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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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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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间一致性 理论贡献 启示

一、时间一致性理论简介及其主要观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针对动态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时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普遍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两位学者通过以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主要参考因素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据此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在两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就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提出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无法完全达到预定政策效果的问题，换言之，即是指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受到政策时滞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经济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终达到一种帕累托得以改进的状态。他们的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的规划下，政府相继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现其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变得不再是最优时，若赋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和调整最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就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未达到最优。在此分析基础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经济实现完全竞争和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为目标的最优经济政策后，这些最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会因为时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优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的不断改变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避免刺激市场的波动情绪和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因此，基普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

二、时间一致性理论贡献和方法论贡献

一方面，该理论的提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该理论的分析过程成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对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通过将政府和个人作为两个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对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会对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并分析自己的相关决策对政府未来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若政府根据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政策，当经济个体在动态决策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发现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在以后做出类似的决策时可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极大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府在这个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为普通参与人对待的，通过对政府和理性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动态分析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奠定了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目前，以基于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同时更要兼顾稳定大局等综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和参考时间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分析、抉择以及有效运用进行指导，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质上，在我国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决策非一致性势必会导致经济个体形成不稳定的预期，从而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削弱。实践证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质上是政府和经济个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时效性和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共同决定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弱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个体采取相应对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综合权衡各方因素，保证决策科学，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使政府的信誉得到提高，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尽管时间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也并非完美，它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则会导致过分依赖某种规则，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应对经济活动中突发事件的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时间一致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中我们应在遵循按照单一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增强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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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

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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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宏观经济

一、引言

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始终是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外的研究一般认为，利率期限结构包含着市场对未来实际经济生活和通货膨胀的预期；从微观角度来看，利率是资产定价、金融产品设计、套利和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加深和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研究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显得愈发紧迫和重要。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际上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继续朝两个方面不断深入。一方面，是将经典模型不断复杂化，来更加精确地拟合实际利率。另一方面，各国学者开始关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对宏观经济与微观金融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Estrella & Mishkin（1997）通过对十年期国债利率与三个月国债利率的利差与GDP建立回归模型，发现长短期利差可以对宏观经济增长做出预测。 Ang A. & M. Piazzesi（2003）通过将短期瞬时利率表示为受宏观经济变量和潜在状态变量共同影响，首度将宏观变量引入到无套利利率模型中来，从而提出VAR-ASTM模型。Wu Tao & Rudebush（2008）进一步将潜在状态变量设定为由产出欧拉方程、通货膨胀方程和货币政策方程共同决定，为利率期限结构中的状态变量建立了宏观经济基础。Diebold & Rudebusch & Aruoba（2006）将Nelson-Siegel模型参数动态化，进而提出动态Nelson-Siegel模型。Diebold & Canlin & Vivian（2008）进一步用动态Nelson-Siegel模型为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联合建模，其中潜在因子用全球收益因素和个体收益因素表示，实证研究表明，全球收益因素的确存在。Christensen & Diebold & Rudebush（2011）进一步提出动态Nelson-Siegel模型形式的仿射模型。

三、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而言，国内更注重实证研究，基本分为以下几个角度：一、对传统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的假设检验。二、寻找更适合我国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三、分析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韩成栋（2011）对1个月期限及以上的SHIBOR利率用预期理论推导出的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其背离了预期理论。李宏谨（2012）用回归的方法检验我国银行间国债市场的远期利率对即期利率的预测作用，认为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时变期限溢价的特征，进而对期限修正后的利率期限结构进行分析，得出无法拒绝预期理论的结论。

刘金全、郑挺国（2006），将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引入CKLS模型，并对六组不同到期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做实证分析。周颖颖、秦学志和杨瑞成（2009）基于SHIBOR数据，利用粒子滤波方法对带跳的Vasicek模型和带跳的指数Vasicek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并对两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预测精度做了比较分析。康书隆、王志强（2010）运用多种估计方法得到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模型，并将其与美国利率期限结构相对比，提出对我国国债发行的相关建议。王庆石、韩成栋（2012）用两种非参数估计法，对扩散过程的漂移函数进行估计。谈正达、胡海鸥（2012）对SHIBOR利率构建ARCH跳跃扩散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只有综合考虑ARCH效应和跳跃行为才能刻画出SHIBOR利率剧烈波动的特征。

