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资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劳动力资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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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 劳动力资源 开发 重头戏

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富裕的需要目前，我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养殖和打工等，土地仍然是农民的生活保障。然而，我国农民人均占有耕地量严重不足，向土地要“财富”不仅要依靠资本集约，更重要的是要依赖于技术集约，归根到底要以高素质的劳动力作支撑。只有切实开发和利用农业劳动力资源，才能促进农村经营方式的转变，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一、农业劳动力资源现状制约农民的收入

而当前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现状是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多，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大，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口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7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乡村劳动力人数49695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人数为30596万人，占乡村劳动力人数的61.6%。

农业劳动力的质量较低受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在营养和保健方面没有物质保证，身体素质偏低。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我国农村人口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很大；同时，在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9%，而接受过专门的农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所以，大部分农民对农业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较低，对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认识还很模糊。

农业劳动力的地区分布不均衡由于我国各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别很大，使得人口和劳动力分布极不平衡。我国东南部面积只占国土总面积的43%，而人口却高达95%；西北部尽管土地面积占了国土总面积的57%，人口却不到5%。这种人地关系的不平衡，必然造成劳地关系的不平衡。

二、打来开发劳动力资源

1.农业劳动力资源外流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差，交通不便利等情况，农民的脱贫致富往往依靠劳务输出，进城打工，从而造成农村中一些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民也向非农产业转移，出现了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的严重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监测，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是22978万人，比2008年增加436万，增加1.9%。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是14533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492万人，增长了3.5%。

所以开发农业劳动力资源，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概念是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是在充分分析与研究农业劳动力分布特点，供给与需求特征基础上，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以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率。

2.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包括三层内涵：一是合理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供求平衡是农业劳动力开发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不能超越农业发展的合理要求；二是提高农业人力资源质量是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核心；三是在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整个运行过程中，有效的开发政策是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的保证。它主要涉及数量开发与质量开发。

3.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开发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开发指合理利用劳动力的数量资源，使其配置得当，结构合理，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安排，以提高劳动力利用率。其开发途径主要有：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利用农业劳动力资源一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增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村、镇以产品为纽带，在自主、自愿原则下发展专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等经营组织，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协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模式，带动相关产业群的发展。二是利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加快发展畜禽、反季节疏菜、花卉等劳动密集型特色优势产业。三是大力发展个私民营经济，创办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增强其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4.搞好信息服务，合理转移农业劳动力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根据其特点，促使农业劳动力合理转移，是农业劳动力开发的重要课题。农民缺乏信息和获得信息的能力，导致农民很难找到非农就业的机会，更谈不上找到适合个人发展的机会。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及服务，建设农村劳动力供求信息平台，引导和鼓励教育培训机构加强与职介和用工部门的沟通与协作，解决城乡之间、供求之间信息不畅的问题，从而实现劳动力供需情况的信息化、动态化管理。同时，通过政府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尽快把紧缺岗位信息提供给农民，并加以正确引导，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5.建立合理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合理的劳动力年龄结构是保证农业生产连续性和农业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在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一定要克服农村中年轻、有文化、有技能、有特长的人都外出务工经商，而年龄大、低文化、无特长的人，留在农村种地或经营林牧副业的现象，使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保持合适比例，以保证农业生产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6.提供优惠政策，激发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按照“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大力优化境内投资环境，吸引和扶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地方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在回乡创业手续办理上给予方便，在税费、用地、供电、供水、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优先解决子女入学，努力创造宽松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二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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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SFA方法对我国2003-2012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四重分解,分析了我国的劳动力结构对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进一步通过四重分解模型得到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构成及其变化情况,得到的结论如下:

(1)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由本文分析得出,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出现了老龄化、女性化、兼业化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并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因此,在面对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时不应该当成严重的问题,而是一种现象。

(2)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对我国的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农业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符合历史进程和规律的。发达国家大都经历过农业劳动为老龄化、女性化与兼业化等现象。从本文的研巧发现,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并未对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送与老年劳动为所具有的丰富农业生产经验与技能有关,还有老龄劳动力相对于年捏劳动力难以获得兼业机会,更能专也于农业生产有关；其次,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的特殊社会地位与在资源获取的劣势有关；农业劳动力兼业化应经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农业兼业化带来农民收入的上升,但由于农民很难融入真正融入城市中去,导致农民始终不愿放弃土地的保障作用,还有年老后返回王地重新务农的打算,这导致一定程度上主地的抛荒、摄荒严重,复种指数下降等问题,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3)我国农业技术效率不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通过将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四重分解后显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依然来自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变化与物质要素积累也对农业劳动生产率起到了积极地作用,然而我国的农业技术效率很多省份存在技术非效率现象,技术进步抵消了农业技术的非效率造势,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起到了积极总用。

二、政策建议

1  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缓解我国老龄化现象

虽然目前看来,农业劳动力老齡化并没有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但是长远看来,当老龄化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后,新生农民得不到补充,农业是否真会面临后继无人的情况,而且青年农民是否会产生既没有老一代农民丰富的经验又无大规模机械化土地条件的尴尬局面科技进步飞速发展,年轻人口的缺芝对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多项数据表明,日本自从进入深度老龄化以来,很多技术专利指标均有下滑。虽然,我国己经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但依然不能有效缓解老龄化带来的阵痛。有的学者认为,使我国人口老龄化平稳过渡的计划生育政策最合适的放开时间是2000年。因此,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并配合土地、户籍制度的改革,未来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象,加快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2  推进新型城镇化,加速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进程

我国以前的城镇化进程更多的是土地的城镇化,农民工在城里居住半年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这其实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伪城镇化"现象,农民工其实并没有享受到城镇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福利,未能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使得他们极为重视土地的基本保障作用,对放弃止地经营权仍也存忧虑。因此,虽然专业农户数量越来越低,但王地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集中。目前,分散的小规模王地经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必须加快去"小农化",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进程,使得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能享受城里人同等的福利和保障,这样王地对农民工的保障作用就会削弱,减少了土地抛荒、摇荒等现象,使得止地能够顺利流转进而实现市场化配置。

3  继续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户籍制度与用工制度的改革完善关系到农民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用工制度的完善关系到农民非农转移的质量和速度,土地制度改革则关系到土地大户的规模化经营是否能够实现,养老制度完善则关系到进入城市的农民是否能够真正放弃王地使得王地顺利流转到专业大户手中。只有户籍制度、用王制度、土地制度与养老制度进行创新谋动改革才能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放弃王地成为真正市民,留在农村的农民也能够变得更加专也、专业于农业。当然,改革不可能一激而就,任何新事物取代旧事物都需要一个过程。针对于止地流转制度改革,可以不让兼业化农户放弃对王地的经营权,而是让专业大户采取租赁的形式经营农户的王地,但要保证专业大户稳定的承包经营权,这样也能使止地顺利流转起来。而且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可能会吸引更多青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总么,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王地制度与养老制度的改革应给予有能力与有意向在城里生活的农民工以方便,给予专业农户从事规模农业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4  重视农业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

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也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性,然而我国的人力资本正处于发展阶段,对于提高生产率具有关键作用。我国目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有往大中城市聚集的趋势,农村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因此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水平。由于生理的特殊性和社会歧视等原因导致女性在获得化会资源中想对于男性存在劣势,男的在外打工,女的在家务农,这也并没有脱离家庭作业模式,只不过是家庭内部劳动力的重新非配。通过加大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使得女性劳动力在城市找工作时也能顺利进行转移,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转移"举家离农"模式的实现。如果男女双方都进行了非农转移,也会更加有利于止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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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资金包括：农户自有资金、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农业财政资金，农业信贷资金，民间农业资金，国际农业资金

2、形成农产品有效供给的2个条件是_______ 、_______ 。

生产者有出售意愿，有出售能力(有货可售)

3、水资源的经济特性有 _______、_______ 、_______ 。

可更新、可耗竭、可替代

4、形成农产品有效需求的2个条件是_______ 、_______ 。

消费者愿意购买，消费者有支付能力

5、农业生产要素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农业管理

6、农业现代化的指标有：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资源环境指标

7、最基本的3个生产要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土地、劳动力、资本

8、农业技术的经济类型包括：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劳动节约型技术、土地节约型技术、中性技术

