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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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劳动力供求现状[1]

适龄劳动力人口是国家限定的劳动年龄界限内的人口，不同国家对劳动年龄有着不同规定。下文采用国际统计口径，统计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为15—64岁人口。由于在校学生（在校学生是指在适龄劳动力人口范围内，由于正在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而不能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丧失劳动能力者，这些人不能参加劳动，计算劳动力供给数量时应予以扣除；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应该计入劳动力供给。2010年，泰州市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3 402 197人，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规模总共为184 940人，丧失劳动能力人口40 880人，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人口为212 840人。劳动力供给=适龄劳动力人口-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超龄工作者=3 402 197-184 940-40 880+212 840=

3 389 217。相对于2010年的就业人数2 771 660人，存在超额供给617 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一）相关人口预测

根据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为28‰，2010年为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因此，假设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200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9∶1，201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7∶1，假设未来新生儿的性别比=（1.19+1.17）/2=1.18。在假设泰州市人口性别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迁移规律不变的条件下，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算出相关年份的总人口，计算出总人口、适龄劳动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劳动参与率预测

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是计算这两者之和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泰州市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33 897 81人，就业人口2 963 060人，失业人口90 550人，劳动参与率等于（2 963 060+90 550）/3 389 781=90.08%。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3 402 197人，就业人口2 771 660人，失业人口56 150人，劳动参与率83.12%，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经济现象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参与率必然呈下降趋势，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参与率变动规律，考虑到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前未富先老的实际情况，预测泰州市未来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保持83%不变。2010年，65岁及65岁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212 840人，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663 080人，劳动参与率32.1%，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

（三）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老龄人口×老龄劳动参与率据此计算出泰州市劳动力供给数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计算结果显示，2015年后劳动力总供给数量逐年减少，2050年时劳动力总供给数量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劳动力需求数量预测

（一）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预测

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一般用就业弹性系数来反映。如果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L表示劳动力就业数量，则就业弹性系数可以表示为：E=ΔL/L/ΔGDP/GDP。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计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数量和总就业弹性系数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业数量比上年减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处于经济下降期，虽然GDP年增11%，但就业依然受大环境影响而减少，就业弹性为负值。2004—2008年经济上升期，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达5.8%，就业弹性为正值并达到最高点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又进入新一轮经济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两年劳动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长水平，对应的就业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却极小。根据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性，假设今后每十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考虑到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假设一个经济周期中4年是经济下降期，6年是经济上升期，取经济周期下降期的就业弹性系数平均值-0.077为一轮周期中4年的就业弹性系数，取经济上升期就业弹性系数的平均值0.209为6年的就业弹性系数。

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周期也密切相关，用上文取弹性系数方法，预测经济下降期GDP增长率为12%，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5%，考虑到长远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增长进步为集约式增长，增长率不会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为经济增长率高方案进行后文预测。根据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国情，本文预测中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8%，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0%。预测低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4%，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6%。

（二）劳动力需求预测

某年劳动力需求人数=上年劳动力需求人数×（1+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三种不同GDP增长方案和就业弹性，计算出泰州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结合劳动力供给，计算出对应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劳动力供求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发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长率，2015年泰州市劳动力供给短缺86 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劳动力依然超额供给11 786人。从2020年开始，不管按照哪种方案的增长率，劳动力供给都是短缺状态。2030年高方案显示劳动力短缺超过100万人，其他两种方案短缺不足100万人。三种方案皆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前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较好的地区，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弃了生二胎指标。2000年，泰州市总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1.02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长此以往会导致人口不断衰减。如果泰州市按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从2015年开始，总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0—14岁人口持续降低，而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长，2035年达到最高点1 130 637人，然后开始递减。自2040年开始，人口比例进入稳定期，0—14岁人口占总人口8.4%左右，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55%左右，老龄人口占总人口36.6%左右，社会抚养比维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这个标准，泰州市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前文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表1第8列显示老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的话，劳动力供给短缺缺口会进一步扩大。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变化差异较大。有些行业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农林牧渔业对劳动力需求在2000—2010年间以每年7.28%的速度递减。有些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7%，房地产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11%，批发和零售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6%，建筑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5.4%，金融保险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1%，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4.8%。上述行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需求数量较多，这些行业的不断发展也会使劳动力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

四、促进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对策

（一）放开生育政策

为了避免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开的阶段要注意人口的发展质量。例如，从现在起到2020间前可适当放开生“二胎” 的政策。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育龄妇女259 704人，2015年277 665人，2020年208 220人，此后一直平稳减少。因此，可以选择2020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为该年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大幅度降低，这时全部放开生二胎政策比较合适，不会使人口有突然的爆发式增长。同时，要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的生育观念会发生改变，例如，养育孩子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完善等都会导致生育率降低，届时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刺激人们生育二胎。

（二）优化产业结构

每个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质量和数量均有不同，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促进劳动力供求平衡。首先，应提高第一产业生产率。例如，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进程，配合相应制度保障，使更多农村人口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其次，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在2020年以前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劳动力超额供给问题；在2020年后，要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业必须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来提高生产率，大幅度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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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供需平衡

一、 研究背景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中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并存，但是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以前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变需求的办法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会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重进行“供给侧”改革，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减少无端和低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促使供给和需求不断协调，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劳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血液，对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关注和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是非常必要的。从国家统计局的网站我们了解到，2013年和2014年我国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均为4.1%，失业人口分别为926万人和952万人。目前国际通用的失业警戒线标准为：3%或4%以下为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6%为劳动力供给宽松型，7%-8%为失业问题严重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虽然我国的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在近几年大体不变，但是失业人口总数确在上升，目前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供给紧张状况，需要采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进行改革，促进劳动力供需平衡。

二、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现象产生的原因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原因来解释：

（一）劳动力供给过小

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全覆盖，也就是说在我国范围内，人们在提供劳动力或者是增加劳动力时以换取报酬或者是得到更多的报酬，就会缴纳社会保险税费或者是缴纳的部分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增加劳动力时所得到的收入可能会比增加前还要少，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用闲暇代替劳动，来维持自己效益的最大化，此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就会减少。另外，失业金的存在会推迟一部分失业者进入劳动者队伍的时间或者是不再重新就业，因为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时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比其就业时更好。最后，由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所引起的，没有培养出足够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与企业所需岗位密切相关联的劳动者，造成了结构上的不匹配。

（二）劳动力需求增大

我国的经济每年都呈现出一种较快增长的趋势，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为迅猛，对于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才需求较大。而我国虽然国民素质改善，国民教育提高，但是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企业结构不平衡的现状仍然存在。并且，我国虽然企业数众多，但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小企业和小作坊，这些企业对于劳动力的吸引程度较低，造成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用部门间的分布不均。

三、 改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即意味着供小于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此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更多的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种“优势”虽然有利于劳动者更好的就业，但同时也会造成劳动者的松懈和消极怠工；而企业面临的不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岗位雇佣一个合适的员工的风险也会加大。这样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合理健康持续发展的，所以要提出办法和措施来协调供需之间的矛盾，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平稳发展。

