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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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劳动力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只有在拥有充足劳动力的前提下才可以更好的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资源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本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帮助本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制定相关的政策，运用劳动力资源，从而，使得劳动力资源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所以，将它们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比较分析，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清楚、明白的了解实际情况。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意义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也就意味着我国将会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联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以下国家：中亚五国、俄罗斯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这会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了更好的促进两国之间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对两个国家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可以为今后两个国家的合作提供基础和前提，方便两国之间增进彼此的了解，能够更加充分合理的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和进行合理的贸易往来，加强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劳动力流通，从而，提高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二、中国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状。中国劳动力市场指的是中国的劳工供求市场，其也可以被叫做劳动市场、职业市场、人力市场、就业市场。首先，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所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本现状之一。我国人口总量在世界人口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我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来源于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每年有大批大学应届毕业生加入到人才市场当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我国农村每年有大批劳动力涌入城镇寻找工作岗位，因此，这又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注入了巨大的资源。其次，我国劳动力价格非常廉价。由于，我国拥有富足的劳动力资源，所以，我国的劳动力在市场中使用的价值非常廉价。再次，由于我国国民受文化教育的程度非常低，而且，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我国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我国教育发展的缺陷，导致我国很多年轻人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所以，很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非常低，严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这样就导致我国的劳动力的素质普遍较低，这样就严重制约着我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最后，我国劳动力受不到专业的技能培训，所以，技能水平非常的低，这样极不利于他们的就业。
第二，中亚五国劳动力发展现状。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并且，劳动力素质也很低下，很多青年劳动力资源享受不到应有的教育，因此，他们的劳动力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但是受到了中亚五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不是很乐观。中亚五国工业的发展程度不高，还是处于以农业为主发展的阶段，所以，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很高，就业情况还是有待改善。
三、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劳动力参与情况的比较。中国在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程度要比中亚五国更高，所以，在中国男女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劳动当中去，然而，中亚五国的观念没有中国开放，很多女人没有资格进行就业，所以，在中国劳动力的参与度要比中亚五国高。
第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就业情况的比较。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比中亚五国劳动力资源总量要多。中国工业发展比较快，在国家三大产业中工业具有很大的份额，而且，农业和第三产业也具有较大的发展，因此，中国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但是，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比较不均衡，除此之外，总量过于大，所以，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中国的就业情况非常不乐观。就中亚五国而言，他们农业发展较快还有以资源、能源为基础的相关产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也需要较大的劳动力，其总量也相对来说没有中国大，因此，其就业情况要比中国好。
第三，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失业情况的比较。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所以，在我国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在每个岗位的竞争压力也有所提高，优胜略汰较为明显，一些能力较差的员工就会面临淘汰的风险。然而，中亚五国的产业结构没有明显的调整，以及其工业发展的程度没有中国高，所以其失业率比中国要低。
第四，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比较。中国教育改革开展的比中亚五国早，中国的教育实力比中亚五国强，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要比中亚五国的劳动力文化程度高。
第五，中国与中亚五国劳动力工资和人工成本的比较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层次不同，中国要比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程度高，所以，对劳动力的要求也较高，中国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各方面的能力都要比中亚五国的强，导致中国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和工资要比中亚五国的高。
四、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与劣势。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价格较低。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劣势是：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低，科技创新能力差，素质相对来说较低。
其次，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机遇。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劳动力需求都非常大，以及世界各国之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加快，为世界各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最后，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需要应对的挑战。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劳动力要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
五、加快中国和中亚国家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措施
第一，抓住良机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国家要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进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的流通，加强对劳动力就业能力的培训，建立平等就业的机制，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就业平台。
第二，以高科技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基本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程度，从而，增强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
六、结语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劳动力市场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制定相关就业政策，合理安排人员就业，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相洁.我国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J].智富时代.2015（05）.
篇2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越来越热，劳动力成本上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那么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否真的上升，以及劳动力上升是否影响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比较优势的下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比较优势的影响分析。
【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
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加强，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人口大国，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自然应出口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交流与贸易过程中，我们国家在劳动力上，一直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认为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因此劳动生产率就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贸易可以使贸易国双方都获利进而提高两个国家的福利水平，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所存在的比较优势，是否影响到中国在国际间分工的格局，下面就此分析：
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部分归因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使用较少的劳动就能生产出一单位产品，其价格也就越便宜，在市场上竞争时就会具有比较优势就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能盈利，这个企业才能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比较优势仅取决于部门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而与名义生产成本—工资水平无任何关系，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一国的工资水平，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分析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时应该剔除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单独分析，再将我们国家的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得出了这样的数据，例如：2008年我们国家的工资水平是美国的11.4%，若不剔除劳动生产率对工资水平上升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劳动成本是美国的12.8%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劳动工资水平，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近年来虽然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在上升，但主要是体制转型和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造成的工资水平的上升，在剔除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之后，我们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明显下降。
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没有影响到我国的比较优势地位
制造业是最能反映我们国家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但是据统计，我们国家制造业工资的水平远远低于我国整体工资的上升幅度，国内外有很多学者认为在与工资上升较快的熟练工人工资相比时，我们国家在非熟练劳动工人工资这方面的工资还远远小于那些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所以说在非熟练劳动工人工资这方面还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而在与国际进行比较时我们国家一直是在非熟练工人上由于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上处于比较优势，所以现在虽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上升，但在国际水平上还是处于比较优势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主要是集中在国有单位职工和技术劳动力阶层，我们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的集中反映—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升确实有限的，所以国际间主要使用劳动力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与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廉价的，所以在国际间这种比较优势没有下降。
三、从供求角度分析
