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老龄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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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劳动力:广东15~64岁人口7129万 数量最多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根据普查数据,全国15-59岁人口是9.2亿,占比70.14%,上升3.36个百分点;比“五普”的8.25亿增加了近1亿人。从总量上看劳动力供应是充裕的。另据统计局人口专家预测,中国未来10年每年适龄劳动力资源都能稳定在9亿左右。
从四大区域情况来看,劳动人口数量方面,中部地区15~54岁劳动力省均数量最多,为4321万人,与“五普”相比省均增加308万人。东部地区劳动人口省均3984万人,增加679万人。东北地区省均劳动力为2889万人,增加223万人。西部地区省均2073万人,增加266万人。劳动力所占人口比例方面,东北地区劳动力资源最丰富,劳动力所占比例达到79.2%,比“五普”增长4.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劳动力所占比例为77.5%,增长5.2个百分点,在四大区域中增长最多,这说明外来人口为东部带来了人口红利。西部地区由于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导致所占比例较低,为68%。
从公布数据的29地区情况来看,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人口数量方面,广东得益于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劳动力资源最丰富为7965万人,其次是山东7129万人,江苏5986万人,河北5384万人。与“五普”相比,广东劳动力人口增加最多,为1935万,其次是浙江增加了800万,山东和江苏分别增加了672万人、661万人,上海和北京分别增加了593万人和544万人。劳动力所占人口比例方面,北京、天津、上海由于外来人口的涌入,15~64岁人口占比最高,分别达到82.7%、81.68%、81.25%。中西部由于大量人口流出,导致本地区中青年人口比例偏低。其中贵州比例最低,为66.21%。与“五普”相比,各地区劳动力人口比重均有所提高,其中,陕西提高最多,提高了7.66个百分点。其次是山西,提高了7.39个百分点。
老龄化: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 程度最严重
老龄化方面,按国际的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标志其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在加快,过年10年间,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从公布数据的29个地区的情况看,24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中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则由于外来人口基本以中青年为主,给本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天津、广东分别为8.7%、8.52%、6.75%,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与“五普”相比,分别增长了0.3%、0.07%、0.7%,增长水平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上海虽然超过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来唯一一个老年人口占比出现下降的地区。
篇2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时,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0.33%,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必然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储蓄、消费、劳动力供给、社会养老制度安排、人力资本形成,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一、文献回顾
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王德文认为,中国人口低增长率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却不断创造出大量新的劳动力需求,造成劳动力供求缺口,导致工资上升,提升劳动成本。如果没有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作为后盾,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彭秀健通过建立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杨道兵和陆杰华预测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劳动力老化的变动趋势,指出15~29岁的青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45~64岁老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并于2035年达到峰值44.18%,随后一直稳定在44%左右。劳动力老化会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不利影响。王金营和杨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未来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将导致抚养负担上升,可能会制约经济增长。斌和蔡东汉利用数值模拟研究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和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人口老化,老年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突现出来,人均资本增长率迅速下降。”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李海明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人口老化会使劳动供给减少,但未必使储蓄率下降;人口老化会使个体生产力下降,但未必使总生产力下降,因此人口老化并不必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翟振武和赵梦晗认为,尽管由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趋势在一定时期难以改变,但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而且已经提高的劳动力质量不断替代劳动力数量,因此数量减少并不代表数量的短缺。
尽管国内外学者就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由于研究的方法和数据不同,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这些研究或是着眼于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是着眼于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两者综合起来考虑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由于在人口转变时期出生率逐渐下降,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老化之后,经过一代人左右的滞后期,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开始老化。主要表现为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劳动力供给:一是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变化影响劳动力供给;二是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影响劳动力供给。
1.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影响
中国人口出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波动中下降,标志着中国进人以“出生率开始下降,并逐步接近死亡率”为特点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与出生率下降相对应的是0~14岁的少年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1年的16.5%。同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缓慢上升,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11年的9.1%。与此同时,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从1982年的61.5%上升到2011年的74.4%。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1982年为62517万人,2000年达到88910万人。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更是突破10亿,达到100283万人。
但是在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后期,由于出生率下降的速度比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慢,少年人口比重缓慢降低,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进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情况。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尽管目前人口数量仍在缓慢增长,但是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口数量会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因此,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会降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曾经按照中国生育率方案对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进行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于2015年达到顶峰,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不断下降,2030年将减少到10亿以内,为98757万人。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减少,2050年将减少到84947.5万人,21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到61464.2万人。
2.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作为总人口的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也呈现出老化趋势。1991年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46.28%,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23.29%。2001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比1991年有所下降,为32.67%,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有所上升,达到29.49%。2011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2001年基本持平,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达到33.73%。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将进一步老化。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预测,2015年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至31.90%,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 重上升至36.98%。2050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至25.11%,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44.79%(表1)。
