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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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工作福利模式；专项救助模式；条件型转移支付模式；中国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8-0105-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挑战下和应对社会排斥的过程中，社会救助改革成为大趋势。许多国家的社会救助改变了以往消极的、补偿收入损失的功能，显示出积极的、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功能，并由此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本文从国际视野分析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获得启示，并探讨构建中国式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相关问题。

一、国际上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之后，对贫困的研究从结构解释转向文化解释，并由此产生了关于贫困文化、底层阶级和“社会排斥”的讨论。与此对应，许多国家的社会救助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开始显示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功能并逐步形成了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其支撑理论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形成自20世纪60年代初，其核心是强调人的知识与技能等人力资本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可以通过投资和制度建设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该理论认为，围绕人力资本进行的包括教育、卫生保健、人力资源市场的建设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投入都是生产性的，这些投入收效虽慢，但是一旦发生作用，其经济效果可以超过其他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发展有两个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它明确了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是回报率更高的投资；二是人力资本投资是多方面的，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教育是众多投资中的核心。总之，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将对能力的研究纳入了经济学研究范围，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空间，而且它与贫困的文化解释相对应，为调整扶贫政策进而缓解乃至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并产生重大影响，其核心是将社会政策看成一种社会投资行为，社会政策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有直接的作用并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西方福利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和“社会排斥”的背景下，以再分配和维持消费为取向的社会政策逐渐从传统的、“事后补救型”的保护方法向着积极的、“生产性”的、注重社会投资的方法转变，即社会政策新增了“发展”这一价值基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开始从社会投资的角度来认识社会政策的作用。传统上，社会政策常与社会支出相提并论，现在则重新认识其作用。二是将社会政策的功能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过去。社会政策的功能或目标主要是社会稳定或公平，而现在越来越多地与全球化形势下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三是更注重通过社会政策来影响劳动者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过去，理论界对社会政策的定义大多是将这一概念界定为市场以外的资源分配机制，而现在则更加注重如何通过社会政策来影响劳动者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和结果。总之，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提出，在社会政策理论发展的脉络上具有创新性贡献，并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策实践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各国的社会救助改革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国际上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实践经验

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各国形成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工作福利模式、条件型转移支付模式和专项救助模式。

（一）工作福利模式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在社会救助中引入积极的促进就业措施，即工作福利政策，主要针对有工作能力的受助者，以应对福利依赖、长期性救助等问题（见表-1）。该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改变了社会救助单是补偿收入损失的功能，社会救助更要配合提供培训和介绍工作的服务，在重视“相互责任”和“平衡权利与责任”的原则下，受助者需要在行为上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获得救助，体现出促进失业者人力资本发展、提升其自立能力的功能。

具体实施方面，这种模式通过强制快速就业、培训和财政激励等措施的不同组合来实现其功能。强制快速就业措施的目标是促使受助者尽快返回劳动力市场，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必须接受救助机构提供的工作，否则会导致救助金的减少或丧失。培训措施的目标是提高受助者的劳动技能、帮助其积累人力资本。在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培训通常从属于快速就业的目标，是短期的、补救性的，主要帮助受助者获得最基本的技能，而社会民主国家的培训通常是长期的、正规的、高质量的，可以使受助者的人力资本获得长期发展，推动其回归主流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融入社会。财政激励措施是通过设立工作补助金和收入豁免政策等，保证受助者就业后总收入高于不工作而依赖社会救助时的收入，防止“贫困陷阱”的发生。从实践效果方面看，工作福利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相关的评估研究显示这种模式在减少受助者人数、提高就业率上具有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

（二）条件型转移支付模式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拉美各国纷纷改革了原有的社会救助并相继设置了许多新型救助项目，这些项目采取条件型转移支付的方式提供现金救助（见表-2），把救助资格与就业、教育培训和医疗服务等人力资本发展政策结合在一起，以提高穷人的教育水平和改善其健康状况，并激励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期达到长期内消除贫困的目标。

拉美各国的项目在名称、目标定位方式、资金来源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具备的共同特点与经验有三个。第一，认识到了贫困的多维性与代际传递性。新出现的发展型模式认识到了贫困的多维性，所以拉美的新型救助更多体现了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崭新救助理念。此外，拉美各国还认识到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性，为了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各同的救助都非常关注对贫困家庭儿童的投资。第二，附带条件的救助金是这种模式的核心要素。在这种模式下，救助金的发放均带有一定条件，而这些条件的设定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比如，墨西哥的机会计划规定，家庭主妇领取救助金必须以保证其子女接受教育为条件，此外，还必须参加各类健康教育的学习班并保证其子女能定期接受体检。从实践效果看，相关评估显示，虽然这种模式在为贫困家庭提供保护方面的影Ⅱ向和作用较有限，但在促进人力资本发展方面的功效较显著，贫困家庭中儿童的入学率、健康状况、营养程度均有较大程度的改善。第三，采用多种目标定位方式以瞄准最贫困的家庭。发展型模式的社会救助力图改变过去定位不准的情况，采用多种目标定位方式，除传统家计调查外。还有地域定位、类别定位、家庭排序、社区公示等以提高瞄准率。

（三）专项救助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大规模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东南亚许多国家开始改革之前临时性的、应急性的丰十会救济，推出了一些新的救助项目。其主要通过提供实物或服务的非现金救助来帮助受助者提升劳动能力、改善生活条件（见表-3）。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采用专项救助的模式来实施救助，这种模式虽然不直接提供现金，但可以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最终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

工作福利和条件型转移支付模式主要提供现金救助，而采取专项救助模式的国家现金救助较少，专项救助项目较为齐全且覆盖面高。例如，医疗救助在泰国、菲律宾等均是非常重要的救助项目。采取的方式一般是直接向救助对象免费发放医疗保险卡，让他们同自己缴纳保费的参保人一样享受相应的医疗服务。教育救助主要通过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免除书本费、补助住宿费等方式帮助其完成学业，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均实施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救助。就业援助在印尼、菲律宾等国较普遍，它包括建设劳动力市场项目，还包括政府部门推出的一些面向贫困人口的劳动密集型项目，以及直接资助贫困、落后地区展开公共工程项目或小额信贷项目等，旨在帮助贫困者提高工作技能，实现就业。总之，这种模式把社会救助的重点放在专项救助上，有助于受助者提升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走向脱贫致富。从实践效果看，专项救助模式在保护型的功能上有些不足，但是这种模式却具有发展型的特征，且救助的覆盖面较广。

三、国际视野下的启示：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

国际上发展型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为社会救助注入“发展”的理念并建设发展型社会救助是大势所趋。对中国而言，其他国家的实践与做法不能直接照搬，应该在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下立足本土认真探索，发现改革决策的基点及制度优势，从而逐步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

