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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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  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  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  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  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  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  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  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  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  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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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改革,为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保障了改革开放措施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给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动力。

    四、结语

    “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体现,它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找到清晰的发展道路。在它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无比辉煌的成就,积累了无数的宝贵经验,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日趋完善,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关键动力和重要保障。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的了许多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此在以后的探索道路上会逐渐得到解决。“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逐步完善,中国经济也将继续书写“中国奇迹”。

    参考文献:

    [1]关海庭. 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2]陆静超. 渐进式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政策[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3.

    [3]盛来运.中国统计年鉴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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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是特定人对特定客体物的排他支配权。作者对这一概念作以下解释。

（1）物权是特定人的私权利

物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民事权利是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主体享有的私权利。私权的意思是只有该主体才享有的权利，而其他任何主体不能分享、干预、侵犯、妨害等；私权仅意味着该权利置于某个主体意志支配之下，因而排除他人的意志。在一定意义上凡是民事权利都是排他的，排他的权利都是私的。

因此，物权主体必须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人是自然地具备这一特性的主体；法律赋予团体以人格，因而法人也具备这一特征。另外，国家及其他具有民法上体资格的组织也可能成为物权主体。不过，物权法上的物权基本上是以个人所有权人基础的。实际上除了国家特殊主体外，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均可能源自于个人财产，或是个人财产的某种延伸。

在某种意义上，全民和集体不具备民事主体的特征。当然集体如果组成为一个社团并取得法人资格，那么也可以成为物权主体。不过这时应称为法人所有权而不是集体所有权。这等于说，物权主体必须是单一的有独立意志的主体。

（2）物权客体为有体物

按照罗马法传统，所有权的客体须为有体物，只有有体物上才能成立所有权；由于他物权均是所有权派生而来的，因此从理论上说，物权的客体也只能是有体物。因此，德国民法明确将物权客体限定在有体物上。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物有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针对于物的价值形态亦可以成立物权。这便是担保物权。既然担保物权是对物质价值形态的支配权，那其他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自然可以成为担保物权的客体。这样，股权、知识产权、债券、凭证式债权（如存单）等均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另外，有形物可以让与他人占有、使用和收益成立各种各样的用益物权；用益物权虽然是直接针对有形物的，但是，用益物权本身在物权理论上被称为无形物。因为，从用益物权人的角度，他拥有的不是物，而是权利。例如，说甲拥有土地即是甲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如说甲拥有土地使用权，那么，我们不说，它拥有土地，而只说他拥有使用权或权利，他在处分时，只能处分手中的权利。这样，即使我们将所有权的客体限定在有体物上，我们也无法将整个物权客体限定在有体物上。不过，在讨论何物可以成为物权客体时，往往从所有权的角度讨论的。

在这个意义，物权的客体须满足以下条件：1）须为有体物且存在于人体之外；2）有价值或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包括精神需要；3）这些物必须不能无限制满足人的需要且能为人类所控制；4）物必须确定或特定，能够独立地表现自己或有独立的存在外观。关于第四点，需稍作解释，传统物权法认为，一物上存在一个所有权，且物必须是具有独立使用价值，这即所谓的一物一权主义。一物一权意味着，一、不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物，比如一只鞋不能成立所有权；二、一堆杂货或各种各样物的集合（如企业）不能成立所有权。这纯粹是从客观的角度的一种判断，而所有权客体的范围和多少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只要客体物有确定的范围，且此范围能与彼范围识别，即可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作者称之为物权客体的特定化。故在定义中，有物权是对特定客体物的支配权。

（3）物权是一种对物直接支配权

物权均是一种排他支配权，而且这种支配权均是针对特定客体物的。这一点使物权区别于债权。债权有时可能指有某个特定物，但是，债权只有对债务请求交付该物的权利，而没有直接占有、支配该物的权利。

对物的支配权分为：1）对自有物的支配权，也是完全支配权，即所有权；2）对他人物的支配权，也即定限物权，它又分为以用益为内容的用益物权和以价值为内容的担保物权。所有的物权均是对物的支配权，但支配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

（4）物权是一种法律权利

即使我们将物权定位在有体物，物权不是一种基于对物的占有事实而产生的支配权利，尽管在物权制度产生的初期可能需要以占有为要件。占有是人与物的事实连结，而物权是人与物的法律连结。在一般情形下，这两种连结是一致的，而且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也只有两者的重合才能对外表征权利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保护。但是社会进步到法律为主的时代，物权成为一种可以不以直接占有客体物为条件的法律权利；物权权利人并不因不占有客体物而丧失物权。

