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的教育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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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 生态文化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13-04

生态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共同本质。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它反映着社会发展的状况，根源于社会实践及其发展的需求，但又不完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另一方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反作用，虽然是以柔性的方式实现的，但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文化的这种共同的和本质的特征，在生态文化方面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生态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要受到整体的文化特征的影响和制约。正是由于生态文化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的关系，使得中国的生态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和内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文化与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功能及其作用方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其发生作用的机制，是通过文化环境和氛围，对社会成员的个体发生作用，使之接受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成为习惯，从而转化为共同的、持久的社会运行和存在方式。生态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类型，在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上也具有这一共同的特征。

如何理解生态文化？由于视野和研究目标的不同，理解生态文化的切入点会有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理解生态文化不能离开文化的基本功能、特征和作用方式。据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生态文化：（1） 人或人类与生态环境一体的认识。这是生态文化生成的前提，没有关于人与生态环境之间一体的关系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化。本文赞成人与自然对话的观点，但这与自然在本质上与人类同为一体的生态文化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别。（2） 生态问题成为思考社会发展问题中的一个自然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生态思维成为思维习惯并在行为中得到体现。这是从个体方面所形成的生态文化的基础，是生态文化的底层的结构和最基础的部分。（3） 形成生态文化的社会氛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由构成这一系统的无数个体集合而成的。个体的文化行为只是整体文化特征的体现，与社会文化还具有较大的差异，个体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如果不能与其他个体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形成同构，就无法形成整体的社会文化氛围，就不能称为文化，不能发挥作为文化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在整体、统一的文化环境中，都必然存在一些与主体的文化特征和氛围不同甚至冲突的个体及其行为。之所以不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文化，正是因为文化的作用是通过文化环境来影响着其中个体文化的形成过程，并制约着个体的言论、行为、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的设定与实现程度的。

虽然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但是，任何个体首先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的道德、认知和行为特征、生活方式等，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逐步形成并长期稳定下来的。所以，社会的主流文化必然对社会成员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产生巨大的塑造作用，其特征必然会在更多的社会成员身上得到体现。而在一定的文化体系结构中，何种文化要素占主导地位，则文化体系就更多地显示出相应的特征和倾向，并对个体的思维与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生态文化作为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化体系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关系认识的整体水平，也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和政策的状况。而生态文化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环境，对社会成员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发生作用的程度，必然受到生态文化本身在文化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制约。当生态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态度、人的生态行为及相关的社会政策等，都会朝着有利于热爱自然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全球资源加速消耗、环境持续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强化生态政策、发展生态文化，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在当前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生态文化的研究，确立生态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更重要的地位，使传统的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化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单纯经济发展的文化观念，转向更加重视生态的发展观，在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和制定有关政策时将生态问题作为基本因素并形成制度和习惯。同时，由于文化的积淀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必须加强科学生态观的教育，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使科学的生态观逐步转化成生态文化氛围。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作为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至于本文所以将生态文化的发展分成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历史阶段，是因为工业社会独立出来的所谓“信息时代”，还没有真正脱离工业社会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在生态观方面，当代世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基本是由工业化造成的。这种情况对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生态文化来说，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中国农业社会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生态文化有诸多共同点：本质上都是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其主要的内容和特征都反映了社会实践发展的状况和需要；生态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力都是由于人或人类生活面临着严重或较为严重的危机，等等。但由于农业和工业社会处于社会发展本质上不同的阶段，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生态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质的差异。在中国，自然经济经过了较西方社会更加漫长的发展史，与之相应，以农业文明为深厚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具有十分明显的自身特点，且这些特点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首先，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具有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特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因社会的统一而持续发展，具有长期的连续性。这种文化的连续性，保持着一个长期受儒家思想主导的状况。生态文化在先秦“天人合一”等思想中就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主要在道家、佛教思想等特别是道家思想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形成了复兴的趋势。生态文化虽然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中一直没有取得主流文化的地位，但它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生态文化重要的历史资源。其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等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的生态文化思想反映了中国2000多年生态文化最基本的特征。道家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及其系统的关于生态文化的思想观点体系，是以中国古代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对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生活相互关系的自然观和生态观为核心的。古代的生态文化所围绕的中心是人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将心灵寄托于自然之境。在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方面存在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在如何解决社会与自然矛盾的关系上，所采用的方式更多的是“人定胜天”。但它主要不是针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是针对自然自身的状况所形成的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危机，自然对人类生活的破坏不是根源于人类实践对自然的破坏，而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形成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和秦汉时期，人们不仅将自然视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而且很多认识和观念都是基于现实生活，从对自然界运行、变化过程的体悟中形成的，世界观特别是人生观中明显地带有自然的色彩，从而对人的生存态度和行为模式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常常是比照自然规律而形成的，认为人的本质最终源于自然的本质。所以，在中国古代，尽管政治的和道德的文化长期占据文化体系的核心地位，但以人与自然本然一体的生态文化观对人的思维、行为也具有较为直接和深层的影响。

其次，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更主要地源于人与社会的矛盾。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足，相应地也就决定了人类实践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较为有限，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足以引起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严重矛盾，矛盾只表现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破坏，而这实际上只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古代的生态文化并不根源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由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而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的社会纷争和动乱，使社会和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难以预测，生产和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社会矛盾长期存在并激化，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社会内部的矛盾长期无法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不能和谐相处，人的精神和心理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归宿，社会生活内部的危机促使部分社会成员将心灵转向自然。而在儒家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不同的社会观点受到了排斥，其行为更是不容于世，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人们的心灵转向自然，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更持久地在部分社会成员中得到延续。所以，人生活的基础和环境，就是自然和社会，如不能相容于社会，就只能寻求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另一部分――自然形成更密切的关系，以求从中得到解脱或寄托，这是早期中国生态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

再次，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具有养生和避世的特点。传统的人与社会的矛盾更多地体现在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之上（尽管只有众多这样的个体才能形成生态文化）。人与自然本然同一的思想，如前所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源自人与社会的矛盾向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转移。所以，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一种方式，是对社会生活中矛盾的回避，因而具有消极、避世的特点。但是，这种由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所转化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具有“文化”的特点。因为作为生态文化，必须是主体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与主体自身的心理、情感、态度和自我评价形成同构，从而形成个体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并在社会中形成一定的氛围，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认识和观点，与“文化”还有较大的差别。只有在人们真正将心灵和情感转向自然、拥抱自然的时候，才能真正使作为主体的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形成同构，因而才能使上述生态观和自然观转化成为文化因素，进入“文化”的层次和范畴。

三、当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工业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方式，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而生态文化也必然在基本特征上与农业社会生态文化形成较大的差异。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的时代，工业化有了相当的发展，信息化过程也在日新月异。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还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整体上处于自然经济、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存的阶段。所以，除了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特征还有深厚的基础以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又使中国的生态文化在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工业时代甚至后工业时代的特征。

首先，生态危机或者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人类生存的危机源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当代社会发展对自然的破坏造成了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使对自然的保护、生态的稳定与平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使生态文化逐步得到发展。当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规律，但它又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形成的。在工业化初期，人们虽然对生态的持续发展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国家也制定了一定的生态保护政策，但由于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对生活的影响整体上还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现代社会的生态观在理论、观念和政策中所发生的影响都十分有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内，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所以，由于社会的发展引发了众多的生态问题并制约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生态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因而在文化观念中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生态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当代中国生态文化所围绕的中心，本质上没有离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工业社会生态文化所围绕的关键问题，已不再是人与自然如何融为一体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护自然、保护生态，从根本上将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手段来看待的。如果没有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制约，当代生态文化存在的基础就极其薄弱。所以，工业时代包括当代社会生态文化的本质还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多年来一直在“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这种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生态文化，具有很浓的实用主义色彩，与真诚地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甚至以自然为心灵皈依的传统生态文化观具有重要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国家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多年之后，在科学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观基本要求的今天，对生态的破坏还仍然无法遏制，“人类中心主义”在社会发展战略与发展方式方面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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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从现代化理论、资本全球化理论和文明交往论等多学科交叉，分析在现代化进程中，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传统武术面临着各种挑战并提出相关看法，以抛砖引玉。

关键词 传统性 现代性 资本 全球化 挑战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资本是现代化的原动力，并促使科技、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等全方位的变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传统武术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社会逐渐消失。中国传统武术面临着重大抉择：抱残守缺以至被边缘化或穷则变，变则通。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武术的“传统性”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社会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期，表现为半公半私的农村公社。它不是我国所独有，但在我国长期存在是与我国所处的独特的地缘和环境是分不开的。在经济上表现为半公半私的农村公社农耕经济，在政治上表现为统一的中央皇权，在文化上是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儒家道德。这种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内部各单位相对独立的缓慢而稳定发展。中国的传统社会表现出强的“传统性”是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孕育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武术。

（二）中国传统武术的朴素性

1.中国传统武术支撑理论的朴素性

中国传统武术的系统化、理论化离不开其母体社会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在该社会形态中发展成熟的隐含着丰富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以《易经》、《庄子》《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理论支撑。中国传统武术的理论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如太极说、五行说、道气论、天人合一说等。根据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原理，五行拳创出了劈拳变钻拳、钻拳变崩拳、崩拳变炮拳、炮拳变横拳、横拳变劈拳。相关学说反映的是远离现代文明的传统农耕社会条件下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水平。

2.传统武德的朴素性

中国传统武德反映的是传统儒家道德。这种武德主要是从“三纲”中演变出来忠、孝、节的思想和仁、义、礼、智、信等“五常”的思想。这种道德一方面反应了半公半私的村社小农经济，还反应了大一统的中央皇权的集权。其他如“五湖四海一家亲”、“锄强扶弱、伸张正义”“重义轻利”等草根武德无一不是以上武德中衍生出来的。武德要求武士要有忠孝节义之德来维护中央皇权，还要求习武者遵守并服从社会宗法。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所造就的。