9、供求均衡形成的条件是_______ =_______ 。

市场需求=市场供给;或者，总需求=总供给

名词解释题：请解释下列术语的含义

1、农业劳动生产率：指单位劳动的农业产出量，即农业产出量除以该产出所花费的劳动量。

2、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或条件，是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有形和无形投入。

3、农业资本与农业资金

农业资本是投入到农业的生产资料和资金。农业资本是农业生产3类传统生产要素中的一种。所以，农业资本一般不包括土地、农业劳动力。农业资金可以用来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农业资本)，也可以购买土地、农业劳动力(雇工)。农业资金可以转换为任何生产要素。

4、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产业结构，指一定区域内农业各产业部门和各部门内部的组成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

5、农业生产函数

农业生产函数，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定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与其所能产生的农业产出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Y = f(R，L，K，T)

式中，Y表示产出量，R表示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L表示劳动力投入，K表示农业资本投入，T表示其他因素。

6、农业剩余劳动力：指超过农业需求量的农业劳动力。严格地，边际产量为零的农业劳动力，即农业剩余劳动力。

7、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5个特征：市场导向、效益中心、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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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指出，与男人相比，在妇女经营的土地上，单产较低。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妇女的种植技术不如男人。原因很简单，即她们获得的投入物比男人少。如果她们也能得到与男性农民同样多的投入物，其单产将会提高，她们的产出将会提升，并实现总体农业生产的增长。

“该报告对促进农业中的性别平等赋予重要的商业意义，”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说。“性别平等不仅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也是实现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基础。我们必须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确保以可持续方式战胜饥饿与极端贫困，”他补充说。

缩小单产差距使各方受益

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能够享有与男人同等的农业资源，由她们经营的农场便可实现20%-30%的增产，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产量提升2.5 %至4%，而这又能反过来使世界饥饿人数减少12%至17%，即1-1.5亿。据估计，2010年世界营养不良人数为9.25亿，其中9.06亿在发展中国家。

“我们必须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确保对资源的获取更加平等，农业政策和计划更具性别意识，并使妇女在各级政策制定中拥有发言权。必须将妇女视为可持续发展中的平等伙伴，”迪乌夫说。

妇女的工作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占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平均为43%，从拉丁美洲的20％，到东亚和东南亚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近50%。这一比例在某些国家更高，而在有些国家内部亦存在很大差异。

在农村妇女就业的地方，她们往往被安排收入较低的职业，而且就业形式会更无保障，如季节性、兼职或低报酬的工作。该报告说，与传统农业相比，高价值出口型涉农企业创造的新就业岗位为妇女提供了更多机会。

关注差距

该报告阐述了在获取广泛农业资源方面存在的性别鸿沟，这些资源包括土地、牲畜、农业劳动力、教育、推广服务、信贷、化肥和机械设备等。

所有地区的妇女获得土地的机会普遍少于男性。对于那些有数据可查的发展中国家，在所有土地持有者中3%至20%为女性。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要高得多，在发展中国家区域为20%到50%。

“与男性农民相比，女性农民所经营的土地单产通常较低，其原因并非她们技不如人，而是由于她们经营规模小，使用肥料、改良种子和工具等投入物少，”该报告的编辑特丽・拉尼说。

实现农业中的性别平等

“许多国家的事实表明，政策能够促进在农业和农村就业方面实现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第一个优先重点是消除歧视性的法律规定，”拉尼说。“在许多国家，妇女在诸多方面不能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其中包括购买、出售或继承土地；开设储蓄账户或借贷；签署合同或出售农产品。即便法律权利已有明文规定，但通常得不到遵守。”政府官员必须履行维护法律的义务，而妇女则必须了解自己的权利并有能力维护其权益。

在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时间分配上的限制导致妇女面临多种制约因素。该报告指出，为了做到切实有效，干预措施必须“捆绑”实施，以便整体解决这些限制因素。

政策和体制对男女两性往往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不存在明确的歧视含义。“男人和妇女在社会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时也面对不同的机遇和限制，”拉尼说。“我们必须考虑性别差异，否则无法制定有效的农业政策。”

积累人力资本

除了提高总体农业生产之外，填平农业中的性别鸿沟也将有助于妇女增收，是改善儿童健康、营养和教育成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投资方式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积累人力资本。基础教育、市场信息和农业推广服务是农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拉尼说。

新闻背景：

农业中的女性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文化规范一直鼓励女性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历来敦促女性承担农业生产的重大责任。由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冲突和人口流动等诸多原因，许多国家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上升。这一比重从科特迪瓦和尼日尔的36%到莱索托的60%以上不等。――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平均值由中国主导，该国农业劳动力的大约48%为女性。――南亚的平均值由印度主导，该国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为30%。巴基斯坦自1980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增加了近两倍，而孟加拉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现已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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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篇6

【摘 要】利用福建农村统计年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来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当地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及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等；但也会造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地资源利用率下降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受阻等等。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发展；福建省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必然产物。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变革带来深刻和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对农村社会发展的积极一面，也有对农业发展不利的一面。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发展的积极作用

1.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结构存在显著的影响。通过查阅福建省统计年鉴，2000～2010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4196.3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增加了2025.59元，贡献份额达48.27%，而农业收入增加了1279.42元，贡献份额仅30.49%。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逐年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已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2.加快当地农村城镇化进程。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入，一部分从事非农产业活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纷纷在城镇安家落户，这客观上促进了城镇消费需求的增长、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建设规模的扩张，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拓展了空间。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了农村城镇化进程，城镇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

3.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对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一是减少了依靠土地养活的人口对土地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二是推动了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事实上，随着耕地资源的减少和农村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增加，在耕地资源极度匾乏、人均占有量过少、加之农业基础条件薄弱的情况下，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对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非常排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很低。通过转移富余劳动力，人地矛盾得到缓解，从而突破传统的分散经营和粗放经营的方式，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可能。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自福建农业劳动力发生大规模转移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主力军，他们不论是年龄结构还是文化程度都是农村劳动力中的强者，而留守劳动力多为妇女和老人，于是劳动力转出的农村家庭缺乏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一是劳动者年龄结构偏大、劳动能力相对较弱，农业生产梯队“老龄化”加剧。二是留守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劳动者，男女比例不协调。

2.农地资源利用率下降。通过查阅福建省历年的统计年鉴，发现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均呈下降趋势。粮食作物面积从2001年的1625.72千公顷下降到2011年的1226.79千公顷，下降了24.5%。非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从2001年的1089.52千公顷，下降到2011年的1001.41千公顷，下降了8.1%。劳动力转移后，农业生产劳动力大幅地减少，土地利用水平逐年下降，出现农地抛荒、耕地锐减的现象。农地资源利用率下降，加剧威胁着福建省的粮食安全。

3.农业技术推广受阻。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相对而言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农民，而留在家里务农的基本上是老人、妇女、小孩，以及一些病弱残者，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接受科技成果的意识淡漠、积极性不高，并且学习农业新技术的能力也有限，他们宁愿因循守旧以求稳妥，也不愿接受新知识、新事物，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效果。我国目前大约有70%的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民文化素质过低。

参考文献

[1]邓楚雄.劳动力转移下沪郊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基于1135户农户的问卷调查[J].农村经济.2008，（8）：41～44

[2]张思军，吴仁明.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J].云南社会科学.2002，（1）：36～39

[3]黄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08

篇7

英国圈地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暴力方式下被迫转向非农产业。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在西欧各国中也是最小的。随着英国非农产业的发展，从15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甚至在个别地方延续到19世纪初期，英国经历了用暴力驱赶小农的大规模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背井离乡，这些农业人口不得不受雇于手工工场，从而解决了毛纺织业对劳动力需求问题。

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18世纪60年代，英国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然而，随着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推进，英国消费的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越来越依靠从外国进口。

