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时间：2023-10-08 17:42:2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源；人才流失
一、劳动力流动情况的分析
1.劳动力流动及其利弊。劳动力流动一般是指劳动力依据劳动力市场条件变化，在企业间、职业间、产业间以及地区间的移动。劳动力流动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否则，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2.劳动力流动对企业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和整个经济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一个有经验的员工离职，企业就不得不新聘用一个缺乏经验的员工来接替前者的工作，企业将会承担双重的损失。一是企业向离职者支付培训费用的损失，二是企业损失必须重新培训新的工人所承担的费用，并承担因新进公司工人生产效率低而带来的损失。
3.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员工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应该有个合理的限度。劳动力过度流动同劳动力流动不足一样，都会产生不好的效果。自愿离职的员工不仅要放弃已积累的资历、工资等级的提升机会、享受企业补充退休金的权利，而且还要放弃已经培养起来的较为亲密的同事关系等。在新的工作中，他要从低等级工作开始干起，努力去建立新的同事关系，因为没有资历，从而缺乏职业安全感，并且要在工作多年之后，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
二、人才流失主要原因
人才流失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外部原因。 （1）高素质人才供求不匹配。例如，近几年我区中药饮片行业发展较快，各大饮片生产加工企业发展迅猛，部分民营企业不断壮大，而这方面人才的供求一时难以衔接，造成人才资源供求紧张。
（2）缺乏成熟配套的人才政策。我国的人才流动市场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人才资源在市场上可以自由流动，但国家对这方面的政策还不成熟，造成人才流动的不规范，人才市场乱象频出。
2.内部原因。（1）员工工资福利额度较低，员工价值未得到充分认可。工资福利情况始终是员工最关注的问题。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决定了他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关系到他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在我市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某电子企业，其工资分配情况如下：
入职0-3月员工，其月综合薪资下限2299 元，上限2799元；
入职满3月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上限2829元；
入职满半年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上限2859元；
入职一年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上限2899元；
入职一年半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499元，上限2949元；
入职两年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499元，上限 2999元；
入职满三年以上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599元，上限 3099元。
从以上工资情况可见，如此低的工资福利待遇会造成人才的不稳定，会加剧人才在企业的流失。
（2）企业职业生涯管理不能适应员工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需要保证组织能够维护员工的长期利益，特别是鼓励员工不断成长，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才能。职业生涯规划的焦点是放在个人目标与现实可行的机会的匹配上。员工可以在组织的帮助下沿着一条已经确定的职业生涯道路，获得职业生涯发展。如果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不能在组织内实行，则这个员工迟早要离开组织，因此，组织应该在这方面帮助员工，从而使双方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3）部门领导培养人才能力不强。大多数领导忙于业务工作和日常事务，对新进公司员工缺乏关心和指导，造成新员工对公司和领导不满意。导致这些员工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终日不思进取，由此可想而知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
（4）劳动职能部门积极引导就业。现在我市正针对农民工就业问题开展“春风行动”。在开展活动之前，要先摸清人员需求底数，明确分工，开展各类求职人员就业需求调查，摸清企业现阶段生产发展应有职工人数、实际在岗职工人数和当前实际用工需求人数、具体需求的岗位，进一步提高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采集的准确率，以便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能够及时宣传，有的放矢地组织人力资源供求双方进行对接。
3.员工自身原因。（1）新员工参加工作频繁跳槽。作为新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就业局势紧张，刚参加工作一时不知道什么工作最适合自己，只有抱着闯一闯，看一看的态度去参加工作，造成频繁跳槽。
（2）家庭因素。年轻员工因婚姻家庭情况流动，或者回乡照顾父母、孩子等情况也是员工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人才流失的应对策略
1.建立重要岗位后备人才队伍制度。企业要根据实际需要做好人才储备，以备不时之需。企业要做好人才规划，做好人力资源需求的合理预测。
2.职业生涯管理规划。根据企业和员工具体情况进行企业职业通道设计，合理设计员工职业生涯管理规划，让员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上升空间，觉得有奔头，员工才会安心工作。
3.实行绩效工资，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根据绩效考核情况进行薪酬分配，可以调节收入水平、拉开收入差距。这种做法会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去工作，有效减少员工对薪酬的不满情绪。
4.减少员工的流失率。企业要想长期留住员工，首先要从工资待遇上着手。比如，入驻我们园区的一些企业，却很少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开出的工资待遇工人们多不能接受，在农民工看来，工资如此之低还不如去外地打工，起码可以多挣一些钱。企业的这种做法导致员工流失率逐年加大。
人才的流动是必然的。保留人才的目的是能够使人才为企业所有，为企业创造价值。只有把人才的流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能动性，做到人尽其才，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总之，中小企业只有深入了解人才流失的具体原因，才能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的策略，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这样，才能有效管理好企业的劳动力流动和人才流失问题，真正做到招到人才、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
参考资料：
[1]陈超.民营企业人才严重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篇2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篇3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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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溢出；社会福利；分配
中图分类号F323；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5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09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始于1978年农村实行之后，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日益壮大。据2009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总量已达到2.3亿，其中外出六个月以上的达1.5亿。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两大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男性为主；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1]。所以，我国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相对于留守的劳动力而言，其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教育投入属地性质十分明显，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来源于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使得教育投入表现出显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将会使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这便使劳动力输出地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而劳动力输入地特别是东部城市将是溢出受益方，获得了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
教育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社会福利分配效应究竟有多大呢？各省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及受益情况如何？各省份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以及溢出的主要流向地的分布情况又是怎样呢？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可能会进一步产生福利影响么？目前相关文献虽然都认同农村劳动力流动将产生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但是缺少对这种直接福利效应进行衡量并探讨溢出及受益双方的分布情况。
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估算
1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衡量
人力资本的类型包括：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知识人力资本、能力人力资本[2] 。本文关注教育投入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即教育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测算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标法、直接能力测算法，其中最常用的成本测算法是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早期的文献是以学校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存量；Kyriacou和Barro在比较各国人力资本投入时假设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与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入成正比[3-5]； Mankiw在经济增长核算实证研究中也用受教育年限来测算[6]。因此，目前受教育年限成为了衡量人力资本投入的最常用的度量，国内关于人力资本研究中大多也用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7-8]。 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而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投资相关性强。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测算，同样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
谢童伟等：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2测算方法
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5个不同学历层次，定义各教育程度的年限：文盲半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以上为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学公式如下：
H=AEY=∑5i=1EYi×Pi
其中，H为人力资本水平，AEY为平均受教育年限；i为以受教育程度的组数；EYi为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年限；Pi 为各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
13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199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以统计口径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估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国水平，以“乡村从业人员”测算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RH）一般水平。这是因为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文化程度。
14农村教育人力资本估算结果
全国农村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6.752提高到2008年的7.285年，提高了0.533年；而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7.766提高到2008年的8.255年，提高了0.489年。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基本上比全国水平高出1年左右，平均高出14.58%（见表1）。
2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在各种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下降的
众多因素中，农村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流动的规模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人数占主体。因此，定义“农业就业优势比”为农村劳动力从事农林牧渔业与从事其他行业比重之比，用于衡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农业就业优势比越低，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越多。
图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业就业优势比
Fig.1Rural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dvantage ratio
