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起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文化的起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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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概述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特点：

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二、形式多样，多元并存

三、海派风格，中西兼容

从当前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以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自身需要来看，笔者认为上海地区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今后将会在如下一些领域中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较为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1、民间工艺品业。民间工艺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门类，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民间剪纸、民间雕刻、民间彩绘、民间编织等等。它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其制作方式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具有较强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点，这与那些虽然在生产效率以及产品的规范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却较为缺乏个性艺术特点的机器生产类艺术产品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个性化艺术需求的逐渐增强，具有民间手工特点的各种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必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些独特的文化产业门类。

在这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对于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很高，但是日本使用传统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上却至今并无多大变化，直至今日，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据有关资料介绍，现在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诸如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

回观上海，各种具有历史悠久，工艺精湛特点的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并不亚于日本，其代表性的形式主要有三林刺绣、嘉定竹刻、金山农民画、徐汇木雕、南汇石雕、黄浦面塑、闵行剪纸、松江丝网版画、嘉定草编、杨浦微雕、浦东绒绣等等。它们在制作方式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都为手工制作，而且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们具有了很高的民族艺术特色，深受国外市场的欢迎。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些以手工制作为主的民间工艺品势必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与欢迎，并成为上海文化产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2、民俗旅游业。旅游业是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一种重要的门类，在当今蓬勃兴起的各种旅游形式中，以传统文化为主要游览对象的各种民俗旅游、农家乐旅游、文化生态园旅游等旅游项目具有相当的比例。在这些旅游项目中，人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与现代生活具有鲜明差异性的传统文化事像，以及产生这些传统文化事像的文化氛围。通过这种旅游，人们企图获得一种“审美的距离感”，一种可以激发他们对于“古老”“原始”“神秘”“质朴”“纯真”等诸多传统文化现象产生追寻、好奇与幻想的独特情趣。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雷格本（Graburn）所指出：“越是濒临灭绝和消亡的东西，越吸引当代的都市旅游者。” 正是这种当代人所有的对于古老历史与旧日生活的追寻与好奇，使许多这原本已经逐渐趋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人的文化消费与现实生活中又重新找到自己的出路，经过一定的创意与改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转化成为为满足现代人的审美情感提供某些服务的旅游文化资源。

在上海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了吸引现代人审美兴趣的条件，例如充满乡情野趣的田山歌、阿婆茶、摇快船、棉花纺织、老式结婚；充满海派风情的石库门住俗、时装衣饰、城市叫卖、老字号商业、都市庙会等等。这些资源经过一定的创意与改编以后，都可以融入当代上海的民俗旅游事业之中，并为当代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创造诸多的机会。近年来上海在有关城市民俗旅游方面的一些成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一些特色民俗旅游项目，如石库门风情游、农家乐风情游、古镇乡土风情游、赛龙舟风情游、茶俗茶礼风情游、农民画村风情游等等，已经有了较为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与欢迎。可以相信，这些项目在“十二五”期间势必会形成更为明显的优势，并且成为推动与促进今后上海城市文化产业壮大发展的一些知名旅游品牌。

3、会展业。会展业是当代文化产业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兴产业形式。通过会展，人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所展示的文化产品具有整体的、立体的、多角度的了解和认识，扩大了文化产品的受众面与影响力。在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着大量可以转化为当代会展业的资源，如松江顾绣、嘉定竹刻、徐行草编、金山农民画、乌泥泾手工棉纺技艺、朵云轩木板水印技艺、海派黄杨木雕、海派剪纸等等，它们在推动与促进上海城市会展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强盛的活力，可以为上海城市会展业的兴盛与发展提供大量的营养。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会展业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在为期五天的世博会上海活动周期间，上海非遗中心根据“上海一天”的理念，撷取上海传统的石库门建筑作为空间场景，让游客通过逛街的形式，领略上海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而突显出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普通百姓在文化、生活上带来的诸多改变和益处，使海内外观众亲身感受到上海人的真实生活，了解上海的城市文化遗产。参加世博会期间展出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有紫檀木雕、海派玉雕、嘉定竹刻、象牙篾丝编织、江南丝竹、朵云轩木板水印、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曹素功墨锭制作技艺、龙凤旗袍、顾绣、中式服装盘扣、绒绣等等。一大批上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博会这样盛大的会展中进行集中展示，充分体现了上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与强盛活力。更为值得重视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主要以“人”为传承主体的文化形态，其展示的方式并不仅仅是静态的，而且也可以有动态的。通过各种栩栩如生而具有强烈现场感的动态性展示，可以有效提高展示的效果，更好地激发观众对于展示对象的兴趣。在2010年的世博会上，人们不但可以欣赏到大量技艺精湛的上海民间手工艺绝活，如周虎臣毛笔、曹素功墨锭、嘉定竹刻、海派微雕、顾绣等，还可以直接观看艺人们制作这些工艺品的过程，甚至还能够亲自动手进行操作体验。这种通过“体验”与“参与”性的方式来提高展示效果，加深人们对于展示对象的印象的做法，正是现代展示业所注重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展示业领域中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在今后的实践中，通过各种方式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引入上海的会展产业之中，并配以图片、音像与多媒体演示，势必会有利地促进上海会展产业的发展，为上海的会展产业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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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中小学音乐教育 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其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再现。它依托“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小学生是保护、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群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者。利用学校音乐教育的独特优势，有意识地在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实践活动中增加相应的内容，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小学生中得到传承，具有积极而又重要的意义。

音乐课程的价值体现之一是文化传承价值。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因此，《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和《高中音乐课程标准》都将弘扬民族音乐作为音乐课的基本理念之一，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感受华夏民族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学生熟悉并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学生通过了解本地区优秀的音乐文化，不仅能激发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又能让学生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和民族精神，进而开拓其艺术视野，培育多元文化意识。因此，重视本民族和地区音乐文化传承是音乐教育发展的趋势。学校音乐教育是民间音乐传播和传承的主要途径，我们应该抓住音乐课堂的有效时间，让学生能够更多地了解和接受民族音乐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音乐修养和爱国主义情感。

