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短缺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短缺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刘易斯转折”的含义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我们称之为工资转折。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内生变化和外生变化两种机制。所谓内生变化，就是指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乃至短缺，进而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导致工资水平上升。但在实际中，工资上升往往独立于内生因素，而由外生变化引起，如劳动力价格会因某些导致传统部门更加富裕的因素的发生，进而增加供给的机会成本而导致工资率的上升；他们可能有限制资本利润率的伦理观，如也许认为25％的边际利润是合理的，这样他们就会在生产率增加时适当提高工资(见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

二、如何看待“民工荒”

应当说，我国当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审慎分析。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追溯：

(1)随着中央政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村税费的大幅下降、粮食价格的提高都提升了农业部门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提高了劳动力进入工资经济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短期供给；

(2)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劳动力教育水平和素质的普遍提高，在劳动力细分市场中，表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整体上移。这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处于金字塔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带来工资上涨。事实也确实如此，民工荒伴随着大学生就业难。我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教育深化使学历型人才在市场中供过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育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因此，当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而非劳动力的整体性短缺；

(3)从劳动力的特质和对劳动力的典型态度来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优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的就业观念同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工资偏低、长时间加班、工作条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这却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吸引力，他们对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劳动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们对于超低工资、差工作条件的无声反抗。调查表明，我国民工工资待遇10年中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人民币；

(4)从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来看，刘易斯观察到依据“不变制度工资”理论，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应使工资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工资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资的增长比我们预言的要快得多”(见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一文)。传统工资制度总是基于劳资对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劳资双方博弈中“此消彼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企业倾向于采取诸如工资分享制、效率工资等手段来激励工人和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这无疑提高了工资水平。总之，当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结构性、局部性的，而远非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形成机制上，而非绝对供给的因素。其结果是助推工资的适度上涨，而这正符合刘易斯“第一转折”的真实含义。

三、两个转折点不能混淆

针对这个第一个转折点，刘易斯如此评论，“达到第一个转折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即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工资不变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为此，刘易斯提出了“第二转折点”的概念，“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谓第二转折点是指劳动需求赶上劳动供给，此时劳动力资源将出现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我们称之为供求转折。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工资转折而非供求转折。

显然，国内学术界对此的解读是存在偏差的。当前，国内学者广泛使用“刘易斯转折”这一术语，其意所指是劳动力供求关系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并由此导致工资上涨。显然，混淆了第一转折点和第二转折点。刘易斯强调经济摆脱长期“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涨的原因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给短缺的内部因素。也就是说，工资上涨并非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相反，工资上涨仍将在较长时间内伴随着劳动力的充裕供给，而这正是中国将要面临的情形，切不可将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全面短缺相等价起来。

而且，在刘易斯的理解中，第一次转折点并非至关重要，而非当前国内诸多讨论中所视为的“洪水猛兽”――人口红利的结束，比较优势的消失、发展战略的转向等等。应当说，工资增长往往先于劳动力短缺，“自然不会跳跃”，工资水平的调节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过程，大可不必诚惶诚恐。

四、低工资不等于比较优势

中国将进入一个工资上涨的时间通道，工资上涨无疑会部分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许有学者担忧由此会带来就业机会减少和失业问题。事实上，工资上涨同时也会带来内需的增长，由此通过产品需求的扩张引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这正是西方凯恩斯主义的成功之处。因此，这种担忧言过其实。而且，坚持农民工就是廉价劳动力和“比较优势”的观点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文化歧视，更有一种用歧视逻辑来进行制度安排的潜在倾向。将低工资完全等价于所谓的比较优势的传统观点无疑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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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性失业；新兴产业；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善和劳动力市场配资资源的作用增强，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问题再次引起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一、现状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供给不足并存；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困难与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熟练技术工人供给缺乏并存。

1、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人才不足并存

自1999年中央政府做出高校扩招政策后，高等院校的数量和在校生的数量迅速增加。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已经发展到2409所，在校本专科学生数量达到68.15万人。从1998―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从108.4万人增加到681.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上升到26.9%。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就业难度也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远远不能满足新兴产业需要，这些新兴产业集中在产业发展前沿，虽然高等学校的教育培训模式在逐步调整，但是面临着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如何提高大学生在新兴产业的就业率仍然是一个难题。

2、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熟练技术工人供给缺乏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

自2004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普遍出现“用工荒”以来，这一现象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用工荒”最严重的地区，目前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为10%。新增劳动力由于工作经验缺乏、工作技能低等原因难以满足较高要求的企业用工需求，但是一些对工作经验要求低，工作技能需要“干中学”培养的企业来讲，由于无法满足新增工人的较高收入期望而招不到人。下岗工人由于工厂倒闭、企业经营不善等原因离开劳动力市场，他们中的大部分由于预期流动成本高、再就业信心丧失等因素而自愿失业。

二、不利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不利。一方面是结构性失业导致失业率上升。相对于周期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危害是双向的、长期的，且治理难度非常大，难以在短期实现劳动力市场出清，从而造成经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因为招不到合适的劳动者，导致其减产甚至停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容易引发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最大不利影响在于它的难根治性。结构性失业倾向于集中在某些确定的群体，例如那些容易受到技术改变、受所在企业衰退或在整个国家内的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所影响的群体。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影响是长期的，在一个区域或行业中，那些被新技术替代或工厂倒闭的工人可选择的就业机会很少，且这种工作搜寻可能要持续好几个月，甚至以年来算。

2、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换。由于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滞后性和缓慢性，决定了它有一个相对较长的适应期或调整期，难免出现劳动力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脱节，从而影响到新兴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劳动力结构的失衡，造成失业率上升。

3、制约社会生产顺利完成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制造业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正在遭遇技工人才短缺的困扰，技工的短缺已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和发展。许多企业由于技工的短缺，一些大的订单都不得不放弃。技工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壁垒”。根据广东省劳动力市场的一项统计显示，广东省普工求职者与用人需求缺口达38.5万人，具有职业资格一到五级的技工缺口更是高达71.5万人，其中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是1.79、1.98、1.33。虽然目前广东就业难度有所提高，但对于有一技之长的技工仍供不应求。

三、原因分析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变不可避免地促使传统产业对劳动者需求减少，新兴产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多。不同产业对劳动者的技能、知识、经验上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原来在传统产业就业的人员如果无法对自身技能、知识、经验等各方面素质及时做出调整或没得到相应的培训，就不能顺利转入新兴产业就业，这会造成大中城市普遍就业饱和状态下的某些类型职位空缺现象的出现。

2、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即高职高专和研究生规模相对较小，本科教育规模相对较大。高等教育的这种层次结构难以满足社会各个领域对研究生和高职生的需求，导致技术型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除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不合理，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也存在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地方，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高校之间专业设置互相重叠，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二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专业的课程已经过时，与现有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不一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设置和专业设置的不合理使得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之间有很大差距，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和新兴产业需人才缺乏的局面。

3、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趋向于复杂化和多样化，除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外，在城市中还存在首要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乡两级劳动力市场分割最初是由于体制性分割造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体制性分割效应不断弱化，行业分割开始逐步显现。由于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壁垒”存在，所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力也极少降级到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造成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难以治理。

四、对策建议

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必须从调整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及完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入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新需求；加大相关制度改革与创新，逐步建立统一、高效、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深化改革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

从大学生供给方面来说，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脱节，“学非所用”和大学生就业能力较弱。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不仅要依赖于经济增长和新兴产业发展给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要依赖于在大学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更加有效地联系。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通过提高就业能力来扩大就业机会，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提高就业的良性互动。

2、加大培训力度，增强新增劳动力、下岗工人适应市场能力

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与工作岗位匹配效率低，增强劳动力适应市场能力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要加大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尽快扭转当前企业对技术型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局面，广泛开展技能培训活动，加快技能型劳动力的培养。高度重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工作，通过建立市场导向的运作机制使劳动者和企业都能从职业培训中获取最大收益，采取企业培训与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相结合、在职培训与脱产学习相结合等措施来增强劳动者适应市场的能力。

3、利用比较优势，提高劳动力市场需求

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以低知识、低技能素质的劳动力为主体，高技术、高技能劳动力相对比较短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当前情况下，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种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劳动者就业以后的“干中学”目标。这不仅可以增加这些企业商品的附加值、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技能，还可以为企业储备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1] 蔡P、王美艳：“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5（2）.

