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转移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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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地区；教育；耕地

【作 者】王月，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研究生；张跃平，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38-006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o Labor Tranfer in Western China

Wang Yue，Zhang Yueping

Abstract：At present，China’s rural areas are in the perio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ransition to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ecause of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western rural labor tranfer has become a problem which can not be ignored in the process of 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peasants. At the same time，it’s also a breakthrough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Only by transferring rural labor force smoothly can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overpopula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it is actual and developmental needs to explore influencing factors to labor tranfer，which affec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western China.

Key words：Western China；income；education；arable land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与本文研究主题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许多理论研究，其中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①强调城乡间预期收入的差异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该模型认为，人们做出的迁移决策的依据是“预期”的城市与农村的实际工资差额和城市成功取得就业的可能性是准备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考虑的两个主要因素。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②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构成的，一是由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二是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现代工业部门。他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边际生产成本接近或等于零的劳动力，现代生产部门在高于农业部门维持生计的很低的固定工资水平下，就可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在我国一些研究人员利用不同地区农村或农户抽样调查资料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农户家庭时间配置决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高国力③的“经济区域不平衡发展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和经济结构因素两个方面，它们都是研究区域间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经济变量；如蔡④的“相对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他认为应从具有较低的务农收入的农民最有可能作出转移决策这一角度出发；如高立金⑤的“除了预期的城乡工资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外，还应该有一个转移后农民生活保障基金”。

本文是将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上力图从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西部各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并结合经济，自然资源，教育等方面的差异性来更深入研究影响西部大开发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是什么，为建立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奠定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

二、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因素分析

至2006年底，我国西部12省区市共有农村就业人员15394万人，在2006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内蒙古、陕西、四川、宁夏的数据由2000～2005年数据趋势外推得到，比上年减少158万人，体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趋势。然而，2006年西部农村就业占全国农村总就业的比重为32.01%，较2000年的29.62%有所提高。这隐含着西部农村劳动力数量大、转移困难的特点。以下是近年来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现状，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近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3212万人，比上年增长5%。其中，在农村常住户中，东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3484万人，增加91万人，增长2.7%；中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4251万人，增加257万人，增长6.4%；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2833万人，增加182万人，增长6.9%。可见，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呈平稳增长，以下是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对影响西部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收入差距与劳动力转移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劳动力转移

城乡居民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农村劳动力产生了较高的“预期收入”，导致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根据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农村劳动力之所以向城市迁移就是由于对在城市工作有很高的“预期收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带来的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在1978年为2.57，而到2005年二者之比已经达到了3.36。持续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使农村劳动力对在城市中从事二三产业已或更高的收入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致使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入的趋势。下图1为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与转移率的关系。

(2)西部农村人均收入与劳动力转移

农业是西部的生存产业和基础产业，农业几乎囊括了全部的劳动力，同时，西部地区我国贫困度最深、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情况最为复杂的地区。而根据托达罗的人口流动理论，农民对发达地区向往的预期收入直接影响劳动力的转移规模，我们从表一能看出，内蒙古的农村人均GDP为3341元，转移率仅为5%；还有、宁夏、新疆、青海、甘肃、贵州的农村人均收入与之转移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农村收入高的省份转移率低。四川、重庆、广西农村人均收入排名在前面，而转移率却呈现高趋势；和青海农村人均收入中等的省份的转移率反而偏高，依次为25%和14.7%.如图2所示：

根据相对收入差距理论和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理论，城乡收入扩大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本文图一所示，重庆、广西、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新疆、内蒙古，以上地区的转移率皆符合这一理论，随着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转移率同时呈现上升趋势。正是由于城镇、发达地区以及第二、三产业较高劳动报酬的吸引，农民为了获得高于自身收入水平的收入，分享社会平均收入，才逐步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自发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低效产业流向高效产业的趋势。但是，图一中云南，贵州，、四川省份，由于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其城乡收入差距大转移率较低，而城乡收入差距小的省份转移率却反之较高。

从图二中我国西部地区农村人均与转移率从这一现象得出，我国西部农村人均收入高的地区，其转移率高，而农村人均收入低的地区，转移率高，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06年数据显示，四川农村人均GDP在西部12省中排在第二，为3002元，转移人口30%；重庆市农村人均GDP 2873元，转移人口25%；相对其他地区省份而言，广西、宁夏、青海、农村人均GDP高，转移率反而高，而陕西、云南省农村人均GDP仅为2260元与2250元，转移人口也仅为11.6%、12.2%。 我们由这一图示能看出，西部农村人均与该地区转移呈较小关系。

因此，无论是相对收入差距里理论或是地区差距理论均难以显著说明我国现阶段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因此，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收入低不能成为影响西部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因素。

(二)受教育因素与劳动力转移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装备在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劳动也日益科学化和智能化，劳动者的智力因素及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重要。农村劳动力总体技能和综合素质不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原因。我国农村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人口总体科学文化素质状况小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我国城市人日的水平。目前在中国4.8亿多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其中大专以上的只占到2.6%，初中及初中以下的仍占88%，在农村劳动力的构成中，其主体是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的人群组成的。而且在近几年统计监测表明，我国外出务工农民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12%左右，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比重为14%。同时，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大，目前已达到1.5亿人，而且每年还以600万人的速度增加。但是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建筑、矿山、餐饮等传统行业就业，从事着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首先从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与转移人口最下简要的对比分析，见图3

我们由图3看出，内蒙古初中以下人口比例78.8%，转移率5%；新疆初中文化比例79.9%，转移率10%；宁夏初中以下人口为80.6%，转移率12.5%；青海、广西、重庆、贵州、初中人口受教育比例各为83.3%、83.8%、84.6%、90.9%、96.1%，转移率也呈现不断上升，均为14.7%、25%、25%、22.9%、25%。呈现的走势为，西部地区的受教育程度越低人群越多，转移率越大，反之，则越小。由此说明，当前西部地区农村劳动人口，正是因为在当地的就业选择受到自身受教育水平低的局限，他们不得不选择流向拥有有更多就业环境，可供选择更多的发达地区。所以，受教育水平低是影响我国现阶段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土地人均耕地与劳动力转移

西部地区资源的特点是山地多平地少，土大多数劳动力所获得经济收益又与土地的人均耕地有很大的关系，根据郭熙保、宋飞等人的“地一劳比率变动学说”，当一国(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先看看以下2006年西部各省人均耕地情况：

我们由图4得知，人均耕地面积最多的省份是内蒙古高达10% ，这一地区的转移人口最低仅只有5%；新疆人均耕地4.7，转移人口6.3%；陕西省人均耕地3.39，转移人口11.6%；云南省人均耕地3.1，转移人口12.2%；青海省人均耕地3.1，转移人口14.7%；在西部十二省份中就有10个省的人均耕地都与当地人口转移率呈正相关，突出表现为人均占有耕地多转移人口少，人均占有耕地少，转移率高这一规律。而只有宁夏和甘肃省呈现负相关现象，宁夏省人均耕地5.53亩，但转移率有12.5%，甘肃省人均耕地4.2亩，而人口转移率却有19.10%。虽然这两个省份的土地耕地面积与人口转移率关系呈负相关，但现象只存在于少数省份中.由此可见，西部大多数地区人均耕地与劳动力转移数量有着直接、重要的联系。因为，农民占有的人均耕地少不仅限制了农民的耕地收入而且打击了他们的务农积极性，又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迅速膨胀与有限耕地资源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过少的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很难缓解，这样一来，土地资源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力日益显化。因此，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从农业中剩余出来是必然之势。脱离了土地与农业的劳动力何去何从，外出寻找新的就业出路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因此，土地人均耕地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截面资料的分区域研究和统计分析，本文的结论如下：

