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税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税收作为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一个国家对本国经济进行有效调控的重要手段。当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多年来发展过程中积聚的诸多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同时，面临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这对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既提出了要求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时间窗口。因此，把握机遇，积极地利用税收杠杆对我国经济进行合理调整，对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二、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结构性问题

1.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投资、出口是构成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且，维持三者合适的比例，促使其相互协调，有利于经济的健康与持续发展。近几年来，消费在我国GDP中的占比（消费率）持续下降到40%多一点，与此同时，投资和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却不断上升，成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这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在发达国家中，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70%，而在美国更是高达近80%，即使是在同等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其贡献率也达到50%-60%。在最近的金融经济危机中，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我国扩大了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即所谓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样的投资既对公众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同时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很多重复建设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浪费。在出口方面，由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较大，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可见，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将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向依赖国内消费需求转变，使经济焕发出内生增长的活力成为我国经济调整的着力点之一。

2.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当前，我国三大产业中，以制造业为标志的第二产业占据了主体地位，其次是以服务业为标志的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与以第三产业为主体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还相对低级，即便在制造业领域，我国也仅仅充当着国际打工仔的角色，从事着低附加值的加工或代加工生产，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而发达国家在让出该部分后处于价值链的中高端，这也表明我国的高科技技术发展落后，高科技企业数量少，技术水平低，研发的投入和能力不足。眼下，正赶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际，如不抓紧时间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当唯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之时，也可能是我国经济失去光环之刻。

3.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国东西部地区间的GDP差距近几年来不断扩大，同时，东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东部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西部地区迎头赶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的意志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对各地区所有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的实现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这种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不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经济建康持续发展，而且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进而对经济发展赖以存在的良好环境形成威胁。如何协调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并将这种协同转变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以及如何让所有地区，所有人民都能够公平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成为当前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经济发展方式落后

从根本上看，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停留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难循环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不成比例大量投入实现，因此，对资源的消耗强度也比较高。在此过程中，导致大量的废弃物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严重的污染，同时，我国经济增长仍维持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废弃物的线性模式，对发展循环经济重视不够，也造成很大浪费。加上生产过程中缺少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如此种种，最终导致的是我国经济总体的效率低下，不仅劳动生产率低下，其它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产出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构建高效节约型增长模式已成为另一紧要任务。

（三）环境问题

发达国家中，由于政府和民众通过涉及环保方面的相关立法和公众临督，许多对环境会造成严重污染的行业企业或由于受到禁止，或对污染物的处理成本过高而无法在本国生存，多年来一直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我国在招商引资政策的指引下，毫无选择地对外资进行利用同样为许多高污染企业进入我国打开了大门。再加上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以GDP为唯一考核指标的官员升迁制度更是促使地方政府对包括本国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大开绿灯，对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睁一只睁闭一只眼，加上利益相绊，更有理由疏于管控，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对生态环境的严重透支不仅将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已严重地危及到了我国民众的生存环境和享有健康的权利。贯彻以民为本，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我们的经济朝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

三、相关税收政策建议

（一） 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为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可以对个人所得税进行适当调整，如进一步提高所得税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免征个税。提高累进税制的税率级距的同时，加强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力度和税收稽查，严防其逃税漏税。此外，开征并完善社会保障税，给予低收入阶层生活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调整消费税，对生活必需品减免消费税以减轻普通民众生活成本，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税额，加征遗产税和赠予税，以抑制个人财富的过度积聚。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对现代服务业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其进行减负，促进服务业投资与发展。对服务业设置营业税经常使企业面临营业税和增值税交叉征收的双重应税负担，严重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2012年底，我国开启了营改增的试点实验，将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以物流业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背景下，营改增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促进了该行业的同时，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对服务业整体减税的同时还应配以结构性再减税，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在引导促进服务业方面的作用。为了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从而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可以对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扣除，加速折旧，递延纳税，税收抵免等。

（三）调节区域经济平衡的税收政策

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在税收政策上主要是实行向中西部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区别对待。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放水养鱼，即在中西部地区实行低税率，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当地企业减轻负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强盈利能力，发展壮大，吸引外来资本企业投资入驻，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税收在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方面也只有这些，而要实现该目标，需要其他多方面公共政策的协调配合。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的税收政策

篇2

关键词：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结构性减税；价格通道；企业出口；营改增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参考文献：

[1]高培勇.结构性减税：2009年税收政策的主基调[J].涉外税务2009，（1）.

[2]高培勇.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进程盘点与走势前瞻[J].财贸经济2010，（1）.