[2] 张展新：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4（2）.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199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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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总体上看，我省民工短缺现象已经显现，但地区之间差异较大，而且主要是行业性、结构性和季节性的短缺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2003年底外省在我省各类企业务工的人数达480多万人，40%以上来自安徽、江西和四川3省。另据省公安厅去年6月底的统计，全省已办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达1100.5万人，其中外省人口895.8万人，占81.4%；以务工为暂住理由的共786.1万人。个别地区如温州、台州两市，外来务工人员（包括省内其他地区流入的务工人员）已占全部就业人员的70%以上。

2003年以来，我省不少地区开始出现民工短缺现象。据省就业管理服务局对全省40个市、县（市、区）劳动力市场和职业介绍机构的统计，2004年第三季度劳动力市场登记需求人数133.9万人，求职人数88.1万人，缺口45.8万人，缺口率达34.25%，求供比为1.52，比上年同期上升0.15个百分点，“民工荒”现象已经显现，但不同地区差异较大。据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2004年1―8月，用工单位登记需求人数为28.4万人，登记求职人数为23.2万人，求供比为1.22，比2002年同期上升0.31个百分点，而2003年由于受非典的影响，求供比达到了1.28。据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和温州市技能人才市场统计，2004年1―7月登记需求人数为21万人，求职人数为35.2万人，求供比仅为0.6，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去年第三季度，湖州、衢州市区的求供比分别为2.04和1.78，而嘉兴、绍兴市区分别为0.9和0.94，地区之间差异较大。

从调查情况看，我省民工短缺主要是行业性、季节性和结构性的短缺。分行业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劳动力需求大，民工缺口也较大。据省就业管理服务局对全省40个市、县（市、区）劳动力市场和职业介绍机构的统计，2004年第三季度，制造业、批发零售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劳动力需求人数占登记需求总人数的77.36%，对商业服务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的需求分别占总需求的34.34%和35.16%，求供比分别为1.74和1.39，缺口分别为43.35万和13.14万人。据宁波各县（市）就业管理部门去年对432家规模较大、用工规范的企业劳动力需求状况的调查，这些企业用工缺口达12.6%，大多是电子、服装、机械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餐饮、批发等商业服务企业。

分时段看，主要是1―2月份春节期间和7―8月份农忙季节，民工短缺问题更为突出。据宁波市外来人员就业服务中心统计，2003年7、8两月共有1014家单位进场招工，共提供3.38万个岗位，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倍以上，而平均日进场求职的农民工仅为1500人次，比上半年日进场人次数减少了一半以上。春节过后是劳动力最为紧缺的时期。据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去年2月2日，到市区各外来劳动力市场登记的用工单位就达5455家，共提供56841个就业岗位，而进场就职登记的只有7195人，求供比达到了7.9。

从结构性看，除存在年龄、性别等方面的供求差异外，主要是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素质性的差异。据省就业管理服务局2004年第三季度对全省40个市、县（市、区）劳动力市场和职业介绍机构的统计，有79.88%的用工需求都有明确的性别要求，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求供比分别为1.26和2.05，说明女性劳动力较为短缺。从年龄结构看，随着年龄的增大，供求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16~24岁、24~34岁、35~44岁和45岁以上年龄段求供比分别为1.6、1.55、1.31和1.20，青壮年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更大。从文化程度存在的供求结构差异看，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求职者占62.16%，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和大学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求供比分别为1.38、1.73、1.73和2.95，企业需要的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较难找。从技术等级要求与技术水平差异程度看，不同水平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职务的劳动力求供比均在2以上，其中对一级职业资格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求供比分别达到3.58和10.21。从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的统计数据分析，这种劳动技能的结构性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2004年1―8月，到该中心登记的裁剪缝纫工、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餐厅服务员、购销人员、电子元件制造工的求供比分别为7.46、4.

10、3.44、3.43、2.61，需求远远大于供给；而仓储员、保管员、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和锅炉操作工的求供比分别为0.91、0.06、0.91和0.84。由此可见，目前的技工短缺更为严重。

二、民工短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社会问题

从调查了解和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当前各地出现的民工短缺现象，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等社会方面的原因。

一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粗放经营、千方百计降低劳动力成本与民工择业观念转变、利益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我们不少企业走的仍然是低成本扩张的发展道路，为了消除原材料涨价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大多采取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办法，存在民工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甚至拖欠克扣工资等现象。另一方面，新一代民工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上，都比改革开放初的“父辈”打工仔有更高的要求。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市场经济的洗礼，特别是一些青年民工，思想更为开放，目的更加多样，更重视经济利益，更讲究个人价值的实现，不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企业强加给他们的不合理待遇和条件，这从民工的求职介绍成功率上可以看出。据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和温州市技能人才市场统计，2002年、2003年和2004年1―7月的职业介绍成功率分别为44.21%、45.04%和47.22%，不到50%。

二是企业技术进步加快和专业化分工深化，要求员工不断提高劳动技能，与民工接受教育程度大多不高、普遍缺乏专业技能之间的矛盾。近几年来，我省企业对民工的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据省就业管理服务局对全省40个市、县（市、区）劳动力市场和职业介绍机构的统计，2004年第三季度，企业在劳动力市场和职业介绍机构登记的用人需求总量中，有86.03%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其中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占30.65%；要求大专文化程度的占6.32%，比上年同期上升3.39个百分点；用人单位有明确技术等级要求的也占总需求人数的35.56%。

与此同时，我省外来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多缺乏专业技能培训。据省城调队抽样调查，2003年底，外省在我省各类企业务工的人数有480万，其中初中及小学文化程度占66.8%。台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2004年1―9月，外来劳动力登记求职人数为23.55万人，其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1%，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仅占10%。文化和技能素质低，使大量民工与就业机会失之交臂。

三是民工对劳动保障和子女就学等要求的提高与城乡制度差异大、难以进行统一合理的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外来民工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在外务工时间的延长，拖儿带女的民工越来越多，对劳动保障和子女就学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虽然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正在打破，从我省来说，要求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为职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也有具体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不少企业用工不规范，应该建立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不少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还存在较大难度，特别是不同地区差异太大，制度很不完善，农民工也怕到时无法带走，或即使带走了，也无法与当地的社保制度衔接，因此，大多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这已越来越成为当前外来民工就业的一大难题。

