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状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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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状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09-04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后危机时代是指世界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的一个相对平稳期。该时期的最大特征是经济诸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方面，由于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预期和时间等因素促使危机得到缓解，经济下滑得到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危机时刻还会回来，甚至加剧并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衰退。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又一次冲击。在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尽管失业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恢复正常，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
危机与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总体而言是宽松的，2010年开始适度紧缩，第四季度加强了紧缩力度。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货币供应量方面。自2008年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呈加速上升趋势。2010年9月份广义货币（M2）供应量同比增长18.97%①，前三季度增长11.33%。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5 877亿元，同比多增长3 347亿元，广义货币增长19.3%。10月末，广义货币余额69.98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幅比上月高0.3个百分点，成为全球货币供应量第一大国（见图1）。
2. 准备金率调整。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4次统一上调准备金率，2010年1月、2月、5月每次统一上调0.5个百分点，10月份对六家银行差别上调。当前，一般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17.5%，而此前被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六家银行则提高至18%。17.5%的存款准备金率与2008年6月的历史最高点持平，而大型银行18%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点。据估算，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将冻结资金3 504.5亿元（见表1）。
3. 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自2007年“防通胀、防过热”的六轮加息之后，由于连番自然灾害及随之袭来的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第三四季度中国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合计下调幅度为2.16%，其中11月27日单次下调1.08%。2009年全年未动用利率工具。201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进行了34个月来的首度加息（见表2）。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是扩展性的，其中包括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三次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刺激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宏观经济。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货币供应量上，利率和准备金率工具没有再行启用。2010年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逐渐见紧，尽管货币供应量仍然一路攀升，但准备金率和利率都被启用于紧缩，尤其利率工具的运用，更彰显中国货币政策步入了紧缩通道。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及其主要问题
当美、欧等世界各大经济体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后，中国经济几乎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这既是中国良好经济发展态势继续的结果，也与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不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总体而言企稳向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
1. 经济增长方面。国内生产总值在2009年第一季度跌入低谷后，全年呈上升态势，第四季度达到峰值109 367.4亿元。2010年第一季度回落较大，为81 622.3亿元，此后第二三季度平稳增长至第三季度的95 820.4亿元。2010年第三季度较第二季度环比增长5.05%，较2009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15.36%。而2010年第一二季度分别较2009年同期同比增长17.01%和16.46%，三个季度的同比增幅呈下降趋势。企业景气指数与GDP走势一致，自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谷值105.6后，稳步回升至2010年第三季度的137.9，比危机前的2008年第二季度的137.40还高。
2. 就业方面。就业率与经济增长走势大致相同。就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情况来看，2008年前三个季度为4%，到第四季度升至4.2%，2009年全年为4.3%，2010年前两个季度为4.2%。数据精确度不是很高，但可以反映出当前失业率总体比2009年情况要好，但与危机前相比，失业率要高0.2个百分点。
3. 进出口方面。中国进出口总值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谷底，此后总体而言呈增长态势。净出口方面自2008年1月份以来除了2010年3月份是逆差73.7亿美元外，其余月份均为顺差，并且差值处于震荡状态，无明显的增减趋势。这说明欧美等经济处于衰退阶段时，对中国的进出口影响比较有限。其2008年以来的具体走势见图2。
（二）中国宏观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尽管经济总量向好，但是影响经济持续健康稳健发展的不利因素也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货膨胀压力大增。就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情况来看，2009年2月以前的12个月内同比增长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由8.7%下降至－1.6%，即物价出现下跌趋势，这一现象一直维持至2009年10月份。此后价格指数稳步增长，2010年10月同比增长率达到4.4%，环比增长率为0.8%。2008年以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如图3所示。不仅消费品价格在涨，住房价格也在政府的组合打压下顽强地上涨。其中，2009年房价环比增速呈稳步上升趋势，2010年4―8月，增速出现回落，6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9月份以来，房价在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仍维持着滞涨局面。
2. 人民币升值问题。2008年前三个季度人民币大幅升值，由1月的每100美元兑换718.53元人民币下降至2008年9月的681.83元人民币。此后直至2010年5月份波动幅度较小。但5月份以来人民币又进入了新一轮升值期，由5月的682.8下降至当前的662.42，半年内人民币币值上升了2.98%（见图4）。
3. 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问题。统计数据表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后复苏乏力。资产和产能闲置严重，失业率高达9．6％，个人消费开支虽持续增长，但依旧疲软。在内需疲软的同时，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呈现减弱趋势。第二季度美国出口仅增长9.1％，为2009年以来最低季度增幅。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采用以邻为壑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刺激政策，美联储宣称，到2011年6月底的未来8个月中购买6 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加上此前已有每月350亿美元的购买量，未来8个月，美国总共将印发9 000亿美元用于购买国债。短期内，如此巨额的美元被投入市场，将进一步刺激美元贬值和全球流动性泛滥。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抉择
当前，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经济环境是影响中国货币政策抉择的主要因素。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由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印等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幅度提高了对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
1. 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将导致食品消费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居民的钱如果全花在菜篮子上，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所谓“内需”不仅无法“拉动”，反而可能萎缩。
2. 由于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工业制造品成本上升，从而工业品价格上升压力增大。一方面是供给方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主要用在食品消费上而导致工业品购买力不足。两相矛盾下，将导致工业品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 通货膨胀将加速资产泡沫化。中国房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即使政府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接二连三出台，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家的通胀预期。开发商和投资者都预期物价会上涨、货币会贬值，较好的保值增值手段就是把货币资本化。投资房地产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投资方向是股市，中国沪深股市价格指数自2010年7月份以来步入了上升通道。其中，上证指数收盘价由7月1日的2 373.79上涨至11月10日的3 115.36，上涨31.24%；深证成指收盘价由7月1日的9 203.91上涨至11月10日的13 705.68，上涨48.91%。房产价格的居高不下乃至上涨牵涉的不仅是民生这一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资产泡沫最终总会破灭，泡沫越大、破灭得越迟，对宏观经济的破坏力就越大。
4. 当居民购买力和生活质量下降时，工资上涨压力增大。工资上涨将进一步给制造业造成涨价的压力，形成一种涨价不断地刺激新一轮涨价的恶性循环的局面。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则将破坏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如美元投放量的不断放大，将进一步导致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币值上升也将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进出口。有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后，受进出口相对价格以及国内产出水平下降的影响，进出口额呈现下降态势，但由于J曲线效应，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下降幅度在前期要小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的下降幅度。约5个月之后出口下降幅度超过进口下降幅度。进出口这种下降格局将会改变中国的净出口格局，它将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际收支顺差的改善，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人民币升值还会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将会同方向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有利于总体物价水平的回落。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还可能导致国际热钱的流入，过多热钱流入对经济将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热钱往往会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当宏观经济基本面出现不稳定迹象时，热钱就会流出，促使其助长的泡沫加速破裂，从而引起经济衰退乃至动荡。不过，就当前而言，在中国管理浮动汇率制、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管制并且利息率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将不会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大的影响。
当前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避免人民币币值快速大幅上升，但是也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影响机制是双向的。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促进积极增长和保持较低的失业率；另一方面，积极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国内物价水平快速上升，而在人民币即使温和升值的情况下，进口将增加，出口将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就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来看，笔者认为第二种作用将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当前如果继续推行积极扩张的货币政策，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则相反，它有利于控制国内物价水平。但是，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抑制投资，另一方面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增强，二者均不利于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于通货膨胀及其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的长期的破坏性的影响，而保增长压力相对较小。中国有管理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下外汇流动的严格管理制度，人民币币值受加息影响有限。因此，当前中国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明智之举。