我国西部农村劳动力的人均收入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显著。从以上数据中我们看出，西部很多省份收入高，但其一些省份人口转移数量依然显现较高趋势。因此，收入与劳动力转移有着微量的正向关系，但不显著。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相应的转移效果呈现正相关。文盲半文盲基本丧失脱离农业的机会。而初中与小学文化程度两种劳动力群体的转移人数最多，这充分说明，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低、文化素质不高制约着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和转移速度。在受教育程度相对低的人群中有着急切的转移愿望。

农村人均耕地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最为显著，人均耕地与劳动力转移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农村劳动力土地耕地的拥有数量直接影响农民在该地区进行农业活动的可能性。从而影响着该地区的人口转移数量。

因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前提上，在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和改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基础上、加强民族地区劳动力人文和教育宣传，走近域本土化转移之路。这就注定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不会改变。

注释：

①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中国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J]，经济研究，2001(3)：75-82。

②(美)刘易斯(LewiS.W.A)，《无限劳动力：进一步说明》，《二元经济论》。

③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J]，南开经济研究，1995 92(2)：27-32。

④蔡，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经济学，1996(2)：32-35。

⑤高立金，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J]，农业技术经济，1997(5)：35-38

参考文献：

[1]刘怀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王小鲁，樊纲主编：《中国地区差距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

[3]张明梅：《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分析》，《调研世界》，2006年3月。

[4]赵海均：经济中国[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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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二元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088-02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向城市化转移,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手段之一,也是推动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现阶段,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对富裕,另一方面是城市的劳动力不足,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有必要通过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城市工业化发展的人力要素短缺。

1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对劳动力转移的分析

刘易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发展要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逐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由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刘易斯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经济关系是一个二元经济关系,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部门,一个是以现代方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该部门集中了大量资本;另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该部门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极低,农民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但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指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低效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致使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缺乏丰富廉价劳动力的现代工业部门。一方面,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可以缓解劳动力与耕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既可以解决工业发展所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可因工业部门的高收入而提高城乡整体收入水平,从而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现代工业部门通过利润再投资形成新的资本积累,从而进行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为止。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完时,工业部门想进一步雇佣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待遇与农业竞争。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农村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了一元经济,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过程。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第一阶段。

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完善了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他们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转移,应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的增加为前提,应该更关注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形成了刘易斯・费・拉尼斯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农业传统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的结构差异,这种结构差异促使现代部门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长,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了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拉动。同时,保持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平衡增长,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有效的保证了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较好地解释了近十多年来为什么我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又解释了总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向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但是,现阶段一些城市已出现劳动力的相对短缺,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城市的“民工荒”逐渐显现,劳动力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已经逐渐走向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城乡二元经济已经快速向一元经济转变。

2 托达罗模型对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发展的分析

在刘易斯模型中,劳动者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是城乡收入差距,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收入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就愿意迁移到城市寻求新的职业,并能够充分就业,不存在失业的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和城市的需求相适应,是一种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失业问题,但是农村人口还在继续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入,导致城市失业人口逐渐增多,失业现象逐渐恶化,使得建立在充分就业假定上的刘易斯模型丧失了它的有效性。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托达罗模型――建立在不充分就业假定上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业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还取决于城市的不充分就业状况,即存在失业率。当城市失业率升高时,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农村劳动力也不会简单地作出迁移到城市去的决定。托达罗模型如下:

d=Wπ-R(1)

M=f(d),f′>0(2)

(1)式中,d为预期城乡收入差距,π为就业概率,w为城市实际工资率,R为农村市场实际收入;(2)式中,M为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f′>0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托达罗模型的含义是预期城乡收入差距(d)等于城市实际工资率(W)与就业概率(π)的乘积与农村市场实际收入(R)的差,即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M)是预期收入差距(d)的增函数。

托达罗模型在于探讨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度相关性问题。其政策含义在于:第一,依靠城市工业化不可能解决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的就业概率(π)问题。一方面,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对劳动力需求逐渐下降;另一方面,现代工业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得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多,就业概率(π)就越大,从而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村就业的收入,或者预期城市收入的“现值”大于预期农村收入的“现值”,人口就会向城市流动。结果就是,城市工业化发展的越快,就业机会创造得越多,失业人口就越多。第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重要途径。托达罗认为,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在发展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促使资本要素向农村流动,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加快农业发展,使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差距。

从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若城市存在过高失业率,会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动力减弱甚至消失,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和城市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也出现“民工荒”问题,但是并非完全是该地区存在高失业率问题,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城市CPI的上涨使得劳动者对于城市的预期收入降低。所以,基于这样的状况,托达罗模型中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还要考虑当地CPI的上涨因素,做进一步的修正。根据修正后的托达罗模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需要在控制城市工资增长的同时,通过发展农业和农村工业经济,就地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避免“一刀切”式的向城市转移而产生“刘易斯拐点”现象。

3 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的分析看出,二者都旨在探求解决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的路径选择。尽管与现代的经济现状存在差异,但是给我们提出了探索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有效思路,即通过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特别是城乡经济发展正逐渐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在保证城市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同时发展农业经济,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构成情况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对策在于转变工农发展战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提高员工素质培养力度,努力拆除阻碍人口流动的藩篱。

(1)加强政府引导,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当前,我国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靠自发转移实现的。这种自发的盲目流动,不仅使农民易陷入生活困境,加剧城市失业,而且还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同时,劳动力大规模、过度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也会影响农业本身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建立劳动力的市场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充分地提供求职和用人方面的信息服务,减少农民外出打工的盲目性。

(2)调整工农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逐步改变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逐步减少托达罗模型中的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调整“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实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以城带乡”的政策。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劳动力就业。

(3)发展城乡第三产业,吸引劳动力就业。大力发展城乡第三产业,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促进城市服务业和农业旅游的发展。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扩大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促进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劳动力就业,而且所需的从业人员恰恰是那些外出就业难的广大妇女和中老年农民,是吸纳消化农村劳动力一条最有效、便捷的途径。这不仅解决了农民在农村的就业问题,而且扩大了农民的就业途径。

(4)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就业机会,培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内部载体。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乡镇企业布局适度向农村小城镇集中,加快小城镇的发展。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机构加工业、建筑建材业、能源矿产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换、增值效益,延长农产品产品链。在扶持壮大一批技术型乡镇企业集团的同时,要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5)加强对劳动力的技术技能培训。按刘易斯模型的分析,城市工业的扩张需源源不断的从农村吸纳剩余劳动力,但如果劳动力的素质低下,也将阻碍这种转移。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加大农村科技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水平,针对性地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和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适应能力。

(6)发展农村小城镇化建设,向城镇集聚是农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加快发展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城镇建设和以县城为中心、有发展潜力、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建设作为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模式选择。以城镇人口的聚集促进较大公共需求的形成,进而有效刺激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化解农村劳动力进城难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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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培训；生态学

作者简介：郭靖（1986－），女，山东青岛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刘超（1985-），男，安徽砀山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研究――基于‘云和师傅’的个案分析”（项目编号：DKA110298)，主持人：刘克勤。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9-0037－05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关于范式可以说是基于一定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运用生态学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特点和规律，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而且，也已有学者对生态学是否适切教育研究作出分析，认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形态[1]。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活动同自然生态系统相似，也可以看作一个各组因子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对于需要培训或已接受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而言，转移培训是一种消费品，农村劳动力群体在培训实施的过程中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提供和承担培训服务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是培训的载体，供给农村劳动力所需的各类培训，在培训生态系统中的充当生产者角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影响培训的重要外界因素，好比自然系统中的太阳、空气、水和土壤，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不可或缺的宏观因素。转移培训这一系统的良好运作，离不开各个成分的有效协作。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特点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个综合培训环境、培训生产者和培训消费者等各组成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发生作用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点。