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有以下作用：

1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保护发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创造始终与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根植于民族的积淀、 保存并发展起来的。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浓浓中华情， 感染和浸润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也激励和鼓舞了青少年学生为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实现中华文化在世界地位复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丰富音乐教学的内容，推动音乐课堂教学改革。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校园，为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既丰富了音乐课堂教学的内容，同时也推动了音乐课堂教学改革。学生对于教科书上的民族音乐内容比较熟悉，在很多场合也经常听到。但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舞蹈、曲艺、民间音乐等那些鲜活的、本地区特有的音乐文化形式，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接触到本土、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增加了音乐课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使得课堂更加活跃，师生关系更加融洽。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和创造空间，让他们充分施展探索、超越的创新特质，发展完善自我。

3激发学生热爱本土、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热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中小学校园，使学生通过了解、学习、参与、实践、交流、创编、表演等课内、课外的一系列音乐实践活动，激发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和充分关注，在课堂内外形成浓郁的学习氛围。同学们在一起揣摩唱腔韵味，设计表演动作，讨论出场顺序，交流个人作品，共同分享合作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非遗文化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民族曲艺使他们有了共同的爱好，既提升了学生的民族意识，也生发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4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能够得到有力的促进和提升。

在给学生介绍非遗文化之前，老师必须详细了解有关内容的起源、发展、流派、传承人等相关知识，并且将学到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带给学生，多层次、多手段地加以呈现，并通过课后反思、集体研讨等方式，及时交流总结，努力修正和改进。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了提高。通过非遗文化的教学，使教师的教学方法从单一走向多元，教学手段从陈旧走向现代，教学形式从封闭走向开放，课堂从以教师为中心走向以学生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走向以能力为中心，以传授为中心走向以实践为中心，出现了更具生机、更具魅力的音乐课堂。学生真正在充满生机的音乐课堂中尽情地抒感，表现音乐美，享受音乐美，创造音乐美，提高综合素质，塑造完美人格。

5促进音乐第二课堂和课外艺术实践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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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紫陶百年史 一片冰心在传承

“挑瓦货，走江外。”这句流传下来的老话在当今依然适用。在过去，陶器被称为瓦货。江外指云南红河州绿春县一带。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建水紫陶就是云南瓦货的代表。

建水紫陶能名扬大江南北和其制作、烧成技艺有关。在制作技艺上，建水陶保留了传统的手工制泥工艺。经过24道程序之后的泥才可以拿来制作陶器。

“烧陶的温度在制陶行业中是属于特别高的。烧成温度基本可以接近12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陶器敲击起来，声音特别清脆。”云南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传承人田静说。人如其名，从说话的语气中就可以感受到多年研制紫陶带给她的平静心态，语调柔婉，语速不急不缓。

经过高温烧制，建水陶比低温陶更容易以最初的形态流传下来，“低温陶使用一段时间可能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热胀冷缩，自然就容易坏掉。高温陶和低温陶在本质上最大的区别是它能更长久、更安全地保留下来。”田静说。

建水紫陶有近千年的历史，一把紫陶壶蕴含着当地人对自然的敬畏。“以前跟着师傅去山上盘泥巴（取土）的时候要带着一点祭品。到了山上先拜一拜山神，感谢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材料可以带回家（做陶）。”田静说，上山盘泥巴是件很慎重的事情，“这种敬畏天地的精神还是应该保留下来的。”

田静在1996年就拜了建水当地的制陶老手艺人为师傅。后来，她考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现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造型设计。毕业以后又回到了建水跟随师傅学习。田静现在自己也带徒弟，已经收了70多个学生，有些学生只有十七八岁。

田静最看重徒弟对制陶这门技艺的敬意：“做我的学生的话，对制陶感兴趣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制陶的过程中更要对陶产生敬意。”许多徒弟都跟着田静学了很长时间，最长的有9年。“从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跟着我学习，一直到现在我和她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是师徒。”田静说。

现在的紫陶已经开发出了壶、杯、盆、碗、碟、缸等多个种类，正如田静所说：“将文化遗产融入到现代生活中。”田静制作的建水陶在制作方法上有所改变，这也是很多老手艺人不能接受的。她曾经劝说老艺人：“以前咱们都穿马褂、旗袍和长衫。为什么今天不穿了呢？因为时代不同了。”“做有时代特点的紫陶茶具”一直是她所提倡的，陶器要和这个时代的脚步尽量做到合拍，“我们不是创新，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让建水陶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虽然做陶器很苦，但是田静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名陶艺家。田静说建水人的文化代码就在这紫陶的一代代传承中。“传承的价值就是人文关怀。无论我走多远，回到家乡以后，我一定要吃一口烧豆腐。不管走多远，我还是会惦记那碗米线。为什么我看到建水陶的时候会感觉亲切得不得了？全世界都有陶，但是建水陶就是建水人的文化代码。我们的基因密码也在陶里。这是我们真真正正的魂。”

作为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的传承人，田静觉得自己是在“续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到了我们这一代）要把这个根续上。我是把这条根续上的人。根没有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我觉得无论哪一种非遗文化都应该传承下来。”

“希望有更多的高校学生、老师能考察产区。这些接受过传统技艺系统教育的学生能进驻到地方工作。这样既能有高校的理论设计做指导，又可以结合当地的传统技艺。”田静说，她对下一代继承人充满了信心，“下一代非遗传承人的作品应该可以走向国际的。”

木版年画里看历史 老手艺的新发展

年画作为传统民俗的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近代以来，木版年画的兴盛地在杨柳青。而作为中国木版年画的起源地，开封虽不璀璨夺目，但这里的木版年画更加原汁原味。

1980年出生的李力是开封木版年画博物馆副馆长。5年前，他从父亲任鹤林老先生手中正式接下传承开封木版年画的重任。

“各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大抵起步时间趋同。改革开放以后，各地传统美术的恢复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我的父亲也经历了那个时代。”提起开封木版年画的发展史，李力娓娓道来。

20世纪70年代末，李力的父亲从兰考文化馆回到开封，参与开封朱仙镇年画出版社的恢复组建工作。在经历了80年代“以丰养欠”的艰难生存之后，出版社在1989年再次“停摆”。“已经是总编辑、副社长的家父怀着对年画的执着，毅然决定自己成立工作室，延续挚爱的事业。这一年，我9岁。”李力说。

相较于杨柳青木版年画成熟的产业链条、完善的人才储备，开封木版年画无论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数量，还是从业人数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与日俱增，这并不阻碍开封木版年画重新走上上坡路。