（一）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原因

1.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是提高我国贫困群体抗风险能力并在国际上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我国劳动力素质总体不高的事实说明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素质不高的廉价劳动力一般生活在贫困中或处于贫困的边缘，这会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就业。另外，人力资本的损失是导致贫困固化的根本原因，它最终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是贫困问题出现后的事后补救，并不能切断贫困产生的链条，也不能增加贫困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不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以终止“贫困一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这一恶性循环，可以帮助我同的贫困群体提升抗风险能力并增强我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2.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是应对国内贫困形势和社会救助制度环境变化的有力手段。20世纪90年代，贫困更多表现为因转型期的大规模下岗、失业问题而致的收入匮乏，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社会救助的功能定位在提供收入补偿以维持生存，这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随着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贫困形势和社会救助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贫困已不再仅是收入贫困，而是更多表现为因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而受到市场与社会的排斥，这种环境下，社会救助仅靠提供收入补偿是难以有效应对贫困问题的。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在满足贫困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体现促进发展的功能，在克服少收入贫困的同时消除能力贫困，进而能有力地应对国内贫困形势和社会救助制度环境的变化。

3.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是解决社会救助主要问题并实现制度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的社会救助存在救助水平低和福利依赖并存的主要问题。从国际经验看。救助水平高会导致福利依赖，这也是发达国家改革社会救助并实施工作福利模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的主要原因。但我国的福利依赖显然不是因救助水平高引起的，而是因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衔接问题引起的，如缺少就业激励措施，把享受低保作为享受其他专项救助的条件而造成福利叠加效应等。在福利依赖显现的状态下，如果社会救助进一步扩面很可能走人不可持续的怪圈，最终导致社会救助不可持续。基于目前受助者主体是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的情况，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可以保障受助者的基本生活并提高其素质与技能，有利于制度的动态管理并减少福利依赖，最终实现制度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路

构建中国式的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首先要明确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功能；其次要确定和选择我国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模式；此外，还要在借鉴国际和立足本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与优化制度安排相关的改革建议。

1.培育“发展”的价值理念，拓展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功能。社会救助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价值理念会影响乃至决定社会救助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实践。国外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说明，在社会救助中注入“发展”的理念可以有效拓展制度的基本功能，使其在保障受助者基本生活的同时发挥促进人力资本发展和反“社会排斥”的功能。目前，中国社会救助制度背后暗含的是一种带有一定消极性的事后补偿的价值理念，在其指导下，社会救助的基本功能只能是提供托底保障。无论从现实国情还是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救助的价值理念不能仍选择事后补偿与缺陷修补，而是要具备积极应对、预防贫困的特点。为此，需要从人力资本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中汲取有益内容，培育并加强我国社会救助的“发展”理念，进而拓展社会救助的基本功能，除了让其发挥生计保障的功能外，还要发挥其促进人力资本发展、帮助贫困者融入社会的基本功能。

2.明确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模式，选择包含工作福利、专项救助和条件型转移支付因素在内的混合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型模式的选取是与国家的社会救助政策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密切相关的。欧美国家之所以选择工作福利模式，是因为这些国家社会救助政策基础好，普遍型的现金救助项目普及且在救助体系中占核心地位，由于现金救助水平较高产生了福利依赖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就业激励手段使长期受助者重返劳动力市场。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选择条件型转移支付和专项救助模式，一方面是由于通过这两种模式实施救助所需的现金总额较低，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另一方面是因为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在采取这两种模式前，社会救助政策基础差，一般只有零散的、临时的救济措施，可以顺利地通过引入新的社会救助项目而发展成一种主导模式。对中国来说，经过十几年的社会救助改革，已基本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这种普遍型现金救助项目为基础，以医疗、教育等其他专项救助为补充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救助政策已具备一定基础。在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中，工作福利模式所依托的普遍型现金救助项目，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居于主体地位，且近年来许多地方开始探索积极的就业激励措施，工作福利的因素已开始展现。专项救助模式所依托的专项救助项目也是我国社会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其重要性在不断加强，即专项救助的因素也已存在。条件型转移支付模式所依托的对特定群体的条件型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虽不存在，但我国的分类施保与其有一定相通之处，只不过针对特殊群体而上浮的低保救助金并没有与促进该群体人力资本发展联系起来。其实，在较落后的农村地区，要求低保家庭把因残疾人、儿童等而获得的额外救助金用于护理、体检、教育等人力资本发展方面是有必要的。由上可见，基于我国特有的社会救助基础和现状，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设应该选择包含工作福利、专项救助和条件型转移支付因素在内的混合模式。此外，这种混合模式还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因为它既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现金救助成本，又可以起到在多方面共同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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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六大变化趋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衬降低;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在“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走俏。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 mary 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 secondary segment )。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 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 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

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 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 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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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经济法着手，分析了经济法制定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阐述了经济法制定后产生的一些问题，希望为完善经济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作者简介：侯云瀚(1989-)，男，汉族，黑龙江泰来人，大学本科，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助理经济师，研究方向：法学(经济)。

 

经济法是从国家的整体经济出发，是政府对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进而开展一系列法律管理和调控的法律体系的整体。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节能型分析，是我国经济法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开展经济立法、司法活动的重要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关于经济法的研究工作不断的深入着，希望能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方面，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经济法进行不断的完善[1]。

 

一、经济法的功能和构造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2]。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2]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

 

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3]。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

 

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

 

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四、结语

 

经济法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不断完善中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所以，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的研究，保证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篇4

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多年来连续保持良好发展局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农业农村经济受到的冲击不断加深，因而今年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的难度很大。我们应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密切关注农业农村经济形势，认真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落实好今年中央1号文件的部署，不断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以稳定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即如何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如何防止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去年9月份以来，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前高后低，波幅高达30%以上，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预计短期内很难明显反弹。这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不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能源价格暴跌也加大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农产品价格剧烈震荡，大大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因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今年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任务。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形势总体不错，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可以确保，但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角度考虑，从确保实现扩内需战略目标的高度着眼，今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农业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统筹处理好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重点是避免个别农产品的数量变动影响对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的预期；统筹处理好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既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充分发挥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以调整结构、完善体制为根本方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沿海地区外向度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农民工在省际年复一年地流动，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致使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过程中相关制度改革滞后暴露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矛盾。

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逆转，确保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应成为长期战略。二是为有效兑现“人口红利”，需要更快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缓解农民工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三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统筹工农和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四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扩大农村内部就业。

应在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下功夫，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尽可能追求产业或产品的差异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性和生活业，努力提升农村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拓展农村就业的领域和空间。

以强农惠农、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现，而且增产后还有可能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资性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稳定；三是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不健全。

今年中央1号文件紧紧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主题，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落实中央有关部署，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可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适度提高粮食直补标准，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并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综合性收入补贴的增加来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的引导作用，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继续深化改革。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按照“非 禁即许”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积极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开展多种要素、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以强化生产功能为取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一直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基本功能。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和农民就业渠道多样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有所弱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再度凸显。土地保障功能虽有利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

从农村实际出发，未来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矛盾，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近期，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逐渐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二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强化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户为流转主体、农地用途不变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和支持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抓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为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在不同时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出现过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模式。在产业限制逐步放开后，乡镇企业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拓宽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但乡镇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事实说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单一模式不利于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乡镇企业应实行多元发展模式，既发展外向型经济，又发展内向型经济，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当前，促进乡镇企业发展，需要体现三点基本政策取向：一是坚持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原则。贴近农业，就是围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业，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贴近农村，就是围绕转移农民就业、合理配置农村资源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性和生活业；贴近农民，就是形成以创业促就业、就业促增收、增收促创业的良性循环。二是在地域分布上重点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劳动力回流较多的省份发展乡镇企业，引导这些地方承接东部地区和城镇的产业转移，壮大县域经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是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和城镇集中布局，使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

