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减值管理办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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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准备金　风险计量　金融企业

一、准备金制度的变迁

金融企业准备金是金融企业为提高风险抵御能力，缓释风险而对预期可能出现的损失提前计提的准备。我国的准备金提取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发展的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将我国准备金计提制度划分为四个阶段。

2001年之前，金融企业对于金融资产的坏账准备和投资风险准备并没有统一的计提制度，对于计提呆账准备的范围也仅限在贷款方面，其他类型原因造成资产形成的呆账计提分散在各个文件中，由金融企业单独进行提取。

2001年财政部下发财金[2001]127号文件“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及呆账核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01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要求金融企业建立统一的呆账准备制度，不再单独提取坏账准备和投资风险准备，不再单独申报核销坏账损失和投资损失，该办法对呆账进行了定义，并明确规定呆账准备期末余额最高为提取呆账准备资产期末余额的100%，最低为提取呆账准备资产期末余额的1%，在账务处理上增加其他营业支出作计提呆账准备。

2005年财政部修订“2001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下发财金[2005]49号文件“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05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该法扩大了计提的范围，不是仅仅将计提的范围局限于呆账根据贷款五级分类的原则，进一步细化了损失准备的计提标准，按照五级分类的标准，各类贷款有各自的计提标准，并且提出了在利润分配环节对风险资产计提一般准备及其计提标准。

为进一步增强金融企业风险抵御能力，提高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的前瞻性和动态性，发挥金融企业准备金缓冲财务风险的逆周期调节作用，2012年3月财政部修订“2005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颁布了财金[2012]20号文件“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12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该办法顺应了国际上最新监管趋势，区分了金融企业准备金不同计提办法，提高了损失计提的标准，与金融监管要求相适应，更加注重加强金融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各种准备金计提办法的比较

1．对准备金计提的范围逐渐扩大，且计提的范围逐渐明细。2001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中，准备金的计提范围主要是针对金融企业承担风险和损失的呆账资产，而符合标准的“呆账”资产基本上都已经对金融企业带来了风险和损失，因此并不能体现计提准备金在对金融企业预期风险中的弥补。2005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中，仍然延续01版中“呆账准备金”的说法，但是将其扩大为一般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其中资产减值准备包括贷款减值准备（又可细分为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坏账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一般准备属于利润分配项，是用于弥补金融企业风险资产中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特种准备是指金融企业对特定国家、地区或行业发放贷款计提的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为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不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或公允价值法确定期末价值的证券投资和购买的国债本息部分的投资)。由此看来，准备金的计提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呆账”。2012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中，将金融企业为金融企业对承担风险和损失的金融资产计提的准备金统称定义为准备金，包括资产减值准备和一般准备，资产减值准备指的是金融企业对债权、股权等金融资产（不包括以公允价值计量并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进行合理估计和判断，对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账面价值部分计提的，计入金融企业成本的，用于弥补资产损失的准备金。一般准备则是指金融企业运用动态拨备原理，采用内部模型法或标准法计算风险资产的潜在风险估计值后，扣减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从净利润中计提的、用于部分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金。对一般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的重新定义，也是与新会计准备中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概念意义相吻合，并且与通用的监管要求相符合。

2．逐步加大了对未能识别风险的准备金计提力度。2001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中，风险准备金计提的对象是已经有明确风险因素的资产，而在金融企业的实际经营中，存在部分风险是不可能预期识别的。而这部分风险往往最终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对未能识别的风险必须提前计提准备。2005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中，提出了从净利润中提取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的“一般风险”概念，并要求其余额不低于风险资产期末余额的1%。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生，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预期风险准备金计提的必要性，但是在计提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资本管理，既计提预期准备金必须既能满足弥补风险的需求，同时又不能造成资产的浪费。2012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中，金融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内部模型法或标准法对风险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定量分析，确定潜在风险估计值。对于潜在风险估计值高于资产减值准备的差额，计提一般准备，当潜在风险估计值低于资产减值准备时，可不计提一般准备，但是一般准备计提标准有所提高，余额原则上不得低于风险资产期末余额的1.5%。该点明确了金融企业可采用动态拨备原理，是与新资本协议要求相适应，符合逆周期计提拨备要求。

3．资产准备计提方法不断明确，提高资产准备计提标准。2001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中，呆账准备按照最高提取呆账准备资产期末余额的100%，最低为提取呆账准备资产期末余额的1%的标准计提，提取的具体标准按照金融机构对呆账的风险预判来决定，随意性较大。2005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中，贷款损失准备金分为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其中专项准备的计提按照贷款五级分类中关注类计提比例为2%;次级类计提比例为25%;可疑类计提比例为50%;损失类计提比例为100%，同时次级和可疑类资产的损失准备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因此五级分类的结果成为决定分类计提的关键因素。2012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中，区分内部模型法与标准法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方法，提高了标准法情况下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标准，明确非信贷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标准。对于具备条件的金融企业可采用内部模型法确定潜在风险估计值，使用至少包括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历史数据，综合考虑风险资产存量及其变化、风险资产长期平均损失率、潜在损失平均覆盖率、较长时期平均资产减值准备等因素，建立内部模型，并通过对银行自身风险资产损失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或其他合理方法确定潜在风险估计值。而对不采用内部模型法的金融企业，根据标准法计算潜在风险估计值，信贷资产的计提比例较之前有所提高，按照正常类1.5%，关注类3%，次级类30%，可疑类60%，损失类100%；对于其他风险资产可参照信贷资产进行风险分类，采用的标准风险系数不得低于上述信贷资产标准风险系数。金融企业对非信贷资产未实施风险分类的，可按非信贷资产余额的1%-1.5%计提一般准备。尽管对于采取标准法的金融企业来说，五级分类的计提结果仍然是决定信贷资产减值准备的关键，但是随着新资本协议标准在金融企业的逐步推广，部分成熟的金融企业将采用监管部门认可的内部模型法。

三、2012年版准备金计提办法出台后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

与其他金融企业相比，农村信用社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本文以清远市辖内8家农村信用社为例分析2012年准备金计提办法对其的影响。

1．对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较高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准备金计提能力影响不大。以清远农信社为例，2012年3月末，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99318.27万元，其中专项准备74950.64万元，贷款损失一般准备24367.63万元，平均贷款拨备覆盖率达185.97%，平均贷款拨备率达4.08%。按照新的计提标准，全辖农信社应计提贷款损失准备71497.09万元，目前各家联社的计提水平已超过应计提标准。

2．允许分年补提一般准备，对部分农信社利润水平将有较大影响。根据新法规定，金融企业在年终时按规定计提的一般准备将作为利润分配处理，一般准备余额需要达到风险资产的1.5%，对于一次性难以补提到位的金融企业，原则上允许五年内分年计提。以清远农信社为例，2011年12月末的一般准备余额为32084.67万元，风险资产余额3002261万元，由于部分联社还存在一般准备计提缺口，如果按照新标准全辖农信社共需新计提一般准备12949.24万元，5年时间内每年平均需新计提约3000万元。从总体情况来看，2011年末，辖内农信社的净利润总额为44102.57万元，分年弥补一般准备对整体利润的影响程度不大，但是从单家机构来看，目前部分联社还存在一般准备计提缺口，因此采取新的计提标准对部分联社的利润水平将有较大影响。

3．部分农信社资本充足率水平将有所下降。根据资本充足率计算规则，在贷款损失专项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将不超过贷款余额的1%作为贷款损失一般准备计入附属资本中。由于新法加大了对专项准备和一般准备的计提力度，而一般准备虽有变动，但在计入核心资本时只是子科目的调整并不会影响核心资本总数，因此对核心资本没有影响，但是会导致可计入附属资本的贷款损失一般准备减少。以清远农信社2012年3月底的情况为例，辖内的8家联社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较为充分，均按照贷款余额的1%将贷款损失一般准备计入附属资本。但是按照新法的计提标准估算，只有2家联社因为计提的拨备较为充分，在扣除按照新法需新增的贷款损失专项准备后，剩余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仍大于贷款余额的1%的计提标准，因此资本充足率没有变化。其余的6家联社可计入附属资本的贷款损失一般准备均有减少，且对于资产总额较小的联社影响较大，6家联社中资本充足率最大降幅为0.61个百分点。

四、目前准备金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

1．一般准备的计提口径未明确。（1）“一般准备”存在混淆的地方。根据银监会1104的口径，贷款损失准备细分为专项准备、一般准备、特种准备，这里的“一般准备”与财政部准备金计提办法中的“一般准备”不同，而银监会1104中资产负债表中的“一般风险准备”则与财政部准备金计提办法中的“一般准备”相对应，同一名词指代不同的概念容易产生混淆。（2）“一般准备”计提对象不明确。根据财政部准备金计提办法，一般准备是按照风险资产的一定比例计提，但是在办法中并未对风险资产给出明确的计提范围，因此容易因理解不同影响计提的范围。