首先，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我国目前的企业数量增长快速。不同于国家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企业在面临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岗位的流动，将相对富裕的合格人员调往空缺的岗位，在企业内部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这种方法，不仅成本低廉，而且也有助于激励企业内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其次，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提供失业保险金保障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增强失业者的再就业能力。失业金可以满足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同时也可能会产生“失业陷阱”的现象。即人们在失业期间所获得的资金或物品并不比其工作的时候得到的工资多或者两者相比所差无几，那么失业者就会选择继续失业而不是重新就业。所以，要在劳动力供给领域进行改革，就必须要更加完善失业保险金的相关政策，改变以往的领取方式，缩短保险金的支付周期以及放弃等额领取的方式，刺激失业者积极就业，将失业者转变为就业者，在数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另外，也要加强失业保险制度的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的功能。目前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的功能过弱。所以，针对目前的这种情况，政府相关机构可以进行策划、组织、实施，扶持一些社会机构来进行这样一项培训工作，增强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使劳动者与就业岗位之间紧密度更高，更加契合，在质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第三，在目前劳动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的弹性空间并不大，所以要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在合理和合法的范围内，适当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增加员工的工作量，并相应地提高工资。对于多支出的人工成本，则可以通过员工效率提高所带来的产值增加进行弥补，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

第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应该要大力发展教育，将“育人”做为国家的首要任务。目前对教育体制的改革应该继续下去，加大对技术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推广职业技术学校和专业型研究生的力度，让更多的“高材生”能够成为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技能的人才。

第五，大力推进目前所提倡“供给侧”改革，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首先，开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总量，进而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其次，开放户籍制度，改革外地籍人员的落户政策，使某区域成为能够留住人才的地方，从而改善劳动力的区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改善劳动力的供给。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观点，目前中国的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要打破原先传统的经济发展局面，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无论是提高我们的投资增长率还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离不开劳动者这一角色。劳动力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所以要协调好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发展，能够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同时也要能够满足劳动者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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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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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完全竞争和存在制度性分割两种不同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对比分析,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条件下,当毕业生暂时无法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时,由于信号成本和高流动成本的影响,“先就业,后择业”不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需求,自愿性失业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文章认为,需要通过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来培育市场机制,尽可能消除人为的、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富有弹性、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制度性分割 自愿性失业

劳动力市场不同条件下就业问题概述

如果对大学生规模进行总量分析,由于我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加上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区域增长极带动的多层次经济发展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因此,大学生依然是稀缺人力资源。然而,与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给量逐年上升形成反差的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持续降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有效需求滞后于毕业生的供给,不均衡的人才结构性分布凸显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关于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失业)的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一直居于主流,认为凭借工资水平的灵活调整机制,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会实现均衡,劳动力市场将自动出清。他们承认劳动力市场有时也会失灵,不过认为市场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主要是缘于因工会垄断、信息不完全等造成的工资刚性,致使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缺乏有效的工资调整机制。Freeman运用这一分析范式较好地解释了欧美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整体就业情况的长期变化(Freeman R.B.,1975)。不过,“供给―需求”分析范式由于建立在完全竞争、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假定基础之上,忽视了劳动力市场中非竞争性因素的影响,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还忽视了二元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Lewis,w. Arthur,1954;Tpdaro,Mrchael,1969),因而对现实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在批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因素逐渐受到重视。克拉克•科尔首先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认为现实中的工资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结果,从而较早提出了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MS)的思想。多林格尔(P.B.Doeringer)和皮奥利(M .J .Piore )在对波士顿低工资群体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根据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稳定性、培训和升迁机会等差异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他们认为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还存在严重的流动壁垒,尤其是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可能性很小。赖德胜等在运用市场分割框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时发现,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因经济内生性因素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因外生的制度造成分割,就我国劳动力市场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正式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赖德胜、孟大虎等,2008)。

正是因为制度性分割因素的存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大学毕业生总量上稀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现象,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并非就业难,而是择业难(赖德胜、孟大虎等,2008),毕业生如果在就业过程中“先就业,后择业”,譬如选择去中西部农村地区或者降低就业期望值先行就业,就业空间将很广阔。但是大量毕业生在暂时无法找到不低于就业期望值的工作时,往往放弃低于期望值的就业机会,选择自愿性失业毕业生作为一理性个体,对于就业选择会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其放弃“先就业,后择业”而选择自愿性失业的行为并非是盲目的,而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约束条件,包括个人、家庭、朋辈群体的示范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以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特征的外在制度因素。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毕业生就业

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工资具有无限弹性,可以自由调节劳动力的供求,而且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对收入与休闲的权衡,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成本(MRC)与边际收益(MRP)的均衡点。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假设,但是仍然假定市场主体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理者,工资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实现平衡。假如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供给大于需求,工资水平将趋于下降,从而使作为劳动力的毕业生使用成本下降,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增加,而由于毕业生的劳动收益率在降低,这个时候毕业生个人会倾向于选择更多的闲暇,因此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的供给随之减少。相反,如果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供给小于需求,则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并迫使对作为劳动力的毕业生需求减少和毕业生供给增加,最后使供给和需求重新达到均衡。

如图1所示,D是毕业生需求曲线,S是毕业生供给曲线。假如实际市场工资率位于W1,这时毕业生供给量为S1,而需求量为D1,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上的毕业生工资率会产生一种向下的压力,即新增的毕业生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来获得就业岗位,而厂商即便提供较低的工资也能雇佣到自己所需要的毕业生。这样,经过一个短暂的调整过程后,工资率会降低到W0的水平,从而实现毕业生供求的均衡。同样,如果市场工资率低于W0,则因为毕业生供不应求,会使工资趋于上升,一直上升到W0的水平。这样,只要工资率是可调的,市场上毕业生的供求都会在相应的水平上实现均衡,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出清。

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由于工资率对毕业生供需的灵敏反映和调节,一个劳动力市场是充分流动和竞争的,毕业生选择自愿性失业并不能带来额外利润,却丧失了如果选择工作则可以获得的工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愿性失业并不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目标。

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条件下的毕业生就业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经济内生因素或者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的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对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来说,因经济内生因素形成的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最主要的分割形式,但对市场机制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来说,则主要是制度性分割。本文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定义和特征,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如下假定:

劳动力市场是由两个不同类型的单一市场A与B组成,其中A市场在工资水平、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显著性优于B市场;B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基本上没有进入壁垒,劳动力由A市场向B市场流动比较容易,相反,A市场存在很强的进入壁垒,劳动力由B市场向A市场流动成本很高;A、B市场的差别主要缘于制度性分割,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分割的原因,A、B市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供求均衡。

毕业生进入A市场,意味着可以获得较高的分割性收益,这种分割性收益是以各种形式的福利待遇或社会地位等形式存在的,而如果进入B市场,则无法获得分割性收益,因此作为“理性人”的毕业生,选择进入A市场符合利益最大化目标。

毕业生进入A市场,一般有如下三种不同路径:路径1:一步到位,直接进入A市场;路径2:先进入B市场,再择机进入A市场;路径3:放弃在B市场的就业机会,进行等待或工作搜寻,择机进入A市场。

以上三种路径,路径1显然是最优选择。但在短期内A市场就业岗位容量有限或者毕业生与A市场就业岗位不匹配等情况下,毕业生将一时难以进入A市场,此时路径2与路径3哪个选择更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呢?如果仅仅从短期收入来看,路径2比路径3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路径2优于路径3。但这种分析忽略了路径2与路径3对毕业生进入A市场的可能性差异。

