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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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 管理 智慧
一、宏观经济学及其应用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变量的总量和其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宏观经济的短期动态稳定性是指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短期平衡性。这种稳定关系体现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上,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作用,并在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发生变动,反过来,这种变动又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当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彼此不再变化时,总体经济就达到了均衡状态,也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最终的均衡点是最优的,那么其过程并不重要。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复杂化,近几年世界各地频发的经济危机也说明抽象的理性假设很不真实。在金融市场中,其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是并不十分完备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在按部就班地平稳运行,做为宏观调控的政府,理应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负责。
二、把握系统思想的要点
系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一个优秀的结构工程师,必须要把握系统思想的重点,即通过确定合理的系统参数防止正反馈回路从而维持系统的动态稳定。同样,在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系统中,也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恶性正反馈回路。比如在宏观经济系统中,有新兴市场的货币危机及形形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市场中,有银行、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为产生的风险,所有这些都会对所在的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该假设原有的核心内容是强调资产价格与其背后的基本面紧密相关,由于基本面呈随机游走的形式出现,价格的变化在统计上也因此呈正态分布。这种假设理论也证实了金融系统有一种基于负反馈回路的自我修复机制。而在真实的金融市场上,价格变化的概率比正态分布大得多,这也说明金融市场存在某些正反馈回路。
造成这一正反馈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状。在市场出现急剧波动时,金融机构对交易对手的信用产生怀疑。由于无法知道对手真实的财务情况,因此对整个市场产生的正反馈的恐惧而濒临崩溃的边缘。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参与者通过逐个试错找到最终均衡。有效的市场假设就是比较正确的猜想,而这一理性预期是一种对事后变量的无偏估计,也是各种可能的试错结果加总的均值。如果某个关键变量正处于随时可能引发正反馈回路的阈值,该变量就只能单侧变化而不能随机试错。三是由于市场参与者没有充分的时间评估所掌握的信息,因而出价过低,影响了收益。虽然理性预期一派的理论家的均衡观点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力量和审美价值,但其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这些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往往因此也只能应用在短期的以适应性预期为主导的研究方面。要想完善和体现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形,应把有关宏观经济短期动态特性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下面就借助系统动力学理论来阐述宏观经济管理的系统思想。
系统动力学是一门分析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也是一门认识系统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的交叉综合学科。它是福瑞斯特教授于1958年为分析生产管理及库存管理等企业问题而提出的系统仿真方法,最初叫工业动态学。系统动力学可以描述内生动态变化的真实的动态理论,同时还可探寻系统本身的维持能力。而理性预期学关注的重点是长期的均衡,一种静态分析。从动态系统观点分析来看,如果调整可能引发某些正反馈回路,系统无法维持,本身会发生重构,所有的参数都会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此时的均衡概念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因此,即使认定长期是最重要的,短期的维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实现长期最优均衡的必要条件。如果宏观经济学者仅着眼于系统的边际意义,而对系统本身的问题不予以重视,那么其逻辑本身就是荒诞的。
三、政府与宏观经济管理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所强调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工程逻辑不是为政府的干预提供理由,而是指在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可以充当防火墙或当回路被激活后运用政策手段切断回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市场或整个宏观经济会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动态稳定性。政府的愿望是无为而治,既通过适时恰当的机会给予一定的干预,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就短期而言,市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以适应性预期为主,此时的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均呈现出一种边际意义上的流量变化,而作为政府在这一系统中要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一些微观调整。只要系统本身不存在大的正反馈回路,一旦遇到正向或负向外生冲击,系统就会自动修复。
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系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动态特征。当变化曲线接近谷底时,如果能提供一个正向冲击,即使量很小,也会立即产生显著的正面效果,会起到西两拨千金的奇特效果。所以当宏观经济系统内部存在明显的正反馈回路时,这时的政府为了切断正反馈回路,就要主动出击去干预;如果系统本身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这时的政府急于注入正向流量,其动态效率往往并不高,其效果也会微乎其微。
参考文献:
