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市场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区域经济市场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戎禹崛起商机无限

随着我国建筑技术的发展,大跨度、轻型和高层建筑日益增多,使屋面结构出现较大变化。而停车场、运动场、空中花园等特殊屋面的出现又使得屋面的功能大大增加,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房屋屋面渗漏问题成为我国工程建筑中非常突出的问题。前几年,在建设部组织的对各地区100个城市2年中竣工房屋调查中,发现屋面存在不同程度渗漏的比例占到抽查总数的35%。我国每年仅用于房屋修缮的费用超过12亿元。房屋渗漏不仅直接影响到房屋的使用功能和居住者的人身安全,也给国家和广大城乡居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房屋建筑质量而引发的民事纠纷,也给建设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在房屋渗漏治理过程中,由于措施不当,效果不好,以致出现年年漏、年年修、年年漏的恶性循环现象。治理费用及经济损失的代价大得惊人,特别是墙面工程和地下工程,仅治理费用一项可达原防水费用的5-10倍。

在防水行业春天到来之际,给城市下岗职工、大学生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投资创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2008年成立的连云港戎禹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在董事长魏景好和公司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已发展成为集防水材料研发、生产、销售、施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公司。公司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拥有标准化生产厂房5000平方米、年产“戎禹纳米防水剂”、“戎禹CCCW环保防水涂料”、“戎禹彩色环保高弹性防水涂料”等2000万吨。产品远销江苏、广东、福建、江西、广西、陕西、新疆、山东、辽宁、内蒙古等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目前,为迎合市场需要,戎禹公司又投资兴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生产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年生产能力可达2000万吨。

经济抗压环保更耐用

获奖众多业内赢好评

“做事先做人”一直是魏总恪守的信条。和目前我国防水材料市场上普遍使用的传统型防水材料相比,“戎禹”新型防水材料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

目前我国防水行业中普遍使用传统防水材料有:SBS、APP沥青基防水卷材、高分子防水片材、沥青基防水涂料等,其缺点是:1、环境适应性差:极易受到严寒和酷暑气候的影响,由于防水层基于建筑表面,因此抗压性极差;2、对铺设要求很高:只适合铺设于平整且光洁的铺设基上;3、施工时间长:采用冷粘法或热熔法进行施工,且施工前需要先上冷底子油,卷材需要定尺剪裁;4、施工过程中污染严重:SBS、APP沥青基防水卷材施工必需的冷底子油中含有大量的可挥发苯系污染物、高分子防水片材配套使用的胶粘剂苯系污染物及VOC含量极高、而沥青基防水涂料本身即采用苯类或甲醛作为溶剂,施工中及施工后都对环境产生极大污染;5、施工价格较高:一平方米在30-40元左右。

传统防水材料的缺点正是“戎禹”新型防水材料的优点,“戎禹”新型防水材料采用无机纳米原料精制而成,环境适应性极强,零下60度到零上100度都可正常使用,防水材料通过与水泥基内所含硅酸盐成分相遇,产生化学反应后形成一种枝状膨胀晶体,从而对水泥砂浆中的缝隙、毛细孔进行封堵。可渗透建筑内部5cm深,抗压性极强;施工时对铺设基平整度的要求不高,采用简单的辊涂及喷涂,施工时间短、效率高,一天一个工人可铺设800平方米。而且,“戎禹”新型防水材料真正做到了从生产到施工无污染,经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防水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监测中心检测,“戎禹”新型防水材料的各项环保指标远高于国家标准(检测报告编号:2009W800)。此外,“戎禹”新型防水材料在价格上更是优势尽显――每平方米仅需20元(5元/平方米含施工费15元/平方米)。这样一种既经济又高效还环保的产品,怎么可能不在防水市场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

近期,戎禹公司最新研发的“戎禹”牌彩色环保高弹性防水涂料,该新产品集防水、隔热、内外墙装饰、装修于一体的新型防水材料。施工简单辊、刷、喷均可,色彩随心所欲。完全可以取代外墙立邦漆,既具装饰效果又有防水功能。弥补了目前外墙涂料仅能起到装饰效果而没有防水效果的缺陷。必将引发建筑业的又一场新革命。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真功。 “戎禹”品牌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技术实力不仅赢得了亿万消费者的青睐,更获得了许多来自社会各界的荣誉:2009年4月《江苏品牌网》、中国质量万里行、市场品牌调研组委会、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授予戎禹公司“重质量、守信誉企业”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2010年4月,戎禹公司应邀成为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会员单位(证书编号:中建防水协发1239号);2010年5月,魏景好总经理应邀担任“中国硅酸盐协会防水材料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2010年戎禹公司被中国硅酸盐协会防水材料专业委员会评为《全国建筑防水堵漏行业信得过产品》(证书编号:中国防水字10009号);此外,戎禹公司还在2010年第11届全国中小投资项目创业(沈阳)展览会上,荣获“2010年度十大最具投资潜力项目”,在2010第4届中国(青岛)连锁加盟暨中小投资创业项目展览会上荣获“最受欢迎品牌企业金奖”。