在客体物被他人利用的情形下，在他人使用期间所有权人实际上只享有收益权和回复原物请求权。但是，在法律上，所有权人被认为仍然拥有或支配客体物，而实际占有客体物的人却被认为只拥有权利。在学理上称这种情形下所有权对物的占有为间接占有，以使所有权与占有不可分。如果我们将物权或所有权理解为一种法律权利的话，那么我们也大可不必创制间接占有概念。因此，我们在承认物权客体为有体物时，并不妨碍我们把不直接占有客体物，而只享有物之利益的排他支配权利视为物权，同时也不能把实际占有客体物的人，就推定为他拥有客体物，享有所有权。再如，在承认物权仅为有体物的法律背景下，也承认对物之价值形态的排他支配权为物权，担保物权即是这样物权。

实际上，有体物和无体物只是从哪些物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的角度而提出来的一对概念。如果承认，物权是一个比所有权更广义的排他支配权体系，那么，客体物有形和无形的划分就变得不太重要了。因为，在仅承认有体物的物权立法中，也承认有体物的所有权也可以派生出许多无体物物权。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划分只有对哪些物可以成为所有权客体才有意义。

因此，作者认为物权应当定位于广义的物上，将物权限定在有体物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至于，所有权是否可以以无体物为客体或者是否将对无体物的排他支配权是否可以称为所有权，也是一个法律习惯问题，而不是水火不容的原则问题。

总之，物权是有独立意志的民事主体所享有对特定物的排他支配权。

2.什么是物权法：物权法的局限性

什么是物权法，物权法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一问题似乎人们考虑的很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基础性的法律制度-物权法，但是，物权法的作用是有限的，物权法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现在似乎有一种错觉，认为一旦制定出物权法，体制转轨中遇到的财产不明晰等问题，即刻就可以解决了。实际上，物权法只是产权明析之后的规范，而不是明晰产权的规范，物权法是巩固改革成果的法律，而不是构筑物权体系的法律。

（1）物权法只规范私权

物权法规范物权，但物权法并不规范所有的物权。因为物权法属于民法典的一个构成部分，而民法典则是仅规范私权利的法典。具体到物权法，物权法仅规范个人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演绎形态，如法人所有权或合作社所有权等。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也是个人所有权为基础设定的；同样担保物权也是个人所有权基础上设立的负担。这是因为物权法规范的物权是特定主体与客体物之间支配关系，在没有明确的实实在在的主体存在，就没有物权；物权即是赋予该主体对客体物排他的支配权利（由于客体物或权利完全置于主体意志支配之下，因此这种权利被称为私权）。这种主体通常是以个人或自然人为模型的，故物权法的所有权即指个人所有权。至于国家、法人或集体等主体对特定范围客体的排他支配权，准用于个人所有权；而且这种准用只在于对所有权的平等保护上有意义。至于这种所有权的行使则不是物权法所能调整和规范的。因为主体的特殊性改变了这种所有权的行使规范，它不能适用于人个人所有权。比如法人所有权，可能更多地适用公司法关于公司财产的规范。按照作者的判断，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不能够直接纳入到传统物权法调整，因为即使纳入因缺失物权法所要求的主体要件而流于形式，或者仅仅在界划现实中财产权利性质和给予物权法保护上具有一定意义。

实际上，大陆法国家的物权法只是规范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物权的取得和行使规范，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则是，个人所有权在某些领域还是禁区，特别是在物权法规定的核心领域-不动产领域，个人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使我国不能直接运用其他国家所有权解决我国不动产流转问题。

（2）物权法规范物之静态归属和静态利用

物权法的作用主要确认物权（判断是否取得所有权或他物权的规则）和规范物的使用（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法律关系。也可以说，物权法规范注重于物权取得规则和取得后权利的保护，而不是注重物权的行使-物的利用。物权法仅起到认定物之初始归属及他物权权利人的一般权利，至于物的利用（物权行使）中发生的诸多法律关系，大多超出物权法调整范围。只有不动产使用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物权法内容，这便是地役权或相邻关系。而物权法所规定的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情形，则是从保护他物权人的角度进行规范的，而不是从所有权人的角度规范。而只要物的利用没有构成物权，那么即不属于物权法调整范围，如买卖、投资及其合资、合伙、合股等。物权法调整范围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主要调整不动产物权，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和取得制度、不动产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构成、建筑物区分所有和不动产相邻关系等构成物权法丰富的内容；而动产物权，仅限于动产的取得和质押。

