高扬了美的自然生态美属性，并以“返魅”的视角彰显了自然美的本体价值，其对于美的本质的理解仍然是立足于环境美学的自然美观念，“人们根据三种模式来行事——即对象模式，风景模式或静观模式和环境模式。当将对象社会化并为它们创造接受规范时，它们都接近于艺术”[7]（P30）， “从生态学的立场来看，生态完好的又宜人的，就是美的”[8]（P5-10），这就更加强化了“生态决定论”的话语霸权。生态问题密切联系经济、政治、文化、生理、伦理等多个领域，美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我们难道可以认为“生态完好”就会导致“美的出现”吗？这明显地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人的主体性美感形态和审美体验已经完全化为客体问题。同时，一些生态美学家仍然秉承环境美学的理论特质，过于强调对自然和环境的“复魅”与“返魅”，而消泯了生态美学中的丰富的美学体验，“对原始人类最适宜于生态的、朴实的生活方式怀着深深的眷恋……相信生态智慧可以矫正人类的生态过失”[9]（P211-213）。虽然说“返魅”并不是回归史前时期或前现代时期，但是此种“返魅”究竟到何种程度还是需要继续研究的话题，否则就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其实在后现代时期，“返魅”更多地是理论的架设，现代性工程和“形式化”学科知识体系已经渗透至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启蒙现代性以其强大的力量规约着主体的话语方式，再次回归前学科性质的原始思维方式已不复可能；另一方面主张“复魅”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人类的主体性视域毕竟是有限的，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仍然有其远没有涉及的领域，未被探索的自然空间依然广阔，而生态美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则有矫枉过正之嫌。其实，对自然“返魅”的理论追求本身就包涵了理论本体与理论方法之间的悖论。一方面，生态美学拒绝主体性的张扬，希望以对自然生态美的发掘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但是另一方面，“返魅”的过程也正是主体性作用的结果，同样要借助主体的感性和理性思维对自然美进行重新挖掘与审视。
（二）生态美学学科属性存在游移
生态美学作为新时期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崭新的学科形态，丰富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理论视域，但是从美学的学科体系而言，缺乏美学层面的、支持自身建构的关键因子。目前我们定位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依然局限在整体性思维、可持续发展、和谐环保理念等，更多地以生态学的视角规约美学的建构，这就逐步使生态美学沦落成为“有学无美”的学科。众多理论家对其研究对象众说纷纭、各不相同。有学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以折衷的态度使“‘生态系统’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生态系统，不是孤立的与人对立的‘自然’，而是充满生命的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10]（P295）；而有学者认为自然生态所呈现出来的形式观感构成研究对象，“具体地说，生态美学不是研究生态系统的实质和内在结构，而是研究生态系统的感性形象即外观，如日月星辰，风云晴晦……研究这种感性形象如何为人提供审美观照，如何使人产生美感快乐”[11]（P93）。可以看出，对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有侧重主体的精神完善，有侧重自然客体的审美表征，还有主客体兼有的“生态系统”，理论在主体、自然客体、主客之间进行游移，经历了生态学、美学、存在哲学、环境美学等学科的混杂，但在更多时候，美学家的研究对象已经由美本体转向对生态问题的思索。“在这种时候，生态美学家更多地扮演着生态学家的角色。”[9]（P212）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美学中研究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继承了康德等人的主体性美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人类存在的层面反思艺术与审美，并试图以非理性的美学转向重新发现人的本体存在和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由此，生态美学“是一种包含人类合理生存发展要求的，人的存在论与人学价值论统一的价值观念，它形成于人类的生成发展过程中，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12]（P162）。那么，生态美学如何在人类存在、艺术经验和自然生态的双向维度中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与理论话语言说方式，是需要进一步思索的话题。
其次，生态美学的研究内容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也有逻辑不明和内容泛化的局面出现。第一是对审美实践和艺术本体的研究，往往将“自然”、“和谐”的价值理念渗透至美学分析之中，以期发现文学和艺术的崭新特质；第二是对人类主体精神、信仰和价值理念自身的研究，着眼于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现实，以自然生态的美学话语对其进行纠正与反拨；第三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文明的深切观照，以“返魅”的态度重拾“万物有灵”的信仰。这三个研究视域同样存在着生态本体论、存在本体论和艺术本体论三个维度的胶着与矛盾。比如当前的三峡工程是伟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不仅仅取得了航运、防洪、种植、电力等现实功能，其400多项世界第一的数据更是极大彰显了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但130万三峡移民的生存状况、精神体验和家园意识更是需要生态美学的价值关怀。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悖论，生态美学究竟是立足于自然生态的进步与提升，还是对人群生存状况的关注？可见，生态美学的研究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细化。
（三）生态美学在历史语境中的话语缺失与矛盾
作为新时期美学发展的潮流与历史样态，后实践美学以生命美学、超越美学、主体间性美学等实现了美学从意识形态性质到个体感性生命性质的彻底转化，以“生存”和“交往”的视角再现了崭新的美学样态与话语言说；同时，后实践美学也广泛吸收了西方现代存在主义、阐释学等理论因子，以期在后现代的潮流中保持对人文理念的坚守和对人类主体存在终极价值的追寻，“至于审美，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的体验，它必将是爱的见证”[13]（P12）。在此种语境下，自然美与环境美就在后实践美学体系中产生缺失。所以，为了弥补对自然和生态的关注，生态美学的风生水起成为新时期美学思潮的重要一维。但是生态美学在后实践美学的历时发展框架中，并没有起到其理论初衷与应有的价值体察作用。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和学科前提是自然与人的生态、审美关系，而此种“人”的主体性存在是以人类集体的方式出现的，“人类”也被打上了浓厚的科学意味和作为自然对立面的存在，宏大的话语言说与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论诉求遮蔽了对个体性美学的关注，“和谐这一生态美的本质在现代人类学这里就被还原为、复归于人类与整个对象世界的源始的、本初的一体化关系，一种以‘在世’生活为根基的浑朴天然、圆融如一的关系，一种‘向来所是’的、‘未经分化’的、‘本真状态’的和谐”[14]（P11-18）。可见，生态美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语境中，尤其是在商业文化浪潮、工业文明异化和市民社会崛起的语境中，彰显对个体内在生存状况与精神生态平衡的关注，应该是更有价值的问题。其实，生态美学家们之所以借鉴整体性的人类观念和人类学的学科特质，正是因为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是超越个体、族群和国家的普世性话语，需要整体人类的共同努力方能解决，所以这也是生态美学无奈的选择。但是审美活动是带有个人主体性质的精神实践活动，更是后现代社会美学的必然取向，并以“共通感”的形式实现美学的普世性价值，那么如何以人类学意义上的群体诉求规约个体性质的美学体验？生态美学中的个体审美活动应该如何适应、协调自然美的生态取向？或者我们如何防止以生态学遮蔽美学的理论危机？这些都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给生态美学提出的严峻问题。其实，后实践美学之所以取代实践美学，正是彰显了个体的审美力量与市民社会的自由诉求，打破人类学和意识形态对“集体”人类审美实践的宏大言说；而生态美学却重新回归人类学意义上的集体性质，漠视对个体生存状况的关注，这是理论发展的曲折，同时也削弱了美学加入当下艺术经验研究的力度。
我们认为，生态美学的理论话语限度与逻辑困境仍主要在于生态学与美学的学科拮抗、集体人类学诉求与个体审美力量的对立、自然“返魅”与主体“反思”的二元悖反，这些都构成了影响其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而与此同时，生态美学又天然地蕴含了“空间性”的特质，自然界之中的客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内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都构成了独特的空间话语。人类和万物在自然界中的栖居从本源上来讲，正是一种空间的开启和客观世界的澄明，“终有一死者存在，也即说：终有一死者在栖居之际根据他们在物和位置那里的逗留而经受着诸空间。而且只因为终有一死者依其本质经受着诸空间，他们才能穿行于诸空间中”[15]（P1199）。海德格尔认为人类诗意的栖居和生态审美性的存在正是在无限的客体与主体空间中生发出来。同样，对于生态美学的话语限度而言，人类主体与自然生态的沟通、生命存在与家园空间的找寻、个体完满与空间审美体验的生发，都需要在空间的层面上得以解决。所以，我们不仅仅需要重新挖掘、彰显生态美学的空间特质，不断丰富、完善生态美学的理论话语；同时可以看出，空间性可以有效地弥补生态美学的理论限度，并且能够在方法论层面给予其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二、生态美学的空间性特质及理论弥补
从宽泛的角度而言，生态学可以包涵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但无论何种理论视角与取向，其着眼点正是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问题。而环境美学对整体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返魅” 的话语言说又天然规约了生态美学对于自然空间重视和美感生发的价值取向。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等虽然也具有生态性并和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美感体验的创设和美学学科本体的规约要求生态美学必须以“美感”的角度来进行理论架构，所以，我们在探讨生态美学的空间性时，仍主要立足于环境美学所提供的理论铺垫与对自然空间的主体感知，从而使该学科真正成为有“学”更有“美”的理论话语。其实，空间性不仅仅是蕴含在生态美学中的理论特质，更是具有本体性的价值与意义。“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16]（P22），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经典界定预示了空间理论的强大包容力。同时，自然生态和人类主体都有着独立的运行机制与开放的理论品格，能够在不同的空间中不断调整自身的理论适应性；生态美学所倡导的自然和谐的时空观、主客体融合相生的一元论以及个体生命力的完满都是在对空间的体验、区隔、胶着和融合中完成的，空间性的心物体验性、家园空间感、天道空间观面对自然与主体、生态与审美、生存与超越的逻辑困境增添了崭新的理论活力，注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
（一）生态美学的天道空间观