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

美国自由迁移式的转移模式

从转移时间看，美国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从转移的具体模式看，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转移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自发地转向非农产业。美国地多人少，在工业化初期并未集聚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相反，城镇化和工业化却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3%。但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了地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被快速的工业化所消化。

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为工业发展解决粮食、提供原料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得以畅通无阻。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在工业化后期大量转向城镇非农产业。这种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这表明，在美国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的进程中，农业不但未衰落下去，而是继续飞速发展。

“交通革命”在幅员广大的美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更加方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铁路的建设。到1887年，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城镇已由铁路网连接起来。铁路运输不仅适应了工业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进了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日本“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

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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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321-01

一、时代进步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随着农村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村游离出来转入城市，从事其他高收入的行业，民工潮的大量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提高了农民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锻炼了人才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素质是劳动力就业竞争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用人单位吸收农村劳动力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这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决定了一个劳动力要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过程中的工作和学习，通过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环境，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掌握了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新的意识和观念。

(二)推动了农牧业的发展

农村劳动向城市的转移扩大了城市对粮食、蔬菜、水果、花卉、肉类、水产品、牛奶及其制品的大量需求，促进了农牧业的技术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三)加快了农村现代化进程，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只有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才能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农村现代化水平。

另一方面，对于农村经济，现代化意味着通过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充分转移，才能有真正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才能推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加速了商品的流通，沟通了城乡关系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改善了流入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对城市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转移的劳动力，在城镇和乡村之间架起了这座桥梁，对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优势，开拓和完善城乡市场，扬长避短发展城乡联合，具有积极的意义。由此带动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流动，沟通了区域间、城乡间的联系。

(五)利于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客观上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能够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市场比较优势，把土地资源置换出来，发展用地较少，而耗费劳动力较多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迫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就业容量。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发展农村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发展，将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展农民的就业渠道。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

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部分人口的大量流出，也会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危及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不但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而且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在造成农业资源浪费的同时，也降低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造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至少会产生两种负面影响：一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

(二)留守老人和儿童疏于照顾

由于父母外出，农村的留守儿童绝大部分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由于爷爷奶奶，年纪较大，文化层次不高，不能在学习上给予有力帮助和指导，这就必然给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一定影响。

(三)农村劳动力投入效率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成本上升

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绝大多数有文化知识、懂技术的农村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给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影响。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劳动力减少，对农村劳动力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造成影响，农业发展成本加大，造成新的农村发展问题。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人才的流失

农村人才的流失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妇女化的发展趋势，削弱农业生产的后劲；另外，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过度流出造成土地撂荒现象。农民外出打工赚钱建房，在改善他们居住条件的同时，也占用了大片的耕地，弃耕和增加建房占地现象必然影响全社会的发展。

(五)加剧农业区域经济不平衡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地域跨度大，自然禀赋差异大，各地农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集中更加剧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民的纯收入与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差距加大。

四、结论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合理流动，使“三农”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快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刘秀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4.

篇9

＊ ＊ ＊

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的估计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各地自然资源和经济技术条件千差万别，更重要的是，难以找到一个适当的参照点来作为当时当地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实际耕作能力。因此以往对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的探讨，只是凭经验估计，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结果与实际情况的悖离。本文希望能为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的估计与研究做些尝试。

一、 农家户均人数及劳动力的估计

农村劳动力的数量既没有系统的调查，又缺乏完整的估计，欲推知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可先求得户均劳动力数，再以此数乘以农户总数即可得农村劳动力的总数。而要求得户均劳动力数，则唯有从农家户均人数入手。

（一） 农家户均人数

民国时期的家庭规模，据1928年内政部的调查，16省户均为5. 239人；据20年代的抽样调查，陈正谟得全国乡村家庭规模为5.35人，城镇家庭规模为5.31人〔2〕。又言心哲综合1921-1931 年的农村调查资料，得全国各地乡村家庭平均人口数为5.5人〔3〕。兹将1922-1936年间，有关苏南地区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中所得各地户均人数列于表1。

表中所列资料涉及苏南9县165 960农户882 569人，平均每户5. 32人。表中〔4〕和〔11〕为全县性普查，户均人数分别为5.55人和4.89人，农家规模的地区差异明显。就不同时期而言，由于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日趋低下〔4〕以及多子继承的分家别居， 农家规模还有逐渐缩小的趋势〔5〕，如表1所示，无锡11村农家户均人数，1929年时为4.83人，到1936年时减为4.76人；江阴1922年户均人数为5.22人，1932年时仅为4.66人。本文暂以户均5.32人，作为苏南农村20-30年代的家庭规模。

表1 苏南各县农家户均人数表（1922-1936）

调查者

调查地点 调查年度 调查家数 调查人数 户均人数

马伦等〔1〕 江

阴 1922

667

3408

5.11

吴

江 1922

325

1372

4.22

卜凯〔2〕

江宁太平门 1924

217

1325

6.11

武

进 1923-24 300

1462

4.87

张履鸾〔3〕 江宁杨柳村 1926

481

2634

5.48

张心一〔4〕 江宁县各村 1929 87890

487870

5.55

万树庸〔5〕 江宁江乘区 1929

3324

15665

4.71

王书林〔6〕 南京市23乡 1929

3156

16289

5.16

陈翰笙〔7〕 无锡县11村 1929

711

3436

4.83

无锡县11村 1936

751

3578

4.76

顾倬等〔8〕 无锡开源乡 1931

6913

34249

4.95

社会局〔9〕 上海市8村

1931

106

565

5.33

乔启明〔10〕 江阴峭枝镇 1932

4579

21343

4.66

张心一〔11〕 句容县各村 1933 56000

286589

4.89

农复会〔12〕 常熟县7村

1933

154

714

4.64

言心哲〔13〕 江宁土山镇 1934

286

1561

5.46

喻志远〔14〕 苏州市北乡 1936

100

509

5.09

总

计

或

平

均

165960

882569

5.32

资料来源：

〔1〕 转引自田中忠夫著、汪馥泉译：《中国农业经济资料》， 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5月。

〔2〕J.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The Commerial Press， Ltd.， Shanghai， 1930， P:337-338.

〔3〕张履鸾：《江宁县481家人口调查的研究》，载中国社会学社：《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转见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19)，第304页。

〔4〕张心一：《江宁县农业调查》，立法院《统计月报》，第 1卷第4期，转引自古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中华书局，1936年3月，第6，32页。

〔5〕万树庸：《沪宁道上农民新村考察记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0年6月。

〔6〕王书林：《南京市二十三乡农村概况》，《南京社会特刊》， 第1、2册。

〔7〕转引自吴柏均：《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6月。

〔8〕顾倬、朱云泉等：《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第一集（第四区），江苏省农民银行，1931年12月。

〔9 〕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中心区百零六户农民生活状况调查录》，《社会月刊》第2期第12期，1936年3月。

〔10〕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转见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四编(13)，第279页。

〔11〕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江苏省句容县人口农业调查报告》，1940年3月，第29页。

〔12〕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页。

〔13〕言心哲：《农村家庭调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9页。

〔14〕喻志远：《苏州的农民》，《农村周刊》，第127期， 《天津益世报》，1936年8月15日。

（二） 农村劳动力率与农家户均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率指农村劳动力占农村总人口的比率。旧中国虽然没有劳动力的定义，但却有等成年男子的概念，本文即参照此标准折算等成年男劳动力，即成年男子以15-64岁者为1个劳动力，女子15-54 岁者为0.8个劳动力〔6〕。

表2所示3县56 803农家，劳动力率为51.47％，户均劳动力为2. 64人。揆诸前表，165 960农家户均人数为5.32人，若按劳动力率51.47％计算，则户均劳动力应为2.73人，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取样不同所致。因此，本文采用两者的加权平均数2.7作为苏南农家户均劳动力数。

表2. 武进、江宁和句容农村劳动力情况表（1924-1934）

武进

江宁太平门

江宁土山镇

项

目

300农家〔1〕 217农家〔1〕 286农家〔2〕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4岁以下

273 234 275 378

234 252

15-54岁……

448 422 369 343

506 427

55-64岁……

19 39

21

32

42

59

65 岁 以 上

3 24

1

8

19

22

总

人

数

1462

1425

1561

等成年男劳动力

804

664

890

劳 动 力 率

55.00

46.60

57.01

户 均 劳 动 力

2.68

3.06

3.11

句容镇

合计

项

目

56000农家〔3〕

男

女

或平均

14岁以下

61277 51127

114048

15-54岁……

86878 66206

155599

55-64岁……

7584 8230

16026

65 岁 以 上

1860 3427

5364

总

人

数

286589

291037

等成年男劳动力

147427

149785

劳 动 力 率

51.44

51.47

户 均 劳 动 力

2.63

2.64

资料来源：

〔1〕J.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1930， P337-338.