由于物权法的上述特征，物权法难以解决全民所有经营性动产（企业资产）的有效经营问题，难以规范现行的集体企业（农村和城市集体企业）财产归属和利用问题。因为，物权法只能解决财产的归属，但不能解决这财产的利用，而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主体只有先通过改革措施明确财产主体，才能成为物权法中的物权。显然，物权法不能解决我国国有动产的有效利用和经营问题。

（3）物权法在明晰产权上的功能有限

财产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明晰产权，即使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资产有实实在在的经营使用主体，建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即物权）。但是，这一任务不是靠物权法所能够完成的。物权法只调整主体明晰之后，可称之为物权的权利，而对成为物权的过程、方式等无法涉足。因此，物权法只是对一个国度所形成有明确主体财产权利加以调整，但它不决定如何形成这样的财产权利。它只是保护和规范已经的财产权利，但却不能决定如何形成这样的财产权利。物权法确认个人所有权权能，但它不能决定个人可拥有哪些财产或者对哪些财产拥有所有权；物权法规范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但不能决定全民所有转制改造方式（哪些搞股份化改造，哪些拍卖或承包等）；物权法所规定的权利均是可交易的，但它不能完全决定哪些物可以自由流转，哪些物上可成立自由流转的所有权；物权法规定用益物权，但对用益物权的规定仍然受农村承包经营和国有资源利用方式政策性规定限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国家政治决策调整，需要整个法律制度的再造。总之，物权法是所有这些可交易的物权确定之后，制定的这些权利的行使规则，其物权（财富）的形成过程和物权制度设计方面的能动性是有限的。

因此，作者认为，就通常意义上理解的物权法，其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变革对物权立法的需求，通过物权立法本身并不能解决物权制度的重构问题。而这一问题与其说是一个法律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3.物权制度设计：一种政治理念的表达

对一部现成的物权法所规定的制度研究与物权法制定研究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寻求现行制度规范的合理性和缺陷，提出改进方案；而后者则是设计适合国情的物权体系问题，是一种制度创设或设计。前者重点是对已有规范的实证研究，可直接援用各国法律对某项内容的规范进行比较分析，选择更合理科学的规则；而后者则不能直接援用各国法律进行纯规范分析，更不能以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完美的逻辑体系作为标准。

依照作者理解，物权制度设计是一种政治理念的表达。任何政治问题的核心是运用适当的工具或手段达到既定的目的，而财产所有权制度正是社会组织和发展的基本工具。因此，设计一套适合本国国情、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财产制度便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而设计一国的物权制度首先是特定的政治理念的表达。象罗马法中的市民法所有权和万民法所有权的设计，即是反映了罗马人的民族本位主义思想；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则反映出该民族对团体利益的强调；法国民法典所确立的个人主义所有权制度，则是新兴资产阶级建立个人自主自立、自由契约的理想社会秩序的理念的表达。因此，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物权制度变革，都是政治理念或社会价值观在法律上的体现。物权制度设计既然是一种政治理念的表达，那么，形成这样的理念或决定这样的理念就不完全是法学家所能够决定的事情，更多地是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

物权制度设计的立足点是本国国情。尽管世界上的法律存在趋同之势，但主要局限于行为立法方面，即合同法、商事法规则。而在物权领域除了动产在各国不几乎不存在差异外，不动产几乎是一国一个样。尽管在同样的法系，比如说在大陆法系，存在共同的特点，但每个国家仍各有其特点。这是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均不完全一样。因此，物权制度的设计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特征。最典型地，英国因采取了不同于法国反封建道路，因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大陆法国家的不动产制度。但由于不动产的属地性质，这种不同并没有造成什么法律上的障碍。因此，因我国属大陆法系，而在不动产法领域盲目照搬大陆法系某国的物权体系是非常不明智的。物权制度应当依据本国国情，而且也可以依据本国国情来设计。

当然，作为一项人类社会共有的法律制度，物权制度自然有其共性的一面，特别是其他国家已经在物权立法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对于我们要重新设计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物权体系的国家而言，在立法技术上，借鉴他国经验和规则，无疑也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在借鉴的方式，应当是参照而不照搬。

