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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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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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化经济；劳动力市场；经济；社会

数字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的商务模式，数字化是信息社会的技术基础。数字化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字化经济带来了电子商务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所以有必要研究适应数字化经济变化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便提升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和促进就业，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数字化经济的产生

数字化经济，是指在计算机、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下的一种经济形式。数字化经济，实质是指一个经济系统，并且在这个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地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根本变化。数字化经济同时也是一个信息和技术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数字化经济还包括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是指应用计算机、网络及通信设备等，来实现政府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整合与优化。电子商务是指利用微电脑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进行的商务活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也会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主要包括三种：新增劳动力、失业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图1所示，2002年第1季度，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约有3320740名求职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岗位，到2010年第4季度，这一数据增加到8700720，增长了158 %，这充分说明，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中国劳动力配置的重要途径。

（一）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传统产业诸如工业、农业的就业需求大量减少，而第三产业的就业需求却大量增加，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已成为国家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近700万。

（二）大学生就业困难

2013年上半年中国有6.7万家民营企业倒闭。201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三）新兴产业高技能岗位人才缺乏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新技术高科技人才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有8.4亿左右，其中90%以上的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人力资本，也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新兴产业人才严重欠缺，高技能岗位人才尤其匮乏。

三、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变革，必将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变，这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主要包括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作方式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变化。数字化经济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冲击。

（一）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

数字化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大量应用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改变了劳动活动过程中生产工具与劳动力结合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使劳动力市场在数字化经济技术下进行的，这样就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影响。

（二）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数字化经济带来了新服务和新产品需求，导致市场供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就引起了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最终将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四、国外劳动力市场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数字化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人力资源在全球的流动。数字化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中大量普及，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和经济产出以数字化形式出现，工作实际活动场所的作用逐渐弱化，虚拟工作场景和远程作业模式却随之出现。根据世界薪酬协会统计，2001～2008年美国从事远程作业的人数迅速增大，如图2所示。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在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大量运用，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一）新的工作模式出现

数字化网络技术变革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作为21世纪的新作业模式的远程就业在中国也已经开始出现了。

（二）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增加

美国在数字化经济进程中，通过有效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远程就业，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配置效率，通过开展职业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同时积极引进国际人才以保持科技竞争力，进而形成了“产出人才、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体系。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

五、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整策略和建议

面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这些新变化，只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调节是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的，我们需要采取更加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劳动力市场策略，发挥其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能效。

（一）建立互联网服务就业平台

互联网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技术传递的成本。为了使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更加匹配，我们可以构建就业服务网络平台，搭建劳动力供需信息交流平台，使求职者可以通过网络有效获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从而降低劳动力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信息技术沟通成本。我国的网络化就业平台可以包括“岗位信息网”、“技术培训网”和“工作交易所”这三个基本信息库，进而形成“岗位匹配、职业引导及技能培训”三位一体的综合就业平台模式。

（二）实施提高技能的职业培训计划

随着网络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新岗位及新工作模式需要具有大量的知识技能，因此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大量高素质人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了阻碍中国网络数字化经济及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以提高技能为重点的职业培训计划，发展以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的职业教育，通过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改善其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加速中国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训，确保网络数字化经济的稳定顺利转型。

（三）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要适应数字化经济的发展，针对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形势，设定当代大学的使命和目标，改进和优化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制订符合国情和学校情况的人才招生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设定切合实际的人才培养目标，设置合理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开发学生的第二课堂，加大实训实践课的教学，产学研结合提高人才培养的实际能力，办中国特色的品质大学，培养高素质的特色学生，提高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适应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四）制定有利于引进人才的人才发展政策

数字化经济加速了全球化经济发展，加速了人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步伐。我们要制定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优化人才引进的机制，改善人才引进的环境，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大幅度地吸引和引进国外优秀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以弥补国内对STEM领域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匮乏。同时，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完善人才成长的职业规划，改善人才成长的环境，加快人才培养的力度和步伐，吸引和引进人才的同时留住和培养人才，促进人才的更快成长，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减小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网络数字化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带来电子商务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带来了更加敏捷迅速的就业模式，延扩了劳动力市场匹配的虚拟空间，进而引发了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现状，针对数字化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且学习了国外劳动力市场的经验，提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适应网络数字化经济变化的方案和策略，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并以此来促进就业，努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信息技术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和谐的数字科普环境，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势，开展数字科普学术交流，推进“数字北京”，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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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zuhiro Kurose. The dynamics of the labour marke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peed of demand satur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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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制于我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不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因此，要通过进一步消除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积极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一体化  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安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积极推进安徽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对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对安徽城乡经济和谐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我省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1.发育程度不平衡

        受我国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政策等的影响，我省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不平衡。农村劳动力市场数量少，规模小，管理落后；相比之城市劳动力市场则要完善得多，各地市都有比较正规的、固定的劳动力市场，也有临时性的、政府组织的大型的劳动力市场，市场组织相对较多；市场供求信息传播速度相对较快且渠道多。

        2.就业机会不平等

        第一，城乡劳动者在各地域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的机会不同。我省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其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供给，使大量的劳动者无法在本土获得就业岗位。而城镇劳动力市场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要多，城市劳动者比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

        第二，城乡劳动者在同一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不同。这里是指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首先，因主观原因使就业机会不同。从全省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看，对劳动力素质有要求的都在90%以上，其中，大多要求劳动者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2006年全省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占2.6%；小学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他们中的大多数又缺乏熟练的劳动技能,因此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次，因客观原因使就业机会不同。一方面在现有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全省各市基本都有对城市就业困难群体和下岗人员的帮扶政策和措施。这样，使来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者与他们的就业机会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和城镇为保证就业率而对进城务工或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村劳动者所制定的种种限制政策,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

        3. 就业服务体系发展不平衡

        第一，在信息网络建设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严重滞后。信息传播速度慢且渠道窄，一些偏远的农村根本无信息网络系统，严重影响了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全省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近几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信息传播面和信息传播速度都要优于农村市场。 

        第二，在就业服务组织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和就业服务组织严重缺乏。从全省外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看，大多处于自发、无序、零散的状态，缺乏集体组织，少有政府引导。此外在劳动力市场信息收集、就业指导和咨询、推荐岗位、协助劳资双方签订就业合同等方面提供服务的组织及劳动关系协调组织严重缺乏，即使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也缺乏专门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服务的机构，从而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现阶段在我省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农民工资性收入由1995年占农民人均收入比重的11.62％提高到2008年的30.11％ 。从目前的状况看由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一是使在城市的农民工多处在低工资的部门。调查显示，2008年全省转移到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三个行业的劳动力占全省转移劳动力的67.6％，大都从事简单劳动；二是使他们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三是使农村劳动力不能顺畅地向城市、向正规部门流动，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必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2.不利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先进文化在农村的传播 

        第一，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约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一方面，我省转移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低、工资低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使大多数农民工无时间也无能力自己出钱去参加培训；再加上岗位对技术的要求比较低，也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培训，从而使他们自身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不能有效提高。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向技术水平要求高的部门和正规部门流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村劳动力不能自由地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影响了他们对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制约了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在农村的传播。

        第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不能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训，职业技能不能迅速提高。在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政府举办的培训的服务对象是城镇劳动者而不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农民工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虽然我省2007年颁布了《安徽省农民工技能培训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对农民工技能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对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补助资金相对较少以及缺乏组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的作用是有限的。 