据省城调队去年的抽样调查，全省有6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80%以上的外来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就更不用说了。另据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调查发现，参加一种以上社会保险的务工农民的比例已达55.5%，说明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几年，我省各地非常重视外来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制定配套政策，以当地公办学校为主、民办学校为补充，基本上解决了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据省教育厅统计，目前有38万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中小学就读，占总数的66%；约有12万在民办学校就读，占总数的21%。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仍有13%左右民工子女还没有入学读书。

此外，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仍然受到较大的歧视，部分企业任意损害民工的合法权益。外来民工在艰苦劳动的同时，也渴望得到应有的尊重，渴望享受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的生活，而城市的文化等服务设施又难以适应他们的需求，这一切都使他们在心理上感到有隔阂和痛苦。据杭州市总工会困难群众帮扶中心反映，近年来，外来民工因工伤等引起的劳资纠纷事件迅速增加，只有70%左右的工伤事故经过调解得到处理，在这些调解的事件中，有80%的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由于种种原因，劳动执法部门、职工帮扶中心及法律援助中心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几年我省出现的民工短缺，还有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加快、对劳动力需求增加而引起的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相对减少，以及因缺电引起的企业开工不足、务工收入下降等方面的原因。去年以来，还有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粮食补贴增加和粮价上涨，中西部地区农民务农收入明显增加，外出务工边际收益降低等方面的原因。

三、解决我省民工短缺问题，需要各方面的良性互动，不仅要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更要进一步规范劳动用工制度，建立健全相关的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当前我省部分地区存在的民工短缺，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从总体上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据研究，我省至今还有400万至45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全国至少还有1.5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将长期存在，就业压力也不会因为局部地区、部分行业的用工短缺而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形成了“招工难”与“就业难”两难并存的局面。要解决好民工短缺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好这两个方面的难题，要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以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进一步规范劳动用工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重点，多管齐下，努力建立长效的工作机制。

从企业方面来说，要坚持以“以人为本”，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主动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一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合理确定计件工资的单位标准，并根据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不断提高民工的工资水平；二要切实贯彻劳动法，及时与民工订立规范的劳动合同，加强劳动保护，不断改善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关心民工的业余生活；三要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及时为民工建立各种社会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四要加强对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和思想文化教育，建立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吸引力，努力实现以实惠的待遇留住人，以“以人为本”的工作制度保障人，以合适的岗位发展人。与此同时，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逐步改变单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战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粗放式经营、数量型扩张的路子必然会越走越窄，难以为继。要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转变增长模式，在充分发挥低成本优势的同时，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积极开拓差异性竞争优势，努力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知名度，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从民工方面来说，关键是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一要树立正确的就业和择业观念，增强靠市场就业、靠能力吃饭、靠法律维权的意识，扬弃小富即安的传统小农意识，争做自立自强、勤劳致富、创业致富的现代公民；二要充分利用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学习培训机会，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形式的就业技能培训和文化知识学习，尽快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增强劳动就业技能；三要加强劳动法及相关法律的学习，学会运用法律武器，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政府方面来说，主要是重视研究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加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努力消除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劳动就业的指导、服务和监管。

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不仅要把市、县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延伸到乡镇、街道和社区，而且还要联通输入地的企业、省内外主要劳务输出地的乡镇，实现劳动力供求信息网上和互联共享，促进劳资双方的相互沟通和信息传递。要进一步拓宽各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推行“一站式”、“一条龙”就业服务管理,为外来民工提供求职登记、职业介绍、鉴定申报、档案管理、信息服务和劳动保障事务等全方位就业管理和服务。要努力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加快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以及不合理的限制和乱收费。

二要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全面推进“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制定落实劳动力培训规划，整合培训资源，加大培训基地建设，加强农民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其在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支持各类就业培训服务机构与企业加强合作，有针对性、多途径地开展就业培训。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培养企业急需的技术工人和高技能人才。

三要加强对外来民工的服务。积极实施外来民工子女平等就学政策，督促外来民工子女依法接受义务教育，公办学校要根据可能，更多地吸收民工子女入学，支持发展民工子弟学校，多途径帮助民工解决子女就学问题。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强正面宣传，加快形成尊重民工、关爱民工的社会氛围，为民工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有条件的地方，要规划建设一批外来民工居住小区，在民工集中区域配套建设和发展一些适合民工特点的生活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丰富民工的工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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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廉价劳动力;劳工成本;制造业;转型;人口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标志着“中国奇迹”的“深圳速度”，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再到向全世界展现大国风范的“北京奥运会”，再到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无疑都表明中国正步步趋近世界的中心，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并朝着世界强国的目标在迈进。

一、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很多原因，包括了国内外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但有一个原因是不能被忽视，那就是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里打工赚取相对较低的报酬，这形成了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这种价格优势又保证了中国近十几年高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中国的外汇储备因此也成为世界第一，到2014年中国拥有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三倍。

正如上文提到，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得益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中国农业的就业人数从3.66亿人减少到2.58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千万人。与此相反，中国的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却连年增加，分别年均增长750万和670万人。可见，近十年来中国的就业人口发生产业大转移，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也就造成了劳动力的供给充足、价格低廉，从劳动力成本比例来看，中国2006年劳动力成本仅占劳动生产率7.31%，人、而同期的美国、日本、加拿大都是在30%左右，中国的劳动成本占比在1997年达到最高值，也只有17%。可见，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确实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取得了成本优势，也使得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价格优势。

二、当前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工成本上涨

根据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我国将出现劳动力供给状况的逆转，进入到“刘易斯拐点”。事实上，在最近几年国内确实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

从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都是逐步上升的，从2000年的70.15%上升到74.53%。但进入2011年，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开始下降，为74.4%，到2012年，适龄劳动人口首次出现绝对数下降，同比下降345万人。到了2014年，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已经降到了67%，下降的速度尤为惊人。可见，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情况。

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必然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月平均工资来看，中国劳工月平均工资从2008年的351美元上涨到了2012年的617美元，上涨幅度为75.7%，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这几年月平均工资的上涨幅度仅为16.6%，印尼是东南亚国家当中上涨最快的，这个数据也仅仅为30%而已。数据表明，劳动力的供给不足，确实给我国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

三、劳动力成本对投资贸易的影响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和出口贸易的放缓。由于外商投资的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工成本最为敏感，因此，外商的投资必定选择更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从数据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FDI占全世界FDI的2.9%，其中制造业的FDI占了全国各行业FDI的63.48%。到了2005年中国在全世界FDI中占比为7.3%，制造业占全国FDI的70.37%。在这5年内，中国快速地吸引外资，尤其是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制造业的比重逐年提升。到了201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8.4%和46.9%。可以看到，中国吸引外资的占比虽没有大幅下滑，但已经基本停滞不前了。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占比大幅度下滑，到了2012年，制造业的占比已经下降到43.74%。制造业投资的外流相当严重。

在出口贸易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数据看到出口额增速大幅放缓。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的出口额从4382亿美元增长到了14285亿美元，增幅高达226%。但再过5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54%，达到了22096亿美元。可见近几年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发展大不如前。此外，根据最新数据，中国2014年一季度出口额竟然出现负增长。

经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经在慢慢消失了。由于劳动力供给状况的逆转，劳工成本大幅上涨，造成了外商投资减少和出口放缓，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四、未来劳动力状况的分析