这样，物权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上”依一国政治理念，“下”循一国国情，在技术上参照外国物权立法和变迁的经验，进行制度创新。

显然，物权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不是一种纯法学的研究，可能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特别是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而作者认为，目前物权法研究侧重于物权制度规范的研究，对于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且研究仍然是纯法律规范分析，而从政治目标、从中国情分析设计者较少。这是我国物权法研究长期滞后于改革开放实践，物权法研究没有什么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这里试图对公有制与物权法接轨作一些综合分析和探讨。

4.公有制的特点：从法律角度分析

马、恩是从经济层面上论述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的，他们的思想中稳含着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它的占有者、劳动者应该合一，使劳动成为占有支配生产资料的基础。因此，所有制严格地讲是一种事实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经济关系）。马克思不是不重视或没有看到这种经济关系的另一个层面，即法权关系（生产资料占有及其其他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这种法权关系的核心便是所有权。但是马恩认为，事实上的占有支配（经济）决定法律规范的内容（上层建筑），法律只是对经济关系的“反映”。由此，马、恩可以说只关注了生产资料事实上的或经济上的层面，而忽略了从法律理性或原理的角度设计所有权制度，未顾及未来社会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以至于后人直接将所有制代替所有权，将所有制视为所有权的同义语。

马、恩根据上述思路进行未来制度设计的一个结果是，当我们严格地按照法律上的所有权去分析现实的所有制时，时常会发现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的“所有者缺位”。这是因为，法律上的所有权是以个人所有权为模型建立起来的一套规则，当它适用于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社会性直接结合而设计的制度时，自然找不到对应的规则。但按照直接反映这种所有制的法律规定，其主体还是清晰可见的。这便是，全民所有制的主体为全体人民；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主体是组成该集体的全体成员。但是，这两种形式的所有权主体都是形式上的。

全民所有制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全社会范围内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只是一少部分人在分散的各个地方各个工厂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而没有结合的其他人自然就是虚的所有权人。就是实现直接结合的那一部分人也不能说他们就是所结合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人。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在法律上属于全民的而不是属于所结合的那部分人的。为了使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由确定的主体经营管理，全民所有制在现实中自然就演变为国家所有制（国家成为全民所有制的主体）。因为，只有国家通过它庞大的政府机构才能使全民资产有效地运转进来。而政府又是条块分割、相互制约的政治组织，这样经济的决策权就又分等级和分行业地分散于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他们的执行人员身上了。于是法律上清晰的所有权主体（国家），在现实中也变得不清晰了（这种不清晰是从每个财产有确定的主体角度判断的）。

至于城乡两种集体所有制，同样也存在主体不明的问题。在农村，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人法律上属于全体村民，但实际上行使权利的是各级农村基层组织。在这里，集体经济也演变为一种政治权力支配控制经济资源、组织社会生产的模式。在城市，集体企业的“法定”所有权人是组成该企业的职工，但实际上，由于企业资产不是职工入股形成，因此职工不可能是集体企业的所有主。所以，集体企业的所有权人是它的投资设立人，即各个国有企业、国家政府机构、事业单位（这些单位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所有权主体，而是国家资产的占有使用人）。这样集体企业的所有权人也是名不符实。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不起以个人所有为模型的所有权原理分析的。实际上，公有制是一种经济运行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有以下特点：

第一、 以经济原理而不是以法律原理设计所有制，导致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形式在现实运行起来都名不符实，出现所谓的所有权主体缺位的现象；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所有制设计只顾及了所有权的社会化，而忽视了个人权利，甚至可以说它以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为宗旨。

第二、 尽管两种公有制形式已是马恩设想的全社会结合的一种妥协，但在现实中，两种所有制结果都是一致的，都将社会资源国家行政支配控制，使政治与经济、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力高度地结合起来；配合这一制度安排的是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第三、 这样，国家或政府替代了个人（全民中个人和集体中的个人）成了经济活动的发起人（决策人）和责任人，个人成了受国家或集体单位调配的、从事劳动并获取工资收入的、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被动主体；而那些代行国家职权的积极主体的又很难象对待个人财产那样经营管理属于全民或集体的财产──所有制在这里起不到应有的制度功能：激励和约束。