样板工程滴水不漏

质保十年赢得声名鹊起

耀眼的奖杯源自平时的积累,只有产品效果好才会被消费者接受和认可。连云港虚沟如家快捷酒店宋经理曾经因为酒店内很多房间的天花板和墙壁长绿毛,室内墙壁的乳胶漆都被泡掉了而非常苦恼,原因就是房间里的卫生间防水做得不好,宋经理连着找了几家做防水工程的单位想修缮一下,都因为施工期太长而且会影响正常营业而作罢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宋经理从媒体上知道了戎禹防水,2009年7月,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和戎禹公司取得了联系。在得到戎禹公司“两天完工,不影响正常营业”的答复后,宋经理又问“110个卫生间,将近700平方米的面积,两天怎么可能干的完?再说做防水施工会污染,怎么可能不影响我营业?”

施工队的同志告诉他:“您放心,我们采用的是环保防水涂料,是经过通过了严格的环保检测的新型防水材料,而且我们的施工无噪音、工期短,绝对不会影响您正常营业的。”

在怀着忐忑的心情同意让戎禹为自己的酒店做防水修缮两天后,当施工队向宋经理交工的时候,宋经理还是无法相信。“你们这么简单的刷一遍,要是再漏了怎么办?”

施工队的同志一面自信的递给宋经理一张戎禹防水施工质量信誉卡一面说:“不会再漏啦,十年之内再漏的话免费给你维修。戎禹防水,保你用十年。”

事实胜于雄辩,如今酒店的房间里再也没出现过因卫生间漏水而长出的绿毛,在谈到防水工程时宋经理总是会向他的朋友们推荐戎禹:“戎禹防水施工快、效果好,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连云港淮海工学院的大礼堂才建好时间不长,就出现了严重的漏水现象,下雨的时候,不光天花板多处漏雨,墙壁的四角都有渗漏,天一热就长一层绿毛不说,有时候雨下得大了能看见墙壁内的渗水。于是有调皮的学生编笑话说“咱们这礼堂呀,外面下小雨,礼堂下中雨,外面下中雨,礼堂下大雨,有时候赶上雨太大了开会的人都跑操场上避雨去。”李副校长听到这个笑话后真是哭笑不得,虽说有些夸张,但是确实漏的相当严重。于是在2009年4月,李副校长找到了戎禹公司做防水维修。一个多小时工程结束,李副校长惊讶的说“你们这干的也太快了,不会是糊弄我吧?万一以后出了问题你们可要负责!”

施工队的同志笑着解释说:“我们的防水材料对铺设基没有太高要求,就是简单的辊涂,您这个工程我们还没开足马力干呢,要不更快。请您放心,我们的产品十年内出问题免费维修。”

如今在淮海工学院内早就听不到当初那个关于礼堂漏水的笑话了,但李副校长却经常和人说“唉,你说我怎么早不知道戎禹防水呢,当初盖礼堂的时候要是用了戎禹的产品是不是就没这么多事了。”

厂家的信誉源自对产品信心,正因为“戎禹”新型防水材料卓越的质量,戎禹公司才能带给消费者“十年内免费维修”的承诺。也正是由于“戎禹”新型防水材料在性能、操作、环保、价格上的四大产品优势,才使戎禹公司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消费者和商的一致好评。

效果服人让加盟商赚钱无忧

优惠政策与创业者财富共赢

面对着潜力巨大的市场,为了让“戎禹”新型防水材料造福更多的加盟者和消费者,戎禹公司特推出优惠条件诚招加盟:免收加盟费、费、免费培训新型防水技术、常年技术跟踪服务;免费进行营销指导,返利最高可达15%。

山东青岛的柳文科,在下海创业前是一名优秀的房地产公司的行政人员。在房地产界打拼了这么多年,业界内频繁发生的刚竣工的建筑就出现漏水,渗水使他对防水材料市场变的很熟悉。而戎禹防水在防水行业内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越来越好的口碑,也对柳文科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经过细致的考察和反复的思考,2009年7月,柳文科毅然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房地产行业,成为了一名戎禹防水的经销商。”

柳文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给青岛建筑学院做的防水工程。青岛建筑学院有间地下室墙面渗漏严重,柳文科去勘察现场时,地下室积水能有一米多深。而且四面墙壁的瓷砖因为长期被浸泡掉了许多。铺设基平整度相当差。当时柳文科刚加盟“戎禹”时间不长,虽然说对产品有信心,但是这么厉害的渗漏,叫他心中多少有点忐忑。在用水泵抽干净积水后柳文科对整个墙面和地面用“戎禹纳米防水剂”进行了防水处理。在工程结束后过了3个月,文登建筑学院的同志就给他打电话了,柳文科开始以为是地下室又开始渗漏来找他维修的,没想到人家先是对他一通感谢,说防水效果好一点没漏,还给柳文科又介绍了一个新客户。

柳文科的身边也有一些和他一样做防水工程的朋友。每次聚到一起大家聊得最多的就是谁谁的某个工程又翻修了,那里那里的某个房顶又漏了……朋友抱怨的问题恰恰是柳文科从不担心的,因为柳文科使用戎禹防水材料施工的防水工程没有一个返工的。

