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性

“世界上每一分钟都有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古流传至今,经过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它伴随着时展,承载了一片土地的故事与历史。现今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非遗文化同样需要,在保护中求得发展是关键。旅游业是面向大众并且具有文化特性的产业,它具有宣传力大、受众群体广、包容性的强的特点,将江西的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进行结合,不仅有利于大众理解和认知这些文化,而且非遗文化也可以得到发展

(1)大力开发旅游业,将当地的这类文化作为开发重点进行宣传,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看,更多的展示机会给传承者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精神鼓励,进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与精神鼓舞。通过旅游展演,吸引更多人了解并且喜爱这些民间传统文化,这也是拓宽传承空间的一种体现。

(2)旅游产品开发使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发展工作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势必带动旅游产品的需求增多,非遗文化产品凝聚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具有担当旅游产品的优势。将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产品开发相结合,使传承传统文化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共同得以实现,非遗文化产品作为旅游产品进入市场,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使非遗文化的保护性发展事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

(3)旅游产品开发利于发掘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旅游产品是结合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民风和生活生产的产物。在将非遗文化产品开发为旅游纪念品的过程中,需要对它的传承发展、内涵寓意和突出特点等进行深入的挖掘,这一过程能够得到许多之前不为人熟知的故事进而丰富其内涵。

2.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江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方面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缺乏保护性理念,对非遗产品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性措施还不够。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研究不够深入,宣传形式趋向单一

针对如何将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融合,如何保护性地利用非物质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旅游商品方面的研究还不足。当地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方面,大部分依赖路标和展示牌这种传统的宣传形式,传播范围狭窄,缺乏网络 、影视广告方面的利用,不仅大众知之甚少,当地的群众对非遗文化也了解的很少。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群众很难与这些传统文化产生心灵的融通,保护性发展工作进展甚微。

(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资源的开发模式有待进一步拓展

江西许多已开发的非遗文化旅游地基本上停留在以“参观”为主,与当下流行的“融入”型农家乐在这一类体验性质的旅游模式相比,缺乏创意和吸引力,“参观”旅游是供旅游者了解非遗文化发展历史和故事传说的一环,相关部门和旅游开发商对非遗文化特色旅游产品和让旅游者参与制作的模式开发还不够。

3.加强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的策略研究

开发能展现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资源已成为应对当前激烈的旅游产业竞争环境的新策略。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旅游产业的双轨发展,实施保护性的旅游产品开发策略是必经之路。探索江西非遗文化产品中的人文、历史情怀投入到旅游商品开发中,使突出地方特色的非遗旅游产品进入市场实现产业化发展。

篇2

关键词：徽雕 展示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4（b）-0018-01

1 婺源徽雕文化的展示对象

徽雕文化发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是古徽州重要的工艺美术精粹。婺源原属于古徽州的一个县，解放后在行政区域上划归江西，但是其风俗习惯文化基础都是与徽州文化一脉相承的，其著名的“婺源三雕”（木雕、石雕、砖雕）也是徽雕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具有典型的代表性。2009年婺源著名的雕刻大师俞有桂被文化部授予徽州三雕（婺源三雕）代表性传承人，这是国家对于徽雕文化遗产保护的极大认可与重视。此次非遗的实验性记录研究就以传承人所在的传承基地建设一个700m2的徽雕艺术馆为突破口，对于这项文化的展示内容是需要进行前期的详细策划，雕刻品的陈设是此次展示最为重要的展品，通过与“非遗”大师俞有桂的调研交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其展品主要确定在根雕艺术品、木雕家具、古建筑的砖雕石雕装饰部件三个主要方面。徽雕主要是依附于建筑装饰和徽州家具而存在，经过装饰性的发展之后产生了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根雕、木雕艺术品体系。在图片和文字展示方面主要是关于徽雕文化的发展历程简介、雕刻技艺简介、材料的展示介绍及最近几年这项“非遗”行业所获得的传承性发展与创新四个方面来进行。但是要将这些作品、图片及文字合理地植根于地域性的浓缩空间中，并与空间融为一体来使观众感受到沉淀的历史文化氛围是需要仔细推敲斟酌的事情。最好的方法便是从与当地环境、文化的类型学建构着手，来寻找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符号，这样设计出来的空间就会与历史、环境与文脉产生某种天然的联系。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先进行广谱式的考察，通过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沟通，将婺源所有与徽雕有关的地理环境、人文特色进行归档研究。通过资料及现场调研分析得出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主要有：江湾古村落群及萧江宗祠、非遗传承人的故乡汪口村、婺源步行街、婺源景观桥、沱川理坑为代表的徽州古建筑群、当地著名的自然景观油菜花及月亮湾等。其文化符号中有完全传统遗留的徽雕艺术，有与现代地域发展结合而创新的徽雕艺术，还有哺育徽雕艺术的基础性自然环境代表，就完全能够有机地串联成一个能够反映非遗传承基地发展现状的背景资源。

2 展示氛围的营造与展示方法

2.1 利用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手段进行非遗文化的多媒体展示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互动投影视频，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讲述徽雕的发展历程、华龙徽雕非遗基地的发展历程、已研发成功的代表性项目和作品以及相关史料典籍的数据库链接等。参观者可以根据触动触摸屏进行选择性点击，与此相链接的是一个完整的徽雕多媒体资源库平台建设，其中包括这个展馆所容纳不下的所有徽雕艺术品的基本背景资料及相关数据、相关的影像视频资料以及个性化定制的选择服务等。展厅中的部分展品比如龙椅采用360度旋转的动态展示，配合其背景的虚拟展示墙面产生一种虚实结合的幻影空间效果展示。对于前期调研过程中所发掘的文化符号也要进行科技化的展示融合，比如由该基地所完成的景观桥、萧江宗祠、步行街等大型项目以微缩模型的形式加以展示，其周围的场景以现实中的周围的活动场景作为动态背景进行影像投射，使其更具备真实性和趣味性。

2.2 注重在展示过程中的互动体验性

在参观的过程中使部分家具类展品可以与参观者产生互动体验关系，参观者可以亲身的坐在或者躺在相关的座椅及木床上进行舒适性体验。在参观完木雕艺术品的时候可以在展厅的雕刻体验区自己动手雕刻一些相对简单的小艺术品作为纪念，让更多的人感觉到这项艺术的博大精深及保护发展的重要性。又比如在进行古建门头砖雕的展示时就会出现两种思路，一种是将收集回来的古建零件在展厅的某一入口处进行重新的拼接组合，复原其原来的面貌，而另一种思路是用等比例的图片或投影将这个门头的原始样貌展现在墙上，然后在图像旁边的墙上以人视线的范围内为基准安装玻璃展示盒，将零部件展示其中，零部件的盒子用发光的灯线指引在图像中的原始位置，这样的展示效果显然就更加具有体验性，因为一般平时人们只能看到高高在上的门头，而以人视角来观察这些组件显然更加别具一格，令参观者印象深刻。

2.3 流线及空间排布的趣味性设计

在流线上由于整个展厅的空间面积并不大，只有700 m2，因此适当增加其室内的流线长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整个流线采用造园方法中的借景、对景等基本方法，使参观者在整个过程中的任何视线都有相应的主展物品呈现其中。在铺地材质上也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在统柜和零散的展区就用PVC等反光适宜的材料来与整个叙述性“博物馆”展示的语言来表达徽雕的发展历史和静谧的艺术氛围，而在套件样板中则用青石板的铺地来还原真正徽派室内空间的特质，来展现最为现实的生活场景。在整个流线的设置中使叙述性“博物馆”展示方法与场景式样板空间相结合穿插，以避免其参观的乏味性，并且整个展示空间的光照也会不断的进行亮暗交替，来增强展示“过程中”的体验印象。

3 文化遗产空间化记录的后续设计研发保护

对于徽雕的艺术馆记录设计其实只是对于这项非遗保护的第一步，而要真正发掘这项非遗文化就必须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梳理规整，将其所有的价值性资料完整的记录下来，比如在后期可以进行多媒体资源数据库平台建设和徽雕的大型数字化虚拟博物馆设计，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更能够焕发出传统工艺的魅力价值，虚拟化的空间记录是当下人们更为方便且更容易接受的保护方式，可以结合徽雕文化和数字化虚拟展示的最新技术进行了原创性的研发运用，当完成对这项非遗的保护和展示两个方面工作之后便可以与市场商业接轨，建立“产学研“的互动平台自行运营体系，解决这项非遗事业后继无人的现状。由于目前非遗的此类数据库及虚拟展示平台系统大都是由政府出资运营维持，长此以往势必增加政府负担，并且不能够激活传统非遗的现代化应用，通过平台的搭建策划一种自行运营的模式，使其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满足平台的运作费用，使非文化遗产平台摆脱完全依赖政府的局面自行发展，这才是对于传统文化复兴、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创意产业的重要示范途径。

参考文献

篇3

摘要：学校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现途径：基础教育从传承民族语言、传承民族艺术、参与民族节庆等方面入手；高等教育从人才培养、校本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学术交流开展等方面实施，各司其职为非遗传承发展培养后继者。