第四、 因此，传统（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违背了这一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一方面没有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消灭了剥削）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只有与生产资料实现结合的那一部分人能够直接享受公有制好处，而不能实现结合的大多数人则只能依靠国家救济和从公益事业中获得零星好处。更为严重的是，公有制剥夺了个人生产资料所有权，剥夺了个人独立的经济权利（个人不能独立营业，发起经济活动），因而剥夺了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上述经济运行模式并没有实现这一制度最初设计者的目标，反而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贫穷和落后，导致在低效率下片面地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因此，唯一的出路是改革。

5.市场经济导致的财产制度变革

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始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便是被誉为中国“第”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终于在九十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意味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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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体制及乡镇企业成功迈出五大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

1978-1984年主要是普及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1990年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非农产业体制。1991-1995年农村改革基本停滞，乡镇企业处于治理整顿状态。1996-2003年我国开展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再掀新。2003年至今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30年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其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机制建设与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2．市场主体培育成效明显。

3．人本主义理念、人力资本经营理念及培养机制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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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中国也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移植”。很显然这种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可以大大减少新体制设计和建设的成本。但由于中国与苏联历史、客观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把出生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用于中国，则会可能出现诸多不适应的症状，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并对该体制不断地进行修正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最早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就是源自对苏联教材的直接模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其课程名称先后以《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计划经济学》出现，直至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国民经济学》，这显示出国民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特征。

二、逻辑必然：国民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的存在

当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渐进性改革，这也是国民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逻辑必然。

（一）逻辑起点：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因此，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以及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效率。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行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1．政府“越位”问题的解决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惯性，政府在诸多方面还对经济还存在强大干预，这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生产管得过多过死，每年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补贴及政策优惠，对其进行扶持，极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经济，亲自参与招商引资，将本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行为纳入政府职责范围之中。这种政府“越位”行为屡见不鲜，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越位”行为正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表现，解决政府“越位”行为是还原市场的过程。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及时解决政府“越位”问题。政府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退出市场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这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2．政府“缺位”问题的解决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目前来来看，中国政府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职能并没有到位。如中国政府对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规制不利，垄断企业的价格同盟、价格歧视、供应不足、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政府在提供经济制度等公共物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如对于经济改制中出现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职工劳动权益保障、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寻租问题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必须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正确解决政府“缺位”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方式，令政府有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中国当前情况下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必要性：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与长期性

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市场化改革是渐进性改革，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国家，也不同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性改革（又被称为“北京共识”）。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进行探寻，对国民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研究，更应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总结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以及该专业的研究生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研究发展内容展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中国现实和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情况，未来国民经济学研究可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

（一）宏观调控与政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混合经济依然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宏观经济计划和管理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而财政手段运用也不熟练，计划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此处的计划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计划（高度集权的政治手段），而变为类似管理学意义上的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因此，政府要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的成熟理论与经验，更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符合国情的主张，同时深入研究各个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的组合与协同问题。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战略与规划原本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核心方向，现在仍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学与财政学、金融学相比显得更为宏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依然会重视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以规划的方式指导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学应着重突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涉及的重大项目课题的研究，比如，城镇化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等。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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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企改革；产权论；超产权论；渐进式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变革的焦点之一，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学者的关注。关于国企改革的相关研究多是从社会政策、管理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等角度展开的。国外的学者着重于国有企业改革所处的特殊经济体制的特征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和特点，而国内学者则多倾向于对国企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分析以及提供对策。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的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采取了与东欧等国家截然不同的渐进式改革。基于不同于“构建理性主义”和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刘江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渐进式”道路的原因以及变迁方式的选择机制进行了剖析。刘江会（2001）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过渡过快，将会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进而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其次，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革的主导者，人力资本与制度体系的组合是否和谐至关重要。同时，与其说制度记忆对变迁方式产生影响，不如说制度的路径依赖会左右人们的选择。中国原先没有市场化体制的制度历史，所以要走上市场化道路就更加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对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上，国外学者诺斯、魏昂德等学者认为收益递增以及市场不完全性造成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依赖现象，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这种路径依赖的外在表现。