[1]牟朋文.《我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中应深入探讨的某些理论问题》.《理论探讨》.2007年04期
篇2
[关键词] 经济周期 波动特征 波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不断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转变。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已经经历了数次周期,相应的有着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对于把握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阶段性特点及难点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一、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传统“谷一谷”划分法,参考各种文献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经网数据库及世界发展银行数据库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5个周期,具体的周期划分及GDP增长率波动情况见表1和图1。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经济周期
周期序号 起止年份 峰值增长率(%) 谷值增长率(%) 峰谷落差(%) 持续年数 上升阶段年数
1 1977―1981 1978年11.7 1981年5.2 6.5 4 2
2 1982―1986 1984年15.2 1986年8.8 6.4 4 2
3 1987―1990 1987年11.6 1990年3.8 7.8 3 1
4 1991―2001 1992年14.2 1999年7.6 6.6 10 2
5 2002―今 2007年13.0 2002年8.3 4.7 8 6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5个周期,经济运行时段划分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今。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经济周期在运行过程当中,自然灾害、战争、政局动荡、政策转变、技术革新等各种外部因素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改革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首先呈现出周期的不规则性,周期发生频率高,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周期的波长、峰(谷)值差异、峰谷落差,5轮周期都极不均衡;其次,从图1可以清晰得出结论,经济周期波长拉大,上升阶段延长;再次,波动幅度减小,呈现微波化。通过图1看出, 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波动比90年代前的更加缓和,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经济波动呈现出微波化特征,宏观经济更趋于平缓增长,经济周期也更加平稳 。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主要的。首先,我们从内因入手分析,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制的转变。经济增长和周期的变动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实现的,制度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并决定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经济所有制,分配制度都发生了变化,转变成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体市场经济。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体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对市场供求能够较快做出反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具有较强的增长型和抗跌性,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大大减小。其次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后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及其各产业的内部结构趋向协调合理发展。产业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使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缩小,稳定性不断提高。第三是由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居民消费模式开始适应现代信贷制度,消费结构向着享受型消费发展,购买力增强 。完善的体制改革和理性的消费模式可以有效地减缓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还有就是宏观政策的转变。我国的宏观调控经历了从以计划和财政调控为主,向以金融货币调控为主的转变,计划的直接调控功能已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指导性调控功能 。我国的宏观政策的这种转变也使经济周期波动更平稳健康。而从外因上看,我国经济周期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动。比如1990年的谷底(谷值)与“八波”后西方对我国的制裁不无关系;1999年的谷底(谷值)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密不可分。同样,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拐点甚至快速下滑,也是深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纵观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速度处于高速上升状态,并且经济的波动越来越呈现微波化。这是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国际经济影响的双重结果。掌握规律使经济发展向着快速稳健的方向发展是未来宏观经济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9》
[2]孙小英,陈杰,杨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J].当代经济.2009,(2).
[3]王立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的制度因素分析[J].前沿.2008,(12).
[4]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0,(1).
[5]黄赜琳.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J]. 财经研究,2008(11).
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替代融资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松,戴翔.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M].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10.2139/ssrn.1893093.