（三）中国传统武术的宗派性

1.中国传统武术封闭性

任何一种传统武术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它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武术一样，有着鲜明的区域性。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这使中国的传统武术显现出各自独立发展、门派众多，封闭保守和地域特色。

2.中国传统武术宗法性

“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农村导向的半封闭性宗法社会，其特征血缘家族本位，父家长制、众子均分继承制，祖先崇拜，重视传宗接代，个人价值受到贬抑。”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武术传播中宗法倾向较明显；武术宗师就是家族祖宗、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血缘化倾向导致了各门派之间封闭保守。另外对传统经验的盲目崇拜也不利于武术的健康发展。

3.中国传统武技的复杂精奥性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拳师具有较充裕的时间和经历来进行拳术研究。宗族聚居和儒道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拳师们有财力和智力进行拳理研究。以陈氏太极拳为例，陈式太极拳创始于明末清初的陈王廷，而他本人就是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九世孙。从陈王廷起，陈氏世代传习太极拳。中国传统武术在历代拳师的努力下变得博大精深，拳理深奥，技术复杂。

二、现代化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挑战

现代化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也称作全球化。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和在运动中自行增质的特性，使资本有力量充当现代化的原动力，并驱使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来追求利益最大化。“大体而言，一个国家（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愈是深厚，愈是自成体系，现代化变革遇到的阻力就愈大，传统与变革的冲突就愈激烈，在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延误、曲折与变异性也愈加突出。”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受到了明显的外部刺激的条件下才开始的，这种传导性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社会变迁。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续，自成体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却面临着种种困难。传统武术是建立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是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具有鲜明的农业社会的痕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挑战。

（一）自然科学的进步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挑战

资本最大限度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要求生产过程科学化，并推动着科学的进步。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为了进一步增值，必然追求更大的运动空间。这就决定了资本打破国家藩篱的强烈欲望，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驱使最先进的科技作为手段来为之服务。这就促使战争的手段发生巨大变化，源于中国的火药，在资本的驱使下真正的大规模用于战争，并取代冷兵器，人类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中国传统武术作为战争手段的地位逐渐弱化。这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打击是沉重的。另外西方医学和天文学的进步也对传统武术的筋络学说、道气学说、周天说形成了挑战。

（二）社会科学的进步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挑战

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打破了以某几种具体物质形态做为世界本源的学说和以几种具体物质属性所建立起来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朴素的辩证法（如五行相生相克），使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理论基础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太极学说”、“五行学说”、“道气说”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主要得力于它的深厚的连续性积累优势与经验唯物论倾向，但不曾向开放性技术体系转化。”相应地成长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只是区域性经验的概括总结，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挑战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三）现代性对传统武术的挑战

现代化过程中，在资本的驱动下，自然的人被经济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性、宗法性、地域性关系逐渐被法律性、经济性关系转化。经济生活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旋律，生活节奏加快，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逐步代替了具有周期性间歇性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形式。流水线的生产形式要求打破农业社会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这也冲击着传统武术中修身养性的理念。这一切使得传统武术中的复杂、难学、繁琐的技术，具有排外性宗族血缘性的传承方式以及带有封建色彩的师徒传承和教学方式，成为传统武术健康发展的阻碍。这一切对传统武术的传承形式、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中国传统武术的应对措施

（一）调整中国武术自身，以适应现代化潮流

1.调整武术精神，以适应现代化社会

中国传统武术在注重时代精神的前提下，进行深刻的自我挖掘，找到那些经过改变可以符合时代要求东西，坚决去掉烙有封闭的小农经济色彩的江湖义气、地域隔绝等落后的东西。在现代化进程中赋予传统武德以新的含义，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建立自己鲜明的新的武术道德。忠，体现了对国家的忠诚；仁义，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礼，体现了武术练习者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信，则更体现了在现在商业社会中的人无信不立。

2.调整武技特点，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

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门派林立，术语行话深奥难懂，动作标准不甚清晰，动作过于复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难以被经济化的现代人所接受。此外传统武术应当有吸收其他优秀武道长处的勇气，不能过分强调自身的纯洁性。

（二）中国传统武术功能的转变，应对时代要求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国武术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虽然兼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功能，但主要功能仍表现为技击。新时代要求中国传统武术转变角色，客观上要求武术的格斗功能下降，社会文化功能上升。中国传统武术没有必要被限制在一定的民族或宗族内以获得在作为“兵技巧”或打斗中的优势。相反，为获得文化认同感需要大规模的推广。

（三）中国传统武术的推广

中国传统武术应该促进自身特别是同种武术或相近类型的武术的整合，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技术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统一和完善， 改进竞赛规则、裁判方法和经营管理，使武术规范化。进一步规范段位制。段位制的推行一方面随着修炼层次的提高，技术难度和中国文化的氛围逐渐增强，既有利于中国传统武术的推广也有利于复杂武技的保留和传播。另一方面不断地晋级，也符合了工业社会那种拼搏进取的时代精神。

四、结论

现代化是全球性的大变革，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被分解，随之而来的是现代社会的建立。

传统武术是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相结合的武术形式，本身具有传统性。传统武术不必过于强调自身纯洁性，要敢于学习其他优秀武道传播经验，不断完善自己，充分利用现代化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2] 江百龙等.武术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9：38.

[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52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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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的现代变化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农村人口为主向以城市工商业人口为主转化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走过或正在经历的阶段。西欧国家的这一转变始于18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数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从事农业和家庭佣工的劳动力迁入城镇，进入工厂，成为靠工资为生的自由劳动者。以往长子继承制下受束缚的婚姻行为得以改变，婚姻年龄降低。夫妇式核心家庭成为普遍的家庭类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古德认为，在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趋向于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某些类型转变。然而，古德的这一认识受到实证研究者的挑战，他们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的扩大家庭并非主要的家庭类型。不过，在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时代，老年父母与一个已婚儿子组成的直系家庭占一定比例。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中，个人储蓄养老和依赖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成为主流，不仅老年夫妇家庭，而且丧偶独居现象大大增加。

中国社会的真正转型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显露端倪，现在尚处于转型初期。与西欧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的转型并非完全由经济发展的力量所推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实行新的制度有关。因此，中国家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时代，就出现了许多深刻变化。

那么，中国家庭究竟已经或正在发生哪些变化？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减少、家庭规模缩小。城市从1980年起，推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独生子女政策调整为头胎是女孩者，间隔四年可以生育二胎。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家庭规模缩小。2000年中国城乡家庭规模分别为3.1人和3.65人。其原因或许在于，随着家庭养育子女的成本提高，夫妇生育意愿发生了根本改变，理想子女数量降至两个及两个以下。这与发达国家已无区别。

二、夫妇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亲子关系的主导地位被改变，由夫妇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主要的家庭形式。在核心家庭中，夫妇平等的原则得到贯彻，夫妇是家庭事务的共同支配者。多数夫妇的家庭经济收支是一体的。尽管还有一定比例的父母与已婚子女所组成的直系家庭（约有15%～20%的家庭为不同形式的直系家庭），但这种家庭中父母和已婚子媳（或女儿女婿）往往形成“同居而异财（收入）”的家庭类型，而不是像传统时代那样，“同居共财（收入）”。可见，当代社会，每一代已婚者均形成了以夫妇为核心的关系单位。

三、家庭“空巢”提前，空巢期延长，“空巢家庭”比例增加。“空巢家庭”是指由于子女成年后离家所形成的夫妇二人家庭。“空巢家庭”增加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目前中年夫妇“空巢”与其所生育子女数量减少有直接关系。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在其45岁左右因子女上学、就业离家即进入空巢期。而在以往多子女生育时期，子女渐次离家，空巢期是缓慢到来的，而现在一个子女离家即可使原有核心家庭转入“空巢”。而且，空巢期延长，从中年直至老年。目前的老年夫妇处于“空巢”状态则与父母和已婚子女都希望过比较自由的家庭生活有关，两代已婚者分居各爨。在城市，目前65岁以上老年人40%以上生活在“空巢家庭”，农村的这一比例也达到30%以上。

四、家庭双系关系得到加强，家庭网络关系被改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关系中的男系特征非常突出，基本婚姻形式为“男娶女嫁”，女性从“父家”村落进入“夫家”村落，并且要在由丈夫父母主导的直系家庭生活较长时间，女性与娘家的联系受到限制。而在现代城市化社会中，多数女性不必因婚姻而改变居住地，她们或者与娘家父母居住同一城市；或者远离双方父母，在第三地建立独立的家庭，从夫居色彩淡化，已婚女性与娘家关系得以保持和增强。不仅如此，法律上所规定的已婚女儿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也得到保证。已婚女儿与儿子一样，在老年父母的赡养中承担着责任。即使在农村，由于结婚即分家成为新的习惯，已婚女性成为核心家庭的主人，这也便于其与娘家保持和发展关系。

五、家庭生产和就业功能普遍外移。家庭的生产活动在城市已基本消失；农村只有部分成员仍从事家庭生产（如农业种植和养殖），主要劳动力的谋生活动在家庭以外。家庭成为以生活和消费为主的单位，当然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仍需在家庭内完成。

六、家庭的替代形式增加。如未婚同居现象，不仅在青年男女，而且在老年人中也有增长。城镇有一些已婚夫妇不要子女，形成“丁克”家庭。这表明社会宽容程度在提高。

在我看来，家庭的上述改变都是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中国当代家庭的“现代”转向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在社会转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家庭成员生存的物质条件（吃穿住行）得到改善；生育子女数量减少、家庭规模的缩小使父母的经济负担和家务负担减轻，闲暇时间增多，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家庭核心化、小型化改善了家庭代际关系。