然而很快李力发现，事情并非想象中那般完美。

他发现，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许多对艺术抱有严谨态度的老先生们，在面对着质量粗糙的作品充斥市场、鱼目混杂的从业人员以非遗的名义把控群众对传统技艺理解等现象时，显得着急、无奈。

名义上，开封木版年画市场的从业群体有15家企业。但真正意义上能够掌握技艺的师傅数量也就是个位数，他们的徒弟也不超20名。也就是说，在李力眼中，半数左右的企业缺乏专业水准。而随着人们对非遗作品鉴赏能力的提高，有关部门对于非遗市场的乱象也有所察觉。

为此，他呼吁人们要反思简单粗暴式开发非遗。他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木版年画，激活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了解就没有喜欢，没有喜欢就没有技艺传承，没有技艺的传承何谈文化传承？”

今年已有67岁的任鹤林老先生，在近期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高级研修班时，与班上许多有名望的老前辈达成共识：目前国内年画的质量问题不容小觑，将看似无法总结的技艺标准化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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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中华文化精髓 “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成立4 uu

2016年10月27日，坐落于首都银街东单三友商场四层的“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正式揭牌，致力推广传统手工艺文化，复兴非遗手工技艺，拓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美非遗产品，标志着“雪莲”品牌的产品线，又向文化创意提升、转型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当日，雪莲集团与25位手工技艺大师签约，其中不少手工艺大师也是国家级的工艺传承大师。“雪莲”品牌跨界手工艺，其实并不突兀，若梳理“雪莲”的历史，便可知其与手工艺有着不解的渊源。据雪莲集团副总经理赵俊杰介绍，雪莲品牌最早起源可追溯至1919年的仁立商号，创办人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周诒春，并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京城文化名人渊源颇深，曾生产手工地毯，经历“仁立毛纺厂”、“仁立麻纺厂”的时代，而后突破国外的技术封锁，研发生产出中国第一件羊绒衫？？“这说明了在“雪莲”身上，从一开始就带有手工的基因。”赵总表示，从这种意义上看，创立仁立时尚手工坊本身就是一种对“雪莲”自身历史文化优势的回溯、传承与发扬。

非遗大师零距离接触

普通人大概很难想象，与非遗大师面对面零距离接触，倾听他们的声音，触摸他们的作品。而今“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成立，让想象照进了现实。“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非遗传承人，包括金丝镶嵌大师黄小群，景泰蓝大师张向东，陶瓷艺术大师赵传玉，画家程忠麟、王一茗，书法家范寅斌，当代油画家王洪旭，著名服装设计师王燕喃，剪纸大师陈玉梅、刘峥嵘，皮影大师赵翠莲，文彩绣大师高彩侠，柳编大师赵丽萍，内画大师张冰，十字绣大师文清，盘绣大师哈承清，新锐服装设计师巨菲菲，羊皮画大师吴勇等等。日前，记者走进“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对话非遗大师，了解这些传承人的从艺故事以及入驻“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初衷。

景泰蓝大师张向东入行已有40年，据他介绍，一件景泰蓝作品的完成，需要经过百余道工序。其中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为最具代表性的五道工序，称为“曼妙五部曲”。研习技艺的过程中，难免会手腕伤、颈椎病、网球肘等职业病，但依旧深深迷恋其中。张向东表示，希望通过签约“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能够促进景泰蓝技艺的传承，“我会一直守着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有人守着，就永远倒不了。”

金丝镶嵌大师黄小群同样已入行40载，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她成为国内最早“下海”的一批手工业者。金丝镶嵌艺术以金属丝展示金碧辉煌的造型，丰富的色彩经高温烧压，在灯光下呈现出闪烁的质感，魅力无穷，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完美统一的精湛手艺，让黄小群的作品一直得到市场的认可与好评，但她表示，可探索的空间无穷尽，未来希望自己可以做出艺术价值更高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培养出能够潜心钻研的传承人。

剪纸艺术大师陈玉梅表示，自己走上剪纸艺术之路缘于受到妈妈巧手的启蒙，过去“逢婚庆节日，妈妈都会被邻居请去剪窗花或喜字。”陈玉梅是家中最小的女儿，通常小孩子不被允许动剪刀，她却自小就挥着剪刀，随手拾起一张小纸片就剪得不亦乐乎。这也让陈玉梅打小练成了画稿在心中、脱稿即剪的手艺。在实践的过程中，陈玉梅不断将剪纸技艺精髓发扬光大，曾受奥组委委托设计制作剪纸作品。

据纹彩绣艺术大师高彩侠介绍，一件纹彩绣作品的完成要经过七八道工序，尤其当需要手绘和手绣时，就更加复杂繁琐，耗时也更长。产品高端的特性、自身资源的紧张以及工艺师人才的匮乏，致使商业化面临困难。高彩侠曾与一些演艺界的明星、设计师合作过，此次与“雪莲”合作高端定制产品，并进一步探索深度合作的模式。

工笔画艺术大师王一茗表示，自己从小喜欢画画，并为此考入正式院校，曾为了梦想来京自费学习三年。据她介绍，一幅工笔画的完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辛苦的付出，尤其是为了参加大型展览赶制作品。但就当下的艺术环境而言，工笔画家经常要纠结于选择生存还是执着于创作。而今与“雪莲”合作，王一茗还得到了一个独立安静的画室，“这为我静心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她表示，也希望自己能为“雪莲”设计出一些好的作品。

据另一位剪纸大师刘峥嵘介绍，剪纸作品的花样均为自己设计，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创新。此次与雪莲合作，会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高级定制的尝试。“雪莲提供平台，帮助我们推广。”她表示，没了后顾之忧，自己便可以安心认真地做作品了。

受访过程中，多位传承人都坦言，当下面临招徒困难以及市场推广的瓶颈。而入驻“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后，这些难题迎刃而解。据雪莲集团副总经理赵俊杰介绍，非遗文化存在着“有技艺”但“无传承”、“无设计”、“无平台”的现状，“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的创立，正是致力于为传承人提供平台，搭建渠道，推动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化进程，从而实现传承与发展。