篇4
我们把所有的结构参数分为9个组。表1列出了它们的估计值和标准差。图1则给出了估计所得的行为方程与样本数据的拟和。所有数据都是年度数据。由于样本数据有限,我们的参数估计并不能完全尽如人意。接下来我们将解释表1中的估计值是如何得到的。
3-9 组的参数估计
我们的讨论首先从第9组开始。我们发现9组中的参数大多可解释为样本平均值或定义在只有一个结构参数的方程中。这就允许我们使用一阶距的方法(method of first moments)对它们进行估计。
尽管一阶矩方法能同样用于估计消费函数(10)和进口函数(12)中的参数c和m,然而我们发现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为此我们允许c和m能随时间而变化。我们假设
其中,ctct/(yt-1-tt-1);mtmt/yt;vt和εt都假设为独立同分布(i.i.d.)的正态随机变量。这表示边际消费和进口倾向都服从于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将公式(20)和(22)分别代入(19)和(21),我们得到
其中,c0=c(1−ρ),c1=ρ,m0=m(1−λ),m1=λ。现在我们可以用最小二乘法(ols)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而有关的结构参数c、m、ρ和λ则由下列公式获得:
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方法无法使我们直接得到参数c等的估计方差。为此我们必须把该估计看成是非线性估计。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judge et. al (1988,p508-510)所讨论的方法来求解参数估计值c等的标准差。在这一计算过程中,我们利用gauss语言中的grardp程序来计算有关的一阶导数矩阵。该矩阵被用于推导参数估计值的协方差矩阵。
对于投资函数(5)中的参数估计,我们采用如下估计方程:
(25)
(26)
其中,it=it/kt-1;vt同样为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这里我们所采用的估计方法为cochrane-orcutt方法
此外,在对工资、价格和利率方程(15)-(17)进行估计时,我们假定方程中所有的干扰项都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对它们进行估计。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对工资公式(15)进行估计时,我们用劳动生产率(实
际gdp与就业之比)来代表供给冲击,即解释变量st。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参数βn的估计值极不显著,因此,我们令它为0。这也同时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对工资没有任何影响,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直是处於供过于求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供过于求反映了由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总供给的参数估计
对于产出方程(1)-(4)中的结构参数βv和βg的估计则更为困难。首先,我们无法得到期望值get和yet;其次,尽管我们可以从方程(1)中推算出δvt,但是,我们并没有存货vt的数据(这需要有一个存货的初始值)。为了避免使用数据vt,我们的估计需要建立在对方程(2)进行一阶差分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利用(3)对vdt进行置换,我们得到
(27)
按照预期增长率get的定义,我们有δyet=getydt-1。将其代入公式(27),我们可以得到参数βv的估计方程:
(28)
其中
以上,误差项νt同样被假定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正态随机变量。
显然,对于βv的估计需要获得时间序列get,该数值我们无法得到。然而给出参数βg和get的初始值ge0,我们能从(4)中推算出get。假定ge0=g0,也即预期
增长率get的初始值等于其实际的观察值。设立目标函数:
(29)
这里,e(βg)是在给定的βg情况下,对方程(28)进行线性回归所得的误差向量。这样f(βg)就可以看成是该误差的平方和。由此,对于参数βv和
βg的估计可以看成是寻找一个βg使得目标函数f(βg)最小。这里,我们使用网络搜索法来实
行这一最优化过程。
技术函数中的参数估计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大多可以从国家统计年鉴中获得,资本存量kt则来源于张军(2003)。然而,对於技术函数中的参数da、φ和θ的估计,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无法观测的变量at和ypt的数据来源问题。如果我们假定生产用电力消耗与资本设备的实际使用成线性相关,则通过利用生产用电力消耗数据,我们就能测算出at和ypt。假定一定时期内生产用电力消耗和资本服务使用量成固定比例,也即
st=het (30)
其中,st为资本服务的使用量,即st=utkt;et为生产用电量;h为一个正实数。给定st及公式(5)和(6),相应的实际产出则可由下式导出:
yt=atst (31)
进一步将(30)代入(31),我们得到
st=athet (32)
对(32)式两边分别求自然对数并进行差分,我们可得到
(33)
以上分别表示为产出、技术和用电量的对数差分(近似于它们的增长率)
由于yt和et都是已知的,由公式(33)我们可以算出at,再进一步由(32)解得h。给定h,我们可以按公式(30)求得资本服务量st,并进而按定义st=utkt导出ut。给定ut和at,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公式(6)测算出ypt。
需要说明的是,在按公式(32)求解h时,我们需要的是at,而我们从(33)式中得到的则是其增长率at。因此我们必须有个基年(这里采用1980年)的资本生产率a0。现假定基年的资本设备利用率为100%,则a0可由公式a0=y0/k0求得。图2 给出了我们所测算出的ut、ypt和at的时间序列。
图2
需要说明的是,由此而测算出的技术存量at具有较大的波动,甚至会出现技术退步。显然此种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实际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想象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技术的存量也在不断增加,而且这种增加应是一个平缓的过程,不应出现大起大落。显然,这种过分的波动来源于各种误差干扰(如我们所假定的用电量与资本服务量之间线性关系中所出现的误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图2中c格的at进行滤波(或光滑)处理,经过滤波以后的at由图2中的d格所示。
给定数据at,我们就可估计技术函数(8)中的结构参数da、φ和θ。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仍然要对公式(8)的h作一番解释。按照romer(1990)的原意,h为用于科研的人力资本。然而,除了现有的技术存量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外,技术的提高也有赖于科研所需的物质投入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研究需要设备和经费,而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专利制度和对科学贡献的奖励制度等)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我们使用国内现有的数据,h可以看成是国家用于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估计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最小二乘法,即使误差平方之和为最小。然而由于方程所体现的非线型性,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全局数值优化(global optimizationalgorithm)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在这一研究中,我们所采用的是模拟淬火(simulated annealing)法。