[3]杨军.“增支+减税”的持续不平衡——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贸易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J].南风窗，2010，（3）.

[4]陈黛斐，韩霖.“十二五”税改：重点是直接税——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中国税务，2010，（11）.

[5]凤翔.对当前税收改革热点问题的深度解读和理论分析——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J].理论视野，2011，（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高培勇，张德勇，张斌，汪德华. “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规模[J].经济研究参考，2011，（3）.

篇3

关键词：均等性转移支付；宏观经济波动；地方财政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1007206

一、引 言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一方面，均等性转移支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另一方面，均等性转移支付也是中央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现有的研究成果较好地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马拴友和于红霞[1]分析了1994 年财税体制改革以后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的关系， 发现转移支付总体上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尹恒等[2]的研究发现，上级财政均等性转移支付不但没有起到均等县级财力的作用，反而拉大了财力差异，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造成了近一半的县级财力差异。Huang 和Chen[3]的研究也发现，中央转移支付并没有实现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郭庆旺和贾俊雪[4]认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中国省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但抑制了其发展；促进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服务发展，但加剧了省级差异；对公共基础教育服务则不具有显著影响。李永友和沈玉平[5]的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对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支出决策反应显著高于收入决策；地方财政支出决策对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周期变化反应并不对称，支出决策对转移支付增加的反应要弱于对转移支付减少的反应。范子英和张军[6-7]的研究发现，转移支付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得地方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降低003个百分点， 这种无效率的水平在西部地区更是达到037个百分点。付文林[8]的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影响了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也导致了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偏向行政性支出。范子英和张军[6]利用1995―2005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转移支付能够显著促进国内市场整合，且三大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最显著，而财力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作用并不明显。另外，解垩[9]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公共品均等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各地城乡公共品差距的缩小作用不大。付文林和沈坤荣[10]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地方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不仅会带来粘蝇纸效应，而且会产生可替换效应。

宏观经济波动会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如何减少宏观经济波动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当前，均等性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其又会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宏观经济波动。例如，中央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越多，地方政府财力越充足，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等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产生影响。再如，中央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越多，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税费的依赖程度越低，这会影响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波动。需要说明的是，已有研究主要考察技术冲击、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财政分权和预期等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据笔者所知，尚没有文献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本文拟补充和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本文运用1995―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越大，宏观经济波动越小，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这可能是因为，无论是出于政绩考虑，还是处于改善辖区内居民的福利考虑，地方政府有激励维持辖区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均等性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增强，从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考虑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也差别较大，本文以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为样本，分别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都有利于减少宏观经济波动。考虑到2002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之前，中国均等性转移支付以税收返还为主，2002年之后税收返还减少，而主要以专项均等性转移支付和一般性均等性转移支付为主，本文分别以1995―2002年和2003―2012年为两个时间段做以考察，研究发现，在这两个区间内均等性转移支付都有利于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二、中国均等性转移支付特征事实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公布的数据，中国均等性转移支付的总额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02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454亿元；均等性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5年的5595%下降到2000年的4580%，而后又上升到2012年的7074%，即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中70%以上都是对地方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某些年份甚至超过50%）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均等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2002年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时，为保护地方既得利益，将原属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划为中央固定收入或共享收入后，给予地方政府的补偿。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中央财政安排给地方财政的补助支出，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等。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对委托地方政府的一些事务或对中央地方共同承担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补助资金，需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转移支付重点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农等公共服务领域。本文分别用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占均等性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表示均等性转移支付结构。根据《中国财政年鉴》公布的数据，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均等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从1995年的115%增加到2012年的4720%；专项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的比重从1995年的1480%增加到2012年的4150%；税收返还占均等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从1995年的7370%下降到2012年的1130%，即中国均等性转移支付结构已经由税收返还为主向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调整。

表1给出了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均等性转移支付总额、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值以及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从表1中可以看出，四川和河南获得的均等性转移支付最多，分别为2 91562亿元和2 82417亿元；天津、上海和北京获得的均等性转移支付最少，分别为36978亿元、43065亿元和51231亿元。总体而言，西部地区省份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值和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而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值以及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例如，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值最高的3个省份是、青海和宁夏，分别为26 13907元、14 64330元和8 32167元；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最低的3个省份是广东、江苏和浙江，分别为1 15481元、1 43931元和1 51309元。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比重最高的3个省份是、甘肃和青海，分别是8882%、7304%和7241%；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比重最低的3个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江苏，分别是1029%、1390%和1622%。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不同地区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差别较大，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主要依赖于均等性转移支付，而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低。