我们国家是人口大国，劳动力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劳动力价格一直比较廉价，虽然现在据有些学者反映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不在是供过于求的状态。但其实据资料显示，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完全吸纳，由于劳动力产业结构，区域，技术等原因可能部分地区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但中国整体还存在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社会的进步还会有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现象，但由于区域，技术等原因还会造成劳动力供不应求，由于根据供需原理，就会出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但上升之后的劳动力水平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时候，总体劳动力工资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竞争水平，因此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中国还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是美国的4%，与1975年的韩国相似甚至比非洲还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粗略比较，我国职工人均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人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说明我们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相对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一直影响着全球的决策投资，但最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这一因素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最早受到学界乃至社会关注的著名的耐克事件，有很多国家的基地工厂都转移到国外一些市场，这对中国市场来说是一个竞争力性的条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还有自己的竞争优势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工人的虽然名义工资比他们的高，但我们国家公认的劳动生产率比越南，印度的哪些国家的劳动生产了水平高得多，所以单位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更多，所以综合来说，我们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仍然是具有比较优势的。
就目前而言，中国制造业还未失去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并未与发达经济体拉开太大的差距。因此，中国更低的工人工资直接可转换为明显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虽然也有不少国家的工资水平已明显低于中国，但受限于这些国家偏弱的基础设施、国内市场、产业集群等制约因素，制造业还无法大规模向他们转移。因为如果工资水平是制造业设厂的唯一考虑因素，那厂房早就应该搬到那些国家了。毕竟，中国工人的工资早就与这些国家拉开了差距。因此，从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格局来看，中国仍然保有劳动力成本低这一优势。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但在国际间贸易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在国际间丧失比较优势，因此不能片面的看待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中国在国际间的竞争力还会受其它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还是很有实力的。
参考文献：
[1]李坤望.第二版《国际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
[2]刘厚俊，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
[3]蔡昉.中国劳动力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
篇3
关键词:最低工资;劳动力异质性;就业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1-0023-03
最低工资是当今世界各国应用最为广泛的经济政策之一,各国基于国情与历史背景的不同,在最低工资的制定上有所差异,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及适用范围亦有所不同。最低工资的影响是通过最低工资水平对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并扩展延伸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最低工资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影响的研究一般都是假设劳动力是同质的,即不存在技能的差异。李定(2007)等学者注意到最低工资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效应不同,得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会大量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结论。在现实中,劳动力之间是不同质的,存在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而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是异常复杂的。因此,分析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必须要以劳动力不同质为前提进行分析。
一、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现状
2004年3月1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修订并颁布实施了《最低工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各地都依据《规定》制定或调整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值是判断最低工资标准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用来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目前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其最低工资标准大多为平均工资的40%~60%。表1显示了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例是明显偏低的,而且中国与菲律宾、泰国等这些最低工资制度运行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
尽管近年来,中国最低工资制度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基于我国各省原有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数普遍过低的客观事实,要求我们在关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既要看调整的频率,还要看调整的幅度;既要看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还要看其他工资标准的调整。尽管最近几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较快,调整的幅度也较大,可是由于原有基数过低,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上,不仅落后于当地的工资增长幅度,更落后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速度。
二、劳动力异质性分析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源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劳务的有用性。而劳务又依赖于不同类型和水平的劳动力技能。许多行业可能对某些技能的人员需求较少而对其他一些类型的技能的劳动力需求较多。一个劳动力可能具有许多技能,其中一些是对某个行业或公司所特需的技能,而另一些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技能。不同的行业只对具有本行业相关技能的劳动力有需求,所以劳动力的技能也就决定了他们是否被雇佣以及他们的工资为多少。由于不同的行业需要不同类型的技能,所以劳动力市场对拥有技能的劳动力的约束条件为他们的技能是否只能从事某个特定的行业。进而,由于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所以就业是由所有不同行业劳动技能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因此,劳动力技能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曲线相似。对劳动技能的需求是所有行业需求的总量。当技能的收入增加时,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以前已经工作的劳动力可能会工作更长的时间。技能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劳动力市场技能提供数量的增加,从而导致对其需求减少。需求和供给的交点决定了单位技能的价格。
单位技能的价格可能由于一种特殊的技能而提高,以致所有具有这种技能的劳动力得到更高的报酬。许多工作要求的技能非常难获得,所以这些职位的劳动力工资就会非常高。这些技能的获得可能需要通过正式的教育,有些可能需要个人的天赋。这些具有高技能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一开始就拥有较高的工资。那些对技能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支付的工资也较低。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对低薪劳动力的影响较高薪职位的劳动力影响更大。
对于所有职业而言,正式的教育可能增加起始的技能水平。此外,职业培训也会提高技能。由于工资的差别会影响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因而不同工作类型可能使人们在任何时间点上拥有不同水平的相对技能。
劳动力技能的供给依赖于劳动力的数目和每个劳动力的技能。当每单位技能的价格是被技能的总供给决定时,一个特定劳动力的工资依赖于市场决定的每单位技能的价格和个人的技能水平。图1表示了在一个特定行业中劳动力技能数目的分布假设。
而劳动力的技能分布之所以为图1中两边平缓,中间向上凸的图形,则是因为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导致完成初高中教育的人数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而提前辍学的低素质劳动者,以及继续深造,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学历人才在总人口中都占少数,技能分布就呈现出图1中图形的特点。
假定单位技能的价格由劳动力技能的市场供求决定,同时假定劳动力的技能分布构成整个雇佣技能,那么劳动力的工资分布就被决定了。工资分布的形状和技能分布的形状相同,拥有比其他劳动力两倍技能的劳动力也就拥有两倍的工资(工资的分布如图2所示)。如果图1中的技能分布保持不变,当技能价格提高一个单位,工资分布成比例会向右移,会使较高技能劳动力比较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加的更多。不同类型技能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了每种技能的工资分布,这与图2显示的分布相似。不同职业间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取决于对这种职业所需技能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也决定于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水平。
经济体中的单个行业构成技能需求的一部分,如果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可以在行业间自由流动,那么各个行业间每单位技能的价格将会相等。最低工资是在一个最低工资覆盖的行业中对受雇劳动力支付工资的约束,即在行业工资分布低端的受雇劳动力上强加了一个约束。而最低工资没有覆盖的部门却没有去约束雇佣这些劳动力。如果最低工资覆盖到了所有的行业,最低工资的约束会施加到所有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身上,且无论他们是在哪里被雇佣。
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如图2中工资分布相关的最低工资的水平,同时图1中的技能水平又构成整个供给。而且,如果最低工资不是覆盖到所有的行业,工资分布低端的劳动力只有在最低工资覆盖的部门才受到最低工资的限制。
三、最低工资的部分覆盖模型分析
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不好,所以中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在确定最低工资的影响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缺失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下,最低工资覆盖和未覆盖行业会潜在地雇佣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力。而且,不同行业相同技能的劳动力会得到相同的工资。如果不是这样,行业总会去雇佣那些技能水平相同工资却比其他人少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也会跨行业就业。图3描绘了最低工资实施后在覆盖和未覆盖行业中一个特定技能类型劳动力的工资分布。
实施一个最低工资后,在最低工资覆盖部门意味着以前工资少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将不再在工资低于的水平被雇佣,但这些劳动力能在最低工资没有覆盖的部门被雇佣。覆盖部门这些劳动力的流失意味着覆盖部门的雇主有激励去用工资高于的劳动力来取代这些失去的技能。工资少于的低技能劳动力将会从最低工资覆盖部门向未覆盖部门转移,他们也因为高技能劳动力从未覆盖部门流入覆盖部门而被取代。这个结果在图3中用虚线表示。未覆盖部门现在用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雇佣所有低技能劳动力和用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来雇佣更少的高技能劳动力。相似的,现在覆盖部门不再用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去雇佣任何劳动力且雇佣更多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的劳动力。这些转变的发生不会对任何劳动力的工资造成改变,无论其技能是高或低,因为雇主按技能市场价格雇佣足够的技能劳动力来满足技能数量需求的能力并没有变。每个行业能够按照最低工资之前的技能价格来满足对技能数量的需求。最低工资没有改变劳动力的工资也没有产生失业。
如果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没有成本的,那么没有人会从最低工资中获益或受损。另一方面,如果转换工作是有成本的,那么它将成为整个经济体的净成本,而对劳动力没有福利。由于劳动力在技能方面的差异,且因覆盖行业和未覆盖行业的需求,许多劳动力会得到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在覆盖部门高工资高技能的劳动力取代了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力,从而对两种部门的劳动力就业和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小结
当最低工资制度不是完全覆盖整个经济时,假设可以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进行人为细分,同时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流动的成本又不高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造成收益或损害的影响非常小。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不好,所以我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根据理论分析结果,可以推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会导致未覆盖部门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增多,而覆盖部门的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比例增多,总的就业效应方向并不明确。
参考文献:
[1]韩兆洲,等.最低工资与社会保障[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杰拉尔德・斯塔尔.最低工资――实践与问题的国际述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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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定.关于最低工资法的经济学反思[J].经济问题,2007,(3).