关键词：非遗；学校教育；传承；实现途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在各方面的关注和行动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不可否认在现代化发展、城镇化建设等强势背景下，由于其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特点及现代化文明对其生存空间的排挤和挤压，使其越来越边缘化、碎片化，更由于其载体的“活态性”不得不面对“人走艺绝”的威胁。现阶段非遗传承主要依靠以传承人为主的传习活动和无意识的集体传承为主，前者以族内血源传承和族外师徒传承为主；而后者则是在非遗生长生存的地域空间中广大民众潜意识的传承。除此之外，政府、研究者、旅游产业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承担着传承的责任，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其传承途径并不算少，但是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推进，人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缺少了学校教育参与其中，那么非遗发展因现有传承对象的局限而渐入困境。

青年一代是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未来，在呼吁唤起“文化觉醒”、倡导“文化自觉”等背景下，关注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关注随着传承人逝世就面临消亡的非遗就显得非常紧迫。国家政府、社会组织、教育系统也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等文件的出台，都在不断在强调教育系统参与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性。高等教育系统从中央美院率先在国内成立非遗保护中心之后，各高校也紧随其后成立各类非遗研究中心，培养相关方向的本硕博人才也陆续得以实施。而基础教育阶段则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非遗进校园、进课堂的措施，如福建南音进课堂、云南省的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川剧进课堂等，而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举行更广泛地推进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传承工作……。但是即便有如此之多的举措仍不能与我国非遗发展的速度相一致，不断探索学校教育在非遗传承中实现的途径，以得到更多青年群体的认可和关注，继而唤起他们的民族文化传承意识，使教育系统成为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基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遗传承在基础教育中的实现途径

1.传承民族语言

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传承思想、交流文化、记忆历史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是他们记录历史文化发展的唯一载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向农村、偏远山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有的脱离原有的生长环境，能熟练掌握民族语言的青少年队伍在逐渐缩小。如果没有了民族语言的延续，那么民族生存的土壤就没有了，那么他们民族文化发展的血脉也将不复存之。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岸根卓郎在《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一书中也说到：“放弃母语，是通向文明毁灭的捷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广、使用本地区的民族语言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民族定位。

2.传承民族艺术

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技艺等民间艺术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内隐与外显，它在民众的生活中起着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推进和演变，青年一代对这些经过历史沉淀的民间文化态度越来越淡漠。这些民间艺术是民族记忆延续的载体，是民族历史的记录，是维系族群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贵州安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为例，该县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铜鼓十二调，其传承也面临着在青少年一代出现断层的危险。将其尽快地收集、整理，编订相应的教材融入当地基础教育，并以其为非遗教育的切入点进而挖掘其他的民间艺术，将布依族服饰、民歌、舞蹈、戏剧、器乐、蜡染、织锦等内容走进基础教育学校，使当地学生更加熟知自己的民族文化，建立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找到他们应有的民族归属感。

3.参与民族节庆

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不同性质的节庆活动，如布依族的六月六，苗族的三月三等，它们展示了各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蕴含着五彩斑斓的文化底蕴。鼓励学生、带领学生参与到地区和民族特有的节庆活动中，真实地融入民族生活，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发挥民族节庆的教育传承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学生建立对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正确的价值观，教会他们民族语言，带领他们走进、了解、理解非遗，进而传承非遗，使我国非遗发展的链条有效地在基础教育中得到延续。

二、非遗传承在高校中的实现途径

“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发展基础上的，其实现的主体应当是青年群体的参与，把文化遗产引入大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1]在高校开展非遗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开设相关专业与课程，培养专门人才

“社会呼吁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校学子关注社会公共空间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创造与发展。”[2]地方高校将培养专业非遗人才纳入学科建设规划之中开设相关专业，不仅可以为地域性非遗保护提供人才，还可以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另外要为非遗传承事业培养广泛的后盾人才，形成全社会的非遗保护意识，开设非遗相关的公选课、素质拓展课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开拓地域研究视角，丰富校本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衡量一所高校综合能力的标准之一，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现在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建立国家、省、校三级精品课程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高校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地方性、民族性课程（群）的开发，以地方非遗项目为依托，彰显民族地域性为特征，将非遗课程（群）纳入课程建设之中，既开拓了地域文化研究视角，又深化了课程发展的民族特质。

3.建设非遗资源库，深入挖掘非遗项目

除了现有课程资源外，大量的非遗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和开发，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深入非遗成长的一线采风、调研，也可以带领学生走进非遗文化的生存环境中展开调查实践活动，获得一手资料丰富课程教学的资源。而且还可以以当地传承人为依托，聘请他们到高校开展学术讲座、实践教学等等，使非遗教学资源生成的途径多样化。这样在不断深挖非遗项目的基础上，地域非遗资源库也得以丰富和充实，为非遗传承发展提供资料支持。

4.创设非遗研究平台，开展学术交流

高校不仅要传播、传承非遗文化还要担当创新非遗文化的任务，高校有着优秀的学术研究人才群体，借学术力量的支点研究、宣传、推广非遗，使更多的人关注非遗、研究非遗；召开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拓展非遗的研究视角；走入社区开展非遗讲座，强化民众对其的认识；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开发、创新非遗。

非遗的“活态性”决定了它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而通过学校教育途径传承非遗则能从很大程度上保障非遗的持续性发展。普通学校和高校各司其职，努力从多途径、多角度传承非遗，将其传播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心中。只有获得青少年的支持非遗的传承、传播才会有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持。（作者单位：安顺学院艺术系）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新形势

中图分类号：T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6-0282-01

0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承载着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卓越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多种多样，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极大的精神支持。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发展给我们的整体文化水平带来极大地影响，由此带来的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我们的经济金额，推动着整体水平的提高。但是新形势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工作的推进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

1 明确非遗保护对象

众所周知，世界各种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着都是人们自身，显而易见，人事最重要最基础的文化载体，比如各种民谣、戏剧等都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语言、动作的一系列结合构造出来的，人作为文化载体必须受到一定的保护。民间艺人的不断减少会给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我们必须明确保护对象。

人是社会物质文化的生产者、创造者，担负着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的使命，各级政府部门要时刻关注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一定程度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让这些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感受到在新形式下社会中的认可和相应的存在感。另外，政府部门应该投入一定的自己支持，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班，组建大众学习传承非遗的场所，并且选拨优秀的非遗保护对象作为大家的老师，领头人，让他们收徒、传艺，带领大家温故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是，现如今非遗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备受关注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一些伪非遗的现象出现。有一些所谓的传承人并不是民间大众，而是一些当地的开发商和地方领导。，他们并没有掌握足够的民间技艺，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如果不被及时制止，就会对以后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违反了新形势下非遗保护与继承的真实性和意义所在。

世界各国因为忽视非遗保护对象“人”这一载体的重要性而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流失的现象比比皆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启示，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对象的存在。为此，我们应该制定明确的非遗保护对象标准，进一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2 开发利用非遗资源

非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渠道是否合理问题也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关注，新形势下人们大强度地开发和利用造成了一些反面问题，阻碍了我们进一步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

万事万物的开采和利用都要遵循其本质规律，不能违背事物的本质特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工作。有些工作人员为了搜集遗产直接将一些旧村落硬性拆除，然后建造所谓的遗址新村等，这些行为破坏了它的变化规律，加速了古文化遗址的消失速度，一味的追求开发非遗资源的形式，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可明确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会给我们带来的有利影响，政府也不断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建立旅游景区，文化遗址保护区等等供人们参观游览，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构项目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促进经济发展。

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在开发利用非遗资源的同时要充分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遵循其自然发展规律，合理开发利用，充分挖掘其价值所在。

3 建立非遗保护机制

现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专注，一项项目的实施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机制，以此来监督和鞭策，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建立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制定相应的原则，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根据地建立基础设施，方便外来人员参观。政府也应该投入一定数额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养专门的知识技能型管理人才，利用当今时代下的先进的技术制作传统文化的产品，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附着现代的技术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得以延伸，从而适应现代人的需求，在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创新和发展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出现违背最初原则和目标的问题。而对于为什么要用法律来约束也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这一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文件，用法律做准绳，约束人们依法保护、利用、继承。相关法律的建立不仅让人们意识到了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而且也提高了人们学习非物质文化热情，积极地参与到保护与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来。

建立非遗保护机制这一有效措施是我们新形势下保护与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经之路，在工作进程的推展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更好的为弘扬传统文化，继承非遗任务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众多文化形式，包含着话剧，曲艺，民间杂剧，声乐，剪花、服饰等等，涵盖了人类的各种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各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着全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力量，特别是少数民族以及农村乡土风情的集合，是中国多民族文化特色的有力体现。新形势下非遗保护与继承不仅是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样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同时也要大力宣传群众积极传承，保护继承这项工作迫在眉睫，我们必须遵循这些相应的措施，加大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让群众充分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份工作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大家共同努力，促进新形势下的非遗保护与继承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芳.浅谈新形势下的非遗保护与传承[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13-14.