        3. 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市场要能够实现对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依赖于一个统一、开发、竞争市场的形成。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市场运行机制不能有效运行，一方面使农村需要的技术人员不能获得，影响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不能真正反映其自身的价值，供需双方难以科学决策，导致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失衡 。 

        大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实质就是消除现存的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 使城乡劳动力能够自由地流动，能够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现存的城乡差别，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进一步消除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

        第一，要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关系。主要是和户籍挂钩的城市公立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社会保障、政府住房补贴等，使城乡劳动者在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方面是平等的。一是要加快统筹全省范围内的义务教育；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要逐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农村医保水平；要扩大城乡各类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逐步使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权益 ；要分批、分阶段地统筹各地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缩小城乡居民间的差异。三是要加大、加快廉租房的建设，进一步放宽获得廉租房的条件，逐步把长期在城市务工的、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列入其中。

第二，要继续逐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时要注意改革的力度，应在逐步剥离了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关系的条件下进行，否则，很容易对城市带来破坏性的冲击。

        2. 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

        第一，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市场管理体制，建立和健全城乡统筹的工作机制

        要突破城乡市场建设和管理上的分割局面, 将目前城乡分割的体制转为城乡市场协调发展的体制。一是协调城乡各级市场管理组织的职能及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抵触的政策规定。二是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开发和利用。三是加快法规体系建设，从法律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政策和法规,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状态。四是统筹城乡市场管理。整顿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保障进城农民的各项合法权益。

        第二，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

        一是加快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影响了信息传播面和传播速度，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二是建立全省统一的就业供需信息系统，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免费平台。整合现存于各级政府的就业供需信息，使之成为统一的系统，做到信息共享，使就业信息利用率最大化。

        三是加强市场服务建设，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服务组织建设。这方面包括：（1）设立驻外省就业信息监测站，收集、分析就业信息，加强与外省就业服务机构的沟通和联系，为农民工提供广泛的市场供求信息。（2）设立农民工就业指导机构。（3）加强劳工组织建设，切实维护和保障劳动者利益等。

        四是加强市场建设，注重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各地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市场建设，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场所；要注重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减轻就业成本。同时，要对市场的监督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社会职业中介的监管，以维护交易的正常秩序和公正。 

        3.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影响其流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要使农民工能够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必须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第一，应重视农村义务教育，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确保农村孩子能够完成义务教育，提升未来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

        第二，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一是各级政府应将愿意转移的农民工纳入到统一的就业培训计划中。二是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的补贴力度，鼓励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三是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承担农村技术培训任务,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活动。

参考文献：

篇5

【摘  要  题】考试与就业

【英文摘要】the  relation  between  the&nb

现代社会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正由过去的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不断遭遇“困难”，正是这种转变的一种反映。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因素是促使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走向不确定的外在根源；而个人对教育的选择、学校办学以及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的特征等是其内在根源。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其内在根源作些分析。

一、个人的教育选择导致的不确定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解释，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根本动机在于经济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即个人期图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最佳位置；而社会根据生产需要，期图通过使用教育提供的人才达到社会生产成本最小，利润最大。这样，社会将会把各种熟练劳动力和高级人才的需求信息输入劳动力市场，个人则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调整自己对教育的选择，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达到一致，最终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社会生产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调整需求。亦即个人与社会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各自不断调整需求，使二者达到基本一致。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是个人对教育进行选择时的一些特征，导致了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的不确定性。

1.个人选择动机的多样性

把个人对教育的选择仅仅看成是他出于理性，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无疑将人的行为决策过于简单化了。首先，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个人不具有搜集和整理其对教育选择的所有信息的能力，不可能作出使自己接受的教育对将来就业产生最大化收益的决策。因此，西蒙认为个人只能以“满意”的收益或效用作为自己决策的目标。[1]其次，个人的教育选择受教育资源、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抑制。无论个人拥有的教育资源，还是社会分配的教育资源，相对于个人的选择而言都是有限的，个人不可能完全出于自己的愿望对教育进行任意选择。第三，真实的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除了自利的特征以外，还具有其他多种特征。一是容易情绪化。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刻板的“计算器”，不断地对自己的教育选择进行利益或效用等方面的计算。事实上，个人往往是出于对某种教育的喜好、对自己的自负，甚至是为了躲避恐惧等冲动，而作出对教育的选择。二是受知识的限制。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是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的，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所得出的结论是很不相同的，如对教育成本和将来就业收益的估算与比较等。三是初始条件不对称。个人进行教育选择时在经济条件、风险态度、学习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即使个人行为是理性的，其行为之间也缺乏可预测性。

现代社会的教育具有多种功能。面对多种教育功能，个人在对教育进行选择的时候，其内部动机往往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构成了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一般来说，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对自己认识的不断加深，个人可能需求教育为他的才能的发展提供机会。而现实社会中劳动力市场可能更多地需求应用型人才，迫于现实，个人可能对教育提出更为功利性或实用性的需求。人文的需求与功利的需求在一个人身上难以一致起来，甚至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可能是个人追求教育的功利价值，而放弃对人文价值的需求。但也有可能是相反。这种个人教育需求之间不一致的情况，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常见的。这也说明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可能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不一致，其结果就是个人所接受的教育与将来的就业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让人无法确知。

社会学研究表明，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即商品本身显示了与其他商品的不同，具有社会表现力。[2]教育，特别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更是具有这种符号性，受教育者可以借接受某种教育来表现其个性、品位、社会地位、社会认同和未来价值等。实际上，对某些个人来说，选择接受教育如其说是考虑到教育与将来劳动就业的关系，还不如说就是凡勃伦所言的“炫耀性消费”[3]。

2.个人选择的博弈性

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经提出“合成推理的谬误”[4]，即对于个人来说是对的，但对于总体或整个社会来说未必总是对的。（注：萨缪尔森以球迷看球为例，球迷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站起来看，可是当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够看得更清楚，认为“由于某一原因而对个体来说是对的，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说来也是对的，这就是合成推理的谬误”。）当劳动力市场某一规格或类型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个人的反应往往就是大量涌向这一专业或类型的教育。个人的这种反应是其理性所为，应该说也是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无可厚非。但个人是有限的，他无法知道别人，特别是和他一样年龄和处境的人，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个人也无法在整体上去规划或控制这种选择。这样，当个人接受了某种教育之后，即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发生变化，也会发现其供求矛盾已经面目全非。曾经热门火爆的专业，现在却严重供过于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个人选择教育的专业类型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求之间存在着时差。个人在对教育作出选择时，无法知道将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譬如，现在假定个人面对a、b两个专业，a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报酬较高；b专业是一个常规专业，市场对这类劳动力的供求基本保持不变，但报酬一般（如图1）。根据“合成推理的谬误”，个人如果选择a专业，那么他无法确知自己毕业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可能是供求基本平衡，也可能是供过于求。当劳动力市场对这类人才供不应求或供求基本平衡时，其就业收益是4；当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时，其就业收益是1（或更低）。个人如果选择b专业，由于这是一个常规专业，就业收益基本保持在恒定的水平2。这样，个人在进行选择时有两种策略，即选择a专业或b专业，但结果却有四种可能。个人究竟该如何决策，最后教育对其就业收益影响的结果又如何呢？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无法预先确定。

附图

图1　个人不同专业选择的得益

退一步说，假定个人知道自己选择接受某种专业教育后，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一个报酬较高且自己满意的工作的概率为90%；自己顺利完成学业，拿到教育证书的概率也是90%；而事实也是如此。那么个人往往就会有足够的根据，满怀希望地选择这种教育，因为失败的概率为19%，对个人来讲实在是不高。但对整体而言，却意味着100名受教育者当中就有19名将不能从这种教育中获益，并存在失业的可能，教育与个人就业的关系势必难以确定。

