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变化总体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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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六大变化趋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衬降低;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在“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走俏。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mary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secondary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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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价格法；劳动市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2-0040-0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界开始关注对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研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试图描述和解释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内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就业和失业率、劳动力流动等主要指标的截面差异和动态演变路径。从定性角度，以往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定性研究主要从收入（工资）收敛性分析的角度展开，研究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1～2]。杨涛和盛柳刚（2007）从区域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融合，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收敛速度快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技术型工人[3]。从定量角度，以往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定量研究主要是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或一体化指数进行测算，测算方法主要是价格指数法。赵奇伟、熊性美（2009）利用价格指数法测算了1995―2006年中国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发现中国各地区各类市场的分割程度都呈现出稳定的收敛趋势，认为中国市场日趋整合[4]。赵三武、钱雪亚（2014）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了我国1997―2010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呈现稳定的逐步提高的趋势，我国区域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整合[5]。

二、实证研究

本文参考相关学术成果[6～8]，从定量角度利用价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本部分利用商品相对价格的绝对值|ΔQkijt|来计算方差，其中：

对相对价格ΔQkijt统一取绝对值可以避免两个地区位置调换将引起ΔQkijt的符号反向变化，从而影响到Var（ΔQkijt）的大小。随后剔除|ΔQkijt|中由商品异质性导致的不可加效应，即假设：

其中，αk仅与商品种类k相关，εkij与两地特殊的市场环境相关，若要消去αk项，应对给定年份t、给定商品种类k的|ΔQkijt|求其均值，再分别用|ΔQkijt|减去该均值，令qkij为其得到的差，由qkij所得方差为Var（qkij）。其方差Var（qkij），则可以反映由市场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套利区间的大小。这个区间越小，则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越大，则说明区域市场分割严重。然后可以用一个省市与所有接壤省市的Var（qkij）的均值来表示这个省市的市场分割程度，即：

其中，j表示与省市i接壤的所有省市，m表示省市名称，N表示与省市i接壤的省市组合数目。最后，在市场分割指数的基础上，构造本文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以integ表示，m仍表示省市名称）如式（5），显然，市场分割指数与市场一体化指数之间呈反向关系。

在得到各个省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之后，用区域内所有省市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均值来表示这个区域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9～11]。具体数值（如下页表所示）。

由下页表可以看出，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劳动力市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一体化程度加深的趋势，各省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表现出较为剧烈的波动的趋势但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地区劳动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为平稳。从2011年开始，长江中游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开始加深，近两年来有明显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正在减弱，而外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正在加强，长江上游与长江下游结论刚好相反，近两年有所改观。从长江经济带的角度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与外部接壤省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高于与内部接壤省份的一体化程度，表明长江经济带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劳动力内部自由流动存在障碍。长江经济带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没有表现出与上、中、下游区域划分相一致的结论，内部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不规律性，这就要求从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视野来消除障碍，加快整个区域一体化进程。

三、结论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于长江经济带长期稳定增长，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极”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指数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区域发展不均衡且程度较低。总体来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长江下游地区最优，长江上游地区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较差。但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强劳动力市场合作，一体化程度稳步提升。

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间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没有有效形成。户籍制度、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仍然是长江经济带乃至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相关省市可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关保障措施，降低劳动力的流动各项成本，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自2015年12月1日起施行四省会城市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即时结算，这将对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起到积极的作用。未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长江经济带上、下游以致整个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也可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从而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1] FAN Fei，DU De-bin.The Meas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of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4，（3）.

[2] 范斐，张建清，杨刚强，孙元元.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6，（4）.

[3] 杨涛，盛柳刚.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J].经济学，2007，（3）.

[4] 赵奇伟，熊性美.中国三大市场分割程度的比较分析：时间走势与区域差异[J].世界经济，2009，（6）.

[5] 赵三武，钱雪亚.基于价格指数法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21）.

[6] 范斐，杜德斌，等.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比较优势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2，（8）.

[7] 范斐，孙才志，等.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模型的构建及应用――以大连市为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2）.

[8] 贾燕军，李晓春.大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J].南京]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9] 范斐，杜德斌，等.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时空格局[J].地理学报，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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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征及判定标准

Doeringer和Hole(1971)通过对美国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旨在提高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能力的人力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因为高、低工资者或在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别并不大，于是他们认为有理由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分割的，且被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一)工资：一级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工资较高且工资分布曲线陡峭；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且工资分布曲线扁平。(三)任职要求：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任职者必须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对有些工作来说，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任职者的教育和培训的要求非常低，雇主一般不对员工进行培训。(三)流动性：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是纵向的，而且一般在公司内部流动，体现为升迁机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则基本上是横向的，这种流动不是体现为升迁，而是就业转换。(四)失业风险：一级劳动力市场员工被解雇的可能性较小，就业稳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则面临着较高的失业风险。简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本质是“同工不同酬”。

根据分割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中国城乡劳动力是否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则可以化为对下面四个问题的回答：(一)在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分布曲线上，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大致分布于曲线的左右两端；(二)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别；(三)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可以顺利进人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就业；(四)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就业的稳定性是否有差别?如果有，分别是什么样的?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而第二、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对上述判断的进一步印证。

二、中国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分属于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判定

根据上文所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判定标准，计算城镇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与平均受教育程度，目的在于验证“同工不同酬”，这一点是判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核心。理论上判断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位置，应当把城乡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按工资水平从低到高捧列，计算每一个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频数，并考察是否存在以下现象：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低的一端，城镇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高的一端。此操作实施起来的困难在于每一工资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数量的统计。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替代：计算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如果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分布距离越远，则此比值越小。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一比例相对较高，但逐年缓慢下降。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急尉下降，此后总体上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乡镇企业就业是农村非农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而90年代初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转折点，这可能是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剧烈变化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增加收入。获取较高的工资应具备相应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是否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尚需进一步考察。以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从表1来看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外来劳动力中无论是农村迁移者还是城市迁移者，其文盲率均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农村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到中专的水平，占89.4％；城市本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分布与农村迁移者相似，小学到中专水平的比例稍低，为85.9％；城市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到大学本科，比例接近93％，明显高于农村迁移者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在相应组别上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只有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才能克服外地人身份在就业上的劣势。如果按照文盲半文盲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中专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给受教育程度赋权重，则农村迁移者、城市迁移者、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5年、12.4年、9.7年。农村迁移者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农村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约为城市迁移劳动力的77％。农村迁移者大体上涵盖了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重要代表，前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反映后者的这一指标。