生态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视点是“有机整体观”，卡尔松“自然全美”的观点启发了生态美学的“有机”特质，并且从对形式鉴赏的角度展开审美判断，“全部自然界是美的。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环境在不被人类所触及的范围之内具有重要的肯定美学特征：比如它是优美的、精巧的、紧凑的、统一的和整齐的，而不是丑陋的、粗鄙的、松散的、分裂的和凌乱的”[17]（P110）。一般而言，空间有三个层面上的内涵，首先是指与“实存”相对立的“虚空”，比如山峰与山峰之间的广阔空间，大地与天空之间无限的空间等；其二是自然事物运动变化所占据的轨迹和位置，太阳的东升西落、斗转星移的自然星象、黄河东流入海的场景都属于空间的变幻；其三是针对某个具体事物的三维量化数据等，可见，自然生态的物质变化与运行规律都与空间紧密相连，没有对空间的体察就没有生态运行的和谐规律。但同时，这三个层面的空间还只是空间营造的基础，“地理空间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实践塑造出来，以符合自己文化特征的产物”[18]（P27），主体性的实践重新划分了空间的属性与领域，并且渲染上了更高层面的“存在”色彩。“从一种原始的统一性而来，天、地、神、人‘四方’归于一体。……我们就把这四方的统一性称作四重整体（das Geviert）。”[15]（1191-1193）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也正是在天、地、神、人的四重空间体验中以“整一”空间的外化与变形使存在的意义得以澄明，而此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正是“天道”。在生态美学看来，万事万物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地运行“返魅”乃是最高境界，海德格尔的时空观也正是彰显了生态美学的理论诉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生态美学中发掘出崭新的空间性因子，并使二者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共同营造整一性的生态美学观。中国传统的 “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共同营造了空间视域中的生态美学思想。老子从生态自然广阔的空间维度出发，赋予了空间以浓厚的先验性本质色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19]（P62），形象地说明了空间的大小与事物的差别并没有影响，并建构起具有普世价值的“道论”空间的话语言说；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更加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要与外在自然生态空间相协调，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农业生产状况和土地情结的外化，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主体的精神空间和自然的生态空间中找到契合的“神性”话语，以“感应”的空间色彩重塑人类与自然生态的联系。所以总体看来，在天道空间观视域中，人、自然生态与社会是完全“齐一”的关系，人可以通过离形去知、心斋坐忘化为外物；自然也可以“天人感应”获得主体性质的存在体验，而这些又都是在空间性的存在中彰显出来。万物之终始，在空间纷纭中自然运行；冬雪夏雨，体四季更替中立象尽意。万物源一体，天人本合一。“整一空间”与“天道空间”实现了哲学层面对生态美学的理论突破。当代的生态美学更多地吸收西方认识论的二元美学理念和科学化的言说方式，在自然生态和人类主体的层面厚此薄彼，没有把握好二者之间和谐圆融的状态。天道空间观作为开放的、整体性质的哲学理论话语则很好地解构了二元对立的逻辑起点，以把人类主体纳入自然空间的态度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霸权，以本源自然性质的话语模式重新关注世间的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同时，把主体性的人纳入空间存在的一部分，以天人合一的视角回归人性的自然生态本质，“在认知的意义上，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形上学说；在伦理意义上，它反映了古人善待自然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中华民族博怀的精神境界；而在审美意义上，它又体现了人们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审美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中，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万物生命间是息息相通的，处在相互对应的有机联系中，存在于统一的生命过程中，体现出生命的某种象征意义”[20]。
（二）生态美学的空间家园感
西方在由环境美学向生态美学的过渡中，也具有从自然环境中体察人生存在家园的传统，这一点在罗尔斯顿的环境美学中已经有所论述。无限的地理空间与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空间共同营造出对人类家园感知的审美体验，因为人类的生命起源于自然，所以自然生态中也蕴含了血脉相连的家园感知，“一种重返故里时的怀旧的情绪无可阻拦地向我袭来，似乎我从前曾来过这里……我是这块岩石有感觉的后代”[21]（P428）。“家园”正是在对空间的离别、转移、放逐与回归的语境中生发出来，所以“家园”本身就是对特殊空间场景的诉求与体验，“‘家园意识’集中体现了当代生态美学作为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理论特点，反映了生态美学不同于传统美学的根本之点，成为当代生态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22]（P15）。从语义学和词源学上来讲，家园的本体属性是人类主体和族群进行生产生活、避暑御寒、空间归属和文化彰显的专属空间，《说文解字·尸部》中有云：“屋者，居也”，段玉裁注：“屋者，室之覆也”；而在生态美学的视域中，“家园”首先体现为环境美学视域中地球意识，因为从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来看，地球正如同茫茫星海中为人类所栖居的一处乐园，供养着生命并提供其所需的各种条件，“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予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而供给了人类”[23]（P1）。人类的现代性文明对地球的原生态资源造成极大破坏，所以应该树立地球空间的生态意识，将人类主体放入地球的整体性生态“构成性”框架之中。其次，“家园感”不仅仅具有生态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更是天然地联系了人的价值归属与情感确证，以体验的方式具有了美学与文学上的意义。“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24]（P103）其实，中西方自古以来的文学与审美就对家园回归、漂流放逐有着独特的感悟，“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25]（P15）。海德格尔也将“家园”看做是从存在哲学到美学内涵的过渡，在对荷尔德林《返乡》诗歌的阐释中使得语言和真理得以呈现与澄明，被去蔽的世界在创作者“诗意的言说”中获得敞亮，文学也正是在对家园的体验中获得无穷的审美意蕴。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空间家园感是联系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重要中介，并且在放逐与回归的空间“原型”与“母题”中实现对自然和自身的本真思索。“文学景观最好是看做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文本为反映或者歪曲外部世界的孤立的镜子”[18]（P57），地理空间在人类审美实践的影响和规约下，不仅仅是纯粹自然状态的日月山川，而是打上了浓厚的情感空间色彩；而同样，文学和审美也受到诸如草原、沙漠、雨林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空间家园感一方面联系了生态学意义上对“只有一个地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直接适应、沟通了文学和美学意义中的存在母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园”可以是在空间视域营造下的地球家园、自然家园、主体家园、情感家园等。它有机地联系了生态学的科学性质与美学的审美性质，实现了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的交融。当前，生态美学在学科对象和研究内容层面产生了主客体游移不明的状况，而当以空间家园感介入之后，对于整一性的家园诉求和空间之中的审美体验就构成了生态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学经验的生发来自于主体深沉的生命意识和超越自然的自由情怀，而空间家园感的最大优势在于将此价值扩展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以“万物皆有灵”的色彩使自然具备家园情愫，以“栖居的空间”实现人与自然内在的统一，继而共同找到“神性”存在的根基。这也正如荷尔德林的诗作《希腊》所言：“你们，命运之声呵，游子之路/碧空如洗好似学堂/三彩洋溢欢乐的气氛/灵魂的力量和灵魂的近亲，融为一体/让美更乐意/在大地安家，无论哪位神/都跟世人更为合群。”[26]（P213-215）
（三）生态美学的空间体验感
任何美学不仅仅是带有哲学层面的理论话语，而且要能有效地阐释审美实践与艺术经验，进而通达具有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生态美学在“体验的维度”上很好地借鉴了环境美学的“审美场”概念，以空间维度的审美场域实现理论对现实艺术实践的介入力度。贾苏克·科欧就“致力于将伯林特的‘审美场’概念作为一种现象学美学的普遍理论，与他自己称为‘生态设计’的环境设计理论联结起来，旨在创造一种可以运用于设计实践的美学理论”[27]（P69-74）。正如上文分析，生态美学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性和个体意义上的美学性矛盾中出现了话语言说的无力，并且在阐释个体的、生动的美学现象之时产生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游离；而“空间体验”则以“同情”的方式实现了“心”与“物”的融合、个体审美活动与集体生态诉求的结合。“天道空间观”与“家园空间感”实现了人与自然生态存在意义上的统一，人与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和无限空间中自由运行的家园归属，在此基点上，具有“家园”意识的人类必须用其理性思维和感性体验的方式实现对空间的把握：“环境的主要维度——空间、质量、体积和深度——并不是首先和眼睛遭遇，而是先同我们运动和行动的身体相遇。”[18]（P91）所以，个体审美力量的生发需要视觉、听觉、触觉、运动知觉等感官共同起作用，它们之间的密切配合最终实现了直达本源、以心体物的目的。比如，当艺术创作者身处特定的自然空间之时，会将此种空间的生态性与主体对声色的感官性、内心情感的体验性联系起来，使他们共同生发出审美的意义，同时，主体也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空间性质的审美能够有效地实现个体与外物的“心物”融合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审美同情”，而体验作为美感生发和审美过程的关键维度，以“心物”融合的方式直接沟通了主体与客体，甚至是主体与主体的“间性”关系，是“审美之中主体心力情感投入、体悟、拥抱对象的心理活动”[28]（P101），审美体验的生发可以是对历史的体验、对社会的体验、对人生的体验等，而对空间的体验构成了其关键的维度。生态美学的自然生态特质，就决定了该学科对空间的体验性，即作为主体的人类在整体自然生态系统中经验、接受、领悟到人类与万物共存的诗意存在方式，更何况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生命主体都是在一定空间中生长、运动和发展的，“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与社会关系”[29]（P180）。作为生态中自由存在的生命之一的人类，面对自然的无限空间和无垠的宇宙时空，看到崇山峻岭、河流奔腾、日升月落、星斗满天，于是，有限性存在面对无限性的哲思就开启了空间体验和心物合一的审美空间，以期在审美的层面实现个体生命的超越性和无限性。首先，在外在自然空间的层面，个体的身体感知与触觉知觉在空间体验中克服空间距离和客体的物质性，以“气韵流转”的方式进入自由的空间。“审美的是对于一种对象的欣赏，这对象就其为欣赏的对象来说，却不是对象而是我自己。”[30]（P471）其次，在内在审美空间层面，空间体验以“同情”和“共通感”的形式由个体审美体验向群体审美诉求过渡。如果说自然生态空间以先验存在的形式赋予了空间无可更改的定位，那么主体想象式和同情式的审美体验则深入到某个民族群体的“诗性传统”背后，由个体的自由性、超越性和审美理想扩展至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话语，从而破除本心与外物、自我与他人的区隔，氤氲至“集体无意识”的民族心理深处，并成为民族个体的文化确证与身份认同。“艺术境界主于‘美’， 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唤射，是无所谓美的”[31]（P59），此种心灵的体验不仅仅是个体对空间自然的把握，更成为民族集体心理的映射，并一起形成了华夏民族含蓄不尽、意在言外、感兴妙悟等审美风貌。自然空间与主体心灵空间已经完美融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个体的空间审美体验以“视域融合”的方式在创作者、接受者和整个诗性思维体系中实现“同情”，这样就有效克服了生态美学在历史语境中忽视个体审美的缺失。在空间体验中，美感从整一的天道生态系统与哲学性的家园回归中生发出来，并且从个体的审美体验到群体的文化认同，从而彰显了生态美学无限的美感空间。
三、空间性的方法论启示
