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流动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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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163-01

国内对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年来部分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收益与成本，主要是从劳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个方面来展开。

1从微观层面对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的研究

1.1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体成本角度

龚莉（2006）认为从流动者个体的角度来看，实施过程中的流动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前者包括流动费用，主要是交通费、搬家费、住宅费、一些政策性收费（包括办理证照费、计划生育费等）、寻找工作的信息费用，以及流动时因失业而减少的收入、养老金的损失两个主要部分；非货币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转移的时间成本（流动和寻找新工作花费的时间）和特定地点的资产放弃（如资历、放弃客户、离开家人和朋友、离开熟悉的环境、歧视）所形成的心理成本两部分。堪新民（1999）认为劳动力流动成本主要包括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里成本、风险成本这五个方面。Zhaoyaohui（1999）认为迁移的货币成本包括迁移过程中的直接花费，包括迁移过程中交通、住房和食品的支出等，这一成本一般与迁移距离有关。对迁移者来说，更重要的成本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劳动力若不迁移，从事其他活动能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全部净收入流。沈卫平（1995）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工资率或收入；（2）制度成本，对城市职工主要指工资以外的福利收入，对农民主要指市场准入成本，如农民工进城的就业证卡发放制度等；（3）专业培训成本；（4）风险成本，指劳动力对流动后未来收益预期不准确，而可能承受的损失；（5）跨区域流动的迁移成本；（6）放弃与获得闲暇；（7）增加收益的较多机会；（8）非经济因素，如社会地位、个人爱好或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活质量等。

1.2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人收益角度

戎建（2008）认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通常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迁移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通过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带来的较高预期收入，而且包括在迁移过程中能力的提高。吴克明，田永坡（2008）从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机制，然后提出了一种剥离教育收益率的计量方法，并利用抽样调查数据，计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程度，发现劳动力流动使得教育收益率提高了23%。吴江，肖寄斌（2006）认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增加劳动力收入，根据估算，劳动力产业间流动造成的收入增长占人均总收入增长的4/10。我国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动到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确实增加了我国农民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收入水平。王军，由磊明（2003）以人力资本为研究出发点，提出剩余利益的概念，剩余利益可以定义为人们为弥补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损失的那部分效用而追求的一种有形的补偿。他们认为人力资本在模型中只能是提高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增加了劳动者的想象空间，从而增加了要涉及的剩余利益的量值。

2从宏观层面来分析劳动力流动成本收益

朱云章（2007）指出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下，劳动力流出，一方面通过降低劳动力供给水平提高输出地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输出劳动力汇款方式的资金回流，也有助于提高输出地的工资水平。所以根据传统理论的观点，在“刘易斯意义”的拐点到来之前，农村劳动力输出对于输出地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积极影响。国忠金（2005）认为劳动力的群体流将逐渐融入整个城市的社会发展中，从而形成一个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统一体。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融合将更加刺激社会中各种劳动力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孟凡友（2003）从政府的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政府付出的主要成本包括政府就业机构的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等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包括因劳动力流动而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等方面。主要收益包括货币性收益，即劳动力流动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等；非货币收益，包括农村劳动力流动而带来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成熟发展等。唐钅广（2002）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结果是企业方面的剩余增加，本地劳动力供给方的剩余减少，增加的福利部分大于减少的部分，当地社会总福利呈现增加的趋势。

3国内研究不足之处及简要评价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某些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可以看出以上大部分研究还是只停留在理论方面的规范研究，对于实证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今后的研究可适当展开问卷调查，获取详实数据，结合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研究工具，对数据做出科学分析，为理论研究的结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吴克明，田永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收益率:理论与实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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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逆工资趋向流动；序贯博弈；嵌套博弈；子博弈完美均衡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102-06

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理论都认为工资差异是导致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的主要原因，如著名的刘易斯（W A Lewis）模型和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模型，以及其他大多数国内外有关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都把劳动力顺工资趋向流动当作一个基本的假定前提，但是，蔡[1]认为以“托达罗模型”为代表的传统迁移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劳动力迁移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中国，劳动力并不仅仅向东南沿海等高工资地区流动，而且也向工资较低的内陆地区流动，尤其是自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之后，这一与既有理论相矛盾的“逆工资趋向流动”现象逐渐增多，而现有相关文献鲜见对劳动力逆工资趋向流动机理的研究。

劳动力流动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其禀赋问题，周其仁[2]、汪小勤等[3]、刘渝琳等[4]、章铮[5]、刘倩等[6]、刘央央等[7]、余尊宝等[8]认为禀赋的不同自然也就决定了其求职能力的大小。而李强[9]、王美艳[10]、刘尔铎[11]、刘林平等[12]、约翰・奈特等[13]、毛隽[14]、田园[15]等则认为制度因素尤其是户籍制度在中国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棘手的政府间利益博弈问题[16]，对此，陈宇海[17]、邓曲恒[18]、简新华[19]、刘尔铎[11]等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历史阶段性，只是暂时性现象。

〖BT4〗二、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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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结构；变迁；劳动力流动；农村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在中国传统的重伦理人情轻物质利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呈现出一种差序的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即为：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大。传统的中国农村就是以家庭，或者是扩大了的家庭(家族)家乡为基础，从事自己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家族的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虽然有时候这种血缘关系非常的疏远。同乡关系则是一种地缘关系，由于居住于同一个地方，具有相同相近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而结成的关系。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都是呈现出差序格局，即由近及远，由亲而疏。

而西方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这是一种以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的结构模式。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突出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和制度。自16世纪起，西方国家通过革命建专起资产阶级的制度，包括以市场和价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以权利义务、民主自南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比较成熟。

中西方社会结构格局的相同点在于每种社会结构都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展的结果。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发展成注重权利义务，规则契约和制度的团体社会格局模式。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发展成为重伦理人情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无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社会格局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当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农村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结构模式正在建立。由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存在久远，它的解构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个推动力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将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基本不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发展呈现出一种被“锁定”状态，这是乡土中国最显着的社会结构格局特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来打破这种状态，推动农村的社会结构改进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要素在农村劳动力流出后将会重新流转。现阶段农民离开土地后，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将土地有偿或无偿归还或暂时归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进行规模化经营。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中国土地制度现状讲，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引导土地朝这个方向流转。也可以暂时由他人代管，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土地收入。无论何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当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后，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之，这有利于土地的单位劳动报酬率提高。不仅提高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报酬率。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此外，能够留在农村，从事土地的规模承包经营的农民，必是富有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经营模式。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力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是外出人员带回的工资或者是汇款。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必然会投入到农业中去，或者是农村中的第三产业，这在整体上必然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有学者对有外出打工的样本户调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6476．92元，这部分现今大多用于改善生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二是，由于外出，使得农村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科技化水平，发展规模经济，提高留守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式是在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然而，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却是乡镇政府任命的。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思想水平的提高，农民开始对乡村政治抱有越来越高的热情。随着参与率的提高，他们开始要求农村治理的话语权，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根据周大鸣在江西所做的田野调查表明：外出务工者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结构。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村民多倾向于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书记，如果他们没有外出的经历，没有致富的经验，就很难赢得村民的信赖。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一大批富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农村精英脱颖而出。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影响、带动农村的发展。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只有很少的部分回流到农村，根据学者的研究，回流的比例并不大，如在江苏省北部，回流数量占迁移总数的1／4。白南生通过对农业大省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发现回流人数占外出和曾经外出劳动力的28．5％。绝大部分务工者留在或者暂时留在城市，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中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到农村后，他们更愿意从事非农的产业。这都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农村的社会阶层就处在不断分化的不稳定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发展，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将更加剧烈。