刘金全、王勇、张鹤（2007）通过对利率期限结构做二次逼近，估计出截距、斜率和曲率三个参数，进而对他们与工业产出和广义货币供给建立结构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对短期利率产生持续显著影响，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效果。郭涛、宋德勇（2008）利用Nelson-Siegel模型，发现该模型可以对我国上交所的国债做精确定价，同时分析了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前后的利率期限结构的情况，发现货币政策的实施对利率期限结构是有显著影响的，但并不是滞后的影响，利率期限结构已经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预期。石柱鲜、孙皓、邓创（2008），将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短期利率和基准利差作为服从向量自回归关系的状态因子，再建立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结果显示：不同期限利差均对短期利率有较强的预测能力；不同期限利率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短期利率的冲击均是正效应；不同利期限差对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率的冲击是负效应，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则是正效应。 胡雪琴、陈勇（2010）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三个主成分因子作为利率期限结构的代表，进而用SVAR分析其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袁婧、薛伟（2012）通过对货币政策与仿射利率期限结构联合建模，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型对样本外的预测效果较好。

参考文献：

[1]郭涛，宋德勇.中国利率期限结构的货币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2]韩成栋.SHIBOR市场预期理论的实证检验[J].商业研究，2011，总第415期.

[3]胡雪琴，陈勇.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利率期限结构关系分析[J].现代财经.2010年第10期.

[4]林海，郑振龙。中国利率期限结构：理论及应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5]李宏谨.利率期限结构的远期利率预测作用——经期限溢价修正的预期假说检验[J].金融研究，2012.

[6]刘金全，王勇，张鹤.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相依性——基于VAR模型的经验研究 [J].财经研究，2007，第33卷第5期.

[7]刘金全，郑挺国.利率期限结构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第11期.

[8]康书隆，王志强.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风险特征及其内含信息研究[J].世界经济，2010第7期.

[9]谈正达，胡海鸥.短期Shibor跳跃行为的利率模型解释[J].运筹与管理，2012第2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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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适度通货膨胀率;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均衡目标增长率;政策涵义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7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43-03

一、我国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率的逻辑推导

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国内学者研究颇多。刘迎秋(2002)得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20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将处于“次高增长阶段”的观点。陈佳贵和黄群慧(2009)得出2005年以后我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步入中期后半段的结论。刘迎秋(2009)指出未来10―15年我国经济发展将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后半段向工业现代化迅速过渡的国民经济较高增长阶段的结论。借助钱纳里标准模式,本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向发达经济的初级阶段过渡这一阶段。

确定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的均衡目标增长率是关乎我国经济能否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运用消除趋势法、增长率推算法和生产函数法,得出1978―2002年我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估算为9.56%,并认为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波动的轴心。刘树成等(2005)运用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和菲利普斯曲线法也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估算,得出“未来5―8年的中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握在9%,适度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的区间”的结论。沈利生(1999)借鉴克莱因使用的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分析法,通过一定程度的调整和变通,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其变动趋势做出估计,得出1999―201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1%的结论。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高位运行且波动较小,一般不超过1个百分点。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偏冷、国民就业和福利蒙受较大损失;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10%,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资源供给紧张,国民福利也会遭受损害。因此,把9%作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如10―15年)国民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率的轴心符合我国实际,把9%±1%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目标区间,±1%作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正常波动范围。

二、与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相适应的适度通货膨胀区间

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市场交易过程反映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也反映出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一旦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供求关系的矛盾就会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如果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实体经济交易活动总量和结构的需求,不仅无法实现实体经济的交易关系,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的供求关系本身也会发生断裂,或者表现为通货膨胀,或者表现为通货紧缩。

图①。通过对图1的观察,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在曲线BA段区间,曲线斜率较大,通货膨胀率变动较小,而此间经济增幅很大。这表明国民福利的改进程度大于通货膨胀带来的国民损失,存在国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第二,在曲线的B点左侧和AC段区间,曲线斜率较小,通货膨胀率变动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此间国民福利的改进小于国民福利的损失。第三,在C点之后,曲线斜率为负数,这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国民福利会因此而损失越来越严重。从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改进的角度看,曲线AB区间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政府实施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重要目标区间。因为在该区间内,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代价最小、国民福利改进的程度最大。

由此,我们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来确定上图所示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一般度量通货膨胀率有3个指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为了更加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充分反映同期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以及服务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代表通货膨胀率,它是用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与用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之差得出。为此,我们构建如下理论模型:

GDP-GDP-1=C+GDPD+GDPDe+(t) (1)

其中,GDP代表GDP增长率,GDP-1代表滞后1期的GDP,GDP-GDP-1表示通货膨胀变动导致的GDP增长率的波动,用GDP表示;GDPD代表同期通货膨胀率,GDPDe为同期内预期的GDPD;(t)为随机误差项,代表影响GDP增长率波动的其他因子。