表1仅是反映了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表2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此处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既包括农村迁移者也包括留在农村当地的劳动力，而后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前者。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农村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即表2中最后一行的数值，注意到2000年的数据的确印证了这一点。由于城市的教育推行情况很好，国家的教育政策稳定推进，可以推断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2000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年，此后与此前各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应在9.7年上下变化。同样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情况也是平稳的变化，如表2所示。如果给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绘制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走势将十分平稳，同时可以发现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并不悬殊。另一方面，如图2所示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曲线的走势相对不平稳，且工资的差别大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别。以2000年为例，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仅为0.38，而二者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如果人力资本存量相差无几而工资水平差别很大，或者工资水平的差别大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则不能否认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至此，有理由认为城市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

农村迁移者的就业相对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合计占82.4％，并且仅在这4个行业中，农村迁移者的就业比例要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除了农林牧渔、采掘业外，城市迁移者在所有其他行业的就业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4个行业中的比例小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在其他行业的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因此，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农村迁移者与城市迁移者、城市劳动力相比而言。更多的分布在平均收入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发展前景暗淡的行业中。

农村迁移者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设备操作人员两种类型，两者比例合计为83.3％，大约是城市劳动力的1.7倍，是城市迁移者的1.5倍。农村迁移者仅在这两个职业类型的就业比例大于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分布。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此外，农村劳动力更换工作频繁。深圳市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进城后更换工作的比例接近40％，其中更换过3次及3次以上的占3.4％，更换过2次的占17.4％，更换过1次的占18.9％。可见，城市农民工的工作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他们往往较频繁地更换工作。在传统正规部门即“单位”里工作的城市居民，由于其工资、福利待遇等与“单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更换工作的比例较低。而大多在私营或个体企业等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城市农民工。其工作往往具有临时性。农民工往往根据对工资、工作环境满意度以及自身社会网络资本积累和择业能力。决定是否更换工作。虽然农民工能较自由地更换工作，但往往很难进入城市劳动力所在的工作岗位。

四、结论和政策性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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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4日，“性别分层与劳动力市场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会议室召开。会议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分割与两性收入差距”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项目介绍

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和职业地位上升提供了机遇，然而，目前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制造了一系列的障碍，不利于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国内学术界和公共舆论对劳动力市场和职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关注逐渐增长。在国际社会分层研究领域，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近十年来的热点之一，有许多大型的国际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根据国内研究现状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及理论，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主持的“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分割与两性收入差距”项目自2006年以来，致力于研究研究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把握当前性别分层形态和特征的关键点，评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以期深入考察导致目前性别不平等上升和性别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探求社会政策干预方法，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的发展趋势，减缓其对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影响。

项目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包括分析已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的生活史访谈、对单位组织的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的访谈、个案深入访谈资料等，统计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和单位调查数据等。不同研究内容所选取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

二、成果报告

1　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李春玲研究员运用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测量出4个年代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认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除了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有所上升。此后在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性别隔离水平持续下降。在解读不同时期的职业性别隔离特征后，她指出职业性别隔离指数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女性劳动力向白领职业扩张。女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逐步上升，是导致女性向白领职业扩张的主要原因。预期白领职业中的女性比例还将提高。不过，2000年以来女性向白领职业领域的扩张似乎趋于停滞。与此同时，女性在白领职业领域遭遇到“玻璃天花板”效应，女性晋升到管理人员职位的比例远低于男性。另一方面，蓝领、半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持续维持，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但并未显现明显的女性化趋势。

2　两性收入差异及其变化趋势

根据改进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式，李春玲研究员判断经济改革以来收入性别差距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市场竞争机制(人力资本因素)和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因素)共同促成了收入别差距的拉大。改革初期阶段收入性别差距拉大主要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结果，但在目前阶段性别不平等是导致收入性别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领域的性别歧视更多地采取隐性的形式如分配性性别歧视、估价性别歧视。数据分析证实，职业性别隔离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在各个地区、各种领域和部门都普遍存在着对女性工作的价值低估现象。影响个人收入的关键性因素是教育水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教育水平以及其它的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还可能进一步增强。市场化与收入别差距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收入性别差距扩大，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有可能缩小收入性别差距。

3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模式

李春玲研究员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剖析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评估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的性别平等状况及影响因素。她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因素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教育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方面；教育水平对于女性的地位获得的作用更大，尤其表现在经济地位获得方面；工作年限和年龄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作用有所差异；女性的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4　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

社会学研究所石秀印研究员通过受雇和失业分割、行业和职业分割两个层面，阐述了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状，指出女性就业机会明显少于男性，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女性下岗失业的可能性也明显大于男性。他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家庭生命周期、女性人力资源积累、产业形态。企业雇主存在对已婚和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而婚姻和生育以及家务负担尤其是对农村户籍的打工妹产生了不利影响。目前女性劳动力的学历水平低于男性劳动力，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在工作以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专业技能培训)方面明显少于男性，因为机关单位领导和企业雇主不太愿意对女性员工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另外，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对女性就业还不是很有利。在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女性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而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局限了女性就业发展。为此他设计了解决女性就业不平等问题的两个路径。

5　工作场所的男女权威差异

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分配方面，石秀印研究员诠释了职务等级、职务类别、民主参与度、权力效能的性别不平等，指出领导职位主要是由男性控制，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大大低于男性，而且越是在实权部门，女性能够晋升到领导职位的几率越低。影响职场中性别权力不平等的因素分布在个人、家庭、社会三个领域：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男性以及女性的人力资本特性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男性；尽管家庭是男女两性共有的，但是男性的职务晋升所受家庭的影响较少；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致因，包括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性别刻板印象，掌控权力的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排斥和工作场所中“男性同盟”对女性员工的抵制，以及现存的制度设计和权力结构对女性职务晋升的不利影响。他还就如何才能改变权力关系的两性不平等提出设想。

6　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蒋永萍研究员解析了国家政策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她谈到与妇女就业率不断提高的国际趋势相反，在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就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妇女特别是城镇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结构重组和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将计划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与市场经济时期妇女就业政策体系相比较，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的替代在激发