中国不同省份对中央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的变化趋势也差别较大。本文用各省份2012年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减去1995年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从1995―2012年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11个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在下降，20个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在增加。对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下降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北京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下降最大，而对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增加的省份几乎都是中西部省份。

三、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方程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方程如下：

Volatilityit=α+βTransferit+∑Nj=1γjXjit+εit（1）

其中，Volatilityit表示第i省份第t年的经济波动；Transferit表示第i省份第t年的均等性转移支付；Xit表示对经济波动有影响的其他变量，根据通常的设定，这里主要包括政府规模、技术创新、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和开放性程度等指标；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指标选取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经济波动。现有研究通常用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表示经济波动，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标准差不能有效反映经济波动，Tang等[11]以标准差衡量经济波动时，选取样本期间内经济波动差别很大，标准差值只能反映整体情况，并不能反映全部样本期间内经济波动路径的差异，也有研究通过HP滤波来计算经济波动。本文结合以上两种思路，通过两种方法来衡量经济波动。

本文通过HP滤波来估算经济波动。借鉴干春晖等[12]的方法，通过如下的方法估计经济波动：

Volatilityit，t+T=∑Tt=1lnyit-lnyit2+λ∑T-1t=2[lnyit+1-lnyit-lnyit-lnyit-1]2（2）

其中，lnyit表示实际GDP取自然对数；lnyit表示潜在产出，即增长的趋势成分；lnyit-lnyit为产出缺口，表示经济增长的周期成分；λ表示趋势成分波动的惩罚因子，由于是年度数据，借鉴Ravn 和Uhlig[13]的研究成果，本文取λ值为100。

借鉴Ramey 和Ramey[14]、周业安和章泉[15]的思路，本文用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表示经济波动。将1995―2012年划分为3个时间段：1995―2000年、2001―2006年、2007―2012年，每个时段跨度为6年，计算6年人均GDP增长率的标准误用以表示经济波动。

借鉴付文林和沈坤荣[10]的思路，本文用地方得到的中央补助收入减去地方上解中央支出得到中央对地方的净均等性转移支付，再用净均等性转移支付除以地方财政支出表示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该值越大，表明地方政府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越高。根据通常的设定，用政府支出除以GDP表示政府规模；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表示开放性水平；用每万人的专利申请数表示技术创新；用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GDP表示产业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除以GDP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均等性转移支付数据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份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总表中提供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其他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1995―2012年。

四、经验分析与结果

由于是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分别通过固定效应方法和随机效应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中的回归（1）和回归（2）所示。可以看出，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应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始终具有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其有激励动机维持辖区内宏观经济稳定；均等性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增强，地方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例如，当经济衰退时，均等性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减缓经济下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熨平经济波动。为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否稳健（Robust），本文用经济

增长率的标准差表示经济波动，进行稳健性

分析，结果如表2中的回归（3）和回归（4）所示。可以看出，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应的系数仍显著为负，即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越大，经济波动越小，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不同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地方政府对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也差别较大。Checherita-Westphal和Rother[16]以及Devarajan等[17]的研究都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均等性转移支付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否差别较大？为此本文区分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如表3的回归（1）―回归（4）所示，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有抑制作用。

付文林和沈坤荣[10]的研究表明，在2002 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之前，以税收返还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倾向于保护各地区既得的财政利益，总体上中央对地方的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较为有限，2002年之后随着一般性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不断增加，均等性转移支付在平衡不同地区之间财力均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的问题是，维护地方既得利益为主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和协调地区财力均衡为主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区间划分为1995―2002年和2003―2012年两个时间段，分别考察两个样本时间段内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如表3的回归（5）―回归（8）所示。可以看出两个样本区间内均等性转移支付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即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没有实现预期设定的目标。例如，马拴友和于红霞[1]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不利于地区之间的经济收敛，尹恒等[2]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不利于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范子英和张军[6-7]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并没有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这为均等性转移支付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和依据。

五、结 语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发生了较大的调整，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问题。中央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力不均衡；另一方面，其也是财政政策的体现，对整个经济有系统性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低，而中西部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高。本文运用1995―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高，宏观经济波动越小，这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平抑宏观经济波动。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有激励维持辖区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均等性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增强，熨平了宏观经济波动。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均有利于抑制经济波动。分时间段的分析表明，1995―2002年的样本区间和2003―2012年的样本区间，均等性转移支付均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改变以GDP、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为主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对维持辖区内宏观经济稳定的考核，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和动力维持辖区的宏观经济稳定。第二，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更好地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减缓宏观经济波动。第三，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提高均等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