三、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支持。劳动年龄人口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力构成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决定性要素。劳动力数量减少虽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弥补,但是目前中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可能找不到足够的工人,造成设备空置,导致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部分企业即使能够找到足够的工人,也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这不仅会对企业自身的发展造成障碍,还会影响经济增长。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和投资。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储蓄是投资的重要来源。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Brumberg)于1954年在《效用分析和生产函数:对横截面数据的一个解释》一文中提出生命周期假说,较早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能够根据其一生的预期总收入水平合理地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储蓄和消费比例,以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劳动年龄人口通过工作获得收入,除了用于自身消费以外,还要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养育子女,并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养老。因此,劳动人口对应正储蓄,而儿童和退休人口对应负储蓄。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发生变化,其储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导致储蓄减少,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储蓄的减少将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意味着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和消费人口的相对增加,进而会增加用于养老和医疗保健等非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减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进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2.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二是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工作的努力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年龄变化而波动。一般来说,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不断提高,到达顶峰后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也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出类似的倒u型变化轨迹。比如,刚刚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作中努力向上,且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数年之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到达顶峰,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大致保持不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器官的老化,其工作效能开始下降,可见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的变化先增后降。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不断老化可能不利于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技术进步源于有意识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任何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者主动利用他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去发挥他的劳动能力,去使用生产工具、制造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物质财富。劳动者不仅是研究与开发的主体,而且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创新是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根本动力。尽管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与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相比略逊一筹,因此他们的创新能力可能也比青年劳动年龄人口逊色。这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未来中国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上升,这样的年龄结构可能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创新能力降低,进而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造成一定消极影响。
四、政策建议
1.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时代中国经济如何维持长期增长?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应该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政府需要采取优惠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转移。第二,政府、高校以及广大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开展免费而实用的职业培训,培养下岗职工的劳动技能,增强他们的就业信心,帮助他们重回劳动力市场。第三,动员全社会力量促进待业大学生就业。第四,开发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这主要是针对低龄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对于那些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政府和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让他们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有偿或无偿的工作。以此缓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目前,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在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将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招工难问题,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因此要及时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同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淘汰和升级。要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以技术创新带动生产力的发展,用较多的资本和技术以及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减轻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性,从根本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因此,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替代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 动者素质。具体措施包括:不断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全国劳动者的素质;大力发展义务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素质;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提高在职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和物质资本一样,健康人力资本也存在折旧现象,而且这种现象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而愈发明显。健康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会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效率,甚至会导致劳动者永远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需要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确保财政性医疗经费支出随GDP的增长不断增加,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建立全面的工伤保险制度,提高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
4.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中国男性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女干部为55岁。这项规定是在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较低的背景下出台的。在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通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应当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每年延长退休年龄四个月,每隔三年时间就可以将退休年龄延长一年。其次,逐步缩小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距。大部分50岁及以上的女性劳动者仍有较强的劳动能力,让她们退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可以考虑缩小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距,这不仅是男女平等在就业上的体现,也是对女性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尊重,可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满足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再次,有条件的单位,如医院、高校、科研院所等可以试行弹性退休制度,对于本单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只要身体健康,工作需要,本人提出申请,单位批准就可以推迟退休,避免“一刀切”造成的人才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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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转移;职业化教育;农业就业;非农就业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047-04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化解三农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减少为数众多的农民,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至关重要。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不少,蔡认为,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就业,对于农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潘文卿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于以疏导农民就业途径为切入,发展农民职业化教育,使农民本身具有转移的能力,从而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客观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会日趋增大。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提及我国的贫困问题人们往往归因于我国人口太多。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均耕地面积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099公顷,是日本的2.9倍和韩国的2.8倍,甚至比英国高出4%。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01%,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8公顷,而日本为1.5公顷,韩国为0.7公顷,英国为10.8公顷,分别是我国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大量农民的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从而使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就是我国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农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减免农民税费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现阶段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过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只有6.4台,而日本为470.8台,韩国为103.7台,美国为27.1台,德国为87.2台,法国为69.2台,英国为84.5台;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只有1.6台,而日本为248.7台,韩国为49.4台,美国为3.7台,德国为11.4台,法国为6台,英国为7.9台。