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毕业生与雇主之间的博弈过程,由于在毕业生与雇主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毕业生具有对自身的信息优势,而雇主处于信息劣势,因此,一方面,毕业生通过发送文凭、技能、工作经历等有利信号使自己“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雇主则需要对毕业生发送的信号进行甄别和筛选。在毕业生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否有在B市场的工作经历,对于毕业生进入A市场可以起到信号的作用,雇主有理由相信,宁愿留在A市场失业也不到B市场寻找工作的劳动者生产效率较高,而B市场的求职者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在B市场工作的毕业生更加难以进入A市场。此外,毕业生即使有幸能离开B市场进入A市场,也面临与B市场雇主的解约成本,包括可能存在的违约金、若干年内禁止从事同业竞争的限制以及从原先单位的其他退出成本。综上分析,在毕业生难以一步到位直接进入A市场的情况下,先进入B市场工作虽然能使毕业生获得一定的收入,但进入B市场工作不利于毕业生向A市场流动,相反,自愿性失业有利于毕业生择机进入A市场,因此更加符合毕业生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选择。

结论与建议

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流动,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毕业生会先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等有合适的机会再转移到主要劳动力市场。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其所导致的高流动成本,加上在追求劳动力市场分割性收益动力的驱使下,毕业生不惜暂时失业也要想方设法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这说明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约束条件下,“先就业,后择业”并不符合毕业生的最大化利益目标。为此,需要通过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来培育市场机制,尽可能地消除人为的、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更加具有弹性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当前重点是培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将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力量,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应主要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其次,政府要推动现有制度变迁,打破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壁垒,建立富有弹性和竞争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分割,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现有制度变迁,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交易成本。

最后,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尤其要完善小城镇和农村公共资源建设,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区域分割。当前,大学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农村地区就业,除了不尽合理的就业心态等因素外,城乡之间包括劳动力、资本等在内的资源配置上存在严重的制度性分割是主要根源。因此,要拓展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除了进一步挖掘城市就业机会外,重点需要完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建设,辅之以配套性激励政策,进一步缩小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区域分割。

参考文献:

1.赖德胜,孟大虎等.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2.赖德胜.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制度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3(7)

篇5

关键词:最低工资;劳动力异质性;就业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1-0023-03

最低工资是当今世界各国应用最为广泛的经济政策之一,各国基于国情与历史背景的不同,在最低工资的制定上有所差异,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及适用范围亦有所不同。最低工资的影响是通过最低工资水平对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并扩展延伸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最低工资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影响的研究一般都是假设劳动力是同质的,即不存在技能的差异。李定(2007)等学者注意到最低工资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效应不同,得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会大量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结论。在现实中,劳动力之间是不同质的,存在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而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是异常复杂的。因此,分析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必须要以劳动力不同质为前提进行分析。

一、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现状

2004年3月1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修订并颁布实施了《最低工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各地都依据《规定》制定或调整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值是判断最低工资标准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用来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目前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其最低工资标准大多为平均工资的40%~60%。表1显示了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例是明显偏低的,而且中国与菲律宾、泰国等这些最低工资制度运行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

尽管近年来,中国最低工资制度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基于我国各省原有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数普遍过低的客观事实,要求我们在关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既要看调整的频率,还要看调整的幅度;既要看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还要看其他工资标准的调整。尽管最近几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较快,调整的幅度也较大,可是由于原有基数过低,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上,不仅落后于当地的工资增长幅度,更落后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速度。

二、劳动力异质性分析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源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劳务的有用性。而劳务又依赖于不同类型和水平的劳动力技能。许多行业可能对某些技能的人员需求较少而对其他一些类型的技能的劳动力需求较多。一个劳动力可能具有许多技能,其中一些是对某个行业或公司所特需的技能,而另一些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技能。不同的行业只对具有本行业相关技能的劳动力有需求,所以劳动力的技能也就决定了他们是否被雇佣以及他们的工资为多少。由于不同的行业需要不同类型的技能,所以劳动力市场对拥有技能的劳动力的约束条件为他们的技能是否只能从事某个特定的行业。进而,由于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所以就业是由所有不同行业劳动技能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因此,劳动力技能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曲线相似。对劳动技能的需求是所有行业需求的总量。当技能的收入增加时,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以前已经工作的劳动力可能会工作更长的时间。技能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劳动力市场技能提供数量的增加,从而导致对其需求减少。需求和供给的交点决定了单位技能的价格。

单位技能的价格可能由于一种特殊的技能而提高,以致所有具有这种技能的劳动力得到更高的报酬。许多工作要求的技能非常难获得,所以这些职位的劳动力工资就会非常高。这些技能的获得可能需要通过正式的教育,有些可能需要个人的天赋。这些具有高技能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一开始就拥有较高的工资。那些对技能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支付的工资也较低。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对低薪劳动力的影响较高薪职位的劳动力影响更大。

对于所有职业而言,正式的教育可能增加起始的技能水平。此外,职业培训也会提高技能。由于工资的差别会影响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因而不同工作类型可能使人们在任何时间点上拥有不同水平的相对技能。

劳动力技能的供给依赖于劳动力的数目和每个劳动力的技能。当每单位技能的价格是被技能的总供给决定时,一个特定劳动力的工资依赖于市场决定的每单位技能的价格和个人的技能水平。图1表示了在一个特定行业中劳动力技能数目的分布假设。

而劳动力的技能分布之所以为图1中两边平缓,中间向上凸的图形,则是因为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导致完成初高中教育的人数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而提前辍学的低素质劳动者,以及继续深造,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学历人才在总人口中都占少数,技能分布就呈现出图1中图形的特点。

假定单位技能的价格由劳动力技能的市场供求决定,同时假定劳动力的技能分布构成整个雇佣技能,那么劳动力的工资分布就被决定了。工资分布的形状和技能分布的形状相同,拥有比其他劳动力两倍技能的劳动力也就拥有两倍的工资(工资的分布如图2所示)。如果图1中的技能分布保持不变,当技能价格提高一个单位,工资分布成比例会向右移,会使较高技能劳动力比较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加的更多。不同类型技能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了每种技能的工资分布,这与图2显示的分布相似。不同职业间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取决于对这种职业所需技能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也决定于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水平。

经济体中的单个行业构成技能需求的一部分,如果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可以在行业间自由流动,那么各个行业间每单位技能的价格将会相等。最低工资是在一个最低工资覆盖的行业中对受雇劳动力支付工资的约束,即在行业工资分布低端的受雇劳动力上强加了一个约束。而最低工资没有覆盖的部门却没有去约束雇佣这些劳动力。如果最低工资覆盖到了所有的行业,最低工资的约束会施加到所有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身上,且无论他们是在哪里被雇佣。

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如图2中工资分布相关的最低工资的水平,同时图1中的技能水平又构成整个供给。而且,如果最低工资不是覆盖到所有的行业,工资分布低端的劳动力只有在最低工资覆盖的部门才受到最低工资的限制。

三、最低工资的部分覆盖模型分析

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不好,所以中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在确定最低工资的影响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缺失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下,最低工资覆盖和未覆盖行业会潜在地雇佣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力。而且,不同行业相同技能的劳动力会得到相同的工资。如果不是这样,行业总会去雇佣那些技能水平相同工资却比其他人少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也会跨行业就业。图3描绘了最低工资实施后在覆盖和未覆盖行业中一个特定技能类型劳动力的工资分布。

实施一个最低工资后,在最低工资覆盖部门意味着以前工资少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将不再在工资低于的水平被雇佣,但这些劳动力能在最低工资没有覆盖的部门被雇佣。覆盖部门这些劳动力的流失意味着覆盖部门的雇主有激励去用工资高于的劳动力来取代这些失去的技能。工资少于的低技能劳动力将会从最低工资覆盖部门向未覆盖部门转移,他们也因为高技能劳动力从未覆盖部门流入覆盖部门而被取代。这个结果在图3中用虚线表示。未覆盖部门现在用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雇佣所有低技能劳动力和用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来雇佣更少的高技能劳动力。相似的,现在覆盖部门不再用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去雇佣任何劳动力且雇佣更多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的劳动力。这些转变的发生不会对任何劳动力的工资造成改变,无论其技能是高或低,因为雇主按技能市场价格雇佣足够的技能劳动力来满足技能数量需求的能力并没有变。每个行业能够按照最低工资之前的技能价格来满足对技能数量的需求。最低工资没有改变劳动力的工资也没有产生失业。

