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监管范文

时间:2023-10-08 17: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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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监管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一部分农民自发地涌向城市,寻求增加收入的机会。1984年, 中国初显民工潮,1989年由于民工潮,第一次出现“春运”。农民工数量增加,主要受利益驱动。例如:2002年,湖北荆州市的胡萝卜1元5斤,莴笋1元5斤,小葱1元2斤。假定农民要买1台电视机或者1台小型机器,需要多少斤粮食或蔬菜、水果才能换取。 目前,打工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点。以湖北省为例,湖北外出打工者约有300万,近三年数字还在快速递增,其中80%集中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北京等地区,所从事的行业85%集中在纺织、服装、制鞋、机械电子、饮食服务、建筑等。湖北民工从1999年开始,每年寄给家乡超过150亿元。调查发现,2002年湖北省武汉市农民人均增加195元,其中100.7元来自打工收入。

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既是容纳农民工的地方,也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广东、浙江等省份以及一些省的局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就是典型事例。

随着国企改革,下岗工人数增加较快,城市就业压力增加。如何协调好农民工与下岗工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 由于农民工就业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也未列入再就业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地方就业政策,排斥农民工,把腾出的就业岗位“送给” 当地下岗工。例如,沿海某市政府最近规定,企业吸纳再就业人员可减免税收。如用人单位招用本地失业人员人数达到从业人员总数的30%以上的,经劳动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两年;招用失业人数达到从业人员总数60%以上的,免征企业所得税3年;此外,还有的省份限定一定时间内不准使用外省民工等等。

我们认为,必须关注这一问题,正确协调农民工与下岗工的关系,片面采用这种就业政策,可能顾此失彼,将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

第一,减少农民工就业机会,降低在岗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企业在减免税的引诱下,要么停止使用农民工,要么就会借此降低在岗农民工的工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二,阻碍了下岗工多样化就业渠道。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就业,也有利于下岗工到城郊发展高效农业、养殖业、种植业和营销、技术、信息服务业。据不完全统计,湖北省到城郊发展渔业、林业、蔬菜、水果、花卉等下岗工已达3.7万人, 湖北省鄂州市帮助6566名下岗工到城郊实现了再就业,还带动了5000多人就业。

第三,干预企业自主用工的权利。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合法的前提下,企业应有独立的用工权利,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更要率先遵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和WTO国民待遇规则。

第四,制约地方经济发展。 改革的实践证明,劳动力流动和竞争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中西部就业矛盾, 缩小地区差距。如2003年湖北城镇需要安排下岗工达108.07万人,还有65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而湖北城镇可能净增岗位仅为40万个。

因此,有必要疏通农民工进城的渠道,给农民工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有必要拓宽下岗工就业渠道,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协调农民上与下岗工的关系,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尽快建立城乡劳动力统一市场。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排斥改为统一。废除歧视农民工、外省工就业政策,打破地区壁垒。排斥是指把下岗工与农民工看作是此长彼消的关系;统一是在中小城市实行统一的就业登记,使用统一的城乡劳动力登记证。排斥改为统一的前提是改变考核指标,把下岗工再就业与农民工就业平等对待。考核地方政府就业政绩,主要应看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

第二,暗补改为明补。政府对企业使用下岗工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实际上是政府对下岗工的暗补,通过政府让利,企业安排就业,使下岗工受益。建议改为明补,即下岗工获得就业机会后,在三年内仍可获得或部分获得原有的下岗生活保障费。据调查,下岗工再就业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一部分下岗工对工资待遇和岗位挑挑拣拣。 目前,下岗工均有一定数额的生活保障费,一旦就业了,就不能领取,这样一部分下岗工一旦认为就业后工资不高,待遇不好,就可能宁愿吃生活保障费,也不愿就业。暗补改为明补,会增加下岗工再就业的主动性和竞争力,尤其会直接增加特困下岗工的收入水平。

第三,硬件与软件配套。扩大劳动力市场面积,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中介组织,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建立就业信息网络,发挥商会、工商联等相关组织的作用。

第四,单向变为双向。按市场经济法则,一方面有序地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另一方面帮助部分下岗上到城郊实现再就业。

篇2

7月15日早7:50西交民巷中国银行院内锅炉房一台茶炉爆炸,茶炉冲出屋顶飞出250余米,落到人民大会堂屋顶上,砸倒屋顶东侧围墙彩旗杆一根。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茶炉排汽管上加装了阀门,该阀门处于关闭状态,造成茶炉承压后爆炸。

近期我市东四十条国家新闻出版署幼儿园、外交部筹建处等单位,先后发生了茶、浴、暖常压锅炉因安装使用不当,致使锅炉承压爆炸,这些事故的发生直接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给人民和国家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为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特发出通知如下:

1、凡在我市装有茶炉、浴炉、采暖的常压锅炉(统称常压锅炉)的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必须对本单位、本系统常压锅炉使用情况进行认真检查。检点:

(1)查设备、查系统。常压锅炉不得做承压锅炉使用。锅炉顶部必须开有大于38毫米直通大气的出口,且不得加装任何阀门。锅炉系统管路安装合理,不得加装阀门造成设备承压。