3.个人选择的不可逆性

与其他投资相比，教育投资的不可逆性更为明显。即教育投资

在时间上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是单维度的，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不能跳跃式前进，也不大可能停滞不前或后退。一方面，个人一旦选择接受了某种教育之后，往往不大可能再来选择退出，转而选择其他类型的教育。例如，“一个学生即使在看到中等教育比较欠有利，他也不可能再返回初等教育并在那里耗费更多的时间”[5]。另一方面，个人的教育选择受制于一定的先后顺序，个人不可能因为知道博士学位具有较高的就业价值，而跳过中等教育去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假定持有较高教育证书的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才会有较大的优势，个人教育选择的这种不可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旦个人在阶梯结构的教育层级之间前进时受阻，即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那么个人先前的教育投入就形成了“沉没成本”（注：经济学认为，如果一笔已经付出的开支，无论个人或组织作出何种选择都不能被收回，这种成本就被称为“沉没成本”。），其先前所接受教育的就业价值就只能是忽略不计了。因此，个人对教育进行选择，就如同进入了迷宫（如图2）。在中考与高考两个节点上，个人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结果会有三种，而获得就业收益只是其中的一种。个人无法确知自己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事实上，当个人进了学校的大门，没有人知道结果将会是什么，不可预见性是显然的。

附图

图2　个人教育选择的迷宫

二、学校办学特征导致的不确定

当个人的教育选择无法导引出教育与就业之间的某种确定性的关系时，传统理论往往寄希望于学校教育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通过自身的变革，调整教育结构，使劳动力供给在结构上适应经济结构的需求，从而使得教育能够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改善个人的就业状况。然而问题是，学校能够这样去做吗？学校真的愿意这样去做吗？答案是否定的。

1.多元投资的异质性

教育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个人，而政府的教育投资与个人的教育投资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在物质表现形态上，政府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为学校建筑、教学设备等费用和教职员工的工资；个人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为学费以及放弃的收入。在行为动机上，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供教育服务，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教育的“公共需要”，促进社会公平，弥补个人投资不足，协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个人对自己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获得教育服务，其目的在于获得心理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以及将来的经济收益。[6][7]不同主体的教育投资，聚集到学校办学上来，构成了教育投资的异质性。

教育投资的这种异质性，使得学校的办学不可能以单一的受教育者将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作为终极目标，政府所委托的政治价值与人文道德价值常常是学校办学的重要宗旨。在更多的情况下，即使学校知道教育规模的扩张，可能导致“教育性失业”，即不利于个人就业问题的解决，但对于社会来说仍然有着正的经济或非经济效益。譬如，政府可能为了协调社会经济发展，防止出现劳动力市场某种类型的劳动力短缺，而宁愿扩大这种类型的劳动力供给，宁愿接受劳动力市场出现一定数量的人才失业，所以愿意扩大教育规模。有时则相反，对于个人来说，即使不得不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个人也不得不通过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就业收益；而政府则可能从整体利益出发，不愿意看到受过教育的人毕业后出现失业的现象，为了防止失业而不主张扩大教育规模。又譬如，假定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那么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就比较容易确定“多少人”接受某一级别的教育，因而每个人（包括政府）可能都同意对进入该级别教育的入学人数加以限制，但问题是谁应该享有接受该级别教育的权利？由于毕业后个人可以从事劳动报酬较高的工作，政府有时不得不迫于社会公平的压力，而主张扩大该级别的教育规模，最终导致个人接受该级别教育后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

反过来说，如果学校办学纯粹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来决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首先，教育活动将全面商品化，学校将成为市场的附庸，教育质量的衡量势必以物质和金钱为尺度；其次，有可能导致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学校办学不得不向学生提供具有市场价值的课程，而人文道德教育将大大缩减，学生只关注就业前景，结果知识面势必非常偏狭。这与政府投资教育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此，学校办学不可能完全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学生将来的就业前景不是学校办学的惟一目标。

2.收益递增性

如果把教育过程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学校办学存在着明显的收益递增性质，即生产过程的平均成本逐渐下降，收益呈递增趋势。（注：在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级各类学校获得了一定的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地位，在经济方面也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既是事实，也应该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学校办学也有着利己动机。）这主要是由教育生产过程的一些特点决定的。首先，大量的初始投资，小额的生产成本。由于教育生产过程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学校办学往往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资，如教学设备、学校建筑、师资配置等。但随着初期办学的确立，其后的办学就类似复制，成本很低，往往仅限于教师工资。譬如，学校新开设一个专业往往要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果接受该专业教育的学生人数不是足够的多，那么平均成本将会很高。其次，随着学习曲线的作用，学校办学质量的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所需的费用，以及生产成本都将下降。第三，办学经验的积累和名誉的获得，有利于学校办学向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延伸，而且初始投资越来越少，进入更加容易。

这种收益递增的性质使得学校缺少进行专业调整的动力，因为开设新的专业，从专业设计、论证到教学设备的购置、师资的引进等，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而且缺乏一定的经验，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学校办学宁愿“固守传统”。考虑到教育需求的无弹性，只要有固定的生源，学校更愿意继续原有的办学模式，获得递增的收益。即使迫于市场的压力，学校有时不得不开设一些新的专业或新的课程，但不难看出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

3.信息的私有性

按照委托——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学校、政府、求学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委托人与人的关系，政府和求学者是委托人，学校是人，两者同为怀有利己动机的经济人，其行为目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但作为人的学校与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与求学者的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说，学校不可能无条件地将委托人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学校办学的真实情况，如教学设备、师资状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甚至劳动力供求状况等，往往构成学校的私有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与求学者并不完全清楚。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学校利己动机的共同作用，使得关系中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前者是指在委托——关系形成之前，作为人的学校可能借助媒体等手段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如夸大自身的教学质量、毕业生实际就业率、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等，来吸引求学者。当作为委托人的政府或求学者不具备识别潜在人禀赋信息时，越是劣质的人越容易成为现实的人，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后果，如求学者可能更愿意去追求时髦的专业，较少考虑或根本不知道某学校教育的实际效果；政府可能更愿意对一些具有市场实用价值的学科专业进行投资，而对其实际质量水平知之

甚少等。“道德风险”是指在委托——关系形成之后，作为人的学校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为自己最大限度地增进利益或效用，其结果是损害了求学者的利益，降低了教育质量，影响了求学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一般会派遣专门机构或专人对学校的办学进行评估和监督，并把结果向社会公布，以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的出现。因而以上分析是建立在缺少这种评估和监督制度，或这种制度不完善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受政府委托的评估和监督机构或专人也是具有利己动机的经济人，对政府和求学者而言，他们也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即拥有私人信息。这样，这种评估和监督机构或专人与学校之间具有“合谋行动”的可能，即评估和监督机构或专人接受贿赂，并向政府和求学者报告有利于学校的信息。特别是如果这种评估和监督属于内部评估和监督（注：所谓内部评估和监督是指组成评估和监督机构的成员都是来自学校自身或教育系统内部。我国目前对学校办学的评估和监督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模式。），“合谋行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评估与监督机构或专人与学校联手欺骗求学者，并非耸人听闻，至少具有这种可能性。此时学校即使不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调整自己的办学，对自己不但没有多大损失，相反还会获得递增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有着某种确定性的关系是难以指望的。

