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后果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后果，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G648.6【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1）07-0088-03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定义 特点 区别 联系

微观与宏观，顾名思义，宏观就是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就是指从小的方面去观察。世界存在宏观与微观，当然，在经济学中也会存在宏观与微观。从整体上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我们称之为宏观经济学；而从局部的深层次上研究某种经济现象的科学，我们则称之为微观经济学。

具体的来说，微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的生产者、单个的消费者、单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最大的满足。它阐述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个体根据什么和什么样做出经济决策，例如：消费者怎样做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决策；企业针对消费者需求、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关系怎样作出的决策；劳动力所有者怎样决定劳动流向与劳动流量等等。

而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种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变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就是研究国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没有通胀和缩退）以较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有：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等。

当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而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是通过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价格和产量，并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需求曲线一般来说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价格下降，需求量会增加，而它们的供给曲线都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即价格上升，供给量会增加。这就是说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着相同的供求曲线形状，它们的交点决定着价格和产量。

但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这就决定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是个体经济的供求曲线，因而由此决定的成交价格和成交量也是个体商品（包括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和成交量。不仅如此，而且微观经济学中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一般形态，看起来和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曲线和短期供给曲线的形态都差不多地向下倾斜和向上倾斜。

其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相比较，它在理论面貌和研究方法上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1.以个量分析为基本方法、2.以边际分析为主要工具、3.以均衡状态为分析依托、4.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5.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6.以理论多元化为发展特色。而宏观经济学也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对象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2.其核心理论是收入决定理论或就业理论、3.其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和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方法、4.它是个体理性与总体非理性的矛盾、5.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层次包括国民收入的核算指标、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开放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微观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它对于微观经济现象的众多说明和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阐述无疑是有价值的。在解释微观经济现象或偷袭微观经济问题过程中，人们没有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绕过人类已存的思想认识或研究成果。当然，它也只是提供了分析的逻辑和框架，并不能直接代替对问题的解决。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提供的是理论基础，那么，宏观经济学则是为了找出办法，让经济社会运行得更加稳定，发展得更快。

而两者之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互为补充的，其次，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或重复，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而对于区别，1.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规律，从总量上分析问题。2.其次，它们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3.当然，它们的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用个例分析，研究经济变量的单个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采用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4.对于基本假设，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而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5.最后，它们的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也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等。

参考文献：

篇3

世界大势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北非政局动荡、英国骚乱、“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反观国内，宏观调控仍然面临较大压力。物价上涨比较快、通胀预期增强，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多数城市房价依旧上涨……

众多复杂变数，于中国，是危机还是契机，中国模式能否成功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如何平稳过渡？

且看吴敬琏先生的精辟解读。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凯恩斯框架失灵：

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又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为了破解宏观经济决策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以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是对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如何能够在这两匹马都不跑的情况下把这个车往前拉？结论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4万亿的投资、10万亿的贷款来增加总需求。

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却是长期问题。研究这类问题，需要运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式。

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了“”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经济决策两难：

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存

在充分估计出口导向政策对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采取这种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政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等。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

篇4

一、从诺贝尔奖看当前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一）内容上的发展

一般而言，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纵深发展、横向扩张以及模型建立三个方面。从纵深发展角度来看，凯恩斯提出流动偏好相关理论，费里德曼则在该理论基础上建立了货币需求的函数；索洛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这对将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促进经济增长重要因素的传统观念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费尔普斯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纳入到政策分析当中，让人们对长期与短期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从横向扩张角度来看，舒尔茨与刘易斯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将时间连续性纳入到了动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当中，为制定连续性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增强了经济政策的可行性。

从模型建立角度来看，国民账户相关体系是由库兹涅茨与斯通共同创建起来的，它为科学分析与预测经济政策提供了数据参考。希克斯与蒙代尔建立了一般均衡相关模型之后又对其进行了修正，以便对经济政策进行更清晰的分析。克莱因建立了很多相关模型，并在分析经济政策时对这些模型进行了充分运用。20世纪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高失业与高通胀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于社会上，但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随后费尔普斯在该曲线基础上融入了预期的通货膨胀这一因素，提出了新菲利普斯曲线，对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解释。

（二）研究方法上的发展

从研究方法上看，将数学方法运用到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当中是一个比较显著的进展。在数学工具的帮助下，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们认识、分析以及判断经济现实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为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奠定了良好基础。纵观历年来的诺贝尔奖可以发现，应用数学方法所带来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创立了经济计量学并推动了其发展，二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对国民经济相关统计进行了大规模的应用，例如196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格纳·弗瑞希与简·丁伯根两位学者创立并发展了经济计量学；1975年获奖者佳林·库普曼斯在经济计量学中对数理统计学进行了应用；1989年获奖者特里夫·哈维莫在经济计量学基础上提出了概念分析法，并将其运用到经济预测当中；库兹涅茨建立了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随后斯通将这一核算体系转变为具体的应用方法，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分析的科学性。

与此同时，一般均衡相关理论逐渐成熟。希克斯、德布鲁和阿罗三位学者对原有的一般均衡相关理论进行了改进，使经济理论变得更加科学缜密。随后克莱因创立了很多关于市场经济的相关模型，并对一般均衡相关理论与最大效益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希克斯创建的一般均衡相关模型可以用图示来更清晰的展示经济政策实际的应用效果。

二、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来说，推动国家经济增长都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在研究时应当找出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有效对策。目前大多数增长模型都是着重从某一方面来对技术进步展开探讨。日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应将对经济增长过程进行解读作为研究重点，以便从政策层面为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目标提供有效支持。

（二）宏观经济学相关研究会逐渐转向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指的是提高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实用性，通过分析卢卡斯、詹姆斯·托宾、蒙代尔、普雷斯科特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为制定出更加科学精确的经济政策，他们都嘗试了很多不同的办法，并对各种条件下政策可能与政策后果做出了比较。另外，很多经济学家提出应充分发挥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两种手段的优势，以推动经济稳定发展。