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个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向团体格局社会格局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乡土中国的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转向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职业的关系——业缘的关系。业缘关系的确立不再依靠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依靠的是正式的规则和制度。通过规范的经济规则、契约和制度来实现个人与经济社会联系。在经济社会中，正式的有效的规则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传统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存在却同于狭小的血缘和地缘之间。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的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成本的。传统农村信息的获得仅靠熟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也造成了信息供需双方的不对称。市场的交易出现极大的不信用，造成信息成本的二次附加。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契约的签汀存在欺诈的陷阱，农村的信用状况总体水平不高。但是，毕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向团体格局的社会格局转变，从血缘、地缘开始向以利益为核心的业缘关系的转变。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的过程。

相比于城市，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优化具有更多的困难。在尊奉人际关系的农村社会，正式的丰十会规格和制度难以真正的实行下去。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城乡“固化”状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从生产组织制度方面打破这种状态。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措施，因为农村依旧是农村，农村的封闭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真正使农村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他们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工作。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职业联系而存在的业缘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他们通过政府的职业宣传、用工厂家的招工广告和中介机构的服务寻找工作，不再依靠熟人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增加了农民的收人，更多的是为农村带来观念和发展的思想。通过城乡之间的交流，现代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市场、职业观念开始影响农村。

中国的农村在保持差序社会结构格局的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使这种传统的乡土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纵观整个农村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更像一种混合的结构模式。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基于职业的联系关系要比血缘关系强得多。当中西部的农民流转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候，中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展望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升级；也从根本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高于农村务农的收人，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农村并没有和农民同步发展，农民是富裕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当剩余劳动力流出殆尽的时候，农村社会又能凭借什么因素发展?

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恐怕要从制度上找其破解方法。农民基于经济利益外出务工，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假设。对于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成为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对于农村来讲，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也基本上属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相对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农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农村的真正发展，需要有～个对农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的存在。

农村的制度变迁，是有阶段性的，也是具体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民的脱贫致富，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应当做好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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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掌握各区、县实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的工作情况，根据劳动部《关于印发〈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的通知》（劳部发〔1996〕137号）的有关要求，劳动部及市劳动局将组织对各地执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实施计划》）的情况进行检查。现将这次检查工作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此次检查内容为《实施计划》中提出的五项具体任务的完成情况。其中，第一、第五全面落实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及流动就业统计工作为对区、县检查的重点内容；关于建设三大区域劳动力信息网的情况不列入对区、县的检查范围。

二、检查工作分为自查和抽（互）查两个阶段进行，以自查为主，抽（互）查为辅，自发文之日起至12月20日为自查阶段，96年12月11日至12月20日劳动部将从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抽调人员进行抽查。北京市作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有序流动的重要输入市将是被抽查的重点，请各区县劳动局做好准备，认真积极配合。

三、检查工作完成后，各区、县劳动局应将《实施计划》的完成情况，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拟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等形成书面报告于12月25日前报市劳动局就业管理处。

劳动部关于印发《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的通知

（1996年4月22日 劳部发〔1996〕1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自1994年实施以来，进展顺利并取得明显成效，初步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基本制度、信息系统和服务网络，特别是在1995年和1996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有序流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从根本上解决流动盲目无序的问题，还需经过艰苦努力。继续实施“有序化工程”是“九五”期间劳动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将全面推进这项工作。为此，我部研究制定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切实抓好落实，以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

一、工作目标

（一）初步形成跨地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以下简称“民工”）按需流动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单位跨地区招用的新民工80％实现证卡合一，持证就业。

（二）新民工有组织地输出、输入的比例和老民工有组织地探亲、返岗的比例明显提高。

（三）初步建立与跨地区流动就业相关的服务制度和服务规范，持证就业的民工凭证享受服务。

（四）1997年春运期间盲目外出的新民工明显减少，基本消除因民工流量过于集中而造成的交通客流严重积压现象。

二、具体任务

（一）全面落实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

1.劳动力输出地普遍对新民工实行外出前凭输入地劳动部门认可的用工信息登记发卡的制度。劳动力输出地区劳动部门根据输入地区的管理要求制定简便易行的工作程序，建立监督机制，使大部分外出民工纳入管理；逐步提高劳动部门组织输出的比例。

2.全国各主要城市和重点劳动力输入地区严格实行新民工凭卡办证、持证就业的制度，同时继续与劳动力输出地配合，为1996年春节以前就业的老民工补发证卡，力争在1996年12月31日前使所辖单位使用的外省民工领到标准式样的外来人员就业证，并做到证卡合一。

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跨地区流动就业凭证服务制度，制定并公布凭证服务和跟踪服务项目，明确输入地和输出地各级劳动部门的服务职责。

4.争取制定统一的流动就业有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在全国统一标准未出台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应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制定本地区统一的收费标准，并对有关收费的程序和用途明确规定，严格管理。

（二）建设三大区域劳动力市场信息网

1.保证足量、准确的信息上网，并做到信息传输顺畅。北京、上海、天津市要做到劳动部门新批准跨地区招用民工的全部用工信息上网（已招到的注明）；广东省今年联网的市要做到新招外地民工的全部用工信息上网（包括就地招收转换职业的外地民工，已招到的注明）。各省级站保证一定数量的跨地区求职人员群体和个体信息上网，最低数量由三大网中心协商各省级站确定；主要输出地要做到全部由劳动部门组织输往外地的人员情况以群体信息上网。建立用工和求职信息的修正制度和程序，保证网上信息的准确性。

2.各入网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地、县级信息站和信息收集、传报制度。广东、上海、北京对本地各区、市级信息站建立跨地区用工信息传报制度。其他入网省年内至少建立5个地级站，其中至少2个站使用计算机联网，其他站以传真方式传报信息，并建立跨地区求职信息和劳动部门组织输出人员信息传报制度。各主要输出地区至少建立一个县级劳务基地，根据用工信息开展培训，建立劳动力资源库，并做到基地劳动力资源信息上网。

3.劳动部就业司与信息中心联合建立三大网信息监测分析制度，由信息中心具体实施监测。从1996年7月1日起，对三大网网上信息每两周汇总分析一次，并随时对各省级站信息上网情况进行抽查。就业司和信息中心向各中心和省级站定期分析数据。