学校做不到也不愿意自觉地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真实信息来办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搜集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学校为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和求学者，政府的投资是根据入学人数来分配的，这样学校缺少搜集劳动力市场信息、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尽管毕业生的就业率关系到学校形象，但在短期内学校往往只注重学生的入学人数，而不顾及学生将来的就业前景，并且学校无须为此承担责任。此外，与个人进行教育选择时一样，“合成推理的谬误”在学校之间也是存在的。

三、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特征导致的不确定

按照人们的一般认识，劳动者接受的教育培训越多，学历越高，就越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不过，当劳动者手持学历文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时，却可能感觉到并不那么容易，遇到的情形也有别于上述认识。

1.求职者的工作搜寻

在更多情况下，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职业一开始时，就会对工作环境、工资水平有一个起码的“心理价位”。即至少必须找到一个工资不能低于某个基数、环境不能差于某个标准的工作，同时对搜寻职业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也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因此，当用人单位开出的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超过求职者预定的“价位”时，求职者就会接受这个工作，否则就可能拒绝接受，宁愿暂时失业，继续寻找工作，直至找到理想的工作为止。于是，如果工作环境也可以折合成货币工资的话，这个“心理价位”就被称为“保留工资”(reserved  wage)，[8]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一是学历程度，学历越高这个保留工资水平就越高，这是由于为获得高学历而预付的直接货币成本和间接机会成本高；二是求职者所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分布情况，比如从亲戚朋友、师兄师姐那里或其他途径知道的某些单位的工作环境和工资状况；三是寻找到超过保留工资水平的职业所需花费的成本，工作搜寻是有成本的，如交通费、邮费、电话费、化妆费等。

这样，假定求职者的保留工资是月薪两千元，现在有单位愿意月薪三千元聘用硕士学位持有者，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作为硕士学位持有者的求职者自然一开始就选择该单位，而没有必要进行工作搜寻。但现实中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充分的，求职者不可能或很难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单位的工资率高于自己的保留工资水平，因而遇见第一个有意接收的单位就马上签约显然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明智的行为是继续进行工作搜寻。这意味着如果求职者接受的教育越多，手中的学历越高，预先设定的保留工资就可能越高，从而自己愿意接受的职业或用人单位就可能变得十分有限，选择的范围并没有因接受的教育多、学历高而变得十分广阔，相反无形中变得十分狭小，找到满意工作的可能性也随之变小。在这种情况下，求职者的最佳选择是先暂时委身于一个低于自己保留工资的工作单位，但边工作边搜寻合意的工作，一旦找到理想工作就马上离开原单位而跳槽到新的单位去。不过这是没有考虑工作转换成本的。事实上低薪单位招聘录用到一个高学历者是很不容易的，往往会规定服务期，不准报考更高学历等，否则要交一定的违约金，造成工作转换时的交易成本很高，因而可能是得不偿失的选择。于是求职者可能也会选择忍受失业但全力以赴地搜寻满意职业，或被迫降低保留工资水平。总之，即使求职者拥有高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

2.雇主的员工搜寻

与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用人单位一样，用人单位也在搜寻自己将来的雇员。在一个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就业市场上，特别是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明显的情况下，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高学历持有者越来越多，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学历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求职者不得不面对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的优势逐渐减弱的现实。因为假定相同学历持有者的生产能力也相同，用人单位越来越不需要提高雇佣工资或延长搜寻时间来选择具有一定学历的求职者。另一方面，用人单位调换已经就业的原有员工和招聘录用新生劳动力，都是要花费成本的：一是支付被解雇员工的补偿工资；二是招聘录用新员工的搜寻成本，包括时间、选择和考核等费用；三是培训成本，原有员工通过在岗位上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职业技能和知识，要想使新员工与原有员工一样有效率地工作，就必须先投入大量的培训成本。如果还考虑到用人单位，特别是国有用人单位在解聘员工时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那么即使原有员工的学历要远远低于求职者手中的学历文凭，随时解聘原有低学历的员工而招聘录用高学历的新生雇员也是不明智的行为。于是，拥有高学历求职者的职业搜寻范围，实际上被挤压到或者用人单位员工自然新陈代谢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或者生产规模扩大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或者新兴行业和新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等范围内。就是这样狭小的范围有时也是要打折扣的。由于我国大多数用人单位具有解聘成本高的特点，如果没有制度约束，除非特别急需而又无法替代，一般不会轻易聘用高学历者，即使有劳动力需求也会选择搜寻成本和解聘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低学历的临时工，甚至是民工。[9]

以上分析表明，教育对个人就业的积极影响只是“存在”而已，它并不是确定性地展示给每个人，无数的偶然，无数的可能，无数的作用方式，都有可能改变这种乐观的积极影响。考虑到教育发展和社会就业状况还要受到其他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制约，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而不确定。不过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走向不确定，本质上是中性的。它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带来收益，因为对有些人来说就意味着机会。虽然人们行为的目的性和对象性决定了人们不希

望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但不确定不等于不可知。认识到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并非意味着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不可捉摸，人们对之无能为力。关键是要把这种不确定控制在适度、合理的水平，不能使其泛滥成灾。当前对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实施控制，应该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转移和分散不确定性，防止出现较大规模的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不协调。循此思路，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引导和尊重个人的教育选择，改变依靠国家计划替代个人教育选择的手段。引导是为了避免个人教育选择的盲目性，降低个人教育选择导致的不确定性；尊重个人的教育选择是为了分散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改革，增强学校办学的开放性，努力形成办学特色，增强学校对于劳动力市场自我适应的能力。第三要放松和改进政府的教育管制，建立激励机制，提高政府教育管理的民主化，增强政府教育决策的透明度，以促使个人、学校、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和就业形成准确而稳定的预期，避免产生过高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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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一定时期出现的局部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地区下岗失业情况严重，而部分地区又出现的“用工难”的现象更加使社会各界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失去了客观的判断。劳动力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范围是广泛的，一切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人都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我国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加上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富裕人员，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形成买方市场。三是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流动和交换实现的，市场供求关系调节着社会劳动力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流动；劳动报酬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和竞争的影响，劳动力在供求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就业。劳动力的市场配置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劳动者由于原有的劳动技能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现象。二是区域性市场为主。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也应是全国统一的市场。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在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平衡，原始手工业、传统的大机器和现代技术产业并存，劳动力的素质相差悬殊，职业偏见的存在，再加上地区分割等，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流动，大多数只能在区域内运转，只有少数高科技人才可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从而形成的主要是区域性市场。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如何转移农村庞大的富余劳动力，是解决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最终出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能部分的缓解人口增长和耕地不足的紧张状况，而且对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农村富余劳动力一旦找不到工作，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很难保证，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不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所面临的一个极富现实性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稳定、农村国民经济发展和农民能否奔小康的中重要问题。解决就业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根本之道。我国近年来城镇化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农民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土地资源的大量减少，农村人口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逐年减少，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村中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从农村向中小城镇转移的人口越来越多，虽然在改革开放的指引下一部分青、中年人外出务工，但在一些中小乡镇中根本不难看到“闲置”劳动力的存在。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阻碍

1.农村劳动力自身产生的障碍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由于自身心理素质较差，文化层次低，基本技能缺乏，严重制约了他们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机会。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使其在转移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只能在低层次产业中形成过渡性就业竞争，即只能干脏、苦、累、出力型的、劳动强度大的工作，既造成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出现结构失衡的矛盾，又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增大、效率低下，同时，可以选择的转移和安置的空间相对狭小。