2．表外业务未明确计提的标准。随着近两年信贷规模的调控，越来越多的银行将部分资产由表内转移至表外，造成表外业务量激增，风险增大。而目前表外业务的风险准备计提并未纳入到准备金计提制度中。

五、政策建议

1．切实提高贷款拨备计提水平，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根据《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管理办法》，贷款拨备覆盖率150%，贷款拨备率2.5%已经作为贷款损失准备监管的基本标准，从对机构采用新法估计贷款损失计提的情况来看，这两个指标水平较高的机构受影响程度较小。在目前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存在一定偏离度的情况下，适当的增加拨备覆盖率将有助于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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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债资产是指借款人(担保人)无力以现金资产偿还金融企业债权时，金融企业依法行使债权和担保物权而向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收取的用于抵偿债权的非现金资产。广义的抵债资产既包括金融企业依法取得的拥有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处置权的抵债实物资产，如房产、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商品物资等;也包括抵债的股权、应收账款、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资产。本文所称的AMC抵债资产，是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在不良资产收购接收、处置过程中资产置换、法院裁定或协议抵债取得的抵债资产。本文就当前AMC抵债资产财务会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抵债资产取得环节在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抵债资产入账不及时问题。从AMC抵债资产来源看，既有从剥离银行划转接收的，也有在资产处置过程中由法院依法裁定、协议抵债或资产置换取得的。后一种情况，基本不存在入账不及时的问题，但对由剥离银行直接接收的抵债资产，由于情况复杂，有的银行已部分处置，有的因移交过程中没有办理严格的交接手续，而AMC的项目管理人员未及时清理档案，就存在因不知情或管理不到位而导致未及时入账，出现抵债资产滞留账外的问题。二是抵债资产无法入账的问题。无论是剥离过程中接收的抵债资产还是在处置过程中取得的抵债资产，都存在因欠缺合法的手续或法律依据而取得的情况，对这部分抵债资产就很难正常入账。三是抵债资产入账价值确定问题。AMC取得抵债资产后，主要按照实际抵债部分的贷款本金和已确认的利息作为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即按法院裁定或协议抵偿的贷款本金和表内利息之和入账。抵债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税费，按实际发生金额记入“营业费用---业务费用”，不计入抵债资产入账价值。但现实中会出现法院裁定或抵债协议未明确抵债金额的情况，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财金[2000]17号)第31条规定:“待处置资产应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而公允价值通常指市场交易价格，由于抵债资产种类繁多，并是非标准产品，要寻求抵债资产的公允价值是非常困难的，缺乏可操作性，这给抵债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带来困难。四是对AMC依法提起代位权诉讼胜诉后取得债务人(含连带责任担保人)对次债务人的应收债权在财务上没有任何体现和反映。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据此，AMC在会计核算中应进行相应的账务调整，即应以取得对次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冲减原“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科目相应的债权。

(二)抵债资产管理环节在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抵债资产实地盘点制度落实不力问题。各AMC内部管理制度均对抵债资产日常管理中要求定期(半年或一年)进行实地盘点，以了解抵债资产保管状况，及时调整账务，确保账实相符，但现实情况是，实地盘点制度落实过程中很少有财务人员参与，项目经办人员也并非都通过实地对抵债资产现状进行勘查，账存抵债资产存在毁损、被盗或灭失的风险。二是少量抵债资产存在未经批准擅自留用的情况。特别是AMC成立初期，由于管理不规范，存在房产、机动车辆等抵债资产未经批准擅自留用的违规行为。三是对抵债资产贬值或可能发生的损失，在会计期末未按谨慎性原则提取抵债资产减值准备，致使会计信息不对称，不能真实反映抵债资产贬值和损耗程度。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第45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度终了时对各项资产进行检查，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其计提项目包括抵债资产。四是AMC财务部门大多未建立完整的“抵债资产管理台账”，以全面地反映抵债资产的取得、管理和处置的全过程，通过执行定期检查、账实核对制度，对抵债资产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

(三)抵债资产处置环节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抵债资产 “以租代售”的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和分期收款出售的核算问题。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规定，上述租赁业务，应按资产账面价值将其转入“融资租赁资产”和“经营租赁资产”。对办理租赁业务中取得的收入，按规定计入当期租赁收入。而实际操作中，AMC采用收付实现制原则直接将当期租赁收入冲减了“待处置(抵债)资产”科目，不符合现行财务制度规定。对承租人违约延期付款的情况，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通过“应收账款(债权)”科目进行核算。对抵债资产处置中以分期收款方式出售的核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二是抵债资产超期限处置问题。按目前AMC内部的抵债资产管理办法，为加快抵债资产的处置，规定抵债资产(股权除外)应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内处置完毕。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抵债资产都存在超期限处置问题，这固然有市场方面的原因，但财务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对一时无法入账的抵债资产的处置，AMC通常的做法是，将处置收入作为正常本息回收直接冲减“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这种做法违背了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原则，不能真实地反映AMC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

二、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从财务会计制度上看，由于财政部一直未出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计制度》，只制定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仅靠单一的财务制度远远不能规范AMC不良资产处置的财务行为和会计核算要求。况且，2000年出台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主要是规范对政策性剥离的不良资产处置的财务行为，而目前AMC的业务已不局限于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还包括了大量商业化不良资产的处置业务，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财务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有业务需要。这是造成目前四家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不统一且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从抵债资产管理制度看，财政部也未针对AMC的实际情况，出台类似《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53号)的AMC抵债资产管理制度，AMC缺乏统一的抵债资产接收、管理、处置和核算的制度规范和监管标准。

(三)从AMC内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看，前述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既有执行内部管理制度不力和管理不到位方面的原因，如抵债资产实地盘点制度不落实、未经审批擅自自用等。也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方面的原因，如租赁和代位权确立后的会计核算处理问题等。

(四)从AMC的财务体制上看，由于AMC不存在利润(损益)核算的问题，财政部对AMC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考核，主要以“两率”(现金回收率和处置费用率)承包考核为核心。这种财务体制的安排，决定了某些财务核算失去了意义。比如抵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等。

三、完善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建议财政部及时出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计制度》，以规范AMC商业化转型后不良资产处置活动会计核算的需要。同时，应在AMC六年来不良资产处置财务会计核算实践的基础上，适时修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进一步规范AMC的财务行为。在具体业务的核算管理上，一是对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问题，应按合理定价原则，经过严格的资产评估程序来确定抵债资产的价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合理定价来确定入账的“公允价值”。二是对因欠缺合法的手续或法律依据而无法入账的抵债资产，应设立“待转抵债资产”科目进行核算，以杜绝抵债资产滞留账外现象发生。三是对经诉讼由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而取得对次债务人应收账款的情形，应设立“待处置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以冲减原“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相应的债权。四是对抵债资产贬值或可能发生的损失，在会计期末应按重新评估认定的市场公允价值，计提“抵债资产减值准备”。五是对抵债资产分期付款出售或租赁经营中出现的违约延期支付的情形，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通过 “待处置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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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债资产是指借款人（担保人）无力以现金资产偿还金融企业债权时，金融企业依法行使债权和担保物权而向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收取的用于抵偿债权的非现金资产。广义的抵债资产既包括金融企业依法取得的拥有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处置权的抵债实物资产，如房产、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商品物资等；也包括抵债的股权、应收账款、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资产。本文所称的AMC抵债资产，是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在不良资产收购接收、处置过程中资产置换、法院裁定或协议抵债取得的抵债资产。本文就当前AMC抵债资产财务会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抵债资产取得环节在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抵债资产入账不及时问题。从AMC抵债资产来源看，既有从剥离银行划转接收的，也有在资产处置过程中由法院依法裁定、协议抵债或资产置换取得的。后一种情况，基本不存在入账不及时的问题，但对由剥离银行直接接收的抵债资产，由于情况复杂，有的银行已部分处置，有的因移交过程中没有办理严格的交接手续，而AMC的项目管理人员未及时清理档案，就存在因不知情或管理不到位而导致未及时入账，出现抵债资产滞留账外的问题。二是抵债资产无法入账的问题。无论是剥离过程中接收的抵债资产还是在处置过程中取得的抵债资产，都存在因欠缺合法的手续或法律依据而取得的情况，对这部分抵债资产就很难正常入账。三是抵债资产入账价值确定问题。AMC取得抵债资产后，主要按照实际抵债部分的贷款本金和已确认的利息作为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即按法院裁定或协议抵偿的贷款本金和表内利息之和入账。抵债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税费，按实际发生金额记入“营业费用---业务费用”，不计入抵债资产入账价值。但现实中会出现法院裁定或抵债协议未明确抵债金额的情况，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财金[2000]17号）第31条规定：“待处置资产应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而公允价值通常指市场交易价格，由于抵债资产种类繁多，并是非标准产品，要寻求抵债资产的公允价值是非常困难的，缺乏可操作性，这给抵债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带来困难。四是对AMC依法提起代位权诉讼胜诉后取得债务人（含连带责任担保人）对次债务人的应收债权在财务上没有任何体现和反映。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据此，AMC在会计核算中应进行相应的账务调整，即应以取得对次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冲减原“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科目相应的债权。