经济活力的同时，给广大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成就了一批女社会精英。但在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界定和社会阶层等级秩序重新确立的过程中，男性阶层结构更趋向于橄榄型，女性阶层结构及社会经济等级结构更趋向于金字塔型。她呼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

7　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陈方教授汇报了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现状的研究进展。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就业，妇女逐渐变成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加剧了妇女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作为家庭成员，农村妇女是随户而不是作为社员进入合作社，男女两性在农业合作社内的资源分配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她依据从湖南、甘肃、四川等地实地考察得到的资料，从性别需求人手，借助妇女赋权框架，探讨农民合作组织内的农村妇女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通过资本、知识与技能、能力和选择权四个方面获取资源和支配资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从有利于妇女发展角度，陈述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困难，揭示造成困难的文化因素和政策因素，论述妇女赋权是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有效途径。

8　流动劳动力中的性别差异

中山大学罗忠勇博士以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珠三角地区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流动劳动力在职业获得和职业转变、工作权益获得、工作感受、集体维权意识和维权行动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他表示，这些性别差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性别隔离和资源与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男女流动劳动力在不同工种、企业和行业中的职业性别隔离进一步造成了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权益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流动劳动力在工作感受上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影响了男女在城市的地位获得和生存际遇，还会直接影响其在集体维权意识与维权行动方面的性别差异。他倡议相关的社会化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来争取女性流动劳动力就业的公平。

9　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

王献蜜就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石彤教授与她共同完成的性别歧视与女大学生就业研究成果做了发言。她对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概念进行界定，描述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认定标准和产生背景，评述就业性别歧视高层次化、显性的就业性别歧视隐性化、就业率存在性别差异、职业报酬的性别差距所反映的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现状，呈现其不利的社会影响。从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法律规范的缺失、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及其无社会性别意识、个人因素的制约等多层面分析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原因，最后提出一系列消除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建议。麦可思公司周凌波先生则分享了2008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性别差异数据。

10　高等教育机会与性别不平等

杨总结中国的男女教育水平和教育机会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女性比例仍处于中间偏低水平。高等教育系统中性别分布的数据差距显示不同层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机会、不同形式高等教育、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不同学科专业存在性别不平等，而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与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交互作用在不同层面上加剧了高等教育性别差距的裂变。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因有碍人力资本素质、结构、效率的性别平等而给女性就业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应当引导政府、非政府组织、高等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家长、学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共同参与并采取有效策略改善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

三、会议简评

篇5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引起劳动关系的深刻变革，使劳动关系呈现新的状况与特点。

1．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主体对象发生了变化，劳资格局已成趋势，多元化、复杂化特点显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独资或与非公资本合资，组成公司制企业。政府转变职能，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委托资本运营，原来企业(政府)与职工的关系，转变为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大量外资、港澳台资的引进和个私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国有中小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劳资结构在劳动关系中的比重日益扩大。就局部而言，一些地方职工的主体已经相对集中在非公企业。这些情况表明，劳资化格局已成趋势。与此同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给劳动关系带来了多元化、复杂化的局面。

2．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主体地位发生了变化，投资者主导劳动关系，劳动者被支配地位趋重。劳资格局的形成，单从资产占有的角度上讲，投资者在劳动关系矛盾运动中的主导地位被确立，劳动者被支配地位趋重。首先，企业资产归投资者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由投资者说了算，职工在企业的劳动(工作)受投资者支配；其二，企业选择用工和分配形式自主，劳动者选择职业和报酬自由。但事实上，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企业选择用工和分配形式空间较大，而劳动者选择就业和报酬的余地相对狭小，多数劳动者只能依附于企业；其三，企业违规行为还不能得到有效调控。

3．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主体利益发生了变化，劳动关系双方成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劳动关系的变革说到底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计划经济时期，职工就业由国家计划分配，其利益由国家通过计划级别工资和再分配实现，企业与职工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劳资格局的形成，使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矛盾更加突出。然而，投资者也好，劳动者也好，双方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企业的发展与效益，因此，投资者与劳动者同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必须相互依存，共担风险。

劳动关系的这些变化，是劳动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决定了劳动关系在总体相对平稳的基础上要经历一次阵痛的过程，这种阵痛将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和劳动关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减退。

劳动关系劳资化趋势并不改变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属性。我们要从劳动关系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研究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把握对策，推动劳动关系矛盾运动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是利益化趋势，这是劳动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的。劳动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劳动关系双方都从属于利益。投资者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其根本出路在于加强企业管理，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这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劳动者为获取最佳劳动报酬，必须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这也是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劳动关系的利益化趋势，决定了劳动关系双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

二是市场化趋势，这是劳动关系的市场属性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劳动力流向的自由度和空间扩大，双方都向低投入、高回报领域集聚。因此，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趋势，有利于促进资本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是契约化趋势，这是劳动关系的法律属性决定的。劳动关系的优化组合，单靠市场调节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立法和契约形式来规范和调节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契约化趋势，必然推动劳动关系的法制化建设。

篇6

关键词：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障碍；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2-0031-05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保护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海南省属于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南部沿海欠发达地区，但由于众多原因，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当前，在海南省建设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促进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针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失业共存的情况提出了“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托达罗认为，人口移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取决于迁移的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比较，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预期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1]换句话说，农民移入城市的决策是建立在获得较高收入和遭受长时间失业风险两者平衡上的。20世纪80年代后，O・斯塔克和E・布鲁姆等人对新古典理论模型的许多假设提出挑战，其主要观点是：迁移的决策并不是由孤立的个人而是家庭做出的，在决策过程中人们集体行动，不仅要求预期收益最大化，而且要使风险最小化。[2]

我国一些学者结合中国的特点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国力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基础上，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越活跃；另一方面就业机会多也会促进劳动力转移，而就业机会与当地就业结构进而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3]叶堂林等人提出了速度层次交流理论以及其影响因素。指出：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达程度的提高，居民的转移速度层次总体是提高的。城市居民转移的速度层次总体高于农村居民，而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转移速度层次高于欠发达地区。由此得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要大于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4]蔡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制度障碍，认为我国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虽然正在进行的改革放松了对劳动力转移的控制，但制度的障碍使得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体制改革在促进劳动力转移上更为重要。[5]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应该说以上几种理论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目前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二、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转移率逐步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720户农村住户样本数据调查初步推算，2006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58.3万人，转移率为20.8%，比2004年提高7.9个百分点(注：从现有公开的资料来看，有关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许多数字难于找到。因此，本文所列数字除注明来源的外，均根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720户农村住户样本数据采取比例测算办法推算得出。)。

