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的管理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人的管理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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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诉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完善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引导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新颁布的刑诉法规定了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又称前科消灭或者刑事污点取消、犯罪记录销毁，是指当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具备法定条件时，由法定机关注销其有罪宣告或者被处刑记录的制度，也就是将该人曾被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宣告有罪或者判处刑罚的法律事实视为不再存在，即被视为未曾犯罪，将原定罪记载归零，成为“零犯罪记录”。新刑诉法规定这一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我国宽严相济形势政策、未成人犯罪嫌疑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的法律延续，也契合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改革趋势。在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必要惩戒之后为他们提供宽松的环境和继续发展的空间，所以说此次刑诉法确立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一种“良法”。

一、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含义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主体必须是未成年人

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主体必须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二）具有犯罪经历

国际通行做法要求该制度具备定罪和处刑两个条件，只要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被宣告有罪。

（三）犯罪记录封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未成年人犯罪无论何种性质、何种罪名，被判处的刑罚必须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下，包括管制、拘役等。

（四）犯罪记录封存产生的直接后果和法律后果

曾受过有罪宣告或被判处一定刑罚的人，在犯罪记录封存之后，将不再被认为曾经犯过罪和受过刑罚处罚，其在司法机关的有关刑事档案会被注销，其他机关有关该人档案的相应内容记载也被注销或销毁。这是犯罪记录封存后产生的直接结果，并将对当事人产生一系列积极的法律后果：（1）恢复其因有前科而丧失或被限制的公民政治权利、民事权利；（2）其重新犯罪时，前科不能作为对其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3）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当事人曾经犯罪为由，对其在一般的就业、就学等方面进行歧视。

二、构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可行性理论基础

现代刑法和刑法理论认为，保留前科必然导致曾经犯罪的人某些权益的丧失、资格的限制和名誉的损害，从而给刑满释放的人在升学、就业、生活上带来许多困难，影响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延缓他们复归社会的进程。这种影响对于因一时过错而犯罪的未成年人尤为强烈。除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等一些国家规定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外，在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也有与前科取消相关的规定。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21条第2款规定：“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案中加以引用”。《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该规定明确了只要犯罪时系未成年人，其后果不应对其成年以后的生活有影响，这种规定实际是确立了前科消灭的原则。

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正是我国经过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而逐步学习、建立起来的。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与国际接轨，更突显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更注重的人权保护意识，可以说是法制的一项重大进步。

三、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由于在现实中人事档案制度、司法机关查询制度等原因，导致未成年人信息容易泄露，不利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并且新刑事诉讼法也仅是从宏观层面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具体适用目前也并无他法可循，因此必须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做起，完善司法机关查询制度、构建区域监督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矫正制度提出建议，以期提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现行操作中仍存在以下问题和难点

1.“封存”与“进入人事档案”相排斥

我国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部分承担了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的功能，而《刑法修正案（八）》的“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对现有的人事档案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实务操作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一种观点认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对犯罪记录归入人事档案没有影响，只是不用报告，但其档案中还是有犯罪记录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仅仅是对“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而非对“前科记录”的消灭，涉罪未成年人的刑事记录由相关司法部门加密保存，不予公开。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更符合“两法”修订的本意，有助于帮助未成年人摆脱犯罪记录的阴影，更好的实现其再社会化。因此，应当将涉罪未成年人的刑事记录与人事档案相分离，由司法机关封存。

2.现行公检法报表系统的易导致信息泄露

为了更好的打击犯罪，我国公安办案人员均可通过特殊配置的U盘进入网上数据库对工作对象的各类信息进行查询。通过“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全国公安综合信息查询系统”，公安办案人员对工作对象进行污点情况查询，对于有过刑事记录的工作对象均可以进行查询。而且进入检察、审判环节后，检察院、法院系统为了统计等工作的便利也设置了报表查询系统，很多工作人员皆可接触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信息，因此，不利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保密，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没有专门机关、部门负责保管和查询。

另外，公检法三方查询系统处于脱节状态，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权益及时得到保护。例如，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不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后，对该文书的输入并无强制规定，导致该未成年人的信息不完整，不决定应视为未成年人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证明，但却未出现在其基本信息中，容易给查询主体造成误解。

（二）现阶段造成涉罪未成年人信息泄露的主要原因

针对上述情况，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容易泄露，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尽管刑法修正案已经对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作了免除规定，未成年人不必再主动报告其前科情况，但其他法律并未限制相关单位在招录时可以主动向公安机关要求查询的权利；第二，缺乏相关配套法规，无法对公安机关的公民信息查询制度进行限制，导致犯罪记录封存或消灭的效力仅及于检察机关自身，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相当有限。

（三）构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1.完善信息系统查询规定

对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工作应主要从公安信息数据库的查询程序、权限等方面加以推进和完善：

第一，有必要在封存过程中，尽量限制考察的内容和范围，缩小考察的主体，避免因考察内容和范围的过于广泛，而造成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不当扩散，特别是不再将刑事记录封存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住所地派出所，使其记录不出现在户籍信息网中。

第二，在技术上可设定对未成年人罪错查询的特殊路径，提高权限，禁止一般用户查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查询，设置高权限账户，或者将权限的行政级别设置在省级，对于违法犯罪人员工作对象库建立类似“防火墙”的制度或者对罪错未成人设立单独的数据库，严格规定对未成年人罪错查询条件和操作人员的资质，除非涉及重大公共利益，非经特别审批，一般不得查询。

第三，形成联动，不仅涉及司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还要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社会各界投入和参与，共同推动涉罪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工作的深入发展。

当然，为解决该做法与目前《档案法》和《人事档案管理办法》的冲突，还需要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调整法律间的不相符之处。

2.构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监督制度

实践中，法院和公安机关分别作为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宣判和刑事记录录入查询的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工作中承担着更多的工作，而检察机关一方面应积极配合，另一方面行使法律监督权，以实现制度价值和社会效果。

第一，进一步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形成联动机制。对于如何最大程度对未成年人信息进行保护，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当进一步进行探讨，寻找可操作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召开联系会议，针对封存的具体操作规程和查询条件、方法作出明确的规范，并争取会签相关的协议和工作机制。

第二，对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工作履行监督职责。除检察机关外，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易于掌握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而审判机关承担更为繁重的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工作，其对于该项工作的启动和具体操作将直接影响到涉罪未成年人的权益。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理应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该项工作进行监督，对于应封存而未封存或者封存后未成年人信息又泄露的情况应当及时启动监督程序。

3.完善矫正未成年人制度

坚持将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作为犯罪记录封存的主要目的，将教育、感化、挽救作为提高犯罪记录封存成效的重要抓手和必要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心理沟通疏导和感情认同交流，勉育相济，帮矫互动，不断提高犯罪记录封存效果。

第一，建立宣传教育制度。发挥专业优势深化法制宣传，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专题教育，提高涉罪未成年人学法、守法、用法意识。

第二，构建心理矫治制度。依托教育系统的心理咨询资源，聘请熟悉犯罪心理学及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国家二级以上心理咨询师，为实施犯罪记录封存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一对一心理辅导，提高矫正帮教的科学性。

第三，落实跟踪帮教制度。指定专人进行联系沟通，最大限度增进办案人员与涉罪未成年人及家属在感情上的互信、互通。随时联系社区服务站和学校，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思想动态、情绪起伏，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教措施。与涉罪未成年人监护人及社区协同一致，共同加强对他们日常生活、情感经历的关注。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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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重新犯罪

刑事污点，即通常所说的前科，是指曾经被宣告有罪或者被判处刑罚的法律事实。未成年人如果因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被定罪判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意味着社会作出了对其不利的否定评价。虽然该否定性评价是基于其过去所犯罪行作出的，是过去的、历史的，但是其影响却是现实的、延续的，甚至终生伴随。有刑事污点的未成年人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而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也会产生不利于被告人的影响。刑事污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其重新犯罪的处理上，更深远、更普遍、更严重的影响则表现在就业及其社会评价等方面。如《法官法》、《检察 官法》和《人民警察法》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警察。《教师法》第14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刑法》第100 条则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刑事污点的保留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一般来讲，刑事污点的记录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利的可预见性的后果，可以告诫社会上有违法犯罪企图的人遵纪守法，不然不仅会受到法律更严厉的惩罚，失去更多的自由，而且在将来还会被其他人看不起，在社会上抬不起头，在升学、就业、入伍等方面会遇到比常人更大的困难，从而起到警示世人，提醒罪犯，预防犯罪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刑事污点的保留，对未成年人来说意味着某些权利丧失，社会地位下降，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困难往往阻断了那些痛改前非，希冀重新做人者告别过去、回归社会的道路。因此，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不必要的。在我国以立法形式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则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首先，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有利于刑事污点的未成年人复归社会。

有刑事污点的未成年人往往有很强的虚荣心和自卑感。他们复归社会之际，绝大多数是抱着美好的愿望和决心，但又往往心理压力很大，反应敏感，感情脆弱，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情绪沮丧、消极，在不良诱因的包围下，就可能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如果建立了可预见性的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则意味着如果这些未成年人悔过自新，法院会把他们不光彩的一页从其本人的档案中抹去，刑事污点也将会从周围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社会在升学、就业、入伍等方面也将会和其他守法公民同等对待，如此则一方面会改变社会对他们的片面看法，为其复归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同时，使他们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加上未成年人具有单纯、幼稚、求知欲旺盛、可塑性强的特点，适时地予以正确引导，一定会使他们顺利地融入社会，成为守法公民。