篇5

关键词：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措施

马山要发挥自身优势，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旅游度假胜地，必须以历史文化资源作为支撑，而马山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科学保护、合理可持续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推进度假胜地建设，是彰显马山特色的有效途径。

一、马山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现状

马山又名马迹山，拥有4亿年的地理历史和5000年的人文历史，是一块自然山水和人文资源十分丰富的宝地。改革开放前，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和部门都看好了这里的风水宝地，并在这里建了许多休（疗）养院。改革开放以后，以灵山大佛景区的成功开发建设为标志，马山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这里也成为世界佛教论坛的永久会址，引起世界的瞩目，同时进一步推动了马山的旅游事业发展。为了让游客的脚步慢下来，细细地品味马山丰富历史人文的韵味，2015年灵山胜境又成功地开发了拈花湾小镇，丰富了胜境的活动范围。本世纪初，在当地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沿湖以休闲拓展和果实采摘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农庄开办了近10家；从前年开始，各种农家乐旅游休闲点的建设正方兴未艾。

二、马山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马山街道围绕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氛围不浓厚。由于宣传的影响力小，人民群众对文物保护的认识有偏差，有些群众会认为文物保护是文保部门的事，于己无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积极主动性，因此，有时会出现文保点周围环境脏乱、得不到保护的现象。

（二）自然或人为因素破坏历史文化资源。马山虽有众多历史文化留存资源，但其中有不少历史资源因年代久远、历经时代变迁和风化侵蚀、水土流失，有些文物本体已经不完整，这也是一大遗憾。由于前一时期的征地、拆迁和开发建设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马山的一些自然历史文化资源遭到严重的损失、破坏，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因传承人的去世而面临失传。如檀溪湾的一些名泉、石碑坊、古树名木、许叔微墓；耿湾的盘龙湾、伴奴湾；古竹水平的水王平墓；万丰的竹坞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如马山的山歌、民间舞蹈，民间手工艺等等都因老一辈人的故去，将面临失传，保护、抢救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资金匮乏。文保资金的缺乏成为制约文物保护和发展工作的一大难题。就常态性文物保护专项经费而言，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也就根本无法及时开展正常的文物保护与维修。由于经费的短缺，许多文物保护单位不能进行有效管理、保护措施不能落实，有的只能任其损坏，甚至无存。由于文保人员经费难以落实，挫伤了业余保护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文物的有效保护。由于经费的短缺，交通工具难以保障，马山文物保护单位点多、面广，管理工作难以到位。

（四）缺乏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人才。文保单位看护员建制不齐全，也缺少必要的工作装备和防护用具。而这直接影响文保工作的开展。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和维修保护单位，容易出现文物本体损毁的现象。至今尚未研究制定出较完善的保护措施，易长期遭受暴晒和风雨侵蚀。

三、加强马山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能够促进马山地区的发展。当前，应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力度。

（一）科学合理规划，让文化资源盘活起来。组织专家和学者对马山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在此基础上，统筹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保护方案，对文化内涵相同或相近的资源归类，找出具有代表性的资源作为品牌，带动其他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例如，利用名人效应，可以把许叔微的“梅梁小隐”和赵翼墓归为一类；为弘扬宗教文化，可以以灵山大佛为依托，开发利用葛洪的 “云居道院”，可改变目前马山单一的佛教景区的状况；也可以利用阖闾城遗址开发建设的契机，结合山上的吴王避暑遗址、战鼓墩等吴越文化遗迹一起开发建设，形成一个吴文化游览群；同时还可以打造以“马灯舞”为品牌的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推进马山文化旅游建设。

（二）加大宣传力度，让文保氛围浓厚起来。一要进一步宣传《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宣传“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提高人民群众对保护文物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二要深入宣传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和政策，增强群众的文物保护法制观念。三要积极宣传文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群众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利用《文物保护法》颁布纪念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重大时机，集中开展文物保护意义、目的和要求的宣传，采取群众喜闻乐见、行之有效的形式，如举办知识竞赛、街头咨询、印发宣传单、张贴标语、新闻媒体报道、专题讲座、互联网甚至手机短信等。同时，要坚持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合，正面宣传与反面“曝光”相结合，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促进全马山人民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使文物保护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深入人心，形成人人关心爱护文物、自觉遵守文物法规的浓厚氛围。

（三）强化业余文保员培训，让文物保护专业起来。业余文保员是基层文物保护的第一道防火墙，被誉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守护者。为充分调动文保管理员的工作积极性，加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文保队伍的管理。一是开展业务培训。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班，学习文物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了解本区域内文物史迹的基本情况，明确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明确文物保护的基本要求等，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实地参观等，提高业余文保员的文物保护知识和管理水平。二是落实责任，签订责任书。要求文保员加强本区域范围内的日常巡查。定期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加强对火源、电源和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对住户等相关人员宣传消防意识，发现隐患督促使用人或所有人及时整改，确保文保单位无火灾事故发生。三是实行月报告制度。预防文物破坏和文物失窃，严防文物损毁、改建、添建或拆除构件。在文物面临破坏时，应立即制止并及时报告，使文物免遭破坏或减少损失。正常情况下，实行月电话、季度书面报告制度。

（四）加强人才建设，让文化资源传承起来。人才是最活跃的生产力，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也可为马山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解决不少难题。近几年来，马山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加强了文保单位的修缮和管理，但在专业人才梯队建设方面还存在空缺。若可以引进或培养专业对口的高素质人才，便能将他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马山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地貌状况、气候条件等结合起来，有望能更专业、有效地修护马山文物遗迹，同时也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好马山文化遗产资源，将马山文化遗产引向一个更具深度的、全新的发展方向。

（五）依托非遗文化，让文化资源丰富起来。散落在马山的众多非遗文化如何尽快融入文化旅游，也已经成为当下文化旅游中的一项关注课题。太湖水的滋养，培育出了吴文化朵朵璀璨文明，映射出吴地文明中的“崇文”精神。多年来，马山依靠灵山胜境，引来每年百万游客，以至于时日一长，天下只知灵山，而不知马山。翻阅马山史书，一页页跳过的人文历史俨然还只是沉睡在故纸中，未来要做成高品质文化旅游度假区，必须弘扬吴文化，到史料记载中细致抽取诸如吴越经典、吴歌俚曲，梅梁小隐，文化交融等马山特色文化因子，让游客漫步在太湖山色、投入在佛音禅语中的同时，深深体悟到江南吴越文化的“崇文”古风犹存，今天实现了更好、更高的传承与创新。如梅梁小隐，可建成以灵山为依托的新旅游景点，以百草园为名，其中以中医草药为主，以中医养生，禅修，休闲为主的结合旅游和文物保护发扬光大中医文化。同时也要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加强保护，如可以把马山和平社区的牛塘龙窑遗址和旅游文化相结合，在保护原有遗址的基础上，在附近重新建个龙窑，结合学生基地，加强保护和传承，以最美乡村的内涵作为景点对外开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除了要对马山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之外，着手研究如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马山历史文化资源，这也是对马山历史文化资源的一种更好的传承与保护。盘活、做实马山特有的非遗传统文化，八方来客的文化太湖之旅才不仅仅是言必称灵山胜境，而更厚重的是千年历史人文的“尚武、崇文、务实”的文采风流与开放进取的吴文化精神，带给天下人以高品质心灵体验与精神洗礼。这样，马山历史文化方可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魏东，王艳.浅谈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A].春草集[C]，2013，463.

[2]陈俊安.马山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研究[A].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2013，13.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职能作用

[DOI]10.13939/ki.zgsc.2016.24.200

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的“两会”上，中央新的五年计划，简称“十三五”规划。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在规划中的第67章第3节中则提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振兴传统工艺，传承发展传统戏曲。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扶持民间文化社团组织发展。”由此可见中央对国家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

近年来，非遗保护备受各级政府的重视，相关发展和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体现出从政府高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决心。201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非遗保护工作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非遗保护的核心就是传统技艺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一方面，传统的手工技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由我们的先祖一代代传承下来，它代表着我们过去文化的辉煌，如今许多的技术的发展，都是吸取了过去技艺的精华和经验，而且需要继续传承下去；另一方面，这些传统手工技艺需要根据当代的现实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寻找它在当代社会发展的生存环境。而随着中央政策的出台，我国非遗的保护工作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 政府应积极制定非遗相关的保护政策，从“物”到“人”创建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1.1 “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

首先要建设非遗保护的保障机制，保障机制是从外部环境上给予保护提供支持和保障，其中要有法律、行政、经济和教育科研几方面机制的合力。其中法律机制是所有制度的根本保障，教育科研机制是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石。目前在我国对非遗的立法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制就要起到主导作用，可以建立高效的领导机制，由文化局主导同时协同相关部门，如发改委、教育局、财政局、建设局、旅游局、文物局、宗教部门和高校等建立非遗保护联席会议制度。一方面，要继续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使其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非遗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也要为非遗的保护开发规划方向，要有总体的目标和思路。

1.2 建立传承人培训基地

基地建设主要采取建立传承人培训中心，招收待业、失业、大学生、民间艺人等，培养、培训他们广泛深入地掌握非遗的内涵、特征和价值等，使他们从知识和技能上能够准确胜任。例如，2012年兰州首家传承人培训基地在兰州商学院成立，基地建设首先建立抢救性、保护性传承人培训基地。这对于在遵循“原真性”原则下抢救、保护、发扬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尤为重要。

