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和非遗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和非遗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由政府直接主导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非遗保护工作则是一项比较新的事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要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其中的文化遗产主要指古迹、建筑群、遗址。随着保护工作的推进和认识的深化，人们意识到那些“无形的”（intangible）、世代相传的、活态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有相应的保护规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我国先后于1985年和2004年批准了这两个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为《非遗法》）颁布施行。

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瞩目成就，正在迈上新的台阶。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实践的深入，对非遗本身及非遗传承规律的认识还在深化中，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还在探索拓展中，政策和制度建设也在充实完善中。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非遗的“本质”

非遗的本质特征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公约》的这段定义有三个关键要素：

一是“世代相传”，强调这种文化遗产是现在还在延续的，而不是已经失传或被时代舍弃的。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时，要求重点说明：“当前该非遗项目对其所在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意义”。

二是“互动”和“不断地被再创造”，强调非遗是能动的实践。这是非遗与文物的本质区别。跟什么“互动”？跟自然和历史的变迁互动，跟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互动。什么是“再创造”？是在传承实践中不断形成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内容与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的非遗将在保持历史传统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融入现代生活的内容，反映出文化的延续发展。

三是“认同感”和“持续感”。强调非遗的传承实践不仅能让相关的人群体验到共同秉承的传统，同时也能够让人们持续地感受到文化多样性仍在丰富，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仍在奔涌，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这里要注意到：多样性和创造力，不仅指过去形成的遗产是多样和富有创造力的，也是指现在与今后的传承是多样和富有创造力的。

非遗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贯穿遗产认定、保护和传承的始终。《公约》和《非遗法》在定义非遗时，都用了一个关键词：“视为”。《公约》的表述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非遗法》的表述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这两个“视为”，指出了非遗的价值认定主体，即：某种文化现象或表现形式是不是某个民族或社区、群体及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认同。缠足不能被认为是非遗，不仅因为它是已被抛弃、没有任何当代价值意义的历史旧习，也因为它是强加给持有者的，从来就没有得到持有者的真正认同。

非遗保护的“根本”

中国剪纸技艺是历史悠久、流布广泛的非遗项目。中国剪纸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不是因为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剪纸图案，而是因为剪纸活动深深融入了中国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和情感表达，是很多地方社区和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把握非遗保护的对象以及政府在剪纸项目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即：保护和培育这种大众文化生态，支持开展剪纸活动的习俗和社会实践，让中国的剪纸传统及其技艺在当代生活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至于是沿用过去的图样，还是创作新的题材，是传承人或爱好者在公序良俗规范下的文化表达权利。历史上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剪纸题材和样式，显示了中国百姓浪漫的想象力和多样化的创造力。同样，今天和明天的剪纸出现哪些新的题材和样式，也将继续反映广大剪纸传承人和爱好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保护非遗，最根本的是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根据《公约》和《非遗法》，保护（safeguarding）措施主要包括认定、记录、建档、研究、保存、保护（protection）、传播、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弘扬和振兴等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完整保护链条，体现了保护措施和保护效果的深化。

一个非遗项目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主要从六点加以判断。

第一，实践活动是否持续并富有活力。

第二，基本实践方式，如手工技艺之于某些传统工艺项目，是否得到保持。

第三，基本文化内涵是否得到尊重。

第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是否得到弘扬。

第五，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实践、传承及再创造权利是否得到尊重。

第六，传承人群是否得到保持乃至扩大。

工业化、城镇化条件下的非遗保护

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的非遗保护命题，本质上是文化传承如何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的挑战。政府要谨慎处理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努力保持文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平衡，悉心维护和改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条件。要切实防止和纠正不尊重文化遗产、轻视社区文化传统、损害传承人群权利的行为。对传承环境或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传承面临严重困y的项目，应及时组织记录其核心内容和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到技艺，以利其他传承人学习借鉴和研究，或在适当环境下实现复兴。

非遗保护工作有一个重要理念：见人见物见生活。要支持非遗实践回归社区，回归生活，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在传统村落和历史街区建设中，要尽量避免大量迁出原居民，人为切断非遗传承人群与当地民居、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的有机联系。要采取多方面措施，帮助传承人群提高传承能力和当代实践能力，扩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非遗的认知和参与，努力扩大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习人群。

用大历史观看待挑战

传统知识和技艺同样是在长期实践中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丰富，逐步积累增长的。这个过程没有止境。一代代传承群体和个人或潜心钻研体悟，或与人切磋互鉴，或外出游历取经，在学习、交流和实践中参悟要领，取长补短，推陈出新。一种知识或技艺从甲地流传到乙地，被乙地消化吸收并增加新的元素，再流传到其他地方甚或回到甲地，在这过程中新的技艺、作品、风格、流派和门类不断涌现。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能领略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姿多彩，蔚为大观。只要传统还在发展，就不能人为规定某一个时间节点的知识和形态是传统的终点。

再从中外文化关系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看，文化传统的丰富与发展，与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员和生产技术流动密切相关，与不同文化、习俗、消费偏好的互动交流密切相关。在社会生活变化较小、人员流动较少的时代，传统的变化就相对缓慢;在社会变迁剧烈、文化交流深入、贸易活动频繁的时代，传统的变化就相对明显。而开历史先河的重大文化发展创新，往往出现在变化的时代。因此，看待非遗面临的时代挑战，需要有大的历史观。

在发生重大历史变迁的时代，文化传统既面临遭受冲击、加速消失的现实威胁，同时也面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产生文化史上标志性风格或作品、产品的历史机遇。不尊重遗产、不注重保护遗产、歪曲遗产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做法，会导致遗产遭到损失和破坏;禁锢和扼制遗产持有者的创造性表达权利，也会窒息文化传统的生命力，错失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宝贵机遇。

如何用“一个”带动“一片”？

能力建设直接关系非遗在时代变迁中的可持续发展。传承人群的传承与实践能力包括对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深度，对非遗项目知识和技艺的掌握程度，进行再创造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在一些非遗项目传承实践中获得相应经济收益的能力。文化部、教育部实施的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着眼点正是帮助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传承人群获得和增强这些能力。基本要求是“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

强基础，是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加深对本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当地人知当地文化;强化对所持项目知识、技艺和流变脉络的认识与把握，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拓眼界，是了解时代变迁带来的审美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了解国内外行业动态。增学养，是丰富文化、艺术、材料等方面专业知识，掌握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

这项工作受到传承人群的普遍欢迎。参训学员增长了学识，拓宽了眼界，提高了技艺，并且对所持项目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的领悟，对自己手艺的价值和潜力有了更强的自信。一些学员回去后又自己办班，把学习所得让其他传承人分享;有的则办起了合作社，带动更多的人传承非遗，起到了培训一个、带动一片的效果。参与高校普遍认为，研培计划不仅给传承人群提供了实际帮助，也促进了大学与社区的互动，对于丰富学术积累、提升学科和专业建设水平、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文化传承和创新能力，意义重大。

关于传承人群的学习与传承创新，有四个重要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非遗的传承人和所有人一样，都有学习新知识的权利。并不因为是传承人就不需要学习，更不是承担了传承的义务就必须放弃学习新知识的权利。虽然现实情况是不少传承人教育程度不高，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传承人群的自身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在不远的将来，我国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将主要由受过学历教育的人群来承担。将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视为与现代教育不相容，是对非遗保护的误读。《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特别鼓励”：“在高等院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促进开展跨学科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活动。”

第二，保持非遗项目的传统特色与传承人学习掌握新知识不是对立关系。剪纸、年画、泥塑、面花等传统手工艺术，其表现往往有较强的象征性。帮助传承人获得一些材料、色彩、构图、造型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一些新的辅助工具和方法，不是要改变他们的艺术表达习惯，而是帮助他们加深对所持项目技艺特点的理解，提高对材料、色彩和图案、结构的把握和运用能力。俗话说，艺不压身。多一门知识，就多一份技艺精进的可能;多一项技能，就多一片发展的天地。很多卓有成就的代表性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都有过在大学学习和参加高水平培训的经历。

第三，很多传承人不是不想接触新的知识和信息，而是没有条件接触;不是不愿改进材料、提高技艺，而是不知道去哪里找更好的材料，学更好的技艺。有的剪纸艺人剪一头牛很像，剪一匹马就不像，是因为他看的牛多，见的马少，也没有专门学过画马，欲求其真而不得。有的农村妇女照猫剪虎，不是这位妇女喜欢用猫去表现虎，而是她受种种条件所限，没有机会看到真虎。我们不能为了照猫剪虎的“原汁原味”而不让她看到真虎，也不能为了这“原汁原味”要求她的女儿、孙女，都只能照着猫剪虎。去年底到北京一家服装企业研习的一批湘西绣娘，看到竟然有这么多颜色的线可用，都很有感触。有的绣娘说：现在大红大绿的颜色也是受材料的影响，因为当地农村只能买到很少几种线，想绣什么颜色也做不了。在国家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成果惠及城乡各地时，传承人群能不能获取新知识和信息来丰富自己，提高技艺，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以实现对传统文化更高水平的传承？国家要不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答案是肯定的。