4.各入网劳动力输入省、直辖市与劳动力输出省、自治区相互配合，探索建立以信息引导为主要手段实施宏观调控民工流动总量的机制和制度。

（三）发展服务网络，开展流动就业各环节的服务

1.大力发展乡镇劳动服务机构。年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乡镇劳动 服务机构的现状进行一次摸底调查和分类，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对已建立的乡镇劳动服务（管理）站、所加强管理，落实职能，切实将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落实到基层。乡镇建站比例达到80％以上的地区，重点完善机构，强化职能，使乡镇就业服务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乡镇建站比例未达到50％的地区，重点在输出劳动力较多和乡镇企业较发达的地区发展机构，年内争取使建站比例提高5－10％，并通过建立中心站扩大服务的覆盖面。

2.整理跨地区劳务工作机构。各输出地对驻外地劳务工作机构进行一次整顿，明确职责，提出规范性要求；三大劳务协作区分别制定跨地区劳务工作机构管理制度；各主要输入、输出地共同总结推广跨地区劳务工作机构的典型经验，指导其开展跟踪服务，协助当地劳动部门搞好跨地区就业民工管理，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

3.开展对持证民工的服务。输入地与输出地劳动部门加强配合，以多种形式为已领到流动就业证卡的民工服务，广泛宣传服务内容，并协调有关部门为持证民工提供各种优惠和服务，争取让每个持证民工了解能够享受的服务项目，并凭证享受服务。

4.加强对民工的培训。各地劳动部门将提高民工素质作为实现劳动力有序流动的重要措施，列入计划，作出具体安排。输出地劳动部门发挥乡镇劳动服务机构的作用，在民工外出前加强有关知识教育，并根据用工单位的需要，积极开展就业训练；输入地劳动部门指导企业对民工进行必要的教育，组织民工根据工作需要参加各类培训。劳动部门举办的培训班对持流动就业证的民工可给予优惠。

（四）做好1997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

1.各主要输入、输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对1996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向地方政府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和1997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方案。

2.在坚持前两年各项有效措施的同时，1997年春运前集中力量做好民工返乡、返岗的组织工作。指导企业分期、分批安排民工休假；输入、输出地劳动部门共同对民工返乡、返岗进行登记、预测；加强与铁路、交通部门的信息沟通，扩大预订团体车、船票的比例，尽量使春运期间民工客流量保持均衡。

3.下大力气做好宣传工作，加大管理、监察力度，尽可能减少春节后一个月内新民工外出的人数。

（三）加强流动就业统计工作

1.将证卡发放与登记、统计工作相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统计制度，充分利用登记资料，较准确地掌握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情况。

2.按照劳动部《就业与失业统计报表制度》（劳部发〔1995〕436号）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情况统计表”的要求，落实责任，逐级做好统计工作，保证报表质量，按时将报表汇总后报劳动部。

三、保障措施

（一）落实目标责任。劳动力输入、输出较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确定主要领导牵头，专人负责“有序化工程”的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指定专人负责落实凭证管理制度、乡镇劳动服务机构建设和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工作。上述各项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级劳动部门，并列入工作考核指标。

（二）加强部门间协调。劳动部和地方各级劳动部门与有关部门建立协作关系，主动协调政策，开展合作，争取支持，共同研究制定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开发就业的政策措施。

（三）制定工作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实施计划制定具体工作计划，作出各阶段工作的安排，并报劳动部备案。

（四）建立检查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于1996年7月底和12月底前对所辖各地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并写出阶段小结和总结报告。劳动部就业司将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抽查。

（五）补贴工作经费。对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按时报送计划、总结、报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根据工作量和目标完成情况给予少量工作经费补贴。

四、活动安排

鉴于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与“有序化工程”实施联系紧密，故将有关活动作出统一安排：

5月10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实施有序化工程工作计划。

6月30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乡镇劳动服务机构基本状况调查报告及典型材料（调查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省上报试点工作总结报告和试点县、市经验材料（试点总结的要求另行通知）。

7月31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小结。

8月下旬，召开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试点地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和各地开展乡镇就业服务工作的经验。

10月下旬，劳动部对各地实施“有序化工程”情况和1997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准备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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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异质性;流动方向;悖论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2-0060-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7

收稿日期：2014-08-11;修订日期：2014-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企业视角的人口老龄化应对策略研究”（14BRK005）。

作者简介：沙勇，管理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劳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The Labor Heterogeneity， the Flow Direction

and the Paradox of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HA Yong1， LAO Xin2

（1.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2， China; 2.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ince the year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but it still worthy to further the study on whethe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an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 hug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 are many literatures abou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the heterogeneity and flow direction of the lab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 seldom to be considered in them. We analyzed the channel which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construct mathematical model included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lab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he result implies that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flow direction are important to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inally， we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Keywords：labor; heterogeneity; flow direction; paradox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然而中国经济的腾飞却来自于城市和工业，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段过程中，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的差距迅速被拉开，这种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自主或者不自主地进入城市谋生，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包括未来的一部分时间，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群体都将依靠流动的劳动力这种载体来实现财富的转移以及差距的缩小。而实践和绝大多数学者都已经证明，流动人口这种形式在加快农村发展速度、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具有一定意义[1-5]。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流动人口虽然增加迅速，但是城乡差距并没有随之缩小[6-7]。表1清晰地表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正逐步扩大。

从表1中可以发现，1989-2010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虽然自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开始下降，但这种下降一方面可能是差距在长期增长趋势下的一个短期的向下波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所做出政策的暂时弥补性结果。所以，一方面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

提高了农村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这段时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比也在进一步增大。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差距之间关系研究较多，而有关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之间关系的文献则比较缺乏，在这其中考虑劳动力异质性和流动方向的文献就更少了[8-10]。蔡P发现了流动人口规模和城乡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并对此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悖论是由我国户籍制度造成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流动只能是短暂的流动行为而不是永久性的迁移行为，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人差距的条件^[11]。目前，绝大部分学者都将流动人口规模与城乡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归因于户籍制度[12-14]。本文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解释又是不全面的，它是从支出的视角解释城乡差距悖论，然而影响收入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生产方面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生产率视角对城乡差距悖论进行解释。

二、城乡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渠道分析

通过分析劳动力流动行为本身以及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本文将城乡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渠道分为如下三种：收入回流渠道、户口转移渠道以及技能获取渠道。

1.收入回流渠道

收入回流渠道指的是流动人口凭借一技之长或者凭借体力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一般而言，由于城市发展水平要高于农村，工业的边际效益也远远高于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所能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在农村务农所能得到的收益，这种收益之间的差距将以年为周期，以务工收入的形式由流动人口从城市带回农村，这些收入能够极大地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的生活状况和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但显而易见，收入回流渠道只能在某个速度界限以内加快农村的发展速度，这个速度界限就是城市和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农民通过收入回流渠道来加快农村发展的速度是不可能超过城市和工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的。收入回流渠道本质上是一种农村为辅、城市为主的分配渠道，农村、农民、农业通过这个渠道得到的收益是不可能超过城市、市民和工业的，因此，依靠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回流渠道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距是不可能的。