江苏盐城的徐为跃曾深刻体会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滋味。以前,他住的平房渗漏严重,最怕下雨天,一到了梅雨天更是苦不堪言。也不是没修过,总是修了漏,漏了修。看到“戎禹”的广告他也不太信,因为多次上当受骗,他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试试,没想到“戎禹”防水效果好的出乎意料。再看看周围还有那么多人的房子也在漏雨,他突然想到“这么大的市场,“戎禹”防水效果又这么好,我为什么不做它的呢?说不定还能赚一笔。”

徐为跃非常谨慎,亲自到连云港总公司考察。

魏总给他详细介绍了产品性能、使用方法、优惠条件和经营策略,这使徐为跃受益匪浅。他带着产品回去后就抓紧实干。刚开始市场不好做,毕竟是新产品,消费者不认可。于是徐为跃就拿着样品每天往各个施工工地和居民小区跑。时间一长,就有人找他做防水,开始只是简单的修补渗漏点这类小工程。由于补漏效果好,徐为跃在客户中口碑极佳。后来很多客户都主动找上门来,再不用徐为跃每天自己找客户了。一年下来轻轻松松的就赚了30多万。对此他感谢“戎禹”,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难题,还为自己开启了财富之门。

总部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盐河北路47-8号

电话:0518-81883730

81883729(传真)

手机:18961318729

13056046398(短信)

网站:省略

篇2

关键词：本科职业教育 比较劣势 就业指导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并就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由于职业技术教育具有高等性和职业性的双重特征，其既是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基础，又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但另一方面本科院校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现状与其应该扮演的角色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大学生因缺乏职业化素质和职业规划意识，而致使自身缺少市场竞争力，虽然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非常强烈，但毕业生找工作难的呼声却日益高涨。

1.本科院校职业技术教育就业指导工作存在比较劣势

比较劣势思维主要表现在本科院校职业技术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始终拘泥于一元化的定位，只有层次之分而无类别之分，存在向本科专业看齐、追赶本科专业的一种发展道路。大部分本科院校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就业指导工作普遍的与本科学生就业指导同质化，未能根据专科的学生特点、培养模式、就业取向构建符合高职的特色就业指导体系。缺失与错位的就业指导体系，加剧了眼下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

2.本科院校职业技术教育就业指导存在比较劣势原因

2.1社会认可度低，影响学生发展积极性

社会上对高职教育还存在着一些误区和偏见，人们对高职教育、高职学生不够了解，社会认可度低，片面的认为高职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都不及本科学生。认为蓝领技工、第三产业等又苦又累，报酬相对较低。另外，一些行业和地区对高职生就业在政策上还有所限制，用人单位提高门槛，一味要求高学历，无形中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发展积极性和高职院校的良性发展。

2.2重视程度有限，盲目追求外延式发展

在外延式发展的趋势下，各地区的高校评估标准多是以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专业建设和教学管理等显性、过程性因素为准，具体的就业情况所占比重较小，随大流与盲目攀比加剧了高校刻意追求“大校园”、“高校舍”等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由于高校“严进宽出”、重“招生”轻“就业”的传统，大部分高校更加重视招生工作，对就业工作关注甚微。在“生源紧张”、“财政资金有限”的形势下，本科高校对从属于二级单位的职业技术教育这一领域重视不够，认为职业技术教育不能为学校带来经济效益和规模增长，教育质量不能达到预期，与社会认可度低、录取率低形成恶性循环。

2.3学校定位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

我国突破“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将毕业生就业“市场化”只有不足二十年的发展，尽管几乎所有高校都已建立了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但各本科院校对校内的本科就业指导工作较重视，而对专科就业受重视程度不够。一些本科院校对校内专科的就业指导工作变成了单一的收集、各类招聘信息以及派遣学生实习等工作，应有作用并未充分发挥，难以满足毕业生的现实需求。在具体教学方面，缺乏一支稳定、高素质的就业指导教师队伍。职业指导涉及心理学、教育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等知识，从业人员需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但大多数指导工作是由学校的行政人员或教辅人员进行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教学科研滞后，缺少系统的培训和独立的时间空间进行学术研究，职业指导课程设置不够规范，课程内容参差不齐。

2.4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

“90后”大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相对优越，由于过度被保护溺爱，社会经验较少，学生们抗挫折能力不强，心理素质较差。在就业观念上，过分强调自身价值而忽视社会需要，不良就业心态和择业观念与现实不相吻合。一些学生择业标准过于功利化，一味追求大城市、大企业，只考虑工作待遇高、工作环境好的职业，而不愿意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和行业去工作。

自卑心理是高职生在就业过程中常见的心理现象。专科学历加上用人单位追求高学历，高职生在求职中常会产生自卑心理，对自己评价偏低，不敢正视现实，消极对待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在认识上存在虚无主义，认为职业指导可有可无，用处不大。对自我剖析、职业规划、融入社会等教学内容疲于应付，影响了师生间教学方面的良性互动，导致学生们无法对自己进行合适的定位，在对自己的抱怨、贬低中失去了求职的勇气，就业困难。

