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医疗纠纷处罚办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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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评析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3）08（a）-0025-03

现阶段医疗纠纷的高发、暴力化、群体化，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均在探索如何公正、高效且医患双方满意的纠纷解决路径，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7章专章对解决医疗损害侵权作了规定，到近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地方政府规章层面颁布了各地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下称“办法”）将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该研究认为《办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仍需进一步明确修改，尤其是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的中立性、医院自限制和医疗纠纷的仲裁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到《办法》的具体实施效果。

1 问题的提出

1.1 医调委的中立性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具有简便性、灵活性和经济性的特点，能有效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1]，应当予以肯定，但有必要加强医调委的中立性。调解机构中立性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前提。所谓中立性是指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在调解过程，保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性：要求调解机构对纠纷事实的认定要有明确的证据认定程序，不能为了达成调解而牺牲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21、22条规定“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 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2、公正性：公正性要求调解机构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判断标准主要是看调解机构是否直接或间接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中立性是调解发挥效用的关键，就像被2002年以前人们反复诟病的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进行鉴定就像“老子”鉴定“儿子”一样，如果当事人观念上认为调解机构缺乏中立性，那么无论结果怎样都无法有效化解纠纷。就《办法》中关于医调委的相关规定，其中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1）《办法》应细化涉及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

中立性是医调委能否获得医疗机构和患方的信任最关键的因素，但《办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该研究认为，应当从组织、人事任免、经费来源、操作过程等几方面来保证其独立性，医调委应与卫生行政部门、医师团体、医疗机构等保持距离[2]。

（2）关于医调委的评鉴制度

医调委的评鉴制度对于快速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一条新的模式，通过建立医调委专家库，对争议纠纷在短期内评鉴调解，无疑提高了纠纷处理效率，应当鼓励，但评鉴制度本身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法关于纠纷过错认定的法定形式有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两种，《办法》第34条仅规定了专家库的功能是“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调解提供技术咨询”，未规定医调委的评鉴职能，虽然医调委的评鉴可以认为是医患双方合意下的一种纠纷快速处理方式，但当涉及到依据评鉴结果签署调解书并形成司法确认书时，法院应当慎重。因为毕竟评鉴结果仅是基于双方合意的非官方结论，签收法院的调解书后当事人就丧失了救济途径。因此，笔者建议赋予评鉴结果一定的地位，否则司法确认的合法性存疑。

1.2 医院财产处置权问题

《办法》第29条规定“医疗纠纷赔付金额1万元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应当采取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及第二款规定的途径解决，不得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自行协商处理”。该条款涉及医院财产自主处置权问题，笔者认为此种限制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我国法人类型有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机关法人，其中公立医疗机构均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法人的概念，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它可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行为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设定和承担民事义务，拥有财产处置权和独立承担责任是法人的重要属性。医疗机构与患者协商赔偿，本质上讲是对自身行为法律后果的责任承担，和解协议其本质为合同性质，应属法人意思自治领域。从《立法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规章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该规定赋予了医疗机构自行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的权利，《办法》作为地方政府规章，对上述权利的限制缺乏法律依据。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看，《办法》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限制似乎是出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从最初的草案也可以看出端倪，但上述做法并不妥当，通过限制财产处置权来预防国有资产流失从经济学上讲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第三方的介入都可能增加成本。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管，对证实确实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医疗机构采取行政处罚等监管措施。

另外，从公立医院改革大方向来看，就是要避免政府对医院自的过多干预，建立公立医院自主运行机制，厘清医院和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逐步释放医院自，以提高医院运行效率，因此《办法》对医院自限制有必要进一步修订。

1.3 医疗纠纷仲裁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可以试行医疗纠纷仲裁”。但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只有商事纠纷才能进行仲裁，“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医疗纠纷属于人身权益纠纷，《办法》提出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再者，即使允许医疗纠纷争议仲裁，仍然面临着医疗行为过错的认定机构和形式问题，如果仍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委托医学会鉴定，那么仍然可能会遇到鉴定时间过长、鉴定机构中立性等问题，无法凸显仲裁优势。

2 相关建议与讨论

2.1 增加医调委的中立性

2.1.1 细化制度，保障医调委中立性 《办法》对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够细化，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应条款：①医调委的设立人（或称开办人）应当与医疗机构无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②医调委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保证独立性，不受医疗机构和捐助机构的干预；③医调委的经费来源应当与医疗机构、医疗责任险承保的保险公司等机构无关；④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医调委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干涉；⑤医调委应当保持非营利性。

2.1.2 完善评鉴制度 医疗纠纷争议常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医患双方对基本事实予以认可（如均认为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对于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的；另一种情况是医患双方对于基本事实存在争议（如患方认为医院存在过错或篡改病历，而医方认为自己无过错）。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医调委调解显然合适，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多数需要医调委召开评鉴会分清责任。笔者建议，《办法》应当对医调委的评鉴职能予以确认并细化，保障评鉴结论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在此之前，在调解书申请司法确认时，法院应当对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书的评鉴结论进行审查。

2.1.3 加强医调委的经费保障 医调委作为依法成立的民间调解组织，根据《办法》第30条的规定，其调解不得收费。那么医调委的运作经费必须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障，这样才能保证医调委的日常运作，虽然《办法》第8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人员、办公场地等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有条件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对医调委的设立及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及《办法》第10条规定的社会捐助方式。但上述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首先从“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以及“可以”等用语来看，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医调委有“断粮”的可能，因此建议医调委经费明确由财政保障，例如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确保其公信力[3]。其次，对社会捐助机构的规定缺乏细化。医调委具有中立性，其接受社会捐助应当受到限制，对于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的机构捐助，医调委不得接纳。如：与医疗机构有保险关系的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等。

2.2 增加医院自

2.2.1 解除对医院和解权限的限制 医疗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其具有自行和解医疗纠纷的权利，包括诉前和解，诉中和解。《办法》对医疗机构超过一万元自行和解权的限制，在实际案件中可能会大大降低效率。如患者将医疗机构诉至法院后，在庭审过程中医患双方达成和解且和解金额超过1万元，患方同意撤诉。此时，医疗机构能否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书？是否还要到医调委或卫生行政机关予以确认？根据《办法》29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是不能自行和解的（如果允许自行和解，是否所有超过1万元的赔偿都可以先再和解？），这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和解的精神，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解除对医院和解自的限制，允许医院与患者自行协商。有声音认为，政府之所以限制医院和解自，主要是出于保护医院，避免“医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医闹”属于非法行为，对于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医闹”，应当严格执法[4]，《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对此都有规定，减少医闹，关键在于执法。