（三）预期在未来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1995年，卢卡斯获得诺贝尔奖使得理性预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对经济政策中时间的延续性进行了研究，这是考虑到预期因素的一种具体体现。费尔普斯在菲尔普斯曲线中加入了预期的通货膨胀这一因素，合理解释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两者间的关系。结合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萨金特与西姆斯建立了宏观经济的模型。加入预期因素可以提高政策的可行性，因此预期必然会越来越重要。

（四）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将成为热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增强，国家内部和外部所要面临的均衡问题给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一定挑战。各国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实施开放政策，将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所以在开放背景下对宏观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政策进行研究将会是一个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郑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宏观经济理论[J].管理学刊，2012（01）

[2]吴海民.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04）

篇5

一、经济后果观与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

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上，曾数次由于利益方的反对而使会计准则难以实施。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关于外汇折算会计的争论。1975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8号公告(SFAS8)，要求跨国的外汇折算采用时态法，且折算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该准则一经颁布，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反应最强烈的要数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些企业甚至在报表附注中对SFAS8的基础表示怀疑。事实上，单纯从理论角度来看，SFAS8完全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但使企业管理层最为恼火的是其易变和不可控的外汇折算差额必须进入损益表，这势必影响企业管理层的薪酬计划。同时，波动的会计利润向市场传递的是企业不稳定的讯息，从而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对资金的筹集。迫于各方的压力，六年后FASB颁布了SFAS52，规定改用现行汇率法，并将外汇折算差额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人所有者权益，平息了企业管理层的强烈反对。可见，因经济观后果现的存在，使理论上更为完善的SFAS8无法实施，而理论基础欠缺的SFAS52却因兼顾了管理层的利益而得到广泛认可。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对职工认股权的会计处理热火朝天的争论。1992年末至1993年初，FASB逐步在利润表中将股东认股权确认为费用。很多的会计学家也支持这种观点，但是，公司特别是高公司的管理人员极力反对这种作法，并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贸易协会来游说他们在国会中的成员。甚至克林顿也在给国会的信中认为股票期仅是“公司有价值的转移”，最好避免这一的立法，并说，如果FASB的建议无意中削弱了美国最有希望的高科技行业的竞争力的话，那将是极为不幸的。由于FASB坚持自己的立场，1994年10月，一些参议员提出《1994年会计准则改革法案》，使得斗争继续升温，该法案要求“在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法定成员多数投票赞成”以前，任何FASB的新准则或是对准则的修改都不能生效。这场较量的最后结果是，准则制定者失败了。

二、美国准则制定机构考虑经济后果的原因

各界之所以关注会计准则的制定，甚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部门也介入会计准则的制定，可从理论的角度进行。随着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企业实质上是由与企业有契约关系的各种利益团体组成的。每个团体都存在把其他相关团体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的行为与动机，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关系管理的核心涉及种种利益问题，会计信息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各方的切身利益，会计准则的制定也就成为这种利益斗争的焦点所在，从而表现为一个过程。任何一个会计准则的出台，都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那为什么美国社会越来越坚持会计准则应对其造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后果负责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1.提出讨论的会计问题越来越复杂。很多会计问题由于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越来越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限制，对以报告盈余来评价它们业绩的方式很敏感的公司的决策行为就会受到这一情况的影响，经理们明显不愿意根据新颁布的会计准则改变他们的决策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和FASB开始着手处理棘手的会计问题，所颁布的一些准则对于收益及其波动程度以及重要的财务比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与争论，这使得准则制定机构无法忽视准备推行的会计处理可能引起的经济后果。

2.会计数据逐渐被认为是国家经济政策控制的一种工具。在这里，会计准则被作为政府推行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联邦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公司报告的行为性影响及其宏观经济后果……，公司报告准则应当能引导个体经济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盈余数字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被用作控制手段。例如，财政激励手段如投资税款抵免和不同于会计收益的应税收益的重新界定就引起了关于财务报告的争论。

3.行为会计、收益平滑理论和决策有用观等学术观点的兴起，开阔了人们分析问题的思路。行为会计学把者和准则制定者的目光转移到会计信息后果的重要性上。收益平滑理论提出了出于管理动机而影响收益计量的观点，而决策有用观虽然局限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方面，但却改变了会计界集中讨论会计收益真实性的状态，转而关注财务报告获取者对于会计信息的使用。

4.公众意识到外部力量可以对会计准则制定产生影响。1960年以前，会计期刊上很少有关于会计问题的争论，人们普遍认为，会计是企业运作和经营管理中一个不变或至少是稳定的参数。但随着1962年关于投资贷项处理方法的变更等，使得企业经理和其他外部集团开始意识到会计是可以变通的，是能折中或能妥协的。

三、准则制定考虑后果的利弊

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忠实反映的信息才是可靠的。而且，如果过分考虑“经济后果”更可能使经理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加大了成本。所罗门斯就认为会计的职能是提供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确切信息，如何信息由使用者决定，而不应成为制定准则的依据，“如果要求会计实现超出单纯性计量的目的，将会失去会计的可信度，从而会计自身存在的价值”。

但不能否认的是，准则制定过程中对经济后果的考虑有如下优点：①如果忽视经济后果，将不能确定需要颁布准则的领域。②实证会计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结点。正是由于契约的刚性和不完备性以及契约成本的客观存在性，如果经济后果根植于企业的契约，则不能仅仅要求通过重订契约来适应会计准则的变更。因此，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应考虑到其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且将生产会计信息的成本以及准则施加给企业的契约成本考虑进去，这样才可以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保障条件，避免企业因技术性违约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③由于会计信息具有宏观经济后果，会计准则的制定如果从国家的总体目标出发，就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④由于经济后果的客观存在性，如果会计准则制定者考虑会计准则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而且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并预计执行准则的好处又将胜过可能的不利影响，那么颁布的会计准则所遇到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也有利于准则的实施。