那劳动力当前所面临的状况是持续性的吗？中国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入老龄化社会，适龄劳动力将面临较长时间的短缺。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0到14岁人口逐年递减，从28774万人减到22287万人。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却逐年增加。这表明未来中国适龄劳动人口也将持续下滑，适龄生育人口也将下滑。

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都在10%以上，但到了世纪，从2002年到2012年来看，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6.45%下降到4.95%，可见未来中国的劳动力持续短缺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根据联合国关于世界人口前景的展望，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将在2025年达到14亿，低于原有的16亿的预测峰值，21世纪末我国人口总量介于5亿到9亿之间。

不论是根据现有的人口数据还是相关机构的预测，毫无疑问，中国未来将面临长时间的劳动力短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很快将终结。中国产品不再可能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而获得价格优势和吸引外商投资，从而赚取大量外汇，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必须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

五、政策建议

（一）从产业政策方面，发展高端制造业。我国过去的加工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哟大量的人力资本，因此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劳工成本的限制。面对当前的压力，政府应该大力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型战略产业，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企业创新，使得我国的制造业摆脱简单加工的产业链低端，升级为以技术和资本为主的高端制造业。可喜的是，中国政府近期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设立了多个创新园区，积极推动互联网、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相信中国制造业将逐步升级，开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从人口政策方面，应该今早地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劳动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育儿成本的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将逐渐下降。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状况了，今早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有助于增加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缓解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应对逐步到来的老龄化，政府应该积极提前研究鼓励生育政策，使人口适度增长，才有可能避免经济发展受到老龄化的限制，免于重蹈北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覆辙。

（三）从教育政策方面，应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过去中国的制造业还处于低水平，劳动力技术含量比较低，大部分劳动力并没有收到很好的职业培训。在提出发展高端制造业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也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我们要摆脱过去重视劳动力的“量”而忽视“质”的状况，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化的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有助于培养新一代的高级制造业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张楠.中国劳动力供给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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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工荒 劳动力短缺 企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3-014-02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但这种局面在近年来被打破，劳动力市场逐渐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力出现了短缺，也就是所谓的“民工荒”。2004年沿海城市初现“民工荒”现象，随后这一问题愈演愈烈。到2006年时，“民工荒”已经席卷了整个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并渐渐蔓延到一些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内陆省份。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2009年5月份经济开始复苏，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民工荒”。2010年春节过后，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缺工形势已经达到空前严峻的地步。

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东部沿海地区有70％的企业存在用工缺口。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城市缺工超过200万。而在内陆地区，安徽省劳动保障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全省输出民工数一直维持在1000万人左右。但是新增劳动由却持续降低，劳动力供求总量增速明显放缓。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不断向内陆地区转移，同时随着安徽经济快速发展，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者不断增多。从安徽省的情况来看，劳务输出已经进入“分水岭”时期。随着省内用工的增长，很快全省劳动力将“封顶”，到时用工荒现象将更难解决。

一般认为沿海城市企业密集，闹“民工荒”可以理解，但像安徽、四川等这样的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为何也出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产业跨区域转移的趋势和要求进一步增强。“招工难”内移也跟产业跨区转移、农民工择近就业、返乡创业等因素有关。

一、“民工荒”出现的原因

当前我国沿海地区所发生的“民工荒”。集中表现在民营中小企业(包括外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一般分布在小城镇社区，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利用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基础上，因而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随着内地城市的逐步发展，缺工已不仅仅是珠三角、长三角的问题，而成为了全国现象。

1，工资待遇偏低，企业工作环境差。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近似无限供给，远远大于用工需求，使得企业处于一个买方市场，不愿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据调查，合肥市农民工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平均月收入在500-600元左右，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制造业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价格相比偏低，其中一些企业的薪酬标准甚至停留在多年前的300-500元。

从工作环境上来看，农民工进城大多从事一些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工作时间长的重体力劳动，而且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必要的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措施，甚至可能患上一身的职业病；从劳动力来源上看，农民工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地区，大部分是拖家带口的，不仅要维持日常的生活，而且还要支付城市高额的教育、医疗和通信等费用，再加上少数一些企业随意克扣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劳动报酬得不到保障。

工资待遇太低，农民工的各项权益得不到保障，对于他们来说那仅有的一点工资在城市生活是举步维艰，在外打工还不如回家种地挣得多，企业再以以前的标准是招不到人的。

2，用工缺乏长效保障机制。一方面，企业招用农民工不缴纳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农民工最终要回到农村土地；而生老病死。使他们没有安全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进城务工农民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没有建立正常的劳务关系。大多数企业拒签或不签订劳动合同。因为没有一纸合同约束，农民工随时可能被解雇，尽管有一些工厂或雇主迫于法律和政策的压力。与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根本不履行合同或合同的内容也只对企业本身有利当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也无法依法保护自己，法律维权同样难以实现，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农民工“跳楼事件”也反映了这一点。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他们只能离开工厂另谋出路。

3，农民工群体的大规模的代际替换。目前的农民工主体正在向“80后”、“90后”过渡，跟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学历较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职业的期望值都较高当他们对企业的待遇不满或企业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时，他们就会毅然离开。“新民工”的生存状况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追求发展的需求已经抬头，他们更注重寻找自我实现的新机会。这就给企业用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4，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错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健发展，产业升级步伐加快，而相对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个人的技能和素质的要求也在提高，企业对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和一线工人等技能型民工的需求量大增。但劳动力市场上所谓“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主要是指非技能型的工人因此“民工荒”是人才的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错位产生的劳动力结构性的供不应求。

从现实来看，目前城市民工紧缺，是技术工、熟练工的紧缺，是企业用人素质提高、产业工人素质跟不上的反映。像搬运工、勤杂工等对技术要求不是很高的“力气活”，市场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民工荒”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些低素质、低技能的农民工被产业升级、技术发展和素质提高的浪潮所淘汰，民工荒的实质是“技工荒”。

5，中央及各地政府惠农政策不断出现。国家接连出台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各地对农民工的需求量都在增加，回乡创业也成为一部分农民工的选择。另外，农村税费逐步取消和种粮补贴等政策的实施，农产品价格的看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种地已不再有赔本的风险，还会有相当程度的收入。一部分想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比较外出务工与当地务农的成本与收益后，有可能选择留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不愿意再外出打工。

二、“民工荒”危机下企业的应对措施

“民工荒”绝非真正的劳动力要素稀缺，而是持续20多年的“民工潮”可能到了一个转折点，劳动力供求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可能使原来一直由农民承担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转移到企业身上。因此针对这种“民工荒”现象，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1，提高民工待遇。维护民工权益。中国是全球工人工资平均水平较低的国家，这种以“低成本优势”维持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已

经落后。企业用工荒的出现打破了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可以永远持续的神话，农民工有了自主选择的更大空间。

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这种城乡的差距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落差，在很多地方权益得不到保障，比如住宿、农民工子女入学等等，让他们对城市始终没有归属感。

因此就要给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务工者和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如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留住熟练的技术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提供廉租房或普通租用房，落户口，取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不平等待遇，统一医疗、卫生、退休等社会保障和保险政策等等，使他们愿意留在本地工作并成为本地公民。

