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风险范文
时间：2023-10-08 17: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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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CPI不及预期，涨幅收窄：9月CPI环比上涨0.1%，较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CPI同比上涨1.6%，也较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一方面是8月份的基数和去年同期的对比基数较高，致使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所收窄;另外一方面主要是受食品价格回落的影响，在食品价格中，鲜果、水产品和鲜菜供应充足，价格环比分别下降1.5%、1.2%和1.0%;猪肉价格连续第5个月环比上涨，涨幅为0.4%，比上月回落7.3个百分点，猪肉对CPI的贡献显著下降。9月CPI的数据表现打消了部分市场人士对CPI走高压力影响货币政策方向的担忧，CPI 的暂时回落有利于继续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
PPI环比降幅收窄，同比降幅止跌：9月份PPI环比下降0.4%，降幅有所收窄，较上月降低0.3个百分点;PPI同比下降5.9%，与上月保持一致，结束了连续5个月持续下跌的趋势。主要原因是：一是多数工业行业环比价格降幅缩小，其中，石油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煤炭开采和洗选价格分别下降2.2%、0.5%和1.0%，降幅比上月分别缩小3.9、1.8和0.7个百分点;二是部分工业行业环比价格由降转升，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价格上涨0.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价格上涨0.7%。在稳增长政策加码发力下，PPI数据同比降幅止跌，工业领域需求企稳。
稳增长效果显现，工业领域再现企稳迹象：9月份出来的数据持续向好， PPI数据同比降幅止跌、环比降幅收窄;制造业PMI环比上升0.1%，连续两个月回落后出现微幅回升;8月份以来基建投资也出现回升。说明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加码下，稳增长效果逐渐显现，工业领域的需求端和生产端均出现了企稳的迹象。但是PMI数据仍然在临界点以下，PPI数据仍然是负增长，说明经济的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稳增长仍需加码。
货币宽松不改，未来创新工具会持续不断：由于猪肉价格回调，CPI出现回落，PPI通缩状况继续存在，因此短期通缩风险升温，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货币政策宽松不改，并且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会不断出现。10月10日，央行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完善合格抵押品制度，再次明确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引导利率市场化、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态度。我们认为，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补充基础货币的缺口，未来央行会持续不断的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采用MLF、PSL、SLF等创新货币工具，甚至有可能会在四季度继续实施降准降息。
GDP同比增长6.9%，略好于预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较二季度7%有所回落，但是略高于市场6.8%的预期。从数据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运行，不具有失速的风险。目前经济正处在筑底阶段，在稳增长政策作用下，稳增长效果会逐步显现，经济大概率会在明年上半年迎来温和复苏。
尽管数据低于前值7%，但是随着一系列简政放权式的改革举措实施，改革所激发的活力正在持续释放，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同时，内需结构进一步改善。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从2012年开始，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二产以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型，服务业成为近期经济稳定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篇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以来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其主线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将成为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主旋律，各类经济政策的实施都不会离开改革这个主线。
突破口是解决结构性问题
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出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
2016年，供给侧改革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2016年国企去杠杆进展良好。下半年重工业去产能加速，部分行业的去产能速度快于计划进度。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已开始通过关闭僵尸企业、不良贷款核销、债转股并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去杠杆。
2017年，将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去产能”方面，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去库存”方面，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去杠杆”方面，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降成本”方面，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补短板”方面，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此外，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亮点是农业。农业将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一环。2017年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从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改革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和收储机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全面确定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施力重点。
财政金融政策稳中有进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需求侧想办法，单纯靠投资拉动和增发货币来解决经济问题，但这一传统的调控理念、方式和增长路径已经难以为继，例如，货币发行和实体经济增长率已严重不一致。目前，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而是需要推进相应的制度调整与制度创新。
对于财政政策，必须突出财政支出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这表明，宏观调控政策不仅自足于短期的稳增长，还要照顾到长期的结构改革，在短期的调控政策中贯彻落实长期的改革部署，要弱化短期增长的总量平衡，强化长期增长的结构均衡和升级。
对于货币政策，基调是货币不能过于宽松，“调节好货币闸门”“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大水漫灌可能带来股市、楼市或大宗商品一时的大涨，也可能取得暂时的高增长，但是与长期结构调整的改革精神相违背。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与以往不同，增加了“中性”的说法。事实上，相比以往的“稳健”，“中性”有更强的经济理论支撑，中性特指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言下之意2016年的“脱实向虚”必须遏制，相关的经济风险必须防控。
还要指出的是，稳增长在2017年经济工作中的地位有所下降。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变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调整了改革和扩大需求的顺序。这不仅是改革与增长地位的对调，而且是政策协调性的增强，要在宏调中落实改革。既要做好短期风险防范和应对，更要注重挖掘中长期增长潜力；既要扩大总需求，也要改善供给质量。
金融改革重中之重是防控风险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呈现“债务―投资”驱动模式，央行增发货币、财政发债、地方发债和PPP的债务融资方式明显，并且资金主要流向央企、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国企，投资于铁路、公路等传统的过剩产能行业而非创新型的高科技行业，投资效率低、债务风险累积高。
现阶段的金融业分业监管已无法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目前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已突破20万亿元，其中表外理财超过14万亿元，表外理财等影子银行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很多短期资金成为国内游资，在各金融市场寻找套利机会，险资到处举牌，也成为这一轮股市暴涨暴跌的重要推力。而由于分业监管，很难形成监管合力。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论明确弱化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建立稳健发展的长效机制。
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风险；实体经济；影子银行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4－0115－05
2011年年初，中国宏观政策关注的主要风险是投资过热、通货膨胀高和资产泡沫，而随着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实体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泡沫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影子银行风险积累，地方债务风险积聚等。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不断增加，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继续恶化。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叠加作用下，有必要对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及其化解对策进行全面分析，确保宏观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
一、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国际方面，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欧债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但不会演变成为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国内方面，发展形势较好，但通货膨胀、结构失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宏观调控侧重点开始转变。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形势持续低迷
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刺激政策,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这些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有阻止经济急剧下滑的作用，但不宜常态化，经常使用将对微观经济主体带来很大副作用。如今，这些负面影响已开始显现，近期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这无疑给艰难恢复过程中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1]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再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是一个必然态势。
（二）国内环境：希望很大，问题也不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内涵与质量
2011年10月份数据显示国民经济运行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工业生产稳步回落，消费增长平稳，但出口呈下滑趋势。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重大项目陆续开工，地方投资热情高涨。