（一）培训系统多样性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培训消费者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作为一个异质群体，根据其工作地域的差异性，可以细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已经长期居住在城市，拥有一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由于生产的季节性和就业的不稳定性造成的需要在城市与农村“候鸟式”迁移的兼业型劳动力；另外一部分是仍愿生活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其次，培训多样性表现在培训生产者的多样性，培训生产者会根据培训消费者不同社会需求不同提供多样化的培训产品。从培训提供者分析，目前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部门，有教育部制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农业部提供的“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署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从培训活动的实施载体来看，有教育部门机构，包括：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专和农村化技术培训学校等。此外，还有隶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心、成人教育中心校、计算机培训中心、美容美发学学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农广校、农机校等。从参与培训的机构的性质分，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学校。多样性的培训可以提供与之最匹配的培训类型，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对于想接受培训的人员，政府应该营造这样一个环境，不能因为客观条件而剥夺他们继续学习的机会。

再次是培训环境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环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培训为中心，综合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第二层次是以单个培训机构或组织为中心的整个培训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第三层次是以单个培训者、外部自然、社会及精神文化氛围构成的外部环境。这三种层次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此外，还有不属于任何一层次，涉及培训的虚拟网络环境，比如获取培训资料的互联网络。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不局限于培训对象、培训类型和培训环境，还涉及深入培训系统内部的各个方面，例如，培训教师的身份和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培训内容的多样性，培训地点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多样性发展可以满足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而且可以保持培训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可以保证食物链的供应，脆弱的生态系统往往经不起外界环境的巨大变化。

（二）培训系统动态性

培训系统的动态性是系统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决定的。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最优状态是各部分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不是静止的平衡，也不是持久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化的，表现为系统一直在平衡和失衡之间不停的波动。在从一种状态的平衡到一个下一个平衡，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出现失衡现象，但都处于合理的、可控的范围内，其动力机制是矛盾的出现和冲突的化解。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是一种常态，动态性也推动了系统的进化。

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可以分为两种：被动变化和主动变化。培训系统自身无时无刻不与外界环境进行者信息、能量的交换，外界环境也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信息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培训系统本身必须对这种变化做出回应，这种有外界因素变化而引起的变动，称为“被动变化”。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教育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到培训的经费投入。更多的情况是培训系统自身意识到目前自身的状况已经不能较好的适应后续发展的需要或是已经开始阻碍发展，必须根据现状，适时变革，主动的适应环境，发挥其主动作用，称为“主动变化”。例如，对培训经费的使用，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可能会出现不足局面，甚至导致培训活动停止，这是培训的决策者就会意识到现在的做法难以为继，必须果断改革。简而言之，引起被动变化的多是外因，主动变化的多是内因。

引起系统动态性变化的因素有多种，其一是经济社会的周期性发展规律会影响培训学员的数量变化。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情况下，企业、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就较大，甚至会出现“技工荒”局面。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稍微有点技术的劳动力也会充分就业，不愿放下工作，接受培训，他们认为这样不太划算，机会成本太高，导致培训的生源不足。其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也要求培训内容做出改变。培训的本质就是将农村劳动力从剩余的一次产业转移到二三次产业，产业变化也会对培训内容的更新起到导向作用。为了匹配产业需要，防止培训的学员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脱节，转移培训必须立足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开放性的姿态迎接这种变化，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

（三）培训系统开放性

系统之所以是系统，因其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是相对的。开放性是生态系统赖以实现生态平衡的一个基本特性，生态系统要想维持内外平衡，就必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2]。开放性系统可以无障碍地与其他系统进行信息和能力的交换，弥补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正如学习一样，“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开放性系统还可以拓展信息来源渠道，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克服“孤证不立”。此外，开放性可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来说，好比建立了一个平台，不断吸引更多的个体或群体加入这个组织，从而组建更加多样化的生态链和生态网，形成一个多层次高效率的物质、能量共同网络。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的系统，可以不需要自身增加投资成本的和风险的前提下，提升系统的可承载能力。琳达・桑福德在《开放性成长》也提出开放性可以使价值链得到不断强化，最终打造一个稳定的商业生态系统。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这个理论同样适用。

培训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训学员的来源及去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员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等级偏低，来自于社会经济生产的各行各业。接受培训后的去向也是服务社会各行各业。这就要求劳动力转移培训要从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二是培训类型的开放性，培训是一个多种教育交叉的领域，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之间相互衔接，不是割裂的，相互孤立的。对于接受过普通教育的生源，他们没有机会升入高层次的机构学习或者是不想继续在学校，面临走向社会的选择，培训恰是一个可以提高他们技能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对于高级技术员，培训系统中的机构不能再提供他们需要的知识，培训也难以再发挥其功能，这个时候，高等教育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培训系统也必须依赖其开放性获取全社会的支持，从而避免“经费危机”和“质量危机”等。长远看，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暂时解决了他们的工作问题，但培训的层次定位与学员的期望存在着矛盾，培训系统的开放性是完全有必要的。培训不仅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延伸，也是继续教育的中转站。

三是培训环境的开放性，培训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无论何种等级的培训，都需要外界环境给予支持，脱离这些环境，培训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可言。培训系统要保持自身平衡，也要寻求外部环境的支持，培训仅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对技能的需求，他们的就业出口仍然需要就业部门和雇主组织的通力协作。开放性还体现在培训需要依靠舆论的力量宣传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正面作用。系统长久发展也要求必须站在培训系统之外审视培训系统本身，以更宽阔的视野处理培训内部的变化，以达到最优化状态。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解读

（一）培训生态位

生态位源自拉丁文“nidus”，原意为“巢”、“龛”，一般指群落中种群或物种个体占据的一定空间和具有的功能[3]。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教育和培训机构都占据一定的位置，拥有各自的生态位，并与其他部分共同组成生态位体系。这种情况下，同等层次、同样项目的培训就可能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培训生产者共同利用同一个生态位，造成生态位重叠现象。生态位重叠看似是对资源利用空间或关系上的重合，其实质是本身所发挥功能的重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位重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培训系统外部，培训活动与社会其他部门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生态位相同；二是在培训内部，不同类型同一层次或同一类型不同层次间培训子系统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在培训实践中，根据生态位重叠程度的高低，还可以分为：完全重叠和部分重叠。完全重叠是指培训的参与因子生态位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二者或多者之间必然会出现激烈的竞争。部分重叠是培训参与因子生态度有重叠，但没有达到完全相同的程度。这种情况，虽然存在者竞争，但不足影响系统的平衡，而且适当的竞争有利于系统发展。通常情况下，同一生态位上出现的参与者越丰富，说明其存在可替代因素，这样系统的稳定性也就越高。

有学者认为占据同一生态位的因子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共生的关系，笔者认为他们之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竞争的分析视角是指在教育资源有限、教育主体生态位重叠的条件下，按照教育主体为谋求发展而开展竞相争斗、相互排斥的关系之预设去认识、整理和看待教育活动和现象[4]。合作与竞争恰恰相悖，是指培训生产者在满足培训消费者对培训的需求时，各种培训的生产者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势，共同提供服务。在笔者看来，同一生态位因子的竞争侧重满足对质量的要求，而合作的基础仅是满足数量层面。大部分情况下，各生产者内部的结构、功能、定位都各不相同，所提供的质量也有区别。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任何一个培训生产者的概率是相同的，因为这种选择也是随机的，依据个人偏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培训消费者对生产者有这新的认识，曾经的印象也有所改变，信息也会不断扩散，致使人们会越来越理性的选择培训生产者，培训生产者原本整齐划一的形象，现在开始变得丰富多次，这时合作的关系就会转变成竞争关系，各个培训生产者的所占的份额也将不断变化，出现强弱分化。强者会愈强，弱者就会淘汰，久而久之，就会完成一个演替的过程，即消失的个体所占的份额会被其他个体吞食，或者出现新的个体来代替。