如果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没有成本的,那么没有人会从最低工资中获益或受损。另一方面,如果转换工作是有成本的,那么它将成为整个经济体的净成本,而对劳动力没有福利。由于劳动力在技能方面的差异,且因覆盖行业和未覆盖行业的需求,许多劳动力会得到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在覆盖部门高工资高技能的劳动力取代了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力,从而对两种部门的劳动力就业和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小结

当最低工资制度不是完全覆盖整个经济时,假设可以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进行人为细分,同时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流动的成本又不高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造成收益或损害的影响非常小。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不好,所以我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根据理论分析结果,可以推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会导致未覆盖部门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增多,而覆盖部门的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比例增多,总的就业效应方向并不明确。

参考文献:

[1]韩兆洲,等.最低工资与社会保障[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杰拉尔德・斯塔尔.最低工资――实践与问题的国际述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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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定.关于最低工资法的经济学反思[J].经济问题,2007,(3).

[5]郭熙保,黄灿.刘易斯模型、劳动力异质性与我国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J].河南社会科学,2010,(2).

[6]Ronald J.Krumm.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Regional Labor Markets[M].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81.

[7]David Neumark and William L.Wascher.Minimum wages[M].MIT Press,2008.

The Study of Labor Heterogeneity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Level in China

Ma Xiaobo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篇6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结构性矛盾 就业 解决方案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相关理论分析

劳动力市场结构是对劳动力这种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组合。其研究对象是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市场需求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状态。

1. 劳动力市场结构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政府及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属于宏观经济领域范畴。而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不可能像微观经济领域那样富于弹性,也不完全取决于厂商们的效率动机,有很强的刚性,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得到根本转变。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影响的长远性和深刻性。

2. 劳动力结构失衡是产生就业问题的重要原因

结构性失业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与劳动者实际供给的知识与技能之间不匹配。经济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经济结构变动的过程,这种变动要求市场通过洗牌重新进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以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在配置过程中,大量素质较低、技能老化的劳动者难以适应市场的要求,无法进入新的产业部门而失业。同时,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使适合该产业发展需求的劳动力出现暂时性短缺,从而造成了结构性失业。究其实质,劳动力就业中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水平与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一致,即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不相匹配。

3. 劳动力结构与社会总生产之间的关系

生产函数Y=A•F (L, K)及新古典模型G=α(K/K)+ β( L/L)+ A/A都说明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劳动者的素质是直接影响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

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决定国家的产业、产业区段及生产技术的方式和水平的选择,国家只有根据这种由国家资源禀赋结构来选择最佳的产业、产业区段及生产技术的方式和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的产出,提高技术效率,扩大社会总生产[2]。我们要达到的是这样一种理想效果:各经济实体所需要的劳动力都能在劳动力供给市场上找到,企业生产线能全部开工;劳动力供给市场上的劳动力也都能找到与自身素质和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劳动力市场结构如果均衡,生产中需要的劳动力(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知识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与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劳动力相匹配,可以使社会生产有序进行,生产得以最大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如果失衡,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短缺,就有可能使企业生产水平下降甚至停产,影响社会总生产。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现状及原因

1.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现状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地表现为:技术人员、研发人员、熟练技工供给不足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足并存,农业劳动力结构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1)技术工人供给不足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人员失业就业难并存

高级技术工人是企业技术工作的最终实施者,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目前我国城镇企业1.4亿名职工中技术工人为700多万人,而高级技工仅占3.5%,与发达国家30%―40%水平相差甚远,全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的高级技工比例不足7%,也相去甚远。据新华社报道广州市十五规划需求技师10万人,而目前不足8000人,其中高级技师不足300人,更严峻的是我国在岗技术工人年龄结构趋于老化,高级技工大龄化趋势日益凸显。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婴儿潮”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空前的供给高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0年1月22日召开2009年度四季度新闻会,向社会各界和媒体介绍200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2009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为全年目标900万人的122%;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4万人,为全年目标500万人的103%;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4万人,为全年目标100万人的164%,年末,全国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921万人。

(2)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足并存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学校毕业生均高存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630万大学生走出校门,踏上求职之路,如果加上2008年与2009年未就业学生,2010年将有880万人一起寻求工作。可想而知,就业形势何等严峻。

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中国的存量劳动供给大约有8.4亿,其中90%以上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不拥有人力资本,只能从事简单加工制造的一般劳动者。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发展新兴产业,选择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大阻碍是我国的劳动力结构。

2.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原因

(1)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

教育的最终目的的是为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即学校要为市场培养人才。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高职高专和研究生教育规模小,本科教育规模大。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难以满足社会各领域对高素质研究生和高职生的人才需求,导致实用技术型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的专业设置也存在着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业在开始设置时就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当前虽然我国的许多高校都拥有很多专业,但是基本上都处于“你有我有,你无我无”的状况,各个高校没有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导致现有的一些专业设置已经过时,与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不均衡。我国目前的这种专业结构设置所培养出来的劳动力与市场上需要的劳动力有很大的差距。 这种不相匹配性致使我国大学生失业严重。

(2)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制度性根源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分割现象更趋复杂化和多样化,除了城乡市场分割以外,在城市中还存在主劳动力市场与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5]。主劳动力市场工作条件、工作环境、薪酬和福利待遇明显优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两级市场之间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很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下岗失业的工人、农村劳动力及其它弱势劳动者只能在次级市场流动,很难进入主级劳动力市场,主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也不愿意去次劳动力市场。城乡两级劳动力市场分割最初是体制性分割,体制内公有制企业具有较稳定的薪酬福利待遇,形成主劳动力市场,而体制外非公有制企业缺乏稳定的薪酬福利待遇,形成次劳动力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体制性分割不断弱化,行业分割逐步显现,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行业间分割的形成是伴随着经济改革中行业垄断的形成而形成的。

三、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对策

我国劳动力的这种结构性失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是结构性失业导致的失业率上升,相对于周期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危害是双向的、长期的,而且治理难度非常大的,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供需均衡,更有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另一方面,各市场主体体因招不到合适的劳动力与其技术、资本匹配,可能导致其生产水平下降甚至停产,因此优化我国劳动力结构刻不容缓。

1.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

(1)加快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面素质

无论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基础教育都显得非常重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优化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基础。为加快发展基础教育,在做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的同时,还应坚决推行信息技术教育工作和做好普及实验教学工作。

(2)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

在保持研究生和本科教育稳步发展的同时,要大力扩展高职教育的规模,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层次结构,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专业化、技能化的要求。同时应该加大教学改革力度,调整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促进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发展。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要适应劳动力就业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改革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要注重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需要办学。

(3)加大培训力度,增强劳动力对市场的适应能力

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原因是劳动者与工作岗位不匹配,提高劳动者素质是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关键,要加快培养一大批技术技能劳动者,尽快扭转当前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技术技能劳动者严重短缺的局面,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广泛开展技能振兴行动,加快技术技能劳动者的培养。高度重视企业劳动力开发工作,采用企业培训与学校培养相结合、在职培训与脱产学习相结合、个人努力与企业社会支持相结合等措施。