我国货币发行规模巨大，广义货币余额在2009年即已在总额上超过美国。2011年10月10日美国公布的货币供应量M2为9.621万亿美元，而截止9月末，中国的M2余额为78.74万亿元，折合12.335万亿美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超过美国28.2%，而同期经济规模却只有美国三分之一。如此海量的货币发行必然导致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从2010年1月起，央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此回收市场过多流动性资金，抑制物价上涨。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相当明显，CPI上涨率持续高位运行，前三个季度平均为5.6%。在第四季度CPI终于有所回落，10月份CPI由6.1%降至5.5%，11月CPI为4.2%。
为了应对实体经济下滑的风险，2012年货币政策适度微调，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是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宏观政策侧重点，将从更多注重把政策力度放在防通胀方面，逐渐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内涵与质量转变。
二、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前瞻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环境也越来越复杂。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欧洲债务危机不确定风险，中国实体经济下行的风险，股市、房市等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子银行引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相互转移叠加风险等。
（一）欧洲债务危机不确定风险
为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纷纷采取紧缩政策，导致消费和投资下降，失业率升高，对经济复苏构成进一步制约。如果债务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势必导致信贷萎缩，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减少，进而延缓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债务危机打击了投资者对经济复苏的信心，进一步影响了国际金融市场，主要经济体金融市场均出现多次大幅度振荡，给欧元汇率、欧洲银行业与全球股市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2]欧元自启动以来，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欧债危机动摇了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随着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导致中国出口欧洲的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规模减小。如果国内出口企业用欧元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二）中国实体经济下行的风险
在财政货币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以及总体信贷趋紧的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逐步进入回落阶段，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均呈现不同程度放缓。中国2011年GDP增速逐步回落，第三季度同比增长9.4%，而第二季度同比增长9.6%，第一季度同比增长9.7%。2011年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0%，环比回落1.4个百分点，自2009年3月份以来首次回落到50%以内，经理阶层投资意愿下降，预示大家对未来经济走势不看好。
篇4
关键词：滞胀风险；边际滞胀；滞胀治理；人口红利；通货膨胀；通胀预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减税
中图分类号：F123.16；F8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3-0028-07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挽救经济。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互联网时代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外部性，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在通缩与通胀并存中摇摆复苏（郑良芳，2011），但美、欧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金三林，2012）。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扑朔迷离，以至于学界难以作出一致的判断。尽管经济仍然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增速呈递减趋势；就业增长依然缓慢；物价水平却一路上扬，大有不可遏制之势。学者们在提出防通胀的同时，又担心陷入增长停滞的两难境地（刘澜飚 等，2011；柳欣，2010）。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正值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准确把握，关系到未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有效实施。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剖析未来阻碍经济快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意义十分重大。
本文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进行了考察，通过引入社会总生产函数构造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货币经济学理论分析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从劳动力与资本的数量增加和要素效率提高、制度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合理化等方面提出应对滞胀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面临滞胀风险的现实考察
1.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
“滞胀”是指经济停止增长且有通货膨胀的经济状态。本文研究的滞胀是一种边际滞胀，即经济增速趋缓且通货膨胀攀升的经济状态。尽管“滞胀”一度被认为在中国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特征（尹碧波，2007），然而，从下面几项指标来看，现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边际滞胀的风险：
（1）GDP增速下滑，CPI持续高涨。2010年初我国GDP增速达到顶峰11.92%后一路下滑，到2011年末时仅为9.2%；物价指数则从危机时的低迷迅速回升，由2010年初时的2.2%持续上升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4.6%。
（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不乐观。虽然滞后指数仍在回升，但一致指数在震荡中呈下降态势，先行指数也持续下跌，到2011年末两者仅为99.8%和100.2%，发出较强的经济衰退信号。
（3）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在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下跌的影响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10年初开始下滑，虽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却仍然无法改变持续下滑的态势。这表明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就业状况、物价上涨等方面的满意度下降，对未来经济有担忧，意味着消费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研究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失业率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说明失业状况可能趋于严重。
（4）采购经理人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我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2010年初的55.8%下降到2011年末的50.3%，直逼制造业衰退的临界点50%；企业家信心指数也由2010年初的79.5%下降到2011年末的68.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信心不足，预示投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2.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主要因素
从理论上讲，若社会总生产函数为Y=F（K，L），劳动力、资本（假设土地总量不变）等要素投入数量和各要素生产效率将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年龄构成及就业状况等，资本数量取决于资本存量、折旧率、社会总体储蓄率、储蓄—投资的转化率等，劳动效率的高低由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即积累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本效率的高低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知识和技术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则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进而决定实际产出能否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可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结构、失业率、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投入数量和增长速度、生产技术水平、制度等都将影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持续上涨。根据货币经济学理论，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从供给角度来看主要是产品成本的上升；从需求角度来看主要是政策因素使货币供给过多，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同时，公众过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对实际通货膨胀产生放大的效果，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现阶段，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因素主要有：
（1）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指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蔡昉，2010）。充足的“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然而，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由50.2%上升到63.1%，抚养比例持续下降。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8年左右消失，未来五到十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劳动力资源的约束。此外，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也日益突出。城乡大量失业人口与沿海各地“招工难”、“用工荒”并存，劳动力市场价格看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转变，而劳动力供给转变相对滞后；企业需要提高劳动力价格以招募日益稀缺的技术性人才，劳动者则因为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成本倒逼工资上涨。总之，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和泡沫经济吞噬了一部分“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滞阻了经济增长。
篇5
关键词：宏观经济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研发增强发展
2011年在外部环境恶化和国内政策调整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外需增速大幅度回落的带动下出现明显的回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净出口、消费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调,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0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增速为32.7%，比去年同期回落了4.9个百分点。宏观经济开始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实际GDP向潜在GDP的快速回归，大幅度缓解了实体层面的过热压力，但由于各种原材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快速提升，中国面临的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严峻。“经济大幅放缓”与“通货膨胀抬头”可能成为自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区间的总体特征。
1）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将成为引导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因素之一，全球经济下滑和全球通货膨胀抬头将使中国在中期阶段面临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挑战；