(2)查人员。烧炉人员应经过必要的安全教育,熟悉操作的安全要领。各单位不得雇用老弱、伤残及无安全知识的人员烧炉。

(3)查制度。各单位应根据常压锅炉的特点及使用情况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并能认真贯彻执行。

篇3

关键词:地下经济 官方经济 估计方法

一、地下经济的定义及特征

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也称影子经济(shadoweconomy)、隐藏经济(hidden economy)或非正式经济(inor-mal economy)等,它是相对于地上经济(即被官方统计所观察到的经济)而言的。关于地下经济的概念,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不论哪一种定义,地下经济有如下特征:(1)生产性。这种经济活动虽为非法,但在经济意义上属于生产活动,诸如的制造和销售、等。(2)非法性。法律禁止销售、分配或持有货物和服务的生产。(3)隐蔽性。这类活动为了逃避政府的控制,不公开进行。

二、地下经济发展的原因

(一)税收负担:逃避税收是地下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因,因而促使个人或家庭转入“无申报、无纳税”的地下经济或在官方经济工作时数之外从事地下经济活动

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在地下经济劳动力供给的均衡模型中,边际个人所得税和间接税的上升会导致地下经济劳动力供给上升,而官方经济中的工资率上升后,就会引起税后收入增加,这样就会减少地下经济的劳动力供给,进而减少地下经济的规模。

(二)劳动力市场监管程度:如有关每周工作时数、法定退休年龄、营业执照,都会缩小个人在官方经济中的选择空间,同时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因此。监管使劳动力供求双方都产生了转入地下经济的动机。西方经济学家对76个发展中转型及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1)劳动力市场监管较严的国家(地区)其地下经济规模比数都高于监管较弱的国家(地区);(2)当一国(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监管水平每上一级(共五级,第―级为极弱监管,第五级为极强监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地下经济规模将平均上升&1%;(3)对官方经济地下化影响最直接的不是劳动力市场条例本身的多少,而是执法的严格程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条例再多,如果执法乏力,那么这些人就会借此机会进行地下经济活动,进而产生官方经济地下化的扩大。

(三)社会转移支付:社会转移支竹就是政府单方面的资金支付。包括补助、捐赠等

与地下经济发展相关的转移支付主要是失业救济类支付。由于失业人口一旦重新就业并进入官方经济就不能再领取救济,因此当失业救济的金额较大时,失业人员领取救济并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总收入要比进行官方经济活动的收入要大。所以说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还是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原因之一。

(四)公共服务质量:这里的公共服务既指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也指政府机构的运转与服务

当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比如公共设施破旧失修,政府行政部门官僚作风导致办事效率下降,贪污、摊派与收受贿赂增加时,企业和个人就倾向于转入地下经济以逃避腐败和行政低效带来的额外成本,这往往会导致一国税收减少。

三、地下经济统计的必要性

由于地下经济的滋生和蔓延,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法准确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这就造成了官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降低(或失真),使经济增长率被低估和失业人数被高估,从而导致传统经济理论在说明经济现象时的失灵。

(一)统计地下经济有利于正确的反映经济发展状况

自1978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人们就发现我国存在了一定规模的地下经济活动。如:1999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比1995年失业人数增长了10.6%。而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比1995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了30.1%,两者的矛盾是否意味着一部分失业人员可能有隐性就业收入呢?若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就意味着地下经济可能存在。目前生产法GDP是根据地上经济层层申报的资料计算的,由于地下经济不可能向政府申报收入,因此生产法GDP反映的只是地上经济生产的最终成果。但是人们从事地下经济所获得的收入或多或少总要以公开支出方式来购买消费品、投资品和服务。这意味着支出法GDP可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地下经济性质的收入。当然,人们的地下经济收入,也可能以储蓄存款形式存入银行,或用来购买债券、股票等,或以手持现金形式存放在家中。日益发展的地下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应加强对地下经济的测算,进而调整GDP。

1、地下经济为GDP的加项类:这类地下经济活动主要是指缝隙经济活动。它主要包括第二职业、无证经营、家教、保姆等。由于这类地下经济小规模零散进行,GDP还不能将其全部纳入其中。但是它们又确实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劳务产品,增加了GDP。

2、地下经济为GDP的减项类:这类地下经济活动主要是指犯罪经济活动,它主要包括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走私、贩毒等。由于这类地下经济活动对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冲击民族工业发展,因此它们所带来的“成果”还不是以补偿其浪费的资源和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类地下经济活动是使GDP减少。

3、地下经济对GDP的不影响类:这类地下经济活动主要是指黑市交易活动,它主要包括寻租、贪污盗窃和拖欠借款等。这类地下经济活动只是收入的再分配,是财富的转移,因而不构成GDP的增减。

(二)进行地下经济统计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客观要求

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要对管理对象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反映。国民经济统计就是为了满足管理当局的要求,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资料,但它只能提供那些合法、公开经济活动的统计数据,对非法、非公开的经济活动的数据则不能提供。而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地下经济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全面的资料导致宏观管理者对宏观对象评价不正确,不客观,影响有效管理。