笔者认为，经济和影响作为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一个独立问题已不再被忽视。但应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经济后果呢？这就出现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准则制定机构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专业技能被认可的领域，但同时也要研究其对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必须小心地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四、对我国准则制定的启示

从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经济后果的考虑，可以为我国制定准则提供以下启示：

1.加强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上，曾先后出现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和会计准则委员会。前两个机构因独立性不够而遭受诸多批评，而FASB的独立性则从形式和实质上较其前两任都得到很大提高。表现为FASB的委员由财务会计基金会任命，是专职的、有报酬的。而且FASB的资金来自于财务会计基金会，不依赖于外界资金的资助。在我国，由于缺乏强大的外部投资者，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得不依赖于政府部门。会计准则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就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工具，其是否能代表所有相关方的利益也就很值得怀疑。

篇6

一、2011年宏观经济的具体表现

(一)物质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变慢

在过去的2011年中，中国的物质类经济复苏的步伐开始变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2010年GDP发展变慢的影响；第二，由于外界环境和中国内部政策两方面影响，造成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减少了。同时国家内部市场的需求并没有起到抵消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的作用，因此，两者相互比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不上减少的速度，因此中国经济进入了疲软期。

(二)投资的风险开始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物质类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变慢的同时，中国的金融业同时出现了价格变化加剧、资源搭配不当、风险增加的局面。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的投资政策出现了失误，导致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的状况、部分监管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管行为，以及民间私人集资行为的出现，这一切都在暗示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特点

在经济发展速度变慢和经济扭曲程度加深的同时，中国经济的结构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情况发生结构性的调整，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也没有出现明显改善的情况。这一切的事实都在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所具有的惯性也在不断地进行强化。这样的后果，将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将主要着眼于民生问题和种种社会问题。

二、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以及展望

(一)风险不断增加的国际环境以及复苏中遇到的困难

在2012年的开春，传来了一系列的消息。欧洲债务危机开始爆发、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变慢、阿拉伯之春、华尔街散步……这些世界性的政治和经济骚乱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从2007年以来的这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所谓的次贷危机并没有真正离我们远去，世界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像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的，是充满曲折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远远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更加复杂。世界性经济的结构根源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变化充满了周期性和种种不确定性。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2012年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且，为我们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二)房地产经济市场的深层次调整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历经国家两年的大力调控之后，将在2012年迎来更大的更深度的调整。调整的方面将包括交易额、交易价格以及投资力度等多个方面。而且，房地产的投资，消费等资金链，将会对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发展的幅度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从目前所得到的房地产数据进行分析，虽然房地产在销售，储存，资金链，以及资产等指标上都出现了不断恶化的情况，但是房地产市场目前仍然处于僵持阶段。相信随着国家对房地产政策的不断调整，2012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将会出现大规模的投资减少，价格下降，交易额度减少等状况。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对政府的政策是高度依赖的，并且在实际上，人们对房地产潜在的需求仍旧非常大，因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发生崩溃性下降的情况，价格的变化幅度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三)前低后扬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参数

2012年，推测中国GDP的发展速度将出现“前低后高”的发展情况，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政府房地产政策的影响将导致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出现短暂的变化。但是，由于市场的不断稳定，以及中央政府政策的转变等诸多原因，将使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在之后的时间里出现显著反弹的局面。从资源供应的角度来看，农业的基础性设施建设速度和规模将会不断地加快，国家在支农项目上投入将会不断加大，因此供应资源将会显著地得到提升。

三、对宏观经济的总结与预测

2012年初期，宏观经济将继续延续2011年回落的态势，并且导致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行大幅度转向。宏观经济将在之后的时间里出现彻底反弹的情况，从而使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成功避免第二次衰退的情况。估计2012年的GDP增长速度为8.5%左右，并且将呈现出不断变慢放缓的态势。因此，政府2012年的工作重点应当从控制通货膨胀转变到稳定增长上来。并且中国在2012年经济政策的核心，应当包含防范金融变化过大和资源分配不合理带来的风险。

篇7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这种做法出现了两个积极后果。一是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大约2.5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也使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二是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支撑了此后10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现在的欧债危机已经抑制了我国外需，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理应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十分迫切。

短期内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

出口导向政策成功实施了多年之后出现两个问题。从微观上看，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创新动力开始懈怠；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大幅增加，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加剧贸易摩擦。许多国家的最终选择往往是让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继续保持本币低估的状态。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就是，发行货币来收购外汇。货币流入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入消费市场就会造成CPI上升。

对经济形势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宏观政策的决策依据。有人说我们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些绝对化。一方面，要防止“硬着陆”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多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制度条件和基本面支撑。

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银行信用风险

 

美国经济一向都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但是自去年九月至今，以次级房贷为诱因，美国经济发生了大幅波动，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实体经济的恶化必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利影响。回顾历史，1929年10月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等都在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资产价格快速上扬和信用快速扩张的阶段之后，金融体系却遭遇了一场全面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周期的循环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对于经济可能发生的转变，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吸取各国之经验教训，提前做好准备，控制信用风险，防患于未然。宏观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机制以及各个相关因素进行传递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大小。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来源之一。下面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步选择

在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来反映我国历年的信用风险状况。由于众多影响因素不可量化以及某些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根据《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从信用风险、宏观经济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考虑选取了7个指标。统计年份从1993-2007年，由于我国银行业起步比较晚，因此数据有限。具体如下:

（1）信用风险通过不良贷款率(Y)来反映：其反映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淀情况。