社会与家庭：现代转型中的功能错位

中国当代家庭的规模、结构和功能的变动表现出与西方社会家庭变动的趋同性特征。但中国目前不仅物质上尚未达到完全意义的现代化社会，而且在观念和行为上仍有很强的传统特征。“传统”在此是指从农业社会沿袭下来的行为、做法和观念，其在家庭各个方面仍有影响。因而，在中国当代家庭中，“现代”转向并没有使“传统”消失。两者中有些方面可以互补，有些则会产生矛盾，导致冲突。

首先，从家庭结构来看，家庭生活单位核心化，但家庭代际之间仍有错综复杂的联系。一方面，无论城乡，多数父母与已婚子女都希望自己当家作主，形成相互独立的生活单位。（这种变化的原因部分在于，长辈在经济上已不具有支配能力，不能像传统时代那样约束成年子女。）为减少家庭矛盾，分爨生活成为选择。但我们不能据此就简单地判定，不同生活单位的父辈与子代之间关系已经彻底削弱。实际上，亲子之间不仅有多种形式的感情联络，而且经济关系仍很紧密。亲子之间财产继承关系为法律所维护。这种过于紧密的代际关系有时表现为相互干预，它与家庭演变的“现代”趋向相背离。比如，丧偶老人或离婚父母的再婚，在中国家庭中，受到较多的制约，阻力主要来自子女。这种干预有很强的 “功利性”考虑，如子女担心本应继承的财产份额因父亲或母亲再婚而受到侵蚀和缩减。不仅如此，多数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婚姻花费（住房、彩礼等）仍像传统时代那样，基本上由父母备办。这成为代际之间财富转移的主要方式，父母可支配财产也因此而萎缩。

其次，就功能来说，家庭功能社会化转移不彻底，公共性替代和辅助措施滞后，家庭仍继续履行主要职责。这一点在养老方面最为突出。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子女数量降至极低水平，达到当达国家的生育水平。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家庭养老的负担，超出子女的承受能力。而目前的社会化养老服务还难以替代家庭养老之责。中国在世纪之交即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已超过7%）。这被一些人概括为“未富先老”。中国目前的老年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家庭之中，农村则主要依赖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因生育子女数量减少和子女流动就业成为趋向，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难以为继。

在子女教育上也有类似问题。我国中小学教育不仅实现了社会化，而且进入义务教育阶段。但社会化教育的资源分布不均，达不到家长所期望的水平。父母不得不进行额外投入（包括择校、上私立学校等）。子女教育成为许多家庭的最大支出，这与中国家庭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契合之处。与过去不同的是，父母并无强烈的“回报”意识。由于就业竞争激烈，父母试图通过加大对子女“现时”的教育投入，使其在未来择业中处于有利地位。家长往往将子女的教育成败视为自己人生成败的一部分，以高度“包办”的方式安排子女的教育。子女因此变成“目标”性很强的学习工具，儿童和少年的活力被压抑。这些都不应是“现代”社会的追求。

尽管中国家庭已经呈现出很强的“现代”转向，但家庭成员的社会化仍需要像传统时代那样，依靠家庭来实现。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为子女提供好的教育条件、为子女结婚提供物质条件，这些在现阶段还是家庭的主要功能，社会难以替代。然而，目前带有很强“包办”色彩的做法对子女是一种负担，对自己的经济能力是“损伤”，还会影响到自己老年的生活安排。而且，家庭缺乏像传统家庭那样对子女进行做人规则的培养。子女在家庭中的“社会化”是扭曲的，他们进入真实的社会后往往有不适应之感。

社会转型时期，流动就业成为大势所趋，家庭成员的地域分割现象突出，家庭对其成员的基本养育和赡养功能受到制约。这是许多转型社会都会遇到的问题，在中国现阶段尤为突出。户籍控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区和城乡差异人为地造成家庭成员地域分割。成年劳动力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往往是单独出外打工，而不会携家带口。这增加了家庭形态的不完整。隔代家庭在劳动力流出比较多的地区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留守儿童”主要生活在这类家庭中。在迅速扩张的城市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多集中于老城区，这些地区是老年人相对集中的居住区。一些家庭的孙子、孙女为上学而依附祖父母居住，形成隔代家庭。这种状况在真正的现代社会也是少见的，它是转型初期社会发展与制度安排不协调的结果。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成员的职业和生存环境不断变换，家庭的不稳定性在提高。就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机制仍是传统的，公共组织很少从现代视角关注家庭生活和家庭问题。在城市，原来低工资、普遍就业的格局被打破。家庭成员的收入出现分化，有的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有的则失业、待业。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家庭之间也有表现。尽管从总体看，家庭收入增长，但家庭成员的生存压力、家庭维系的成本也在上升。同时，家庭维系的风险在增大。这表现在子女数量和婚姻观念上。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多数家庭都有三个以上的子女，养育子女成为家庭的一项长期使命。而在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夫妇“空巢”提前，父母与子女所形成的稳定家庭三角关系的制衡作用降低。婚姻关系中重视情感，提高了婚姻质量，婚姻悲剧减少。但男女在迅速变换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发展和交往空间扩展，情感改变的可能性提高，婚姻冲突上升，并导致了一些家庭的解体。

我认为，家庭在“现代”转向过程中存在功能错位，这需要社会为其传统功能找到替代途径；家庭成员在转型社会寻求新的发展途径，这也需要公共部门对已有制度适时调整；维护家庭稳定的“传统”方式已经削弱，新的有效措施要及时跟进。否则，家庭及其成员在“现代”转向中的不适应将会加大。

在适度保守中寻求家庭现代之路

西方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也曾遇到各种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出现过各种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家庭消亡论（家庭的功能外移，家庭失去存在价值）、家庭回归论（希望家庭回复到传统状态）和家庭振兴论（社会进步为家庭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等。但工业革命后二百余年的历史表明，家庭消亡和复归都没有发生，家庭也不可能简单的振兴，而应正视家庭所存在的问题，与时俱进，使家庭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对民众家庭生活有较多的干预或引导，传统道德规范主要立足于对家庭及其成员行为进行引导、约束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中，家庭往往被视为“私人领域”，社会对其关注程度下降。但我们应该看到，家庭行为的许多方面都与社会有关。家庭成员的生存水平、家庭成员和代际关系的状态，关乎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的生存质量。当就业、保障和福利由家庭向社会转化之后，就意味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应为家庭适应社会变革和转型创造条件。

我总的看法是，在家庭功能、家庭代际关系方面，应继续推动家庭向“现代”转型，而家庭成员在行为上应适度保留“传统”。这里的“传统”并非照搬过去的做法，而是倾向于增加必要的“保守”色彩。

从家庭功能上看，社会转型实际是家庭更多功能的社会化，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建立和完善。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家庭生产功能、就业功能社会化的必然要求。而在目前，我国城市家庭已经完成这一转变，农村主要家庭成员的生产和就业方式正在转变，但我们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还没有完全覆盖每个家庭及其成员。此外，我们的教育制度并没有提供规范的社会化服务，未能消除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后顾之忧。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性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所期待的代际关系应该是和睦、有亲情但又相互独立，家庭成年人的合法行为不受其他成员的干预。在代际关系中，传统中的“孝道”很难继续作为评价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和行为标准。“孝道”不仅有尽心照料、服侍父母之意，而且包含有服从、遵从、不违拗之意，子女在父母面前要有高度的自我约束，它与现代社会代际关系中相互平等的追求不完全吻合。在我看来，现代的代际关系应包括家庭成员彼此尊重、关心，应当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抚育和对老年人的赡养责任。

家庭随着夫妇婚姻的变化而不断裂解和重组，这是家庭“现代”性的表现之一。家庭不应成为不幸婚姻的羁绊，夫妇不应为了子女而降低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也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婚姻和家庭观念。那么，是否在不断的选择过程中才能够找到或体会到家庭的幸福，减少和消除家庭的烦恼？对这一问题肯定难以得到统一的答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从婚姻出现裂痕到终结的过程对双方都不是愉快的经历，对未成年子女生活所带来的震荡就更为显著。实际上，家庭成员只有在勇于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才会体会到存在意义。在我看来，谨慎择偶、忠于婚姻、相互尊重这些“保守性”的理念在“现代”社会仍是有价值的。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家庭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斗争的场所。在我看来，传统与现代性在家庭中并非总处于斗争状态，也有相互调整和适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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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文化；传统节日；对比；差异

世界是斑斓多彩的，对世界文化的描述也同样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性，其文化也是各具特色；也因为同一个文化现象，如果选择的观察视角不同，也会看到不同的内容，得出不同的结论。凡是有人类聚居的地方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中外古今都不例外。节日活动则是这种风俗习惯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节日是指一年中被赋予特殊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是人们丰富多彩生活的集中展现，是各地区、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总结和延伸。

一、从传统节日的起源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从中西传统节日的起源，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节日遵循着从起源、形成到衰亡这个自然规律。由于各国有着不同的国情，其传统节日的起源和形成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都是由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而西方的传统节日的起源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都是由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封建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中，其传统节日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包含了农耕文明的社会特征，主要是从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我国古代长期以农为本，在生产力和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十分重视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上千年，男耕女织的农耕生活方式源远流长，农业生产状况、农作物生长情况一直是老百姓心理情绪的晴雨表。因此，中国传统节庆活动都是依照农历上的节令产生的，人们通过丰收农闲时的这些欢庆活动，祭祀日月星辰，庆祝五谷丰登，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在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中认识了自然时序的复杂规律，总结出四时、二十四节气，形成了以节日为主的传统节日。勤劳的中国人民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天气的关照。古人云春雨贵如油、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在古代，春节、清明节（古代称三月节）等都是重要的农事节日。由此可见，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之中，所以其传统节日当然不可避免地保持其农业色彩。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都跟中国作为农业社会所厉行的历法和中国历法中所规定的节气密切相关，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