1.转移劳动力以年轻成年子女为主，并呈逐年递增趋势。2006年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年龄分布更趋于年轻化，16-30年龄段的人群流动比例最大，占转移劳动力人数66.3%，比2005年增加3.9个百分点；其中21-30岁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占46.3%，比2005年增加5.1个百分点。劳动力转移的家庭普遍采取的是户主在家务农，其子女在外打工的模式。

2.转移的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受过专业培训的人数比例较小。根据海南调查总队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6年海南省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转移劳动力占总转移劳动力的75%左右，高中程度的约占22%，而大专及以上的占不到3%，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此外，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中受专业培训人员占18.5%，远低于我国发达地区的水平。

3.转移的劳动力就业范围较狭窄。2006年，96.5%的转移劳动力选择在非农产业就业。其中，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约占14%，九成集中于建筑业和制造业；第三产业就业劳动力占82.5%，近一半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总体来看，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从事传统的第三产业，他们较低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极大地限制了其工作的种类。

4.农村劳动力转移以省内流动为主，省外吸收转移农村劳动力增长加快。据测算，2006年海南省本地市县域内转移农村劳动力23.8万人，比2003年增加3万人，年均增长4.6%，占全部转移劳动力40.7%；省内跨市县转移农村劳动力25.3万人，年均增长38.4%，占全部转移劳动力43.5%，主要集中在海口和三亚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外省吸收转移农村劳动力9.2万人，年均增长73.9%，特别是我国东部地区，吸收海南省转移农村劳动力8.9万人，年均增长79.4%。由此可见，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外省转移发展形势良好，但总体流动仍以岛内为主。

5.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性水平较低。海南省转移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亲属介绍，政府和中介组织介绍外出相对较少。据测算，2006年在外出务工的人员中，由亲属介绍外出的约有15.4万，占转移劳动力总人数的26.4%；而由中介和政府组织介绍出去的约3万人，占5.1%。由此可见，农民外出务工盲目性大、效仿性强，往往是亲戚朋友中有一人成功了，其他人也就跟着跃跃欲试。

6.省外务工收入增长快于省内务工收入增长。2006年，外出务工人均收入8251元，比2003年增加2076元，年均增长10.1%。其中，省外务工人均收入12163元，比2003年增加4670元，年均增长17.5%，东部地区成为省外务工人员收入的主要来源；省内外出务工人均收入6823元，比2003年增加891元，年均增长4.8%。全省人均务工收入基本保持小幅增长，省外务工人员收入要普遍高于省内务工人员的收入，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7.外出务工人员支出结构较为稳定，食品、交通通讯费是主要支出项目。据测算，海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和交通通讯费用约占60%，是主要的支出项目。生产性开支中，办理各种手续支出费用总体在增长，但旅费支出仍占主体，特别是对跨省转移的劳动力，这一项费用占生产性开支的75%-85%。总体来说，外出务工人员人均费用支出逐年上升，但支出结构变化不大，消费项目多集中在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品上，而对医疗保健等消费品支出较少(占生活消费支出4%左右)。

三、海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及成因

1.独特的海岛心态，强烈的本土意识。海南岛是我国孤悬海外的大陆离岛，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在海南优越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繁衍出人们的惰性心理、闲适心理和恋乡心理，不少农民思想保守，地方观念、乡土观念较重，缺乏商品经济意识。这些心理特质在人们行为上表现为安于现状、贪图休闲，缺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时，目前仍有少数基层干部对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开展“打工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工作目标不明确，措施不够具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工作。

2.农村教育资源投入不足，教学内容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首先，海南省部分市县财政是“吃饭财政”，教育经费往往成了被挤压的对象，这导致许多地区的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其次，由于长期较为封闭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农民做事方法简单直接，重视当下效益。我国传统的九年义务教学模式无法使学生学成出来直接将知识转化为生产技能，农民投入大量金钱及时间成本但看不到现时的收益，这就无形中挫伤了他们继续送子女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因此，技能培训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极为重要的出路，但省内职业培训水平不高，覆盖面不广，2006年全省接受职业培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仅占18.5%，这影响了农民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也制约了转移劳动力的竞争力。

3.海南省内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发展战略不利剩余劳动力的吸收。首先，海南省二、三产业规模较小，2006年海南二、三产业增加值为593.82亿元，占GDP的66.4%，比全国平均水平87.4%低21个百分点；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62.6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4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2个百分点。[6]较小的产业规模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其次，自海南省实施“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战略后，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造纸、医药等几大新兴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轻工及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相对下降。海南工业格局的改变使得相同经济增长量下创造的就业岗位较少且需求的劳动力多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因此不利于大量较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再次，海南省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等基本省情上的。[7]传统的第三产业领域如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占主导地位，结构性不合理和增长速度滞后等突出矛盾制约了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4.外省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大。海南省农村劳动力省外转移集中在珠三角一带，近几年来由于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生产技术成本的压力加大，珠三角经济的转型迫在眉睫。广东“十一五”规划就明确提出把招商引资的重点从资源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技术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主要产业、重化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是一个挑战。况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大量的城市下岗工人。以广东为例，每年的失业工人近40万。但与此同时，广东省各级政府也把主要的精力和资金放在了对劳动力培训方面，广东工商局也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做好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因此海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的就业竞争增大，就业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5.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劳动力供求信息交流受阻。目前，海南省劳动力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真正意义上广泛覆盖全省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还未建立，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给海南省当前就业服务部门造成过大压力，工作效率难以提高，与现代市场就业机制严重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法制化程度较低，政府依据法律对其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还有待提高。二是劳动力市场信息不通畅。海南省就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滞缓，由于经费不足和缺乏足够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建设和维护，不仅劳动力供求信息难以及时有效地传递对接，而且所能提供的信息量较小。大量乡镇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薄弱，有些地方根本没有信息网络系统，农民获取就业信息的搜寻成本较大。