（2）GDP增长率(X1)：反映我国经济总体波动情况。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2)：反映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的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4）进出口总额增长率(X3)：对外贸易活动规模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5）通货膨胀率(X4)：从一方面反映原材价格变化情况。

（6）M2增长率(X5)：反映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

（7）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X6)：反映我国企业总体盈利变化情况。

注:本文的相关指标数据都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金融年鉴》并加以整

理所得，部分来自施华强(2005)《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

根据所选的指标，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由实际观测值构成，为参数向量，为随机误差向量。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需要说明的是：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总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同向变化；由于我国体制的关系，我国政府总是在经济向好时控制货币投放量，而在经济出现向下的趋势时加大货币投放量。且不良贷款率通常是滞后与经济变化的。因此，本文假设:

H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5:MZ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

H6: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三）多元回归及实证分析

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在经过对方程一系列的检验之后，本文得到如下模型结果:

通过t检验发现：除X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以外其余解释变量均通过了置信度5%的t检验，说明除了假设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不支持外，其余假设都得到了支持。本文对历年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的结果得出：

(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1成立，GDP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我国总体经济情况较好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比较小；而当经济运行情况不良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即经济稳步增长时，随着信贷不断增加，风险在不断积累，至经济增长放缓时，风险逐渐释放。我国商业银行应防范在“好”的经济环境下的风险积累，降低贷款集中度，控制风险。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2成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高，说明企业投资意愿较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一时期不良贷款率呈下降趋势。反之，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低时，说明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或者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可能恶化或者仅仅能维持当前水平，此一时期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出现上升趋势。

(3)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没有显影响，假设H3不成立。当对两者单独分析时，两者呈现出负相关。但是综合各指标进行分析时，没有进入最后的回归方程。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变量可能主要通过其它变量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间接影响，直接的正向影响很小。我国贷款主要流向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导致国际经济的变化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大影响。

(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4成立，明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通胀率高的时候，银行信用风险比较低。不良贷款率对过去的违约事件进行统计。当政府对通货膨胀率开始重视，并进行有效的调控时，通胀率趋势开始向下，而总体经济发展速度趋缓，违约概率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密切注意通胀率变化，一旦发现通胀率有异常变化，商业银行就应进行适当的信贷政策调整。

(5)M2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假设H5成立。当银行的索取权受损的时候，银行就会有更大的投机冲动。由于这种效应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变得更加强烈，银行的风险程度将会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出现。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经济增长放缓，违约率增加的同时，制订更加严格的信贷政策，以减少损失的发生。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我国的货币投放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当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出于维持经济稳定的考虑，采用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加大货币投放，来刺激经济。

(6)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6成立，表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当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时，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所以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当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利润下降时，其偿债能力随之下降。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93年至2007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在这15年间，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当我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时往往伴随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下降；当经济速度缓慢时，信用风险也往往有所增加，即存在一种亲周期性。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供我国商业银行参考:

1.建立健全全社会范围内的征信体系。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及早建立健全包括受信企业的历史信用数据、项目效益、贷款用途及还款意愿在内的一系列数据，以便借鉴过去的经验，将受信企业借款后一个阶段的经济波动影响完全考虑进去，降低贷款信用风险。2.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制定更加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机制，不能随着经济的波动而盲目的放松或执行更加严格的信贷标准。3.加大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特别是那些能够提前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将会对商业银行下一步的信贷政策提供指引。4.进一步完善风险量化管理。商业银行要将宏观经济波动因素考虑进去，最终要落实到风险度量上去，使风险控制做到量化和动态化。5.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单调，造成起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极大，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探索出适应我国情况的新产品、新工具，以更好的适应经济的波动。必须注意的是，在信贷衍生品开发运用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

参考文献：

[1]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J]，2005

篇9

刚刚公布的7月份物价指数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讨论。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和名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宏观经济出现了许多似乎是“问题”的现象：比如投资增长速度仍然比消费增长速度快；CPI达到了5.6%这样的高水平；房价和股价不断上涨；贸易顺差仍然在快速扩大；外汇储备还在迅猛增加，汇率不断升值、并且还有很大的升值压力和升值预期等等。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现象让人迷惑不已。如何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理解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尤其是宏观经济问题呢？这些问题是相互联系还是彼此独立的？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与危害？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提供一些个人的看法。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物价与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考察宏观经济要关注的变量有很多，要掌握的经济关系也有很多，但在一段时期内，总能找到一个主要现象或者互相联系的几个现象构成当时的主要问题。要发现和掌握这些主要问题，对于宏观经济学家来说，一个自觉不自觉的方法，就是用那些现实中的宏观经济变量与他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均衡时的变量进行比较，如果发现现实中变量的值严重偏离了理想中的均衡值，就需要考虑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偏离、会有什么后果、有什么措施纠正这种偏离？这和医生诊断病情和开处方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常人的体温是37°C，如果医生发现某人的体温达到了39°C，就会认为这人病了，并且用发烧这个医学上的名词表示这样一种偏离正常体温的症状。至于为什么会发烧？是呼吸系统感染、还是消化系统感染、还是别的原因？以及如果不进行治疗会有什么后果？是会自己痊愈、还是会引起生命危险？如果需要治疗，则需要什么处方来治疗？这些问题就需要医生进一步地分析判断了。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看待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如此。比如，宏观经济学家可能认为中国的CPI涨幅如果在3％以内的话，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点可能正好处于潜在产出附近，因此，这个3％以内的CPI涨幅就可能是宏观经济学家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均衡时的变量值。现在，七月份的CPI涨幅达到了5.6％，这就偏离了理想的均衡变量值了。