2）在国内贸易政策调整和世界经济减速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外部需求存在调整过度的威胁，外需的过度回落通过“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不仅会引起内需总量的收缩，而且会导致内需结构的恶化；
3）汇率的调整以及国际资产定价的重构将导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异样变动，投机资本的过度进入可能会加剧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困境；
4）在国际商品价格高涨、国内大宗商品紧平衡以及流动性总体过剩的多重压力下，结构性价格上涨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在中期内必然面对问题，价格上涨的多元性以及国际输入性决定了目前价格治理的战略定位和措施存在巨大的偏差；
5）结构性价格上涨将通过不对称效应打击实际消费的增长，“消费加速”与“消费升级”难以在“实际收入下降”、“经济大幅放缓”与“通货膨胀抬头”的下行区间得以实现。
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一种周期性调整中的下行期，它通过市场的中介纽带作用做出灵敏反应，对我们施加影响，给企业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原材料价格结构性上涨的情况下，导致我们所需主要原材料硝酸铵，珍珠岩，木箱等价格大幅上涨，产品成本大幅增加。
2）人工成本上涨，据统计，目前消费品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约7.0%，而且其中的食品类价格水平同比上涨7.8%，这样，我们就要为员工加薪，但增加幅度已远远低于物价上涨幅度，这样就造成了管理工作上出现了新问题，员工与公司的矛盾突显出来，不稳定因素随之而来。
3）我们的主业产品—民爆产品在国内属产能限制范围，而且由于其特殊性，市场竞争激烈，致使其价格上涨幅度远远低于用以生产的原材料及人工成本的上涨幅度，在各种成本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民爆产品价格却没有紧跟步伐调整。价值上投入大产出少，进而企业财富逐渐流出。如果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我们将面临现金流严重短缺的局面。从本质上看，这种影响是很深远的。与原油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的深层次本质功能是一样的，，虽然在表面上属于需求拉动型，但实际上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它在本质上具有在不同社会部门之间的资本再分配的功能。
4）出口形势日益严峻。一是国内2011年密集出台的控制出口过快增长和调整外贸结构的政策效果在2012年进一步明确显现，出口退税率降低，人民币升值步伐有所加快，各方面生产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出口优势减小。二是引领全球经济的美日经济、欧洲债务危机不确定性增大，次级贷款危机引起消费减缓，对我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已显现。三是由于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惩罚性关税手段方式增多，应诉及相关费用损失巨大。今年我们出口产品总量较去年同期减少522吨，同比下降了55.33%。
5）由于近几年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和调整，我们的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始终处于高位，加大了企业的融资资金成本。
6）由于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抬头，导致财务报表失实，报表同期数据的比较结果会出现较大偏差，如何解析这些数据，是我们企业财务面临的迫切问题。
在面临不利经济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采取以下各种应对措施：
1）针对目前的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结构性持续上涨，我们要加强科研研发力度，采取替代法，在不影响产品正常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用价格低的材料取代价格高的材料，比如我们企业：硝酸铵、硝酸钠、木粉的使用比较普遍，根据客户的实际用途和使用时间，可以适当采用硝酸铵水溶液替代硝酸铵的方法，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应考虑其他环保材料能否经过科研上的改进达到大量使用的可能。
2）最大限度地使用机械自动化生产，提高安全本质化程度，降低人工成本。民爆产品的生产前提是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应加大安全生产费用投入和使用。
当然，这个问题实际应用起来确实有些困难，主要是技术上的问题，目前民爆产品方面的技术人才良莠不齐，能真正带来经济效益的人才太少，这个问题需要企业内部小环境和外部大环境都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实用性人才的培养，目前公司已与南京理工大学建立了民爆产品校际实验生产基地，对能真正带来经济效益的人才给予大量优厚政策，吸引人才，鼓励有识之士加盟和技术创新。
3）加大市场调研力度，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国家针对覆梯炸药出台的政策明确表示不准许在国内市场销售，只准许出口外贸。其实这带来的就是产品结构的调整，而对目前原材料价格结构性上涨和通货膨胀抬头的情况，我们如何能保持收入的实际持续增长，主要就是要调整产品结构，用高附加值的产品代替低附加值的产品，比如目前表面硬化炸药、长储存期废火药利用、含能胶质炸药的附加值相对要高一些，我们己经做了相关的尝试，加强市场推广，同时我们加强了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制和衔接，把高效能产品全部或部分应用到市场实际使用中。这样，既可以破解目前大环境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剔除各种比率上升的影响，达到销售收入的实际增长，同时也为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4）在重重包围中寻求出口增加值，针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常用结算货币美元持续走低，签合同时采用欧元、日元等坚挺货币代替美元，减少损失，尽量减少向或通过贸易壁垒国家销售和运输货物，多渠道发展贸易伙伴，当然，这需要外部大环境的支持。
5）在信贷上采取谨慎原则，尽量采取同业或关联业拆借互相担保的办法，比如：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尽量降低融筹资资金成本。
篇6
首先，在调整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国家政府可以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百分比进行调息，以便控制市场的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应与居民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统计出来的有关物价变动的指标[1]。一般8%被视为正常的通货膨胀范围，任何高于或低于这个百分比的情况下对市场经济都是需要调整的。高于这个百分比称之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远低于这个百分比并且居民消费指数的百分比为负值被称为通货紧缩。通货膨胀，是一种测量在一定的时间内平均市场价格的改变有多快，通货膨胀率是通过每年价格水平差的百分率来测量，比如说价格水平可以利用居民消费指数来衡量。居民消费指数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它不仅可以帮助居民测量日常生活成本的改变，并且可以调整经济数据从而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例如，2009年的居民消费指数是2.15，而2010年居民消费指数变成了2.18，那么这两年间的通货膨胀率是（2.18-2.15）/2.15=1.4%，属于正常的通货膨胀范围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经济体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物价水平的移动，例如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从而市场价格就会降低以刺激人们的需求，反而言之，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增长从而减少居民的需求，从而达到完美的供需平衡的状态。货币主义经济学中，其产生原因为：当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加，人民的货币所得增加，购买力上升，影响物价之上涨，造成通货膨胀。该理论被总结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方程：MV=PT。通货膨胀百分比越高代表了市场内货币购买价值的降低，例如二十年前一百块人民币可以购买的物品和服务远远多于现在一百块人民币可以购买的物品和服务。一位数字增长的通货膨胀率是民众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这时候大家信任货币。然而急剧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率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时候政府就起到了控制货币急剧膨胀的作用，在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的时候，政府需要收紧货币流通例如增加利息等方式应对通货急剧膨胀；然而利息增长幅度过大也会影响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从而产生货币紧缩的问题。所以政府需要对整个市场进行全面的调查，从而实施适当的方案应对市场产生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问题[2]。
其次，政府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现状对货币流通进行适当的控制，适时的刺激经济增长（如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比如增加了货币的流通从而在短期可以缓解失业率的问题；通过借贷货币的方式从而平衡汇率以防止人民币贬值。政府可以通过一系统宏观经济学的措施对整体市场经济进行调整，从而保持一个为何良性的通货膨胀从而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2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
宏观经济风险具有潜在性、隐藏性和累积性。所谓宏观经济风险的潜在性，指的是宏观经济风险总是与宏观经济系统相伴而生的，宏观经济发展和运作本身就蕴涵着经济风险。宏观经济风险的隐藏性，指的是虽然宏观经济风险总是潜在的，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它是隐藏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并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才会暴露出来。宏观经济风险的累积性，指的是宏观经济风险会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不断加深而日益增大，当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发经济危机。宏观经济风险的潜在性、隐藏性和累积性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特征，一方性，也是累积到一定层面说明宏观经济风险有经济风险形成和变动趋势跟预测，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因此，有必要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风险问题。并且宏观经济风险的形成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通常情况下，单一的因素不可能导致经济体系的波动和动荡。当然在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因素对宏观经济风险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3]。
当经济的计划性程度相对较高的时候，政府进行干预和管理的经济的程度相对较高，这时候宏观经济的风险是有限的。
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放性较低的国家，国际经济影响因素也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宏观经济风险。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相对较高的国家，国际宏观经济波动对国家市场经济的影响也相对较大。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波动也牵连到别的市场开放性较大的国家的经济，在各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事也面临着宏观经济风险也相对增大。例如二十一世纪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导致了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甚至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破产，这就是全球经济开放性强从而导致宏观经济风险程度也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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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玉智（1962.06-）男，汉族，山东蓬莱人，单位：蓬莱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南环路136号政务服务中心蓬莱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邮编265600.