[5]郭熙保,黄灿.刘易斯模型、劳动力异质性与我国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J].河南社会科学,2010,(2).
[6]Ronald J.Krumm.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Regional Labor Markets[M].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81.
[7]David Neumark and William L.Wascher.Minimum wages[M].MIT Press,2008.
The Study of Labor Heterogeneity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Level in China
Ma Xiaobo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篇4
【关键词】健康体检；医疗保健调查；疾病；检出率
我院体检中心自2005年12月～2007年12月，对梧州市部分单位（行政事业、金融、电信、专业设计等）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中青年干部职工进行了健康体检，现将结果进行分析，旨在为疾病的早期预防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健康体检资料1579份，受检人员来自梧州市部分行政事业、金融、电信、专业设计等非体力劳动的中青年干部职工，年龄20～59岁，平均39岁，其中男1090例(69.03％)，女489例（30.97％）。主要体检项目包括：一般体格检查、心电图、腹部B超、肝功能、空腹血糖、血脂、血黏、肾功能、乙型肝炎病毒定性、胸部透视（部分增加胸部及颈椎X光片，经颅多普勒），女性增加妇科检查及红外线乳腺扫描（有部分人采用超声多普勒）等。每份体检资料均由我院体检中心主治以上医师进行病历分析及诊断。
1.2诊断标准①糖尿病和空腹血糖受损的诊断依据按照WHO（1997）糖尿病及空腹血糖受损标准［1］；②高血压诊断标准参照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或国际高血压联盟(WHO-ISH)高血压治疗指南中制定的18岁以上者高血压诊断标准和分级［2］；③高血脂、高血黏等生化标准参照卫生部医政司的《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3］(2006)，第3版的标准；④超声多普勒检查诊断结果依据周永昌，郭万学主编的《超声诊断学》［4］第3版提出的标准。
1.3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2结果
2.1一般情况比较受检1579例，体检结果正常180例(11.40%)，有一项以上症状、体征或辅助检查异常者1399例，检出率为88.60％，男性异常检出率为77.89％（849/1090），高于女性的22.09％（108/489），χ2=440.3，P<0.01。
2.2疾病病种的统计共发现26种疾病，前10位高发疾病的检出率见表1。
表11579名中青年非体力劳动者前10位疾病检出率（略）
2.3不同年龄组患病情况比较心肌缺血30～39岁与40～49岁年龄组，胆囊疾病40～49岁与50～59岁年龄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其余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或P<0.01)，见表2。
表21579名非体力劳动者不同年龄组患病情况比较（略）
2.4性别特有疾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患病57例，占体检人数5.23％，多发于50岁以上；女性乳腺增生患病135例，检出率为27.61％，宫颈炎患病96例，检出率为19.63％，子宫肌瘤患病53例，检出率为10.84％，附件肿块患病25例，检出率为5.11％，四种疾病均多发于30～49岁年龄组。而阴道炎患病22例，检出率为4.50％，却多发于20～29岁年龄组（占17例），乳腺增生、宫颈炎患病率在20～29年龄组亦占有一定的比例，患病人数分别为14和18人次。
2.5其他疾病检出率血糖受损92例(5.83%)，乙肝病毒携带者91例（5.76％），肝功能异常87例（5.51％），乙型肝炎46例（2.91％），肝硬化13例（0.82％），肺炎12例（0.76％），重度肾积水7例(0.44%)，心肌缺血5例(0.32%)，肺结核3例(0.19%)，恶性肿瘤2例(0.13%)。血糖偏高受检者中，已知糖尿病28例，最多1人同时患有5种疾病。
3讨论
3.1代谢性疾病检出率较高脂肪肝、高血脂、高血黏、糖尿病、高尿酸血症等被认为是“都市现代病”。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脂血症呈逐年上升趋势，而高血脂症本身是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在我国，每年约有26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5］。由于工作脑力化、办公自动化、交通现代化、营养失衡化等多种因素引起营养过剩、运动减少。加之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和周围环境污染，代谢脂肪酶和受体等基因表达水平下降或者是脂肪合成系统功能增加，导致脂肪在血液水平中增加。本组调查结果显示：脂肪肝现患率为25.59%，高血压现患率为9.94%，远高于文献报道［6］。且各年龄组现患率差异有显著性，30～49岁年龄组脂肪肝患病率高于余联芳的报道［7］。脂肪肝的发病机制与嗜酒、肥胖和高血脂有关［8］。分析原因可能与本地区多数年轻人有烟酒嗜好，高脂肪、高热量、高胆固醇进食比重大，加之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长时间坐位工作，很少锻炼，导致酒、动物脂肪摄入过高有关；与这一群体的特殊工作特点、生活方式有关。调查结果同时显示，30～49岁年龄组脂肪肝、高血脂均高于其他年龄组，是否由此认为代谢性疾病的发病趋于年轻化有待商议，其升高原因需要继续探究。
3.2心脑血管疾病高危因素高血压和心肌缺血位居前10位之内，且随着年龄增加，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检出率逐渐升高，高脂血症是高血压及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应加大对心脑血管等疾病相关知识的普及及宣传力度，尽早对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提高他们身体的健康水平。有研究表明［9］，高血压病、高血脂、高血黏、心肌缺血、糖尿病等许多慢性非传染性发病率的增长，与精神心理因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精神长期高度紧张和过度疲劳；吸烟和大量饮酒；高脂肪、高热量、高盐、高糖、高胆固醇而少维生素、纤维素的饮食习惯；肥胖且不从事运动；忧虑、恐惧、烦恼、暴怒等不良的心理情绪，是导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黏、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而这些疾病又往往成为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促发因素，因此适当的健康教育是预防保健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
3.3性别相关疾病和性别特有疾病检出率较高本组结果显示，男性疾病检出率（77.89％）高于女性（22.09％），其原因可能因为体检对象男性居多，与男性的个体行为和生活方式（如吸烟、喝酒、高脂肪、高热量、高胆固醇进食等不良饮食习惯等）与女性差异较大有关，加之男性比女性社会竞争压力更大，工作紧张，长时间坐位工作，很少锻炼，致使机体代谢受到影响，导致体重增加甚至肥胖、血脂、血压增高。若肝脏受累，脂肪在肝脏蓄积，则导致脂肪肝［10］，诱发胆结石疾病。在临床上，由于以上疾病早期缺乏自觉症状，无特异体征，常被忽视或漏诊，成为健康隐患。所以，体检中注意全面检查，重视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与预防显得非常重要。女性乳腺增生、宫颈炎检出率较高，分别达到27.61％和19.63％，其原因可能与现代女性精神压力大、不良生活方式、饮食中雌激素污染致内分泌失调，身体抵抗力降低等有关，也是今后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3.4预防措施针对体检结果，我们在体检后派出专家到各单位进行了针对性的健康宣教与健康指导，对于个体健康状况给予评估，提出建议，有问题定期复查，让每位体检人员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建议他们认真做好以下几点：①建立科学的饮食结构，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开展戒烟、不饮烈性酒，提倡低脂、低胆固醇、低盐、低糖、低热量饮食，合理摄取热量，保证营养平衡；根据自身体重及活动量估计自己的进食热量，控制肥胖。②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乐观向上，积极应对生活和工作压力。③定期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女性应当定期进行妇科检查，体检是关注健康的最好方式。定期体检可以了解机体各项指标发生的变化，早期发现健康隐患，使医务人员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其不良行为，合理用药，控制症状，延缓病情发展，防治病情恶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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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灏珠，丁训杰，廖覆坦，等.实用内科学［M］.10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877-885.