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密切相关的。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推广,我国农业才能真正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而成为“准城市居民”的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恰恰为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力,促进了城镇的消费、交通、建筑、服务业等,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因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 212万人,占42.99%;乡村人口74 544万人,占57.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明全国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5%。由于农村人口政策的现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村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比例不会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辍学儿童增多,他们一般在14~15岁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甚至外出打工,因此,这么算来,农村的劳动总人口应不低于53 000万人。而我国土地共有1.27亿hm2的耕地,根据农业部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现有生产力的生产规模条件下,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农村5.3亿的劳动力中,有接近3.8亿属于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很大。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的状况来看,适合市场需求满足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不足,而既无技术、又不符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属于低水平、结构性剩余。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64%,小学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专程度的占4.89%,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就更少,仅占1.81%。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可见,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较低,这也就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消化”。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指标。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城市为10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4.83亿,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国约有8 500万文盲和半文盲。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力发展农村各项教育,农村劳动力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离现实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2.技能水平低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有0.13%,有技术特长的仅占10.6%,而高达85%以上的农民不具备专业技能,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极大地阻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身体素质不高
由于经济贫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较差,90%左右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身体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4.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
我国农村劳动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有些农民办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不高。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村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而无法顺利“消化”,且综合素质较低,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各种限制性的制度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财产,当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时,失去土地承包权的风险会降低他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我国的土地政策历来对土地交易有严格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这些限制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2002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修改后,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大为减少,该法为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户口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国家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限制。但是,对于想进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村人,障碍依然存在。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暂住费、计划生育费和城市增容费等。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流动人口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所在城市或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优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别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办的学校,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就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中央和当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农民自己掏钱支持办教育。因此,在农民收入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农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4.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将农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高费用风险。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农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最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农民的知识化。知识化的农民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针对我国国情,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将农民职业教育区分进行:进行农业就业职业教育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两种。首先理清农村所需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关系,使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进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划清农村劳动力与非农村界限。
(一)农业就业职业教育
1.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职业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摈弃对职业教育鄙薄的旧观念,确立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地位。而政府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2.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知识化服务的目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现存的农村中年成年劳动力,在这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展农民培训的许多优势。因为这部分人有比较优势:已经完全投身农业,有一定的农业从业经验,且具备接受新知识再学习的能力。因此,培训的这部分人员会是现阶段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的培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学校+农民”的三结合体系,其中政府主导筹资监督,结合学校师资力量,对适合的劳动力对象进行农村现阶段主要种植业技术的职业教育。
3.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未来新型农民中的作用。这一途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农村潜在劳动力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目前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观念上消除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从制度上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针对农业从业潜在劳动力这部分“新鲜血液”,要将他们打造成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向我们将来的农业产业要效益。在这方面,职业学校要在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依据当地的人力资源,地理环境进行专业设置和师资配备,突出农业科教优势园林园艺、花卉、蔬菜无土栽培等经济农业为主,结合种植业,办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新农”特色。
4.推进农民职业化和就业准入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对于农民职业教育也是意义重大。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新形势下,通过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促使农村人口有意识地参加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业对各等级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国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从而出现有些企业高薪难聘一位高级技术人才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需要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国性的“技工荒”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告诉我们,技工短缺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从长远看,农村非农就业的职业培训才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当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确实是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可行切入点。