示范纺织产业转型提升

结合当前首都核心区的定位，“雪莲”以复兴民族手工艺、传承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切入点，除了社会意义，更对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独特的先行示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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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同乐村是澜沧江流域典型的傈僳族村寨，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生态文化村，傈僳族魍澄幕丰富，为保证其在现代文明中的持续存在与发展，通过对各种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展示利用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对努力打造国内乃至国际的傈僳族文化体验区具有重要意义。

一、同乐村文化资源分析

（一）村落民居建筑与历史遗迹

传统居住建筑群是同乐村最为重要的部分，占地约4.6万平方米，其中98%都为木楞房，采用木制瓦顶。传统居住用房通常由堂屋（火塘房）、灶房、粮仓、牲畜房四部分组成，民居功能较为完整，一般为半架空形式，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供人居住，下层架空部分用来关养牲畜。二层为起居空间，内设火塘，置铁三脚，包括接待、厨房、饭厅、卧室多种功能；底层一般为牲畜饲养空间。

（二）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乐村傈僳族经历几百年的生产生活，培育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因此，浓郁的傈僳族民族风情成为同乐村社会文化的特色。

1.传统民俗，是傈僳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包括丧葬嫁娶、传统节日（阔时节、阿尼盍什节）、、建房习俗等。

2.传统美术工艺，同乐村傈僳族的纺麻技艺、绣花技艺和编织工艺，伴随着傈僳族几乎所有的生活生产活动，其制作工艺备受傈僳族人民及社会公众的推崇。

3.音节文字

哇忍波于1923试着创作文字符号，历经6年之久，创造出了傈僳族音节文字918字。这套文字在建国以后，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傅懋薅运作了评价，并就其有关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研讨后，得出“这是一种音节文字，没有字母，一个形体代表一个音节”的结论，从此，有关学术论著便将它通称为“傈僳族音节文字”。

4.传统歌舞

傈僳族“阿尺目刮”歌舞已不仅是傈僳族的“百科全书”，它已经成为研究人类历史文化和傈僳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阿尺目刮” 意为“山羊之歌”或“山羊调”，是一种群众自娱性舞蹈，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目前已在国内外多处进行表演，并取得优异成绩。

二、展示利用策略

根据展示内容到达受众的便利性，可将展示利用策略分为直接展示利用策略和间接展示利用策略。

（一）直接展示利用策略

直接展示利用策略主要是以同乐村为基点，针对前来同乐村的游客，根据同乐村的实际情况和游客偏好展示同乐村傈僳族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包括对传统民居建筑、传统文化的展示。

1.传统民居建筑展示

展示内容：展示同乐村落的整体风貌，以及传统民居的建筑造型、结构、室内陈设、建房习俗等建筑文化。

展示方式：村落全貌以及单体传统民居建筑。以重点保护民居为主，非遗传承人家庭为辅，形成一条串连村寨典型的民居建筑的文化视廊。详细介绍传统民居的历史、结构、装饰、空间特征以及用途等，并辅以住宿体验。

展示措施：在庄房观景台远眺，远观同乐村落全貌；将典型民居建筑作为传统民居展示点，设立指示牌与展示标识牌，配以相应的图文解说词，在文字设计上，保证中文、英文、音节文字三语并用；将有接待能力的典型民居设为农家接待点，进行内部居住环境整改。

展示线路：同乐新村――村寨入口――观景台――阿尺木刮传统展示馆――余信莲民居――余信芝民居――余莲芳民居――旅游接待示范点。

2.传统文化展示

传统文化展示主要包括综合展示利用和分类展示利用，主要展示同乐村傈僳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最重要的展示内容。

（1）综合展示利用

依托同乐村“阿尺木刮传承展示馆”和“迪庆傈僳族阿尺木刮传习中心”，将其作为同乐傈僳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区与传承基地，对外进行综合展示，对内开展文化传承、村民教育与村寨公共文化建设。

展示内容：主要展示同乐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同乐村傈僳族的民俗风情、民族服饰、民俗活动器物、特色工艺、生产生活器具等。

展示方式：图文影像，实物展示，场景再现，传承活动。

展示措施：以阿尺木刮传承展示馆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集中展示场所，调查梳理同乐村民族文化、器物文化、建筑文化以及传承人的现状，建档归类，征集实物，辅以图文说明，选取生产生活及文化活动片断，进行场景再现；依托阿尺木刮传习中心的数字化运用，通过多媒体、触摸屏、图像采集、用户体验等数字化交互技术，活化展示傈僳族日常生活及文化表演，增强大众参与体验性设计；并在这两处场地内完善观赏、展示设施和管理服务设施，并设置图文解说牌与活态展示时间表。

展示线路：村寨入口――观景台――阿尺木刮传统展示馆――阿尺木刮传习中心。

（2）分类展示利用

在综合展示利用下，为保证外来人员和村民能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可将非物质文化项目再进行分类的详细展示，即串联同乐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民居点，对传统文化进行现场展示。

展示内容：主要展示傈僳族阿尺木刮歌舞的名称、含义、起源、分布、唱词、唱调、舞蹈动作、传承情况；纺麻、绣花、编织等传统手工艺的选材、制造过程以及傈僳族传统节日、、建房习俗等传统民俗情况。

展示方式：以传承人住所为展示点，进行非遗文化活态展示，并辅以参观、体验、参与和学习等。

展示措施：选取各类型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住所作为展示点，设立解说标识牌，介绍传承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传承项目；传承人在住所内进行活态展示，要对展示的项目过程进行步骤解说，并鼓励游客体验、学习，以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展示线路：将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住所串联成线路，如村寨入口――观景台――阿尺木刮传统展示馆――传习中心――余信芝（服饰纺织）――余秀芝（编织、刺绣）――封云波（编织、刺绣）――观景台――李碧清（阿尺木刮传承）。

（二）间接展示利用策略

除了针对亲临同乐村的游客进行现场直接展示外，还可通过各种间接传播手段将同乐村的传统文化展示给社会大众，从而扩大展示范围，对同乐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W络数字博物馆展示

同乐村可利用网络媒体空间，在观众与数字博物馆之间通过网络建立网络数字博物馆。运用数字技术创造视觉呈现与互动形式，利用计算机及数字媒体艺术将有关同乐村的建筑文化及民俗文化等的文献、手稿、照片、影音资料等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点击进入相应地博物馆进行作品赏析，观众可以对其进行选择、过滤等操作，自由取得想要的信息或博览馆内的各种展示，也可以通过网页上所设定的数据或利用电子邮件向博物馆提出问题并寻求解答，改变博物馆与观众之间互动的机制，吸引年轻人参与。