篇5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 经济增长 述评
一、引言
估计和评价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是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多数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全社会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效应是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增长又可增加就业进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本文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行述评，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推导并测算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张保法（1997）把结构变动因素纳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将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分解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部分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在各行业所占比例的不同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是各行业的产出占总产出比例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二、三部分分别从要素投人和产出的角度，说明了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胡永泰（1998）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GDP增长分解为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然后再将TFP的增长又分为劳动再配置效应和净TFP增长，依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得出：劳动力再配置提高了GDP增长率，使之在1979-1993年增长了0.9%-1.3%，占TFP增长的37%-54%。蔡和王德文（1999）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做出了较全面的解析，它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未被解释部分，未被解释部分又分解为劳动力配置效应和技术进步，通过测算得到：1982-1997年，中国经济8.01%的平均增长率中劳动力配置效应达1.62%，贡献份额为20.23%。潘文卿（1999）首先将总产出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它们两者的乘积，然后再将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为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减去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得出。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得出：总体来看，1979-1997年，中国GDP年均递增9.8%，总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7%，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1.6%，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23.4%、15.9%。潘文卿（2001）利用同一测算方法得出：1979-1999年，在9.59%的GDP增长率中，总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68%，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1.69%，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19.92%、13.89%。徐现祥和舒元（2001）在总结劳动结构效应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将潘文卿（1999）二部门测算法推广为N部门劳动结构效应测算法，并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分别测算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农业非农业产业间和广东非广东省间流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1979-1998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7.8%，在农业非农业产业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1.4%，在广东省和非广东省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5%。
考虑到劳动结构效应的时间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还有学者分时间和区域测算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李勋来和李国平（2005）借鉴Chenery（1996）计算方法，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发现：1978-2003年，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1.9%，对总量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9%；从时间维度看，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2.1%）大于90年代劳动力转移效应（1.4%），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有递减的趋势；从空间维度看，劳动力转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为2.2%，中部地区为1.7%，西部地区为1.5%，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张广婷等（2010）利用1997-2008年全国29个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发现，1997-2008 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6.33%和1.72%；分地区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
也有学者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徐现祥和舒元（2001）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劳动结构调整模型，证明在劳动结构调整过程中，边际劳动结构效应递减，总劳动结构效应呈倒“U”型；计量分析支持该结论，且发现：劳动结构效应的大小因劳动结构划分而异，我国产业间的劳动结构效应还未达到最大值，总劳动结构效应在经济增长中也呈倒“U”型变动。胡兵（2005）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引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由此建立带有就业结构变量的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使用1980-2003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
而关于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很少，程名望和史清华（2007）使用我国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岭回归方法发现：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总体经济增长每增加1%，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0.2654%。同时发现，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和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三、总结性评论及启示
总之，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学者们在理论推导、效应测算和计量分析上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于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也有学者给予了经验上的支持。但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双向互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似乎还无人关注，这是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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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现祥，舒元.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结构效应[J].世界经济，2001，（05）.
篇6
【关键词】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
一、引言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在数量上呈现递增趋势，而且转移劳动力大多是具有男性化、年轻化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2009年，中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36万人。其中，男性占65.1%，16-40岁占到83.9%，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88.3%。［1］劳动力的这种选择性转移［2］使得农业从业人员体现出女性化、老龄化和较低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在一定时期内必然会对农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2009年末，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为8749.6亿瓦，比2008年增加了3.17%；全国化肥有效施用量为5404.4万吨，比上年增加了3.16%。［3］这一组数据表明，在农村劳动力进行有选择的、持续的转移的情况下，农业技术进步仍然在稳步推进中。
舒尔茨曾提到,传统农业的落后并不是因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是缺乏技术进步（1976）。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已有学者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苏静，2011; 杜江，2010 ; 李谷成,2009; 李勋来，2005），然而，中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差别极大 （刘海英，2004; 杨俊和李雪松,2007）。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处于边际积累率递减阶段，人力资本“均化”程度与农业技术进步推进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本飞，2011）；韩宏华（2001）认为，可以通过鼓励农民采用新技术、提高农民素质等措施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彭卓（2002）认为农业技术进步的推进关键在于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
目前尚没有学者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尝试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出发，尝试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的背景下，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实现？第二，农业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的质量改变是否相关？若二者之间互补，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推进？第三，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在解决农业当前困境中起到显著性的作用。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论描述
农业技术进步是指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对落后技术的替代。而在传统意义上，技术进步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的农业技术进步是把除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能导致农产品产出增加或减少的要素都囊括其中。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包括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狭义的技术进步，又叫“硬技术进步”。它主要包括良种的选育、化肥的施用等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进步，此外还包括农用机械、动力及农田基本设施等生产条件的改进与完善。本文所讨论的技术进步为狭义上的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就是要逐步完成由传统农业生产函数向现代农业生产函数的转变的过程，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将导致农业投入要素比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选择性转移带来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快速积累的物质资本在推动农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此外，物质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求其快速提升以满足整体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也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显著提升。