3.打破比较劣势，实现本科院校职业教育的特色就业指导体系

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具有教育过程的长效性和对象的复杂性特点，是一项系统工程。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供需矛盾突出，总体就业率较低；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727万人，比“史上最难就业季”的2013年再增加28万人。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仍难好转的态势下，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尤其是对专科层次学生在立足长远发展的同时，也应积极构建实用的就业指导体系，以解燃眉之急。

3.1鼓励专科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高等教育扩展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变革》显示，大学毕业生明显存在配置不均衡现象：一是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近十年来，在城镇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占大学毕业生从业人员的比例始终维持在88%左右，只有12%左右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乡村就业；二是在区域之间的分布差异显著。有超过50%的大学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十分突出；三是在行业之间的分布也有较大的差异。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生产相对较为落后的农、林、牧、渔业工作；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是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者分布比例较高的行业；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多选择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工作。

针对以上情况，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和应征入伍。为此，高职院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应加强为学生提供服务的观念，从多方面扩展知识层面和业务水平，不断为毕业生提供实效性强的就业信息，转变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工作。

第一，构建“三农”就业指导平台

作为当代大学生关注“三农”问题、奔赴农村，不仅是历史主人翁的责任要求，也是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实现自我、锻炼能力的可行之路。为此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应加强以下几点：首先，加强宣传“三农”相关信息和强农惠农政策，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关注“三农”，并增加相关理论知识的讲解。其次，利用高校自身的信息优势，到农村进行科技、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宣传，建立信息站，搞支农共建活动，力争为群众提供可参考的建设性对策、建议，协助、促进当地经济和农村素质教育的发展，为毕业生到农村发展打下结实的群众基础。最后，加大宣传具体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农业创业的扶持政策，从政府补贴、社会保障、金融服务、土地流转等方面给予毕业生们就业信心，鼓励大学毕业生回乡创办、服务农业产业或从事农业创业。

第二，构建基层就业指导体系平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马骏在2012年第一届中小市值企业投资论坛上表示，截至2011年，我国登记企业将近有5000万家；占中国企业数量98%以上的中小企业为中国新增就业岗位贡献是85%，占据新产品的75%，发明专利的65%，GDP的60%，税收的50%。由此可见，基层创造了吸纳高校毕业生的巨大容量，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为此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应加强以下几点：一是加大宣传力度，确保每一名大学生毕业都知晓和用好政策。二是完善与基础单位、行业之间的长效沟通机制，充分及时传递劳动力市场基层就业信息，对毕业生就业进行全程化辅导。三是积极转变毕业生及家长传统的就业观念，帮助学生们从大形势出发做出明智就业选择，从基层扎扎实实的学本事、打基础，为自己的职业道路打好基础。四是积极宣传基层建设成果，增加在校学生基层社会实践机会，减少学生面向基础就业的抵触情绪和恐慌感。

3.2以服务区域经济为主线培养应用型人才

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紧密联系行业、企业，培养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专门人才。根据区域经济辐射理论，高校应与当地经济形成互动发展的良性合作关系，这不仅影响到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高校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此，校方应转变服务理念，主动出击，强化合作沟通意识，改变以往盲目追随重点大学、求大求全的做法，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缘环境、区域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适时调整优化专业布局，突出自身的优势学科；按照校企合作，共同进步的理念，双方可尝试构建“双服务基地”，按照“服务学校人才培养、服务企业员工培训”的思路，企业为高校师生提供实习基地，高校可以为企业职工提供先进的技术理论培训；推进行业、企业全程参与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根据需要与行业、企业组建不同类别、各具特色的“签单人才”培养模式，发展产学研结合培养人才的模式。

3.3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边缘专业

2012年国务院出台文件，决定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规划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力争达到15%左右。 据IBM和中国有关部门的联合分析，如果中国在智能电网、宽带、智慧医疗上投资1000亿元，带动就业人数将超过150万。由此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就业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而非低成本的劳动，人力资本的附加值相对较高，面对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现状，高校要想抓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历史机遇，必须根据本校专科学生的自身特色，审时度势，积极研究，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努力扩大紧缺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模，加强职业技能开发，使毕业生素质、技能大幅提升，及时有效地满足快速发展的产业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蒋春洋.制度分析视角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篇3

【关键词】 温州； 企业倒闭； 财务杠杆

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素以“小商品、大市场”闻名全国，体现其区域经济特色的“温州模式”更是创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奇迹。生长于此的30多万家中小企业，是温州经济的命脉。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政府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下，自2011年3、4月份以来，温州出现了多家中小企业集中倒闭的现象，有些企业主甚至因还不起高利贷而外逃。截至2012年2月，温州的问题企业，包括倒闭、主要负责人失踪或联系不上的共有234家。当地多位企业家和官员共同评价道：“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苦苦撑着，咬紧牙顶住。”