1.充分认识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农村建设、农业的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而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农村负担太重,用仅有的一点农业效益加上一点点政府补贴在养活绝对超员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如同一个成年人背着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总是希望有力气多干活,于是,给他多吃饭,补营养,而效果甚微。问题是他的力气在有负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极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简单那就是让孩子从背上下来,帮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有孩子帮他;同时,孩子也会成长的更快。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现阶段对于我国已经是不得不给农业现代化发展减负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基于这种战略高度的认识,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服务力度。
2.明确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与对象,突出自身特色。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潜在劳动力,未能继续完成学业深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是将来成功走出农村,完成转移的主要部分。我们经常会见到初高中生刚毕业就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会由于没有专业知识而再次回到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这给农村、农业又造成了负担。针对这种现象,对他们进行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就显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坚持常规学历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专和职高的毕业生进行2-3年的系统学习,使他们具备中、高级技工的基本素质,适应“蓝领”、“灰领”或者“银领”工作岗位要求,能够大胆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术培训,取消年龄和文化基础的限制,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或现代农业技术。只有双管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根据当地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和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切实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3.整顿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当前,必须加大《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法律的执法力度。落实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内的各项劳动制度,强制从业者履行接受职前教育或培训的义务,强制用工单位履行按照职业分类安排就业并培训职工的义务,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信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落实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合理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防护、失业保险、工伤抚恤、休息等)。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难度,但将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改变农民工素质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从而极大地刺激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闲置,一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上涨,职业教育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也将大幅度增长,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服务技能和技术水平。
四、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对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抓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进行农民职业化教育,对富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分流,最终达到剩余劳动力的安全、合理转移。这必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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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比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差异也比较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状况,东部发达地区远远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2005年11月1日,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4%,远远超过衡量老龄化程度的世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目前,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2009年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2009年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河南的老龄化特点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等特点都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预测数据,河南2030年以前0岁-14岁、15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则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不会给河南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龄化速度快,河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局面也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河南省劳动力短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二)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之对应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
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主要表现在:
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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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大学生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2028703
1人口老龄化的含义及现状
1.1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词,来源于英语中的The Population Aging,在人口学上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大的过程。 般而言,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在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们可以从人口老龄化本身的概念总结出三层含义: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断变化着的,人口老龄化是指老龄化率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某个人的老龄化,而是指整个人口总体的年龄结构动态老龄化。
1.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为了更好地协调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我国会定期进行全面的人口普查,通常情况下是每10年进行1次,也就是尾数逢0的年度是普查年度,最近的次是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较而言,劳动力人口比例提高了4.38%,少儿人口比重降低了6.29%,老年人口比例提高了191%。表1是六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通过两次普查结果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老龄人口正在快速增长,而新生儿数量的增长比率却在不断地下降,这更加加剧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先生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归纳为:“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进展程度都比较快,空间上老龄化在地区和城乡分布都不平衡,在时间上老龄化具有阶段并累进的特点。”
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具有的特点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概括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我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人口基数大,这也就导致了我国老年人和即将步入老年行列的人口数量是巨大的,同时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人晚生优生观念的影响,少儿出生率下降很多,而人均寿命的加长,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
(2)我国老龄人口的年龄在不断提高,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占比例将超过30.66%;
(3)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过高、增幅过快,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是不匹配的;
(4)东西部的差距、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在不同地域的差别之所在。
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结果。人口老龄化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之一。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加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人口老龄化又会反作用于经济走势,阻碍经济朝着利好的方向发展。
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如对养老金计划的影响,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老年人经济福利的影响等等[3]。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也就是劳动力供求的影响。
波尔斯基和鲁文基在他们的相关研究中指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国家内部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当一个人的年龄超过50岁的时候,他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就会降低,也就是说,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将更倾向于依靠前半生的储蓄来支付开支,因此,在他们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下降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着社会资本存量。由此,老龄化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一些国家甚至会出现经济产量锐减[4]。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即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和供给机构的影响。