（二）抵债资产管理环节在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抵债资产实地盘点制度落实不力问题。各AMC内部管理制度均对抵债资产日常管理中要求定期（半年或一年）进行实地盘点，以了解抵债资产保管状况，及时调整账务，确保账实相符，但现实情况是，实地盘点制度落实过程中很少有财务人员参与，项目经办人员也并非都通过实地对抵债资产现状进行勘查，账存抵债资产存在毁损、被盗或灭失的风险。二是少量抵债资产存在未经批准擅自留用的情况。特别是AMC成立初期，由于管理不规范，存在房产、机动车辆等抵债资产未经批准擅自留用的违规行为。三是对抵债资产贬值或可能发生的损失，在会计期末未按谨慎性原则提取抵债资产减值准备，致使会计信息不对称，不能真实反映抵债资产贬值和损耗程度。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第45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度终了时对各项资产进行检查，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其计提项目包括抵债资产。四是AMC财务部门大多未建立完整的“抵债资产管理台账”，以全面地反映抵债资产的取得、管理和处置的全过程，通过执行定期检查、账实核对制度，对抵债资产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

（三）抵债资产处置环节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抵债资产“以租代售”的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和分期收款出售的核算问题。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规定，上述租赁业务，应按资产账面价值将其转入“融资租赁资产”和“经营租赁资产”。对办理租赁业务中取得的收入，按规定计入当期租赁收入。而实际操作中，AMC采用收付实现制原则直接将当期租赁收入冲减了“待处置（抵债）资产”科目，不符合现行财务制度规定。对承租人违约延期付款的情况，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通过“应收账款（债权）”科目进行核算。对抵债资产处置中以分期收款方式出售的核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二是抵债资产超期限处置问题。按目前AMC内部的抵债资产管理办法，为加快抵债资产的处置，规定抵债资产（股权除外）应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内处置完毕。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抵债资产都存在超期限处置问题，这固然有市场方面的原因，但财务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对一时无法入账的抵债资产的处置，AMC通常的做法是，将处置收入作为正常本息回收直接冲减“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这种做法违背了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原则，不能真实地反映AMC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

二、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从财务会计制度上看，由于财政部一直未出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计制度》，只制定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仅靠单一的财务制度远远不能规范AMC不良资产处置的财务行为和会计核算要求。况且，2000年出台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主要是规范对政策性剥离的不良资产处置的财务行为，而目前AMC的业务已不局限于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还包括了大量商业化不良资产的处置业务，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财务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有业务需要。这是造成目前四家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不统一且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从抵债资产管理制度看，财政部也未针对AMC的实际情况，出台类似《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53号）的AMC抵债资产管理制度，AMC缺乏统一的抵债资产接收、管理、处置和核算的制度规范和监管标准。

（三）从AMC内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看，前述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既有执行内部管理制度不力和管理不到位方面的原因，如抵债资产实地盘点制度不落实、未经审批擅自自用等。也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方面的原因，如租赁和代位权确立后的会计核算处理问题等。

（四）从AMC的财务体制上看，由于AMC不存在利润（损益）核算的问题，财政部对AMC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考核，主要以“两率”（现金回收率和处置费用率）承包考核为核心。这种财务体制的安排，决定了某些财务核算失去了意义。比如抵债资产减值

准备的计提等。

三、完善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建议财政部及时出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计制度》，以规范AMC商业化转型后不良资产处置活动会计核算的需要。同时，应在AMC六年来不良资产处置财务会计核算实践的基础上，适时修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进一步规范AMC的财务行为。在具体业务的核算管理上，一是对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问题，应按合理定价原则，经过严格的资产评估程序来确定抵债资产的价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合理定价来确定入账的“公允价值”。二是对因欠缺合法的手续或法律依据而无法入账的抵债资产，应设立“待转抵债资产”科目进行核算，以杜绝抵债资产滞留账外现象发生。三是对经诉讼由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而取得对次债务人应收账款的情形，应设立“待处置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以冲减原“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相应的债权。四是对抵债资产贬值或可能发生的损失，在会计期末应按重新评估认定的市场公允价值，计提“抵债资产减值准备”。五是对抵债资产分期付款出售或租赁经营中出现的违约延期支付的情形，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通过“待处置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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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工具；减值；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9X（2015）12－0070－03

自2008年以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致力于简化及改进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国际会计准则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IAS39)按分类与计量、金融工具减值和套期会计三个阶段进行修订，每个阶段的结果分别取代IAS39的相应部分。IASB历时5年六易其稿，最终于2014年7月了第9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9），并规定将从2018年开始实施IFRS9。按照2010年财政部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IFRS9的变动将引起中国金融行业会计处理的重大改变，影响范围延伸至风险管理、数据管理、IT系统建设、资产配置等银行经营中的关键领域。

一、IFRS9的演进和主要内容

（一）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分类与计量是IFRS9修订的第一阶段，也是后续减值和套期的重要基础。整个过程几次征询意见和激烈争论，从IAS39的金融资产四分类，修改为2009年7月征求意见稿中的资产两分类，最终修订为2012年11月修订稿中的资产三分类。从表1可以看出，2006年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CAS22）与IAS39是趋同的，IFRS9简化了IAS39的分类，两者最终相似地归于摊余成本、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三种结果。但实际上在IAS39中除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其他三类金融资产的分类较为含糊，而IFRS9围绕“合同现金流”和“商业模式”两条标准，一层层严格的路径判断，为会计主体在实务操作中提供了清晰的逻辑依据，进一步缩小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空间。

（二）减值

作为IFRS9修订的第二阶段，减值部分是IFRS9较IAS39的最大突破和最具争议的地方，即引入了预期信用损失减值（ECL）模型替代已经发生损失（IL）模型，要求会计主体在初始确认时预估信用损失，并且在金融资产的全部生命周期内及时确认预期损失的变动，也是此次修订准则的出发点———解决IL模型的“顺周期性”问题。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IASB一直无法就拨备计量的方法达成一致意见。根据IFRS9规定，ECL模型适用于摊余成本计量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类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预估12个月内的信用损失，以账面总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再分三个阶段对应不同的会计处理（如表2）。

（三）一般（或微观）套期会计

目前，IFRS9下的套期会计适用的是除了针对金融资产或负债组合利率风险敞口的公允价值套期（宏观套期会计）以外的所有套期关系。对这个阶段的修订总体上保留了IAS39中的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净投资套期三种套期会计模型。但在被套期项目、套期保值工具的资格、套期有效性和披露要求进行了删除或扩展，为会计主体提供了更多应用套期会计的机会。在套期有效性要求方面，取消了量化界限标准转变为更为定性类风险管理策略说法，灵活性更高。在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资格方面，扩展以公允价值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非衍生金融工具以及只要求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的风险组分满足“可单独识别”和“可靠计量”两个条件，也可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这对意图对冲非金融风险的报告主体非常有利。

（四）宏观（或组合）套期会计

宏观套期会计，原本属于《套期会计》修订阶段的一部分。因为一般套期会计未提供针对开放式组合（或宏观套期）的风险管理战略设立特定的核算方法，IASB在2014年4月向公众发出讨论稿。在该项目完成前，采用IRFS9下套期会计的主体可继续采用IAS39中关于公允价值宏观套期会计规定。

二、IFRS9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按照财政部关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的路线图，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发展也必然会影响中国金融工具准则的未来发展。在国内，财政部已经开始着手准备IFRS9对应中国准则的起草工作。IFRS9中，无论是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还是金融资产减值的相关要求，都与目前的准则迥然不同，对我国银行业和金融监管产生重大影响。

（一）金融资产分类的影响

新准则要求主体需要评估其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我国银行业持有大量贷款、债券投资以及权益性投资等金融资产，将需要投入更大量的工作以了解业务模式并考虑导致金融资产处置的动机，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一是贷款业务的会计计量更为复杂。在我国现行利率体系下，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之间普遍存在“修正的经济关系”，需进行“基准工具测试”，据以判断是否采用FVTPL计量，如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贷款，将可能导致银行利润出现大幅波动，无疑对银行核算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二是允许重分类增加操作空间。在IFRS9中，银行可根据自身资产负债管理需要改变业务模式，将债券投资等业务重分类至其他类别，无疑提高了银行在考虑监管指标的影响下操作资产的空间。