2.2.2 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资产管理应当转变方式 《办法》第29条另一个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管理方式应当转变。在我国现有医疗体制下，政府作为公立医院的开办人，当然具有防止医院资产流失的责任，但不能以限制医院财产处置权的方式进行管理。结合我国新医改的要求，应从医院治理结构转变入手，建立理事会决策、管理层执行、政府监督的权利构架。通过委派政府官员理事进入理事会的事前监督结合审计委员会的内外部审计事后监督方式，来管理好国有资产，形成良性循环，而非一味的限制医院权利。

2.3 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关于医疗纠纷是否可以仲裁学界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医疗损害属于人身损害事项，非商事合同纠纷，因此医疗纠纷仲裁于法无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医患纠纷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均属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具有财产性的事项，因而医疗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5]。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认为医疗纠纷仲裁与医调委相比，没有明显优势且不符合法理[6]。从法理上说，既然医患纠纷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而同样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却不可，难道两者的赔偿不都是具有财产权性质吗？从专业优势上看，医调委建立了自己的专家库，对于复杂有争议的医疗纠纷通过专家评鉴制度能够快速处理，而大部分仲裁机构缺乏专家库支撑，难以胜任医疗纠纷的仲裁工作；从纠纷成本上看，医调委作为独立第三方民间调解机构，调解是免费的，对于患方来说无疑是减轻了经济负担，而仲裁患方则需要缴纳仲裁相关费用；从快捷性来看，《办法》第39条规定了“医调委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终结”，相对于仲裁更加快捷；从终局性来看，《办法》第40条规定了“医患双方当事人同意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的，医调委应当协助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如果经司法机关审查，发现医调委的调解违反法律规定的，还可以予以纠正，但仲裁却具有终局性，一裁终局，缺乏其他救济途径。另外，实践中，深圳市有相关地方规章，但具体报道的仲裁案例为数并不多。因此，从各个方面对比来看，如果完善了医调委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仲裁完全可以被取代。

3 结语

《办法》的出台为依法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无疑对缓和医患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办法》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仍需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方能更好的发挥效用，该研究仅针对部分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

[1] 刘世，罗刚.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模式之选择[J].医学与法学，2011，3（2）：28-31.

[2] 赵敏，刘洋.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J].医学与法学，2010， 2（2）：81-85.

[3] 张泽洪，徐伟民.宁波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J].中华医院管理， 2009，25（10）：687-690.

[4] 魏占英，曹艳林，王将军.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议的探讨[J].中国医院，2012，16（7）：11-13.

[5] 马占军. 我国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构建研究[J].河北法学， 2011， 29（8）：2-11.

篇2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1］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 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 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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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人民医院在院党委及院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在全院职工的努力下，医疗环境得到了改善，门诊病人数和住院病人数都比往年大幅度的增加。在病人增加的情况下，院领导班子以“十大指标”为核心工作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始终把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放在工作的首位，不断地完善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保证医疗安全。

一、成立管理组织，落实管理责任

为保证医疗安全，加强了人民医院安全管理委员会的组织构架。完善了医疗安全工作中的制度及流程。并对全院的医疗安全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评价。针对发现问题及时制定改进方案，按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

二、医疗管理、医疗质量检查及学习情况

（一）医疗管理

为配合《新乡市医疗安全专项整顿活动实施方案》，把我院医疗安全工作不断推向深入。根据院领导安排，医院多次组织学习《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并进行分门别类，归纳总结，制定了若干医疗管理工作制度。为确保医院医疗安全工作深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定期组织检查及每个季度的医疗质量、医疗安全会议中发现，医务人员的质量及安全意识都比上一年度有了较大的改善。

（二）学习、活动情况

坚持业务学习，加强继续教育是我院提高医疗质量、预防医疗事故及医疗差错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组织培训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沟通能力，有效的防范了医疗纠纷及医疗投诉的发生。按照院领导的要求开展每季度一次的“医疗质量及医疗安全”的分析研讨会议活动，结合我院以往教训，分析不同时期的医疗事故及医疗纠纷，从而提高了我院职工对医疗事故的防范意识。法律、法规在医务人员的思想意识中有了明显的提高。临床医务人员通过对医疗安全意识的提高，进一步完善了科室的管理规章制度，严格了医疗服务流程。使病人得到了有效合理的治疗。

（三)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检查

医疗质量及医疗安全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狠抓医疗质量管理及医疗安全，全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高从业人员的医疗安全意识是医院的首要任务。严格按《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标准》，对病案首页、住院病历、病程记录及其相关资料的书写提出进一步的规范化要求，通过每个月不定期的质量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严肃处罚。使我院医疗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安全意识有了明显的改善，使我院医疗管理逐渐 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

二、医疗纠纷及医疗事故的处理情况

（一）医疗纠纷投诉

2017年共发生了医疗纠纷案件4起，发生了经济赔偿：2件，其中由医患双方协商处理的有1件；人民法院调解或判决赔偿的有1件；第三方主持调解的：0件。涉及到4个临床科室。

2016年共发生医疗纠纷案件5起，发生了经济赔偿：4件，其中由医患双方协商处理的有1件；人民法院调解或判决赔偿的有3件；第三方主 持调解的：0件。涉及到5个临床科室。

（二）医疗纠纷经济赔偿

2017年发生总的赔偿金额：1950元，2017年发生总的赔偿金额：659256.74元，同比下降了657306.74元。2017年赔偿额超过10万元的案件0期，2016年赔偿额超过10万元的案件有3起。

三、医疗安全情况分析及今后工作重点

综上所述，2017年因医疗纠纷及医疗过错产生的赔偿比2016年大幅下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2017年院领导高度重视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工作，要求全员医务人员把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放在工作的首位，坚持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保证医疗安全，有效的降低了医疗纠纷的发生。虽然我院在2017年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首先要继续加强全体医务人员的法律法规、业务技术的学习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安全意识和医疗技术水平。其次，督促各临床医技科室在科室管理上，做到科学管理，规范管理。最后对临床科室在执行医疗规章制度和诊疗、操作规范，及时完成病历书写，提高病历质量上加强督促检查。积极协调好医患间的沟通、科室间的沟通、上下级医师间的沟通，加强团结、协作，有效降低我院的纠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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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急诊科是接诊急诊病人、抢救危重病人生命的重要科室。由于接诊病人的病情一般都比较严重和危机，急诊科也是医疗纠纷最多的医院科室之一。为了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减少病人护理风险和医疗纠纷，本文对急诊科临床护理管理工作做了探讨，希望能起到提高急诊科护理水平、避免或减少护理纠纷的作用。