其次，符合现代刑事政策要求，有利于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教育改造罪犯是现代刑事政策和最终目的，其核心就是预防再犯，注重对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挽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重新犯罪则更是现代刑事政策的核心。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党和国家一直非常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对于有刑事污点的未成年人也是采取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建立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实际上体现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的关怀，使有刑事污点的未成年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而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使他们忘掉过去，并吸取教训，树立重新做人的勇气和信心，从而使党和国家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得以贯彻落实。

第三，保障未成年人人权的要求。

刑事污点是未成年人不光彩的历史记录。对大多数未成年人来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虽然有了刑事污点，但他们非常希望能改过自新、重返社会，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而家庭的冷漠、社会的不公、旁人的歧视，使他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严重地损害了他们应当享有的个人权利。建立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则会使未成年人在一切方面都与常人无异，平等地享受各种权利和机会，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正常实现。同时，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也是顺应世界刑事立法潮流，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需要。

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最初源于法国，是自17世纪后半叶在君主赦免权基础这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国王的赦免行为，被处罚者在刑罚执行完毕和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之后，可以从有损声誉的污点中解脱出来。在取消国王的赦免权之后，1791年的《法国刑法典》把该权力赋予了法院，并在该国以后历次修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了该制度。在法国的现行法律中，除1994 年的新刑法典设专节规定刑事污点消灭内容外，还在《刑事诉讼法典》中专门对未成年人刑事污点的消灭作了全面而又具体的规定。该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 岁的未成年人做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登记卡应销毁。……但是，只有徒刑已经服毕，罚金已经支付，以及如此宣告的附加刑规定有确定的期间，只有经过此期间后，才能撤销登记卡。”

法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确立后，由于成效显著，世界各国纷纷仿效，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一项刑事制度。德国1920 年就颁布了《消除犯罪记录法》，专门立法规定了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德国现行的《少年法院法》（1974 年颁布，1998年修改），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污点消灭制度问题分两章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少年法可依其职权，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在批判继承前苏联立法的基础上，于第86条第3款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前科消灭：1、被宣告缓刑的人，考验期届满；2、被判处比剥夺自由更轻种类刑罚的人，服刑期满后过1年；3、因轻罪或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服刑期满后过3年；4、因严重犯罪而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服刑期满后过6年；5、因特别严重犯罪被判处剥夺自由的人，服刑期满后过8年。本条款在适用未成年被判刑人时，将第3项规定的消灭前科的期限缩短为1年，将第4项和第5项合并，其期限缩短为3年。”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因少年时犯罪被判刑并已执行终了，或免于执行的人，在关于人格法律的适用上，在将来，得视为没有受过刑罚处分的人。”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起诉法》规定，警方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能保留到其成年之后，18岁后必须销毁，以便使其以无罪记录的身份进入社会，过正常人生活。若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的，该青少年犯罪的一切案件档案资料，也必须销毁。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1981年修订后颁布）第83条规定：“少年受管训处分或刑之宣告，于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未再受管训处分或刑之宣告者，视为未曾受各该宣告。”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这一制度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且已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重新犯罪方面有很多规定，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尚有不尽完善之处。它对什么是犯罪以及犯罪后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刑罚如何执行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对于刑罚执行完毕后如何使犯罪人安全健康地复归社会，成为社会守法公民，则没有作出什么规定。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 转贴于

参照和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我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应当分别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或者在将来专门制定的未成年人法中作如下规定：

一、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的条件

1．时间条件

确定刑事污点消灭所必须经过的时间，一要考虑原判刑和刑期，二要考虑我国刑法中的诉讼时效时间，三要考虑我国关于累犯构成时间、缓刑考验期等，四要根据我国国情有选择地参考借鉴外国有关立法。一般来讲，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例如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消除刑事污点的命令只能在执行刑罚2年以后或刑罚被免除后做出，但对被判刑少年显得特别重要的，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则规定少年犯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经过5年。

基于此，我们建议不妨对以下几种情况分别予以规定：一是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判决生效后满2年；二是被判处缓刑的，应在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后过2年；三是被单处附加刑的，刑罚执行完毕后过2年；四是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过2年；五是被判处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六是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被判刑人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被提前免于服刑或者未服满刑部分的刑罚改判较轻类的刑罚，则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根据实际服过的刑期自免于主刑和附加刑之时起计算。

关于上述第六种情况，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其刑事污点不能消灭。[1]从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来看，只有极少数国家规定重刑犯不允许消灭其刑事污点，如英国的《前科消灭法》规定，对被判终身监禁而超过30 个月监禁的未成年人，不能消灭其前科。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作此限制。我认为，刑事污点的消灭不应受到所判刑罚轻重的限制。不管未成年人曾经被判处过何种刑罚，都不影响其刑事污点的消灭。这样规定可以给有严重刑事污点的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悔过自新的、重新做人的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的积极作用。

2．悔改条件

有刑事污点的人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一个本质条件。有的法律规定只要法定期限一到，无条件地取消刑事污点，如澳大利亚、日本等；有的法律则规定只人该未成年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重新犯罪，即取消刑事污点，如我国的台湾地区等；还有的法律规定，该未成年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仅仅不再重新犯罪还不够，还必须遵纪守法，品行正派，如法国等。

当然，遵纪守法是指没有再犯新罪以及没有实施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有特别突出表现的，如阻止他人重大的犯罪活动，见义勇为的；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有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的；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未成年人本人的申请在消灭 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即使如此，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则申请人除遵纪守法，表现良好，还必须将该经济损失予以合理赔偿的才视为符合条件。

二、关于消灭刑事污点的效力

未成年人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有关刑事污点的档案材料，只能保存在司法机关，其个人或其他单位人事档案及记录均不得显示其刑事污点的存在。

刑事污点被消灭的未成年人和其他守法公民一样，依法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任何单位、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歧视或给予其不公平待遇，并不得强行要求其填写刑事污点的历史。基于这一点，我们建议将来刑法修订时，取消刑法第100条关于“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的规定。

刑事污点消灭后，与刑事污点有关的一切法律后果便不复存在。俄罗斯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的刑事污点已经消灭或撤销的，则犯罪不认为是多项犯罪；未成年人的刑事污点依法定程序被撤销后，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我认为，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可以规定：（1）不能以有已被消灭的刑事污点为由，认定该未成年人属于再次或者多次犯罪，从而影响对该未成年人的定罪与量刑；（2）不能依据已被消灭的刑事污点认定该未成年人构成累犯，从而具备量刑时的法定从重情节。

三、关于刑事污点消灭的程序

1．申请主体。有的国家规定申请消灭刑事污点的主体只能其本人，如瑞士；有的国家则规定，少年法院可以主动依照其职权，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人申请，亦可经检察院申请或被判刑人在提出申请时尚未成年，经少年法院帮助有关机构的代表申请来加以受理。如德国；还有的国家规定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受理，如法国。我认为，从充分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申请主体的范围不妨宽泛些，可以是其本人，也可以是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包括担任监护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还可以是其所在单位。

2．申请。申请人应当撰写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写明被申请消灭刑事污点人的基本情况；与申请人的关系；所申请消灭的刑事污点情况；申请消灭的事实和理由；未成年人服刑期满直到该刑事污点申请消灭前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证明材料等。

3．管辖。有的国家规定原追诉法院、未成年人居所地法院及其出生地法院都有管辖权，如法国；有的则规定负有对被判刑未成年人进行监护教育任务的初级少年法院管辖，如果被判刑人已经成年，则由其住所地少年法院管辖，如德国。我认为，具体到我国，应当由对刑事污点作出终审判决的少年法庭管辖。因为这些少年法庭对该未成年人的过去了解得更多，而且我国少年法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普遍实行“两个延伸”即庭前教育和庭后帮教，对未成年人的服刑情况及刑满释放后情况了解较为全面，由它们负责审查并决定刑事污点是否消灭，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节省司法资源与成本，判决结果也更公正，更合理。

4．调查。受理申请的少年法庭应当对有刑事污点的未成年人身份、所申请消灭的刑事污点情况、申请消灭的事实和理由，以及服刑期满直到申请消灭前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证明材料等进行调查取证，核实情况。调查时法庭还应当听取该未成年人本人的意见。如果该未成年人在申请消灭刑事污点尚未满18 岁，法庭还应当听取其监护人、法定人以及学校、单位的意见。调查取证时，法庭可以自行进行，也可以委托有关单位进行。

5．裁定。少年法庭审理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则裁定消灭该刑事污点。如果认为条件尚不具备，可以决定暂缓判决，再考察一段时间，但延迟的期间最多不得超过2年。法庭作出的裁定是终审性质的，不得上诉。但是对于法庭认为不符合消灭条件而作出不予消灭的裁定后，当事人可以裁定生效6个月后再予以申请。对于消灭刑事污点的裁定，法庭除将裁定送达本人外，还应当及时送达其所在学校、部队、工作单位及所在居委会、村委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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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房屋登记；存在的问题

一、引言

在近些年以来，我国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健全，广大人民群众正不断认识到我国开征遗产税已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以未成年人的名义来购置房产的现象也正在不断增多。对于一批批的未成年房屋产权人的产生，也使得我国当前的房地产交易管理制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二、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共同共有的房屋设定抵押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析》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房屋产权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