2. 调整经济结构,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也能体现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质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还以低知识、低技能的劳动力为主,高素质劳动力相对比较短缺。在当前的情况下,发展适度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失为一种更切合实际的对策,这既可以增加我国产品的附加值,更主要的是可以促进一部分劳动力就业。

(2)大力发展中小产业

我国人口基数大,大中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而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有大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必须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以发挥他们的优势。要鼓励、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形成自己的产业链,中小企业要围绕大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积极为大企业集团提供各种服务和基础产品,走“高、精、尖”的发展路子,依托大企业集团的带动,成长发展自己,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依托、产业链条完整、配套功能齐全的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1]金喜在,李帅帅:劳动力结构失衡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与对策[J]. 管理世界, 2000(5):28

[2]曾湘泉:中国劳动经济学[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5-67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23-89

[4]刘巧华:把握劳动力结构特点[J]. 体制改革,2003(2):24

[5]张展新: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4(2):25

篇7

关键词：劳动供给行为；小农经济；斯科特－波普金论题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011-07

现有的农民学和社会学中关于农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研究大体上寓于两种相互争辩的典型观点之中，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农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它还可以分解成以下一些问题：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是否具有共通的或一般的普适性特质?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能否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加以描述?能否将在“斯科特一波普金论题”下所论述的农民不同的劳动供给行为在统一性视域下加以诠释?更进一步地，能否在本文所提出的农民劳动供给曲线的基础上，解析农民可能出现的“内卷化”问题?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具有原创性的阐释，以深化对农民劳动供给行为的认识，并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而有效的劳动政策，改善农民的民生和福利。

一、对农民劳动供给曲线的一种新解说

在推导农民的劳动供给曲线之前，有必要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典劳动供给模型作出一些相关的说明。经典劳动供给模型通常以条件极值的形式表达，其一般形式为：

MaxU(Y，R)　(1)

s.t.Y+wR≤M+wT　(2)

其中，U、Y、R、W、M和T依次表示劳动者的效用函数、支出水平、闲暇时间、市场工资率、非劳动收入以及可用于劳动和闲暇的总时间。劳动时间L=T-R。劳动者的偏好稳定，效用函数是一个正则严格拟凹函数。条件极值(1)－2)式表示，劳动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决定了支出水平和闲暇时间，市场工资率与均衡的劳动时间之间形成一条向后弯曲的经典劳动供给曲线，见图1中的CBA曲线。A点所对应的工资率Wr为保留工资率。

然而，经典劳动供给模型隐含着“劳动者的支出可以是不超过收入的任意水平”的假设。其实，劳动者的支出不仅受到收入的限制，而且还具有自身的规定性。例如，对于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来说，获取生存所必需的支出是一切经济活动包括劳动的基本出发点。更一般地说，劳动者存在着“最低必需支出”，即劳动者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刚性支出，或者说劳动者无论收入多寡都必须开销的刚性支出。如果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贴近现实地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那么，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应修正为如下的条件极值：

maxU(Y，R)　(3)

s.t.Y+wR≤M+wT　(4)

Y≥YF1　(5)

其中，YE1、表示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若劳动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提供劳动所挣得的劳动收入为wL，则劳动者提供L劳动量时所得到的总收入(=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为M+wL。根据YE1与M+wL之间的关系，随着市场工资率的下降，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YE1≤M+wL。由于非劳动收入加上劳动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提供劳动所挣得的劳动收入之和不少于最低必需支出。约束条件(5)式实际上成了松弛约束，条件极值(3)-(5)式退化或还原为条件极值(1)-(2)式，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可以直观地在图1中表达为CBF段。

第二种情形，M+wL＜YE1。此时，(5)式变成了刚性约束条件，劳动者的劳动决策必须考虑如何获得-与最低必需支出相对应的收入。为满足最低必需支出而应该提供的劳动量L=(YE1-M)/W，在图1中表现FK段劳动供给曲线，它向右下方倾斜。劳动者之所以沿着FK段曲线而不是FA段曲线提供劳动，是因为倘若按照FA段曲线提供劳动，他的收入将无法满足最低必需支出这一前提性硬约束；而沿着FK段曲线提供劳动，他就能以最少的劳动满足最低必需支出的要求。实际上，满足最低必需支出是劳动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历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环节。

迄今为止对“低工资时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这种经济现象的解释，主要可归结为以下观点：理性或非理性说、生存收入说、目标收入说、替代弹性递增说以及笔者的对经典劳动供给曲线的刷新式理解。对这些观点的梳理和述评可参见郭继强有关论述。本文则是要强调：农民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在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下，也会出现一段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在实证计量方面，Huang(1976)用马来西亚1965―1968年农民的有关数据、Dessing(2002)用菲律宾Laguna省随机抽样的99家农产1975―1976年数据分别进行了验证。

或许有人会以“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劳动力市场往往发育不健全、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程度也不高，难以观察到市场工资率”为由质疑农民劳动供给曲线的客观性。其实，没有市场工资率可以用影子工资率来替代。影子工资率是指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它反映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生产水平。Skoufias(1994)用印度六个村庄1975―1979年的有关数据，都阳(2000)用1997年底对中国甘肃通渭、陕西商洛、河南虞城、江西兴国、贵州威宁、四川渠县等贫困县43个村46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用影子工资对农户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函数进行了估算。在Skoufias的估计结果中，女性劳动力的非补偿工资弹性为-0.069，且处于显著水平，表明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在都阳的估计结果中，男性和女性的影子工资的自身补偿效应都是负值，分别为-0.12和-0.043，且均处于显著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

第一种情形与第二种情形之间的转折点，即劳动供给曲线CBF段与FK段的交点F，笔者称之为拐点，它是劳动者欲望层次发生改变的转换点。从劳动者的欲望或需要层次上看，当处于第二种情形时，劳动者追求的是满足最低必需支出，这是第一层次或者说较低层次的欲望；而劳动者处于第一种情形时追求的则是效用最大化，是第二层次或者说更高层次的欲望。劳动者只有在较低层次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欲望，而追求更高层次欲望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较低层次欲望的满足性。

值得说明的是，随着市场工资率的进一步下降，对于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而言，很可能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农民即使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也难以弥补最低必需支出，从而陷于困顿。但这时农民往往仍然选择胼手胝足地劳作，以最大限度地逼近最低必需支出的诉求，表现为KJ

段劳动供给曲线。因此，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可以由CBFKJ段劳动供给曲线来刻画。它与经典的CBA段劳动供给曲线相比，产生了一个劳动供给拐点F，延续拐点后的FKJ段劳动供给曲线受到最低必需支出的制约。

二、从农民劳动供给曲线视角对若干学者论述的阐释

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的考察对象是以家庭成员的劳动为基础的农民家庭农场(即农户或者说小农)，农民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的需要，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他由此建立了家庭的劳动一消费均衡理论。他认为：“家庭农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力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对20世纪初俄国革命前的小农经济而言，农民的家庭消费需求其实就是农民家庭的生存需要。换言之，满足最低必需支出构成了农民提供劳动的刚性约束。

斯科特则将农民对生存的最基本诉求上升到“生存伦理”。他通过消化和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指斯科特――引者注)赖以立论的基本思想是简单的，但却是有力的，它产生于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的经济困境。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算计的机会。典型的情况是，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而获得大成功、发横财。用决策语言来说，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如果说把农民看作面向未来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的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权力最大化假设则没有公平地对待他的政治行为”。在斯科特看来，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对食物短缺的恐惧，产生了“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原则特别适用于“已被河水淹到脖子”的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农民家庭的经济活动就是为了获得最低限度的收入，以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