2.公共关系展示

同乐村可以特邀媒体从业人员、编辑、旅游撰稿人、图片记者、网络播客等作实地考察，向公众介绍同乐村的自然和人文情况，创造免费的广告和评述时间，以树立形象、提高知名度；特邀旅游批发商和零售商、旅游协会的高级官员团组来访，邀请主要客源市场的组团旅行社实地考察，以使其详细了解情况，并将它们列入旅行社的旅游项目，积极建立和发展广泛而又同定的业务关系，通过旅游带动文化传播及展示。

3.广告宣传展示

篇6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C-0162-02

广西具有丰厚的民族手工艺资源，民族手工技艺十分发达。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十分突出。壮锦、绣球、铜鼓、画扇、贝雕、坭兴陶、牛角雕、红木雕、人工宝石、服饰银饰、奇石盆景、编织制品、竹木根艺等手工艺生产逐步发展成为专门产业。这些手工艺术民族风格鲜明，地方特色突出，富有实用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然而，随着时展，这种手工技艺因为社会大环境影响，营销不力，设计创新不足，市场不看好，产业凋零，后继乏人。民族手工艺产业或已经衰落，或濒临危机，发展陷入困境。如何挽救民族手工技艺，促进产业再生和后继人才培养，是政府、社会、教育、产业等多方共同努力的大问题。作为培养地方性技术人才的高职院校艺术设计院系，应该担负这份重任。具体来说，要实现广西民族手工技艺在高职设计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对策。

一、将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元素融入基础教学

将民族手工艺术元素融入设计基础教学，是我国很多艺术院系的做法。广西手工民族技艺内容广泛，技艺精湛，文脉深厚。壮锦、民族服饰、苗族银饰、玉石雕刻、铜鼓、刺绣、传统陶艺、编织等手工技艺中的装饰图案与造型语言也十分丰富，可以归纳整理成一个庞大的学习资源库，成为学生的设计素材和可以吸收利用的艺术元素。以壮锦为例，图案来源于生活，生动活泼，反映壮乡生活与文化。图案有：蝴蝶恋花、鸳鸯戏水、宝鸭穿莲、团龙飞风、狮子滚球、四宝围兰、双凤朝阳，以及大小五彩花、大小、茶花、五福捧寿、福禄寿喜、马鹿穿山、鲤鱼跳龙门等传统花样，反映了壮族淳朴健康的审美情趣，地方特色浓郁。壮族色彩多喜重彩，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配点其他色泽，形成鲜明的强烈对比。“红配绿，看不俗”，是织锦艺人配色俗语与乡土艺术特征，“简练中见多彩，粗犷中见细密，纯朴中见真切，素雅中见艳丽，对比鲜明强烈”，显示了壮族人民热情、爽朗、勇敢、朴实的性格。壮锦图案纹饰都可以成为《图案》《设计色彩》等基础课程内容。同样道理，苗族蜡染色彩单纯、素朴，以蓝色为主，图案严谨精细，纯而不腻，纯净素雅，是大家一贯喜爱的色彩而纹饰，也是典型的民间艺术代表。蜡染图案和配色方法用于基础教学，早就是很多国内艺术设计院系的做法。苗族扎染的手工技艺也令很多艺术家、设计师着迷。抽象、随意的扎染效果是艺术院系师生永远乐于探索的命题。此外，广西“绣球”，小巧玲珑、精致艳丽，有独特的堆绣技艺与花瓣造型，惹人喜爱；铜鼓见证了广西文明起源，铜鼓上面镌刻的鹿纹、船纹、羽人纹、兽纹，还有各种几何纹样如云雷纹、方格纹、水波纹、圆圈纹、栉纹、菱纹、凹纹、钱纹、席纹等，是广西代表性的原发图案之一。它们都可以成为教学资源，完善基础教学内容。可以说，民族工艺是地方设计院校基础教学用之不竭的资源库。

二、将传统手工民族技艺融入专业教学

广西民族技艺后继乏人，大学生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在设计专业中融入民族手工技艺教育尤为必要。这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参与民族技艺，还能够启发民间工匠的创意思维。常采用措施为：在产品设计专业融入民族产品造型和图案元素，装饰设计专业融入民族工艺图案与造型，建筑装饰设计融入传统民族建筑符号及其装饰技艺，包装设计融入本土文化和民族色彩民族图案，在服装设计装也中融入民族服饰文化与元素等。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产品造型和装饰专业，长期探索民间艺术与专业课程结合，不仅开发了国家级民族陶艺精品课程，还创办了大型的民族技艺实训中心。学校将钦州坭兴陶的制作技艺引入以上产品设计和民族装饰专业，采用课堂教学与实习实训等方式，有效地将民族技艺传授给学生，在多次国家级行业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一批毕业生进入坭兴行业，为坭兴陶界培养了可用之才。广西地方高校贺州学院、桂林理工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的艺术院系也都纷纷挖掘民间艺术，将民族服饰、民族陶艺、苗族银饰等用于专业教学，取得良好效果。学校正日益成为非遗文化传承的一个平台。