规定中的“同意”、“提出异议”是以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的。所以，对于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共有的房屋设定抵押的情况，是不可以适用这一规定的。以房地产作抵押也是对房地产的一种处分，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除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监护人不能够对于被监护人的房屋产权进行处理。倘若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违反了这一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房产进行了擅自处分，那么，就必须相应地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所以，对于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处分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产，应当由其监护人提交书面声明，并证明其行为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才能够进行房屋产权登记。

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按份共有人以其共有房屋产权中享有的份额设定抵押的，抵押有效。但是，倘若抵押的房屋是住宅，在将来如果行使抵押权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许多问题。然而，抵押双方当事人如果希望将按份共有的房产中成年人的份额设定抵押，登记机构也能够根据相关的规定来进行登记。

三、未成年房屋登记监护权的行使问题

《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成年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登记。监护人代为申请未成年人房屋登记的，应当提交证明监护人身份的材料；因处分未成年人房屋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书面保证。”与此同时，对于监护人资格的认定，则是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由此看来，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始终是为其父母所有。

但是，按照《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之规定，即使是出资的父母，也不应该对于其房屋产权进行擅自抵押、转让处置。因此，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监护人自作主张的行为会触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倘若监护人的行为是为了给未成年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其行为又是可行的。

四、父母离婚时对未成年子女房屋利益的保护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的问题

在现行婚姻法中有关夫妻共同房屋产权分割部分，“照顾子女一方利益”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房屋产权的过程中，必须按照有利于子女的生活和学习需要的原则，对于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该适当多分一些房屋产权，从而能够真正保障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也只是“照顾子女一方利益”的延伸。

然而，在涉及夫妻共有房屋离婚时的具体分割的法律规定中，有关“分割夫妻共有房屋时优先考虑未成年子女一方利益”的专门规定并未出现，这就导致法院在判决房屋的分割的过程中，很难充分顾及到未成年子女一方的利益。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0条对夫妻双方就共有房屋的价值和归属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作了规定。如果夫妻双方选择“价格补偿”的分割方式，由一方取得房屋所有权，另一方获得房屋价格一半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未成年子女由取得价格补偿一方抚养，在离婚后的一段时间内，因补偿数额未到位或者补偿数额有限或者其他原因，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无法及时购买房屋，此时未成年子女一方的住房利益如何进行保障？如果夫妻双方选择“价金分割”的方式，未成年子女同样可能面临着住房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可见，某些情况下，这种只考虑夫妻双方意愿而进行房屋分割的方式有可能影响到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探索了未成年人房屋登记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共同共有的房屋设定抵押的问题；未成年房屋权利人的利益保护问题；父母离婚时对未成年子女房屋利益的保护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在将来的立法中充分考虑到未成年房屋登记监护权的行使问题，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成美玲. 未成年儿子的房屋被母亲出卖,合同效力如何?[J]. 宁波通讯, 2011,(12)

[2]蔡云, 刘小根. 离婚家庭单方处分未成年人房产的登记问题研究[J]. 中国房地产, 2010,(01)

[3]丁金荣.关于离异家庭未成年人房屋登记中监护问题的案例及剖析[J]. 中国房地产, 2010,(07)

[4]赵青. 处理未成年人房屋登记问题的若干建议[J]. 中国房地产, 2009,(12) .

篇4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意识。图书馆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制订《2012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实施意见。结合图书馆的工作实际，成立了图书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文化局分管局长任组长，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责任落实到实处。

二是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增强教育针对性。寒暑假以及节假日，联合重庆路第三小学、50中等驻区中小学，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200余名学生到馆参观，并有针对性地举办“小学生怎样利用图书馆”、“少儿读书实践-小小图书管理员”、“诵读国学经典，好书伴成长”等主题活动。并根据未成年人特点，制定一套适合读书实践活动的解说词，图书馆工作人员向到馆学生介绍了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及图书分类、图书排架的基本要求，同学们都虚心好学，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亲身体验当了一回“图书管理员”。

三是举办经典美文诵读活动，提高双语水平。为进一步倡导“全社会读好书、用好书”的良好风气，在广大青少年中点燃读书热情，5月30日与市图书馆和麦克美高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合作，共同举办“麦克美高杯”双语美文诵读大赛。比赛方式由选手自由选取中英文对照的经典美文，在2分钟内用中、英双语进行朗诵，英文朗诵要求使用以国际音标为依准的英语普通话。图书馆在本次活动中获优秀组织奖，我馆选送的两名选手获个人三等奖。

四是发挥图书馆职能，加强免费开放力度。图书馆主要窗口全部免费向学生开放，少儿阅览室新进国学、历史等各类少儿读物千余册，少儿杂志近百种，为学生提供一个专门的书刊阅览场所；电子阅览室提供免费的绿色上网活动，在电子阅览室划定专门少儿阅览区域、利用部分电脑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上网服务；共享工程多媒体视听室暑期每周六上午放映馆学生喜爱的热门影片，如《变形金刚》、《哈利·波特》等，全年共放映了50场影片，先后吸引了近600人次小读者与家长观看。全年接待自行参观少儿读者约2000余人次，集体参观少儿读者200余人次。

五是提升“社会课堂”服务软环境。2012年被市文明委确定为首批未成年人“社会课堂”。建立完善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目标、责任和制度，分解量化，安排专人负责未成年人的参观接待工作；院内悬挂了未成年人“社会课堂”牌子和管理制度，对服务人员的姓名、照片进行公示，公开监督电话，接受参观者和社会的监督；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教育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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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 立法 刑罚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综合国力得到不断提高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相继产生和发展，种种因素加剧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形势。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从2000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4.18%，今年1月至7月，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3.9‰，其中在生效判决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9.94‰。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建设国家的重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法与效果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年龄的行为主体所实施的犯罪。从刑事法角度，未成年人犯罪一般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在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刑事立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在总则和分则均作了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专门法律以及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管是国际立法还是国内立法都确立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立法方面还存在着缺陷，本文在借鉴国际立法以及国内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旨在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立法的不足，并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立法方面的建议。

1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现状与不足

（1）从国际上看，对未成年人犯罪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是大势所趋，西方国家在此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并经历了多次变革。在立法上我国缺少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体系。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及程序规定与成年人犯罪一起置于同一的刑事法律之下，仅在个别法条中对未成年人做了特殊规定。不仅条款少，条文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刑法》总则中的第17条第二款规定了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的八种罪，是指具体的犯罪还是指抽象的犯罪行为表述不明，导致适用出现问题。

（2）对于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方式也存在问题，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公民不适用死刑，但对无期徒刑却没有明确规定，也就等于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持默认态度。对于附加刑中某些种类并不适合青少年，例如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等。基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独特之处，我国刑事法需要未成人犯罪的处罚方法进行调整。

（3）立法中未明确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的具体规定

《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在未成年人犯罪人符合累犯条件时，其法定从重情节势必与对与为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从宽情节产生冲突。

现行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规定：《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与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人的，而是适用于所有犯罪人。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形式过于简单，内容不够丰富。除了收容教养外，其它非刑罚处置措施都不限制人身自由，也不需要劳动和其它一些改造措施，整体没有形成系统的组合；第二，实施效果不够显著。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三种措施教育时间短，效果不佳。第三，某些措施执行方式不够科学。收容教养由于是公安机关决定并执行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程序上缺乏监督，实践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的操作，因此受到学界广泛的批评。

2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完善

2.1明确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犯罪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是由刑事责任的性质决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也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对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理解，首先应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而不能超出法定的含义进行法外扩大解释，更不能使之无限膨胀。即使真的有必要扩大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适用范围，那也只能通过修订刑法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司法解释来肆意扩张，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必须严格遵守。

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下，考虑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在适用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可以将法条罪名化，将模棱两可的规定变成具体的罪名。

2.2明确禁止对未成年人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和罚金刑

无期徒刑所具有的弊端决定不该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受无期徒刑处罚者，要在监狱内长期监禁，会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对未成年人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比对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的经济成本更高；其次，无期徒刑的处罚无期性容易使泯灭罪犯再生的希望，从而使其丧失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陷入自暴自弃状态。未成年人犯罪人心理的脆弱性更容易使其陷入这种消极状态，从而使对未成年人犯罪人适用刑罚目的得不到实现。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不该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发育期，各方面均不成熟，人生观和世界观也都未完全形成，社会经验不足，辨别是非能力差，自制力差，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这种身心特点有利于其接受改造，此外，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通过适用重刑来改造他们，社会的关爱、家庭的温暖、学校的教育更能使他们走上人生的正轨。

在我国现今情况下，未成年人大部分没有自己的收入，即便未成年人可能有自己的合法劳动收入，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民事行为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是不同的。况且他们的收入是十分有限的，很难有能力缴纳罚金。因此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人都是由他们的家庭代为缴纳，这有悖于我国刑法罪责自负的原则，难以受到教育和改造之效。由于未成年人心理、生理以及之所以步入歧途的原因不同，对未成年人犯罪人处以罚金刑很难起到威慑与教育的作用。

同时，对未成年人犯罪人判处罚金刑很难执行，未成年人犯罪很大一部分犯罪类型为经济犯罪，犯罪人很多来自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对这些人判处罚金刑，执行上难度很大，罚金执行率低影响判决的严肃性；其次，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外来人员所为，这部分未成年人来到城市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些人就开始依靠犯罪所得维持生活，对这部分四处游荡的未成年人判处罚金，同样很难执行。因而，罚金刑不应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

2.3明确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实行“前科消灭制度”