第四，创造性表达是每个持有者和传承人的权利，创新的内容和形式能不能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则取决于人民大众的选择。人民大众去芜存菁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会在自己的感受中判断哪些实践、哪些技艺，哪些内容和形式、品种和题材的变化与更新，能给他们带来情感的认同，带来将过去与当下联结起来的体验。如此，他们会接受;反之，会排斥。有的当时不接受，过一段时间又被接受;有的当时接受甚至流传开来，过一段时间又被摒弃;有的被认为脱离了原来的传统，但又被更大范围的社区和人群所认同，成槲幕多样性之树长出的新枝。这是文化传统的大众选择和历史积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定是把本民族传统与时代特点结合得最好的。

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

篇2

关键词：非遗 传统村落 传承 生产性 互存

一、 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内涵

（一） 传统村落传承人的概念

传统村落传承人一般可以分为“一般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是整个传统村落传承人群体的总称。国家在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十分重视，近些年来通过立法，普查，申报审批等工作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这其中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也得到了有效的推进。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在不同地区也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有“抢救型保护”和“生产性保护”。抢救型保护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静态的温和的保护，层次比较低，局限于对一些濒临消失的传承人的保护，一般是提供经济上面的支持。随着城镇化的加快，这种保护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对整个非遗保护的发展。

（二） 生产性保护的模式

城镇化加快，传统村落“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原始的“抢救型”保护已经不再适合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生产性保护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性保护模式并不是指把传统村落产业化，变成物质产品，或者只考虑经济效益，而是一种对现有的传统村落进行可持续性的，可传承发扬的文化活动。这种模式下的保护，有利于解决当下越来越多传统村落传承人边缘化，消失化的状况。一方面生产性保护模式它在理念上和成果可预见性上得到了专家和社会的认可，另外一方面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比如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就有规定：“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非遗传承人受到巨大冲击的不利形式下，这种保护模式可以弥补过去保护模式带来的问题。

二、对贵州非遗保护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贵州非遗保护和全国其他各地的非遗保护一样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贵州的省级非遗保护发展规划中可看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在得到不断的重视和提高，表示在未来几年贵州的非遗保护活动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保护过程中，尤其是在古村落的保护中存在着这三点问题。

（一）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专业队伍建设缺乏

贵州在非遗保护中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法律健全上，在制度规范上缺乏有效的指导。贵州是个非遗大省，而且由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传统村落较多，管理规范上更加的复杂和困难，所以这就需要强大的法律体系来维护。当下，贵州非遗保护中的有关部门和人民首先是观念上没有很重视，而且普遍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情况使得对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保护没有及时，在时效性和有效性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其次，缺乏专业的非遗保护队伍，尤其是贵州县级以下的地方，恰恰也是与传统村落最接近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管理秩序紊乱，部门之间缺乏有力的协调协作，也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人员不足，人员不稳定，人员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差等问题比较严重。这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有着很不利的影响。

（二） 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力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相关部门之间，部门和社会之间应该要鼎力合作，才能让整个贵州地区在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上加以重视。对民众而言，即使自身作为传承人，也不清楚传承人的含义，不知道非遗保护的重要性，更不知道要如何去保护传统村落，以传承人的身份将传统村落的文化l扬与继承。但是贵州现今的相关部门并没有把这种知识，意识传播到群众中去，从省到市到各县、区，抢救保护工作往往只是停留在一些学者专家身上。要知道，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仅仅靠政府，靠专业人士是不够的，必须要政府和社会，社会和个人配合起来。

（三） 保护人和传承人之间界限模糊，职责不清

贵州非遗保护，就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中，保护人和传承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保护人是指对传统村落传承人进行保护的如政府部门，学术媒体界等，传承人是指对本地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进行传承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叠加或者混乱，有些保护人甚至会干涉传承人的传承工作，这很可能产生伪遗产。就拿贵州榕江县的大利侗寨为例，大利侗寨作为第一批国家审批的传统村落，生态文化保护良好，非常具有侗族特色。那么保护人应该是榕江县及其以下的相关部门，如文化局，媒体部门，保护人要做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制定规则制度，进行宣传报道等。而传承人则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对本村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保护人的帮助下，进行文化生产活动，可以和市场相结合，进行保护性的创造并弘扬传承下去。

三、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互存关系及其重要意义

生产性保护在传统村落传承人保护中，是一种高级层次的，而且有成效的模式。两者存在着互存的关系。

（一） 传统村落传承人是生产性保护的重要对象

实践和理论都表明，现阶段，生产性保护是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人最有效的方式。传统村落传承人是传统村落传承的主体，要想传承传统村落的文化，就需要生产性保护的推动。生产性保护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第一，政府主导，进行公益性质的开发保护。比如政府有关部门保护人可以在了解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基本情况下，为了开发传统村落的价值，更是为了保护传承人的利益，对传承人提供物质上的保障，精神上的支持，以避免传承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或者认识不清而摒弃传承下来的传统技能和文化。第二，需要市场的指导。虽然生产性保护不等同于市场开发，但是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传统文化也需要和市场相融合，比如再次以大利侗寨为例，传统村落中民俗文化丰富，如侗族的服饰，那就可以将侗族的服饰文化转变成可以发扬出去的服饰文化产品，也让来这里旅游的游客们感受到侗族服饰文化的魅力。第三，文化生态的主导，这方面需要媒体方面的保护人，在生产性保护中，媒体文化部门保护人需要保护的是传统村落传承人的观念，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可以把开辟出文化示范区，不仅让传承人们觉得自豪，更愿意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也给全国其他地区起到了提醒作用，对整体的非遗保护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二） 传统村落传承人对生产性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统村落继承人，是非遗保护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他的职责重大，首先是他需要是传统村落的土著居民，对本村落的文化历史非常得了解，其次他需要有清晰的意识，即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必须要得到传承，不管世界，社会如何变化，我需要把本地区的优秀传统，民俗民风传承下去。在这种伟大的使命下，对于生产性保护起到了很好的带头和激励作用，传承人负责传承，生产性保护负责保护，各司其职，为本村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性发扬合力前进。两者的互存关系在新时代环境下必须存在，而且肯定会存在，这种互存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传统村落传承人素养观念的改善，有利于对本村落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生产性保护这种模式越来越被全国各非遗地区采纳，引用，这对于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展开，对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四、结语

非物质遗产中的传统村落是非遗的重要保护对象，这其中的民俗民风，生态文化等都对整个非遗研究有很大的贡献。传统村落传承人作为传承的主体，有荣誉，也有责任。生产性保护作为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模式，更是至关重要，不仅承担着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传承人的重要职责，而且还要有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在对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保护上，需要进行创造性的保护。本文以贵州非遗保护为例，在对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分别讨论的基础上，厘清了两者的关系，即互存P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将长期存在。如何处理好两者的互存关系，如何更好的保护贵州非遗保护中的传统村落传承人，如何进行生产性保护，这对于贵州各级部门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当然，这对于全国各项目的非遗工作也有着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唐芒果，孟涛. 武术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生产性保护模式及其路径分析[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16（05）

[2]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235-246.

[3]谢中元. 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新探析

[4]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235-246.

篇3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传承现状分析

过去，家庭父辈对晚辈通常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授活态的、未经加工和修饰的原原本本、真真切切的传统文化；现在，受现代化的影响和挑战，非遗家庭教育保护中普遍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1．家庭结构的调整变化，使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土壤明显缩微

30多年来，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颁布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一个大家庭多为三代、四世同堂，大院里子孙们和长辈们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和机会聆听爷爷奶奶讲故事、说书等；随着现代家庭的小型化发展，孩子多和父母（三口之家）在一起，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伯姨舅及其子女分开生活，相处时间大大减少，这样，孩子们很少能聆听长辈讲述精彩的民间传说、故事等；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父母由于外出打工，将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看，一天多在学校，仅有一定时间和爷爷奶奶相处，孩子又常常被宠爱，想干什么就让其干什么，不情愿接受传统文化知识，爷爷奶奶也就不再强求对其传授；一些中青年父母即使有点儿闲暇时间也感兴趣于现代时髦的休闲娱乐，对本民族史诗、歌谣等传统文化既缺乏主动从长辈中习得的意识，又缺乏积极给后代传授的意识，导致文化断链现象；计划生育带来家庭成员锐减，也使家庭人际关系由复杂变得简单，孩子们在家庭生活中很难像以前大家庭成员相互间立体的、纵横向的相处家庭社会关系,更体验不到传统式家庭生活的社会经验。这些都减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的传承土壤。

2．学校教育的集中作用，使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机缘大为削减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重视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子女在学校随着学习升级、知识增长、学习外语和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比重不断加大；家长又为子女升学、出国、工作等考虑，将其送进私立、贵族学校，让他们全封闭式地接受书本上的精英文化，学生很少有在家乡、在家里接受本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教育的机会和时间。笔者2010年7月在兵团八师133团维吾尔族居多的9连、7连调研时了解到：这两个连队距团部3-5公里，多年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该团民族中学教育（设在9连，含小学）逐渐由盛到衰，2007年秋季开学，团教育中心将各年级总共仅有的40余名小学生最后并入团校。之后，7连、9连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都要到团部去上，维吾尔族儿童、少年接受家庭教育的时空大为减少。