以农业农村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篇5

在殖民地时期，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经济对国际贸易是“开放”的，这一时期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阶段是扩大过程的最初例子。1960年代以来，在像韩国和台湾这样的东亚经济中，最初因人口对土地的沉重压力而开始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出口的显著扩大和相应的经济高增长率，是国内制度框架深化的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仅根据按照比较优势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有效的特定资源的配置还不能充分解释扩大出口率和经济增长率的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增长的某些“残留”原因。

农民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过程是因引进有效的现代管理和政府帮助改善运输通讯设施而发生的。由于这一有利的经济环境，农民生产者就响应市场的刺激并通过在未开垦的荒地上扩大种植面积，采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来扩大出口生产。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开垦的土地和在生存农业中未被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在经历了沉重的人口压力的东亚经济中，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和制造业资源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和农民与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加强而带来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框架的扩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场体制在外贸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口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接触到农民出口商，而且当地市场的农产品也因共享运输和市场设施而受益。但是，在传统部门与包括进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现代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表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格差异上，它反映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市场和传输体制。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部门的小借贷者只能在“无组织”的市场内从当地放贷者那里借到钱，利息高出现代银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钱给小借贷者的高风险以及当地信贷中间商这一职业阶层的缓慢增长，这些中间商具有从银行借钱所需要的信贷信誉，非常熟悉将贷款用于生产的当地传统部门的条件。

大战略与传统部门的抑制

在继续探讨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阶段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长遭到严重衰退的那段中断期。在那段时间内，新独立的国家，包括农民出口经济，都反对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根据以计划、直接国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从事批发业务。从自由贸易到进口替代的转变本身会引起资源配置的大规模“扭曲”，不过最严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国家机构代替了市场，国内制度框架受到了损害。政府控制将有限的外汇和资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额以极为有利的条件转给了现代部门中大型的、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因此使这些极为需要资源的传统部门供应不足。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到抑制：外汇控制切断了银行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是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将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减少了国内储蓄。借贷人和其他中间商接触不到银行，只能遵守那些规定最高借贷利率的条例。

总之，5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国内制度框架中最不发达的部分——“传统的”和“无组织”的部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正是国内制度框架中适应农村地区小农和小企业家需要的这部分的再生和发展，才为韩国和台湾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辟了道路。

“深化”：东亚的两个例子

像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一样，韩国和台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最初计划和进口替代阶段。它们也奉行了低利率政策以鼓励本国的制造业。只是面临到高通货膨胀和支付平衡的困难，它们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这不仅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经济稳定，而且也增加了国内的储蓄。

根据比较优势的要素比例理论，具有土地稀少、人力充足等初始条件的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得到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始，它们可以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在劳动力市场紧缺和工资上升使它们的比较优势向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出口转变的时候，向那个方向转变。然而，韩国和台湾扩大出口和增长率似乎太高了，仅仅根据因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处这一点是很难解释的。考虑到这两种经济绝对没有奉行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政策，就更是如此。它们通过提供各种促进出口的刺激而扭曲了有利于出口的资源配置，它们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和技术先进的行业中继续推行某些进口替代政策以加快这部分行业的成熟。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由于它们适当地奉行这些扭曲的政策，因此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要多于因贸易扭曲而受到的损失，但这一点似乎不能充分解释明显的高增长率。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增长的残留因素，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的改善上。

正式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假定，一旦贸易扭曲被清除，一个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就会通过协调良好的市场体制和充分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所发挥的作用自动出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把充分的劳动力供应转变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之前，必须满足两个关键性的条件。第一，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保持低工资并把劳动力投入到制造业中去。第二，必须提高与低工资联系在一起的制造业的生产率，以在世界市场上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赢得竞争优势。这两个条件都要求国内制度框架有很大的改进。韩国和台湾都很幸运，它们继承了日本殖民时期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制度遗产——这是日本在开始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时适应其充足的劳动力供应的结果。

在农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能依靠日本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引进高产品种和肥料以及通过以经改进的灌溉为基础的多种种植来推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积极的政府政策创立了一些组织和机构，它们迎合了分散在农村的大批小农的需要——向他们提供运输、通讯和电力；提供完善的市场条件和信贷设施，以便让农民能够采用新的资金密集型的农业方法；并改善教育和信息状况，以便使新技术知识得到传播。

在制造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受益于日本在分散化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方法，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的增长和效率。这种方法避免了在社会间接资本中为在城市中心建造大型工厂支付所要求的庞大开支。相反，小型企业可以与小农分享覆盖大批小型的、分散的经济单位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网络。小型企业还享有地域优势，可以使用充足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便宜、灵活，而且常常是可以每天往返上下班；也可以使用非全职工和季节工。它们还可以利用当地提供的农业原材料来进行加工。

还有其他获利的原因。随着因运输的改善而带来的当地市场的扩大，很多小企业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它们现有的资本设备和管理能力。市场的拓宽导致了(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了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的改进。从单个的企业来说，更充分地利用现存的能力而达到的经济效益和因一些小的革新而获得的收益，也许不是很大，但加在一起，它们就大大提高了小企业的生产率。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转包、质量控制以及利用懂得潜在海外市场的专业知识的大型贸易公司，促进了它们的产品出口。

最后，应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起初外国投资利用了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出口加工区的投资扩大了当地的就业。以后，因为合适的要素比例，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技术转让的有效方法。在日本的工资成本提高时，日本公司发现把它们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放在低工资的相邻经济体中会产生更多的利润。这种投资是同在日本经过成功实验并准备在具有相似要素基础的韩国和台湾采纳和复制的技术、管理方法和工作程序一起进来的。这样就促进了这两种经济体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概括一下由我们的分析所提出的国家和市场的相关作用。韩国和台湾的成功率先证明了“新古典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人们熟悉的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维护宏观稳定的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础之上的。然而，我更关注这些经济成功中的不太为人们所认识的方面：通过改善社会基础设施，通过建立适应广泛分散在农村的小农和小企业家所需要的组织和制度，它们积极的政府政策提高了农村地区资源的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对韩国和台湾是重要的；它们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也是恰当的。

国家干预的好处及缺点

根据我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弱点是，它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的“消极”政策上，把改进发展中国家制度框架的“积极”政策推到幕后。正式的国际理论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国内制度框架，经一个“没有摩擦”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的检验，已经完全形成了。然而，这一模式之所以得到采用，仅仅是因为在理论上能够方便地将各种扭曲定义为偏离最佳资源配置。当我们精确地从不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进行分析时，显然需要积极的政府政策，以便通过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使市场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扩大市场”的政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自由市场政策在实践层面的延伸。因此，甚至在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时期，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政府也承认它的作用包括提供社会间接资本，比如为减少运输成本的道路。从原则上说，为减少运输成本提供物质基础设施与为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提供无形社会基础设施，这二者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国内制度框架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与管理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地时期，扩大这一框架是因采用现代管理形式而进行的，这种管理形式有效地和忠实地发挥了治理的基本功能，如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生命与财产以及维护公正。对50年代有利于发展计划的殖民地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抵制导致了将政府的功能扩大到控制经济的多种任务。治理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是“守夜人”的功能，并且紧缺的财政和行政资源都被转移到更吸引人的促进增长的任务上去了。这种财政和行政体制上的过重负担往往导致国家日常管理的低效和腐败，严重削弱了政府追求它所选择的经济目标的能力。我认为，这种政府体制负担过重的危险始终存在，不管所选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社会理想目标。