注释：
①为了比较，本文图表数据采集时段是2008年1月―2010年11月，文中分析的主要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的数据，即分析危机与后危机时代的数据指标。
参考文献
［1］靳玉英，张志栋.非传统货币政策解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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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Orphanides, Historical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Taylor rul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Macroeconomic Status and Monetary Policy Choice in China
Zuo Shungen
（Tseng-ch'eng Colleg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363, China）
篇2
关键词：外生冲击；企业生存；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3002007
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企业的生存状况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观经济运行和产业政策等外部条件的影响——即企业的生存状况依赖于经济运行状况。本文讨论企业的生存状况在外生冲击的影响下将怎样变化以及哪些冲击对企业生存状况影响较大。企业生存状况基本无法直接计量，但企业数量的变化间接说明企业生存状况的变化，所以本文使用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企业数量的变化，讨论企业生存状况。
本文的模型把企业数量设置为内生的变量，Lewis[1]认为把企业数量设定为内生变量有三个原因：第一，根据Dixit和Stiglitz[2]、Krugman[3]设定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在新企业进入的同时，也就有新产品种类被生产，由于产品差异化能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这样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福利。现在统计的通货膨胀率中没有对产品多样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导致统计的通货膨胀率高估了居民生活成本。所以引入内生的企业数量可以反映真实的生活成本。第二，Bilbiie等[4]、Bergin和Corsetti[5]认为内生的企业数量变化增加了宏观经济波动的传递机制。第三，新企业的进入导致了产业内竞争加剧，使产品的差异化变小，从而产品间的替代性加强，使企业的垄断力量和价格制定能力减弱。
在国外文献中技术冲击、偏好冲击对企业数量的影响有一致的看法，Chatterjee 和 Cooper [6]把企业数量设定为内生变量且受消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的影响。由于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市场，生产的产品是不完全替代，所以企业数量对涨价率（markup）有显著的影响，使企业具有一定的定价能力，从而企业可以长期盈利。对于有利可图的产业可以吸引新企业的进入，加剧产业内的竞争。各个在位企业为了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只能增强自己的盈利能力，不断积累资本以增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潜在的进入者看到该产业有利可图，更加想进入该产业，形成一个产业外部积极进入，内部不断增强自己生存能力的过程。Devereux等[7]认为企业数量的变动增加了宏观经济波动的传递途径，从而扩大了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力。索洛余项波动导致企业数量的变化，而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促进企业专业化或者规模化以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这又导致索洛余项的变动，形成一个循环传递过程，即企业数量变动是冲击的传递途径。Bilbiie等[4]建立了有进入成本的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内生的企业数量，分析它怎样影响经济周期的相关变量，由于企业有进入成本导致生产者要权衡是否进入产业，所以形成了与Devereux等[7]建立模型相对应的新的经济波动传播机制。Lewis[1]在其模型中引入了供给、需求、货币和进入成本的波动，考察这些波动对企业数量的影响，而供给的波动又分在位企业供给的波动和新进入企业供给的波动，认为企业数量对这些波动都有明显的反应。在国内的文献中，刘晴辉[8]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各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关系，得到货币政策的变动能解释产业内企业数量变动的95%的结论。从国内文献可以看出对企业生产状况与外生冲击的研究还停留在实证分析上，数量模型的研究还欠缺，而国外成熟的模型又不符合中国的特点。
本文建立一个把企业数量设定为内生变量的封闭经济DSGE模型，主要考察消费偏好、生产技术和货币等外生冲击是怎样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应该怎样应对这些外生冲击。没有考虑开放经济问题是因为Gali[9]、徐高[10]认为政府支出、净出口等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大。对家庭建模时，在模型中引入了符合中国家庭实际情况的货币余额偏好，针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趋势变化的特点，在模型中也加入了一个对货币余额偏好的持久性冲击。在这个模型中把企业数量变化分析深入到产业内部，这有别于其他的讨论宏观经济波动与企业数量关系的DSGE模型。本文研究企业部门时借鉴了Jaimovich和Floetotto[11]研究涨价率与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动态关系的建模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加总各个产业产出时加入了消费者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可以修正居民的生活成本。由于产业内部的企业间是垄断竞争的假设，企业通过垄断定价来谋取利润，形成一个前文提及的资本积累的循环过程。由于刘晴辉[8]的经验分析，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考虑政府部门时只引入货币政策，而没有考虑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影响。刘斌[12]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盯住货币供应量，所以本文中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也只是考虑了控制货币总量增长率而没有考虑利率等其他因素。最后本文求解模型的对称均衡，并使用校准方法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本文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求解；第三部分是模型校准和脉冲响应分析；第四部分给出模型结论和启示。
一、模型的构建与求解
本文建立了封闭经济DSGE模型，包括家庭、企业、政府三个部门。以下分别讨论各个部门。
（一）家庭部门
经济中存在连续（总测度为1）同质且无限生存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最大化其一生中的期望效用之和。
Ε0∑∞t=0βtUt
（1）
其中，β是主观折现因子；Ut是家庭在t期的即期效用函数，它是消费的增函数；Ct表示消费；劳动供给的减函数，Lt表示劳动供给；货币持有量的增函数，用Mt表示货币持有量，其具体形式为
Ut = εct1-σC1-σt -1 + L1 + t + edt ln（Mt Pt ）
其中，σ是跨期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φ是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εct是消费偏好波动，服从对数化一阶自回归过程（AR（1））。表示劳动供给的效用相对消费和货币持有量带来效用的比例，没有引入劳动力供给波动是因为劳动供给波动对经济的影响较小[13]。Pt是价格指数，其具体形式将在对企业建模时给出。edt为每期对真实货币余额偏好的冲击，dt遵循一个带漂移的随机游走过程，行为方程为
dt=（1-ρd）gm+ρddt-1+ηd
gm是为了体现中国货币流动速度的趋势性变化，在偏好中施加的一个持久性冲击。gm等于中国真实货币余额的增长率与真实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差额。ηd是随机扰动项。
每期家庭向企业提供劳动力并获取相应的报酬。同时，家庭决定在t期的名义投资量、名义货币持有量和消费。由于只考虑货币政策，没有考虑财政政策，所以在约束等式里面没有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家庭的跨期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Ct+It+vtNEt+Mt=Rt-1Kt-1+WtLt+
πtNt+Mt-1
（2）
其中等式左端表示支出，分别是t期的消费、t期的投资、t期投资的新企业、t期家庭货币持有量。用It表示每期投资额，vt表示企业的价值，NEt 表示t期新进入的企业数量。等式右端是收入，分别是资本利得、劳动收入、企业分红、t-1期持有的货币量。用Kt表示资本，Wt表示名义工资率，Rt-1表示t-1期持有的名义资本收益率，πt表示企业利润，Nt表示企业数量。Kt、Nt是状态变量，每期有NEt数量的企业进入，δN比例的在位企业退出生产，而资本也有一定的折旧，用δ表示资本折旧率。所以Kt、Nt的行为方程为
Nt=（1-δN）Nt-1+NEt
Kt=（1-δ）Kt-1+It-1
所以（2）表示的家庭预算约束可以改写为
MtPt+KtPt+Ct+vtNt=Mt-1Pt+（1-δ+Rt-1）
Kt-1Pt+WtPtLt+πtNt+vt（1-δN）Nt-1
（3）
代表性家庭在式（3）的约束下求Ct、Lt、Mt、Kt、Nt使家庭期望效用式（1）最大化，得到最优决策一阶条件为
εctC-σtWtPt=Lt
（4）
βEt（1-δ+Rt）εct+1C-σt+1εctC-σtPtPt+1=1
（5）
edt（MtPt）-1=εctC-σt（1-11-δ+Rt）
（6）
vt=πt+β（1-δN）Etvt+1εct+1C-σt+1εctC-σt
（7）
式（4）表示均衡时劳动与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真实工资率，式（5）表示均衡时资本收益率等于消费的跨期替代率，式（6）表示均衡时真实货币持有量与消费的替代率等于货币持有成本，式（7）表示均衡时企业价值等于企业利润加企业未来的期望价值的现值。
（二）企业部门
经济系统中有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是使用连续且总测度为1的各个产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生产。在每个产业中都有有限数量的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它们生产不同的产品——即同一个产业中生产的产品是不完全替代的，并假设企业面临的市场是垄断竞争市场。这样会导致各个产业生产的中间产品最后加总产出时各产品之间也是不完全替代的。
最终产品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生产，它使用各个产业生产的产品进行生产。其生产技术为
Yt=∫10Qt（j）ωdj 1ω，ω∈（0，1）
（8）
Yt为最终产出，Qt（j）是产业j的产出，任何两个不同的产业间生产产品的替代弹性是固定的，等于1（1-ω）。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之间是完全竞争的，消费者使用最终产品进行消费、投资和新企业的构建。
在产业j中有数量有限且Nt>1的企业数量，它们生产不同的产品，使用CES函数形式把它们加总为产业j的产出。Nt不同于Jaimovich 和 Floetotto[11]的设定形式，本文引入了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喜好程度。产业j的产出是
Qt（j）=At∑Nti=1qt（j，i）τ1τ，τ∈（0，1）
（9）
At=Nγ-1τt
其中借鉴Dixit 和 Stiglitz[2]的设定，γ表示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喜好程度。qt（j，i）表示产业j中企业i的产出。产业中的企业面对垄断竞争市场，企业i生产的产品特征不同于其他同产业的企业产品特征，它们使用垄断定价能力使其利润最大化。产业内任意两个企业间生产产品的替代弹性为1（1-τ），且假设1（1-τ）>1（1-ω）。
每个中间产品生产企业使用资本k和劳动力l进行生产，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qt（j，i）=ztk（j，i）αlt（j，i）1-α-ο，
α∈[0，1]
（10）
其中zt表示外生的技术冲击，各个厂商之间都是相同的，其服从对数化AR（1）过程。一般认为技术冲击是独立于货币政策的，所以过去技术冲击不会受到货币政策冲击及货币需求冲击的影响。ο是中间产品生产企业为生产支付的固定费用，中间产品生产企业把投入的ο数量的费用立即使用起来，而且把它一次消耗完。
最终产品生产者购买各个产业的产品进行生产，面对的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所以最终产品生产者选择投入来使其利润最大化，最后得到各个产业的需求函数为
Qt（j）=pt（j）Pt1ω-1Yt
（11）
pt（j）是产业j在t期的价格指数，Pt表示最终产品在t期的价格指数，把式（11）代人（8）可以得到最终产品价格指数为
Pt=∫10pt（j）ωω-1dj ω-1ω
（12）
把产业j的企业i的价格表示为pt（j，i），使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qt（j，i）的需求函数和产业j的价格指数。
qt（j，i）=Aτ1-τtpt（j，i）pt（j）1τ-1Qt（j）
（13）
pt（j）=1At∑Nti=1pt（j，i）ττ-1τ-1τ
（14）
产业内各中间产品企业的定价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使用资本和劳动，在生产技术的约束下使其成本最小化；第二步是带入第一步求出单位成本，中间产品生产者在需求函数的约束下，制定价格使其利润最大化。在第二步制定价格时，如果使用Dixit和Stiglitz[2]的假设，单个企业的价格不会影响经济整体的价格指数，则没有把企业定价影响考虑到最终产品价格指数和产业的价格指数中。但是Yang和Heijdra[14]认为Dixit和Stiglitz[2]的设定是当企业数量是无限时的加总方法，需要纳入企业垄断定价能力对价格指数的影响，但是仍然假设单个企业的定价只会影响到产业的价格指数，而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指数。由于本文中假设产业内有有限数量的企业，所以本文使用第二种设定，可得到
pt（j，i）MCt（j，i）=μ（Nt）=
（1-ω）Nt-（τ-ω）τ（1-ω）Nt-（τ-ω）
（15）
其中MCt（j，i）表示产业j内企业i的边际成本，μ表示其涨价率，它是企业数量N的函数。同时根据定价过程，可以得到中间产品企业对资本和劳动力的需求函数
Rtpt（j，i）=ztμ（Nt）αkt（j，i）αlt（j，i）1-αkt（j，i）
（16）
Wtpt（j，i）=ztμ（Nt）（1-α）kt（j，i）αlt（j，i）1-αlt（j，i）
（17）
根据式（10）、（16）、（17）可以得到中间产品企业的利润，πt（j，i）为
πt（j，i）=pt（j，i）qt（j，i）μ（Nt）-1μ（Nt）-ομ（Nt）
（18）
潜在的进入者支付ψ的进入成本建立一家新企业。接下来企业拥有者把产品出售给家庭。它的价值确定方法是未来利润折现v，它的值等于式（7）确定的数值。所以潜在进入者支付的最优进入成本满足的条件为
ψt=vt
式（7）可以改写为
ψt=πt+β（1-δN）Etψt+1εct+1C-σt+1εctC-σt
（19）
（三）政府部门
政府是通过控制名义货币总量来实施货币政策，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上期名义产出、通货膨胀率等，为了符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其行为方程是参照李春吉和孟晓宏[15]的设定，具体形式为
ln（Δmt/Δm）=ρmyln（Yt-1/Y）+
ρm∏ln（∏t-1/∏）+ηmt
（20）
