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劳动力外流；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

binedwiththeinvestigationfindings，ananalysisofthephenomenonofthefamilystructureandfunctionofold-agehome，andputforwardtoimprovethestatusoftheelderlyliving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Keywordsoutflowoftheworkforce;theelderlyinruralareas;old-agehome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与人口增长，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到“十五”时期末，农业剩余劳动力达到118亿人，同时市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流入城市，而且转移的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根据资料统计，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543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截至2001年底，全国农村劳动力中，在本乡以外从事劳动的从业人员达到13%。上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转移的现象，称为农村劳动力外流。

表1农村劳动力转移全国性专项抽样调查

转移出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包括到乡外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或劳动力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社会养老保障措施不完善的背景下，这一转移对农村家庭，尤其是家庭中老年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对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来说，家庭养老是最主要的老年保障措施。据1999年6月统计，我国农村97.16%的老人依靠家庭养老，而依靠退休金和集体供养的老人仅占2.34%。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农村家庭养老出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矛盾尤其突出。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正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

（一）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空巢家庭增多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潮涌般地流向城镇，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青年考上大学深造，毕业后他们一般都选择留在城市工作。赡养服务人口的下降使农村老年人的照料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难题。农村老年人在传统联合型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在逐步减小，农村家庭已经出现了小型化、核心化的趋势，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就显示，农村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仅为3.27人。农村中的空巢家庭和独居高龄老人增多（见表2）。

表22005年我国镇、乡的家庭结构分布（%）

父母与成年子女住房分离，对家庭的凝聚力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外出打工者或工作者很难照顾老年人的饮食起居，不能保证对老年人有效、持续地进行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这样容易造成代际隔阂。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后，家庭重心必然下移，一些子女把对下一代的抚育作为第一要务，这削弱了以家庭为基础的老年赡养系统，从而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养老保障水平。

（二）农村老人获得的情感支持不足，缺乏精神慰藉

情感支持指子女为父母提供感情交流和精神慰藉，它不但说明了子女与父母之间感情的融洽程度，也是对经济及器械支持资源的测量。

子女的外出减少了与父母之间情感沟通的机会。虽然大多数农村老人认为子女外出闯世界是光耀门楣的事情，但子女走后留给他们的孤独感是不可忽视的，毕竟老人心目中依然渴望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社会文化生活贫乏，社会交往范围狭窄的农村特定背景下，子女外出后带来的情感交流上的空白很难找到适当的填补方式。一些在外工作的子女虽然经常给父母经济上的援助，使得老人在物质上比过去富裕，但许多老人生活孤单，精神空虚，以串门聊天、打牌等来打发闲暇时光，平时只能以思念来聊以。

（三）农村老人缺乏器械支持，承担繁重劳动

器械支持指各子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为老人提供如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务帮助，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农村特有的网络家庭结构和自由劳动时间为子女提供器械支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目前的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打破了这种格局，外出打工带来的居住距离增加了子女提供器械支持的成本，他们更愿意提供经济支持。

在一些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地区，老年人在子女的赞助下，有了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但是由于社会中器械支持资源的缺乏，依然无法弥补子女缺位带来的空白。特别在生病之后，往往由左邻右舍帮助照顾，子女不大可能有空回来照顾。

外出务工者的父母本应安享晚年生活，然而，在生活缺乏子女照顾的情况下，他们虽然操劳了大半辈子，还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根据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的调查，对“外出务工者每年回家的次数”(多项选择)的统计中可以看到，七月收获季节回家者占20.3%，秋收、秋种季节回家者占16.8%，春节回家者占到97%。由此可见，大多数外出务工者平时很少回家。此外，许多外出打工者的父母除了承担田间劳动以外，还要照料孙辈的生活起居，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了老人的劳动负担。

（四）经济支持有限，保障水平低

篇2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成本收益分析；财税支持

中国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4－0072－04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是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财税政策作为政府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对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框架

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标志是：拥有城镇户口并在城镇定居；脱离农业并在城镇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农村待转移的劳动力角度看，应具备“想出去”、“出得去”、“往哪儿去”、“进得去”、“住得下”、“能住下去”、“放心住下去”等条件；从已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角度看，主要是解决他们真正“进去”并“住下”以及“能住下去”、

“放心住下去”这样四个问题。由于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想出去”是农民的普遍心态，因此，具体分析后面六个方面(见图示)。

1.农民必须“走得了”。首先，土地承包权必须永久化、市场化，使农民放弃土地后能得到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补偿，这才能保证农民放心地“走出去”；其次，自愿“走出去”的农民会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具备一技之长和较高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城市产业多样化的需要，才能顺利就业。

2.农民必须清楚“往哪儿走”。准确而有价值的信息有助于引导农民工找到合适的城市并顺利实现就业。这种有效信息既包括有关各种职业的信息，也包括各地区人才需求情况的信息。

3.农民必须“进得去(城市)”。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必须获得合法的身份，成为真正的“市民”，才能与城市劳动者进行平等的就业竞争，才能实现稳定转移。

4.农民进城后必须“住得下”。进城的农民工应该拥有或租有符合标准并且价格合理的住房，只有拥有稳定的住所，才能真正融人城市劳动力市场。

5.农民“能住下去”。有了市民身份并有了稳定的住所后，关键是看农民工是否有能力住下去。这就要尽快解决其就业问题，即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工作，来获取一定的必要的货币资金维持在城市的生活。

6.农民必须能“放心住下去”。只有切实解决了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婚姻、子女就读以及劳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才能使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才能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后安心在城市定居。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劳动力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收入较高的地区或部门流动的理性经济行为。他们总是在城市与农村两地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多寡大小的比较中，以及在流动后的正负效益的利弊得失的权衡之中，做出是否流动的抉择。可见，农民做出流动的抉择经历了一个下意识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过程，收益／成本大于1，则此人可能会流动，否则可能不会流动。收益／成本越大，此人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对劳动力转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非常必要。

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即农民进城就业的成本，既包括有形成本，又包括无形成本。有形成本是指可计算的、农民实际支付了的费用。具体包括：信息成本、迁移成本、就业成本、生存成本。无形成本是不易计算、不是实际支付但确实存在的成本。具体包括：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外出就业而放弃的种地也能够获得的收入；风险成本，包括失业风险和伤病风险；心理成本，进城的农民工往往受到当地居民的歧视，很少有闲暇时间和与家人亲友的团聚和情感交流的机会，从而产生了心理成本。而另一方面，转移劳动力的收益相对较低，最脏、最累、最苦的较为低级的劳动得到的收入很低，有时甚至被拖欠工资，加之城市生活成本很高，最终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收益／成本更小，一旦农民觉得收益，成本小于1，他们就选择不流动。可见，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成本相对较大，成为转移的重大负担，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流动。

三、财税政策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路

无论从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六个方面看，还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看，农民在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直接进入城市是不现实的，这就启发我们思考：为何不引导农民找到工作之前的这些活动发生在农村，再走一次“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呢?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住所，有生活的资本，农民一方面不用实际支付迁移成本和生存成本；另一方面由政府组织培训和就业信息引导机制，’他们也不用支付就业成本和信息成本。而且，由于农民在农村接受培训，实现就业，都由政府支持，他们需要付出的只是精力和时间，经过培训找到工作更好，即使不能马上找到工作，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还有土地做最后的保障。这样他们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以及心理成本都不会发生。而所有这些条件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来达到，具体来说，政府财政部门应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其转移成本。增加能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的基本公共服务，保证劳动力顺利“转出”；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就业，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其合法权益，确保将要转出的和已经转出的农村劳动力不再“回流”；同时，政府其他部门应在相关环节做好配套的改革。具体财税支持政策包括：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

各级财政从资金上给予支持，是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进而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这也符合公共财政支持的范围。因此，政府各级财政部门可设立“农民进城务工专项基金”，纳入各级政府部门的预算，做到专款专用。但这笔资金并不是直接转交给农民，而是作为一个“助燃剂”，带动和引导民间各种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合力，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巨大工程的顺利进行。

(二)增加能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的基本公共服务

各地区政府部门应尽可能将现有的职业服务机构整合在一起，共同开展服务。在“农民进城务工专项基金”的支持下，可由各地农业、科技、教育、劳动等各部门联合在农村建立“进城务工服务中心”，它应是一个集信息管理、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引导就业、后续服务于一体的职能部门。其具体运作机制如下：

1.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

信息。这是组织和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关键的环节。.一方面，应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有关全国各地人才需求信息和各种职业的人才需求信息，为农民接受培训的方向和转移的方向提供指导；另一方面，应全面掌握劳动力资源的分布、年龄结构、技能状况、求职意愿等，为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就业安置和制定中长期转移计划奠定基础。

2.对自愿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岗前培训并监督培训成果，颁发有关职业合格证书。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努力形成政府买单、培训机构自由竞争、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的格局，保证农民劳动技能培训的质量。在专业设置上，应主要以日益发展的制造业所急需的技术专业及第三产业所需的专业为主。在方法上，可实行“政府购买培训成果计划”，一是用人单位定向委托培训机构的培训项目，这类培训项目经“进城务工服务中心”确认后，纳入地方政府培训经费补贴范围；二是职业介绍机构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确定的培训项目，这类项目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投招标后，确定中标培训机构，由其实施培训。培训结束后，“进城务工服务中心”或其委托的检查验收机构对参训农民进行验收，形成培训、验收分离的机制，对合格者颁发结业合格证书。根据培训机构所培训农民的合格率予以不同的培训经费补贴，对弄虚作假的培训机构做一次性取消培训资格的处理。

3.组织农村人才交流会。简单说，就是在农村举办人才交流会，这就要求各地“进城务工服务中心”采取措施，吸引各地企业、职业中介机构积极参加。国家有关税收、信贷政策应对吸纳农民工的企业倾斜；各地应选择对口帮扶城市并建立有效的帮扶机制，对口帮扶城市可鼓励其所管辖的企业参加农村人才交流会；地方政府应加大宣传，相信农民勤劳、热情、责任性强的特点加上岗前的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必然能够吸引许多地区不同用工单位的青睐。这样，农民外出交通费就有一大部分转移到了各招聘单位。