曾经一度辉煌的温州经济之所以会遭遇企业接连倒闭的尴尬，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由举债经营不当所产生的财务杠杆负效应是引发所谓的“温州企业倒闭潮”的直接原因。财务杠杆效应是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比例的选择对权益资本收益率的影响。负债融资适度，企业会因此获得财务杠杆利益。否则，不但权益资本要遭受损失，放大的财务风险还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财务杠杆的作用程度是通过财务杠杆系数来衡量的。财务杠杆系数与息税前利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负债比率、负债利息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要有效利用财务杠杆，就应该从研究财务杠杆系数的每一个影响因素着手。

一、盈利能力的增强是企业有效利用财务杠杆的根本保证

温州中小企业多以小商品生产为主，所生产的商品趋于同质化、缺少创新性，存在严重的模仿、抄袭现象，同时家庭作坊式的自由松散布局和家长式的管理模式也使其难以应对市场的变化。此外，由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税费和人工成本的提高，加剧了这些企业利润的下滑。以上问题的存在制约着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

前已述及，财务杠杆的作用程度与息税前利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息税前利润的高低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强弱。盈利能力的增强会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使企业有足够的再筹资能力归还到期债务，更好地控制财务杠杆利用不当所带来的损失。MM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无公司税模型认为，任何企业的价值都等于经营利润除以适用其风险等级的收益率，与资本结构无关。由此，MM理论揭示了企业发展的本质规律：盈利能力的增强是增加企业价值、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企业要增强其盈利能力，首先应该培育核心竞争力，实现规范化管理；同时，应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多元化经营，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建立良好的激励、研发和销售机制；此外，还可以采取合理配置资源、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开支等措施来促进盈利水平的提高。

二、资本结构的优化是企业有效利用财务杠杆的基本前提

温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包括作为基础性来源的自有资金、被高度依赖的银行信贷和近年来极其活跃的民间借贷三部分。中小企业往往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仅依靠自身积累还难以满足资金需求，且多数企业因其规模小、实力弱、风险高暂时并不具备上市的条件，举债便成为必由之路。银行信贷在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随着政府不断收紧银根，企业已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因而转向了资本成本非常高的民间借贷。据2011年7月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市场规模高达1 100亿元。同时，民间借贷利率已突破历史最高值，年利率平均达到180%，而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过度负债导致融资成本剧增进而造成资金链条的断裂，企业最终纷纷陷入了倒闭的泥潭。

如前所述，财务杠杆系数与负债比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负债比率对权益资本收益的影响不同于息税前利润和负债利息率，其影响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企业负债越多，财务杠杆系数越高，财务风险也就越大；如果企业适当地利用债务资金，则可以增加权益资本收益，提高企业价值。因此，企业应该优化资本结构，适度负债，以获取财务杠杆利益。

（一）确定合理的负债比例和规模

权衡理论指出，最优的资本结构就是企业在负债的节税利益和预期破产成本之间进行的权衡，此时所确定的债务比率能够使债务抵税收益的边际价值等于边际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由此，权衡理论证明了合理负债比率的存在。在实际操作当中，营业收入的规模决定了企业的负债临界点。负债临界点=销售收入×息税前利润率/借款年利率，举债规模应以不超过临界点的数额为限。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应客观评价自身的偿债能力，并根据目前的盈利水平、资产的流动性、发展前景和宏观经济状况，综合评估无力偿还债务而导致破产的可能性，使债务资本既能够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又有利于发挥财务杠杆的积极效应。

（二）均衡安排债务的期限结构

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是一项重要的融资决策，债务期限搭配的不合理会降低企业的筹资效益，危及企业的财务安全。传统的负债期限匹配理论认为：期限结构的核心问题是企业长、短期债务的搭配问题。相对于长期债务而言，短期债务具有成本低、弹性大、财务风险小、债务资金容易获得等优势。因此，企业应当权衡长、短期债务的风险差别与利息成本差别，并针对现存资产的期限结构、当前的发展规模和未来的成长机会等因素的影响，合理搭配债务资金，以实现企业的现金流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均衡和筹资效益的提高。

篇4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贫困；反贫困政策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45-05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贫困地区是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和工作重点，消除贫困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扶贫开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甘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因而也将成为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重点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贫困问题是甘肃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甘肃来说，虽然是一个难得的加快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机遇，但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1.39%及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仍占农村人口近1/3的省份来说，贫困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影响更为严峻和深远。

1.1 甘肃农村贫困问题依然严峻

虽然与全国贫困发生率下降趋势比，甘肃下降速度要高于全国水平。2001年到2005年，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由3.2%降低到2.5%，下降了0.7个百分点，而同期甘肃贫困发生率由9.26%降低到7.16%，下降了2.1个百分点。但从甘肃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比重看，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反弹，2005年为6.28%，比2003年的5.84%还高出0.44个百分点。

1.1.1 贫困群体庞大，反贫困任务依然繁重。按675元绝对贫困标准和942元低收入人口的标准计，2005年底，甘肃省农村还有148.54万绝对贫困人口和355.32万低收入人口，占当年甘肃农村总人口的29.78%。1983年至1993年，甘肃年均减少农村贫困人口81.82万人左右，1994至2000年，下降到年均29.30万人左右，2001年到2005年，年均只有8.06万人。“十一五”内要使全部绝对贫困人口解决温饱，平均每年要解决近30万人，任务相当艰巨。