6.管理体制不健全，配套保障机制不到位。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海南省转移的劳动力当中，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仅占全部转移农村劳动力的8.8%，参加劳动保险仅为6.0%。其中，省外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自我保护意识强于省内转移农村劳动力，省外务工人员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占省外务工人员的32.5%，参加劳动保险为24.7%；省内跨市县域转移农村劳动力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仅为7.1%，参加劳动保险仅为3.8%；市县域内转移农村劳动力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仅为1.5%，参加劳动保险仅为1.0%。这一方面反映农民普遍自我维权意识较低，对社会保障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海南省就业市场不够规范，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和有关部门落实力度不强。

四、加快海南省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对策建议

1.促进政府推动力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内生力的有效对接。劳动力转移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的配合和努力。目前海南省的状况是一方面政府推进力度不断加大，但农民反映普遍冷淡，劳动力转移政策遭遇上面热、下面冷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通过自发途径的无序转移，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增加了难度。两方力量汇集不到一起，其单方发挥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或抵消，有时甚至引起结果的变异。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推进式”向“内生式”转变。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更新观念。宣传的力度不再以挂标语的多少来衡量，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向农民宣传展示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客观性和必要性，引导农民消除落后保守的“小农”思想和对劳动力转移的消极情绪，进一步树立起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心理。同时，根据农民具有的较强效仿心理，在每个乡镇或村委会树立几位就业和创业的成功典范，发挥示范效应。二是落实政策与政策支持相结合。要加大落实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见》(琼府(2005)33号)的力度，文件中提出的二十四条意见，可具体分解细化到各市、县以及相关单位落实，明确责任。同时，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和实施办法，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农村、融入城镇，支持“打工经济”。

2.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密切相关，但问题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教育形式以提高教育投入的效率。针对海南省教育经费紧张、师资整体素质不高、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情况，笔者认为在全力保证全省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教学安排应有前瞻性，合理搭配教学资源以适应短、中期劳动市场的需要，教学内容应涵盖从职业搜寻到就业保障的整个过程。

3.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建设。海南县域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与全国发达县(市)相比差距非常明显。海南省要推动全省经济更好更快地协调发展，就要搞好搞活县域经济，这样能有效减少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心理成本和旅途成本，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省内城乡间的有序流动。具体应做到：一是要以战略眼光对各县(市)进行市场定位，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如提倡一村一品、乡(镇)支柱产业、县(市)特色产业等，培育发展当地果业、种植业或畜牧业等优势特色农产品、特色农业以及特色海洋渔业。二是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农村小城镇是城乡结合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要重点抓好县城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并选择有特色产业为依托、有发展潜力的部分建制镇适当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使之逐步形成特色产业聚集地，加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4.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多条渠道吸收剩余劳动力。政府疏通城乡劳动就业渠道并不意味着光集中精力减少流动障碍，而是要合理兼顾人口流动的引导和调控，统筹规划，将剩余劳动力疏散到不同目标地域。首先，海南要充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大力支持农产品的深加工。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输出的重要前提是农业的进步，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村社会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发展一批产业关联大、精加工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特别是要加大农产品加工业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力度，提高农业产品的加工附加值和综合效益。其次要尽快整合海南的旅游资源，树立多种具有热带海岛特色和生态特色、高文化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品牌旅游产品。再次，充分利用“9+2”等经济区域优势，根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有关精神，加强劳务合作，促进劳动力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从以上分析得知，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向可以是，通过发展本地特色农业消化20%左右，发展非农产业(制造业、旅游业等)吸纳50%左右，省外打工输出30%左右。

5.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建立畅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共享平台。目前，省内各级政府已采取措施有计划地组织和指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但由于缺乏全面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和系统的市场信息支撑，效果不够理想。因此政府应致力于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系统，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据库，建立劳动力供求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定期制度，建立健全农民工回访制度和跟踪服务体系，提高海南省劳动力市场信息化水平。同时，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与职业学校和其它培训机构密切合作，使之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发展最新动态，提升专业技能和实践教学的能力。

6.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健全的制度是劳动力市场顺利运行的保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这是农村劳动力有序可持续转移的基础。政府有关部门应结合省情，严格依据《劳动法》有关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规定尽快出台相应法规，规范劳动力转移相关操作，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要逐步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民工子女异地入学、住房等方面创造良好环境。严格把关招工企业的福利保障制度标准，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要及时通告，及时依法严肃处理；加强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政府间的合作，为农民工维权活动开辟多条“绿色通道”；提高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提升解决劳资纠纷的业务能力；加大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思想培训工作，帮助其树立必要的维权意识。

参考文献：

[1][3] 尹继东.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 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叶堂林，王红林，张考考.速度层次交流理论及其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应用[J].经济与管理，2004，(12).

[5] 蔡.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4).

篇7

失业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传统失业理论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长期内平均失业的决定因素问题，中心问题是研究市场确实无法出清，以及失业的原因及结果，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工人和工作相互匹配的过程中出现的不重要的摩擦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经济的非瓦尔拉斯特征的结果；二是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周期，认为劳动力市场的非瓦尔拉斯特征是劳动力市场周期的关键。如果瓦尔拉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失业，则失业的工人会立即压低工资直至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当工人异质性和工作的异质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时，每个工人和工作应该被看做独特的，就业过程是通过一个复杂的搜寻匹配过程进行的。

针对后一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就业政策的调整来缓解失业问题。如Willams认为可以通过如推行有利减少失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供劳动市场信息，扩大公共就业等手段缓解失业问题。Sherraden根据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源于市场失调，提出针对摩擦性失业采取制订匹配工人和岗位的政策，针对结构性失业采取培训工人的政策，针对周期性失业，采取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政策。Mortensen以及nssarides的研究构建了一些模型来研究就业政策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双向匹配的过程，失业是由于非完全信息、流动成本和市场的异质性造成的。就业政策通过补贴等方式可以增加新创造工作合同的数量。这些研究虽然对解决商业周期下的就业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对就业政策是通过何种路径来对冲击做出反应的分析以及对策研究。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受到出口需求大幅减少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加剧。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增加，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力人口存量大。近一个时期正值我国劳动力人口增加的高峰期，平均年增加约1500万人，给就业带来较大的困难；二是农民工就业问题突出。2009年初约2000万人需要重新寻找工作；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据有关部门测算，不考虑2009年新增的611万大学毕业生，历年积累的就有近1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减少，据对5个省15个城市513家企业的持续监测显示，2009年3月份企业岗位累计增减相抵为净减，3月底减幅达5.3%。在这一背景下，失业问题受到日益关注。因此，如何依据现实基础，调整公共就业政策，缓解就业压力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公共就业政策的现实基础