2.户口转化渠道

鉴于目前我国城市发达，农村较为落后的现状，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户口转化渠道指的是原先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变为市民。由于我国目前户籍制度的存在，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离开农村获取城市户口一般只存在四种途径：城市多年务工满足落户条件、与市民结婚、城市化进程转化、考学。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一方面能实现通过减少农村人口间接减轻农村负担，另一方面农村人口逐渐转向城市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但必须指出的是，户口转化渠道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和缩小城乡差距，但这是有较强的前提和限制条件的，难以完全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3.技能获取渠道

农村和城市最大的差距可能在于农业和工业的差距，而农业和工业的差距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目前我国农业和工业所采用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的

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加大农村

劳动力的教育和培养力度是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方法，同时，由于技术要素的产出弹性远远高于传统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产出弹性，因此，依靠技能获取渠道来消灭城乡差距这种途径是可行的。

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回流渠道和户口转移渠道只能够帮助农村逐渐获取部分城市发展的成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但是这两种渠道无法消灭城乡差距。实际上，目前的研究大都忽略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在于工业和农业的差距，而这两种差距可能是两种产业目前所处的技术水平差异所导致的，因此，技能获取渠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城乡劳动力被认为是同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影响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由此提出的缩小城乡差距政策是很难奏效的。因此，本文在现有框架下，通过区分城乡劳动力异质性以及流动方向对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政策启示。

三、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1.理论模型

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

Y=f（K，L，A）（1）

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一般用GDP指标来衡量，K为资本，L为劳动力要素，A为技术要素，根据（1）式，本文在如下假设的前提下分别构建城乡各自的经济增长方程。

假设1：城乡经济增长模型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和技术要素的差异，资本要素不存在差异。

实际上，城乡不仅在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上存在差异，在资本要素方面同样存在差距，但是由于资本要素属于政府能够控制的范畴，其在城乡之间的均衡分配很容易由政府来实现，如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资本在政府控制下能够通过“剪刀差”大量流入城市，而在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绩时，政府又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如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将资本更多地分配在农村。因此，假定资本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存在差异，至少在长期内不存在差异是合理的，由此可以得出城乡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

YC=f（K，LC，AC）（2）

YR=f（K，LR，AR）（3）

其中，变量的下标R，C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

假设2：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城乡技术水平存在的差距可以在劳动力要素指标上表现出来。

技术研发水平和技术运用水平是技术水平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无论哪一个部分都和劳动力

要素密切相关，技术研发和技术运用所需要的劳动力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即A=h（L），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也可被写成如下形式：

YC=f（K，LC，h（LC））（4）

YR=f（K，LR，h（LR））（5）

可以由动态经济学方法，由公式（1）推导出如下经济增长率形式：

GY=αGK+βGL+λGA（6）

其中，GY、GK、GL、GA分别为经济增长率、资本要素增长率、劳动力要素增长率和技术要素增长率。由假设1，增长率可化简为：

GY=βGL+λGA（7）

由假设2，经济增长率方程可进一步化简为：

GY=βGL+λGA=βGL+λh（GL）=g（GL，h（GL））=φ（GL）（8）

其中φ（GL）GL>0，上式说明经济增长率最终只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率相关并且呈正相关关系，在城乡之间存在差距的前提下，城乡差距缩小乃至消除取决于城乡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关系，现在利用公式（8）探讨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

2.劳动力异质性、流动方向与数值模拟

考虑到城乡间劳动力的异质性，本文分劳动力均质和异质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和数值模拟。

（1）城乡劳动力均质情形。

劳动力均质假设意味着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没有区别，此时实际上意味着流动方向没有过多意义，但是考虑到研究的全面性，在此同样考虑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两种情况。

情形Ⅰ：劳动力在城乡间单向流动。

GYC=φ（GLC）（9）

GYR=φ（GLR）（10）

图1城乡劳动力均质性假设下劳动力单向流动

与城乡经济增长过程模拟

由于劳动力均质，城乡劳动力要素LC，LR之间不存在能力的区别，因此，城乡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率，在单向流动的假设下，GLC>GLR，又因为φ（GL）GL>0，故GYC>GYR，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原本落后的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城市的经济增长率，这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为了更清晰地表明这一过程，本文采取简单的数值模拟对此进行展示。由于城乡劳动力均质，城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劳动力数量L标准化为1，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的边际产出φ（GL）GL恒定，利用Matlab7.0软件，根据公式（1）-（10）对城乡经济增长过程分别进行模拟得到图1，可以看出在城乡劳动力

均质且单向流动的情况下，农村的经济增长率会一直低于城市经济增长率，这种情形只会使得城乡之间差距越拉越大。

情形Ⅱ：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不仅意味着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城市的劳动力向农村流动，更重要的是这种双向流动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城市流向农村的劳动力数量要多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数量，也就是在这种假设下城市的净流入劳动力数量为负，而农村的净流入劳动力数量为正，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双向流动看成是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单向流动。同样根据公式（9）、公式（10），可以知道在这种假设下，情形刚好与单向流动假设的情况相反即GYC<GYR，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城乡之间的差距才会缩小乃至消除，但是这种情形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因为劳动力均质的假设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城乡差距的缩小意味着农村的劳动力增长率大于城市的劳动力增长率，然而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农业尤其是现代化农业是无法吸纳比工业更多的劳动力的，因此，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缩小城乡差距只是在城乡劳动力均质假设下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具备实践性和指导性。

（2）城乡劳动力异质情形。

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假设意味着经济增长率方程（8）式变为如下形式：

GYC=φ（G′LC，GLRC）（11）

GYR=φ（G′LR，GLCR）（12）

其中，GLRC，GLCR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速度和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流动速度，G′LC、G′RC分别为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净增长速度，诸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G′LC=GLC-GLCR（13）

G′LR=GLR-GLRC（14）

φ（G′LC，GLRC）G′LC>φ（G′LC，GLRC）GLRC>0（15）

φ（G′LR，GLCR）GLCR>φ（G′LR，GLCR）G′LR>0（16）

同样分为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两种情形进行研究。

情形Ⅰ：劳动力在城乡间单向流动。

劳动力在城乡间单向流动意味着GLRC>0，GLCR=0，故公式（11）、公式（12）分别变为：

GYC=φ（GLC，GLRC）（17）

GYR=φ（GLR-GLRC）（18）

由于φ（GLC，GLRC）GLRC>0，φ（G′LR，GLCR）G′LR>0，在这种情形下很容易得出GYC>GYR，即在城乡异质劳动力的假设下，城乡间劳动力的单向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

情形Ⅱ：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意味着GLRC>0，GLCR>0，故公式（11）、公式（12）分别变为：

GYC=φ（GLC-GLCR，GLRC）（19）

GYR=φ（GLR-GLRC，GLCR）（20）

对公式（19）、公式（20）进行线性化处理有：

GYC=mC（GLC-GLCR）+nCGLRC（21）

GYR=mR（GLR-GLRC）+nRGLCR（22）

由于φ（G′LC，GLRC）G′LC>φ（G′LC，GLRC）GLRC>0，φ（G′LR，GLCR）GLCR>φ（G′LR，GLCR）G′LR>0

故线性化参数mc>0，mR>0，nC>0，nR>0，由于mC（GLC-GLCR）、nCGLRC与 mR（GLR-GLRC）、nRGLCR异质，但是mC（GLC-GLCR）与nCGLRC，mR（GLR-GLRC）与nRGLCR对于城市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是分别“同质”的，根据这一原理可继续对公式（21）、公式（22）进行线性化处理：