累犯从重处罚的理论根据，首先在于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其次在于累犯的出现会削弱国家法律的权威，不仅使刑法所固有的权威与尊严为社会公众所怀疑，而且是对潜在犯罪人的鼓励，使其进一步产生藐视国家刑法的心理，从而将犯罪的倾向逐步变为犯罪的行为；最后在于累犯的出现对社会心理秩序造成较大的破坏性。现行刑法并没有否定未成年人犯罪人构成累犯的可能。因此在未成年人犯罪人符合累犯条件时，其法定从重情节势必与对与为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从宽情节产生冲突。为了充分贯彻对未成年人犯罪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应完全排除未成年人犯罪构成累犯的可能性。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亦有外国的先例可以参照。许多国家的立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人不构成累犯，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十八条第4款规定：“个人在未满18周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以及其前科依照本法典第八十六条规定的程序被撤销时，在认定累犯是不可计算在内。”再如埃及刑法规定不满15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

“前科消灭”制度在许多国家又被称为“刑事污点消灭”或“取消刑事污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提出，一切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为本，为曾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踏上正规的社会轨道提供了法律保证，意义深远。

符合法的正义价值也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前科消灭制度更直接的效果是，有利于撕掉犯罪标签，为未成年人犯罪人回归社会、融入正常的社会轨道提供支持。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撕掉了犯罪标签，删除了一个人人生中的不光彩之处，利于其在未来的日子里卸下沉重的包袱，增加生活自信、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且我们的社会对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也变得较为理智和宽容了。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提出，一切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为本，为曾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踏上正规的社会轨道提供了法律保证，无疑有利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

2.4通过刑事立法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结构

非刑罚化指对一些社会危害性不大，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犯罪，用刑罚以外的方法进行处理，从而使制裁手段多样化、缓和化。为了未成年人犯罪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建立系统而科学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结构意义深远。

2.4.1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措施的现有种类

首先，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这三种措施内容相似，应用上可以三种措施并举，由法官对未成年人犯罪人予以警告，要求其对被害人表示道歉；其次，收容教养的主体是公安机关，行政处分色彩浓厚，应当由法院来行使决定权，由公安机关行使执行权。同时，还应当通过刑事立法的方式，对收容教养的具体执行方法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最后，对于责令父母或监护人严加管教这种措施，应增加监督机制，可以责令父母或监护人定期向主管机关报告具体情况。

2.4.2适当增加我国未成人犯罪非刑罚处置措施的种类

为了改变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种类过于单一的缺陷，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采用综合治理的方法完善。首先，学校、家庭、社会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防范体系，形成三位一体教育，并建立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的矫正机构。我国传统的劳教、少教管理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对现今未成年人的矫正和改造的要求，建立社区矫正机制是一项有效方法。例如，增加社区服务点、文化和技能培训站等。

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机制的立法完善必须及时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国情，从公检法司，家庭、学校、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产生实质上说，其实社会责任更大于未成年人本身的责任，打击不是根本目的，重要的是预防和矫正。我们必须正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更需要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挽救工作，在社区做好法制宣传，使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形成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合力，这才是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1] 林亚刚.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

篇6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不同未成年人划分为户籍地在本市的未成年人和户籍地不在本市的未成年人。

1.强制措施适用上的区别。2005年度海盐县人民检察所办理的未成年犯罪为77件104人，占全年所办案件数的19%，占全年追诉人数的15.4%。2006年度由于受盗窃罪追诉标准提高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影响，2006年度未成人犯罪减少为32件48人，但仍占全年案件数的8.9%,占被追诉总人数的7.5%。

在对未成年人犯罪作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发现在有住所地的本市未成年人与非本市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一定差异。统计了2005年、2006年度的未成年犯罪的相关信息，得出如下表：

从上表的信息可以看到，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对于犯罪嫌疑人本身是否具有本市户籍具有一定的区别。2005、2006年度本市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比例分别高达36.3%、45.8%，而同期非本市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比例仅仅4.08%和零。

当然，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的采用是要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性质、主观恶性及是否影响刑事诉讼等因素决定的，单纯比较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所在。我们就将未成年犯罪中，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没有前科的犯罪嫌疑人信息进行比较，得表如下：

从上表信息的强烈对比，我们发现不仅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本市未成年人较少被适用逮捕的强制措施，即便适用也是针对多次作案的人；而非本市未成年人绝大多数被逮捕，包括盗窃数额超过定罪标准不多的未成年人。

2.刑罚适用上的区别。我们将管制、单处罚金及适用缓刑，不需要羁押的刑罚称为非拘禁刑期，将拘役、有期徒刑等刑罚称为拘禁刑。我们在比对2005年度、2006年度海盐县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且没有前科的案件中，被采用不同强制措施与所获刑罚进行比对，得表如下：

从上表的信息可以看出轻罪名案件中，2005年度本市未成年人在被取保候审后的人中有65%的人及被逮捕的人中也有38%的人都会被判处缓刑、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刑罚；而在非本市未成年人中全部被取保候审的2人及被逮捕的人中只有10.8%的人被判处缓刑、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刑罚。2006年度时本市未成年在被取保候审后的人中有90.9%的人会被判处缓刑、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刑罚；而非本市未成年人中全被判处拘禁刑，其中不少案件都是盗窃数额在10000元以下甚至超过定罪数额不多，且系初次犯罪。此外，在本市未成年犯罪中尚有少量触犯抢劫、寻衅滋事等罪名的未成年人在被逮捕后，可能会被判处缓刑，2005年度有2件3人。而2005、2006年度非本市未成年人中未出现此种状况。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足以发现，司法机关虽然全面平等地保护未成年人，使所有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尽量少地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剥夺，但在实务中大量非本市未成年人被限制或通过刑法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仍客观存在。

二、不同户籍未成年人区别待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分析以上两年未成年人案件情况后，我们也发现非本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比本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更容易被逮捕，并被判处拘禁刑罚，这种反差可能会导致如下负面影响：

1. 在表象上可能会使人感到有损法律适用平等的核心价值。我们制定法律，并让每个公民服从于法律，其核心的价值在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适用法律平等的情况应当体现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但要体现在最后定罪量刑上的平等，更要体现在诉讼过程中所受强制措施的平等。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感觉到其户籍的不同会导致其所受到的强制措施和被判刑罚会有不同，那如何让他们相信对他们进行审判的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呢？

2. 违背刑法上的比例原则。刑法上的比例原则就是对于犯罪嫌疑人适用的强制措施要与其所犯罪及主观恶性成一定比例，在科以刑罚时也要考虑罪与刑相适应。所以，我们对于未成年犯罪，特别是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无论持何种户籍均应当给予较轻的强制措施和较轻的刑罚。而不应当因为户籍差异而使非本市未成年人更容易在刑事诉讼中受到逮捕并判处拘禁刑罚。

3. 看守所收押不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身心的成长和再塑。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收押，往往是与其它成年犯罪嫌疑人关押在一起，在较长的一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成年人在各方面受到其它犯罪嫌疑人的影响。特别是很多犯罪嫌疑人不断讲述、炫耀自己曾经所犯罪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向未成年人传授犯罪方法。在这种坏境中，正常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被严重扭曲，未成年本来犯罪所产生的内疚感得不到强化，反而会在心理上觉得理所当然。这与在对待未成年犯罪时教育为主的政策不符，给未成年人未来回归社会带来极大的难度。

三、不同户籍地给司法机关带来的两难―― 矫正和放纵的两难

对于不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不同强制措施和刑罚的现象客观存在，但是在我们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中，在主观上并不存在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特别是我们海盐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一直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为宗旨，在审查批准逮捕中尽量慎捕、少捕，在审查时注重未成年人教育。但为何还会出现非本市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明显偏低且大量被适用拘禁刑罚的状况呢？主要原因在于：在于非本市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在本市没有固定的住所，其与近亲属的生活并不完全固定于本地。因定居所及生活归属于本地的缺失使得非本市未成年尚失了获得较宽松强制措施和刑罚的重要条件。

（一）公安机关对于非本市未成年人在海盐作案中，无法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轻罪名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要适用取保候审很重要的条件是交纳保证金或有固定的住所和收入的保证人提供保证。但是，非本市未成年人85%以上的犯罪集中在盗窃罪上，犯罪嫌疑人本身没有交纳保证金的能力；而且作案者基本都是其它省市到海盐打工人员，很多人都是跟随同乡前来，父母往往不在身边，缺乏符合条件的保证人。所以对他们也就难以适用取保候审。

（二）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对非本市未成年犯罪不批准逮捕，可能会导致刑事诉讼程序无法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此规定对于逮捕的条件作了规定，但从逮捕作为一种诉讼强制措施的角度可以发现，其本身的价值就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非本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正由于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一旦不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极有可能会逃避司法机关对其实施的刑事追诉活动，导致刑事诉讼程序无法正常进行。

（三）法院在审判后，对非本市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管制等非拘禁刑无法有效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18条分别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对于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这些非拘禁刑的有效执行都有赖于罪犯在判决生效后能够长期在海盐县工作、生活，并不逃避单位基层组织及公安机关的监督、考察。而非本市未成年人本来就没有固定单位、住所，即使有工作在被判刑后往往会掉失，所以对他们适用非拘禁刑罚后缺乏有效监督，他们往往会一走了之，使刑罚变得没有意义。