在培训系统内部，如何避免出现生态位完全重叠或重叠程度加大的局面，这就要求在制定培训方案之初就加以考虑。正如我们所了解，当培训因子在同一生态位重叠过大时，将导致恶性竞争，日积月累就会内耗掉大量精力和发展的能力，不仅不利于系统的稳定与发展，还会降低培训的实效性。消除这种影响的方法有：一是对培训因子功能的泛化或是特化，重新进行目标定位。如果该因子的生态位宽泛，则适合泛化处理，生态位狭窄，适合特化处理。二是错位发展，错位发展就是利用比较优势，在发展目标和发挥的功能方面，主动避开重复建和和产品趋同，定位差异化，利用自身优势去发展特色专业。通过这两种措施可以适度调节各因子生态位。

（二）培训生态链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结构图上可以清晰看到培训生态链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接受各级各类培训，发展为初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和高级技术员。在数量关系上，受培训劳动力转变为初级技术员的数量会有所减少，由初级技术人员发展到中级技术人员数量上也会有所减少，中级技术员发展到高级技术员数量同样也会减少，总体呈金字塔结构。在这一点，培训生态链同自然界中食物链相仿。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信息流和能量流的散失，初级技术人员不可能同样的全部升级为中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也不可能全部转变为高级技术员。但又有不同食物链的地方，食物链中能量只能从第一营养级流向第二营养级，再依次流向后面各个营养级，既不能逆向流动，也不能循环流动，究其原因在于生物之间的捕食关系是一定的，能量只能由被捕食者流向捕食者而不能逆流。在技能职称的升级过程中，这种发展方向是可逆的，培训的消费者可以发生角色的转变和更新，在低一级的消费者身上所“富集”或是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别时，有能力通过技能等级测试，便满足转化条件，逐步最后达到金字塔的顶部。对个体受训者而言，自身以获取的知识在较长时间内，没有运用和更新的状态下，会面临遗忘和衰减的风险，当再次测评时，如若达不到技术等级要求的标准，为了维护技能资格证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受训者则面临降级。因此，受训者需要不断强化学习过程。

培训生态链的信息流和能力的富集累积，并不是遵循林德曼提出的10%的数量级，而是同受训者劳动力的能力、学习动机和教育特点有关。经验上讲，同等努力程度，人力投资的力度越大，转变的速度就相对越快。教授同样的内容，受训者自身的能力越强，其接受的速度也就越快。学习动机越强，对知识的渴求也促进其对知识的获取。同样还有诸多影响知识累积的速度。这种天然的生态链关系发挥着教育筛选的功能，造成培训人员数量呈金字塔排列。这并不是带有轻视的口吻来叙述，培训的功能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但培训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接受培训的学员必须走向市场才能发挥其作用。产业结构需求数以万计的一线操作员，数以千计的中层技术人员以及相当数量的高级技能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恰好与筛选的结果相吻合。

（三）培训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指一定条件下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和生物生存所能持续提供的最大生态服务能力，特别是资源与环境的最大供容能力。生态承载力包括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支持部分；第二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内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压力部分。培训系统的生态承载力具有客观性、可变性和多层次性。客观性是培训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承载力，不是主观臆想的。可变性是指培训系统的承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对稳定的动态性的调节，系统自身会根据参与培训的主客体变化做出相应的自我调节，并对外界条件变化给与信息反馈。多层次性是系统本身的多样性和多维度决定的，即对于初级技术培训、中级技术培训和高级技术培训，各种层次的培训所表现出的承载力也是不同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承载力就是现有的培训资源和培训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培训量。在未达到这一极限值，培训系统可以自行良好运作，一旦超过这一阈值，系统自身的修复功能将受到破坏，也意味着现有的平衡状态已经打破，如果继续增加对培训系统的压力，则系统可能会完全崩溃。

另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生态承载力的因素有：一是制度环境和自身结构。制度环境即坚持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需求相统一，坚持多元化的办学体制，相关利益主体权益与责任统一。库姆斯认为：必须在任何想通过发展教育来改革社会的努力之前进行，或至少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改革[5]。制度环境是影响高等教育行为决策、资源配置与办学效益的最重要的环境变量，对高等教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手段[6]。教育目的性通常不是由教育本身孕育的，而是受外界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外生性的培训价值取向也影响到培训的资源承载力。我国教育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导致教育资源的“非生态”分布，理应得到较多的资源投入的却没有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应该摒弃长久的“二元结构”格局，系统的成员对资源的获取机会均等。生态学的理论提示我们，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不同，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均等，不能仅依靠系统内部力量，还要从系统所处的环境着手。

（四）培训生态平衡

我国很早就“天人合一”的理念，其实质就是强调平衡，生态平衡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也是自身发展的前提。培训系统内的各个因子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毫无规律可言的聚集在一起，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则意味每一个要素的波动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生态平衡过程就是如何调整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过程。规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所参与培训的人员的数量。（超过承载力）是输入的问题，质量和效应部分是输出的问题。结构是失衡的问题。

秦小云、贺祖斌认为造成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系统本身与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输入输出失调，二是系统的自身结构与功能的失衡[7]，这两只解释同时适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劳动力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包括培训生源、培训师资和培训资金设备等，输出即经培训后达到标准的合格的劳动力以及他们提供的社会服务。目前，供给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供给的数量与需求的数量、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主要因为培训更多的应该体现一个很自然发展规律，是农村劳动力真的觉得需要培训了，便会产生需求。在我国，这种趋势更多是受到“人为”的施加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或是政府的行政性的目的，出现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培训自我意识薄弱。比如，国家机构常常设定一个人为的、认为合理的比例，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至于其中的合不合理，很难有个明确的解释。

环境因素、生物种类、生物信息系统破坏（培训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具有整体综合效应的生态系统，本文重点从宏观分析）……培训的目的是合理有效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换句话说，就是为社会提供教育产品。通过这种形式完成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实现生态链的畅通。

培训生态平衡需多方面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伴随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应该具有阶段的可持续性。生态学强调持续进化。其中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保持系统的持续发展，二是保持系统的不断优化。

培训系统平衡实质是克服生态危机。因为作为个体存在的职业院校是构成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基础，如果其脱离了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其就不再具有系统的特性和功能，而各院校之间相互联系、协同发展，就能促进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性质及其功能的发挥，其自身也就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8]。

剔除直接的培训的生产者，同样有许多群体对培训的生产者起扶持作用，他们提供师资等，某些部分可以对培训的直接生产者替代作用，他们对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起辅助作用。

培训的生态平衡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同生态平衡相似，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之中。它包括结构上的平衡、功能上的平衡以及输入与输出物质上的平衡”[9]。（结构：区域分布、专业设置、学校比例）、输入与输出不平衡不是培养数量的不平衡，二是培养结构的不平衡，培训的学院的能力结构与产业需求存在着差异。

培训作为满足农村劳动力文化日益增长的文化的需要的重要方式，应该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生存空间不应受到积压。就是要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同一与差异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四、结语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分析实质是讨论培训的应然与实然的问题，具体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实然”揭示了客观事实，是一个客体性概念；“应然”表明了主体的价值取向，是一个主体性概念。主体的价值取向自然要符合主体的利益与需求，同时又须遵循客观事物的特点和规律。缺乏事实根据的价值取向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10]。应然与实然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本文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目的在于给培训的政策制定者、承担者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培训，通过深入发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使各个群体能够正确、客观地认识培训以及培训内部各个要素的内在关系和深刻的生态规律，树立有助于培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有利于提出科学合理的管理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的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可持续发展，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

参考文献：

[1]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J].教育研究，2007（07）：5-6.