全球化的挑战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以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为榜样，通过扩大出口来取得快速增长。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从整体上转向外向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要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而且要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在第二代“亚洲虎经济体”中，外国直接投资再次在技术转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它们爬上了比较优势的阶梯，能够出口精密工业产品。环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后来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在投机压力下从泰铢的贬值开始的，并传播到临近国家，引起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贬值和剧烈下跌。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亚洲虎的经济神话破灭了。这使传统的内向型倾向又活跃了起来。马来西亚的反应是强化对其资本市场的控制，而且它的总理加入了谴责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大合唱。

这种重新掀起的反对世界市场力量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回到50年代的内向型发展理论和政策上了呢?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国外投资的长期流动可能会因与经济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投资的生产率无关的短期投机资金的不稳定流动而受到严重损害。在亚洲，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的结合而造成的：资本市场控制的取消、诸如安全化和金融衍生物这类的金融改革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新的金融中心的崛起。长期证券资本和短期银行资金之间的差别是模糊的，因为二者都可以迅速地从一个金融中心转到另一个金融中心。

现存的国际金融制度不能控制在世界金融中心周围流动的数额巨大的投机资金，也不能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免受投机者的侵害。投机者瞄上一种货币，一旦它开始挤兑并形成一定的势头，就会超出单个国家的抵御能力。惟一实际的选择就是首先要通过实行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管制(例如，不要把不可靠的银行贷款贷给“政治密朋”)，避免引来投机者。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国内高储蓄率的新加坡和台湾已经成功地采取了一种预防性措施，就是把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为动员国内储蓄而建立国内金融制度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收集高比例强制性分担款的新加坡储备金制度。

从凯恩斯主义对亚洲经济危机的诊断出发，我们似乎已经得出了传统的政策结论!我们也许还应该注意，虽然正如在50年代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国内的高储蓄率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的确对短期经济不稳定和投机行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反对世界市场力量——它的时髦标签是全球化——的新浪潮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内向型倾向。但是，更近距离地看，50年代类型的发展经济的目标和目的与今天反对全球化的目标和目的，是有很大区别的。

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反对世界市场体制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没有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体制不可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依赖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会特别脆弱。回过头来看，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常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减少对短期不稳定的世界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目标之上。其目的是保护农民免受出口市场波动影响的国家农业营销部门很快就变成了为在资金上帮助国内企业而无情向农民征税的工具。同样，提出国际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要求很快就变成了为促进增长而增加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要求。

谴责全球化的论调宣称，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释放出了破坏性的力量，其速度超出这些国家国内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称，不考虑社会代价就讨论灵活调整的需要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不跟上经济增长的迅猛步伐，不解决随它而来的混乱后果，将引发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与50年展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速成计划”和“大推动”是完全相反的。

对全球化的批评涉及到世界市场力量对所有暴露在它面前的国家——不管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不过，当他们的观点在应用到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减轻经济阵痛和减少失业的传统的社会安排已经崩溃，但现代政府社会福利体制还没有出现。注意到这一点是具有讽刺意味的：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变相失业”，现在应该重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福利安排的有价值的因素。

篇6

论文摘要: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探究后现代消费社会，重要的在于要以符号经济的话语或思维方式来解释和重新认识广告活动及其现象的社会价值意义。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以一种历史终结观来观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终结点上。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新的历史转折涉及任何领域，对媒体、营销产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革命。而其中作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随着符号经济的迅猛崛起，也就使得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媒体文化形态变迁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发掘和再造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符号经济的特征和本质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并提升广告的传播价值和功能。

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当中，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通过对英、美、法、德和瑞典等国进行的时空、阶级和文化的分析，系统地考察了五国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历程，描述了这一历程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并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①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引人新的时间变量进行划分: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各种资本的流通大致在地区层次运作，交叉重叠较少;20世纪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货币、生产资料、消费品和劳动力在全国规模明显流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乃至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产生意义。20世纪末，商品、生产资本、货币的流通有了质的扩张，臻于国际化，表现在全球贸易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全球金融运动扩大等方面。他们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转变，称之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根据他们的分析，作为客体的资本形式，货币、生产资本、商品等在国际空间的流通，与作为主体的可变资本即劳动力，在组织化资本主义向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中，不仅仅沿着越来越远的路线流通，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流通，特别是在电子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加快的客体流通，构成了“消费资本主义”的特质。而随着资本流通涉及的客体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客体日益掏空了物质内容。增加生产的不是物质客体，而是符号。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以认知为主的内容，是后工业或信息物品;一种拥有以审美为主的内容，叫作后现代物品。后者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拥有实在的审美成分的客体〔例如流行音乐、电影、休闲、杂志、录像〕的激增，而且表现在物质客体内部所体现的符号价值即形象成分的增加。这种物品在生产、流通、消费之中，发生了物质客体的审美化。”这被称为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独特的“符号和空间经济”。

当然，他们所谓的“符号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或是说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体系下的经济生产，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符号经济特征和文化逻辑构成了把握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架。当消费活动更为频繁、类型更多元化，我们确实无法套用工业社会的世界图像加以解释，也无法用任何理论去贯通前后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也正是宣告了一个新的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面临着广告化和媒介化的包围环境中，符号的传播更成为普遍的认同方式和文化表象，使一切社会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力量用以维持组织动员能力的象征资源。今天的社会是在以符号为基础的结构中实施统治和支配。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以“消费”或“消费文化”为研究范式，对当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逻辑进行探讨。正如费瑟斯通曾提出以消费文化理论的三个观点来观照消费社会现象的，“消费的生产”，意味着随着商品的累积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将导致更大的控制力。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大众成为消费者，物品已经失去其“使用价值”，而只剩下“交换价值”。而“消费的形式”，就是强调物品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记物，也就是用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关系，表彰自己社会地位的符号。而“消费梦想、影像和愉悦”，即把消费视为一种情感和审美的快乐经验。因此，根据费瑟斯通的分析，消费社会从消费的生产到消费的形式，一直到消费梦想、影像与愉悦，都贯彻着符号意义的运作。换言之，当我们消费一样物品时，我们消费的是它经由符号而产生的意义，这些符号也许跟物品本身毫无关联，但是重要的是它们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消费社会，消费者通过产品的符号消费得以将实际的使用价值转换为抽象性的情感文化价值，在产品消费行为中建立社会文化的共同价值认同体系。因此，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也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

正如鲍德里亚曾经指出的，消费社会的消费者不但消费物品，而且消费符号。消费社会的主要表征在于“消费的符号化现象”。或者说“消费的符号化现象”就是在这种过度充裕的消费为背景之下存在着。大多数商品本身与其它同类商品并无明显差异，它所销售的不单只是产品、服务，更是一种概念与价值观，所以广告所执行的任务不仅仅只是商品销售，在不同的广告的不同的诉求手法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价值涵意。商品一方面越来越带有“文化”的意味，而且逐渐形成一种非纯粹的“物品”，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消费”;另一方面，“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已超出维持生存水准的消费，而开始加人了一些文化的，感性的因素，即消费者的活动开始出现具有非理性的倾向。通过广告和其他方式的商品展示，消费文化得以对货物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进行改变，并附以新的形象和符号。这些新的形象和符号唤起人们内心的各种深层欲望。