生态美学的空间性不仅有效弥补了其理论不足，空间体验感、家园空间感和天道空间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美学经验的生发层面注入了理论活力，沟通了生态学和美学的学科拮抗，更是在方法论层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美学研究不同于单纯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并不会以恒定的模式和定量的统计进行，而是在哲学和文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的规约下进行综合维度的人文研究。所以，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视点与方法，就直接决定了美学的状况与风貌，“不同的研究方法，就会导致不同的哲学、美学体系。因此，美学研究必须首先解决方法论问题。”[32]（P79）从美学历史的维度来看，基本上有“先验—逻辑—演绎”方法论和“经验—理解”方法论；从学科视角来看，有美学的哲学方法论、诠释学方法论和科学方法论；从理论流派的视角来看，有精神分析方法论、结构主义诗学方法论、现象学方法论等等。而生态美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就必须广泛吸取各种理论资源来建构自身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生态科学、存在主义哲学、生命美学、现象学等都为生态美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视角与理论话语，但是它们还缺乏整一、系统的方法体系，更多的学者仍然是以生态学的方法来“套用”生态美学：“现代生态学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系统整体论的观点，在此前提下又有平衡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反馈转化规律与物质循环代谢规律等。……这些生态学原则经过融合、加工，被吸收进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之中，成为美学理论中的绿色原则。”[33]（P12）以生态学的方法进行美学研究，可以使美学呈现多维的色彩，但是“转化”、“平衡”等规律运用在美学实践中，显示出理论的生硬并与审美经验的脱离；而有学者在此基础上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和主体性的视角总结出了“整生范式”、“系统超循环范型”、“环环一化质程”、“网络中和的基准”[34]（P72-81），抽象的概括中体现出浓厚的科技人文主义取向，但其立足点依然是科学化的言说方式。众所周知，生态学的科学取向与生态美学的价值取向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如果我们过多地引入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介入美学研究，那么就取消了美学学科的独特价值。比如，以“整生范式”、“平衡规律”、“循环范型”的方法对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进行研究，同样可以得出“生态经济学”、“生态地理学”学科，那么生态美学和生态地理学、生态经济学的区别又在哪里？“从学术的发展过程看，一种具体的思潮和方法，常常用类比的方法运用于其他学科，生态主义也是如此。如有人相继提出经济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精神生态学、文艺生态学、审美生态学……意思就是说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也类似于自然生物，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动态平衡，是一种和谐运动的整体。但这种类比常常凸显不出社会现象的本质。”[35]（P158）所以，对于生态美学而言，其落脚点并不在于“生态学”，而是应该在“美学”，应该将生态学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有机融入美学之中，而不是以美学为“幌子”与“装饰”进行生态学的研究。正如上文分析，美学的方法论原则直接决定了美学的风貌，所以生态美学的方法论原则首先就应该使其学科回归“美学”，然后再适当引入和反思“生态学”原则，建构具有独特意义和本体价值的“生态美学”，而空间性特质则有效地解决了此方法论困境。
使生态美学回归美学属性的方法论原则首先是空间维度中的“直观—体验性”。无论是空间视域中的“天道观”、“家园感”或是“审美感”，都是以主体和客体、客体与客体之间的空间消泯为旨归，而在此整一的“生态系统”中，主体以其自身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感悟，使空间在美学的意义上得以“敞亮”。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实现之时，也正是生态性、空间性和审美性三元统一的结果。空间性一方面勾连了生态学宏观意义上的地球家园观和外物自由“返魅”的意识，另一方面却更加深刻地实现了主体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神思同情”，审美气韵在主体空间和群体空间中得以确证与认同。所以，审美空间的生发是主体性空间实践的结果，“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那使我们充分展示自我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在其中不断腐蚀的空间，那攫取、啮噬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36]（P102）；这样一个异质的空间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宇宙生命的流行，以其真机充满了万物之属。在观念上，自然是无限的，不为任何事物所局限，也没有什么超自然凌驾乎自然之上，它本身是无穷无尽的生机。……人和自然也没有任何间隔，因为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也是融为一体的”[37]（P82）。对于生态美学和审美空间而言，越是深刻地揭示了“在场”空间与“不在场”空间的统一，越是在空间的感受、困惑、胶着与克服的状态中实现生存价值的彰显，越是以超越“心物”二分关系的体验揭示“道通为一”的自然生态状况，就越是生态美学真正的美学价值取向。很明显的是，面对这一现象，“所谓对象性思维已经无济于事，能够完成这一工作的，只有非对象性思维……为我们展示了令人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而成为美的世界”[38]（P150）。“直观—体验性”正是实现美学的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对于生态美学而言，一方面需要把万物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霸权中剥离出来，显示出事物充满神性的“本质直观”；另一方面要坚守美学的真谛，生发出具有主体性体验色彩的美学话语，我们就应该采取类似于现象学美学和佛教哲学的“现象直观”方式。通过想象、感知、体验等“意向性”行为把外在生态空间的本质显示出来，“必定在霎时中霸占你意识的全部，使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它，领略它，以至于把它以外一切事物都暂时忘去，这种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39]（P5），“我们敢说，审美经验在它是纯粹的那一刹那，完成了现象学的还原”[40]（P53）。直观观审的优势正在于能够在最大限度中实现主体心灵空间和外在生态空间的弥合，并且在“意向性”的指向和“加上括号”的悬置中恢复了自然的本来面貌。主体的心灵也在直觉的观审中获得“一刹那”的审美。更重要的是，直观破除了生态学学科视域下的科学性理论话语，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文性质的美学价值。禅宗中的“学者需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41]（P13）和《文心雕龙·神思》中“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等都是对“直观—体验性”方法论的运用。在此方法论指引下，生态美学应更多地关注空间中万物生态本性的彰显和对人类自由生存意志的回望。
其次，空间维度的反思性与对话性构成了生态美学方法论原则的补充。空间直观和审美体验的最终价值是要通达对所有生命终极意义的考察与慰藉。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存在方式与美学话语必然是有限的，在“直觉—体验性”的审美方式进程中是感性的、形式的活动，而在此之后就会生发出一种类似于狄尔泰所认为的“形而上学冲动”，“哲学的最高成就就是：使一个时代的文化意识到自身，并通过系统地对该文化进行阐述而增强它的力量……反思并不仅仅是对自身的反观或反省，而且是从反观与反省中寻求并确认何者具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42]（P89-90）。所以美学就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任务：把对形而下的美感经验以反思的方法实现对形而上整体性价值的考量。生态美学和其他的美学类型、审美活动还有很大不同，它一方面需要以审美空间体验确证美学本体话语，同时还要追求天人一体、万物并作、同生共运、大化流行的“大道形而上学境界”。基于生态美学自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态度，反思性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展开，以人类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主体自身之间的空间对话，适当引入生态伦理学知识和道德知性性质的自我完善与追求，建构崭新的“生态自我”，以期通达“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存在物”[43]（P46）的目的。通过反思与对话的方法论，主体最终能够认识到不同生态空间中的审美特质与存在原则，将他者客体内化为自我意识、将天地流转化为一气贯通、将自然生态纳为生气相随、将感兴妙悟化为栖居大道，最终实现生态美学的学科建构与美学智慧，而“直观—体验—反思”的崭新方法论原则也将有力地推动生态美学的发展。
生态美学的空间特质有效地弥补了其逻辑起点、学科属性和历史语境的话语缺失，也给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理论资源。空间性不仅仅实现了在生态学层面对地球家园意识、生态循环意识的理论包容性，更是在美学层面的家园回归、审美体验维度彰显了强大的情感魅力，并与中国古典诗性传统相互通约、相得益彰，最终营造了多层意义的立体空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也许，生态美学的终极意义正是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中，给了主体人类一个停留和驻足的时机，透过氤氲的濛濛春雨，看到那一抹自然清新而又荫浓烟柳的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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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范式”引起的思考
美学在中国，曾经是一个显学，从上世纪80年代后就开启风气之先，成为了中国学界之立独行，勇于改革的一门学科。虽然时至今日，美学已经逐渐有淡出学界的视野，但我们从美学的发展的历史之中回顾这一学科，会发现美学所经历的一场场深有影响的对话。而这些美学对话已经不仅仅的限在这一学科的内部，而是一个时代学界理论范式的转换与创新。
为此，不妨把目光转向了范式理论。范式，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术语：
指一个特定的时间的特定科学实践者普遍具有的一套假设，它构建一种更大的理论或者观点（比如，牛顿物理学、爱因斯坦物理学）。在社会科学中，这个词语具有很类似的意义。（比如说，在人类学领域，进化论和功能论都是人类学范式。）[1]
按照库恩所说，范式是在其中包含了许多小理论的大理论。当小理论已经不再具有了世界意义，那么危机就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最后会导致某种范式的倾覆，或者作为一个特别的个案，合并到更新更大的范式之中。
我们的话题由此而进入——从“范式”的转变过程来看待“生态美学”的出现。
二、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之论争
中国美学界自从60年代起，就一直是以实践美学为主导。可以说，实践美学是我国2o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两次美学大讨论的重要成果，标志着那时期我国美学的发展水平，而即便在当前仍有其价值。WWw.lw881.com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机械唯物论和传统认识论的时代局限。
而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学界受西方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的影响，产生了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生命美学。生命美学的提出，是“实践美学”理论范式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成果。生命美学的探索之路开始于对实践美学的质疑和批判。潘知常、封孝伦、范藻等学者在肯定实践美学成就的同时对实践美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点直指实践美学范式的要害所在，从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思维方式三方面揭示出实践美学范式遮蔽的问题：