（二）减值准则的影响

减值准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对预期损失模型的应用。一是预期损失方法将会导致主要贷款资产的准备金提高，从而影响银行主要贷款类别的定价策略。二是对金融机构会计人员素质、基础数据管理、风险管理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预期信用损失计算依靠预期减值模型，模型的创建与开发、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的估计、风险量化流程的监控以及验证能力都有赖于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虽然大型商业银行一般通过调整现有的巴塞尔内部评级模型实现构建预期损失模型，但转换可用数据、调整工作流程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且对于中小型银行和非银行业的金融机构而言，其风险管理体系还处于初级阶段，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计量的准确性以及经济环境的判断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准则的实施将增加银行成本，对银行风险计量与估值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三）套期会计的影响

金融业面临利率、外汇、信用等风险，对套期保值有着更多和更高的诉求。我国商业银行也都不同程度地使用利率或货币衍生金融工具对冲利率风险、外汇风险以及股票价格变动风险。长期以来，IAS39规则的复杂性被批评。IFRS9简化了套期保值会计处理的方法，商业银行能了解自身风险管理情况，更好地运用套期会计工具（如远期合约、期权合约等）来盯住远期汇率,降低了汇率变动对现金流量波动的影响，使得财报使用者将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

三、应对措施

据普华永道的一份调查显示，欧洲银行普遍预计实施预期损失模型需要花费1.5~3年的时间。目前，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银行业面临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的压力，多年累积的拨备也将发挥巨大作用。如何应对2018年IFRS9落地带来的挑战，银行机构和监管机构需及早准备。

（一）商业银行应做好预先评估、积极规划

一是恰当评估IFRS9对自身的影响。根据德勤第4次就IFRS9及其相关变化对全球大银行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银行认为预期损失方法将会导致银行在所有贷款资产类别上的准备金提高，最高的增幅可高达50%。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其目前较为审慎的监管环境和较高的贷款拨备，面临着IFRS9实施后贷款准备金提高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随着国际业务的不断拓展，相关产品线准备金提高也不容忽视。同时，作为IFRS9减值评估的重要数据源，对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评级，不同银行间也存在差距。我国商业银行应利用国外银行成功实施IFRS9的经验，根据准则落地时间表控制成本，做好评估。二是早做规划。IFRS9于2018年生效，3年的实施时间需要调整升级财务、信用风险和IT等多个方面。金融机构需要投入大量资源，重新建立会计政策、工作流程和内部控制体系，以确保提供相关的原始数据以支持对信用损失的估计、确保持续复核对信用损失的估计并满足信息披露的要求等等。同时，登录国际资本市场的中资银行，可能会因为提前使用IFRS9而遇到一些需要特别应对的问题。

（二）加强会计准则制定者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会计目标强调会计信息应当真实、公允、可靠，以此合理引导投资决策。金融监管目标注重审慎监管，以此维护金融系统安全与稳定。IFRS9的演进过程突出展现了会计准则制定者与金融监管机构的互动。目前，与IFRS9相关的最直接表现为中国银行业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繁多，可能包括IAS22、《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经[2012]20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2年第1号）等等。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政策约束，必须梳理现有的政策，如有必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协调会计准则与监管要求。央行应发挥积极影响，在现有制度和规定的基础上保留关键，进行有机整合，建立一套统一、有效的减值准备政策体系，给予商业银行恰当的指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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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华永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套期会计，2015，（4）.

[3]普华永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指南———2014年的变化，2014，（7）.[4]德勤.德勤会计聚焦，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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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FRS9（2009）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09/ias-plus-newsletter-2014-ifrs-9-financial-instuments

[8]IFRS9（2010）publi-cations/global/ifrs-in-focus/2010/ifrs-9-re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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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会计的国际化趋势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会计业务遵循着三种不同的会计规范：《金融企业会计制度》（1993年版）、《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版）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不断推进，商业银行会计规范逐渐从1993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2001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转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1993年至2000年之间，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业务主要遵循1993年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至2003年，除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采用2001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外，其余银行仍然采用1993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4年，财务重组之后的中行和建行采用了2001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工行和农行仍然采用1993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股份制银行中，除了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和广发行之外，其他银行都采用了2001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从2005年起，我国商业银行的年报编制全面采用2001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同时，已经上市的五家银行还需要根据证监会的要求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调整，但转换尚未涉及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和第32号的内容；在海外上市或拟上市的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年报。

2005年8月财政部了《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暂行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该规定于2006年1月1日在上市和拟上市的商业银行范围内试行，标志着我国银行业在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方面率先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接轨。2005年9月，财政部又了《企业会计准则第××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号—金融工具列报和披露》四项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与国际惯例相比，四项金融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实质内容与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和第32号的规定大多是相同的，同时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国情。《暂行规定》和金融会计四项准则征求意见稿的，突破了传统会计理论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束缚，弥补了我国在金融工具会计领域的空白，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迈出的重要一步，必将加速我国金融会计的国际化，对我国的银行业，特别是上市和拟上市银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产生重要影响。

二、金融会计国际化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首先，金融会计国际化将改变传统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分类方式，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负债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资产与负债分类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这种分类方法能够充分反映商业银行持有金融工具的目的和意图，有助于报表使用者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做出有效判断。

其次，资产负债表项目将更加丰富。根据《暂行规定》的要求，当且仅当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企业才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上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金融资产转移》对金融工具终止确认的条件是：金融资产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回报是否已经实质上发生转移，而且没有保留对金融资产的控制权。根据这些规定，商业银行应将衍生工具隐含的各种权利和合同义务确认为资产或负债，已经证券化的信贷资产以及其他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也要进入表内核算，资产负债表的内容将更加丰富，提供的信息将会更加全面。

再者，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部分，其价值随着公允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金融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不断变动，另一方面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权益，进而影响了权益的变动，因此在没有其他资产和负债变动的情况下，金融工具价值的波动必然会带来资产负债率的波动。同时《暂行规定》对上市和拟上市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减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交易性金融资产外，其余金融资产的减值均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相对于“五级分类法”，会加剧资产的波动。

《套期保值》对从事套期活动的会计处理做了明确规定，对其运用的先决条件——套期关系作出了严格要求。由于目前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品种较少，商业银行进行套期避险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很难达到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因此近期内套期会计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不会很大。

三、金融会计国际化对商业银行损益表的影响

（一）对商业银行经营损益的影响。

根据现行会计框架，金融工具经济价值的变动仅在其实际实现时确认为收益，导致银行可能仅仅为了增加会计利润而进行某项交易。而《暂行规定》要求几乎所有的金融工具都应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并按照金融工具持有目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计量属性，对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直接计入资本公积，从而遏制了银行利用金融工具价值变动操纵利润的行为。对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的要求，也降低了利用减值准备转回操纵利润的可能性。《金融资产转移》对金融工具的终止确认加以限制，意味着商业银行可能提前确认的利得将会更少，调控收益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二）对商业银行损益表的影响。

金融会计的国际化也对传统的损益表披露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的损益表根据实现原则确认收益、成本、利得、损失，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使用，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表内确认必然会导致大量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的存在，因此以历史成本原则、实现原则、配比原则和稳健原则为特征的传统收益确定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西方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如英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ASB），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都在致力于财务业绩报表的改进，一张被称作“第四财务报表”的“全面收益表”正在形成。我国金融会计的发展，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表内确认和公允价值计量必将会促使我国损益表不断改进。

四、金融会计国际化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一）公允价值的运用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用公允价值计量衍生金融工具有利于其在表内反映，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也更符合目前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惯例和现代化管理风险技术，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商业银行真实财务状况，更易于评价银行通过使用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公允价值的运用也会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产生负面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变动性和集合性，难以满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质量要求。公允价值的任何变化都将反映在损益表中，使财务报告波动性上升，可能导致市场对银行经济价值的错误判断。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受到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非市场化资产的价值确定严重依赖于银行所采用估价模型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假定各金融机构根据不同的假设采用不同的估价模型，其公允价值变动对损益账户的影响在不同银行之间可能相差悬殊，从而降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对于外部独立审计来说，证实通过模型获得的公允价值是否可靠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二）减值准备方法的改变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我国2001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要求，信贷资产专项准备按照五级分类结果及时、足额计提，这更加符合银行监管的目标，即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而《暂行规定》对上市和拟上市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减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交易性金融资产外，其余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应当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按照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确定。这不仅充分考虑到了债务人的财务状况、抵押品经营状况，而且还综合考虑了债务人所处行业发展前景、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和时间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相对于五级分类法，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更加客观、公允，更符合会计信息对外披露的要求。

五、金融会计的国际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促进商业银行不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金融会计的国际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会计处理规范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银行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过程涉及以下四个方面：风险识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风险决策机制、风险规避机制，是进行有效风险管理不可缺少的因素，与金融工具的计量、减值准备的计提、衍生金融工具套期保值会计、金融工具风险的披露等紧密相连。商业银行只有在风险管理体系完备、风险管理技术成熟的情况下，金融工具会计才能得到有效地运用。