在消费社会，符号意义愈来愈被纳人商品生产的范畴，其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大众媒介和消费文化密切结合，共同进行“符号”世界的宣传，提倡“符号”消费，真正形成后现代社会所说的“仿像”社会: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已经没有区别，人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当中，消费符号也享受符号。

消费的“象征性”、“符号性”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晰，并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消费的象征”—消费表达传递了包括个人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的意义和符号，消费过程不但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成了现代人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二是“象征的消费”—不但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或代表的某种文化社会意义，包括个人的心情、美感、档次、身份、地位、氛围、气派、气氛、情调，具有文化再生产或消费情绪、欲求的再生产特征。

“符号经济”生产的不仅是为了创造物质产品，更是为了创造差异化的符号。而符号的交换和消费的实质就是文化与意义的交换和消费。正是通过符号性的生产和消费，构成了后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存在的差异:“前现代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是通过充满意义、内容，居住着鬼神的象征系统来实施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统治通过自由主义、平等、进步、科学等等已经掏空或抽象的意识形态而实现。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则通过象征符号暴力来实现，后者更加掏空，更加解域化，其最低限度的基础已经被扫掉了。”⑤“随着周转时间不断加快，客体以及文化制品成为可任意处置的东西，一次性使用，意义也就耗竭了。其中某些客体，例如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音响，补充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制品或符号[‘能指’〕，令人目不暇接，无法应付。人们受到能指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即意义。”所以，在符号经济文化的主导下，主客体世界的分隔消失，客观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一系列的文本作品与类像。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在商品消费过程中，更注重的是要藉由对商品影响得到“愿景”式的想像乐趣，并满足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某种经验。因此，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说，通过挪用原始的符码意涵，通过对符号的操弄与建构，建构了一种消费符号的新秩序结构，将讯息转化为多义的开放性文本。

我们以台湾地区的手机广告为例进行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手机作为一种现代人交往和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其消费就不仅仅是通信器材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伴随着手机文化的一系列符号意义的“迷思”的过程。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在手机的商品消费上，存在有一种“去物质化”的倾向，其不仅在于跨国资本流通与交换价值本身无可避免的抽象化，更在于商品本身物质性基础的逐渐缩小。例如昔日的黑金刚大哥大，就算是手机功能不落伍，光是巨大粗壮的外型与重量就要被淘汰。但要让手机的淘汰速度，达到“每28秒就有人喜新厌旧”(台湾易利信T28的广告语)的夸张想象，就必须有一套属于手机“功能嬉( chic )”的抽象符号系统被建立，如:高速传输、听声辨人、两面换壳、备忘录功能、自录响铃、自选铃声编曲、短讯息聊天室、游戏功能等等。这些抽象符号系统的更新换代，不在于使用方式与耗损状态，而在于“流行时尚”这一概念的不断标示、不断加速的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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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现收现付 基金积累 养老保障

近年来，关于养老保障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优劣的争论日渐平息，但由于现收现付制度和基金积累制度的比较研究对科学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下一步养老保障体系改革中，仍将面临两种筹资模式的混合使用，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至关重要。

一、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筹资模式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筹资模式经历了从完全现收现付向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模式的转变。在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基本上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一)决定我国养老保障筹资模式的关键因素

养老保障不同筹资模式在收益率、分散风险等方面各有优劣，我国养老保障应建立一个多支柱的体系，也就是说将现收现付制度与基金积累制度进行有效地结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怎样在这个多支柱体系中，确立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即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应该向智利那样完全基金积累制呢，还是应该像德国，基金积累仅仅是养老金中一个比较小的支柱。要科学地决定不同筹资模式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度的收益率高低。萨缪尔森的生物收益率包括工资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两个部分。世界各国普遍预测，我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在一个较长的视野内，我国的工资增长率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从我国的人口金字塔结构来看，如果保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未来5～10年。我国的劳动力总量还将继续增加，随后劳动力总量趋于稳定并逐步减少。初步估计，未来十年，我国生物收益率应该保持在7％～10％这样一个较高的水平。

从我国的市场收益率来看，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年内。很难做出过高的估计。人民币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升值的压力，与20世纪日元快速升值类似，大量投机资本的涌入将迫使人民币利率水平停留在较低的水平，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也将长期低迷。虽然资本市场2006年出现了大幅上升。但是股票市场反复无常的特性和养老基金的本质，决定了养老金的收益率不应该过度依靠股票市场。因此，在可预见的5～10年内．我国的现收现付制度收益率将会明显高于基金积累制度收益率。

2．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现收现付制度的竞争力。未来20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据预测城市人口将年均增长1％～1．5％。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将导致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的快速扩大。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新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范围的是年青劳动力，他们的加入给缓解现收现付制度支付压力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按照

3．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之一。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9个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因此，在设计养老保障体系的筹资模式组合时，应该充分考虑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一个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保障功能，另一个是再分配功能。基本保障功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障养老保障体系范围内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再分配支柱的主要作用是体现社会公平的要求。特别是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现收现付支柱可以在再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社会统筹账户为制度覆盖人口提供相当于上一年度地区人均收入水平20％的养老金，可以在同一代人中的不同收入阶层进行再分配。同时在现收现付制度下，退休人口也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促进代际和谐相处。

因此，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应该更加重视现收现付支柱的作用。

4．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

根据现收现付制度和基金积累制度的特性，资本市场发育水平越高，基金积累制度的优势更加容易发挥，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越低，现收现付制度就更有优势。从现状看，我国资本市场整体发育水平还比较低，还无法适应社会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但正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从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来看，我国国家级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在2006年股市全面上升的情况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从地方各级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水平来看，很多地区基本的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水平和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过于庞大的基金积累制度。但可以预见，在5—10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将大幅提高。公共管理水平也将不断提升，为强化基金积累制度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现行筹资模式的替代率

现收现付支柱支付的养老金应该能够满足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从生活角度来衡量，其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应该不低于城镇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按照国家统计公报．20o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7％，说明在现阶段现收现付支柱支付的养老金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不应该低于35％。考虑到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因素．该比重应该保持在30％以上。国发[2005]38号文件对养老金替代率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即缴费年限每增加1年，基础养老金提高l％。按照这个规定，缴费35年的职工．其现收现付支柱的养老金占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应该是35％。也就是说现收现付的基础养老金能够保障人的基本生活。

对于强制性储蓄支柱的替代率，则需要一系列假设。主要是未来强制性储蓄投资收益率的假设、未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假设以及退休后投资收益率的假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强制性储蓄支柱能够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与这三个因素关系十分密切。假设一个工人收入始终保持社会平均水平。缴费35年。起始缴费年限工资为W，缴费比率为x，为简化起见，缴费期间和养老金领取期间投资收益率保持在R．35年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为A，退休时积累的养老金被转化为等额年金。其养老金替代率衡量标准以退休时社会平均工资为准，如果该工人在退休后能够继续存活Y年，那么，养老金替代率SR计算公式为：