具体而言，劳动力选择性结构下的农业技术进步的实现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非农部门的工资率和平均人力资本都高于农业部门，非农就业部门对从业者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和其他农村劳动力相比，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获得在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也更多。留在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和更为稳定的收入吸引着更多较优农村劳动力的加入。因此，和非选择性转移相比，选择性转移能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率。
第二，加速农业物质资本的积累。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此时，农业生产必然产生对能够替代劳动的物质资本要素的使用倾向。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物质资本使用的有利性也激发了农民对使用该类要素的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首先，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农业生产剩余会因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而提高，而人均农业剩余是形成农业资本的来源之一。其次，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导致的非农就业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这为加速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再次，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非农产业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为工业反哺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物质资本的需求增加和供给改善，必然带来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率的实际增长，农业生产函数也必然因此实现向资本使用偏向型转变。
第三，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直接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同时是技能偏态型技术，那么这种转移必然会形成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瓶颈，进而对农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但是，选择性转移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和投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非农部门对劳动者设置的准入标准，使农村劳动力认识到：通过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获得更高水平的收入。而这种高收入最先出现在非农部门，在劳动力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实现人力资本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认识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好处之后，他们将会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更加重视对对下一代的培养。
从短期来看，选择性转移并不能为农业部门带来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因为，当选择性转移导致的人力资本减少量大于其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量时，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就会降低，人力资本存量就会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选择性转移为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随着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农村劳动力将更加重视自身素质的提升，这将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率在未来得到普遍提高；其次，选择性转移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加，这为农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最后，随着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农业部门将逐渐出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也将得到广泛的运用，农业生产部门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回报率的部门，这对具备一定技能的优质劳动力也有着明显的吸引力。
三、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1、变量、数据和分析方法
假设：①中国的农业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②仅分析传统农业部门；③农业部门的投入为劳动力、资本、技术；④技术因素中只包括机械和化肥；⑤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等同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
本文将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作为解释变量，把农用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等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指标作为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本部分将选择对数模型对中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分析。
计量模型结构为：LnT=α0+α1LnL+ε（1）
LnF=β0+β1LnL+μ（2）
L：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
T：农用机械总动力；
F：农业化肥施用量；
计量分析所需数据采用中国198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L）可以通过计算得出, 计算中所需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农用机械总动力（T）、农业化肥施用量（F）摘自《2010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2、平稳性分析
通过lnT、lnF、lnL等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通过检验发现LnT、LnF、LnL都是平稳数列。检验结果如下：
通过单位根检验知道LnT、LnF、LnL都是平稳数列，为了检验LnT和LnL,LnF和LnL之间是否存在平稳性，现对变量间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先对LnT与LnL进行协整检验：
由上表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迹统计量22.1148大于临界值15.4947且概率很小为0.0043，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LnT与LnL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迹统计量0.1394小于临界值3.8415且概率为0.7089，则接受原假设，认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最大特征值检验与迹检验结果一致。
同理,LnF、LnL之间肯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在5%显著性水平上，LnT与LnL之间、LnF与LnL之间均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3、模型回归
运用最小二乘法，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LnT=0.97+0.99LnL①
R2=0.55 R2=0.53
LnF=-0.38+0.87LnL②
R2=0.60 R2=0.58
上述模型拟合程度良好。之所以和理论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是由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这一社会现象由改革开放所引致的，所以数据收集只能从1980年做起。研究数据相对较少是造成拟合程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和有效化肥施用量的影响为正，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的增加，农业机械总动力和有效化肥施用量增加即农业技术水平稳步推进。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每增加1%，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0.99%；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每增加1%，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增加0.87%。
4、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仅考虑了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没有考虑它们之间存在的短期动态变化关系。现用误差修正模型估计本文中各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对于模型(1)误差修正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Int =ECMt-1+∑p-1i=1φiIntt-1+∑p-1i=1πiInlt-i+θ③
在上式中,表示一阶差分,LnT和LnL的含义同前，ECMt-1表示误差修正项，为纠正速度系数，P表示滞后期。通过AIC法则可以得出，最佳滞后期为8。此时，动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D(LNT) = 0.020*ECMt-1+ 0.052*D(LNL(-1)) + 0.023*D(LNL(-2))+…- 0.682*D(LNT(-7))+ 0.094④
其中，误差修正项ECMt-1= LNT(-1)-2.529*LNL(-1) + 13.965。模型的SC准则和AIC准则都很小，所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LnL对LnT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短期内，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的增加能有效促进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这与上文中回归分析所得的结论相吻合。
同理,对于模型(2)其误差修正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Inf=βECMt-1+∑p-1i=1τiInft-1+∑p-1i=1λilnlt-i+ε
⑤
其中,、LnF、LnL、ECNt-1的含义同前，β为纠正速度系数,p为滞后期。通过AIC法则可以得出，最佳滞后期为7。此时估计结果如下：
D(LNF) = - 0.037* ECMt-1 + 0.042*D(LNL(-1)) - 0.060*D(LNL(-2)) +…+ 0.169*D(LNF(-6))+ 0.014⑥
其中，误差修正项 ECMt-1= LNF(-1) - 2.148*LNL(-1) + 12.767。从模型中较小的SC准则和AIC准则，可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LnL对LnF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短期内，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的增加能有效促进化肥有效施用量的增加，这与上文中回归分析所得的结论相吻合。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得出随着劳动力的持续性选择性转移，农业物质资本得到显著提高，农业人力资本得到明显的提升，农业技术进步也表现出了持续推进的趋势。之后，通过计量工具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得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较高素质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如何保障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从这一角度提出以下建议：①政府牵头在农村建立技能培训机构；②为农民子弟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③政府农业部门应对农业生产进行积极的技术指导。
【注 释】
［1］ 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 所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是一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迁徙形态，它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中的健康的、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谋生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镇、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使得农业从业人员的质量显著下降，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大多是一些年龄尚幼或年纪较大、缺少文化知识和谋生手段、健康状况一般的人群.