篇7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
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全球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尤其90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如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1994年美国利率风暴及中南美洲比索风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政府违约事件，特别是2007年春季开始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大，史无前例。它们不仅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还危机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对全球经济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
收稿日期：2008-07-05
项目资助：本文受到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编号：072007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DJY156）资助。
作者简介： 李江（1962-），湖南省湘潭市人，金融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刘丽平（198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预警。
金融系统的宏观压力测试是一类前瞻性分析的工具，用于模拟“异常但合理” 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帮助中央银行识别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有助于各方理解金融部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同时提高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能力。因此，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视，逐渐成为检验一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维护金融稳定的首选工具。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我国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融合，是否拥有一个稳定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对于中国而言显得非常迫切。对银行体系进行稳定性评估，尤其是对银行体系面对的信用风险
进行宏观层面的压力测试，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研究宏观压力测试在银行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通过对国外已有的成熟模型理论成果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及金融发展特点，经济、金融数据统计及披露特点，模型的数据需求深度广度要求，建立适用于我国的模型并以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
McKinnon R［2］认为，宏观经济稳定时，银行经营行为非常保守，不会出现不顾风险单方面追求效益的现象。但在实际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出现等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政府或明或暗的存款担保，导致银行会产生以高利率对高风险项目贷款的风险行为。Donald van Deventer［3］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确定了宏观因素对银行股价变动的解释在统计上是显着的。
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各国银行不稳定尤其是银行危机现象， 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证资料。尤其是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的许多国外学者， 在对20 世纪80、90 年代全球银行不稳定事件的实证分析中发现， 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在各国银行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Tom Bernhardsen［4-5］建立起银行破产与不良贷款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模型，并且利用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Erlenmaier U［6］和Gersbach H［7］利用挪威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模型RIMINI对总体审慎指标的趋势与发展进行预测，并且建立了评估贷款违约率的宏观信贷方程。Froyland E和Larsen K［8］利用RIMINI对银行不良贷款在宏观经济波动情境下进行了压力测试。Pesola J［9］分析了银行系统危机对宏观经济因素波动的敏感性，并利用芬兰的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Virolainen K［10］对芬兰金融风险的实证评估，建立了宏观信贷模型并进行宏观压力测试，揭示了芬兰银行系统贷款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
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包括陈华，伍志文［11］运用1978～2000年间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在1978～2000年之间有11年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在1992年和1998年前后更为突出，银行体系出现了不稳健的征兆，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
（二）宏观压力测试理论和实践
在执行宏观压力测试使用的宏观信贷模型的研究领域，有两个学者的模型框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为日后的学者不断的进行模型的拓展研究和实证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是Wilson T C［12-13］和 Merton R［14］。Wilson对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对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模型的思想是对违约概率和宏观因素的关系进行建模，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就可以得到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相比较而言，Merton模型则多加入了股价对宏观要素的反映，将资产价格变动整合进违约概率评估模型。因此，前一种模型更直观，计算量较小；而后一种方法对数据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以及计算量要求都很高，其中有些市场数据也许是信贷风险的噪音指标。 世界各地的学者，运用上述模型框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Vlieghe G［15］对英国银行体系累加的企业违约概率进行建模估计，发现GDP、实际利率和真实工资水平具有较显着的解释能力。Bunn P，Cunningham A和Drehmann M［16］曾使用probit模型来测算英国企业部门的贷款违约风险。Boss M［17］针对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结论说明工业产值，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名义短期利率和油价都是违约概率的决定因素。Marco M 、Sorge、KimmoVirolainen［18］利用Wilson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信贷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结果证明在压力情境下，违约概率（PD， portability of default）的蒙特卡罗模拟分布明显异于常态分布，其Var值远高于基期的测算值。Jim Wong，Ka-fai Choi和 Tom Fong［19］建立了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框架。模型框架中引入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HIBOR），房地产价格（RE）和大陆的GDP。同时用宏观压力测试评估了香港银行体系的贷款资产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压力情境的设定模拟了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宏观经济波动，并分别引入了测试模型。结果表明在置信水平90%时，在所有压力情境下有些银行仍然能够盈利。这意味着目前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较稳和。当VaR取99%的置信水平这一极端情况时，一些银行出现了巨额损失，但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
Hoggarth G和Whitley J［20］与Drehmann M Hoggarth， G Logan A， Zecchino L［21］在他们的研究中引入了英国在FSAP框架指引下宏观压力测试的执行结果和方法，在压力情境的设定方面采用在险价值框架下的蒙特卡罗模拟法。Jones M T， Hilbers P和Slack G［22-23］提供了宏观压力测试的更一般的非线性的方法。Worrell D［24-25］ 讨论了一个将早期预警系统，金融健全性指标和宏观压力测试整合的方法。
一些学者研究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整合测量，例如 Allen L 和 Saunders A［26］尝试将宏观经济因素整合进信用风险的测量模型。而最近的一些文献如Pain D、Vesala J［27］和Gropp等人［28-29］则是引用Wilson 的宏观信用模型分析了宏观要素对银行的债务人的信用质量的影响。而Wilson 的模型的一个替代选择则是Merton 的公司层面的结构模型. Gray D、Merton 和Bodie［30］将这一框架扩展至研究主权违约风险。Derviz A 和Kadlcakova N ［31］将商业周期的影响整合进一个具有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特征的复合模型。Drehmann M、Manning M［32］和Pesaran M H等［33］在利用Merton模型框架的宏观压力测试中研究了违约概率和宏观经济变量的非线性关系。Benito A，Whitley J和Young G ［34］将基于衡量违约概率的Merton模型融入针对模拟个别企业违约的probit模型。他们发现Merton模型方法比仅仅依靠企业的财务数据的模型效果更优。