2，重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建立长期人力储备供应。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把人力资源管理仅当作简单的行政辅助，工作内容仍停滞在诸如档案管理、工资和福利等简单的事务性管理，不能制定出与企业战略相协调和匹配的人力资源规划。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多数属于外来务工人员，人员总体素质相对偏低，人员流动性很大，因此更需要实行人力资源战略规划，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需要做到的是：首先，企业招聘人员时，应根据岗位和职位特点，认真选取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才，并将其安排在合适的岗位。其次，建立科学有效的培育机制，提高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管理者应该注重人力的长期规划，重视员工的培训和再培养，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制定匹配的培训计划。使员工在知识、技术上不断更新，使员工与企业同时发展，从而留住人才和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最后，在当前长期性的劳动力供应紧张的背景下，企业必须转变用工机制，不能“一次性用工”，要打破“临时”观念，与工人签订长期有效的用工合同，建立稳定的用工关系，建立长期用工机制，要以机制、制度留人。企业需要建立长期的人力供应储备，可以采用专业人力资源机构提供的极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求长期稳固的人力资源战略实施，确保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样解决了民工找工作难的同时，也解决了企业招工难。真可谓“双赢”。

3，慎重选择投资地。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多数处在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洲或内陆大中城市，但现在由于国家支持和鼓励西部开发和农村建设，很多劳动力现在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就业，他们直接选择在家乡就业，这就导致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洲或内陆大中城市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成本上升。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可采取“外迁”策略：第一种是向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且劳动力富裕的国家或地区迁移，例如：向越南或者向中西部内陆省市转移；第二种是向我国西部或农村地区迁移。一方面，可以缓解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可延长企业的产业生命周期。

4，建立合理长效的培训机制。从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来看。“民工荒”本质是“技工荒”。这就需要企业为农民工提供必需的向技术产业工人转型的技术培训，进而提高农民工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素质。

政府部门应出台一些相关措施，投入一定的培训资金，建设相应的教育、培训网点学校作为外来员工培训基地，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培训服务，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企业对员工的培训要从分管理和技术两方面入手。对于管理层要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能力，而对于技术层要偏重于提高操作技术为主。政府、企业应共同合作，建立合理有效的培训投入机制，为农民工创业和持续就业创造前提条件。

三、“民工荒”危机下给企业带来的机遇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按照发展的规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用工荒”现象给我们的企业发展发出了一个信号，提醒对劳动力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必然导致资源的枯竭，用劳动力的低成本来维持产业竞争力的生产模式，已经很难再继续下去了，企业只有改变要素投入，才有可能继续生存发展。劳动力短缺的趋势也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将促使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而经营不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企业则将会被淘汰出局。

1，“民工荒”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金融危机倒闭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的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产业升级势在必然，因而产业向外转移的速度将加快。

一般而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阶段性的产物，因为对劳动力等成本的敏感，必然要在一定时期后再次转移。同时，内地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将日趋下降。劳动力市场已逐步进入卖方市场。企业需要把目标转向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来提高附加值，进而提高工人薪酬待遇，留住员工。

新一轮“民工荒”现象的蔓延，不仅反映了农民工的结构和需求发生了变化，而且说明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提升产业结构，在倒闭产业升级同时，也要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要让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就要逐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着力推进劳动力群体的升级。

2，加速产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据了解，现在大部分的劳动力短缺出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种产业多出现在纺织、服务、食品、日用百货等行业。这些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能够走向世界的唯一优势就是价格低廉。另一方面，这些产业进入壁垒较低，市场基本处于饱和。竞争异常激烈，为了占取一定市场。企业只有压低价格，使本来就不高的价格更低，导致了这些产业利润率相当低，甚至在2％-3％之间浮动。

由于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多种力量的制约，以往的那种仅仅依靠人工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和“人海战术”已经走到尽头。走出这种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要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努力提高本身的技术水平，积极主动地向技术、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转移，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企业的新飞跃。因此，“民工荒”有利于用工企业逐步放弃低劳动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推进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加强员工培训，助推增长方式的转变。

也许在短期内，“民工荒”会削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从较长期来看，“民工荒”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维护“民工权益”，让民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所有的劳动者从社会发展中受益，切实推行“以人为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加速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从这个角度来说，“民工荒”可以认为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积极的因素。

可以说“招工难”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市场“无形之手”调节的结果，是市场调整配置人力资源的正常反应，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的常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只要紧紧把握“招工难”带来的倒闭压力和特型契机，加快建立产业调整升级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互促共进的机制，企业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取一席之地，朝着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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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颐，人口转变视角下的就业与经济发展问题分析――对“刘易斯拐点”的反思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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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广东有近200万人的缺口，其中，深圳目前缺口约40万，东莞缺口近27万人。企业用工出现结构性、行业性和季节性的短缺，部分企业用工困难缺口较大，估计全省紧缺民工在100万人左右。

在福建的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也在10万人以上。在石狮市，不少企业的招工人员明确表示，每帮助挖一名工人，支付100元的酬金。在长江三角洲，这种现象也开始出现。浙江的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城市的有关数据显示，来浙江打工的民工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20%。

存在这种短缺的主要是服装、制鞋、电子装配和塑料(加工)等行业，重点地区的短缺大概在10%左右。并且部分地区逐步加剧的企业缺工矛盾已经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同行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到其他企业或周边地区"挖工"，从而使缺工问题迅速扩散，造成局部地区缺工矛盾激化。一些企业因缺工导致生产规模下降，对送上门的订单也不敢接受。

劳动力市场的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促发民工荒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了绝大部分，并且城乡的差距对农民进城产生的吸引力和诱惑始终都存在，这个庞大的基数决定了总的用工形势仍是供大于求，短缺只是结构性、行业性和季节性的。

从区域上来看，东南沿海的用工短缺只是出现在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这种现象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即便是存在“民工荒”的城市，也只是部分职业和岗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

从结构上看，在"民工荒"中，最紧缺的是熟练工，是技工，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 "技工荒"其实是"民工荒"的另一面。

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技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而现有的技工大多年事已高，大多数青年工人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规定标准，技术工人紧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事业衰败。全国各地的技校、职业高中大都处于不景气状态，有的职高和技校甚至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

一方面是企业对熟练技工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却是不愿意学技术做技工。我们可以将这称之为"技工悖论"。"技工悖论"所体现的正是职业技术教育、工资报酬和市场供求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劳动力供求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民工荒隐含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是长期性的

当前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仅是表层现象，"民工荒"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矛盾和问题。

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上。

从中长期看，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与农村家庭生产制度以及养老保障存在的矛盾，将会延续“民工荒”现象。在目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中，已经有部分地区出现了缺少青壮年劳动力和缺少女工等问题。“独生子女”的存在使得农村家庭即使知道进城将会有更大的经济收益，也不愿意让子女背井离乡地去受苦，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会大大下降。

企业用工短缺的深层原因则是东南沿海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变，以及产业结构面临升级的要求。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上涨，并将其看作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源泉之所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这三者之间似乎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链条。维持了20多年的模式，还有人仍然寄希望于这样的模式继续维持下去。

长期以来，部分沿海地区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只赚一点"人工钱"，靠压低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入实现低成本，企业利润空间狭小，无力提高工资。但是，低劳动成本不能永久性地成为主要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生转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专家认为，出现"民工荒"的沿海发达地区，实际上陷入了一个低技术的陷阱。这是目前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中间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过分倚重廉价劳动力，而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少有作为。

从微观上说，目前出现用工短缺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以使用劳动力为主的产业，工资上调无疑会加大企业的成本，削弱原有的竞争优势，甚至丧失市场。

"民工荒"现象告诉我们，这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模式可能开始有所松动。这时，难免有人担心由此会导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下降。不能说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但这种思维明显过于简单和僵硬。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吸引投资和保持国际上的竞争力，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条路，培养竞争优势可以有多方面的选择，如提高劳动力的熟练程度、技术的先进性、良好的发展环境等等。这也许会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第二，如同人们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论证成一种客观的市场规律一样，伴随着"民工荒"而导致这一链条的松动和终结，也是一种客观的市场规律使然。

“民工荒”可能预示着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转移和升级.