［3］ 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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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技术进步 劳动力成本优势 出口 稳定增长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制约我国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2012年7月，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在国新办会上指出，经过问卷调查，成本过高抑制出口快速增长，劳动力成本占8成。
随着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制造业工人工资上涨是必然的趋势，而且提高制造业工人工资也是转变我国粗放型出口增长贸易模式的需要。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我国工人工资与国际接轨，例如国际标准中的社会道德责任标准（SA8000）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从事国际贸易的国家要满足该标准。
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均上升的趋势下，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提升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这一系列问题都关系到我国制造业未来的出口发展。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工人工资上涨，不少外资企业考虑将在华工厂改迁在工资水平更低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现有的文献主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例如，Janet Ceglowski and Stephen Golub（2005）运用相对单位劳动成本，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发现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仅约为美国的25%—40%，也明显低于欧盟、日本、墨西哥、韩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认为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较低的优势主要来自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和快速上升的劳动生产率。都阳，曲玥（2009）将劳动生产率纳入了分析框架，认为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通过对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测算，本文了解到劳动报酬的增长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长，所以说在这期间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未减弱。王燕武等（2011）通过计算、比较中国与主要出口竞争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发现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原因是多年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快于工资增速，使单位劳动成本保持下降趋势。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比较结果显示，即使不考虑提高工资将促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以及基础设施、国内市场、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在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上，中国制造业仍能够承受约50%的劳动报酬上升。
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单位劳动成本对出口及其出口对国内消费福利的影响。陈超、姚利民（2007）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发展及其国际比较，并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其对出口与消费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除印度外，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和主要竞争对手还将保持优势；基于这种优势的制造业出口造成了国内消费福利的流失，即便是放宽到总出口对消费福利的影响上，也是一样的结论。严颖（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单位劳动成本对出口额的影响是显著的，长期的影响系数为-2.865。脉冲响应分析说明单位劳动成本变动的冲击对出口额的瞬间影响很大，但持续时间不长。
关于如何更好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的问题，国内相关的研究很少。本文首先通过比较优势论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其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最后提出了更好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三、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及比较
我们用劳动报酬除以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力成本来衡量一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单位劳动力成本越大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小，反之，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大。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带来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也不断发生变化，其他国家也是如此。2000—2009年我国与主要竞争对手②国家的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2000—2008年我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不大，2009年有所反弹；2000—2009年菲律宾和墨西哥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呈下降趋势，其中韩国和菲律宾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幅度比较大，而墨西哥下降的幅度很小；而且近几年下降的幅度比较大；2000—2009年越南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仍低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但高于墨西哥。由此说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相比，我国在制造业出口方面仍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是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与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非常接近，而且2007—2009年菲律宾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很快，其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接近我国的趋势很明显。
由我国与主要竞争对手劳动力成本优势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制造业工人报酬迅速上涨，但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相比，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方面的差距在缩小。
（二）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比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比较明显。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比较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与韩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差距比较大，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相对比较小。由此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消失。
（三）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变化
但是仅仅通过劳动报酬低速增长带来劳动力成本优势，进而带动的制造业出口增长不具有持续性。一方面，一个国家劳动报酬提高得缓慢会使一个国家企业丧失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不得不依靠大规模地增加投资与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③。另一方面，这种出口增长也会带来我国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为这种出口增长会造成国内消费福利的流失，造成我国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而靠高出口和高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而且不利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只有通过劳动生产率更快速的增长及劳动报酬同时适度增长带来的我国制造业劳动成本的更大的优势才能促进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
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稳定增长，必须在劳动报酬适度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快速地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还很低。部分国家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2010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德国、法国及意大利2007年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远低于日本2008年及美国2009年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我国高技术产业及高技术产业的各行业劳动生产率也远低于法国、美国、日本、德国及意大利。这说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空间，今后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进而带动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长。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影响，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在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方面仍具有优势，但仍有待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带动制造业出口增长。劳动报酬的提高是我国当前转变贸易模式和产业结构及平衡国民收入结构所必需的。劳动报酬的适度快速增长会增加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促使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而且企业的升级和转型成功又有利于促进劳动报酬的提高，因为产业升级后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为了同时保持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就必须更好地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工资提高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制约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缓解，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很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而技术进步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制造业行业间存在较强的技术壁垒，制造业技术效率④出现恶化现象，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⑤。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的机制大力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创造自己的品牌，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但是，发展自己的品牌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效。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在进行转型时必须确定好目标，在具体一方面实现突破，创造差异化的自主品牌，避免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同时，应根据企业自身所处发展阶段和客观的消费环境来确定目标，避免研发投入过大，陷入高成本投入的困境。当然，企业也不可能一下子放弃原先低层次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可以通过将这些产业转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或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来增强在这些产品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这些产品的出口，但可以允许这些产品业务的适度降低。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还应鼓励企业间相互学习和技术人员的流动，提高技术效率。
注释：
①仅从劳动报酬水平评价劳动力成本优势是不恰当的，我们在这里采用都阳、曲明（2009）的方法，用劳动报酬除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一国劳动力成本优势。
②王燕武等（2011）根据中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及国别构成分析筛选、确定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市场潜在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为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③李文溥，陈贵富（2010），工资水平、劳动力供求结构与产业发展型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期，5—13
④Farrell（1957）指出在给定技术结构特征和要素投入的情况下，决策单元的实际产出与同样投入情况下的最大产出之比为该期的技术效率。
⑤辛永容等，（2008）“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系统工程》第5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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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收入；行政因素；综述
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范围扩大，异地就业的比例逐渐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少数沿海经济开发区，出现了全方位的流动。
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们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文献，对劳动力转移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再针对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的影响进行简要评述。
关于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与评价：
一、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促使劳动力转移
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条件。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各部门经济间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乔根森（ D. Jorgenson，1961）认为， 技术的进步引起经济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带来粮食的增长， 如果粮食的供给充裕， 则人口的增长将会达到一个生理上的上限。当粮食的生产超过这个上限时， 就出现了农业剩余， 这时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转移。刘易斯（Lewis，1954）在1954 年曾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本质上也是支持着前面的观点，特点是明确地指出了，生产率对劳动转移的影响作用。 它认为一端是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近于零的劳动力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端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因此出现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1961）他们对刘易斯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更加细化一点，他们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和大于零小于不变制度工资这样两部分。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转移的现象来分析，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除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还向第三产业转移，并且比例还在逐渐上升。所以二元结构理论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对我国国情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根本原理还是具有本质的类似性的。劳动力转移具有从劳动生产率低向高转移的特征。
二、收入差异，促使劳动力转移
很多学者认为收入差异是引起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有的学者则从预期收入、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的角度去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托达罗（ M. Todaro，1969）[1] 则从预期收入的角度去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他认为农村劳动力之所以会向城市转移的原因，转移决策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仅仅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从相对收入差距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他提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下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其基本观点是，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2]。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不仅取决于他们在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距，还取决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迁移后按照当地的生活标准所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3]。显然，很多学者都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但是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收入并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因素。童玉芬（2010）[4]曾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异地转移，但同时就地转移劳动力呈波动上升趋势。
三、行政因素