4.就业后续工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流向、职业、工资等情况进行跟踪监测，为其提供维权服务，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所就业的单位协商，务必保证外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婚姻、子女就读以及劳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经过这种在农村开展“一条龙”的全程式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发生了变化：一部分由政府支付(如培训费及信息费等)，一部分由用工单位负担(如运输费等)，另一部分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风险成本)。这必将大大鼓励和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三)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

进城务工的农民与下岗失业人员同属于城市新弱势群体，与一般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不同，由于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虽然都在积极寻找工作，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就业也基本属于临时就业或弹性就业就业质量低下，享受不到各种保险和有关福利待遇，在生活水平上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低点。制定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农民工”群体大多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为中小企业。可考虑降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允许中小企业享受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等优惠，对向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等的机构给予营业税优惠，对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提供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实施所得税优惠、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项目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等。更为重要的是，可参照企业雇佣残疾人税收优惠政策，对吸纳农民工的企业予以所得税优惠。

2.对城市新弱势群体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给予税收优惠支持。如对新弱势群体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的，应从其开始获利年度(或开始超过免征额)之日起计算其减免期；对异地就业，予以大力鼓励。

3.给予就业培训机构税收优惠。加大对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对新兴的企业化、社会化的就业培训机构，根据其培训新弱势群体人数，以及经过培训后，新弱势群体就业比例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措施。对于专门为培训新弱势群体兴建的培训机构，可以免征其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以鼓励其发展。

(四)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根据农民工转移情况的不同，可将农民工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已到城市的农民工，一是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对于已到城市的农民工，又可根据其就业情况的不同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有雇主并且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第二类为有雇主但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人的农民工；第三类为无雇主的农民工，而待转移的劳动力进城后直接转化为上述第一类农民工。

1.就有雇主的农民工而言，最迫切的是尽快确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可参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实行社会统筹，建立工伤保险基金，企业(雇主)必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按时定额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2.建立农民工医疗和大病保险制度。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应实行与城市职工相同的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其中雇主负担社会统筹部分，个人及雇主缴费的小部分进入劳动者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用于一般医疗，不足部分，只要未超过一定比例，仍由个人负担。医疗费若超过一定比例，即为大病，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负担费用的绝大部分，其余仍由个人负担。而对于后两类农民工，由于其流动性较大，因而可不参加一般医疗保险，日常的医疗开支由个人的家庭承担。但其应参加大病统筹医疗保险，只建立统筹账户。

3.建立进城农民工的失业保险机制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第一类农民工，若其年龄已满40周岁，则应将其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但对于不满40周岁的及后两类农民工，由于其流动性较大且年纪普遍较轻，因此，对他们的社会救助不应是单纯的经济救助，而应是提供劳动机会。对于他们，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特殊的最低生活保障体制，即“公共劳动”形式的最低生活保障体制，为农民工提供暂时的栖身和劳动之地，以维持其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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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学；比较优势；国际直接投资（ FDI）；跨国公司（TNC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n Chinese Enterprises：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 Yi

Wuhan， P.R.China， 430079 Zhang Chuanyou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economic globalization’s impac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s per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will optimiz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globally， urg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It is beneficial of the enterprises worldwide to streamline production. I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s imperfect， the global equaliz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 prices can not be achieved. Even though the factors and enterprises of China having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he owners of these enterprises may not be able to gain the lasting stable profits. The TNCs which occupy the core value chain and have a monopolistic advantage earn the majority of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high-level production factors of China with stronger bargaining power and higher mobility may also obtain more gains.

Key words：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mparative advantag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

一、导言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2002年以来每年引进外资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外资的大量进入，客观上促使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加快，迅速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和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何全面理解经济全球化及其利弊，如何准确评估外资外贸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如何合理把握中国企业的发展机遇，是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将应用国际贸易、国际要素流动、国际投资与国际分工理论，全面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二、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的分析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会扩大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收入差距，并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损失。下面以国际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一）基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依据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促使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品生产，出口密集使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丰裕要素）的商品，进口密集使用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稀缺要素）的商品，由此可以提高各国的总产出水平，并最终形成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基于此，经济全球化能促使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给相关参与国带来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利益，并有助于缩小各国各类同质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距。（二）基于国际要素流动理论的分析。经济全球化不仅包括商品的国际流动，也包括各种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纯理论，如果没有天然和人为的障碍，资本总是从生产力低的地区（生产“现在商品”有优势的地区）流向生产力高的地区（生产“未来商品”有优势的地区），当世界各国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全部相等时（各国在生产“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上没有相对优势的差别），全球资本的生产效率将达到最大，世界总产出水平得以提高，实现了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最优配置。因此，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增进世界财富总量，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同时，国际资本流动还会带来资本流出国的劳动力（处于相对劣势的要素）的边际产量下降和资本流入国的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的边际产量上升，起到了直接推动资本要素价格均等化和间接促进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 。另外，在自由移民的条件下，劳动力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由此将带来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劳动收益率的全球均等化，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也会带来劳动力流出国的资本的边际产量下降和劳动力流入国的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起到了直接推动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化和间接促进资本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会实现要素价格和要素收益的全球均等化。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国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并缩小各国同类同质要素的价格差距。但这种改进是建立在打破原有的利益均衡、调整各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分配的基础之上的。它改变了参与国原有的要素结构和要素供需关系，可以增加各国相对丰裕、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的收益，同时又降低了各国相对稀缺、处于劣势地位的要素的收益。（三）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以上的分析都是在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的。按照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同时局部国际市场也存在着“市场失灵”（自然性市场不完全）的问题，跨国公司正是借助和利用了国际市场的结构性和自然性不完全，建立和发挥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从而在海外相对不利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得以战胜本土企业并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是跨国公司产生的根源和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因此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国际市场可能是不完全竞争的，局部市场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操控，同时有许多中间产品和技术、服务等的国际市场是跨国公司在公司内部建立的，跨国公司可以制定垄断价格和内部价格来购买各国的商品和要素，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的价格提高，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好处可能更多地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也就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由此可能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三、基于国际分工理论的分析

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资源、开展国际生产、建立全球化经营体系、实施全球发展战略的结果。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国际分工会给各国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及相关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带来深刻的影响。按照前面分析，在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主要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的价格提高，在各国劳动力市场处于相互隔离、且劳动力跨国转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完全可以依据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并借助其在这个市场中的买方垄断地位操纵市场价格，压低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劳动者虽然获取了就业机会，但并不能充分获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近几年不断曝光的知名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众多“血汗工厂（或代工厂）”，反映了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对发展中国家普通劳动者的强势态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各类生产要素，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更大的范围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可以促进产值增长、就业增加和经济繁荣，但却不一定能带来国内企业和各类要素所有者收益的有效提高。我们也要看到，如果东道国的各种要素相对齐全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在跨国公司大量利用东道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的同时，跨国公司也会综合地利用东道国的其他要素，毕竟在开展跨国经营的时候需要使用到诸多要素，而要素的跨国转移还是有一定成本的，在东道国的要素价格不明显高于国外的同等要素的价格时，跨国公司在当地经营会优先考虑使用东道国的要素。因此，如果东道国的相应产业中的相关企业提供的技术等产业资源以及东道国的高端劳动力（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或没有明显的相对劣势，这些资源和要素及相关企业就可能被跨国公司所使用。而由于这一类要素或资源的国际市场逐步健全，跨国转移比较容易，国际间流动成本相对较低，单一跨国公司控制局部市场的能力就相应较弱，这一部分要素的价格会向国际市场价格靠拢，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之后，获利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一部分要素。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影响的综合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市场机会和要素利益来全面评价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得与失并探讨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一）对市场机会的分析。经济全球化给中国企业发展造成了诸多障碍和巨大压力，但也带来了众多的机遇。对外开放使得国内市场迅速融入国际市场，一方面外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机会，中国企业可能因此丧失大量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机会，带来中国经济更快发展。近些年中国企业正在加快走出国门，但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利用国外市场机会，而且多数情况下，所进行的国际贸易过分依赖于国外的经销商，虽然利用了不少的市场机会，也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相对来说获利不多，大部分经济利益被国外经销商所获得。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可能是：本国的市场机会大量丧失，而本国企业得到国外的市场机会却不太多。这是否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就一定得不偿失呢？也不一定。因为外商为了追求长期经济利益，在利用各种市场机会时要综合使用东道国的各种资源和要素，外商一般也不可能独占全部利润，国内企业会在利益博弈中分得一杯羹。那么如何综合把握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获利或受损的情况，这就涉及到了有关外商对东道国要素的使用及给东道国相关利益主体带来的利益影响的问题。（二）对中国各类要素所有者收益情况的探讨。外商在利用市场机会时，也在操纵着市场的运行，从而掌握着市场利益的分配权，而东道国的相关利益主体未必能获取应得的利益。但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利益将不具有鲜明的国籍性，而呈现在各国之间动态分配的特点。我们可以从长期发展趋势来动态地、综合地考量外资的进入和投资利益的分配，从而有选择地鼓励外商投资。由于跨国公司是一种在组织结构上动态变化、在地域范围上转移流动的经济组织，它对不同国家各种要素的使用也是在随时变化的，这会直接影响各国供应商、要素所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各种要素所有者和消费者利益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的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其中对于那些国内企业没有介入的产品和行业，则更多地依赖外资企业。发展中国家只有尽力促使具有持久竞争力的外资企业在本国长期稳定发展，才能为本国的要素所有者和消费者带来长期可靠的收益。一般来说，对于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我们应该帮助其加快发展，通过技术更新和产品升级保持竞争优势，并促使它们将更多的经营环节转移到中国来进行，同时要支持国内企业努力发展成为外资企业的要素或中间产品供应商，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当然，从一个较短的时期来看，如果跨国公司进入到中国开展跨国经营，对各种资源、要素及市场机会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并借助其在要素和商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大幅压低要素价格、提高商品价格，独占其中的利润，而在获取暴利、将市场机会发掘殆尽后又快速撤离东道国，这样的跨国经营是不会给中国的要素所有者和消费者带来中长期收益的，并进而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三）中国企业的可行对策。现今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的很多局部市场中占据了领先地位。中国本土企业在发展中面临了很多“瓶颈”，例如：资金、技术、营销网络、客户资源等，这使得中国企业要想完全依赖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获得快速发展十分困难。为了克服“瓶颈”制约，中国企业可以更多地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开放环境，更多地使用外部资源，特别是借助那些在中国开展经营的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建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与跨国公司建立伙伴关系，采用战略联盟、服务外包、长期购销合同等方式，将其业务扩展延伸到跨国公司的产业和产品价值链中，成为跨国公司在部分经营领域的长期合作伙伴，以此来获得稳定的销售市场、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和业务系统创新，尽可能地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与资源、合作单位、供应商与销售客户都纳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体系中，有选择地使用各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和不太明显比较优势的本土生产要素，打造中国企业独有的综合优势，并以此来控制某些经营环节和局部市场，从而使得中国企业能够获得持久稳定的效益，中国的本土要素能够提高在要素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五、结论