现在，民族地区（牧区）的民族教育随着寄宿制、内初班、内高班等多种办学形式的发展，许多父母将子女送入寄宿制、内初高班或民汉合校甚至汉校上学，鉴于长期住校、寒暑假才能回家的现实，一些民族学生渐渐生疏母语。这样，子女与家长、家乡的接触机会越来越少，因而，减少了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机缘。

3．现代生活的丰富多样，使非遗家庭教育的传承环境受到影响

“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保持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民族民间传统技艺能够在代与代的传承中自然延续的客观条件。一旦这一客观条件改变了，文化传承就面临威胁，传承链在某些环节就会出现断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从沿海到边疆、城市到乡村，随着电视、电话的普及，加之电脑大量涌入家庭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老艺人一般将独有的技艺传给自家后人，许多技艺都是通过家传的方式一代代地传承发展；现在，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许多年轻人愈来愈向往大城市的生活，热衷于流行、通俗、牛仔、摇滚等现代派的生活方式，更多地关注网络媒体的现代化信息。而对传统生活方式认为简单老套，不赶时潮，对古老的讲故事、聆听歌谣等家庭、家族教育不再感兴趣，家族世代相传的雕刻、陶艺等技艺绝活也出现青黄不接现象。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子女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的传承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庭教育保护的若干思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家庭教育中，应当既重视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又要给子女传统文化的教育，让下一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而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加之有些家长一味“崇洋”或认为传统老土，使得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传承较为困难。一方水土要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在这方水土滋润下创造了适宜的本土文化，并要一代代传承和发展。所以，文化教育不能忽视养育我们的本原文化，而家庭教育正是体现本土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上述分析了非遗家庭教育保护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在此针对共性问题，认真思考、探讨实施科学有效的抢救与保护的共同措施，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庭教育保护。

1．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赋予传承人相应的权利

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技之长、多才多艺的家长都是非遗家庭教育传承与保护主体，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具有激励作用。身先士卒，言传身教，教子带徒传艺、薪火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质在文化的传承，即世代相传。保护了传承人也就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传统与现代结合，为非遗家庭教育营造传承环境氛围，赋予传承人相应的权利。

（1）在国家、省、市、县分级保护体系下，持续地、一贯制地确定相应层级的传承人（家庭教育传承人），对他（她）们掌握和传承的独特的娴熟技艺给予认同和认可，赋予相应层级的传承人荣誉称号和权利。

（2）从物质、精神上有权享用国家、地方政府赋予传承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和荣誉称号，享有发展自己所特有的非遗的权利。

（3）有权将自己所特有的技艺、技术传给后人，向子女、学人提供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若场所、基础设施等不足、开展传承活动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当地政府协调解决。

（4）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非遗标志的旅游纪念品、学术研究等活动，贡献给社会，或取得相应的报酬，以带动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文化产业发展。

（5）国家、地方政府采取激励机制，关注、扶持传承人的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按技高艺精、传承队伍规模和贡献大小等实行分级保护，动态管理，褒奖杰出传承人。建立以国家级、省、市、县级保护体系的传承人为传承主体的家庭教育传承模式，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津贴的形式给予传承人资金资助，确保其生活无忧，使其安心从事传承活动；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命名方式授予传承人一定的荣誉称号，给予其一定的精神奖励。此外，作为政府相关部门公务人员，还要及时掌握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力所能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暂时不能解决或本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应及时跟传承人耐心的解释与说明，和传承人建立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赢得传承人的信任，让传承人全神贯注地从事非遗的教育传承工作。

2．传承人应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履行家庭教育传承义务

传承人在享有政府给予特殊补贴、荣誉称号、传帮带等各项权利的同时，还应明确自己所承担的这个时代所赋予的使命，积极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教育传承义务。

（1）传承人应有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增强自己进行文化传承的自觉行为，设法改变过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保守自发状态，走向开放自觉的传承之路，扩展传承的范围和途径，积极主动地营造良好的传习环境，激发和培养孩子们学习非遗某类知识、技能的兴趣和特长。

（2）传承人应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尊重传统文化根本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沿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本着既要守望精神家园，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精神，敢于继承、创新和发展，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力及其在现代社会延展的生命力量。

（3）传承人积极采取措施，完整地保存、保护好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技艺及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

（4）传承人身体力行下应积极走出去，热心参加自己擅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传习展演等公益活动，开拓眼界，带徒传艺，培养新传承人。

（5）传承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自己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传承谱系、传统技艺等记录，向所在文化行政部门提出该保护项目的保护建议，及时反映保护情况，有效开展整理、保护和发展本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篇4

希望非遗换掉“地方土特产”的属性，能真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品牌；

希望非遗传承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人才培养上来，而不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满世界推销产品；

希望建设权威的非遗交易平台，真正解决非遗产品的渠道问题；希望非遗能够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回归非遗原本的存在价值；

希望非遗与教育深度融合，拉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脱贫增收；

希望所有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

2017年，笔者在各省非遗主管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走访了我国10个文化大省，访问了非遗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美术两大类非遗传承人及非遗相关从业人员百余人，50余家非遗企业。在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中不仅深深体会到了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非遗文化的源远流长，非遗传承的艰巨使命，同时也深深感受到非遗人殷切的希望。

影响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就非遗产业化发展而言，我国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全国非遗资源90万项，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项目137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86人，省级非遗项目11042项，省级传承人12294人。但实现或基本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寥寥无几，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全聚德烤鸭、云南砂锅米线、天津狗不理、西安肉夹馍、东北二人转等被大家熟知的项目外，其他一些具备传统优势的非遗项目反而走向了生存的困境，例如瓷器、刺绣、漆器等曾经为国家赚取外汇的代表性非遗项目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都存在着库存积压销售渠道难的问题。为什么传统美食项目等能够形成产业化发展，因为它们和人们的生活融入在了一起，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标签，同时也拉动了一方经济。非遗必须要有市场，要被人们所需，才能有生命力。

在笔者看来，影响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思想保守。经过走访了解到，部分省份从主管领导到传承人普遍没有产业化发展的意识，这和当地的资源和支柱产业的定位有绝对的关系。从传承人角度来讲，现有的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高且对经济、政策、科技的掌握不够，难以应用科学可行的方式让非遗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另外部分传承人满足现有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受保守观念的影响在技艺传承上局限于家族传承，难以接受祖辈传承的绝活让他人接手。

第二，缺乏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非遗作为一种文化，是公共财产，保护非遗也是一项公益事业。非遗保护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仅靠个人的收入和传承人的投入难以很好的保护，这也就制约了产业化的发展。

第三，专业人才的缺乏。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和创新运营模式的形成是要人来完成，所以人才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计划参与人数10万人次，包括清华、央美等57所院校参与。但是真正实施起来不容乐观，首先传承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参与培训内容以理论、保护为主，而对参与培训的人员又有条件限制，因此很难从根本上培养学员的学习兴趣；其次培训一定注重时效性，突出等级能力，通过培训让从事非遗技艺的从业人员从水平、产品价值、自身价值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样有助于非遗培训的参与程度。

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笔者认为，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非遗传承人和从业人员的产业化意识，只有产业化发展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建立可行的运行机制，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需要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加大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让非遗融入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人的生活。

第二，建立国家级别的非遗交易平台，解决非遗项目渠道问题。目前非遗产品种类繁多没有形成同类产品的标准价格体系，非遗市场上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产品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非遗产品的含金量。另外建立展示、销售、体验于一体的实体店，让消费者产生兴趣的同时促进消费，从线上线下解决非遗产品的渠道问题。同时解决非遗企业库存和企业现金流问题。

第三，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实现非遗产业化的保障。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非遗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占的比重日趋增大。人才的培养需要政府、机构、民间、高校共同合作，在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培养文化、经济、市场、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通过政策导向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到非遗传承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的工作中。

第四，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趋势。2016年，文化部服务国家“一б宦贰闭铰裕出台《“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23个国家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中国非遗打开了国际市场。

第五，文化资金投入。2016年，中央财政通过继续实施“三馆一站”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文化项目，共落实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61.03亿元，比上年增长27.7%。

篇5

一、从政府层面，加强引导，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

（一）《非遗法》出台，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2011年国家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化遗产保护方针政策上升到了国家意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上升到了法律制度，各级政府部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上升到了法律责任，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长期、高效运行的坚实保障。从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依法保护的新阶段。

（二）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非遗保护中长期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是保护工作有序进行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各项工作切实推进的有效保障和客观依据。苍南县非遗保护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以融入现代生活为导向，强力推进非遗生态保护体系、传承发展体系、宣传展示体系和保护制度体系的建设，继续搭建各种传承和展示平台，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努力扩大社会参与，扩大传承人群，不断巩固抢救保护成果，提高保护传承水平，促进苍南非遗保护事业的转型升级和深化提升。