从宏观上说，这可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外资投向的战略转移。而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推动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引发产业结构升级。东南沿海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是全球制造业布局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中国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是最主要的两大优势。如果区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超过了一定界限，将会迫使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退出该地区，引起外资进行战略投向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可能是在中国国内进行梯度转移，将投资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中西部地区"移船就岸"，也可能将投资和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要素更为低廉的国家去，甚至国内的一些厂商也会这样做。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较快，因此工厂需要的将是更多地使用专业技能较高的工人，“民工荒”可能正是反应了产业升级过程当中企业对民工技能需求的变化。

缓解“民工荒”

重新审视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变化，应作好中长期计划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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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刘易斯拐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就业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领域就业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就业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有2.68亿左右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但是，“刘易斯拐点”之所以迟迟没有到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还悬殊地存在着，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完毕。这既有劳动力供给方（农村）的问题，也有劳动力需求方（城市）的问题。劳动力供给方的问题，即从理论上说是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而实际上转移的并不是“剩余的”劳动力，而是“必要的”劳动力。“由于加工贸易型”的产业是高劳动强度的制造业，要求年轻、体壮、有文化的劳动者，农村中的这部分劳动者大多转移到城市，使城市人口结构呈年青化态势，并相应地加快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年化态势，这就必然降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在当前我国农村，出现在田间劳动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和未成年小孩。于是有不少人感慨现在的农民是“末代农民”。再加上当前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并不是完全转移，而是“侯鸟式”的转移，他们还没有切断与农村土地的联系，这就必然阻碍农地的集中和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因此无法得到根本改善。从劳动力的需求方来说，他们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农民工的不平等身份，人为压低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大部分留在城市，得到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剪刀差”的存在，既扩大了城乡差别，又延缓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当然，也延缓了我国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的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近两三年来，农民工外出务工月收入水平持续快速提高，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19.3%、21.2%和11.8，2013年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达到2609元，比2012年增加319元，增长13.9%。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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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劳动力供给；供给结构；经济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25-05

一、引言

作为农业大国，合理解决“三农”问题是“十二五”时期的首要工作，作为农业增产、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供给应给予重视。认识当下农村劳动力供给现状，把握农村劳动力供给特点，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从就业供给类型划分，农村劳动力分为三类：一类是供给城市发展劳动力：二是本地非农劳动力，三是农村需要耕地劳动力。第一类供给城市发展劳动力受输出与回流双重因素影响，供给出现不规则变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劳动力供给影响明显；第二类本地非农劳动力，供给行业属性为二、三产业，这一群体加快农村经济社会的非农产业发展。为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合理调整做出了贡献：农村需要耕地劳动力长期从事一线农业生产与劳动，这一群体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主体。

“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劳动力供给也出现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程度和供给现状的争论。从供给程度看，齐明珠（2010）认为人口发展将在“十二五”期间及以后面临诸多挑战，劳动力供给规模将在“十二五”期间面临转折点，届时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但杨静（2012）认为未来年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从供给结构看，姚上海（2009）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跨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总量无限、规模供给”阶段即将结束，将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并发展为“全面短缺”，劳动力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稀缺性资源；焦克源等（2012）扩展修正“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研究认为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福利收益以及其他非经济收益等预期收益下降导致城市农村劳动力供给缺口，到2020年劳动力供求缺口达到10%以上的局面仍将维持。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刘勇（2010）认为当前劳动力供给处在正常波动范围内，新一轮农村劳动力供给潮流仍会出现；从供给现状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问题时呈现出从绝对过剩向相对紧缺转变、供求关系从长期“供过于求”向“总量过剩，结构短缺”转变。然而，大多数学者在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问题时仍有不足：一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结构定性分析深入，理论模型清晰，数量方法先进，但农村劳动力供给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劳动力供给特点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二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区域差异性大，较为突出的矛盾是东部沿海城市供给能力严重不足，都市“民工荒”与农村劳动力供给剩余的尴尬现象依然存在。哪些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还没有定论。

二、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特征

对比1996年和2006年全国两次农业普查结果，可以揭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变化和结构特点。

1.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特点

一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下降趋势明显，供给能力不足。从全国来看，1996-2006年全国劳动力供给量从6.89亿上升到7.64亿，增加0.75亿人，增加了9.8个百分点；但农村劳动力供给量却从4.2亿下降到3.48亿，减少0.72亿人，减少数量占全国农村劳动力供给量的20.6%，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供给能力不足，下降趋势明显；从地域划分来看，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从1996年的1.49亿急速下降到0.95亿，减少0.54亿人，减少量占农村劳动力供给量的56.8%，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极其匮乏，东部沿海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工荒”问题依然存在；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从1996年的1.55亿快速下降到1.02亿，减少0.45亿人，减少量占现有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51.9%。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中部地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大量的农村户籍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量有所增加，从1996年的1.2亿人增加到1.24亿人，增加量占现有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3%，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逐步向西部地区集中。见表1所示。

二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中女性比例呈上升趋势，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纵向比较来看，1996年农村劳动力供给中女性占41.56%，2006年上升为53.2%，比例增加了12.64%，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上升；从横向比较来看，女性农村劳动力供给比例超过男性，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供给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3.2%，男性占46.8%，比男性多出了6.4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员居多。另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接受过义务教育，41.1%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过小学教育，接受初中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比重最大占45.1%，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以初中小学为主。见上表2所示。

三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以中青年为主，劳动年龄外农村劳动力供给增加，由原有的生产辅助劳动转变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农村劳动力供给年龄构成表明：中青年劳动力占总供给量的62.2%，这一群体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体；劳动年龄外农村劳动力（60岁及60岁以上，以及2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约占16.5%，其中，超过劳动年龄的劳动力占8.8%，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成分构成中，劳动年龄外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很大，这些群体由原有的辅助劳动力转变为主要劳动力，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医疗条件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寿命不断延长的结果，同时，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留守老人”问题严峻。

2.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变化

图1为1952-201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情况，从图可以看出：1952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总体处于“倒U”型波动态势，波动幅度大，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快速上升期（1952-1975年），这一时期表现出农村劳动力快速增长的特点。1990年供给量为17317万人，到1975年上升至29456万人，13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增加了12139万人，每年约以1000万人的增速上升，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国家“上山下乡”政策将大量的城市劳动力指引到农村，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幅度增加。