〔2〕 言心哲：《农村家庭调查》，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1 页。

〔3 〕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江苏省句容县人口农业调查报告》，1940年3月，第32页。 二、 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的理论测算

农业劳动力指农村劳动力用于种植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农业"的部分。投入种植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当时技术水平所必需的劳动力的部分，即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农村劳动力包括了农、工、商等各类从业人员，要探讨农村劳动力的供求状况，显然非本文所能涵盖，因此，在本文的估计中，均假定农村劳动力只从事种植业，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即农业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业剩余劳动力。众所周知，农业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主要取决于耕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但又由于农业生产属自然生产，季节性强，劳动量集中，而且不同作物对劳动力的需求亦有所不同，所以种植业结构也是决定劳动力供需状况的一个因素。本文将从农业劳动力耕作能力和各种主要农作物面积及亩用工量两方面对苏南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给以理论上的估计。因为这种估计以耕地面积和农户总数（前面已有户均劳动力数）为主干材料，因此各县之耕地和农户总数的确定尤显重要，兹据1914年实业厅和1929年立法院的调查，并对少数数据分别参1922年东南大学农科和1932年国际贸易局同类调查资料作适当调整后，综录如表3。

表3. 苏南各县耕地面积、农家户数及劳均耕地（1914-1929）

县

1914年

耕地

农户

劳均

面积

总数

耕地

别

(亩)

(户)

(亩)

上 海 679359

94243

2.67

江 宁 1319592

119804

4.08

宝 山 528771

32735

5.98

丹 阳 1085950

178802

2.25

高 淳 399190

36400

4.06

吴 江 1200000

100000

4.44

嘉 定 540000

42406

4.72

句 容 594356

37086

5.94

无 锡 1245470

142134

3.25

南 汇 1126973

70497

5.92

昆 山 1007761

42000

8.89

常 熟 1490178

137647

4.01

溧 阳 1034663

42286

9.06

川 沙 216494

13576

5.91

溧 水 404909

20579

7.29

奉 贤 478670

35010

5.06

吴 县 1815765

158000〔10〕4.26

武 进 1721430〔11〕138221

4.61

太 仓 823374

40967

7.44

江 阴 1215004

74743

6.02

金 山 444489

24172

6.81

松 江 926046

58419

5.87

丹 徒 740100

52295

5.24

宜 兴 1126006〔12〕 49500〔13〕8.43

金 坛 754936

27160

10.29

青 浦 753446

40061

6.97

合计1 22993573

1714500

4.97

合计2 23672932

1808743

4.85

县

1929年

耕地

农户

劳均

面积

总数

耕地

别

(亩)

(户)

(亩)

上 海

676800

17914〔7〕13.99

江 宁

1430000

81600

6.49

宝 山

612700

28500

7.96

丹 阳

1134000

101685〔8〕 4.13

高 淳

481490

32120

5.55

吴 江

911652

58577

5.76

嘉 定

723200

46485

5.76

句 容

731437

39606

6.84

无 锡

1524606

153629

3.68

南 汇

1200000

72165

6.16

昆 山

1069675〔9〕43510

9.11

常 熟

1733400

153779

4.17

溧 阳

1391500

56499

9.12

川 沙

211900

13500

5.81

溧 水

526400

27787

7.02

奉 贤

486090

37783

4.76

吴 县

1839000

173500

3.93

武 进

1720472

152593

4.18

太 仓

789100

42943

6.81

江 阴

1242882

88237

5.22

金 山

372647

24779

5.57

松 江

880000

71000

4.59

丹 徒

753734

77962

3.58

宜 兴

1160000

64152

6.70

金 坛

812165

38876

7.74

青 浦

516090

44788

4.27

合计1

24254140 1726055

5.20

合计2

24930940 1743969

5.29

县

耕地

农户

劳均

面积

总数

耕地

增加

增加

增加

别

(%)

(%)

(亩)

上 海

-0.38 -80.99 11.32

江 宁

8.37 -31.89

2.41

宝 山

15.87 -12.94

1.98

丹 阳

4.42 -43.13

1.88

高 淳

20.62 -11.76

1.49

吴 江

-24.03 -41.42

1.32

嘉 定

33.93

9.62

1.04

句 容

23.06

6.80

0.90

无 锡

22.41

8.09

0.43

南 汇

6.48

2.37

0.24

昆 山

6.14

3.60

0.22

常 熟

16.32

11.72

0.16

溧 阳

34.49

33.61

0.06

川 沙

-2.12

-0.56 -0.10

溧 水

30.00

35.03 -0.27

奉 贤

1.55

7.92 -0.30

吴 县

1.28

9.81 -0.33

武 进

-0.06

10.40 -0.43

太 仓

-4.16

4.82 -0.63

江 阴

2.29

18.05 -0.80

金 山

16.16

2.51 -1.24

松 江

-4.97

21.54 -1.28

丹 徒

1.84

49.08 -1.66

宜 兴

3.02

29.60 -1.73

金 坛

7.58

43.14 -2.55

青 浦

-31.50

11.80 -2.70

合计1

5.48

0.67

0.23

合计2

5.31

-3.58

0.44

说明及资料来源：

1.劳均耕地＝耕地面积÷农户总数÷2.7个劳动力／户；

2.1914年耕地面积、农户总数据"江苏省实业厅填报全省各县农家户数及田圃亩数表（1914年）"，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

3.1929年耕地面积、农户总数据张心一：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江苏省），见立法院《统计月报》，第2卷第7期，1930年7月。

（一） 按劳动力耕作能力的测算

关于农业劳动力的耕作能力，李伯重的研究表明，明清至近代的江南农村不超过10亩，在不同的作物区，每劳动力可耕面积也有差异，大致桑区为8.0亩，棉区为7.5亩，稻区为10亩〔14〕。曹幸穗对苏南5县11村的研究也表明，三十年代末期， 桑区和棉区的单位劳动力可耕面积为6.0亩，稻区为8.0亩，较李伯重的标准约低2亩左右〔15〕。1984年，孟昕、白南生根据全国选样调查平衡，证实在已有35.6％的机耕的情况下，每个劳动力的耕作能力也只有9.93亩〔16〕。基于以上诸位先生的研究，本文对苏南不同作物区劳动力耕作能力采取如下标准：桑区和棉区为8.0亩，稻区为10.0亩〔17〕。 在假定农村劳动力率不变和农村劳动力的净流出率为零的前提下，具体估算情况我们列为表4。

表4. 苏南各县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之理论估算表（1914-1929）

单位：人（劳动力）、千日（工日）

区 县

按耕作能力

1914年

实需

可供

剩余

剩余

别 别

劳动力 劳动力 劳动力 率(%)