(三)忽略地下经济因素,不适应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的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往往互有交叉,很难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这是因为,合法单位或个人可能在进行合法活动的同时,又进行谋取非法收入的活动。正是因为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单地将地下经济排除在生产范围之外,便是对现实经济的扭曲。产生的扭曲信息常常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四、地下经济的预测方法

国外测定地下经济主要从两个方面人手,其一是测定

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从业人员人数,其二是测定地下经济的活动规模(估计地下经济的产出与GDP的比率),并提出不少相应的测算方法。每种方法各有特点和假设条件,适合在不同情况下采用,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测算地下经济方法,对地下经济测算方法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我们必须抓紧研究,在吸收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寻求地下经济测算的合适方法。

(一)关于收支差异法:收支差异法是一种立足于收支平衡这一原理来估算地下经济规模的方法

经济学家们认为人们一般会隐瞒收入,而不会隐瞒支出,地下经济的存在将会使收支两个方面结果出现不一致。所以采用支出法GDP减少收入法GDP来估算地下经济规模。用这种方法估算地下经济规模必须满足如下要求:(1)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国民收入应等于国民总支出。(2)从收入方和支出方分别所做的统计应该是相互独立的。(3)从官方统计的收入方观测不到地下经济规模,而且从收入方和支出方统计的结果会不一致。(4)地下经济活动的收入完全会以支出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方法直观易懂、操作简单,但是如果加以应用,至少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支出法GDP是否一定大于收入法GDP;第二,地下经济活动收入是否一定会以支出方式公开表现出来。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人们喜欢手中持有大量现金,以利交易。这部分地下收入会表现为“失踪货币”。说明这种估算力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正是很必要的。

(二)关于现金比率法:现金比率法是一种基于货币分析原理来估算地下经济规模的方法

用该法估算必须满足如下要求:(1)现金是地下经济活动的唯一交易媒介。(2)不存在地下经济时,现金与活期存款的比率保持不变;存在地下经济,则该期的现金比率会与不存在地下经济时期的现金比率不一致。这样,可用实际现金持有量减去按无地下经济时期的现金比率估算的本期地上经济的现金持有量得到地下经济现金持有量。(3)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具有相同的货币流通速度。这样,可用地下经济现金持有量乘以地上经济货币流通速度估算地下经济规模。问题是:用这种方法估算地下经济规模时,经济的实际运行很难满足上述要求。

(三)直接调查法:直接调查法是一种综合运用抽样调查和随机化问答技术来直接搜集地下经济有关资料的方法

它要求设计一套(或多套)特殊的问答片或调查问卷,由被调查者随机抽取并在调查者不知道所抽是何问题的情况下无故意地如实回答地下经济活动的资料,然后运用概率的有关原理,根据样本资料估计从事地下经济的人数和地下经济规模。

综上所述,尽管地下经济是隐蔽的,但是可以估算的。上述各种估算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对内蒙古的经济核算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方法应用场合不同,假设条件又有所差异。我认为直接调查法与收支差异法相结合,对内蒙古地下经济规模进行估计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利用直接调查法着重调查人们的非法支出资料。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设计一套问卷,问卷着重调查人们的非法性支出资料。但不要太明显,以消除被调查者的戒备心理。

篇4

针对这一社会现象,《华夏女工》适时推出“阳光维权・华夏女工在行动”系列报道,围绕众多黑职介受骗者的亲身经历,结合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对黑职介骗人的伎俩进行披露揭发,我认为不仅能给广大女性以警醒,对净化职介市场也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黑职介犹如一颗毒瘤,侵蚀着劳动力市场的肌体。尽管有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和政府春风行动的双重合力,但黑职介犹如春韭一样,割了一茬又生一茬。黑职介之所以能在夹缝中“顽强存活”,是因为其背后隐藏着一条完整的利益链:黑职介高薪许诺招工求职民工支付中介费企业人事主管安排“虚拟”面试求职民工“不符要求”被辞退黑职介与企业人事主管利润分成。正因为一些企业的无良人事主管甘愿与其“互动”并“接应”,黑职介才得以如此蓬勃。黑职介骗术的层层升级,其实是有着现实的“土壤”:上有大批需要寻找工作的求职者,下有一些不按国家规定招人的单位,再加上中间还有日常监管的一些漏洞。因此,这些无证无照的黑职介能够得以生存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显示,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为9.4%。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农民工就业问题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高度关注的话题。温总理表示农民工的就业,不仅关系生计还关系尊严,对这个问题,政府将百倍重视,不可掉以轻心。为此,打击黑职介,稳定就业市场,各部委都出台了不少应对措施;全国总工会也要求各级工会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农民工实现就业,工会介入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仅有利于净化职介市场,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切断黑职介的利益链。

篇5

关键词:大部门 体制改革 培育 统一规范 人力资源市场

1 明确人力资源市场的概念

人力资源市场与资本、技术、土地等市场一样,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不走向市场,整个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源市场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既不是指一个场所,也不是指一个机构,而是包括调控监管、公共服务、市场配置服务三方面的完整体系,这和作为一个机构或场所的“狭义的市场”截然不同。因此,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要着眼于体系的统一规范,而不能仅限于其中的某一方面,更不能片面理解为单纯场所的统一规范。