（二）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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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三年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于2006年2月15日终于破茧而出。这份39项会计准则的新规定，将于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中率先推行，随后逐渐推广到所有公司。这标志着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体现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更加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财务报告的目标侧重于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特性。新准则在会计基本原则、会计要素的计量、存货管理办法、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方面实现了诸多突破，业内人士认为，它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这场会计准则的历史性变革中，资产减值准备变革成为了理论界备受关注的焦点。《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新资产减值准则）第十七条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的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一规定引起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及会计理论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舆论普遍认为新准则将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资产价值产生重大影响。有人认为新资产减值准则关掉了减值准备转回的大门，企业完全丧失了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利操控的空间。申银万国研究报告指出：这条新规定截断了上市公司调增利润的一大途径，可能极大地改变财务报表数据，上市公司利润短期内将会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为投资者带来新的投资机遇。

一 、资产减值准备变革的背景

“资产减值，是指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些并不是新的概念，原会计准则和制度已相继提出。2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会计制度已发生了数次巨大的变革，在资产损失方面也在不断地改进。1998年之前执行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对上市公司资产损失准备金的计提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规定较为简单，缺乏强制性的要求；1998年初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第一次对资产减值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对短期投资、应收款项、存货及长期投资提取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金，但其提取方法、提取比例等由公司自行确定；2001年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对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作了进一步扩大，增加了对委托贷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等四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002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减值处理做了详细的规定。我国现行会计制度和《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都允许对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国际准则对于商誉减值损失不允许转回)。

现行资产减值处理的规定虽经多次改进但仍有不完善之处：

（一）可操作性不强

虽然也要求在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时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但由于没有提出资产组的概念，同时预测单项资产的预期现金流量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有些没有市价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很难确定，这就使得资产减值会计规定没有操作性，给企业留下了很大的选择空间，企业会计人员不知道究竟提多少资产减值损失，部分公司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具有随意性，一方面可以多提资产减值准备以增加费用、减少资产达到减少当期利润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少提或不提资产减值准备以减少费用、增加资产，从而虚增当期利润。

（二）资产减值准备成为了亏损公司调节盈余的一种重要手段

从目前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频繁地被一些企业当作调节利润的杠杆，特别是部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人为地操纵经营业绩，粉饰财务状况。根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夏大慰教授等人的研究，2002年和2003年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共有764家，转回存货减值准备的公司为746家，涉及存货减值的公司占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有存货减值准备。他们的研究还发现，2002年和2003年有37家公司由未计提存货减值准备时的亏损变成了计提之后的盈利。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明确规定：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相关决策。但目前部分上市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置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利用现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制度的缺陷，随意调节企业利润，故意披露虚假财务信息，既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又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及其透明度，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舞弊查处的管理力度，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针对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适时地对现行会计准则中的资产减值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规定已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二、资产减值准备变革的内容及特点

新资产减值准则第十七条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一规定虽对原准则中的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进行了修订，但它并不是针对企业所有的资产减值准备的。

（一）比较新旧准则的相关规定，新资产减值准则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了变革

1.投资减值的处理

原会计制度中将投资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短期投资在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并将市价低于成本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失。已确认跌价损失的短期投资的市值如得以恢复，应在原已确认投资损失的金额内转回。对于长期投资，原准则要求定期对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投资的账面价值，应将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失。已确认损失的长期投资的价值得以恢复时，应在原确认的投资损失的数额内转回；新准则将投资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企业的投资；二类是符合金融资产定义的投资；三类是投资性房产。对于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企业的投资减值而言，新准则对于以减值损失的计提规定和原准则规定发生了改变，新准则规定，对于成本法核算的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减值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处理；其他长期股权投资减值适用资产减值准则。对于前者，要求按照成本计量，不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也不计提减值损失；对于后者，沿用原准则对于减值认定和计提的规定，但禁止减值损失的转回。

2.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减值的处理

当企业的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即认定为发生减值损失，应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当固定资产价值恢复时，可以将以前期间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予以转回，转回金额不超过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适用资产减值准则规范，同样需要计量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的计算和原准则规定基本相符。计提减值损失后，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项固定资产价值已经恢复，也不得转回已计提的减值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新准则引入了资产组的概念，对于单项资产，如果难以估计它的可收回金额，应当按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估计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再进行资产组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提，根据资产组内各资产的账面价值比重，分摊到各资产进行各项资产的减值损失确认。

3.无形资产减值的处理

企业应当定期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发现减值迹象，应当估计可收回金额，并将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可收回金额的部分确认为减值准备；在无形资产价值回复后，企业可以将已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对于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都应当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时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商誉，由于其难以单独产生现金流，应当结合其所属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其他无形资产，按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进行减值的认定和计提。所有的无形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在以后的会计期间都不得转回。

（二）修改和完善后的新资产减值准则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1.明确了进行减值测试的前提

新准则规定，会计期末企业是否必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首先取决于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果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则既不必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也不必确认减值损失。只有在存在减值迹象的情况下，才要求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

2.更具有操作性

新准则规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确定。准则对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及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计量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应用指南，便于实务操作。

3.明确了按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

新准则规定，某项资产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如果难以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的，不应按照该单项资产为基础确定其可收回金额，而应当按照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可收回金额，然后据以确定资产的减值损失。

4.规定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方法

新准则规定，对于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企业应每年必须至少进行一次减值测试，而且商誉必须分摊到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后才能据以确定是否应当确认减值损失。

5.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新准则规定，计提的减值准备在转回后不得计入损益，而应计入公积金。

三、资产减值准备变革的影响

由于现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以在以后期间冲回资产减值得以恢复的部分。某些上市公司确实存在以一亏到底或以丰补欠的思路，超额计提大量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秘密准备，视以后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逐年酌量释出，以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据WIND资讯统计,2006年上市公司可转回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分别约为23亿元和62亿元。新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因此，不可否认，新资产减值准则的出台对部分上市公司2006年的业绩将有较大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上市公司将赶在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前突击转回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短期内上市公司业绩可能会出现惊人的提升。但从长远来看，新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会计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减少了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切断了上市公司运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转回这一方法操纵利润的途径，压缩了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的选择项目、限定了企业利润调节的空间范围，规范和控制上市公司对利润的人为操纵，将整体提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业绩的含金量，促进我国资本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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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具有价值属性的对象身上体现或者潜藏的，所有在低碳经济领域可能适用于储存、流通或者财富转化的，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有形或无形的资源。碳会计存在于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交易的某些特殊性使得传统财务会计目前难以准确对其进行准确的分类和核算，而对于碳资产而言，则应在传统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和实务基础上，或将目前归结为传统财务会计资产要素中的项目提取出来，纳入到碳资产中进行确认、核算，或将较为特殊的目前无法依据传统财务会计予以确认、核算的项目，则在碳会计体系内，进行系统的分类，并确认、核算。将一项资源确认为碳资产，需要符合碳资产的定义，与此同时，还应满足两个条件：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以及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

二、碳资产的确认及计量

碳交易项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无法在现有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的资产类科目内核算，本文在碳资产要素下设置碳会计科目，根据具体的碳交易项目确认计量。

1.碳排放权

1997年12月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对缔约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减排标准，世界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碳减排义务，发达国家2005年开始成大减排义务，到2010年二氧化碳等6种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另外，《京都议定书》建立了3个合作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允许缔约国之间进行排放额度的买卖，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机制从排放额度较为宽裕的国家买入碳排放额度，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与不同的企业之间。碳排放权交易使得游离于企业财务报表之外的气候环境因素成为了企业会计核算内容之一[1]。碳排放权是目前碳会计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获得碳排放权的途径及持有意图的不同，无论划分到无形资产、存货或金融资产中哪一个科目内对其核算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其确认问题目前仍未达成共识。究竟采用何种计量属性也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企业从政府手中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企业从监管者即政府处分配获得或免费取得的排放权，应按照公允价值，根据其持有意图计入“碳无形资产”或“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规定，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国家和项目实施机构所有，并规定了国家与项目实施机构减排量转让交易额的分配比例[2]。因而，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以出售为目的，那么，获得的碳排放权应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由国家享有的份额贷记“其他应付款——碳排放权（国家）”，企业应享有的部分计入“递延收益——碳排放权”，持有期间以公允价值对其进行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若企业持有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递延收益”。发生的碳排放额根据持有排放权的比例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并将递延收益分摊转入当期损益，计入“碳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应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进行减值测试，发生价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贷记“碳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企业通过交易机制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通过自行开发项目，按照定价购买或者公开拍卖获得的碳排放权，应该按照获得该排放权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该成本主要包括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费用、项目开发中介服务费用、经营实体项目审定费用、经营实体核实核证费用等。该成本金额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银行存款”，在项目持有期间，若持有碳排放权的意图没有发生变化，应对已消耗的碳排放份额按其比例对确认为碳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按照历史成本进行摊销，借记相关成本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摊销”，资产负债表日，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若企业意图出售持有的碳排放权，则应将“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科目的余额转入“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科目，碳排放额公允价值与“碳无形资产”科目余额的差额借记或贷记“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或借记“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3）从其他企业购买得到的碳排放权。企业从其他企业购买排放权的，若其持有目的是企业经营，抵减企业自身碳排放额的，以购买价款作为初始入账金额，计入“碳无形资产”，后续计量同以上两种情况。若企业获得碳排放权的目的是在适当时间予以出售，或持观望态度，近期内部使用的，则应按照所购买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计入“碳可供交易金融资产”，实际支付价款与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碳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2.碳汇