公共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依据一定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它们决定了公共就业政策的规模、范围和效果。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公共就业政策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1.具有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制度基础

我国的就业制度是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相伴而生的。我国传统的就业制度是以城乡劳动力分割、城市就业统包统配、低工资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它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并与国家确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相对应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劳动力市场价格逐步成为反映劳动力供求变化和引导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工具。我国开始以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新型的就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企业依据《劳动法》可以自主用人，劳动者可以自主择业，企业用人机制更加灵活。在工资分配上，国家从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工资形成市场机制逐步发展，工资成为反映劳动力供求状况、引导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杠杆。同时，与就业制度变迁相适应，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体系。

2.具有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等较完备的物质基础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为求职者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并为就业困难群众提供就业援助，包括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培训和公益岗位开发。越来越多的国家依靠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作为政府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调节政策的载体来解决失业问题。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作为公共就业政策的载体，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具有降低经济周期对就业的影响的功能；二是可以减少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不平衡；三是具有改善一般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四是具有增强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功能；五是可以支持弱势群体或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求职者就业。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发展到今天，我国的各城市和区县基本设立了综合性的公共就业服务场所，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功能比较完善的一站式就业服务。到2005年底，全国县区以上公共职业介绍机构3860个，工作人员2.7万人。全国98%的街道和70%的乡镇设立了劳动保障工作机构，89%的社区配备了专职的劳动保障工作人员。街道、乡镇和社区劳动保障工作人员共有17万人，构成了实施公共就业政策的主要载体。

三、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公共就业政策面临的挑战

1.出口冲击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贸易伙伴需求萎缩，我国进出口出现收缩趋势。海关统计显示，2009年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4287亿美元，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2455亿美元，下降19.7%；进口1832亿美元，下降30.9%。由于在我国近年的就业增长中，外向型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国外贸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和欧盟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对我国产品的总需求由持续高增长转为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出口下降直接和较大地影响到我国的就业。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和产业部门受到影响较大，这些企业和部门的就业弹性较高，因此对就业的影响较大。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出口占全国的1／3，外向型程度较高。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占制造业很大比例，行业的利润率较低，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在出口冲击下，广东加工贸易企业拉动的新增就业人数从2005年的76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43万人，减少了33万人。从行业来看，纺织、服装、塑料制品等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明显冲击。同时，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也面临就业需求下降的压力。

2.外资增幅减少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就业量究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还是停留在较低水平上，也就是国民收入是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均衡还是在较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我国是全球吸收FDI投资最大的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继续进行投资。同时，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也减少了投资者的盈利预期，从而减弱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在外部订单减少的影响下，很多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甚至倒闭的威胁，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从而加剧了就业问题。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52家，同比下降27.5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4.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29%。但11月份当月统计显示，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16家，同比下降38.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22亿美元，同比下降36.52%。

3.经济增速放缓

就业机会的创造，取决于诸多结构性变量，但在我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一直是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变量。一般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长。一方面，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经济增长与劳动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劳动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中，投资对于消除失业具有重大的作用。在经济增速与就业率的关系上，各国的经验证明，经济高速增长会降低失业率，而经济低速增长仍然会使失业率上升。由于经济周期因素和世界经济危机因素的共同影响，自2008年10月份以后全国工业生产增速陡然大幅下滑，月度落差最大达3.2个百分点之多。由于工业经济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最高，预计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将比2008年下降，并对我国就业产生了较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二是企业用工需求出现下滑；三是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

4.经济周期调整

在本轮经济增长中，2007年处于我国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波峰，2008年上半年在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下，经济增长处于下行态势。经济周期调整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在劳动力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过低，对劳动力需求就少，形成周期性失业。而且，存在周期性失业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处于非均衡状态，一些愿意工作的求职者无业可就。受经济周期调整的影响，今后2-3年内的经济减速将对城镇总体就业形势产生较大的影响。对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如大学毕业生就业会产生挤压。对于部分倒闭的制造企业而言，由于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是不吻合的，求职者找不到与自己技能相符合的工作，寻找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延长，从而在加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压力的同时，会加剧失业问题。

四、我国公共就业政策的调整方向与改进策略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达到一种供求平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与周期性失业并存。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造成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我国政府需要调整公共就业政策向积极的公共就业政策转变。在危机下，推动积极的就业政策已经成为欧美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识。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基础，公共投入集中用于提高职业咨询、就业培训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从各国实践来看，与消极的就业政策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失业保障和养老金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同，各国在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并增强职能，在缓解失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具体来看，我国公共就业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变：

1.完善公共就业机构与体系建设

完善公共就业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管理失业人员的福利并提高求职者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为此，政府需要一方面改善涵盖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培训和公益岗位开发的公共职业服务机构；另一方面要延伸服务网络，延伸到各街道和社区，形成以社区服务为主的基层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并促进各种形式的服务机构的共同发展，以实现提高就业率的目标。在运行机制的调整上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共就业服务组织机构需要在雇主和求职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渠道，主要的标准是雇主与求职者之间能够进行方便和有效的沟通，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建立能够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灵活的协调机制，也就是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调整。针对不同群体调整服务的方式和重点，如在下岗职工比例大的时候，提供更有效的职业培训服务，有利于职工的再就业；“4050人员”比例大的时候，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岗位和新的就业岗位开发计划。

2.改善就业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在公共就业政策中，就业培训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现阶段，就业培训除主要为失业人员提供岗位技能培训，还为就业人员提供培训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在就业培训，内容上，强化实用技能、职业资格技能和创业培训；在培训方式上，采取实地实习的方式，将黑板讲授和专家咨询案例分析相结合，并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和求职者的需求，来及时调整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3.为新增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岗位和培训

为新增劳动力提供的项目包括为新失业青年提供的就业咨询、求职培训和为应届毕业生提供的技能培训。为毕业生提供的求职培训，主要是帮助毕业生完成从学校向工作岗位的过渡。当前，从城市就业人员结构来看，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与其他求职者相比，农民工在就业方面表现出工作持续时间短、流动性大等特点。公共就业机构可以通过信息交流和等形式，引导农民工的有序流动，减少农民工中长期失业的比例，以提高我国就业的整体水平。当然由于公共就业机构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长期失业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国家财政来负担，所以在考虑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需要考虑费用的合理分担。