其中Δmt=MtMt-1表示t期名义货币增长率，∏t=PtPt-1表示通货膨胀率，ρmy、ρm∏均为绝对值小于1的参数，Y 、∏ 分别表示稳定状态时候的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ηmt表示名义货币增长率受到的随机扰动项。
（四）对称均衡
在前文提到的企业定价过程中，可以发现所有企业拥有相同的边际成本，这是由于它们面对相同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又由家庭是同质的，可以得出模型的对称均衡解。即（j，i）∈0，1×1，Nt：qt（j，i）=qt、kt（j，i）=kt、lt（j，i）=lt、Nt（j）=Nt。由于各个企业拥有相同的技术和单位成本，所以它们制定的价格都是相同的，可以把价格定义为pt（j，i）=pt=1。在加总劳动和资本时可以得到Kt=ktNt、Lt=ltNt。通过加总可以得到最终产品生产者的产出、中间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价格指数、资本需求函数和劳动需求函数为
Yt = Nγ-1t（zt KαtL1-αt -Nt ο）
（21）
πt=YtNγt1-1μ（Nt）-ομ（Nt）
（22）
Pt=N1-γt
（23）
Rt=ztμ（Nt）αKαtL1-αtKt
（24）
Wt=ztμ（Nt）（1-α）KαtL1-αtLt
（25）
由于最终产品用于消费、投资和新企业的构建，所以可以得到总资源约束方程为
Yt=Ct+It+ψtNEt
（26）
二、模型校准和脉冲响应分析
（一）参数校准
（4）-（6）、（15）、（19）-（26）式描述了均衡时的动态系统。进行数值模拟前需要确定模型中各个结构参数的值，结构参数的校准主要考虑模拟数据序列的稳定性和参照相关文献来确定其数值，它们在参照文献中的经济含义与本文中相应参数的经济含义相同。家庭行为参数集合为{σ，φ ，δ，β，δN }。基于季度数据的考虑，σ、φ、δN参数设定时参照刘斌[12]使用Bayes估计得到的值，它们分别为2.1、6.16、0.05，它们的取值意味着跨期消费和劳动供给都缺乏弹性；δ、β参照李春吉和孟晓宏[15]的设定分别为0.05、0.97。企业行为的参数集合为{α，ο，ω，τ，γ}。由于企业部分模型设定参照了Jaimovich和Floetotto[11]的设定，所以α、ο、ω、τ这部分参数也参照其给出的值，它们分别为0.3、0.127、0.001、0.949；γ参照Lewis[1]的设定，其值为0.3。外生冲击的参数集合为{gm，ρc，ρd，ρz，ρmy，ρm∏，ηc，ηd，ηz，ηm}。货币偏好的持久性冲击gm参照刘海超[16]在其博士论文中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到，其值为0.038。消费冲击系数（ρc）、货币偏好冲击系数（ρd）、技术冲击系数（ρz）参照刘斌[12]的估计结果得到，它们分别为0.17、0.26、0.95。货币政策行为方程的系数ρmy、ρm∏参照李春吉和孟晓宏[15]的设定分别为-0.303 190、0.963 093。各个外生冲击的扰动项ηc、ηd、ηz、ηm的概率分布服从正态分布，具体形式分别为ηc～N（0，0.99）、ηd～N（0，1.13）、ηz～N（0，0.12）、ηm～N（0，0.12）。具体各个参数的值见表1。
为了得到模型中各个变量的稳态值，首先应该求出各个外生冲击的稳态值。根据消费偏好冲击、货币供给冲击、技术冲击的定义，它们的稳态值都为1。由于货币偏好冲击是带有漂移的随机游走过程，根据其行为方程可知其稳态值等于gm的值。由于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各个动态变量是固定的值，根据式（5）计算出R的稳态值为0.080 928。本文中参照Jaimovich和Floetotto[11]对涨价率的设定，μ（涨价率）的稳态值为1.3，根据涨价率的等式（15）计算出企业数量的稳态值N为1.218 163。得到N的稳态值后，根据式（23）计算出P的稳态值为1.148 137。本文设定L的值为1，它代表一个工作日有8个小时，根据式（24）得到K的稳态值为4.468 011。由式（25）计算得到W的稳态值为0.843 702。由前面计算的这几个变量的稳态值，根据式（21）得到Y的稳态值为1.229 965。得到Y的稳态值后，从式（22）得到π的稳态值为0.169 829。从式（19）计算出ψ的稳态值为2.163 431。由N、K的行为方程计算得到NE、I的稳态值分别为0.060 908、0.223 401。然后根据式（26）计算出C的稳态值为0.874 793。从式（6）得到M的稳态值为30.017 693。是一个静态变量，在给定其他参数的值和其他变量的稳态值后，由式（4）计算其值为0.973 181，可以看到劳动占消费和货币持有量的效用比例非常大。根据∏的定义，在稳定状态时有Pt=Pt-1，所以其值为1。各个变量的稳态值计算结果见表2。
（二）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清楚了解各个冲击对企业数量的动态影响，本文考查了企业数量对技术、货币偏好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到，技术冲击对企业数量的影响最大，技术冲击对企业数量只有正面的影响。在技术冲击的影响下，企业数量会偏离原来的稳定状态，在经过140期后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最大偏离发生在70期的时候，其值为1%。从脉冲响应图中还可以看到，企业数量对技术冲击滞后70期是影响最大，属于滞后型波动。在现实中，技术的传播过程也总是部分企业先进行技术创新，然后是其他企
注：横轴表示时间（每个刻度20期），纵轴表示单位标准差的冲击给企业数量带来百分比变化。业纷纷模仿这些企业的技术，进入该行业，使该行业的企业数量增加。该行业的企业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后，竞争加剧，部分企业消亡，其他企业为了生存，只有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货币偏好的冲击对企业数量只有负面作用，从图1中可以看到，货币偏好冲击几乎立即使企业数量的波动达到最大。可以说，家庭的货币偏好，对企业数量有立竿见影的作用，这属于一致性波动。最后大约在60期的时候恢复到稳定状态，偏离程度最大的时候是0.15%。在经济中，企业的建立需要资本的投入，而家庭的货币偏好冲击是持有货币，而不是把这些货币用于投资或者消费。在本模型中，家庭把货币投资于企业，获得分红，当货币偏好冲击发生时，家庭就偏好持有更多货币，企业不能获得资本投入，所以对企业数量具有负面的影响。
三、结论与启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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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改制是政府将原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者全部出售给私人投资者或国外投资者的过程。在改制前,政府是国有企业唯一的持有者。在改制过程中,企业的所有权被分散。新的持有者在进入的同时往往会建立起新的治理结构来保护他们的投资。在国际金融公司(IFC)此前进行的一项对1268家企业的调研中,有313家是改制企业,并且除了24家以外,其余的都是非上市公司。由于身处改制过程中的国企,其公司治理结构通常会发生重大变化,这提供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考察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起落影响改制股权分布
关于董事会的设立,在我国的《公司法》中有着以下明确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3人至13人”(第四十五条),“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5人至19人”(第一百零九条)。所以,大部分的改制企业事实上应该都设立董事会。因为改制企业通常是由多方持有的,而且各方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的责任。然而,从图1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设立董事会的这条线(深红色线)在80%左右波动,即大约有20%的改制企业并没有成立董事会。
这一现象可能与中国滞后的司法体系有关。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基础缺失。尤其是法律、法规的监督和执行中存在不少漏洞。一些企业没有严格遵行《公司法》,只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批准就完成了私有化的过程。
就总经理持股来说,需要指出的是,在改制的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往往有着很强的谈判能力。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于企业的实际价值、运营、人事、组织结构等有着非常清楚的了解。由于这些信息上的优势,大部分国企的经理人在改制后仍然保留着他们的职务。一项调查发现,在受访的改制企业中,有超过60%的企业总经理是原国企的经理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企的私有化过程中,经理层收购(MBOs)占到了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在2004年“郎顾之争”以前)。调查研究表明,在所有的改制中,经理层收购可能占到了40%以上。原经理人在改制过程中较大的谈判能力以及经理层收购都会带来总经理持股。如图1显示,在IFC调研的样本改制企业中,大约有76%的总经理持有企业的股份。
仔细观察图1中的两条线,我们还会发现两种特征:一是,无论是董事会的设立比例还是经理人持股的比例都有逐年的波动,即不同年份改制的企业在整体上有着不同的治理结构上的表现;二是,两条线的走势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状态,在某些年份改制的企业中,建立董事会的比例比较高,而经理人持股的比例比较低,在另外一些年份改制的企业中,建立董事会的比例比较低,但经理人持股的比例却比较高。
第一个特征表明,可能存在一些年度的经济因素驱动着这两项治理结构的变化。由此,如果将这两项治理结构与企业改制当年的宏观经济情况相关联,例如图2将设立董事会的比例与当年GDP指数(增长率)放在一起来考察。从总体上看,我们发现在GDP增长率比较高的年份,改制企业设立董事会的比例比较高(譬如在图的两端部分);而在GDP增长率比较低的年份,改制企业设立董事会的比例比较低(譬如在图的中间部分)。而图3将总经理持股的比例与当年GDP指数放在一起,我们发现了反向的关联性:在GDP增长率比较高的年份,改制企业中总经理持股的比例比较低;而在GDP增长率比较低的年份,改制企业中总经理持股的比例比较高。两项治理结构的比例似乎领先于GDP增长率一期。因此,将它们与后一年的GDP增长率放在一起,即图4与图5。在图4中,两条线的走势惊人地吻合,若某一年改制的企业中建立董事会的比例比较高,则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比较高,反之亦然。之所以说“惊人”吻合,是因为这两组数据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董事会”这一条线来自于IFC的调研数据,而“GDP指数”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两者如此吻合,暗示着其背后一定存在重要的经济机制。同样,在图5中,“总经理持股”与“后一年GDP指数”显示出了很强的负向相关的关系。若某一年改制的企业中总经理持股的比例比较高,则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比较低。
从图2到图5,我们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改制期间所处的宏观经济状况会影响其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在经济状况较好时,更多的改制企业会建立起董事会,而较少的总经理能够获得企业的股权;反过来,当经济状态不佳时,较大比例的改制企业没有设立董事会,但总经理能掌握更多企业的控制权。
地方政府的权衡
在国企的私有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是原国有企业的持有者,通常是企业改制的发起者。在改制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是企业改制方式的重要的决定者。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取决于在任期间的综合表现,重要的指标包括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率以及财税收入。显然,就改制的方式来说,地方政府面临着一对权衡。一是使用内部人改制,即将原国有企业的部分或全部出售给企业的经理人与员工。内部人改制是中国各地地方政府普遍使用的一种方式,主要是为了降低由改制而带来的失业。通常,当政府使用内部人改制时,会把企业打折出售,而同时,政府会给企业在改制后若干年内的裁员人数设置一个上限。当宏观经济状况恶化时,地方政府更是倾向于将国有企业售让给内部人,以避免失业率的继续提高和其他政治上的压力。在内部人改制中,原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成为了大股东,制约经理人的治理结构不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来。这样就解释了我们在前面图中所看到的:当改制期间的宏观经济状况比较差时,地方政府更多地使用内部人改制,董事会设立的比例比较低而总经理持股的情况比较高;二是引入外部投资者。相对于内部人来说,外部投资者往往可以支付更高的价格。在宏观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期,失业率降低,地方政府会更多地考虑引入外部投资者,以从企业私有化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由于外部投资者对于企业的了解程度不及原企业的经理人,他们有着更强的动机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来确保自己的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因此,当改制期间的宏观经济状况比较好时,董事会设立的比例就比较高而总经理持股的情况比较少,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更多地使用外部人改制的方式。
篇4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1.该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它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课程本身在教学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宏观经济学》课程一般在大二开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对宏观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以后专业的学习打下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情况。
2.该课程有助于学生理解现实的宏观经济问题。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宏观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发展起来的，是对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更深入的理解现实的经济问题。我国也在实行市场经济，而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同时也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而通过《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理解经济波动的原因有哪些、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有哪些、这些措施对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是怎样影响经济的。
3.该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考研专业课。《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考研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教好这门课，学生学好这门课，可以让学生考研增强信心，减轻复习压力，提高考研成功可能性。
二、《宏观经济学》应用性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1.教材过于理论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应用性是应用性教学的基础。目前《宏观经济学》教材分为三类：有英文版、翻译版和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比较流行的是高鸿业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多恩布什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但这些教材都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联系不是很紧密，案例不够本土化。而且，对于不同类型的本科高校，目前也没有相适应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当然也没有专门适合应用技能型高校的《宏观经济学》权威教材。教师也没有明确的教辅材料，全靠授课教师自己搜集，这样授课的应用性程度就参差不齐，教学没有质量保证。