为什么CPI涨幅到了5.6％就是有问题了呢？

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问题。理由是CPI的上涨主要是因为其中的食品价格上涨，而其他价格并没有涨。宏观经济政策主要针对一般物价水平上涨，或者说是物价的普遍上涨，而不应该关注或者干预单个市场的价格变化。这种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宏观经济政策确实是主要针对物价的普遍上涨，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关心单个市场的价格变化。因为既然关注物价的普遍上涨，就必须关注所有引起物价普遍上涨的因素。如果单个市场的价格变化会影响物价的普遍上涨，则宏观经济就应该关注这个市场的价格变化，并且应该对这个市场的价格变化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当然，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总量政策，而不是针对某个单一市场的。因此，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关注某些影响重大的单个市场，但是政策本身并不一定是针对某个单一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所针对的是这个单一市场的价格变化所引起的物价的普遍变化。

那么食品价格变化是否会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呢？

一些人可能从统计的角度来论证。食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较大，食品价格上涨会直接引起CPI上升，CPI是表示消费物价总水平的一个指数，因而可以认为食品价格上涨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2006年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其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36％，如果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为这一比例，则2007年7月15.4%的食品价格上升就会引起CPI上涨5.5%。可见，初看起来，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

这种统计上的逻辑很容易被驳倒。反驳的观点可以争论说，虽然食品价格上涨了15.4%，但是，衣着、交通通讯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其服务类消费价格指数是负增长，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类、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消费价格指数也只有区区1.6%的增长。2006年以上几类消费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50％。所以，当还有一半的消费品没有涨价的情况下，虽然CPI所代表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了，但还远远不能说明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种反驳意见在逻辑上是很有力量的。所以，从统计上不能得出食品价格变化引起物价普遍上涨的结论。

但事实上，食品价格确实会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食品价格会通过两个渠道来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一个渠道是成本推动型的渠道。这个渠道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方式。直接影响是指所有以食品作为投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可能会上涨，比如餐饮。这是很容易被理解到的。央行2007年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已经指出：“前期粮食和肉禽蛋价格的上涨已逐步传导到下游食品加工、餐饮等行业，因此有必要高度关注价格传染问题，防止价格全面上涨”。间接影响是指食品及有关产品价格的上涨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增加，提高居民生活成本，这可能会提高劳动工资，工资的上涨会成为进一步推动物价普遍上涨的力量。

第二个渠道是需求替代型的渠道。这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会导致居民减少食品消费，增加其他替代消费。比如以前很丰盛的晚餐被简单的晚餐所代替，以前两口子可能去餐馆点上几个菜吃，现在只用盒饭来解决肚子问题。而在食品上节省的支出和时间可能会被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比如用于健身、用于买书等等。这样，就会增加对于健身、书籍等的需求，从而会提高健身和书籍等的价格。这是食品价格上涨通过需求替代引起物价普遍上涨的机制。

这一机制在食品内部的传递会更加明显。大家都很清楚，这一次的食品价格上涨是以猪肉价格上涨开始。而猪肉价格上涨迅速传递到了其他肉类价格、鲜菜价格最后以至于食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这种传导就是需求替代型的。因为猪肉价格上涨，导致居民少买猪肉，多买牛肉鸡肉，从而使牛肉鸡肉价格上涨；当肉类价格都上涨了，居民就少买肉了，多买点鸡蛋和蔬菜等，这样又引起鸡蛋和蔬菜价格的上涨。所以需求的替代很快使整个食品价格全面上涨了。

和需求在食品与食品之间的替代程度相比，食品和其他消费之间替代程度要小一些。这使得价格上涨在食品之间的传递要快于从食品向其他消费品之间的传递。

当然，食品价格上涨也有导致其他商品价格下降的机制。这是因为居民食品消费数量减少的程度要低于食品价格上涨的程度（比如有些东西不管怎么贵总是要吃的），这会导致居民食品支出增加，从而减少了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和支出，降低对其他消费的需求，从而降低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不过，这种效应会被工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所抵消。

由此可见，食品价格上涨虽然表面上看是单个市场的价格变化，但是，有引起物价普遍上涨的危险，因此对宏观经济是有影响的，宏观政策对此是应该关注的。食品价格上涨确实构成一个宏观经济问题。

另外一个引起物价普遍变动的因素是资产价格。在今年多次出台紧缩政策之后，上证综指仍然轻松突破5000点。虽然将资产价格是否纳入宏观经济政策所关注的目标在理论和政策上一直存在争论，但是，即使宏观经济政策仅仅关心物价变动，只要资产价格的变动影响到物价变动，就应该对资产价格的变动做出反应。

资产价格是如何影响物价变动的呢？

一般认为，资产价格通过两种渠道影响物价变动。

一种渠道是直接对物价指数的影响。比如，房价的上升一般伴随着租金的上升以及其他居住类服务价格的上升，这会直接导致居住类服务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比如，2007年7月份，CPI中居住类服务价格指数就上涨了4.4%。2006年居住类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大约为10％，故居住类服务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对总体物价水平或者CPI的上涨是有一定的直接作用的。

另一种渠道是间接的，就是通常所说的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对物价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资产价格上升导致财富增加，从而增加居民消费，促使消费需求增加；二是资产价格上升，导致企业价值增加，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或者从其他融资渠道获得的资金增加，从而增加企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并导致企业的投资需求增加。财富效应的这两种作用机制都会导致总需求增加，引起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但是，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财富效应，以及财富效应的大小一直存在争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早期的研究指出中国的财富效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其实，资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重要的并不是资产价格上升时期通过财富效应可能引起的通货膨胀，而是资产泡沫破裂引起的物价普遍下跌以及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历史上有无数次泡沫破裂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及萧条的事例。破产、失业、坏账、银行倒闭等总是和泡沫破裂联系在一起。而且泡沫累积的时间越长，泡沫越大，则泡沫破裂对经济造成的创伤就越严重。