【关键词】急诊科；护理管理

顾名思义，急诊科是接受急诊病人就诊、抢救患者生命的重要科室。由于接诊病人多是病情严重的患者，所以急诊科临床护理的管理工作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急诊科的病人具有的特殊性(突发性、危急性、复杂性等)，对急诊科护理工作的要求就更严更高。急诊科护理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关乎病人的生命，所以，如何加强质量管理对于提高急诊科的救治和护理水平、降低护理风险、预防护理纠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强化护理人员的服务观念

1 现代医院护理工作的服务意识：现代医院护理工作的服务意识，就是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从病人的需要出发，建立"急诊绿色通道"，切实保证急、危重病人能及时达到就诊和治疗。只有护理人员真正理解和切实去做，才能使得这种现代医院护理工作的服务意识落到实处。

2 强化护理人员服务观念，需要明确护理工作范围：护理人员的职责范围，不只是记录病情发展、挂吊瓶打针这么简单。要想更好的为病人服务，减少医疗纠纷，就需要对病人的生活、治疗提供指导和服务。对入院、检查以及手术的患者，护士要把各种护理记录单及相关的医疗文件带齐陪同前往，并做好相应的交接工作，让患者和家属感到每一环节的重视和无微不至的护理。除此之外，还要提供多种便民措施：如轮椅、茶水、拐杖以及如厕的方便等；为无陪护病人提供全程陪伴服务；对危重病人的检查过程不仅要实行全程陪伴，还要备好各种急救药品和用物，对病情严密观察，以防发生意外。可以通过开展急诊优质服务路径的活动，让所有的护士明确服务宗旨：以挽救病人生命、减轻患者痛苦、促进安全康复为己任。

二 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和学习

1 加强急救知识的学习与培训：只有服务意识是不够的，护理工作需要相关人员具备过硬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加强护理人员的急救知识的学习和培训非常重要。

保证护理质量的首要条件在于护理人员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所以，要建立业务学习制度，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业务学习。不仅要求每位护士必须熟练掌握抢救药品的种类名称、作用剂量和抢救仪器的使用方法及常见故障的排除，还包括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了解国内外护理发展新动态、新进展。具体可由护士长或者经验丰富的主管护师轮流主讲，并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和新技术、新业务的培训，支持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和网络学习、撰写文章。力争做到管理理念及时更新，掌握急诊护理的新进展、新动态，并不断地进行专业的研究和探索，充分发挥每一位护士在护理管理中的价值和作用。

2 加强护士的法律法规学习：随着我国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医院工作不够细致，职责不够明确，甚至有些医生和护理人员的不负责任，造成现在医疗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一定要对护士的法律法规学习进行强化。特别是急诊科，由于病人的特殊性，医疗和护理纠纷更是最多的科室之一。

鉴于医疗工作者在医疗纠纷中举证倒置的特殊性，因此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急诊科的护士。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和避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护理纠纷。在急诊科的醒目位置要以表格形式列出医、护、患三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注明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处罚条款。除此之外，要适时地组织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中的执业部分、《民法通则》中有关公民的权利、侵权行为及民事责任等内容，并建立相应的急诊医疗护理纠纷和投诉处理制度。使得每一位护理人员在整个医疗过程中都能明白自己权利与义务，严格遵守就医的各项规定，既要维护患者的正当权益，又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三 职责划分、奖惩制度要落实到位

1 护理记录书写到位：急诊护士要实事求是地重点记录确实做过的事和护理行为。要严格按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定的书写标准操作，保证护理记录书写规范、记录文字工整、清晰、无错字、无歧义。护士执行医嘱时间一定在与开具的医嘱一致，所有的内容也应当与医生的记录吻合，不仅内容相同，时间上也要相符，签名要规范、准确，对抢救状态当时无法记录，要在抢救结束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注明抢救完成时间和补记记录时间，确保护理记录的书写质量。

2 制度、职责落实到位：杜绝差错事故的关键在于健全的规章制度和对各项操作规程的严格执行。急诊科必须制定并执行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更好落实急、危重症病人抢救制度以及各工作单元工作制度、急诊交接班制度、急诊会诊与疑难病例讨论制度、急诊死亡病例讨论制度等各种制度；必须健全各级护理人员岗位职责，使每位护理人员明确自己的职责并认真履行。只有制度、职责落实到每个人，才能提高护理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更好的为患者提供治疗和生活的帮助，减少不必要的护理纠纷。

3 奖励、处罚到位：每个月要进行理论与技术操作考核，要体现奖勤奖优罚懒罚差，把个人业绩考核与奖金和晋升挂钩，绝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在月末总结会上要公布每月的考核结果，讨论分析存在的不足之处，表扬和嘉奖表现好的同志。护士长还应该听取各级护理人员的意见，对考核细则不断修改完善。在年终的时候，对那些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工作作风严谨，从未出现差错事故的护士给予评优等奖励。总之，要充分利用激励机制进行管理工作，以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改善护士的服务态度，让大家努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四 小结

通过以上一些措施和办法，护理人员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和法制意识，以优质的服务、扎实的作风和娴熟的技术，给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牢牢以"抢救病人生命"为主旨，树立"病人第一、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观念，从"急"字上做文章，在"快"字上下功夫，就"救"字上去研究，于"高"(效率)字上多思考，不断提高急诊急救的各项技能，严防发生差错和事故生，整体提高急诊科护理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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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闹；第三方；医疗责任险

“医闹”事件这几年只长不息，尽管在2012年公安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严打医闹，2015年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将医闹“入刑”，但是据中国医院协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在医患矛盾尖锐、相互严重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医闹”严打不止，原有的诉讼、调解方式已完全不能适应双方需求。

一、“医闹”的概念

“医闹”的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医闹”是一种现象，是人们对于患者非理性地采用极端手段与医院交涉现象的一种描述[1]。有人认为“医闹”是一种行为，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和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闹”是一种借医疗纠纷的名义，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违法行为[2]。有人认为“医闹”是特指一群人，包括患者方及其雇用的人，其中被患者方雇用并以此为生的人专指“职业医闹”[3]。笔者认为，“医闹”是特指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象：患者方通过雇佣人员或者单纯聚集人员，采取各种不正当方式扰乱医疗秩序获取赔偿。

“医闹”的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患者、家属、朋友等单纯情感聚集的“非职业医闹”群体；一类是指被雇佣，将“医闹”作为职业为生的“职业医闹”群体。