转贴于

可以看到，当X=8％，R=4％，Y=15，A=4％时，SR=0．141，即由强制性储蓄支柱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为14．1％。表l是在Y=15，R和A分别取不同数值时强制储蓄支柱的替代率。

由表1可知。强制储蓄支柱替代率对投资收益率和工资增长率相当敏感。投资收益率越高，替代率越高，工资增长率越低，替代率越高。在我国长期保持较高储蓄率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很难大幅提高。特别是我国还面临着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压力，我国利率水平很难出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按照“十一五”规划，“十一五”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增幅将保持在7．4％左右，从2010年到2020年经济也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此，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将保持较高水平。在投资收益率较低和工资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强制储蓄支柱所能产生的替代率并不理想。在表1中．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替代率可以达到22．2％，比较不利的情况下替代率仅能达到10％左右。

笔者认为，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投资收益率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应该将强制储蓄养老支柱的规模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因此，国发[2005]38号文件将计入个人账户规模的缴费比例从1l％降低到8％，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的应对手段，在本质上也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是科学的。

二、构建面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3+2”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根据对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度的对比研究，结合我国国情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应该从现行的“三支柱”向“3+2”支柱转变。

(一)基本框架

“3+2”支柱是三个基本支柱加上两个补充支柱。其中三个基本支柱对每一个城市职工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权利加入或使用这三个基本支柱，使用两个补充支柱则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

三个基本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支柱，用现收现付的方法，提供一定水平待遇确定的养老金，并保证养老金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而调整。该支柱能够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第二支柱是政府强制储蓄计划，该计划采取缴费确定的方式，积累资金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该支柱强调在国家统一监控下个人承担对自己的养老责任，将缴费与养老金领取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投资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商业保险以及家庭赡养。该支柱主要强调政府和社会以外的力量。

两个补充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会救济支柱，与失业保险等措施一起，共同保障城镇居民的生存需要。补充支柱的第二支柱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通过一定的优惠措施，鼓励企业为其员工建立的养老保障计划。该支柱的建立，能够为部分企业员工提供比较丰厚的养老金，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两个补充支柱针对的对象是有所区别的，补充支柱的第一支柱针对的是城镇居民的低收入阶层，体现社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救济的需要，补充支柱的第二支柱针对的是在有一定条件的企业中工作的职工，目的是为了改善这部分职工的退休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三个基本支柱将发挥主要作用。图二是“3+2”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基本图示。

(二)“3+2”支柱与我国传统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构想的异同之处

“3+2”支柱与我国传统的三支柱相比．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都强调国家、企业和个人合理分担责任，二是都包括社会统筹、政府强制储蓄、企业补充养老及个人储蓄等几个要素。三是都强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3+2”支柱与我国传统的三支柱提法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一，“3+2”支柱中，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和国家强制性储蓄计划是两个不同的支柱。社会统筹和国家强制性储蓄从本质上存在截然的区别。从表面上看，在现阶段，无论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都是由国家出面主办，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但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无论在性质上还是所发挥的作用上．都存在显着的区别。同时。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种不同性质的养老支柱加以混淆。一是理论上可能为社会统筹透支个人账户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二是将两个养老支柱视为同一个支柱不利于改善对个人账户的管理。从长远看，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要走向市场化管理。但是社会统筹账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来管理，把两个养老支柱视为一个支柱，在理论上增加了对其进行差异化管理的难度。

第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在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应该是辅支柱而不是主要支柱。主要原因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本身是一个自愿型支柱(或利益诱导性支柱．即通过税收减免、税收递烟等方式鼓励企业为其职工建立养老保险计划)，只有那些有一定实力的企业才会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因而不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在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且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情况下，必然会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愿意为职工建立养老保险计划。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一个不具有普遍性的养老支柱只能看作是补充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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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技能；培训；重要性

职业技能培训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内容。通常操作技能的学习结果以个体经验形式表现出来，模仿成为学习职业技能的一般方法。因此，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把设计职业技能培训程序的基本思路定位于“示范——模仿”，把职业技能学习过程完全归之于动作技能形成过程，注重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技能学习者的外显行为的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程序的设计主要放在操作者的正确操作姿势、练习时间的具体分配，以及产品（技能活动结果）的精度上，很少注重与操作性职业技能相关的认知能力的培养。

一、加强高职院校开展学生职业技能培训的意义

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需要。

社会服务功能是高职院校三大功能之一，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要求，面向企业、面向劳动力市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服务功能发挥的具体体现。总理指出，我国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城乡需要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重点是高级技工和技师的培养。三是在岗人员的技术培训和继续学习[1]。

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的需要。

目前，我国已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开始了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新征程。但是，技能劳动者的总量、结构和素质与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失业人员职业技能低下是我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凸现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需要。

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同属高等学校，但与本科院校层次不同，培养人才类型不同，服务社会的侧重点也不同。高职院校应紧紧围绕社会需要培养高技能人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使本区域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等方面受益。 

二、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技能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

机构设置不合理。

大多数高职院校只设立了教学督导团或督导考评小组等，以其评分作为学校年终考核的依据之一，其管理基本上由教务部门负全责。多数院校没有设置培训教学技能的机构，很少有专门的政策和规定加以规范化、常规化和有组织化[2]。

人员素质低，队伍结构不合理。

教学督导团成员大多是学校退休的老教师，他们可谓是德高望重，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因为很多高职院校都是从中专升格而来，老教师们的经验往往是中专的教学经验，他们中多数人缺乏高职教学的经历。督导团中没有中、青年教师的参与，老教师们不太了解中青年教师的心声，另外女性代表也很少，因此队伍结构不尽合理。

经费不足，培训方式不当。

督导团的主要职责是听课、评课、打分，基本没有或很少有活动经费或开支权力。在培训方面比较欠缺，或者因培训的内容与方法不能满足需要，从而达不到理想效果。督导团成员受他们的年龄与精力限制，不能参与大量的培训；而且由于他们经历的限制，无法进行好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的培训。有时他们的评分甚至还会打击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因为分值较低就会影响青年教师的收入，甚至影响其评先评优、晋升职称等，反而起不到激励作用。教务部门也由于精力与经费有限，仅能在每学期开展1～2次教学比武、讲课竞赛等类似活动，要经常组织教师培训并收到好的培训效果是很难的。

三、高职院校学生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对策

提高认识。

一是正确认识培训组织的重要地位。高职院校教学技能培训组织的作用远不止于当前督导团的听课、评分作为年终考核依据这一点上，其主要职责是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包括教学设计、课堂教学、作业批改和课后辅导 、教学评价、教学研究等方面 ，其中以课堂教学技能教训为主 ，如导入技能、提问技能 、讲授技能 、变化技能 、重点强化技能 、演示技能、板书技能、结束课程的技能、组织课堂的技能等。

技能培训内容多种多样，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完全有必要建设好一支有力的培训队伍和一个合理的组织机构。二是培养和加强为教学服务的意识。高职院校的三大基本功能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其中教学或者说人才培养是根本，科研、社会服务本质上都是要为教学服务的。建设一流的高职院校，首先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教育教学工作者，因此应当充分重视教学。教师的教学技能是逐渐提高的，如果学校有目的、有组织地加以培训，肯定能促使教师尤其是刚进入高职院校行列的教师们早日掌握教学规律与教学技巧[3]。