棉 上海

84920 254456 169536

66.6

松江 115756 157731 41975

26.6

南汇 140872 190342 49470

26.0

青浦

94181 108165 13984

12.9

奉贤

59834

94527 34693

36.7

金山

55561

65264

9703

14.9

川沙

27062

36655

9593

26.2

太仓 102922 110611

7689

7.0

嘉定

67500 114496 46996

41.0

宝山

66096

88385 22289

25.2

江阴 151876 201806 49930

24.7

常熟 186272 371647 185375

49.9

区 小计 1067932 1539629 471697

30.6

桑 无锡 155684 383762 228078

59.4

宜兴 140751 133650 -7101

-5.3

吴县 226971 426600 199629

46.8

吴江 150000 270000 120000

44.4

武进 215179 373197 158018

42.3

溧阳 129333 114172 -15161 -13.3

区 小计 1017918 1701381 683463

40.2

稻 金坛

75494

73332 -2162

-2.9

昆山 100776 113400 12624

11.1

江宁 131959 323471 191512

59.2

句容

59436 100132 40696

40.6

溧水

40491

55563 15072

27.1

高淳

39919

98280 58361

59.4

丹徒

74010 141197 67187

47.6

丹阳 108595 482765 374170

77.5

区 小计 630680 1388140 757460

54.6

合计1

2716530 4629150 1912620

41.3

合计2

2801450 4883606 2082156

42.6

区 县

按耕作能力

1929年

实需

可供

剩余

剩余

别 别

劳动力 劳动力 劳动力 率(%)

棉 上海

84600

48368 -36232 -74.9

松江 110000 191700

81700

42.6

南汇 150000 194846

44846

23.0

青浦

64511 120928

56417

46.7

奉贤

60761 102014

41253

40.4

金山

46581

66903

20322

30.4

川沙

26488

36450

9962

27.3

太仓

98638 115946

17308

14.9

嘉定

90400 125510

35110

28.0

宝山

76588

76950

362

0.5

江阴 155360 238240

82880

34.8

常熟 216675 415203 198528

47.8

区 小计 1096002 1684690 588688

34.9

桑 无锡 190576 414798 224222

54.1

宜兴 145000 173210

28210

16.3

吴县 229875 468450 238575

50.9

吴江 113957 158158

44201

27.9

武进 215059 412001 196942

47.8

溧阳 173938 152547 -21391 -14.0

区 小计 1068405 1779164 710759

39.9

稻 金坛

81217 104965

23748

22.6

昆山 106968 117477

10509

8.9

江宁 143000 220320

77320

35.1

句容

73144 106936

33792

31.6

溧水

52640

75025

22385

29.8

高淳

48149

86724

38575

44.5

丹徒

75373 210497 135124

64.2

丹阳 113400 274550 161150

58.7

区 小计 693891 1196494 502603

42.0

合计1

2858298 4660348 1802050

38.7

合计2

2942898 4708716 1765818

37.5

区 县

按农作物需工量

1914年

实需

可供

剩余

剩余

别 别

工日

工日

工日

率(%)

棉 上海

10613

76337

65724 86.1

松江

14504

47319

32815 69.3

南汇

17604

57103

39499 69.2

青浦

11844

32450

20606 63.5

奉贤

7841

28358

20517 72.3

金山

6964

19579

12615 64.4

川沙

3384

10997

7613 69.2

太仓

11873

33183

21310 64.2

嘉定

8462

34349

25887 75.4

宝山

7634

26516

18882 71.2

江阴

17503

60542

43039 71.1

常熟

22497 111494

88997 79.8

区 小计

140723 538227 397504 73.9

桑 无锡

22833 115129

92296 80.2

宜兴

18020

40095

22075 55.1

吴县

26562 127980 101418 79.2

吴江

19495

81000

61505 75.9

武进

24861 111959

87098 77.8

溧阳

13976

34252

20276 59.2

区 小计

125747 510415 384668 75.4

稻 金坛

10523

22000

11477 52.2

昆山

15191

34020

18829 55.3

江宁

18242

97041

78799 81.2

句容

8185

30040

21855 72.8

溧水

5798

16669

10871 65.2

高淳

5794

29484

23690 80.3

丹徒

10195

42359

32164 75.9

丹阳

14382 144830 130448 90.0

区 小计

88310 416443 328133 78.8

合计1

344167 1388748 1044581 75.2

合计2

354780 1465085 1110305 75.8

区 县

按农作物需工量

1929年

实需

可供

剩余

剩余

别 别

工日

工日

工日

率(%)

棉 上海

10573

14510

3937

27.1

松江

13783

57510

43727

76.0

南汇

18745

58454

39709

67.9

青浦

8113

36278

28165

77.6

奉贤

7963

30604

22641

74.0

金山

5838

20071

14233

70.9

川沙

3312

10935

7623

69.7

太仓

11379

34784

23405

67.3

嘉定

11333

37653

26320

69.9

宝山

8846

23085

14239

61.7

江阴

17904

71472

53568

74.9

常熟

26169 124561

98392

79.0

区 小计 143958 519917 375959

72.3

桑 无锡

27950 124439

96489

77.5

宜兴

18564

51963

33399

64.3

吴县

26902 140535 113633

80.9

吴江

14810

47447

32637

68.8

武进

24848 123600

98752

79.9

溧阳

18796

45764

26968

58.9

区 小计 131870 533748 401878

75.3

稻 金坛

11321

31490

20169

64.0

昆山

16124

35243

19119

54.2

江宁

19768

66096

46328

70.1

句容

10072

32081

22009

68.6

溧水

7537

22508

14971

66.5

高淳

6989

26017

19028

73.1

丹徒

10383

63149

52766

83.6

丹阳

15018

82365

67347

81.8

区 小计

97212 358949 261737

72.9

合计1

362467 1398104 1035637

74.1

合计2

373040 1412614 1039574

73.6

说明：

1.实需劳动力＝耕地面积÷每劳力可耕面积；

2.可供劳动力＝农户总数×2.7劳动力／户；

3.实需工日＝∑耕地面积×主要农作物所占耕地面积百分数×每作物亩需工量。

其中（1）.耕地面积同表3（此略）；（2）. 主要农作物占耕地面积百分数据《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苏常道属及金陵道属，东南大学农科，1922-1924年）所载统计资料分类统计（此略）； （3）.每作物亩需工量据J.L.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The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1930，第228页表，同类作物按用工量多者计，具体如下：麦类5.66劳动日（小麦5.66，大麦4.43，燕麦5.15）、豆类5.92、油菜7.66、稻类8.41（水稻8.41，糯稻8.11）、棉花10.94、桑32.30、其他10.00（如高粱9.34，玉米9.34等）。

4.可供工日＝农户总数×2.7劳动力／户×300个工日／劳动力。

其中（1）.农户总数同表3（此略）；（2）.每劳动力300个劳动日依据J.L.Buck调查的本区成年男子闲散时间为1.7 个月（见《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经系，1937年，第397 页）和曹幸穗认为的本区每个劳动力一年工作时间为10个月（见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第54页）。

篇10

一、考虑人力资本要素的农业部门现代化进程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认为，一国经济由两大部门组成，即“与外部环境相关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依靠本部门生产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传统农业部门”。（1）模型假定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隐性失业，即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相比其他要素更为充足，即便其中的一部分离开本部门，也不会对生产总量产生影响，因此，这部分劳动力被称为 “零值劳动力”（1），而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会因“零值劳动力”的存在而降低。“零值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城市部门得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资本积累。随着城市部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在持续转移出来，直到劳动力剩余不再存在于农业部门，此时，劳动力开始稀缺，其价格逐渐上升。

由此，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随着城市部门的持续扩张，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迁移的过程。当农业部门不存在隐性失业劳动力时，发展中国家就能实现发展。

后来，拉尼斯、费景汉更加重视农业部门的发展，相对于刘易斯的观点，他们更强调工、农业部门的协同，认为技术进步的地位不容忽视，此外，物质资本及人口基数的增长等也能够促进劳动力迁移至城市部门。在该模型中，二元经济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1.农业经济阶段。该阶段中，大量的显性失业，即剩余劳动力，存在于农业部门，由图1（a）中的LL1表示，且该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此时，即便其中的一部分离开农业部门，也不能降低农业部门的产量，不会使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发生变化。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存在一个下限，它取决于劳动者在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而农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仍然由制度决定。因此，图1（b）中，W1为工业部门的工资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农业部门的工资曲线WA也是一条水平线。