“医闹”的行为方式分为“暴力”和“非暴力”两种。暴力的行为方式从医务人员角度来看主要分为“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芍郑身体暴力包括打、踢、拍、扎、枪机、推、咬、刺等直接对医务人员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心理暴力包括通过辱骂、聚众滋事、骚扰、威胁等对医务人员的心理造成威胁或潜在影响的行为。非暴力的行为表现方式主要有：阻塞交通、堵住大门、纠缠医务人员、散布医院谣言等。

二、“医闹”问题的应对现状

（一）执法难

2016年，丁香网一项针对医疗暴力的调查数据显示：49%的医疗暴力都未进行调查，仅有19%的暴力事件警方介入调查。可见当发生医闹事件时，公安机关出警保障医疗秩序的效果并不理想。首先，“医闹”表现方式的多样，除了典型的暴力威胁医务人员人生安全外，患方还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手法，这些非暴力的方式由于其不典型性往往在法律法规中很少列明，公安人员很难分清“医闹”的界限在哪里，不知“该不该管”。其次，目前没有明确清晰的法律文件加以参考，虽然从“医闹”出现之日起颁布了很多相关规定，但是相互之间难免有冲突，这就导致公安人员不知该“如何管”。最后，医患纠纷一般属于民事纠纷，一方面，公安机关多管了怕担事，要承担行政责任。另一方面，公安人员即使撒手不管，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对其进行追责。

（二）第三方介入难

目前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方式，涌现出“宁波模式”、“北京模式”、“深圳模式”等多种方式，其中“宁波模式”被浙江、江苏、天津等多地采用，2015年，被国家卫计委向全国推广。“宁波模式”中医院参加医疗责任险，再由独立的医疗理赔中心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结合作为“第三方”介入诉讼，另外，宁波还颁布了条例明文规定1万元以下医患双方调解解决，超过的则由“第三方”调解解决。而在推广实践中这一第三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医疗责任险费用较高且保险标的范围有限，医疗责任险的专业要求高且投入成本较大导致设有医疗责任险的保险机构很少，目前只有人保、天安、太平洋等几家大型商业保险公司办理这样业务。医疗责任险体制不完善，尊崇自愿购买原则等，很多医院特别是盈利小的诊疗机构在权衡下往往不会选择购买医疗责任险。其次，医患双方“私了”并未禁止，即使赔偿数额大的“私了”也没有相应规定会受到惩罚。

（三）诉讼难

对患者来说，诉讼一般是他们不愿选择的一种处理医患矛盾的方式。第一，诉讼的时间长、成本高。第二，由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极高，因此判决时依附医疗鉴定的程度很高，然而目前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与卫生部门和医院总存在者一定联系，还未实现完全独立，所以其权威性受广大患方的质疑，从而也影响到了诉讼判决的有效性。第三，目前赔偿的标准不一，一些医疗事故出现一些怪现象：属于医疗事故的赔得少，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反而赔得多[4]。患方对诉讼结果难以掌握，倾向于选择能实现自己权益最大化的“医闹”。

对公安部门来说，虽然2015“医闹”入刑，但是真正执行的却很少，原因在于条文并不具体明确，首先对何为“医闹”，这个范围无具体规定。其次医患双方对阵不平等性，患者作为个体对阵整个医疗群体，舆论往往导向弱者一方，一味将焦点聚集到患者弱势群体的这一身份上而忽视其“医闹”本质的行为的不合理性，片面不合理地给公安人员的执法造成巨大压力。再者，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处理争端纠纷的末端机制[5]。只有在其他方式无法很好的解决问题时，执法者才会谨慎使用。

三、解决“医闹”的对策思考

目前，第三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和诉讼的解决方式的被应用概率很小，根据2016年丁香调查的一份调查显示：受访者中75%表示一般由医院科室出面和患方进行协调，29%和21%的人表示由医生或者第三方协调机构出面协调，22%的人反映会诉讼解决。可见，在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中医患之间“私了”仍占主导地位。“私了”的这种方式中医方往往让步比较多，患者获得非合理性赔偿多，严重损害医方权益，反而增长了患方“医闹”的气焰。因此，必须从根源上抑制医患双方“私了”的做法，增加第三方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以及诉讼的应用率。

（一）建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监督机制

医疗事故鉴定的鉴定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医学专业性，因此这些人员必然必不可少的会来自于医院里的医护团体，这对医疗鉴定的公正性和中立性必然有所影响。另外，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鉴定专家的出席接受质证的很少，鉴定人员缺少外力监督，鉴定意见的可信度下降。切实推行鉴定专家出庭参加质证的制度，由具有医学背景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对医疗事故鉴定进行审理，从而完善对医疗事故鉴定的监督机制。

（二）完善医疗责任保险

“宁波解法”将保险公司纳入第三方范围内参与医疗纠纷的解决，这样的做法的确有利于帮助构建公正、中立的第三方，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医疗责任险还不成熟，此项保险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保险标的单一、保险费医院负担高、保险方缺少处理医疗纠纷的专业能力等等，无法将其作为一项强制险来推广。目前自愿购买医疗责任险的医院较少，“宁波解法”的全国推广困难重重。国家需要加强投入，完善整个医疗责任险的服务体系。

（三）明确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条文

“医闹”非一法学概念，缺少相关法律文件来对它的概念、范围加以明确规定。解决“医闹”的法律条文也是散见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文件中，目前各地也在陆续出台各种解决办法，法律纷杂。有学者认为，解决医疗纠纷需要尽快修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制定《医疗过失责任法》[6]。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来指导相关人员对“医闹”的处理会增加很多便利，也更有利于医患双方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从而对其行为产生约束效力。

参考文献：

[1]赵桂民.“医闹”违法犯罪及其防控研究[A].中国犯罪学学会.中国犯罪学学会年会论文集（2014年）[C].中国犯罪学学会：，2014：6.

[2]刘秋生，钟旋，施祥，何思中，曾中A. 医院处置与预防“医闹”事件的应急机制探讨[J].中国卫生法制，2010（01）：55-57.

[3]谢小丽.“医闹”冷暴力索赔现象的法律分析[J].人民论坛，2011（05）：96-97.