2.制度障碍

首先，我国所建立的劳务输出机制还不完整。据了解，国家制定的就业政策主要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特别是把解决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农民的就业往往被忽视。其次，农民工务工缺失正规的劳动合同，其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护。农民工在城市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劳动合同的缺失会让他们在就业中难免处于被动的局势。

3.其他障碍

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的容纳能力也是有限的，很多城市人口的流入速度以及规模都远远的超过了自身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特有的优越感。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之间的反差，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怀有偏见，使其在城镇寻求自我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受到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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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注：包括企业长期积累的债务负担沉重、存在大量冗员、企业办社会和盲目投资导致的资产技术含量低、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占有率不高等。），冗员多退出难劳动绩效低企业效率和效益低冗员更多的连环叠加，是一个绕不过、拖不得、亟待我们加以解决的主要困难。在现实中，这一主要困难突出地反映在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亏损程度进一步加剧。具体分析，不难发现，这些亏损企业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大量冗员。有统计表明，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至少在2000万人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亏损企业中。大量冗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

第一，冗员多，成本居高难下，亏损风险加大。

企业冗员多，支付的工资总额和管理费就多。据有关调查，存在大量冗员的亏损企业，应付工资总额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要比盈利企业高近10个百分点。此外，国有企业每年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的费用的支出大约占了企业全年管理费用的50％。如此一来，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就难以降低，利润自然减少，亏损可能性也就增大。

第二，冗员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的绩效低，并带来“道德危机”。

在冗员大量存在的亏损企业，劳动生产率明显地比盈利企业低，前者只达到后者的1／3。同时，国有企业工资收入相对平均和刚性的现实，又使得素质、技能较低的冗员的存在，必然损害那些素质、技能以及劳动绩效相对较高的劳动者的利益，在与企业博奕的过程中，影响到后一部分劳动者在企业限制其自由离职的前提下，转而选择在职闲暇、减少其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使劳酬相当的行为，从而，引起企业的劳动效率普遍降低。

国企要减亏、扭亏、增效，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减员，即企业由于生产经营条件和状况的变化，缩减生产规模或实行改组，相应地，就要求过剩劳动者从企业中正常地“退出”。然而，“减员增效”的实践，除了企业对少数违法乱纪的职工进行辞退、以及实行提前退休外，真正意义的、实质性的减员收效甚微。大量与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冗员，不能正常地从企业退出，而以下岗和隐性失业的形式滞存淤积在国有企业中。

那么，国有企业减员难、职工退出难，难在哪里呢？这固然与下岗职工自身主观就业观念落后、缺乏风险意识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体制的、政策的、客观的多方面因素所形成的国企职工“退出——再就业”的重重阻力。其中，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就是一道减员、退出的“高门槛”。

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与现实

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经过培育、建设的努力，劳动力市场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初步发挥出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然而，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发育的初级形态，存在着严重的分割性和不统一性问题。

80年代末期，在国有企业中试行的劳动合同制，原本是在对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实地考察、反复研究、慎重决策的基础上出台的劳动者就业市场化的改革措施。作为一种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劳动合同制本身的内容是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要求设计和规定的。但迄今为止，缘何劳动合同制实施的现状却流于形式，职工并未真正按照劳动力市场机制运行要求竞争上岗、能进能出呢？

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人认为，问题出在体制内，是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引入的改革，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改革的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包括职业介绍所、再就业培训和输送中心等）。因而，当一些国有企业面临亏损、破产等不利情况时，产权重组、就业重组过程中释放冗员就因“双重压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配套的压力、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的压力）而受阻。从这一观点出发，提出的相应措施主要强调加大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力度，大力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以解决职工分流或失业的善后问题。

实际上，问题还不仅止于此。隐藏其后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运行。这里谈到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是借鉴西方劳动力市场理论中的一个概念。1954年，克拉克·科尔发表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文，首次提出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概念。之后，1971年，多林格和皮奥里又共同发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及人力政策》一书，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上述思想构成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核心内容。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远非是竞争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结果，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两大块，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或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每一块在劳动力配置和工资福利待遇方面都各有其特点。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具有如下特征：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权利平等，在工作制度的行政管理上有适当的程序和规则，并有较多的晋升机会，其工资并不是由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而是由职位本身决定的。教育也主要只是起一种信号作用，工人接受教育是为了挤进劳动力阶梯的上端，以顺利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则往往有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变化大、要求苛刻、随意给予纪律处分以及晋升机会较小等特点。由于其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所以，会趋于一个固定的水平。按照西方劳动经济学家的看法，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内生性，是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结果，因而，这种分割可视为一种市场性分割。

以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为参照系，观察我国初步发育和运作中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割性、不统一性和多层次性：即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又分割为体制内存量合同工准劳动力市场（注：这是指原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转为合同工（本文称为存量合同工）后，虽已具有劳动者市场就业的形式，但并无多少劳动力市场机制运作和调节的实质内容，因而，这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准劳动力市场。）与临时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则分割为体制外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由于这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主要源于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的惯性作用与新体制成长中的不足，导致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企业之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不同身份劳动者之间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机制、规则的不统一或不协调，因而，有着鲜明的体制性分割的特点。

第一，劳动用工形式和内容的差异。

从体制内来看，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在原有的固定工转为合同工之外，程度不同地招用了临时工、农民工，但前者（即存量合同工）基本上按《劳动法》等有关规定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中，包括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各项合法权益，诸如工资收入、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和福利等，但后者（即临时工和农民工）虽多数也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一般都未将工资收入、社会保险和福利等实质内容包含在内，不符合国家对国有企业招收临时工、农民工应“与所在企业其他职工享有同等权利”规定的要求，企业与临时工、农民工的劳动关系行为缺乏规范性。

从体制外来看，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招用员工基本上不签劳动合同，不为员工投保，或投保率极低。即使有少数企业与受雇者签订了劳动合同或投了保，一般也限于城市受雇者，农村受雇者基本不在考虑之列。严格地说，体制内的后一种情况与体制外的情况，都是不符合《劳动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的。

第二，工资形成及福利保障的差异。

在以国企为代表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就业保险政策相适应的工资体制，仍带有“一低、二平、三高”（即低工资、平均主义、高福利）的传统工资体制的色彩，存量合同工的工资基本上不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且既不反映劳动力成本，又不反映劳动力供求，在很大程度上仍继承了原有工资标准，工资具有强大刚性，工资外的福利补贴项目繁多。而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上的临时工、农民工，及体制外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一般都是按企业生产经营实际需要招收的，工资水平大多能根据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及不同行业、企业的条件决定，竞争的较为充分性使其工资的调节机制也较为有效。另一方面，福利保障制度改革上的差异，也体现出体制内外劳动力市场分割发展的状况。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约为80％，其中，国有企业已达96％，城镇集体企业为53％，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只有约32％。大多数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都未参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狭窄的现实，不仅影响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形成不同经济形式之间不平等的竞争，而且影响了国有企业劳动者的退出和流动偏好。