从图1可知，随着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业就业优势比则迅速下降，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963；这说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应用VAR脉冲响应分析，分析随机扰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路径变化，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若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因外界因素而提高，在4期前教育水平提高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4期后负效应慢慢减小；也就是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
在分析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时，引入“农业收入优势比（IP）”、 “农村劳动力男性优势比（GP）”，分别代表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和农村男性劳动力比重；同时考虑户均耕地面积（S）及户籍制度改革（P），户籍制度是作为虚拟变量。
在模型设定时，将logistic模型做线性化处理：
π/（1-π）为优势比，此处为农业就业优势比，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参数问题转换成拟合线性模型的参数。logistic模型转化为线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用连续的因变量而不用离散的因变量，这样便于用连续的时间序列分析。x1、x2、x3、x4和x5分别代表RH、IP、GP、S和P。从模型可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高1%，从事农业的人数下降0.25%；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不是迁移性质的。
3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3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之一是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流向城市，跨省流动则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全国人数比例的88%到90%；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劳动力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80%[9]。
为了便于估算，本文将卢卡斯模型简化，设定如下：
影响城市生产总值的因素主要有K、L、UH、RH；K为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UH为城市教育人力资本水平；L为城镇从业人数；RH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σ、β、γ、η为估计系数。由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由原有流动的劳动力和新增加的劳动力构成，因此，RH应考虑滞后期，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如表2所示。
经过豪斯曼检验，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采用的数据为2001-2008年的各省面板数据，均做可比性处理后取对数；滞后期的选定以模型显著程度判断。模型表明：城市获得了明显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对城市发展，特别是对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的贡献显著。
32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份额计量
农村人力资本当期值（RH）、滞后一期（RH（-1））、滞后两期（RH（-2））若分别增长1%，则城市的GDP分别增长0.44%、0.46%、0.89%；这三个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4、0.46、0.89。依据弹性系数的定义，农村人力资本溢出对城市GDP的弹性系数为：
因此，ΔGDPt即表示由于农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增加而引致城市GDP增长的量。假设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M’为：
M’=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农村流动的总人口
依据蔡昉等（2005）1997-2002年的跨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数据，可计算得M’分别为0.38、0.38、0.41、0.47、0.46、0.41，M’大概在0.40左右；因此，除了1997-2002年，其余年份的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设定为0.40是比较合理的。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效应ΔSt为：
从1993-2009年，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城市GDP增加值贡献量累计22 983.07亿元，而跨省流动溢出对城市GDP增加贡值献量累计为9 301.51亿元；大致表现出“四起四落”的现象，1995-1998、2000-2002、2005-2007和2009年为溢出增长阶段，尤其是在2005-2007年期间溢出增长最快；1993-1994、1999、2003-2004和2008年为溢出下降阶段。这种现象是由于我国经济发
表3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展的情况决定的。在“四起”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大，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明显，跨省溢出呈现增长趋势。而在“四落”时期，我国经济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经济形势有所下滑，农民工需求量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特别是跨省务工成本及困难增加；因此，跨省溢出效应也随之下降，比如1998和2008年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跨省溢出效应下降最明显。
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动是双向的，每个省份都有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与流入，只是流出与流入数量上有差别；因此，劳动力净输出地是福利损失地，而劳动力净输入地是福利的受益地。各省的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出比率和流入比率，依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分的人口（乡村）”计算而得，即跨省流出（入）比率=跨省流出（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出最多的为四川，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入劳动力的18.09%；而跨省流入最多的为广东，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出劳动力的33.44%。从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而导致的直接福利分配效应来看，净受益最多的省份为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福利损失最多的省份为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溢出和受益差距最小的省份为云南、青海、，其中云南基本持平（见图2）。
33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的分布
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取决于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与流出的变化；这种变化受地缘影响较大，即距离及流动成本影响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广东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受益最主要的5个来源地为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除
图2各省福利净受益
Fig.2Net welfare benefit of every province
了内部之间的跨省流动外，主要来源于安徽、江西、河南、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等地；福建则主要来源于江西、四川、贵州、湖北、安徽等地；北京、天津主要来源于河北、河南、山东、四川、安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新疆则主要来源于西南的四川、西北甘肃和陕西以及河南和安徽。从劳动力流出的情况看，四川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出最多，因此其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最明显，主要流向广东、新疆、浙江、福建、江苏等。另一方面，从长时间跨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现象，即流出的几个大省和流入的几个大省基本上比较固定：劳动力流出及直接福利损失的最大省份基本上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劳动力流入及直接福利受益最大省份是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表5列出了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这充分说明了由于地缘和路径依赖等原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集中程度直接决定了各省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和受益的集中程度。
4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间接福利影响
41大规模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及溢出拉大城乡间及区域间经济差距
在完全竞争且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要素、资源会流向回报率高的地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高回报率将吸引人力资本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并加速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以及持续递增的人力资本流入。人力资本流动与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及作用，即如果某地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快，也会像资本积累快一样，促使该地区的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向其稳态位置收敛。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除了表现在个人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社会产生外部效应外；从空间角度看还表现在因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而产生的区域之间的外溢性。大规模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流出而低文化程度劳动力留在原籍，中西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中西部农村人力资本持续大规模溢出导致了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一直处于净流失状态；而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城市，则因为中西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获得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在数量及质量上的差距扩大，进而拉大经济发展差距。
42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导致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激励程度下降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方式，教育投入是人力
注：由估算的1993-2009年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和损失整理而得。
资本投资的最重要途径。教育外部性、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在我国“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下，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流动将从两个方面导致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收益出现明显的非对称性。
一方面，这种教育投入体制具有显著的属地性质，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西部地区流出的劳动的教育投入来源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由于这种属地性质，东部地方政府无需对该部分劳动力进行教育投入，这也就是为何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如此突出的根本原因。同样是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做贡献农民工子女却在东部地区得不到同等教育权利和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资源，逐渐被边缘化。而这种属地性质还将使中西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因为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具体表现在地区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将因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匮乏受到影响，拉大中西部与东部的地区经济差距。经济发展缓慢的直接结果是地方财政增长缓慢，从而教育投入经费将受到影响，很多地区教育经费一直无法足额兑现，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挤占教育经费。
另一方面，在这种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在2001年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是由以前的“分级管理”改革为“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这将教育经费投入的重心由乡镇提升到了县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投入瓶颈、改善农村教育。但是到现在这种“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弊端已成为制约农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政府所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中，财政能力最薄弱的县级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的大部分投入负担，而中央、省级则投入甚少。洪银兴，龙翠红（2009）估计中央财政预算内投入只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农村教育投入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投入规模直接受制约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农村教育的投入程度又直接影响到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水平，进而引起人力资本的差异。2004年，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划分，东部地区文盲半文盲率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率分别为4.3%、18.6%，中、西部地区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4%、12.2%与15.8%、9.2%[10]。人力资本的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与其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程度并不对应，加上东中西部原有教育差距的存在；因此，作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主要投资主体的当地政府激励程度的降低，又进一步恶化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贫困陷阱的存在就成为必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低就成为了常态。