2.二元经济阶段。农业劳动力不断由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部门，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尽管还是比既定的制度工资要低，但已开始逐渐高于0。此时，农业部门的显性失业逐渐消失，但仍伴随隐性失业的存在，因此，部分农业劳动力仍会流向城市部门，此时的隐性失业由图1（a）中的L1L2表示。然而，由于此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是正的，劳动者数量的减少便会影响农业产量，使得农产品变得稀缺，以致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城市部门工资上升，这就降低了城市部门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能力，劳动力转移因此放缓。图1中，第一、第二阶段的交界处为S，即（农业产品）稀缺点。由S点向左，即进入二元经济阶段，此时，城市部门的工资曲线由稀缺点以后开始上升，而农业部门的工资曲线WA仍保持水平。

3.成熟市场经济阶段。此时，全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LL2都已经转移到了城市部门。农业部门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其工资水平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如果城市部门继续接收农业转移人口，就要依照与边际生产率相同的水平来支付工资。如图1（a），在A点，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城市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此时，农业部门已形成较成熟的市场，因此，A点被称为市场化点。由市场化点A往左，农业部门的工资曲线WA开始上升;在该阶段，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迅速，完成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然而，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隐含了劳动者同质性的假设，这一假设仅适用于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城市化进程初期。进入城市化进程中期以后，除物质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外，人力资本开始在农业部门的生产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它具有特殊的效应，带来边际效益的递增。所以，在分析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进程时，有必要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将人力资本要素纳入到迁移理论模型中进行分析。

可以按照人力资本禀赋的高低，将初始状态的农业部门全部劳动力分为三部分，即LH、LM和LL，L=LH+LM+LL。其中，LH是人力资本禀赋较高的农业劳动力，LM是具有高于或等于平均人力资本禀赋（低于LH的人力资本禀赋）的农业劳动力，LL为低于平均人力资本禀赋的农业劳动力。用hH，hM和hL分别表示LH、LM和LL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显然，hH>hM>hL。这里，结合我国农业部门的实际情况，LH、LM被认为占比相对较小，这样，如果用代表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那么，h可以用hH，hM和hL的加权平均数来表示：

h=hH+hM+hL，因此，Lh=LHhH+LMhM+LLhL。

这里，农业生产函数采用一般的生产函数形式：A=f（k，hL，land）其中，land（土地）作为常数，可归至物质资本的投入，因此，农业部门的生产总量为A=f[K，（LHhH+LMhM+LLhL）]。

当不考虑劳动力的质的差异时，LH、LM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并不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从而影响农业部门的生产水平，如图2（a）。然而，当考虑个体间人力资本质量的不同时，随着LH和LM的降低，LL也会减少，从而导致农业部门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也使得物质资本、土地等其他要素的生产率下降。因此，农业部门的平均生产水平降低，以致农产品变得稀缺，提前出现（农业产品）稀缺点。在图2（a）中，稀缺点S向右移动到S’，（农业产品）稀缺点提前，而市场化点的出现则相应地延迟，从A点向左移动到A’，因此，（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也被延后，TP曲线下旋到TP’。此时，依然有剩余劳动力L1L1′存在于农业部门，工、农部门存在更大的工资差距，整个农业部门的现代化进程将经历更长的时间。

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对于城市部门来说，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下，只有当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效应不那么强时，这些因素才可能抵消或超出劳动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影响。（2）在迁移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后，农业部门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以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及良好的技术进步机制与高人力资本禀赋劳动力的流出相适应。也就是说，在（农业产品）稀缺点到来后，需要通过源源不断的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上升，从而弥补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流出而引起的产量下降。事实上，先进投入要素的增加正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而农业生产水平是否能在较短时间内对先进要素的投入作出反应，这又对先进要素的使用者所具备的素质水平提出了相应要求，因此，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这里，Δh/h为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积累率，Δh′/h为农业部门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流出所带来的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的下降率，前者的绝对值大于后者的绝对值，这是农业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条件。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以及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动态提高，使农产品稀缺点往左移动，市场化点往右移动，从而带来农产品稀缺点S与市场化点A的重合，即TP曲线的向上旋转，如图2（a）。拉尼斯、费景汉认为，这正是“农业发展完成的标志” （2）。

二、对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

资本积累一般关系的分析

本部分尝试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考虑劳动者的异质性（即劳动者所能够提供的效率劳动单位的数量并不相同），在坎布、拉普波特（2005）“迁移选择性与地区不平衡的发展”（3）一文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一般关系的分析框架。

首先，假设经济体包括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非农部门具有规模效益不变的技术特性，其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具有固定的工资率，不会因外来劳动力而发生变化;而农业部门的工资率由制度决定，因此也是固定的。（4）两个部门之间具有技术差异。非农部门是农村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劳动力的迁入地;而农业部门作为这部分劳动力的来源地，是相对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对人力资本的回报是不同的，这也是二者技术差异的一个表现。假设wA为单位人力资本在农业部门所得的回报，标准化为1，w为非农部门的单位人力资本回报，那么，w>wA，即w>1。这里，wA和w是除去迁移成本之后的净回报。

假设农业从业者的生命周期内存在两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时间总量标准化为1。第一个时间段里，处于第t期的劳动个体，i，具有来自上一代的人力资本存量，ht，同时，还拥有其个体的素质，ai

t，在能力区间[0，1]上均匀分布。这种个体的素质可以理解为一种学习能力，而每个劳动个体的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即个体将受教育所花费的时间真正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存在差异;在该时间段，受教育的个体在教育上花费的时间所占的比重为e（0<e<1），这一时间段内所接受的教育被认为是实现迁移所应具备的基本人力资本要求。第二个时间段里，劳动者进行生产活动，而此时的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者在第一个时间段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即学习能力）以及在教育上的投资所共同决定的。这样，此时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个体学习能力以及第一时间段内在教育上所花费时间的增函数（假定为线性的函数）。

受教育的个体能否实现迁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劳动者个体有概率能够迁移，也有概率1-p不能迁移。因此，对教育的投资能够提高迁移的概率，但并不能确保迁移的实现（这里假定对于在教育上花费时间为0的个体来说，其迁移概率是0）。对于个体而言，受教育的预期回报取决于个体自身的能力，非农部门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以及受教育个体的迁移概率。这里没有跨期的收入贴现问题，同时劳动个体是风险中性的。

当迁移概率大于0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者会比较受教育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与不接受教育情况下的预期收入，以选择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如果受教育的收入预期比不接受教育的收入预期高，个体就会作出对教育投资的决策。即个体选择教育的条件为：

（1-e）ht+（1-p）（1+ai）ht+p（1+wai）ht>2ht（1）

将上式化简后，可以得出：

ai>aE（2）

这里，aE是农业部门的劳动者选择是否进行教育投资的临界学习能力。

所以，当劳动者的学习能力ai大于aE时，就会作出接受教育的决策;而当劳动者的学习能力ai小于aE时，个体往往不会作出接受教育的决策;当个体的学习能力ai等于aE时，是否接受教育对于劳动者个体并没有大的不同。因为个体的学习能力不同，在能力区间[0，1]上又是分布均匀的，这样，越小的aE值，就对应着更多的劳动者作出教育投资的决策。

我们想要关注是，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当农业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入非农部门时，未迁移者中受教育劳动者所占的比重，PE。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PE的提高对于劳动力来源地人均收入的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因此，这一比重的上升，可以认为对于劳动力来源地是有益的结果。

这里，当p=0，即经济环境封闭时，农业劳动力无法实现自由流动，此时，个体选择进行教育投资的临界学习能力为aE=e，用aF表示。那么，农业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所占的比重可以表示为：PF=1-aF=1-e。当p>0，即经济环境开放时，农业劳动力能够向非农部门自由转移，而对于滞留劳动力来说，其中受教育者所占的比重可以表示为：

PE=（3）

现在需要讨论两个问题：

1.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是否有可能对来源地（即农业部门）产生有利的影响？

当PE>PF时，说明当部门开放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流动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的比重提高了，即此时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水平比经济部门封闭时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水平要高。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对来源地产生了积极效应。