4、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我们所估计的模型分析和测算过去5年(1998-2002)积极财政政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测算所依据的原则是“有无原则”(with andwithout principle)。这一原则在项目评估时经常被使用。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分别计算在“有”和“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我们所关心的各项经济指标,如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等。比较这些指标的不同就能使我们测算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
无论是“有”还是“无”,我们都必须通过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
观经济指标。关于这一模拟,我们要求:
所有外生变量都用实际样本值来表示;
所有随机变量的实现值都用模型估计时所留下的残差来表示;
所有内生变量都由模型的模拟计算得到。
假设过去5年里没有积极(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应等于税收。因此,所谓没有(或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是:令过去5年里每年的政府支出等于其当年的税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政府的支出结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为此,我们使用国债投资中的支出结构来推算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情况下的支出结构。表2给出了这一推算。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有理由使用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观经济指标,然而,为什么对于“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不能直接使用实际的样本观察值来代表相关的经济指标?由于模型的参数估计和设定本身也有可能产生误差,因此,即使我们引入了误差项的实现值和实际的外生变量,当我们对模型进行模拟时,仍然有可能使模型的模拟值与样本值有偏离。为了使由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模型的设定等原因所引起的误差对评估的影响减少到最少,我们对于在“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的经济指标的测量与“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相似,即都通过对模型的模拟算出,两者的不同仅仅体现在政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上。
表3 给出了过去5年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估。
首先,我们需要说的是,这里的财政赤子与国债支出并非完全相同。当政府的支出大于其税收时,它仍然可以动用除发行国债之外的其它资源,如过去的财政积余等,来弥补其支出。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
5、结束语
本文利用了一个简单的宏观计量模型对1998-2002年期间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在2003年底彻底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也已递减,这也此后逐渐淡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由于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淡出,因此本文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其理论和技术应用的研究,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定量分析)有所启发和借鉴。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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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业发展迅速,经济绩效好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1978年中国出版社的数目仅有105家,2011年底则已增加至580家。出版社数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出版发行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出版发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表现为机构数目的扩张,其产出能力的快速提升更能反映其发展速度之快。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编制的投入产出表估算,中国出版发行业的增加值率(增加值/总投入)、盈利率(营业盈余/总投入)、劳动报酬率(劳动者报酬/总投入)以及净生产税率(生产税净额/总投入)都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出版发行业的这些绩效指标在全国135个行业中都排在前二十位左右。这意味着从单个产业的投入产出绩效来看,出版发行业的绩效水平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135个产业中居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与大部分其他产业相比,出版发行业的单位投入能带来更多的增加值、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因而,出版发行业应属于优先发展的产业,其在全部产业中份额的增加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出版发行业的宏观经济影响
由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必然会对其他产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而,仅从单个产业的投入产出绩效来评价出版发行业的经济功能还不够全面,还有必要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评估出版发行业的经济影响力,从而更全面地评价出版发行业的经济功能。所谓产业关联性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使用其他产业的产品而产生的关联性,可称为后向关联性,例如出版发行业通过使用印刷业的产品而产生的关联性;另一种则是与前者相对的前向关联性,即通过为其他产业提供中间投入而产生的关联性,例如出版发行业通过为教育部门提供中间投入而产生的关联性。
从最新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来看,与出版发行业后向关联性最强的产业为印刷业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价值148亿元的印刷业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产品被出版发行业用于中间投入,约占出版发行业中间投入的35%。其次是造纸及纸制品业,该产业有价值约91亿元的产品被新闻出版业用于中间投入,约占出版发行业中间投入的21%。与出版发行业后向关联性较强的上游产业还有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其价值约30亿元的产品成为出版发行业的中间投入品,约占出版发行业中间投入的7%。此外,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提供的服务在出版发行业中间投入中的比重分别达到4%和3%。上述5个产业的产品占出版发行业中间投入的比重合计超过70%,而出版发行业中间投入的其余不到30%的份额则来自其他130个产业。由此可见出版发行业的后向关联影响相对比较集中。