2.教师的应用性教学水平不高。应用技能型本科高校由于以前定位不清，教师缺乏应用性教学的观念。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习惯于理论讲授，习惯于满堂灌，互动式教学不足。而应用技能型本科高校年轻教师基本上毕业于研究型高校，这样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接受的是研究型高校的教学，这种影响对他们来说潜移默化，使他们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也不自觉地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这样，教师本身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也不是很清楚，比如我国GDP的核算情况，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此外，对应用技能型本科高校教师的评价还是重科研，比如评职称以及平时的绩效考核科研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就限制了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应用性教学中。
3.教学内容与实际联系不紧密。《宏观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为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理论讲授过多，过于注重图形推导、计算题的练习，比如IS-LM模型这部分内容就比较理论化，而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应用性问题却涉及不多，案例教学不够丰富。由于前后内容联系紧密，环环相扣，如果前面内容没掌握好，就会影响对后面内容的理解，这又要求任课教师不得不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比如，如果不理解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由总需求决定，就难以理解表示产品市场均衡的IS曲线;不理解IS曲线，就难以理解由IS-LM模型所推导的暗含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收入决定。这样一方面使学生学习压力大，学习难度大，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感到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学生又认为《宏观经济学》缺乏实用性，致使学习兴趣不高。
4.教学方式单一。《宏观经济学》课程由于教学内容较多，而课时不够多，教师上课还是采用满堂灌的方式，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参与度较低，只是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内容。师生之间互动不足，难以达到教学相长。
三、改善《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方法
1.选择高质量的应用性教材。教材对教学水平起到很大的影响，目前，针对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学》应用性教材缺乏的现状，教育部应组织教师编写。教育部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制定了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应地，也应组织教师编写出与各类高校相适应的权威教材，以对教学质量起到一个基本保障作用。教育部在组织教师编写适用应用技能型本科院校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时候，要多加入案例，尤其是本土化的案例，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并及时更新教材内容，进行教材的再版工作，以增强教材内容的时效性，避免教材内容陈旧。
2.提高教师的应用性教学水平。“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要重视教师在应用性教学中的作用，要加强应用性教学，就要改变对高校教师的评价标准，提高教学在职称评定中的权重，让教师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教学，并通过加强教师培训和增加实践机会来提高教师应用性教学的能力。关于教师培训，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宏观经济学》应用性教学水平高的教师进行公开示范课，组织高校教师通过网络进行学习，这种网络培训既可以降低培训成本，还可以扩大培训范围，又不影响教师的正常工作。另外，要给予高校教师更多地接触实际的机会，可组织讲授《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师到统计局等政府部门去实践一段时间，以了解实际情况，这样讲起课来才能理论联系实际，收放自如，有的放矢。
3.增强教学内容的应用性。要增强教学内容的应用性，就要加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学生对教学的参与性，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能很好地提高教学效果。案例教学对培养应用性人才尤为必要。具体到《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也十分必要。在进行案例教学时，教师应关注相关报道及经济热点话题，注重収集与《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避免教学内容陈旧，所选案例尽量使用比较新的。比如，在讲“乘数效应”时，通过“破窗经济”的故事让学生有更生动的了解，加深学生的印象。《宏观经济学》在进行案例教学时，要把经济理论和经济热点问题相结合，以案例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在讲到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时，关于货币政策工具，就可以让学生了解一下，我国近些年来法定准备率的调整情况，并向学生介绍调整的经济背景，2007年我国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10次上调法定准备率，是因为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8%，GDP同比增长11.4%，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通过相关内容的介绍，既紧密联系了实际，让学生了解了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形势的变化，又让学生加深了运用法定准备率工具进行调控的印象，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4.转变教学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教师应转变教学方式，注重教学结合，教学相长，多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提高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性。教师在引入新的教学内容时，可通过一些例子先向学生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学生进行讨论。教师在讲授完基本理论之后，可以向学生布置一些与实际联系比较密切的作业，让学生自己查找答案，并让学生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在课堂上进行汇报，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并加深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比如在讲完《宏观经济学》第一章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之后，就让学生分组做一个“某一经济体某一时期的宏观经济状况”的PPT，让学生在下一堂课的时候来做分享，实践中发现有的学生查找数据，做了图表，很好地完成了作业，这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又让他们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
篇5
今年前两个月，股市走势总体上比较弱。元旦刚过，大盘就持续下行，并且出现了周线5连阴的格局。尽管到了春节前夕，股市出现了反弹，但走势并不流畅。进入3月份后，行情虽有所走强，但随即就发生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下跌，不但将多日积累的涨幅尽数抹去，还对投资者的心理造成很大的打击。
按理说，今年的经济环境要比去年好，上市公司的效益同比也会有较明显的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股市行情应该不会太差，但为什么两个多月来，走势会如此弱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尽管实体经济似乎比较好，但是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的担忧情绪却越来越重。
“逆调控”取代“顺调控”
中国的宏观经济通常是实行“逆调控”，也就是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采取一些紧缩的措施，以防止过热；在经济状况不那么理想时，采取扩张的政策，以避免增速回落过快。
去年，国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实际上也是在进行“逆调控”。到了下半年，经济开始企稳，增速逐步回升，此时国家没有马上改变政策，还是保持了原有方针措施不变。这样，就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顺调控”。投资者还是很享受这种“顺调控”局面的，因为这个时候最适合股市操作。
但是，自去年年底开始，局面就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是，尽管有关方面还在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但同时又表示要加强政策的灵活性与针对性，这就是发出了“微调”的信号。
进入2010年以后，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两次提高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事实上收紧了银根。
到这个时候，应该说，宏观上的“顺调控”已经结束，投资者再次面临“逆调控”的环境。但大家对此已经不太适应了，特别是对于“逆调控”的力度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普遍感到难以把握，于是就有了股市的持续下跌，乃至每当有“利多”公布时，股市反而加速下跌的局面。
显然，投资者如果不能尽快认识“逆调控”的特点，并且适应这样的环境，也就无法把握今年的行情。
市场反应似乎过头
在“逆调控”下，宏观政策已经有所收紧，但是这种收紧又有其特点，一方面是尽管实施比较早，但力度还是较温和的；另一方面是政策在演绎中有多种取向，不是简单地单方面收缩。
今年两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时间上都是超预期的，但除此之外，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上相当有限。显然，有关方面是在向市场发出信号，作出某种提醒，未必是要马上实施全面紧缩。毕竟经济还只是刚刚复苏，而且作为先行指标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已连续两个月下行，表明紧缩预期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逆调控”，也是有保有压，在强调调结构的同时，仍然会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在重要位置上。
现在投资者所面临的“逆调控”，与2007年下半年及2008年上半年时情况有着很大不同。人们从中可以看出，时下的宏观经济环境虽然不如去年，特别是不如去年上半年宽松，但也不是非常严峻。流动性还是比较宽裕的，低利率局面还会延续。最近，央票发行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利率基本稳定。银行信贷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还是维持了较高规模。对于一些长线行业，的确有较为严厉的控制措施推出，但是对于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的支持力度在加大。另外，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可能会适当地放慢脚步，但在改善民生、鼓励消费等方面的支出是在不断增加的。
由此分析，“逆调控”对股市的影响不会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也就是说，投资者不必过于担心。现在市场对于调控的预期以及“逆调控”的反应，似乎也有过头之嫌。
篇6
经济波动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紧缩更迭交替、循环往复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个国家的经济通常会经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1999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与潜在GDP增长率的负缺口不断扩大，经济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了波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逐步回升，进入复苏阶段。在复苏的不稳定时期，经济出现了短暂的波动，2002年开始才真正走上稳步增长与回升之路。2005年我国经济运行已超过产出正缺口0.2%的上限（谢太峰、王子博，2013），2007年接近波峰。2008年底，一场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顿时处于低迷态势。正处于高速平稳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也跌入了暂时性的发展低谷。2007年至2011年我国经济经历了过热、衰退、低谷、复苏又缓慢下行的波动，宏观经济发展始终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宏观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微观层面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品市场上需求比较旺盛，GDP增长较快，物价上涨，资本市场的繁荣使社会投资热情高涨，银行货币信贷较为活跃，资金需求量扩大，此时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盈利水平。宏观经济的波动是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的客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不仅影响了公司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业绩，而且直接影响到公司管理层对未来的经济前景与企业发展的预期，关系到公司财务政策的选择与理财行为的实施。如，陆正飞和祝继高（2009）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量，以备不时之需。然而，鉴于宏观经济分析的结果难以量化，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微观企业的影响缺乏直接的证据，因此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对企业微观主体行为与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仍比较缺乏，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研究太少（姜国华、饶品贵，2011）。