篇7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二)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三)教育与保护相结合。”这个法律条文对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作出了规约,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是不能有所选择的,是法律对教育的刚性约束,应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一、 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尊重人格尊严,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把人真正当成“人”,无论其年长还是年幼,聪慧还是愚钝,富裕还是贫穷,都享有作为“人”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未成年人虽小,但也是“人”,也具有人格尊严权。“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仅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人格权角度讲的,更多地是从尊重未成年人独立人格的尊严,使未成年人的自尊心不受伤害、个人价值不被贬低的角度讲的。”[1]

这条原则制订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一是由我国的宪法规定。《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二是由未成年人的特点决定。未成年人是一个相对于成年人在心理、生理、智力、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等方面都处于弱势的群体,其人格尊严容易受到忽视。所以,教育要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学校贯彻这一原则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要以未成年人为本位,不得实施体罚

鲁迅曾指出旧教育的弊端之一是“长者本位”思想很重,在“长者本位”思想的支配下,“学校犹家庭”,校长常以“婆婆”自居,学生“就像一群童养媳”,“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2]。在这种环境下,儿童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3]。鲁迅的论述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启示意义。因为现在的教育,也有少数教育工作者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例如,有的经常骂学生,“你真笨!你真傻!真是个榆木疙瘩。”“你简直是个!”“你再学也是那样!”甚至还有教师在学生脸上刺“贼”字,有的强迫学生吃粪便等等。这些行为和语言暴力,对学生的人格尊严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我们要认真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在教育中,要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尽量满足孩子们的正当需要,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2.要从多方面去理解和尊重学生

一是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就是要把学生当作与教师平等的人来对待,承认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应有的权利。教师不能随便给学生改名,不能给学生起外号,不能将学生的个人信息披露外传,不能私拆学生的个人信件,不能偷看学生的日记,不能搜身等。要注意尊重学生的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益。二是要尊重学生的特点。就是要承认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人,教育过程中要认可每个人在认知方式、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特点,让学生能够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而不是强求一律。三是尊重学生的发展。就是要把学生看作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在他们身上必然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不成熟甚至是缺点和错误,这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或步骤。即使一个学生在别人眼里一无是处,教师也应该发现他的发展潜力,并为他制定合适的发展目标,采取适合他的教育方式,让他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提高。

3.尊重学生但不放任学生

马卡连柯认为:“当我们对一个人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这种要求也就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人的尊重。”“孩子是活生生的生命,美好的生命,因此,对待他们就该像对待同志和公民一样,必须了解和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4]尊重学生的人格必须与严格而合理的要求相结合,这是辩证统一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我们不会严格要求一个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学生,在尊重的同时,必须向学生提出合理的要求,决不能放任学生不管。

二、 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指教育要紧密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特征,遵循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这条原则的理论依据有:一是未成年人的身心还没有成熟,教育工作者只有按照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教育才能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否则,将适得其反。例如,揠苗助长就是违背规律的做法。二是由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决定。教育除了受社会发展的规律制约之外,还受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即教育内容的实施、教育方法的运用等都要以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前提,必须遵循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这是教育的根本特性之一。

学校贯彻这一原则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要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进行教育

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是指在一定社会和教育条件下,个体身心发展的各个年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的、典型的、本质的特征。例如,初中学生性意识的萌发就是这一年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教育应根据这一特性进行施教。但有的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不注意儿童的年龄特征,结果适得其反。

案例一:某校有位初中女生平时性格内向、自尊心强,有写日记的习惯。一次课间偶然的机会,一女同学无意中发现其书包里的日记,好奇地翻看,并将日记中记录爱情心理活动的一段文字摘抄下来,汇报给了班主任。第二天,班主任将日记中的有关内容在全班学生面前朗读出来,并斥责其考试在即却不好好学习,作为女生不思检点等。当该生失声痛哭时,老师将此视为对自己的不尊重,说学生“要哭就出去哭,知道要面子就别写那样的日记”。消息传开,学校中到处有人对该生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该生觉得再也无脸见人,前途无望,回家后服毒自杀。

这位教师的教育方式是非常错误的,她违背了教育要根据学生年龄特征进行施教的原则。初中生处于青春发育期,身体发育处于第二次生长高峰,性的萌发与渐熟引起心理和行为方式上的一系列变化,表现出对异性的关心、接近以及对性的欲求等青春期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现象。初中生在日记中记录爱情心理活动的内容是她们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变化的反映,教师对这个问题不要大惊小怪,而要客观冷静地对待。首先要维护学生的自尊心,注意保守“秘密”,不应该在全班学生面前朗读出来,这样很容易在学生心灵上留下创伤。教师应进行正确的引导,要做学生的知心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切忌简单粗暴。

2.要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性进行教育

人的发展的规律性主要表现在人的发展的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个别差异性和整体性等方面。因此,教育不能逆人的发展顺序而行,不能混淆各阶段的发展任务、延误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关键期、扼杀学生的个性、破坏学生身心发展的内在联系。但在教育实践中,有些教师常常违背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教育效果适得其反。

案例二:有个初三女孩的数学考了97分,本以为会受到老师表扬,谁知老师却对家长说:“你女儿考了97分,瞎猫碰上死耗子。”这位老师不是采取鼓励、表扬、肯定学生的方法,而是从骨子里不相信学生,对学生采用批评、指责、否定的方法。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角度看,这位老师的做法违背了学生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和整体性规律。一般来说,男生与女生比较,女生情感比较丰富,体验深刻、持久,女生的自尊心比较强,对别人的指责与批评特别敏感。因此,教师的教育应考虑女生的心理特点,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以表扬、鼓励为主,这位老师的做法违背了这个特点,是错误的。其次,这个老师违背了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整体性规律。人的身体与心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德智体等素质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这位老师的做法打击了学生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不利于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最终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信心,学习成绩也可能越来越差。因此,教育必须注意全面性与和谐性,这样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3.要在“最近发展区”的水平上进行教育

这里有一个如何辩证地对待“教育要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问题。必须指出,教育一方面要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但不能被动迁就学生身心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固有特点,教育应积极主动地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适当走在学生发展的前面,要按照“最近发展区”的水平积极推动学生的发展。

三、 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是指在教育实践中,教师不能只讲保护,忽略教育;也不能忽略保护,只讲教育,保护和教育要密切结合,相互促进。这条原则的理论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教育法》规定学校对学生在教育、管理的同时负有保护的职责。这和家长的监护是有区别的。监护属私法范畴,监护人和监护职责可以依法转移。教育保护为公法范畴,学校不能放弃和转让教育保护职责。学校在教育学生的同时,应对在校学生的人身健康给予与学生年龄相当的关注和照顾。二是由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决定的。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教书育人不仅体现在教师既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智力的开发和品德的培养等方面,还表现为教师应对学生全面负责,要注意保护学生,时刻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

学校贯彻这一原则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尊重和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

学校应当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和保护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但在教育实践中,有些学校为了方便管理、提高升学率,往往对成绩不佳、违反纪律的学生,动辄以“开除出校”相威胁。这种行为既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第27条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因此,对于学习成绩不理想、经常违反校规校纪的相对后进的学生,学校仍应坚持教育帮助为主的方针,结合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转化工作。必要时,可以在合理范围内慎重地予以校内处分,但决不能随意将未成年学生开除出校,剥夺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2.不得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

任意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已成为学校教育的顽疾。早在他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育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戕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饴之,厚赏以诱之。嗟呼,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5]。由于负担过重,很多学生的身体受到了摧残。有的食欲不振,面黄肌瘦;有的佝偻驼背,未老先衰;有的眼睛近视了,神经衰弱了,身体读垮了,个性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损伤,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因此,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但需要指出的是,“减负”并不单纯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数量上的减少,更重要的是进行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深刻革新。

3.要保障学生的安全

学校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采取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一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应当达到安全保障的要求,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二是学校应对其服务管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教师和其他服务管理人员应恪尽职守,加强对未成年学生的管理,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危险等等。

此外,学校还要制定突发事件预案,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对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应当及时救护,妥善处理,并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总之,以上三条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是培养学生健康成长的根本性准则,教育工作者应当认真贯彻执行。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注解与配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篇8

 

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结构的现状及困境

 

少年司法制度的结构就是指组成少年司法制度的各个部分及其搭配组合间某种稳定的联系。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功能是系统结构中多个联系互动作用所形成的整体性，稳定健全的结构，有助于发挥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功能。一般地，司法制度是由概念系统、规则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几方面构成。概念系统就是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同类型的司法制度，其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组织系统就是司法组织体系，它是由各个司法机构和法律授权的专门组织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规则系统是指司法规范体系，包括司法组织规则和司法活动规则。

 

设备系统是指司法物质设施，是司法组织赖以进行正常活动的物质基础，包括法庭、监狱以及其他物质设备。概念系统和规则系统属于“软”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属于“硬”系统，司法制度就是一个“软”“硬”皆备的大系统?]一般认为，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宣告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法律依据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少年法庭实质只是附设于普通法院下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

 

少年法庭的出现，以其办案的实际效果，雄辩地证明了少年法庭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与欢迎。少年司法制度自创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现从司法制度四大组成系统，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现状作些分析。

 

1.关于概念系统

 