1.1.2 贫困人口的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态势，个体贫困与区域贫困并存。甘肃省有10个市州是贫困市州，占全部14个市州的71.42%；有43个县（市、区）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2个比照重点县管理的县，6个“三西”县，加上22个非重点乡所在县，扶贫任务已扩展到68个县（市、区），占86个县区的79.07%。有919个乡镇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占全部1 533个行政乡镇总数的59.95%。有8 790个村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占全部17 834个行政村的49.29%。

从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看，14个市州中除了嘉峪关市和金昌市外，其他12个市州均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从2005年148.54万人的农村贫困绝对人口分布看，南部甘南州及陇南、天水两市有56.14万人，占37.79%；中部兰州、白银、定西和临夏3市1州有42.58万人,占28.67%；陇东庆阳和平凉2市有37.61万人,占25.33%；河西的武威、张掖和酒泉3市有12.21万人,占8.22%。

1.1.3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与非贫困地区差距悬殊。近年来，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额虽有所增长，但与全省平均水平比，有进一步拉大的发展趋势。如嘉峪关市和宕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004年分别为4 407元和902元，相差3 505元，2005年分别为4 750元和993元，差距扩大到3 757元。

1.1.4 贫困地区基础生活条件改善不大。2005年甘肃贫困地区，尚有16.6%的村未通电，15.1%的村不通车，21%的村没有电话，54%的行政村没有幼儿园或学前班，10.7%的村没有小学，33%的村没有卫生所，26%的村没有合格的乡村医生或卫生员。

1.2 甘肃农村贫困人口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如果以“十五”期间甘肃年均减少8.06万人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为判断依据，那么到“十一五”期末，甘肃仍会有100万人以上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然，随着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涉农、惠农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和落实，可能会带来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快速减少的积极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农村人口增长、自然灾害发生，以及国家区域开发政策调整，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提升的影响。考虑到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相互作用，且假设积极因素大于负面影响，在不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如果贫困发生率下降由年均0.39个百分点提高并保持到1个百分点，那么，到“十一五”末，甘肃农村贫困发生率就能降低到2004年的全国平均水平。按人口自然增长率6‰估计，5年内甘肃农村人口可能达到2137万人左右，如果贫困发生率控制在2.8%，则到“十一五”末，甘肃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就能减少到60万左右。这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估计和判断，考虑到如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到“十一五”末，甘肃农村贫困人口不会低于300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可能在90万以上。

1.2.1 农村低收入群体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甘肃农村低收入户数和人口较多，且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及甘肃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甘肃农村低收入群体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无疑提高了其中有一部分人滑向贫困状态的发生率。一方面，农民收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据甘肃省农调队住户处对全省1800个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额的绝大多数为高收入家庭所拥有，低收入农户的相对贫困化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甘肃加大力度落实国家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线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增加农民收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无实质上的影响。

1.2.2 地方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反贫困能力弱。全国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在2004年就超过1亿元，而到2005年甘肃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只有2 926万元，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全省财政收入在1 000万元以下的县12个，主要分布在农村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两州一市”，两当县和卓尼县财政收入分别只有461万元和416万元。

1.2.3 农村社会救助水平超低，将会加剧农村贫困程度。近年来，甘肃实施的以五保供养、特困救助、医疗救助、灾害救助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对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起到了一定作用。实际上，由于用于开展农村社会救助活动的资金严重不足，导致全省农村救助水平依然很低，将加剧农村贫困程度。

一是社会救助资金缺口很大。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甘肃农村有应享受五保供养人数6.76万人，应享受特困救助人数205.18万人，两者合计211.94万人，比农村人口总数的10%还多。如按国家平均水平年人均经费749元标准，需要158 750.55万元，而2005年甘肃用于农村五保供养和特困救助的经费总额为6 547.62万元，仅为所需资金的4.12%。

二是社会救助覆盖面过窄。2005年甘肃农村社会救济对象有227.45万人（包括应供养五保人数6.76万人，实际特困人数205.18万人，应实施医疗救助人数15.51万人），而实际救助人数只有100.53万人，占应救助人数的44.19%。其中，农村五保供养率67.64%，比全国平均水平70%低近3个百分点；农村特困救助率只有33.92%，比全国平均54.90%的水平低20.98个百分点。

三是社会救助水准超低。2005年，甘肃五保供养经费年人均602元，月人均50元；特困救助经费年人均31元，月人均只有2.6元。二者加权平均，年人均只有76.40元，月人均6.37元，与全国2002年年人均749元、月人均62元水平比，相差接近10倍。

2.调整反贫困政策模式是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

不可否认，甘肃是国家反贫困战略和政策最大的受惠省份之一，反贫困成效也是非常明显的。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先后组织实施的“两西”建设、南部山区和老区建设、省“四七”（即用7年时间解决4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扶贫攻坚计划以及当前实施的“一体两翼”（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扶贫开发战略，使甘肃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82年的75%下降到2005年的7.16%。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国家宏观改革开放政策及经济发展的结果。现行的反贫困模式效率下降和成本攀升、不能有效解决生态性、教育性和医疗性贫困问题、导致“靶点”瞄准偏离和制度外溢效应等，调整反贫困模式，应成为贫困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