GYR=（k+nR）GLCR或GYR=（mR+k′）GLR（23）

GYC=（l+nC）GLRC或GYC=（mC+l′）GLC（24）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乡间流动的劳动力而非城乡各自的劳动力存量，因此，我们采用第一种化简形式进行分析。

GYRGYC=mR（GLR-GLRC）+nRGLCRmC（GLC-GLCR）+nCGLRC=（k+nR）GLCR（l+nC）GLRC=（k+nR）（l+nC）*GLCRGLRC（25）

（k+nR）（l+nC）是由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由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之比，我们可称其为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而根据目前我国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的实际情况，技能效应是大于1的，因此，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比就取决于GLCRGLRC项，与技能效应类似，我们将该项称为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数量效应，当GLCR>GLRC时，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和数量效应都大于1，因此，农村的经济增长率将大于城市经济增长率，城乡差距毫无疑问会逐渐缩小乃至消除，采取同样的方法对此过程进行模拟，具体模拟时各块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其结果如图2。

表2数值模拟的参数设置

参数参数对应取值

k+nR0.440.620.780.911.001.201.321.461.60

l+nC1.601.461.321.201.000.910.780.620.44

（k+nR）（l+nC）

0.280.420.590.761.001.321.692.353.64

图2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假设下劳动力单向流动与

城乡经济增长过程模拟

当GLCR<GLRC时，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大于1，而数量效应小于1，城乡差距能否缩小乃至消除取决于技能效应带来的正向影响能否弥补数量效应带来的负向影响，如果技能效应足够大，城乡差距依然能够缩小。在GLCR<GLRC的情况下，通过设定技能效应（k+nR）（l+nC）的大小来模拟城乡经济增长过程，发现在GLCR<GLRC的情形下，只要技能效应较大，城乡差距同样能够缩小（见图3）。

图3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假设下劳动力双向流动与

城乡经济增长过程模拟

根据上述两种假设四种情形的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在城乡劳动力均质的假设下，城乡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都无法实质性地缩小城乡差距;在城乡劳动力异质的假设下，城乡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同样无法实质性地缩小城乡差距，而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情形下，如果由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足够大，城乡差距将会逐渐缩小乃至消除。

四、政策含义与对策措施

通过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城乡劳动力的异质性以及流动方向，城乡差距是不可能缩小乃至消除的，因此，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必须将城乡异质性以及流动方向作为政策制定的突破点和着力点，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稳步推进城镇化战略，巩固现有城镇化成果，发挥城镇化战略的户籍改革作用

在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较大以及公共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背景下，冒然打破现有“不近人情”的户籍制度既不科学，所导致的后果发达区域和城市也无法承受，实际上目前正在实施的城镇化战略本质上就已经是一种比较缓和的、逐步的、层次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方式，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了市民，户口转移渠道也随之发挥作用，因此，政府需要出台和完善保障“新市民”生活的政策法规，这样不仅能够巩固现有城镇化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还能为尚未城镇化的农民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城镇化战略的顺利进展最终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市民，进而缩小城乡差距。

2.实施准市民落户政策，以点带面加快人口转移，发挥户口转移渠道作用

一般而言“准市民”指的是户口在农村，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这部分人户口所在地尚没有城镇化战略政策，故无法通过城镇化战略成为市民[15-16]。传统意义上的“准市民”特指农民工这一群体，但是本文认为“准市民”这一群体还应该包括大学生这一群体：一方面大学生群体规模较大，据教育部数据公布，2012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数量在3000万以上;另一方面大学生毕业后落户城市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应该出台让“准市民”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政策，同样应该出台让“准市民”大学生落户城市的政策，让想留在城市尤其是原本家在农村的学生能够顺利留在城市。这不仅要求落户政策的完善，同时也需要相关的保障房、廉租房政策进一步完善，这样既能够保证“准市民”的权益，同时还能以点带面更大程度地发挥户口转移渠道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

3.调整人才下乡战略方向，改善下乡人才结构，最大限度发挥技能效应

我国的城镇化战略与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战略是相辅相成的。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快农村的发展水平，而人才下乡战略则是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的人才下乡战略仍存在较大缺陷，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下乡人才中的技术人才比例太低，以大学生村官群体为例，在该群体当中工科农科学生所占比例远远低于文科类学生的比例，然而文科类大学生村官更多的是起到管理服务的作用，而工科农科的学生往往能够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发挥技能效应方面，文科类的学生其传播作用较小，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速度，应该调整人才下乡战略，技术化人才组成结构，引导更多的技术型人才流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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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庆，管晓明.单纯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纵横，2006（3）：28-33.

篇6

摘 要 以劳动者自由流动为代表的人员自由流动制度的建成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统一欧洲政治经济的基础性制度。本文从适用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限制三个方面入手，结合欧盟基础性条约、二级立法和以往判例，对劳动者自由流动制度进行简要分析，并指出其重要性。

 

关键词 欧洲联盟 劳动者 自由流动

作者简介：戴文骐，深圳大学法学院2011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29-02

一、欧盟条约对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法律确认

国际上的人员自由流动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各国间自由出入、居住和过境的权利。欧盟力图在成员国范围内消除各国政策差异，使劳动者及其相关利益人员自由迁徙。

 

里斯本条约（以下简称条约）规定的欧洲公民权概念是欧盟劳动者自由流动的基础，在法律上确认了欧盟和欧盟成员国国民的二重属性。既然成员国国民在国籍之外还拥有欧洲公民的身份，他们自然可以在欧盟范围内自由地迁徙和工作，不受国别歧视待遇。实际上，欧洲公民权概念可以细致地延伸到具体权利中，比如在求职者是否属于劳动者这个问题上，欧洲法院认为，“欧洲公民权”的存在使得任何成员国公民享有在欧盟内部寻求工作机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过多求职者涌入经济发达的成员国而对这些国家的社会援助系统造成压力，成员国可以要求求职者证明自己确实在当地寻求工作；但是，成员国立法者不得限制求职者的其他权利。

 

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条约作为欧盟宪法做了专章规定，使之具备最高法律效力。条约第45条规定了劳动者在欧盟范围内自由工作和生活的权利，确定了国民待遇标准；第46、48条规定了欧洲议会、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应当保障和促进这种权利，协调了成员国立法和欧盟机构立法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 欧盟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的主要方法是保障不同成员国不因国籍而受到就业、报酬、社会福利、工作条件方面的歧视性待遇；同时尽量压缩各成员国进行差别待遇的合法路径。

 

二、二级立法对劳动者自由流动的细化规定

欧盟主要通过条例regulation（eec）no.1612/68以及指令directive2004/38/ec细化劳动者自由流动制度，主要内容为劳动者以及其他受益者有权在欧盟成员国间自由工作和居住，并享受相关的公平待遇、福利和便利。