2 深化体制改革,理顺各种关系

目前,各地正在以大部门体制改革为契机,在国家劳动保障和人事两部门“合二为一”的背景下,将原区事厅(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的职责整合划入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由此统一了主管部门,减少了责任主体间的摩擦协调成本。在这个前提下,要理顺各种关系。

2.1 相关职能部门间协调配合的关系

人力资源市场涉及人事、劳动、教育等多个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程度决定了统一规范的水平。在我国现有部门体制格局下,相关部门要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既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又摒弃部门利益,打破部门壁垒,通力协作,使人力资源市场统一规范取得实效。

2.2 公益和营利的关系

随着国家各项刺激经济政策的实施,各地经济发展在逐渐复苏,从而带动了用人单位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拓展了职业中介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要坚持政府所属人力资源市场公益性发展方向,探索新机制培育公益性人力资源市场做大做强。同时要培育扶持社会职业中介机构。探索通过对中介机构实行社会化管理、政府购买服务成果的形式,鼓励社会职业中介机构承担一定的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对职业中介机构开展公益性就业服务的,由政府按规定给予职业介绍费补贴。

3 结合各地实际,探索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模式

党的十七大和就业促进法均明确提出培育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但各地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水平不同,统一规范的程度可能有所区别。

3.1 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的初级模式

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保持各自原有体系、职能不变,其相关服务对各种人力资源和用人单位开放。同时,三个市场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实现调控监管、公共服务、市场配置服务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这是人力资源市场统一规范的初级模式和基本要求。

3.2 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的中级模式

在信息互通的基础上,加强各个市场间的统筹合作,使“三个市场”的一些共性功能日益彰显,这是人力资源市场统一规范的中级模式。该模式的共性功能主要表现为:一是引导他们树立“大就业、大服务”的观念。二是探索“三个市场”服务标识、服务制度、服务程序的统一,以及服务内容的互相包含和共融。三是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机构均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体现服务社会的效益。

3.3 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的高级模式

在信息互通,加强各个市场间的统筹合作的基础上,探索“三个市场”整合在一个场地内开展各项服务,撤销原隶属于人事、劳动、教育部门的相应机构,成立独立的人力资源市场监管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市场中介机构,三个市场各自职能、人员划归新的机构,最终实现“一站式”服务模式,这是人力资源市场统一规范的最高形式。

4 选准突破重点,培育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市场

4.1 加快立法,规范人力资源市场行为

尽管人力资源市场发展20多年,但市场的法制化建设还很薄弱,缺少统一的、高层次的管理法规。因此在培育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的同时应抓紧制定全国及地方性的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法律法规,包括录用、辞退、仲裁、待业、培训、职业介绍和人事服务等法规,形成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管理法规体系。

4.2 规范监督管理,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人力资源市场要健康发展必须强化监管,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省(区、市)人才服务管理机构应组建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执法队伍,重点加强对人力资源市场中介机构和各类人力资源交流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秩序。尽快出台监管条例,使监管工作有法可依,管起来理直气壮,做起来有据有力。

4.3 优化市场配置,培育人力资源中介品牌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政府所属市场中介机构在人力资源市场配置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市场中介机构准入制度,倡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培育扶持一批包括社会人力资源中介机构在内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发挥品牌示范作用。

4.4 完善公共服务功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人力资源市场与其它市场的最大不同是流动和配置的对象是活生生的、各种各样的、具有不同愿望的人而不是物,不是一“签”了之,一次性“消费”。人力资源的消费表现为较长时间过程,“售后”服务也涉及方方面面,比如人事,档案保管,人才派遣等。特别是人事、档案保管工作。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实现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要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公共服务标准,健全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公共服务功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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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推进我市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今年以来,我局坚持把加强就业工作作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任务,认真落实省、市及上级部门的各项部署,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加快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步伐,统筹做好失业下岗人员、城镇新增劳动力以及返乡农民工就业工作,积极推进我市统筹城乡就业工作。

一、2009年开展城乡一体化工作基本情况

2009年,我局严格按照《××市推进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工作方案》的要求,从乡镇、行政村实际出发,以五镇八村为试点,严格按照劳动保障部门“六到位”的要求,立足现有基础条件,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乡镇、行政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建设。目前,全市16个街道、18个乡镇都建立劳动保障事务所、139个社区都建立劳动保障工作站,建立“充分就业社区”50个,第一批5个试点镇、8个试点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已初步完成标准化建设工作,形成了市、区县、街道(乡镇)和社区四级就业再就业服务体系,从而实现城市公共就业及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向农村覆盖,推进劳动保障工作城乡一体化。

二、推进一体化工作的主要措施

(一)深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层次配套的原则,把市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成为功能最为完善、信息化程度高的市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失业保险、劳动保障事务和劳务输出、劳务派遣等多项服务。在县区建立了人力资源市场,在全市各街道、镇建立了劳动保障事务所,在全市社区建立了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形成了市、区县、街道(乡镇)和社区四级就业再就业服务体系。市人力资源市场依托现代化的信息管理系统与县区、街道、社区联网,实现了全市就业信息“一点登录、多点查询、资源共享”。同时,我市将就业工作重心下移,在相山区相南街道建立了××市相阳劳务市场,不仅强化了基层就业服务,而且有效解决了非正规劳务市场给主城区带来的市容、交通、治安等问题。