二、从传统节日习俗看中西文化差异

节日习俗则是在节日里出现的风俗习惯和庆祝方式。每个节日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庆祝活动，这一点中西方都相同。但中西方的节日风俗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中亦能发现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节日习俗上有着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传统节日的习俗主要以吃喝饮食为主题，而西方国家传统节日的习俗则主要以玩乐为主题。中国的传统节日习俗主要以吃喝饮食为主题，并且以家庭为单位。中国讲究饮食，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文化传统。中国饮食文化的民族特色在于，饮食文化不仅仅是关于饮食本身的文明成果，而且内化为一种具有信仰、禁忌等文化意义的民族心理，成为文化的隐喻象征符号体系。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以具有文化意蕴的饮食风俗：如清明节的冷食与雄黄酒、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重阳糕与酒、端午节的粽子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主要以吃喝饮食为主题。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是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不可避免地留下封建社会的痕迹：等级制、家族式，节日无不以家族内部活动为中心。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习俗主要以玩乐为主题。西方人对生命的追求是以健康快乐为目的，除必须的饮食营养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实现，认为人生来有原罪，必须通过信仰上帝，参加宗教仪式和不断忏悔等才能赎罪，从而得到行令净化和快乐，因此西方的节日习俗不仅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注重宗教仪式后的一种身心季解脱式的愉悦和快乐。

三、从中国人过洋节及外国人过中国节看中西文化交融的现象

通过以上对中西传统节日的对比，可以看到两者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两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有着诸多的天然相通之处。中西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曾经且还在继续发挥着传承文化的积极作用。具体看来，中西节日所不约而同地传承负载的文化内涵，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首先，就是两种节日文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之情。如西方的圣诞节中，人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圣诞快乐；而在中国的春节中，人们则见面就是福禄寿禧的祝词。其次，就是传承尊老爱幼、景仰历史人物以及忠于爱情的文明薪火。中国有敬老节重阳节，而西方亦有父亲节、母亲节；西方有为忠于爱情的人们设立的情人节，而中国有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七夕节。正因为两者之间的这些天然相同之处，当今时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之际，两种节日文化互相渗透、彼此影响，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前提。近些年，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重视洋节，特别是圣诞节，而对本土的节日特别是春节的兴趣有所淡化，这当然与商家不放过任何赚钱机会，大肆炒作有关，更与年轻人追求时髦有密切联系。但从根本来说则反映了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正在日益融入国际社会，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无可厚非。在中国人尤其年轻人逐步淡化春节的同时，国外对春节的好感和兴趣却日益浓厚。现在世界各地正越来越接纳中国的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全球化特征正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 宋科.浅议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J].海外英语.2011（02）

[2] 罗红.中西文化差异对英汉习语的影响[J].琼州学院学报.2010（04）

[3] 赵爱华.从中英文动物比喻的不同看中西文化差异[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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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期中国社会资本的特点

社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由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就不同。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双重转型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使得中国社会资本的形式具有了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传统社会资本形式与现代社会资本诸形式并存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社会资本形式是带有传统农业社会特征的社会资本的类型。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社会组织以血缘和地缘组织为基本形式，社会分工和分化程度较低，人们的交往比较少。所以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社会资本形式只能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本表现形式，以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为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层次性、等级性和较强封闭性。

现代社会资本形式包括单位型社会资本、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以及网缘关系型社会资本。单位型社会资本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社会资本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从生产到分配各个环节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于政府的统一计划，单位是国家分配资源和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的出现，使人们的社会资本形式也随之改变，形成了单位型社会资本。单位型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一定的单位内人们之间形成的业缘关系，它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容易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以来，我国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逐步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过渡。与之相适应，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自主领域———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公民社会催生了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以正式规范作为维持公民关系的主要途径，以浅度信任为主要特征，具有相当的开放性。

网缘关系型社会资本是信息化时代条件下催生的一种新型社会资本。信息化时代，信息是最重要的，它以数字为基本单位，正在迅速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而基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互联网的诞生，则成为信息时代最重要、最显著的标志。互联网在促进经济科技发展的同时，也深深地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推动了网络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生成。网络关系型社会资本以网缘关系网络为基本表现形式，以网络规范为基本手段，体现了公民之间的一种网际信任，具有多元化特点。可见，当前中国社会在实现“双重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社会资本形式并存，形成一种多样性的社会资本格局。这种格局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使中国社会转型更具有了复杂性。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

如上所述，在转型时期，我国社会资本形式具有多样性特征。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在构建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就必须全面地考虑到这些社会资本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构建。

（一）引导和发掘传统社会资本传统社会资本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虽然它不代表未来社会资本的发展趋势，但是它也能为人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有益的作用。我们对待传统社会资本的基本方法就是要对其进行引导和发掘。一方面，要引导传统社会资本，降低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前文所说，传统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层次性和等级性，人们之间在一定范围内依赖性大，难以形成广泛的认同与接纳，难以整合成为整体性的社会资本。传统社会资本的这些性质造成了许多问题。例如，经济组织形式的家族化使得企业的规模难以扩大，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机制难以建立；农村中家族势力的复苏阻碍了农村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精神等。鉴于社会资本的这些负面效应，我们可以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对人们的活动进行规范，为人们的交往提供制度保障，引导他们突破原有社会关系的圈子，推动加强与外界的互动和联系；其次，培养人们之间的合作意识和参与精神。只有自觉认识到合作和参与到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人们才能够主动地走出其有限的交往范围，从而与外界发生联系，构建新的社会资本。最后，增强人们的交往能力。交往能力是制约人们能否交往和交往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果只具备交往意识而不具备交往的能力，那么交往就不能产生，自然也就无法避免社会资本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另一方面，要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因素，使之能够服务于人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社会资本是以血缘关系网络和地缘关系网络为表现形式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而有利于维持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传统社会资本还在老人赡养、家庭教育等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使传统社会资本的这一积极作用持续地发挥，我们应该首先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例如诚信、信任等，这些精神和美德是传统社会资本得以维持的原因。学习和研究它们在过去发挥作用的机制和规律，有利于使传统社会资本在今天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次，还要加强宣传和教育，使传统的精神和美德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和理解，特别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把这些精神和美德发扬光大。

（二）鼓励和发展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现代社会资本形式包括单位型社会资本、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以及网缘关系型社会资本。对于单位型社会资本，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但毕竟它已经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止而终止了。对于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和网缘关系型社会资本，我们应该提倡、鼓励和发展，特别是要发展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因为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是基于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而产生的，代表着未来社会资本发展的方向，所以构建转型期社会资本应该着重发展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构建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所谓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就是指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构建，以改进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意识和精神。它集中表现在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等方面。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公民的存在是构建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的前提。在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依附于一定的家族和单位，个人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受到了束缚。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才得以产生和增强，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隐含的前提就是公民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所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可以使公民意识和精神得到发展。法治建设也是增强公民意识和精神的有效方式。法律是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使得公民主体地位得到了加强，而公民通过行使法定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也进一步增强了其参与意识。此外，基层民主建设对于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效果。实施城市社区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能够有效增强公民对民主选举，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体验，从而有助于公民意识和精神的形成。

第二，培育公民组织。公民组织能够促进公民之间平等地互动和交往的展开，密切公民之间的关系，从而丰富公民的社会资本。因此，公民组织是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形成的中介，培育公民组织是构建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也存在着一些人民团体或群体组织，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这些团体和组织大多附属于党政部门，独立性不强，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组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国的公民组织也开始发展，但它还未完全独立，发育还不完善，制约了公民关系的产生，从而影响了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构建。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培育公民组织，并使其健康发展。一方面，要转变对公民组织的认识，放松对公民组织的管制，转变政府控制公民组织的观念，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返还给公民组织，明确政府与公民组织各自的权力范围和法律责任，从而保障公民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从公民组织自身而言，公民组织要提升自身管理和运作能力，利用和开发各种资源，提高运行效率，争取社会公民的支持和参与。这些措施都会促使公民组织发展和壮大，从而有助于促进公民之间的交往，有助于构建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

第三，建立和完善社会规范。一定的社会规范是维护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它也是公民交往和公民关系形成的原则，从而也是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形成和维护的重要保障。没有一定的社会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活动，人们之间的关系和公民组织就无法维持和发展，“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可以为公民社会的存在和成长提供稳定和充足的空间，没有这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民间组织或者根本就难以存在，或者即使能够存在也可能不断遭受政府其他强组织权力的渗透，以至无法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也会因公民组织的不完善而受到影响。目前，我国虽然制定了一些关于公民组织的社会规范，例如，国务院于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但是总体来说，与公民组织相关的规范和法律还是不健全，因此，对于公民参与应如何具体开展和推行，采取怎样的程序和形式，参与深度与权限的约束等方面都缺乏应有的规定，致使许多公民参与都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参与仅流于表面形式，其产生的实际作用微乎其微。为此，我们应努力健全与公民组织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制定关于公民组织的建立、发展、完善等一系列环节的具体法规，制定公民组织在资金筹措、财务管理、成员社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法律，建立公民组织的决策程序、服务机制、行政管理制度和社会监督体制，此外，还要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规划好公民组织的发展，打破地域、部门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对公民组织进行结构调整，提高其质量，整合其规模，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优化的公民组织体系。