2.1 现行的反贫困模式不经济，效率下降与成本攀升并存

甘肃农村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影响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但目前的反贫困战略和模式下的政策措施效果下降，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2.1.1 经济增长与贫困发生率下降不同步。“十五”期间甘肃经济年均增长10.2%，而年均贫困发生率却为8.2%。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2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却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贫困发生率的下降。

2.1.2 反贫困投入产出效率降低。国家和地方政府下拨的扶贫资金相当大部分没有真正用在扶贫上，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的问题相当突出。2004年国家审计署审计21个省（区、市）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4.28亿元是用于平衡预算，1.5亿元用于买车和弥补行政经费等。“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阶段，国家扶贫资金中“有90%左右用来‘吃饭’，而用来给农民‘做事’的钱最多不超过10%。”据媒体报道，甘肃定西市2004年就挪用扶贫、退耕还林等专项资金达75 262万元。

2.1.3 反贫困成本不断攀升。在“九五”期间，脱贫1个人中央投入的扶贫资金和信贷资金约为2 800元，2002年脱贫1个人相应的资金高达15 000多元。定西市2001年到2005年共投入农村扶贫资金达到134 556.33万元，而同期农村贫困人口从13.68万人降低到8.52万人，减少了5.16万人。可以推算出，这期间定西市减少一个贫困人口的成本竟高达26076元。

2.2 扶贫开发并不能有效解决生态性、教育性和医疗性贫困问题

长时期，理论研究一直认为甘肃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资源缺乏和经济落后导致的经济贫困和资源贫困问题，因而一直主张实施以资源开发为手段，以经济增长为路径的反贫困策略。但随着这一政策效果降低，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教育和医疗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甘肃农村反贫困效果的主要因素，而当前的开发式反贫困模式，却对生态性贫困、教育性贫困和医疗性贫困干预程度很低。

2.2.1 生态性贫困日益显现。甘肃农村贫困人口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等生态敏感地带，约有66.39%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敏感地带，占全省农村贫困总人口的81%。解决这部分人的贫困问题，依赖于小农经济开发式的反贫困模式，不仅效率极低，而且会带来生态恶化的严重后果。

2.2.2 教育性贫困比重上升。农村教育投资比例低和教育体制改革出现偏差，因教育致贫或返贫的农村家庭比重上升。据零点调查公布的资料显示，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子女的农村家庭中，仅子女教育开支一项就占家庭收入比重的32.6%，教育开支成为农村家庭第一大家庭生活开支，也成为除天灾之外，农村家庭致贫的首要原因。从2001到2005年，甘肃农村家庭文化教育支出分别占家庭生活支出的14.03%、14.27%、14.35%、13.84%和14.17%。

根据我们在研究甘肃农村贫困问题时所获得的甘肃省徽县麻沿乡麻安村调研资料显示，按照甘肃省贫困人口建档（卡）标准，认定麻安村的贫困人口有124户563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81.6%和84.5%。其中绝对贫困人口23户77人，低收入人口69户309人，占总户数的60%，总人口的58%。绝对贫困户95.65%属于因病或子女教育支出而导致贫困。

当然，由于国家对贫困地区农村实行9年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甘肃贫困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将大大减轻，但也不能高估这一政策对缓解农村贫困带来的效果。我们在天水秦安县做“惠农”政策落实调查时，多数农民在对这一政策充分肯定和高度称赞时，也强调，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及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才是农户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因素。

2.2.3 医疗性贫困问题特别突出。农村居民用于看病保健的支出也不断增加，使刚刚解决了温饱的贫困户家庭，可能会因病而花去仅有的一点点积蓄，从而负债累累造成贫困。通过表5的资料计算可知，从2000年到2004年间，甘肃农民用于医疗方面的支出增长远远大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且医疗支出增长速度也高于农民生活消费方面的总支出增长速度的2.15个百分点。

2.2.4 生态性贫困日益显现。甘肃农村贫困人口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等生态敏感地带，约有66.39%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敏感地带。甚至有些地方，不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一方水土无法养活一方人。

2.3 现行的反贫困模式导致“靶点”瞄准偏离和制度外溢效应

“十一五”期间，甘肃同全国一样，反贫困模式依然确定为整村推进、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产业化扶贫三大方式上。诚然，所有这些方式对获得扶贫成果和降低贫困发生率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着“靶点”瞄准偏离和制度外溢效应，会造成最真正贫困户受益不多及非贫困户“搭便车”问题。

2.3.1 整村推进扶贫方式最大的问题是必然产生大量外溢效应。整村推进方式对扶贫项目建设区域的发展作用显著，扶贫资金投入或项目运营惠及的是全村人，贫困程度较轻者也能明显受益，而深度贫困者在均等地享受扶贫配套资金时，因其经济参与能力弱，通常很少能够享受到公共产品供给和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带来的好处。因此，整村推进模式不仅仍然存在着偏离反贫困目标“靶点”问题，也存在着有限的扶贫资源外溢的问题。