三、加快民族技艺实训基地和艺术匠师工作室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是开展民族技艺教育的便捷途径。由于民族技艺保护政策的加强与高职教育经济投入的加大，民族技艺实训基地建设成为可能。校企联动，匠师协作，合作研发是实训基地采用的教学模式。具体来说，实训基地建设采用教学模式为：建立民族技艺工作室、聘请民间工艺大师入校、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形式。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了专门的民族装饰工艺实训中心。中心聘请了3位工艺美术大师，设立坭兴陶艺、贝雕、壮锦3个国家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担负培训师生，合作研发新产品，从事民族技艺创新与传承重任。实训中心采取产品研发、参与竞赛、课堂教学、专家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教学，还承担了国家陶艺师资培训。实训基地配置有专业制图室、陶艺制作实训室、雕刻制作实训室、民族织锦实训室、图形工作站、产品陈列室、生产性实训基地等。其中陶艺实训基地有电窑炉、拉坯机、工作台、展示台等设备，将制陶流程中的造型设计、雕刻技艺、烧制技艺引进教学，开展实训活动，使学生获得更为便利的实训条件。该中心被评选为首批国家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学校实训基地虽不比工厂中的生产车间，但也可以实现部分流程的陶艺实训生产。开发陶艺课程不仅可以作为设计专业的特权，还作为公选课成为全校同学与陶艺体验者的乐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传承与创新手工民族技艺作用。匠师工作室是比较理想的学习民间民族技艺教学模式，可以由工艺美术大师、工匠以及经过培训的教师担任。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梁显飞老师的蜡染工作室，将苗族蜡染工艺应用于室内设计专业，开发设计出一系列具有民族文化气息的软装布艺与饰品，如苗族蜡染室内软装配饰作品，风格独特，既时尚又民族，深受欢迎。他创作的蜡染作品《手工蜡染――时钟》《苗族餐桌布艺》《蜡染抱枕被》分别获得2014、2015、2016年中国工艺美术作品展“金凤凰”创新大赛优秀奖。更有甚者，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刘子龙的蜡染艺术工作室，在2013年12月举办了“刘子龙蜡染艺术工作室师生作品汇报展”，展出一百余幅蜡染绘画作品，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并召开了相当高层级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对基于以传承为目的而建立的刘子龙工作室及其已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此外，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构筑凤巢，引进54位国家级、省级、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进校园，建立起玉雕、牙雕、木雕、骨雕、榄雕、蛋雕、广彩、广绣、陶塑、剪纸、宫灯、掌画15个大师工作室。同样采用了大师工作室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四、构建实训基地教学模式

无论是生产性实训基地，还是大师工作室，总结其引进企业工艺流程，开展教学实训方法有三种：半工艺流程引入、全工艺流程引入和校企合作完成流程。例如，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坭兴陶实训基地，引入坭兴陶产业中的半工艺流程，而非全套引进。学校实训舍弃了采泥、练泥、灌浆、注浆等工艺流程，只保留了雕塑、设计、雕刻、烧制等部分流程。全工艺流程引进，也是可行的，但并不是所有民间技艺适用。一般来说造价不高，工艺不复杂比较好。如蜡染、扎染、刺绣等实训工作室教学。由学校方面采购一套蜡染、扎染、刺绣等制作设备，在校独立完成设计与制作产品。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比较全面地掌握该项民族技艺，达到基本掌握民族技艺的目的。民族技术的完全掌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生在校两三年，很难像民间工匠那样熟练掌握全套技能技巧。为了快出产品和出高质量产品，也可以采用第三种方式，校企合作完成的方式。学校师生与苗族蜡染原产地的工艺作坊或企业相结合，将设计图稿通过电子邮件发往产地，由民间工艺作坊工匠制作更快速简便。这就是“学校创意+企业技艺”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易行，缺点是对民间技艺掌握欠佳，是校企结合的初级层次。但也可以产生一定效果。由于艺术院系的师生参与设计，创新意识比较强，理念与时代接轨，容易受到大众喜爱。而民族技艺工匠技艺熟练，制作效率远高于大学生，二者结合，可以互补。

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的表达　文化的文法　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C912.4；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035－07

一、从“有形”到“无形”：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开始致力于世界范围内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1978年首批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此期间就有会员国对保护无形的文化遗产表示了关注，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综合概念被引入到UNESCO内部的工作机制中也经历了长期的论证，并于2003年在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尘埃落定。可见，从“有形”的物质文化到“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在世界遗产保护范畴内经历了一次从认识到实践上的文化反思。

以日本为例，早在1950年日本制定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综合考虑了有形文化财产和无形文化财产的保护问题，这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较早并在国家法律政策层面的体现和实践。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有着很大的关系。柳田在《民间传承论》(1967[1935])中将民俗分为“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三大类。在《乡土生活的研究法》中他又把“有形文化”进一步分类为住居、衣服、食物、生活资料的获取方法、交通、劳动、村、组合、家、亲戚和亲属、婚姻、出生、灾厄、丧事、年节活动、祭神、占法、诅咒、舞蹈、竞技、儿童游戏与玩具等共22个子项目。后来他曾延续使用此种分类，但也指出分类具有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应该说，柳田的民俗分类法使得日本民俗学具有了十分宽泛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和层面，并不只局限于民间的文学、语言、艺术和信仰等，也包括了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1936年著名民具研究专家谷敬三主编的《民具搜集调查要目》对于生产、生活等物质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柳田和谷的分类对于后来的日本学术界包括文化行政等方面影响很大。1954年文化厅及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在《民俗文化财手册》等文件中也大体是按用途分类的。日本学者一般较多赞同上述分法和文化厅的手册。1954年12月，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告示第58号公布的“重要民俗资料指定基准”如下：A、在以下所列的有形民俗资料中，其式样、制作技术、用法等方面，反映了我国国民之基础性的生活文化特色且具古典性者：(1)衣、食、住所使用的，如衣服、装饰品、饮食用具、光热用具、家具、民居等。(2)生产、生业所用者，如农具、渔猎用具、工匠用具、纺织用具、作业场(作坊)等。(3)用于交通、运输及通信者，如搬运用具、舟车、“飞脚”(江户时代的信差)用具、“关所”等。(4)用于交易者，如计算用具、计量用具、看板招牌、“鉴札”(由官方颁发许可证的称谓)、店铺等。(5)用于社会生活者，如赠答用具、警防用具、刑罚用具、青年屋等。(6)有关民间信仰者，如祭祀用具、法会用具、奉纳物(供物)、偶像等，还有咒术用具、社祠等。(7)有关民间知识者，如历法用具、卜占用具、医疗用具、教育设施等。(8)与民俗艺能、娱乐、游戏、嗜好有关者，如衣服道具、乐器、似面、“人形”、玩具、舞台等。(9)涉及人一生的，如产育用具、冠婚葬祭用具、产屋等。(10)有关年节行事者，如正月用具、“节句”用具、盂兰盆节用具等。B、在前项所列之有形民俗资料的收集中，其目的和内容等，有如以下各项之一并特别重要者：(1)反映历史变迁者；(2)反映时代特色者；(3)反映地域特色者；(4)反映生活阶层之特色者；(5)反映职业和技能之各种具体情形者。C、与其他民族有关的前述各项所列之有形民俗资料，或在其收集中与我国人民之生活文化在关联方面特别重要者。