1.3 建立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

当今我国的非遗传承人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非遗传承人的老龄化，使得许多非遗项目都面临后继无人，处于几近失传的状态。早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就强调了对传承人的保护问题。在公约中对“保护”的定义及其相关措施规定：“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防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这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公约，界定了政府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必须在保护工作中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保护制度，从而使非遗得到有效的保护；政府也可以制定出台相关办法措施，对传承人的认定、管理、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并给予传承人一定数额的补助经费。

1.4 保护非遗要注意其本真性的文化内涵

世界遗产委员会明确规定“真实性”是检验非遗的一条重要原则，“真实性”即“本真性”或“原真性”，指对非遗进行记录、建档、传承和传播中要尊重其历史原貌，否则就是对“非遗”文化的一种破坏。因此我国对非遗保护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发展方针。

“非遗”最大的魅力在于蕴含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非遗”中的手工技艺制作则凝聚匠人的感情，通过这一传承下来的技艺，实现了现代人对于先祖文化和感情的交流与沟通，这也是联合国提倡保护非遗的初衷。在保护中要杜绝一些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追求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计方式的大肆开发非遗产品，以满足人们强烈的物质欲望。这些行为完全忽视了对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忽略了非遗的手工艺生产实践环节，从而也丧失了非遗产品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2 培养人才，建立人才梯队政策

政府层面要积极构建科研机构和大学、中学、小学非遗教育科研机制，将非遗编入现在的教材中，推动本地的非遗的研究，为开发和保护提供理论指导。

对于人才而言，由于政策的制定而创造出良性的环境才是对人才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是吸引和培养人才资源最重要的条件。只有通过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强化政府对实用性人才，特别是非遗产业领军人才成长的帮助和扶持，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宽松、优越、充满良性竞争活力的良好社会氛围，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人才发展环境。

2.1 要与地方高校合作培养非遗产业的人才

地方政府要注意加强顶层设计，围绕“非遗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发展，健全创新培养培训制度和方式。地方政府可以统筹人才的培养规模，争取与地方高校相结合，协调运用高等教育、职业培训等途径，由地方高校协助制定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合力构筑非遗产业人才的多级培养体系。让学生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较为全面地掌握非遗的核心内容及其相关内容，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实施非遗保护工程提供有用的人才。

2.2 提供非遗人才的发展平台和提升空间

地方政府要建立适合非遗产业人才继续教育的制度，给他们创造事业发展的平台和空间，围绕非遗产业领域的相关综合知识、与此相关的新技术实践，同时开展系统性相关专业知识的职业培训。

地方政府还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帮陪模式，将其他地区已经成功或成果斐然的非遗产业发展成领军型人物，作为本地的首席专家或特聘研究员，对基层的非遗产业人员进行专业的指导。

地方政府还要积极拓宽非遗产业人才培训交流渠道，有交流才会有思想的碰撞，灵感突现；还可以组织举办相关项目的高层次产业人才研修班，为人才的成长建立并保持长期的沟通交流、互学互促的平台；多承办大型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和论坛，组织人才群体多参加国际会议，借鉴他国对于非遗产业的发展和保护的经验和方法，为本地区的非遗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

3 要为促进非遗相关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3.1 吸引社会资源保护非遗

政府层面可以协调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激励政策吸引社会上的企业家和爱国爱乡的华侨、海外人士等参与到非遗保护事业中来，与政府形成合力。加之政府可以构建相应的投资机制和开发获利后的利益分配机制，坚持“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而且要明确从中收益的部分要相应回报到非遗的保护事业中来，从而可以扩大从事非遗保护的队伍，对于一些表现突出的企业给予荣誉称号，使得企业自身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3.2 鼓励和激励非遗产业的转型发展

政府要注重非遗产业的发展，鼓励非遗产业对原有的技艺等进行创新性的研发，大力提倡利用“互联网+非遗”模式建立网络销售模式，将非遗产品推向全国。

注重发挥西部非遗的地域特色的优势，积极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良机，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确保本质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将非遗文化注入当地的旅游开发中，对其进行创新性的设计与包装，把其同旅游开发活动相结合，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被传承和保护。

提高当地非遗的文化资源的吸引力，将其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商品的设计上，将非遗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商品中，开发简便、精美的旅游纪念品。在保留传统非遗产品生产方式的同时，设计研发一些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气息的产品，吸引旅游者进行消费，使地方非遗这一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从而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4 在“非遗”保护中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

近些年来，由于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和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指挥棒下，使得许多青少年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毫无兴趣，感觉学来无用，甚至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一种歧视心理，这给高校传承非遗增加了不少难度。

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一情况的出现，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教育传承得以实现，包括高等中等小学及幼儿教育、社会和党校的干部教育都参与进来。针对大、中、小学校设置相应的课程，尤其在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推广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认知，加强文化基因认知的自觉，注重民族文化的启蒙教育。

“非遗”保护与学校联结，让学校的教育功能为其所用，并同时为传习班等非正规教育提供平台，试图以此解决非遗的传承问题。与现代的教育教学体制衔接，是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效率的机制。通过学校教学改革，在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的同时也传承民间文化，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新一代的文化传承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于学习本民族文化的兴趣和树立民族文化认知的自信心，通过大众普及教育激发民族自豪感，为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后备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见证，在其中蕴含着我们民族国家的灵魂，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依靠政府层面相关部门的制度的制定和保护，还要集合各方的力量来支持这项伟大的保护工程，不仅要从制度制定上，更要从教育方式上开展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影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现状

我国将文化遗产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一切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且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在物质文明极度丰富的今天，人们已不再为果腹、遮体而奔波劳顿，反而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慰藉和愉悦。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其中包含着人类的思想、情感、意识等丰富内容，使人类的文化内涵得以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从多个角度探索研究而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东方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塑造了多元的民族文化。56个民族各具特色，民族历史辉煌蓬勃，各民族传承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充满智慧且独具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无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而且能够为当地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民间曲艺、饮食制作、手工技巧、文学艺术等，在现代依旧光彩夺目。然而，相对应的，也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逐渐被世人所淡忘。近些年来，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人们不断探索新的科学领域，科学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和学科，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研究，还是少之又少，特别是遗产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更是寥寥无几。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展现民族智慧外，也具有重要的人文和经济价值，同时更具有深入的学术研究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代又一代继承并流传下来的，这种文化财富可以拓展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阅历，同时为科学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了解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项目，也能为遗产经济学做出微薄贡献。

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概述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位于吉林省东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北接俄罗斯，东邻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地处“一眼望三国”的边陲小城，经过多年历史文化的流传，孕育出了灿烂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浓厚的朝鲜族民俗特色，包含了民族文化技艺与智慧，以及对后代的期许和厚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弘扬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继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思想，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目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其独特的民俗风情为基点，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结构，积极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并积极建立独特文化场所，使传统文化能够渊源流传。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美食文化十分丰富，例如传统的泡菜，开胃可口、色泽鲜艳，还有浓厚的朝鲜族风味米肠等。除此外，传统技艺也十分精彩，例如活灵活现的手工技艺松花石制作，心灵手巧的稻草编结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庆典节日，例如秋夕、老人节、花甲宴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得到延边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派遣专业的研究队伍，到延边朝鲜自治州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检验。就201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过收集梳理，将包含民间乐曲、传统舞蹈、民俗美术等十大类相关项目进行整编，被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超过300项。延边州政府对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数量、价值以及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积极宣传并实施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核心是项目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需要教育培训项目传承人文化的内涵和技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被正式受理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共有134名。其中，4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5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最为出名的是金季凤，他不仅熟练掌握80多种朝鲜族的传统乐器制作工艺，同时培养了百名优秀徒弟，被认命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金季凤钻研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手艺，发扬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延吉市成为我国朝鲜族乐器制造的重要基地。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积极培养传承人，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高项目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延边州政府积极鼓励项目传承人参与相关活动，与其他国家、省市县等积极交流，研讨技艺等，参与展览展演，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给人们观赏，鼓励项目传承人广纳人才，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爱好者，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世传承。政府为了激励项目传承人参与传统文化活动，还建立机制发放了补贴，由此可见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技艺价值，能够为家庭、地区民族、甚至是国家带来经济效益，认真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以积极发挥文化经济的作用，保护更多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和技艺价值，能够为地区民族带来经济效益，促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行业的发展，提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展览馆的知名度，能够切实为人们带来经济效益，并且起到蓬勃发展的作用。