这样一来，在国有企业内部的两种不同用工办法之间，或者说在体制内存量合同工准劳动力市场与临时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之间，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不同用工体制之间，即体制内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之间，就形成了一系列事实上的不平等：从国有企业与存量合同工的关系来看基本是平等的，职代会、工会在确保涉及企业与职工关系的有关决策的民主性、透明性等方面有极大的影响，职工的保险福利相对有保障，当然，职工享有的某些福利补贴实际上是旧体制高福利的一种延续；而国有企业与临时工、农民工的关系，以及非国有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则基本上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民主性、透明性、公正性及保险福利等有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体现、更没有保障。国有企业中存量合同工的较高收入和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临时工、农民工的低收入、低福利甚至无福利来补贴的。这在实质上是一种体制内存量合同工与临时工、农民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劳动者之间在竞争机会、竞争权利、竞争标准诸方面的不平等。正是这一点，阻碍了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产权重组、就业重组、减员增效的改革。在国有企业冗员普遍的情况下，排挤出来的劳动者重新就业的机会选择往往又主要是在非国有企业，而与企业的平等关系、保险福利等合法权益的缺失的客观现实，无疑加大了国有企业劳动者向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向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转移流动的机会成本和风险，成为阻碍国有企业劳动者正常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客气地说，有些企业的竞争力（既包括国有企业，又包括非国有企业），正是建立在无视国家利益、漠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挖“两头”（挖国家——偷、漏税甚至逃、抗税，挖劳动者——不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工资和其他报酬，不按有关劳动法规交纳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保险及其他管理费用）基础之上的。

此外，近来一些亏损或效益较差的国有企业，对体制内存量合同工虽也采取了降低工资（甚至只发基本生活费），削减各种福利项目等办法，但多数职工仍不愿离开国有企业，转进“再就业服务中心”，而仍以“下岗”滞存的形式留在原国有企业中。究其原因，这种强烈的国企依恋情结，仍可从国有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主人翁地位、民利，以及由于历史原因，政府对企业职工以各种政策规定的形式存在的各种承诺中得到一定的解释。

透过上面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反映出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还缺乏规范性、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国有企业劳动者就业市场化和隐性失业显性化的改革进程，不利于劳动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不利于劳动力“蓄水池”调节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劳动者劳动效率乃至企业效率的提高，从而，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

三、全面开放劳动力市场：对策建议

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运行中，国企减员难、职工退出难的研究所隐含的政策建议是全面开放劳动力市场。当前，我们的目标主要是解决体制外初步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内存量合同工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体制内存量合同工准劳动力市场与临时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多层次分割问题。

我们认为，解决劳动力市场多层次的分割问题，应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方面着手。循着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先易后难的路径，对体制外初步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市场，重点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管理，形成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环境，确保国家利益（合法税收）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常的工资收入及其他保险福利等）。对体制内的存量合同工和临时工、农民工，要逐步打破身份界限，深化改革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住房制度等，形成平等的劳动关系和竞争关系，实行同工同酬同待遇，首先是享有同等的民利和政治待遇（包括企业劳动者之间、或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按市场形成的工资率为依据确定正常的、平等的工资收入，以及确定与现实客观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同等保险、福利待遇等等。

从更广的意义上看，全面开放劳动力市场，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尤为重要。

第一，取消户籍制度和就业变相固定制。如前面谈到的劳动合同制期满，又不再续订的劳动者仍留在企业，就是一种变相的固定制，应切实加以取消，并逐步将劳动力供求关系转为市场调节，同时，尽量缩小由国家安置就业的范围，包括大、中专毕业生、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都要引入、加大市场就业机制的作用。

第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国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覆盖速度及统一社会统筹标准，解决国企职工“退出”的利益补偿和社会保障帐户的低成本转移及累计等问题。取消“企业办保障”，推行“保障社会化——市场化”，建立与劳动者所在“单位”脱钩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个人帐户，形成劳动力流动到哪里，个人帐户就跟到哪里。同时，打破“企业包福利”的传统做法，改革现行体制内的福利补贴制度，使福利补贴工资化、货币化、商品化。

第三，逐步建立现代化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如职业介绍网络体系、信息网络和教育培训体系等，创造便利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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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配置无效率 工资差距

经济学已经证明，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市场机制能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资源得到有效率配置下的初次分配是有效率的分配。因而，经济学家总是反对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干预，如反对实行最低工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据有关报道，目前，我国各占20%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到33倍，基尼系数已逼近0.5。

从资源是否得到有效率配置的角度分析，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源得到有效率配置的结果，如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以缩小这类差距，则会降低效率；另一类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率配置的结果，通过引入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既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作为初次分配主要构成的工资收入，其差距形成的原因也可相应归于以上两类。本文探讨资源配置无效率是如何造成工资收入差距的。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与工资差距的原因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工资收入差距的原因有：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或控制资源配置，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等。

（一）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或控制资源配置

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指政府将部分财政收入直接用于投资。政府控制资源配置指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类的财政政策和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有效率的资源配置遵循要素收入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原则，劳动力会从资本缺乏、收入低的地区迁移到资本密集、收入高的地区，资本密集地区的资本会转移到资本稀缺的地区，最终市场机制会使地区间的资本和劳动力比率达到平衡，地区间人均收入趋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迅速扩大。这种差距部分是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造成的，部分是由于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或控制资源配置造成的。陈志武（2006）的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全国最低，为40.54%，而全国平均水平为59.16%，中部省份为66.32%，沿海地区为65.6%。一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两部分：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很显然，私人投资必然遵循要素收入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原则，由此可推断，三大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最低的原因是政府投资造成的，而三大城市私人投资的回报率肯定高于其投资回报的整体水平（40.54%），且趋向于和其它地区一致。毫无疑问，政府投资是无效率的，而这类规模庞大的无效率地投资，在提高三大城市的人均资本数量与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其工资水平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对此本文可以简要地予以证明，假定生产函数为规模收益不变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ɑL1-ɑ，A为常数，表示技术水平，ɑ、1-ɑ分别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且0＜ɑ＜1，K为资本量，L为劳动量，劳动的边际产品dY/dL=(1-ɑ)A(K/L)ɑ，如果产品价格为P，则工资率W= dY/dL×P=(1-ɑ)A(K/L)ɑP，即工资水平与劳均资本数量（K/L）成正比。如果按市场机制，将政府在三大城市的投资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不仅会使资本的收益提高，也会缩小三大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

（二）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与体制内劳动力市场

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造成产品价值过高、产量不足，这种无效率和私人垄断无效率一样，所不同的是，部分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是政府设置进入壁垒造成的。垄断行业国企获得的垄断利润为国企员工分享利润创造了前提条件。国有企业的委托—问题，使国企员工获得高于其边际生产力的高工资待遇成为可能。一般来说，企业的收益按要素的贡献在要素所有者之间分享，要素的收益等于其边际生产力，利润为投资者的风险报酬。国有企业存在的委托—问题，使国有企业的员工（上至经理下至普通员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企业收益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因而，国企员工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决策便是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与形式，尽量侵占其它要素所有者应得的收益，将之变为自身的工资福利。

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使国企员工能长期获得高工资待遇并保持低劳动生产效率。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用工市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具有封闭性和就业者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势力或政治势力的特征。其封闭性是指决定进入和退出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不仅仅是劳动生产效率标准，其它因素也很重要，如户籍、社会关系、政治等因素。该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如果劳动力市场不是分割的，则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进入威胁会自然降低国企员工的工资水平。

国有企业的员工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势力或政治势力，一方面是旧体制使然，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员工对社会稳定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势力使政府（国企所有者）在企业能够生存的条件下，会以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水平去确定国企员工的工资水平，会容忍国企雇佣员工的数量高于同类私人企业的水平。这便导致了垄断性国企的低效率与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待遇共存的局面。有报道称，在火电业经营状况恶化的大背景下，某火电厂抄表年薪10万元，而每周工作量为外出抄表4次。设想一下，如果打破两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局面，无论在全国哪一个城市，对于这样的岗位，年薪1万就可引致无数的就业竞争者。