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从1962年起进行了民俗资料的全国紧急调查。调查所依据的《民俗资料调查收集手册》(1965年)中的分类项目，包括衣、食、住，生产与生业(农耕、山樵、渔捞、狩猎、养蚕、畜产、染织、手工、诸职)，交通、运输与通信，交易，社会生活，信仰，民俗知识，民俗艺能，娱乐，游戏，人的一生，年中行事、口头传承等；并进一步把上述各项内容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从民具的上述分类看，实际涵盖了日本民众生活文化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

在日本现今施行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明确将国家依法保护的文化财对象划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造物群和埋藏文化财(地下遗迹和文物)等六大类别。有形文化财包括建筑物、美术工艺品，如绘画雕刻工艺品、书法作品等，无形文化财包括戏剧、音乐、传统工艺技术等。而民俗文化财则包括无形民俗文化财和有形民俗文化财。前者包括衣食住行、传统职业、信仰与传统节庆相关的民俗习惯、民俗民艺等，后者则包括无形文化财活动中使用的衣服、器物、家具等。日本学界的这种分法，显然把民俗文化财作为文化财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单独将民俗文化财再次划分为“有形”和“无形”，旨在说明在民俗文化的保护过程中，如果只侧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不可能将民间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做到完美，毕竟无形的技艺、岁时节庆等民俗文化往往需要有形的物质民俗作载体，才能将其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划分方式所带来的另一个更为客观实际的问题，就是在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语境时民俗文化如何发展?而它的发展实际上应该建立在“无形”民俗文化和“有形”民俗文化遗产共同保护的前提之上。正如在2010年11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上，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在会议发言中所言，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两个重要元素：通过艺术表达出来的理念或信仰，有效表达它们的技艺。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物质或形象及艺术家们诉诸于物质媒介的技艺，所以文化传统的成功传承需要硬币两面的永恒存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相当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附着在物质文化遗产上的理念和文化价 值，如中国的中医、广东的凉茶等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个道理。这就让笔者联想到人类学中对一种文化的定义之观点可以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把文化分为可观察的文化和不可观察的文化。可观察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表达文化或精神文化；不可观察的文化主要指文化的文法。这一分类受语言学的影响，文化和语言很类似，一部分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观察的文化，一部分是不能看得见的文法，是下意识存在的。如我们熟悉中国文化中人的各种行为，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文化的文法。虽然这一分类对于文化遗产而言还是不能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涵盖进来，但它给我们重新分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中，可观察与不可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不过上述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分类在文化遗产的框架下可以重新分类和归纳。如在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中与可观察文化的第一个层面完全吻合，而伦理文化和精神文化应该归入到非物质文化的范畴中。伦理文化是一种道德与制度的规范，而精神文化一方面要表达自己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些表达的创造又倒过来安慰我们自己，它包括艺术、音乐、文学、戏剧以及等。文化的文法是潜意识的存在，是深化在同一文化个体中内化的逻辑。如昆曲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形式是有空间、具体内容和艺术等文化的表达，但在昆曲分布的地域社会人们对于昆曲本身又是其内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很多的心理文化图式，这就是一种内在化文化，存在于地域群体人们的细胞之中。所以文化的文法应该包含在前文谈到的附着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中文化表达上的理念和价值判断。归纳起来，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包括文化的表达(如艺术、音乐、文学、宗教、戏剧及像视觉、听觉、味觉所表达出来的文化的信息等)和文化的文法(如感觉、心性、历史记忆、无意识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生活结构和集团的无意识的社会结构等)。如此定义仅仅是为了操作的方便，其实物质与非物质(原日文称“有形”和“无形”，从日文翻译成英文又翻译成中文就把“有形”翻译成了物质，“无形”翻译成了非物质)不能简单地截然分开，就如同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它们还是在一个整体上。同时我们还应该强调“非遗”是一动态的过程。中国的“非遗”理念和政策，也是在考虑两者的有机联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心和边缘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化的表达和文化的文法，其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自然和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文化变迁一般是由本文化内部的发展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而引发的。其一是文化的涵化，是指不同族群持续地接触一段时间后因互相传播、采接、适应和影响，而使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体系发生大规模的变异的一种过程及其结果。其二是文化传播，因为在相互、持续的接触中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只有通过大量的相互传播，涵化才能最后实现。涵化强调双方长期的持续互动，双方文化的接触是全面的。另外，涵化过程无法区分涵化的主动方和被动方。最后，涵化的结果是双方在长期互动中通过双向传播或单向传播，使得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体系发生大规模变迁。通常变迁先发生在文化边缘地带，然后才向文化中心推进。这种横向的文化变迁过程在文化区的纵深发展即是涵化的过程。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民族文化一直是主导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比，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享有着重要的话语权，有时甚至是一种支配地位的话语权。与此相对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层面上，一般就会形成这样的理解，无论从地域分布上还是文化话语权的把持上，都会形成汉文化的“中心”和少数民族的“边缘”。而且在文化发展走向上，通常是“中心”影响“边缘”。多年前笔者曾就“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希望能树立从边缘看中心的意识。其实在非物质文化的研究中也应该树立此种意识。特别是在现代语境下，涉及到汉文化的一些非物质文化事项在汉文化的发源地竟然消逝不见；而相反，在所谓边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种非物质文化事项却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为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如贵州安顺的“地戏”、广州吴川的“飘色”。在这种长期的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的分布和影响力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原来单向度的中心影响边缘的思考，显然面临着新的挑战。

2007年笔者到屯堡村寨参观，看到其文化体系非常特别，保留了诸多江南的文化特质。贵州安顺的屯堡文化来源于明朝朱元璋大军的“调北征南”。明朝军队平定南方后，为了统治南方，朱元璋命令大军就地屯田驻扎下来，还从中原、湖广和两江地区把一些工匠、平民和犯官强行迁到贵州安顺一带居住。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人在亦兵亦民的过程中繁衍生息，一方面不断吸收当地的生活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恪守各自世代传承的文化生活习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屯堡文化，既保留了先民们的文化个性，又在长期的征战耕读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的地域文明。而在600多年的屯堡文化环境里，又生存和发展了以傩戏为形态的安顺地戏。安顺地戏的传承虽源自于江南，但经屯堡人移植于黔中以后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成为贵州境内堂戏班子最多、剧目独特、唱腔古老、面具个性鲜明、数量惊人的民间傩戏。它多在广大农村表现，其演出场地皆为村寨内平坝，群众围而观之；演出者均为本地村民自娱自乐，祈福禳灾，并彰显当年屯军之威仪和尚武之精神。同时，地戏这种集体性娱乐活动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给予居住在少数民族文化优势突出的贵州当地汉人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