（1）研究对象。潘知常认为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在美学研究中始终未能解决。美学研究明确确立的研究对象有美、美感或审美关系，但不论是以美为研究对象．以美感为研究对象，还是以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都是以一个外在于人的对象作为研究对象，因而都是以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的遮蔽和消解为代价。这样，也就最终地确定了一种对美学的理解方式和对话方式：以理解物的方式去理解美学．以与物对话的方式去与美学对话。而美是审美活动的产物，美只相对于审美活动而存在，只存在于审美活动中。“美是自由的境界”。[2]
（2）逻辑起点。实践美学认为应从实践活动人手研究美、美感或审美关系，提出“美是人质力量的对象化”等命题。生命美学认为应从人的生命活动人手去研究审美活动。封孝伦认为，实践美学忽略了实践的前提：人类的生存。[3]
（3）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潘知常对包括实践美学在内的中国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审查，发现美学研究一开始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即固执地从主客二分的角度出发，来提出所有的美学问题。他认为，主客关系并不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部．只是人类以知识论作为阐释框架时所界定的世界，侧重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外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在这种主客关系之中根本没有真正的美学问题．真正的美学问题在侧重对于人类与世界的内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超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的超主客关系之中。从主客关系出发来研究美学将使人在世界之外思考，忽视了人类自身。这样的美学将是“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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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学”、“冷冰冰的美学”。[4]
而张弘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传统美学的困境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实践美学以这种思维方式审视美学无法摆脱困境，他以人与世界同一的存在一元论拒斥心、物二元对立，以存在论差异原则区分美的事物与美的存在，力主“存在论美学”。
在梳理中我们发现，潘知常从人的生命活动人手侧重于对美学研究中心审美活动的分析，而封孝伦则紧紧抓住生命来建构体系，对生命美学的认识应是把他们作为整体来认识。作为整体，封孝伦对生命哲学作了较完备的阐述，使生命美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哲学基础。潘知常的分析则切中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问题。同时．他们对美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美学的思维方式、自由问题等作了重新阐释。将他们的理论进行整合。生命美学带来了思维与话语的双重变革。毋庸置疑，这是一种美学新的范式的变革，当新的理论范式出现后，它所带来的对中国美学的建设性的意义是重大的。
总结生命美学的出现的历程，从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对另谋新路的尝试，带来美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借鉴更多的西方理论是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更多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哈马贝斯那里吸取理论资源。以主体间性理论、存在美学、此在分析来看待世界；同时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天人合一观、与古典美学对生命的关注对自由的向往相结合来阐释美学。中国生命美学作为多元化美学观念中的一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
三、后现代的范式——生态美学
如果说，生命美学的出现，是在中国美学界面对的，更多是建国后留下的传统思维的禁锢，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那么，二十一世纪初，生态美学出现的语境，面对的是消费社会，全球化的语境，面对着的是现代性的困境。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中，美学界更多心系于整个人类中越来越窘迫的命运，现实越来越强大的压力。
曾繁仁先生在《走向更加深入和成熟的我国生态美学研究》[5]一文中，指出了生态美学对实践美学的继承与超越。
生态美学从坚持唯物实践观的多重角度继承了实践美学，但也超越了实践美学。其超越之处是：(1)由美的实体性到关系性的超越。实践美学力主美的客观性，而生态美学却将美看作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生态审美关系，从而将其带入有机整体的新的境界；(2)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超越。实践美学特别张扬人的主体力量，将美看作“人的主体性的最终成果”，而生态美学却将主体性发展到主体问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3)在自然美的理解上由“人化自然”和“自然的祛魅”到人和自然的亲和与自然的部分“复魅”的超越。实践美学完全将自然美归结为社会实践中自然的“人化”和“祛魅”。而生态美学却承认自然美中自然的应有价值，进行部分的“复魅”，主要是恢复自然的神圣性、部分的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6]
从曾先生的文章，可以很清晰地把握，生态美学这一新的理论范式带来的建设性意义。它对存在论的继承，对实践美学的批判，进一步回应了现实所给出的严峻问题。从现实的环境问题，到人的主体问题，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到人自身生存和存在的问题，生态美学已经脱离旧有的理论范式的限制，走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是具有很强人文意识，现实的关怀感的。
四、共生——生态美学的理论与价值维度
接上所述，其实生态美学要面对的问题是可以简单地简化为三个关系——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解决。这三大关系是后现代问题的一大核心点，特别是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流行的语境里。而生态美学给出的理论维度究竟是如何回答了这些难题呢？转贴于
生态美学有一个很高价值尺度——共生。将共生作为一种美学的价值尺度和理论维度，王尔勃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一观点。[7]“共生”(symbiosis)原是一个生物学术语，指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它是由德国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于1879年提出的，培里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把“不同生物一起生活”称之为“共生”。国内外学者都已指出，文化多样性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多样共生”既是生物物种之间的一种互利关系，那就也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关系。
在进入后主体性哲学时代，人们并没有否定主体性的意义，而是主张通过“主体间性”完成对主体性的建构和补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哈贝马斯，这种意向越来越清楚。生态哲学作为后主体性时代的哲学，是对主体性哲学的发展与扬弃，但它决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背离与倒退。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是要纠正人类的片面性，而不是放弃认识世界、改造并调节世界这一“自然之子”的责任与使命，更不是否认“自然向人生成”的宇宙进程。
从后现代话语的多声部而言，单一的声音是独语，是霸权。这是不和谐的，并不利于发展。在今天，边缘与中心不断在掀起了一场场对话。边缘对中心的解构不是要确立另一个中心，而是要保持对话。正如，身在中国边缘地区——岭南成为关注的重点。这种关注不是中心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看待与中心相异的他者所在，而是岭南地区自己发出声音。这个声音是由一大批偏居西南一隅，具有文化自觉的学者所发出的。特别是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一大批学者们，他们从关注自身的地域文化，地方传统出发，发扬了岭南文化特有的兼容性，吸纳性，发出另一种声音，使后现代多声部的语义场里真正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达到了互补和谐。黄秉生教授从壮族审美文化研究中总结出了，民族生态的审美范式——依生，竞生，共生。黄教授这三大理论范式，对于生态美学，生态文化的理论视野作出高屋建瓴式的总结[8]。袁鼎生老师溶合了生态学，哲学，美学，明确提出了“生态场”，拓展了生态美学的研究空间，他更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严谨的，庞大的生态美学的体系，为当今日益为工业文明所困顿所挤压的人类社会探寻人类的出路。[9]张泽忠老师植根于自身侗民族的文化土壤，从侗族的歌舞，侗族的建筑，从哲学，美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中去探究了侗民族文化“元语言”，探究了侗民族自身的文化时空秩序，生存伦理智慧，使一个边缘的民族的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出了独特的声音，让世界领略了多元文化之中来自边缘，他者的诗意盎然的文化。[10]这正是后现代精神的启示，从多元中求“共生”，讲究华夏文化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向度。
简言之，文化应该通过主体间性、通过交往使得主体性在和谐的状态中得以实现，这正是“共生”向我们启示的根本的价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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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公路绿化情况实地调查于2011年10月上旬在苏南地区实地抽样调查，用皮尺测量各级公路两侧乔木带的宽度以及乔木冠幅、株距和行距、树高和胸径等基础数据，并计算各级公路的乔木密度。文献资料查阅查阅文献，收集江苏省各行政区的气候、土壤和植被地带性分布及乔木生产力等数据。乔木绿化面积计算根据公路绿化乔木的栽植特点，由单株乔木的冠幅乘以乔木密度来计算各级公路的单位里程乔木绿化面积。公路绿化综合效益［9］8－9包括:①直接经济效益:公路绿化乔木的木材价值;②生态经济效益:包括涵养水源、保育土壤、维持生物多样性、固碳释氧(包括固定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以及净化空气(包括提供负离子、吸收污染物、滞尘和降低噪音);③社会经济效益:包括减少交通设施投入和景观美学价值。依据目前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的2种主要方法计算生态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中的景观美学价值。直接经济效益计算利用市场价值法［14］计算公路绿化的直接经济效益。每年由乔木蓄积量增长而产生的木材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木材=A×P×E×NPP地上/D。式中，U木材为年木材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P为平均木材价格，其值为700元•m－3;E为出材率，其值为75%［2］;NPP地上为乔木地上部的净生产力(t•hm－2•a－1);D为木材密度，即木材干质量与鲜材积的比值，其值为0．47t•m－3［15］。根据江苏各地气候带［16］确定NPP地上值，其中，暖温带地区［17］(徐州、宿迁和连云港)的NPP地上值为6．2t•hm－2•a－1，北亚热带地区［17］(其他各市)的NPP地上值为6．5t•hm－2•a－1。生态经济效益计算利用当量法［6］评估江苏省公路绿化在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及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生态经济效益价值;利用LY/T1721—2008评估法［7］计算江苏省公路绿化在固碳释氧和净化空气方面的生态经济效益价值。涵养水源价值计算通过专家问卷调查得到的涵养水源(水文调节)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4．09［6］，那么，其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涵水=A×4．09×54×E汇率。式中，U涵水为公路绿化年涵养水源的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E汇率为当年汇率。