第二时期：低层缓慢增长期（1978-1990年），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供给表现出低层缓慢增长特点。有两个时间段值得注意：一是农村劳动力从1975年的29456万人快速下降到1978年的28318万人：二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从1989的33225万人飞速增长到1990年的38914万人，这两个时间段是特殊的，排除在外。其他1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仅增长了4917万人，每年增速不到500万人，这一情况出现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与户籍限制放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结果。

第三时期：快速下降期（1991-1995年），1991年供给数量达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历史最高值39098万人，随后开始出现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到1995年快速下降到35530，减少了3558万人，每年大约以1000万人的速度下降，与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第一时期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二是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节育手段，自然生产率下降引起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通过第一时期和第三时期劳动力供给情况的对比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引导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

第四时期：缓慢增长期（1997-200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出现缓慢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1997年供给量为34840万人，2002年缓慢增长到36640万人，这一时期增加了1800万人，增长平缓，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增长。

第五时期：急速下降期（2003-2011年），农村劳动力供给呈现出急速下降的特点。2003年农村劳动力供给为这一时期的最高值36204万人，随后出现连续八年的急速下降，平均每年大约减少1100万人，到2011年农村劳动力仅为26594万人，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减少是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结果。从这一时期看出农村劳动力供给趋势下降明显，供给情况令人担忧，农村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的策略势在必行。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偏最小二乘回归（PLSR）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1983年由伍德（S.Wold）和阿巴诺（C.Albano）等人首次提出。该方法是主成分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三种分析方法优点的结合体。该方法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不直接考虑因变量Y与自变量X的回归建模，而是对变量系统中的信息重新进行综合筛选，从中选取若干对系统具有最佳解释能力的新综合变量（又称为成分），用它们进行回归建模。该方法的关键技术在于成分提取。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优于主层次分析，该方法提取的成分能概括自变量系统的信息，又能解释因变量，尤为重要的是能排除自变量间多重相关性的干扰，提高建模的准确性。

2.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影响因素较多，包括人口基数、宏观环境、微观主体和自然条件等方面，这些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均不相同：有些因素指标是可测的，有些因素指标很难量化，要想全面分析非常困难。本文利用1990-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快速汇总结果的公报》、《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快速汇总结果的公报》为参考，选取部分定量指标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

从劳动力供给来源看，人口是劳动供给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人口是经济的外生变量，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劳动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因此人口是模型中不可或缺的变量；从宏观环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因素影响劳动力供给：从微观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农业，农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离不开收入的支撑。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选取5个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因素作定量分析：（1）农村劳动力来源于农村人口：x1为农村总人口数；（2）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x2为农村国民生产总值；（3）农村劳动力收入指标：x3为农村人均纯收入；（4）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最具代表性：x4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5）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假设农村劳动力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业，种植业受到自然条件影响，x5为耕地面积。以上5个因素为解释变量。将农村劳动力供给量记为y，作为被解释变量。

四、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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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周刊评选2009年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作为一个人物群体与世界其他著名人物同时上榜。《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8”,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进度,并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这些功劳首先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预计,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将使中国劳动力短缺,劳动红利丧失,经济“撞墙”。

许多中国学者也频频对此表示担扰,呼吁尽快调整退休年龄、人口政策等。2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在以“‘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为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上说:“在‘十一五’规划的讨论里,第一年当时就提出,我国人口结构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出现。但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今年春节刚过,‘招工难’来了,好像措手不及,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怎么对待。”一直由于过度充足而被忽视的劳动力问题被迫摆上了案头。

“民工荒”到底预示着什么?

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的理论和认识,是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老龄化的预计和分析。西方学者的分析从逻辑上看严密且很系统,已成体系且在很大范围内具有影响。但这种预计至今尚未得到西方经济发展的证明。比如,1970年以来是日本老龄化发展最快时期,1995年日本劳动人口就已经开始负增长,但同期日本国内失业人数由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70万左右,到2000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50万,金融危机前仍有270万。即使是高度老龄化的西欧,就业也一直是社会最难的问题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长期达8%以上,经常在10%左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日益不依赖乃至排斥劳动力增长的趋势非常明显。目前日本老龄化水平已达23%,德、意等国达到20%,但并未看到日本、德国等国经济“撞墙”。就西方整体而言,相对其它因素,老龄化问题迄今并未对各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日本、西欧的老龄化水平基本相当于2050年中国将达到的水平,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初期的情况还有非常大的差异。西方的老龄化是城市化完成后的老龄化,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中国今天算上流动中的农民工,城市化水平也只有45%,农村5亿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1/3。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无论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何种位置,农业部门劳动力一直是剩余的,吸纳殆尽后才能出现劳动力短缺,也就是说非农化完成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非农化完成的重要标志要看农业现代化是否基本完成。中国人均耕地远小于美欧,而美、欧、日的农业人口比重都已在5%以下。很显然,中国城市从农村吸纳人口与劳动力的过程,比目前一般预计的时间会更长。中国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初期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就在于中国至今及以后较长时间仍面对着棘手的城乡剩余劳动力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总和的1/6,而劳动力则相当于以上3国总和的3倍,并且未来10年内中国劳动力将呈继续增长态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无论是相对现在的中国经济规模,还是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经济规模来讲,都是富裕而不是短缺。所以“民工荒”并不预示着中国老龄化发展致使劳动力短缺,已导致刘易斯拐点出现。

那么,2010年春节后的“民工荒”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一直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的侯东民教授研究认为:“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城市企业的用工方式,即企业只利用劳动力之劳动生命中最年轻时段,而大量弃用城乡‘40、50’劳动力年龄阶段(弃用农民工劳动力的年龄更低)的用工倾向,这就使得在目前城乡剩余劳动大量存在的同时,出现企业无工可用”。在中国“40-60”岁的人口约有4亿,40岁后每增加一岁,约增加劳动力2000万,弃用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是产生“民工荒”的根本原因。这种倾向不仅违背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等有关规定,而且对公民劳动权形成严重侵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状态会逐步得到改善。一方面市场本身会教会企业逐步校正这种用工行为,中国企业要想得到稳定发展,仅用年轻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企业必须维系基本稳定的员工队伍,包括“40、50”人员;另一方面,政府已经注意到这种劳动者劳动基本权利缺乏保障的状况,大力加强调控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改变这种用工方式,不是轻而易举的,涉及太多的问题。要加快户籍改革,给已经稳定融入城市生产生活的农民工以城市户籍,以改变城市中企业对他们的歧视态度及待遇;要研究政策,切实保护城市“40、50”劳动力的权利不被随意剥夺,才是解决“民工荒”的根本出路。所以,“民工荒”告诫人们,中国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及法治建设必须深入改革。

客观地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劳动者,包括中国工人,也分享了发展的成果,这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在现实中,尤其是更好的分享发展成果这方面,中国工人(包含农民工)的待遇和遭遇,还不能说已经很公平公正。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在于目前的财富分配不尽合理。中国工人应有的保障还不完备,包括劳动安全、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预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对过低工资、过长工作时间、不健康的工作环境等,与上一代人有着越来越不同的态度。目前,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仅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利润的情况,也必然会受到更多“招不到工”的冲击。承受不住的企业会被淘汰,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工荒”可以倒逼一些企业转型,转向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资本含量,提高附加值,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目前不时出现的劳资纠纷中,资方具有明显优势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劳资利益博弈的天平机制还不健全。就拿新《劳动合同法》来说,围绕着这部着力改善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曾有过不少争议。如果说这部法律的出台时机、个别内容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适应性是可以探讨的话,其总体方向应是母庸置疑的。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理当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对这样一部法律,来自资方和某些精英的看法却是如此抗拒,不正说明现实中劳动者声音的微弱吗?“民工荒”宣示着中国普通劳动者与资方过度倾斜的天平开始要趋向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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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调研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制造企业的工资有望增加 9.2%，去年仅为 7.6%。这一增长部分源于政策、部分源于劳动力短缺；63%参与调研的企业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至少对他们支付的工资水平产生了一些影响，88%的企业认为当前劳动力短缺状况与去年相比没有好转。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更严格地执行以及工资集体协商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压力。