碳汇一词来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于2005年2月16日在全球范围内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其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碳库指在碳循环过程中，地球系统存储碳的部分。从碳库对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变化的贡献看，可以把碳库分为碳源和碳汇两种类型的碳库，衡量碳库是碳源的库还是碳汇的库则取决于静态生态系统CO2交换量NEE（NetEcosystemExchange）的变化，即衡量系统整体获得或损失的碳量。本文主要讨论碳汇的确认及其会计处理。碳汇根据固碳主体不同分为以下几类：森林碳汇，指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二氧化碳吸收并固定在植被与土壤中，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与企业经营活动有较大相关性的是林业碳汇，指利用森林的储碳功能，通过植树造林、加强森林经营管理等活动，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按照相关规则与碳汇交易相结合的过程或机制，《京都议定书》承认森林碳汇的固碳作用，要求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植被恢复及保护，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将项目产生的碳汇额度用于抵消其国内减排指标，因而森林碳汇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草地碳汇，由于其固碳的非持久性在是否应纳入到碳会计核算范围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然而，草地的固碳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应纳入碳会计核算范围；海洋碳汇，将海洋作为一个特定载体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化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单位海域中生物固碳量是森林的10倍，是草原的290倍，然而，碳会计以企业为实施主体，因而，虽然海洋具有一定的固碳功能，但不纳入碳会计体系核算范围[3]。由此可见，若企业拥有面积较大的园林或草地，即可以将其作为一项碳资产，其固碳数量可以抵减碳排放额。因而，对于企业所拥有的园林或草地，森林或草地的固碳量及碳排放额价额的确定就是碳汇价值的核心问题。目前，碳库的核算方法主要有库存方法和活动方法两种，这两种方法都得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支持和指导，潜在的基本假设都是：来自于大气和流向大气的温室气体流量等于生物质和土壤中碳储存量的变化。库存法衡量碳库存量变化的共识为：C=（Ct2-Ct1）/(t2-t1)，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Ct1时刻t1碳存储量，Ct2表示时刻t2的碳储量。活动方法与此相反，基于活动的方法则估计碳库增减后的净余额，该方法也称为损益或流量方法，适用于单个碳库难以衡量、碳储存的短期变化不易受到影响的情况，公式为：C=A*(CI-CL)，其中，C表示碳储量变化，A表示土地面积，CI表示碳增益率，CL表示碳损失率[4]。企业则可根据测定的碳存储量以及当日市场碳排放额的交易价格计算得出碳汇的价值，即：碳汇=固碳量*当日市场碳排放额交易价格，借记“碳汇——森林或草地”，贷记“递延收益”，抵减企业碳排放额时，借记“碳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贷记“碳汇”，然后按照碳排放权进行处理。

3.碳固定资产

低碳经济下，节能减排、提倡环保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企业加入清洁发展机制（CDM）会有很多企业自行研发的节能减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最终成果大多都是大型的机械设备，按照传统财务会计的规定将其确认为固定资产进行核算无法在最终的财务报告中体现出企业对低碳的贡献，本文认为应将其划分到碳资产中进行核算，在项目研发过程中按照财务会计中自主研发固定资产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借款费用等均参照企业会计准则核算，最终研发成功时，将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的成本，转入到“碳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其折旧方法，折旧额的处理参照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资产最终处置所获得的损益计入“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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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 资产证券化 会计处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金实现了大规模的迅速流动，效率就是金钱，资产证券化业务应运而生，清晰银行业对该业务的会计处理是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关键。

一、资产证券化概况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其实质是将缺乏流动性但预期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转变为可在资本市场上转让和流通的证券，为发起人转移风险、创造信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贷资产证券化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在西方国家资产证券化多年的实践中， 已产生了资产证券化业务会计确认问题的一系列财务会计准则,目前，在我国资本市场下，探索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对推进金融市场建设具有积极意义。200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并于2005年12月和2006年4月共发行了130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政策框架和风险防范机制。《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的公布，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多个参与机构的会计处理问题的规范扫清了障碍。

二、银行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

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中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最多，发展最为迅速。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众多的参与主体中，银行作为发起人参与了证券化交易的构造、spe的设立，对转让资产提供内部信用增级，并以服务人的身份对基础资产提供服务等，下面将从发起人的角度分析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

我国目前采用风险报酬分析法为主，金融合成分析法为辅的会计处理原则。国际上的会计处理分为：风险报酬分析法和金融合成分析法。我国早期采用的是风险报酬分析法，随着资产证券化的不断发展，确认风险报酬的实质性转让越来越困难，我国开始采用风险报酬分析法为主，金融合成分析法为辅的会计处理原则。对于资产转移是否终止确认，应该首先判断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转移程度，根据其不同的转移程度采取不同的确认方法。对于金融资产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和尚未转移的，用风险报酬分析法进行确认；对于仍保留重大风险和报酬的金融资产，用金融合成分析法进行确认。

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会计计量标准是公允价值计量。发起人通过转让资产，获得了现金和一些新的资产和负债，同时也可能保留了部分基础资产上的权利或负债，对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资产和负债，以及损益的确认，我国采纳了公允价值作为资产证券化会计计量的标准。因此，资产证券化会计确认的关键是对于发行人获得的新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对于资产转移中因为未放弃控制权等原因未终止确认的资产，仍以账面价值予以计量。

发起机构对特定目的信托具有控制权的，应当将其纳入合并会计报表。我国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中规定的合并范围也是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可见我国对于spv的合并要求与其他子公司是没有区别。另外，发起机构未终止确认所转让信贷资产，或者按继续涉入信贷资产程度确认某项资产的，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按照规定作出披露。银行作为发起机构在《信托公告》中应披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有关基础资产池的内容：设为信托财产的贷款合同编号；上述贷款的笔数、本金余额；上述贷款借款人所在地区、行业分布情况，包括贷款笔数及占比、本金余额及占比信息。

三、国家开发银行首例abs浅析

国家开发银行“2006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当期计划发行总量为57.2988亿元，其中优先a,b档及次级档证券分别为42.9741 亿元10.02729亿元4.29714亿元，加权平均年限分别为1.79年3.35年，4.29年 其中优先a,b两档债券固定面值，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发行，次级档通过定向方式发行。

首先，判断金融资产是否转移。从“2006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说明书中我们可以判断，该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所涉及到的金融资产符合cas23中规定的第二种情形：

1、金融资产转移给另一方 在信托财产交付日（2006年4月28日），国家开发银行向spe交付57亿信贷资产；金融资产转移给另一方。

2、保留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国家开发银行将作为本次证券化

过程中的“贷款服务机构”履行信托财产的管理权，即有权收取贷款本息。

3、有义务将收取的现金流量及时支付给最终收款方作为“贷款服务机构”，国家开发银行需要按照合同规定，将收取到的贷款本息划付至信托财产资金账户。该账户即为spe的独立账户也即实质上的最终收款方。

其次，判断金融资产转移的类型。cas23将金融资产转移分为整体转移和部分转移两大类。“2006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案例中，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为截止4月28日（资产交付日）的57.2988亿元，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为此次的实际发行额57.2988亿元，这里由于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不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故不存在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以上分析表示，国家开发银行此次证券化操作记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0。此次转移为整体转移。

最后，相关会计处理。2006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符合终止确认条件，因此在信贷资产转移日国家开发银行应做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存放同业 xxx（公允价值）

贷：金融资产 xxx（账面价值）

金融资产转移收益 xxx（公允价值-账面价值）

在信贷资产转移后，国家开发银行行应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已确认资产可能发生的减值损失予以确认，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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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碳排放权； CERs； 会计确认； 会计计量

一、企业碳排放权的取得

碳排放权是一种排污权，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联合国为每个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确定一个碳排放配额，并允许额度不够用的国家向额度富余或者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购买排放指标。这些国家再将联合国分配给他们的排放配额分配给各个企业，企业取得排放配额就可以在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污。由此可见，《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发达国家缔约方分配到的排放配额，表现为一种排放权利，该排放权的稀缺性使其能够进行交易，并具有市场价值。为使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规定了联合履行机制（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国际排放贸易（IET）三种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机制，JI和IET建立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碳减排交易市场，CDM建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减排交易市场。