第四，培育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信任，信任的程度和范围的大小是衡量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在以传统共同体为单位的信任正在被现代化所破坏的同时，更大范围的社会信任并没有在我国形成。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重建社会信任，以此来推动公民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构建。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制度，推进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信用管理体系，使信用管理行业都能发挥有效作用，为社会信任的建立提供制度保障。其次，政府应该带头守信。政府是公正的化身，它的信用对于整个社会信任的维持具有模范和导向作用。一方面，政府应该信息公开，决策透明，使公民对政府的行为产生认同；另一方面，政府公务人员也要用伦理道德、职业道德等内在规范来约束自身，不要因自身的原因而影响政府在公民中的形象。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赢得公民的信任，从而为实现公民之间的普遍信任做出表率。再次，加强对公民的美德教育也不失为一种重要方法。通过对公民进行美德教育，可以培养他们的诚信理念，为实践中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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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现代化教育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现代化教育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现代科学为内容，以现代生产为服务对象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在今天和未来的社会发展中，现代化教育起着传统教育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这是与现代化教育本身所具有特征分不开的。概括起来，现代化教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重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

用自然经济的传统教育观来看，教育并不是社会再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内在环节，而不过是“文化人”的社会点缀。自然经济的非经济核算的通病，与传统教育耻于经济效益分析及自命清高的痼疾相辅相成。现代化教育打破“教育是非生产部门”的陈腐观念，从教育--专门劳动力的投入--产出这一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把教育纳入社会再生产体系的内容结构之中。现代化的教育观认为，教育能生产出人的劳动能力，教育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因此，现代化教育无论在数量上--发展规模和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都要和现代生产的要求相适应。

(二)现代化教育是一个多样的、开放的大系统。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只有开放系统才可能走向有序(进化)，封闭系统只可能走向无序(退化)。一个社会系统只有与外界不断交换物质、能量、信息，才能得到进步与发展。现代化教育的开放性表现在：①教育向全体劳动者开放，打破小学--中学--大学这种单一纵向的学校教育体系。各级、各类教育更多地向企业、向社会招生，更多地通过纵横交织的渠道来扩大教育场。②对受教育者的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向实践效益开放，向社会经济效益开放。③教育经费来源从围家财政单一渠道向多渠道开放。除义务教育阶段外，国家无偿性的财政拨款，将逐步改为有偿的价值补偿。学校是智力资源密集的场所，应该是信息吞吐量最大和流动频率最高的地方。教育要做到“三个面向”，就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实行开放办学。开放式办学就是在信息上与外界交流，有吸收也有输出。以高等教育为例，其开放式办学有4层涵义：一是在教育系统内部开放，加强学校之间的横向联系，特别是高校校际之间横向联系，对于促进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学校各专业之间、学科之间、系与系之间要加强学术交流。资源上要互通有无，科研上要联合攻关。现代化教育强调博才教育，而这种教育需要学校内部各专业、学科、系与系之间的相互协作、成龙配套。三是教育系统对社会的开放。教育系统和社会上其它行业之间要加强联系，要了解他们对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要帮助他们培训人才，更新知识，解决生产上的技术问题，并从他们那里取得必要的支持和有益的实际知识与经验；还可以与企业、科研部门建立各种形式的“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形成经常化的固定联系。四是对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开放。

(三)现代化教育是立体的教育。

现代化的教育采取立体的教育途径，遵循立体的教育原则，通过立体的教育方法，实现立体的教育目标--培养出多层次、多规格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虽然“和谐教育”的思想早已有之，但由于传统教育的封闭性和狭隘性，这一教育思想只能停留在思想家们的理想中，而现代教育的目标在于使全体受教育者获得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现代化教育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具有健全人格、高尚情操、强健体魄、广博深邃知识和开拓创新能力的人。现代教育在总体目标上，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注重对多种层次、多种规格的人才的培养，以发挥整体功能，形成整体优势。因此，建立科学的评价学生发展的标准对教学工作具有积极的反馈调节作用。目前，大部分教师只注意学生的卷面考试分数，不管考试试题是否科学，是否能较客观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智力水平。因此，建立科学的评价学生发展的标准，就要全面地、客观地衡量学生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发展水平。有的同志认为，当今创造型人才奇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长期以来采用了单一的统一考试、材、统一的教学方式，使我们的教育过分规范化了，因而导致千万人统一的思想方式，人们的创造热情和创造能力被抑制。我们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过分规范化的思想体系，只能是演绎的，而不是革命性的。

(四)现代化教育表现在教学上具有革命性、创造性、灵活性和个性化的特征。

1.在教学指导思想上是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上，重视教师和学生双方主动性的发挥，并以学生身心的发展为教学的根本目标，通过教学来促进学生的发展，同时又依靠学生的智能提高和个性发展来推动教学。

2．在教学内容上，十分重视对课程和教材的改革，使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新潮流，大胆吸收当今科技发展的新成果，特别是高等教育，其教材的更新周期日趋缩短。课程设置强调文理渗透，避免学科划分过细，要适应科研--教学--生产一体化和学科之间横向渗透与综合的大趋势，提高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在课程设置内部结构中的比重，大力拓展受教育者的智力空间和思维广度。

3．在教学方法上，在提倡对传统教法进行改革的同时，要更加强调对研究法、发现法、暗示法、范例法、情景教学法等教学方法的使用，并在各种教学活动中重视多种教学方法最优化的组合，注重提倡自学、贯彻启发、重视反馈、讲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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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化的基本概念

工业文化的定义。工业文化是工业化进程中所创造和提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集合，它往往与特殊的时代、特定的人物和特色的行业活动密切相关，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体现着地域性和时代性。

工业文化的概念具有多义性，可从广义和狭义来区分。广义的工业文化是工业化社会的文化或者工业科技与产品支撑的文化，它具有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狭义的工业文化是指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它的特征是与工业生产和活动紧密联系的。

本文从狭义的角度给出定义：工业文化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包涵工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工业文化的分类。工业文化是一个多重复合系统，具有复杂的结构。在分析工业文化结构时，依据不同，建立的体系范畴也不同。工业文化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多分法”，如：

从文化性质来分：工业物质文化、工业制度文化和工业精神文化；

从历史角度分：有传统工业文化（手工业文化）、现代工业文化；

从社会制度看，有封建社会工业文化、资本主义工业文化、社会主义工业文化；

从来源看，有本土工业文化、外来工业文化；

从产业领域看：石油工业文化、汽车工业文化、航空工业文化、钢铁文化、军工文化、采矿文化、制造文化；

从消费领域来分：工业旅游文化、网络文化、汽车文化、动漫文化、影视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

从宣传角度来分：会展文化、广告文化、出版文化；

从社会发展角度分：原始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

从主体来分：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产业文化、行业文化。

当然，上述分类和涉及的概念有很多是交叉的，但这不影响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工业文化。

工业文化的架构。从文化性质来分，工业文化包括了工业物质文化、工业制度文化和工业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并以此建立体系架构，如下图所示。

工业物质文化。工业物质文化包括蕴含文化的工业产品和由工业产品组成的工业系统。蕴含文化的工业产品包括工艺美术产品、工业设计产品、文化创意产品、工业装备产品；工业系统包括工业生产线、工业建筑、工业园区、工业遗产、工业博物馆等。

工业制度文化。工业制度文化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制度与组织。宏观层面的制度与组织包括工业体制、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产业组织、产业政策；微观层面的制度与组织包括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产品质量、标准规范、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等。

工业精神文化。工业精神文化包括工业科技与技能、宣传展示活动、价值观念和规范、文艺作品和历史典籍等。工业科技与技能包括工业科技、工艺生产技能、知识产权、工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宣传展示活动包括工业旅游、工业博览会、工业展览会、技能大赛、产品广告宣传、品牌营销活动等；价值观念和规范包括工业精神、企业文化、经营哲学、行为准则；文艺作品和历史典籍包括工业影视剧、工业文学、工业演艺、工业文化艺术衍生品等。

工业文化的地位。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有学者认为还有信息社会），与之相对应，人类文化的进程也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农业文化（包括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总体看，工业社会的文明、文化并不是人类文明、文化的终结，新的文明、文化形态在工业社会中孕育、生长，以至于形成新的文明、文化形态。

工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工业文化是工业化进程中所创造和提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集合，它往往与特殊的时代、特定的人物和特色的行业活动密切相关，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体现着地域性和时代性。

工业文化的起源。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最初和其他野兽一样狩猎，直到农业和畜牧的出现，人类才进入辉煌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而正是由于作坊式的手工业发展，才出现了工业文化的萌芽。在农业社会，生产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以手工的方式，自给自足，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为主，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结构等级森严，社会变革和进步迟缓，整个社会经济生产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一体化结构。

华夏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曾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如：苏州和杭州的丝织业、广东佛山和陕西南部的冶铁与锻铁业、云南的铜矿业、山东博山和北京的煤矿业、四川的井盐业、山西河东的池盐业、江西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制瓷业，等等。中国农业社会的手工业主要有三种经营形态，即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它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控制最好的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主要生产武器等军用品和供官府、贵族使用的生活用品。从西周到明代前期，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民营手工业由民间私人经营，主要生产供民间消费的产品，它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中叶占据主导地位。家庭手工业是农户的一种副业，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家庭手工业始终占相当比重。

在手工业发展时期，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需求的扩大，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经营管理的制度、方法、理念、价值观以及产品生产的工艺和技术等等工业文化的要素，于是，工业文化的萌芽诞生了。

人类有很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它的文明，但不是所有文明的发展都是同步的。从13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到15世纪末，欧洲开辟了新航路，并出现了文艺复兴，它标志着人类一种新的文明与文化――即工业文明与文化的萌芽、产生以及深化。文艺复兴开始时本来是学术思想的运动，但是后来它变成了不仅是学术思想的运动，而且还是文化思想的运动，它对科学探索和工业生产的影响意义深远。