二、以政府为主导的国企改革

在对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变迁方式的研究中，杨瑞龙（1998）认为我国国企改革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并且分析指出了政府主导型改革的优点与缺点。林毅夫、蔡（1998）等学者指出国有企业问题的结症是在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提出以创造国有企业平等竞争条件下预算约束为主要目标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进行改革。文炳洲、牛振喜（2007）两位学者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入手，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性问题是政企难以分开，国家的干预力量过于强大，企业自身的独立空间被压缩，在面临市场化这一重大变革时，又“水土不服。所以应将“政企分离”作为突破口，认为在企业内部狠抓治理结构，在外部营造公平竞争氛围，迫使企业转变经营方式，转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企业。

三、“产权论”与“超产权论”

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产权论”和“超产权论”两种研究方向。孙继军（2006）认为“超产权论”当中，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是提高绩效改善管理的关键一环，在改革产权的同时，要从多维角度对体制、市场环境、管理方法进行改革。企业应该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兼顾产权改革与公司治理，维护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有序稳步推进国企产权改革。

在“产权论”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由于国有产权制度无法有效解决国企经营者的选择机制和激励机制。国企的效率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委托人不是具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魏杰（2002）认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必须向产权多元化转变，在实际经营的过程中将产权逐步清晰，产权比例逐步合理化，使产权具有平等性、结构多元化、证券化，实现产权的可交易性。同时使得权比责权更为明确，其组织方式合理化。高尚全（1995）认为应该尽快明确产权主体，健全企业法人制度，同时他认为资本社会化是私人占有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建立在个人产权多元化基础上的新型社会资本，以往由政府经营的国家资本已经逐步采取了社会占有方式，以解决资本“非人格化”所导致的“产权虚置”等问题。刘小玄（2001）则坚持国有企业应该进行产权改革以及走民营化。有效的企业改革其实质是产权分立以及资源重新配置，而不能依托政府的政策保护和垄断。

通过梳理以往国企改革的研究文献，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国企改革这一问题上，一些学者倾向于以政府为主导，要求政府在政策、制度上给予放权让利的支持，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些学者从经营管理的角度出发，从企业经济组织的效益、效率入手，将产权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内在激励机制、活力联系在一起，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让企业在市场化的竞争中生存。而笔者认为，产权改革不是目的，核心是要通过产权改革实现对企业的激励。产权明晰的实质就是改变国有产权的性质。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保障着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一味的以效益为首要目标，将会对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造成影响。除了从产权的角度、管理者的角度、市场的角度来探讨国企改革之外，其更为丰富的理论还尚待发掘。（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江会.为什么是“渐进式制度变迁”――基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种经验分析[J].经济学研究，2001，（3）：36―40

[2]杨瑞龙.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J].教学与研究，1998，（2）：8―12

[3]林毅夫、蔡、李周.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环境.改革[J]，1995，（3）：17―28

[4]文炳洲、牛振喜.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实践回顾――对2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反思[J].改革与发展，2007，（1）：16―20

[5]孙继军.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依赖及其选择[J].甘肃科技，2006

[6]魏杰.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实现方式[J].上海国资，2002，（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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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城市规划理论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7-0020-02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planning, whose premise is developde unde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reform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Only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of the reform can make the planning for urban, and the urban planning need development with ideal. Although the ideal can not be realized completely, by the efforts of action can we reach to the place which is near the ideal. How near we are away with the ideal is depending on our action, and the goal is to promote it future close to the the ideal state.

Key words: economic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urban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任何城市规划制度或体系都是与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因此。其发展是并不一致的，也是不尽平衡的。城市规划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建制之一，直接是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运作所许可的范围内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因此，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索对城市规划具有先决定性。在讨论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时，也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背景开始，揭示城市规划理论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用以指导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趋向。

1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城市规划的转变

1.1 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规划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所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施行过程之后，尽管起因于自下而上的努力但主要还是经过自上而下的倡导而推行起来的。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国家经济计划及其相关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基本上始于1978年，基本成型于1992年前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虽然至今为止，还不能说完全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但国家主要的经济体制框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概括来说，进入改革时期以来，对中国城市规划体制制度创新影响比较大的相关经济制度、管理体制变化有：（1）计划经济及其相关投资、价格及市场体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2）土地有偿使用及其转让制度、管理制度的变革；（3）房地产开发、产权处置、房地产金融以及相关行政体制改革。但是中国城市规划体制制度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行体系中尚未出现根本的结构性变革。城市规划属性从过去偏重于作为经济发展的技术手段向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的转型，是新时期城市规划改革最根本、最深刻的内涵，也是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者转变观念和转换工作思路的基本指导思想。城市规划编制特别是法定规划的编制，是体现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和基本依据。我们要明确新形势下城市规划的属性和职能定位，强化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意识，充分发挥规划编制咨询工作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和管理的技术支撑功能，体现城乡规划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的作用，促进城镇化和城镇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规划编制咨询机构和规划编制工作者要以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为轴心，以依法编制规划为支撑，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线，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和编制咨询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城乡规划编制工作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宏观调控的要求，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注意城乡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和整体作用的发挥，强化和深化城乡就业、产业结构、人口转移、社会发展、节约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区域与城乡统筹和协调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注意研究和合理解决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联度最大的人居环境改善、旧城拆迁改造、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公共交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热点问题，从而为实现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有效发挥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提供坚实基础。