2.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影响
我国现在的基本国情是,1953年的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那一批人,现在已经步入了老年阶段,1963~1965年的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那一部分人正是潜在的老年人口。这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是我国人口基数大的根源。随着他们步入老年阶段,我国老龄化将达到最大化。同时,这些人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和核心支柱,随着他们的退休,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有很大空缺,劳动力需求将会增加。
与此同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养老问题日益突出。这时,一个新型产业——养老产业应运而生。养老产业是指适应养老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由老龄人口消费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新兴产业,它是为老年人提供物质、精神或其他特殊需求产品和服务的产业。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消费在整体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大。由于劳动需求是派生需求,为老年人口服务的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派生需求,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加而增长[5]。
然而,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现阶段我国的养老产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相比而言,比较落后,老龄经济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所以,养老产业是我国的朝阳产业,值得我们大学生作为未来发展的选择。
2.2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引起劳动力的短缺,近几年出现的“用工荒”从侧面验证了这一观点。 然而,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作用很有限,但对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冲击作用非常明显。
许多学者在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质量的变化时,往往会忽略两个现象:一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国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导致的“青高”与“老低”交替现象对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效应;二是老龄化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者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与就业参与率变化,对劳动力供给质量和规模的影响。因此,以传统方法分析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时,往往过于关注老龄化对劳动投入量的影响,而忽视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劳动熟练程度加强和劳动强度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升对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延缓作用。
3人口老龄化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教育政策以及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为全社会所关注。中国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就业问题日趋严重,出现了“毕业就是失业”的说法。为了提高就业,就要从现实背景分析出发,不仅要研究就业现状而且要研究就业形势,不断地提高就业能力,就业技巧,就业竞争力。
大学生就业难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综合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累计数量非常庞大;②大学生的择业观念有所偏颇,大部分学生眼高手低,希望少劳多得,不切实际;③就业功利化,对企业不负责任,对企业的忠诚度不高;④心理素质低下,心理承受力和抗挫折能力不足;⑤职业能力不足,很多大学生在就业时表现出的职业能力不足,主要反映在知识结构不健全、专业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综合技能水平不高[6];⑥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陷入危机无疑影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国内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迁移和收缩,从而减少劳动者就业空间。世界经济危机促使大量的出国留学后的人才回国发展,从而使大学生竞争增大。以上的几个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共性问题,有一部分是属于大学生自身修为方面,需要大学生自己去加强和改善,而一部分是受整个社会的环境所影响的,对于这些方面大学生们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积极面对并发现机遇。
目前,我国刚刚进入老龄化国家,这个时期,正好是“青高”与“老低”交替的开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更高层次的职位需要我们大学生去填补。所以,这个时期的大学生应该从各个方面着手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就目前的就业形势和国家政策来看,大学生创业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国家也是从政策和财政上予以支持的。人口老龄化导致了养老产业的兴起,老龄产业涉及到国民经济中为老年人提品、服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各个领域,是横跨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体系。从国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和趋势看,在我国现阶段老龄产业属于朝阳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并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老龄产业愈加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老龄产业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势头已经涉及到医疗、保健、日用品、房地产、旅游、金融等众多行业。从我国老年人口的实际出发,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项目应包括家庭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医疗保健业、日常生活用品业、房地产业、旅游和娱乐业、金融保险业、教育产业、咨询服务业、老年“余热”产业等十个方面[7]。所以,对于立志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的大学生而言,可以从以上方面着手,另辟蹊径,跟随时代潮流和国家政策,为我国的养老产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以自己的勇气和魄力走出不一样的就业之路。
4结语
大学生就业一直以来就是社会上热议的话题,从20世纪计划经济时期的包分配制度,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的双向选择制度,大学生就业问题见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我国又面临了新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了新的挑战,而大学生在这个新的社会问题面前,应该有更多的思考。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在注重自己的能力的同时,关注社会发展的新动态,为自己的就业及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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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对策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人口老龄化是很多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就本质而言,也是一种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并且这种变化趋势一旦产生,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因而国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也主要从相应的辅应对措施角度入手,难以从人口结构这一根本角度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
一、人口老龄化概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也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比例中,老年人口比例持续性上升的一个趋势状态。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人口老龄化标准界定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差异,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标准是,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那么就意味着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状态。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6%,显著高于世界普遍标准,并且随着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和进步,人均年龄的提升,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也在加快。应当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很多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普遍面临的人口结构变化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都会显著的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而人口老龄化也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当前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老年人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甚至超过了警戒线,这也成为困扰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同样如此,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会超过5亿,其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社会养老负担增大,造成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以及会带动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等等。
1.增大社会养老负担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首先表现在养老方面,人口老龄所带来的庞大老年人口会使得社会养老负担急剧增加,特别是对于我国这种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而言。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在2亿人以上,如果到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人口增加达5亿人以上,那么其产生的养老需求也是非常大的,这会对我国的社会养老体系造成巨大的压力。事实上,就当前我国社会养老体系而言,社会养老保险规模虽然一直在增加,但是如果考虑到老年人口增速,社会养老保险的缺口也在快速增大。在现有的社会养老体系下,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如果仅依靠社会养老保险,甚至已经难以弥补由此所带来的缺口。因而可以看出,社会养老负担问题是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首要突出问题,特别是对于我国社会养老体系来说,目前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社会养老负担的增大,也会冲击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稳定。在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下,社会劳动人口所需要赡养的老龄化人口数量快速增加,这不但会造成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负担的增大,还会造成家庭养老负担的增大,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应当指出,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其所产生的社会养老负担也是日渐增大的,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养老负担问题不单应当考虑当前的基本养老负担压力,还需要考虑未来时期的养老负担压力。