股权资本成本是股东进行股权资本投资时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股权资本成本水平关系到企业价值评估、经营绩效评价和股东利益保护等诸多方面，是公司管理层进行融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决策等财务决策的重要依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股权资本成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微观层面，宏观经济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基于200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对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财务政策制定者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20世纪末以来，股权资本成本的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外部的环境因素，特别是从宏观经济和法律环境等方面来讨论不同经济背景下股权资本成本的差异。套利定价理论（APT）首次将宏观经济环境变量纳入模型中。此后的研究将关注点集中于决定股权资本成本的宏观经济因素方面。Chen等（1986）将股票收益作为宏观经济变量的函数，发现收益曲线扭转、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工业产值以及破产风险溢价这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的系统性影响。此后的McElroy和Burmeister（1988 ）进一步改用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引入债券偿付风险溢价、债券期限溢价、未预期通货膨胀、未预期GDP增长率以及市场指数，构建了宏观经济五因素APT模型，并发现每个变量均得到APT的风险定价。借鉴这一思路，Golderberg和Robin（1991）将债券风险溢价、债券期限溢价、未预期通货膨胀和未预期产出增长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建立资本成本估算的宏观经济因素APT模型，并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五因素APT模型等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四因素APT模型的估算值比较准确。
Hammoudeh和Aleisa（2004）指出，通货膨胀和与公共财政相关的变量是股票价格的基本决定因素。Daske等（2008 ）和Li（2010）在考察欧洲市场执行IFRS后资本成本的变化时发现，国民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等国家宏观层面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成本水平。Apergis和Eleftheriou（2012）应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新兴国家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经济产出、货币供应量、政府赤字、贸易赤字对股票收益有正面影响，而利率对股票收益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研究以外，Stulz（1999）提出，一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可以通过分散风险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来降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这一观点得到了Bekaert 和Harvey（2000）的经验证据支持。Singh和Nejadmalayeri（200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其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即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其资本成本越低。Erb等（1996）利用13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指出，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可能还包括汇率和国家信用等级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国家信用等级度量的国家信用风险是影响事前预期报酬率的重要因素。
综观以上国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及最终得到的结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鲜有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宏观经济因素与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从宏观、中观（行业）层面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吕江林（2005）考察了我国上证综指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杨小军（2007）研究认为影响股票价格指数的最显著因素包括货币供应量、股票供给、物价指数；曹勇和张卓（2009）则认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指数存在一定影响；金洪飞和金荦（2010）、温彬等（2011）发现国际石油价格、人民币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对我国不同行业的股指报酬率具有一定的影响；戴沙（2011）则认为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较显著，其中利率政策最明显。这些研究均以行业或A股综指的实际数据研究股东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报酬水平，并未观察宏观经济因素对股东要求报酬率――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经济发展阶段以及金融体系变革等外部宏观经济因素是股东进行投资的外部客观环境，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变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的诸多方面，进而影响了企业的风险程度，股东根据这一风险程度提出的理性报酬率必然会反映出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结果。因此，忽视宏观经济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必将造成股权资本成本研究的片面性。笔者选取了6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详细分析检验其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关注研究期间的时间跨度，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样本期间为2000年至2012年。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将上市公司划分为19个行业。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贷款利率等对金融行业的影响与其他行业相比较具有显著的差异，为了确保数据结果的准确性与可比性，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选取其他18个行业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中各年度宏观经济数据（GDP、CPI、M2、CM、INT、TUR）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股权资本成本估算中运用的数据以及实证分析中相关控制变量的数据均取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与研究假设
被解释变量。汪平等（2012）将股权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划分为三类：内含报酬率法、风险补偿法和历史平均报酬率法。李阳阳（2013）归纳了常见的及新兴的15种股权资本成本估算技术，并针对不同的模型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采用CAPM、OJ模型、Gordon模型、GLS模型、PEG比率和MPEG比率6种方法分别估算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并将六种估算方法的估算值取均值，作为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Re。对于GLS模型、OJ模型、PEG比率和MPEG比率四种方法，本文分别采用了实际数据和预测数据两种数据方法进行估算，并取两者均值作为该方法的股权资本成本估算值。
解释变量。笔者选取的宏观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贷款利率、资本市场发展情况、货币供应量和股票市场流动性。
（1）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是经济增长率最为直观的衡量标准，本文选用GDP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无疑是影响股票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繁荣阶段，GDP增长率较高，国家总体经济运行环境较好，经济主体的平均获利水平提高，股东对公司的预期提高，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提高，即股权资本成本上升。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GDP增长率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GDP增长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2）通货膨胀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本文选用CPI增长率表示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通常发生于经济繁荣时期，往往是经济上行至过热的一种反映。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对于收入波动大的企业来说，债务融资所要面临的固定利息支付无疑会带来更高的财务风险和破产风险。因此，在通货膨胀严重时，企业往往会回购部分债券，减少债务融资规模，提高股权融资比例。Clare和Thomas（1994）、Ibrahim和Aziz（2003）等研究将股票视为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公众会把大量的资金投资于股票，为了补偿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股东往往会提高其所要求的报酬率水平，即股权资本成本上升。
假设2：CPI增长速度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CPI增长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3）贷款利率。贷款利率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变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宏观经济的走向。在经济过热时国家会相应提高贷款利率，经济疲软时则会降低贷款利率。利率作为资本市场上资金使用权的转移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一方面，贷款利率直接决定了利息费用，间接决定了债务融资成本。利率的变动改变了资本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量和资金流向。当利率上升时，大量资本回归银行导致企业举债融资困难，贷款比例降低引起债务成本上升，财务风险的加大导致股东要求报酬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利率代表了股票市场上投资的机会成本。Wasserfallen（1989），Abdullah和Hayworth（1993）等研究发现，利率负向调节股价，较高的利率吸引了其它的投资机会，进而降低了股票市价，股东要求的报酬率随之提高。
假设3：实际贷款利率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贷款利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4）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完善的资本市场可以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包括信贷融资、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等。根据优序融资理论，企业一般遵循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融资顺序。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的比较成熟，而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转变时期，资本市场并不完善。在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中，证券价格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企业价值，融资工具的缺乏会阻塞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我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大，外部监管机制和股权约束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使得我国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约束少、无股息偿付压力的股权融资方式。基于我国实情的融资特色，如果股市处于利好的形势，股票市场的综合回报率比较高，市场风险溢价上扬，股东投资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会提高。本文采用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情况下，总市值加权平均法的A股市场年度综合回报率作为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变量。
假设4：股票市场回报率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即股票市场回报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5）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广义货币供给量（M2）反映了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状况，本文选用M2的增长率表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根据凯恩斯理论，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利率下降，贷款成本的降低会使企业提高债务融资的比例，而负债的增加会限制企业的自由现金量，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同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会提高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导致更高的贴现率，因此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预期报酬率，提高股权资本成本。
假设5：货币供给与股权资本成本正相关，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越大，股权资本资本越高。
（6）股票市场流动性。股票市场流动性会影响股东要求的报酬水平。一般而言，流动性好的市场，交易指令能迅速执行，交易成本降低，而在缺乏流动性的交易市场，投资者的抛售行为会传递进而影响股票价格，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增大，股权资本成本上升。此外，流动性差的股票通常会倍受投资者冷落，股价相对较低，股权资本成本相应提高。本文采用年平均换手率指标作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变量。换手率是反应市场活跃程度和成熟程度的综合指标，以百分比形式衡量一年内股票的成交量占股票总数的比例。通常情况下，成熟资本市场的流通股年平均换手率在100%左右。我国股票市场尚不成熟，仍处于发展阶段，投资者的专业知识储备相对较少，投机现象比较严重，投资者多以短线差价投资为主，并不是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投资。刘欢（2008）研究表明，1993年至2007年间，我国股票市场15年的平均年换手率为484%，明显高于成熟市场的换手率。