鉴于资产泡沫破裂对于宏观经济的重大影响，即使是仅仅关心物价变动的货币政策也应该将避免资产泡沫及其损害当作政策对象。

既然观察到中国存在CPI加速上升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这样的病症，下一步就是要分析这些病症的原因了。

价格变化根源于市场机制对经济失衡的自发调整

病症总是对某种理想均衡状态的偏离。当前的物价和资产价格过快增长也是经济失衡的表现。中国目前的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和消费增长之间的不平衡，二是外部不平衡。

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是指投资与消费增长没有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目前表现为投资增长率快于消费增长率，投资率不断上升这样一种现象。由于一个经济体中的投资率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故投资率的上升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投资率的上升说明经济没有处于稳定增长路径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率的上升也是经济失衡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投资率的上升会引起物价上升呢？尤其是为什么投资率上升引起了猪肉价格上升呢？

初看起来，投资率与猪肉价格之间并没有很强的联系。要理解投资率与猪肉之间的关系，需要仔细分析猪肉涨价的原因。对于猪肉涨价的原因，有两类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引起的需求增长造成的。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收入和需求增长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但是决不会是猪肉价格上升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收入和需求增长将大面积地影响物价上涨，而不会集中反映在猪肉上。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居民手中的钱多了时，还会拼命去买猪肉吃。猪肉也许算不上“劣等商品”（一个经济学名词，指随着收入增加会减少需求的商品），但是也决不会是居民会将全部或者大部分收入增长用于其消费的商品。猪肉更有可能是恩格尔系数所描述的那样，需求增长幅度低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商品。因此，居民收入增长引起的物价上涨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其他商品上，而不应该在猪肉上。可见猪肉涨价的“收入和需求拉动说”是不成立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猪肉涨价主要是因为猪的供应减少造成的。而猪肉供应减少主要是因为养猪的成本太高，养猪不挣钱。这种观点相对来说更有说服力。

在养猪的成本中，饲料成本是最主要的。正是饲料的价格上涨导致了养猪成本增加进而导致猪肉涨价。饲料的主要原料是玉米，饲料涨价则源于玉米涨价，而玉米涨价则主要是因为用玉米提炼乙醇导致的需求增加所致，而用玉米提炼乙醇主要是能源价格上升所致。

当看到能源价格与猪肉价格之间的关系时，投资率与猪肉价格之间的关系也跃然而出。因为正是投资率的上升伴随着资本品价格的上升，而资本品价格的上升导致了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以及其他高耗能行业的增长，从而推动了能源价格的上升。

当然，能源价格上升除了中国国内投资率上升的因素外，还有国际市场的因素。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上涨与中国国内能源需求大幅度上升以及进口大幅度增加也有一定关系（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关系）。由此可见，投资率确实与猪肉价格之间有密切联系。

对于投资率上升引起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然后引起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比较容易被认识到的。只是，可能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能源价格上升会通过猪肉来推动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在现实中，由于能源价格与猪肉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就会很难让人将猪肉与能源联系起来。再加上食品类价格往往被排除在核心通货膨胀率之外。因而很容易让人将猪肉价格上涨当作一个单一市场的突发波动，而忽略其深层次的宏观经济背景，忽略其与整个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次的物价上涨确实是市场机制对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平衡增长的自发调整。消费价格的上升，会引导社会资源多生产消费品，少生产投资品，从而避免或者降低投资率的上升。比如这次的猪肉价格上升，就会导致生猪这样一种消费品的产量上升。这种市场的自发调整有助于缩小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程度。

投资率与资本品价格上升，以及引起的生产资本品的中间投入品（如建筑材料、原材料等）、能源动力电力价格的上升，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利润增长与快速成长，为股票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基本面的基础，因此，投资率的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股价的上升。

不过，中国的资产价格上升与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失衡，即国际收支失衡密不可分。

国际收支巨额顺差为资产价格上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基础。

这个资金基础有外资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一直接因素，也有外汇储备增加引起的国内流动性增加这一因素。

虽然有资本管制，有外资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各种限制措施，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天真地认为这些措施已经完全阻止或者有效阻止了外资进入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投资收益率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为外资进入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套利动机。虽然很难直接计算到底有多少国外进来的资金流入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但是如此之大的套利机会一定会引来套利资本。

外汇储备增加更是为国内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甚至个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虽然中央银行一直在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来冲销外汇储备增加所引起的货币投放，但是并没有完全冲销掉外汇储备的增长所引起的货币投放。当有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理解了价格变化是源于经济失衡之后，接下来分析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失衡。

经济失衡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国际分工变化相结合的背景

早在2004年，笔者在解释中国的高投资率之谜时，提出过一个城市化假说。城市化假说指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经过3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仍然在按照城市化假说所论证的模式运行。而且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遇上了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不仅具有城市化所特有的国内失衡，还有与国际分工变化相对应的外部失衡。

为什么城市化一定会伴随投资率上升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想试验。假定在一个消费投资平衡增长的经济中，加入一个城市化冲击，看看会产生什么后果？城市化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中国的总人口达13亿，城市化增加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300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一般来说，劳动力是从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因此，可以认为，这1300万人在农村的收入要低于在城市的收入。而且，在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纯收入基本上用于生活支出，极少有剩余。随着在城市的收入增加，这部分人开始有了储蓄。因此，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意味着国民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降低，用于储蓄的比例上升。另外，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必须满足新的住房需求。这部分人就需要积累储蓄用于住房投资。这就意味着，在储蓄率提高的同时，投资率也提高了。而且由于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城市化带来的基础设施的改善，投资的回报率会提高，这也会增加投资需求，从而导致投资品价格上升，投资品价格的上升就会引导资源从原来用于消费品的领域转移到生产投资品的领域来。这一思想试验基本体现了城市化导致投资率上升的机制。