2.造成劳动力资源的短缺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口比例的变化,而人口比例的变化则是相对的,随着老龄人口所占人口总比例的上升,必然会导致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从而也就会产生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事实上,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情况来看,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也会极大的限制经济发展,并且还会产生社会性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劳动力资源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竞争力,借助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我国在工业产品制造方面,有着更强的人力成本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国外企业和国外资本。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出现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在生产成本方面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也将不再。近年来,这一问题已经开始突显,部分劳动性密集产业开始逃离,并且也使得我国制造业的成本急剧提升。劳动力资源短缺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是长期性的,特别是对于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言,这种负面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在未来时期,随着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加剧,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也将开始显现,这些都是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3.带动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还会影响到我国消费市场,随着人口比例的变化,消费市场结构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消费市场变化的根本因素在于消费人群,而消费人群的影响因素中,年龄比例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在消费需求方面,会有着较大的差异,相对而言,老年人口群体的消费需求要低于其他消费人群,并且在消费品种需求方面,也有相应的特点。在这种影响下,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消费市场结构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首先,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导致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的整体规模出现萎缩,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普遍大幅度低于青年群体、中年群体。其次,人口老龄化还会引导消费市场产品种类结构的变化。例如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在消费市场方面,老年人群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会增多,如一些针对老年群特点所设计生产的各种商品,以及为老年人群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等等。同时,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是相对的,在消费市场整体规模出现萎缩的情况下,如果老年人群消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出现增加,那么其他人群的消费商品服务需求也必然会下降,这样一来,就会带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继而影响到相应的产业机构以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针对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对策
针对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优化劳动力资源结构,结合消费市场结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等等。
1.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
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社会养老负担会急剧增大,这就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包含物质保障、精神保障以及医疗保障三个方面。首先,在物质保障方面,应当完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健全相关的管理机制,提高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扩大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获利途径,提高其盈利能力,为应对未来时期老年人口增加提供重组的养老资金保障。其次,在精神保障方面,应当构建起完善的老年人群精神文明保障机制,为老年人群提供丰富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以社区为单位,定期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丰富老年人群的闲暇时间。最后,还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医疗保障机制,包括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为老年人群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整体而言,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是相关政府部门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措施,也是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所必须要承担的职责。同时,在社会养老保险机制方面,应当进行更加完善的优化,不仅强制性要求企业为职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还应当为一些自由职业者等非企业职工提供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应当在现有农村养老保险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缴纳领取的比例,使得农村养老保险真正发挥相应作用。
2.优化劳动力资源结构
在应对劳动力资源短缺方面,应当看到由于短期内难以有效的改变人口比例结构,因而很难从人口比例方面来解决劳动力资源短缺问题,这就需要对劳动力资源结构进行优化,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实现利用最大化。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力生产水平在不断提升,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现了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解放了劳动力资源。因而优化劳动资源结构,最主要的手段,便是从这一角度入手,通过采用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来实现对于劳动力的替换,将空闲的劳动力资源进行转移,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当建立起完善的职业培训机制,由政府部门承担这一社会责任,开展各种职业培训活动,组织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使得其掌握更多的职业技能,这对于加速劳动力资源的流转以及优化劳动力资源结构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3.结合消费市场结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
在人口老龄化带动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下,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既有着挑战,也有着机遇。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产业机构的重新洗牌,在市场的调节下,消费商品和服务的种类以及相应的规模会出现变化,为了更好的应对这一变化,需要结合消费市场结构变化情况,来积极的调整产业结构。因而应该在当前就对我国产业机构进行相应的引导,使得部分企业能够意识到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需求变化问题,提前进行产业布局,在老年人群消费商品和服务方面加大投入。同时,产业结构调整还有着市场调节的引导作用,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会对产业机构产生较强的引导作用,这种市场调节作用甚至远远大于政府调节。因而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更多的还是应当依赖市场调节,相关政府部门则是应当为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一定的规范性保障。例如可以由政府部门领头,来引导产业结构变化,使得一些相关的企业和社会资本能够提前适应消费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从而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投入。
四、结束语
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并且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社会养老负担增大,造成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以及会带动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等等。针对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优化劳动力资源结构,结合消费市场结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等等。
参考文献:
[1]薛凯.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1:6-8.
[2]任冲.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05:160-166.
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积极老龄化
一、引言
从1999年开始中国已经悄然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01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人口数量高达9062万人,比例达总人口的7.1%。2011年全国人口最新统计结果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121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35%。国际上通常将年龄在60岁以上人口比例10%以上,或者将年龄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7%为标准,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龄化标致,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由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强,在这个状态下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了“未富先老”的状态,这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同时伴随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征,老龄化必然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热切的关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解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究竟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基础上,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问题。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