5总结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径，随着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明显。持续大规模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对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外溢效应表现得相当显著。这种现象产生了直接的社会福利的分配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净输出地为福利损失，而劳动力净流入地为福利受益。其中，广东净受益最多，四川福利损失最多，云南基本持平。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尽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但是因为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规模持续流出对城乡与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间接福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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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摘 要：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与工业分工的经济转变过程，内生了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构建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模型显示：交易效率足够高时，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流动都是分工的结果；劳动力流动限制并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只产生收入差距效应。实证结果支持这一判断，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分工；劳动力；流动限制；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Restricted by Labor Mobility
LIAO Xianla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elfsatisfying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division lead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mobility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Based on neoclassical economy model with conditions restricted by labor mobility, the paper builds a 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c growth model of two commodities. The model reveals that when transaction is high enough, labor division will bring about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mobility.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 does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but income gap. It is supported by empirical result: no causal relationship lies between lab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 economic growth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大多存在较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限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特点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前，为实行赶超战略，优先发展工业，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流动。改革开放后，这一限制逐步减弱，但经济发展基本还在劳动力流动限制下进行。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有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最著名的理论就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1］。刘易斯假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以传统方式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部门（如农业）和以现代方式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现代部门（如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非均衡：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即现代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现代部门工资水平都不变。因此，现代部门得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沿着这一思路，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等人针对刘易斯不重视农业发展和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不合理假定对模型进行了修订和改进。但这一系列模型都假定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刘易斯开创性的分析框架对于人们把握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这一框架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首先，其二元经济结构是在模型外给定的，它没有清晰地说明导致农业和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而从直观上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归因于劳动力配置的不合理。［2］事实上，人口压力并不是欠发达地区落后的唯一原因，甚至有实证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3］其次，刘易斯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带来生产力发展，但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4］的现象。最后，它们没有注意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虽然后期的模型改进了刘易斯忽视农业发展的问题，但它们实质上还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工业部门均衡与农业部门均衡是相互割裂的。现实经济中，各行业和经济部门之间相互联系、协调发展。
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方向是结构主义的思路。结构主义认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普遍存在的，经济增长除了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之外，还应该包括资源的重新配置，即资源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曾先峰和李国平的研究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详细介绍。［5］但这一研究思路同样忽视了不同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忽视了不同产业间的联系，同时，它们也没有解释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近年来，新兴古典主义的研究在吸收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思想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一分析框架内生了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变动以及经济增长，为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在杨小凯的模型中，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都是分工发展的结果。［6］然而，他们的模型建立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不能完全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本文在新兴古典主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先决条件，构建两种商品在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意义，并运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也可以看作是杨小凯模型的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其他部分内容如下：第二部分先介绍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然后进一步拓展模型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并提出待检验的命题；第三部分对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及说明。
二、模型
传统部门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劳动生产率低，分工带来的熟能生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现代部门高分工生产方式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是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分工的结果。为进行比较，本节首先介绍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然后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并根据模型分析提出待检验的命题。
（一）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的经济增长① ①详见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第64-74页。
假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每个人偏好多样化消费；消费品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从市场购买；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模式。有二种商品：商品x为工业品，商品y为农产品。购买一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为1-k，交易效率为k (1>k>0)。k的值与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程度、运输条件和一般的体制环境有关。所有消费者-生产者总人数为M。
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是：
u=(x+kxd) (y+kyd)
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是：
x + xs=lax, y + ys=lay，a>1
lx + ly=1
个人预算约束是：
px xs + py ys=px xd + py yd
其中，x、y、xs 、ys、xd、yd、lx 、ly≥0。x和y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自给自足量；xs 和ys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售卖量； xd 和yd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购买量；px和py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价格；lx 和 ly分别表示个人生产两种商品的专业化水平；a>1，表示个人生产该商品的生产率随着他生产该商品的专业化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我们说个人生产该商品具有专业化经济。
根据文定理① ①文枚 1998年在一组一般效用和生产函数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 对“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 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 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的定理进行了一般性证明。杨小凯1988年在具体的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证明了该定理。该定理的详细证明见杨小凯: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分析框架》第105-107页。,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可以选择三种生产决策模式：自给自足模式（A）；专业化模式（x/y），专业生产x，出售商品x，购买y；专业化模式（y/x），专业生产y，出售商品y，购买x。三种决策模式的最优解如下：
1.自给自足模式（A）。此时，x、y、lx 、ly>0， xs =ys=xd=yd=0,决策问题如下：
Max u = x y s. t. x= lax；y = lay；lx + ly=1
最优解是: lx =ly=1/2；u(A)=2-2a
2.专业化模式（x/y）。此时，x、xs 、yd、lx>0； xd=y=ys=ly=0，决策问题如下：
Max u = x k yd s. t. x + xs=lax；lx =1；px xs = py yd
最优解是: x=xs =1/2；yd= px/2py；u（x/y）= k px/4 py
3.专业化模式（y/x）。此模式与专业化模式（x/y）为对称结构，其最优解是：y=ys =1/2；xd= py /2 px；u（y/x）= k py/4px。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自给自足模式下，没有产品买卖；在专业化模式（x/y）下，存在商品x的供给和商品y的需求；在专业化模式（y/x）下，存在商品y的供给和商品x的需求。记选择模式A、（x/y）和（y/x）的人为MA、Mx、My。接下来我们考虑市场出清条件。把所有人的预算约束加起来，商品y的市场出清条件并不独立于商品x的市场出清条件，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商品x的市场出清条件：