本文还存在一些可能的拓展：第一，均等性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可以运用省级层面的数据考察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本文主要运用了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现实经济中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可以将本文的模型拓展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GMM）方法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三，本文主要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全要素生产率、投资率、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和通货膨胀率等宏观指标的影响，进而探讨均等性转移支付影响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第四，本文主要运用中国数据做了实证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构建与中国现实经济相一致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现实经济的参数环境下，数值模拟转移支付的宏观经济效应。

参考文献：

[1] 马拴友， 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J] 经济研究， 2003， （3）：26-33

[2] 尹恒， 康琳琳， 王丽娟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07， （1）：48-55

[3] Huang， B， Chen， K Are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China Equalizing？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 （3）： 534-551

[4] 郭庆旺， 贾俊雪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J] 世界经济， 2008， （9）：74-84

[5] 李永友， 沈玉平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 （11）：41-53

[6] 范子英， 张军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J] 经济研究， 2010， （3）：53-64

[7] 范子英， 张军 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转移支付的视角[J] 中国经济学， 2010， （6）：117-138

[8] 付文林 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行为激励初探[J] 财贸经济， 2010， （11）：58-62

[9] 解垩转移支付与公共品均等化分析[J] 统计研究， 2007， （6）：63-66

[10] 付文林， 沈坤荣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J] 经济研究， 2012， （5）：45-57

[11] Tang， S， Groenewold， N， Leung， C The Link between Institutions， Technology Change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8， 30 （4）： 1520-1549

[12]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 （5）：4-16

[13] Ravn， M， Uhlig， H On Adjusting the Hodrick-Prescott Filter for the Frequency of Observ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2， 84 （2）： 371-380

[14] Ramey， G， Ramey， V Cross 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Volatility and Growth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 （5）： 1138-1151

[15] 周业安， 章泉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J] 管理世界， 2008， （3）：6-15

篇4

关键词：营改增；财政体制；税收体制；税收政策

所谓营改增，主要指的是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国近几年来根据我国社会经济以及社会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特点，以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企业的更好发展为主要目的而做出的新一轮税务改革。营改增之后，其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和经营压力，也为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接下来，本文就以加强相关企业对营改增的了解为主要目的，对营改增的功能定位和其发展趋势进行有效分析。

一、宏观经济运行背景下“营改增”的功能定位

“营改增”政策的施行，是我国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和需求，对税收政策所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在营改增政策开始施行之后，其便对我国社会经济和企业发展发生了积极影响，也产生了巨大的潜在效应，而这些，都在宏观经济层面得到了展现，其功能也得到有效定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完善流转税功能

在宏观经济背景下，营改增的首要功能，便是对我国现行流转税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使其更符合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在此之前，我国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种税，一般情况下两种流转税并行，并且分别适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税收要求，企业在进行纳税的过程中，虽然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相互照应和协调的方式，对两种税负进行调整，以达到相互平衡的目的，但是，由于其税收筹划存在一定难度，并且一部分企业并不适合这种并行方式，所以经常会出现税负失衡的情况。另外，由于近几年来，伴随着各行业的不断发展和相互融合，同时具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特点的企业也涌现而出，在进行税收的过程中，很难对企业的归属进行精准分类，由此，两税并行制度也变得不再适用，很容易导致税收问题的出现。而在营改增之后，将营业税改收增值税，便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不需要对这种新型企业进行准确界分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税收的合理化，这不仅有效解决了以往两税并行制度下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对流转税制度进行了有效完善，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完善经济结构功能

通过对上一次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进行研究不难发现，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在周期性和结构性两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而产生的一种危机。而当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迅速，还没来得及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和完善，使其与全球经济的结构矛盾产生了较深层次的相互影响，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经济避免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就需要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进一步完善，而营改增政策的推行，便实现了这一功能[1]。在营改增政策施行之后，企业在购入固定资产的过程中，就不再需要对增值税进行记录和缴纳，该制度的推行，能够很好的解决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所存在的税收矛盾，避免了税负失衡问题的出现。同时，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转型调整完成之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随之结束，也能够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统一征收增值税的情况下，更是为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完善提供的强大动力，使营改增具有了完善我国经济结构的功能。