1、对劳动力结构和劳动率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导致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从而引起未来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供给不足。我国目前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已超过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增长速度。联合国相关资料表明,我国劳动力的年增长率,2000年已下降到0.93%,到2050年将降到0.42%。21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我国劳动力人口每年将平均减少100多万,这必然对生产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对需求及消费结构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消费及需求的波动,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从宏观来看,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会引起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使得社会总的消费负担变重。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家庭中老年人比例增加会使家庭中劳动人数减少,收入水平下降,导致家庭内的人均消费水平下降。在总消费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老龄化会促使整个社会的人均消费水平下降。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护理及医疗保健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随着生活水平的特高,老年人对旅游、心理咨询、家政服务等消费需求也会有很大程度的增加。这些对于现有的消费结构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3、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根据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储蓄倾向存在较大差异,劳动年龄阶段为退休而储蓄,储蓄率高,老年阶段则储蓄率降低。从我国现状看,老年人的储蓄率低于整个人口的平均水平,而且随着年龄的提高,储蓄率不断下降。因此,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储蓄率提高,降低总储蓄水平。同时根据经济理论,储蓄等于投资,储蓄的减少则相当于投资减少,从而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筹措养老基金,强化储蓄养老,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
4、对财政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养老负担增加明显。1982年我国每100个劳动人口只需负担8个老年人,2000年要负担10.6个老年人,2025年负担18.5个老年人。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9.4,同时,我国退休职工将超过1亿,每年支付退休费用将达到18万亿人民币。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0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替位》报告中的测算,我国养老基金中的统筹部分在未来30年里将出现年均1000亿元左右的赤字。然而,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等问题亟待解决。很多农村居民没有被纳入养老体系,目前养老制度只覆盖了全国15%左右的人口,远远低于世界劳工组织规定的20%最低线。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这意味着,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压力相对于城镇更为突出,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
三、结论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21世纪人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该研究主题具有长期性的社会意义,同时也颇具有学术价值。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对我们的社会保障能力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又是社会进步、人类寿命延长的必然表现。如果重视老龄化问题,积极和主动地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重视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帮助他们改善参与社会的自身条件和社会条件,则可能发挥老龄化其正面的积极功能,实现人口老龄化的框架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白如冰.《吉林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D].东北亚研究院,2010;5
[2]付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06;4月28日
篇8
上述课题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称,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只是东部发达地区或者城镇所独有的问题,它在西部农村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和严峻。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吸拔下,大规模流入城镇的农民工已不再仅仅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包括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率先“未富先老”
四川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劳务输出地之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东南飞”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现象更为严重。此次由四川省社科院和四川省农业厅联合组织的课题组就选择四川省富顺县、安岳县和中江县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农区完成520份农民问卷调查(有效问卷501份)。
调研报告称,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依据。而对5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8%,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1.4%。
郭晓鸣说,如果去除长期在城镇务工且被纳入城镇人口的那一部分人口,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将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长期在城镇务工,导致农村空巢化现象的出现,38,3%的家庭只有一位或两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留守在家。
而更详细的数据显示,在调查涉及的1744个劳动力中,有750名外出务工,占比43.6%;而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90.53%。
不仅如此,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88.4%的人仍在从事农业劳动,且占总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33.2%,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凸显出农业劳动力高龄化特征。而在45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中,只有17.3%从事农业生产,仅占总农业劳动力的23.3%。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在公共财政投入更少、居民富裕程度更低的传统农区更早丧失‘人口红利’,并且面临着更加沉重的养老负担,这对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必然产生显著的制约性影响。”郭晓鸣说。
引发多样化挑战
该课题的初衷在于准确把握当前西部农村“谁在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及其对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影响。报告显示,劳动力老龄化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向小农经济倒退,也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障碍。
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老龄劳动力对种植业结构进行了倒退性调整,其主要做法是将水稻和油菜种植规模缩小至满足自食需求的水平,并逐步放弃种植玉米(2313-10.00-0.43%)、小麦(2459-19.00-0.77%)、红薯等耗费劳力且收益不高的非生活必需的传统作物,无力耕种的土地则大多撂荒或临时送给乡邻耕种。老龄劳动力生产粮食主要用于自食,用作出售的粮食较少,农业生产又回归到改革开放前低投入、低产出的小农经济模式。
而从家庭副业上看,大量农户因缺乏劳动力而主动缩减了生猪等养殖业的发展规模,有57.3%的家庭已经不再饲养生猪,户均存栏数为3.3头,且主要用于自食,用于出售的生猪数量逐年锐减。曾经作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重要支柱之一的养猪产业的衰落,表明农民这一传统增收渠道几近瓦解。
不仅如此,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首先导致生产方式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倒退,进而产生农业技术需求明显萎缩这一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就使得政府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上面热、下面冷”、农民积极性低等突出问题,导致了老农民、老品种与老技术的循环。
报告还称,农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农村家庭的空巢化,501户农户的调查显示,农村家庭空巢率高达38.3%。显然,农村家庭空巢化将对农村老年人口产生经济和社会上的双重影响,而社会影响甚于经济影响。
篇9
人口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年度内的人口构成状况,一般可以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收入阶层等方面进行划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一国或地区劳动力市场、消费、储蓄、经济规模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年龄变化趋势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老龄化。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14%的社会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20%的社会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0.906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发展。到201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94亿,占我国总人口比重达到14.3%,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预测,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8%左右。届时我国老龄化程度会逐年超过美国、英国,并接近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与老龄化相伴随,使老龄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少子化,这也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岁低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减少的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实施是少子化最主要因素,当然,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增大也客观上对少子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数据显示,自1982年开始,我国0-1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21%,到2010年该比重下降为19.19%。与其他一些发到国家相比,我国少子化的进程发展较快。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在美、英、德等七国最高,到205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下降至12.51%,该比重仅高于七国中的日本。一般而言,少子化会推动人口结构发生两种变化: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因此,少子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长远影响。