还有一些文献使用不良贷款，贷款损失额或者复合指标与宏观经济因素整合成矩阵向量来测算金融体系的稳定性。Hanschel E和Monnin P［35］针对瑞士银行系统构建了一个复合压力指标，该指标综合了金融不稳定的市场指标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衍生变形指标。Kalirai H 和 SchEicher M［36］针对对澳大利亚银行体系累加的贷款损失，通过涉及广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回归估计。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缺口、消费者价格指数、货币供给增速、利息率、股票市场指数、汇率、出口额和油价。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目前国外开展的关于银行稳定性评估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其中挪威和芬兰中央银行的研究对金融系统的评估最具综合性。稳定性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银行体系的健全状况和抵御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客观评价。为此采用了金融稳健指标分析（Financial Sound Indi cators)和压力测试的方法，对宏观经济环境中例外但有可能发生的冲击（Shock）情境进行模拟，来量度和评估银行体系在遇到冲击甚至遇到金融危机时，保持稳定（即银行保持基本运营不会发生突变）的能力。
而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都偏重于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对在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评估并未涉及。目前我国关于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才刚刚涉及，孙连友［37］，高同裕、陈元富［38］等学者对宏观压力测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但多为国外文献的整理或综述，未能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尤其在模型研究方面，仅仅停留在介绍早期国外学者的模型框架和较为成熟的各国宏观压力测试手册指引中的操作流程。其内容多为宏观压力测试的必要性、目的作用、所用方法、国内外的具体实践等，未能有很系统和深入的介绍，而对多种宏观压力测试模型的介绍和分析尚无涉及。
在实证方面，熊波［39］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Logit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假设情境的压力测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确是影响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该文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看出压力情境下银行面临的最主要的信用风险的分布状况，即贷款违约率的概率分布。
三、宏观压力测试方法流程及模型设定
（一）方法流程
宏观压力测试是模拟“危机事件”来估计极端却可能的压力情境下金融体系的波动。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框架中，其模型表示为：
Q(t+1｜t+1≥X=f(Xt，Zt)（1）
在（1）中 表示在模拟的压力情境下评价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指标的表现。在宏观压力测试模型中衡量金融部门波动性的最一般的方法是资本的潜在损失率。Q(·)表示衡量金融系统波动性的风险矩阵，衡量违约情况的指标例如贷款损失额主要通过模拟压力情境下的点估计得到。在这种情况中，该条件概率值表示的风险矩阵较容易计算。而在险价值方法中，在任何给定的压力情境下，资产组合的损失应产生概率分布，而不是前一种方法中的点估计值。框架中f(·)表示损失方程，该方程模拟了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中加总的资产组合的影响关系。该方程可包含风险暴露，违约概率，相关性，回馈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变动与系统层面金融稳定性表现的相互关系。
压力测试的执行方式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因此此类方法称为情境分析，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Historical Scenario）和假设性情境分析（Hypothetical Scenario）。其他方法还有敏感度分析（Sensitive Analysis）和极值理论法（Extreme Value Theory， EVT）。
本文根据信用风险压力测试的相关文献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开发的FSAP（financial Sector ass ess ment programme)的手册，将压力测试的执行程序见图1所示。
图1 压力测试流程图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在Wilson、Boss和Virolainen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银行系统信用风险评估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以指标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
yt=ln1-PDt[]PDt（t=1， 2…， N）（2）
yt=α0+α1Xt+…α1+mX1-m+β1yt-1+…+βny1-n+μt（3）
Xt=0+1Xt-1+…+pX1-p+φ1yt-1+…+φqyt-q+εt（4）
PDt代表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是一个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也可以将它理解为是反映银行体系违约概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的“中介指标”，X代表宏观经济变量。在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时，通过处理的违约概率值代入（2）就可以得到估计的综合指标的估计值。将其带入（3）就可以估计出宏观方程的系数，并以此估计出的方程作为进行宏观压力测试的基础。而在执行压力测试的时候，通过压力情境的设定，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各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值代入估计出的（3）就可以得到压力情境下的Y，再通过（2）就估计出了压力情境下的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
公式（2）就是对贷款违约率进行Logit回归分析，PDt表示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t表示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综合指标。
公式（3）是反映各宏观经济变量与综合性指标yt的关系的方程，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模拟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l，t)′是L×1阶列向量，代表L个宏观经济因素构成的列向量；μt是方程的随机扰动项。截距α0是一个L×1阶列向量；系数α1，α2…α1+m分别代表L×1阶向量，系数β1…βn是L×n阶矩阵向量。
公式（4）是关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模型。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采取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变量的滞后性，因此对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P阶自回归分析，剔除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在（4）中，0是L×1阶的列向量， 1，…，p都是L×1阶矩阵向量，φ1，…φq是L×q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εt都是L×1阶列向量。
在这个模型中，假设μt和εt是序列不相关的，并且分别服从方差协方差为矩阵∑μ和∑ε的正态分布。其中μt和εt相关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μ，ε。
在 Wilson（1997）和Virolainen（2004）提出的框架中，yt仅仅与Xt有关，而本文模型的设定更符合实际情况，yt不仅与Xt相关，考虑到宏观冲击的时滞效应，yt还与其滞后期的值yt-1，…，yt-n有关。
从（4）可以看出，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宏观经济变量值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型的设定考虑到了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回馈效应。将银行的表现对经济的反馈影响通过在宏观因素变量的自回归方程中引入综合变量来实现。通过各行业综合指标Y的前期值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设定来反映现实世界中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
根据各国的实证研究经验和我国银行体系业务发展特点，本文模型的变量选取1990～2006年的年度数据，主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宏观经济统计的特征以及经济冲击发生的持续时间来决定的。鉴于研究的宏观层面，从数据的可得性及计算量考虑，本文的宏观模型是基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因此各宏观经济变量将不采用各经济部门的统计值，而是采用本国的整体水平的统计值。
本文选取八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NGDP—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年增长率；
R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
NR—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基准利率；
RR—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基准利率；
N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名义平均利率；
R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实际平均利率；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RE—房地产价格指数；
2.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违约概率作为评估信用风险的指标，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贷款资产的违约风险。违约率水平是评估银行贷款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违约风险可以用借款人在规定期限内的违约概率度量。Virolainen K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的宏观压力测试分析中，对违约概率指标采取如下方式赋值：在研究时段内，某行业的破产机构数量与总的机构数量的比率为银行体系面对的违约率。Jim Wong、Ka-fai Choi和Tom Fong［19］建立的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压力测试框架中，违约概率是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额与总贷款额的比率。本文选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数据作为样本，以平均的逾期贷款率代表贷款违约率，即以年末样本银行的总逾期贷款额与总贷款余额的比率。其中，1990、1991、1992三年的各样本银行的详细数据欠缺，因此本文根据各类媒体披露的总的逾期贷款的变动率和贷款额的变动率计算出了这三年的逾期贷款率，其他各年份的详细数据均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各银行的年报。
四、实证结果
（一）模型估计