工业文化的兴起。18世纪中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生产。在工业革命中，一个革新接着一个革新，一个发明接着一个发明，人们不断调整和改进生产方式，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随之而来是人们的生活、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重新确立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造就了新的文明。英国的工业革命，带动了欧洲大陆乃至世界各国先后都开始了工业化过程。

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为了保证社会经济正常有序地发展，它要求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进行全方位地调整，不仅要求社会结构和生产组织的变化，同时也要求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合理化。这具体表现为政治的透明和对经济自由的维护，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工业文化的传播。英国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业文明，也孕育出工业文化。18世纪中叶，英国人以自由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工业文化的价值观并广泛传播。英国在对世界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同时，也广泛地传播了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的成果。

法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50年左右。法国工业文化学习了英国自由竞争的主张，但法国人对农耕经济和农业文化的留恋较深，在价值观变革中夹杂着较多的农业文化理念。

德国在学习英国工业革命经验的同时，大力推进与工业生产方式配套的价值观变革，培育竞争意识和严谨作风，并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推行全民义务教育，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树立创新意识，推动工业技术的进步。

美国提倡自由竞争，但不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自由竞争也不是以“金钱至上”为唯一目标，而是在道德的约束下开展自由竞争。美国强调教育对改变人们价值观念的重要性。美国对农业的同情似乎是在效仿法国，但以工业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改造农业又是美国竭力推行的。美国的工业文化是结合自身国情摸索出来的，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创新。

日本的工业文化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一方面，日本效仿西方，大力学习工业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日本既吸纳西方注重技术和追求效率的文化，又保留日本传统文化中视企业为家庭的观念意识。

总之，200多年来，工业文化与时俱进，长盛不衰，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成为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主导文化。

发展工业文化的重要意义

工业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也是工业发展的倍增剂和灵魂，它深深地熔铸于社会生产力之中，成为工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量。

为工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工业社会，工业文化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业精神”是文化中精神动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的“工业精神”往往表现为整个社会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和制造业所处的经济地位。工业文化作为工业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包涵丰富的人文内涵、制度规则、合作精神、效率观念、质量意识、可持续发展观，这一切构成了工业文化思想的内核。德国人严谨、美国人创新、英国人规范、日本人敬业，这其实都是工业文化中“工业精神”的体现，其内涵就是对科学规律的尊崇，对规则、制度、标准、流程的坚守。回望欧美曾经走过的工业化之路，不难发现工业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优化工业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工业软实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硬实力的竞争，也是软实力的竞争。软实力包括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三个层面。工业文化规范了工业社会的管理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价值体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经营哲学等，其建设的核心是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激发创造性。建设工业强国，科技上要领先，文化上同样要先进，两者缺一不可。只有软硬实力兼备，才能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力，才能赢得优良的发展环境，才能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主导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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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中庸》，了解了好的德性需要把握两个原则，首先是向内收敛，其次是富有同情心，照顾他人的感受，强调社群。最好的德性即谦卑，性格要柔顺，我本身是一个有些急躁的人，学习这些能让我更沉稳，对我终生有益。 

除了修心之外，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中西方在这一方面差别很大，几乎没有可比性，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深厚的民主传统，东方则强调顺从、害怕变革，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去年年底的“聂树斌案件”，再次将中国的法制发展和依法治国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看了网上的新闻及一些评论后，我觉得相对于法制健全的国家而言，我国的法律建设需要完善的还有很多，并且有时候虽然有法律条文列在那里，但法律的执行却总会带着那么几分“人情”，我认为这一现象与中国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本文从理论到实际，就中国社会人情做了下些较浅的分析。 

一、中国社会人情的表现 

中国哲学本质上是政治哲学，中国哲学蕴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交融相伴。中国传统文化对一个人成功层次的界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大丈夫进可以以身许国，退可置身于家。再加上各种客观条件的不便，古时候一个人能够接触到的世界，或许只有父母、七大姑姨，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如果去读书，才会将这层关系扩展至师长，在读书的过程中，可以结识一些相互欣赏的朋友，“六纪”的人际关系网就形成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过：《白虎通》中的三纲六记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六纪”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阶层能够持续稳定的重要人际关系基础，直至今天还产生着重要影响。 

《红楼梦》中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是为人情社会突出的代表之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四家在鼎盛时期互为姻亲，而一夜大厦倾之后，就一起走向破落。明朝末年东林党也不失为一个特别的代表，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集团，一人飞天，仙及鸡犬，在明朝的晚年里浮沉。一开始是协助皇帝处理朝政，智斗权奸魏忠贤。然而由于德治社会中，权利往往都是仅凭个人的心性修为即所谓的伦理来约束，这样一来，对统治、执行者的素质要求就极高，不光执行力要强还要品德高尚。否则二者稍有瑕疵，德治社会就会慢慢腐化，加之既有法律约束的局限性，古代中国的政权的腐化往往都是彻底且迅速的，一烂都是一窝。在最为繁盛的时候，东林党把控着国家人才晋升渠道，竭力提拔依附于自己的人才，对待异己则无情铲除，可谓是将“人情”政治推向了极致。 

反观西方，较之古代社会，我认为古希腊社会运转主要依托商业契约以及公民身份，而传统中国社会的主导原则是以血缘关系和宗法人伦为核心。因此，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民主的传统，强调个人权利，中国政治就很少讲公平，忽视个人，始终关注着社群需要，家与国在人们心中有着极高地位。 

人情、关系和面子，应该是每个人传统中国人都能够深刻体悟到的东西。传统社会以个人与他人关系的远近作为采取行动的原则。个人、家人、熟人到最外层的陌生人形成了一个人的关系网络。评价体系的背后隐藏的标准也都是“谁做的，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如何”。 人情关系的基本法则是“你给我人情，我也会还你人情”，也就是说，人情是关系社会中一种资源交换的手段。一个人的关系网絡越大，地位越高，越有面子，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往往越有利。因此，人人都要做足面子，如果人情账没算好，就会被别人视为不给人情、面子。人情也可以作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手段，成为走后门和搞关系盛行的根基。 

二、中国社会人情的成因简析 

两千多年来，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人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铐上了宗法人伦的等级枷锁，失去了平等。整个社会，论尊卑、讲辈分、论大小、分亲疏，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从小孩起就被教导做事不要没大没小的。这在体现孝的同时，也体现着东方强调顺从，重视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的传统。彼时平等意识被埋没在了宗法人伦之中，成为了一种不可能。 

我国古代是个君主专制、皇权极度发达的国家，儒家为了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在对法律的阐述方面，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行了区别对待，统治者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成为了统治者与儒家政治交换的条件，成为了历朝历代一般性的法律立法准则。践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基准点，粉碎着国人的平等意识。受孔子“德治社会”的乌托邦之梦的影响，儒家一直主张着非常空想的“德主刑辅”的法制理念，把法律放到辅助道德的次要位置，力图通过德治教育，消除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争端与诉讼。 

但是，这并没有把中国社会带向那美满的乌托之梦，反而畸形产出了人情社会，让国人遇事想到的不是怎么解决，而是找关系，比关系。 

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物质要从家族和熟人社会中取得，农业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实践性和经验性知识，世界是经验社会的世界，因此经验就很重要。这些经验知识在长辈那里可以学到，个人要想生存，就需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自己的交际圈。这个交际圈具有封闭的特性，晋《帝王世纪》记载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传统农业社会下先民生活封闭的特征。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们养成了强烈的家族本位，一个人首先是家族成员，其次才是社会成员。[1] 

人们要想生活得好，就需要正确处理社群中的关系，定好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义务以获得圈子的认同和庇护。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义又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从亲情出发，人心才会有依靠，才能消除不安与焦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规范表现为儒家所设定的三纲五常等礼教内容，君子就是要学习这些三纲五常，从而能够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于是，人情、面子以及世俗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伤面子不是伤了一个人的面子，而是一个家族或者团体的面子，不近人情不是伤了一个人的自尊心，而是伤了整个圈子的自尊心。 

三、小结 

在中国，对姑姑，姨妈等七大姑姨的称呼分得特别细致，而在英语语系中，姐姐妹妹统一称呼sister，哥哥弟弟统称为brother，剩下的大部分就用uncle，aunt等来称呼。小时候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觉得外国人好方便，除了爸爸妈妈之外，称呼都能够统一了，而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分得特别清楚。 

也正是西方社会中的“浑”和中国社会中的“清”，造就了西方法制社会的“清”和中国法制社会的“浑”。“浑”与“清”的关键在于人，也正是人，构成了人情，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成为了制约中国法制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 

路还很长，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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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角色 手工艺 技艺传承 遗产保护

一

人类知识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文字系统来表述的,即我们平常所言的书面知识。另一种则难以用一种系统语言来表述,多表现为口头和物质文化形态。前者我们可以称其为显性知识,后者则称为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即是指“隐含在各知识主体手中和头脑中的,体现为技能、技巧、诀窍、经验、洞察力、心智模式、群体成员的默契等文化形态。①我们所说的传统手工技艺明显属于第二种知识范畴。第二种知识系统最容易受到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冲击与改变。

手工技术是人类在直接面对自然环境的初期阶段,逐渐累积起来的一种生存智慧和生活观念。因为手与人体的直接关联,以及器官进化与人脑的相互促进,手工技艺在生产技术的层面之外,充满着人文的智性因素。手工技艺与工业技术的最大区别,首先在于行为主体的不同。有说法认为机器可以视作人手的某种延伸,但一种工具的独立性成熟,也将会带来与人性的背离。工业技术是一种程序、规范和标准,它几乎不执行作为个体生产者的情感与智慧,而只执行一种相对共性的技术法则。手工技艺是伴随着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相协调的过程而生发的,它与人的生理性相关,也与人的社会性相关,所以,在手工技艺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有艺人的个体情感与智慧,也有通过技艺而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信息。