（三）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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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高校的“扩招”，在缓解民众旺盛的教育需求的同时，出现了高等教育供给增加与毕业生的就业减少的不相称状况。某些类型、层次、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下滑，以及失业人数不断增长，据教育部2001年的估算：2001年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待业人数为约34万人；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并且实际待业人数统计数据远远高于预计的数据。在当前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和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大学生待业的人数呈逐渐增长的态势，人们不得不对“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发展——毕业生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重新审视与思考，特别是对高校大幅度的“扩招”进行了怀疑与探讨。有的学者认为“高校扩招后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可能比扩招前更糟”、“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高校扩招惹的祸”。但也有学者认为：高校“扩招”并不一定会引起毕业生就业难。如何正确认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与高校“扩招”之间的关系，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

二、理论分析

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根据不同的理论假设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以下主要介绍四种影响较大的理论观点：“工作分层模式”、“工资竞争模式”、“工作竞争模式”、“工作搜寻模式”，从这些理论分析之间的分歧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不是必然关系。

1、工作分层模式——毕业生失业现象增加

该模式主要依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它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 PTIMARY 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 SECONDARY 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前景好；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便造成了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根本无法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别，并且由于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在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高校“扩招”的结果将导致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从而导致毕业生失业的增加。

2、工资竞争模式——毕业生工资水平下降

该模式主要依据新古典主义劳动经济理论，它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假设劳动力市场只有两类劳动者：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模式便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会下降；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总量一定的条件下，高校“扩招”会导致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数量减少，根据物以稀为贵的供求规律，这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上升。可见，该模式认为高校“扩招”将不会导致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而只会使毕业生工资水平降低，由此还可以缩小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

3、工作竞争模式——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减少

该模式主要根据教育经济学中的筛选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只队伍（JOB QUEUE），另一只为求职队伍（PERSON QUEUE）工作队伍中的每一项工作都对技能和生产特征有所要求，工作队伍中的好工作排位越靠前，对劳动者的素质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越高。在求职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就越靠前，获得工作队伍中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队伍中的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可见，根据该理论，高校“扩招”的后果将是毕业生文凭贬值和过度教育现象的加剧。

4、工作搜寻模式——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时间延长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取决于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的相互搜寻行为。大学生刚从学校走向社会，缺乏实际工作经念，但对工作要求过高，总希望挑选一个待遇高、职位理想、工作在中心城市的岗位。由于求职者对劳动力市场缺乏准确的信息，于是等待观望，以至延误就业时间。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用人单位一样，用人单位也在搜寻大学毕业生。假定毕业生的边际生产力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可接受工资不一样，而且用人单位知道大学毕业生的可接受工资的频率分布，但不知道具体某一个求职者的工资要求。这时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提高聘用工资从而提高大学毕业生选择它的可能性来缩短搜寻时间。因此，用人单位面临着提高聘用工资和延长搜寻时间之间的选择。如果放松求职者边际生产下相同的假定，则用人单位就不仅要考虑搜寻时间和工资成本，还要考虑求职者的能力。在工资为既定情况下，只有求职者的能力达到了某一可接受标准，用人单位才会接纳他，并停止搜寻，否则会继续搜寻，直到边际搜寻收益与边际搜寻成本相等时为止。可见，根据该理论，高校“扩招”的结果是毕业生搜寻工作的时间延长。

三、定量分析

表1　经济增长、高教投资增长、高校招生人数增长与毕业生就业增长、业毕生待业增长之间的关系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GDP增长(按可比价)(%) 9.6

8.88

8.8

7.1

8.0

7.3

8.0

9.1

高校投资增长率(%)

21.48 19.49 40.68 1.42

28.32 28.32 25.54 25.88

高校招生人数增长率(%) 1.50 3.79

8.65

46.09 38.22 21.65 23.24 22.29

高校毕业生人数(万人) 80.86 87.56 87.69 90.23 100.85 110.41 141.82 212.2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0.68 94.99 70.14 74.0

76.06 69.6

64.7

64.0

毕业生就业人数(万人) 73.32 83.17 61.51 66.77 76.71 76.85 91.76 135.81

毕业生就业增长率(%)

1.3

13.43 -26.04 8.55

14.86 0.18

19.4

48.01

毕业生待业人数(万人) 7.54 4.39

26.18 23.46 24.14 33.56 50.06 76.39

毕业生待业增长率(%)

-

-41.78 4.93

-10.39 2.90

39.02 49.17 52.6

资料来源：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2003年版（2）表中的“招生总数是指普通高等学校招收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人数；（3）华成刚。1949年以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分析（J）教育法张研究，2003，（8）：40—4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98年的招生增长率为8.65％，但对应于2001年的就业曾长出现下降，致使当年的待业率则上升至39.02％，与之向对应的2002年和2003年的毕业生就业增长率分别为19.4％和48.01％，上升趋势与经济增长基本相符，但当年待业率也同样呈上升趋势，分别为49.17％和52.60％，而且增幅均高于相应的就业增长率；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除1998年和2001年的就业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外，其余各年均呈上升趋势。1998年和2001年的就业增长率分别为－26.04％和0.18％，它们所对应招生年份是1994年和1997年，也就是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是从1998年就开始了，而这一状况与1998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无关系。那为何1999年和2000年的毕业生就业增长率又出现了转机呢？这主要应归功于我国及时制定“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可见，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并非主要是由高校“扩招”引起的，关键问题还出在经济是否景气能否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方面，把就业难问题完全归咎于高校“扩招”是有失公允的；从毕业生的待业增长率来看，这与国家制定“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是相吻合的；2002和2003年的毕业生就业增长率均为历年最高，这表明开始于1999年的大幅度的扩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难度，这种难度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一是就业岗位吸纳有限；二是岗位需求与毕业生能力不相符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毕业生个人的期望过高，会造成就业难的问题，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统计不科学，则会造成就业率不高或就业难的假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高等教育规模“扩招”对毕业生就业的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这将取决与有关理论所假设的条件在特定环境中是否成立。从各种理论分析上可以看出高校的“扩招”并不直接导致毕业生的失业

2、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首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其次才是高校的大幅度“扩招”。

1998年开始出现的毕业生就业增长率下降，与1999年和2000年出现的就业率增长率上涨情况都与经济因素的波动有关。前者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所至，后者则是拉动内需政策所引发。可见，1999年以来的为了拉动内需高校“扩招”，无一例外都是经济景气状况与经济政策变动使然，只不过高校“扩招”多了一层高等教育机会增加的含义。

3、高校“扩招”在事实上增加了就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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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振兴；城镇就业；劳动力供求；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026－02

国有企业在辽宁长期占有较高比重，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改制后，2004年辽宁仍有国有企业4 482户，同期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7.1%，盈亏相抵后，净亏损17.6亿。国有企业发展的不景气，在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同时，也导致了城镇职工大量失业。尽管2005年后政府通过陆续推出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普惠制就业培训、大龄就业困难对象安置等一系列促进就业政策，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问题，同时，国有经济的吸纳就业能力也出现了反弹迹象，但2007年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仍分别有38.2万人和55.2万人离岗。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千方百计帮助失业人员就业；另一方面，新的失业人员则在不断涌现，他们与城镇原有失业人员及新增劳动力人口中的失业者共同汇聚成了城镇失业群体。