代入1990～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模型估计，先用宏观经济变量的名义指标值和实际值，与引入的综合指标Y的两期滞后变量分别对Y进行回归。从两个模型的t检验指标看出，模型中GDP、LR、R作为解释变量的参数并不显着，而引入的Y的二阶滞后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性也不显着。因此模型的参数需要进一步调适剔除。根据经验和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因此模型中只引入Y的一阶滞后变量。虽然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检验指标和D-W指标略微下降，但两个指标值分别为0.987和2，仍是非常理想的检验指标值。在剔除掉一年期存款利率后，两个模型各参数的t检验指标都非常显着。但是以模型解释变量的参数符号来看，通货膨胀率CPI在以名义宏观经济变量值为自变量的模型中的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随着CPI的增加，Y值也会减小，经过Logit变换后的违约概率PD将会增大，显然符合经济学原理。而在关于实际变量的模型中系数为正号，这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所以本文确定以名义变量作为模型解释变量的方程为最佳的宏观经济模型（见表1）。这说明我国银行的信贷违约率对名义的宏观经济因素的波动更敏感。Marco Sorge、 Kimmo Virolainen（2004）利用wilson（1997）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宏观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我国上述情况类似，即名义的宏观经济变量对违约概率的解释能力更显着。
根据回归方程的t检验（5%的显着性水平），各宏观因素指标的实际值对综合指标的影响并不显着，所以剔除不列入表内。从表1中可以看出，综合经济指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名义值关系显着。且综合指标的一期滞后值对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均显着。从关于综合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也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贷款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和房地产价格的确是影响到我国银行体系违约概率的显着因素，而且综合指标明显受其一期滞后值的显着影响。
（二）宏观压力情境的设定及其结果
本文选择情境分析作为执行压力测试的方法。针对模型所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我们设定两个压力情境：一种是GDP增长突然放缓的情境；一种是CPI上升到较高的水平（5%以上）。对于各种压力情境下，反映压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幅度，可以通过以往的历史相似情境数据或历史经验直接进行人为的设定。而本文在对银行体系遇到极端情境进行构建之前，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对解释变量NGDP、CPI进行了2008～2010年的简单ARMA模型预测，作为我们构建的参考基准情境（baseline scenario）。
从表2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的银行体系的信贷风险明显增加，从模型预测估计出的贷款违约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大幅降低，贷款违约概率增大，但幅度较缓。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骤增，违约概率出现大幅度的激增。这充分说明在压力情境下，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系统信贷违约概率的冲击效应非常显着。从而判断，通货膨胀率的同等幅度波动对银行体系信贷违约率值的影响更大。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对比分析国外成熟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我国经济环境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本文借鉴了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Y，以指标Y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中在选择信贷风险的评估指标方面的做法，以逾期贷款率作为模型中反映银行体系信贷风险的指标。
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和名义流动贷款利率对银行体系贷款违约率影响是显着的。特别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指标，冲击力较强。在关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和通货膨胀率骤升的压力情境设定下，银行体系的贷款违约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尤其在关于通货膨胀率的压力情境下，贷款违约率的增长幅度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情境下的增幅。
本文研究结果对中国国情有着一定的解释力，让我们有信心支持这样的研究思路的继续开展。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银行体系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面临假设的宏观经济冲击时，化解风险的能力就显得不足。当然我们构建的这些极端情形发生的概率都是极小的，毕竟中国经济目前来看几年内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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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影响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金融的自由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金融创新走进了一个全方位、大规模、高速发展的时期,对每一个金融角落造成冲击,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全新的推动力,大大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但是,金融创新不仅使得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得到提高,也迫使金融系统的宏观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改变后的宏观经济环境不断冲击着金融稳定。经济一体化在放大国际间金融风险传导性的同时加快了经济结构失衡,导致金融脆弱性越来越大,加大了国家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维护本国价格稳定而实施宏观货币政策的难度,间接影响着金融稳定。影响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因素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放大了;二是经济结构失衡,加快了调整产业结构的频率,放慢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三是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的规模不协调,导致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不理想。这些宏观经济因素都对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基于宏观经济维护金融稳定的策略
1.不断丰富和创新金融产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结构首先,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时,我国的金融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很少,出现产品结构单一和同质化问题。所以,我们应加大研发新的金融产品的力度,尤其是资产类金融产品、风险防范类金融产品等,从而改变传统以银行信贷产品为主的中国金融产品结构。与此同时,虽然美国在过度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影响下爆发了次贷危机,但其本质原因是缺乏金融监管,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应结合市场实际合理制定发展计划,不断增加交易金融产品的品种,特别要针对中小企业开发更多融资产品,在自主创新中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具备强大生命力的、成长性良好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分散金融风险。其次,丰富的、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离不开多元金融市场的支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所发生的改变是根本性的,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和升级,并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慢慢成长为发展经济的原动力。国家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多样化、国际化发展要求投资融资机制也必须是市场化的、多样化的。换言之,我国金融市场必须具备多元化的层次结构,才能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时期的投资融资需求,才能促进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一是建立健全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不断拓展证券市场,鼓励跟既定条件相符的企业采取发行债券的手段来筹集资金,并加快建设中小企业融资凭条,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二是重视基础环境,进行合理布局,加快对区域性金融市场、机构的培育步伐,推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民营中小型企业快速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均衡发展。
2.基于宏观经济周期建立提前反应机制,强化风险预警商业银行跟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所以提高金融稳定水平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准确把握好宏观经济的走势。为此,银行应加强分析宏观经济,充分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与取向,把握好信贷投向行业的市场空间、发展前景等,并基于宏观经济周期建立提前反应机制,从而确定出能抵御通货膨胀的、获得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发展行业、区域,对信贷资金进行优化配置,有效防范并化解金融系统可能面临的风险。在经济周期调整中,我们应不断强化风险预警,尤其是行业风险预警,需密切关注行业政策、行业资产价格波动等的变动风险,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制定风险防范措施,从而确保行业企业能顺利度过经济期的调整。风险预警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任务,为确保风险预警能够稳定而完整地执行下去,应考虑建立连续的风险管理数据库。该风险管理数据库应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宏观经济数据,它包括经济发展、经济投资、经济消费、进出口贸易等数据,以及国家对金融、财政、贸易等的规定;第二,中观经济数据,它涵盖区域经济环境、区域经济发展等数据,以及行业发展情况、行业技术动态、行业产品结构等数据;第三,微观经济数据,它包含企业的财务指标、组织管理、产品价格信息、产品供求信息等数据。与此同时,要确保能及时更新风险管理数据库,动态跟踪、监测金融风险,确保能及时反馈风险预警信号。