国际分工的变化，加速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因而进一步加速了投资率的上升，也加大了消费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程度。国际分工的变化是指跨国生产活动的加强，或者说是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张。国际生产网络是指一个产品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组装阶段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国际生产网络的扩张就是指参与这种跨国生产活动的产品越来越多，或者参与同一个最终产品生产的企业和国家越来越多。国际分工的这一变化使得中国能够参与更多产品的生产，加快了国际生产活动向中国的转移，从而使得在中国的投资快速增加和劳动力快速向城市转移。

国际分工变化的另一个影响是产生了外部不平衡。

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不是处于出口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最终产品的地位，而是处于进口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然后加工装配出口最终产品的地位。即使是零部件出口，也是进口该零部件的零部件然后组装出口。由于组装产品一定会附加一定增加值，因此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这种地位，必然产生顺差。从统计数据上，这种顺差集中反映在加工贸易顺差上。当然，加工贸易顺差不能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总体贸易顺差，毕竟加工贸易只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

要理解国际分工变化为什么使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不能单看加工贸易。一个更加合适的问题是，为什么一般贸易或者其他贸易方式不能平衡掉加工贸易产生的顺差？

大致有三个原因使得一般贸易在国际生产网络中不能平衡加工贸易产生的顺差。

其一，国际生产网络使得中国在很多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具有了比较优势。比如在液晶电视的生产领域，掌握液晶电视前沿生产技术的是日本以及韩国。按照过去的分工模式，中国应该出口彩色显像管电视机或者其他电视机，而进口液晶电视机。但是，由于液晶电视采取了跨国生产的方式，中国可以从日本或者韩国进口液晶电视中的某个关键零部件，比如液晶屏，然后在中国组装生产。这样，如果中国居民要购买液晶电视，就不必从日本或者韩国进口，而只要在中国国内市场购买就行了。当然，中国在国内市场购买的液晶电视包含了中国从日本或者韩国进口的液晶电视零部件。假定在中国生产的液晶电视机和在日本韩国生产的液晶电视价格一样，由于零部件的价值要低于液晶电视整机的价值，零部件的进口额就要低于液晶电视整机的进口额。因此国际生产网络降低了中国一般贸易的进口额。当然，很容易发现，同样的液晶电视在中国的生产成本比在日本或者韩国的生产成本要低，故中国生产的液晶电视会比日本韩国生产的液晶电视便宜。这会增加中国居民对液晶电视的需求，从而也会增加液晶电视零部件的进口数量。这样，尽管零部件的价值比电视整机的价值低，但是国际生产网络增加了零部件的进口数量，因此不一定降低了进口额，说不定反而增加了进口额。这是不是有助于平衡掉加工贸易的顺差呢？还是不能。如果在中国生产的液晶电视价格要低于日本韩国生产的液晶电视价格，则日本韩国就不会自己生产液晶电视，转而从中国进口液晶电视了，甚至日本韩国原来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液晶电视，也转而从中国出口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般贸易没有平衡掉加工贸易的顺差，反而使得一般贸易逆差与加工贸易顺差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其二，中国对仍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进口具有进一步扩大出口的趋势。能源原材料和高技术产品是中国目前仍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中国进口能源原材料一般不是直接用于消费的，而是用于生产领域的。这些能源原材料的进口除了生产国内需要的产品外，还大量用于生产出口品，甚至直接用于加工贸易的生产。中国进口的很多设备也通常在很大程度上用于出口品的生产。中国进口的高技术的零部件更是大量直接用于加工贸易生产。因此，这类生产型的比较劣势产品的进口不仅不能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反而会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

其三，中国一些真正自己需要的高技术产品进口，却受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管制。

以上三个原因，使得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很难被平衡掉。

持续大量的贸易顺差，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和套利资本的流入。套利资本流入则对中国的资产价格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国际生产活动向中国的转移。因为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城市的扩大和产业积聚也使得转移过来的产业容易得到规模经济的好处。可见，城市化和国际生产网络在中国的扩张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其产生的国内失衡和外部失衡也是相互交织的。

经济失衡也是跨期配置资源的结果，不过是一种扭曲的跨期配置

投资率上升代表的国内失衡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增长率高于消费增长率的情况，这表示中国居民正在将产出中越来越多的份额用于投资，将越来越少的份额用于当期消费。投资是为了未来的消费。因此，投资率上升意味着中国居民越来越愿意将当期产出用于增加未来消费。国际收支顺差尤其是经常账户顺差所代表的外部失衡则实际上是一种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这表示中国居民虽然已经将越来越多的收入份额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但是，这些增加的投资还是没有花掉其所增加的储蓄，于是只有把这些多余的储蓄投资于国外，以便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可供消费的产品或者服务。因此，不管是国内投资率上升所代表的国内失衡，还是经常账户顺差所代表的外部失衡，其实都是中国进行跨期配置资源的结果。跨期配置能使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虽然这种跨期配置产生了一些经济失衡，但是中国也会从中获得很大的收益。

问题在于，中国从这种跨期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得最大的利益。

首先，中国的投资率虽然已经很高了，并且还在上升，但是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仍然要大于中国投资于国外的收益率。即使从资产组合的角度，也难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将大部分对外投资用于低收益资产上。这是第一种扭曲。

其次，中国的投资尽管还没有花掉全部储蓄，但是却还从国外引进了大量资金参与了高收益投资。这就好像一个人本来有钱花不完，却还要用高利率借钱来花。然后把自己的钱存在银行拿一丁点利息。这种行为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是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这种吃亏的行为。这是第二种扭曲。

这两个扭曲妨碍了中国从跨期资源配置中获得最大收益，损害了中国的长期利益。更重要的是，这种跨期扭曲还会给中国宏观经济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一不稳定因素就是余永定教授提出的“新的不可能三角”。