在现实经济中,当期通货膨胀常常是前期通货膨胀的延续,民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是很合理的。假定民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是稳定的,那么本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常常是上期已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即GDPDe=GDPD-1。由此,(1)式可以变换为:

GDP=C+GDPD+GDPD-1+(t)(2)

选取1978―2008年度数据为处理对象,为消除价格波动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对GDP进行指数平滑调整。所有数据来自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借助计量软件Eviews5.0,对1978―2008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做WLS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GDP=0.8198+0.1030GDPD-0.2561GDPD-1(3)

(18.9205)(5.6220) (-13.4455)

该模型各项回归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总体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平稳,即GDP=GDP-1时,且无加速通货膨胀预期实现,即GDPD=GDPD-1时,通过公式(3)可以算出一个GDP平减指数阈值GDPD',大约为5.4%。这个值大致对应图1的A点。介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按照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操作应当留有必要余地的原则,把6%作为我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适度通货膨胀的控制上限,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图1中B点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即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常理上我们认为零通货膨胀率作为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可能是合适的,但实际上零通货膨胀率在经济运行中并非合理。首先,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难免引发通货紧缩;其次,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名义利率过低,使经济在衰退期的货币政策失灵;最后,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经济衰退期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国外已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伯南克等(1999)通过总结德国、瑞士、瑞典、西班牙、英联邦、加拿大、奥地利、新西兰和伊朗等国家的实际经验,得出这些国家的一般通货膨胀率目标是1%―3%的结论。不同国家由于经济构成、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因而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应该与本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相关。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年通货膨胀率接近或明显低于2%的年份,我国经济运行波动幅度较大,有些年份甚至陷入经济衰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3%作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符合我国实际。

综合分析,我们得到了一个3%―6%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也就是说,该区间是与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目标9%相适应的通货膨胀区间。

三、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与经济稳定增长

经济增长离不开货币的稳定供给。学术界经常用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指标来分析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及其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但目前很少有学者研究货币供给及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其实,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就提出了“货币供给增长倍数”,这对研究货币供给及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关系十分重要。

“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由费雪方程推导得出的:

M+V=P+Y (4)

对公式(4)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对时间t求导:

m+v=p+y(5)

得出货币供给增长率是:

m=(p+y)-v (6)

“货币供给增长倍数”也就相应为:

mx/y=p/y+y/y-v/y (7)

式中,M为货币供给,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Y为产出;小写字母分别代表相应指标的增长率,下标x代表货币供给类别,mx/y就是“货币供给增长倍数”。

现阶段,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和M2三个层次:M0代表流通中的现金;M1是M0和活期存款之和;M2是M1与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和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的总和。M1是狭义货币量,M2是广义货币量,M2-M1是准货币。

我们常用M1/M2来衡量货币供给的流动性。这对关于在不同经济增长率下选取哪一种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有着重要意义。M1/M2代表狭义货币供给相对于广义货币供给的比重。当M1/M2的比值趋于增大,即现实用于购买和支付的货币在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比例上升,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增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这表明人们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增强,经济有趋热的倾向;反之,当M1/M2的比值趋于减小,即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准货币比重上升,货币供给量的流动性减弱,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这表明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信心减弱,经济有趋冷的倾向。

借鉴刘迎秋(2009)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出1978―2008年中国适度的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区间(见下表1):

从表1可知,要保证我国经济在未来稳定持续运行,即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的均衡目标增长率时,m1的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1.892,可以得出最优供给增长率为17.0%;m2的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2.177,可以得出m2的最优供给增长率为19.6%。

四、政策涵义

从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与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得出:只要经济增长率处于9%这一均衡稳定目标时,即宏观经济实现均衡稳定增长时,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低于或明显低于3%时,此时需要更多的借助政府宏观政策的实施,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高于或明显高于6%时,此时需要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力度,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发展水平;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大体处于3%―6%时,就可以初步认定此间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良好,无需对宏观运行过程实施更多的外部干预,可通过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实现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和更大发展。

通过判断M1/M2比值的变化,对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即经济运行总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选取哪一种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折射出M1和M2的宏观景气循环政策信号效应存在差异。大量经验表明,M1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大都是经济波动幅度趋于扩大和景气循环趋于高涨的年份。对应表1的情况,就是当GDP年均增长率为10.0%的情况。这时,应该选择逆向的宏观调控方式,即应更多的用M2的增长倍数来评估当期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高低和总量的多少。此时的货币政策从操作上讲就是要保证M2的增长率是当期GDP增长率的2.059倍。而M2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大都是经济波动幅度趋于收敛和景气循环趋于衰退或者经济景气循环仍未走出低谷的年份。对应表1的情况,就是当GDP年均增长率为8.0%的情况。同上,应该选择逆向的宏观调控方式,即应更多的用M1的增长倍数来评估当期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高低和总量的多少。此时的货币政策从操作上讲就是要保证M1的增长率是当期GDP增长率的2.004倍。