（三）决定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成败

我国营改增政策的施行，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和完善，避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在实际施行过程中，营改增与宏观调控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其能否得到顺利实施和起到完善我国经济结构的目的，直接决定了宏观调控的成败，其功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当前，我国施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逆周期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使其更加完善，其主要目标，也是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对物价进行有效控制，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防范。

第二方面，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也面临着通货膨胀问题，货币政策也出现一定失衡，因此，我国必须通过财政方面的改革和控制，对当前我国经济压力进行有效缓解和调整，而这些，都要依靠营改增政策的有效施行。

第三方面，在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中，粗放型扩张所产生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为了更好的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就需要对支出进行节制。

第四方面，在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和国民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该背景下，通过减税的方式来缓解企业和国民的经济压力，是一种最佳选择。

第五方面，营改增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关系着结构性减税的效果，能够促进国家收入分配和节能减排政策的完善，进而促进宏观调控的有效进行。

二、“营改增”的发展趋势

（一）将成为地方税收体系重建的重要依据

在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所有税种中，营业税是最主要的税种，并且占据了地方政府总税收的一半以上。而就目前的发展形势而言，无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是为了确保宏观调控的成功施行，营改增政策都将成为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收税政策。因此，在该前提下，失去了营业税征收的地方政府，就需要以此为基础，对地方税收体系进行重建。在对地方税收体系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除了要以营改增为主要参考依据建立地方分制度，还要对地方财政的收支格局进行有效调整，首先，地方政府要形成独立的收支管理权，对自身的收入和支出进行独立管理；其次，地方政府要对自身的财政体系进行重建，使其能够满足营改增制度下的经济发展需要；最后，地方政府要以国家宏观调控为指导，对自身的财政支出进行适当调整，以达到财政收支平衡的目的[2]。

（二）营改增的施行将推动我国税收体系的快速建设和完善

营改增开始施行之后，虽然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税收进行了有效平衡，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税负，但是，与此同时，也会导致增值税的增加。一直以来，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增值税都是份额较大的税种，如今营改增之后，必将导致增值税的进一步增加，这种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税收体系调整和财政风险的出现，需要对其进行有效解决。因此，在营改增施行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有效解决其自身所带来的一系列潜在问题，就需要对增值税在税收中所占的份额进行适当调整，同时，也需要对其他税种进行适当调整来弥补由此形成的空缺。而这个过程的转变，必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我国税收体系建设的加快和不断完善，进而使我国税收政策能够更好的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落实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将促使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建

在当前的分税制下，所拥有的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就是两类税种的分享比例，在中央财政中，增值税和所得税之间的分享比例为75：24，而在地方财政中，其比例为60：40，这种比例，能够满足之前的税收政策需求。而在营改增施行之后，该分享比例必然会被改变，因为其已经无法满足营改增背景下的国家和地方财政收支需求。因此，为了能够使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在营改增体制下也能实现彼此平衡，就需要对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重建，这也是营改增施行后所存在的必然发展趋势之一。

三、结束语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结构也受到了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了限制，而营改增税收政策就是在该背景下所进行了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有效调整，使税收制度能够更好的满足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促进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进行。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加强对营改增政策的研究，明确其在宏观经济层面所具有的功能，并明确其发展趋势，以对自身财政体质进行针对性调整，促进自身的稳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争.银行业“营改增”方案设计及对上海各行业税I影响分析[J].生产为研究，2015（11）.

篇5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供给学派；必要性；效应

1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就是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其实质就是扩大抵扣范围，即允许抵扣当期购人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我国现行增值税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及时入库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税作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弊端，从经济层面来看抵扣范围狭窄不利于刺激企业投资，从政治层面看为政府提供了“印钞机”导致众多的经济犯罪。鉴于此，增值税转型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减税，为此供给学派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固定设备的更新，从而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每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劳务，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供给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资的积极性。

2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

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看，“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外需急剧收缩。出口受到重创。同时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出现经济的周期性回调都反映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我国目前内外夹击的经济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无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给方面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资乘数效应将会弥补转型后政府财政的税收收入，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带动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从而带来较高的就业率和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消除这次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

客观地说，增值税转型的契机已成熟。经济过热的风险悄然降温之际。减税呼声中的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国目前减税呼声此起彼伏，国内外减税潮流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等备受期待，这些减税政策无疑比政府投资更能够促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关头更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此外，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能力也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所减少的收人。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财政收入连续上了几个台阶，较轻松地实现从2万亿元到5万亿元的大幅度跨越。同时，新企业所得税巳于2008年1月1日在全国实行，增值税全面转型也错开了企业所得税这项大的税制改革，大大减轻了财政压力。