保育土壤价值计算保育土壤(保持土壤)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4．02［6］，那么，其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保土=A×4．02×54×E汇率。式中，U保土为公路绿化年保育土壤的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E汇率为当年汇率。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计算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4．51［6］，那么，其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多样性=A×4．51×54×E汇率。式中，U多样性为公路绿化年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E汇率为当年汇率。固碳释氧价值计算固碳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碳=A×C碳×(1．63R碳×B年+F土壤碳)。式中，U碳为公路绿化年固碳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C碳为固碳价格，其值为1200元•t－1;R碳为CO2中碳的含量，其值为27．27%［8］;B年为林分净生产力(t•hm－2•a－1);F土壤碳为单位面积林分土壤年固碳量，其值为1．48t•hm－2•a－1［18］。根据江苏各地气候带［16］确定B年的值，其中，暖温带地区［17］(徐州、宿迁和连云港)B年值为6．4t•hm－2•a－1，北亚热带地区［17］(其他各市)B年值为8．9t•hm－2•a－1。释氧价值计算公式为U氧=1．19×C氧×A×B年。式中，U氧为公路绿化年释氧价值(元•a－1);C氧为氧气价格，其值为1000元•t－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B年为林分净生产力(t•hm－2•a－1)，其值同上。净化空气价值计算根据相关研究，当空气中负离子浓度在700cm－3以上时，人体感觉舒适;在1000cm－3以上时，有利于人体健康;在8000cm－3以上时，可以起到治病作用［19］。而道路绿地的空气负离子浓度通常在600cm－3以下［20－21］，因此，公路绿化提供负离子的价值可忽略不计。吸收污染物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吸=K二氧化硫×Q二氧化硫×A+K氮氧化物×Q氮氧化物×A+K氟化物×Q氟化物×A。式中，U吸为公路绿化年吸收污染物价值(元•a－1);K二氧化硫、K氮氧化物和K氟化物分别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的治理费用，其值分别为1．20、0．69和0．63元•kg－1［7］;Q二氧化硫、Q氮氧化物和Q氟化物分别为单位面积林分年吸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氟化物的量，其值分别为88．65、6．00和4．65kg•hm－2•a－1［2］;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滞尘价值计算公式为U滞=K滞×Q滞×A。式中，U滞为公路绿化年滞尘价值(元•a－1);K滞为降尘清洁费用，其值为0．15元•kg－1［7］;Q滞为单位面积林分年滞尘量，其值为10110．33kg•hm－2•a－1［2］;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降噪价值计算公式为U降噪=K噪音×A噪音。式中，U降噪为公路绿化年降噪价值(元•a－1);K噪音为降噪费用，其值为13333元•km－1•a－1［7］;A噪音为森林面积折合为隔音墙的公里数(km•hm－2)，因30m宽的林带与4m高隔音墙的隔音效果近似［22］，故可由乔木绿化面积A换算得到A噪音。社会经济效益计算社会经济效益是指公路绿化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提供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交通服务方面。其效益包括减少交通设施投入和景观美学价值，其中减少交通设施投入的价值依据替代市场价值法［14］计算，景观美学价值采用当量法［6］计算。1减少交通设施投入的计算道路的中央绿化带可以代替防眩板的作用，减少交通设施的投入，其价值以节省道路中央防眩板建设的费用来计算。计算公式为U减投=S绿化×K防眩板。式中，U减投为公路绿化年减投价值(元•a－1);S绿化为有中央绿化带公路的里程数(km);K防眩板为防眩板造价(元•km－1•a－1)。景观美学价值计算森林提供景观美学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2．08［6］，那么，其价值的计算公式为U美学=A×2．08×54×E汇率。式中，U美学为公路绿化年景观美学的价值(元•a－1);A为乔木绿化面积(hm2);E汇率为当年汇率。公路绿化综合效益计算将上述各项效益计算值相加，得到当年江苏省公路绿化的综合效益。投资收益率计算投资收益率为投资净收益与投入成本的比率，以百分数计。
结果和分析
2000年至2010年江苏省公路绿化综合效益评估结果2000年至2010年江苏省公路绿化综合效益评估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2000年江苏省公路绿化的综合效益为3．25×108元，随着公路绿化里程的不断增加，全省公路绿化综合效益逐年稳步增长，2010年已高达9．40×108元，是2000年的2．9倍，年均增长10%以上。此外，2000年至2010年间，公路绿化的直接经济效益占综合效益的比例约为20%，生态经济效益在综合效益中的比例约为76%，社会经济效益最低，仅占综合效益的3%～5%。以2010年数据为例，对当年江苏省公路绿化综合效益具体组成进行分析。2010年江苏省每个行政区公路绿化综合效益占全省的比例约为5%～12%，其中，常州最低，为4．63%;南通、盐城和徐州所占比例均在10%以上。按地区分，苏南占32．51%，苏中占23．40%，苏北占44．09%。在2010年江苏省公路绿化的综合效益组成中，社会经济效益的比例最低，为3．51%;生态经济效益的比例(76．06%)最高，占综合效益的3/4以上，是直接经济效益(20．43%)的近4倍。在构成生态经济效益的5项价值类型中，按占生态经济效益的比例由大到小依次排序为:固碳释氧(60．00%)、净化空气(22．80%)、维持生物多样性(6．15%)、涵养水源(5．59%)、保育土壤(5．45%)。另外，公路绿化对减少碳排放也有一定的贡献。以2007年为例，2007年江苏省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的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为5．5834×106t［23］，而当年全省公路绿化固碳量为1．023×105t，约占前者的1．8%。可见公路绿化作为森林碳汇，在减少碳排放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2000年至2002年江苏省公路绿化投资收益分析利用2000年至2002年江苏省公路绿化的投入费用，结合对应年份公路绿化产生的经济效益绘制公路绿化投资收益表，结果见表2。由表2可见:公路绿化产生的综合效益随绿化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公路绿化每年产生的木材价值(直接经济效益)远小于当年的绿化投入费用，而当年公路绿化的生态经济效益价值则高于其绿化投入费用，在综合效益中占主要地位。2000年和2001年公路绿化的投资收益率都在100%以上，虽然2002年的综合效益最高，但由于当年的绿化投入明显增加，导致其投资收益率在这3年中最低，但也达到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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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伦斯 诗歌作品 自然生态美学 具体探析
引言
劳伦斯是上个世纪英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上个世纪英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其诗歌作品，更是各国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结合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具体诗歌作品，分析其中蕴含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不仅是对其文学价值的挖掘，而且也是对其争议焦点的一种探究。因此，每一位诗歌爱好者，每一位文学研究者都有必要结合自己的阅读感悟，对其诗歌作品中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进行详细地阐释与客观地说明。
一、劳伦斯诗歌作品与生态美学
劳伦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不仅有众人皆知的《儿子与情人》《白孔雀》这样的长篇小说，而且还有令人称颂的剧本《孀居的霍尔罗伊德太太》，特别是像其《新诗集》《瞧，我们走过来了》《鸟・兽・花》等颇具争议的诗集。综观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其自然生态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诗歌作品中。
自然生态美学可谓是一个交叉的学科。它是自然生态学与美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种新学科，在这个学科中，它在探索人与自然、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基点上实现了生态学与美学的相互交融。这也就是说，自然生态美学以“人”为基点，实现了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理论和研究人类与现实审美关系的美学理论的有机结合。
劳伦斯诗歌作品中蕴含着自然生态美学思想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对其诗歌作品中自然生态美学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却缺乏客观的说明。特别是劳伦斯诗歌作品中所蕴含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与其表现方法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述问题不仅是劳伦斯诗歌中自然生态美学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本次研究阐释的重点。因此，下边结合自己对其诗歌作品的阅读感悟，参考其他研究者的相关论述，对劳伦斯诗歌作品中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逐一的剖析和说明。
二、生态美学的核心内容与表现方法
劳伦斯诗作中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指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人的本质对象化，而且也实现了自然的人化。正是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自然的人化的和谐统一中，人们才真正地体验到了美的存在。例如在其诗歌作品《月光》一诗中，作者对天空中的“月亮”曾经有过这样的描写：她（指月亮）从深阁中升起，满脸羞红，庄重，赤身，仿佛刚从寝宫而来，至于满足的新郎，则看她升起……时间总会使月亮暗淡，我们来不及全然体味，在此，在这样零碎的生活里失去光泽或者死去。在这首诗歌作品中，作者劳伦斯通过对自然景物“月亮”的描绘，不仅实现了自然的人化，而且也使人的本质力量达到了对象化。首先，作者把“月亮”这一自然景物描绘成一个富有人类情感的“新娘”，特别是这位“新娘”与后边的“新郎”相互欣赏的过程，更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劳伦斯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还表现为美是作者主观精神与自然景物这个客观实体的相互统一。在劳伦斯的诗歌作品中，有一首名为《蚊子知道》的小诗。他在诗中写道：蚊子知道得很清楚！虽然他如此小/但它是别人的美餐/但是，毕竟/他仅仅满足于填满肚皮/他不会把我的血液来储存。在这首小诗中，作者劳伦斯认为众人贪婪的物质追求也是毁坏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首诗歌作品《蚊子知道》中，作者把自己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蚊子吸血”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作者与主观思想的和谐统一，既是诗歌作品的主题也是诗歌作品之美存在的根基。