笔者以为，就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分析而言，斯科特的论述以及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可以在本文给出的农民劳动供给曲线的视角下加以阐释：

第一，农民的劳动供给决策是在生存需要(更一般地说是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毋庸讳言，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因忽视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对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无法描述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而将农民的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后所得出的农民劳动供给曲线，则可以有力地揭示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曲线主要体现在FKJ段，见图1。在这里，斯科特所说的“生存伦理”可以转换成生存需要亦即最低必需支出的硬约束；斯科特所说的“安全第一”原则和风险回避问题则可以进入效用函数，只要将农民的效用函数理解成风险厌恶(risk averse)的期望效用函数即可。

第二，农民在某些情况下“懒惰”行为的合理性。从前面的分析已知，农民在最低必需支出约束下将会现出FK段劳动供给曲线，即低工资中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这种“反常的”劳动供给行为，常常被人们用来指认贫穷的农业社会中农民是“宁愿选择闲暇而不愿做额外工作以增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或“好逸恶劳者”。Lewis(Lewis，O.，1966)甚至将其归结成“贫穷文化”。诚然，用社会文化解释农民这样的行为无可厚非，但笔者首先要强调的是，农民若处于FK这段劳动供给曲线上时，这样的行为在经济上也具有合理性。因为FK这段劳动供给曲线是农民以最少的劳动满足最低必需支出的路径。随着工资率的上升，农民假如不是沿着FK路径减少劳动，而是保持劳动量不变乃至增加劳动，那么，他付出的更多辛劳除了仍然只能满足最低必需支出外，能够得到的反而是减少了的效用程度；只有当工资率上升超过w0(拐点工资率)后，农民增加劳动才会提升他的效用。在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社会文化也是人们走“捷径”或抄近路决策的一种手段。总之，农民的“懒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仍不失为是一种理性选择。

第三，农民欲望的层次性和效用：最大化的趋势性与农民的理。从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看，“斯科特一波普金论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农民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农民特别是维持生计型农民是非理性的，他们的行为不像“经济人”。原因在于他们欲望有限、认识局限、抱负缺失，对闲暇有强烈的偏好；他们的工作目标是赚取生存收入或目标收入，从而会在工资上升时减少工作时间。斯科特的“生存伦理”和“道义经济”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一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例如，Tax(1953)和舒尔茨(1964)等学者都高度评价了农民的效率意识，认为农民之所以表现出特殊的劳动供给行为，是由于消费机会限制(数量约束)所致。波普金(Popkin，1979)则更将反驳斯科特关于东南亚地区农民“道义经济”观点的专著取名为《理性的农民》。在笔者看来，假如争论的双方能够进一步关注农民欲望的层次性和效用最大化的趋势性，或许可以增强双方的共识。将农民的欲望划分为至少两个层次的欲望，可以将FKJ段劳动供给曲线纳入理性分析的框架之中。对农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趋势性来说，他们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同样是在追求最大化，某些约束条件的限制也只能阻碍这种趋势的充分实现，而不能消除这种目标及其趋势。

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争议，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一个基础论题。由西蒙发端、新制度经济学大力引入的：有限理性，缩短了理性与非理性二者之间的距离；而近期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更是在努力联结黑格尔意义上的“此岸”与“彼岸”。贝克尔曾指出，“经济理论(指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引者注)很能相容于非理”。而且，杂然并存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可以转化和融合。在笔者看来，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之所以形成了“理性”这一学术传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揭示人们较为稳定的、具有规律性的行为。本文研究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也是如此。

三、农民劳动供给曲线视角下的内卷化

尽管“内卷化”概念本身仍然存在着争议，但它因被黄宗智先生用于阐释中国小农经济“无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型增长)而在学术界声名大振。笔者对内卷化概念也提出过一种不同于目前学术界流行诠释的新理解，即内卷化是对经济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农产)自我战胜和自我锁定机理的一种概括，并从生产者角度对内卷化问题进行了考察。这里主要是从劳动与消费的关联，从劳动力供求角度进一步分析内卷化问题。

由于图1中刻画的是农民尤其是维持生计型农民的劳动供给曲线，要将其转换成农民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还须进行一定的变换。变换后的农民劳动力供给曲线形状仍类似于农民的劳动供给曲线，特别是在低工资时存在一段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见图2。这就是说，在KF段劳动力供给曲线中，随着工资率的下降，农民为获得最低必需支出须提供的劳动增加，劳动力供给量也相应地增长。在

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已经就业的农民延长劳动时间或谋取其他兼职，或者他们家人中的某些成员，例如家务劳动者、未成年工和家庭其他辅助劳动力，也加入劳动大军的行列。另一方面，从生产者角度考察内卷化时通常使用的边际产品价值(VMP)曲线，其向下倾斜的这段曲线与劳动力的需求曲线重合。劳动力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主要是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递减所决定的。

根据农民劳动力供求曲线的相对位置，笔者可以大体上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以下两种组合状态：

组合I：劳动力需求曲线D1位于供给曲线CBFJ的左边，见图2。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缺口将始终对市场工资率形成向下压力，使工资和失业正反馈向右下方发散振荡，趋向于需求曲线D1与生存工资率(更准确地说是相当于生存工资水平的保留工资率)Wr所对应的水平线AJ的交点H点，结果是农民的工资(或收入)锁定于生存工资水平，同时产生HJ数量的剩余劳动力。

组合Ⅱ：需求曲线D2与FB段供给曲线相交。此时，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相交而获得稳定的均衡。这是现代经济学以往着重考察的情形，本文不再赘述。

在组合I状态下，从劳动力需求方的角度看，工资决定依然符合边际原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为AH；从劳动力供给方的角度看，在生存工资水平上，所获得的收入是0A×AH。特别地，对于小农经济(传统农业部门)来说，从效率角度只需AH数量的劳动力，而实际上却有AJ数量的人参加劳动，产生了HJ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亦即“隐蔽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赵冈(2004)曾认为，黄宗智的“过密型生产”(内卷化生产)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中的“隐蔽性失业”，故黄宗智的“过密型生产”一词“多此一举”。但在笔者看来，内卷化展现的主要是家庭农场(农产)的自我战胜和自我锁定，而隐蔽性失业只是内卷化的结果性现象之一。

“效率上只需AH数量的劳动力而实际却有AJ数量的人参加劳动”既产生了HJ数量的隐蔽性失业，又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所对应的边际产量，同时，还必须将OA×AH的总收入以一定的规则在这些人中进行分配。这样的分配不仅压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准，而且使工资或收入水平的决定更加含糊。事实上，由于小农经济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当低，农业劳动收入只有大体上平均分配才能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存，因此，由土地配置和使用制度、传统习惯、社会道德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决定的收入分配，已不是经济效率意义上的要素收入分配(distribution)，而是变成了收入分享(share)。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作为对斯科特“道义经济”的一个注解。

在小农经济中，家庭农场(农户)可以通过采用内卷化的运作方式来提高家庭总产出，整个家庭劳动也能够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建立在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的基础上。黄宗智将这种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出而言)称为“过密型生产”。笔者也以为，这种内卷化生产很可能是小农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一种机制。小农经济即便进入了内卷化的路径依赖，也是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农民的理性选择。

在组合I状态下，在劳动力需求方看来，他们可以在生存工资水平上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于是，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容易被认知成一条高度为生存工资的水平线。这种情形假如放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加以考察，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模型。如果说刘易斯模型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从城市工业部门的视角观察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那么，内卷化则聚焦于农业内部，从家庭农场(农户)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的角度考察劳动力的人均收人为何总是处于仅能维持基本生计水平的机理。如果说内卷化侧重于对某种经济过程尤其是某种农业经济过程的刻画，那么，刘易斯模型则偏重于对结果性现象的表述。内卷化与刘易斯模型可以相互印证和相互支撑。