在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情况下，全球范围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无法实现，在市场中具有垄断力量的跨国公司可以获取大部分的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企业参与国际循环，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了其比较优势，但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不一定能获得持久稳定的收益，而中国那些具有较强议价能力和更高流动性的高级生产要素，尽管比较优势可能不明显，但最终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像中国这样的拥有比较齐全的生产要素和较好的民族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利可能更多一些。为了取得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应利用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开放市场环境，更多地共享和使用企业外部资源，特别是借助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开展国际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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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义（1971-），男，湖北省京山县人，经济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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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是以三个基本理论为支柱构建而成的,即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和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这三个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税收竞争存在的原因。

1、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多级政府形成多级财政体制,同级政府拥有同等权利且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会凭借自己的权利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从而在联邦体制国家中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即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2、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决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它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中人类行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类似于市场竞争。在这个“准市场”的作用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以足投票”来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竞争意识,谋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从而得到选民的支持。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人们都会选择交最少的税,而享受最好的公共产品的地方居住。

3、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演进主义认为,竞争可以实现变化、进步和创新,社会活动主体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产生了各种活动规则。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观点。而政府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所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它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可以更容易的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其经济效应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论界对他的态度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以带来正效应;但也有人认为税收竞争的存在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失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广泛运用实证方法,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公共品的提供国际上,一般认为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型。他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辖区政府间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这一观点。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类市场的理论”,他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分析联邦制下地方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国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存在很多太过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开辟了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学者在“税收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务于劳动力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他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提出了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另一或另几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税收收入。在前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理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竞争,将驱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公共投入,从而导致公共投入提供过度,而过度的公共投入必然会挤占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数量,从而使供公共产品数量过低,过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产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来Matsumoto又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得到的结论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的增加可以鼓励投资。这种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地方政府提供过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资本获利的动机,但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依然是处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状态。Huber(1999)的分析则表明,如果税收竞争扣动政府间机动税“竞争到底”的扳机,会降低税收收入,当税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税收。如果政府支出对居民产生效用或产品收益,或替代税收不好寻找,那么财政偿付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地区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德国学者何梦笔(1999)把西方政府竞争理论运用到中国,他在《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过程,强调政府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业安(2003)通过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在选择竞争策略上的扭曲,(进取,进取)的均衡策略组合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得到其他策略组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3、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税收竞争就是要争夺经济资源或扩大税收资源,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作为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国公司,如果其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该跨国公司就会愿意并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中,区位优势又包括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税收制度属于投资环境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过四个假设分析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对资本的低税率;资本流动性与资本课税税率负相关;如果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资本税率做微小的下调能导致帕累托改进。Wei(1997)发现税率和和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Hines(1997,1999)研究认为:调高l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的FDI内流的下降,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动产税的战略竞争?》一文中以财产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滞后经济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国波士顿主要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当地

财产税率与竞争地区不动产税率的函数关系,证明财产的流动与税率之间存在非零的斜率关系,即投资选择对税率具有应变能力。而且这一斜率的正负还取决于其他参数。阳举谋、曾令鹤(2005)运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税制特点,分析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通过他们分析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是基于有效税率的竞争,竞争会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和资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区间能够进行合作,资本可以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4、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策略选择Wildasin(1988)认为,当参与税收竞争的政府个数比较少时,以公共产品的水平作为决策变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税率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解。它证明了当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术水平时,用前者作为决策变量时得到的均衡税和均衡公共产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水平。B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区”和“小地区”之间“不对称资本税税收竞争”情况。结果是:大地区的税率相对较高,小地区的税率则较低。所以,在地区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完全资本税竞争中,小地区占据一定的优势。DepaterandMyers(1994)发现,地区间在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上的差异有可能会得一地区把资本输出到其他地区,资本输入地区就会具有这些输入的动机,从而得规定的资本税后利润率下降。这些地区具有提高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激励。他们称这些贸易条件效应为金融外部性,正是这种金融外部性存在导致了资本输入地区的公共产品过度提供,同时又使得资本输出地区公共产提供严重不足。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通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殷华方和鲁明泓(2004)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超级秘书网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的条件是无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没必要在政策优惠上相互恶性竞争,真正要做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综上所述,不同学派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学者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推动了税收竞争理论的不断前行。关于税收竞争的利弊,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形式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研究中观点认为:税收竞争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借助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帕累托最优,而无需政府对经济的强制性干预。对企业而言,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税收负担的减轻作为该地区的成员之一,企业同时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还可以借助经济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如用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迫使当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一些决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定过低的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政府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啬”于公共支出项目,从而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总体支出,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能获得了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看,投资“硬”环境的制约必将最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无论谁是谁非,税收竞争的范围从最初的一国内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税率减低,到避税港的出现,税收竞争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税收竞争的沿用,事实上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政府工具的实用性。那么对于税收竞争的运用,我们只能更多地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寻求获得制度收益。

参考文献

[1]陈晓,肖星,王永胜.税收竞争及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表现.税务研究,2003(6),18一23

[2]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l),97一102

[3]阳举谋,曾令鹤.地区写作论文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涉外税务,2005(l),14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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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压力；延迟退休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4-0098-02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缺口问题的日益严重，“延迟退休”已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在2014年的“两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对外表示：延迟退休方案肯定会在2020年之前出台。因此，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在认真分析延迟退休的原因以及各方面影响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延迟退休政策推出的时间点，公平保障劳动者个体在退休年龄和养老金领取上的权益。

一、延迟退休的原因

（一）我国人口结构逐步趋于老龄化

按照世界通行的说法，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年龄超过65岁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自1978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严格地控制出生率，减轻人口的过快增长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压力，大大降低了全社会的出生率。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服务也得到了迅猛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健康程度不断提高。基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全社会人口中，年轻人口比重不断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升高，最终表现为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有资料显示，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21亿人，占比增加到16%；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占比增加到17.8%，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

（二）养老基金缺口巨大

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用同一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本期征收，本期使用，不为以后使用提供储备。随着老年劳动者的不断增加，在职劳动者与退休劳动者的比例将会严重失衡，缴纳养老金的劳动者逐步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劳动者大量增加，这就使得养老金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养老金入不敷出，养老基金缺口越来越大，直接冲击着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三）退休年龄与受教育程度不适应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参加就业的年限就会相应减少，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缩短。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社会平均教育年限的增加，人力资本峰值出现时间后移，在现有的退休政策下，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参加社会劳动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依然很高，技术知识和社会经验相当丰富，此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将造成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因此，我国“延迟退休”的现实原因主要在于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养老金给付压力以及国家所面临的不断继续扩大的养老基金缺口。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可以使还具有劳动能力且知识经验丰富的劳动者继续参加社会劳动，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实现他们的职业规划，增加现有职位给他们带来的成就感和自我认同感；另一方面，在增加对社会贡献的同时，也增加了养老金的缴费期限，减少国家对养老金的给付压力，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财政补贴养老金流量缺口的支出。

二、延迟退休的积极作用

（一）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巨大压力

我国的养老金职工退休之后，一方面直接导致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减少，使养老金的收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导致社保部门对养老金的支出大幅度增加，加重国家对养老金的支付压力。特别是在1993年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金筹集方式之后，1993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劳动者个人账户资金少之又少，1993年之前已经退休的劳动者个人账户资金为零，这样只能从新职工的个人账户中挪出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以支付这部分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推行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劳动者养老基金的缴费年限，推迟养老金的领取时间，积累更多的养老基金，通过这种增收减支的方法可以使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积累，减轻国家对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和减小养老基金的缺口。

（二）提高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企业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数目与职工退休前一年统筹地区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挂钩，延迟退休可以增加基础养老金的领取数额；另外，对于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退休之后领取的养老金往往与工龄有关，延迟退休相当于延长工龄，相应的养老金也会随之增加。

（三）缓解劳动力短缺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受教育年限的不断增加，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经验、专业知识技术等方面相对丰富的退休人员就更具有竞争力，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短缺人群，延迟退休就会造成我国真正的劳动力资源短缺，长期以来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三、延迟退休的消极作用

（一）损害特定人群的利益

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的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大，收入不稳定，到了退休年龄后，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工作的节奏，希望能够按时退休甚至是早些退休，以及早领取养老金，早点享福，延迟退休无疑是让那些重体力劳动者的身体继续惨遭伤害；另外，延迟退休也损害到了低收入劳动者，当企业的效益不好时，可以提前退休到效益好的企业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拿到更高的工资以维持以后的生活；延迟退休还影响到了高收入者的生活质量，高收入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不需要靠延迟几年退休来领取更多的养老金来养老，他们工作很多年之后需要的是更多的闲暇时间或者是被单位返聘给自己带来的心里满足感与成就感。

（二）增加年轻人的就业压力

虽说我国的就业岗位并非是完全固定的，一类劳动力的增加不会必然引起另一类劳动力的减少，老年人与年轻人在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经验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临退休的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处在高级的工作岗位而年轻人处在低级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对工作岗位的挤占都是从上级往下级的，需要一个中间层次的接续，所以，延迟退休依旧会挤占年轻人的就业岗位。我国每年增加退休人数为600万―700万人，延迟退休也就意味每年会减少600万―700万个就业岗位，而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2 400多万个，这就使得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更加严重，一些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不断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复员转业的军人，还有那些处于失业流动的人员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增加就业压力，更甚者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还可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三）增加企业养老金的缴费负担