[4]杨帆.“医闹事件”何以愈演愈烈[J]. 吉林人大，2010（10）：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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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轻者致人伤残，重者使人毙命，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重大的医疗事故案例，不时见诸报端。《法制日报》1999年2月24日第3版《医疗意外？医疗责任事故？》披露，一次普通的隐睾手术，竟使一名儿童成为植物人。《城市早报》2000年第105期第2、3版《一根指头要了一条命》披露，一个身体健康无任何病史的23岁小伙因接一根断指而被活活地断送了性命。……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中国消费者协会关于医疗方面的投诉表明，1996年以来医疗投诉的月平均数为：1996年2.64件/月，1997年10.17件/月，1998年11.75件/月，1999年前4个月猛升到22.25件/月。

目前，医患纠纷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如何解决医患纠纷，专家学者及平民百姓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作者认为，事先防止要比事后寻求解决办法更好。为此，我们应当探索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二、解决医患纠纷的现有途径

目前解决医患纠纷仍然依照国务院1987年6月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现在看存在许多问题。该办法第18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补偿费的标准由省级政府规定，北京市的补偿标准最高是8000元，其他省市更低。这些补偿根本不足以弥补受损害的病员的损失。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该条将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的其他伤害排除在补偿范围之外，这是极不公正的。办法规定医疗事故的确认是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来完成的，而由医学专家临时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其日常工作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的，这无异于自家人给自家人的行为下结论；再加上鉴定必不可少的原始病历均在医院一方，是否涂改、伪造、隐匿和销毁，鉴定委员会无从知晓，既便它是公正的，也难保客观。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宗旨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但结果是保障了后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前者的合法权益。一些明显的医疗责任事故甚至被鉴定为医疗意外！ 这是暗箱操作的必然结果，而暗箱操作又是因为《办法》在立法上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的。在此前提下，医护人员的责任心不可能得到增强，这是医患纠纷不降反升的根本原因。很明显，《办法》是事后解决问题的规则，不可能事先防止医患纠纷的发生。同时，实践中也未起到事后妥善“处理”医患纠纷的良好作用。相反，正是该《办法》的存在才造成了患者的医疗事故鉴定难、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的艰难处境。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补偿是一种过失责任，与《民法通则》的一般侵权责任相仿，但又不符合《民法通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其赔偿只是象征性的。因而也违反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

三、《办法》修改的最新进展

因为《办法》存在的严重问题，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修改《办法》，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设想。有人提意出台患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纠纷处理法，建立医疗事故保险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医疗事故仲裁机构，或在人民法院设立卫生法庭负责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和处理等。但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办法》，《南方周末》披露，始于1996年的《办法》修订工作到2000年4月17日，征求意见稿已出到第10稿。卫生部主持的《办法》修订研讨会，场面相当激烈，法律界、医院及卫生系统两大派针锋相对，偶尔爆发的笑声是双方在互相嘲笑“不懂医”或“不懂法”。这种本是双方相互学习请教的研讨会如果变成双方相互指责的会议，很难想象会有什么结果。这就是多少年来老百姓期盼的最新成果！

一位医疗事故受害者的母亲曾告诉作者，她听一位从事卫生行政管理的官员说过：“这次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对我们有利”。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政府官员的本位主义思想。他现在是一位卫生专业的工作者，但总有一天，他以及他的亲友也会成为患者，医疗事故发生在他们身上也是可能的。这时，相信他会后悔他所说的这句话。

法律的灵魂只能是公正！ 如果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自己的或者本单位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这样出台的法律是十分可怕的！

四、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及责任划分

1、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

为了寻求预防和解决医患纠纷的办法，有必要先弄清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或称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

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医疗机构对社会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医治患者的伤痛。医护人员通常被称为白衣天使，但是，医疗机构所肩负的使命绝对不是纯粹的奉献，他们的付出是有偿的，并且其提供的服务不是强制性的。这种有偿的服务足以说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于是，这种合同关系理所当然地要由《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来调整。

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关系

在诊疗服务当中，患者与医护人员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医护人员虽然直接为患者服务，但他的服务是一种职务行为，其服务是医疗机构对患者义务的履行。

医护人员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双方是一种聘用与被聘用的聘用（或劳动）合同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聘用合同来约定，受《劳动法》或人事法规的调整。

2、医患纠纷产生之后的责任划分

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最简单的诊疗服务合同内容应该是，患者向医院支付金钱，医院为患者诊断并提供药物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医好患者的伤痛。如果患者掏了钱，医院却没给患者治好病，医院的责任是什么呢？ 按照诊疗合同的约定，医院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医院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如果医院又给患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它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平和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只要医院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对患者医治的义务，它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无需要求医生的诊疗必须构成医疗事故。医院对患者承担的责任首先是违约责任；如果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又给患者造成了其他伤害，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方式应该有两种，一种是伤害的后果及责任方式被合同明确预见并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可以依合同约定来确定其责任；另一种是伤害的后果未被合同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应该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应该属于民法上的特殊侵权责任，即举证责任例置，也就是在医院一方。

3、医疗事故的行为主体

造成医疗事故的主体不是医院而是医护人员个人。《办法》应当作为造成事故的医护人员对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机关对构成医疗事故责任人的处罚依据或者作为检察机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办法》调整的行为主体应该是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患者在此只能作为第三方。《办法》不应超越职权地对第三方的权利做出限制性的规定，也不应为患者设定义务。

五、诊疗服务合同的引入

医患双方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合同关系，在法律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考虑用合同约定的方式来避免和解决医患双方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是把精力放在了难以对这种纠纷进行调整的用于事后解决的《办法》修订上。合同本身的价值其实正在于预防和解决合同当事人的纠纷。毫无疑问，解决医患纠纷最好的办法也是医患双方签订书面的诊疗合同。

作为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双方都有权利设定这种合同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比如，患者有权知道他的病被医生诊断的结果，有权知道治疗他这种病需要多长时间和花费多少钱。如果他患的是一种医学上目前还无法完全治愈的疑难病，或者因为患者年龄及体质上的原因，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利情形。医院应该让患者知道疑难病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发生不利情形时医院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或根本不愿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合同还应该包括其他有可能发生争议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要为患者所知，同时合同的文本也要为患者所持有。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每一位患者都不享有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这种原本医患双方都应该清楚的权利义务，作为弱者的患者却不清楚。患者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把钱交给医院的，也是糊里糊涂地被治疗的。在此情况下，患者的病被治好的，皆大欢喜。一旦出现纠纷，麻烦可就大了。

作者认为：医疗事故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很难避免。但同时又相信：发生医疗事故后的当事双方的纠纷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将合同引入，事先将产生事故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约定，纠纷则完全可以避免。

六、初步的方案

鉴于病人所患疾病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并且医院的规模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为使合同能够顺利地引入医疗服务当中，国家应将目前所知的疾病分类分等级，同时将医院划分为综合性的和专科性的不同等级不同资质的医疗机构。确定相应规模及资质的医院可以收治相应类型以下难度疾病的患者，不具备资质的医院不得收治其无权收治的病人，但为抢救需要可以采取应急措施。