[2]张忠迪.高等教育资源浪费的生态学分析[J].江西教育科研，2006（9）:43.

[3]傅桦，吴雁华，曲利娟.生态学原来与应用[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15-16.

[4]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J].教育研究，2007（07）：7.

[5]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M].赵宝恒，李环，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社，1990：235.

[6]贺祖斌.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5（02）：16.

[7]秦小云，贺祖斌.论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1）：17.

[8]程太生.教育生态理论下我国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J].职教论坛，2011（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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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4-077-05

一、东北乡村劳动力资源状况及就业结构分析

1.东北乡村劳动力资源基本状况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食主产区，201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1.3％、47.5％、46.9％，三省合计为44，8％，低于全国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50.1％的比例。

从乡村人口的学历状况来看，东北乡村劳动力的学历层次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全国乡村人口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比例为69.8％，而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这一比例分别为80.8％、69.6％、75，8％，三省平均的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到了乡村人口比例的75.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而同期江苏、浙江、山东经济发达地区的比例分别为75％、66.9％和79.1％，可以看出东北乡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较高，这使向城镇转移的乡村劳动力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能够增加在城镇择业的竞争力。

2.东北乡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

截止2010年底，东北乡村农业人数达2747.6万人，其中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为1885.2万人，占乡村从业总人数的68.6％，远远高于全国59.5％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从事农业生产仍为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民就业的最主要途径。农业生产、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成为乡村劳动力从事的主要行业，其就业比例分别为68.6％、6.8％、6.2％、3.0％、3.9％、2.2％，占到了乡村从业总人数的90.7％。

二、东北乡村剩余劳动力及隐性失业状况分析

1.东北乡村剩余劳动力状况

以经济学家刘易斯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结构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乡村存在着无限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并认为他们的转移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因为，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接近于零。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乡村剩余劳动力是存在的。具体到我国，巨大的人口增量、制度创新的滞后、乡村技术进步缓慢、土地等资源束缚以及教育落后等因素，是造成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主要原因。

截止2009年，东北乡村人口总数为4823万人，其中有效劳动力资源数为3069.7万人，有效劳动力资源占东北总乡村人口数的63.6％，劳动力资源中实现就业人数2747.6万人，从业比率为89.51％，剩余劳动力资源322.1万人，剩余劳动力比率为10.49％，略低于全国11.13％的剩余劳动力比率(详见表1)。

2.东北乡村的隐性失业状况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虽然乡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全国水平，但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高达68.6％，其中黑龙江省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的比例为73.4％，高于全国59.5％的水平。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再加上东北气候寒冷导致的季节性生产，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当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

2000年农业部课题组运用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测算出中国现阶段农业部门需要的合理劳动力数量应为1.96亿人。2000年乡村劳动人口为39222万人，现阶段乡村剩余劳动力高达2亿人左右。杨韵新(2002)根据劳动一耕地比例法估算出到2000年我国农业部门隐性失业的数量为1.41亿人。

根据杨韵新计算的全国乡村的隐性失业系数K，利用东三省的对应数据估算，东北农业部门的隐性失业人数为306.9万人，占东北农业从业人数的11.2％，占全国乡村隐性失业人数的2.81％(详见表2)。

三、东北乡村劳动力转移对城镇就业的影响分析

1.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状况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东北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也在加快。据初步估算，在不考虑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省际外迁因素的前提下，2006年到2010年，东北三省农转非的人数为203.25万人，而同期非农人口自然增长人数累计为121.68万人，因农转非导致的非农人口增加人数为非农人口自然增长的1.7倍，农转非人口对于城镇人口增加比率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贡献(详见表3)。

2.城市单位使用乡村劳动力状况分析

在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趋势加快的同时，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另一条主要途径一进城就业的人数和比率也在逐年增加。截止2009年底，东三省城镇单位使用的乡村劳动力人数已达58.71万人，占就业人数的4.7％。从2005年到2009年城镇单位使用乡村劳动力人数增长的趋势来看，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于就业人口的数量，乡村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其中辽宁作为东三省中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使用乡村劳动力比重最大，2009年城镇单位使用乡村劳动力人数占就业人数比例达到8.6％(详见表4)。

从城镇单位使用乡村力的行业分布来看，乡村劳动力进入比较集中的行业均为技能要求相对低的体力型行业，使用乡村劳动力比例最大的五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吸取了大部分的乡村劳动力，辽、吉、黑三省制造业和建筑业使用乡村劳动力占城镇单位使用乡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之和分别为：52.9％、57.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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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经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历程

1、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1949-195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招收了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业共新增职工1900万人，相当于原有职工的两倍，其中从农村招收约1000万人。城市人口的激增导致就业、粮食供应、住宅、交通等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超出了当时城市的承载能力。于是政府只有用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农民进城。60年代初期中国城镇人口和劳动力呈现出负增长的态势。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应该是1978年召开后，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是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民工潮”现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常年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约5000-6000万人，仅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就有2400万人。1988年下半年，国家开始治理通货膨胀，在其后的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国民经济过快增长的势头被遏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趋缓。

2、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范围和规模迅速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间。详见表1:

资料来源:蔡:《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期。

3、2004年至今。2004年大规模发生了“民工荒”现象。2004年中央开始实行对于农村的“两减免、三补贴”(即减免农业税和除烟叶税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实行种粮直接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和良种补贴)政策后，农民务农积极性提高，民工短缺问题逐渐加重。在2005年春节后，出现了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返乡过年后大部分没有再回来的现象。“民工荒”从深圳、东莞等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逐渐向全国蔓延。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分析――托达罗模型

不论是“民工潮”现象还是“民工荒”现象，都表明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种短期的、暂时性的流动。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状况是：农村进城务工最终回流农村的“两栖”模式。因此，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只能称得上流动，并不是永久性的转移。这样的流动并不能从本质上消除我国现阶段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能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真正的转移。如何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真正的转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针对20世纪60-70年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现象提出的人口流动模型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如下：

M=f(d) (f’>0)①

d=p・w-r②

①式中，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即随着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规模扩大。②式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为农村实际收入，P为就业概率。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如下。

1、农民是否迁入城市基于其对城乡收入差别的预期。当预期的城市工资收入超过农村的收入水平时，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转移。当城市因失业率上升，造成收入下降、城市预期收入与农村收入水平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就会停止向城市转移。当城市预期收入低于农村预期收入时，城市劳动力就会向农村转移。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二是城市就业概率。城市就业概率决定于城市失业率的高低和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多少。

2、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与城市的失业率成反向变化。城市失业率高，则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较小，反之则大。

3、劳动力迁移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就业机会增长速度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托达罗模型表明:仅仅依靠向城市转移的方法会导致城市失业率增加，应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和规模，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扩大农村的就业机会。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1)不能单纯依靠工业扩张解决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失业问题，而应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工业部门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资本投入不断增加，加之科学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使得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高，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2)注重农村自身建设，提高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这就要求政府立足长远，制定综合性的农村发展规划，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对农业以及教育和卫生设施投入，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压力，这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重要出路。

根据托达罗模型的分析，城市一味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会使城市负担过重，从而引起城市出现一系列负面问题，而且面对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城市的容量更是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该注重就地转移，加快新农村建设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消化才是正确的路径。