3我国增值税转型的效应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推断，在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具有拉动投资的效应，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3.1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全国范围内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彻底抵扣固定资产所支付税金，这一转型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影响最为剧烈。对劳动密集毅企业的影响较为平缓。

同时，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规模企业所产生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适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对象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革后这些纳税人的增值税负担会普遍下降，而规模小、财务核算不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由于是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且不抵扣进项税额。其增值税负担不会因转型改革而降低，因此需要相应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扶植小规模纳税人健康成长。

3.2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看。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表现在增值税转型后，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而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了更多产品的供给，而更多的供给会导致更多的需求和消费，当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会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因此增值税转型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环境的稳定。

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增值税的转型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设备购人方可用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间接降低固定资产取得的成本，提高企业盈余水平，这将带来企业所得税的增加和投资拉动GDP两方面的正效应。从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根据8005年统计数据显示，东北地区国内增值税收人为955.8亿元，而增值税转型试点直接影响东北地区增值税收人减收32.36亿元，占东北地区全年国内增值税收人的3.4％，只占全口径税收收入的1％左右，并没有造成税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实际上税收总量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新晨

3.3增值税转型对市场稳定的影响

用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宏观市场的稳定，可以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于宏观市场稳定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首先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增值税的转型从总体上会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促进企业的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则代表着更多生产单位的出现，从而增加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失业率。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于劳动力索质的需求也会上升，也许在现阶段来看对于失业率并不会起促进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不仅仅会是对失业率有促进，同时还会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会促进我国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增值税的转型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失业率的下降，而是在失业率下降过程中，带来了劳动力素质的上升。

篇6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 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 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 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 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参考文献

（2）Krugman，P.，1979，"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1）。

（3）McKinnon R.and Pill，H.，1996，"Credit 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Capital Flows ：The Over Borrowing Syndrome"，T.ito and A.Krueger ，Ed.FinancialRegui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McKinnon R.and Pill.H ，1998，"The Over Borrowing Syndrome ：AreEast Asian Economies Different？"R.Glick ed.Ed.，Managing Capital Flows andExchange Rates，Per spectives from the Pacific Bas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5）Obstfeld ，M.，1994，"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NBER WotkingPaper ，No.4640.

（6）Sachs，J.and Radelets 1998，"The On set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Crisis"，NBER Working Paper，NO.6680.

（7）爱德华·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

（8）贾康：《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制度创新》，《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10）罗纳德。l.麦金农：《经济市场化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宋文兵：《中国资本外逃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篇7

（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财务科，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在当今各国经济中宏观调控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促进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调控手段。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无论对于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都是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

关键词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工具；经济增长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094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经济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内需不足，因此要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综上分析表明，现实两大政策的配合模式应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相结合，这样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胡琨.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实证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4.

［2］刘尚希.中国消费率下滑引致的经济风险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2008（6）：4-10.

［3］孙光辉.关于财政融资创新之策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研究［J］. 中国市场， 2015（9）.

［4］李春顶，夏枫林.需求结构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及中国政策抉择［J］. 中国市场， 2014（7）.

篇8

关键词：经济形势；财政政策；改善民生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0-01

一、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欧美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持续动荡，对于处在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受此影响，我国经济不会独善其身，未来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需市场惨淡、内需依旧不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短期内未可奏效，必将拖累已经极大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换而言之，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未来运行充满变数。

其次，由于通货膨胀的拉动和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我国物价上涨势头明显，不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从长期来看，他们可能会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高不下，从而与以收入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换而言之，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物价上涨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

最后，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拉动经济操作后，其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鉴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时中国被拖入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的事情。因此，在我国面临低迷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国内传统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的压力下，在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两大目标之间，我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在全面评估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内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中央做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议。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即便仍旧维持着名义上的“积极加稳健”的经济格局，如今，其实质性内容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当前预调和微调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其对经济扩张性的操作可相对从缓。我们尚不需要如2008年和2009年那样大规模扩张性的操作，如今经济形势不宜于反应过度。

其次，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复杂性的变化，但是不足以改变2011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换而言之，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稳定物价水平应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最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下，即便我国经济下滑势头有所显现，宏观经济政策着重在刺激的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即在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说，不能以牺牲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为代价稳定经济的发展势头。