劳伦斯的生态美学思想还体现着美是统一于具体实践中的主观与客观统一的观点。例如上边提到的两首诗歌作品，无论是《月亮》，还是《蚊子知道》，作者都是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中发现了美的存在。在第一首《月亮》这首诗歌作品中，作者在欣赏月亮美丽的基础上，又在诗歌的结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们来不及全然体味，在此，在这样零碎的生活里失去光泽或者死去。在这句话中，如果作者不去体味月亮这一自然景物，作者就不会有这种生态美，读者也不会从这位神奇的“新娘”身上欣赏到这种自然生态美的存在。在第二首诗歌作品中，虽然蚊子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生物，但其也有令人赞叹的优点，那就是不贪婪，仅仅是满足于填满自己的肚子。这种对自然事物公正而客观的分析，正是作者发现其“美”的基础。换而言之，没有作者具体的实践行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就没有体现作者劳伦斯自然生态美学思想诗作的产生;没有读者对其诗作的详细分析这一实践的存在，劳伦斯诗作中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也就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说，劳伦斯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美是于具体实践中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最后，劳伦斯诗作中的自然生态美学还体现为一种“和谐相处”的美学思想。例如下边这首诗作：他们踌躇不前，我们踌躇不前，他们有一支枪，我们没有枪。在这首诗歌作品中，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应该是平等的，甚至就连“踌躇不前”也应该是彼此一样的。但可怕的是“我们”与“他们”之间，在彼此踌躇不前的原因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支可怕的枪，一支足以消灭“我们”的枪却打破了这种本应该具有的平衡。这种本不具有“美感”的场景却因其达到了“丑”的极点而转化成了一种特殊的“美”。
对于自然生态美学的核心理论内容，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作者表现同一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观点也会有不同的方法。因此，在研究与阐释劳伦斯诗作中自然生态美学思想时，还应该对其表现自然生态美学观点的具体方法进行阐释。
首先，在生态反差中表现自己的美学思想。这里所谓的“生态反差”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在第一个层面上，生态反差是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所有的组成因素彼此都应该具有平等的地位。然而，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却使这种彼此之间的平等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因此，作者劳伦斯就利用对这种生态反差的描绘来表现自己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来加强读者对自己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理解与接受。例如上边提到的《月亮》这首诗作。因为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发展，使本应该具有“新娘”一样美丽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甚至会出现“来不及全然体味”的遗憾，甚至出现“在这样零碎的生活里失去光泽或者死去”的事实。
其次，在生态环境描绘中突出自己的美学。社会的进步在带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破坏了美好的生态环境。对这种自然环境的真实描述，也同样能表达作者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也同样能令读者理解作者的生态美学思想。例如在《蚊子知道》这首诗作中，蚊子从不在自己的体内存储血液，这是一客观事实，而人类的贪欲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一种客观事实，在作者通过蚊子真实地再现这个客观事实的过程中，读者明确了这样的美学思想，贪婪的私欲破坏了美好的大自然，这也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所以说，作者劳伦斯对现实的真实描绘也达到了突出自己思想的目的。
再次，在换位思考的提示中再现自己的美学。在换位思考中劳伦斯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他可以是诗作中的一只蚊子，也可以是诗作中的一条鱼。对于前者而言，读者可以从其诗作《蚊子知道》中获得例证，对于后者，读者可以从其《小鱼儿》这首诗作中找到例证。在《小鱼儿》这首诗作中，有两句非常有趣的诗句：他们（小鱼儿）的小生命对自己来说就是欢乐/在大海中。从这两句看似普通的诗句里，读者不仅可以感悟到生态环境对一个生物的重要，即生态环境是某一具体生物的欢乐之源。而且也可以感悟到作者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渴望。对于小鱼儿来说，它之所以快乐是因为它赖以生存的大海为它的成长提供了生活的基础。因为在前边提示小鱼儿快乐的同时，作者又用一句“在大海中”来补充其快乐的原因。小鱼儿因为大海而快乐，那么人类呢？这不仅是作者要预设的问题，也是读者在阅读中必须思考的对象。所以，换位思考也是作者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表现方法之一。
三、生态美学思想对劳伦斯创作的影响
劳伦斯自然生态美学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然生态美学思想影响他的诗歌主题。在劳伦斯的诗歌作品中，自然生态美学思想是诗作主题的核心思想。无论是因为社会进步带来的生态破坏，还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私欲而过度的开采与砍伐，都使人类自身的生态环境面临着严重的毁坏。其次，自然生态美学思想决定其诗作中的主要内容。在劳伦斯的诗作中，任何一个体现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客观事实都可以成为其诗作的具体内容。小到一只蚊子，大到一条蛇，近到身边的一棵树，远到天上的月亮都是其诗作描绘的主要内容。再次，自然生态美学思想是劳伦斯诗作的核心价值之一。任何一首诗作都具有自己的文学价值，但在劳伦斯的诗歌作品中又多出了一份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劳伦斯诗作不仅为研究者探究自然生态美学思想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例证，而且还为研究英国文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提供了基础。因此，研究劳伦斯诗作的价值，一定不能忽略其对生态美学思想的体现。总之，在劳伦斯的诗作中有深厚而独特的自然生态美学。研究其自然生态美学思想既有利于读者理解其诗歌作品，也有利于读者把握其诗歌深邃的主题。
参考文献
[1]冯季庆.劳伦斯评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2]刘宪之.劳伦斯研究[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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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旅游资源当然不缺少科学价值，这种价值主要通过地质学、地史学、古生物学价值得以体现。与此同时必须看到的一点是，那些能够成为旅游开发对象物的地质遗迹或景观，本身必定具有鲜明的美学特征和价值，能够引起人们的审美观照兴趣，并从中获得新鲜强烈的美感体验，为此愿意付出时间、体力、金钱的代价；与之相联系，整洁舒适的旅游环境也会强化人们在旅游过程中的美感体验，使地学旅游资源的美学价值得到保障乃至放大，这或许是现代地学旅游和古代地学旅游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
一、地学旅游资源的地学特征
（一）天然性
这是地学旅游资源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现代文明的发展使人离自然越来越远，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调适并创造条件回归自然，地学旅游显然正是这样一种恰当的形式。“迪斯尼”、“嘉年华”之类的人造景观固然使得人们趋之若鹜，但它们并不能代替和屏蔽人类亲近山水自然的愿望。无论是奔涌的江河、深切的峡谷、笔立的峰林、幽深的洞穴、神秘的天坑、静美的喀斯特地貌，还是鬼斧神工的丹霞地貌或雅丹地貌，它们都是大自然的杰作，是亿万年来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地质奇观，也是最能打动心灵、带给人美感体验的事物。身处其间，通过实地体验、科学认知与审美观照，旅游者获得身心的极大满足，使隐含在内心的“人―地关系”系统寻找到新的平衡，并从中感受到自然的神奇、生命的美好、生活的乐趣，这无疑是地学旅游带给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二）科学性
所有的地学景观和现象，都揭示着地球和古代生物演变的轨迹，从中可以读出地质学、地层学、地相学、地史学、岩石学、矿物学、大地构造学、古生物学、乃至天体物理学……等诸多的信息。借助这些实物景观遗存和信息，人类对自己生存其上的地球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举一反三地对宇宙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而通过地学旅游过程中的科普教育、背景知识快速充电、景区现场认知等形式，这些平素与旅游者相距较远的地学知识也得以部分地普及到大众中间，从而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显然，地学旅游资源以自己的方式承担着较为明显的科学普及使命。
（三）多样性
地球演进所发生的沧海桑田的变化、史前地质演变分期的多期性、大地构造的复杂性、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性、地质类型的多样性、演变结果的繁复性、呈现形式的多种多样，导致地质现象和地学旅游资源类型多样，表现形式各异，在演变过程中各种内因与外力的交互作用下，在影响因子的参与下，千变万化、气象万千。没有哪个板块和大陆与其他板块和大陆演进与变化的过程相似，也没有哪个地史分期与前后时期相同；与之相联系，没有哪个地方能囊括所有的地质变化、包含所有的地质类型、穷尽所有的地质变化。“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地质演变亦是同理。但恰恰是这种多样性，激发着人们探寻与比较的热情，从而推动了地学旅游的发展。
（四）新奇性
地学旅游资源存在于大自然之中，是外在于人类生活的另一种资源，它作为地球演变的痕迹、遗迹和结果的物化呈现形式，常常超越人类的认识和常识而静立天地之间。人类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自然和自己生活其上的地球的认识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各类地学资源和景观对人类来说始终保持着它的新鲜感、自然的野性、不可思议的由来、超出人类想象的创造性和奇观异景特质，这些都足以对人类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使人渴望在自然之中、地学奇观之中去感受那种新奇和超拔，由此获得知识的累加、视野的拓展、心理的满足。
（五）神秘性
对于人类来说，仍有许多自然之谜有待破解。幽深的洞穴像地心引力一样对人类产生着永远的牵引；所有的大峡谷都让人有一探到底的欲望；天坑、地缝的神秘莫测同样让人心驰神往；神龙架“野人”、长白山天池“湖怪”之类难卜真假的传说，也吸引人们想一探究竟……类型多样的地学旅游资源以自己所包含的神秘特性，刺激着人类的好奇心和探险欲，吸引人类源源不断地前往一看究竟。
二、地学旅游资源的美学价值
（一）壮美
人类的创造力值得赞美，但大自然的杰作更为神奇。地学资源中的绝大多数，不管是地层结构、岩石特征、大地构造、古生物遗存、地貌形态、洞穴岩溶现象，或者江河湖泊、植被资源、气象环境等自然资源，若与人工建筑相比，大多具有雄阔壮美的特点。长江三峡的壮阔神奇、华山的险峻超拔、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的丰富多样、青藏高原大江大河与高山大川交错的景象、黄果树瀑布奔流而下的气势……无一不具有雄伟开阔、壮观优美的特点。壮美作为审美中境界开阔、能够激发人类内心崇高情怀和赞美情绪的审美形态，与人类情感中追求阳刚、崇敬伟大对象物的一面相契合，历来受到人类喜爱，是人类审美体验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借助地学旅游资源开发，使人类在游览过程中获得开阔豪放、俊朗透彻的美感体验，不失为开展全民性审美教育别开生面的载体和途径。
（二）秀美
高山大川与小桥流水总是相对应的，也是人类都喜欢的。地学旅游资源中的一部分，不以壮美取胜而以秀美见长。洱海、泸沽湖、抚仙湖等高原湖泊的迤逦风光，更多体现出秀美的特点；张家界的峰林风蚀地貌，让人叹为观止的奇峰怪石，体现出的也是秀美特色；而桂林山水，更是秀美迷人地学旅游景观的杰出代表。秀美应和着人类情感中柔和的一面，让人类心理体验细腻、平衡而完善，同样是人类喜爱与追求的美感体验之一；也因此，很多曲径通幽、风格柔美的地学旅游景区，同样会引得游客趋之若鹜。
（三）奇美
超凡脱俗是人类赞赏和追求的精神境界之一。作为地球演变的见证，很多地学景观常常具有匪夷所思、非人力所能为的特点，并因此而受到旅游者的青睐与追捧。云南石林景观宛如神来之笔的天工创造，让人由衷赞叹；羊卓雍湖奇异的颜色，让人叹为观止；新疆魔鬼城雅丹地貌的科幻迷离、怪异惊魂，非身处其中难以体验：广西乐业大石围天坑和穿洞天坑等处天坑密布、坑洞交错的奇特景致，令人头晕目眩；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如处天外，堪称真正的世外桃源，身处其间，喜悦之情油然而生……这些皆是地学旅游资源中奇美风格的典型代表。其他一些地学旅游景区，虽资源禀赋各异，但也往往有非凡奇绝之处令人称奇，并极大地满足了人类心灵中见证奇迹、寻幽探秘的愿望。
（四）幻美