假设6：股票市场流动性与股权资本成本负相关，即年平均换手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低。
（三）研究步骤 本文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由于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含有截面数据，因此，本文分两个步骤开展研究。第一步，建立面板数据，对6个宏观经济变量以及股权资本成本进行平稳性检验；第二步，在同一年份，由于对所有上市公司而言统一宏观解释变量取值相同，研究期间内每个宏观变量的有效数值有13个，且模型不同年份回归系数都相同，为了保证样本数量，提高模型的有效性，在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时，选择混合横截面模型，将13个年份的数据放在同一截面中进行检验，并且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增加了企业规模、股权结构与公司成长性三个控制变量，分别用总资产（TA）、前十大股东控股比例（H10）、总资产增长率（GR）表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宏观经济因素的描述性分析。自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驶入了新一轮的复苏进程，经过2003年和2004年经济得以稳定与巩固之后，从2005年开始高速增长，2007年末达到峰值。2008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GDP增长率下降，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且下降的幅度较大。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2009年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标。2009年至2010年实现了经济的缓慢回升，但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出现短暂回落，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管理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工作重心。图1为2000-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折线图，13年中，我国经济经历了增长、下降、回升再微降的一个过程。
图2显示样本期间，我国CPI增长率波动显著，尤其在2006年之后波动尤为剧烈。CPI代表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也反映了宏观经济的景气程度。CPI温和上升，表示经济平稳增长；CPI大幅提高，说明发生了通货膨胀，货币的实际购买能力降低；如果CPI下跌，则表明经济衰退。2009年CPI增长率发生了明显下降，表明国家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产生了效果。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6年期间，我国实际贷款利率稍有波动，但相对平稳。2007年大幅上升，2008年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又出现大幅回落，2009年以后，国家重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为了防止经济大幅波动，通过利率调整对货币市场进行资金的控制。
图4显示，在2008年之前，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相对平稳。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流通中的准货币基数不断增加，因此2009年广义货币供给量呈现高速增长。2010年以后M2增速逐渐减缓。
图5显示，2001-2005年期间，我国股票市场换手率较为稳定，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2006年换手率大幅提升，2007年达到了峰值。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得股票市场受到严重冲击，换手率急剧下降，但在2009年又大幅回升。伴随股票市场的发展，2010年以后换手率缓慢降低，但与国外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仍然位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由此可见，我国股市的不稳定性和非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投资者往往将股票作为投机证券以获取价差收益，由此引致我国股票市场上极其浓重的投机色彩。
图6为2000年至2012年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综合市场回报率年度数据，波动趋势十分显著。2007年股票市场回报率达到峰值，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回报率跌至谷底，2009年国家相关干预政策使得市场回报率迅速回升，这些变动整体上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相一致。之后的几年，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股票市场也振荡下挫。
（2）股权资本成本的描述性分析。图7为2000年至2012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股权资本成本折线图。可以看出，股权资本成本的整体变动趋势与宏观经济周期是趋同的。大部分年份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在5%至10%之间波动，2007年达到最大值24.67%，2008年又迅速降低至1.96%，2009年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达到22.01%，2010年之后逐渐平稳，波动幅度减小。进一步观察18个行业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可发现，研究期间内各个行业具有较为相似的时序变化――2005年之前行业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均比较稳定，多数行业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在5%-10%区间内小幅度波动，2006年之后变动幅度较大，2007年上升到峰值，2008年又跌至谷底，随后的2009年又大幅回升，此后呈现平稳波动的趋势。
2000-2012年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二）平稳性检验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中包含经济的动态信息，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采用三种方法――相同根单位根检验的LLC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的ADF检验及PP检验，对每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表3显示，CPI增长率、贷款利率、A股市场回报率、M2增长率和股票市场年平均换手率以及企业股权资本成本均同时通过了LLC检验、ADF检验及PP检验，充分证明了他们不存在单位根，序列是水平平稳的。GDP增长率变量没有通过ADF与PP检验，但通过了LLC检验。因此认为所有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
（三）回归分析 为了更为准确地研究宏观经济因素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需要剔除一些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微观层面因素。本文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加入了3个控制变量：（1）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TA）代表公司规模，以控制规模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2）采用前十大股东控股比例（H10）表示股权结构，以控制公司股权结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3）采用总资产增长率（GR）代表公司成长性，以控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成长性因素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Rei=α+β1GDPi+β2CPIi+β3INTi+β4CMi+β5M2i+β6TURi+β7TAi+β8H10i+β9GRi+?着
其中，i表示第i个样本上市公司；β1、β2、……、β9为各解释（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着为残差项。
从表4可以看出，回归模型通过了F检验，回归方程整体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GDP增长率、CPI增长率、年平均实际贷款利率、M2增长率、股票市场回报率与股权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上文提出的假设1至假设5相一致；A股市场年平均换手率与股权资本成本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设6相反，说明样本期间我国股票市场年平均换手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在本文选取的三个控制变量中，只有成长性变量没有通过t检验，另两个变量均与股权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高。
五、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制度背景，以2000-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年度采用6种方法对股权资本成本进行估算，选用混合回归模型，对股权资本成本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贷款利率、货币供应量、股票市场流动性以及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等6个宏观经济因素进行OLS回归，得到如下两个结论：
（1）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与宏观经济走势整体上具有趋同性，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基本上能够伴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结果在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前表现尤为明显。在我国经济整体向好的2007年，GDP增长率、CPI增长率、实际贷款利率、股票市场回报率均处于研究期间的相对高值，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股权资本成本亦位于峰值，达到24.67%。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正相关关系也比较显著，2009年M2增长率达到高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也继2008年跌至谷底后于2009年大幅回升至22.01%。
（2）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与股权资本成本呈正相关关系，这显然有悖于财务理论。然而这一结论却是我国股票市场不成熟、股票投资者投机心理严重的一个真实表现。换言之，我国的股票投资者并未通过成熟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投资，过分地追求短期资本利得的财富效应致使我国股票市场交易异常活跃。这种非理性的投资理念对股东期望的报酬水平――股权资本成本产生了扭曲的、甚至是完全逆向的影响。
站在公司财务视角，股权资本成本巧妙地联结了股东、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三者的关系。股权资本成本是股权资本投资者根据其投资风险水平提出的报酬率要求，这一报酬率水平的高低程度与理性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财务竞争实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宏观经济状况是公司财务的客观环境，是公司一切财务政策赖以执行的外部条件。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直接影响到股东投资的风险水平，进而导致股东要求报酬率的变化。如何全面洞察国内外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变，科学理性地估算股权资本成本，进而积极主动地调整公司财务政策，是任何一家现代公司的财务经理都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应当看到，我国股票市场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与壮大，目前仍属于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融资渠道单一、监管措施失当、约束机制匮乏等严重地制约了股票市场的良性发展。与之相应，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保护观念的淡薄直接导致了资本成本理念的阙如，作为公司财务核心概念的资本成本更是无法发挥其在财务决策中的基准作用。本文的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政策变动对微观层面的公司股权资本成本水平产生的影响，结合财务理论与中国现实对这一影响进行了客观评析。本文只是在宏观经济与微观财务的结合方面作出了初步的尝试，未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待更加细致、深入地进行下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资本成本、价值创造与我国国企EVA考核研究”（编号：10YJA630146）和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The Im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Caliber Talents Project of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ions）“基于资本成本锚定效应的公司财务政策优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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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
一、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y）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经济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原则、做出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宏观经济短期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波动，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平抑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与首要目标相关的其他三个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
二、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回顾及效果分析
1.1994年-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回顾