三、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概述及经验借鉴

要真正实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除了参考托达罗模型的理论依据外，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也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几十年来，日本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1955年为40.2%,1975年为13.9%,1997年为5.2%。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移，政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制定有关政策，提供财力支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在10年期间通过剥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43万人，以弥补第二、三产业的用工不足。1961年，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计划在10年内要将农村中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方面，同时由国家补贴利息，向农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促使农业现代化。

2、重视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日本政府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素质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在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及了高中教育，1976年，初中毕业生上高中的升学率达到92.6%。日本政府还推行了“高中多样化政策”，加强对高中学生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阶段除设普通课程外，还设有工、农、商、水产和卫生等职业课程。政府还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为农村谋职者提供各种学习机会，使其适应工作环境并获得劳动技能。

3、制定乡村合并战略，促进农村劳动力内部转移。1950年，日本城市人口比率为37.5%，城市化水平还较低。日本政府实行大城市发展战略，形成东京、名古屋等几个“大都市圈”，即以大城市为中心，周围发展卫星城，不断向外扩展。并采用合并村镇，建立新城的方法，促进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实现城乡一体化。

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

托达罗模型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给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启示是：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该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以就地转移为主要方式的转移路径。

1、要实现就地转移的转移路径必须要求政府来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来保证转移的顺利进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制定合理政策，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指明方向。政府的主导作用首先应体现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确定合理路径。现阶段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就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指明了方向。

第二，加大资金投入，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资金支持。农村劳动力的是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实际可行的规划，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地向不同的产业流动；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一定的资金，把重点放在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养老、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上，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最基础的条件；并且可以通过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对非农业就业机会的适应能力。

2、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合理转移。我国现阶段城市我国每年约有14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失业率也居高不下的现阶段，城市一味的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除了会给城市自身的就业增加巨大的压力之外，也会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预期收益、增加生活成本，现阶段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主要就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减少，而生活成本却在不断升高造成的。所以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就要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出发，立足于城镇化建设，通过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带动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部消化。

3、要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也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从而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相互促进，同步发展。这样在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真正转移。

【参考文献】

[1] 赵涤非:《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历史阶段和制约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2005年第6期。

[2] 高立金:《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J]，《农业技术经济》1997年第5期。

[3] 《实施农村城镇化战略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课题组《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及化解措施》[J]，《环渤海经济》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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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5-0040-02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农村劳动力能否合理有序地转移，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也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河北省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规模较大。因此，研究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

1. 转移以较高素质劳动力为主。据统计，河北省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从文化程度上来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约占22%，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约占78%。由此可见，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整体劳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有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高低与其转移方式、转移的成败、转移的社会影响等关系极大。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高低，专业技术的强弱，决定了他们在转移就业中对产业、区域空间的选择。农村中高素质的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也说明了市场对素质较高或有一定专长的人才的迫切需要。

2. 转移以青壮年男性为主。 与农村劳动力总体进行比较，河北省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构成具有明显的青壮年特征，主要集中在18～35岁。该部分人群占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65.41%，其中男性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超过70%。青壮年男性因其具有较高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对新事物、新环境的较强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

3. 转移区域以京津及东南沿海地区为代表的跨省输出为主。近年来，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趋势日渐增强， 区域转移劳动力人数不断增加。 从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输入地情况看， 河北省各市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异地就业为主，其中，在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以跨省劳务输出为主。河北省跨省劳务输出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区，由于环绕京津地区这一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向京津等周边省市地区转移就业最为突出。另外，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而且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这一地区也是河北省农村劳动力流向的又一主要区域。

二、影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关系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分析影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比较各因素的不同影响力就具有重大意义。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指标， 以保证分析结论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另外，所选评价指标应能揭示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同时能够进行指标量化。因此，本着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本文选择人均耕地面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率、第二产业贡献率、第三产业贡献率等8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考察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

（二）模型分析

1. 模型的构建

在模型分析上，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在回归分析中，自变量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8个主要指标，因变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2001-2010）中2000～2009年各指标数据。下面采用将因变量和自变量各自取对数的线性变换方式，进行回归拟合分析。

令y'=Lny，x1'=Lnx1，x2'=Lnx2，……，xP'=LnxP

回归方程为：

y'=β0+β1x1'+β2x2'+……+βpxP'+ε

其中，y为因变量，x1，x2，…xP为自变量；β0，β1，β2，……βP为P+1个未知参数，β0称为回归常数，β1，β2，……βp称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

在回归分析中，本文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即寻找β0，β1，β2，……βp各未知参数的估计值，使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离差平方和达到最小。

2. 变量功能描述

本文选择人均耕地面积（x1）、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4）、人口自然增长率（x5）、城镇化率（x6）、第二产业贡献率（x7）、第三产业贡献率（x8）等8个指标作为自变量，来分别描述土地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劳动力文化素质对转移率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劳动力支付转移成本的能力、人口增长对劳动力的排斥程度、城镇化水平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综合比较各变量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

3. 模型分析

我们采用SPSS13.0进行最小二乘回归估计，运用向后筛选方法，得出以下回归结果。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影响因素模型

依据回归模型，回归方程表述为：

Lny=-4.521-1.451Lnxl+1.520Lnx2-0.033Lnx3+0.314Lnx4+0.160Lnx5+0.080Lnx6+0.564Lnx7+0.305Lnx8

（2）回归系数的检验

由表1可知，样本决定系数为修正后的R2=0.966，由此可以说明回归方程高度显著。

（3）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根据表2可以看出，F=38.426，P值=0。这既说明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又充分说明自变量整体上对因变量高度显著。

（4）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根据分析结果可知，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各变量对因变量具有高度显著相关关系。

由此可知，该回归模型成功通过各项统计检验，且自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因变量，利用该模型探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具有科学合理性。

三、回归结果分析与结论

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各自变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具有以下相关关系：

1. 人均耕地面积的回归系数小于零，表明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负相关关系，并且人均耕地面积每减少一个单位，劳动力转移率将增加1.451个单位。因此，人均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人多地少矛盾的日益突出，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被迫转移。近年来，随着河北省土地流转规模的增加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骤减，大量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因此，如何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是土地流转背景下河北省下一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2.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1.520，说明大力开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水平可以促进其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将在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寻找新的就业岗位，非农产业将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这就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目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技能差，大多数农民只掌握了粗放型、浅层次的劳动技能，对技术要求高的二、三产业经营难以适应，这不仅制约了其转移数量，而且制约着其转移层次，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加剧了低层次就业领域的竞争，使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面临重重障碍。因此，为了使农村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重视九年义务教育，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推广适用技术教育，实施素质就业；其次，各级政府要投入专项资金，积极开展引导性培训，集中力量搞好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

3.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回归系数为-0.033，说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负相关关系。农业生产条件得以改善，农民收益得以增加，故而减少了其向城市的转移。

4. 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正相关关系，P值为0.042，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需要支付一定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主要是农民进入城市后“获取就业机会”、“提高生活质量”、“把握投资机遇”等城市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而付出的成本， 主要包括用于进城的路费和路途其他开支，寻找工作过程中的开支、支付务工培训等的转移成本和房租、饮食、日用品、医疗等生活成本。以上各项开支均要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作为保障，因此，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不仅能够增强农村劳动力支付经济成本的能力，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提高其转移的稳定性，而且它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和意义所在。

5.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0.160，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正相关关系。 这反映出随着河北省人口的不断增长，剩余劳动力的被排斥程度不断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压力也不断增大。

6. 农村城镇化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率正相关，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河北省城镇化水平较全国偏低。河北省人口城镇化水平低，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弱，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与规模。因此，要努力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实施农村城镇化战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7. 第二产业贡献率的回归系数为0.564，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正相关， 表明加快第二产业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第二产业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现代加工制造业，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要努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升制造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 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企业增资扩产、技改挖潜等手段，改造提升纺织服装、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条件，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现代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大力培育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精细化工、家电制造等产业，提升其规模和水平，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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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原因；制约；对策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在农村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并不会减少农业的总产量的那部分的劳动力。由于，这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水平，增加农民的收入。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