2、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水平降低,经济增长面临趋缓压力如前所述,我国人口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结构当中,而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我国人口结构在短期内的不可调整性,使得我国老年抚养比到2050年将超过50%,而少年抚养比的下降也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到2050年不到全社会人口的60%。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按照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视为老年劳动力人口。2011到2050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呈现不断老化的趋势。其中,15-2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11年15-2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4%,到2050年该比例下降为24.1%。30-4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7年到2028年有个较小幅度的提升外,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1年30-4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6%,2017年下降为30.7%,而后略有增长,到2028年该比例约为32.8%,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该比例约下降为28.4%。45-64岁的劳动力老年人口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2.9%,2050年上升为47.5%。可以看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也呈现出了老化的特征,而且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也在不断下降。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约为9.77亿,如果人口政策等未发生变化,到2050年预计这一总数约为7.90亿。根据Y=F(N,K),总产出是劳动力的函数,在劳动力过剩阶段,因为有足够劳动力剩余存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冲击。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迎来刘易斯拐点(蔡,2013)。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劳动力老化对社会劳动力产出率有抑制作用,进而会抑制经济增长。劳动产出率都会随着劳动力老化而有所下降。而劳动产出率的下降,势必会带来社会产出的下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老龄化的加速将会降低我国劳动产出率,进而减少我国社会产出总量。
(二)消费水平下降,内需拉动力量有减弱趋势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对全社会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者是理性的,并且会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因此,老龄化和少子化会对个人的消费和储蓄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年轻人消费水平较高,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会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少。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消费整体水平下降。加之我国老年人有储蓄养老等传统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现行拉动内需的政策效果。由表2可以看出,消费率和少儿抚养比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高,则消费率越高。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居民的消费水平会降低。消费率和老年抚养比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越高,消费率也越低。人口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即无论是从少子化角度,还是从老龄化角度来看,我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消费水平的下降。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老年人预期寿命普遍提高。根据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简称LCH),消费率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寿命越长,就要将有限收入放在更长时间里来消费,这样每一个时期消费量就呈下降趋势。图4也完全支持上述观点,从图4中可以看出,35岁之后,人们或者是为了子女教育、或者为了自己养老方面考虑,在消费上的支出总体较低。特别是70岁以上的年龄段老人的消费水平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因此,当一个社会中7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时,会严重制约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因此会受到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三)养老问题更加凸显,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主要会从赡养比方面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赡养比主要是指缴纳社保基金人口与领取社保基金人口之比,这一比率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会产生重要影响。当该比率较低时,说明该制度下缴费者多于领取者,从而形成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当该比率较高时,表明领取者多于缴费者,会逐步形成收入少于支出的情况。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的有关数据,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9.7%,而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0.8%。2011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1.5%,而2050年该比例约为56.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未来4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会不断下降,且有可能下降为2:1以下,即两个在职职工就要供养一个领取养老金者。老龄化加深带来的赡养比下降意味着依靠在职职工不到20%的工资收入所积累的养老基金收入会远不足以支付约占领取养老金者工资收入60%的养老基金支出。近年来,很多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进行了各种测算。世界银行和财政部合作的测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债务的课题的数据显示,以1997年为基准,从2001年到2075年,我国养老金的隐性负债规模约为13万亿元。国务院《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课题研究显示,以1997年为评估时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债务最低约为1.8万亿元,最高约为11.9万亿元。考虑到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会迅速扩大。老龄化带来的农村养老压力也不容忽视。自2009年开始,我国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到2011年底参保人数已达到3.26亿人。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此外,我国还有对80岁以上老人给予高龄津贴的政策,根据郑功成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对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财政责任按照两种方案进行预测,第一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至2030年平均为18.3亿元,第二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到2030年平均为32.3亿元。我国老龄化到了2030年之后会迅速加深,因此这一财政津贴的数额会继续增加。由此,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也会增加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支出方面的责任。
3、我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建议老龄化社会趋势不可改变,要做的是设法使其进程放缓
(一)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保证我国劳动人口维持一定规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大国特点之一是人口多。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保持一定人口规模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人口太多,超出自然资源承受能力范围,肯定是负担,但人口太少,也会有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没有适当规模的劳动力投入,就不会有大的社会总产出,也会危及经济大国地位。特别是在全球人口增长不很乐观的情况下,未来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可能不再仅仅限于今天所谓的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对年轻人的竞争。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为缓解劳动力不足,日本文部科学省拟对以亚洲为中心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实施毕业“包分配”制度。目前这一计划已经进入细节探讨阶段,将被写入文部科学省2014年的预算中。日本的这一行动或许就是全球年轻劳动力争夺的序幕。再加上人口的调整涉及因素很多,调整人口结构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育,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需要15年或者更久。因此,目前就需要认真研究在坚持基本国策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和调整人口政策。2014年之后,我国将陆续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这势必会延缓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还应该根据各地区发展水平与人口结构的不同,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以达到优化劳动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改善我国劳动就业政策,着力提高就业率提高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亿,占总人口的69.2%,比2010年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是该比例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0》的数据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我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的影响下,将在2018年达到峰值9.93亿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50年该年龄段人口将下降至约7.90亿。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力的减少将会通过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因此,我国应该从长远角度、通过长期规划来促使就业率提高。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劳动力人口减少问题极其重要的途径。老年人口在体力上无疑会处在日趋不利的阶段,但其智力、经验和社会资本等却并不一定会同步衰减。鼓励身体健康、有意愿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鼓励和扶持年轻人创业、通过设立专门就业服务机构来缩短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等待时间、增加就业培训等多种方式来提高我国就业率,以最大限度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压力。
篇10
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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