联合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控制与矫正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先后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重要公约，弱化了刑罚的报应观念，强调特殊预防中的教育刑论，重视刑罚的个别化，以轻缓的刑罚或多种非刑罚方法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优先适用教育改造措施，不得已求其次才适用刑罚，即使如此，也应和成年人犯罪处罚有所区别。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和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司法保护的做法，显示了对未成年人的刑法特殊保护理念，即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应优于保护社会利益，对未成年犯罪人应重在教育、感化、挽救，而非惩罚。此种理念集中表现在上述国际性条约所确立的保护少年的基本原则之中，即依法保护原则、双向保护原则、相称原则、少年司法社会化原则、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倡导行刑社会化和非监禁处理及少年司法专门化原则。我国是上述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其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也为国内立法所接受。如1992年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1999年生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上述立法规定表明，我国业已确立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少年司法原则。从上述分析出发，依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丨简称幻匕京规则》，以下同)以及我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精神，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框架下的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与《北京规则》关于少年定义略有不同的是，我国关于少年年龄只有年龄上限(未满18周岁)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年龄下限的规定，并且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少年和未成年人同义，不作区分。 [2]在概念系统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少年司法制度独立价值认识不足。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观不是站在社会发展之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价值取向上看待，而是以成年人之于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怜悯的感性认识来看待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把制度上的要求视为司法者情感上的恩赐，虽然一般而言并无不可，但因社会治安不好严打时，此种价值观往往会导致对未成年人待遇的忽视，走上少年人刑事政策的反面。

 

2.关于规则系统

 

中国目前尚未制定有关少年案件和少年司法的专门法律，对少年案件的处理主要依据是我国研U法>>、研IJ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 等法律有关条款关于少年案件处理的特殊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司法文件，如《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等。这些法律法规针对少年犯罪人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就少年案件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及矫治方法作了一些不同于成年人的规定，体现了对违法犯罪的少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以说我国已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基本上形成了少年司法制度规则体系的雏形。但在规则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缺失独立完善的少年司法法律体系。

 

第一，现有法律规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不够完善。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关于少年权益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道德、号召性条款多，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详细明确的界定。这种缺乏操作性的规定不利于发挥立法对司法实践的规范和有效指导作用，给予了司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不同法院以及不同法官对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作出不同的裁量结果，有损法律的统一性、公正性、权威性，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矫正教育和权利保护。工读教育、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定笼统而概括，可操作性差，而对于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的处置则根本没有统一的规定，且处罚机关繁杂，易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利于少年司法目标的实现。[3]

 

第二，没有形成独立于成年犯罪人的少年法律体系。现代世界多数国家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情况，一般均有专门的立法，如德国制定了 〈沙年法院法〉、印度制定的《儿童法)>、日本制定有《儿童福利法》、《少年院法》、《少年审判规则》等有关少年的专门法规。与此相比，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很少，有关少年犯罪、少年权益的保护，主要用为成年人制定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调整，未能充分关注少年犯罪人身心的特殊性，没有对少年实行区别对待、加以特别保护，可以说是不公正、不合理，也是不科学的。如在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处罚适用的是与成年人共同适用的刑法典;对少年刑事案件的审判，适用的是对少年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很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制定了〈铁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矢必和《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但仍远远不能适应目前少年审判的实际需要，如区别于成年人的少年刑事案件独立司法体制问题、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司法体制的设置问题、对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的管辖和审理问题等。[4]

 

第三，现有立法落后于司法实践需要。纵览现有的立法，虽然对少年司法制度有所规范，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不相适应。实践中，有些具有生命力的少年司法做法却没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例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设立的少年法庭、少年案件起诉组、少年案件侦查、预审组等，虽然都有益于对少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的贯彻执行，并已被社会所认可，但没有明确的立法依据。立法上的滞后，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根据现实需要设立了一些制度，但无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

 

3.关于组织体系我国现行处理少年司法案件的专门组织机构主要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等，它们依照法定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分工协作，分别承担处理少年案件的部分职能，共同形成了少年司法组织体系。在处理少年犯罪案件过程中，各自履行的职能主要表现为：首先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立案，立案之后随即进行侦查，侦查终结后，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少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凿，应当追宄刑事责任的，即作出起诉决定，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判，发现有罪的，作出有罪判决并宣告相应的处罚措施，这些处罚措施可以是刑罚，也可以是非刑罚处罚措施;最后，由相应的执行矫正机关予以执行对少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

 

组织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未成年人司法专门机构的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专门性的少年警察机构、少年检察机构、少年审判机构、少年矫正机构、少年律师机构等。仅就审判组织而言，目前少年法庭的的组织形式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I)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专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c 3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附设于刑庭内，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3)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这种少年庭不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还受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4)在刑事审判庭中指定专人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由于机构设置各异，运行机制各异，缺乏系统性，抑制了系统功能的整体性发挥，从而使得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体现出来，不能很好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对少年犯罪人进行特别保护的刑事政策。

 

4.关于设备体系目前，我国处理少年案件与处理成年人案件的人员基本上没有大的差异，多为从事成年司法工作的普通司法工作人员，专门从事少年司法工作高素质的人员严重缺乏;少年案件的处理机构与成年人的案件处理机构也没有大的差别，多为普通司法机构，只是在法院内部附设了少年法庭，负责审理少年案件;在执行机构上，设立了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等矫正机构对少年犯进行单独关押教育改造，防止少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关押在一起相互感染。

 

在设备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少年司法制度赖以运作的物质条件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欠缺。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尚不十分发达，不少地方的财政收入难以满足正常的社会发展需要，司法部门正常的办案经费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完善的狱政设施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完全实现法律所规定的分押、分管、防止犯罪人交叉感染的良好愿望，也很难达到少年司法的目标。设备系统的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从司法机构及人员来看，现行兼职型少年司法机构和人员在工作中，由于司法力量相对不足，往往要身兼数职，需办理大量普通刑事案件，这使得他们常常无暇他顾，无形中影响了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工作;从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来看，真正素质高、能力强、理想的少年司法工作者十分缺少，与少年司法工作的高要求很不适应。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丨试行)中要求。少年法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知识面广、业务素质好，熟悉少年特点，善于做失足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从未成年犯罪人关押、矫正场所来看，囿于经济条件限制，许多关押、矫治场所严重不足，难以做到未成年未决犯、已决犯与成年犯分关、分押和分别矫治的要求，严重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使法律规定虚置化。

 

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出路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自诞生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少年犯罪人的预防、保护、矫治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但现有的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诸多不足，不能很好地满足少年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少年司法经验，从少年司法制度结构的四大组成系统方面，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1.改革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系统我国相关立法虽已将教育、感化、挽救，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等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确立为少年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但人们对确立此原则的法理学根据并非十分了解，以至于人们对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价值认识不足，认为国家对少年犯罪人的宽大处理仅是出于对其同情、怜悯。此种认识的偏差，不利于人们自觉地贯彻少年司法原则，确保少年司法目标的实现，故有必要明确构建少年司法原则的法理学根据。

 

一般认为，此原则确立的法理学根据主要有：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国家亲权理论、刑事近代学派理论等。现具体阐述如下：首先，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展未达成熟阶段，思维相对简单，自控能力较差，易感情用事，明辨是非的能力较成人低，易受不良因素影响，进而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鉴于未成年犯罪人生理、心理尚未成熟的上述特点，理应将“不能预谋犯罪”的儿童与那些经过深思熟虑而实施犯罪的成年人区别对待，对失足少年重在教育、感化、挽救、拉一把，促其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推一下。另外，少年违法犯罪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反应也与成年人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采用与成年人相同的处理方式，就有可能在他们尚未成熟的心灵上，形成一定的心理障碍，直接影响处罚的效果。

 

其次，国家亲权理论。国家亲权，即国家作为一国之家长，是本国内无法律能力者丨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享有监护权利，承担监护义务，对其进行保护、教育、照管和监护。根据这一原则，政府有代表国家保护少年权益的义务，对一些成长环境不良、生活无助和父母无监护条件或能力的少年负有监护的责任。作为监护人的国家不能只是对自己的监护人进行惩戒，而应注重教育，故国家亲权理论下，对未成年犯罪人应从保护教育改造的角度出发，特殊对待。

 

最后，刑事近代学派理论。刑事古典学派基于客观主义立场，认为人人都是理性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自由，行为人实施犯罪是其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所以应依据危害大小承担相应的报应刑，因而古典学派对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未作区别处理。然而，古典学派关于理性人自由意志的假设，很快就被实证学派证明是一种幻想。实证学派通过大量实证事实说明了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绝非如古典学派所言的自由意志选择的产物，而是行为人自身、社会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换句话说，犯罪是被决定的而非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既然如此，追宄行为人的责任便不能是道义责任，只能是基于社会保护需要的社会责任，强调不同行为人的危险人格是责任大小的衡量依据，惩罚的目的不在于报应而是另有目的。此时，未成年人才受到了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处遇获得理论上的支持，才使得区别对待两者成为现实。不过，早期的实证学派过分强调了社会防卫，有过分牺牲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之嫌。因此，二战后格拉马蒂卡的社会防卫论以及安塞尔的新社会防卫论对实证学派的社会防卫论作了改进，前者认为不应牺牲个人来保全社会，而应该对个人和社会同等保护，后者认为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以保护个人为基础，以犯罪人的处遇为核心，特别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

 