篇8

农村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来自农业的收入持续下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农业与农村以外转移。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农业比较效益低和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最主要动因。62％的外出者是因为农业的比较效益低，想外出多挣些钱；26.4％的劳动力是因为家中人多地少无活可干而外出。目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农村劳动力总量还在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和转移难度越来越大。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渐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林牧渔业所需劳动力规模还将进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业压力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转移空间越来越小。

第三，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职业适应能力差。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素质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在行业选择上的局限性。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大多数从事的是简单劳动。当前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的步伐加快，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素质较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很难适应这一变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会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国城市中低级劳动力市场竞争过度，高级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这也给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增加了难度。

第四，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视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

对于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走了一条非均衡式的发展道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采取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这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剥夺，城乡间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显。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国建立了森严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将户口与就业、福利等挂钩。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实行“大包大揽”和低价补贴政策，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福利则由农民自行解决。这种二元经济政策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大量的农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农民的全面贫困。改革开放后，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现象，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有人认为，农民进城打工抢了城市劳动力的“饭碗”。

许多地方还出台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辞退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将其岗位转让给本地劳动力；收费，即向雇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或外来人口个人征收就业管理费、就业调节金、暂住人口管理费，以用于下岗工人安置的相关经费；限制，即限定外来劳动力进入的行业或岗位。实际上，这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怀疑的。首先，这种通过“腾笼换鸟”政策腾出来的岗位，本地劳动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没有经过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职业技能普遍较低，无法胜任城市工业的某些现代化劳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一些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工作。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全整合。

二、农村就业制约因素

对于农村就业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讨：（1）对于我国农村就业的特点、范围、趋势、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失业、农村贫困、农村和城镇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压力等；（2）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村就业的影响；（3）对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和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对工作数量和收入减少的估计；（4）农村就业中的性别问题；（5）农村就业的政策框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中介服务组织发展还很不平衡。已经建立的中介组织，特别是乡镇级的服务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统

一、信息畅通、运作规范的中介服务网络。从劳动力转移的渠道看，通过劳动力中介机构的占少数，多数属自找门路、自行外出，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较大。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进一步转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素质偏低。目前已经转移的都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而仍滞留于第一产业、难于实现转移的劳动力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低，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不多。三是农村滞留劳动力进取意识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识较强。

2、转移空间的制约。首先，乡镇企业吸纳能力的减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一批乡镇企业倒闭了，一批好的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趋于绝对饱和和相对短缺。其次，城市容纳有限。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队伍不断扩大，新增劳动力加速，对农民工产生“排挤”。再次，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减弱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功能。

3、配套政策滞后的制约。首先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放弃土地、脱离农村的农民工进城后得不到与城市人一样的医保、养保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使转移劳动力还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成为离农不离土的兼职农民。第二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组织农民开展土地流转，从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农民不能成为规模经营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因土地的牵制而成为兼业农民。第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一部分想脱离农村、扎根城市的农民，因为户口不能解决，而导致住房、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四是缺少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上的扶持，使农民出国、进城务工支付过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

1、逐步打破城乡壁垒，取消各种歧视性政策。传统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之间明显的经济势差和社会势差，劳动力市场中也出现了很多歧视性就业政策，最终影响城市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对其实施深度改革。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则逐步推进。在这一渐进过程中，关键在于社会总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农业部门吸纳一个劳动力，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的资本投入。同时，应当逐步打破各种行业壁垒和区域分割的局面，使农民能够逐步进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从业的行业，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

2、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政府对劳动力的调控应从仅由面对城镇就业，扩大到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全体劳动者就业，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把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1）加强各地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业率作为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要加快各级政府在提高再就业率、采取再就业措施方面的法律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控制失业率、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摆在优先位置。政府部门应成立对农村劳动力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部门，建立一套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法律和政策体系，包括防止就业歧视、保护平等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打击欺诈行为、消除市场障碍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为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地运行创造环境和条件。同时，依据政策法规和劳动合同，开展争议仲裁处理和劳动监察工作。还应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信息沟通不畅的局面，由各级政府牵头，以劳动主管部门为主，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组建区域性或省级统一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

（2）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尽量依靠法制调控劳动力市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要以国家现行法规《劳动法》为“龙头法”，通过制定就业促进法、职业介绍法等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包括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为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应当完善劳动争议、劳动仲裁、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动用劳动监察手段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督，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以便保护企业和劳动者择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正常发育和运行。

（3）建立完善的劳动监测指标体系。把农村的失业率、工资增长率、工资结构、劳动关系紧张程度等作为监测内容。同时，建立统计监测制度、联络员制度和信息反馈系统、监测预警系统及综合调度系统，逐步实现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监测预警。

（4）改革工资体系。除国家公务员外，其他就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应由企业、部门在国家法规框架内自行制定，让工资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劳动力资源的地区和行业配置，通过弹性工资计划、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企业工资监督检查制度等措施，加强对工资发放的宏观调控。通过深化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劳动者的素质和所承担的任务，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工资标准，使工资水平基本反映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从而发挥工资对劳动者就业方面的调节作用。

篇9

关键词：退休人力资本性别

我国退休制度的建立可追溯至1978年，除对特殊人群有不同规定外，基本沿用至今。根据国发〔1978〕104 号文件规定的男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工人50岁退休。除此之外，特殊工种男性55岁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50岁退休，女性均为45岁退休。对于骨干专家和高级专家退休年龄适当放宽，通常比法定退休年龄晚五年退休。

但是，从人力资本视角来看，现行退休政策确有调整的必要，本文将从现行退休政策对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性别差异、国际惯例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现行退休政策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

现行退休政策可能造成人力资本存量的浪费，造成人力资本总量的下降。在我国，0-14岁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占比27.7%下降到2010年的16.6%，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相反，老年人口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由1990年的5.6%上升到2010年的8.9%。在总人口中，0-14岁代表新生力量，而65岁以上人口代表需要赡养的人口。当前的生育政策下，我国15岁以下人口持续下降，并且速度越来越快。这一现象带来的隐患是，当前劳动力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时，将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补充;此外，这部分人的养老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同时，这种人口构成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总体人力资本水平会有很大的影响。老年人因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不直接参与生产，因此，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较低，从而使我国总人力资本可能下降。