广东湛江历史上属于多民族或多族群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与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已经发生了涵化，今天以湛江为中心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面。早在2000多年以前，汉代徐闻港就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现代湛江因为经济交流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港口文化。在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很多学者从整体把握，将以湛江为中心地区的民俗纳入到岭南民俗这一大的范畴中，但如果考量具体的文化事项，我们会发现湛江民俗与广府、潮汕、客家这三大民系的民俗相比，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例如湛江吴川的飘色巡游，飘色是吴川的“元宵三绝”之一。据《吴川县志》记载，清代吴川梅有种色叫“转色”，用一张长方形台，装上一张转动的板凳，中间坐着化妆的少年儿童数人。每年游神时，四人抬着游行，不时停下奏乐唱曲，人们将板凳转一周，谓之“转色”。后来又演变为“板色”，以木板做成色台，用纸扎成花木亭台，所谓色，是一名歌妓坐在台上，手抱琵琶或胡琴，人们抬着游行，经过社庙之处必奏乐唱曲。实际上，从历史源头和飘色活动的全过程看，早期吴川飘色与“迎神赛会”有关，是民众祈求神灵镇邪去病保平安、企盼丰年的原始祭神求福活动。飘色活动在吴川据可考的时间至少也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与之相关的“迎神赛会”显然也与中原地区此类民俗文化关系密切。汉地的迎神赛会常常需要一些童男童女装扮成戏曲中的人物出现在巡游队伍之中，这在江南一带迎神赛会活动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从历史溯源的角度来看，这种来自 于汉文化主导区域的活动，流传到粤西一带，却和地域文化结合，集中当地工匠的智慧，创造出“飘色”这一富有地方特色的活动。今天的飘色，既有舞龙、舞狮之类处处可见的传统艺术形式，还有在中国，甚至东南亚地区华人所独有的以傩戏徒刑队伍组成的飘色阵营。

上述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例证有相似之处：从历史溯源上看，都源自汉文化，但是最后得以传承和保留的地域却是在处于西南和岭南的边缘地区，而这些地方却往往被看成是文化的边缘地区。二者在文化的表达和文化的文法方面都富有地方色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保留原来的汉文化特征之外，也融入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如果按以往的标准考虑，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它们属于文化的边缘；如果从周边文化形态的包围和与汉文化区的联系来看，它们也属于边缘。但是，事实上它们目前备受研究非遗方面的学者和当地政府的重视，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在当地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保护。而反观两种文化事项的发源地的汉文化主导区域，如江南地区，类似于安顺地戏的傩戏以及以童男童女装扮戏曲人物的吴川飘色这种迎神赛会形式显然已不多见。

那么该如何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心和边缘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显然以往以地域和汉文化作为依据划分文化的中心和边缘是有欠考虑的。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近些年来才提出的话题，但是涉及到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等传承和保护却是由来已久。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非遗中的文化事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认为它是过去发生的。不可否认，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非物质文化是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吸取新的内容而形成的，但它是植根于自己民族土壤中比较稳定的东西，有相对不变的一面，能够超越时代而长久延续，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具有新旧交融性。这些非遗文化事项从过去一直发展到现在，是过去与现在交融的结果，渗入了每一个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所以如果再用传统的文化中心和边缘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定要超越简单族群或民族的分类体系，要突出地方的概念。又如在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民族走廊的研究，不管是藏彝走廊、河西走廊还是岭南走廊，不同民族或族群创造出各自的文化特性，但同时不同的族群或民族文化又不断地交融共生，形成走廊中不同空间中的共有的地域文化。这就是很多地方性的文化已超越了固有的族群概念，形成了不同族群或民族共同的地域文化道理所在。所以，我们要看到文化的包容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中体现这种包容性，不能机械地区分文化的中心和边缘。其实，这种中心和边缘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都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在文化意义上没有中心和边缘的绝对划分，只有相对的文化中心和边缘。

三、从传统到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的创造、重构

孙家正曾指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目前，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改变了民俗文化产生的原初地理和文化空间，城镇化后的村寨已与原初意义上的农村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现代化过程中，周边城镇和大中城市的辐射力对村寨的发展更具影响力。大中城市的城市文化和中小城镇的城镇文化会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村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通过大众媒介、交通运输、商品交易、旅游观光等途径。乡村的文化空间不再封闭，各种文化开始在这里汇聚、碰撞，以前所谓的封闭落后的农村现在基本已经不存在。

而在农村接受的现代文化中，大众文化的影响值得一提。科学技术的发达，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方文明的引进，都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使其在中国这块刚刚开发的土地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加之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经济效益作为其外在的推动力，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完全以大众欣赏取向为主，在内容和价值观上也呈现一种中立化趋势，这都使得大众文化产品的内容与形式趋向于某种同质化、普适性、泛众化，更易于被民众接受。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地域、历史等原因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与大众文化的诸上特性存在着很大的不同。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已十分明显，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消逝的速度也在加快。而有的地方由于采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竭尽全力挖掘民俗文化的商业价值，又把民俗文化的发展推向了商品化的一端。但过渡强调把文化作为资本的理念，会使某些地区民间文化得以恢复，而有些地方却在式微，出现民间文化创作断代、艺术传人断代的严峻现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是民间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实施主体主要是下层民众。行为特点则是高度世俗化；尊奉着在传统中形成的道德秩序；在交往上看重亲缘、地缘等关系；文化传播方式通常是口传心授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俗规约和惯例；其本身具有较强的传统性和封闭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已经和即将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大多都是中国各地方、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它们被认为是国家的文化瑰宝，但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却面临着失传和濒于灭绝的危机。如何保护这些民俗文化，关系到民族文脉的传承。尤其是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人生礼仪、岁时活动、节日庆典及有关生产、生活的其他习俗；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对于这些无形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最好的方法或长久的发展之道莫过于把它们保护在基层社群之中，亦即创造、解释和不断地再生产出这些民俗文化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