因为许多人的疾病具有相似性的特征，医院的治疗方法也大致相同，所以诊疗合同可以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对于患疑难杂症及年龄较大体质较差的病人可以采用特别约定的方式签订合同。对于因技术原因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较大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小的责任；对于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小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大的责任。以便使患者知道，他在遭受上述伤害时，自己能够得到医院多大程度的补偿，从而做出是否接受治疗的决定。

因为医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限，现代医疗手段仍然无法弄清某些疾病的病因，或者弄清病因的疾病尚未找到理想的医治方法。这时，医院对患者的医治带有一定的探索性，风险性相当大。为此，医院可以在诊疗合同中对有可能造成的伤害约定免责或减责条款。考虑到这种医治还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性质，医院甚至国家都可以设立相应的科学研究基金，来补偿遭受伤害的患者，也可以减免患者的医疗费用。另外还可以将限额赔偿制度和保险制度引入到医疗伤害赔偿当中，当然，这些制度已经不再属于诊疗合同约定的内容。

在医疗实践当中，诊断和治疗是可以相对分离的，有些疾病一旦为医生确诊，患者可以自己到药店购买非处方药品（OTC）或根据医生的处方购买处方药品；也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方便的医院治疗。这样可以把医疗合同分为诊断合同和治疗合同或者既包括诊断又包括治疗的综合性诊疗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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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院文化建设;科学发展;作用

医院文化是指医院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本医院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医院硬文化和软文化[1]。近两年，我院注重文化建设，整合医疗资源，完善管理机制，优化就医环境和流程，改善服务态度和形象，引进先进仪器设备，开展新技术、新业务，推进医院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将具体做法与体会介绍如下。

1 硬文化建设的具体做法

硬文化是医院内的物质状态医疗设备、医院建筑、环境、技术水平等有形的东西[1]。

1.1 医疗技术水平 (1)建立重点发展学科：在我院已有全军3个、军区9个中心的基础上，2008年消化内科(国家卫生部消化内镜专科技术培训基地)、心血管内科(中国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和全军临床检验诊断中心经批准挂牌。以重点发展学科为依托，带动普通外科、肝胆外科、心胸外科和放射诊断科等学科技术的发展。(2)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展：肝胆外科开展的腔镜下保胆取石、保胆取息肉，消化内科开展的胃镜下粘膜剥离术对胃肠巨大息肉、早期胃癌、肠癌和食管癌等疾病的治疗，新技术以保留胆囊生理功能、避免胆囊切除术引发医源性损伤，不需外科手术、干净切除病灶而保持胃肠食管的完整性等优点，受到广大患者的高度称赞。2009年2月至今，已为240名患者实施了手术。

1.2 医疗设备 我院在西北地区购进首台双源CT和3.0核磁共振，以及西门子(DTA)心内科造影机等大型仪器设备，标志着医院建设和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医院的性质属于服务行业，即第三产业，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一手抓医疗工作，一手抓文化建设[2]。医疗设备是医疗技术的组成部分，双源CT的引进带来新技术革命，冠心病患者早期诊断以及术后跟踪复查不需住院，也不需服用药物控制心率，就能进行心血管检查，拓宽了心血管疾患人群的检查应用范围，且有新的、潜在的临床应用和研究领域有待挖掘。

1.3 医院建筑 2008年，4万多平方米的医技外科大楼竣工投入使用。医疗楼、门诊楼的内部装修和改、扩建工程相继竣工投入使用，以及楼前广场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门诊就医环境和住院条件，也增强了医院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1.4 医院环境 医院在新建和改、扩建医疗用房的同时，将美化人文环境融入一体，对医疗区内的道路、路灯、林带进行了整体规划和修整，以特色雕塑点缀。面向市区主要干道的东、南大门两侧设计添加夜间照明标识，亮化了夜景。在主干道路口显要位置安装高清晰LED大屏幕，滚动宣传医院特色医疗技术和学科带头人学术水平，提高医院的学术知名度，也鼓励和激发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了医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 软文化建设的具体做法

软文化是指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医院特色的思想、意识、观念等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

2.1 更新思维观念 思想观念滞后成为影响医院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医院快速发展，必须建立在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之上，医院采用理论学习、典型事迹宣传、英模报告会和周会等形式，组织医务人员学习身边的人和事，促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举办两期“科主任、护士长和机关干部培训班”，使个人追求与医院发展的目标相一致，以达到个人与医院共同发展的目标。

2.2 建立组织机构

2.2.1 医疗市场开发部 成立专职的市场营销机构，负责与驻地、各地州政府部门、兵团(卫生、医保)协调，并率领专家组深入南北疆授课、指导开展专业技术，由坐诊等患者转变为走出医院，上门服务，由半封闭走向全开放，扩大了医院在疆内医疗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2.2.2 医疗纠纷管理办公室 医院医疗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是引发纠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设置专职机构，专人负责，并长期聘请专职法律顾问，共同负责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处理，探索和建立了一套预防管理机制，正确、有效地对待医疗缺陷问题及医疗安全，避免或防止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发生医疗安全事件。

2.3 可行管用的制度办法

2.3.1 医疗安全无惩罚报告制度 提倡和鼓励科室主动报告医疗不安全事件[3]，以便纠纷管理部门早期介入、及时判断、选择有利于医患双方的解决途径，对主动报告的科室从轻或免除处罚，积极而有效的管理制度带来了明显成效，医疗纠纷投诉率较往年比，减少30%。

2.3.2 定期召开座谈会 在半年和全年总结召开院党委会前，分病区、机关两个层面就科室自身和医院全面建设进行座谈，广泛听取和征集意见，归类、整理交由机关拿出具体解决方案，提交院党委研究，通过后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予以答复，并限定落实的具体时间。

2.4 人文素养的培养 患者到医院的目的是治疗，更多的是接受服务的过程，优质服务不仅可以提升患者对医院的信任感，而且可以铸牢患者对医院的忠诚度。为此，医院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对全院人员进行《人文精神与医学使命》的职业道德教育，规范医技医护人员的礼仪行为，良好、和谐的氛围逐渐形成。

3 文化建设在医院科学发展中显现出的作用

门诊量反映医院技术、设备水平、建筑环境、服务质量、经营与管理水平，以及社会、患者对医院信任程度的综合指标。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我院年内门诊人次的增长幅度由2007年的-3.11%、2008年的4.9%，上升到2009年的19.48%(统计年度数据：539805人次)，取得的良好成绩与医院文化建设发挥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　曹荣桂.医院管理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9.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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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加强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安全、满意的医疗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二、考核方法