Xs = Mx xs, xs=1/2；Xd = My xd, xd= py/2 px
令Xs= Xd，得出： py /px= Mx/ My
进一步有：u（x/y）= kMy/4Mx ；u（y/x）= kMx/4My
当u（x/y）> u（y/x）时，My>Mx。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专业化生产y的生产者将向专业化生产x转变。最终，选择不同专业模式的人效用水平相等。令u（x/y）= u（y/x），得出：Mx=My；py =px；u（x/y）= u（y/x）= k/4。
最后，我们比较专业化模式与自给自足模式。令u(A)= u（x/y）= u（y/x），则有：k0=22(1-a)。随着k值的变化，将得到两种均衡结构：
当k< k0时，u(A)> u（x/y）= u（y/x）。则MA=M, Mx=My=0，即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我们称其为自给自足结构A。
当k> k0时，u(A) < u（x/y）= u（y/x）。则MA=0, Mx=My= M/2，即全部消费者-生产者选择专业化生产模式，且两种专业化生产者人数相等，我们称其为分工结构D。表1总结了这两种均衡结构的所有信息：
上述两种均衡结构意味着，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由自给自足结构非连续地转换为分工结构。在此过程中，人均实际收入得到增长。假定商品x为工业品，商品y为农产品。在自给自足结构A下，每个人都是农业生产者。在分工结构D下，由于工业与农业分工，一部分人成为专业的工业品生产者，这一转换过程就形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另外，现实中划分为工业品的商品种类远多于农业品。因此，这就解释了统计上工业生产值高于农业，以及经济增长与非农就业比重同时提高的现象。
（二）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影响
下面我们设定劳动力流动限制条件，考虑劳动力流动限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假定上述经济体通过某种制度限制生产商品x的劳动力数量。令Mx≤M1< M/2< My = M- M1，则有：u（x/y）= kMy/4M1 >u（y/x）= kM1/4My。
同上，我们比较专业化模式与自给自足模式。当u（x/y）= kMy/4M1 = u(A)时，可得k1=22(1-a) M1/(M- M1)；当u（y/x）= kM1/4My= u(A)时，可得k2=22(1-a) (M- M1)/M1。显然，k2> k0 > k1，考虑k值的变化，将得到以下均衡结构：
1.当k< k1时，u(A)> u（x/y）> u（y/x），则MA=M, Mx=My=0，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我们称其为自给自足结构A。
2.当k> k2时， u（x/y）> u（y/x）>u(A)，则MA=0, Mx= M1，My= M- M1，即全部消费者-生产者选择专业化生产模式，但由于限制生产商品x的劳动力数量，专业化生产商品x的劳动力少于专业化生产商品y的劳动力。我们称其为分工结构D。
3.当k2>k> k1时，u（x/y）>u(A)> u（y/x）。此时，由于u(A)> u（y/x），均衡结构将比较复杂。考虑两种情况：
①当同样限制生产商品y的劳动力数量时，即令Mx= M1，My= M- M1。此时商品y的生产者人均实际收入不仅低于商品x的生产者,而且低于自给自足模式。我们称其为分工结构D(1)。
②当允许生产者在模式A和（y/x）之间自由选择时，一部分生产者将选择模式A，商品y的专业化生产者人数减少，从而u（y/x）上升，u（x/y）下降。由于每个人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相同，新均衡下模式A和（y/x）的生产者最终人均实际收入必然相等。
令u（y/x）= kM1/4My=u(A) 2-2a，得出：My= kM1/22(1-a) = kM1/ k0。则有：
当k0>k> k1时，My< M1。从而，u（x/y）< u（y/x）=u(A)。则均衡结构为MA=M, Mx=My=0，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
当k2>k> k0时，My> M1。从而，u（x/y）> u（y/x）=u(A)。则均衡结构为Mx= M1，My= kM1/ k0，MA= M-（k +k0）M1/ k0。我们称其为混合结构B。
接下来比较分工结构D(1)和混合结构B。在分工结构D(1)下，u（x/y）>u(A)> u（y/x）,这种情况在长期中将难以维持。一方面商品y的生产者具有改革的冲动；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控制一个生产者让他不去自给自足。因此，结构D(1)极有可能转化为结构B。根据这一特点，我们不考虑均衡结构D(1)。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随着k值的变化，将得到三种均衡结构。表2总结了三种均衡结构的所有信息：
（三）比较
下面我们比较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劳动力流动限制两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待检验的命题。令劳动力自由流动下的总产值为GDP1， 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总产值为GDP2。
1.当k< k0时，两种情况下所有生产者都选择自给自足，GDP1= GDP2= M2-2a。
2.当k2>k> k0时，GDP1= k M/4
GDP2 = M1k2/4k0+ (M-M1)2-2a
= M1k2/4k0+ (M-M1) k0/4
= k0M /4+ M1 (k2-k02) /4k0
则 GDP1- GDP2 = k M/4- k0M /4-M1 (k2-k02) /4k0
= (k-k0) ［M-(k+k0) M1］ /4
由上文可知，1> k> k0>0，M1< M/2，(k+k0) < 2，则(k-k0) >0，M1 (k+k0) < M。因此，GDP1- GDP2 == (k-k0) ［M-(k+k0) M1］ /4>0。即，此时如果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经济总产值将增加。
3.当k> k2时，GDP1= k M/4，
GDP2 =Mx u(x/y) +My u(y/x)
=M1× k (M-M1)/4M1+ (M-M1)× kM1/4(M-M1)
= kM/4
即GDP1= GDP2
基于上述比较，并结合模型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劳动力流动限制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当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劳动力流动是分工的结果，劳动力流动限制仅有收入差距效应（u(x/y）> u(y/x)），而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只有当交易效率既不太低又不太高时，劳动力流动限制既有收入差距效应，又有经济增长效应。
三、实证检验
这一部分运用我国1980―2008年的数据对上述命题的核心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一）指标与数据
对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关系已有较好的文献给予了实证检验［7］［8］，这里我们主要检验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分工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主要有三个指标：
1.劳动力流动指标。根据研究的目的，我们主要考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用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FNJY）来衡量，等于1减去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农业就业人口比重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的在线数据库。
2.经济增长指标。用经济增长率和真实GDP两个指标衡量，分别分析其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整理得出。
3.分工指标。分工指标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只能选择变量来衡量。根据资本与投资是用来提高迂回生产活动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古典投资理论［6］，并参照高帆［9］的方法，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TZ）来间接衡量分工，这一数值越大，说明分工水平越高。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的在线数据库，为以2000美元计量的数据。
（二）计量分析
1.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
中国1980―2008年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FNJY）与经济增长率和真实GDP的散点图如下图1、图2。
从图1来看，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率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直接判断认为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率不相关。图2显示，劳动力流动与GDP正相关。我们进一步做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二者关系，所有计算均通过EViews6.0进行。
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为I(1)序列，GDP数据为I(2)序列，需进行协整检验来判断是否能作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GDP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进一步，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滞后期根据AIC和SC信息给出。
从检验结果来看，各项检验的Prob.值都在20%以上，应该接受原假设。因此，检验结果显示，统计上GDP与劳动力流动互相没有因果关系。
2.分工与劳动力流动
从固定资产投资于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来看，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理，进一步作Granger因果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TZ）为I(2)序列，需要作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流动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6结果来看，FNJY不是TZ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Prob.都在70%以上，可以接受原假设；而TZ不是FNJY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Prob.值小于5%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即TZ是促进FNJY增长的原因，而FNJY不是促进TZ增长的原因。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证实命题的前半部分，但其后半部分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我们考虑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已经具有了较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现代交通系统，可能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模型中交易效率足够高的阶段，因此现有数据没有体现上述效应。对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
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大多存在比较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限制。本文在新兴古典主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先决条件，构建两种商品的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劳动力流动限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用我国198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当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都是分工发展的结果，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影响。这一点可以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另外，模型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下交易效率既不太低又不太高时，劳动力流动限制具有经济增长的效应，但实证分析没有显示这一效应。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力流动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之一。据此，我国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是依靠分工来促进工业化发展、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和工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其关键在于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现阶段，一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城乡结合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要保护市场交易，加强产权保护，完善产权制度以及相关市场法律制度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水平。此外，如果模型的推论正确，劳动力流动限制在经济发展初期将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而且，长期中要求交易效率有更大的提高，劳动力流动限制才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同时，劳动力流动限制有较强的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应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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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3-13
篇6
【关键词】民营企业 农民工流动 影响因素
虽然国内学者已经从劳动力流向、流速、流量的宏观控制①②以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职业差别、技能差别和工资差异等问题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做过多维度的深入讨论③，但却很少对农民工流入城市或发达地区后继续流动的原因做进一步探讨，即对影响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原因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经验表明，近年浙江各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与农民工找工作难并存的问题，与农民工的二次流动高度相关。