“新的不可能三角”是指汇率稳定、宏观稳定和银行赢利之间不可能同时实现。这是因为在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必须在外汇市场上购进外汇，而为了维持宏观稳定，又必须冲销因购买外汇而投放的人民币。由于中央银行购进的外汇主要用于在国外进行低收益资产的投资，故也只能通过央行票据和银行准备金这些低利率工具进行冲销。由于冲销的量非常大，商业银行不得不持有大量低收益的央行票据和准备金，从而严重影响银行的赢利性。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赢利水平，不得不增加贷款，从而引起新的宏观不稳定。显然，“新的不可能三角”是以宏观稳定和商业银行利润为代价的。

降低经济失衡带来的宏观经济震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来，经济失衡的后果不仅包括物价的普遍上涨即通货膨胀的危险、资产泡沫及泡沫破裂引起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危险，还有跨期配置资源中的利益损失和“新的不可能三角”所揭示的影响宏观稳定和导致商业银行利润损失的危险。这些危险和损失都将是很严重的，并且都将对整个经济造成大的震荡。以熨平经济波动为己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应该尽量采取措施避免其发展为大的经济震荡。

在考虑政策措施的时候，首先应该意识到，在城市化和国际分工变化相互交织和相互促进的背景下，投资率上升所代表的国内失衡和国际收支顺差所代表的外部失衡在短期内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宏观政策的重点不是去消除这两个失衡，而是尽量避免或者降低这两个失衡所带来的经济震荡。

对于物价的普遍上升，事实上在能源原材料动力电力价格上涨之后，就已经不可避免了。食品价格上涨只是这次物价普遍上涨的前奏。宏观政策的重点不是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防止价格上涨，而是尽量延缓价格上涨的传递。价格上涨传递的时间越长，价格的涨幅越小（技术进步可抵消一部分投入成本），带来的经济震荡也就越小。

对于资产的价格泡沫问题，是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的。中国的资产价格上涨，虽然有城市化和国际分工变化这样一些基本面的支撑，但是，也有国际套利资本和国内资金的过度参与，因此，其泡沫出现也是无可争议的。避免泡沫累积时间过长和泡沫的突然崩溃应该作为当前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任务。目前，很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继续上升。对于股市而言，继续提高股票交易成本仍然是可供选择的措施，同时，继续紧缩货币投放也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则最好使用降低购房需求（用按揭条款）和提高二手房交易成本的政策。

篇10

【关键词】经济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

经济法的体系是由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二分法”的经济法体系也是目前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根据对于目前经济法体系研究现状及成果，本文将从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方面对经济法的体系问题加以探讨。

一、市场规制法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市场主体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择手段，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甚至滥用其取得的市场优势地位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长此以往，市场秩序将无以维持以致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鉴于政府失灵的存在，需要国家采取法律手段对市场秩序进行规制。

所谓市场规制法是调整国家对市场竞争及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进行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市场规制法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市场竞争法，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市场竞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平竞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2）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是衡量市场交易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4）要素市场管理法，主要包括对各类生产和生活资料市场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规范，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期货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二、宏观调控法

随着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社会分工的扩大，人们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同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得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竞争日益导致供大与求和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消费力失衡这一冲突的出现；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时有发生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良性和稳定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对这些不良后果的遏制单凭微观的规制、个体的力量是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的。因此需要由国家对其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由此应运而生。

所谓宏观经济法是指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侧重于宏观层次，国家通过政府及经济管理机关，以市场为基础，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税收、价格、国际收支平衡等法律，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活动，而调整这些经济活动的法律即为宏观经济法。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包括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过程中发生的国家同各级政府和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关同企业、事业等社会组织或公民之间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具体说来，学界目前较为一致地认为宏观调控法体系的基本构成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财政法（包括预算法）、金融法、税收法、产业政策法、投资法、价格法、对外贸易法等。其中计划法主要调整计划主体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的政策目标等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法，这些法律制度主要规范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所采用的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法律手段，同时也是对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进行的规范。产业政策法则主要调整为了实施国家计划，在如何确定和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外贸易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则是国家在对外贸易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旨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二者的关系分析

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调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法律手段，二者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对于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者的联系可以说市场规制法是宏观调控法的基础，市场规制法能否良好的执行对于宏观调控法目标的最终实现有一定的影响。而宏观调控法调控目标的转变也会直接影响到市场规制法相关制度的变更。然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显然的。它们在产生顺序、解决问题、功能作用、调整性质、调整原则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二者产生的顺序不同。中国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多是从国外引进的，而这其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自不必言。因而经济法作为中国引进的一项法律制度虽在现在看来极具中国特色，但从渊源上说来，其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相对应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高度的自由竞争使得国家不得不对竞争秩序进行规制，由此市场规制法产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主体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垄断逐渐形成且其实力日益强大，严重的限制了自由竞争，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至此宏观调控法产生。所以说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这一点，从自由竞争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先后盛行即得到印证。

其次，二者对于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原则不同。市场规制法的调整原则是效率优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制法体现、认可和保障个体权利，维护个体合法的营利活动，使社会关系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挖掘作为主体的人和组织的空前的创造力和活力，同时对市场秩序和市场行为进行确认、规范和保障。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原则则是追求社会的公平，实现社会公正，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再者，二者的功能作用不同。市场规制法的作用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

市场进行干预，通过行政机关管理市场，以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以及市场的良性、有序运行。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则在于规范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实现引导经济发展的目标。

目前，虽然“二分法”是经济法体系的主流观点，但经济法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体系的构建要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并在对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认识的基础上同时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加以考量，以实证主义的态度来研究这一问题。这样的经济法才更能实现其对于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价值目标，才更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参考文献：

[1]邢娜.浅谈经济法体系构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1）.

[2]左剑君.论市场规制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J].科技信息（学术版），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