1994年-1997年，面对我国由经济转轨而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我国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双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1998年-2003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财政政策适度的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2004年-2007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达到了稳定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2008年-2012年，我国采取的是稳健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刺激经济复苏。
2. 1994年-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由上图可知，财政收入、M2增速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呈现“微笑曲线”分布。这说明无论对于财政收入还是M2增速来说，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阈值之后，两者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向促进，而在未超过阈值时这一影响为负向。这体现了财政收入和货币M2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欲对GDP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此外，由FR2系数值较M22相比更大来说，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是财政政策在1994-2011年间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更大。
三、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总结过去的2013年，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还是不错的。去年上半年整体经济下滑的压力较大，而在下半年经济有所回暖。展望2014年，我们还需从多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1.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2014年，我国应该继续采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稳固增长。财政政策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继续严控“三公”支出，同时保证与民生相关的支出如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等平稳增长。而货币政策方面同样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综合运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工具组合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以保持适度的流动性。
2.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全国两会强调“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是2014年需要把握好的原则和政策取向之首。当前我国仍然存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经济体制机制的弊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自然资源的流逝，环境污染的隐患，资源分配不均，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等。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与市场自身调节相结合，才有可能把这些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好，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积极贯彻“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足于国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及国内市场和资源受到限制等宏观经济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实施亦能促进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的提高：通过“走出去”战略，我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在获得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外投资和引资的相互配合，能够促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逐渐扭转我国“世界工厂”的加工地位，进而优化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这都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层次与水平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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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财政政策 新古典综合派
一、我国当前经济背景
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经济萎缩，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偏快、国际收支失衡等多重问题。
2008年，我国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政府提出下一阶段的重点是突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深化改革开放和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六个方面。特别要着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盲目扩张，加强重要商品的市场供求调节，防止物价水平过快上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将着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把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和促平衡有机结合起来，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促进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
二、新古典综合派概述
新古典综合派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它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构造一个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来实现其宏观调控目标。
在财政政策上，它主张政府通过调整总收入和支出的变动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手段为改变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及税率。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应该多样化，政策组合方法也应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汉森等提出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60年代前期，托宾、海勒等人提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60年代后期以后进入政策多样化时期。
三、当前财政政策评析
1.政策目标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政府实施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稳健财政政策的目标“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符合新古典综合派的诉求，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打破正统的平衡预算原则，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建立在“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的基础上。经济政策不能仅仅以经济是否扩张为标准，而应该以经济是否达到了充分就业、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为标准。对任何经济社会而言，保持充分就业状态的宏观经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政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行财政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为基本目标――保持国民经济处于稳定的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状态。
2.政策手段
补偿性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要压缩财政支出，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增加社会总需求；繁荣时期形成的财政盈余可以补偿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
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不足、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经济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审慎地交替使用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对商业周期进行人为的补偿。当前我国的经济处于繁荣时期，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减轻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
3.组合方式
在面对“滞胀”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实行宏观政策的“松紧搭配”和微观化，以保持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抑制通货膨胀。“松紧搭配”的方式是指以“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以“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宏观政策微观化是针对单个市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区别对待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经验说明，两种政策不同程度的结合使用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政府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可以减少单一政策运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作用。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虽然不同于美国上个世纪经历的“滞胀”，但是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抑制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同时，美国经济的衰退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我国的出口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暴风雨。同时，流动性过剩依然不减，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加速等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效果却是有限的。所以，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来配合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达到搭配的效果，避免一味使用货币政策而造成“边际效用递减”。这样，一方面抑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缓解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巩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避免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促进经济的继续发展。
4.具体措施
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稳健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五大措施：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资金规模。在财政收支方面，稳健的财政政策收缩财政开支，以减轻当前的经济过热，避免资产泡沫化。二是积极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具有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加强产业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加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鼓励企业走出去，完成从贸易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三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此同时，还将依法实施企业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四是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运用财税杠杆，支持粮、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五是大力推进依法理财，抓好增收节支，引导居民理财，避免股市过热，规范市场，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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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ying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o study macroeconomic tr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I index and our National macroeconomic by using the time series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above have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in the long term. And there is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I index and our National macroeconomic trend, but the CPI index is the causation in the short term. Thus the paper put forward some advices that expand the CPI index, the right of the CPI index, take the right monetary policy and economic policy in our nation and so on.