2.3.2 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只能是部分有青壮劳动力的贫困家庭受益。据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统计资料显示，目前甘肃有残疾人124.34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为44万人，占甘肃贫困人口的1/3以上。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是本身就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残障者，根本就谈不上培训和转移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可能达到经过培训和转移实现脱贫的目的。

2.3.3 产业化扶贫呈现出“扶富” 倾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增收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反贫困思路和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扶富”倾向，与反贫困目标相悖。如，定西市确立的马铃薯、中药材、花卉和食用菌四大产业，无论在种植面积和市场占有率上，近几年都已经取得了明显突破，而从中受益的贫困农户并不多。农产品产量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种植户收入增长。农产品在走向市场过程中，一般是通过中介组织来实现，其中的利益绝大部分被中介组织或龙头组织攫取。加之由于惯性使然以及权力控制等因素的作用，一些产业化投资项目由于设计上的原因或者在基层出现了政策走形，相应的资源仍掌握在小部分基层的相对强势团体中，难以真正用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农民。

3.农村反贫困政策取向

中国开发式扶贫模式和政策确立与运行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取得了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贫困人口迅速减少和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有所改善的成就。但由于扶贫式开发存在着贫困瞄准机制不完善，出现反贫困效率降低，对剩余贫困人口干预能力有限等问题。从建设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出发，都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的反贫困模式。

3.1 实现开发式扶贫向救助式扶贫的战略转移，加快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甘肃近150万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的“五保户”、残疾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二是“一方土地养不活一方人”、自然环境已不适合人类生活和居住的地区的困难群体；三是自然灾害频繁使农民不断返贫的地区的困难群体。而开发性扶贫对于这三个困难群体几乎是无效的。要解决这些人的温饱问题，加快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开展救扶贫是唯一可行和有效的选择。

3.1.1 加快实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建反贫困的制度安排。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是一种直接消灭绝对贫困现象的政策举措，也是一种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安排，是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应将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并轨，将开发扶贫资金用于实行农村低保制度，有利于消除绝对贫困。

3.1.2 加快完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大病救助、自然灾害等社会救助体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举措。

3.1.3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农民互救助体系。要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收入、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平台等方面的作用，通过大力发展和不断完善农民合作组织，促进并最终形成农民的互助、互救机制。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上，积累经验，大胆创新，将重点放在重构农村管理合作组织和金融合作组织上来，提高农民自主管理和互助发展的能力。

3.2 建立新的农村区域性反贫困度量指标，完善贫困认知和反贫困效果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中总是以贫困发生率，来判断一个区域的农村贫困程度和反贫困效果，侧重于不同区域的横向比较和同一区域的纵向比较，不能够完全反映一个区域农村贫困程度和反贫困效果。对此理论界最近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3.2.1 完善农村贫困认知和测量指标体系。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关于贫困标准问题。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先后经历了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7年四次调整，其中前三次都是依据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测定，后一次采用了世界银行推荐的确定贫困线的标准。1997年确定的贫困标准，在世界上有贫困标准的60个国家中是最低的，接近但略低于国际上通用的赤贫标准。因此，理论界提出应以农村低收入标准作为现阶段确定农村反贫困对象的参考依据。如按942元低收入标准判断，甘肃还有5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另一方面是关于贫困的测度方法问题。在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后，仍以贫困发生率单一指标测度贫困水平，关注点是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而不涉及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布差距和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有学者提出应增加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指标，使反贫困的目标建立在关注深度贫困人口上来。

3.2.2 建立反贫困综合评价体系。有学者从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速度、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和基础设施六个方面，提出构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但该指标体系只是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不能全面衡量区域的反贫困效果。有学者从贫困基础、社会经济、人文发展和生存环境四个方面构建了农村反贫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只有17个二级指标，比较简明容易操作。但没有体现出贫困农民对反贫困政策举措及其执行效果的满意度，建立反贫困综合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增长中贫困家庭反贫困能力变化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05BTY06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刘坚. 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定位与方针［N］.市场报，2006-6-19 （13）.

［2］刘坚.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成就与挑战[M].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6.

［3］张春勋.甘肃农村贫困成因与反贫困模式的再认识[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8).

［4］樊怀玉.2006年甘肃发展报告[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5］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关于主体功能区的划分，甘肃省许多地区属于被限制开发的范围。如河西地区等被归属于限制开发区，甘南等被列入禁止开发区，这将对甘肃省农村反贫困问题带来重大影响。

［6］王军锋，王旭东.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救助困境及消解对策[J].农村经济，2006.（5）.

［7］中国统计局.2005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8］2004年甘肃农村贫困问题[EB/OL].甘肃扶贫信息网络中心.

［9］零点调查公司.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N].中华工商时报，2006-3-21.

［10］2004年甘肃农村贫困问题[EB/OL].甘肃扶贫信息网。

［11］苗齐，钟甫宁.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

［12］王军锋，王晓芳.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5，（5）.

［13］王萍萍，方湖柳，李兴平.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

［14］赵昌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模式及管理系统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15］王荣党.农村区域反贫困度量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