幻化神奇、虚中有实的美感体验，满足着人类对“仙境”、“幻化”的体验与印证需求。岩溶地貌中的大多数，在资源本身的特质支撑和得体的创意开发配合下，往往具有亦虚亦幻的特点，如织金洞、阿庐古洞等洞穴。洞穴之美既取决于本身的幽深神秘，也取决于钟乳石、地下暗河等资源禀赋，再加上灯光、背景等映衬，给人以“此景只应天上有”的感觉，格外悦人耳目。而一些丹霞、雅丹、喀斯特地貌景观，除了具有壮美、秀美、奇美等特质之外，因为观赏时间、角度等因素影响，往往会同时呈现出幻美的特点，让人心醉神迷。
（五）超拔之美
这是一种地学旅游资源特有的审美形态，它综合了壮美、秀美、奇美、幻美等诸多审美形态，带给旅游者一种心中所有、口中所无的独特审美体验。旅游者身处黄山、张家界等景区，就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审美体验；而在其他一些地学旅游景区，当登高t望或俯仰凝视之际，同样容易产生某种被震撼、被感动、被电击的感觉――面对冈仁波齐、卡瓦格博等雪山的时候，每每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仔细琢磨，这常常是由对象物、也就是地学资源本身的神奇超拔、出神入化所引起的。大自然和地学旅游资源的超拔之美让灵魂在震撼中得到升华，从而实现物我相洽相忘的超然境界，这也是地学旅游资源在游览之后能够让人留下深刻记忆的重要原因。
三、地学旅游资源重视美学价值的当代意义
（一）重构人与自然关系
工业化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疏远甚至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地学旅游的开展、特别是对地学旅游资源美学价值的重视和发掘，实际上是人类回归自然、尽力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的体现。人既需要经济发展、生活富足，也需要诗与远方。对地学旅游资源审美价值的重视，说明人类已开始将关注点从自身转移到自然，在审美移情活动中，逐渐地把握、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构建新的“人―地关系”系统，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应该坚持下去的。
（二）进行别具特色的美学（美育）教育
审美的日常化、生活化、自然化是当代美学发展的趋势。在地学旅游活动中，通过对地学旅游资源美学价值的关注、提炼、表达，并以恰当的方式将其作为日常美学教育的内容，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对地学景观的审美观照中，辅之以精当的、形式灵活多样的解说和说明――譬如通过导游讲解、自助解说、景区区域性广播说明、图文展示、自媒体搜索、有奖竞猜、游戏等，均可轻松实现地质美学教育的目的。
（三）提升地学旅游景区的内涵与品位
地学旅游景区的价值、观感、评价不仅由地学资源本身所获得，也通过资源本身的美学价值发现、景区优美环境营造、旅游者舒适游感等因素获得。一个重视资源所蕴含的美学价值的发掘和实现的地学旅游景区，通常会比不重视此项工作的景区更具有品味和竞争力，也更能获得旅游者的好评。四川九寨沟景区本身的资源禀赋已属难得，堪称世界一流，同时管理者在游道设计、观景点设置、景点说明、服务保障等方面特别注意九寨沟山水美学价值的凸显，从而让旅游者获得与资源特异性相匹配的审美体验；黄山景区将黄山迎客松和俊秀奇峰作为营造景区审美视觉体系的中心元素，以此引领景区的建设，同样带给了自己不同凡响的声誉。相比而言，拥有不差上下的资源禀赋的张家界景区，在这方面显然还有提升的空间。
（四）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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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美学 反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中心主义 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作为一种美学新论，在国内美学研究领域中很受关注。它以主体间性和“反人类中心主义”存在论批判人的主体性，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口号，试图挽救人类对大自然以及自身所造成的灾难。但其本身难免有不足。尽管我国生态美学对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做出了大量努力，但影响仅限于学术圈。
一.“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能否成立或实现
在中国，生态美学以对实践美学的超然姿态出现在当代美学界，宣称以主体间性存在论代替后者的主体性，导致自然观与艺术观之间的转变。后者认为实践产生了美，歌颂人的力量，认为人改造自然的力量是美的根源。可见它无视了过度的人类实践的后果，缺乏对人类活动的反思和警惕意识。而生态美学推崇的是自然的优先性，批判人的主体性。在这方面，生态美学超越了实践美学，引发了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怀疑和批判，提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点。
首先，生态美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主体性哲学，纠正了实践美学的偏颇。但真正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可能呢？人的主体性是人超越其他生物的地方，祛除主体性，是否要否定人类文明倒退到野蛮时代？是否会导致人们陷入原始思维而阻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实际上，生态美学无法消解主体性。曾繁仁先生曾说：“从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美，也就是说，凡是符合系统整体性，有利于改善人的生态状态的事物就是美的，反之，则是丑的。”[1]陈望衡先生也说：“从生态学的立场来看，生态完好的又宜人的，就是美的。”[2]上述仍是从人类的角度看待生态之美。我们无法完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仅依靠人类的主观努力来反对人类主观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简直是不可能的。况且，人类对已然的生态问题，还需要人类的主体性去解决。所以，在现实层面上，“反人类中心主义”很难付诸实际。
其次，生态美学以“反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其逻辑起点，而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有许多不确定。世界上多数存在物所含的“意义”在人的眼中“都是人类兴趣的投射”[3]那么，生态美学在这种背景下拟定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无法成立，因为现代知识永远无法排除主体的想像性、体验性思维方式的介入。因此无论是实践美学还是生态美学，都是用人类的情感和价值向非人类世界的投射。如果生态美学不明确界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必然导致极端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出现。到那时，生态美学以“反人类中心主义”为逻辑起点的做法不仅起不到相应的作用，更可能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
所以，生态美学所提出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成立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界定。当然，“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提出并不是无意义的，尽管有其不足但它的确是美学史上的重大理论转折。
二.“生态中心主义”的提出是否合理
在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后，生态美学继而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论。它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的理性盲目膨胀，把人摆在了上帝的位置，成了万物存在意义的赋予者，使生态危机的存在成为必然。人类试图使自然“人化”，却造成“人的异化”。因此，生态美学树立起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
“生态中心主义”是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直接对抗的姿态而提出的，虽然可以有力打击人类中心论，但也导致对人类价值的贬抑，走向以自然权力反对人类权力的极端“自然主义”误区。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以整个生态系统为中心，而人只不过是这个生物链上的一环，强调了人对生态系统的依附性。由此，这种思想有很强的现实性，它为了维护生态的平衡，将人的理性和欲望严格限制在这种依附关系之中。然而，“在这种强调中刻意隐藏和消解了人所具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单纯突出了人与外物的相互依赖性和起源上的无差别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中人的形象和地位的黯淡和模糊。”[4]当然，如今生态危机的频繁出现，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但如果过度的自我克制和贬低，也会阻碍了人类潜能的发挥和人类的文明进程。
人类的错误不在于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性，而是对自然的过度干预。“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确有不合理之处，生态系统中万物毕竟不同，在生态链条中各有专属位置，这也决定了人类不可能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
三.生态美学能否很好的介入现实实践
生态美学的兴起是在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产生是一种现实需要。人类无休止的对大自然索取使我们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物质成果。当人类看到烟尘缭绕、黄沙肆虐时才惊醒。“当蓝天因烟尘而灰暗，沥青的刺鼻味取代了麦苗的清香时，毁坏的不仅是实在环境的故乡，而且也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家园与故乡。”[5]此时的人类才开始反思自身存在的意义，生态美学正是对此的反思与批判。所以其目的是把人类从这种生态和生存危机中解救出来，指导现实生活。但它就是在介入现实时陷入了困境。
任何理论都要面对实践，进而指导实践，但生态美学在介入审美实践时却有着独特的困境。曾繁仁曾说：“环境美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以景观美学与宜居环境为核心内涵，涉及城乡人居与工作环境建设的大量问题，带有专业性、可操作性与现实指导性。这一点是当前的生态美学难以做到的而且也是需要向其学习的……”[6]那么，生态美学介入现实实践的困难到底是什么呢？
生态美学在本质上是反实践的，这是它在介入现实时触及到的一种悖论现象。它极力压制人的主体性和实践能力，认为人类实践都在渲染“人类中心主义”，会给自然生态带来破坏。
生态美学在实践上应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它改变的是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生态意识。生态问题是自然与人的发展问题，而也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关系到人的欲望和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已经显得尤为突出，生态意识的普及更为急迫。但目前我国生态美学仅限于学术理论，只是哲学思想的独立推演。可以说，国内生态美学大多停留在感性的描述层面来批评生态危机，是生态美学的初级阶段。生态美学能否为人类活动提供更为具体的准则，能否对引导人类行为的反思，指导人类活动将是生态美学今后发展主要的难点。
结语
生态美学要想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空间，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中流砥柱，就必须要走出自身弊端，把自然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结合起来，使人与自然都能自由而自觉的健康发展，倡导自然与人道主义的和谐。
曾繁仁说：“在生态哲学、生态文学中有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主张不放弃认识论对于生态理论的指导，我们认为也不妨可以探索……”[7]这正生态美学干预人类实践活动找到了合适的理论基点，这也许是使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更加完善的有益尝试。作为一种新型美学理论，生态美学今后的发展必定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只有找到其中不足与缺陷，才能更好的完善它，使之真正成为我国美学发展史上富有独创性的美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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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泰伦斯・霍克斯.隐喻[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99.