梁雄军首次将农民工“二次流动”定义为，已经离开农村老家到外地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因某些原因在外地的非农产业变换（包括经常变换）务工地域或者企业（职业）的求职谋生活动过程，又称“变换工作流动”。梁雄军的研究指出，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收入、工作机会、劳动条件等），能力因素（求职、语言、心理、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等），自我发展因素（提高技能、在职培训等），向往更好生活因素、交通通讯因素、管理因素（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等），政府行为、社会保障、务工环境等④⑤。但这一研究的对象主要来自天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建筑、餐饮等行业，而未针对制造业进行具体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以浙江民营制造企业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证分析制造业内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原因及管理对策，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我们根据浙江省农民工流动的现实状况，并借鉴了很多学者前期的研究成果，设计了一套针对农民工的调查问卷（A）和针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查问卷（B）。调查时间主要集中在2011年7月～8月和2012年7月至8月期间，调查范围包括了浙江省十一个地区，但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台州等地区的民营制造企业，涉及服装、机械、纺织、服务业、建材、餐饮、建筑、轻工、食品等行业，大致上反映了浙江的行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特点。调查表在具体的填写和回收上，采取的方法是在调查人员的指导下，当场填好并回收或由调查人员留下表格，约定时间取表。此次问卷共发放3000份，其中有效问卷1847份。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企业的行业分布及规模
本文主要从农民工自身特质和企业两个方面考察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其中农民工自身特质包括性别、婚姻、教育程度、工龄和年龄等变量，统计分析时对性别和婚姻两个变量做了虚拟化处理，教育程度的测量为初中及以下为1，高中为2，中专及技校为3，大专为4，本科及以上为5。企业方面主要包括企业声誉、工资待遇、管理者的作风、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工作条件等六个变量，测量时采用五分制量表。对于农民工的流动主要是通过流动频率反映，测量方法是：流动频率=曾经换过工作单位的次数/外出务工时间。
表2 员工的基本情况
数据分析
我们以农民工流动频率为因变量，以性别、婚姻、教育程度、工龄、年龄、企业声誉、工资待遇、管理者的作风、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工作条件为自变量，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农民工流动及相关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示p
可以看出，个人特质因素中，男性和女性，已婚与未婚的农民工，在流动频率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相比于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有着更高的流动频率，平均要高16.6%的水平；已婚农民工与未婚农民工相比，其流动频率要低14.6%的水平。就教育程度来看，其对流动频率的回归系数为0.188，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显示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流动频率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较为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可以不断选择待遇更为理想的工作，这使得其工作变换较为频繁。工龄对流动频率的回归系数为0.321，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对流动频率的回归系数为-0.282，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显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其流动频率相对较低。企业因素中，企业声誉、工资待遇、企业前景、工作条件均与农民工流动存在显著关系。其中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影响较大，而管理者作风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调查中发现，工资待遇较高的农民工，追求自身更好发展而换工可能性越小，他们更愿意在当前企业继续做下去，这也使得他们的流动频率相对较低。
结论与对策
本文从农民工自身、企业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浙江民营制造企业中农民工二次流动的原因。研究发现，男性农民工和尚未结婚的农民工流动较为频繁，同时，教育程度以及年龄与农民工二次流动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然而工龄和农民工的流动频率的关系并不显著。同时，企业声誉、工资待遇、企业前景、工作条件均与农民工流动存在显著关系，而管理者作风与农民工流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同时，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缺少与农民工二次流动之间的关系极为显著。
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为减少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企业应积极改善、提高农民工工作条件，适当增加农民工工资待遇水平，同时，积极提升企业形象和竞争能力。从社会角度来看，政府应积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才能降低农民工二次流动的频率，锻炼和塑造一批高素质的产业工人。
【作者分别为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09YJA630148，2009Z29】
【注释】
①严善平：“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第8～19页。
②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125～138页。
③万向东，刘林平，张永宏：“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与外部环境―珠三角与长三角外来工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第37～46页。
④梁雄军，林云，邵丹萍：“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3～28页。
篇7
关键词：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财政支出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1-0012-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1.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程度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截至2014年末，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到了4.3万亿美元，增长3.4%，其中出口2.34万亿美元，增长6.1%;进口1.96万亿美元，增长0.4%。贸易开放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效率”得到提高的同时我国的“公平”问题也随之而来。根据2014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随着我国的户籍制度不断松动，并在2012年《关于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的通知》，引导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一方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2014年我国政府支出规模达到15万亿元，研究政府财政支出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大致的落脚点在于研究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提出了“效率”、“补偿”假说以及U形效应。但往往忽视了劳动力流动在其中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将劳动力流动纳入到贸易开放与政府支出规模的模型中，研究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贸易开放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目前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贸易开放导致一国面对风险的增加，政府为了降低风险而增加财政支出。Cameron（1978）最早开展了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的研究，他通过对18个OECD国家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如社会安全、就业保障、退休金等）来减轻因贸易开放带来的外部风险[1]。Rodrik（1998）根据125个国家数据进行跨国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国家，贸易开放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关系表现为正相关[2]。杨灿明、孙群力（2008）根据我国28个省市区1978
―2006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我国正处于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外部风险引起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扩大[3]。王德祥、张权（2010）基于我国29个省市区1998―2007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对外贸易与政府支出规模呈正向关系，在控制了人口、人均GDP等指标之后其正向关系仍然存在[4]。二是贸易开放导致效率提高及技术进步，同时政府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开始减少对经济干预，使得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一定程度上缩小。Garret，Mitchell（2001）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会减少OECD国家政府总支出，包括消费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5]。Molana et al （2004）通过对欧洲单一国家分析，发现这些国家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在大小、方向、变化速率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大部分国家都不符合“补偿论”。Benarroch，Pandey（2008）认为贸易条件的波动同政府支出没有什么关系[6]。三是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呈现U型影响。余官胜（2010）利用省际动态面板数据以及广义矩方法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先抑后扬的影响[7]。当贸易开放程度低时，迫使政府减少财政支出以保持竞争力，而当贸易开放度比较高时会增加一国经济风险，这就要求政府扩大支出以实行逆周期宏观调控。胡兵（2013）利用GMM方法和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贸易开放有助于抑制地方支出规模膨胀，但存在滞后补偿效应，会导致未来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调整[8]。
对于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Aguayo -Téllez，
etc（2010）通过对巴西劳动力迁移研究发现，全球化通过外资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工资优势和工作稳定性来吸引劳动力流入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地区和行业[9]。易苗、周申（2011）认为经济开放通过影响集聚程度、实际工资差距和就业差距来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效果明显[10]。马少华、应瑞瑶（2011）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随着贸易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资不平等现象会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劳动力市场更加完善，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得到很好的转移[11]。佟新华，孙丽环（2014）根据多区域劳动力流动决策计量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进行检测，分析表明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流动存在明显相互促进的作用[12]。郭东杰、王晓庆（2015）通过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劳动力流动模型发现，对外贸易、FDI弱化本地劳动力迁出倾向，对外地劳动力产生拉力作用，且对外贸易比FDI的影响更为显著[13]。敖荣军，李家成、唐家韵（2015）认为随着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力会持续向产业集聚地迁移，是产业集聚累计循环过程的基本推动因素[14]。
对于劳动力流动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关系，Tiebout（1956）认为人口自由流动与迁移有利于提高对公共物品的满意度，这就使得围绕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竞争是有效率的。Kyoung（2013）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欧洲1981―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劳动力流动增加了流入地政府在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方面支出[15]。沈坤荣、唐文健（2006）通过对中国数据实证检验认为政府应增加对欠发达地区公共支出，改善投资环境，引导欠发达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地转移[16]。王志涛（2007）认为在教育上的投资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缩小地区差距[17]。付文林（2012）通过纳入人口流动因素的公共品需求模型，发现地区人口的增加通常会导致地方公共支出上升，但文教卫、福利转型模型中的人口变量回归系数相对较低[18]。
本文将劳动力流动纳入到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研究之中，在增加更多的控制变量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贸易开放和劳动力流动存在差异，本文将分沿海与内陆两个地区进行实证检验。
三、理论框架及假说
（一）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机制及理论假说
1.“补偿效应”。我国作为一个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国，随着贸易的开展，必然会加大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大量农民流动到城市。劳动力的转移会形成一系列的风险，如弱质产业的发展、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的治安风险，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
2.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不得不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增加财政支出，当地政府支出规模也随之扩大。