有些企业职工的工资是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面临退休的老员工的工资一般都会比企业新员工的工资高出很多，相应地，企业为老员工缴纳的那一部分养老金也会随着工资的提高而增加，相比之下，这就使得企业为老员工缴纳的养老金比给新员工的多。延迟退休不仅会使企业工龄高拿高工资的老员工无法退出工作岗位，企业还要依法给他们缴纳更多的养老金，这无疑加重了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的负担。

（四）加重企业用工压力

中国目前的受教育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老年劳动者虽然在工作经验上占有优势，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技术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企业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身体素质好，具有综合技术能力和先进知识素养的人才，延迟退休只能使那些身体素质差、专业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者依旧留在工作岗位上，造成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失业可能性增大，市场竞争力下降，企业负担不断加重。

四、政策建议

（一）解决养老金的双轨制问题

我国存在着特殊的养老金双轨制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不需要在退休前缴纳养老金，但在退休之后可以依法领取高于同一地区同一收入企业退休人员几倍的养老金，这不仅使得企业的职工感到严重的不公平，而且使社会养老基金的缺口增大。如果在实行延迟退休之前能够解决好养老金的双轨制问题，把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纳入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范围下，让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按期支付社会养老保险，这样每年缴纳的社会养老基金就会增加很多，财政用于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补贴也会相应地减少很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的缺口问题。

（二）不搞“一刀切”，循序渐进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延迟退休已成必然趋势，但此时时机还不成熟。首先，我们不能搞外部“一刀切”，要充分考虑到行业的差别和工作的稳定性，实行弹性的退休年龄区间，比如从事科教文卫工作的劳动者、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的技术知识，工作稳定，可以延迟退休几年，做到人尽其才，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从事建筑行业和矿产行业等体力劳动者可以早些退休养养身体，安度晚年。另外，坚决反对内部“一刀切”，即要尊重个人的意愿，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自行安排自己的退休时间。

总之，延迟退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政府应该早作打算，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原因，遵循适时、适势和适度的基本原则，通过讨论让社会达成共识。同时，也要对延迟退休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尽可能地缩小延迟退休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 陈煜.延迟退休的利弊思考以及政策建议[J].时代金融，2013，（2）.

[2] 张良.统一延迟退休的利弊分析[J].知识经济，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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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外资；经济增长；投资

正确引导外资流向，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已成为我国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当务之急。所谓外资流向，包括产业流向和区域布局。目前，制造业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64%左右，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仍占很大比例，约90%的外商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沿海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实现外资产业规模和结构统一，集聚和要素集约利用相统一，引资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引进资金和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高科技人才相统一，引资领域拓展和核心竞争力提高相统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调整外资利用结构

外资流向和结构科学、合理化，关系到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外资政策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国家总体和地区情况相协调的宏观发展目标，将利用外资与新型工业化、要素资源集约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特点及其引资的长期目标与整体效益，协调引资的产业结构，坚持量质并重方针引导外资的流向，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我国在吸引外资中，应优先考虑那些产业关联度高，能通过对外投资发展带动国内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有较长产业链的产业，抓紧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细化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明确鼓励、限制和禁止的范围。欠发达地区目前的引导外资流向应予调整的方向包括：

（1）吸引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交通、电力、通讯、能源、教育等基础设施是制约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主要障碍。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需要的资金最多。引进外资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弥补国家投资将不足的有效途径。通过引进外资，可以缓解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及技术上的压力。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极具长远效益的投资，通过利益诱导，完全可以成为引进外资的新的增长点。BOT是Build(建设)-Operate(经营)-Transfer(转让)的简称，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项目融资方式。其主要含义是：政府同私营部门的项目公司签订合同，由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公司在合同期限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这项设施，并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用，回收投资并取得合理利润。协议期满后，这项设施的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政府。

（2）优先引进高科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选择性地利用外资，就是要鼓励外商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目前欠发达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外商投资过多地流向制造业；轻工业项目外商投资过多，目前已经有许多行业供过于求，如家电、自行车、合成洗涤剂等。欠发达地区引资应立足欠发达地区开发高起点的要求，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增加技术渗出，更好地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的发展。

2改变外资利用方式

利用外资中的直接投资、补偿贸易、海外基金、国际商业银行贷款，政府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外商提供的出口信用、证券发行、租赁信贷等不同方式，各有特点，各有利弊。欠发达地区应从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出发，顺应当今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向，采取灵活的态度去拓宽引资渠道，并使各种方式相互补充，为我所用。外国直接投资往往涉及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一揽子转移，不仅使东道国增加货币资本，而且带来了包含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真实资本以及国际市场信息，而国际借款、国际证券投资等间接投资方式只是涉及资金的单向流入。此外，外国直接投资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东道国的出口创汇压力较小；投资期限一般都较长，不会轻易撤资；外国直接投资者获得利润后可能在东道国进行利润再投资，资金流动比较稳定，不会增加我国金融风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的结构也经历了对外借款为主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转变。当前欠发达地区应继续坚持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外资政策。欠发达地区应积极争取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投放于农业水利、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部分工业项目建设上，这些建设项目的建成，对于欠发达地区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实行差别化的引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了地区政策倾斜，该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我国的地区间差距。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地区差别政策显示出严重不足，如地区之间过度竞争，产业布局不合理、资源浪费、经济效益降低等，实行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相结合的外资政策成为必要。产业倾斜与区域倾斜相结合的引资政策就是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在吸收外资中，对各区域内能发挥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从而使外资能推动我国各地区经济均衡高效的发展。我国在吸收外资中应注意统筹规划，发挥各地方的比较优势，使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产业倾斜是建立在各地比较优势之上的，发展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中欠发达地区可以同东部地区一样，通过吸收外资来促进本地经济的优化发展，从而减少全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从我国的国情现状看，我国中欠发达地区幅员辽阔，农牧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及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好，科研能力雄厚，劳动力素质高，但能源、原材料缺乏，具有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魏淑清.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商场现代化，2011，(11)：1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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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许多农村家庭亲子之间感情疏远，两代人之间的伦理冲突越来越频繁，造成了家庭伦理的缺失。很多家庭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远离孩子，远离家庭生活，不能保证给孩子必要的家庭教育。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留守家庭亲子伦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留守家庭抚育阶段亲子关系的调适对策。 

 

关键词：留守儿童；亲子伦理；家庭教育；调适对策 

 

一、引言 

家庭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而家庭伦理是推动农村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即亲子关系是一种由父母的姻缘关系派生出来的血缘关系，是农村家庭关系的轴心之一。为生命生产而结成的抚养和赡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核心部分，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伦理道德规范都是围绕着抚养、赡养而产生和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家庭伦理对亲子关系的道德要求就是：教养子女，孝敬老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地、大规模地、持续地、跨地区地向大中城镇，特别是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城镇流动，形成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民工潮”现象。伴随这股“民工潮”，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农民工”群体。有关统计表明, 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已超过1.5 亿。 

随着中青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使农村留守家庭规模变小，结构趋于不完整。在农村家庭中，“父母在，不远游”等传承千年的家庭伦理定律逐渐被打破，许多农村家庭亲子之间感情疏远，两代人之间的伦理冲突越来越频繁，造成了家庭伦理的缺失。特别是很多家庭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远离孩子，远离家庭生活，以至于不能保证给孩子必要的家庭教育，对家庭伦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我国现代广大的农村家庭中，大量中青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他们无法尽到教育子女的义务。因此，分析农村留守家庭里的亲子关系，总结利弊得失，并提出相应的调适农村留守家庭亲子伦理的对策，不但有利于改善目前农村家庭亲子关系的状况，使家庭成员人格健康发展，同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家庭道德建设产生重大的作用。 

目前，社会各界的学者们对民工潮问题的研究己经深入到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各个专题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侧重于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注重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试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分析民工潮对农村留守家庭中抚育阶段亲子关系的影响，并提出调适对策。 

 

二、农村留守家庭亲子伦理的现状 

 

民工潮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现象——“386199”现象(“38”代表妇女，“61”代表儿童，“99”代表老年人)，这种现象表现得日益突出。这组数字的意思是指以男性为主的中青年劳动力的外出使得农村中留守的家庭成员主要由妇女、孩子和老人构成，造成了留守妻子、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诸多问题。而随着农村中劳动力、外流家庭数量的增加，留守儿童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大，目前，留守儿童已成为了一个需要社会多方关注的群体。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等机构联合开展了“心系好儿童”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系列活动，并了“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目前，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的家长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外出务工年限在一年以上的家长合计占了六成以上，其中，28.5%的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五年以上。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外出务工使留守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给孩子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营养结构的改善和身体素质的提高等。现在农村中的父母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当今社会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有前途，所以，农村父母外出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解决子女的教育费用问题。毋庸置疑，经济能力的提高可以为子女的教育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但是否这样就能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呢? 