根据专家估算，其中有1.5亿是剩余劳动力，我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历史因素

我国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也明显滞后于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然而到2011年，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工业化中后期应该具有的均值（60%）。

（二）自然因素

我国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农业生产受到限制，例如黄土高原地带。在全球范围看，我国耕地人均面积偏低，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儿。加拿大人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18倍，印度是我国的20倍。目前我国已经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以下。

（三）农业现代化

自从建国后，我国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农业，可是由于众多原因，农业现代化迟迟未能实现。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有了充裕的资金，进行农业现代化投资，同时加大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使我国农业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率有了较快增长。可是，由于农业的技术化和机械化，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中，只需要部分劳动力就可以顺利实现农业的生产，从而使得部分农村劳动力需要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形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一）制度约束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户籍制度将居民限制在户籍所在地，户口不能随着劳动者工作的地点改变而改变，户籍制度的弊端严重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自由迁移。虽然从80年代末，我国开始改革户籍制度，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民与城市居民在地位、身份、就业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同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上学也造成了许多困难。大部分农民工将子女留在农村，由祖父母或者亲戚代为照管，形成了我国5800万留守儿童。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转为城市户口，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不能长期就业，当干到一定时间后，他们就只能回流到农村。

（二）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技能培训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青年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在农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4%，初中文化程度占61.1%，高中文化程度占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年轻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93.8%，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最高，是最具潜力的农民工群体。在技能培训方面，我国农民工群体中主体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其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10.5%，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6.2%，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8.8%。农民自身文化水平低，接受教育不足，将会限制个人的可行能力，使其就业替代能力和转换岗位的适应性差，也容易导致他们的后代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由于文化水平低，农民在外务工时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其中从事制造业和是建筑业占53.7%。

（三）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低

依据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二、第三产业将会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农村劳动力不断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是由于国家在建国初期，着重发展重工业，制约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限制了农村非农产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确出现了乡镇企业，但是他们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的农村中，而且大部分乡镇企业规模小、生产设备陈旧、环境污染严重。随着我国治理污染，淘汰落后产能，部分乡镇小企业被关停，部分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企业转为资本密集型企业，从而减少了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

三、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推动农村工业化，扶持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作为农村工业化中的主体部门，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进入21世纪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停滞，无法跟上信息时展的步伐，同时没有融资渠道，进行企业的升级换代。第一，各级政府在保持现有政策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进一步落实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第二，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外商到农村投资，并给予一定的支助，例如税务优惠、农村企业财政补贴、物价补贴等。

（二）改革各种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

首先，我国需要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就业方式。我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为核心的人口管理体制，户籍跟随劳动者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扩大农民在城市中就业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其次，我国要改革现行的社保和医保制度，取消对于农村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建立一套完整的农村社保和医保体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跨地区流动时，能够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服务。最后，我国还要逐步完善各种制度，保障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后，在随迁子女、生产安全和工资待遇等方面的权益，进一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完善农村教育体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

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主要是受长期以来农村教育体系不完整，教育制度不合理所致。第一，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和政策支持，巩固、发展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第二，全面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让完成义务教育的农村学生，能够有机会进入职校或技校学习相关专业技能，掌握一定的操作技能。第三，推进对农民的成人教育。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超过80%的文盲集中于农村地区，通过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根据农民的培训需求，开展农业科技知识普及、专业知识培养，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2]国务院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3]蒋勇,林柏浪.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思考[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9(8).

[4]涂云龙.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内部吸纳的思考[D].重庆:西南大学,2008:39.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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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逐步回归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4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102-02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应用，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再加上本来就存在的地少人多的矛盾，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湖南省城镇人口3218.16万人，乡村人口3917.44万人。湖南省农村从业人员3168.8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为1793.64万人，而人均耕地面积是3.18亩。车昭益（2007）认为湖南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剩，而土地吸纳能力有限，转移就业及培训任务艰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虽然每年有许多农村劳动力选择转移就业，但是仍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如何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城乡关系，确保农民增收的关键举措。

湖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理论方面进行探讨。如佘济云、邓隆叶（2009）运用层次分析法定量分析出影响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首要因素是户籍制度，其次是自然环境状况、劳动力市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素质，其中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湖南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作用是积极的，而另外三个因素起消极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杨维维（2011）结合2000-2009年的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得出农业生产条件因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次分别是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劳动力自身因素，其中前三个都是外生因素，并起到主要影响作用。谭程伟（2010）认为，湖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取决于排斥力、吸纳力、摩擦力三类作用力的支撑。本文采用不同于已有的研究方法，运用逐步后退回归分析方法，通过选取16个影响指标，分析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引导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参考。

一、指标选取

影响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人口因素等。在选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指标时，不仅要以理论作为指导，而且要结合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进行分析，这样既避免主观判断也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文献，可以从收入差距论、生产率差异论、资源要素论、经济发展论和市场制度论等理论提取影响指标。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时认为，城乡收入差异是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根本因素。生产率差异论认为在市场的配置作用下，劳动力资源就会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城市部门转移。资源要素论认为，城市和农村所拥有的资源要素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论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市场制度论认为，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良好的政策制度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讨论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用以下变量分析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湖南城镇失业率、湖南城市化率、湖南第三产业比重、全国实际人均GDP增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均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省内城乡收入差额、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非农产业产值比重、省内城乡消费水平差额、与广东城镇居民收入差额、与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差额、市场化指数。

二、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逐步回归分析，首先要建立因变量y与自变量x之间的总回归方程，再对总的方程及每一个自变量进行假设检验。当总的方程不显著时，表明该多元回归方程线性关系不成立；而当某一个自变量对y影响不显著时，应该把它剔除，重新建立不包含该因子的多元回归方程。筛选出有显著影响的因子作为自变量，并建立“最优”回归方程。通过逐步回归，从中选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显著的因子。所以我们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以1994-2011年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比率为因变量，对前面提到的16个影响变量作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由DW检验（DW=1.54）和Durbina检验可知，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由表1可以看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有：第一，城镇失业率。城镇失业率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就越少。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绝大多数是向城镇转移，如果城镇的失业率高，那势必会减少就业岗位，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其转移。第二，非农产业所占比重。非农产业通过资本积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吸收农村劳动力，从而形成“转移就业——资本积累——生产规模扩大——吸收农村劳动”的循环过程。第三，第三产业的发展。按照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一般经验，劳动力呈现梯度转移模式，即农村劳动力首先主要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然而我们国家属于后起工业化国家，劳动力转移呈现跨梯度转移模式，即劳动力一开始就分别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并且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优势逐渐扩大。第四，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由于我国的农村地少人多的特殊国情，再加上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传统，使得多数人在做少数人能做的生产活动，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剩余也是在情理之中。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下，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资源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第五，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变量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这是因为收入水平低更倾向于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而农业机械的使用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收入，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第六，省内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小于省外城镇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中西梯度水平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呈现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转移就业的趋势，地区间的城乡收入差异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城市及非农产业发展形成的拉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首要动力，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推力。城镇不断扩大的就业容量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要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到湖南农村居民收入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于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说明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原因，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吸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战略途径。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到2011年年底，湖南城市化率仅为45%。由于地少人多的矛盾，湖南农村仍有许多需要转移就业的劳动力。根据得出的结论，从城市、农村和政府三个方面提出引导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建议。从城市方面来讲，应该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为主线，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条件；对农村来讲，以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为导向，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政府来说，应该以完善政府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为低收入劳动者创造转移条件。

参考文献：

[1] 佘济云、邓隆叶.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层次分析法[J].农业经济，2009，（07）：77-79.