四、简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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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子女需求；家庭因素；现代化经济环境及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度

社会经济的增长，常常受到总供给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劳动、资本和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由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它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加，所以人口劳动力资本常常被看作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文化环境的氛围直接影响着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和对子女的需求。家庭因素、现代化经济环境及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度都是影响子女需求多少的因素，由需求而导致人口总量的变动，又关系到未来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因此这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

一、 家庭因素对人口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在西方人口经济学中，一般把影响孩子供给与需求的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生因素，所谓内生因素，是指直接影响供给与需求。与孩子的生育、抚养本身有关的变量，而所谓外生因素，则是指间接影响孩的供给和需求的社会经济变量。在自然生育率一定的条件下，婴儿的增加和儿童存活预期的延长可能增长加孩子的潜在总供给，同样，孩子的潜在供给直接随着生育率的变动而变化。我国自1979年以来实行的是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生育期的独生子女的越来越多，他们都可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生育二孩。而一个家庭决定是否生育第二个子女，往往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即从家庭收入低时父母更多地倾向孩子数量的偏好改变为家庭收入增高后父母更多的倾向孩子质量的偏好。家庭收增高后，父母对孩子的选择不是需要更多的孩子，而是需要更高质量的孩子。由于不想影响生活质量，也想培育高质量的孩子，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孩，人口数量的增长不会出现高峰，劳动力的供给还是一个均衡发展的过程。

二、 现代化经济环境对人口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社会经济的变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若干中间环节才能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产生作用，同时，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尤其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这种影响更加明显。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发明。由于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进，提高了妇女的健康水平，使过去一些由于条件不具备，能够医治好影响妇女生殖功能的疾病都能治愈，从而提高妇女的自然生育率，同时，医疗条件的改进，大大降低婴儿死亡率，孩子的供给的潜在增加。其次，教育和公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妇女所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大小直接决定着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大小。随着社会发展，妇女地位不断提高，新的知识女性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和经济活动中，从过去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养儿防老”的观念中解脱出来，现在“女儿也是传后人”观念深入人心，培养一个高质量的孩子比追求高数量的孩子更为重要。随着正规教育的加强和公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人们会减少对孩子的需求。第三，新商品的出现所产生的影响。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新商品的大量出现，这些可以改变青年夫妇的消费偏好，他们往往更多的把收入用于自身的享乐性消费中，新的电子产品、新的生活方式，都可能占用青年夫妻大量的时间。同时，新的避孕节育产品的产生，更为方便和安全。使得原来部分害怕因为使用避孕药具而引起并发症人群慢慢接受新的避孕方式，从而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减少对孩子的需求的愿望。

三、 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对人口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交通的便利，人口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和流动更加频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年轻的农村夫妻很快的适应了城市生活，与城里人有一样生活习惯和的文明意识。但是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压力更大，首先表现在住房条件，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特别是年轻的新婚夫妇，在要高档耐用消费品和要孩子之间，往往要高档耐用消费品偏好比较大。加上城市生活对子女教育投入重视，他们也觉得知识改变命运，要想让自己的孩子真正的变成“城里人”，就得加大教育投资。而由于没有社会保险等保障措施，未来的养老和医疗压力也将加大，孩子的经济成本已经成为人们婚育观念中的一部分。对孩子需求也越来越少。其次城市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先进的生活观念，改变了原有的封建思想。以“满足家庭夫妻心理和情感需求”为目的的生育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另外，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些父母自己在城里打工赚钱，而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留守儿童成为一个庞大的“制度性孤儿”。许多年轻的父母越来越重视到孩子不在身边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有不利的倾向，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努力带到城镇与自己一同生活，从而降低了再生育孩子的需求。

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一个家庭，一对夫妻对子女需求的多少，从而影响未来人口劳动力的供给，虽然我国人口增长率放缓，劳动力的供给增长会放缓，但是随着经济的发达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深入，人口素质不断的提高，同时技术进步、生产要求效率的提高，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人口经济学新论 刘家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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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城乡劳动力不同的就业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模式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劳动力 就业模式 比较

城市化加速期城乡劳动力就业的状况及其原因

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城乡劳动力因其就业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就业特点。

城市劳动力就业的主要特点是：就业压力大,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4年到2003年年均登记失业率3.3%（实际失业率更高）。城市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国有(含控股)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其比例超过城镇就业人员的35%。城市劳动力就业群体相对稳定,省际间流动少。

农村进城务工者就业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庞大，以青壮年为主，素质较低。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390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的23.2%。40岁以下的占85.9%。只有15%的外出务工人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或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及餐饮服务、社区服务行业从事简单的体力工作（资料来源：2004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劳动力相互竞争的局面并未形成,相反两者构成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两极。造成城市劳动力就业二元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劳动力和进城务工者的就业模式的不同。

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比较分析

这里的劳动力就业模式是影响就业行为的诸因素的总和，由于影响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为的诸因素存在差异,才导致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的不同。

城乡劳动力需求模式比较分析

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决定于劳动力的工资率（W）和边际产品收益(MRP)。我们假定：企业的生产水平等诸因素不变,企业的生产要素仅有劳动力变动;所有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不需要多少知识和技术能力,而复杂劳动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和能力,这种能力能带来经济收益。无论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企业生产的目标都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即边际产品=边际成本。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唯一可变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投入,因此可变成本也就是工资(W),那么增加单位劳动投入所增加的成本就是边际成本(MC)即MC=W，所以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MRP=MC＝W。劳动力需求与工资率呈反方向变动。进城务工者的工资比城市劳动力低很多,因此在从事简单劳动时,对于这两者而言,均满足MRP =W，而Wc>Wr(c代表城市劳动力，用r代表农村进城务工者)，企业会选择进城务工者。但从事复杂劳动就不一样了.因为城市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进城务工者,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一经雇用就能带来经济收益。而农村进城务工者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才能具备与城市劳动力相同的能力。由于企业要额外支付农村进城务工者培训成本(Cr)，于是MCr=Wr+Cr。此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因雇用对象的不同而不同。雇用城市劳动力的条件是MRPc=Wc 。假定进城务工者接受很短时间的培训就能掌握与城市劳动力同样的技能而且在培训前也不支付其工资,则可以将企业在培训进城务工者以后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看成是现期收益,于是雇用进城务工者的条件为MRPr=Wr+Cr。经过培训后, MRPr＝MRPc,则有Wc-Wr=Cr,Cr>0。企业支付给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大于农村进城务工者,其差额是企业支付的培训成本。经过培训后进城务工者具备了与城市劳动力相同的技能,两者产生的边际收益相等，而进城务工者的工资低于城市劳动力,于是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进城务工者要求得到与城市劳动力相等的报酬。如果企业增加了其工资,则Wr’+Cr>Wc。此时的雇用条件与简单劳动的相同，企业选择成本较低的城市劳动力而不会雇用农村务工者。另一种情况是企业不增加进城务工者的工资。,进城务工者不能接受同等的边际收益不同的工资报酬，他会选择离开企业。若此，企业将损失培训成本,这是企业不愿意的。由此可见,在复杂劳动中，企业选择农村进城务工者所获得的是预期收益,企业要承担损失培训成本的风险,而选择城市劳动力无须承担这种风险,因此简单劳动的企业多选择农村进城务工者,而复杂劳动的企业多选择城市劳动力。