三、结构性减税与改善民生

迄今为止，结构性减税是来自官方的正式提法。自2008年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结构性减税由积极财政政策的配角转为主角，在反危机的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显而易见，在变身主角的今天，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性减税。其特点在于：一方面要通过减税，减轻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减税与增税并行，优化整个税收收入结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在实施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七章第三节中，写入“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下，流转税或间接税的税制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其中增值税所占比重最大，是全部税收收入的37.75%。鉴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需要，增值税无疑应当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它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不仅是增值税，其他税种都会迎来一场降低税负水平并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的改革。

鉴于当前积极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定物价水平仍是我们的的重中之重。并鉴于稳定经济的增长和调节经济结构两大目标，增加财政支出的重心地带，也应当锁定改善民生，切实办好有关民生的大事。

具体而言，有关增加财政支出的安排，除了继续着眼于优化投资结构外，要把通过一系列改善民生为主要线索的支出项目及其规模的增加，来拉动消费需求，作为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项目有：支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报酬；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积极落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住房工程建设等等。

可以预期，以增值税为重心的结构性减税及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增加支出的操作，将有可能在2012年走出一条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契合、同整个宏观经济布局相协调的经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扬.关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2]金人庆.当代中国税收要论[M].人民出版社,2002.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1,3.

篇9

一、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进行管理需要政府角色进行转变

在信息网络化逐渐推广的今天，网络化加大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其联系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政府监督经济运行以及合理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做出了相关要求。（1）减少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国家经济的主要调节手段是市场，政府必须明确这一点。在信息网络化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可以做好以下几件事：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合理配置资源，不同行业的发展对于资金和资源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将会出现严重的弱肉强食的现象，一些产业根本无法生存，为了生产的平衡，政府应该做好管理人的角色；着力于向“中立型”政府转变，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角色是指导者，为此，政府应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再者，政府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竞争原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政府要通过相关的立法工作来实现公平竞争，第二个原则是权力下放原则，政府需要通过权利的分开来管理，要发挥政府的“指导”方面的功能。（2）改变自身运作方式。政府要向电子化政府转变，转变的内容主要包括办公自动化、信息处理自动化等。就我国而言，我国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政府应该任用一些相关的网络技术人员来实现对于网络信息的利用，让信息充分流动。政府的采购也可以采用电子化，这样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并且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进行监督，这就类似于电子商务，可以减少货币资金的使用，对于经济往来的记录也减少了贪污现象的发生。（3）直接与民众进行沟通。在以往的社会发展中，政府工作人员很难与群众进行沟通，网络信息化则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桥梁。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电子调查问卷来切实了解民众的需求，这样就有利于减少政府决策的失误，也就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贴合群众的需求。再者，政府与群众的交流也有利于民众了解政府运行的现状，切实把握政府的政策，并且对于经济政策及时进行反馈，政府还可以集思广益，共同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二、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1）要求政府对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提高。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进行过程，信息千变万化，巨大的信息库的涌动需要政府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极大地提升。其次，政府要提高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完善相关的预警系统，切实把握经济发展动脉。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引导经济朝着健康发展。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时需要制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立足于对网络信息所提供的数据之上。（2）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电子货币的大量使用可以减少纸币的使用，加速了资金的周转与配置。为此，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是必须的，要减少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情况的发生，要加强对于动态的金融系统的分析，合理控制电子货币的使用。（3）政府加强了对财政的控制力度。政府日常工作中电子办公的出现，有利于减少政府贪污受贿现象的发生。为了达到足额的财政税收入库，信息网络化为其提供了方便。信息网络化加强了对于税收的监督与管理。再者，从国际角度来看，利用网络来实现国际贸易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税收跨国发展将有利于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税收发展差距。（4）信息网络化需要劳动政策。随着网络技术应用到工厂之中，使得工厂的生产与管理逐渐分离，其中不缺乏相关的跨国案例的影响。据此，对于劳动政策其也做出了相关的改变。在网络上进行工作人员的跨国分配为我国政府对于劳动力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合理制定相关的劳动政策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其关乎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上关于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以及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转变角色只是初步的研究，相信经过众学者的讨论，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看法。合理应用信息网络化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及企业需做好迎接机遇与挑战的准备。

作者：周勇 单位：长江职业学院建工学院

篇10

摘 要：税式支出管理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为实现宏观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将更加注重税式支出的调控功能，不断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各项减税政策的贯彻执行及绩效情况，不断规范和加强税式支出管理。

关键词 ：税式支出管理 税收

税式支出管理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为实现宏观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将更加注重税式支出的调控功能，不断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各项减税政策的贯彻执行及绩效情况，不断规范和加强税式支出管理。