对于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家，企业可以不进行任何减排，也可以进行自愿减排。当企业处于自愿减排的市场时，企业应该将自愿减排所核定的碳排放额度推定为从政府取得的碳排放权，并按照强制减排市场一样进行会计确认。2012年多哈气候变化会议确定的2013—2020年为期8年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意味着我国在2020年之前仍没有强制减排义务，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权仍是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合作，通过CDM项目产生的“核证的减排量（CERs）”的一个统称。2020年之后我国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可能性将非常大，这就意味着我国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在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前后是截然不同的。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企业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前后的会计处理分别进行研究，找出符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的会计处理方法。

二、企业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在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前，中国的碳排放权问题基本上都和CDM机制有关，当CDM项目通过审批程序在CDM执行理事会（EB）注册成功后，CERs就可以作为碳减排量资产进行核算并出售，目前CERs仍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在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前，我国企业的CERs与强制减排企业的碳排放权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我国通常将“碳排放权”改称为“碳减排量”。

（一）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

我国学术界将碳减排量确认为资产已达成了共识，但对确认为何种资产尚未取得一致看法。张鹏（2010）、曾锴（2010）等认为CERs是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可以在短期内变现的资产，应确认为流动资产存货（无形资产自然被排除在外）；王爱国（2012）、彭敏（2010）、邸利芳（2011）等则认为CERs类似于我国现行的土地使用权等，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故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毛小松（2011）、王艳（2008）等认为CERs应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张小英（2012）等将其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李晨晨（2010）通过区分具体的业务背景，将我国有强制减排义务之前的CERs确认为无形资产，之后的CERs则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对于目前中国的CDM项目来说，碳减排量就是为了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它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出售，这也是研究者将CERs确认为存货的主要理由。但从“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的定义看，存货往往是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有形资产，而碳减排量是无形的，在我国非强制减排的大环境中，也不一定是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因此将其确认为存货并不合适。

碳减排量（或碳排放权）是CDM项目企业拥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这与其他排污权类似，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但企业持有无形资产一般和持有固定资产的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且一般将其作为非流动性长期资产进行管理。目前CDM项目企业持有CERs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出售，因此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也不合适。

将CERs确认为金融资产的观点认为其符合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实际上我国的CERs是根据《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订）》（以下简称《办法（修订）》）的规定执行的，《办法（修订）》中对CDM项目报批时CERs的价格、CERs批准后的购买方、购买量以及成交价的底线等都有明确规定，并没有完全将碳减排量拿到金融市场上去交易。另外，我国目前碳排放权市场非常不完善，所以确认为金融资产也不合适。

CERs签发后，在会计确认上首先需要回答确认为流动资产还是非流动资产的问题。流动资产是能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被耗用的资产。第二承诺期的确定，意味着碳减排量被授权在2013—2020年八年期内都有效，因此应将CERs确认为非流动资产。至于该非流动资产的科目设置，可以考虑得长远些，为我国2020年后可能的强制减排做准备。建议专设“碳资产”一级科目，二级科目视情况而定，例如，对于签发的CERs，可设二级科目“碳排放权”①；对于购置的碳固长期性资产，可设二级科目“碳固非流动性资产”等。

（二）碳减排量的会计计量

对我国碳减排量会计确认的多样性决定了对其会计计量的不同。张鹏（2010）等将CDM项目产生的CERs确认为存货，对其初始计量是按成本计价的，后续计量按成本和可变现净值孰低进行计量。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学者按CDM项目实际发生的成本对其进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则按以公允价值计量。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学者按公允价值对其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见将碳减排量确认为哪种资产，其计量就一般遵循该类资产的计量规定。

因为我国的碳减排量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其会计计量方法的选取也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市场环境。由于我国企业CDM项目主要进行的是原始碳减排量的交易，且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处在建设期②，因此碳减排量的公允价值无法获得，故在现阶段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都不适合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应采用历史成本计量，但随着碳排放权市场的日益完善，可以在条件许可的将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1.碳减排量的初始计量

我国的CDM项目审批程序包括项目设计和描述、国家批准、审查登记、项目融资、监测、核实/认证和签发碳减排量权证等步骤，该审批程序顺利完成一般最少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不论是否注册成功，前期的设计、包装、咨询等开发费用投入一般都会超过10万美元，所以CDM项目的开发成本比较高。由于只有碳减排量被EB批准后才能确认为碳减排量资产，所以企业可以借鉴无形资产研发的会计核算思路，设置一个新的成本类科目，即“CDM项目成本”科目，用来核算核准签证之前CDM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支出（不必像无形资产研发那样细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若EB签发了CERs而开发成功，将其转入“碳资产——碳排放权（成本）”科目；若开发失败，则全额转入当期损益“管理费用”科目。

2.碳减排量的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即期末计量，采用历史成本，企业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其可回收金额可以通过市场上的市价进行计算=CERs存量×交易单价。若其账面价值>可回收金额，两者之差应计提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碳资产减值准备”科目。

3.碳减排量的处置

《办法（修订）》及《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CDM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国家和CDM项目企业所有，减排量收入由国家和CDM项目企业按照规定的比例分别所有。上交国家的部分是双方收益中国家的分成，所以建议将其确认为“其他应付款——国家”；企业自己的收入部分则可以专设“CERs销售收入”科目进行核算。当签订核证减排量买卖协议并收到付款，可以确认处置碳减排量收入时，借：银行存款，贷：碳资产——碳排放权（成本），其他应付款——上交国家部分，CERs销售收入。

三、企业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由于CDM的核心内容是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出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获得经过公证的减排量，实现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作的减排承诺。当我国在将来的某年有强制减排义务时，不但通过CDM项目产生的CERs会锐减，有减排义务的企业还要在减排量有缺口的情况下到企业外的市场购买碳排放权。那时我国对碳排放权的确认和计量就应与目前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处理基本一致了。下面对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国外企业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分析，就是我国企业有强制减排义务时的会计处理。

（一）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国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有强制减排义务的企业有偿获得碳排放配额后，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具体可以确认为存货、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对于政府免费（无偿）发放的碳排放权，大多数公司在实务中采用了净额法，即只确认购买的碳排放权，而对政府免费发放的配额不予确认。

IFRIC的主要观点是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2002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下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启动了总量—交易模式下排放权会计处理的研究，并于2004年12月了《IFRIC 3——排污权》解释公告，全面解释了有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该公告认为碳排放权应按照历史成本初始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按照《IAS 38——无形资产》进行处理，其限排义务按IAS 37号确认为负债。由于IFRIC 3存在计量基础和报告的不一致，最终于2005年6月被撤销，并由此产生了碳排放权会计处理方法的多样化。2003年美国根据碳排放配额的年度交付性质，按取得的历史成本将初始分配的排污许可证确认为流动资产存货。有的研究者根据英国FRS 13的规定，认为碳排放权本身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排放配额具有与金融工具相似的特征，因此将其确认为“金融工具”。日本会计准则委员会（ASBJ）经过几次修改，最终将排污权作为无形固定资产入账，而以交易为目的的排污权则参照金融商品会计准则处理。

专业碳排放核算会计准则的缺失直接导致不同的公司对碳排放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最终影响到碳披露信息的可比性。国际上的这种会计处理混乱行为促使FASB和IASB于2008年开始合作研究“排放交易机制”项目，该项目意在建立碳报告和碳排放核算模型，规范对碳排放的会计核算方法，并于2010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实际上，由于碳排放权有着不同的交易目的，因此其会计确认应根据具体的业务背景进行具体分析。目前我国不进行自愿减排的企业持有CDM项目产生的CERs的目的是单一的，即出售。对我国将来有强制减排义务的企业而言，初始分配到的碳排放权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需的一项生产要素，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在对该排放权配额使用过程中，持有碳排放配额的目的则可能是多样的，所以对其确认则可以根据其不同的交易目进行如下确认：1.政府分配给企业，属于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排放配额，有偿分配的，应确认为“无形资产”，并在持有期间判断是否进行累计摊销。2.若企业实际排放量大于政府规定的排放配额，企业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以弥补其缺口，该外购部分可以视同从政府有偿购入而确认为“无形资产”；若企业未从外部购入弥补该缺口，则该缺口应作为“预计负债”处理。3.若企业实际排放量小于政府规定的排放配额而剩余的排放配额，根据管理目的分两种情形进行处理：（1）若剩余部分结转下年自用，而非近期销售，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2）若准备近期销售，且碳排放权具有活跃的交易市场，应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4.企业仅仅为了近期销售购买的排放配额，应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即生产自用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为了近期销售持有的，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另一种思路是和非强制减排时的会计处理一脉相承下来，可以在一级科目“碳资产”下进行核算，对于生产自用的碳排放配额，确认为“碳资产——生产自用碳排放权”；对于近期销售持有的碳排放配额，确认为“碳资产——销售持有碳排放权”。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