(二)健全基层平台服务功能

今年以来,我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组织起来就业认定、困难就业群体就业帮扶等工作下移至社区,街道(乡镇)、社区依托现代化的信息管理系统与市、县区人力资源市场联网,实现了全市就业信息“一点登录、多点查询、资源共享”。全市街道(乡镇)、社区(村)各级就业服务平台开展了“充分就业创建活动和充分转移就业乡村创建活动”,发挥了小平台、“大窗口”作用。目前,我市第一批5个试点镇、8个试点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平台已初步完成标准化建设工作。

(三)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建设 (四)加快农民工创业园建设 三、存在问题 四、2012年工作计划

(一)工作思路及工作目标

2012年统筹城乡一体化工作思路是:按照省、市和上级部门有乡镇就业和社会保障事务所建设达标、60以上的行政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站建设达标,全市所有乡镇、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实现与市、县(区)联网,构建更为完备的就业服务网络。

(二)工作重点及措施

1、夯实就业服务工作平台。完善街道、社区基层平台和服务功能,不断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树立基层劳动保障良好服务形象。研究加强行政村劳动保障信息员队伍建设的措施,全力抓好乡镇、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平台建设。

2、提高就业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大市、县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的人力、财力投入,加快人力资源无形市场两级联网建设。指导县区拓展公共就业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方式,把就业服务专项活动与重点人群相结合、与落实政策相结合、与绩效考核相结合,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果。同时加强对职业中介机构的管理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着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就业关系。

篇7

关键词 农民工 权益维护 法律问题

一、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队伍必将空前壮大,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也将日益突出。

1.招收农民工的单位多为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本小利薄,市场上的生存竞争迫使它们不顾一切地节减成本。

2.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近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镇,城市中还存在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劳动力明显地供过于求,每一个岗位的竞争都十分激烈;激烈的就业竞争迫使农民工服从雇主(企业)的需要而放弃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恶性循环增加了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的困难。

3.执法不公现象依然存在。有的企业可以通过与执法人员的特殊关系来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没有这种执法资源的企业则只有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增加利润,增强市场竞争力。

4.有些城市政府出台了一些限制甚至剥夺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出于方便城市管理的需要。废止或放弃这些规章制度,会加大城市管理的成本。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问题产生的原因

1.社会历史原因。农民工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过渡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一方面,传统农业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生产力,现代农业又排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逐渐参与到现代工业中。在这种转变中,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农民工权益保护比较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农民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传统观念强,现代法制观念淡薄。“中国的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至今基本上仍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长期在一个地方或者同一个单位生活,形成了各种相互牵连、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人们不愿意为了一般的权利纠纷而严格依法处理,伤及这种社会关系,倒是愿意放弃一些权利,赢得一些情理,以改善同周围的社会关系。”农民工的这种传统意识和较低的文化素质,使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现代法治观念极难为他们所接受。这样,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农民工既不能以传统方式保护好自身利益,也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

(2)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传统户籍固定制度使农民工很难取得城镇居民资格。在这种条件下,许多面向城镇居民的优惠政策农民工无法享有。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居留多久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城市流动人口的地位;相反,城市劳动力很大一部分人和城市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而对他们采取歧视性政策。因为过量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和城市政府管理均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困难。

2.经济原因。在城乡互动关系中,劳动力受客观经济规律作用自由流动时,有几种可能的情况:(1)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各种待遇基本相当。城乡居民间的对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如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法。国家对农业大量补贴,农业投资收益与工业基本相当,农民待遇与产业工人基本相当,人员对流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2)农村居民待遇优于城镇居民,劳动力由城镇流向乡村。这一般只是特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煤炭行业整体亏损,一部分矿工回流到农村当农民。(3)城镇居民的待遇优于农村居民,劳动力由乡村流向城镇。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是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在我国城乡对比中,农村远比城镇差。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低,农业增收十分困难,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有很大变化。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

三、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的对策

法律保护是一种普遍性的制度保护。法律保护必须切合实际,法律所体现的公平正义原则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如前文所述,农民工虽可根据《劳动法》寻求权益保护,可农民工实际所受到的保护远远低于《劳动法》。根源在于城乡差距悬殊,农民工就业竞争激烈,农民工自身保护能力差以及我国事实上存在的许多不合理的具体管理制度。因此,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必须标本兼治,既要注重对农村政策的宏观改变,也要清除不合理的城乡隔离制度和对农民工不合理的排斥措施。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对农民工的保护更是十分必要。

1.配套措施的改革。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逐渐降低甚至取消农业税率;控制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对农资生产部门进行扶持;鼓励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减少农业管理成本,加强农业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措施只能以立法的形式通过宏观调控予以实现。着力发挥基层政府的服务功能,限制缩小其管理功能,农业才可能按市场要求合理布局,真正向现代农业方向迈进。