美国社会学家w·古德曾指出，如果说“家庭是由父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一个社会单位，那么成年人与其子女有着亲子关系是形成家庭的一个条件。”亲子关系是家庭的核心，而其中的抚养、赡养关系又是亲子关系的核心部分，父母的抚养教育对子女早期社会化具有重要作用。 

1.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基本情况 

长期以来，亲子联系都被看作是一种由父母抚养孩子并塑造孩子行为的过程。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亲子关系是儿童社会化和人格发展的核心和主要动因，对儿童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抚育阶段的亲子关系，主要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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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即家庭教育基础之上的。但是农村留守家庭的家庭教育出现了诸多问题，两代人之间思想价值观念存在差异，使得农村家庭亲子关系出现失衡，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教育是融于家庭生活中自然而然进行的终生教育。家庭教育具有广泛性、情感性、反复性、终生性、深刻性、权威性、继承性、生活的融合性、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灵活多样性等多种特点，其优势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教育都难以替代的。然而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认为孩子只要能吃饱穿暖就算尽到了父母最大的责任，“养而不教”是很多农村父母头脑中普遍存在的观点，他们当中很多人认为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 

农村留守家庭在孩子抚育阶段亲子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孩子与外出打工的父母接触的机会大为减少，生活技能、情感和道德等方面的家庭教育量减少，亲子教育缺失；家长与孩子分离的时间越长，亲子教育缺位现象越严重。 

二是家庭教育观念及方式不当。父母对孩子是否耐心教导，能否理解孩子，能否尊重孩子的人格，能否对孩子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是建立和谐亲子关系的关键所在。绝大多数农村家长因本身所接受的教育很有限，不知如何科学、有效地教育子女。而对于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家长来说，一年难得回来几天，要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给予孩子正确、科学的家庭教育，更是个难题。他们中的大部分存在着教育观念落后、其身不正、溺爱或专制等问题。另外，两代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客观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抚育阶段的亲子关系，再加上时空上的距离，更使留守孩子与父母因长期疏离而使彼此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导致亲子关系的僵化。 

2.农村留守家庭子女的基本状况 

到目前为止，能够将孩子带到城市读书的农民工还只是较少的一部分，更多的人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到城市。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伴随着的就是留守儿童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家庭的剧烈变化。那么，处于这种变化中的孩子，其生活、学习条件以及发展状况如何，在外打工的“游子”如何给予留守孩子必要的家庭教育等问题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目前留守儿童家庭主要有以下类型：（1）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与孩子一起留守的家庭；（2）父母双方均外出，孩子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起的家庭；（3）父母双方均外出，孩子与其他亲属在一起的家庭；（4）父母双方均外出，孩子单独留守的家庭。 

大量研究表明，不完整的家庭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有着负面影响，家庭对儿童言传身教的影响作用的不同程度的丧失，对儿童的个性发展极为不利。农村中占主流的隔代教养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区：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对孩子进行监护和施教时，通常是但求物质生活全方位的满足，而少精神和道德上的管束和引导，无论是从体力还是智力上都勉为其难地承担起对孙辈的监护和养育的重任。而亲友照管下的留守子女，监护人更多是给予孩子学业成绩和物质之类的浅层关怀，很难做到对孩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的深层关心。无人照管的孩子的父母长期在外，除在金钱上尽量满足孩子的需要外，对于孩子其他方面的需要和关注往往是鞭长莫及。他们年幼缺乏家庭管护，自我保护能力差，易出现意外伤害事件。

三、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不良的原因 

 

1.与父母的分离造成了家庭教育的弱化，导致亲子关系的疏远 

早在2003年，林宏在《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现状的调查》中发现：1~2个周末可以回家与父母团聚，经常与父母沟通的留守孩子同长期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孩子相比，厌学的人数较少，学业成绩差的比例较低。这说明，留守孩子的学习成绩的好坏与跟父母的相处时间和沟通次数有很大的联系。有人将农村中留守子女称为“父母双在的特殊形式的孤儿”，他们的家庭是残缺的，这种残缺导致了家庭中亲子关系的疏远。 

2.空巢家庭给孩子的心理带来很大影响，导致亲子关系紧张 

未成年人处于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特别需要长辈尤其是父母的关爱和引导。而父母双方都在外地务工的儿童亲子关系、亲子教育完全缺失，长期的分离焦虑状态使儿童对关怀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缺乏感情交流，内心易产生失落、孤独等，这些不良情绪长期得不到排解，易使儿童处于长期的紧张、不确定感状态之中，这必然会导致儿童众多行为问题的出现。 

3.隔代家庭教育的问题，导致亲子关系的错位 

因父亲外出打工而生活在由母亲一人抚养形成的“单身家庭”，和由祖父母抚养而形成的“隔代家庭”（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后其父辈与其子辈所组成的“祖孙”家庭）中的“留守孩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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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的主体缺失，或由父母变成了其他的抚养者，其中绝大多数是祖辈，还有一部分是其他亲戚。造成孩子得不到父母的感情抚慰和亲密关爱，从而对父母产生隔阂和生疏，导致亲子关系错位。 

 

四、农村留守家庭亲子关系的家庭调适建议 

 

1.更新观念，调整期待 

没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的情感更为神圣，父母的心是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朋友，是爱的太阳。”（马克思）和谐亲子沟通的情感性和潜移默化的渗透性，决定了它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优良的家庭教育对于改善留守家庭亲子之间逐渐疏远的关系尤其显得重要。针对许多打工父母忽视儿童家庭教育的情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让外出打工父母明白家教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家教责任感，进而更新教育观念。尤其应重视父亲在农村家教中的作用和应尽的职责，孩子只有生活在父爱和母爱完整的家庭中，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并树起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 

其次，对留守学生的临时监护人要进行普及性的宣传教育，让他们了解留守学生出现的生存危机和道德失范问题，明确自己的监护任务和责任，改变重养轻教、重智轻德的错误观念。当今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部分家长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将孩子抚养长大，能否成才全靠孩子自己，因而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另一部分家长则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认为自己在外面辛苦打工挣钱都是为了孩子，子女在各方面一定要争气。过低和过高的期望都不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父母过高的期望会给儿童带来心理压力，易导致儿童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反应。所以父母应从孩子的兴趣与能力出发，与孩子一起共同确定期望目标，虽然不在孩子身边，也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帮助孩子学会自我规划、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引导其正确对待学习和生活中的成功和失败。 

2.提高修养，以身作则 

哲学家巴斯卡指出：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他们倾向于用科学的方法对待子女。许多在外打工的农村父母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仅靠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来建立和维持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为数不多的亲子互动过程中常出现问题。在此，建议留守儿童父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加强心理修养、文化修养及日常生活修养等。在家庭中，父母的行为模式会给亲子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要求父母身体力行。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父母给子女提出很多要求，自己却做不到。例如离家的父母在回家探望孩子的有限时间里，要求子女多学习，自己却坐在麻将桌前不愿起来；教育孩子要诚实，自己却常常撒谎。要使子女形成好的行为习惯，父母就应起到示范作用，使子女将身在远方的父母看作是自己最信赖的人。 

3.讲究方法，注重实效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电话成为家长和留守孩子沟通的主要方式。虽然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家长每个星期和孩子联系一次，但留守儿童与家长沟通不足的现象仍然很突出。接近五分之一左右的家长每个月才和孩子联系一次，二十分之一左右的家长每年才联系一次，百分之一左右的家长与孩子没有联系。 

调适亲子关系的前提是了解孩子，尊重孩子的个性。因此，在外打工的家长要记得经常和孩子交流，可定时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网络聊天、写信等方式与孩子进行联络，让孩子体会到父母所传递的浓浓亲情。与孩子交流的内容可以是用于了解子女的情况而事先设计好的，也可以是用于情感的交流而随机进行的；沟通时要注意鼓励子女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使其形成对父母的信任感，鼓励他们当有困难时及时地求助于父母；要允许孩子的消极情绪的发泄，使孩子尽快地调整好心理状态；同时要重视他们的愿望并适当满足，给孩子以情感抚慰；尊重孩子的人格，家长在处理孩子出现的问题时宜进行正面教育，对孩子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讲道理，循循善诱；孩子有了出色的表现要及时表扬、奖励。 

五、结束语 

篇8

从表面上看，这取决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制定有关产品定位、营销、组织、财务及人力资源等方面正确的战略目标并有能力实施这些目标；但是，企业的这些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看待社会的态度、对待利益的态度、处理风险的态度、学习和创新的态度以及如何积累财富的态度。这些态度构成了企业经营中的核心理念。这些将极大影响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包括：

一、“识时务者乃俊杰”

中国人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讲的就是要把行动的目的和环境协调起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可以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市场（产品、劳动和资本）以及人的观念等等。企业和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发展的关系。每个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所处的环境来决定各自的发展目标。

我国企业所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经济无论是在经济制度、市场还是人的观念上都是不完善的。我国刚刚加入了世贸组织，这虽然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毕竟还存在着相当的隔阂。这就是中国企业生存环境的基本特点。这种环境对具体的中国企业而言是利弊并存的。

一方面，这些环境限制着中国企业的发展，例如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合理的行业进入限制以及与世界市场的隔阂等。

另一方面，这些不完善的环境又为企业的生存提供了一种特殊条件，甚至可以使得一些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快速成长。例如，一些企业可以利用政府的特别支持，利用区域性市场的分割或极为低廉的劳动力，甚至利用消费者心理的不成熟（例如通过高额广告投入来创造销售奇迹）等条件迅速壮大。

从总体上讲，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弊端要远远大于它为个别企业带来的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中国企业必然是在适应和挑战这种变化中成长。首先，中国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一个相对不完善的环境，学会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其次，中国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现在赖以生存的条件中哪些是落后的，是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必须认识到任何力图维系这些条件的寻租行为在长期都无法拯救企业，企业应该积极地适应市场变化的挑战。

二、构建均衡利益格局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需要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例如，企业与国家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企业与其他合作者之间、劳资之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控股者与普通股民之间等等。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将取决于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维系和建立的利益关系或格局是什么？这种利益格局是否对于各种利益相关者具有经济价值。因此，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维系和构建有价值的利益关系是企业发展目标的核心内容。

不能否认的是，在这种利益关系中，企业的核心利益是资本的利益，这是商品经济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但是，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仅仅为资本谋取利益，资本的利益是生存在其他人的利益之中的，企业的发展意味着为越来越多的人谋取越来越多的利益。企业能否在经营中维持一个良好的利益关系，其关键取决于企业核心成员（他们有能力安排和调整利益矛盾）处理利益矛盾时的基本态度。他们对待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的态度是什么？这种态度决定了企业基本的道德观。一个没有核心利益的企业是没有发展动力的，而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

总之，企业的核心利益是否能够稳定持续的存在和增长，这将取决于企业核心成员安排的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格局是什么，而这进一步取决于企业核心成员基本的道德观是什么。

三、稳健控制和承担风险

企业的核心利益是资本的利益。资本可以在社会中获得平均水平的收益，例如利息。而企业带给资本的回报则应该高于这个水平，否则企业就会亏损。那么，企业为资本获取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的原因是什么？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的利润是对冒险的回报。在现实的分配关系中，企业利润一个直观的解释是最后的剩余的收人要求权，这也是其他确定性的收益支付后所剩下的最不确定的收益。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企业的回报是在利益关系中承担风险的回报。