采取专项检查、突击检查、定期与平时相结合的方法。

三、考核内容

1、医疗机构、人员、技术准入制度执行情况。一是每年组织一次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校验等工作情况的检查，提出评估整改意见；二是每年组织两次医、护人员依法执业以及变更注册工作检查，对违法违规者提出警告和处罚；三是每年组织两次医疗技术、医疗设备准入情况检查，对违法违规单位提出整改意见和相应处罚。

2、医疗质量管理情况。每季度开展一次医疗质量突击夜检查，重点检查医院总值班、值班医务人员是否在岗在位，对当日病危、病重病人是否熟悉，是否有无执业资格的人员单独值班；急诊通道是否畅通、急救药品是否齐全、急救设备是否性能良好；毒麻药品管理是否规范；病历、处方书写是否规范；核心制度、消毒隔离、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执行是否到位等内容。对突击夜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下达书面通知并限期整改到位。

3、“三基”培训工作成效。每年分别开展一次医护人员“三基”知识随机抽查考试和团体竞赛活动。以加强基础医疗护理质量管理，严格执行操作规范，强化“三基三严”训练。

4、住院及门诊病历、处方质量。不定期组织对各医院住院及门诊病历质量、处方质量进行抽查（各医疗单位每年至少被抽查一次），组织专家进行质量评估、量化打分，以进一步促进“三合理”规范、核心制度的执行和医疗文件书写质量的提高。

5、其它方面检查。检查各医院临床用血情况是否规范，是否制定成分输血的相关制度；检查各医院是否建立医患沟通制度，是否及时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是否有医疗纠纷重复上访到市、区卫生局等。

四、奖惩措施

1、各单位日常考核的结果占年度考核分值的60%。

2、建立医政管理奖惩制度。设立先进集体一、二、三等奖各1名，设先进个人3名，由局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分别奖励院长、副院长和医政工作负责人。

3、当年度有违反人员、设备、技术准入和医疗广告审批等卫生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取消该单位年度评优和医政管理奖励资格、医疗机构暂缓校验1至6月（待整改后办理校验）。

4、对日常考核中发现存在严重违反病历、处方书写规范及诊疗操作规范的医务人员，其行为写实记录在案，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取消当年度评优资格、缓办一次职称晋升，达到《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考核不合格情形的，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3个月至6个月，并停薪接受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

5、对领导不力、工作不实、管理不到位，甚至的相关医政管理人员，分别根据所负责任大小、主次，给予相应经济处罚、取消单位、集体和个人当年评优资格，情节严重的予以降职或调离管理岗位处理。

五、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各单位要建立健全医政管理工作组织，院长为第一责任人，切实履行督查指导职责；分管院长为直接责任人，要抓计划、抓协调、抓落实，保证医政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医务科（组）长是具体责任人，承担各项医政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任务，要严肃、严格、认真负责。各单位要配齐配强医政管理小组成员，对工作无热情、办事无效率、管理不踏实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教育仍无改进的要及时调整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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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条例；医疗费用；法律；经济学

一、问题提出

为了更好的保护患者权益，解决“看病难，就医难”的民生问题，提高医疗服务质量，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取代了在医疗事故纠纷中使用了15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开始正式实施。与原有的《办法》相比，《条例》的相关规定及其司法解释从更客观的证据鉴定方式、更具体的赔偿标准，以及“举证倒置”的举证原则几个方面给医疗事故当事人提供了诉讼上的便利，取消了过去医疗纠纷行政处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医疗诉讼案件，激化了医患之间的关系（肖柳珍，2008）。

由于存在医疗事故诉讼的威胁，惩罚医疗不当的制度会激励医生实施额外的检查项目，并最终成为推动医疗费用爆炸性增长的部分原因（Reynolds， Rizzo， and Gonzalez 1987； OTA 1993， 1994）。事实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医疗行为在事后往往难以鉴定，这给了他们更大的动机对患者进行过度地治疗（Cooter and Ulen 1986； Craswell and Calfee 1986）。实施防御性医疗可能会对病人的健康造成损害，因为医疗事故的处罚责任可能会导致医生采取有害的治疗或者放弃高危的病人，转而医治风险较低的病人。因此防御性医疗是制定相关政策与制度所必须谨慎考虑的（Sloan， Mergenhagen， and Bovbjerg 1989）。《条例》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行为的约束可能导致医生或医院潜在诉讼成本和风险的提高，进而改变医生行为，医生进行防御性医疗，将有可能增加的医疗纠纷成本通过“大处方”，“过度检查”的方式转嫁到患者身上，提高患者的医疗费用。

二、相关文献综述

1.医生行为与医疗费用

刘学，史录文（2005）通过对6家大型国有综合医院的案例研究，从决策权分配、业绩评估和绩效激励政策三个角度探索医疗费用上涨与医德医风下降的原因。王箐，魏建（2012）构建博弈模型分析患者呼吁在约束医生行为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患者退出对医生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只要患者的“退出”、“呼吁”成本低于某一水平，患者的“退出”和“呼吁”能够约束医生欺骗患者的行为。作者认为新医改方案尚缺乏对医生行为良性激励的安排。医生缺乏足够的激励参与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改革，这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一大绊脚石。杜治政（2005）最优化的医疗首先应当是适度的医疗。最优化的医疗比适度医疗有更高的要求。在满足人民的基本医疗、实行基本医疗保险过程中， 我们更应当提倡适度医疗。王诺，王静（2005）认为医疗服务价格的上升导致医疗费用的上升。服务价格上升的两个方面为成本推动和诱导需求；在成本中又分为劳动力支出与以医疗设备为主的医疗费用支出，并且购买医疗设备和医疗用品等非劳动支出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刘西国，刘毅，王健（2012）通过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回顾，并结合我国1998年～2010年共13的面板数据，应用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城市化导致医疗费用上升，而规制能降低医疗费用；但和传统理论不同的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上升影响很小，医疗保险甚至抑制了医疗费用的上涨。

2.法律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曾智慧（2012）认为过度医疗存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是一种侵权。肖柳珍（2011）研究发现美国医疗过失诉讼增加了美国健康保险的成本、减少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并对美国的医疗服务质量与医疗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肖柳珍（2012）认为高发的诉讼频率、高额的赔偿金额、高昂的制度成本、有限的制度效果以及对医疗责任保险、健康保险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美国政府改革医疗过失诉讼制度的主要成因；防御性医疗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基于“经济人”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的理性选择。风险厌恶与预期效用最大化是防御性医疗的经济学基础。纯粹的禁止性立法不足以制止防御性医疗，并建议我国应重视医疗过失诉讼制度对健康保险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式的医疗过失诉讼制度，推进医疗损害赔偿特别立法并适度限制赔偿金的额度，对医疗过失诉讼制度的运用及医疗损害赔偿的额度进行合理限制。刘琮，杨秀群，胡正路（2006）分析了防御性医疗行为在我国现行社会环境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探讨了防御性医疗行为的研究方法，并通过德尔菲法初步给出了防御性医疗行为的调查思路。

综上可见国内关于防御性医疗的研究都停留在感知意识层面，而其中关注法律政策如何改变医生行为，并进一步激化防御性医疗的研究寥寥无几。除了少出具备法学背景的学者从《条例》的司法界定的角度，或者结合一定经济学理论进行描述的方法进行研究，还缺乏从经济学专业的角度，构造防御性医疗的经济学微观基础，并用实证的方法捕捉到《条例》的出台是否影响了我国医疗费用支出，促成了医疗费用更快速的增长，并且量化这种影响的大小。

参考文献：

[1]肖柳珍.《条例》与《办法》时期的医疗纠纷诉讼机制的比较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2008年6月第6卷第6期.