3.替代-规模效应。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税收收入增长，因而公共支出也随之增长。政府支出增加与GDP增长呈一种线性关系。
理论假说1：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贸易开放将通过补偿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效应、替代-规模效应吸引劳动力流动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
（二）劳动力流动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机制及假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向东部地区流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自身收入的提高。理论上讲，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以下效应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
1.拥挤效应。大量的劳动力流入给当地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同时又会造成教育设施、社会治安、交通等准公共品的拥挤问题，使得政府不得不通过增加支出来缓解这些问题。
2.经济收敛效应。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是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使其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动态变化。目前我国处于发散与收敛的中间阶段，政府为改变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现状，会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
3.收入分配效应。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仅仅是其劳动场所发生变更，户籍并未发生变化，且他们大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社会地位低，收入不高。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对财政支出规模、结构的控制来缩小城乡居民间的贫富差距。
理论假说2：通过对以上劳动力流动所引发的效应分析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假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扩大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
（三）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影响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中的作用
理论假说3：劳动力的大量自由流动，在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中起到较大作用。
四、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及假说，运用1995―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遵循喻美辞（2013）分析方法，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govsize为地方政府支出规模，Trade为贸易开放度，Lmob为劳动力流动规模，Z是一组控制变量（主要有：Scale地区规模、Urban城市化率、Depen抚养率、agdp人均GDP、Capit资本开放度），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支出的规模，所以将他们设为控制变量有助于更好的研究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琢、？琢1、？茁1、？茁2、？酌k是待估参数，？着是随机扰动项，下标i、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同时加入Trade与Lmob的交换项是为了刻画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中对政府支出规模的效用。为了减小回归方差，本文对数据采取了对数处理。
在式（1）中，？茁1、？茁2分别反映的是贸易开放与劳动力流动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单一影响而并没有考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中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为了证明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在式（1）中加入劳动力流动与贸易开放度的交换项，得式（2），其中？茁3则表示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中对政府支出规模的作用：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政府支出规模（Govsize）表示各省份政府支出占各省份GDP总值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贸易开放度（Trade）表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劳动力流动规模：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农村就业总人口减去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数据比农村总人口。控制变量中的地区规模（Scale）用各省份年末总人口表示;城市化率（Urban），用各省份的城镇人口占各省份年末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抚养率（Depen）用各地区非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均GDP（agdp）由各省份GDP总值除以各省份年末总人口计算所得;资本开放度（Capit）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各省份GDP总值的比率。
本文的样本包括1995―2013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其数据来源为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后，以上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在表1中将整个时间段分为两个时期。以均值为例，表中的抚养率有下降趋势，剩余变量中的贸易开放度、劳动力流动规模、地区规模、城市化率、人均GDP、资本开放度都表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地区规模与资本开放度较其他变量上升幅度较大。
五、实证分析
基于1995―2013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式（1）、（2）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表3：
以表2结果分析来看，贸易开放度的回归系数无论在全国、沿海还是内陆都表现为正，但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并未显著引起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流动规模则明显表现为正显著，说明劳动力流动能够很好的起到引起政府支出规模扩大的作用。理论假说1并未得到验证。其原因可以这样解释：理论假说1要得到验证要求劳动力能够充分流动，然而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所以造就了这样的结果。同时我们从回归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引起政府支出规模扩大，验证了理论假说2。
以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来看：1.就全国范围内而言。贸易开放度的回归系数0.0215，较不显著。说明若缺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单纯凭借贸易开放很难引起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而对于劳动力流动，会明显引起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它们两者的交换项的回归系数为0.0021，但不是很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由这些因素引起的城市与农村劳动力在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不平等，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流动受限，最终使得贸易开放没有能够很好起到引起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扩大的作用。理论假设3也得到了充分验证。2.沿海地区贸易开放度的回归系数为0.0134，为正显著，内陆地区则为-0.203，不显著。沿海地区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结果，原因在于沿海地区贸易开放度高，吸引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从而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繁荣，繁荣的同时也增加了外部风险以及国内的消费与收入不同程度的波动，因此政府通过增加物品与服务方面的购买与各方面的保障性支出，可以有效“补偿”沿海地区因贸易开放而带来的风险与经济波动。3.控制变量解释：地区规模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显著正相关，表明地区规模越大，政府不得不增加财政支出以寻求社会稳定，兼顾各方利益;城市化程度提高则降低了各地区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可以理解为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政府在农业支出方面具有显著的降低效应;抚养率与政府支出规模正显著，因为抚养率的提高，表明社会无劳动力的人口增加，为了保障这类人员生活，政府得加大社会医疗卫生等福利支出;人均GDP显著为负，表明人均收入导致了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缩减，可以解释为公共部门的扩张程度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反向关系，即随着人们收入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会降低;资本开放度在1%水平显著，表明了在控制了其它因素的情况下，资本开放度越高，地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也就越高，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为留住外部资源以增加自身优势而不得不增加支出来改善周围环境。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1995―2013年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具体分析了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间的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1.贸易开放并没有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产生U形的调整效应，反而有不同程度的“同向”增长效应。2.贸易开放虽然可以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产生一定程度的增长效应，但若缺少农村剩余劳动大规模流动与对外贸易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单纯依靠贸易开放，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较小。3.若纯粹撇开贸易开放这一因素，凭借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本身也可以引起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扩大，并起着不小的关键作用。4.地区规模、抚养率、资本开放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人均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地方财政支出的减少。总的来说，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以及户籍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大程度上的流动，这使得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发挥自身的作用，也抑制了社会福利的提高。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其存在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在贸易开放不断深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应科学预算，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以实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来看，沿海地区的贸易开放度、劳动力流动规模已经达到了一定限度，政府应增加对内陆地区的扶持力度，并积极引导外资向内陆转移，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形成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就近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为应对劳动力流动，应将重点由城市化向城镇化转移，大力发展城镇化缓解大城市人口、就业、环境等压力。最后，应完善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保障流动人口的利益，建立劳动力市场机制，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保证他们与城市工作人员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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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农村 剩余劳动力 合理转移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趋势不断加强。如何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们当前经济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1、储量规模大。据测算，全国农村沉淀着1.5亿剩余劳动力，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城乡劳动力的73%，农村劳动力并非单纯农业劳动力，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75%，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城乡劳动力总量比例为55%，大量农民处在季节工状态。
2、转移规模大。据测算“十五”期间，每年将有1000万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外出务工者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是新时期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反映。因此，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工作已成为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和促进城乡社会稳定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3、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发达省区的农村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较高，有较强的自主就业能力，但是有些省区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业务技能、就业竞争力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外出找工就业，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