（三）多种保护措施并举，非遗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决定了保护方式和保护措施的多样性。在保护工作中，我们逐渐探索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种方式：非遗以项目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在保护工作前期，以建立项目名录、保护项目为主要抓手；非遗主要依靠传承人口传心授进行传承，因此把传承人的保护放在关键地位；非遗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要尽可能运用生产性保护等积极保护的方式。非遗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把抢救性保护放在第一位；非遗特有的项目特点和传承规律，要求我们区别对待，分类制定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为我县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非遗保护传承体系进一步完善，保护传承新格局逐步形成

首先，普查是非遗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08年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我县共收集7万多条线索，精心制作了6000多个项目调查表。并在2012年进行信息化录入，上传到省非遗数据平台进行保护。为做好普查成果的整理利用工作，我县成立了非遗保护工作小组和非遗专家库，不断挖掘、整理我县的非遗资源，并录入各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和基地的资料，建立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其次，项目保护体系建设、传承人保护和基地建设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县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开展各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和基地的申报，进一步完善了非遗保护体系，壮大了队伍。我们在保护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对濒危项目开展了抢救性工作，全面记录、整理和保存了相关资料。截止2016年11月，我县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3项、省级24项、市级99项；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18人、市级76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7个、市级13个；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1个，民俗文化村2个。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项目、传承人体系基本形成。

（五）非遗宣传教育活动丰富多彩，非遗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民众保护意识的提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近年来，我县利用各种文化场馆、广场举办了大量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文化礼堂和“文化遗产日”期间的非遗系列活动已形成品牌。近几年，集中展示的非遗精品和运用非遗元素开发的各种衍生品，更让民众们更真切地体验到非遗的魅力，也展现了非遗传承的空间和潜力。非遗走亲，以“非遗”为载体，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互访，加深了不同地域间文化内涵的了解，非遗“互访”构建起了“相熟、相融、相亲”的非遗工作交流格局。

（六）推进硬件设施建设，打造非遗宣传主阵地

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展示中心和传承基地，组织经典非遗名录的展示展演，开展特色传承活动，宣传非遗阵地的作用不容小觑。“历史与人文并重，民族与民间同在，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我县非遗馆的明确定位。苍南县非遗展示馆，历时四年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展馆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使用面积1700平方米，分序厅、古韵、遗风、巧技和尾厅五部分，共展出了我县的国家、省、市、县各级项目60余项。是一个了集展示展演、收集收藏、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传承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展馆。2015年初开馆后，接待过一大批各地领导、专家和学者，累计参观人数达几十万人次，群众好评如潮。“十二五”期间，我县还建设了乡镇非遗馆和民间艺术馆十余个，这些展馆每年均不同程度开展展示、展演活动，是县非遗馆的有力补充。

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内容既丰富又复杂，这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坚持科学的保护理念，落实保护措施，挖掘现实价值，扎实有效地推进非遗保护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用发展的眼光，理顺思路，处理好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一）保o与利用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在社会中的传统文化，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使之世代传承，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重要特质，再深入发掘非遗的多重价值，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所以，在利用开发的过程中，要牢记“保护重于利用”，保护是利用的保证、基础和前提。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使之更好地融入社会、融入民众、融入生活，为当代人服务。

（二）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我们今天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认可、尊重和弘扬。继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我们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发展、衍变的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传承。要全面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借鉴、W习其他地区在保护非遗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手段，充分吸收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三）保护与旅游的关系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发挥与旅游的优势互补作用，又要注意处理好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的关系，处理好非遗表现形式与文化创意产品、旅游产品的关系。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基础上，组织非遗项目进入旅游景区，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千秋万代的事情。非遗保护工作的长远性，决定了我们要采取稳健扎实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结合的发展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传承、传播，主要依靠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人担负着“传”与“承”双重任务，作为传承人，传承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因为，在传承人身上承载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或知识，更是本地区历史、文件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三、从传承人角度。明确职责，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

（一）鼓励传承人积极开展传习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传承人的保护与传习是促进非遗活态传承的关键。目前，我县共有国家级传承人1位，省级18位，市级92位，县级163位。另外，还有市级非遗传承团体2个，市级非遗传承群体5个，建立了较为健全的非遗传承人梯队。为确保传承培育有所作为，有效地促进活态传承，我县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力度，推行师徒传承协议制、传承基地责任制，鼓励老一辈传承人积极带徒授艺，对成功收授一位新徒弟的老艺人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并帮助学艺成功的新传承人，添置道具工具等。希望我们的传承人自觉承担传承义务，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另外，如何将传承人的概念拓展至传承人群，意在让传承成为人群的传承，而不仅是单个传承人的传承，这将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鼓励传承人积极参与非遗公益性活动，确保传承常态化

县内非遗展示、展演活动方面，积极为国家级、省、市、县级和其它民间艺人开展传承、演艺活动提供各种支持，并经常性开展非遗下基层、进社区、进校园、进文化礼堂，参加文化下乡巡回演出等公益性文化活动，为各种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确保非遗传承有序开展。县外非遗宣传、交流活动方面，历年来，组织过优秀的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浙江好腔调”传统戏剧系列展演、年味温州等省、市举办的一系列非遗交流活动，组织过新编单档布袋戏剧目到周边各县、市演出等。非遗媒体传播方面，传承人们积极参与各级电视台非遗专题栏目、非遗数字电影《夹缬之恋》、县电视台《文化苍南》“走进非遗”等节目的拍摄，通过媒体渠道进入了公众视野。电影、电视、互联网为非遗传承助力，使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活力。

（三）鼓励传承人不断创新非遗保护方式，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只有民众认可非遗的魅力，才能给非遗传承提供更广的空间和潜力。因此，我们要推进创新，努力使非遗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对传统戏剧、曲艺类“非遗”项目，比如单档布袋戏、提线木偶戏、渔鼓、温州鼓词等，可以通过新编、改编剧本，融入现代元素，大胆尝试设计新动作，加入特技，结合现代的灯光、舞美等方式，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观效果。对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比如夹缬、夹苎漆器、矾塑、钩绣等，可以通过不同的设计与转化，将开发的创意作品和衍生品，变为生活用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类“非遗”项目，比如道教音乐、畲族民歌、布龙舞、马灯舞等，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演出的制作，结合网络宣传，汇聚更多受众的目光。总之，只有不断创新非遗保护的方式，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才能真正与人们的经济、生活紧密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望真正活起来。

篇6

【关键词】纪录片；非遗；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45-0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已被社会所重视，它即是本民族的传承，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中国历史文明的一部分，它不仅记录着民族历史的繁衍变迁，也融合了强大的民族精神。因此，对于我国非遗的保护及传承问题至关重要，它关乎我国民族文化对外的发扬，也可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保障。许多国家接受的是我国现代化文明及发展，却并不了解我国为之坚守保护的一些传统文化，或者根本没有途径接触到这些。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对于抢救这些古老文明显得尤为重要。

近几年，中央电视台创作并播出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例如纪录片《中国记忆》，它是针对中国濒危的非遗项目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寻和整合，以纪录片的形式重新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该片精心挑选出30个非遗项目，以尊重原貌为宗旨，对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濒危状况等进行跟踪拍摄。而《舌尖上的中国》更是以独特的视觉切入，配以精美的画面，带给观众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国外观众很自然地对一些传统的制作工艺产生兴趣，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初步了解。这些优秀的非遗纪录片不仅向本国受众传播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同时也肩负起了对外传播其文化内涵的重任。

一、立体回视中国历史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要围绕我国故宫的稀世珍宝展开，然而每一件稀世珍宝又与历史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反映出中国过去与现在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的状况。例如该片在讲述陶瓷组修复唐三彩马的片段中，观众得知唐三彩马作为陪葬品在唐代非常盛行，从而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朝文化的绚丽多彩；木器组修复的木雕佛像经千年岁月的冲刷洗礼，金漆虽已剥落，木胎肌理，然而辽金时期的宗教文化可由此窥见一斑。通过对器物的修复和手工艺人的描绘，当下的文物修复者与上一任修复者之间，凭借流传下来的修复技艺得到有效对话，贯穿古今，展现了我国辉煌鼎盛的历史。

二、多角度体现国家形象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是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李西科・古兹曼的名言，其形象地道明了纪录片在国家、民族历史上的地位。[1]也正因如此，纪录片可以最直观地表现出一个国家的形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发展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国家形象构成要素的丰富性，与纪录片题材内容的丰富多样性相一致，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塑造及传播国家形象的前提与基础。当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对应的中国文化也就在国际上得到了理解，因而形成文化认同。导演陈晓卿曾说：“《舌尖上的中国》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舌尖上的感动，另一部分是正在变化中的中国，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我们希望观众从中国人对美食的热爱里读到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从中国人对生活热爱里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和发展。”[2]《舌尖上的中国》虽描绘了众多平凡老百姓的厨房故事，却也代表着劳动者的伟大和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诸多的细节共同刻画了博大渊源的中华文化和包容稳重的国家形象。

三、国际化的文化通融

中国文化是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化，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文化来源并不知晓。当前我国谋求和平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有利于我国和平外交，也是中国文化输向世界的良好窗口。

“共同”是文化间的桥梁。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创作中，纪录片导演们既明白中国传统的文化该用何种方式巧妙展现，也能够把握国际化的一种接受审视方式。《留住手艺》是央视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纪录片，其中有一集名为《神奇的万载花炮》，讲述了江西万载有一种濒临失传的制作花炮的古老技艺，让观众了解了花炮的起源与发展。花炮兴起于唐朝，后传至日本、朝r乃至全世界，其生产过程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烟花的发明，人们把鞭炮和烟花统称为“花炮”。如今许多国家仍然会燃放花炮。该纪录片不但将古老中国的形象展现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而且也在现代化的生活中找寻到了与之呼应、能与国际范围内受众进行文化交流的契机。

参考文献：

[1]张桐，朱涵天.浅析纪录片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关系--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J].速读（中旬），2015，（6）：317.