（一）促进当地旅游行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培养项目传承人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延边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繁多，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传统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科学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逐渐提高了精神层面的需求，注重知识内涵，追求传统文化，所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需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的众多项目，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景区或者民俗村为了能够让游客有更多更好的项目参与与观赏，会组织队伍表演传统的舞蹈乐曲等，例如象帽舞、假面舞、跳板、秋千等项目，民族气息浓厚，抓住游客的兴趣点，吸引更多关注。此外，传统的朝鲜族美食也十分受到游客的喜爱，例如泡菜、大酱、米肠、打糕等，用料讲究，制作过程复杂，能够参与其中才可以体会到当地风俗的乐趣，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仅是游客，很多历史研究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也都慕名而来，体验和探究朝鲜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二）带动县市的经济发展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放，吸引了大量的文化旅客前来消费，因此，延边州政府加强了环境建设，积极鼓励县市创建民俗村、景点区、建设展示馆、博览馆等，向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游客介绍朝鲜族的传统文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通过节庆活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文化遗产日、传统技艺大展等，进一步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县市通过参与活动，创建特色民族村，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会在活动中展示精湛的民族技艺。例如，汪清县的象帽舞，这是一个群体舞蹈，是根据一定的步骤表演，当音乐响起时，舞者甩动象帽，并击鼓，然后换成中象帽，舞者击长鼓，同时做出转圈、转长带、翻转等舞蹈动作……象帽总体的舞蹈风格比较活泼又不失优雅，节奏比较灵活欢快，主要体现的是朝鲜族人民欢快的劳动精神风貌和特色民族气息。象帽舞在节庆日是最常见的舞蹈表演，男女老少齐聚一堂，伴随有节奏的鼓点和乐曲共同表演。象帽舞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时技巧性也比较强，是朝鲜族代表舞蹈之一，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带动了县市的经济发展，近几年通过不断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会和活动，也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社会的视野，提高了非遗的文化内涵。

（三）促进城市经济多方面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推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其他行业也随之逐渐兴起，例如建筑行业、餐饮行业、交通业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种类繁多，美食更是不计其数，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打糕、米肠、土豆饼、泡菜、大酱汤等，受到更多人的喜爱。朝鲜族特色的餐饮酒店、民宿成为游客住宿观光的热区。在具有朝鲜族特色的民宿中，包含很多朝鲜族特色的生活用品，如簸箕、洗衣棒、帽子等，实用性比较强。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游玩的游客，住在具有朝鲜族建筑风格的酒店，吃着朝鲜族特色美食，体验完整的朝鲜族民俗生活，就可以感受到朝鲜族的生活习性。此外，通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的开放和吸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在交通建设、园林建造等方面也有体现。2010年以来，延吉机场陆续开通了飞往上海、北京、天津、重庆、郑州等地的直飞航班，并且飞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地的航班次数也在逐渐增加；公路由敦化至白石山公路、珲春至长岭子口岸和圈河口岸等，通往长春、沈阳、图们等城市，公路交通发达；还有铁路和水路，运输时间有效地缩短，改善了城市建设环境，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增加了就业机会，旅游行业带动吃、行、游、购、娱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创造了更多岗位，促进家庭经济发展。

（四）协调社会凝聚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潜移默化中，丰富了人们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需求，这些无形的财富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崇。人们生活的进步和思想上的升华，都需要有良好的生长环境和文明的社会风气来影响。申遗对任何一个城市、甚至是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环境和文化传承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在民族之间，与其生活作息都有着紧密的关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们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引导人们传承技艺，通过技艺的传承而创造更多的物质价值和精神财富。这是前人的智慧和思想，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藏和财富，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促进社会形成良好风气，引导社会向正能量发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后，不仅为当地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护者和学者提供了学术空间和科研参考价值，促进文化学习和交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在无形中协调社会的凝聚力，传承文化技艺和思想，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文明社会的建造。

结语

篇8

关键词:艺术设计;项目化教学;实施方案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211(2016)02－0082－03

1项目化教学概述

什么是项目教学法?其实这种教学方式早在老祖宗时代就开始使用了，只是当时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理论。比如:以前的徒弟拜师学艺，师傅会给他演示一个成品，然后叫他开始做，边做边指导，这就是“项目化教学”了。项目教学法的关键，就是制定一个项目的实际工作任务。［1］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都可以适用，但专业教育更加适合，目的性更强。在成员组织上，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有些项目的实施需要不同专业和工种，甚至不同领域的人通力合作。它是一种基于项目施工过程的教学模式，基本要求是在与真实工作类似的模拟环境下进行教学。这需要教学场地的安排，教学设备的完善，企业氛围的营造等。环境塑造需达到既能模仿真实工作环境又方便常规的教学开展。在项目化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教学的组织者、项目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教学环境的塑造者。［2］如陶瓷设计专业的项目化教学，可以考虑在常规教学的基础上，按照企业工作车间的要求，配备拉坯机、车模机、注浆设备、施釉设备、窑炉设备等，组建整个生产流水线。还可以配备与项目相关的阅览室、资料查询室、模型展示室等，同时传统教学中的投影和黑板也是必备工具。这样既能很好地营造生产现场的氛围，又能充分地体现教学的特性。通过项目化教学的实施，学生可以获取专业知识、锻炼专业技能，还可提高团队合作精神与团结互助的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讲，学生从项目化教学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要比项目本身的成果重要得多，这种真实工作的经历与体验是学生踏入社会的基础，对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有重要影响。同时这也体现其主要的特点:实践性、自主性、发展性、综合性和开放性。因此项目化教学是值得一试的，尤其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锻炼良好的适应能力与实践能力是踏入社会的根本。［3］

2项目化教学与艺术设计专业的交融性

2.1艺术设计的专业特色与项目化教学的关系

艺术设计专业是应用型专业，主要承担培养专业人才的重任，学生在毕业甚至是在校期间就可以利用所学知识进入公司实习或者为客户做针对性的服务。因此，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即学即用的人才，而不是照本宣科，只会理论用兵。每年毕业季，求职毕业生制作厚厚一本的简历，上面附着十几页的自我介绍和密密麻麻的获奖证书，殊不知，简历只是一个敲门砖，简历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同样也可以通过简历的设计和制作体现求职者的专业水平。优秀的学生会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制作有个性的、独一无二的简历，让招聘者眼前一亮。这就是专业知识的应用，它比再多的证书都更能说明学生的专业素质与能力。因此项目化教学也正是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应用能力，让学生在现实世界中、真实环境中去感受、聆听、体验，通过直接经验的获取来学习［4］。听十遍不如看一遍，这种学习方式比任何一种都更加直观与实际。很多经验告诉我们事实确实如此，如在英语学习中，口语与听力的练习最好的捷径就是去国外学习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练习，闭门造车式的传统学习是不可能学好外语的。

2.2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教学思路的转化

在基础课程的授教中，笔者曾带学生去工厂参观整个工艺美术品的制作工序。学生非常感兴趣，并很快掌握了该工种的制作流程与特色。这比我们在课堂上观摩幻灯图片和知识讲解更加直观而有效。在常规的教学中，教师负责授课，学生负责接受，整个过程中，互动的时间与效果都较差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互动，这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利用。从项目化教学的组织形式可以看出，学生不再在传统课堂上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在实践中主动学习与获取。［5］学生掌握知识的多少在于参与的程度与实施结果，而不完全在于教师的传授。教师利用设定的教学环境和教学项目内容，组织学生参与，引导他们自主创新并管理整个教学进度，并从中发掘学生的创造力与工作协调能力。这比强行灌注的知识要掌握得更加牢固，且不会引起学生的厌学心理与逆反心理。项目化教学组织的各个环节应当包括一个真实项目所需要的全部实施过程，一般而言，其教学组织可以分为:任务布置、学生分组、基础调研、相关知识准备、项目设计方案讨论、项目理论和施工设计、项目实施、项目结果展示、项目验收、递交项目验收报告。通过这样的训练，才能使学生接触并适应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

3项目化教学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过程中的实施模式

3.1基础课程教学的思路转换

艺术设计专业又有很多分类，各学校由于针对性不同，分类也有差异。但基本包括几大基础分类: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动画设计等。课程的布置上，一般采用先学习基础课程和基础理论课程，然后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建议学校可以稍微打破常规的思路，很多学生反映学习基础的时候觉得跟专业没有关系，到学习专业时感觉到基础重要性的时候已经没时间弥补了;甚至有些学生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还不完全明白自己的专业究竟可以胜任什么样的工作，这无疑也是教学工作的缺失。仅凭入学时的专业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可以尝试在学生入学的初期就进行项目化教学的讲解与模拟实施，到企业进行参观与考察，让他们对所学专业有充分的认识;然后在后期学习的基础上，要明确各门课程在整个工作的实施中占据什么地位，有什么作用，这样就大大提升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2毕业设计的思路转换

毕业设计是艺术设计专业的重要考量标准，它是学生几年来各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的检测，同时也是学生踏上社会的开始，因此毕业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就业。对于学习来讲，毕业设计不再仅仅是学校的一个工作计划，艺术设计专业完全可以进行各专业间的联合展出，协作展出。如可进行主题空间设计展览，拟定一个环境空间，如酒店、宾馆或者居室，环境艺术专业可以进行实际场景的装修，其中的装饰品与家具用品归产品设计专业负责，视觉传达专业负责空间的品牌打造与宣传广告招贴的制作等，动画可进行短片制作宣传，模拟一个真实的社会效应。有一定条件的学校，可与各相关企业合作，让毕业设计成为学生踏入社会的第一次真实体验。