 

（一）自由流动的主体：劳动者及相关人员

1.劳动者

欧盟为了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权利，规定“劳动者”定义只能由欧盟立法规定，不受成员国立法和法律解释的影响。 而欧盟对此的定义为：任何从事真实有效的工作、并自他人处接受报酬的人，该定义包含三个要素。

 

第一，真实、有效的工作是“劳动者”的核心要素，是指包含真实经济价值的工作，而无经济要素或经济要素非常微小的活动则被排除在外。值得注意的是，应当结合工作内容本身的性质和雇佣关系的整体来判断是否存在真实的工作，短期工、帮工、实习生如果符合要求也可以定义为“劳动者”。第二，薪酬与雇佣关系，如果从事无收入的义务劳动就不属于欧盟所谓“劳动者”，反之即使收入有限也不影响对薪酬的认定；而雇佣关系则将自担风险的自营职业者排除出劳动者的范畴。所谓雇佣关系是指劳动者由雇主决定劳动者的工作内容、薪酬和工作条件。第三，跨境要素，主要指以下三种“流动劳动者”：在本国以外的成员国工作；在本国工作但在其他成员国居住；在本国以外的某一成员国居住，又在另一成员国工作。

 

2.相关受益人

欧盟对“劳动者”的宽泛定义促进了欧盟成员国间的人员自由流动。除劳动者外，家属、求职者以及重新获得劳动者身份的人也可以享受有关权利。

第一，劳动者的家属，即夫或妻、注册伴侣（如果东道国法律承认注册伴侣相当于婚姻关系）；小于21岁的直系子女，或依靠上述两种人抚养的未独立的直系子女或后代。这样就兼顾了东道国的承受能力和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人权。第二，求职者，条约只规定了已经取得工作的人享受的权利，使得劳动者自由流动的基本原则在是否应当覆盖求职者问题上出现了疑问。欧洲法院认为“劳动者”的概念应当延伸至求职者，同时应当证明自己确实在积极寻找工作并且确实有被雇佣的可能。 第三，重新获得劳动者身份的人是指：因病或事故暂时不能工作的人；被雇佣超过1年后非自愿失业且已经在有关的职介所登记的求职者；签订了不满1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在完成工作后非自愿失业，但重获劳动者身份的时限不超过6个月者；进行职业培训的人，该培训必须与之前的工作有关联，这些人也同样享受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权利。

 

（二）自由流动的内容

1.求职阶段的国民待遇

条约规定，流动劳动者与本国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应当一视同仁，这是一个被欧洲法院的判例反复倡明的基础性规则。 由于劳动者自由流动制度针对的是外国的流动劳动者，因此必然在资质承认、语言要求和公共部门职位方面存在差别。欧盟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这些差别，也做出了相关规定。

 

第一，在资质方面，区分临时劳动者和长时劳动者，成员国不得对前者进行除涉及医疗和安全事务外的资质审查；后者（无固定期限或长期劳动合同）可以根据专业不同进行资质审查，但成员国只能审查学历水平，不能就专业内容设立资质门槛。第二，在语言要求方面，只能以该语言与工作内容紧密相关为由提出要求，任何成员国的雇主不得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其他语言能力证明。第三，在公共部门的就业方面，成员国可以将公共部门的职位保留给本国人，但欧洲法院已经在判例中确认，这种保留必须进行限制性解释，仅指那些“行使公法权力，或为保证一国或政府当局一般利益而设置的职位”。

 

2.平等对待流动劳动者

条约禁止任何成员国基于国籍原因对劳动者实施歧视性待遇，主要指消除歧视和障碍、工作条件、社会福利和便利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消除歧视和障碍。条约禁止成员国在流动劳动者的雇佣、薪酬和其他工作条件方面加以歧视，不仅包括根除直接基于国籍原因造成的歧视，也针对任何导致相同结果的间接歧视。欧洲法院指出，如以本国人更容易满足的语言要求、住所等作为前提优先给予特殊津贴等社会福利，也属于“歧视性待遇”， 做出这种规定的意义在于尽可能地消除妨碍自由流动的隐性障碍。第二，同等的工作条件，流动劳动者与本国劳动者在入职、履职、解职和复职方面应当得到同等对待；在学历要求、工资薪金、升职或辞退的预期、安全和医疗卫生条件、行使工会权利方面，流动劳动者也享有相同待遇。此外，欧洲法院还指出，流动劳动者以往在其他成员国取得的同等工作经验和专业素养也应当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承认。 第三，社会福利和便利，包含四点内容。其一，流动劳动者自入职起即享有与

本国劳动者相同的社会福利和便利，不得以完成某项工作或工作达到一定时间为前提。其二，社会福利和便利的范围与劳动合同和居住地无关。其三，社会福利和便利的受益者包括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其四，社会福利和便利范围涵盖非经济利益，类似以外语参加司法程序，或者要求准许非婚伴侣共同居住等事项也包括在内。总而言之，一切本国劳动者享有的社会福利和便利，流动劳动者一并享有。

 

3.流动劳动者的居住权利

流动劳动者的居住权利和待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流动劳动者无须满足其他条件即可在东道国内居住超过3个月，而其他欧洲公民因没有为东道国创造经济价值，须拥有足够的生活资源方可居住超过3个月。第二，流动劳动者的家庭成员可以随其自由居住。第三，流动劳动者居住超过3个月的，该国可以要求劳动者进行居住登记。第四，流动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在另一成员国不间断地居住5年，即可取得永久居住权。对于求职者，除要求具有有效护照或身份证明外，求职者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在另一成员国居住6个月，期满后如果可以证明自己仍在积极求职并确实有被雇佣的可能，同时继续居住不给东道国带来社会救助的压力，则有权继续居住。

 

4.家庭成员的自由流动及其权利

流动劳动者的家庭成员有权随其自由地在另一成员国居住，其子女有权在另一成员国接受教育，待遇与东道国本国国民相同，这项权利是独立的，即使其父母不再是流动劳动者也不例外。家庭成员有权享有与东道国本国国民同等的包括学生津贴在内的各项社会福利与便利，不受任何居住条件和年限的限制；而非流动欧洲公民须在东道国居住满5年方可获得学生津贴和助学贷款。

 

（三）对劳动者自由流动的限制

欧盟立法对劳动者自由流动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协调成员国之间关系上。2004年后欧盟成员国扩大至27国，新成员国大多为相对不发达的东欧国家。可以预见，新成员国的劳动力如果大量涌入经济较为发达的老成员国，将冲击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和本国劳动力市场。因此，《欧盟扩大后新成员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渡性安排》做出规定，给予2004年以前加入欧盟的老成员国7年过渡期，可在头2年内对新成员国劳动者实施配额和工作许可；之后3年可向欧盟委员会申请继续实施限制；最后2年如果老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表明本国劳动力仍会受到自由流动的干扰，可继续实施限制；但所有限制措施共计不能超过7年。

 

随着过渡期结束，老成员国均于2011年向新成员国开放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者全面自由流动，能为老成员国提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劳动力，总体上有利于欧盟经济发展。

 

三、结语

欧盟在国家间建立劳动者自由流动制度的尝试是开创性的。欧洲公民权为劳动者自由流动扫平了法律障碍，欧盟条约和二级立法夯实了规范基础，而欧洲法院通过初步裁决确立的原则性解释以及判例法体系保证了自由流动制度的灵活应用。欧盟劳动者自由流动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在明确流动劳动者的法律地位、消除歧视、强化企业责任方面对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case c-292/89.the queenv immigration appeal tribunal，exparte antonissen.