合理设置培训机构，加大经费投入。

学校应专门成立教学技能培训实施领导办公室，成员由教务处处长、各教学系、部、室主任组成，负责培训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管理及各种活动的组织策划和条件保障，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等。应专门成立培训专家小组，主要负责具体实施教师的教学技能培训。这些组织机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任务 。学校要根据教学技能培训工作的需要，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师资技能培训、经验交流与推广，以及奖励表现突出的教师，以确保培训活动的顺利开展[2]。

提高培训人员素质 ，合理确定上岗人员

教学技能的培训专家不能局限于本校，尤其是刚升格的高职院校；更不能局限于没上过大学讲台的退休老教师，而应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多聘请著名院校的著名“教学型教授”来传授经验 。要出名师就必须多向名师学习 。教学技能培训体系的部分人员应为专职，另一部分人可以为兼职。首先要做的就是科学定编，因为编制就是经费。其次是确定哪些人进入这个体系尤其是培训专家小组。专家小组的人员，既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又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高超的教学技能，还要考虑其身体与年龄状况及实际执行的能力，确保老、中、青合理搭配，男女兼顾，各专业结构与本地、本院的特色相符。这个培训体系也应该是一个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体系。

参考文献：

[1] 林益江. 高职院校学生操作技能的培养[J]. 培训与鉴定，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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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品牌 创新型 金融专业 实训基地

中等职业学校金融实训基地是对学生进行金融等相关专业岗位技术技能培训与鉴定的实践教学单位，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其教学基础设施与工作状况直接反映学校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水平。

在金融实训基地建设开发过程中，我校关注金融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根据行业技术的发展情况，充分的考虑学生认知水平和已有知识、技能、经验与兴趣，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和有职业发展前景的训练环境，学生通过在校内实训基地仿真模拟各个金融企业岗位，强化技能实训后，熟练掌握银行、证券、保险等基本相关操作工作，与企业实现零距离对接，提高了学生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创造能力和发展能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建设原则

1.实际，仿真实训室实训基地设备配置符合银行、保险、证券实际，与近期技术发展的装备水平相匹配。

2.实例，要提供金融行业实际样例。

3.实景，符合职场情景，进入实训室能感受到真实的工作场景。

4.实际操作，在模拟炒股、储蓄、保险、会计的业务设计上要突出真实场景操作。

5.实用、实效，把有限资金运用在重要的环节和设施、设备装备上，设计方案在系统、全面基础上分清轻重缓急，分期实施。

6.实践，无论是合作单位，还是教师、学生，实训基地建设过程是一个培训、实践过程。对教师是实践能力锻炼、提高的过程；对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吸收理论知识，增强专业技能。

二、建设目标

本着“以市场为导向、统筹规划；以人力为根本、机制创新；以实用为基础、提升能力；以专业为特色、跨越发展”的指导思想，以服务为宗旨、以学生职业能力训练为核心，突出学校特色，建设由模拟银行、证券模拟实训室、保险模拟实训室等组成的，对内满足金融事务专业实训教学需要，对外服务社会的具有先进性、开放性和综合性的新型的金融事务专业实训基地。

三、建设形式

建成“前店后厂”式，实现工作场地与教室一体化。

四、基本功能

金融事务专业实训基地立足金融行业，面向社会，逐步规范和完善，每个实训室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局域网，全部通过信息服务中心进行数据的交换和处理，形成能提供多功能服务的“网络中心”。

1．基础实训。完成储蓄、会计的基础教学的实践操作；手工、机器点钞和识别伪币的教学及职业道德教学中服务礼仪的实践。

2．专业实训。完成毕业前柜面操作的储蓄、会计及出纳的完整操作流程的实习，使学生能较好地衔接适应柜面人员的工作。

3．模拟教学设计为50人的教学班，提供30个柜面实习岗位，每个实习岗位由二人轮流学习操作或一人作为客户、一人作为柜员轮流实习上柜操作。

4．模拟业务软件应设计为能本、外币操作的软件系统。开展本专业信息化应用项目研究、科技成果推广、技术服务、咨询等服务活动，融满足教学需要与企业需要于一体，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完成实践教学任务，承担中等职业教育学历、非学历职业技术技能培训；负责银行、保险、证券银行从业资格培训和考核鉴定工作；进行金融专业研究、信息化资源技术开发及其应用推广。

五、建设要求

1.实训基地建设与企业、社会需要相结合。通过建设金融实训基地与盛京银行、保险协会及证券公司建立了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实现了师资、技术、设备、人力等资源共享。

2.实训基地建设与高等学院专业建设相结合。通过建设金融实训基地与东北财经大学、沈阳大学、金融高职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发挥名校的资源整合能力，创建金融专业品牌效益。

3.实训基地建设与服务教学、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相结合。建设金融实训基地，既能够面向学生开展技能训练、职业资格培训，又能面向金融市场开展职工培训，同时面向社会、大学提供金融专业技术服务和培训场所。

4.实训基地建设与专业相结合。有专业不为专业，着眼于学生个人发展，实现一专多能。我校会计、市场营销等商贸类专业的学生也能够到金融实训中心训练点抄、模拟炒股和模拟投资理财，满足了学生学习通用专业技能的需求，拓宽了就业渠道。

5.实训基地建设与师队伍建设相结合。通过金融专业实训基地建设，培养一批“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大多数金融专业教师的专业技能明显得到提高；

6.实训基地建设与教研相结合，通过金融实训基地建设，从参加企业实践、调研，论证，到制定建设方案、确定模块，提高了金融专业教师的研发能力。

7.实训基地技能鉴定与岗位相结合、与技术标准相结合。

六、建设内容

模拟银行实训室，能模拟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业务流程。个人银行业务：活期储蓄、定期储蓄和一本通等；企业银行业务：账户管理、支票业务、汇票业务和贷款业务等；后台管理：柜员管理、利息管理、汇率管理、报表管理、数据备份和参数设置。

模拟证券实训室，可以实现证券模拟交易系统与沪、深股市行情资讯时刻保持同步，参与者可以根据行情变化迅速做出反应，进行决策。系统还采用了多币种银证一卡通式的账户管理模式。系统具备局域网和多媒体教学的各项功能，能够实时接受全球金融信息，能够支持课程实训的诸多要求，满足证券基础、证券技术分析等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训的需要。还可以为流动（下岗）人员的金融证券业务等专业技能和岗位证书提供考前培训。为培养实用金融人才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环境和平台，为发展沈阳及辽宁省经济，培养具有相应岗位技能的初、中级证券分析人员提供有效场所。

模拟保险实训室，模拟保险业务运行环境，进行保险市场分析与预测、保险精算分析。满足保险基础知识、保险案例分析等课程教学和实践需要。通过在保险营业大厅的操作熟悉保险公司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如承保、核保、分保、防灾、理赔等程序中涉及的各种单证的填制和保费、保额、和赔款额计算等。

参考文献：

［1］张亦春.金融市场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魏华林.保险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曾康林.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西南大学出版社，1998.