3.3与地方特色企业相结合的实践教学

非遗文化的实施使很多传统工艺美术有了新的发展，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改变传承现状，力争创新。很多社会和学校的专家学者也投入到非遗的保护中。落实到学校教育上，就是实施以非遗为主导的项目化教学，进行具体的课程设计。以往为了达到学生学以致用的目的，通过实地考察，学生由此受到启发，找到灵感，然后再做相应的设计。项目化教学更胜一筹。比如艺术设计中产品设计可与非遗企业联合，在课题中进行产品的设计，在模型室完成模具的制作并可以进行试验品的生产。打造一个设计———制作———投放为一体的实践性教学模式。市场的检验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设计的现状与不足。视觉传达专业可以对产品的装饰进行设计，并通过企业形象设计，广告策划、包装设计等课程完成产品从设计制作、包装、品牌打造、广告宣传等一系列工作，这样一来学生积极性提高，学习目标更加明确。较大的项目化教学策划可以实行各年级之间、各课程之间甚至各专业之间的联合。项目化教学可以摆脱以往相对单一与程式化的设计课程授教模式，结合不同类型的细分课程的特点，通过与非遗基地校企联合的方式，教学成果可以通过专题设计、作品展览、成果反馈等形式宣传，一方面对所学知识与取得成果有进一步认识，另一方面对非遗文化有新的理解，进而对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做深层次的认识。

4结语

项目化教学作为一个先进的教学模式，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既克服了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的诸多弊端，又充分调动了广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为学生能够尽快地适应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项目化教学模式根据学生不同的专业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模式，以达到适应各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在当今就业压力严峻的形势下，如何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工作能力、社会竞争力已成为高素质学校教育的延伸。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广泛应用和实施，未来必将成为学生快速适应社会的捷径，也是艺术设计专业乃至其他相关专业进行教学改革的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1］邵正林.论项目教学和模块化教学在高职会计专业的结合运用［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1):51－54.

［2］胡子有，黄海生.项目化教学在实践性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教研理论，2009(6):45－46.

［3］贺平.项目教学法的实践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22):43－44.

［4］李庆武.项目教学法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讨［J］.教育探索，2008(4):32－33.

篇9

[关键词]遗产认同；旅游发展；原住民；元阳梯田；话语分析

[中文图书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0-0000-00

引言

遗产是一种由权威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 主导的话语实践。在以专家、政府为代表的权威话语体系中，遗产是物质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和国家意义的，其话语来源于国家宏大叙事和专家审美判断，这种权威话语对遗产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通过对过去的修饰，把其转为抽象的考古数据或历史文本，而实际上过去不是抽象的，它是一些人真实有情感的遗产和物质现实，会对社区身份认同产生实质性影响；其次，AHD强调精英社会群体的体验和价值，排除其他群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体验，尤其是地方社区的切实经历。再次，AHD建构的专业科学性遗产，带来大众的被动性凝视和无批判消费。最后，AHD片面认为遗产代表所有好的和重要的过去，忽视遗产的多样性 [1]。在彭兆荣看来，这些是遗产实践的“模式化”倾向，即以一套标准化、数量化、技术化、法规化和行政化的操作程序，相同的手段对待遗产[2]。此种遗产化运动实质是对遗产主体的置换，使真正的家园遗产主人处于失语状态，因此与遗产本身的价值相背离[3]。

鉴于此，吴宗杰等人深入遗产的中国本土意义，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挖掘地方志和本地老百姓的遗产记忆，目的是超越“物质原真性” “民族主义” “地方主义” “怀旧情结” “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4]。然而在当今政治语义迅速膨胀，阶级、权力以及民族主义都卷入的遗产现实中[2]，出自人文情怀的叙述性遗产研究略显无力。作为具有世界价值意义的遗产地 ，到底如何以一种满足地方、国家和国际诉求的方式来处理， Ashworth和van der Aa认为首先要回答“谁的遗产”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讨论很多[5]，但依旧存在争议。 如果一个地方遗产不与它们的社区相联系，那么有关它发展的基本原理可能出问题[6]。因此，本研究拟从社区原住民的视角，以元阳梯田为例分析原住民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成为世界遗产地的看法，探索原住民对遗产的“非权威的”认同及其与权威话语遗产认同间的差异，并在基础上讨论提高原住民文化自觉性及不同遗产话语主体间对话的可能性。

1 文献综述

1.1 从遗产到遗产认同

遗产概念经历了从有形遗产到无形遗产的过程。遗产原初是作为“父辈传下的财富”，是个人、家庭或宗族的“遗产”。随着遗产运动的兴起，遗产开始被表述为“国家遗产”。且早期关注的多为物质财富或遗产，之后遗产概念外延发展至精神财富，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成果等，由此遗产物质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功能也逐渐得到重视[7]。2003年，UNESCO提出把无形价值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并指出无形文化遗产包括实践、表征、表达、知识、技术和与社区、族群及个体相关联的文化空间[8]。更有学者认为遗产是一个遗产化过程[1]，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称之为“遗产”的事物，它与商业化过程有关。遗产负载着价值观，本质上是行动主体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反思[9]。一旦行动主体发生变化，有关遗产阐释的参照物也相应发生变化[10]。

认同（identity）一词有多重含义，一是认为与……一致，二是同一性，三是身份，四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含义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记忆、社会文化背景、组织和职业特征等，且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认同导致不同的行为取向[11]。身份认同可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人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也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12]。Tajfel将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13]。因此本文认为同样反应集体意识的文化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群体认同概念都属于社会认同的范畴，它们亦是身份认同的反映。Dick通过对社会认同研究综述得出员工对组织认同有四个维度：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14]。

遗产与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15]。遗产的价值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遗存，更是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认同构成了遗产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内容[16]。 Howard认为遗产管理实践包含着多层次的地理性认同，遗产会强化家庭、邻里、地方、国家乃至大洲、普世层次上的认同[17]。其中有关遗产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多[18]，因为国家认同被认为是与遗产首要连结的身份认同[19]。Kiriama分析了人们如何利用记忆和遗产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发现记忆、遗产和认同是流动的，对其的建构依赖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20]。也有学者反思目前遗产运动实践所带来的当地人的文化认同危机[15]。基于以上，本文界定遗产认同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遗产和身份认同的关系以及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同。前者包括遗产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关系，其中社会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等，后者包括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

1.2 从权威话语到多元话语

当前，学界对遗产权威话语主导提出了种种质疑。是否全球社区都应该认同世界遗产的突出的普世价值，这样的价值标准究竟是破坏还是支撑了身份认同的表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遗产与身份认同？对此，Smith认为权威话语制定的普世价值标准，追求的只是有限的文化范围[1]。它无法处理遗产多元和复合性问题，尤其是今天呼吁的社区参与、多样组合价值和意义无法被很好地融入其中[21]。在遗产的生产过程中，开发企业与权威话语强势结合，进一步边缘重要开发主体社区居民[22]，致使真正鲜活的社区只成为制度化的产物[1]。

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学术界从不同主体视角分析其对遗产的理解和实践。社区保护遗产的目的并不是保护它的“考古”性建筑，而是把它当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并且社区理解的遗产是发展并保持社区关系及共同身份的媒介，不是怀旧的影像[23]。同时，对社区多样性的理解进一步促进了遗产话语的多元化，如社区已不是没有差异的群体，它包含多元化体验、行为和关系[24]。游客定义的遗产也出现多样化，包括记忆、工作技术、家庭故事、口述历史等[25]。在实践领域，世界文化遗产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给予很好的例证。当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梯田就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祖辈传下来的土地，是家族财产和粮食来源，其价值在于能生产多的粮食，其使用和保护主要在于土地拥有者和本地社区；另一方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为全世界共有，拥有美学、人类学、生态学等诸多价值，其保护和发展需遵循国际准则和做法。成为世界遗产的梯田，知名度提高，使旅游业迅速发展，百姓观念发生改变。当梯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求时，他们就弃田打工或从事旅游业，尤其是年轻一代。久而久之，梯田变荒，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被瓦解，不符合国际标准，遗产濒危。因此有学者建议既要保护梯田有形遗产，又要关注其关联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遗产保护除政府机构外，也要发挥专家、学者、当地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作用[26]。可见，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遗产都成为了不同群体赋予它意义的焦点[27]，遗产话语呈现多元化。基于社区在遗产保护和发展中的越发重要，文章将集中于回答原住民群体建构了怎样的遗产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身份认同的关系，他们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是怎样的。

2 研究设计

2.1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选择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研究案例地。哈尼梯田位于云南元阳县中部，范围包括坝达、多依树、老虎嘴3个片区，18个行政村，村民以哈尼族、彝族为主，其中哈尼族约3.78万人，占人口总数5.41万人的70%。这些村民大多居住在半山区，不同程度地经营梯田农业。在这里，传承至今的哈尼民俗有昂玛突、苦扎扎、长街宴、哈尼哈巴等，奉行寨神林、水神、牛魂、田魂等自然崇拜。这些哈尼民俗与大面积的梯田共同构成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特征。

1999年开始，在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的提议与推动下，哈尼梯田以森林、水系、梯田、村寨相互融合的 “四素同构系统”的遗产价值开启申遗之路。经过13年的努力， 哈尼梯田以独特、系统的耕作技术、稻作文化和哈尼族文化，代表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关系的遗产价值于2013年6月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