2.改革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规则体系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体系存有严重不足，亟需完善，这既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要求，也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我国是 €11：京规则》的参与制定国和缔约国，该条约要求成员国“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少年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被称为“法官妈妈”的尚秀云针对我国当前少年法律规定的不足，曾发出这样的呼吁，“在审判工作中我迫切地感受到我国应该有适合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我们国家对犯罪的孩子仍然用的是成人法，只不过在条文中有一些对未成年人罪犯实行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我们非常希望能有自己的少年司法制度，这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首先，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少年法律体系。我国现有不少学者业已提出了建立我国少年法律体系的见解。有的学者主张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有的学者主张在现有刑法典基础上，单设少年犯罪的特殊章节，条件成熟时再制定少年刑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有的学者主张为与〈颇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相配套，可以分别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法》和《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法》，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律体系。上述观点表明我国学者关于应该完善少年立法已取得了共识，存在分歧的只是采用何种法律表现形式。笔者以为少年立法重要的固然是内容，但形式也是应该慎重考虑的。

 

我国目前有关少年的立法就是一种分散式规定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少年法律显得过于分散，系统性不够，未能突出少年司法制度应有的独立性、重要性，不便于人们掌握运用少年法律保护少年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此种分散形式使得少年司法规定缺少应有的总的指导原则总领全局，不利于少年法律体系构建的和谐统一。鉴于此，笔者以为第一种主张是妥当的，第二、三种主张存在的缺陷和我国目前少年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未有二致，故不足取。在具体制定我国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时，可资借鉴德国少年法院法的立法模式。该法详细规定了少年法院法的适用范围、指导原则、少年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少年法院组织和少年刑事诉讼程序、执行和行刑等少年犯罪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

 

其次，完善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存在多方面的不足，需要完善。在刑事实体方面，应明确规定少年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宗旨与目的，强调保护处分为主，刑事处罚为辅，奉行优先保护少年原则;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特点，明确规定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管制、拘役刑罚及过于严厉的死刑(包括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对未成年人不适用，因为此类刑罚对犯罪未成年人来说要么改造效果不大，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留下犯罪记录，影响其重返社会，要么处罚过重，有违国际轻刑化趋势与教育保护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增加相对不定期刑及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发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功能;在缓刑适用上应作出与成年人不同的特别规定，缓刑条件不应过于严格，有助于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率，切实贯彻非监禁化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增加规定的可操作性，减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少年权益的侵害;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自身特点的刑罚裁量与执行制度，扩大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等。

 

在刑事程序方面，建立少年刑事案件的专门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制度，由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审判、少年矫正等专门机构和人员行使相应职权，采取与成年人不同的方法，如在调查少年犯罪行为的同时，注意调查少年犯罪人出生曰期、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以及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审查其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在审理上，采取不公开的形式，与成年人分开审理，审理时必须态度诚恳等;在处理上，对未成年人贯彻宽大原则。在执行方面，建立起一套包括监禁、缓刑和假释的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制度体系，以满足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需要。

 

再次，扩大少年法庭对少年案件的受理范围。由于国外大多数国家使用广义的少年概念，所以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是宽泛的，不仅包括违法犯罪少年，而且包括 “需要监督的少年”和“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如日本的家庭裁判所管辖的少年案件是非常广泛的，从对象来看，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从内容来看，包括应受刑事制裁的刑事案件、未构成刑法上的犯罪、构成刑法上犯罪但不应受刑事制裁的保护案件和危害少年福利的成人案件。我国少年法庭受案范围仅限于少年刑事案件的局面不利于充分发挥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故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在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将少年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纳入到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之中，适用严格的少年司法程序进行处理，加强对少年人教育、感化、挽救，避免行政机关处理过程中的随意性。这与《北京规则》确立的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并不矛盾，因为适当扩大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对少年教育保护，这与《北京规则》减少对少年司法干预的精神是一致的。

 

最后，加快立法步伐，满足现实对法律的迫切需要。我国关于少年司法的许多规定，处于规章、行政命令的层次，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如公安部《看守所条例》;有的处于试行、暂行阶段，没有进一步总结定型，上升为法律，如1986年司法部颁发的〈沙年犯管教所暂行管理办法丨试行)》;有的还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完善的、可操作性的法规，如〈沙年犯罪立案、侦查、起诉法>> 等;有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已时过境迁，无法适用了，如1954年〈傍动改造条例》等。对于此类规定，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将其转化为法律。另外，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富有生命力的做法，应该加紧调研，尽快将其成功的做法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解决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3.改革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组织体系和设备体系少年司法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包括少年审判制度、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仲裁制度和少年公正制度等。从多数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来看，大体经历了由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向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过渡的阶段。目前，人们对广义少年司法制度具体范围认识存有差异，但多数国家认同对少年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少年司法体系。我国对此可以借鉴，设立与少年法庭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少年矫治等制度，积极发挥少年司法制度在预防少年犯罪、教育保护矫治少年犯罪人的整体作用，实现少年司法制度既保护少年合法权益，也保护社会利益的双重目的。在两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优先保护少年犯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立足于少年的特殊性，从本土资源出发，建立合理的少年审判评价体系。尽管现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独立，居中裁判，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但少年司法制度却要求法官积极主动的参与少年审判，法官要承担对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少年犯的调查、教育、帮教、回访、解决就业、升学等职能。

 

少年法官审判职能的扩大化正是少年司法的特殊性所在，这种特殊性必须得到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保障。在现有以成人模式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下的法官评价体系之下，少年法官所付出的成效显着的辛勤劳动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受到是否超出法官职责范围的质疑。现行法院的目标管理制度无法合理地评价少年法庭审判人员的工作，这已严重影响到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司法制度迫切需要突破寄身于成人司法模式下的格局，凸显其特殊性与独立性。为了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及其发展问题，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水平不一的实际状况，在组织体系方面，建立一种多元化的少年司法制度格局应是改革的出路。可以考虑在有条件的地方创设少年法院，当然寄希望通过创设少年法院来解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她至少给我们一种预期。

 

为了确保上述制度的有效运作，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可对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加大投入，建立起与上述少年司法制度相配套的硬件设施，比如少年犯管教所、少年犯羁押所、独立的少年法院等，实现对少年犯人分押、分管、分审;加强对专门少年司法人员的培训工作，使其了解少年司法与成年人司法的不同，明确少年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胜任少年司法工作并热爱少年司法工作。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少年法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 李亚学。少年教养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

 

[2] 康均心。法院改革研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til J].青少年犯罪问题[李亚学。少年教养制度比较研究[Mj .北京：群众出版社

篇9

一、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确保师生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1、继续开展以创建“安全学校”活动。各校要根验收的标准，明确校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层层落实责任，动员全体师生积极参与到“安全”的活动中。

2、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知识教育。要坚持安全教育与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的原则，重视学校安全文化建设。要充分挖掘文本的安全知识资源，利用学校的各种宣传场所和设备，增强安全意识，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自我防范安全常识，提高自防自救自护能力。

3、加强安全管理。继续加强学校的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饮食安全、校舍安全、游泳安全、外出活动安全等一系列涉及学校安全工作，做到期初有布置、有计划，期中有检查、有督促，期末有评比、有总结，努力减少和遏制各项安全事故的发生。

4、通过学校宣传栏、广播、家长学校等阵地和学生大会、安全例会、家长会、家访、致家长信等途径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到师生、学生家长和广大人民群众，使学校的安全教育形成校内外强大合力，上下齐抓共管，共筑安全防堤，为学校创造一个安全系数高健康和谐的环境。

二、全面推进学校“依法治校＂、依法执教工作。

1、各校要加强学校法制教育，重视整个教师队伍的普法工作，使广大教师在学法、守法、用法等方面都能为人师表。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网络，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教育格局。全面推进我校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2、深入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活动。坚持以创建依法治校示范校为载体，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制素质，推进依法治教进程。首先，各校要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依法建制，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施教；其次要以“四民主两公开”为载体，扎实推进学校民主法制建设，深入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三、加强学校治安综合治理，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维护学校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创造良好的学习教育环境，是关系到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重大问题，也是搞好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内容。各校要定期与不定期对学校及周边治安进行专项整治活动，对学校内部的治安及安全隐患进行全面的排查，重点排查学校内部安全和治安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管理是否规范，措施是否得力，教育是否落实，设施是否过关，特别是要对学校内部的重要要害部位（食堂、宿舍、电教室、办公室、财务室等）进行全面的检查。联合相关部门，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改什么问题”的原则，继续加大校园及周边治安整治力度，促使教书育人的环境不断优化，治安秩序保持平稳。

四、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许多困难，各校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法律。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贯彻“两法”的良好氛围。加大宣传力度，依法尊重和保障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尊重未成年学生的人格尊严，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并努力做好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工作，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二是要继续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的文化环境，要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学生严禁进入营业性歌舞厅、网吧等场所的教育，正确引导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生活观；要积极配合当地公安、文化、工商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特别是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种隐患的打击力度。三是突出重点，切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于行为习惯较差的后进生，各校要继续坚持帮教制度，要定人、定时、定责任，充分利用新课程改革的大好环境，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抓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毫不松懈地做好控制流失工作，保障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附：月活动工作安排。

*年安全法制月活动工作安排

月份工作内容

二月份1、各校组织修订和完善学校各种安全防范制度，制定学校普法、综治、“安全”等工作计划，健全学校安全保卫组织机构，明确各种安全岗位人员职责；

2、组织开展师生安全教育；

三月份1、各校组织开展安全教育日活动（3月28日）；

2、开展安全及法制教育；

四月份1、各校组织学期中安全大检查，并整改安全隐患；

2、组织整治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

五月份1、在全体师生中开展一次以道路交通、游泳、食品卫生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

2、开展普法教育宣传月活动；

六月份1、开展“世界禁毒日”活动教育（6月2日）；

2、组织师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开展“消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并开展一次消防专项整治活动（6月11日）；