企业在经营中总是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控制和降低风险是企业管理的基本内容之一。也就是说，面对充满风险的世界，控制和降低风险恰恰就是企业的专业能力之一，因此，对于非专业的企业而言是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对于专业企业而言却是低风险的。进一步言之，为了寻求新的商机，企业需要进行一些自身也并非完全有把握的冒险，但是，企业可以冒险的程度应该与其承担风险的能力有关系。

企业的天职是控制风险和承担风险，在这方面的能力决定着企业所能获取的利润。企业因其“艺高”所以才“胆大”，进而“利高”。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了解利润和风险的这种内在联系，只看到了别人“胆大”和“利高”之间的关系，即只看到了别人的“高风险和高收益”，而没有看到别人“艺高”和“利高”之间的关系，因此误认为只要敢于冒险就可以获取高收益。实际上，没有一定的控制风险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冒险的结果只能有一个，不是获利的机会更大，而是损失的机会更大。

但在现实中，企业也可以利用其他人对不确定事物判断上的失误来获取利润，这就是“投机”行为了。例如企业可以“炒热”某个产品并从中获利，其实质不过是利用了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幻觉”，当企业获利时，消费者却承担了风险。再例如，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通过虚假的财务报告或者其他虚假信息给股民造成错觉，炒热股票套取现金收益，当他们获利时，广大的股民却遭受了损失。

不能否认，投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的活跃和发现具有一定意义，并且也确实可以在短期内为一些个人和机构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从社会整体而言，投机行为的本质必然是一种零和的赌博游戏，其过度的繁荣是现代社会力图铲除的毒瘤。

没有什么人能够成为赌场上的常胜者，一次失败足以让上百次胜利毫无意义。企业的天职是控制和承担风险，这应该是企业基本的道德规范。

四、学会学习与创新

企业的生存发展要求企业具有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和超越市场的能力。这就要求企业进行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活动。企业冒险精神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企业的学习和创新精神，也就是不断超越市场环境和向未知领域挺进的精神。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才是企业的利润的源泉。

笔者认为，企业在学习和创新中应该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学习和创新是企业日常经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现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提高企业各方面的能力。例如，通过消费者对产品的反馈意见不断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通过对企业员工日常工作的考核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通过检查企业计划的执行结果不断提高企业制定并实施计划的能力等等。

其次，企业在学习和创新中应该具有一个务实的态度，未必只有搞出高科技产品才算创新，也未必只有知名企业的管理模式才值得学习。企业应该把学习和创新看作是不断提高企业能力的手段，看作是不断满足市场需要和适应社会变化的手段。最后，企业的学习和创新不仅仅是企业成员的个体行为，更应该是企业的整体行为。例如，为了提高企业成员之间的交流和相互配合的能力，就需要让企业成员具有一定的共同知识，因为共同知识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基础。而这些共同知识的构建应该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学习的重要目的。再例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中个别成员提出的新想法能否被其他人所重视，能否转变成企业的决策，并且被企业成员积极地执行。这些都需要企业成员具有愿意接受新物、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

五、依靠组织和制度积累财富

财富具有各种存在方式，劳动力是财富，专利技术是财富、厂房和机器是财富，货币、债券和股票也是财富。但是，企业家必须认识到，劳动力、技术、资金和设备堆积在一起并不能形成一个企业。企业的本质是一个比市场更为有效率的组织生产的单位。而企业本身作为一种具有不断获取收益能力的稳定组织，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财富。企业家如果希望企业常胜衰，就必须创造企业的组织价值，重视企业的组织建设。

如何建立一个有持久价值的组织呢？这与企业管理者的管理作风有着很大的关系。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实际上妨碍了企业的持久发展，因为这种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存在。一旦企业管理者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企业的继续生存就依赖于新的管理者是否有足够威信和能力维持组织的稳定。因此，一个对企业发展真正负责任的企业家应该学会通过制度来构建组织，而不是通过个人来承载企业的组织价值。

篇9

「关键词农民/收入差距/社会分层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步赋予农民自由配置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权力。在比较利益差异的吸引下，部分农民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原先收入相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类似的农民，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区位差异、个体差异等各方面的因素，经过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逐渐形成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声誉等方面有较明显差异而且相对稳定的不同的群体，即农民分化成为不同的社会阶层。

我国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研究与农民分化问题在现实中的出现和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其中，对农民社会阶层的划分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周批改（2002）曾经详细梳理、归纳了九种划分农民社会阶层的方法，其中除唐忠新（1998）的划分属等级阶层划分外，大多数是依据农民中出现的收入差距以及其从事职业、行业、所有制的变化，主要是职业的变化而划分阶层[1]153—156.将职业结构作为分层依据主要受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帕森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因此，社会上由富至贫的分层体系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于不同阶层、群体之社会地位重要性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重要的价值往往是经济价值，因此，不平等的主要维度也对应于这种价值结构的子系统，即职业结构。陆学艺、张厚义（1989）依照这一传统，依据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学术界多数的认可[2]33—39，[3]1—14，[4]16—21.

本文仍基本以陆—张的农民阶层划分为标准考察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状况，并将会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有益的工作：首先，陆—张的阶层划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十几年过去之后陆—张进行阶层划分的某些依据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其分类标准在细节上做了修正。其次，虽然以职业为标准划分社会阶层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职业者收入、声望、社会地位的差别，但将职业阶层等同于社会阶层，如果职业分得过细，阶层就会增多。如果除了职业不同，不同的职业者在各方面的综合评价相似，那么，显然把他们划入一个大类更为合理。本文在陆—张对农民职业分层化分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获得的数据资料，主要根据不同职业者的收入，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对农民的社会分层进一步归类，目的是更加简洁、生动地描述农村的社会阶层构成。最后，也是本文的重点，给出阶层划分标准的最终目的是使用它来描述农村的社会分层状况。本文依据对江、浙、冀、赣、川五省的1185分农户调查数据，试图简单描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状况。

作为“农民收入多元化与农民阶层分化的互动研究”课题计划的一部分，2004年夏季我们在江、浙、冀、赣、川五省进行农民收入多元化和阶层分化专题调查，共取得有效问卷1185分，内容主要涉及农民的职业、收入、对其职业和收入的看法，本文是基于以上问卷的报告。

一、农民的职业多样化和农村社会的收入差距

（一）农民职业多样化

本调查基本上沿用了陆—张对农民职业的划分方法，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变化，在本调查中，农民工指长期打工，雇工指短期打工①。由于很多农民从事一种以上的职业，因此调查中要求其填写主要职业。在许多统计资料中，农民的职业划分都是以其从事某种职业的劳动时间为依据，这种划分方法的合理性在于，一般来讲，投入时间最长的职业获得的收入也将占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很多农民同时从事多种职业，准确说明不同职业的从业时间难度较大，而且，由于不同职业间的边际收益不同（某些较高收益的工作供给不足），从业时间不一定与其收入完全成比例。本文把收入作为职业划分的主要标准，以劳动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作为其主要职业，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农民的职业分化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有34.9％的农民仍然以农业为主要职业②，短短20多年的时间，大量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去，转向第二、第三产业，验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按照“比较利益”优势流动的规律。（二）不同职业农民的人均劳动者个人纯收入差异较大

计算不同职业农民的人均劳动者个人纯收入，目的是了解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特征。本文中农民个人收入包括经营农业收入、经营非农业收入、工资、奖金、津贴、子女亲戚赠送、国家补贴救济、房屋出租租金、耕地转包收入、利息收入、其他。被调查者作为户主，可能利用了全家大部分生产资源，因此，该收入的高低往往与家庭规模的大小、资源的多少有关，不能完全视为他个人所得。与人均纯收入指标相比较，劳动者个人纯收入的好处在于它与劳动者的职业联系紧密，并且不会由于被家庭人口的平均而掩盖不同职业者的收入差别。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的农民的劳动者个人纯收入有明显的差别。以农业劳动为主要职业的农民收入最低，仅为6020元，这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农业比较收益的下降；收入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平均37352元，这部分人胆大、敢干，有经营才能，并且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收入次高的是乡镇企业管理者，平均收入28268元，成为乡镇企业管理者不仅要具备管理才能，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个体工商户的平均收入居第三位，人均17591元，成为个体工商户往往需要有一技之长，有少量的资金积累和一定的经营管理才能；农村智力劳动者主要指老师、医生、乡村技术员等，人均收入16112元，由于有一技之长，而且收入稳定，从而也成为收入较高的阶层：“其它”职业主要包括由于各种原因正式脱离农民身份的人，但与农村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收入稳定，人均收入13232元，也是较富裕的阶层。农村管理者的平均收入为10470元，高于农业劳动者、雇工，与农民工相当。比农业劳动者收入稍好的职业是农民工（长期打工）和雇工（临时打工），其中农民工由于工作稳定，其收入稍好于雇工，收入分别为10582元和9772元，这也再次说明二、三产业的收益高于农业。

二、农村社会分层进一步归类的依据与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标准

（一）农村社会分层进一步归类的依据

本文基本沿用陆—张的阶层划分方法，但尝试将收入、地位、声望等反映类似的职业归入相同的社会阶层，以更加简洁地描述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状况。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本研究认为以职业为基础，以不同职业的收入为主要依据，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划分农民的社会阶层是合适的，理由如下：

1.收入是农民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

按照常识，谈到一个群体的社会阶层，首先会想到其收入的高低。农民自己也将收入的高低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访者：“如果把村里的人分为不同层次，您认为您是哪一层次的人？”答案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这里的层次是农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的综合认识，并不仅指收入。根据调查结果，我们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东、中、西部地区各随机抽取一个村庄，分析农民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农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识主要在自己所处的村庄内进行横向的比较，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农民的收入差异乃至人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有很大差别，所以用全部样本的数据或分省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可能会产生很大误差），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在0.4至0.5之间，并且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关于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收入水平已经成为判别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因素。