[4]李文斌.对生态美学的两点质疑[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5]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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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设计策略
1绪论
在我国有一些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由于长时间以来进行过度开采，而且采矿管理松懈，不仅会破坏土地资源，而且还会破坏地区生态平衡。过度开采煤炭资源，会形成大量的煤矿废弃地，煤矿废弃地内的植被会退化，进而造成水土流失，会造成泥石流等各种灾害。还有，一旦煤矿废弃地塌陷，这些土地就几乎报废，会浪费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对煤矿废弃地的再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必须要重视的。随着景观设计学等多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景观工作者开始参与到煤矿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和景观设计中，同时也带来了利用煤矿废弃地的新方法。在国外，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工作开始较早，对于不同情况的煤矿废弃地，结合自己的理念和方法，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我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现煤矿废弃地改造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2煤矿废弃地概述
失去了原有功能的土地称被废弃地，废弃地从功能上讲已经毫无价值，但是景观设计者却能从中获得灵感。废弃地主要有三类，包括矿业废弃地、城市工业废弃地和垃圾处理场地。煤矿废弃地是由煤矿开采而形成的，是矿业废弃地的一种。煤矿主要有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两种开采模式，露天开采会在根本上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煤矿开采设备、洗煤场地、煤矸石等都会对地表植被等造成破坏。地下开采形成的煤矿废弃地对地表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很容易出现塌陷和地质灾害。以自然规律为指导，通过人工方法恢复天然的生态系统叫做生态恢复，生态恢复能够重新创造、引导和加速自然演化过程。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就是将群落进行组装，并且试验生态系统的工作方式，也是对自然群落的再造过程。人类不能够将被破坏的天然系统进行恢复，但是可以将基本的动植物放到被破坏的区域，采取基本的改善措施，让其自动实现生态恢复。生态恢复停止人为干扰破碎的生态系统，使其通过自身的调节能力和组织能力向有序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加入一些人工辅助手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使生态系统得到恢复。
3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的理论基础
景观体现了某一地区的人文、经济社会以及自然条件等方面的特征，是自然因素的综合体。景观具有系统性、符号性和时间性。景观设计价值体现在：⑴使废弃地重新具备了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⑵具有美学价值；⑶具有文化教育价值。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的理论基础主要有：⑴恢复生态学理论，主要研究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以及恢复重建技术的科学，其目标是通过重建生态系统将其恢复到受到干扰前的自然状况；⑵景观生态学理论，通过运用地理学中的景观理论和生物学中的生态理论，对生态系统景观结构、功能和动态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进行观察研究，达到保护和合理利用景观的目的；⑶园林美学理论，注意将园林美学理论运用到煤矿废弃地的景观设计中，而且要符合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⑷生态演替理论，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5）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理论，运用园林艺术和工程技术手段进行景观的创造，建成自然环境；（6）旅游发展规划设计理论，主要是考虑到实际的经济价值；（7）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现在经济价值、社会文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4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策略
4.1树立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新价值观
（1）树立美学价值观，把握历史文化内涵，树立新的自然美；（2）树立生态价值观，以恢复煤矿废弃地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充分尊重场地的景观特征，减少对场地的干扰，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体系；（3）树立合理的经济社会价值观，煤矿废弃地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或者是生态循环方面对煤矿废弃地进行改造；（4）树立矿业的历史文化价值观，重视并凝练煤矿废弃地的历史文化信息，保留建筑和构建物。
4.2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原则
（1）废弃地景观的生态性原则，尽量使用可再生材料，充分利用遗留的建筑物，结合美学思想涉及景观，顺应场地情况，合理利用资源；（2）煤矿废弃地景观的历史文脉原则，尊重自然和人文特性；（3）煤矿废弃地景观要素整体性原则，注意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协调；（4）煤矿废弃地景观的艺术性原则，传承自然美，注重各要素的尺度感，体现景观设计的特色和人文特性。
4.3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元素
在进行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时，有以下几个设计元素：（1）地形地貌，主要有塌陷沼泽地、积水塌陷地和矸石山；（2）植物景观，尽量种植当地树种，而且还要注重近期和远期的效果结合和植物群落的营造；（3）景观小品，其具有独立性，用途分明。
4.4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要进行改善
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善：（1）水环境的改善，利用植被净化处理水源，形成丰富的景观效果；（2）土壤环境改良，恢复煤矿废弃地的土壤结构；（3）场地挡土墙设计，要进行合适的类型选择；（4）植被修复，降解土壤中的污染物；（5）合理利用工程材料。
5总结
虽然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依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今后的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可以从园林思想、结合城镇发展、搭建公众平台等方面进行。本文通过对煤矿废弃地和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提出几方面关于煤矿废弃地景观设计的策略，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参考作用。
【参考书目】
［1］王海燕,霍海鹰,张亚婷，等.煤矿废弃地景观更新设计研究[J].煤炭工程,2013,45(9):20-21,24.
［2］程夕,程澜,胡俊峰，等.煤矿废弃地的生态景观设计研究与应用[J].山西建筑,2014,(29):227-227,228.
［3］王洪海.采矿废弃地的生态恢复与可持续景观设计[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5,5(34):1369.
［4］李瑞琪,王琴.矿山废弃地生态恢复与景观设计初探--以上海辰山植物园矿坑花园为例[J].现代园艺,2016,(23):139-141.
［5］葛书红,王向荣.煤矿废弃地景观再生规划与设计策略探讨[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4):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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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品设计生态美学具体应用
实施工业革命前，当时的人类社会主要以传统手工艺设计为主，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较小，人与自然基本上处于和谐的相处状态，在这一时期，很多产品设计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生态的追求与指向，暗示人与自然生态和平相处。然而在近代工业文明阶段，在主体中心论的指导下，提出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为美”，人类对自然资源一味索取，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社会结构失衡，自然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后现代后工业、后现代文明阶段，基于生态环境问题，人们的价值观、哲学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生态化改变，自此，生态美学思想诞生。如何在产品设计中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自觉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当代产品设计师考虑的重点。
1.产品设计中生态美学的基础以及意义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人类手工设计逐渐转向工业设计，在工业革命初级阶段，由于工业制品造型较为丑陋，英国的约翰-拉斯全就此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强调在产品设计中应运用自然形态以及线条，但是由于力量太小，被吞没在历史潮流中，但这一理念的提出对现代产品设计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是产品产生生态美学意义的重要基础。现代社会的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工业生产与发展的严重威胁，“生态”这一概念才被正式提出，人们也逐渐理解并接受这一概念。在人们认识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时，人们发现可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将自然作为产品设计时的审美价值标准，这实际上也就是生态美学的重要意义。
2.生态美学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的追求，更重视精神层面的追求。在购买产品过程中，不仅仅看重产品的功能，对于产品的审美体验也更加注重，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现代人们的生活被冰冷的现代科技以及工业产品所充斥，生活压力以及社会压力无法得到排解，精神世界逐渐土崩瓦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回归自然的重要性。但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份子，无可避免的会与产品打交道，因此将生态美学融入产品设计领域，通过产品表象挖掘产品内在的自然美，唤起人们的自然生态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3.生态美学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生态环境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态、种类，在人类设计过程中，都可以将它们作为设计材料和基础，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认知提取这些物质基础的形态、特征，通过自己的设计语言传达自然美。在产品设计应用中，可以从造型形态、技术以及语义层面来实现生态美学与产品设计的完美融合。
3.1造型形态结合
主要是指在产品造型、外观上模仿自然事物，或者在产品形态中融入自然元素，通过产品的组合、质地、色彩来反映自然。比如Tetrarch工作室以花朵的花蕊部分为切入点，借鉴其造型以及概念，设计出品，花蕊的层次感较强，排列繁多且有秩序，给人一种身处大自然、赏心悦目的感觉。
3.2技术的结合
生态美学与产品设计的融合主要强调的是运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新材料、新的加工工艺，提高产品的实用功能，尽可能降低产品对环境的破坏。这种技术上的融合，实质上体现的审美观是以对环境的保护作为美的标准，让人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体验到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共荣的责任感，以及付诸行动的自豪感。比如日本的陶瓷艺术家――makiko nakamura设计了一种中空双层杯子，主要采用的是陶瓷材质，杯子的外面都设计有小孔，在功能上有利于及时散热，摩擦力增大，也不用担心烫伤；在外观上感觉像土拨鼠钻出来的透气孔一样，设计新颖，更能够吸引消费者眼球。
3.3语义上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