我国传统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农业和非农业定式的两大类分类管理。这一不合理制度在现实操作中有很大弊端:(1)城镇无法对大批流入的农民工实行统一有效的管理;(2)农民工作为城镇临时流动人口在生活工作方面多有不便。为了加强管理,城市推行暂住证制度,客观上加重了农民工的负担。刚刚被废止的“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制度”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孙志刚事件即为典型案例)。假设户口是可以自愿合理流动,暂住证有无必要?“三无人员”是否存在?农民工权益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保障?有无必要采取更多的其他措施来保护农民工的这项权益?答案很明显。

2.法律保护措施。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一方面是要提高农民地位,促进农民工的合理流动,减少城镇压力;另一方面是要改革不合理的具体制度,消除城镇对农民的不合理壁垒。同时,根据我国现实条件有针对性地从法律角度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也是必要的。由于以《劳动法》为核心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是针对一般劳动关系而设立的,具有一般代表性,是劳工权益保障的一般性标准,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特殊性缺乏针对性。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套以《劳动法》体系为标准的,以农民工为保护对象的特定法律法规体系及其相应执行机制来适应当前农民工权益的需要。(1)逐步建立起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体系;(2)各级工会设立组织指导农民工团体的专门机构,协调指导农民工团体的活动,确定合理的职责范围;(3)劳动行政监察部门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积极主动地查处劳动违法案件,及时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4)劳动仲裁机关和法院根据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特殊情况建立起合理合法的简易的劳动诉讼仲裁程序;(5)建立起适当的律师援助和诉讼仲裁费用减免制度。

3.开展职业教育培训,规范劳动用工行为。(1)强化服务,切实做好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就业工作。增加农村职业培训经费投入,大力开展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加大农村劳动力市场监管力度,依法规范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市场行为,整肃劳动力市场秩序,加大打击和处理“黑中介”等非法中介机构的力度。加强南北对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组织输出。

(2)加强监管,切实维护农民工各项权益。企业使用农民工必须首先签订合同,不签订劳动合同一律不得使用农民工,坚决从源头上保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法定工时制度,依法执行加班加点的有关规定,监督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加班加点工资,严处克扣和无故拖欠工资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切实保障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不论实行何种工资制度,每月至少支付其一次工资。对提供正常劳动的农民工,用人单位每月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3)一视同仁,切实将进城务工农民纳入社会保险范围。农民一旦进城务工,就享有与城镇企业职工同样的社会保障权利。凡使用农民工的单位,不论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只要存在事实用工行为的,均必须为其依法办理参加各项社会保险手续,并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对拒不参保的单位,依据《社会保险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等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并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4)突出重点,切实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根据农民工的特点,进一步开辟便捷的投诉举报渠道,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全面排点行业和企业,确保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维护不留死角。一旦发现用工不签劳动合同、严重超时加班、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无故拖欠、克扣职工工资等违法行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同时必须加强对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专项治理和提前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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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财政 政府职能的转变 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这种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构建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核心内容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在我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只有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才能建设我国的公共财政。

一、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必须确定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经济管理范围,交给市场去管理。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基本前提。而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着力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同时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职能真正转变到以宏观调控为重心上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得到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手段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由财政来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重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等公益性基础建设等等。只有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中的一切行为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在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是通过规范与监管市场,去解决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支撑本国经济向前发展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本国市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要以市场为中心,凡是市场能提供的产品,能满足需求,尽量由市场来提供,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在市场中起监督管理作用。

三、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由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管理市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制定和执行有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悬殊与矛盾,调节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市场才能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政府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济体制的这种转轨,本身就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保证国家安全、政权建设、公共事业、公益性基础建设,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资金需要,加快市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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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英国;就业;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143-02

1 经济危机对英国的影响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继续发展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在经济学上连续两个季度经济负增长被称为经济萧条,但对于经济危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全球经济状况已经远不是经济萧条能够形容的了。

同时,英国的就业环境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进一步恶化,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下降。由于人们对未来预期不乐观,消费计划缩水,使得国内市场疲软,又由于美国及欧盟其他国家的的经济状况不乐观,国外市场不景气,英国难避免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去年已经明显下滑,2007年英国第二季经济增长季率为0.8%,今年同期放缓至0.2%,而分析师预计此值还会下降至0.1%。目前,英国经济正濒临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的首次衰退。主要体现在:英镑贬值压力增大,英国在欧盟中的经济地位持续下滑;企业经营不景气,企业倒闭连连,裁员之风劲吹;经济疲软,就业率持续下降;人们消费信心降低等。

2 经济危机中英国的就业现状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调查数据表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5月到10月,英国国内就业人数和就业率两项数字都在不断下降,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两项数字却在不断上升。

截止10月底的前3个月。英国国内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为74.2%。比截止7月底的前3个月和年初下降了0.4个百分点。总雇用人数为2938万,比前三个月减少了11.5万,但相比全年增加了5.7万人。2008年9月,全国可提供3153万个劳动力岗位,同上个季度相比减少了13.4万个,与去年相比减少了7.1万个。截止10月底的前3个月内,全国制造业提供岗位283万个,与去年相比减少7.3万个。

截止10月底的前3个月,英国国内失业率为6%,比截止7月底的前三个月上升了0.4个百分点,比全年平均上升了0.7个百分点。失业总人数达186万,比3个月前增加了13.7万,比年初增加了23.8万。