3.完善宏观经济审慎监管手段,有效防范潜在金融风险虽然银行通过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有效阻止了中国银行业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但较资本安全性、有效性的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实现而言还存在不足,可采取以下策略来完善宏观经济审慎监管手段,有效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一是坚持完善调整银行稳健性的参数。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的实施的关键是正确判断一个国家的市场流动性和信贷规模。当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就是它在GDP中占据的比重,并没有把那些具备信贷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囊括进去,导致指标参数过于单一,覆盖面受到限制,很可能会造成金融监管主体误判宏观经济。为此,需不断拓宽统计范围,把具备信贷功能的民间的信托公司、融资机构、典当行等金融机构纳入统计信贷规模的范畴,并把金融系统在经济周期调整中的景气程度、不同机构的金融系统重要性等因素都纳入对市场流动性的判断中,不断提高调整银行稳健性的参数的可信度。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调节手段。针对金融系统具备的顺周期性特征,应建立健全动态杠杆率指标体系和调整差别准备金动态的措施,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动态流动性缓冲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动态拨备制度等审慎监管措施,把中央银行在市场公开业务中具备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并结合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实现分散、防范金融系统潜在风险的目的。三是在实施政策时要做到差异性与公平性并重。各国政府承受金融风险的能力并不相同,造成各个国家制定的调整金融稳定性的参量、逆周期资本缓冲标准等都存在一定的区别。对我国国内市场来说,为保证银行系统的稳定,银监会最近几年持续提高拨备的覆盖率,虽然使维护金融稳定而受到的信贷过度扩张的压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迫于宏观经济压力,银行业,尤其是中小型银行,它们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盈利压力,很可能造成它们的逆向选择,去开展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信贷业务、其他外表业务等。所以,在实施差别化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时要同时关注稳定性,避免金融系统受过度扩张的影响而产生潜在风险,防范在较大的盈利压力下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等,从而控制金融系统整体潜在风险的产生、积累,维护金融稳定。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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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显示了不良贷款率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低迷的CPI使美联储调低利率刺激需求，也使银行放松贷款审核，导致信贷快速扩张，信贷高增长会引起未来不良贷款大量积聚的风险。趋势反转时，美联储为抑制资产价格增长调高利率、收紧银根，企业资金链断裂，偿债能力出现困难，大量不良暴露。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前些年为促进复苏我国采取4万亿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会影响信贷质量。因此，分析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不良贷款的关系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关于宏观经济与不良贷款的关系，Gambera（2000）[1]and Fofack（2005）[2]分别研究美国和非洲银行，发现不良贷款主要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周忠明（2005）以江苏省379户企业为样本进行调查，得出约70%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有关。[3]李思慧（2007）[4]和李麟（2009）[5]分别采用主成分回归和VAR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指标呈强负相关。
对于货币政策与不良贷款的关系，Jimenez（2008）and Ioannidou（2009）分别研究西班牙与玻利维亚银行的“风险效应”，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带来更高的信贷风险。于一（2011）采用1999-2009年50家银行数据考察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风险，风险的动态性将其延续到货币政策紧缩阶段。[6]
由此可知，大多文章忽略了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实际上，不良贷款率在随
经济波动而变化的同时，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信贷质量，本文将同时考虑两者的作用。
三、机理分析
经济增长会对不良贷款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不良贷款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波动。随着经济增长，企业盈利能力提高，有足够多资金偿还贷款，可降低信贷风险，即宏观经济状况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另一方面，国家往往会采用宏观调控来熨平经济波动，央行会收紧流动性，这将增大银行风险暴露，不良率上升。
货币政策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具体可分析如下：当经济低迷时，央行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时银行放松贷款准入条件，扩大信贷规模，使得一些盈利能力较差的项目也获得贷款，企业财务状况变好，拥有足够多的资金用于还贷，使得当期不良贷款率下降。但实际上信贷高增长会降低贷款质量，引起未来银行不良贷款大量积聚的风险。等到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央行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货紧缩的出现使得大量不良贷款开始逐渐暴露。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会对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两种效应究竟哪一种效应占主导，需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加以研究。
四、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实际GDP增长率（GDPR）反映经济景气程度，采用M2增长率（M2R）、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BIR）和存款准备金率（RE）作为货币政策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不良贷款率（NPLR）。采用2004年Q1至2012年Q4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样本对象为我国商业银行。为使结果更准确，本文采用施华强（2005）的方法[7]将银监会网上的不良率数据加以变换，计算剔除剥离的不良率，即NPLR。
2.实证研究过程
首先采用ADF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都是I（1）序列。其次进行Johnso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NPLR，GDPR，M2R，BIR，R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本文选用VAR模型来具体分析各宏观经济变量对不良贷款的影响，滞后阶数由LR、FPE、AIC、SC和HQ值确定为2。由脉冲响应函数可知GDPR对NPLR的冲击为负，这表明宏观经济形势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M2R对NPLR的冲击为负，BIR和RE对NPLR的冲击为正，这表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当经济形势良好时，虽然货币当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抵消一部分不良贷款率的下降，但总体而言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还是下降的。根据方差分解，可得出NPLR受其自身影响最大，其次为GDPR和M2R，而受BIR、RE的影响较小。这也说明货币政策只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抵消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且BIR和RE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较小，与脉冲响应结论相一致。
五、结论及建议
1.结论
（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这表明虽然货币政策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增长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较小。M2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故扩张性货币政策会降低不良贷款率。
（2）在货币政策工具中，M2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最大，而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较小，这与我国实际情况相一致。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而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较为猛烈，故我国常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
2.政策建议
（1）由于货币政策会影响信贷质量，所以央行要对其风险效应做出前瞻性和系统性把握。在衰退时，当期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较快带来经济企稳回升的效果，但这一过程积累的风险会在随后几期释放，为随后经济复苏中的风险埋下隐患。
（2）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在贷款增长较快时期投放出去的，因此为保证银行稳健运行，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央行有必要抑制信贷过快投放。
参考文献：
[1]Gambera M. Simple Forecasts of Bank Loan Quality in the Business Cycle [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2000.