工资的提高体现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有助吸收更高的工资成本；大多数受访企业认为工人的单位劳动产出增长快于工资增长，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也问及企业对劳动力短缺的反应。今年的受访企业中，计划转移产能（向中国内陆转移或者迁出中国）的比去年多，但大多数仍然打算通过提高资本投资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订单状况似乎出现了好转，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已恢复。

制造企业劳动力短缺更加严重

如图1所示，约 75%的受访企业认为今年工资将增加多达 10%，与去年相仿。然而，过去12个月中工资压力已经明显增加。根据最近的问卷调研结果，认为今年工资不会增加的企业数量大大减少，而预计工资将增加 10%以上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加。预计今年平均增加幅度为 9.2%，去年只有 7.6%。我们预计今年官方CPI涨幅将从去年的2.6%上升到4.0%，实际工资应将以近似的幅度增长。在我们的302家受访反馈企业中，180 家（60%）称今年已经上调了工资，平均上调了 7.9%。

只有 36 家受访企业（12%）认为今年的劳动力短缺状况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34%认为劳动力短缺状况自 2011 年开始越来越严重，去年 35%的受访企业持这样的观点。两种结果都与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相符，即去年经济下滑期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失业（见图 3）。如图 4 所示，83%的受访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达到了 80%。

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更大

十二五规划设定了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目标，即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地方可以酌情设定更高的标准。我们的假设是实际劳动力市场变化已经推动工资增长、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普遍滞后。本次调研中的 302 家企业中，只有 31 家（10%）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过半反馈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已迫使他们超计划提高工资。我们 2012 年的调研中有同样的结果，即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产生了较大的累积效应，在技术含量最低的领域尤为如此。我们注意到 103 家（37%）受访企业认为，即便最低工资标准没有提高，他们也会涨工资（图表5）。如图表6 所示，今年有 11 个省市已经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为 16%左右。深圳 2013 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至 1600 元/月领跑全国。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去年总共 25 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了 20.2%。

更多受访企业称在过去 6 个月中曾经与工会或者员工代表进行了正式的工资协商，这样的企业反馈数量从去年的 9%上升到今年的 19%。其中，60%企业被要求增加5-10%的工资，32%被要求增加 10-20%，其余被要求增加 20%以上。

劳动力问题不止于工资

珠三角地区地方政府在强制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方面曾经被视为欠缺严谨。五险一金（医疗、养老、工伤、生育、失业和住房公积金）如果全额缴纳，金额大概相当于工资总数的 42%，因此它是很大的一块成本。现在珠三角地区发生着明显的转变：216 家（71%）受访企业称去年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要求更为严格了（见图 7），而 2011 年只有 60%的受访单位如此反馈。

劳动力短缺中适者生存

历年调研的一个不变的主题是：更高工资反映（也出自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工资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会出现“工资通胀”问题；如果单位劳动产出与工资近乎同步增长，则没有问题。图表 8 是在缺少可靠的官方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对劳动生产力的粗略估测。63%受访企业认为他们的单位劳动产出增长已超过工资增长。但同去年相似，有一定数量的少数受访者称单位劳动产出增长落后于工资增长。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应该预计一些工资成本的增长分摊到产品出厂价中去，扩大通胀压力。一些企业明显比其他企业更需要提高生产力。

企业纷纷投资于资本设备 ， 184 家（61%）受访企业称这是他们应对劳动力短缺的主要策略（图 9）。其他企业的反馈包括程序自动化和简化工序，生产外包或者部分分包，提高自身设计功能以及使用中介公司招聘。

迁出珠三角地区是少数企业的选择、但却正变得越来越普遍。91 家（30%）受访企业称计划将产能迁移到内陆，27 家（9%）将迁出中国。尽管这仍只是少数，但比例却高于去年（当时只有 13%的受访企业称将迁移至内陆、4%迁出中国）。很多客户称计划迁移到广西，因为广西与珠三角地区的工资差异高达 30%。江苏、湖南、湖北和江西也被提及。中国之外令企业感兴趣的地方包括柬埔寨（提及此地的受访企业最多，工资差异为 10%-30%）、孟加拉和越南。

如此迁走工厂显然是个高成本的选择，而且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其它如失去与供货商和客户的接近、应付新的税收和法规以及承受更高的运输费用等都是迁厂的障碍。话虽如此，调研建议显示，企业越来越愿意考虑迁出珠三角地区或者扩张产能到新地区。

人民币将升值

当被问及当前的订单状况以及近期前景，客户的反馈吻合我们的观点，即中国经济正在复苏。

如图 10 所示，多数受访企业反映其过去 3 个月的订单状况有所改善（42%反馈有所改善、35%称没有变化、23%称有所下降）。反映订单量增加的受访企业称平均增加约 14%；反映下降的企业称平均下降约 17.5%。出现这样的差异，原因可能在于出口市场状况的不同（美国经济在复苏、欧洲仍在收缩、亚洲大部分仍在增长）以及当前中国制造企业走向规模经济的大趋势（大型企业更有能力竞争、投资于生产科技以及获得海外客户更长期更大额的订单）。

订单前景是乐观的。56%的受访企业认为其未来 3 个月的订单量将有所增加（平均增幅 14%），28%认为不会变化，15%预计将下降（平均降幅 17%）。

产能利用率也可以。在302 家受访企业中有四分之一在满负荷运行，而大多数称以健康的 80-90%负荷运转（图11），10 家左右只以 60%的负荷运转。

被调查的客户几乎一致认为人民币将升值。302 家受访企业中只有 2 家认为今年人民币将对美元贬值，而 35 家（12%）认为将持平。反馈企业中大多数认为今年人民币对美元将升值 0-5%（图12）。我们预测到 2013 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提高 2.1%、升至 6.10、升值主要发生在下半年。几乎一半客户认为今年将升值 0-3%。

珠三角地区的台资企业

今年我们还会见了珠三角地区的 11 家台资企业。他们的情况与香港公司相似。受访的台资企业今年也计划提高工资，平均涨幅为 10.5%（去年提高了 10%）。大多数受访企业称计划在春节后涨工资。多数企业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并没有影响到其工资水平，但是社会保险缴纳执行得更严格了。超出 70%的台企称劳动力短缺状况与 2012年相比持平或者恶化。在单位劳动生产力增长是否超出了工资增长这一点上，企业反馈出现了差异。

80%的台资企业称订单在持续恢复、并预计未来 3 个月有所增加。这些客户普遍预计人民币将适度升值。

调研之后的思考

我们 2013 年工资问卷调查是在中国一个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地区展开。但我们发现过去几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企业工资趋势反映了全国的状况。这是一个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内陆工资略低、但也在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