3、布置学校期末安全大检查；

七月份1、组织暑假学校安全工作检查；

2、开展校舍安全检查月活动，及时整改校舍安全隐患；

3、开展安全及法制教育活动；

八月份1、做好学校暑假安全防范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2、各校修订各项安全责任书，完善各项安全防范制度与措施；

3、组织开展“反”宣传教育活动；

九月份1、学期初安全检查；

2、各校组织各教师、班级、学生及其家长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

十月份1、各校组织师生开展冬季森林防火、消防知识及安全防范知识教育；

2、在师生中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3、组织学生参加市安全法制知识竞赛或征文比赛；

十一月份1、学校组织“创安”自查自评及总结工作；

2、做好迎接各级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评；

3、组织学习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加强和改进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4、组织开展“11.9”消总结；防宣传教育活动；

篇10

一、内容

2003年度

第一卷：政务环境、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

1、社区的学习制度和记录

2、社区干部的道德教育的制度、计划、主题和典型

3、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和内容

4、维护未成年人的机构和内容

5、法制教育的计划和总结

6、社区居民、青少年的学法记录、安排、考核

7、普法宣传的安排、简报、资料

8、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防范巡逻制度

9、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规划

10、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的有关机构

11、民主决策制度

12、诚信主题教育的安排、记录和实践活动的安排、记录

第二卷：人文环境、生活环境

1、重要事件、重要纪念日、节庆日开展教育活动的安排、记录

2、国防、国家安全教育的安排和记录

3、形势报告会制度

4、群众性形势教育主题活动的安排、记录

5、2003年-2005年公民道德建设规划

6、2003年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总结

7、市民教育的学习型组织

8、市民教育计划、教材、学员名单、报到册、教师队伍（本材料要按照教学计划分别准备教学计划、学员名单、报到册和教师队伍）

9、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教育制度和计划总结

10、公民道德宣传的安排、总结和资料以及先进典型的材料

11、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安排、总结和工作机制

12、学校、社会、家庭思想道德建设的网络和为未成年人办实事记录

13、科普宣传的安排、总结和资料

14、社区科普志愿者组织、活动记录、

15、社区多功能文化活动场所的统计记录（总面积每万人大于500平方米）

16、社区公共体育设施记录

17、社区居委会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辅导员的注册登记制度

18、社区居委会群众业余文化体育活动队伍名单（不少于4支）

19、社区群众文体活动简报或记录（不少于4次）

20、见义勇为先进的事迹材料和表彰材料

21、扶贫帮困的机构和措施

22、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安排、记录、机制

23、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名册（占社区人口总数的比例大于8%）

24、开展志愿者活动的记录

25、公益性活动的机构、制度和记录

26、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资料

27、计划生育率记录（大于95%）

28、登记失业人口再就业材料（大于70%）

29、低保工作资料（制度、名册等）

第三卷：创建活动

1、2003-2005年3年创建文明城区规划（有目标、计划、措施）

2、2003年创建文明城区计划、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3、2003年-2005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有目标、计划、措施）

4、2003年精神文明建设计划、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5、2003年创建工作计划、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6、2003年爱国卫生工作计划、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7、2003年创建文明城区实施方案（有目标、计划、措施）

8、2003年创建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创建、爱卫工作4个工作机构、职责和工作制度

9、创建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工作专题工作记录

10、创建的评估表彰制度和奖励措施

11、创建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爱卫工作宣传、实践活动的简报、记录

12、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安排、记录、总结（覆盖面大于80%）

13、创建文明行业、单位、社区的有关资料

14、创建宣传资料

15、门前三包责任制、自行车停放管理制度和责任人

第四卷：上级有关文件资料

2004年度

第一卷：政务环境、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

1、社区的学习制度和记录

2、社区干部的道德教育的制度、计划、主题和典型

3、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和内容

4、维护未成年人的机构和内容

5、法制教育的计划和总结

6、社区居民、青少年的学法记录、安排、考核

7、普法宣传的安排、简报、资料

8、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防范巡逻制度

9、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规划

10、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的有关机构

11、民主决策制度

12、诚信主题教育的安排、记录和实践活动的安排、记录

第二卷：人文环境、生活环境

1、重要事件、重要纪念日、节庆日开展教育活动的安排、记录

2、国防、国家安全教育的安排和记录

3、形势报告会制度

4、群众性形势教育主题活动的安排、记录

5、2004年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总结

6、市民教育的学习型组织

7、市民教育计划、教材、学员名单、报到册、教师队伍（本材料要按照教学计划分别准备教学计划、学员名单、报到册和教师队伍）

8、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教育制度和计划总结

9、公民道德宣传的安排、总结和资料以及先进典型的材料

10、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安排、总结和工作机制

11、学校、社会、家庭思想道德建设的网络和为未成年人办实事记录

12、科普宣传的安排、总结和资料

13、社区科普志愿者组织、活动记录、

14、社区多功能文化活动场所的统计记录（总面积每万人大于500平方米）

15、社区公共体育设施记录

16、社区居委会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辅导员的注册登记制度

17、社区居委会群众业余文化体育活动队伍名单（不少于4支）

18、社区群众文体活动简报或记录（不少于4次）

19、见义勇为先进的事迹材料和表彰材料

20、扶贫帮困的机构和措施

21、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安排、记录、机制

22、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名册（占社区人口总数的比例大于8%）

23、开展志愿者活动的记录

24、公益性活动的机构、制度和记录

25、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资料

26、计划生育率记录（大于95%）

27、登记失业人口再就业材料（大于70%）

28、低保工作资料（制度、名册等）

第三卷：创建活动

1、2004年创建文明城区计划、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2、2004年精神文明建设计划、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3、2004年创建工作计划、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4、2004年爱国卫生工作计划、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5、2004年创建文明城区实施方案（有目标、计划、措施） 6、2004年创建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创建、爱卫工作4个工作机构、职责和工作制度

7、创建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工作专题工作记录

8、创建的评估表彰制度和奖励措施

9、创建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爱卫工作宣传、实践活动的简报、记录

10、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安排、记录、总结（覆盖面大于80%）

11、创建文明行业、单位、社区的有关资料

12、创建宣传资料

13、门前三包责任制、自行车停放管理制度和责任人

第四卷：上级有关文件资料

2005年度

第一卷：政务环境、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

1、社区的学习制度和记录

2、社区干部的道德教育的制度、计划、主题和典型

3、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和内容

4、维护未成年人的机构和内容

5、法制教育的计划和总结

6、社区居民、青少年的学法记录、安排、考核

7、普法宣传的安排、简报、资料

8、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防范巡逻制度

9、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规划

10、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的有关机构

11、民主决策制度

12、诚信主题教育的安排、记录和实践活动的安排、记录

第二卷：人文环境、生活环境

1、重要事件、重要纪念日、节庆日开展教育活动的安排、记录

2、国防、国家安全教育的安排和记录

3、形势报告会制度

4、群众性形势教育主题活动的安排、记录

5、2005年公民道德建设计划、半年总结

6、市民教育的学习型组织

7、市民教育计划、教材、学员名单、报到册、教师队伍（本材料要按照教学计划分别准备教学计划、学员名单、报到册和教师队伍）

8、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教育制度和计划总结

9、公民道德宣传的安排、总结和资料以及先进典型的材料

10、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安排、总结和工作机制

11、学校、社会、家庭思想道德建设的网络和为未成年人办实事记录

12、科普宣传的安排、总结和资料

13、社区科普志愿者组织、活动记录、

14、社区多功能文化活动场所的统计记录（总面积每万人大于500平方米）

15、社区公共体育设施记录

16、社区居委会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辅导员的注册登记制度

17、社区居委会群众业余文化体育活动队伍名单（不少于4支）

18、社区群众文体活动简报或记录（不少于4次）

19、见义勇为先进的事迹材料和表彰材料

20、扶贫帮困的机构和措施

21、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安排、记录、机制

22、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名册（占社区人口总数的比例大于8%）

23、开展志愿者活动的记录

24、公益性活动的机构、制度和记录

25、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资料

26、计划生育率记录（大于95%）

27、登记失业人口再就业材料（大于70%）

28、低保工作资料（制度、名册等）

第三卷：创建活动

1、2005年创建文明城区计划、半年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2、2005年精神文明建设计划、半年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3、2005年创建工作计划、半年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4、2005年爱国卫生工作计划、半年总结（有目标、计划、措施）

5、2005年创建文明城区实施方案（有目标、计划、措施）

6、2005年创建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创建、爱卫工作4个工作机构、职责和工作制度

7、创建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工作专题工作记录

8、创建的评估表彰制度和奖励措施

9、创建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爱卫工作宣传、实践活动的简报、记录

10、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安排、记录、总结（覆盖面大于80%）

11、创建文明行业、单位、社区的有关资料

12、创建宣传资料

13、门前三包责任制、自行车停放管理制度和责任人

第四卷：上级有关文件资料

2003-2005年3年的图片资料用影集附说明单独组成一卷

二、要求

1、所有卷宗封面均打印贴纸，标题为“创建文明城区专卷”，均使用正规档案盒按照标准归档，所装内容除会议记录、活动记录或教案讲义等，其它均打印归档。

2、档案卷内均按照要求分年度组卷，每年4卷，每卷内容严格按照上述标准准备，不能少项。

3、各社区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组织人员，集中时间准备资料，在四月中旬全面完成档案资料的准备，办事处将组织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