城乡劳动力供给模式比较分析

城乡劳动力就业动力比较 城乡劳动力就业动力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来解释。如果就业带来的收益能够补偿各种成本就会产生劳动力供给。城市劳动力在就业之前除了其劳动力价值外不占有任何资料。劳动者就业获得的收益其实就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报酬，此时城市劳动者就业动力决定于其实际工资报酬和生存成本。如果城市劳动者在就业时有一定的储蓄，则城市劳动力在就业时就会考虑个人偏好及放弃工作的机会成本，这时城市劳动力提供劳动力的前提是劳动报酬-生存成本-机会成本>0(个人偏好属于心理因素这里不讨论)。

与城市劳动力不同的是农民占有生产资料，在其进城务工前就拥有一份土地收益。因为城乡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别，农村剩余劳动力认为其进城务工所获得的收益一定会高于其在农村务工的收益，其就业的动力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拥有土地所获得的实际收入总是存在的，而且足以补偿其生存成本，农村进城务工者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农村进城务工者提供其劳动力的前提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进城的迁移成本>0。

城乡劳动力素质比较 城市劳动力就业范围广泛，几乎遍布所有行业，而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就业渠道相对狭窄，基本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种就业领域的不同和两者的素质差异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城市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农村进城务工者高，受教育时间比农村进城务工者长。城市劳动力70％以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村进城务工者只有15％左右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2年，后者为7.7年。城市劳动力通过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形式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而农村劳动者中不足15%的人接受过职能培训,农村劳动力参与率高，使本该接受教育的适龄人口过早地从事经济活动,农村劳动力参与率为75.98%，城市劳动力参与率为62.41%，农村劳动力参与率比城市劳动力参与率高13.57%（根据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计算），过低的素质、过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和过多的人口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更大。

城乡劳动力就业弹性比较 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弹性小于农村进城务工者。从就业弹性来看,城市劳动力基本集中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就业弹性低的第二产业和部分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来实现，没有带动劳动力需求的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第三产业是以吸纳劳动力为主的服务部门。农村进城务工者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以非国有企业为主、就业弹性相对大些的第三产业（虽然还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建筑业的施工部门，但这个行业的危险性高,工作既脏又累。在房产经济迅速膨胀的情况下，城市劳动力很少涉足此行业。因此，建筑施工业对农村进城务工者的需求弹性是很大的）（见表1）。

从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来看,由于国有企业工资刚性的惯性作用，城市劳动力的工资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供给也缺乏弹性。2003年国有单位劳动力供给弹性为0.3(2004年统计年鉴)。相比较而言，农村进城者的工资按市场机制给定,其劳动力价格弹性和劳动力供给弹性很大。农村外出务工的供给弹性为1.13（据2004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计算），比城市劳动力富有弹性。

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差异的存在，是由于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滞后于城市化速度，农村劳动力对城市劳动力替代程度不高而产生的短期现象。它将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快逐步消除。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劳动力就业模式的差异：一是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二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简新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人口变动与就业.江汉论坛，2004.9

2.喻桂华.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问题.新华文摘，2004第23期

3.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第4期

篇10

社会保险一直以来都被作为是保障国民生活正常有序进行、国家经济良好发展的助推器。可以说,社会保险不仅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有利于社会进步,而且有利于保证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社会保险对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都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经济面对消费需求不足与失业人员增加的双重压力,社会保险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刺激消费与扩大就业的功能,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保险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社会保险对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通过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与待遇给付两方面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往往会影响劳动需求,社会保险的待遇给付则会影响劳动供给。根据劳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需求曲线斜率为负,向下倾斜。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水平(W)上升时,劳动需求量(L)减少;反之,当工资水平(W)下降时,劳动需求量(L)增加。所以,劳动需求量与工资水平成反比(如图1左所示)。另一方面,在工资水平(W)不变的情况下,当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时,劳动需求增加;反之,当劳动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时,劳动需求减少（图略）

(一)社会保险筹集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当以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基数筹集社会保险基金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税)时,单位和个人会分比例承担。此时,无形中会增加单位的用人成本,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如图1左所示,工资水平由W1上升到W0,则此时劳动需求就会从L1减少到L0,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筹集社会保险会减少劳动需求量,对劳动需求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此外,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意味着此时企业的收入是减少的,那么在任何一个工资水平W0下,如图1右所示,劳动需求曲线左移至D2,劳动需求也是减少的。

(二)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一般说来,社会保险的待遇给付属于非劳动收入。根据劳动经济学原理可知,当一个人的非劳动收入增加时,会产生收入效应,此时,个人劳动供给量会减少。另外,当劳动者未享受到待遇给付之前,个人在缴纳社会保险费(税)时,意味着工资水平的降低,如图2所示,工资水平由W0降至W。通过上述的图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目前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不管是对于劳动需求还是劳动供给,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如何才能更好地完善目前的社会保险政策,使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从而刺激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就业,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政策的实施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现状分析社会保险基金是用以保障受保人在年老、疾病、伤残、生育、失业时需要的专款专用基金,“是参加社会保障计划的广大社会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是国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为劳动者建立的具有调剂互助功能的专项基金”。其中,可以影响劳动就业的,当属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发放的标准和水平直接影响一个人是否愿意参加社会工作的意愿程度,而养老保险缴纳的多寡也与退休制度和退休年龄相联系,进而影响到劳动供给。2005年之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占基金支出的比率是小于1的(如表1所示)。截止到2007年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为11236.6亿元,是基金支出的1.42倍。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与基金支出比率的变化关系,大体上同总的社会保险基金一致;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与基金支出的比率自2002年以来就呈倍数关系增长(（图略）所示)。总体而言,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还是在不断增加的。一方面,说明随着社会保险政策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加,缴费人数在增加,劳动供给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失业保险结余丰盈,虽然反映了劳动供给增加,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不多,说明失业保险的功能没能发挥完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所以,不管是养老保险,还是失业保险,基金需合理结余,既要能防范运行中产生的风险,又要能够提高运行效率,关键就是要在风险和效率中寻找平衡点,从而真正为改善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发挥应有的功能和效率

(二)社会保险现行政策与劳动就业导向不相适应的问题分析社会保险的主要功能就是当一国的国民发生老年风险、疾病风险、失业风险或工伤风险时,使其免受这些风险的侵害,并对其进行物质补偿或经济补偿。然而,当就业问题成为如今社会一个焦点问题时,现行社会保险政策能否促进公民的劳动就业变得尤为重要。1.失业保险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促进就业的功能仍很薄弱。目前,我国的失业保险基金在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方面已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最新消息,“自2010年7月1日起,北京市失业保险金待遇平均每月上调70元,与现行失业保险金待遇相比,增长11.36%”。但是,我国失业保险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仍相对薄弱。失业保险基金在促进就业方面支出很少,基本上只有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介绍补贴两项,大量的失业保险基金仍然以高额结余状态存在。这不仅无法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应有的预防失业和促进再就业的功能,反而形成了资源的浪费。2.一如既往的固定退休制度,不能有效地调节劳动供给状况。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进行,我国仍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退休制度,这与在市场经济体系运行下的劳动力市场极不协调。特别是在经济周期变化的范围内,不能及时地调节劳动力的供需状况,容易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3.缴费模式单一不灵活,费率过高,社会保险调节劳动供求的功能减弱。目前的社会保险缴费制度仍然是固定制,一方面,在经济周期运行的过程中,不能随着经济繁荣和衰退进行调整;另一方面,过高的缴费率,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会减少劳动需求,不利于促进劳动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