4、政策法规意识淡薄。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地方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了解甚少，对公安、劳动、计划等部门关于流动人口管理，对外出打工人员管理的具体规定等政策性问题漠不关心，只知道外出打工挣钱。
二、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序流动问题。所谓“无序流动”，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净收益不超过在家乡的净收益。实际上农民做出是否流向城市或外地的决策，依据是预期的流动净收益是否超过预期的留在家乡的净收益，其决策是理性的。
一般地说，留在家乡的预期净收益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但流动的预期净收益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一定乐观，不一定能够实现。无序流动的根源就在于流动的实际净收益小于预期的净收益，甚至为零或负。由此可见，信息的不对称是无序流动的根本原因。
2、城市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容量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带来很多问题。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也带来了较严重的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犯罪率迅速上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进城的民工一般居住条件很差，有的甚至挤在工棚里，城郊结合部的垃圾堆放处甚至也成了外来民工的聚居地，甚至还形成了“村落”，使我们不禁担心中国也会出现“贫民窟”的危险。
3、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土地荒废的问题。现行的土地产权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分散在各农户家庭，土地产权不许自由买卖，但使用权可以转让。农民比较利益很低，负担重，务农净收益微不足道，这就决定了农民转租责任田的净收益不大，租赁别人的责任田的净收益也很少，以至于这种出租使用权的交易事实上难以进行。
而且出租土地还有可能形成地力下降，利益权衡的结果导致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干脆抛荒责任田，一门心思打工。可见，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是解决土地荒废问题的关键。这还需要土地产权安排做出相应的变更，使得土地能够通过产权交易适当集中而不至于荒废。
4、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据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显示， 90%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0%以上的岗位需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81%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而威海市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0.4%；高中（中专）学历占22.1%,初中以下学历占77.4%。虽然有些农村劳动力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职业技能,但95%以上没有职业资格证书。
5、认识不足观念陈旧，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步伐。一方面各级领导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另一方面，农民的就业观念比较陈旧。有的农民虽然已经转移到二、三产业，却把土地作为退路，作为一种就业和生活的保障手段；有的把承包的土地当作一份福利，既从事非农产业，又经营农业，这虽然增加了抗御风险的能力，却抑制了土地的流转和集中。还有的农民对土地有着浓厚的眷恋心理，宁肯在家受穷也不愿轻易离开土地。这些观念都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6、相关政策制度不健全，管理服务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转移农村劳动力是一项新举措，现有的政策法规还无法解决进城务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维护，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其二，对农村劳动力的管理还存在“缺位”现象。其三，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不够。其四，农业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力度。
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人力资本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都很高，普遍超过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其中初等教育投资收益率最高。增加对贫困地区农村教育事业投资，努力改善人力资本是国家扶贫资金挖掘潜力，扶贫工程取得最后成功的根本途径。
通过文化教育投资，改良人力资本是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根本性战略举措。教育可以改善农村人力资本，使得农业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和非农产业可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素质劳动力，从而增强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反过来又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教育还推迟了劳动力就业或缩短就业年限，直接减少失业。
充分提高认识，继续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开发就业工作的力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沟通城乡经济和培育要素市场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和提高农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根本措施，也是事关全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各级政府要在思想上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问题纳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列入日常管理工作程序中，要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宣传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发展劳务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要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2、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充分的空间和载体。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但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正在递减，相应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反梯度转移。中西部乡镇企业起步较晚，质量、档次较低，发展潜力很大，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余地很大，应该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和规模扩张，有条件的地方应随着乡镇企业上质量、上档次而适当加快小城镇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已经基本走出初创阶段，资本有机构成优化，更加重视集约化经营，自身素质已经大大提高。东部乡镇企业发展较成熟地区应该因势利导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补充乡镇企业继续吸纳劳动力能力，同时促进乡镇企业上质量、上档次，增加发展后劲。
3、建立和完善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的配套制度。（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行按产业登记户籍制度，保证有固定单位、较稳定收入来源及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农民工直接在当地定居；要对取得当地劳动部门认定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当地农村劳动力及时转入中心市、镇。取消外来人身份，逐步建立城乡统一、有一定自由迁徙权利的户籍制度，使就业的相对稳定性取代盲目的流动性。（2）制定公平的农民工就业政策，构建符合城乡统筹就业要求的就业管理制度。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彻底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性政策，通过严格的用工合同制度使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的政治生活及社会保险待遇。三是根据乡镇企业及农村产业化的特点，制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办法，根据农民工的需求、承受能力和目前条件，按分类分层保障原则提供社会保障。要尽快把农民工的养老、工伤、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保项目建立起来，保证农民工在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劳动权益、劳动安全等方面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待遇。
建立统一、有力的归口管理协调机构，强化管理服务功能。各级政府要建立规范统一的、跨部门（行业）的、职责明确、保障有力的归口管理议事机构，融协调、管理、服务、教育培训为一体，实行长效管理，负责研究制定农民流动的管理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加大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力度，研究解决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4、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量，切实加大执法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1）要充实强化劳动保障执法监察队伍。（2）切实加大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各项社会保险的征缴力度，使农民工与城镇在职职工享受同等待遇。对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采取欺诈和威胁等手段签订合同，以及不履行劳动合同的单位，要责令其纠正；对农民工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要责令其进行赔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处理。（3）对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要责令其及时补发，不能立即补发的，要制定清欠计划，限期补发。对恶意拖欠和克扣工资的企业，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肃处理。企业在依法破产、清偿债务时，要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把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纳入第一清偿顺序。四是要继续做好劳动力市场清理整顿工作，严厉打击非法职业中介组织，净化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5、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建议实行“层级流动”。也就是说，以镇作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或第一级流动去处，中小城市为镇流动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或第二级流动去处，依此类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其次级城市劳动力的流动去处。因为每一级吸纳地吸纳的流动劳动力具有不同的技能。流动的城市等级越高，其要求流动者的技能也越高。同时，也将证明这种层级流动，由小城镇至大城市，流动量呈现出递减趋势。其他一切越级流动或低技能劳动力流动至高层级城市，均是一种非规范状态的流动。
(基金项目：2006年湖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6AA401C10。)
【参考文献】
[1] 刘思华：可持续农业经济发展论[J]．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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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托达罗人口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 流动人口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创立了人口流动模型理论，该模型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曾经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青睐。
时至今日，我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就业问题困扰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本文从批判性吸收的角度出发，探讨西方经济学中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我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借鉴意义。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主要内容
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原因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收入差距的存在，只要城市的收入比农村高，这种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止。
托达罗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他认为，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在城市预期的收入”，城市地区预期收入和农村地区收入的差距才是决定人口流动的根本因素，托达罗模型的重要贡献就是引入了“预期收入”这一重要概念。
托达罗人口理论模型的重要政策建议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在农村地区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二、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反思
2.1 对政策最终目的的探讨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目的是把对乡-城迁移运动的不必要影响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通过减少农村向城市的劳动输出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从而为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提供宽松的环境。