由（3）式和PF=1-e，PE>PF等价于>1-e，将aE代入不等式左边，化简可得：

p< （4）

令pc，pc则就是农业劳动力迁移到非农部门时，可以提高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比重的迁移概率临界值。

因此，p<pc等价于PE>PF，此时，农业劳动力的流出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对于迁出地的影响是有利的。这里，pc可能为负值，由式（5）可以看出，它关于的一阶导数大于0，关于的二阶导数小于0，

=>0，=<0（5）

这表明，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比重的迁移概率临界值，pc，是非农部门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增函数;w越高，迁移发生的概率也相应增大。随着w的提高，迁出的农业劳动力会越来越多，之后，增加的速度会慢慢降低。也就是说，当非农部门工资率变化较大时，农业部门可以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迁出变得对农业部门不利之前，“承担”较高的迁移规模。

同时，由（2）式可推出，

=<0（6）

可见，劳动者选择教育投资的临界学习能力会随着迁移概率的增加而下降，此时，会有更多的劳动者选择进行教育投资。这也说明，在一定范围内，迁移概率的增加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从而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2.当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要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乡城劳动力迁移概率？

这里的最优乡城劳动力迁移概率是指，当乡城迁移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处于该值时，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最高。

我们已经知道，PE为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未迁移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PE越大，表明农业部门滞留劳动力中的受教育者也越多。然而，当PE达到最大值后，农业劳动者的进一步迁出则会带来部门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比重的降低。因此，这里的目标函数为：

[max][p]PE=（7）

将aE代入（7）式，通过PE相对于p的一阶导数条件，可以得到：

当p==pc时，PE取最大值。可见，最优的乡城劳动力迁移概率为：

p*=max0;

=

pc（8）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几种情形：

（1）当pc<0，也就是w<2-e时，p*=0，同时，对于任意一个小的、大于0的迁移概率值，p，都使得p>pc，所以，PE<PF，说明乡城劳动力的迁移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下降了，农业部门受到损失。事实上，这时候农业部门要想避免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就应实施阻止劳动力迁移的政策。

（2）当pc>0，也就是w<2-e时，p*=pc，乡城劳动力迁移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0<p<p*，因为p*=pc，所以p<pc，等价于PE>PF。

这表明，乡城劳动力迁移存在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比部门封闭环境下要高。随着迁移概率的提高，选择进行教育投资的劳动力数量会增加，即在这一范围内，迁移概率的提高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所占的比重，直到达到这一比重的最大值，M点（如图3所示）。

在第二个时期，0<p*<p<pc，此时PE>PF，所以，当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仍然比部门封闭环境下要高，但已经开始降低。此时农业劳动力迁出的整体影响仍然是正向的，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会因此而得到提升，然而，因为p*<p，此时农业部门若采取措施保留人才，可以降低受教育者比重减小的速度。

在第三个时期，0<p*<pc<p，因为pc<p，所以PE<PF。说明此时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已经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的比重不断降低，甚至比封闭环境下的水平还要低。该阶段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规模较大，已经不利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p*>0，因此，该阶段对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禁止措施是一种次优选择。

图3描述了迁移发生时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其中表明了乡城劳动力迁移发生的概率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有利或有害的区间。

由此可见，当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满足一定范围时，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具有正向的“强相关”关系。在pc>0的条件下，迁移概率（p）满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范围（0<p<pc）时，乡城劳动力迁移都是有利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特别是当迁移概率p满足第一阶段的范围，即0<p<p*时，随着迁移概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中受过教育者所占的比例相应提升，直到达到该比重的最大值，也就是说，在该区间内，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对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产生较强的提升作用。而随着迁移的持续进行，当p*<p<pc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达到最高值后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农业部门劳动力迁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失效应超过了部门内部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开始降低，但仍高于无迁移状态（封闭状态）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三、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

资本积累一般关系的实践证据

西方国家已有的实践证据和关于劳动力迁移的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劳动力迁移不仅能够促进农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够明显地推动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第一，乡城劳动力迁移对迁移者个体人力资本具有提升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就明确指出：“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所进行的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劳动力迁移与教育都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而且，投资于其中一方面可以使得另一方面的投资收益增加”。（5）列宁关于劳动力迁移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的认识则更为深刻。在他看来，劳动力迁移不仅开拓了农民的视野，而且使其文化素质和市场意识提升，因此，“没有农民的流动和迁移，就不会有农民的开化”。（6） “迁移将农民从衰落偏远的地区解放出来，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使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情操提升，从而具有文明的习惯、怀揣文明的需要”。（6）

第二，乡城劳动力迁移对社会群体人力资本具有提升作用。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时期，为了适应劳动力迁移的需要，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各种帮助农业劳动力迁移的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鼓励农业部门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中包括，为迁移劳动力就业提供服务，加强对迁移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对教育领域进行改革，等等。这里以德国和美国为例。

工业化时期，德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举流动，使得对成年人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青少年的基础教育成为了更为迫切的问题。当时的德国高度重视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青少年基础教育问题，并注重在城市和农村（尤其是在农村）普及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技术培训，而出于实际生产的需要，雇主也乐于为雇员的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投资。在德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集中为其现代教育的发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农业部门通过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推动教育的发展，以减弱人才外流给农业部门带来的损失，而这实际上带来了农业部门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这样一来，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迁移就具有了提升社会群体人力资本的作用。（7）

工业化初期的美国，由于轻工业在工业部门中占据主要地位，当时对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训练程度要求并不高，工厂作业的技术要求较低，劳动者的工作以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为主。因此，19世纪以前，美国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差距并不大，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部门就业的人口较少，竞争也不激烈。19世纪以后，生产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技术复杂程度也随之提高，从而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的农业部门转移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中就逐渐陷入了劣势，这主要表现在：

（1）美国的城市和农村在教育水平上有了明显差距。表1显示了1930年、1959年美国城乡的文盲率对比，可见，在文盲率这一指标上，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城乡差距是较为明显的。

（2）刚进入就业年龄的青年人在当时的农业迁移劳动力中占多数。根据Iowa州立大学的调查，1950年，美国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劳动力中，25岁以下的占近60%。（8）这些青年中的大多数由于缺乏专门培训，缺乏专业的技术，因此较难在非农部门就业。此外，此时的农村迁移劳动力中，约30%以上是粗工或工头，这些劳动力大多缺乏专业技术，也较难在非农部门从业。

（3）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非农部门从业者的知识和技能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所占的比重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对脑力劳动要求较高的岗位逐渐增多，对体力劳动要求较多的岗位越来越少。这样，非农部门中适合农业迁移劳动力从业的岗位就更加有限了。

1910年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困难，还体现在其农业部门长期较高于非农部门的失业率上。据统计资料记载，“1948到1970年期间，只有1949年农业部门的失业率比非农部门低0.2个百分点，有4年前者高出后者1个百分点，而其余的18年，美国农业部门的失业率则比非农部门综合失业率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9）。

大萧条后，为了解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性的经济政策，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帮助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刺激和推动农业部门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首先，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直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于新办的公共工程、企业和社会团体，使他们已有的劳动和专业技能得到巩固;其次，与经济结构的转变相一致，强化对农业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和素质，以便适应非农业部门的要求。自20世纪50年代后，为了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专业部门。自此，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步入新的阶段。

1962年的《人力发展训练法案》，由美国劳工部具体执行，这项法案旨在增加农业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从而使农业部门产生更多的就业。其中对农业部门的失业者进行了较严格的界定，即年家庭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的农业家庭的成员。

1964年的《就业机会法案》，其中包括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支持，援助就业、加强卫生保健的基础建设，以及对农村妇女和青年进行教育和培训的计划等等。当年，由美国政府组织的青年待就业人员（10），全部接受了相关的培训，其中，具有农业生产技能和非农业生产技能的约各占50%。该法还为低收入的农业家庭提供贷款（最高为2500美元），以帮助他们开办非农企业或者参加合作社经营。此外，政府还要向农业部门的失业者提供迁居费用上的资助。