[2]刘学，史录文.医疗费用上涨与医德医风下降：组织架构变革角度的解释[J].管理世界，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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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行风；问题；对策

随着医疗改革不断深入，以及人们对医疗部门的认知、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医疗行业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显现。在医疗技术水平飞速提高的大环境之下，与之极不相称的是医疗行业风气中的诟病重重，医疗行业风气当中具体存在哪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应该如何解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医疗行业有目标、有重点、有效地实施行风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改善医疗机构与病患之间依存关系、维持公平、公正的医疗秩序的先决条件。

1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原因

1.1缺乏现代服务观念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况且广大消费者日益增强的"被服务"意识也要求医疗机构在向其提供基本的医疗帮助的同时，也能够提供相应的非医疗。传统医疗模式关注的主要是病情，而患者还希望得到心理、人文方面的关怀等。在"求医看病"的传统思想观念下，现代的"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形成和延续，医疗机构在给病患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的同时，从服务理念上看，缺乏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从服务方式上看，缺乏耐心、热情、周到的优质服务；从服务思想上看，存在着重医疗轻医德、重技术轻服务的思想[1]。因此服务态度不好、服务质量低下成为人们对医院等医疗部门行业风气较为普遍的印象和看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医疗系统行业风气的不满。

1.2行业不正之风呈常态之势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现代思潮产生了激烈的碰撞，道德、价值取向多元化。相对于一些经商人群和自由职业者，医务人员的收入虽然稳定，但来源相对单一。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带来的心里失衡，加上相应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部分人受经济利益驱使和不良风气的侵蚀，出现以医谋私、乱收费、收回扣、红包等不正之风，且这种不良风气呈常态之势，甚至在较多消费者看来，承受部分额外的医疗费用，送红包等，都已经成为"人之常情"或者是"没办法的事"，这些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卫生行业的形象。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没有相应的运营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作为保证，仅靠一般教育很难触其根本。

1.3责任心一定程度被削弱 改革开放的一些负面效应使得部分社会群体呈现趋利性的特征，体现为从事某项工作并非主要出于对事业的追求和执着，而更多的将经济利益的获得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标准，作为医务工作者也或多或少受此影响[2]。然而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医务人员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思想；医学领域的风险性，更需要敬业奉献的精神和高度负责的责任感。部分医务人员只注重眼前和局部利益，缺乏严谨、踏实的作风，如问诊不详细、检查不耐心、诊断不准确、治疗不规范、护理不到位、责任心不强，以致引发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对病患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和损害。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需要与患者的健康和生命直接打交道，一旦发生错误，很可能是无法弥补的，因此在这一行业中，良好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何其重要，不言而喻。

2 医疗系统行风建设的出路及对策

2.1坚持行风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首先，针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良好的职业道德依然是医务工作者的灵魂。新形势下单纯的说教已成历史，职业道德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势在必行只有通过卫生法律法规教育、医德规定和行业纪律教育、医院文化和制度教育、医患沟通技巧传授，典型案件分析等多种教育形式，积极引导职工在实践中领悟和感受职业道德和从业精神的内涵。

其次，针对患者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和医务人员失衡的心态，一切以患者为中心是医疗服务的核心。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示范作用，通过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在教育培训授课时和在先进典型宣传中等潜移默化的示范，培养职工的忠诚度、归属感、敬业精神，同时肩负起应有的道德责任与义务。

再者，针对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医务人员是主体，要教育医务人员多给患者以同情、理解和关爱，主动加强与患者、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宣传医疗科学性与高风险性的共存，取得患者和社会的理解和配合，构筑新型的、和谐的医患关系。

最后，面对群众维权意识的增强，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医疗卫生服务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要加强职工法制意识的教育，理解群众的维权意识，做到依法行医，文明行医。

2.2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首先，强化质量监督体系。严格制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优化医疗流程和医疗环节，严防医疗服务流程中的漏洞，从而减少医疗投诉、纠纷和事故的发生。积极探索质量动态监测、评价、反馈机制，建立质量责任追究制[3]。

其次，加强内外监督网络。通过设立意见箱、举报电话、满意度调查、聘请社会监督员和对出院患者回访等措施来确保监督机制的落实和通畅，建立患者投诉处理和医患争执处理机制，加强民主监督。

再者，加大处罚力度。对于群众最不满意的乱收费、拿回扣、收红包等行业不正之风应加大处罚力度。建立健全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档案，对典型案件通报曝光、警示教育，坚持"行风先行，一票否决"，从而净化职工队伍。

2.3坚持深化卫生改革，提升医疗系统的综合实力 一些行风问题的存在以及医患纠纷的发生主要归因于医疗系统实力的欠缺，因此，在深化改革中提升综合实力，激发创造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风，就显得尤为关键。具体而言，将晋升、晋职、聘任及以绩效奖金等方面当作突破口和切入点，建立健全人事与分配制度，鼓励职工通过诚实劳动获得正当利益。

2.4发挥舆论导向作用，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对于改善医疗行业风气以及缓解医患纠纷而言至关重要。要规范医疗纠纷的宣传报道，杜绝不切实际的炒作，我们呼吁尊重患者的同时，也呼吁尊重医务人员、尊重医学科学。理解和宽容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基础。作为医疗机构，应该加大正面、主动宣传的力度，取得社会、患者的理解和配合，同时期望新闻媒体利用宣传舆论的强有力作用，加强大众健康知识教育，提高群众对医疗资源的辨别能力和对医疗活动的认知水平，提高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配合程度，营造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塑造医务工作者崇高的职业道德形象，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参考文献：

[1]张玲，衡新华，刘一波.新形势下医疗行业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6（3）：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