［4］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著.李扬，贝多广，译.银行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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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是企业宝贵的资源,是其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决定因素。因此,饭店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人本管理的方式密切企业和员工的关系。职业教育作为向饭店业输送生力军的主渠道必将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人本管理饭店发展满足价值努力

一、职业教育必须逐步脱离呆板的技能培训模式。采取以职业素质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真正肩负起培养适用性人才任务的职业教育重任。

职业教育人本管理是现代饭店管理的发展趋势。

在历史上,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x理论、社会人理论、y理论、z理论、复杂人理论以及职工持股等若干个演变过程。x理论认为人是懒惰的、自私的,人只是为了经济上获得利益才去工作。社会人理论认为人际交往等社会需要是人行为的主要动机,工人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社会需要的满足度。

Y理论认为人愿意工作并可以从工作中得到满足,实现自己的价值。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就是努力创造一个使人的才能得以发挥的环境,激励职工使其担负责任和做出成绩,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Z理论旨在建立长期雇佣制,鼓励职工参与管理,注重对职工的全面培训,使员工忠诚于企业。人本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企业内部创造一种员工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新型的人事环境,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人本管理思想体现在几方面: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本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促使人的全面发展与成长;组织不仅要关心其成员的物质需要,更要关心其自我价值的实现。

目前我国酒店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人才流失造成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的下降;员工队伍不稳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人员更换频繁,管理及培训费用增大等,要解决酒店业这些问题,尽快地与世界同行业接轨,在管理中运用人本管理模式是必然的选择。从企业管理的趋势可以看出,人本管理思想中“人”的重要性空前凸显,让顾客和员工满意成为现代饭店经营管理必须直面的关键因素,现代饭店人本策略———CS(CustomerSatisfaction,顾客满意)策略和ES(EmployeeSatisfaction,员工满意)策略正是人本管理思想从顾客与员工关系的角度考虑,在饭店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CS策略:企业以顾客为中心,提出“顾客就是上帝”,在考虑顾客需求的基础上结合本身的特点决定经营方针,并以恰当的表达和沟通与顾客达成良好的认同,使顾客满意,是一种以顾客利益为本位的行为指向。ES策略:从“只有满意的员工,才能产生满意的顾客”的角度出发,企业以员工为中心,注重感情投资,根据人本观念来理顺饭店、顾客与员工三者间的关系,其管理核心定位在如何让员工满意使员工产生最佳工作状态,并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顾客满意。饭店职业教育中应强化人本管理思想职业教育在发展初期是“适应岗位、工种需求”的教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逐渐过渡到“能力本位”的教育。

所谓“能力”,按英国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NCVQ)的界定,即指“完成一系列与作业相关的活动的能力,以及在这种职业中支持这种行为所需要的技能、知识与理解力。”饭店职业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适应饭店业发展的合格从业者。由于市场经济中的效益意识的影响,许多用人单位对人才效益的发挥有急功近利的心理,即希望上岗者能立竿见影地发挥作用。为了迎合市场的这种需求,有些学校的职业教育过分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忽视传统的人文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片面强调适应社会需求,安排课程多以“有用”为标准,如将“饭店管理”简单地细化为前厅、餐饮、客房、工程、康乐等课程;任意削减人文类课程,忽略人文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忽视人文课程教师的培养和引进;降低人文课程教师的劳动报酬等。饭店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被誉为“美国饭店大王”的斯达特拉早就说过:“饭店业就是凭借饭店出售服务的行业”。客人来住饭店,如果只购买食品和饮料,那么,这与选择食品店无异。

客人来饭店买不到“服务”,饭店就不成其为饭店了。饭店员工如果只会用基本的技能向客人提供食宿,客人仍然没有真正消费饭店。可见,服务不同于简单的技能,而服务精神背后恰恰是对人性的透彻了解。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善于交际的能力则是把握服务精髓的重要手段。人本管理思想指导下的饭店职业教育本文的第一部分已谈到能力本位论是针对“岗位、工种”需求而提出,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和人才观的更新,促使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逐步转向“人格本位”。

二、“人格本位”中的“人”,是教育领域中不可忽略的命题。

心理学上,个体的人格可分为三个范畴: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三个部分中最基础、最本质和心理动力的资源。本我的唯一动机是释放欲望,满足需要;自我是生活的产物,与个体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超我则是追求“完美人格”的一种努力,其标准或参照是社会接受不接受,而不是个人得失如何。从人格本位出发来理解人本管理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21世纪的工业社会在向知识社会过渡,未来的地球村要求每一个村民更加充分健康地发展自己的个性,运用智慧迎接挑战。此时的职业教育向人格本位的转向,体现了时代的要求。

(一)职业教育应注重饭店从业人员基本素质的培养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饭店员工的职业道德是饭店员工在饭店服务过程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敬业精神则体现在具有爱岗敬业的酒店意识,即以饭店的发展作为个人发展的前提,主动积极、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热爱本职工作,勤于本职工作,视宾客为亲人。

服务意识所谓饭店服务意识即饭店员工只要进入工作状态,就能自然地产生一种强烈的为客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欲望,以满足客人需要作为自己的快乐。客人想到的,服务员早已想到,客人没想到的,服务员也应想到。饭店员工的礼仪礼貌素养饭店员工仪表端正、衣冠整洁,不仅体现了对工作的热爱、对客人的热情,还能增强客人对饭店的信任感。仪态优雅,既体现了一个人的学识、修养,让人产生敬重之情,又体现了饭店的形象。饭店服务人员的礼貌服务具体表现在微笑服务和敬语的使用两方面。优质服务不是简单的技能操作,而是娴熟的技术操作与独具特色的个的结合。个又依赖于服务员的灵活性、应变能力。应变能力是员工知识储备、经验积累的结果,是满足不同客人需要,在服务中化险为夷的保证。

(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提高饭店从业人员的人文素养为学生营造职业素质养成的环境与氛围旅游学校的学生有着不同的教育与成长背景,但是,从进入旅游学校学习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是未来的旅游从业人员。学校应成为他们养成良好职业素质的摇篮,有责任采取教育手段改变他们的不良习惯。职业素质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长时期的培养。旅游学校应为学生营造出文明、卫生、优美、高雅的具有旅游专业特色的学习、生活环境,培养学生热爱旅游事业、热爱学校、热爱服务工作的高尚情操,使学生在学校就如同置身于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与专业技能的培训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通过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推崇优良的道德规范和符合时代特征的伦理道德观念教育,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人文精神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仅就伦理道德素质而言,儒家的“刚健观”可以培养学生在事业上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儒家的“义利观”,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使学生在生活中能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在工作中自觉抵制物质诱惑和精神污染……饭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也会带入某些消极的物质消费观念腐蚀员工的思想。如一些员工片面追求金钱,贪图物质享受,责任感不强,这些对旅游学校的学生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学校教育应通过传统文化教育与专业技能并重发展的培养模式为学生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打好基础。

人本管理是整个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时也是饭店管理理念发展的重要趋势。

饭店职业教育作为向饭店业输送生力军的重要渠道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人本管理突出人的作用的思想引导下,职业教育必将逐步脱离呆板技能培训的轨道,采取以职业素质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真正肩负起为企业培养适用性人才的职业教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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