行政因素，主要是指宏观政策，在我国主要包括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户籍制度等。它对劳动力转移来说一把双刃剑（既是动力又是阻力），W ang和Zuo早在1989年做过研究，一方面，促进劳动力转移（ 蔡P、王德文， 2003）[5]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力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 而（蔡P，1995）[6]改革开放以来扩大了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另一方面，阻碍劳动力转移，这方面很多学者都做了研究，一是王美艳（ 2005）[7] 通过计量研究发现， 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每小时工资差异的43%是由于户籍制度和其它歧视所导致。因此， 农民会将家庭劳动力一部分用于家庭农业， 另一部分用于非农业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Rozelle等（1999）[8]利用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将存在于农村的制度障碍（公粮、社会保障、自由租赁土地和非正规的信用市场） 作为解释变量之一， 发现公粮的减少、社会保障体系、土地租赁市场和非正规信用市场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面影响。宏观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至少，在当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完全依靠市场对人力资源进行调配，还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宏观政策的指挥棒的作用，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宏观政策的应用一定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动态变化而做出适当地调整，才能更好地指导经济地增长，解决社会问题。
四、劳动力自身因素
（一）经济人的理性决策
哈里斯（ R. Ariss，1970）[9]拓展了托达罗观点，假设城市就业工资率是既定外生变量，城乡劳动力市场结算工资取决于市场供需，农民转移与否完全是个人理性决策的结果。当然无独有偶，舒尔茨（ W. Schults， 1964）[10] 也认为农民在面对成本、收益和风险时是最理性的，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力资本投资重要途径。沙斯特德（ Sjaastad，1962）[11] 发表的《劳动力迁移的成本与收益》经典论文，阐述了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成本与收益，开创劳动力转移的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研究范式。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研究。假定转移没有任何障碍，劳动市场信息充分，当事人会进行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选择活动，进而构建个人理性决策的微观劳动力转移模型。
斯塔克（ O. Stark， 1991） 提出过“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认为迁移的动机不仅来自于城乡两地的收入差距， 而且也来自于其他一些个人和家庭的因素。将迁移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例如家庭和家族）的决策。个人参与迁移的目的， 一方面在于增加家庭收入， 另一方面在于降低因市场不完善而造成的风险， 即家庭成员个人的迁移可以被视为家庭为应付收入的不稳定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贝克尔认为家庭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以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面笔者就从劳动力的几个主要的自身因素来分析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情况。
（二）年龄、性别及婚姻因素。
赵耀辉（1997）认为，年龄、性别差异等在农村非农产业和外出就业选择中有显著影响。年轻人转移意愿强烈，年龄较大者则相反。严善平（2004）运用Rogers 人口迁移模型进行的定量分析表明：女性在地区之间流动的发生年龄比男性早，但持续发生的年龄段却比男性短得多，同时（钟钰，蓝海涛.2009）中国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农村劳动力出现老龄化和女性比例增加趋势，而且年幼子女随父母迁移的现象不明显，我国前劳力对迁移率的贡献比其它国家小得多。Hare（1999）发现，人均生产性资本对劳动力迁移决策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人均生产性资本增加基于宏观视角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可以使迁移持续时间增加。关于年龄与劳动力迁移概率的关系，Hare（1999）发现，16～25 岁和26～35 岁两个年龄段的人最有可能迁移；Zhao（1999）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迁移概率随年龄增长而递减，因为年龄大的人迁移时产生的心理成本较大。
（三）心理因素
早期的行为学派沃泊特（ Wolpert，1965） 提出的“地方效用”，就是一个主观评价的概念，个人对某个地方的满意程度，通常愿意向地方效用高的区域迁移。（胡枫，2007）[12]曾在文献中指出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靠“三缘”关系“血缘、人缘、地缘”向外转移， 由有关部门组织外出所占的比例较小。这是因为在输入地形成的移民网络能够减少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心理成本以及失业的可能性， 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Rozelle 等，1999） 蔡（ 1997）[13] 在一项对济南市民工的调查中发现， 被调查民工中有75%以上是通过老乡或亲戚帮助找到进城后第一份工作的。其它的研究文献也有类似的结论。
五、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的一些因素以外，在中国引起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程名望（2006）运用动态宏观经济学递归方法和推拉理论所建立的模型表明，城镇拉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并用经验数据验证了该结论。程名望、史清华（2007）[14]基于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1978 年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市服务业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而刘志忠等（2007）运用1996～2004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民营非农业部门的出口贸易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西方并不一样，学者们早已意识到，简单利用西方的理论模型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现象，例如像交通便捷度、服务设施、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医疗设施等，也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当然在这方面理论研究还不是很充分，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方向。
六、评论
张乐[15]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效应需要从三方面综合考虑：首先，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提高留守人员生产效率；其次，农业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土地耕作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第三，由于转移的多是劳动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从而引起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当然同时大量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也会使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素质降低。当然这些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农业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来进行弥补的；其次劳动力转移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还应继续关注下面两种现象的探讨：第一，关于劳动力回流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作了一点研究，但是研究的不深刻。第二，根据前面提到的农村未来剩余劳动力的庞大数据可判断，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产生非农产业的就业压力，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这种现象在2015年经济增长下滑时期，已经慢慢凸显出来，也应该成为研究的内容。第三，农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同时将引进劳动力质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素质的降低，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而进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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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着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穷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产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分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分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分。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分的资本增殖和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分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非凡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进物少,故这一部分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分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即是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穷的。有些作者已经注重到农业部分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假如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穷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以为,城市现代产业部分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分,两个部分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产业部分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活动(即无制度障碍)的条件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产业部分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穷供给的性质和城市产业部分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究竟有限,故现代产业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分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进水平。“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分到资本主义部分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条件的,但当代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进和贡献等因素,显然和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和现代产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靠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天气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和产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本投进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和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进在灾难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难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向时,我们以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夸大,按劳动力均匀耕地面积的变动和按区域人口均匀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夸大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向而非短期波动,假如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进步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由于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进步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以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和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轻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以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向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和中国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首先它平安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目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非凡对于土地资源等自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和中国、日本等),很难用同一的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以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实在,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向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假如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和理由么?由此可见 ,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新题目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有关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和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标准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向,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进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丈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纵性。但是,我们以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丈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进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非凡是不同区域因地势、天气、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进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进(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丈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尽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着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回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回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回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回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和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和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低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公道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和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和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以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目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探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回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活动和转移,这和世界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向和特征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职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产业、手产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夸大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公道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扼要说明。首先,我们以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和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 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以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
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着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新题目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新题目,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进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和“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新题目和争议。因此,本探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丈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公道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夸大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条件或假定,而这些条件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和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公道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公道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条件(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布置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产业、手产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公道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策略》,《社会学探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养率和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篇10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消费需求；中介变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2-0001-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丰富劳动力资源推动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结构调整是热点话题，党的“十”报告指出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和服务业比重偏低（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十三五”时期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优化产业结构成为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课题。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的部门经济的构成，纵观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推动着产业结构持续升级：1978年GDP在产业间的布局第一产业为28.2%、第二产业为47.9%、第三产业为23.9%，截止至2014年我国GDP在产业间的布局演变成第一产业9.2%、第二产业42.6%、第三产业48.2%。