2.职业作为农民财产的主要来源，应当作为农村社会分层的基础

由于不同职业的人收入不同，可以预见其社会地位也不同。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村里不同职业的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三个方面？按重要性排列。选项有收入、社会地位、权利、社会名誉、生活方式、其它。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统计结果表明，被访者认为不同职业间的最重要的差别是收入不同，63.9％的人将它摆在最重要的位置，17.4％的人将其摆在第二的位置，10.7％的人将其摆在第三的位置，累计91.9％的人将其排在前三位。为了更直观地观察不同职业间的主要差别，我们将出现在第一位置上的选项赋予1的权重，第二位置上的权重为0.8，第三位置上的权重为0.6，根据被访者对职业差别的评价对不同职业间各种差别的重要性进行评分，“收入”以1024.8分高居首位，社会地位获得623.4分，权力575.6分，生活方式389分，社会名誉242.4分，其它，51.8分，包括有人认为职业之间的差别主要是个人能力不同、素质不同、以及分工不同等。

从农民对职业差别的认识可以看到，职业的不同不仅主要代表了农民收入的重大差别，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社会地位的不同。因此，以职业为基础划分农民的社会阶层有充分的依据。

3.农民对不同职业的评价是划分农民社会阶层的重要参考因素

社会阶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能仅用收入来代表[5]1—9.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富有的工商业资本家虽然富有，但显然不属于所谓的“上流社会”；在我国长期重农轻商的传统中，成功的商人如胡雪岩，也需要一个“红顶”为依靠。在我国农村社会，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理论，但结合农民自己对不同职业的评价来进行社会阶层的划分仍然十分必要。为了了解村民对不同职业的评价，我们询问了被访者愿意从事的职业，农民对职业的选择是在综合权衡各方面利弊之后做出的决策，可以视同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也相当于给不同的职业评分，表4是对村民理想职业的统计。

从表4可以看出，在村民理想的职业中，私营企业主是最受欢迎的职业，个体工商户次之，接下来是农村智力劳动者。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农业成为不太受欢迎的职业，仅有11.8％表示想继续务农，居第四位，至于被访者要继续务农的原因，相当多的人表示自己没能力或有其它方面的障碍，极少有人认为农业很有吸引力；选择农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的农民比例类似，在8％到10％之间；最不受农民欢迎的职业是农民工和雇工，分别占5.1％和2.4％。

（二）我国农村的社会分层标准

依据上述观点，本文将我国农村社会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四个社会阶层：

1.上层：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阶层，他们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丰厚的收入，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有经营才能，雇佣他人劳动。由于收入高，其社会地位也较高。在我们的调查中，私营企业主阶层仅占总样本的2.1％，但是27.1％的农民理想的职业是成为私营企业主，足见该职业对农民的吸引力。乡镇企业管理者的收入水平在全部职业中居第二位，他们不仅收入较高，而且个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拥有一定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办事能力强，是乡村中的头面人物，有8.7％的被访者表示想成为乡镇企业管理者，比目前的比例高出5.7％。在我们的调查中，乡村管理者的平均收入仅居第7位，甚至比农民工的收入还要低一点，但是本文还是将其划入第一层次，理由是，首先，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普遍认为乡村管理者是实际上高收入的获得者，这一阶层可能出于避免村民议论的心里，有意低报自己的收入；其次，乡村管理者在农村拥有无人可比的组织资源，他们既能够与上级领导对话，又拥有对村民生产生活某些方面的管理权，如审批宅基地，集体土地承包、收取农业税费、决定村级公共开支等；最后，可以享受其他村民享受不到的福利待遇，如公务用车、观光旅游、吃招待餐等。在我们的调查中，虽然农村管理者所占的比例仅为4.6％，但是有10.1％的被访者希望从事该职业。2.中上层：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智力劳动者

个体工商户收入较高，他们有些资产，头脑灵活，吃苦耐劳，流动性强。在调查中，个体工商户是惟一实际从业人数和农民的理想职业人数无明显差别的职业，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个体工商业者由于相对收入较高，工作自由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体工商户的进入门槛低，竞争压力大，钱越来越不好赚，因而相对饱和。农村智力劳动者收入中等偏上，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虽然比个体工商户略低，但是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有一技之长，多为教师、医生、农技人员，为村民服务，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由于人们对知识的尊敬和重视，农村智力劳动者是一个体面的阶层。

3.中下层：雇工和农民工

雇工和农民工的收入远高于农业劳动者，一方面务工者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产业间比较收益的差别。但是雇工和农民工同样处于农村社会的底层，他们缺乏其它资源，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为人打工的生活艰辛，社会地位较低，在我们的调查中，虽然现在农民工和雇工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25.3％，但是只有总计7.6％的被访者表示将继续从事这一职业。

4.下层：纯农业劳动者

农业劳动者收入最低，并且缺乏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成为农村社会的底层。根据我们的调查，在表示从就业开始就一直从事农业的414人中，仅有20人表示因为农业收入高而从事农业，务农者多强调他们的无奈，如出去赚钱难、父母家人要照顾、没本钱、没有信息和渠道、风险大等，而且在现有的34.9％的农业劳动者中，有23.1％的人希望自己能从事其他职业。

三、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现状分析

（一）目前来看，我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类“金字塔”结构

从总体看，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类金字塔”型结构。塔尖部分是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约占总人数的9.7％。他们人数虽少，但拥有较高的收入或组织资源。金字塔的中上层是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占总人数的26.9％，他们人员庞杂、流动性较强，他们的收入在村里总的来看处于中等水平和中等偏上水平之间，但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金字塔的中下层是雇工和农民工，占总人数的25.3％。金字塔的底部，是农业劳动者，占总人数的34.9％。这个阶层的收入和地位都相对较低。

从不同地区的角度看，发达地区的农民社会阶层分化与较不发达地区的农民阶层分化有明显不同。西部地区比东部和中部有更坚实的底部，西、中、东部三个地区的农业劳动者占被访者的二分之一弱、三分之一强和四分之一弱。三个地区社会上层的比例近似，东部地区的比例略高，但同时东部地区中上层和中下层的比例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农民阶层分化程度更高，东部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成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明显的金字塔结构，且西部比中部地区的塔基更大。图1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状况。

（二）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正在进行中

从改革开放前的铁板一块到目前农民阶层的多样化，我国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之所以说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正在进行，有如下几个理由：

1.构成农村社会的基础正在并将继续不断发生变化

从目前来看，虽然从总体看存在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趋势，但是受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等一系列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安排的影响，这种转移有很大不稳定性。农民无论收入高低、从事农业还是非农业或者兼业、工作地点在城镇还是在乡村，都不同程度地保留农民属性，与农民或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产权的角度看，那些已经从农村集体经济和家庭承包经营中分化出来到其它经济单位从业的农民，除了在新的经济单位获得相应的某种产权之外，仍然在其户籍所在的农村拥有一分土地和集体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产权，凭借其集体所有者的身份享有一分集体经济利益，并承担相应的一部分集体责任。从社会身份来看，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他们的职业和居住地发生了变化，但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其它社会群体依然认为他们是农民。我们的调查中，93％的被访者仍然是农村户口，尽管很多农民在城镇或外地工作和生活已经很多年，他们的户籍仍然没有改变（在我们调查中，长期在外务工却未改变户籍者时间最长的达14年）。农民在城镇和乡村，农业和非农之间游离不定，使农民阶层的构成更加复杂。

与以往各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的流动不同，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前提下，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将逐步被打破，可以预见，今后的人口转移将更多地体现为离土离乡的迁移，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构成的根本转变。钟甫宁（2003）的一项研究认为，假如我国用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相等的政策目标，在一系列前提假定条件下，未来50年内农业劳动力需要大约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即730万人[6]4—9.姑且不论具体转移数量的多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肯定的，这使构成农村社会的基础不断发生改变。

从目前情况看，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雇工等是最有可能向城市迁移的阶层，他们的迁移不仅使农村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变化，而且将改变留在农村的农民的资源占有结构，改变其相对的社会地位。可以预期，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单个农民所支配的资源将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将得到改善，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将会提高，那时农村的社会分层将是全新的景象。

2.农民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在较低的阶层间流动频繁

不同的社会阶层间尤其是较低层次的阶层间流动的门槛较低，使不同农民阶层的成员具有不稳定性。要成为农村智力劳动者可能需要一定的文化资源，想成为私营企业主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经营管理才能，尤其是在经济初建的混沌期度过之后，成为一个成功的私营企业主的机会大大减少。但从总体来看，农民在不同职业阶层转换的门槛较低，从而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间流动频繁。农民工可能因为单位破产而失业、被解雇、收入低等原因又返回农村重新务农，也可能开始自己的事业成为个体工商户，经营成功的个体工商户可能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主，作为村里的能人，私人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智力劳动者甚至普通农民都可能成为农村的管理者，因此，阶层成员具有不稳定性。

3.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故事

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既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又不断加深农民的分化。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带来了农民之间在收入、社会地位、声望、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促成农民阶层的分化，农民阶层的分化反过来又会促使农民在不同职业、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等的流动，对更理想的职业、更高的社会地位的追求最终带来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并导致农民的进一步分化。因此，农民阶层的分化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是相互伴生、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大多数农民认为自己在村庄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一变化将继续进行。

在问卷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14岁时家里的收入在村里属于什么水平，选项分为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末等五个等级；另一个是，现在如果把村里人分为不同的层次，您认为您是哪一层次的人？选项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五个层次。考虑到被访者的14岁一般要往前追溯十到几十年，当时农村的社会分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基本上可以代表农民的社会阶层，可以把这两个问题视为针对不同时期的同一问题。将上面的选项从“上层”到“下层”分别赋予1到5的分值，并用第一个问题的得分减去第二个问题的得分，这样，得到正分说明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负分则说明其社会地位恶化。例如在第一个问题中选中等为3，在第二个问题选上层为1，3－1＝2，其社会地位得到改善。从表5我们看到，与该劳动者初次步入社会就业时相比，57.9％的人认为自己在村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变化。其中，15.5％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如以前，42.3％的人认为自己的地位得到了改善。

对更高的社会地位的追求可以通过农民对从事“更好”的职业的愿望中清楚地表现出来。把农民目前从事的职业与其理想的职业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希望通过职业变化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愿望。