[2]达园园.论中国电视纪录片中国家形象的变迁[D].南京师范大学，2014.

篇7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意义

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经这样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源，越是在社会发展快的时期，人们越不应该失去记忆，更不应该忘记回家的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让我们认识历史，激发文化创新能力，为新的文化样态的诞生和发展提供厚实的土壤。保护好、传承好和发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从而建立更深厚的文化同源性、文化凝聚力的重要举措。就我们杭州而言，依托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不仅仅可以充分发挥这些遗产的文化价值，而且对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及申遗工作的开展，对杭州打造“东方品质之城”都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彰显杭州“东方品质之城”魅力的重要手段。2012年2月，杭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目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能代表一座城市传统记忆的载体，也是一个城市的根和魂。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运河沿线分布着许多代表东方传统生产、生活文化精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为核心，以京杭大运河为串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对杭州留存城市记忆和历史文脉，进一步凸显城市东方文化精神品格，彰显东方特色和魅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运河综合保护的应有之义。京杭大运河不仅是“国之瑰宝”，更是杭州的“城之命脉”。桥西区域是杭州运河综合保护工程的核心地块，也是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保存历史遗存较为集中的主要区域。馆群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在桥西历史街区打造以怀旧文化和传统非物质文化为重点的特色街区，丰富街区文化内容中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以馆群为核心来带动桥西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对保护大运河原真性和完整性、进而推动运河申遗意义重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的核心定位。馆群要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必须立足自身发展特色，也就是依托运河、桥西街区依河而居的浓厚生活文化氛围，通过工美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实现杭州传统文化的活态展示与传承。目前，馆群最显著的特色是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业、西湖绸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传承，并实现了“老厂房”、“老字号”、“老遗产”和“老手工艺人”的有机结合，是全国首家以刀、剪、剑、伞、扇为展示主题的国字号博物馆群落。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馆群最为核心的定位与内涵。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

非遗保护传承创新实践及经验

博物馆对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博物馆传统的藏品征集、整理和收藏功能，对已经灭绝或无抢救可能的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二是以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现代博物馆做法，通过保护理念的“进化”，实现对还“存活”的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保护”。与以往“博物馆化”帮助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摆脱文化危机、成为暂时延续生命途径的定位不同，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定位更高，就是要依托运河桥西区块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生活文化氛围，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继承人，有创新性，有产业链，重新走入大众生活，实现文化生态的修复与传承。因此，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具有杭州特色的文化生态式博物馆群”模式。这个模式的具体创新，可以用“生活、活态、活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生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到生活。作为民俗文化的精粹，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民间、来自生活。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由于工业化、标准化浪潮的冲击，传统工美文化受到冲击，逐渐淡出大众生活。只有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进行紧密结合，把工艺作为一种文化和习惯渗透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才可以重新焕发市场活力。一是依托运河桥西街区，打造非遗保护传承的生活空间。京杭大运河，经历了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是至今仍然活着的、流动着的、重要的人类文明遗产。横跨在运河上的拱宸桥，是大运河最南端的标志。桥西历史街区是杭州目前为数不多的集中反映大运河历史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2010年，桥西历史街区顺利开街，在“保护第一、生态优先、品质至上”等七大理念的指导下，保留了大批历史建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桥西历史街区完美呈现出“倚河而居、倚河而业、倚河而游”的生态人文特色街区，成为人们了解运河文化、杭州历史与桥西历史文化的活态读本。作为桥西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以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老百姓自己的博物馆”为目标，在博物馆建设中始终秉承“保护第一”理念，将“老字号”、“老遗产”和“老厂房”有机结合，让整个博物馆群与整个运河和桥西街区相互融合，营造了人与河、传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彼此交融、相互滋养的生活空间，实现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活态体现与传承。二是创新展示形式，让非遗贴近日常生活。在展陈示计上，博物馆群通过多元化、现代化和动态演示等手段，揭示出展品背后的智慧和情感。在馆群展品陈列中，打破了传统的器物定位展示模式，既有系统全面的展品历史背景介绍和传统工艺的场景展示，也有利用现代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对传统的现代解读，使参观者可以全面了解展品所包含的材料、工艺、形制、艺术风格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其所承载的人类精神活动等丰富内涵。在场景设置和互动环节的安排上，也从“非物质文化展览”的本质出发，为更好地理解非物质文化而设置，比如通过张小泉作坊的场景复制、现场刻花表演、西湖绸伞现场制作等，让游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三是打造“流动的博物馆”，让非遗文化走入学校和社区。博物馆群还积极开展“流动的博物馆”活动，把博物馆的相关展览、活动、工美技艺送到社区和学校。2010年，活动走进福利中心等4个社区（中心）和拱宸桥小学等9所学校。2011年，活动又走进沈塘桥社区6个社区，杭州聋人学校等15所小学及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等3所高校。2012年，“流动的博物馆”走进学校共计12次，如浙大城院、文澜中学、明珠实验学校、保俶塔实验学校、市聋人学校、中国美术学院、源清中学等都进行活动展览。

活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真正得到传承，最重要的不是让它成为历史，而是要让它活着，而要活着，就必须有活态的展示，必须得到传承和发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保护”。一是打造手工艺活态展示馆。手工艺活态展示馆一期于2010年11月正式启动筹建，2011年5月开馆，建筑面积1538？郾86平方米，其内部结构保存完整、民国特色鲜明。手工艺活态馆二期将于2012年底启动，计划于2013年9月建成开放，届时将实现扩容1300平方米。展馆现有入驻厂家12个，近30位艺人长期进行现场表演，展示销售的手工艺品近百余种。目前已成为集工艺表演、体验、教学、销售“四位一体”的非遗亮点，其中手工艺现场制作包括王星记制扇及民间扇面绘画、张小泉制剪、西湖绸伞和四川泸州油纸伞制作4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紫砂、陶艺、手工旗袍4个传统类手工项目，以及手绘、手工皮具、软陶捏塑3个现代创意手工种类。到2012年10月底，活态馆累计共接待游客50？郾3万人次，团队291个，广受社会各界欢迎。展示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价值，主要体现在内容的代表性和综合性、展示的真实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组建方式的社会性。二是国大师带徒。“国大师带徒”是全国工美行业传承发展史上的首创项目，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次创新，它由杭州市文创办、杭州市经信委、杭州市运河综保委主办，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承办。项目旨在弘扬传承国家级杭州工艺美术大师的艺术精神和精湛技艺，进而带动杭州工艺美术行业人才建设和发展，促进师承模式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使杭州工艺技艺和工艺产业规模与层次得到进一步提升，力争5—8年培养出10名以上工艺美术大师的工艺高端人才。

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走进生活，除了机制的设计和推进之外，还需要通过一系列感性的活动，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市民的持久互动，激发市民对非遗的文化需求，从而进一步引起全社会关注。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社会反响十分热烈。一是非遗文化创意集市。2010年国庆期间，博物馆首次推出了刀剪市、扇市、伞市三大文化创意集市活动，特别邀请张小泉、王星记、浦江麦秆扇厂、西湖绸伞等厂家参与，展现刀剪、伞、扇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生动的生活特色。2012年端午节期间，开展了以“曲艺大观、非遗技艺、民俗展卖、手工游园”四大特色活动为主的“非遗集市”主题系列活动，集中宣传展示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技艺，共邀请到全国47家非遗项目参展。2012年青春创意集市集大学生和社会手工达人的力量，不仅手工作品有创意，活动内容和形式更是推陈出新，互动性强，参与面广，宣传效果好，既传播和推广了传统的非遗文化，又搭建了各类现代创意手工的交流平台，更传递和宣扬了环保创意生活的新理念。经过几年的发展，以非遗为特色的文化集市已逐步成为馆群的品牌活动。二是举办非遗文化系列展览。围绕非遗主题，馆群举办了系列展览活动。具体包括“纸剪传奇”——桐庐剪纸胡家芝、谢玉霞、朱维桢、王德林四人展，“伞行天下”——休闲、军事航空伞具展，“纸剪传奇”民间剪纸作品系列展之吴素莲剪纸作品展，“扇动风发”系列展——袖里翰香·百年藏书楼的风雅，“纸剪传奇”之富春撷英——桐庐剪纸作品展，“感悟非遗”系列展“来自田间的守望”——浦江麦秆剪贴作品展，“扇动风发”系列展——澄怀博雅·孤山南麓的民国风，“感悟非遗”系列展之光影传奇——海宁皮影展，“扇上清风”——高甬春书画艺术展，传承与弘扬——浙江民间文艺十大特聘专家师生精品展等。三是举办节假日非遗主题活动。2011年6月，博物馆成功承办了“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2011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广场活动，并现场进行了油纸伞糊伞面、西湖绸伞贴青、张小泉刀剪刻花、现场剪纸、彩绘表演等手工艺活态演示，同时在四大馆区分别开展剪纸现场体验、剪纸大赛提升班、运河历史人文风情图片展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受到市民和游客的欢迎。