二、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有反向抑制作用

在现行退休政策下，法定退休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基本不相关。这意味着，尽管高学历人口人力资本投资较多，但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服务时间却相对较短。人力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时间非常不匹配，从人力资本的投资来看，投资期长而获益期短，会抑制个体教育投资尤其高学历投资的积极性。

理性的劳动者会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做出教育投资的决策时，需要对教育投资成本与预期未来收益的现值进行比较：如果收益超过成本，劳动者有动力进行教育投资，反之就不愿意进行投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投资者只有减少教育投资成本才能使效用达到最大。因此，劳动时间越短劳动者越不愿意进行教育投资。可以看出，强制统一的退休年龄过早将人力资本较高的人逐出市场，造成高学历人口的人力资本市场价值发挥时间过短，从而难以实现其全部价值。

三、现行退休政策对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

现行退休政策忽略了人力资本质量的变化。退休年龄的确定应该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当前国民经济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人均寿命也大幅延长：1982年为67.77岁，到2000年平均提高了近4岁，2010年已达到74.83岁 ;同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由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0年的8.42年。1982年以来，我国初中教育水平的人口增长最快：高中教育水平和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从1982年到2009年增长了15倍，增长速度非常快。

一般认为，教育、健康、工作经验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的变量，它们在不同方面代表了个体的工作能力，他们对就业往往具有有正向作用。但是，从1982年以来，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平均寿命都在增加，而工作年限一直在减少。其原因在于，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退休生涯时间的延长对工作时间形成了挤压。伴随着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均寿命的增长，工作时间占比将会在生命周期中越来越小。如果考虑不同受教育程度个体的人力资本差异，则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工作年限的挤压越严重，人力资本发挥的作用越小。

四、现行退休政策忽视了人力资本性别差距的缩小

最初规定了男女差异化的退休年龄，一方面是考虑到男女生理条件不同，另一方面，相对男性，一般认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较少，从事简单劳动、非技术性劳动和低职务工作的人数较多，劳动效率较低（潘锦棠，2002）。实际上，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整体劳动条件已大大改善，对体力劳动的要求已大大降低。同时，女性接受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从1985年到2009年，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幅度比男性更大。总体来看，与男性相比，女性未上过学的人口数的减少速度明显更快，在高等教育中性别差异也已大幅降低。到2010年，本专科的女大学生占大学生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9.8%以上，硕士生中的女生占比已经达到了48%以上 。这使得男性和女性的人力资本性别差距不断缩小。

五、与国际通行作法不同

从国际范围来看，退休年龄往往需要根据经济、社会、人口等的发展变化作相应的调整。当前，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趋势，相当一部分国家将法定退休年龄往后推移。从1983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退休年龄都在向后推迟，以此缓解老龄化造成的社会压力。2010年，OECD成员国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62.9岁，到2050年将延长至64.6岁。例如，1935年美国政府规定男女65岁同龄退休，但后来退休年龄一直在60-70岁之间调整，最新规定是到2024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67岁;德国政府取消了其在1992年规定的男子工龄满35年、女子工龄满30年可以退休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从2012年起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逐步提高到67岁。潘锦堂（2003）的研究发现，但老龄化国家的男女平均退休年龄比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通常高4 岁左右，退休年龄与人口预期寿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制度上，弹性退休制度是相当一部分国家的选择，如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典、日本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现行退休政策没有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将不同劳动者进行区分，忽略了劳动者的退休意愿是存在差异的，也没有看到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在人力资本和劳动效率上的差距正在缩小。因此，我们有必要适时调整现行退休政策，同时，其他国家对退休年龄的调整可以为我国改变退休政策提供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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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抢走了你的工作，是你太笨了吗？不是，问题恰恰在于你太聪明了。

如果这听上去很荒谬，那么我给你引用一下联合资金管理机构最新的研究成果吧。该成果表明，制造业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正迅速地消失。这背后的事实是没有人抢走了工作，而是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正吞噬着工作机会。令人震惊的是，制造业工作消失的速度，没有比中国更快的了。这是因为制造业正在重蹈农业之路，积极参与其中的人越来越少，我们正逐步走向全球化和信息化。

联合资金管理机构的这项研究发现自1995年到2002年，中国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了1600万个。据该机构首席研究专家乔・卡尔森的观点，1995年到2002年间，中国28个行业都丧失了部分工作机会……只有服装和电子通讯设备业的就业机会自1999年后有增长。中国制造业工作机会骤减主要是由我们耳熟能详的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被关闭所造成的。事实上，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2/3。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展开了一些调研，以下是报告的部分内容：

过去20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重大变化，随着国有企业总体规模缩小，私有经济日益重要，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力市场也慢慢出现。同时，农村劳动就业增长放慢，农民到经济相对活跃的沿海省份打工。

尽管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剩余劳动力规模仍然很可观，在农村约有1亿5千万，在国企约有1010万。今后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加入WTO后，如何吸收剩余劳动力，创造有效的工作机会。该报告估计如果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7%，就业弹性为0.1（根据历史经验水平），那么在国企改革结束前，今后的3到4年内，失业率会翻倍达到10%。这种压力会因经济的强劲增长而减轻，尤其是私有经济和最近几年曾创造了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的发展。

尽管城市化趋势很强，中国的人口大多是农村人口，据2000年人口调查数据，中国的农村人口占60%，而20年前是80%。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放缓了，每年增长不到1%，劳动力的增长却因工作适龄人口的增长而快于人口增长，约为每年1%。自1990年以来，工作机会的增加主要在城市，城市地区每年就业增长率为3%。尽管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到2001年其就业人数缩减一半，仅为4000万人。

1995年以来，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也急剧下降，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就业丧失远多于被抵消的，尽管（1）到2001年为止的过去6年里，私有经济部分（包括外资企业）就业增长，创造了4700多万个工作机会；（2）同期增长了未经说明的7500万个工作机会。后者似乎归功于非正式产业（例如街头小贩、建筑工地工人和家政服务等），它很难被统计数据所涵盖。过去5到6年内，大多数工作机会来自于服务行业和沿海省市，尤其是私营经济（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繁荣的福建、广东、山东和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