一、辽宁城镇就业问题的致因分析

1．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发展演进方面的原因。人口发展有其规律性，目前，辽宁人口已步入年老型，在此阶段，受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演进规律影响，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延续着成年型人口后期的高增长态势且持续累加，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中位年龄在持续攀升，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劳动力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共同作用特征。一方面，数量效应导致劳动力供给高涨；另一方面，结构效应则在抬高经济活动人口平均从业年龄的同时，引发年轻劳动力供给的未来不足。目前，对辽宁劳动力市场影响最大的是数量效应。在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仍不够普及、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数量效应直接导致了一般劳动力的供过于求，造成突出的劳动力供求矛盾。辽宁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主要体现在一般劳动力市场和部分知识技能型劳动力市场中，如一般劳动者就业困难、某些专业大学生就业困难等；有的知识技能型劳动力市场，如机械类技工市场、IT人才市场等，则呈现供不应求格局。可见，辽宁城镇失业和就业问题与其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发展演进规律密切关联，是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大量累积于劳动年龄时段的结果，也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阶段不能有效吻合、匹配的必然结果。

2．传统制度安排和政策限制导致劳动力流动不畅，劳动力大量滞留和积压于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辽宁失业人口倍增的重要原因。传统经济体制的僵化、呆板以及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不仅将城乡间、地区间以及部门、行业间的劳动力市场人为分割开来，而且将人口和劳动者严格固定在城或乡及某一单位和岗位，人口和劳动力难以在城乡间、地区间及部门和行业间自由流动。而长期以来政府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统分统配、大包大揽，又使劳动力大量流向并长期积压在国有和集体经济单位，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成了社会冗余劳动力的“收容所”。20世纪90年代以来，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在政企和政事分开改革大潮下独立出来的国有和集体单位纷纷裁员，或因经营管理不善被兼并或破产倒闭，一时间失业人口迅增；另一方面，大量长期滞留、积压在农业部门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感召以及城乡间、工农间巨大收入差距驱动下大量涌入城市，与城镇劳动力在无“进入壁垒”和低准入门槛①的行业和部门形成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突出的劳动力供求矛盾。

3．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以及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体系不能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导致劳动力不能合理流动和实现有效配置。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地区和行业分割现象长期未得到解决，加之劳动力供求信息的“内部人”屏蔽，使劳动力供求信息不能广泛、及时传播和区域共享，既严重制约了劳动力流动，也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跨城乡、跨区域和跨部门调剂和有效配置。而政府和社会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又经常出现与市场需求不符或跟不上市场需求变化的问题，结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一些失业人员因对政府提供的培训缺乏信心而不愿参加培训，失业人员知识、技能更新困难，难以实现跨行业、跨职业再就业。

4．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活跃区域经济和吸纳就业中的潜能未得到有效开发。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是活跃地方经济的主要力量，也是吸纳就业的“大户”。2007年辽宁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共吸纳就业422.1万人，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41.1%；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中中小企业吸纳就业220.98万人，占城镇从业总人数的21.52%。虽然与20世纪90年代比较，无论在吸纳就业总量，还是对社会就业贡献率上均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相比，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对活跃地方经济和促进就业的作用还不够大，仍有较大发挥余地。

5．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还未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第三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2.7%提高到2007年的36.6%，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由225.4万人增至873.6万人，净增量648.2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40.1%。尽管如此，仍应看到，目前辽宁第三产业仍有较大潜力可挖。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一般为65%～75%，中等发达国家则在45%～60%之间，而目前辽宁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40%，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然而第三产业中多数行业部门的准入限制及其经营的垄断性，则给第三产业部门的优胜劣汰及市场竞争力提高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抑制了第三产业良性发展及吸纳就业能力的充分发挥。

6．一些城镇失业人员缺乏主动就业意识，专业技能缺乏或知识技能过于陈旧、单一，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在辽宁，城镇职工大多就业于传统工业部门，长期从事专门化程度高且知识技能单一的劳动，知识更新频率很低，加之国有企业长期沿袭终身制就业模式，并表现出一定世袭特征，有的家庭两代甚至三代人在同一单位工作，家庭对企业有着较强依赖性，家庭经济的自主性因其成员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单一而显得非常脆弱。因此，在企业经营不善甚至破产倒闭时，个人及家庭经济往往受到较大影响，有的甚至沦为贫困家庭。这与广东、浙江等市场经济较发达省份城镇居民的多就业渠道、多收入来源状况形成了明显对比，由此也反衬出辽宁城镇经济在开放度以及劳动者在就业观念和自主能力方面与市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差距。笔者所做的调查显示：在辽宁，结构性失业及因观念落后而引致的自愿失业所占比重较大，劳动者知识技能单一、“高不成，低不就”是很多人不能顺利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原因。

二、对策思考

1．加大职业技术教育投入，大力培育中、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尽管辽宁的劳动力供求矛盾仍然突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但从目前情况看，辽宁对中、高级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特别随着今后辽宁劳动力由供过于求转向供不应求，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缺口会越大。基于此，今后辽宁应在加速科技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尽快建立起科学、规范、有效、完善的失业和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以适应经济振兴和发展的要求。

2．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职业技能培训为就业促进切入点、以互联网为信息平台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体系。从加速劳动力资源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讲，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信息化及城乡一体化建设，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地区分割及产业、行业分割，进一步完善与劳动力市场相配套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强对择业者的就业引导，是辽宁各级政府应着力做好的工作。

3．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刺激劳动力有效需求，来促进就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信息产业、金融保险业、商业、旅游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等获得了迅猛发展，就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那些投资少、见效快的劳动力密集型社区服务业及社会零售业等，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从辽宁实情看，一方面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在加快第一、二产业技术进步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贡献率；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来提高第三产业的就业贡献率。

4．加大对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形成新型的大、中、小型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从吸纳就业的能力和效果看，能力最强（这里指总体能力）、效果最好的通常是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数量较少、发展质量不高，是辽宁很多城市经济和社会缺乏活力、市场适应力不强及城镇人口大规模失业的重要原因。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中小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中的作用举世公认，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非常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并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制度、社会和文化环境。鉴于此，辽宁可通过建立中小企业基金和专项信贷资金来扶持中小型企业，同时，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提供优良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帮助中小企业尽快成长与发展。

5．通过财税和信贷政策及技术扶持，来引导和帮助自主创业。随着所有制结构变化，国外资本和民营资本正在成为社会投资的重要资本来源和支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与此相对应，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就业格局正在被多种经济类型难分伯仲的就业格局所取代。研究表明：近些年来我国的新增就业机会95%以上源自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对自主创业的大力扶持，为此，辽宁应通过加强创业培训及创业指导、完善信贷和小额担保贷款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借助财政和信贷及技术支持政策，有效引导和帮助大学毕业生及有能力的失业和在业人员自主创业。

6．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就业非农化，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流动转移。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在做好农村发展规划的同时，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支持及信贷和政策扶持，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的生存、生活和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以农业经营“能手”、种田大户特别是农业企业为核心，通过耕地资源的有效整合及规模化经营，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农业主、副产品的精、深加工领域，不断拓宽、延长农业产成品的产、供、销链条，切实提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产和经营效益，还利于农村劳动者，进而引导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向城乡非农产业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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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车伟．中国30年经济增长与就业：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J]．中国工业经济，2009，（1）．

Employment problem of the urban people and its countermeasure in Liaoning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YANG Xiu-ling

(Vocation technology and continual education college,North-east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Dalian 11602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