进一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发展性保护、生活化传承”的路子，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下一步，馆群应继续立足“生活、活态、活动”理念，继续探索具有杭州特色的文化生态式博物馆群模式，从产业园区打造、体验旅游线路设计、演艺项目开发等方面做好优化提升工作。

规划打造非遗文化主题创业产业园。单一的博物馆往往只能实现留存的功能，而无法做到传承和发扬。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保护”，创造出非遗传承的生态空间，就必须打破博物馆的单一功能，以博物馆为核心，整合研究、创新、生产、展示、体验、销售、传承等各个环节，打造出一个非遗保护的文化生态空间。建议以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为核心，整合桥西街区，联动京杭运河杭州段沿岸各点，打造非遗文化主题创业产业园，吸引全国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企业或传承人入驻，通过整合各方资源逐渐打造形成一个“非遗文化主题创业产业园”，以非遗为线索进行相互贯通、串珠成链，并做好功能、业态、旅游体验等专项规划，真正把这些空间有机融合起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创新、发展、传承，以及社会大众进行非遗体验、交流、学习，具有浓厚文化底蕴和生活特色的文化生态空间和创业产业园区。

打造非遗文化特色演艺项目。重点突出运河文化，打造一批非遗文化主题演艺项目，可以以博物馆为核心，扩展到整个桥西街区，进行节目的设计和表演。同时，邀请各地非遗项目及老艺人参与，支持已有的演艺表演项目及节庆活动入驻博物馆及街区，形成非遗及民间演艺的集聚中心，进而吸引市民和游客的参与，增强整个区域的趣味性、文化性，提升非遗氛围。

强化体验旅游设计。紧紧抓住运河这个金字招牌，充分发挥“非遗”特色，打造运河非遗文化的集聚点，力争成为运河非遗这串珍珠上最大、最亮的一颗明珠。在针对游客的旅游路线安排上，可将以博物馆群为核心的桥西街区作为运河旅游必来、运河游船必停的一个点，并通过丰富多彩的非遗活动吸引游客，让游客能够真正领略运河非遗文化特色。同时，打造以非遗为特色的住宿、餐饮住家项目，让游客能够停留下来感受独特的运河人家生活氛围和非遗文化。可以设计“住一天运河、当一天徒弟、做一件工艺品、当一天老杭州人”的特色住宿旅游项目。

篇8

一、传统舞蹈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一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56个民族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具有鲜活生命力、巨大凝聚力的传统文化，绵延不止，流传至今。保护、传承、发展地方传统舞蹈艺术可给下一代以教育，凝聚爱国意识，鼓舞人心。保护传统舞蹈艺术，既保护了自身的艺术优势，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增强了国际文化传播竞争中的民族自豪感。保护各民族舞蹈艺术的文化特征，维护民族舞蹈艺术的多样性，既丰富了社会生活，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2006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其中民族民间舞就占41项。广东省的龙舞、狮舞、英歌也名列其中。这充分证明，传统舞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一脉，非遗名录的公布，必将引起艺术家对非遗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为保护传统文化特别是舞蹈艺术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传统舞蹈艺术是地方文化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民间舞蹈文化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它贯穿了几千年漫长历史，不断发展变化并影响着其他的艺术形式。民间舞蹈在中国的美学史上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已成为中国地方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英德为例。英德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丰厚。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英德境内就已同时设立了浈阳、含匡两县，南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始名“英德”，历史上曾设立过州、郡、府、路等行政建制，至今已有悠悠千余年历史。英德民间舞蹈众多，狮舞、花灯舞、闹春牛、渔夫与蚌精等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粤北客家地区的风俗人情。从民俗学与艺术的角度考量，《闹花灯》都具有独特的研究传承价值，是粤北地区民间舞蹈的一个代表。

闹花灯是流行于英德市沙口镇的民间舞蹈。据传从中原地区传入，沙口镇的清溪、红峰等村均有此习俗，其中又以清溪村为最。清溪闹花灯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明代初期，先辈从福建迁居于此就开始有闹花灯的习俗，清溪黄氏家庙碑记载是“明成化癸卯年”。英德县曾在清溪建立司都，清溪墟镇几姓人盛兴闹花灯。

作为粤北民间舞蹈的一个代表，《闹花灯》曾经进京演出。1956～1957年，闹花灯搬上舞台，后经省、市、县文化部门调查整理，在全省选拔大会演出，经省评选，当年2月20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大会；1958年元宵节，清溪《闹花灯》俱乐部应邀到广州文化公园中心台演出。

基于其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民俗学价值，近年来，为了调查整理清楚《闹花灯》历史渊源，英德市文化部门曾多次到清溪村调研，及时做好挖掘整理工作。通过搜集整理，精心编排，《闹花灯》被搬上了舞台，显示出了粤北民间舞蹈的无穷魅力：2003年12月参加由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阳西县主办的广东省第二届民间艺术表演大赛获银奖；2007年参加广东流动演出节目网上大汇演获银奖。而在市、县举办的各种赛事中，《闹花灯》更可以说是艳压群芳，获奖无数。

事实证明，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舞蹈《闹花灯》是最有活力的地方文化之一，是英德的一个文化品牌，它的挖掘整理为进一步丰富英德乃至广东省的民间传统舞蹈艺术作出了贡献。

三、传承传统舞蹈艺术的途径

传统舞蹈艺术的传承和发扬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来达到最佳的效果，是值得的探索的，也是甚为迫切的。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传承传统舞蹈艺术大概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下，我们的保护工作已日益成熟。根据实际情况，传统舞蹈艺术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结合，主要是要做到几点：一是普查工作尽可能全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特点是消亡快。许多非遗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只是靠民间艺人口传心授在民间流传，随着传承人的年老体弱，回忆不清的事情常有发生，而普查工作点多面广，有些还来不及普查摸底，传承人去世，项目也随之消失，甚是可惜。因此，在进行普查工作的时候，就要组织足够多的人力物力，把普查工作的网尽量撒得多、撒得广，跟时间赛跑，同一个项目不满足于某一个传承人的调查，通过横向纵向的搜集整理，争取挽救更多的包括传统舞蹈艺术在内的非遗项目；二是普查工作尽可能专业。非遗普查工作专业性强，没有专业知识支撑，容易产生眉毛胡子一把抓或是忽视真正有价值的保护项目，尤其是在舞蹈项目普查上，必须要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加以审视，有些本来是属于习俗或文化空间类的，有普查人员却把它归类于民间舞蹈，混淆类别，给申报和保护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三是普查载体尽可能丰富。通过利用照相、摄影、录音等先进设备 ，做好记录，最大限度地还原项目的本来面貌，以利于今后的传承和研究。

（二）与发展当地旅游业相结合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朝阳产业，可以带动许多相关产业的繁荣。英德市是广东省旅游强市（县），现有旅游资源点60多处，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资源大市（县）。目前该市对游客开放主要景区有15个，旅游资源优势正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2008年英德游客接待量达3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3亿元。2008年，英德市把打造“粤北旅游休闲中心”作为旅游发展战略目标，明确规定把旅游业培育成该市国民经济体系的支柱产业。

英德旅游业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从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来看，英德目前还没有充分的开发，只是在宝晶宫、英西峰林景区少数景区不定期开设了民俗风情舞蹈的表演，真正传统舞蹈艺术没有纳入旅游业发展范畴。因此，挖掘英德民间舞蹈艺术，通过旅游的大舞台，让他们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进行表演，不但是丰富旅游要素的重要举措，同时还会对地方文化起到很好的传承推介作用。

（三）与改革创新相结合

在保护中传承，在发展中创新，这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思路。传统舞蹈艺术是地方民间文化的一个缩影，代表的是特定时代的文化特征。而经过挖掘整理出来的民间舞蹈，如果要重新发挥它的价值，通过舞台载体加以传承和弘扬，就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在不改变其艺术精髓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创新，把它的传承与现代舞蹈艺术结合起来，达到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效果，让人们更自觉地认同、热爱民间传统艺术，也更为自觉地进行传播，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代传承。