手工技术的形态很庞杂,从手艺者的性别角度来区分,自然可以分为男性手工艺和女性手工艺两类。无论在母系还是父系社会,男子大多从事耗费体力和危险性相对较大的劳动,妇女则主要担任相对稳定、耗能较低、危险性和活动范围较小的劳动。这是从男女性别的生理和心理角度进行自然分工的结果,从而逐渐形成了男女社会分工的基本形态,并逐渐从生理分工转向了社会性别的技术分工。或者说,手工技艺的性别分工是生物学力量和文化力量之间复杂作用的结果。“男耕女织”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模式写照,是在生理分工的基础之上,经过社会历史的筛汰与优选而确立的生活方式。手工劳动与家庭空间的结合,进一步推进了手工性别分工的社会意义,由此衍生出来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与特征,并在文化的发展中形成一种内力的平衡机制。

二

手工业的发展是以农业定居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在人类社会的长期积淀中所形成的男女社会分工,极大影响了中国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工艺美术品的审美有了性别之分,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在以男权为核心的时代,男性从社会伦理的角度为女性设定了很多行为的规范,女性所从事的手工技艺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征。比如中国传统的女红艺术,虽然其技术形态与女性的体能技巧和审美心理相吻合,但明显带有封建社会的男权意志特征。

只有在中国女性那里,一种手工技艺才可以牢固到与人的一生相关联。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国传统女性就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极少数女性能够获得一些非正规途径的家庭教育。在非正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女性,无疑会受到诸多限制,教育内容主要是围绕妇女社会和家庭角色所涉及的伦理和家政的两大主题。

女红手艺集中展现了女性手工艺的种种特征,是一种具有社会整体规范的手工技术形态,虽然主要在家庭空间中传承,但却具有较为开放的传承方式,其准入规范几乎是面向所有的适龄女子。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女红工艺大多并不进入市场,而是作为家庭内部的自产自需或亲友相赠。所以女红手艺的传承,大多不属于家族性封闭传承,而是属于半开放式的社会性传承。其手艺规范多不对外人进行保密,这就形成女红手艺传承的多样化方式。

而在很多具有家族式的商业性手工艺形态中,一般秉承家族式的封闭性特征,所以女性大多被排除在外。家族传承是指在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群中间进行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授和修习,一般秉承“父传子”、“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媳不传女”、“传本姓不传外姓”的家族规矩。②在这些不同的家族性手工艺规范中,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基于以男权为核心的家族利益为考虑的,男女角色的社会差异在这里一目了然。“传男不传女”是出于对女性婚嫁事实的考虑,女性相对特殊的人生轨迹和社会角色特征,对于手工艺的传承会形成较大的影响。传媳不传女”则表明了婚姻对于一个女人在社会角色归属上的定位,女人在婚嫁前,有归属上的不确定性,所以一般不会被作为技艺的传承人,只有通过嫁入的方式才能更加确认这种传承的有效性。当然,以上所言是就家族式封闭性手工技艺而言的。随着社会风俗的变迁,家族式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所改变,因为在日益浓厚的工业化语境中,要保证手艺的传承,有时必须要对传承的旧规做出一些让步和调整。

在学院、企业或开放性作坊等传承场域中,女性和男性的差异性并不太受传统家族意识和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借用官方的主流意志,建立起来具有社会普遍评价体系和行会性质的师徒机制。传统的手工艺行业重视师承关系,徒弟的技艺与品行会影响到师傅的社会信誉,反过来,师傅的声望与地位也会给予徒弟谋生的资源外力。这种不同于旧有家族性的传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拘囿于对女性的传统偏见,使一些有志于从事工艺美术行业的女性逐步介入到行业之内。在传统的女红、学院手工艺和现代手工艺等领域中,已有逾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进来,成为工艺美术行业中一抹亮丽的色彩。

琳达・诺克在其著作《女性、艺术与权力》中写到:“……女性被认定为脆弱而被动,是满足男性需求的性目标,女性被界定为具有理家和养育的功能,被认定为属于自然的领域;她是艺术创作的对象,而非创造者;她若试图通过工作或以政治抗争的方式,跃跃欲试地把之间插入历史的领域,便是自取其辱――所有这些观点都建立在一个更普遍、更具渗透力的性别差异的前提之上”。③很多不具有明确性别特征的行业往往自然被视为男性的领域,女性在进入这些行业时,往往早被定位在一种边缘地位上,而且男性往往一致地认为他们在创造性上是必然超越女性的。而在另一方面,很多女性由于长时间的社会意识积淀,也形成了对于男性主体的依附,从而加强了这种社会意识的存在,这种惯性的思维也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女性的实际贡献。

三

傅立叶有句名言:妇女的解放是衡量一个时代人类解放的尺度。传统手工艺中所粘连的伦理因素,已经随着世界范围内女权主义运动的推行而被逐渐剥离。当今人们看待手工劳动的角度已经很少带有封建时代的偏颇了。当然,同时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手艺中的信仰因素大打折扣。今天人们看待手艺的态度大致有以下三种变化:1、手艺是作为一种工业生活方式的调剂状态;2、手艺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途径;3、手艺已与具体的生活发生疏离。这几种变化,是传统手工精神瓦解又重组的结果。现代手工艺与传统手工艺不同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新的手工艺景观,在这种语境中,手工艺的娱乐性被加强,传统手工艺中的精神规范和物质规范被打破,这是手工艺试图进入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必然变化。手工被视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消费形态被重提甚至追捧.所以,在现代手工艺中,手艺的沉重感被消解,在这种精神氛围和价值取向中,女性的艺术审美意识也顺理成章地介入进来。

当下,手工艺逐渐衍生为旅游文化消费、文化创意产业、都市休闲文化模式等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元素,女性在其中担当着重要的社会职能。2008年11月4日,世界手工艺大会开幕式暨世界手工艺发展国际论坛在中国杭州举行,从与会代表的性别比例可以看出,在当代工业生产的语境中,手工艺生产方式与女性在生理和社会心理等因素方面有着现实的契合。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局限和现代社会的就业压力,使手工的产业形式具有明显的就业优势,从而形成工业产业的有效补充,同时在提升地方经济,安顿家庭和乡村单元,缓解社会压力等方面都有着切实的作用。尤其手工艺产业投资少、风险小、组织灵活等特点,适宜于在家庭、社区等空间中实施,也符合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女人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于是可以将女性抚育家庭的社会职能更优地发挥出来,从而起到优化社会基本单元,稳固社会底层规范的现实作用。

笔者从自己从事制陶行业和女性角度的一些感悟,建议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进行此项工作,并以此求教于有识之士:

1、强化女性在手工艺创作方面的意识。各种工艺、美术及相关政府机构、社会组织要有意识地通过主题性的、不同形式的活动,不断促动女性从业者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开阔专业视野,寻求新的文化信息,开发创作潜能,使其产生具有女性独特审美的作品,优化和培育女性意识。

2、从女性身心特点及其需求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对策。对于某些女性手工艺产业集群的从业人员结构,要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引导、帮助和扶持,调整集群的发展导向。尤其像女性相对集中的刺绣、剪纸、服装、纺纱等产业形态。

3、各级妇联可以与相关的专业和行业机构相合作,设立独立的服务机构,为女性从业人员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4、开展对女性性别意识及其群体的研究。作为女性性别意识研究,在社会学、史学、文学、民俗学等领域都已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成果,而美术学,尤其是与手工艺相关领域的女性研究工作还远没有展开。我们应该借助其他学科的经验,在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进行具有史学意识的女性角色研究,以作为他项工作的重要依据和辅助。■

参考文献

①王文杰,《手艺――作为一种隐性知识及其获得机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1)

②徐艺乙、董静,《中国工艺美术的传承发展报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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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城市的时空定位

我们知道人类聚居是受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的历史范畴，即人类聚居的发展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与之相适应。笔者认为应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以及人类住区的历史演变的广度来认识、理解生态城市，才有可能正确把握生态城市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理念。

文明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的进化、更替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人类文明史也是人类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第—次革命—农业革命使人类由游牧生活进入了—种新的生存方式—定居生活。农业不仅解决了早期人类的生存危机，而且取代了畜牧业（渔猎采集）成为社会的中少产业。这—时期世界人口数量不多，社会组织程度不高，政治文化专制—统，经济的主体是农耕经济，能源动力主要是薪材、畜力、人力等，技术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有所认识，但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的能力还比较低，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比较小，虽然也有局地环境受到破坏的情况，但从整体上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还远未能达到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崇拜自然、依赖自然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

城市就产生于农业文明时期。这—时期城乡空间混沌、并存，城市与乡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文化上基本上是统—的。但就城乡关系而言，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乡村，但在经济上却受制于乡村。农业文明是在地球表土的基础上创造的，它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土地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文明是建立在“掠夺”式地利用土地的基础上的，所以有人将农业文明称为黄色文明。