一、税式支出概念

税式支出是指政府因实施税收优惠对纳税人的税收减让而放弃的财政收入，也可以说是用于实现特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或间接的财政支出。它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隐性的财政支出，与财政直接支出一起共同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发挥作用。

二、税式支出的形式和范围

（一）税式支出形式

我国的税式支出主要采用税额减征、降低税率、免税等直接优惠形式,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间接优惠形式虽也有运用，但规模和范围都不大,仍然以直接优惠形式为主。总体上说，应借鉴国际惯例，减少和控制税额减征、降低税率、免税等直接形式的使用，适当增加加速折旧等间接形式的使用。

目前我国税式支出主要有免税、降低税率、税额减征、税收返还、减计收入、加计扣除、投资抵免、加速折旧、出口退税、起征点、投资抵扣、减计所得、定期减免税、税收转增国家资本、豁免欠税、延期纳税、税收豁免、免征额及其它等形式。

（二）税式支出管理范围

税式支出的管理范围主要包括：审批类减免税、备案类减免税、直接减免税和起征点减免税四大类。

1、审批类减免税，是指根据税法规定应报经税务机关审批的减免税项目。纳税人享受报批类减免税，应提交相应资料，提出申请，经审批确认后执行。未按规定申请或虽申请但未经审批确认的，纳税人不得享受减免税。即通常意义上需要个案审批的减免税。

2、备案类减免税，是指取消审批手续的减免税项目和不需税务机关审批的减免税项目。纳税人享受备案类减免税，应提请备案，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自登记备案之日起执行。纳税人未按规定备案的，一律不得减免税。备案类减免税限于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

3、直接减免税，是指根据税法规定，不需由税务机关审批和备案，对享受税式支出政策的单位和个人直接减税、免税。

4、起征点减免税，是指根据税法规定，对享受税式支出政策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数额达不到起征点的不征税，达到或超过起征点的全额征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限于个人。

三、我国税式支出管理必要性

（一）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现状

税式支出管理，在部分国家已有50多年的历史，我国80年代开始引入，2002年开始研讨，2007年开始实施，并且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对经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我国现行的18个税种里面，有15个税种涉及税式支出，正在实施的税式支出项目约700项，几乎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国家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税式支出管理及信息报告制度，税式支出信息来源不对称、绩效评价不配套、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突出，无法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及绩效情况进行准确统计和评价。一是负责该数据管理的相关部门管理工作不到位。由于国家在税式支出管理方面，没有统一的制度规范，给测算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性和不确定性，测算的范围、项目、时间、标准、方法等，大都是一年一确定，一年一部署，一年一组织。这对地方来说，无论是财政、国税、地税部门，还是广大纳税人，年年被动，年年辛苦，每况愈下。二是政策制定考虑不周全。这样很容易导致税式支出的误用和滥用，极易产生一系列的负效应；三是纳税人对税收优惠政策理解不透彻，掌握不具体，认为所经营的项目是免税项目，理应享受免税政策，不报送减免税信息，甚至连税务登记也未办理，更谈不上税收优惠审批备案等相关事宜。在这种背景下，亟需建立一个“统一、常态、共享、高效”的税式支出管理机制，既可以满足国家的测算需求，又能实现地方各级财税部门之间、财税部门与纳税人之间税式支出管理效能的最大化。

（二）加强税式支出管理的目的和意义。近年来，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税式支出政策，并且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一个时期将更加注重政策约束手段，更需要我们广泛了解掌握政策执行情况。为充分发挥税式支出功能，建立一个系统的税式支出分析、控制、管理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规范的税式支出制度，意义重大。

首先，加强税式支出管理是规范财政管理的内在要求。从收入方面看，税式支出是政府实施税收优惠而让与或放弃的收入，直接关系到地方的财政收入情况。从支出方面看，财政支出的目标和意图，既需要通过直接财政支出来体现，也需要通过间接的税式支出来实现。通过比较分析税式支出和财政直接支出效能，有利于政府及时选择税式支出与财政直接支出政策的最佳组合，增强政府的综合调控能力。

其次，加强税式支出管理是国家调整税收政策的客观需要。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为了实现宏观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将更加注重税式支出的调控功能，不断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各项减税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对各项税式支出绩效情况进行评价分析，及时调整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加强税式支出管理是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和效率的必然选择。今后，税式支出调查测算将成为各级财税部门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建立税式支出信息报告制度后，财税部门能够对纳税人的经营规模、计税依据、应纳税额、减免税等税式支出管理信息，以及基层税务机关的征管行为实行动态管理和有效监督，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