总体来讲,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因素有很多。但从逻辑层面来讲,只有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与我国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相适应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和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才可以更好地指导宏观政策的科学选择和有效实施,保证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增长和持续健康发展。(责任编辑:云馨)

参考文献:

[1] 刘迎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的逻辑与方法探讨[J].经济研究,2009,(09):15-26.

[2] 刘迎秋.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 陈家贵等.中国工业化报告(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4,(05):31-39.

[5] 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J].经济研究,2005,(11):10-21.

[6] 沈利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估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12):3-6.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论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J].经济研究,1995,(01):11-19.

[8] .在纪念党的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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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步入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已经由过去的欧美繁盛转瞬间变为亚太繁荣，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亚太这块新兴的繁荣大陆上，而次贷危机的席卷更让这种关注变得无可取代，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在世人眼中无疑是惊人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让许多西方国家望洋兴叹，在过去10年中，中国依靠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引导使得其发展进入了飞速时期，经济增长总值更是一路领先。通过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不断摸索与研究，发现我国宏观经济的相关调控在当前依旧面临着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尤为突出的特点是它们并非短期之内可以马上得到解决，而是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而过去急速发展的模式让一些未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都在发展之后集中的爆发出来，如何妥善的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值得深思。

关键词： 总需求管理 市场经济与动态均衡 总供给与发展模式转变

乍看之下，因为无论何种经济体都会面临着宏观经济所带来的问题，而以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作为标题就会显得不太合乎逻辑，但是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种问题的确是当今世界经济范围内普遍关注的方向。对于中国而言其经济发展已经连续30年走高，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问题到底是短中期还是长期，值得每一位经济学者做出思考。

一、宏观经济理论的长期分析方法

对于长期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因为其具有很大的抽象因素，所以一般在讨论时可以将其分为两部分以便更好的解析。

其一是交易理解的实际产出与生产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如果对所使用的技术不加以改变，而是单纯的投入，其产出也应该同比增高，但是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等相关因素的相互干扰，就会使得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变为动态下降（理论上甚至可以降至为0）。这种理论看似过于抽象，但也并不是没有实例（例如在前苏联解体之前，政府虽然对经济的投资不断增大，但是其经济还是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而与之对立的，是一些发达经济体虽然没有过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却依旧保持着较为理想的活力，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投入递减效应。

其二便是更为抽象的解析了，一个健康成熟的经济体可以利用价格自由调整的市场经济机制作为其发展的基础，并依照市场当下的选择预判出最优的消费储蓄比率，最终使得可以将今天储蓄转化为明天消费的灵活市场体系。而病态的经济体制则是一种不顾市场经济导向，以超前消费为理性选择地盲目之举，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发展成现实中美国次贷危机的真实写照。

二、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首先，可以将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进行展开似的简要分析。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于资本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这就使得在那个年资的收益十分的高，而当时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不仅满足了高速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形成了低工资与高增长之间的循环，也将进一步将高收益与低工资之间的循环做到了强化。这种不太健全的双重循环交叉的推动，支持了我国经济持续30年在高投资低消费的轨道上运行。这种发展模式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之前也出现过，

其次，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以得到长期性的持续？如果无法持续，那其主要的症结又体现在哪里？例如过去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成为低端制造品基地，而通过手工制造中国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去低廉的劳动力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直接变相的提高了商品的价格，随之引起的是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减少，这些变故都最终导致中国过去的低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一去不返的标志。

最后，资本动态的无效与生产过剩之间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一种良好的生产方式会因为其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而促使市场表现出非理性的亢奋，直接的表现就是会将过多的投资盲目的引入其中，而这种过多的投资会不会引起收益缩水便成了不得而知的未知数。