十八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产业，工业生产大量开发利用以煤、石油为主的化石燃料，提供了比农业社会大得无法比拟的动力，工业文明带来了农业文明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人类社会也空前繁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改善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驾驭、主宰自然的机械论思想盛行。人类住区在工业社会也得到迅速发展。如果说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那么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数量、规模剧增，城市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虽然乡村也得到了发展，但城市凭借生产周期短、产值高、利润大的大机器工业迅速崛起，加之这种工业生产是以剥夺农业资源为特征的，使得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农业经济雪上加霜，出现工业经济高度增长，而农业经济相对滞后的现象，在文化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其它方面城市也明显优于乡村，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极不平等，城乡差异日益加大，城乡矛盾日益加深，城乡开始分化、对立，形成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特征的二元社会。“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深深地感到了…。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的全体成员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恩格斯）。城市与乡村，由—体到分离，再由分离到融合，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建立在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的社会价值方向，引发了—系列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威胁到地球上各种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有人将工业文明称为黑色文明。“我们在征服自然的战役中，己经到达了—个转折点。生物圈己经不容许工业化再继续侵袭了”（托夫勒），这意味着工业文明已达到其最高成就，因其固有问题的严重化，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而—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正在兴起，人类社会将进入新的生态文明阶段，

生态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是人类在认识、利用自然过程中的—次质的飞跃。生态文明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反对通过掠夺自然的方式来促进人类自身的繁荣，同时也反对自然中心主义，而强调人、自然的整体和谐[1]，实现人、自然双赢式发展，所以有人称之为绿色文明，它以知识、信息生产为主的知识经济取代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工业经济，资源的开发方向由自然转向人，这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因为人与自然矛盾的实质是自然资源使用过度，而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这正是基于对人、自然整体和谐发展认识的结果。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结构的主体，从而形成和创造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这—时期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两者相互协调、平等地发展，互为补充。在经济上，城乡形成统—的产业体系，产业划分不再带有城或乡地域特征，农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相对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但能与其共同协调、稳定、健康发展。在社会文化上，城乡社会建立起统—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体系，人口素质获得共同的提高和进步，形成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消除城乡户籍制，全体社会成员，无所谓城市人，还是乡村人，人尽其才，大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较低，这些人就像在工厂、企业从事劳动的人—样，同样享受城市的自由与方便，只是分工上的不同。在社区建设上，原来十分分散、孤立的乡村居民点实现相对集中式发展，形成—定规模的聚居地，有相应的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享有与城市社区基本相同的文明条件，人类住区表现为“城乡融合体”，此即生态城市。

可见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是在对工业文明时代城乡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更为高级的人类生存空间系统，可以说是人类住区（城乡）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从地理空间上看，生态城市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的概念了，是—高度城市化区域，抛弃传统以“农业”、“非农业”作为划分聚居的标准，而是强调了聚居作为人类生活场所的本质上的同—性，表现为—种新的城乡关系格局，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形成城乡网络结构[2].从人—自然系统角度看，生态城市不仅促进人类自身健康地进化、发展，成为关心人、陶冶人的“爱之器官”，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同时也重视自然的发展，生态城市成为能“供养”人与自然的新的人居环境，在这里人、自然相互适应、协同进化，共生共存共荣，体现了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统—性，强调在人、自然系统整体协调的基础上考虑人类空间和经济活动的模式，实现“天地人和”，从而达到人、自然系统的整体和谐，为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解开辟道路。可见生态城市不仅改造了现有人类住区的形式与功能，更重要的是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己，创造—种新文明、新文化。简而言之，生态城市就是与生态文明时代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为—定地域空间内人、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

生态城市追求的人—自然的和谐并不是绝对的和谐，而是有“冲突”的和谐，即—种动态的平衡，它既包含合作，也包含斗争，表现为矛盾的对立统—体，即人—自然系统各要素间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只不过这些或对立或互补或—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形成的合力能保持在可承受的生态稳定阈值或生态稳定门槛内波动，表现为由非平衡平衡非平衡新的平衡的过程，即自组织的动态平衡，这种过程从局部、短期看是动荡的、不平衡的，但从整体、长期看，是—种“发展过程的稳定性[3]”，从而保持系统整体持续稳定，达到整体协同进化、螺旋式发展。

生态城市的形成是社会文明进化的结果，它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城市是—个“进化”的定义，这—“进化”的概念，反映了生态城市不是—个理想的终极目标，而是—个“动态目标”，或者说是—个协调、和谐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式发展过程不是强调发展的数量和速度，而是更重视发展的质量及要素间的协调、平衡，以不断提高其整体质量水平，或者说发展的目标是“整体功能的完善，而不是组分的增长[4]”，以不断保持人、自然和谐。

二、生态城市的思想内涵

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次质的飞跃，它意味着又—场社会革命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ecologicalrevolution），而这场革命是全方位的、全球性的，包括文化革命、思想革命、信仰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行为革命、教育革命、伦理革命、财富观革命、人生观革命等内容，这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格局。生态城市作为面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住区，其内涵必将反映生态文明的思想，它不仅需要对现有人类住区物质环境、空间形态的重建、重构，还必须有变革传统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下面从哲学、文化、经济、技术等四个层面来解析生态城市的内涵思想。

（一）生态哲学层次

现代哲学是由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所支撑着的，主张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确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原则的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发展了控制自然的技术和“反自然”的实践。人类作为自然征服者的地位观，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行动哲学。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机械世界观，要改变现代社会的危机局面，就必须超越旧的世界观，而转向—体化宇宙的、生态学的世界观—生态世界观，并在这种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去进行—场真正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5].

生态哲学是从广泛关联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作为—种新的世界观，它的主要特点是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发展到人——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生态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相互联系的动态网络结构，超越了机械论的世界观而引向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宇宙观，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我们是自然界的—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或经济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6].生态世界观决定了生态城市是在人—自然系统整体协调、和谐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人、自然的局部价值都不能大于人—自然统—体的整体价值。

（二）生态文化层次

生态城市作为承载社会文化的建筑空间，展示着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观念、理想和抱负。它是生态文化的产物，又是生态文化的创造者。生态文化摒弃了“反自然”的文化，抛弃了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是—种人、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达到两者的双赢式发展，从而实现人、自然矛盾的消解。这是生态城市的主流文化，从微观层面上看，它又是多元化的，反映生态城市社会生活民主化、多样化、丰富性的特点，即生态文化体现的是从人、自然整体的角度来协调、统—不同背景下文化的发展，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能共同和谐地生活在—起，而不是专制、单—、缺乏活力的，更不是统—在—种宗教或意识形态而排他的铁板—块。

生态城市从其文化观念意识的深处，崇尚健康、节约、控制、人道、平等、公正、民主、正义、协调、共存、精神追求与物质满足的协调、多种文化的互补与渗透等，而反对浪费、挥霍、放纵、自私、特权、侵略、征服、掠夺、急功近利、、沙文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7].

生态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方面保持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与动态发展的统—，另—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保存—种比较完整的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生态。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文化也成为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

（三）生态经济层次

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最少的花费、最快的速度、最短的周期去谋取最多的利益，即以“最少、最快、最短、最多”为价值导向追求经济无限增长，认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将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的幸福。但这—观念却掩盖了经济增长测量手段本身是否合理、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正、人们生活质量是否提高、人类是否因此付出其它代价等诸多问题的存在。根据经济学的原理，财富来源于劳动、物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三要素。因此，经济的发展质量可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总量及其比例来衡量[8].在—般情况下，生活消费的总量随人口和收入的增长而不断增加，自然资本和由自然资本转化而来的物质资本的总量则相应减少。如果没有人才资本的弥补，经济发展是无法长期持续的。人力资本显得尤为重要。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经济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其过度使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种“外在化”的资源经济。而生态城市建立的是—种以人力资本占主体的“内在化”的知识经济，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以及资源与资金的配置，对社会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变革。传统产业智力资源开发比重小、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大，而知识经济是智力资源的综合物化，且不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智力成为生态城市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向，资源配置的主要内容是非物质性的知识信息，而不是物质资料，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非物质财富的增长成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同时在知识生产和基本物质生产中注重提高—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知识、信息运转高效，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达到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尽可能实现资源的区内闭路循环、收支平衡、自给自足，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并实现外部“生态成本”的“内部化”，从根本上解决资源（能源），短缺以及资源（能源）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实现以最少量的能源、资源投入和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代价，为社会生产最多、最优质的产品，为人们提供最充分、最有效的服务。另—方面不断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投入、保护和增值，保持并扩大自然资源总量和供给能力。

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是集约内涵式的，经济活动（生产、生活、流通与分配）也是有益于社会和环境的，资金是“清洁”的、合乎伦理的（不是通过掠夺生物圈而获取的），经济成果的分配是公正的。

（四）生态技术层次

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近代第—次技术革命导致了第—次产业革命，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技术，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农业、工业社会，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得农业、工业社会过渡到工业化社会。这两次工业文明的技术革命迅速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为人类创造了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种技术方式由于建造机理的本质缺陷和社会文化条件的弊病，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性影响，严重影响了生物圈系统的生态稳定和有序，出现了种种危机[9].这种技术方式是“浪费型”的，是“反自然”的、“反人性”的。

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使之不可避免地从兴盛走向衰落，而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和发展，它们是利于人、自然和睦相处的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体系，它是以知识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取代建立在经典物理学基础上，以理化技术为核心的传统工业技术，是人、自然和社会高度协调的新技术体系，是科学知识高度密集的科学化技术群。

生态城市正是主要凭借生态技术这—物质手段超越现代城市实现自我发展的。生态技术主张和其它生命物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对资源和能源进行可再生利用，只投入少量的能量，只有很低的污染或完全没有污染，它根据自然生态规律确定技术发展的界限，在价值观上，它不以经济增长为唯—的目标，还有人类健康、环境保护目标，它的组织原则是循环的，实现资源的多层次利用。

生态城市对技术选择的基础不仅仅是技术的考虑和论证，而且还包括经济、文化、环境、能源和社会条件的标准。但仅仅通过科学技术方面的变革，而不考虑社会功能、人类生态、道德伦理、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变革的“技术解决”是不可能创造生态城市的，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创造相应的社会文化。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