截止10月底的前3个月,适龄工作人口的经济活动率为20.9%,比截止7月底的前三个月上升了0.1个点,但是与全年相比下降了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十月底参与经济活动的适龄工作人口总数为790万,与截止7月底的前三个月增加了3.9万人,与全年相比下降了3.3万人,其中,男性有324万人,女性有466万人。

截止10月底的前3个月,空缺职位有56.2万个,与之前的三个月相比减少了4.9万个,与全年相比减少了11.8万个。每100个雇佣职位中就有2.2个职位空缺,与之前的三个月相比少了0.2个,与全年相比减少了0.5个。

截止10月底的前3个月,冗余人员达到18万人,比前三个月多了4.1万人,与全年相比增加了4.9万人。

3 英国政府促进就业的措施

面对日益紧张的就业形势,英国政府为促进就业,采取了扶持小企业发展、加强就业服务、强化职业培训和改革失业保险制度等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

3.1 扶持小企业发展

在继续加快落实优惠政策的同时,建立统一的政府管理和服务机构,简化小企业申办、经营和破产方面的管理程序,同时鼓励发展为小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和社会团体和民营组织机构,并建立以政府基层小企业管理服务机构为核心,以社会民营机构为基础的广泛的小企业服务网络,为小企业的大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优质服务,以促其吸纳更多的就业。

3.2 开展跟踪服务式的职业指导

英国加强了对各种劳动力尤其是失业人员的职业指导重视。其职业指导主要包括两大系统。二是教育部门的职业指导系统。根据《教育法》的规定。学校负有对其学生进行职业指导的责任。二是工作和养老金部下属的职业指导系统。

3.3 强化职业培训

为了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英国新设立了学习与技能委员会,其在全国有9个下属委员会。学习与技能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五项:(1)提高青少年参加学习和职业培训的比例以及学习培训效果;(2)提高成年人参加学习和职业培训的比例;(3)提高劳动者技能以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投资效益;(4)提高学习、职业培训、职业指导的质量、效率和效益;(5)保证残疾人或其他特殊群体的学习和职业培训。学习与技能委员会不直接向劳动者提供职业培训。而是制定学习和职业培训目标及计划。与有关教育及职业培训机构签订学习和职业培训协议,由这些机构向有关人员提供学习和职业培训机会。

3.4 建立促进就业与求职津贴的协调机制

英国十分重视促进就业与求职津贴制度的协调。其目标是通过完善领取求职津贴的条件、调整求职津贴的水平。以使失业人员既能保证基本生活,又具有求职意愿。其背景是,由于以往的求职津贴水平过高、申领条件太宽松,使得一部分失业人员不愿就业,造成了“养懒汉”的情况。为此,英国政府将求职津贴发放职能与职业介绍中心合并,以更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规定领取求职津贴者在一定期限届满后,如果不努力寻找工作或者不接受职业介绍中心推荐的工作的,则停发其本人的求职津贴(其家庭成员的补贴可以继续领取。具体数额根据人口的多少、住房费用等情况而定)。

3.5 反就业歧视

经济危机期间,为了促进特殊群体的就业,也为了保护人权,英国政府十分重视反就业歧视。法律规定禁止对妇女、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口等实行就业歧视。该项工作由主管劳动力市场监管的贸易工业部负责,同时,英国还设立了平等机会委员会、反种族歧视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如果劳动者认为企业存在就业歧视,可以向劳动裁判所申诉。劳动裁判所裁定企业存在就业歧视的,可以责令其改正,并给予劳动者赔偿。

篇10

关键词:分配过程;初次分配过程;再分配过程;分配公平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147-02

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从静态来看,以分配结果公平的形式体现出来;从动态来看,则是分配起点公平、分配过程公平和分配结果公平的统一。其中,分配过程公平包括初次分配过程公平和再分配过程公平两个方面。初次分配过程公平核心是在生产领域,贯彻落实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用同一分配尺度来衡量相同要素提供者,使收入与投资在形式和数量上相适应[1]27。初次分配注重的是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优先原则,经过初次分配必然产生一定的收入差距,必须经过再分配来调节。再分配过程公平主要是指再分配领域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的公平,使社会成员尽可能平等地享受发展的成果。只有初次分配过程和再分配过程都基本上实现了公平,分配公平才能成为现实,否则,即使实现了分配起点公平,若没有分配过程公平,不可能达到分配结果公平,分配过程公平是分配公平的关键环节。

从实践运行看,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注重对分配结果进行调节,并没达到预期目的,收入差距仍呈持续扩大之势,原因在于分配过程不公平制约了分配公平。