在这些政府计划和立法的作用下，美国农业人口转移的进程大大加快。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加快，美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有显著提高。仍以Iowa州为例，“1960年，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城市的差距是1.5年，而1970年，这一差距已缩小到了0.1年”（11）。

当然，在美国，政府的教育和培训计划有很多都是直接服务于农业的，或者说，是服务于“现代大农业”的。因此，美国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并不是指他们全都完全脱离了农业部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农业生产也开始向专业化、社会化转变，分工更为细致，一些原本属于农业的生产部门逐步独立，成为专业部门。由农业衍生出的服务业迅速增多，逐渐形成了“供应―生产―加工销售”这样一个有序而庞大的“农产品有机体系”。据统计，“1984年，有约270万劳动力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约200万劳动力就业于农业产前部门，而约1600多万劳动力就业于农业产后部门;这样，所有与农业相关的部门吸纳了约2100万劳动力，占当年美国劳动力总数的20%，该数据尚不包括农业部门的大量临时工人”（12）。

这不仅是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值得借鉴的部分，也反映了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快进行，农业部门加强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削弱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损失，农业部门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劳动者更加适应农业部门的分工细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农业部门不再专注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环环相扣、不断延伸、又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强大部门体系。这样，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既是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一股推动力量。“工业化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变，而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的大批劳动力，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了非农部门，也有相当大的部分就业于现代大农业” （13），这其中，当然离不开农业部门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部门的专业化，分工的细化，是以劳动者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为前提条件的，而政府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推动和对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激励带来了农业部门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这是一个良性推动的过程。

四、理论分析基础上的结论性启示

1.乡城劳动力迁移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提升过程

第二部分的模型分析表明，当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满足一定范围时，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促进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前者对后者的这种正向的“强相关”作用，实际上解释了乡城劳动力迁移下的农业部门自身人力资本提升过程。

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后，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农业部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迁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总产量曲线（TP）向下旋转，使得（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被延迟。如前所述，这时，农业部门要获得持续发展，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以更高水平的农业技术进步与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劳动力流出相适应，二是需要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率高于因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出所产生的部门人力资本下降率。由此可见，在部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竞争完全，农业部门的生产向专业化、市场化转变，那么此时，随着劳动力迁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乡城劳动力迁移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强相关”作用下，农业部门人力资本动态提升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于微观视角，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迁移，能够带来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1）大部分非农部门都存在一定的受教育门槛，对从业者的教育背景和技能素质要求更为严格。农村家庭劳动力成员要想在非农部门找到工作，具备从事非农工作的资格、素质，就需要家庭增加对其成员的教育投资，使其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2）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力在城市非农部门就业，所获得的非农收入也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外出劳动力往往是家庭中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等相对较高的，这部分劳动力外出工作的收入往往比留乡务农更高，加上很多劳动力的迁移具有“两栖迁移”的特征，就使得农户家庭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此外，外出劳动力对家庭的汇款，能够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扩大家庭农业生产等，从而进一步提高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家庭对于人力资本的支出，这样就形成了劳动力迁移与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

第二，基于宏观视角，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直接推动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部门，使农村的人均土地占有率得到了一定改善，提高了规模效益以及边际劳动生产率，进而带来了农村人均收入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劳动、资本之比的下降，人力资本和物质生产资料作为农业生产中基本投入要素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农业部门要想获得持续的发展，就要对生产和管理实施变革，加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力度，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理念。这同时对劳动力的技能、协调组织能力、创新的思维和理念以及学习能力等都有了更高要求。而这一系列环节又进一步提升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除工资回报外，异地转移的乡城迁移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就业，还能够拥有额外的“技能性收益”（14）、先进的思想理念、城市精神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思想、意志的成熟等等，并有机会将这些额外的收获带回农村，为农村的教育、专业技能培训、农村整体精神文明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等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增添新的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无需物质投入的、无形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提升途径。

2.乡城劳动力迁移、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如前所述，随着农业部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迁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以更高水平的农业技术进步机制与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劳动力流出相适应;同时，需要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率高于因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出所产生的人力资本下降率。也就是说，农业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技术的变革和创新，同时需要农业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

当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出时，（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农业部门市场化点的重合是以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其中涵盖了先进生产工具及设备的引进，先进农业技术、管理理念的采用和推广等，而这些都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对农产品的质量，甚至产品的市场份额产生着影响。因此，农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人力资本提升。

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被认为是城市化进程完成的标志。在此之前，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出会引起农业生产的下降;当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迁出，使得农业部门的“人才流失”更为严重。此时，在这两股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更加艰难。

在图4中，随着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力迁出，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可能有两种变化情形：（1）如图中虚线a所示，随着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迁出，如果农业部门没有及时对滞留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那么部门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将逐渐降低，这对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十分不利。（2）当农业劳动力迁出时，如果农业部门通过各种促进政策，及时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实施生产和管理的变革，鼓励技术创新，从而弥补迁移初期人才流出所造成的负面效应，那么从长期来看，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能够抵消或超过劳动力迁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降低，从而实现劳动者综合素质、知识、技能的积累，即人力资本提升。

图4中，纵轴表示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横轴表示迁移进行中所历经的时间。其中h0，为迁移发生前的农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图中，农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在达到点后，是否能够达到（如b曲线所示）或超过（如c曲线所示）的水平，部门内部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如果滞留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积累率大于平均人力资本下降率，即正向效应超过负向效应，则会产生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如曲线c所示，并逐渐趋近于非农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农业部门进一步发展;然而，当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有限或效率不高时，此时的投资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发挥得并不充分，那么可能沿着虚线b发展，在长期内仍无法超过。可见，当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十分关键。

3.构建我国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强相关”关系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乡城劳动力迁移时，能否通过农业内部的人力资本投资弥补“人才外流”带来的部门人力资本降低，这对于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超过点后，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迁出就不会导致（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农业市场化点重合的延后。此时，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业部门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此时的农业部门自身具备了内在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

当前，我国的农业转型是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部分，然而，这段道路仍是困难重重的。首先，我国农业资源显著匾乏，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从而从自然条件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其次，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较为明显，城市化标准明显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大量劳动力分布在农村，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得到顺畅、有效地转移，否则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较难提高，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和长远发展;第三，在平均受教育水平上，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者的差距仍较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的需要;第四，非农部门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设置了门槛，使得较高人力资本者相对于较低人力资本者能够更快迁入非农部门，却带来农业部门的人才损失，阻碍了农业转型的进程。因此，我国要实现农业部门的长远发展和农村的繁荣，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这其中，乡城劳动力迁移下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积累是重要方面。

然而长期以来，宏观决策部门仍然将乡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迁移视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和阶段问题，缺乏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机制，仍然就短期的现象和问题制定对策措施;而微观劳动力主体又缺乏宏观政策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其迁移决策和迁移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和短期性特征，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农村地区及农业部门的长远发展，更不利于转轨阶段改革的深化。

因此，要克服政策波动性和微观主体短期性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化解当前乡城劳动力迁移有效性不足和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缓慢等问题，就需要构建一个稳定的长效发展框架，以建立我国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强相关”关系，其目标是通过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效的迁移，推动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强相关”关系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质”的提高。这对于实现“农民变市民”，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合理有效推进都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

注释：

（1）Lewis，W.Arthur.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2）： 139-191.

（2）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王月，甘杏娣，吴立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

（3）Kanbur R.，Rapoport H.Migration Selectiv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Inequal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5（1）： 43-57.

（4）由于规模效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对于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体来说，其自身的工资率是不变的。即不受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任何的劳动力迁入或迁出会产生物质资本的流动，从而使资本劳动比恒定。

（5）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蒋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1页。

（6）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1页。

（7）参见沃尔夫冈?克拉伯：《19-20世纪的德国城市》，哥廷根1989年版，第71页。

（8）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原文参见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人口》，1961年，第18页。

（9）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原文参见《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至1970年》，第465页。

（10）指年龄为16-21岁的青年。

（11）原文参见罗得菲尔德等著：《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安子平、陈淑华等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75页。

（12）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原文参见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农业概览》，1986年12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