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者关注农轻重比例失衡（杨坚白和李学曾[1]，1980），借鉴国外产业结构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二元结构转变论、不平衡增长理论、部门分析理论和雁形形态论等）学者们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特点和发展方向。进入新世纪，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较快，产业结构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研究者更加重视产业的内部结构（李江帆和曾国军[2]，2003；王德文等[3]，2004）。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基于“价值链”理论刘志彪和张杰[4]（2009）指出，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两者协调发展，是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欧阳i等[5] （2014）通过数据的国际比较认为当前中国GDP的产业格局仍然有巨大的调整空间，第三产业①、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亟待发展。
要素禀赋的变化所带来要素价格的改变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者报酬率持续下降以及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刘易斯拐点”到来），学者们开始基于劳动力成本视角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微观的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是采用转型和转移两种应对方式，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转移和制造业转型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在制造业转移方面，一国（地区）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最优的产业结构应当和要素禀赋相吻合（林毅夫[6]，2010），基于成本视角Arthur. Lewis[7]（1972）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驱使着发达国家（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推动着产业结构升级。在制造业转型方面，Romer[8] （1987）强调，高工资驱使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带动着产业升级。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林炜[9]（2013）利用1998～2007年期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激励弹性系数，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罗来军等[10]（2012）研究也认为较低的工资水平削弱了企业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积极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调整。通过成本机制（“工资侵蚀利润”）学者们分析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的“倒逼效应”推动制造业的转移或转型，进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外，除了成本机制外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还可以通过收入―消费渠道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收入―消费机制是指劳动力成本对劳动者而言是收入，工资水平的上涨提升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得以攀升，由于“恩格尔定律”同“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内在联系，由此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升级。
梳理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学者们从成本机制视角分析劳动力成对产业结构（制造业企业）影响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收入―消费机制视角的分析相对欠缺。基于此，本文从宏观的消费成长视角分析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产业结构升级的链条关系，并设计实证研究的思路；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产业结构升级的链条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设
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当一个国家（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过成本机制和收入―消费机制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发生产业转移或者转型，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现有的理论研究，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施加影响，其中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通过推动消费成长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也称收入―消费机制）。消费需求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换成劳动者的视角就成为了收入，由此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因素，进而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消费需求会产生两大影响：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一方面，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会带动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规模经济，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创新同时也具有驱动效应（Schmookler[11]，1966），推幼挪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升级，即“恩格尔定律”同“配第-克拉克定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综上所述，劳动力成本、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链条关系可以如图1所示。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为检验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链条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系列假说：
H1：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相关关系。
H2：消费规模扩张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3：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4：劳动力成本与消费规模扩张具有正向影响。
H5：劳动力成本与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6：消费成长在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逻辑和假说，本文将消费成长作为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一个中介变量，并对上述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二）研究设计
根据图1所示的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图，基于Kristopher[12]（2004）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将劳动力成本作为自变量，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因变量，消费需求则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的中介变量，消费成长包含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两大层面的内容，如图2所示。“总效应”（Total Effect）是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则是劳动力成本通过消费需求（中介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见图2）。
为了检验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消费需求中介效应，参照温忠麟等[13]（2004）的逐步回归法本文设计如下一组回归模型：
ISt=α1+βLCt+μt （1）
Ct=α2+γLCt+εt （2）
ISt=α3+ψCt+ζt （3）
ISt=α4+β′LCt+θCt+ξt （4）
其中，IS为产业结构，LC代表劳动力成本，C表示消费需求（消费规模或消费结构），t是时间标记，μ、ε、ζ和ξ分别为各个回归方程的随机项。如果将式（2）代入式（4），我们可得到：
ISt=α5+（β′+γθ）LCt+Ct+κt （5）
在式（5）中，系数γθ度量的就是通过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由于系数β度量的是总效应，γθ/β则表示通过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占其总效应的比重（中介效应/总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的变量如下：
（1）劳动力成本（Labor Cost）。在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里缺乏劳动力成本的统计数据，考虑到工资是劳动力成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使用工资来衡量，相关的指标有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和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等。本文使用在岗人员平均工资（LC）作为衡量劳动力成本的指标，单位为元。
（2）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一般来说，其衡量指标有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 值）/GDP，本文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分别用IS1 和IS2表示，单位为%。
（3）消费规模（Consumption）。消费规模反映的是经济社会里消费的总量指标，相关的指标有消费支出总额和人均消费支出等。本文使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消费支出/人口数）作为衡量消费规模的指标，用C表示，单位为元。
（4）消费结构（Consumption Structure）。消费结构是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不同类型消费资料的构成，恩格尔系数（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比重）是国际上的通用指标，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里有城镇恩格尔系数和农村恩格尔系数，缺乏总体的恩格尔系数，基于此本文使用城镇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消费结构，用CS表示，单位为%。
2.数据说明
样本考察期为1980～2014年，本文运用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剔除掉了价格的影响，对于绝对量指标（LC和C）取对数化（ln）。上述数据皆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经济变量统计描述见表1。
（二）检验结果
根据研究设计，运用中国1980～2014年的时序数据本文对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消费需求中介效应进行实证考察，以第三产业增加值/GDP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检验结果见图3。
图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675，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说H1获得了支持。由劳动力成本到消费规模的路径系数（0.1850）和消费规模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0.0866）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对消费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假说H4和H2得到了支持。由于假说H1、H4和H2得到了支持，说明了消费规模扩张在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起到了中介作用。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180）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26.72%，由此基于消费规模角度的假说H6显著成立。除通过消费规模这个中介变量外，劳动力成本还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根据检验结果（见图3），由劳动力成本到消费结构的路径系数（-0.0841）和消费结构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 （-0.2274）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说H5和H3得到了支持。由于假说H1、H5和H3得到了支持，说明了消费结构升级在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起到了中介作用。我们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171）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25.28%，由此基于消费结构角度的假说H6也显著成立。
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实证结果的稳定性以增强实证结论的说服力，本文进一步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对劳动力成本、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升级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见图4）表明，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601，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说H1仍然得到了支持。由消费规模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0.0830）可以看出，消费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上文的研究结论几乎一致。在假说H1、H4和H2得到支持的条件下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1230）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18.25%，由此基于消费规模角度的假说H6得到了支持。基于消费结构角度，由消费结构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0.4914）可以看出，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说H3得到了支持。在假说H1、H5和H3得到支持的条件下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393）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58.26%，由此基于消费结构角度的假说H6也显著成立。
综上所述，回归结果（图3和图4）证实本文的系列假说，通过中介变量（消费需求）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这两条路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二、三产业比重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会有显著的正效应。基于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显著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国内需求的成长进而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和服务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近几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突出表现为东部和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和“招工难”的现象，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结构调整效应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多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从收入―消费视角研究两者的量化关系缺乏。本文基于消费成长视角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中介效应模型以消费需求作为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的研究结论：第一，劳动力成本对居民的消费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劳动力成本对劳动者而言是收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过其收入水平提升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推动着居民消费结构的攀升，由此劳动力成本越高的地区，其居民消费规模越大，消费结构更高级。第二，消费成长是产业结构调整所要考虑的不可或缺因素，具体来说，消费需求规模扩张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更高级的消费结构也更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消费成长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新常态经济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政策含义，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一，推动“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劳动力成本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基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角度不要过于强调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政府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鼓励技术创新等途径驱动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推动“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发展方式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型”发展方式转变。消费成长所伴随的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能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驱动消费成长，构建起城乡居民消费成长的长效机制，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
[注 释]
① 欧阳i等 （2014）研究指出，2008年我国第三a业比重为40.1%，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74%的水平，与“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显著偏低（俄罗斯为57.8%，印度为53.7%，巴西为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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