[2] 涂宏刚.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初探[J].经营管理者，2011，（02）：109.

[3] 李启平、吴颀、晏小敏.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26-31.

[4] 杨雅维.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经济，2011，（16）：28-30.

[5] 郭智峰.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现实思考[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5）：118-120.

[6] 兰景力.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影响分析[J].学术交流，2011，（04）：139-143.

[7] 刘良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2009，（09）：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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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婷婷（1989—），女，汉族，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产业发展与政府规制。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数千万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积累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也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农民大国，农村劳动力所需转移的规模和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受全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政策、体制的制约，所以其所呈现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也十分鲜明。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特点；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1.波动性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速度和方式因受政策和体制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呈现了较大的波动性。上世纪80年代，飞速发展的乡镇企业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而到90年代，受扩张财政政策和内需增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有了新的发展，转移的渠道实现了多元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服务于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镇化建设以及治理生态环境等行业。近年来因城市就业形势的恶化导致下岗工人不断增加，且企业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以及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较差、普遍缺乏技能，使得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市就业，更多的劳动力选择了回到农村，从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受影响。

2.兼业性明显

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有农业产业间转移、产业中地域性转移、跨地区跨产业转移等多种多样的转移形式。陆学艺（1990）把这些形式形象地总结为三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离乡不离土，离乡不进厂”、“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土”是个产业概念，指土地和农业，“乡”是个地域概念，指农村。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得以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的方式实现非农就业。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得益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模式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以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为标志。

现阶段，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多样化，转移的数量不断增加，但绝大部分的转移者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具有明显的兼业性。据有关资料表明，实现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只有13.6℅完全放弃或部分放弃承包地，其余并没有推出承包地的经营。一部分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下班之余兼顾农业生产；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农忙时务农、农闲务工或经商的季节性转移。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不愿意也不舍脱离土地，与农业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这一特点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程名望（2007）认为这一特点决定了农村劳动力难以成为城市就业大军中的“正规军”，也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村的城镇化。

3.自发的短期流动

在我国广大农村，市场信息匮乏、体制不完善，大部分农民是自发地外出打工。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大约90℅的劳动力是在外地工作的亲戚朋友的介绍下或者别人的示范下外出打工实现就业，其中并没有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参与。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基本都是家庭部分成员个人的转移行为，而不是全家的永久性转移；且大部分劳动力都不在城市长期停留，只是短期的流动性就业，主要是为了获得比农业经营更高的货币收入。因此，农村劳动力回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

1.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流畅的市场信息来支撑。对于一个成熟的城乡劳动力市场而言，流畅的信息、较低的交易成本以及良好的规则和秩序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现阶段，虽然政府在加强组织协调与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有一些中介服务组织在参与，但是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导致信息不灵，农村劳动力都是自发地、盲目地进城。同时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缺乏组织和规范，无法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提供有效的实质帮助。现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依靠社会网络关系，受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较小。

2.制度制约问题

相对于我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还比较小，而且绝大部分在非农领域实现就业的转移劳动力仍在城市中“漂泊”，像“候鸟”式地来往于农村与城市之间。脱离农业并在城镇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拥有城镇户口且在城市居住，还需要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的范围，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时，农村劳动力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转移。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部分没有完全脱离农业而迁移，因此不能算是真正的迁移。制度性制约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彻底的根本原因，其中，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约束。传统的户籍制度壁垒使农民难以获得城镇户籍，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另外，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21世纪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在制度上滞后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进程。此外，我国的法制建设比较滞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城镇中的弱势群体，拖欠工资，劳动安全缺乏保障等现象经常发生，所以他们的权益要得到法律的保护。

3.农民文化素质与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朱农（2005）在《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一书中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并不是在城镇的正规工业部门就业，而是迫不得已在城镇的非正规部门低水平、低层次地就业，做的是城市人不愿做的苦、脏、累、险的工作。他认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是主要原因。但从农村劳动力自身角度看，文化素质较低是主要的原因。长期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加上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使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水平，所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只能局限于劳动强度大的简单劳动。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城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面临转型，逐步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提高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农村劳动力在缺乏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情况下，随着就业空间的缩小和竞争力的减弱，面临着就业的困境。这种结构性失衡也是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不是缺乏劳动力的供给，而是所需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在条件上不匹配，现有的农民工不能胜任这些岗位。（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锡文.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2] 陆学艺.三农续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5.

[3] 程名望.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与障碍[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4.

[4] 徐菊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与问题分析[J].农村经济，2003，5.

篇10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制度因素；实证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确立了农村，解决了劳动者自和积极性的问题，迅速发展了农业生产。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农民成为乡镇企业工人、城市民工等非农产业农民，促进了城乡经济交流，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但近几年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城乡发展政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用工荒和剩余劳动力并存的问题，引起关注。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制度因素的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给出的制度定义可以概括为制度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中的制度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经济中的当事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以政府和农民作为经济主体。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进行制度设计，农民如何进行转移的动态博弈。当政府设计的制度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农民选择转移的成本过大，收益小于预期，农民选择不转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转移的；当政府设计的制度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则情况相反。农民选择转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不转移的。农民视政府制度的不同而动态地变化自己的策略，进行是否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选择。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其转型的实质就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在中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要求畅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发挥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

二、哈尔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制度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制度因索量化指标的选择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作用下的城市发展进程、市场化程度、要素流动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从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测定制度因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

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部门就业率指标测量(EMP)。即非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市场导向的非国有部门发展程度反映了市场发展的程度，非国有部门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主渠道，因此非国有部门就业率的高低可以反映经济成分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城市化水平用三产投资比重，即三产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的比重测量(SERI)。用三产的建设投入大致反映城市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用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劳动力占城镇新增劳动力的比重来测量(COUL)。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具有流动性，制度因素可以加强其流动性，引导其流动方向。用这一指标反映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制度因素的计量分析

选取1994年到2009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的计算用进城“农民工”人数加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的方法。即城镇从业人数减去城镇职工人数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业就业人数得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二者之和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

运用SPSS 11.0对非国有部门就业率、三产投资比重、劳动力流动程度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1为抽取因素标准，抽取一个因素，解释变异量为64.92％，KMO大于0.5，可以用因素分析法综合为一个制度影响因素指标(I)。

I=0.282xCOUL+0.970xEMP+0.963xSERI

(三)制度因素影响程度的检验

用SPSS 11.0X对制度影响因素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考虑到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时滞性，采用滞后两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与制度因素进行相关性检验。在99％的置信度下SIG=0.000，相关性为0.919，相关性显著。

通过分析可见，反映较高市场化、城市化程度的制度因素指标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力流动程度指标，可见。在劳动力流动中还存在阻碍因素，还需要设计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具体制度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促进哈尔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建议

(一)加快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依靠制度，只有进行根本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解决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以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进行更有效率的制度设计有效率的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促使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提供合理的推力；设计有效率的二、三产业发展的制度，促进城市经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从而为剩余劳动力的平稳、有序转移创造必要的拉力；设计有效率的经济要素流动制度，主要是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推动和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加速器。

(二)作为制度制定者的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保证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管理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以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和确保劳动力平稳、有序的转移为原则，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档案，提供劳动力供求的预测预报信息，增加劳动力流动的有序性，减少盲目性；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三)完善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建立和完善职业中介组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给予优惠措施，减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规范市场规则，完善用工制度，在加强正式制度对劳动力的影响的同时，发挥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发挥信息网络的服务作用，加强农村基层网络设施建设，让农村劳动力享受同样方便快捷的就业信息，最大程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就业岗位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王文博，等，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2，(3)

[2]陈传永，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青年思想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