与农民实际从事的职业相比较，我们看到，如果农民的职业理想全部实现，在我们的社会分层中分别处于上层和中上层的职业，包括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智力劳动者、农村管理者等职业将分别增加25％、5.7％、6.3％和5.5％；个体工商户基本持平，微增0.2个百分点；在农村社会处于下层和中下层的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雇工显然是不受欢迎的职业，将分别下降23.1％、7.2％和9.6％。现实和理想的较大差异成为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来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不同的人会或多或少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下一代，有可能实现职业和社会阶层的转化。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故事。

收稿日期：2005—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jy063）和浙江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z02gl6）资助

注释：

①陆—张将农民工定义为受雇于国有和集体企业者，将雇工定义为受雇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者。这种划分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时间推移，过分强调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农民进行分层的影响意义不大。

②与其它统计资料相比（如中国农业年鉴），本调查中农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可能的原因是：首先我们按照主要收入来源划分农民的职业，由于非农职业的边际收入较高，与按照从业时间多少划分职业相比，会使更多的人归入非农业劳动者；其次是本调查中来自西部地区的样本比东部和中部地区少，而且，在东部地区我们又选择了经济非常发达的江苏和浙江为代表。但是从总体看，我们的数据仍能基本体现农民的职业分化状况。

「参考文献

[1]周批改。改革以来农民分化研究的回顾与商榷[j].前沿，2002（11）。

[2]中央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课题组对农民职业分化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1994（3）。

[3]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社会学研究，1989（6）。

[4]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0（1）。

篇10

【关键词】雇员流失；人力资源成本；离职成本

【Abstract】Nowadays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personnel’s flowing is active. The flowing is not only inflow but also outflow. Personnel’s outflow is an uncertain influence for the organization. The point of view of organization means tha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prospective yield from the investment is losing.

【Key words】Loss of employee; Cost of human resources; Cost of demission

在当今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人员的流动是相当活跃的。特别是随着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这种人员的流动也更加的频繁。这种流动对个人和组织都会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要保持活力，人员的流动总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流动既有人员的流进也有人员的流出。流进是一个可以控制的行为，对组织的影响是能够预见的。而人员的流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雇员流失，则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组织不能预见和控制的。它对组织的影响也是难以预料的。特别是许多影响是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才能反映出来的。由此看来，了解和掌握雇员流动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助于组织和个人在做流动决定时更加理智。同时对于任何一个组织的经营管理人员来说，人力资源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因而常常要针对不同的人员流动情况具体分析其利弊，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雇员流失的类型

雇员流失指的是一个从组织领取货币性报酬的人中断作为组织成员的关系的过程。可以分为自愿流失（如辞职、自动离职等）、非自愿流失（如解雇、裁员等）和自然流失（如退休、因伤病丧失劳动能力、死亡等）。

雇员流失分类情况如图所示。

对于自然流失，由于其发生多数属于自然或意外因素所至，对组织的影响具有偶然性。非自愿流失是由于组织因素所至，对雇员、组织和社会的影响是可预测和控制的。而雇员的自愿流失不论对社会、组织还是流失者本人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它不仅是个人动机或行为的具体体现，而且通过个人的动机或行为过程间接地反映出组织内部或外部因素对其个人行为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并反过来对社会、组织及个人都会带来一定的后果。我们应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对雇员自愿流失的研究上。

二、雇员流失相关成本的测算

雇员流失实际上是组织人力资本的流失，这一点已经为大多数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说，雇员的流失就意味着组织在该雇员身上的全部人力资本投资的流失。因此，对组织来说雇员流失的成本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应将大多数的人力资源的成本投资都计算为雇员流失的成本，而不仅仅是计算雇员流失本身的成本。

世界人力资源会计的权威弗莱姆霍尔茨认为，人力资源成本可以定义为：为取得、开发和重置作为组织的资源的人所引起的成本的计量和报告。人力资源成本具体可以分为五个项目：①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②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③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④人力资源的保障成本；⑤人力资源的离职成本。以上几个方面的成本，在发生雇员流失的时候，都应该计算在流失的损失之内。因为一旦流失发生，组织一般都需要马上招聘新的雇员来填补职位空缺，所有这些投资就需要重新进行。也有个别成本应该除外，如退休保障方面的开支。

㈠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

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也称为初始成本。是组织获得和开发人力资源而引致的开支。弗莱姆霍尔茨推出了测算初始成本的模型。

由上述测算模型可以知道，人力资源取得成本包括在招聘、筛选以及录用和安置过程中的所有费用。

㈡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

组织为了提高雇员的生产技术能力，为了增加组织人力资产的价值而发生的成本就是人力资源开发成本。包括在职培训和脱产培训等培训成本。

1、在职培训成本

在职培训是组织为了使雇员达到岗位要求对其进行的不脱离岗位的培训而发生的费用。包括接受培训和进行培训的雇员的工资福利费用、培训人员离岗损失费、接受培训者由于不熟练而造成的损失以及因培训而发生的材料消耗费等。

2、脱产培训成本

脱产培训是组织为了培养高层次的管理者或者专门的技术人员，让雇员脱离工作岗位接受短期或长期培训而发生的成本。这种培训可在组织内部进行，也可以在组织以外进行。在组织外部进行的脱产培训成本，包括培训机构收取的培训费、被培训者的工资和福利费、差旅费、资料费等。在组织内部进行的脱产培训成本，包括培训所需要聘请的教师或者专家的工资和福利费用、被培训者的工资和福利，组织设置培训机构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㈢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

人力资源使用成本包括维持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等。

1、维持成本是保证人力资源维持其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雇员的工资、各类津贴、劳动保护费用、各种福利费用（如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以及年终劳动分红。

2、奖励成本是组织为了激励雇员，对其超额劳动或其它特殊贡献所支付的各类奖金，例如超产奖励，革新奖励等。

3、调剂成本是组织为了对人力资源进行“维修”和“加固”而开支的费用。这些费用对于调剂雇员的工作节奏、稳定雇员的精神状态而支出的费用。例如雇员的疗养费用，文体活动的费用、业余社会团体活动的费用、定期休假的费用等。

㈣人力资源保障成本

人力资源的保障成本是组织为了保障人力资源在短期和长期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的生存权利而必须支付的费用，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生育保障、补充保险等。这些费用常常以社会保险、集体保险和各类基金等形式出现。

㈤人力资源的离职成本

人力资源的离职成本是由于雇员离开组织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所构成。又因雇员的非自愿流失和自愿流失的不同而略有不同。

1、雇员非自愿流失的离职成本

⑴非自愿流失的直接成本分析

①准备与通知成本

组织在决定解雇员工的时候首先需确定解雇的理由。主要是根据正常情况下雇员在某一段时间内的绩效进行考评，确定出绩效考评处于末位的雇员，予以淘汰，由此过程产生了准备与通知成本。其准备与通知成本为：

准备成本=准备过程中所需时间（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的时间+拟订所需解雇人员时间+拟订由谁来执行的时间）×相关人员的平均工资率×相关人员数

通知成本=（通知每位被解雇者所需要的时间×被解雇者人数）×实施通知的人员平均工资率×实施通知的人员

有的企业出于人道的做法，对绩效考评处于末位的雇员并不是直接予以淘汰。而是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以提高其工作技能。此时的准备与通知成本还应该包括该岗位培训的时间里，参加此训练的雇员的工资，培训这些雇员的相关人员的工资，以及开展培训的场地费，培训设施、用品的费用等。

②面谈成本

解雇面谈是使雇员得知自己已经被解雇这一事实的谈话，这一过程非常的重要。为避免遭解雇的雇员有可能的过激的反应，面谈一般是要求由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来进行，所以，它也是不能被忽视的解雇成本。具体为：

面谈成本=每人面谈所需时间×面谈双方工资率×（管理人员平均工资+被解雇员工平均工资）×解雇人数

③经济补偿的费用

经济补偿是组织在雇员无过错的情况下实施裁员活动时，必须依法承担的法律责任，最主要的就是支付给雇员的经济补偿金。其数额的多少已由国家相关政策所规定。

⑵非自愿流失的间接成本分析

①雇员重置的成本

有的组织在解雇了雇员以后需重新配置新雇员接替其工作，此时就将产生雇员的重置成本，具体可按照上述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进行核算。

②心理和安全的风险

雇员在被解雇后，心理上总会受到相应的冲击，极易对组织产生敌意。此时就会带走组织的管理、技术、经营等方面的信息，或到组织的竞争对手处重新工作，从而对组织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心理和安全方面易产生的成本主要有雇员离职前的消极态度致使工作效率降低而产生的业绩成本，掌握组织技术、商业秘密的雇员离职而产生的保密成本、被解雇的雇员到组织的竞争对手处重新工作时产生的竞争成本以及不当解雇引起雇员强烈不满而产生的安全防范的成本等。

③法律诉讼的风险

雇员在被解雇后很容易与组织发生劳动争议。组织在应对法律诉讼时也将产生相应的成本。

④组织形象带来的损失

非自愿流失的雇员在离开组织后，或多或少都对组织产生一定程度的不满，同时又少了组织的约束，可能自觉或不自觉的损害组织的形象和声望。特别是处于当今信息化的时代，这种损害将很快被传播和放大，从而对组织的经营和业务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2、雇员自愿流失的离职成本

雇员自愿流失的离职成本与雇员非自愿流失的离职成本不同之处在于不再计算准备与通知费用，多数情况下组织不再支付经济补偿和产生相关的培训费用。其它的成本核算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雇员流失将会给一个组织带来包括取得成本、开发成本、使用成本、保障成本、离职成本等直接成本以及一系列不可估计的间接成本的损失。从组织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在雇员身上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和这种投资所带来的预期收益的丧失，雇员流失还可能给企业的发展战略造成不小影响，因此雇员的流失对组织、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的不少组织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重要性，在制定战略发展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雇员流失。当然，雇员流失带来的损失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雇员的流动对社会、组织和个人也会带来收益。可计算的有：工资成本的减少；管理控制成本的降低；培训开发成本的减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竞争力的提高等。总之，我们对于雇员流失的影响应采取综合评判的态度。如果雇员的流失成本小于组织因流失所得到的收益时，这种雇员的流失就是可取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