三、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对策

时至今日，新兴崛起的金砖国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都已经逐步进入了发展的调整阶段，这其中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境况更为强劲，但是需要做出调整的事态已经无法阻挡。通过对别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借鉴，不难发现市场是最为敏感的经济试验田，中长期的经济调整计划对于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在过去的发展道路上，中国经历了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创业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而这些新鲜的血液也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一大批新兴崛起的企业公司都面临着逐渐老化的趋势。而要想在这种老化的大流中生存下来，就要学会不断的寻求创新与突破。其次是关于规范经济体制建设的问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经济发展体制而言同样如此，只有一个规范合理的经济发展环境，所有的经济起步才会得到根本性的保障。最后是当地政府与创新关系之间的问题。长期以来，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政府所起到的作用似乎只有管制，但其实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是可以起到帮助经济发展的作用的。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若想长期保证发展，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调控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加快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调整步伐。积极构建包括煤、电价、天然气及成品油等在内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价，彻底来改变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不合理的情况。第二要不断加快垄断行业及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可以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来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公司治理制度，还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能够进入到部分垄断行业的领域中来。第三在我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够强大和世界经济复苏不到位的大形势下，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要过早停止，相反还要继续采取更多的必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当前的经济发展，以确保我国的经济能保持持续回升的发展态势，同时能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 （作者单位：鞍山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10-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流动性回收与新规划效应下的中国宏观经济[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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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RBC模型；非参数校准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10—03

导言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ydland和Prescott创建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已成为诸多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的主要工具。新古典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相比，其吸引力在于它保持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很好的一致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并开拓了西方学者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新思路，使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卢卡斯极力赞扬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方法论，“建立了一个最贴近现实的模型：一个被充分描述的随时间变化的人为经济，从而逼真的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将宏观经济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对于真实经济周期的研究方法校准法是在对宏观计量模型不甚满意，想要模型更好的拟合实际经济而提出的，校准法对于数据的要求较低并且具有容易简单性，该种方法已经从最初用于研究政策冲击的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到后来被学者们推广到研究经济周期的原因和结果的非货币型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以及其他模型中的广泛应用。正如Gregory和Smith（1991）在对宏观经济学的应用文章一次调查后指明这种模型将在当代宏观经济学实证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足以说明校准在整个宏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校准法来源于自然科学中测量设备的校验，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给出了简单的说明：校准相当于为测度工具进行初始点的设定以及尺度的选择，校准后的温度计，0度代表冰点，100度代表沸点，这样的温度计就可以用来测量温度。一个经济模型的校准，涉及到具体参数的设定以能够复制作为模型解的基准数据集。黄赜琳（2005）对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求解方法校准法给出具体的步骤：第一步是确定与构建分析框架理论模型，第二步是模型通过建立与时间经济度量相一致的指标变量以便能够从实际经济中获取数据来测算相应的参数值，第三步是设置一组与均衡条件相一致的参数。如果该模型被校准，它就可以被用于评估或模拟一些不可观察的或者反事实的政策或者参数变化对于经济体的冲击效应。我们来回顾国内外关于校准研究的文献以便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校准的发展脉络，有助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一、校准方法的国外文献综述

首先我们来看在校准法最初是怎样的形式进入到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的。Kydland和Prescott （1982）采取季度这一时间单位来作为模型的一个时间段，之后运用战后美国的平均经济数据来确定平均资本产出率，平均季度利率，收入中资本利得所占的平均比例以及平均工作时间。所有变量以固定增长率增长，这便是长期或“稳定态”状况。之后从模型的方差—协方差性质估计得到的参数是方差加上参数v（决定存货和投资的替代性），a0和y（确定闲暇的跨期替代）和风险规避参数r。最后选择技术过程的关键参数使得技术过程与索洛过程特征相符。对于每一组参数值，平均值和标准差都由几组统计数据（根据汇总模型的连续的相关性和协方差属性）而计算。这些数据总结了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和协方差属性。它们是美国1 950∶1到1979∶2的真实数据通过使用Hodrick和Prescott方法而得到的。平滑后的美国战后产出序列与线性时间趋势相差较大，在118个季度数据中这个差别有两个高峰和低谷。这些事实与模型的预测拟合地很好，模型样本分布的平均值是4.0，这个与观察到的拟合很好，还有两极之间的季度数据的平均值是26.1，标准差是9.7，以及两极数据之间的垂直差异的平均值和标准差都表明美国经济的产出序列平滑后与模型一致。

从校准法应用于宏观经济之后，各个学者极力探寻如何测量校准的解释度，就像在计量经济过程中拟合度一样。在1992年，Christiano和Eichenbaum使用GMM方法提供了一个一般化矩方法来解释校准过程，这一方法提供了评估模型预测与实际数据差异的尺度。通过一阶条件对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幅度进行了统一的估计，这一方法使参数估计中的不确定性更具有透明度，并可以对不同的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实践表明，这些估计值与一般的参数设置值和模拟结果非常接近。