在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之后，随着旅游的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复杂化。一方面，遗产区内的村规民约要求村民“加强哈尼梯田保护，不准出现梯田弃耕、抛荒，严格按照梯田核心区农户宅基地审批程序进行建房，房屋设计要突出农村民居传统风貌”，另一方面，因为梯田盛产的红米产量不高、效益不好，多数居民把梯田转让给别人种，自己选择外出打工或者参与旅游业。2014年5月，政府以破坏梯田景观、未按审批程序建设为由，强拆村民在公路边修建的现代化楼房，居民与政府的矛盾冲突到了极点。同时，一方面，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梯田景区进行经营管理，收取景区门票，垄断核心观景区域；另一方面，社区原住民因缺少经济、文化与政治等资本，只有很少数人可以通过开客栈等形式参与旅游业，大多数人只能从事小本买卖。这种“百姓种田，公司收门票”的现状使原住民与经营企业间矛盾不断加剧。此外，由于梯田区域水资源有限，原住民因嫌外地人投资建设的客栈用水过多，与外来投资经营者的矛盾也日益显现。

2.2 资料收集

深度访谈。2015年1月28日―2月17日，作者在元阳县多依树景区的普高老寨、黄草岭，爱春，坝达景区的全福庄 、箐口等地对原住民进行访谈，本次调研共访谈31人，包括客栈老板、旅游车司机等旅游个体商10人，村干部、元阳县政府、红河州政府等官员6人，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的原住民5人，没有参与旅游的原住村民11人，年龄在18岁及以下3人，18～70岁28人，分布较广。访谈以半结构式方式进行，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采用提前预约或随机到访。访谈一般在村民家中或者办公室中进行，时间15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访谈问题包括“您了解去年推倒在建房/收水费/环保车事件吗，您怎么看？”“您认为对哈尼族重要的事物有哪些，会把哪些传给下一代，为什么？”“您知道这个地方是世界遗产吗？”“对于官方评定的重要遗产要素“梯田、蘑菇房、昂玛突、长街宴，您怎么看待和行动？”“请讲述个人的工作或生活经历”等。调研过程中有邀请同时会说普通话和哈尼语的年轻人帮助翻译。在征得访谈者同意后，作者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必要时进行了录像，同时辅之以部分照片拍摄。

现场观察。1月28日―2月1日，作者非参与式观察了解哈尼族日常生活，包括饮食、服饰、房屋装饰、民俗节日、梯田耕种等，参观并录制了普高老寨广场长街宴举办全过程，还参加了胜村的赶集活动，观察店铺经营内容。

二手资料收集。本次调研还收集了《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文本》《梯田保护管理条例》《世界遗产》和《中国遗产》元阳梯田相关内容，以及元阳县旅游局的旅游统计数据、地方志等资料。

2.3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近年来话语分析方法在遗产研究中的运用推动了对遗产运动的反思[28-29]，话语分析法强调批判性，认为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同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话语批判性分析意味着将隐蔽着的“自然化”了的联系及原因揭示出来。文章主要借鉴费尔克拉夫的话语观和话语分析方法，即话语为一个三维整体：（1）社会实践，即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规范社会秩序与行为；（2）话语实践，即语言符号的生产、流动和使用；（3）文本本身，即具体的语言运用。此三维框架既重视文本微观层面，如词汇、语义、文体类型、陈述方法等，又重视社会实践的宏观层面及话语实践的中观层面[30]。

为了使研究设计和结果阐释减少个人主观性，话语分析以软件Roster Mining作为辅助。该软件是一款知识处理与内容挖掘软件，它提供了对文本数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词频分析其数据统计上的重要性，进而质性检验其词语搭配语境，描述潜在的语义模型，辨别话语功能。

作者首先把不同访谈者的录音转译为5万字左右的word文本，然后分别将其整理为.txt格式，分词处理转化为小的语料库。最后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语义网络是知识表示的一种形式，它是一个有向图，图的顶点代表概念，边表示这些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31]。统计得出各受访者话语中的前80个高频词，限于篇幅，文章只显示由高频词构成的语义网络图。结合现场观察及二手资料的阅读，回顾话语产生的语境、历史背景、政治等因素，挖掘话语的社会意义。并据此分析不同受访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遗产及遗产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

3 研究发现

3.1 经商的原住民：遗产是致富发展，实现自我的舞台

经商的原住民主要是指从事旅游相关生意的哈尼族本地人如开客栈、做包车司机、售卖手工艺品等原住民。因为从旅游中获益较快，他们对遗产呈现出的效率逻辑多于认同逻辑，目前已经完全或部分放弃种植梯田。高频词集中于旅游业词簇如“游客”“客栈”“生意”等，即体现出以上观点。“游客”比“政府”“世博公司”“当地人”更接近话语的中心，可见能否吸引更多游客才是参与旅游经商原住民的重要关心问题，而不是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生意”“梯田”“地方”是该类群体更能接受的概念，而不是“遗产”“文化”等权威话语建构概念。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在黄草岭开客栈的哈尼村民，他14岁开始向游客卖鸡蛋，然后卖画册、做导游、组织舞蹈队，到最后25岁开客栈。10多年旅游参与经历，他不断尝到旅游发展的甜头。话语中也可以折射出他发财之后的自豪及选择：今年，我又建了一家高档酒店，全家打理生意，没时间种田，交给亲戚种就行了。把孩子也送到蒙自好一点的城市读书，考大学，以后在外面发展。他建立的是遗产和自我认同的关系。

其他参与旅游经营的原住民，如包车司机因从旅游中获利较少，选择弃田出去打工，或跑车兼种田。“路边”摆摊原住民只是卖“鸡蛋”和手工艺品，多是老人和小孩，收入极少。因此相对于客栈老板、包车司机，他们对梯田有更强的依赖感。

图1 经商的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1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business

3.2 当“官”的原住民：遗产是国家和哈尼族扬名，需保护管理的博物馆

当“官”的原住民主要指参与遗产治理者包括村基层干部、元阳县梯田管理局、红河州梯田管理局等。他们实际上是权威的代表，遗产的代言，制定并执行遗产管理条例，因此此类原住民的遗产话语与权威遗产话语无异。高频词集中于词簇遗产治理，如“管理”“梯田”“文化”“保护”“规划”“宣传”等。“国家”比“游客”“地方”“村子”更接近话语中心，可见国家的遗产政策才是该类群体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不是百姓心声，游客需求。因此发展旅游业，获取门票收入也被置于话语的边缘。较典型案例是一位在红河州世界遗产管理局工作的官员，2000年他牵头成立梯田管理局，13年坚持不懈为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努力。哈尼梯田是否是遗产，怎么成为遗产与他息息相关。正如他强调的：我们把梯田推向世界太艰辛，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着重强调遗产保护与管理，不能任由一些企业大肆发展旅游，把它破坏，好像我们为他们申了个遗产。此州一级梯田管理局对梯田项目规划拥有审批权，作为哈尼族一员，他会积极维护“梯田文化”。但终限于精英情怀，因为遗产治理的实施主要在县级政府和村基层。县级政府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于2008年就引入世博公司开发旅游，收取门票。如某县级官员所讲：现在遗产治理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上级规定的接下来遗产核心区的乡村搬迁工作需要资金…我们现在每天的工作只是开车绕村巡逻，看到乱建房的就警告。而村基层政府原住民一方面为维持其工作，执行着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却借遗产发展旅游，实现致富脱贫，走向现代化。他们更多建立的是遗产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关系，因此他们对遗产的认同更多代表国家话语。

图2 当“官”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2 Semantic web of “official” aborigine

3.3 上班的原住民：遗产是哈尼族扬名、旅游发展，也令人担忧的文化过程

上班的原住民主要指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导游、营销策划类等工作的原住民。该类群体原本是地方的文化或经济精英，在2008年云南世博集团入驻元阳时应聘进入企业。他们熟悉哈尼传统文化并对之富有情怀，同时也希望旅游发展能发扬与传承地方文化。高频词集中于词簇文化传承与交流，如“教育”“传统”等，“昆明”比“元阳”更接近话语中心，可见他们认为省会比县级地方的文化传承交流更成熟。“旅游”“发展”比“遗产”“保护”更接近话语中心，表明他们不刻守遗产传统，而是要不断实现文化的发展。较典型案例是一位出自哈尼文化之家的30多岁的导游，他父亲是老一辈哈尼文化研究者，熟知哈尼民俗。他代表哈尼族去各地表演，并积极给游客讲解哈尼文化，游刃于传统与旅游之间。哈尼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可以体会她话语中的自豪，但随着游客增多，旅游发展，她也表示出担忧：申遗之后是世界的，来元阳看梯田是游客的权力。我们要高品位，创5A，与世界同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也担心如果过于商业化，民族的灵魂不存在，就是失去了他的意义，与汉族就没什么两样了。年老员工认为真正的遗产是那些哈尼经典：现在旅游公司开发的产品，太过低级，应该把哈尼哈巴四季生产调等哈尼族的经典传统演艺出来。但这些想法也只停留在想法，因为“只有竞选了村长，才好说话，带领百姓好好发展”“现在梯田没人种了，我都呼吁了多少次，说保护梯田必须是政府行为，也要加强人民自觉性，但政府官员听不进去”。他们一方面作为旅游公司员工，职业身份认同使他把遗产作为旅游发展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作为社区文化精英，文化认同使他把遗产作为民族情感的归属。