[2]Fofack， Non-performing loans in sub-Saharan Africa：Causal Analysi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2005.
[3]周忠明.不良贷款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银行业监管，2005，6：45-46.
[4]李思慧，颜向农.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因素相关性实证分析[J].时代金融，2007，5：45-46.
[5]李麟，索彦峰.经济波动、不良贷款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J].国际金融研究，2009，6：55-63.
[6]于一，何维达.货币政策、信贷质量与银行风险偏好的实证检验[J].国际金融研究，2011，
12：59-68.
篇10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外部流动资金需求 流动性需求
从宏观的经济理论中铁中可以得知，在经济呈下降趋势时，应使用扩货币的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应采取紧缩性政策。在企业受到负向冲击时，收益缩水，净资产价值开始逐渐减少，资产的负债表和融资条件逐渐恶化，外部融资的支出成本较高，是很多企业在进行融资时受到很大的阻碍。这就严重影响和了企业投资的经济决策，会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在负向流动性冲击的情况下，将会使企业投资萎缩的幅度较大，从而造成产出量下降。要有效地解决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定性，利用不同途径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就要获取企业资金实际需求的具体用途数据，进行更为准确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中外部需求的影响
（一）营销收入方面资本存量调整
资本边际商品地营销收入和自本人存量的比例函数。在对企业的营销加速器的理论预测中，营销所获得的收入，或产生的波动，将会影响到企业资本的支出。但是很多情况下也会产生滞后的现象，企业的投资取决于将来的营销收入，而在将来的营销获取的收入，取决于现今和以往的营销收入。调整成本和滞后的阶段的而存在致使很多企业不满意，从而不能完全和迅速地按照营销的状况，进行资本存量的调整。
（二）对企业外部需求的影响
较高的不确定性，将会降低企业投资对外部一些需求冲击的应对能力。不确定性会提升实际期权的价值，这就使得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为谨慎。在不确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生产制造业，企业不做任何决策时最有价值的。所以，这时即使增加外部需求资金，企业依旧降低了资金成本的支出，减少了新项目的经营。同时，较高的不确定性之下，外部需求相应地减少，对企业的影响力也相对减少，但是外部需求这种不确定性的逐渐增大，会降低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从而有效地制约了企业的投资活动。
二、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中流动资金需求的影响
（一）企业流动资金
企业的外部流动资金的需求，包含了满足流动性需求中的长期贷款、短期贷款、短期的债权和配股资金等刚面。通常企业的外部流动性的资金数量，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规模。企业将来流动性的不确定性越高，则会增加了企业将来的融资的风险，从而大大延长了企业获得资金使用权的时间，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企业将来流动性较为短缺的风险，减少了企业在等候时期的期权价值，从而加快了企业执行期权。关于流动性较低的企业，在等待方面的风险较大，对于流动性较高的企业，较高的流动性不但能降低企业当下投资的局限性，同时还降低了企业等待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二）企业流动性和企业投资的关系
企业流动性和企业投资的关系相对而言是非单调的，如果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流动性，并且流动性能在长期进行分摊，这样企业在将来的在融资方面就能够顺利地进行，有效地减少了融资时所耗费的时间。这样就较高的流动性，能减少制约企业投资的因素，是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能对更多的项目进行投资，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如果企业流动性持有数量角度，那么企业随着流动性头寸的增多，反而会使企业的投资的机率大大增加。
（三）流动性与宏观经济风险
在企业利用融资渠道获得更多的投资的资金过程中，融资的决策会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流动性也会受到宏观经济风险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促进了企业，利用调整流动资金泳衣最小化流动性来管理预期资金成本。同样，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能为企业的经营者正确地估算将来流动性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的经营者对于预期流动性需求的鉴别，要依靠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那么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变化将会影响企业的流动性资产份额的变化。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越高，对管理者而言，企业的项目经营风险就越大，这就需要企业的经营者，要子投资时更加地谨慎。利用短期贷款或者企业融资的方式，来补充流动性，从而提高财务账目上的稳定性，以此来维持投资资金支出的稳定性。
三、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中长期资金需求的影响
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包含了长期的贷款，长期的债券、和配股等。在对投资机遇的人事方面，企业和内在的投资人员之间的信息，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这就致使外部的融资市场中，出现成本过高的现象，这样会使企业的偷走的机遇成本加大[3]。较高债务能促进促进企业进行预期正现值的投资项目，这同时还能促进公司进行较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因此，企业长期的资金需求量越多，投资的故意莫就有可能加大，对于新增加的债务企业，较长一段时间的资金需求，偿还责任会较少企业的经营的资金支配的权利，这就有效地制约了企业过度的投资行为。
在对于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大，而且通过对企业投资过程中对外部需求、流动性资金需求、长期资金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不去定程的较高或较低的情况下，对企业投资有促进和制约的作用。本文对宏观经济中不确定性，对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的投资项目，进行的分析和探讨，望能促进我国经济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陆庆春，朱晓筱.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时期随机效应的实证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