篇8

虽然每年都会产生数量惊人的宏观经济研究论文,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对宏观经济本质的了解仍然肤浅和矛盾。学者们在方法论层面莫衷一是,从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在此背景下,阅读斯诺登的名著《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了解宏观经济学思想从发韧到如今的观念分歧,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宏观经济学始终围绕凯恩斯的思想展开。凯恩斯是一座界碑,后来者不是顺着凯恩斯指出的方向继续向前,就是朝着反方向而去,却都离不开这个参照路标。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可以分成两大流派:一支是新凯恩斯主义;一支是新古典主义,又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学派。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方法论基础。前者从经验出发,归纳总结当下经济的背后逻辑;后者则从逻辑出发,试图从简单假设中演绎出复杂现实。

经济学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兴起一股公理化浪潮。阿罗与德布鲁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许多学者据此认定,宏观经济学也应该重建微观基础,使它能与微观经济学完美对接,一同构筑系统性的经济学框架,变成真正的科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即在这个背景下逐渐兴起。

经过几代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努力,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日臻完善,已经能够为货币功能、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作出解释,为“看不见的手”作出有力辩护。与之相比,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始终未能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微观基础,也不能同发展迅猛的微观经济学相互衔接,恐有空中楼阁之虞。

然而,有一个重要领域,却被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占了上风:失业。凯恩斯理论为大规模失业的现状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解释,如工资刚性、菜单成本、内部人歧视等,都已为实证研究所证实。而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框架中,坚持“看不见的手”会协调各个市场出清,由于搜寻等原因导致的临时失业总会被消除,这一点却未能获得实证研究的支持。

因此,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大学教学中极受欢迎,但是,在实际政策研究时,它还不能完全压倒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范式。两套话语已经暗暗较劲了许多年。本轮经济危机降临,表面看来,对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打击更大,因为它很难有效解释宏观经济何以如此严重地偏离均衡。但是,这一派学者也可能这样看问题,逻辑推演永远不会错,如“一加一等于二”一般。问题只可能出在“人是理性的”这一前提假设上。偏离了这个假设,就已不再属于经济学家所应关心的领域了。

好在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不会这样撇清干系。宏观经济学者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和解释宏观经济,而非画地为牢,圈起一块自娱自乐的理论小天地。故而本书作者没有一味沉溺于新、旧凯恩斯主义与真实经济周期两大学派之间的恩恩怨怨。他力图在更宽广的思想传统中,把握宏观经济系的发展动态。奥地利学派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作者的视野。

与奥地利学派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歧,大概只好算是兄弟之争、内部矛盾。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是完全另一套观念。奥派根本就反对均衡概念,强调要把宏观经济视做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过程。当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还将宏观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保持增长、消除波动时,奥派学者干脆认为,经济周期才是经济活动的常态,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推动,绝不可能消除。经济增长是经济运行中的特例,只是一轮一轮周期性繁荣的特定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和研究手段的进步,经济学者中很容易出现“致命自负”的现象,认为能够解决经济中的盲目行动,也可以将创新转换为“研究与开发”,使之日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可是,熊彼特早就指出,被规范化的创新便已不是创新。那些几乎没有风险的“创新者”,如那些用复杂衍生产品拖垮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身上又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正是这些精神的匮乏,使得宏观经济失去活力,不知不觉陷入泥淖之中。

本书作者并不想引导我们追逐宏观经济学的前沿进展,这才能充分注意到各个学派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我们读书也应时时反思,经济思想发展与经济发展一样,不可能单向度地进步,只能在辩论和竞争中循环反复,默默深化。■

篇9

刘洪 国家统计局局长

现年60岁，山东青岛人，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先后在青岛市统计局、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从1974年开始在国家计委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和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长期规划司司长。1993年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1997年4月，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邵宗明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高级统计师。1956年至1960年先后毕业于上海工业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学院。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研究生班。同年在国家统计局参加工作。1973年至1979年在河北省邢台地区机电设备公司和河北省统计局工作。后调回国家统计局，历任副处长、处长。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卢春恒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63年毕业于河北财经学院。长期从事工业统计，历任国家统计局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993年7月起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翟立功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70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先后在山西省储备物资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太原市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调至国家统计局，先后在政策研究室、中国信息报、中国统计出版社工作。1993年起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贺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6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1965年至1971年任武汉城建学院教师。1991年至1995在任西安统计学院教授、院长。1995年出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数字化生存

刘洪看起来不像已经到了耳顺之年，但今年确是他的第5个本命年。他的秘书说刘洪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白天干不完，晚上带回家干。