图3 上班的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3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workers in tourism enterprise

3.4 普通原住民：遗产是对其生存依赖减少、存在“不公”，却难以割舍的家园

普通原住民主要指没有参与或极少参与旅游业的原住民。他们没有从旅游业中获取太多收益，主要依靠打工和种田营生。日渐感受到贫富不均的同时，自己的建房等行为也因遗产保护规定受到限制。他们一方面认为不公平，想逃离种田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习惯了传统，别无他路，依旧维持原样。高频词集中于词簇“广场”“外出”，体现出可以让其有心灵寄托的只剩记忆中村里举办传统节日的地方，他们每年不得不外出打工，补充生活费用。“种田”“旅游”比“政府”“遗产”更接近话语的中心，可见最基本的生存维持方式才是他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不是政府提出的“遗产”。较为典型的案例是一位42岁的哈尼村民，他从18岁开始，村里修路之后就出去打工，每年农忙时回来插秧、收割。只会说一些简单的普通话，且语法结构不完善。他不断强调政府的不公平，不愿种田，但又对传统习俗充满依恋：村委会不好，穷人看不上，有钱才看得上，不公平……昂玛突，苦扎扎很重要，要传给孩子，以前的传统，寨神可保佑我们平安。对比其他未参与旅游的哈尼村民发现，50多岁的老人遗产地有归属感，是出于传统惯习。 20岁以下的年轻人却是向往外面，对遗产的情感只是出自好奇和怀旧。世代作为社区一员，且没有更多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依旧对社区充满依赖，但因没能力从遗产中获取太多收益，对遗产地的归属感减弱。

图4 普通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4 Semantic web of original aboriginal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元阳梯田社区原住民的遗产认同并非均质如一，他们因角色不同而对遗产有不同的看法。那些经商的原住民认为遗产地是一个致富发展，实现自我的舞台，那些“当官”的原住民把遗产地看作是让国家和哈尼族扬名，需由他们主导保护管理的博物馆，那些在旅游企业上班的原住民认为遗产是让哈尼族扬名、村子旅游发展，也令人担忧的文化过程，那些普通原住民认为遗产是对其生存依赖减少、存在“不公平”，却又难以割舍的家园。同时，原住民的代际差异也会对他们的遗产认同产生影响， 老年人有较深的遗产情感，传统生活已成惯习；中青年人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有基于传统习惯的遗产认同，也有基于游客需求的遗产使用；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传统认知已经很少，仅有的一点认同是出自好奇和怀旧。此外，普通哈尼村民对无形遗产的认同度高于对有形遗产的认同，政府和公司原住民对无形遗产虽有较高的认同态度，但其遗产保护管理行为多在有形遗产方面。

与权威遗产话语的单一性相比，原住民的遗产话语明显多元，并且与权威有着显著不同。对于“什么是遗产？”， 权威话语认为传统民居“蘑菇房”是遗产，而原住民会把自家“高楼”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因为他们把摆脱贫穷，过上现代化的生活看作是“好的”。对“谁的遗产？”，原住民认为遗产是建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地方认同等多元认同的媒介，权威话语只把遗产看作国家身份的象征，且具有普世价值。可见原住民赋予遗产的意义多是个体和地方层面，他们认为的遗产是家庭的或是族群的，较少意识到权威话语提的国家和世界层面意义。此外，与权威遗产话语强调科学性相比，原住民更强调民族情怀与情感，如即使当“官”的原住民希望把遗产建设成“博物馆”，也极富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怀。

4.2 讨论

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性。本研究发现，在各类原住中，大部分人文化自觉性[32]低，普通原住民、旅游经商的原住民忙于生计，无暇关注文化，拥有较多行政权力资源的“当官的”原住民，他们重视对物质遗产的改造，忽视无形遗产的保护，而一少部分本地文化热爱者虽然较强的文化自觉性，但他们却没有行政权力，话语影响力小。怎么才能提高这些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性，增强文化遗产的自下而上的保护动力，是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何加强政府与普通原住民之间的对话。从各利益群体的共用高频词来看，“梯田”“旅游”“哈尼族/哈尼”“本地/地方”是共现词汇。这表明无论是基于生存发展需要，还是传统惯习的诉求，原住民对“梯田”的重要性及“旅游发展”利益已经形成共同关注，但相对而言，政府官员与普通原住民之间基本没有共现词汇，这也表明他们二者之间的共同话语较少，需要加强他们二者间的对话，增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

参考文献（Reference）

[1]Smith L. Uses of Heritag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1-84.

[2]Peng Zhaorong.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he 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and the expressed in the modern context[J].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2008， 25（2）： 5-13. [彭兆荣.遗产政治学：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25（2）：5-13.]

[3]Peng Zhaorong， Gong Ji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from the other to homestead： A case study on She People’s Novel Songs[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8， 28（4）： 51-56. [彭兆荣， 龚坚. 从“他者保护”到“家园遗产”： 以“畲族小说歌”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08， 28（4）： 51-56.]

[4]Wu Zongjie. Recovering indigenous discourse of cultural heritage： A Chinese challenge to western value of heritage[J]. Journal of Zhen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 42（5）： 29-38. [吴宗杰.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42（5）： 29-38.]

[5]Ashworth G J， van der Aa B J M. Bamyan： Whose heritage was it and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it[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2， 5（5）： 447-457.

[6]Crooke E.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heritage： Motivations， authority and contro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0，16（1-2）：16-29.

[7]Song Feng. National heritage，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J]. Chinese Landscape and Archetacture， 2012， 28（12）： 23-26. [宋峰， 熊忻恺. 国家遗产・集体记忆・文化认同[J]. 中国园林， 2012， 28（12）： 23-26.]

[8]Ahmad Y. The scope and definitions of heritage： From tangible to intangib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6， 12（3）： 292-300.

[9]Tunbridge J E， Ashworth G J.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1996： 1-18.

[10]Harvey D C.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1， 7（4）： 319-338.

[11]Zhang Shuhua， Li Haiying， Liu Fang. Review on research of identity[J].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012， 5（1）： 21-27. [张淑华， 李海莹， 刘芳. 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 心理研究， 2012， 5（1）： 21-27.]

[12]Erikson E 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M]. New York： Norton， 1994： 155-179.

[13]Tajfel H 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20.

[14]Dick R， Wagner U， Stellmacher J. The utility of a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Which aspects really matter？ [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4， 77（2）： 171-191.

[15]Smith L， Akagawa N. Intangible Heritage[M]. London： Routledge， 2008： 24.

[16]Wei Aitang， Peng Zhaorong. Th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movement of heritage[J]. Journal of Xia Men University（Art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5）：1-6. [魏爱棠， 彭兆荣. 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5）： 1-6.]

[17]Howard P.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M]. London： Continuum， 2003： 51-60.

[18]Macdonald S J. Museums， national， post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identities[A] //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C].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2： 273.

[19]McLean F. Introduction： Heritage and ident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6， 12（1）：3-7.

[20]Kiriama H O. Memory and Heritage[D].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2009.

[21]Waterton E， Smith L， Campbell G. The utility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heritage studies： The Burra Charter and social inclu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6， 12（4）： 339-355.

[22]Zhang Chaozhi.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Concepts， characteristic and research themes[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1）： 45-51. [张朝枝. 遗产责任： 概念， 特征与研究议题[J]. 旅游学刊， 2014， 29（11）： 45-51.]

[23]Mydland L， Grahn W. Identifying heritage values in local commun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2， 18（6）： 564-587.

[24]Waterton E， Smith L. The recognition and mis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herit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0， 16（1-2）： 4-15.

[25]Ashton， P. Contested pasts and controversial presents[A] // Uses Of Heritage[C].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78.

[26]Lu Ye， Jing Feng. The troubled Cordillera Rice Terraces in the Philippines[J].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2009， 29（1）： 34-39. [卢叶， 景峰. 困境中的菲律宾科迪勒拉水稻梯田[J]. 中国文化遗产， 2009， 29（1）： 34-39.]

[27]Graham B， Ashworth G J， Tunbridge J E.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1.

[28]Hou Song， Wu Zongjie. The discursive approach to heritage studies： Theory， method and prospect[J]. Journal of South East Culture， 2013， 233（3）： 7-11. [ 侯松， 吴宗杰.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 理论・方法・展望[J]. 东南文化， 2013， 233（3）： 7-11.]

[29]Waterton E， Smith L， Campbell G. The utility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heritage studies： The Burra Charter and social inclu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6， 12（4）： 339-355.

[30]Jin Ya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Dispelling in Media Dress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Thirty-year Dress Discourse in Fashion Magazine[D].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金艳.媒体服饰话语中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消解：《时装》杂志三十年服饰话语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