篇9

1．1拳种流派———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象征

“核心象征是指一个社会因其文化独特性表现于某种象征物或意象———通过它可以把握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应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空间，它具有集中体现价值的符号，并被成员所认知，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的基础。”拳种流派无疑是传统武术文化空间的核心象征。通过它不仅能够清晰的窥探武术文化传承的历史脉络，而且可以系统地把握传统武术文化的基本内容，历史地唤醒传统武术文化的集体意识，方便地凸显传统武术文化的特有属性。传统武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融合了地域文化色彩，形成了众多各具特色的武术流派，并以不同流派的特定拳种作为传播载体，流传社会，深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民族化的生活方式”。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的分枝发叉，不仅构成了系统认识传统武术的文化脉络，同时也延续了传统武术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传统武术拳种流派的生成，体现的不仅仅是外在技术风格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化演绎和精神充盈。就具体的传统武术的流派而言，无论是体现不同地域特征的“南拳北腿，东枪西棍”，还是体现技术特色的形意拳、八卦掌、螳螂拳、梅花拳，抑或是有着文化差异的以佛教为文化支撑的少林派、以道家为文化支撑的武当派、以道佛兼容为文化支撑的峨眉派等，都以拳种流派的方式传承发展。尽管这些武术拳种流派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无论是哪一个拳种流派，都不能遮蔽共有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文化哲理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就具体的武术门派的拳种而言，如行云流水的太极拳、迅猛简捷的少林拳、舒展大方的长拳等，可能因创拳者个人的修养使然而具有鲜明的套路风格，但都不能脱离共有的修心养性、延年益寿的文化追求和以拳会友、以和为贵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传统武术的拳种流派在体现武术技术多样性的同时，也承载着传统武术的历史、文化、精神，并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因历史记忆而形成自己的传说故事;因集体记忆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因共同践行而形成自己的行为范式，成为传统武术文化延续、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要素。

1．2武术精神———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内在精神的写照和中华文明创造的积淀。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因博大精深而闻名于世，更因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而惊艳于世。中华传统文化在其经历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核心价值如同一根永不间断的红线，一直维系着文化体系的稳定性和内在精神的一贯性，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同于他国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下中国人观察现实、指导未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传统武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与一般的从属关系。传统武术的生存与发展，不仅以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内核，使之具有传统文化的一般性，同时也凝练出武术精神为其核心价值，使之具有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从而构成不同传统文化门类识别的文化标识。尽管传统武术的拳种林林总总、风格各异，但内敛的武术精神是一致的;尽管传统武术的门派纷争不断、各执一端，但弘扬武术精神的目标追求是相同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传统武术从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生态观中汲取的武术和谐精神，完全不同于西方体育所追求的“焚林而田，竭泽而渔”式的对身体的无度开发，这对于竞技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理念，无疑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传统武术自觉担当起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倡导侠义、爱国的民族精神。习武之人反对追名逐利、见利忘义的工具理性，处处体现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这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积极意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武术精神践行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自律和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反对争强斗狠、倚强凌弱的竞争意识，倡导对人格的磨练和自我道德的提升。正是由于传统武术远离你来我往、争强好胜的打斗，超越了好勇斗狠、搏杀格斗的实用，才由功利性的技击术提升到传统文化的层次。因而有人由此认为传统武术属于体育，但高于体育。在个人的发展中，武术精神把刚健有为融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追求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生追求，反对碌碌无为、虚度年华的生命消耗。总之，武术精神作为核心价值，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的民族精神，从而使传统武术具有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不毁的生命力，同时也使传统武术具有代代相传、饱经沧桑而不绝的传承力。

1．3习武之人———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主体

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传承者。从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的认识与被认识、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不难判断人是一切文化的主体。因此，在大文化环境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其主体必然是由人来承担，并通过人自觉、积极的行为，体现各自文化空间特有的核心象征，表达各自文化空间特有的核心价值。文化空间的主体，可分为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传承主体主要指文化的传承者，保护主体指肩负并且从事保护工作的部门和个人”。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共同主导着文化空间的成长过程。传统武术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其核心主体是生命不息、习武不止的习武之人。从传统武术文化的贮存和掌握上讲，它的存在不仅有赖于习武之人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也有赖于习武之人掌握的叙事行为和符号解码。传统武术文化属性属于无形的、动态的文化范畴。正是习武之人不离不弃、持之以恒的坚守，保证了传统武术文化的生命力;也正是习武之人闻鸡起舞、躬亲实践的坚持，保持了传统武术文化的鲜活力。从传统武术文化的承载和表现来讲，它的存在有赖于习武之人的精湛技艺和丰富经验。传统武术文化符号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具象的身体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文字符号，因此，从符号学的视角，传统武术文化是以习武之人为载体的活体文化，是通过习武之人的演练来展现的动态文化。从传统武术文化的传递和继承来讲，它的存在有赖习武之人师徒相继的传承机制和口手相授的传承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传统武术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不仅在于习武之人具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还在于习武之人具有一种文化自觉的守望和文化创新的冲动。传统武术文化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结束了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不仅受到法律的强制性保护，也获得国家的政策性支持。相对文化空间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习武之人主要承担文化的传承，属于传承主体;政府更多承担文化的保护，属于保护主体。但我们不能过多地强调和依赖政府的保护作用，而忽略或轻视了习武之人作为传承主体的核心地位。因为习武之人是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既是传统武术文化传承的活的宝库，又是传统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执炬人”。可以说，没有习武之人的自觉传承，传统武术文化就失去了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自身活力，甚至失去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依据，最终会因文化水土的流失和文化环境的破坏，而导致文化空间的解体或破碎。所以，传统武术文化唯有在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共同呵护下，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提升维持文化空间的张力，充实支撑文化空间的活力，尽快走出被竞技武术边缘化的困境，积极融入当下的体育文化建设。

2当代文化空间中传统武术存在方式的意义解读

2．1传统武术扎根民众，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具有吐故纳新的文化生命力

传统武术源于生活，扎根民众，是一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又高于日常生活的生活化艺术。“生活艺术化的深层内涵，不在于悦人耳目的声色之美，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因此，传统武术不仅超越了看家护院的实用性，也跨越了攻防格斗的技击性，在注重身体行为美的追求中，更加关注人们意志品质的提升和道德情操的陶冶。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始终坚持以“德”为先，以“忠”为首的主线，注重品格，强调修养，把伦理道德作为自身文化空间的内在规定性，使传统武术不仅是一种唯美的、形式化的身体艺术，更是一种有传统文化积淀的、有助于为人处世的生活艺术。迈克尔•欧文•琼斯认为，“大部分民间艺术属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体验，只要有日常生活，就有民间艺术”。传统武术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营养”，也伴随着日常生活的绵延推进具有了吐故纳新的生命力。因此，传统武术并非“古董”仅仅存在于过去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是作为鲜活的生活艺术存在于现代的社会生活中。在当代的文化空间中，我们必须根据当下的生活环境、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对传统武术进行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使传统武术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从而更好地保持传统武术文化空间的日常性和民间性。在当代文化空间中解读传统武术，必须结合日常生活对传统有新的文化认识。日常生活虽然相对平稳、波澜不惊，但平稳的表象下具有不可遏制的涌动。这决定了传统武术的传统，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并非具有一成不变的固化性。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生活在丰富，传统武术也在吐故纳新中承前启后、延续发展。从历史的角度，传统武术的传统可归结为一个既定的静态体系，是历史发展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对过去一切文化记忆与文化经验的累积、总结与表达。从发展的辩证角度，把传统武术的传统可视为一个待建的动态体系，它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与超越，更是一个族群核心精神价值的凝聚与具体体现，形成于过去、存在于现在、传递到将来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具有与当下社会环境相适应、与当下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求存变化和求新发展。传统武术不仅源自百姓生活，流传于民间市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中，逐渐凝练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积累与表达，并相对现代体育文化而言，因独特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内容，逐渐构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空间。传统武术传承发展的最典型的案例是太极拳的演变。太极拳产生于“忙时耕田，闲时造拳”的田园生活。它不仅体现了普通百姓强身健体、怡然自得的生存需要，更反映了普通百姓修心养性、享受生活的文化需要。太极拳一经产生，便迅速在有共同生活经历的民众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因生活境遇的差异和人生经历的不同，产生了太极拳的多种表现形式，即陈氏、杨氏、武氏、吴氏、孙氏等，从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演绎为直抒胸臆、表达情感的生活艺术。因此，传统武术因为文化共享的大众性和文化认同的平民性，使其不能远离生活和脱离社会，在一个完全封闭、自律的文化空间中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文化空间中，一定要把握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大趋势，抓住文化大繁荣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机遇，使传统武术的传承发展，积极地回归社会以获得存在的基础;积极地回归大众以获得传承主体;积极地回归生活以获得艺术活力。