1997年4月就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以前，刘洪曾经有过在国家计委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长期规划工作20年的经历。他认为，这段经历对他现在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宏观经济研究就是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比例关系，从而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预测今后5年、10年的发展趋势。而统计也是通过数据之间的联系来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刘洪说。

这个世界时时在变化，而真正的变化总是从数字开始。有人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只有数字是惟一的新闻”。我们或许真得静下心来，听听数字的声音。事实上，人们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感受到“用数字说话的力量”。更多的企业、更多的研究机构甚至更多的股民都在关注数字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数字为伍已不再是统计人员的专利。

“国家统计局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国民经济核算中心’和‘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而且力争要成为重要的经济监测和咨询机构。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可能是统计服务的需求者。需求的多元化要求统计信息更加快捷、更加准确。”刘洪告诉记者。

刘洪还说，刚刚上任的时候，每天都在和数字与报表打交道，有时也感枯燥，后来钻进去，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因为“你能从数字的背后看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

7.8％的背后

1998年，国民经济的运行在国内国际的严峻环境下变得更为复杂。统计局的监测工作就更重了。为此，统计局将以前每季度一次的分析改为月月会诊，监测频率大幅度提高。

刘洪告诉记者，国务院领导从来没有把“保8％”与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挂钩。国务院对统计局的要求很明确：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报浮夸。“他们说就以你们统计局的数字为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保8’的压力。”刘洪说。1998年7.8％的GDP增长率是国家统计局在各地统计的基础上，根据平衡方法汇总、核算而得的。人们普遍认为这表明1998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实现。

刘洪告诉记者，7.8％这个数据是准确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地方的数字有“水分”，但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统计局在汇总及核算全国的数据时，运用抽样调查、典型调查所获得的系数以及平衡验证方法挤掉了“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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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

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大型商业银行跨国活动增加、信贷衍生产品迅猛发展,新形势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2007年底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大量银行纷纷破产,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因为种种政策性原因,在这次危机中损失较小,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全融合,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提出挑战。

目前,宏观压力测试由于能模拟潜在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对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策当局广泛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迅速推广。本文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法,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性,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对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宏观压力测试是用于评估一国金融体系在受到“异常但合理”宏观经济冲击时的稳定程度,其通过情景设定或历史事件,来衡量宏观经济冲击对整个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Wilson(1997a,1997b)用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与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通过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得到了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Boss M(2002)和Virolainen (2004)利用Wilson提出的模型,根据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和芬兰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

而在国内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还尚在起步阶段。在理论研究方面,徐明东、刘晓星(2008)通过对国际上流行的几种宏观压力测试方法的比较,阐述了如何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方法去评估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模型研究和实证方面,任宇航、孙啸坤等(2007)利用Logit回归测试的方法,通过收集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机构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损失作出了合理估计。但国内的这些研究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具体看出压力情境下哪些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这就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宏观压力测试是对微观层面压力测试的有益补充,它是将各宏观经济冲击变量整合量化为一个宏观因子,将宏观波动因素整合到评估银行信用风险的模型中,通过压力情境的构建,预测在极端情形下宏观经济变动对银行系统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借鉴了Wilson(1997a, 1997b),Boss(2002),and 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建立了一个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间的联立方程;用蒙特卡洛法模拟了违约损失的分布。

具体来说,假定商业银行将贷款贷给了J个经济部门,其中j部门在t时刻违约的概率为pj,t,在这里j=1,2,…,J,pj,t介于0和1之间,用它的Logit转换值yj,t作为回归值,即:

进而,设定yt=(y1,t,……,yj,t)*,yt为转换指标。本文所采用的模型是基于M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现在值和滞后期的值所构成的一个线性方程:

yt=m+A1xt+…+A1+sxt-sη1yt-1+…+ηkyt-k+vt (2)

式(2)中明确表示了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违约转换指标yt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m,t)表示宏观经济变量,其为M×1阶向量;m为截距项,其为J×1阶向量;A1……A1+s和η1……ηk为系数,它们分别为J×M阶和J×J阶矩阵;vt为随机误差项,其为J×1阶向量。

同时为了考虑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根据Wilson模型中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等式系统,本文采用了下列的描述:

xt=n+δ1xt-1+…+δpxt-p+μ1yt-1+…+μqyt-q+ξt (3)

其中,n为M×1阶列向量,系数δ1,…δp和μ1,…μq分别为M×M和M×J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项ξt为M×1阶向量。