1.2 政治体制改革和城市规划的地位和相应变革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从更为理想的角度讲，这应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就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而是一场社会总动员。从比较狭义的角度讲，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着的是对各类机构的再界定，以及各类规范的再定义。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比较直接而显在的内容。在中国，城市规划管理权的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政权和政府管理权，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也推动了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城市时代即将来临之际，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相应地，城市规划管理的权限也面临着新的变化：

(1)城市之间的合作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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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最大化的税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种税制安排能为国家带来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随后的改革中，这种制度安排就会得到强化。地方税制作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筹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国家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内含有强调收入功能的惯性特征。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3．在既定的体制约束下，对收费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来越依重收费制度，以至于发展到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境地，这反过来，则严重扰乱了国家岁入制度重构的进程。同时，各种形式的收费又加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负担，扰乱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因素，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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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取向”高层研讨会上指出，对于中国的国有资产，绝不能搞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当前一些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指责是对中国产权体制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一些社会情绪。樊纲认为，对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实现国有资产在不同形态上的转化，即我们所说的所有权的处置权。中国目前所有的对国有资产的买卖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资产形态的转换。樊纲认为，应该建立一套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必须充分体现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处置权，从而使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发生有序的变化，使国有资产形态的转换、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可以在一个法制的框架下进行。

谢国忠：中国拒绝提高利率 地产泡沫即将破裂

中国拒绝提高利率是因为中国担心房地产泡沫破裂。它将会引起新一轮的投机浪潮，这将使得经济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而且损失将更加惨重。在这期间，投机将继续支撑全球的需求，特别是在原材料行业。目前，这个泡沫是如此之大，已经导致了能源和食品供应出现严重的瓶颈现象。中国的家庭储蓄存款已经开始下降，因为中国人需要在生活开销上支出更多。中国拒绝提高利率的做法刺激每一个潜在的投机者加入到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当中，因为这些投机者相信中国政府部门有能力控制并延长目前的投资繁荣。谢国忠认为，这是最后的疯狂。随着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加息的不断发展，离“最后算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仅仅是几个月，而不是一年。

周小川：中国宏观调控将更多运用市场化手段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近日召开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2004年秋季部长级会议上指出，宏观调控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信贷增长过快的现象正在得到控制，对外贸易继续增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密切关注经济运行中总量和结构变化，更多地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对经济发展中的失衡因素进行适时、适度的调节。周小川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复苏态势，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提高，通胀压力也将维持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一是油价持续上涨；二是美国、日本经济在第二季度出现消费增长减缓或投资负增长等现象；三是国际资本出现从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回流，新兴市场筹资成本开始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前景应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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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迟福林同志的新著《起点》，书中收集了作者近两年的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在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问题上的相关思考和研究成果。应当说，这是面对改革发展新矛盾、新问题，以推进政府转型为主线，探讨全面制度创新的一部力作。

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2003年SARS危机中迟福林同志提出的观点。2006年2月6日，在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迟福林同志建议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近几年，迟福林同志一直把政府转型作为重点研究课题。迟福林同志把自己两年来以推进政府转型为主线，探讨全面制度创新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并以《起点》作为书名，寓意深刻、观点鲜明，意味着我们能否实现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的难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规划好、设计好改革，排除各种阻力深化改革，实现全面的制度创新。

作者对新阶段改革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我国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突出矛盾，二是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新阶段的改革需要实现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的突破。作者的分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与我国改革攻坚的现实问题相联系，从而形成了独特、系统的分析体系。

作者分析了政府转型的现实需求。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的现状，作者提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使政府有效地履行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在全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社会体制改革要求规范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政府转型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社会体制改革的现实前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切入点和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