但是从历史来看，城市化是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趋势，城市化的三个层面之一便是“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迁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趋势，托达罗人口模型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种趋势，是违背城市化这个客观事实的。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府需要做的是引导农村人口合理流动，如发展中小城市，而不是一味的完全限制农村人口的流动。
2.2 对“消除城乡差距”的质疑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主张消除城乡差距，解决人口迁移问题。这是不可实现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是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共同结果，比如交通、地质、地形、气候的差异，人口之所以向城市聚居就说明了城市具有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城市和乡村本身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聚落形态，有着各自的特点和深刻的形成背景，消除城乡差距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少在发展中国家可预见的时期之内是不可实现的。例如我国西部的贫困地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条件的恶劣造成了贫困，而这些地理条件（降水、地形等）又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想把这些地区建设成和城市地区一样的水平是很困难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移民，把这部分人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或者进行劳务输出，进行区域间的劳动力余缺调剂。
三、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
3.1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要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东部地区迁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吸纳劳动力就业，这与托达罗模型中发展农村经济是不同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是迁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地区，而并不是迁移到农村地区，这些企业的迁移既可以带动中西部小城镇的发展，又可以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城市化。
3.2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现代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表明，人力资本已经超过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往往不能吸引优秀人才，而中西部自己培养的人才又往往流入东部地区，这造成了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与短缺。因此，国家要提供优惠政策鼓励高层次人才服务农村，扎根农村，培养面向农村的创新性人才，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这样才能为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提供条件。另外，也同样要注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工作，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让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这样才能把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
3.3大力促进小城镇建设，推动合理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城市化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虽然城市化也会带来诸多的问题，但是城市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利大于弊的。我国城市化的问题是大城市过度膨胀，因此治理这一问题的对策之一是努力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提高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不是去一味地阻碍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疏”要优于“堵”，发展中小城市在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之余，又大大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谓一举两得。
3.4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市场信息是不对称的，农村的劳动力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取及时和充分的工作信息，而政府作为公民全体利益的代表者，有责任促进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例如河南省地方政府组织的面向新疆的劳务输出，就解决了区域之间劳动力的余缺问题。
参考文献：
[1]于同申.发展经济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44-146
[2]刘爽.全球人口管理：从理论到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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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本；国际流动；动因；影响
一、引言
人力资本的内涵，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同的学者试图从微观、宏观或从内容、形式等不同的角度出发解释，比较权威的是舒尔茨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民体内的能够作为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并能够带来预期未来收益的知识技能。
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与其他非人力资本相比，它具有周期性、主体性、社会性、非经济价值性、边际报酬的不减性等特征，其中，人力资本的生命性是区别于其他资本的本质特征，主体能动性和非经济价值性可以通过人们的主观判断或决定对社会文化、风俗、制度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裨益，同时，人力资本不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不易复制、替代。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人力资本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显现，使得各个企业在国际间争夺人才，不同利益集团向不同领域的精英抛出“橄榄枝”，进而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国际间流动。
追溯历史会发现，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16世纪至19世纪的西欧殖民统治时期，有致富欲望的欧洲人涌入新大陆，受奴役的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属于第二阶段，西方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化和开发殖民地，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特征。在西方国家内部，大批的农民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在国际上，大批的欧洲本土居民向殖民地迁移。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中叶至今。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商品、要素、信息等的全球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并且在流动的人力资本中，高素质人才所占的比重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移民政策、制度、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阻碍了国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两种反向流动共同作用是现阶段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显著特征。
随着国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应运而生的是国际间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么，国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促进还是阻碍作用，还有待考究。本文从当前时代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原因及其现状出发，分析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力或不利影响。
二、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原因分析
对于我国而言，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分为向外流出和向内流入两个方向，导致我国人力资本流动的因素相应地分为国内推力、国内拉力、国外推力、国外拉力4种，国内推力和国外拉力共同使得国内高素质人才外流，国内拉力和国外推力对优秀人才的回流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共同促进了新经济格局的形成，进而形成了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现状。以下从上述角度分析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原因及其现状。
（一）国内推力和国外拉力
虽然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和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从国内来看，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资源的严重消耗和浪费为代价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劳动力市场长期的供大于求的现状，并且出现了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就业结构严重不匹配的现状；国内教育体系相对于国外的不完善，有条件的家庭为了让孩子接收到更好的教育，或移居国外或送孩子到国外留学。从国外来看，发达国家颁布的“高薪”、低税收等优惠政策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的高素质人才，同时，发达国家良好的绿化环境、学术氛围、投资环境和较大的开放程度，成为推动国内人力资本外流的重要力量。
（二）国内拉力和国外推力
近年来，一方面，过多的人才迁移，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容纳量接近甚至达到饱和状态，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移民数量管制的政策，阻碍了移民的流入。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上，我国维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率，较之以前取得了显著地成就，国内的创业环境、投资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新兴的商业模式和国际企业层出不穷；在人才战略上，我国实施科教兴国，重视了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同时加大了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国内拉力和国外推力这两种力量的交织，促进了高素质人才的回流。
三、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来中国发展，同时出国留学深造的大学生、研究生等知识分子，毕业后回到祖国的怀抱，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呈现双向的交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蒂认为，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因素，但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通过劳动力市场引起生产要素的数量变化，进而影响要素价格，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甚至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对于我国而言，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人力资本回流的现象，但是由于资金、技术、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仍旧是人力资本流出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双重影响。
（一）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虽然说，我国现在还是人力资本的流出国，但是仍旧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获得相应的好处。第一，借助于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引进高科技，同时培养大批的高层次人才。第二，基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不均衡，一方面高技术人才的向外迁移可以挖掘潜在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外流，减缓了国内的就业压力，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第三，人力资本国际流动改变人们固有的认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第一，人力资本流出阻碍了我国完整的人才体系建设。人力资本外流使我国高科技人才大幅度减少，降低了本来就很低的知识分子比例，加剧了人才结构的不合理。第二，损失了大量的教育成本。国家对教育注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高素质人才的外流特别是例如航空航天、核能等高端技术人才的外流，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作为补充，而且还为外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做了嫁衣。第三，削弱了本国的创新能力。高层次人才的外流，直接影响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科研岗位空缺、核心竞争力丧失，不仅阻碍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将丧失未来的科技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魏浩，赵春明，申广祝.全球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因、效应与中国的政策选择[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