本文所考虑的模型在Wilson(1997a,1997b),Boss (2002)和Virolainen(2004)基础上,进行了两点改进:一是考虑了宏观经济变量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时滞效应;二是模型的设定还考虑了商业银行体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回馈效应。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该模型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用其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为了建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实证关系,本文收集了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共26个季度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相关宏观经济数据,并通过参考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宏观压力测试时的变量选择,考虑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特点,对相关变量做了如下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综合考虑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和相关数据的可得性,选用了商业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为被解释变量,以不良贷款率为其衡量指标,即: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越高,其信用风险水平就越高。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网站和国研网的统计数据库,其中,商业银行的样本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根据《贷款质量评估指导原则》,中国的贷款按照五级分类法进行分类,不良贷款率=(次级+可疑+损失)/贷款总额。

2.解释变量

在解释变量方面,鉴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选取了GDP增长率、CPI指数(用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增长率M2、进口额同比增长率M、三至五年期贷款利率R、房地产价格指数RE、失业率U七个宏观变量,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3.数据描述

从表1可以看出:(1)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经过Logit模型转换为yt后,其波动率仍然较大。(2)从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繁荣时期,但房价指数RE和进口额增长率M的波动较大。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1.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的模型设定,首先对Pj,t运用Logit模型进行转换,得到转换指标yt,再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构成冲击的各宏观经济变量及其yt的一阶滞后变量(考虑到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的数据代入,利用Eviews5.0与yt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GDP增长率ZGDP、通货膨胀率CPI、房价指数RE、贷款利率R、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M以及yt的一阶滞后变量这六个变量显著,而失业率U和广义货币增长率M2不显著,被剔除。然后再利用式(3)进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自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1)在1%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上,CPI指数、GDP增长率、进口额增长率M、贷款利率R以及房价指数RE均显著影响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且信用风险的转换指标受其滞后一期值的显著影响;(2)各宏观经济变量均受到其滞后项的显著影响,且除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RE外其余宏观经济变量还受到了转换指标滞后一期值的影响。

2.结果分析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在宏观经济变量中贷款利率R对转换指标的影响最大,R的上升代表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为了按期还本付息,企业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利润交给银行,如果融资成本大于企业盈利能力,那企业就有违约的冲动,使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加大。而CPI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与R则恰恰相反,其上升预示着国家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盈利大幅上升,减少银行的信用风险。GDP增长预示着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比较景气,经济处于上升繁荣期,企业平均盈利能力较好,不良贷款率也将随之下降。进口总额增长率M上升,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致使其业绩下降,进而会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上升,会使得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经济,鉴于目前我国房屋贷款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将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进而增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同时,也可以发现转换指标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影响显著。显然,模型的回归结果符合经济学上的解释。

四、宏观压力情景的设定及其风险分析

压力测试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和假设情境分析。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

(一)情境设定

分析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而GDP增长率则是判定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同时考虑到大多数危机的冲击期会持续四个季度,因而假定2009年2季度为基期,模拟从2009年3季度到2010年2季度共4个时间点涵盖了一年期的未来路径。本文设定了两个压力情境:一是GDP指数突然大幅下降的情境。假定我国GDP季度增长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下降一个百分点。二是贷款利率R大幅上升的情境。设定我国的贷款利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上升一个百分点。为了便于计算,假定这两个冲击是相互独立的,即当一个宏观解释变量受到冲击,其它解释变量仍然保持不变。

(二)重新评估

设定情景下的冲击结果如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明显增加,其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同时,还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的大幅升高比GDP增长率的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这也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商业银行的显著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表现两种压力情境下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变化,将上述结果绘在图1中。

图1中P1代表了GDP增长率突然下降情境下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P2代表了贷款利率R上升时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P2一直在P1的上方,即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

五、结论

本文采用我国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数据,基于Wilson (1997a, 1997b),Boss(2002)及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通过Eviews5.0软件建立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换指标 与各宏观经济变量及转换指标滞后一阶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房价指数、贷款利率、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显著。进而利用得出的回归方程,依据假设情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进行了压力测验,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情境分析中,得出了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的结论。

鉴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变量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本轮的次贷危机中我国的商业银行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应该吸取欧美大银行在这次危机中的教训,防患于未然,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继续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另外,政府在遇到宏观经济问题时,货币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货币当局在面对危机时,应该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 [ J ]. Risk, 1997, 9(10) : 111 - 170.

[2]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I [ J ]. Risk, 1997, 10(10) : 56 - 61.

[3] BossM. A Macroeconomic credit risk model for Stress Testing the Austrian credit portfolio [ J ].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2002(4): 64 -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