2．2传统武术存在的群落化特征，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认同

文化空间不是与外在隔绝的、封闭的空间，而是在文化生态的大环境中，对具有相对独立存在价值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通过提供特定的背景衬托、必要的条件支撑、必须的场域作用而凸显的空间范式。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它通常被称作群落。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因此，对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认识，按文化生态学的观点，要重视以群落为基点的发展特征。如对传统文化中的陶瓷文化、戏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鲜明的群落化特征。同样，在当代文化空间中对传统武术的认识，也应从社会层与文化层的交互作用与共生关系中，把握其存在的群落化特征，从而为文化记忆提供参照，为文化归属提供依据，为文化寻根提供方向。不可否认，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其传统文化生存空间遭受到严重的挤压。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通俗、流行文化，在时尚、娱乐、消费观念的引领下，迅速成为受人青睐、甘愿追随的大众文化。这对于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它不仅使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退缩，更为严重的是，它会造成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者”的眼光，审视传统并归结为“旧的、过时的老东西”，认为传统文化不够潮流、不合时宜、不上档次。长此以往，很容易产生在当代的文化空间中，对流行的现代大众文化的认同和亲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陌生和疏离。对于传统武术而言，这一现象更为典型和突出。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尤其是跆拳道、柔道、瑜伽、搏击项目的引进和扩张，使传统武术的核心象征明显退化，核心价值逐渐失落，核心主体严重萎缩，出现了岌岌可危的生存危机和文化空间破碎的环境危机。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吉尔•利波维茨基层说:“我们曾拥有的是尚未完成的现代性，现在到来的是已臻极致的现代性”。在“尚未完成的现代性”时期，我们常常表现为有失偏颇，要么舍己从人、“全盘西化”，要么食古不化、固守传统，使传统与现代处于割裂甚至对立的状态;而进入“已臻极致的现代性”时期，我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更加理性地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仅走出了追求文化认同整体性的误区和文化发展同质性的偏执，更在文化生态的理念下，倡导文化存在的多元性、多样性，追求文化发展的个体性、异质性。尤其自21世纪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了对文化空间本土性、草根性的溯源，使人们对文化原生态的群落特征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传统文化的群落化趋势，有助于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强化人们的文化认同。对传统武术而言，文化认同的群落化与多元化让我们看到了多种文化形态繁荣共生的前景，也由此看到了传统武术在现代文化空间中发展的可能性。在民间的文化空间中，以地域文化特色为主的武术群落逐渐复苏，如河南的登封和温县、河北的沧州、山东的菏泽、广东的佛山、湖北的黄梅、广西的桂平等武术之乡不断崛起，彰显着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命力。各个地域武术群落化发展特征，一方面赋予了在当代文化空间中传统武术存在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找回了特定文化群体对传统武术的集体记忆和乡土情结，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传统武术认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都市的文化空间中，传统武术传播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现象，既有坚持内容与形式都“原汁原味”的“坚守者”，如以拳种命名的武术俱乐部;也有坚持传统的表现形式并结合当下需求改变教学内容的“改良者”，如高档会所的太极拳研习班;还有为适应都市化传播需求对形式与内容都进行大胆革新的“创新者”，如大型晚会中的武术功法表演以及高校开设的传统武术课程等。他们都以群落化的方式，存在于当下的都市文化空间中，并通过文化认同将文化空间中的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想像的共同体”。这不仅为传统武术的当代在场提供了“证据”，也为传统武术的都市化传承提供了契机。

2．3“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是当下的文化自觉，保证了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承

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尊重文化差异、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世界文化繁荣的重要内容。积极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成为各个民族抵御文化整体性、彰显文化个性的重要方式。文化空间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基础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力保护，不仅确立了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下存在的文化空间，也保证了该文化空间的得以传承、延续的活体性。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境遇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结合，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并以群落为单元，持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自成一派的技术风格。然而在现代文化空间中，由于西方体育文化的挤压，竞技武术的强势，传统武术生存的文化空间被不断挤压，致使一些门派拳种成为亟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务院2006年、2008年、2010年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第一批没有“传统体育”的目录，但在“杂技与竞技”门类下列有6个传统武术拳种;第二批有了专门的“传统体育”分类，并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技)”门类下列有14个传统武术拳种;第三批在“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杂技与竞技)”门类下列有7个传统武术拳种。对传统武术门派拳种的“非遗”保护，不仅反映出国家对传统武术这一文化空间的高度重视，也体现着人们对传统体育生态维系的热切期待。把传统武术列入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必须立足于文化空间对其展开“原生态”的全方位保护。因为，引入文化空间的概念，就是要强调“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发展中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基于这种保护理念，一方面，要重视保护传统武术在传统体育乃至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生态关系，另一方面，要重视保护传统武术在文化空间中的核心象征、核心价值、核心主体，从而使传统武术在当代文化空间中的传承和延续，能按其固有的生存环境、传承方式、文化理念进行，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结构与文化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国家层面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避免了因外来文化的强势所造成的文化替代，也避免了因社会的突然变迁而引发的文化断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传统武术，由于明确了传承者和被传承者，使传统武术的保护主体和传承主体，能够按照原生态的模式不断延续，保证了传统武术的活态传承。

3结语

篇10

深入挖掘旅游与文化关系的内涵，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不断给旅游产业注入新的文化元素，让两者充分体现出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电影文化元素，如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等，带火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近代，一部电视剧《大宅门》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仁堂”——中华民族的国粹中医、中药推向全世界，让世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老北京大宅门景点也成为中外游客的游览胜地。时下，国内旅游景点为吸引游客，纷纷挖掘景点、景区的形形的文化元素，从而发展和创新文化旅游产业，并且在景区原有的文化基础上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元素。旅游产品通过文化内涵的注入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提升，以演出、展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各类产品被充实到旅游产品中，使其品质得到极大的提升，景区、景点站在文化产业的角度、重视当地历史、方言、风俗、民间艺术、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的元素，营造集“人文内涵+文化体验+游览互动”为一体的综合性特色旅游，即遵循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面貌和传承传统文化精华，又能有机的糅合时代的精神，让传统文化能够在新时代环境是继续发扬光大，让美丽中国成为现实。

二、蓬勃发展的旅游文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传承的大舞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人们述说着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承炎黄子孙的道德观念，传递着中国大地纯朴的民风、民情，展示着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当人们的文化需求朝着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旅游的“联姻”，使旅游文化呈现出新的亮点，有了展示的大舞台，旅游文化获得创新的发展，如：壮乡的民歌节“三月三”，贵州天柱的“赶歌坪”，苗族的“踩山节”，西双版纳的“泼水节”，四川自贡的“花灯节”，山东潍坊的“风筝节’,南方地区的南海“波罗诞”，粤北地区乳源过山瑶的“盘王节”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因子，汇集、渗透在旅游文化的各个方面，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更深厚的文化内容，使旅游业的发展更具有审美、生态、多样、健康的土壤，对外迎八方宾客，展示自身地域风土人情，和精神风貌，对内又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才能不断地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更具生命力，这些古老、悠久、博大精深的神奇文化才能源源不断地为旅游文化产业这个大舞台注入新的活力。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多城市产业领域都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地域性民间传统文化已逐渐成为时代背景下引领城市发展的方向，是提升城市品位和价值的共同选择，在此背景下，粤北山区韶关作为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也在积极探索、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城市的传统文化价值，努力提升成为城市文化品质，开拓城市竞争力的路径，借文化旅游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例如：

（一）2011年10月在韶关举办了“广东省国际旅游文化节”，此项活动内容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既体现了国际性，又充分展示了岭南文化风情的是来自于全省各地民间艺术表演，有河源的《船灯》、高州的《高州木偶》、珠海的《鹤舞》、潮舞的《布马舞》、清远的《布袋木狮舞》、普宁的《英歌》、韶关的《粤北采茶戏》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集中展演，吸引了几万名观众的目光。除主会场活动之外，包括仁化、南雄、乳源等县（市、区）在内的各分会场的活动异彩纷呈，分会场乳源的民间艺术展示中，举办了盛大的“瑶绣艺术节”200名“绣娘”和瑶族男女青年参加了绣艺和瑶族服饰表演，500多观众现场观看了瑶绣的针法和盛装展示，为旅游文化节添彩，年近七旬的瑶绣传承人邓为10多名瑶族姑娘讲解瑶绣内涵。近几年来瑶绣发展势态良好，后劲十足，为此“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方面打下坚实的根基，“瑶绣”成为此次旅游节的亮点。

（二）2010年第十一届中国瑶族“盘王节”在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举办，据了解，为期三天的瑶族“盘王节”以“弘扬瑶族文化，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通过举办中国瑶族歌曲展演、千人长桌宴、大型主题晚会《山高水长瑶家缘》、中国民族生态旅游文化高峰论坛、中国瑶族歌舞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体现乳源瑶族自治县力求打好“瑶族民俗文化品牌”，从而促进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推动当地旅游产品的发展。素有“世界过山瑶之乡”的广东乳源，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风景秀丽，民风古朴，不仅是中国的瑶绣之乡，更有璀璨的世界瑶文化——原始神秘的“拜盘王”，瑶族“盘王节”是瑶族人民纪念其始祖盘王的盛大节日，此届在乳源举办的“盘王节”充分演绎了瑶族多彩文化的神奇魅力和瑶山风情的古朴悠远，为世人奉献包括过山瑶文化、风味饮食文化、绿色生态文化、古道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精致文化大餐，使得“拜盘王”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通过旅游这一平台，得到关注、扶持和传承，进一步借旅游文化提升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