刘世元.欧盟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立法特点及其启示.国际经贸探索.2006（6）.

casec-66/85.deborah lawrie-blum v land baden-w€黵ttemberg.

case c-292/89. the queen v immigration appeal tribunal， ex parte antonissen.

case c-138/0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kingdom of belgium.

case c-290/94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v hellenic republic.

case c-138/02. brian francis collin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ork and pensions.

篇7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篇8

关键词：（中）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职业分层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89-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7-02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11&ZD036）。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王超恩（1990-），湖南邵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是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其他行业的迁移行为，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1]。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不仅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其自身而言，职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职业流动还是他们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途径。由此，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该群体的职业构成变化和代际更替及其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农民工现象出现不久的20世纪90年代，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而现在其职业事实上已涵盖了从低技能的普通工人和服务员、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再到私营企业主的各种类型。有研究表明，约3成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表现出“去体力化”和“去农民工化”特征，因此，其统一的身份类属已难掩盖群体内部业已出现分化的事实[2]。可以说，这种职业分化的出现恰恰是其不断的职业选择和流动的结果。而仍处于底层的农民工显然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借助职业流动来实现。正如“空位竞争模型”理论所指出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职业层次）决定的，个体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竞争进入那些职业层次较高的岗位，因而劳动者的职业层次会对其职业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3]。农民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4]，这种代际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过程。虽然两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都较强，但近些年不少调查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为频繁。

当前不少企业、工厂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存在密切关联。因此，研究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点以及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其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研究结果对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和用工单位如何制定有效的招工和用工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企业和工厂如想成功地吸引优秀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便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他们职业流动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新特征和新诉求。而从宏观上来说，如何有效引导并向农民工提供合理的职业流动途径与方式，显然既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之举。本文基于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试图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视角考察影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决定因素。

一级标题二、文献回顾、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级标题1文献回顾

由于诸多原因，农民工经常不得不变换工作岗位、类型、行业甚至就业的城市。对此，制度解释是一个重要方面。李培林等人指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就业与生存的困境，体制因素是致使农民工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重要原因[5]。张春泥的研究同样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行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但户籍制度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其职业的稳定性[6]。宏观的制度视角有助于解释农民工整体的职业流动现象，但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职业流动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家庭责任感、工作环境和职业病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农民工变换工作的原因。

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个人的迁移是由于个人为了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但新迁移经济学强调了家庭作为流动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成员往往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外出或者是流动的决策 [7]。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有望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回流和迁移的动因提供新的解释。石智雷和杨云彦从家庭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了家庭的各种资本条件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复杂影响[8]。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外出之前已经结婚，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进城打工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稳定的工资收入来实现家庭预期收入的最大化，所以结婚状态会导致流动性减弱。有研究发现，结婚显著地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概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概率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高，这主要是因为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家庭的负担，受羁绊小[9]。家庭责任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家庭责任除了婚姻状况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家庭的子女数量，后者同样可能成为农民工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较早便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就业方面上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特征，表现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能力低[10]，而这些特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黄祖辉等人验证了两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11]。白南生等人的研究发现，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和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12]。代际差异究竟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表现出怎样的不同，事实上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虽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职业分层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ed labor market）视角的不少研究却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以及劳动者特征对就业的重要影响[13]。不少研究者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具体操作上往往以劳动者性别作区分[14]，也有研究将职业威望和职权作为区分的方法[15]。在国内的研究中，吴愈晓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分处初级和次级这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是后者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对于前者，职业流动对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16]。这一结论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民工群体是否适用，仍有待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一致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是普遍现象，且这种分割会对人们的职业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职业分层。职业分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便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二级标题2研究思路与方法

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关注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及其流动途径和方式，运用的是Logit模型，而本文关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并首次将劳动者的代际差异、职业层次、人力资本因素和职业流动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检验。因此，研究将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Logit模型分析其职业流动的概率。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1～2月组织的全国性调查“农村籍进城工作/创业人员调查”。

调查方法是由来自武汉四所重点大学社会学系、受过训练的农村户籍约4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利用春节期间在其家乡向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发放问卷。本次调查覆盖全国26个省市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0份，有效率为871%。调查样本中，农民工输出大省所占比例较高，且大体符合农民工来源地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在剔除没回答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选项的样本后，最终得到3025份问卷。按照学术界对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普遍做法，我们以1980年作为时间分割点，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将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样本中第一代农民工1122份，新生代农民工1903份，分别占总体的3709%和6291%。样本中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17岁，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289岁，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57岁。

职业分层是我们考察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的重要维度。鉴于农民工职业的复杂特征，我们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处理方法来考察农民工的职业类别与职业分层，即基于职业声望、待遇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将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划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不同层级，如表1所示。本文主要自变量的设置与解释如表2所示。

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次）

一级标题三、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基本状况及特征

从数据结果来看，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是农民工职业和工作的显著特征。近三年（2009～2011年）约有5167%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即有过职业流动经历。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平均换过252份工作，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性总体而言比较强。表3对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情况作了对比。

结果显示，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年龄远远大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表明职业流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加频繁。从流动次数来看，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为090次，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次数则高达151次。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难以安分守己地从事工作和满足于现状，流动性更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43%，比第一代农民工的签约比例（约30%）要高，但劳动合同签约率高并不意味着职业流动性低。首先，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7%，第一代只有13%。两代农民工即使签有劳动合同，也多为短期合同。其次，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更多地在一些非正式、不规范的低端或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加上该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家庭负担较重、自身诉求不高等特性，决定了其职业流动性反而要更弱。

调查结果还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存在相关关系。被调查对象大部分是初

中和高中文化，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12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也没有达到12年。在技术职称方面，农民工普遍有技术但没有技术证书，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职称方面的人力资本程度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相比，两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只是略高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但在技术职称方面则出现相反的情形，即技术职称越高的农民工，其职业流动性越低。

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结构状况也对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在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者的比例为63%，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都已结婚。从表3中可以看出，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已婚率明显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在家庭劳动力数量方面，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家庭劳动力数量略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负担越小有关。在子女的数量方面，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远远低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对此我们分析，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处于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频繁换工作会造成收入不稳定，进而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工，他们换工作的频率会大大降低。