关键词:CPI指数;宏观经济;协整分析;平稳性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
Key words: the CPI index;macroeconomics;Co-integration analysis;the stable analysis;granger cause and effect test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5-0010-02
1CPI指数和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关系的时间序列分析
1.1 CPI指数与宏观经济走势的协整分析在分析中,经济增长变量采用“全国生产总值(GDP)” 来度量。1978-2008年,全国生产总值(GDP)和全国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ADF检验进行平稳性检验,并为消除经济变量中存在的异方差性引起的不利的影响,我们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对lnGDP和lnCPI序列及它们的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变量lnGDP和lnCPI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表明lnGDP和lnCPI是一阶单整序列。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EG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首先用OLS法对原数列进行协整回归,发现存在自相关,对模型进行自相关处理后最终得到的协整方程为:LnC=1.419422+0.3924lnG+[ar(1)= 1.424909,ar(2)=-0.521498](1)
Dependent Variable: LNC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4/22/10 Time: 15:28
Sample(adjusted): 1980 2008
Included observations: 29 after adjusting endpoints
Convergence achieved after 100 iterations
Backcast: 1979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的拟合度较高,能以99.86%的概率保证程度来解释原始序列的波动,说明整个方程的拟和优度较好,F检验通过1%的显著性,证明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体解释力度很强,并且通过了自相关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据此,lnGDP和lnCPI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如(1)所示。
1.2 我国CPI和GDP之间的误差修正机制本文采用EG两步法来建立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残差项引入模型作为解释变量,并将长期关系模型中的各变量以一阶差分的形式表示,对短期动态关系进行逐个检验,比较其显著程度,最终确定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LnC=1.419422+0.392496lnG+1.424909DlnC-0.521498DlnG+0.989862MA(2)
拟合结果显示,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变量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一致,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从系数估计值(-0.521498)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521498)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1.3 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对CPI和GDP的原数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VAR系统稳定性检验,根据AIC和SC越小越好的准则,经过1-6滞后阶数的比较最后确定原序列在5阶时VAR系统稳定,而其差分序列在6阶时VAR系统稳定,在此基础上分别对CPI指数和GDP的原数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短期lnGDP与lnCPI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是我国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的CPI指数,而在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CPI指数之间具有相互的促进作用。
2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2.1 本文的结论通过对我国CPI与我国GDP、各个相关因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①长期来看,我国CPI与我国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我国GDP增长1%,我国CPI指数增长0.3924%;②短期来看,我国CPI指数对我国的GDP存在正向影响,本期CPI每增加1%,本期GDP则增加0.2743%。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趋势偏离的程度也较高,表明CPI指数对反映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年度GDP与CPI指数之间的非均衡误差以(-0.5446)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③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来看,在长期我国CPI指数和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相互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短期,经济增长是我国CPI的Granger原因而我国CPI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2.2 政策建议从以上分析得出,我国应在努力提升CPI指数的同时,防止CPI指数过快过高而引起通货膨胀现象。并且建立以CPI指数为中心的价格体系。笔者认为,我国应从扩大内需入手,避免国家应采取扩张化的货币政策而引起通货膨胀。并且通过货币政策即提高银行房屋贷款利率方法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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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本文的股权集中度定义为一定时期内该企业前十大股东所持股票的比例。因为从股票的占有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该企业产权的变化状况,一般而言,股权集中度越高,该企业的产权就越稳定,这样股东就越有动力实行对该企业的权利,从而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提高企业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性。如果前十大股东所占的股权比较小,那么该企业的产权结构就不稳定,可能出现重大股权改变,这将给企业的日常经营带来影响。我们选取该指标主要就是为了检测一下产权稳定性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因此将股权集中度作为一个影响因素。2.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样本期间为2002年~2011年,样本期间内所有数据均来自于证券交易所及各个航运公司的年报,可以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及可靠性。
二、实证研究
1.Tobit回归
笔者前期研究成果表明,我国上市航运企业2002年~2011年的技术效率如下表,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将各个企业技术效率值作为因变量,将上述选取的5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设定Tobit模型,其表达式为:EFIit=C+β1GDPit+β2SEit+β3HCit+β4DEBTit+β5SCRit+εit模型中,因变量EFI代表每一家上市航运企业的技术效率值TE。自变量GDP我们取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SE为企业的规模,我们取总资产的对数;HC为企业的人力资本,取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所占总人数的百分数;DEBT为企业年度资产负债率;SCR为股权集中度,取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C为常数项,β1、β2、β3、β4、β5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为残差项,i代表企业数(i=1,2,3……15),t代表时期(t=2002,2003……2011)。
2.回归结果分析
(1)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市航运企业经营效率为显着正相关关系,GDP意味着国家宏观经济状况,而GDP与上市航运企业经营效率正相关则说明宏观经济环境对上市航运企业经营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宏观经济状况良好,则上市航运企业经营效率较高,当宏观经济遭受巨大冲击时,上市航运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会出现下滑,例如,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各国的实体经济都造成了重创,航运企业作为国际贸易发展的衍生产业,经营效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仔细探究其中的关联,本文认为当宏观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各国国内消费水平下降,这不仅会抑制实体商品市场的需求量,而且对服务性产业的需求也会大幅减少。而航运企业面对危机造成的总需求巨幅减少,却不能撤掉其服务,只能坚持亏本经营,这便导致上市航运企业的成本支出相对提高,利润额下降,从而效率便随之下滑。因此,外围宏观经济对上市航运企业经营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呈现出正相关性。(2)企业规模对上市航运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为显着负相关。对于航运企业,企业规模越大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势力越大,相反,企业规模的扩大还会导致成本支出增加。过去的几年,很多上市航运企业如中海海盛、天津港、长航油运等因为规模的盲目扩张而导致企业收益大幅下降甚至亏损。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航运企业之间的服务差异化程度很小,而且当地航运企业往往收发货更快,价格更低,规模的扩大竞争优势不明显。二是许多地区存在地方行政垄断,政府更加趋向于保护本地企业的发展,对本地企业来说等于获得了较大的竞争优势,而外来扩张的航运企业便处于劣势地位。所以,航运企业应该注重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根据自身特点对企业规模进行理性选择,规模大的航运企业不一定有效率。(3)人力资本对上市航运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为正相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往的航运员工综合素质水平普遍较低,通过人数规模来盈利,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很难再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因此哪个航运企业能最先拥有素质优秀的员工,其便掌握了国际航运的主动权。尽管目前来看人力资本的效果还并不显着,但是随着航运企业管理经验的不断成熟,对每个员工创造价值的能力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将会在国际航运的各个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今后的发展不能只依靠人多力量大,更多的是向管理要效率。(4)资产负债率与上市航运企业经营效率呈显着的负相关。分析其中的原因,负债率过高往往经营压力较大,这将影响到企业的日常决策,因为负债率高了企业便不能保证资金的流动性良好,当面对投资决策的时候,为了维持适度的流动性,航运企业就不得不放弃部分盈利。因此,资产负债率与上市航运企业的经营效率成显着负相关。从整个航运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目的来说,良好的流动性跟盈利性都是必需的,但是两者的矛盾性要求我们分清主次,维持合理的流动性只是实现盈利的手段,所以上市航运企业应该保持适度的资产负债率。(5)股权集中度指标未通过z检验,说明股权集中度对上市航运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很小。我们往往认为股权集中度越高,在做各项决策时越及时、有效,从而更容易抓住市场机会,取得更好的效益,企业的经营效率就越高,而股权集中度低的航运公司,因为各个股东之间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又没有一股绝对性的影响力,因此企业的决策往往显得比较复杂,企业内各方利益博弈的同时,机会也会丧失,对企业的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但是通过检验我们发现结果并不是这样的,本文认为,股权集中度并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太大影响,拥有公司的所有权不一定拥有直接控制权,企业经营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企业的高管,只要高管成员不变,对上市航运企业的经营效率是不会产生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