目前国外实务界主要采用历史成本对碳排放权进行核算，而较少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于生产自用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一般应当分别情况进行处理：1.对于购买或拍卖取得的无形资产，可以按照成本法进行初始计量；2.对于无偿分配获得的无形资产，可以按照公允价值法进行初始计量。对于按成本法进行初始计量的，在后续计量中应当按照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对无形资产碳排放权进行摊销，这部分摊销额应直接作为当期损益，计入费用科目。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其价值波动将不计入损益或者所有者权益。对于应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碳排放权，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并将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当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完善后，公允价值计量将是最佳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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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市公司并购定价机制呈现多样化，“基于盈利能力的付款”这种或有对价，本文阐述了会计准则关于合并或有对价的规定和理念，以期对实务中或有对价的会计处理有所借鉴。

关键词 ：或有对价；企业合并；盈利能力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并购方式越来越灵活，并购的定价机制也呈现多样化趋势，较为典型的一种定价方式是，交易价格并不固定而是根据被购买方在购买日之后的盈利情况进行调整，即或有对价安排。或有对价安排源自于被购买方未来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出售方对目标资产的了解程度远远高于购买方，双方在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出于对购买方的一种保护，或有对价一定程度上让出售方与购买方共同承担被购买方购买日后一段时间内的经营风险。为保护上市公司中小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53 号）也明确规定，“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或有对价作为合并对价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会计处理结果将直接关系到企业合并形成商誉的金额，并可能影响交易日后合并主体的后续损益。

一、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指出，“某些情况下，合并各方可能在合并协议中约定，根据未来一项或多项或有事项的发生，购买方通过发行额外证券、支付额外现金或其他资产等方式追加合并对价，或者要求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对价。购买方应当将合并协议约定的或有对价作为企业合并转移对价的一部分，按照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购买日后12 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或有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应当予以确认并对原计入合并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其他情况下发生的或有对价变化或调整，应当区分以下情况进行会计处理：或有对价为权益性质的，不进行会计处理；或有对价为资产或负债性质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处理，如果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应按该准则规定计入当期损益或计入资本公积；如果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或其他相应的准则处理。”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会计处理分析

（一）合并日的初始确认

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购买方于购买日应当将合并协议约定的或有对价作为合并对价的一部分，按照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合并成本。或有对价的初始计量直接影响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金额。购买日的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应基于标的企业未来业绩预测情况、或有对价支付方信用风险、时间价值等因素予以确定。

实务中，当存在“出售方承诺在标的企业未来业绩未能达到某一水平时给予购买方补偿”或“购买方承诺在标的企业未来业绩能够达到某一水平时向出售方支付额外对价”的条款时，部分上市公司只关注到在合并日需要支付的对价，而忽略了需要针对标的企业未来业绩波动而调整对价的可能性作出合理估计，或者在实际会计处理中将合并日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认定为零。

（二）合并日的初始分类

从理论上而言，或有对价按照结算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以金融工具结算（如以现金或权益工具）及以非金融工具结算（如以非货币性资产结算）两类。实务中，以金融工具结算的或有对价安排最为普遍，其具体又应再细分为以权益结算的安排和以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结算的安排。合并日初始分类时，被划分为以权益结算的或有对价将不需要重新计量其后续价值的变动；被划分为以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结算的或有对价，其后续公允价值变化将对后续期间的损益产生影响。

1.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或有安排的初始分类

如果在或有对价的安排中，购买方将要或者可能以自身的权益工具结算，如为非衍生工具，对购买方来说不具有交付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的合同义务；如为衍生工具，只能通过交付固定数量的权益工具换取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进行结算，则该项或有对价的安排应当被划分为权益性质的安排。除此之外的以金融工具结算的安排应当划分为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类型的安排。根据上述理解，并非所有由购买方发行或回购股份结算的安排均为权益性质的安排。

2.以金融负债结算的或有安排的初始分类

如果收购方应根据标的企业于购买日之后的盈利情况而再向出让方支付额外对价，则购买方于购买日存在一项或有金融负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或有对价以及金融负债初始分类的相关规定，该金融负债应当被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以金融资产结算的或有安排的初始分类

如果收购方可以根据标的企业于购买日之后的盈利情况而要求出让方向其返还部分已经支付的对价，则购买方于购买日存在一项或有应收的金融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或有对价的有关规定，或有对价应当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及后续计量，因此，该金融资产不应当被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或者应收款项，而应当根据或有安排是否满足衍生工具的定义而相应讲求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根据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衍生工具是指具有下列特征的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1）其价值随着特定利率、金融价格、商品价格、汇率、价格指数、费率指数、信用等级、信用指数或其他类似变量的变动而变动，变量为非金融变量的，该变量与合同的任一方不存在特定关系；（2 ）不要求初始净投资，或与对市场情况变动有类似反应的其他类型合同相比，要求很少的初始净投资；（3 ）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由此可见，如果或有应收对价的金额将随着金融变量的变动而变动，或者随着非金融变量的变动而变动且该非金融变量与购买方和出售方均无关，则该或有应收对价应当被分类为衍生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中。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合并交易的或有对价安排中，或有条件往往多设为标的企业的实际业绩情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标的企业的税后净利润作为变量。实务中对于以标的企业的税后净利润作为变量的或有应收是否属于衍生金融工具，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不属于衍生金融工具，该观点认为，税务净利润属于非金融变量，且该变量与购买方存在特定关系，不满足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因此相关的或有应收应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二是属于衍生金融工具，该观点认为，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虽然并未将企业的税后净利润列举为金融变量，但并未明确就金额变量做出详细的定义，税后净利润作为典型的财务指标，不应当被排除于金融变量范围之外，因此相关的或有应收应分类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合并日后的后续计量

1.计量期间调整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购买日后12 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或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应当予以确认并对原计入合并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其属于计量期间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于被购买方购买日后的实际盈利情况而向出售方再支付额外对价或者收取原已支付的部分对价的安排中，“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后的实际盈利情况”并不属于“购买日已经存在的情况”，因此，该或有对价的变化即使发生在购买日后12 个月内，企业也不应再对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

2.非计量期间的调整

如前所述，权益性质的或有对价将不需要重新计量其后续公允价值的变动。以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结算的或有对价安排，相对比较复杂，需要区别合并类型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1）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合并报表层面，合并日被合并方入账价值以及合并方支付的合并对价均按原账面价值计量，其差额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相应地，或有对价的后续调整也应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在个别报表层面，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依据被合并方合并日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其与合并方支付对价的账面价值的差异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相应地，或有对价后续的调整也应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2）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合并报表层面，或有金融负债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应计入当期损益；或有金融资产也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其公允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和损失计入当期损益或是“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则要取决于该项或有金融资产的初始分类：如果初始分类时，该或有金融资产被分类为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则其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应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如果初始分类时，该或有金融资产被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则其公允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应区分两部分进行会计处理，分别计入当期损益和“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其中，属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如以标的企业的税后净利润作为变量时，预计税后净利润的变动）按照初始时间利率重估可供出售债务工具账面价值的部分，应计入当期损益；属于其他公允价值的变动则应计入“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

在个别报表层面，《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 号———企业合并》确定的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然而，准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合并成本的后续变动如何在个别报表中反映。实务中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该观点认为在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体现为一项单独的资产。资产确认的一贯原则为以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为依据确认，对价的公允价值发生的后续变动也应当调整资产价值。而是类比合并报表的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或“资本公积”，避免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产生不必要的差异。

三、监管中应特别关注的问题

一是或有对价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不应简单认定为零。实务中，如果或有对价协议中的承诺业绩与被购买方的盈利预测不一致时，应充分考虑承诺业绩与盈利预测的差异对或有对价初始确认时公允价值的影响；或有对价协议中的承诺业绩与被购买方的盈利预测一致的情况下，或有对价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应充分考虑盈利预测所基于的假设及其可能的变动，评估盈利预测的可实现程度。

二是或有金融资产的确认与计量应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当标的企业实际业绩未达到业绩承诺，出售方按规定需要向购买方返还部分对价时，对于购买方而言，不能只是简单地讲合同需返还的金额认定为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仍需要充分考虑出售方的信用风险、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剩余业绩承诺期的预测风险等。

三是企业合并所形成的相关资产应进行减值测试，充分计提减值准备。当标的企业的实际业绩与承诺业绩有较大落差时，合并形成的相关资产所能创造的净现金流量可能已远低于原预计金额，属于资产发生减值的迹象。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进行详细的减值测试。从谨慎性的原则出发，由于标的企业的实际业绩与承诺业绩存在较大落差而导致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金额，原则上不应明显高于当期确认的商誉及相关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

四是合并日后或有对价的计量要注意区分对合并日或有对价的调整与或有对价后续计量的变动。购买日后12 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或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应当予以确认并对原计入合并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需要强调的是，“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后的实际盈利情况”并不属于“购买日已经存在的情况”，其对或有对价的影响不需要对合并日或有对价进行调整，而应作为或有对价后续计量的变动。

参考文献：

[1]方长顺. 企业合并中的或有对价问题的探讨.安徽水利财会,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