我们还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流动动机，试图从动机角度来考察其职业流动的原因，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其职业流动最主要和最原始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寻求货币收入的提高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调查结果也显示，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但第一代农民工追求高收入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婚，家庭责任较重有关。而对工作安全方面的考虑，两代农民工无显著性差异。其他五项充分体现了两代农民工流动动机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在收入提高和工作安全之外更追求离家比较近的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考虑更多的是有发展空间、能锻炼人、学到工作本领。而且在满足个人工作兴趣的流动动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满足于货币收入的提高，他们还在发展机会和个人理想上有诉求，这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愿望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

从职业分层方面来看，两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别都以低端职业为主，但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一代农民工中有7677%的人分布在低端职业，而新生农民工这一比例只有599%，远远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从事中端职业的比例上，新生代农民工又比第一代农民工高约14%，这表明新生代农民的职业层次要明显优于第一代农民工。表4显示，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动机在追求货币收入增长方面远远高于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而在寻求职业发展空间方面却远低于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总之，农民工所处的职业层次对其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货币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尤其看重货币收入的提高，而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可能收入相对不错，因而更加注重职业的发展空间，更加注重向上流动的机会。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频繁，但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倒U型，如表5所示，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然后该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

二级标题1计量模型

在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中，如果研究者试图对某一现象进行实证检验，那么回归模型是最基本的工具，回归模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因变量的类型。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变量常常只能取非负整数，也就是一个计数类型的变量，表示一定时期内事件的发生次数，一定时期内的职业流动次数、看病次数、专利个数，都是某种事件的发生数。由于计数不是连续的，并且分布又呈现明显的偏态，从1980年开始，在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专门用于计数变量分析的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国内被普遍运用于流行病学领域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介绍和实际应用还很少，而国外运用的则较早较广，艾米莉（Amelie） 在2003年就运用计数模型分析了德国劳动力迁移的问题[17]。泊松模型要求因变量均值与方差相等，这个特征可能与实际数据不符，因此，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实际中运用更广泛。鉴于因变量是农民工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且只能取非负整数，本文将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分析。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负就表示相对参照组而言，此变量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次数有负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低。反之，回归系数为正则表示该变量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有正面的影响，职业流动频率越高。

二级标题2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表6汇报的分别是负二项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估计。对Logit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概率的影响，因变量采用的是近三年农民工是否发生过职业流动。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差异不大，表明模型估计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估计的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积累、家庭状况和工作条件对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他们换工作次数的影响相当显著。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工换工作的数次要高于女性农民工，这可能与不同性别的性格差异有关。一般来说，女性更倾向于回报率一般但稳定的工作，而男性更倾向于回报率高但有一定风险的工作。根据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结果分析，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整体不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这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次数呈现倒U型的流动趋势，表现在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活跃，即农民工在职业发展的初期流动频率逐步上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的成本日益增大，流动次数便会下降。

表6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来自技术职称的提高。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这可能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有关。这一结论与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不谋而合，他们的研究表明影响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方面[18]。进入21世纪以来，工作岗位越来越要求求职者有着较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劳动程序也越来越规范化。农民工的技术职称越高，福利待遇等也就越好，就业越具有稳定性，职业流动的次数也就越少。

家庭特征方面只有部分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家庭子女数量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影响不显著，但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是显著的。这充分体现了家庭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已婚农民工的就业更具有稳定性。为了避免与爱人的分离，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稳定工作，不会轻易变换工作。

职业层次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较难进入高收入职业是农民工未能提高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19]，但农民工并没有放弃基于职业流动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努力。表6的估计结果表明，从事中端职业的农民工的流动次数更多，而高端职业和低端职业的农民工流动次数相对低一些，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现象。一方面，从事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已经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各项优势，获得了相对满意的稳定工作，而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过低，很难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因此，这两类人的职业流动次数较少。另一方面，处在中端职业的农民工不得不多次流动以争取实现其向上流动的目的。

农民工换工作的次数与其工作环境也有密切关系。我们选取了工作时间和农民工与用工单位合同的签订方式作为衡量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指标。工作时间长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工作强度，工作强度越大，农民工的压力也就越大，也就更倾向于换工作。但模型估计的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大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都在合理承受范围之内。而劳动合同的签订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合同期限越长，流动性越低，工作越稳定。

一级标题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现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就业，他们频繁地变换工作，就是为了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从理论上来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有重要的作用。但劳动力的过度流动不仅会对其自身发展不利，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也会造成不良后果。给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管理服务工作，有必要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基本了解和科学判断。本文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职业分层与职业流动放在同一框架下予以考察。实证分析表明，代际和职业层次的不同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动机和频率，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职称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企业和工厂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留住技术型农民工；二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轨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较第一代农民工更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三是中端职业层次的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这可能与其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愿望最强有关。因此，有必要结合其职业流动的特点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农民工政策。本项研究形成的观点和结论对政策制定具有以下启示。

首先，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职业技术的提高。因此，政府有必要创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当前，尽管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教育部、农业部等都从部门职能角度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培训任务，但最后结果是，不仅各部门的培训流于形式、针对性不强且培训内容雷同，而且农民工的实际参与度并不高。本次调查便发现，工作单位组织的职业培训仍然是最主要的形式，占393%，其次是传统的学徒形式（259%）和市场化培训（215%），政府组织的培训只占66%。可见政府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收效甚微。因此，政府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训经费的投入、培训的有效组织、指导和监督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体现针对性和实用性，大力扶持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培训，吸引民间资本投向农民工职业培训，积极探索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应当整合各种资源，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农村科技教育等各类教育在资金、师资、教材、场地等方面的资源，做到统筹安排、共享利用。而对于企业和工厂而言，也有必要创造更多能让农民工学习和积累职业技术的工作机会和岗位，以进一步提高其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其次，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重且家庭责任意识强，已婚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明显降低，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影响显著。因此，加强和改进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必须密切关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达到适婚年龄，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尚未结婚。政府要鼓励农民工的就业单位多开展未婚职工联谊会，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可能产生的孤独感，同时鼓励农民工就业单位对两地分居的夫妻多给予人文关怀，借此促进农民工的稳定就业。

最后，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职业发展，目前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最为强烈。政府要尽可能多帮扶处于这个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他们获得更稳定、更高层次的工作创造机会和条件。譬如，广东省针对农民工的积分制入户政策便对从事中端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极具吸引力，自从实施以来业已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该政策对降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具有重要参照价值，对于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而言，值得在总结和完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对于有条件和能力定居城市的农民工，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人才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将农民工在城市的连续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收入等情况以分值的形式进行量化、累计，根据积分层次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务，直至落户成为市民，与本市居民享受平等待遇。此外，劳动合同的签订和期限长短对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基础。因此，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鼓励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签订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使农民工能够稳定就业，最终使有能力且有意愿在城市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市民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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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春泥.农民工为何频繁更换工作―户籍制度下的农民工工作流动研究[J]社会，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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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　劳动力市场　关系　职业流动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次，对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对职业流动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在入门之时，过度教育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会随着工人不断被提升而降低过度教育的程度。在专业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的情况较少，主要是因为在职业教育和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的现象最为普遍。在内部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只是在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暂时存在，这种现象随着劳动力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向上提升而减少；但是，当有技术的工人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后，过度教育也会随着劳动力的升迁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