一、初次分配过程的不公平问题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竞争机会不均等,市场监管不得力,法制建设滞后,非市场因素干扰严重,市场的基础性分配功能受到严重制约,由此导致的初次分配过程不公平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分配政策不统一造成企业内部平均主义和企业间收入差距悬殊并存的局面。现行企业分配政策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间缺乏统一的工资收入宏观调控政策,造成:其一,国有企业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依然严重,尤其是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没拉开。因其劳动报酬尚未工资化、货币化,而是“一分为二”,一块以货币工资的方式分配,一块则以福利保障的方式由单位配给,导致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多重错位;其二,非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分配缺乏硬约束,随意性大,三资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快,工资高,私营企业“重资轻劳”现象严重存在,工资远低于劳动力市场价格,造成企业内部的苦乐不均;其三,不同企业间同工不同酬,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二是市场分配机制不完善导致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收益不对等,甚至严重背离。目前,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分配机制不完善造成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虽已确立,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要素价格的形成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基础性作用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同时,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缺乏法律政策规范,缺乏可操作性,如有些有形的生产要素(资本、土地等)的贡献大小可以由市场化的标准来衡量,但无形的生产要素(技术、管理等)的贡献大小很难量化,导致实践中的分配无序,要素的投入与收益不对等,甚至严重背离。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部分管理和技术等关键岗位职工的收入低于劳动力市场价位,而一般岗位职工的收入又高于劳动力市场价位,这违背了制度经济学的稀缺规律(资本、技术、管理等稀缺要素的收益就要高于过剩的劳动力要素的收益);非国有企业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三是收入分配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不合理不合法收入滋生蔓延。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收入分配法律法规体系,工资立法有关规章层次低、操作性不强;在工资的发放上缺乏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内部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导致工资外收入较为普遍,不少地区的津贴、补贴已超过基本工资;企业内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出资人对企业的收入分配缺乏有效监管,致使有些企业趁分配方式调整之机变相提高职工收入水平或增加福利,使得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工资性报酬高,形成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账外分配的格局;经济转轨期收入列支渠道混乱,一些人巧立名目设立账外账套取现金,各种隐性、灰色收入大量存在,造成国有资产和税收的流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缺乏法律规定,致使少数企业高管人员借机侵蚀国有资产,牟取不正当利益。

二、再分配过程的不公平问题

再分配注重公平,发挥政府的调节职能。但由于作为调节手段的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调节效果并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还扩大了收入差距,突出表现在:

一是税制不完善,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的趋势。其一,我国个人所得税为单一税制,不能根据纳税人的综合税负能力来确定个人所得税负担水平,因而较难实现个人所得税公平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其二,分类征收、源泉扣缴、统一起征点的征税模式,容易使个人收入通过不同项目和多次发放而低于起征点,达到避税的目的;其三,个人所得税中勤劳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非勤劳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为20%,大部分高收入者的所得为利息、股息等非勤劳所得,偏低的法定税率难以有效调节高收入者[2]31,却使工薪所得税款占个人所得税款总额的比重较高。以2000年为例,在个人所得税项目构成中,工薪所得占42.8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占28.7%,而这其中大部分是按比例税率征收的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广大工薪收入阶层成为纳税的主体对象,致使一些地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反而起到逆向调节的作用[3]333;其四,以货币收入作为个人所得税计税基数的征管办法,既无法对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福利和职务消费等个人实质性收入征税,也无法对居民不平衡占有财富的调节,如遗产税和赠与税始终未开征,房产税未把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成了高收入阶层通过把现金转为财富来避税;其五,缺乏对低收入者的税收支持政策,如利息所得税对不同收入阶层采取同一税率,而全国80%的个人储蓄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中,20%的税率扣除对高储蓄户是九牛一毛,而对低储蓄户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有失公允。

二是社会保障存在“逆调节”现象,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再分配的一项基本手段,其基本职能是通过对生活陷于困难居民的补贴和救助来降低贫困,维系社会公平和稳定。但实践运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其一,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过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险已基本成型,并且城市社会保障一直得到国家高度重视,其人均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在农村,实行家庭保障和集体救助相结合而以前者为主的保障制度,国家只给予政策,在资金投入上完全靠农村自我积累,自求平衡,这种“一国两策”的社保制度使得“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4]315。其二,扩大了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城市社会保障制度自身不健全,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对2.5万户的调查,城镇富裕户比贫困户得到单位和国家的福利要高87%,其中养老保险待遇前者是后者的4.2倍,医疗保险前者超出后者62%[4]347,如果再加上住房补贴和其他福利,经过二次再分配,两者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客观上起到了“逆向补偿”的作用。其三,扩大了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间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社会保障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初步建立起农村养老、医疗和生育保险制度,而在落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展缓慢,贫困问题尚未解决,更不用说实行普遍的社会保障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对称,使居民享受着很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待遇,实际上已背离了调节和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

三是社会救助面过窄,未能有效发挥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社会救助制度是一种依靠政府行政权力强制实行的收入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其功能是保障低收入者尤其是贫困者的基本生活,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或义务首先应以最低生活保障立法的方式加以确认,但我国宪法只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救助者中并不包括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因素带来的下岗、失业等人员,导致救助面过窄,一些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居民无法及时得到社会救助。宪法规定的直接针对贫困者的转移支付是实物供给,难以避免社会救济中的效率损失,使被救济者选择符合自己的产品组合的权利受影响,不能达到预期的福利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再分配功能。

由分配过程不公平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必须在分配过程中加以解决,即在初次分配领域,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在再分配领域,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有效调节过高收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以缓解地区间和部分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杨云善.政府调控收入分配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 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