与出版发行业的前向关联性最强的部门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出版发行业有价值约116亿元的产品被该部门用于中间投入,约占出版发行业总产出的14%。其次是教育部门,出版发行业总产出的约8%被教育部门用作中间投入。此外,建筑业、房地产业和商务服务业也有较强的前向关联性,被它们用于中间投入的出版发行业产品分别占出版发行业总产出的4%、3%和2%。以上5个部门消耗的出版发行业产品在所有被用于中间投入的出版发行业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达到了59%。因此,出版发行业的前向关联影响也比较集中。
以上基于产业关联性分析了与出版发行业关联性最强的产业和部门。为了进一步基于产业关联性来评价出版发行业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还可以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相应的投入产出表测算出版发行业对全国总产出的完全影响,即包含了该产业对全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根据本文计算的结果,出版发行业提供的最终使用,即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的出版发行业产品以及出口的出版发行业产品价值合计为512亿元,而这些最终消费的出版发行业产品所直接和间接拉动的经济产出为839亿元。这意味着每最终消费1元出版发行业产品所拉动的总产出约为1.64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版发行业的宏观经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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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企业发展;影响;意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0-02
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而国家也是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对经济发展和资源的优化调整,通过采用货币的调整手段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一定的控制和调节,对市场起到一定的优化引导作用,同时也促进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的平衡,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宏观政策调控下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要根据宏观的政策来调整中自身的发展,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持续发展。
一、我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分析
1.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理论
在我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经济市场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政府就会实行货币紧缩的政策来对进入市场的资源进行调节,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要注意的是政府进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也受到其他市场因素的制约,如果要保持经济市场的均衡,政府就可以通过调节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来影响利率,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调节市场资源,但是在进行货币紧缩政策时要注意保持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变。市场经济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政府在进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会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来抑制发生的通货膨胀,也可以对货币放慢供给率,这时候由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了人们的生活支出成本就会变大,而如果物价上涨过快时,货币贬值,人们就不愿意继续持有货币而是投入其他市场,也会导致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在这个时候即使政府进行了货币紧缩的政策也不会改变通货膨胀的现象,因此,政府在进行货币紧缩政策时要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因此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要考虑到政府进行的宏观政策,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方向,政府会通过中央银行来调动货币的供给量,利用利率来对企业的投资产生影响,从而也影响我国的就业情况和国民经济的收入水平,所以,运用货币政策通常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市场利率灵敏性较强,在市场利率发生变化之后企业的投资不会及时的发生变化。政府实行货币政策时花费的时间较短,但是要想产生预期的效果却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又很快,在这个政策发挥作用期间,发生的经济情况肯能会和预期的差异较大,所以,宏观经济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影响人们的投资活动从而来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整的。
2.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特点
根据经济发展的特点,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政府会采用一些比较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对企业的投资方向进行指导,而一般在开放性的经济中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也会受到国际资金的流动影响,最常见的是一个国家采取货币紧缩政策,这时候利率就会上升,因而国外的资金就会流入到本国,汇率也相应的发生变化,本币就会升值,这时就会刺激贸易而抑制对外出口,这样就导致在本国的总体需求量更小。政府如果实行了比较固定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抛出本币来避免本币的升值,经济市场上就会增加本币的供应,因此,我国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不仅对对国内的资本经济市场产生影响,还会对对外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
根据宏观调控的特点,我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存款和存款的准备金率。回顾国家的政策,在2011年我国的人居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有5.4%的涨幅,之后政府进行将近一年的货币紧缩的调控策略,在11月份的时候我国政府的财政存款开始投放市场,同时也开始下调存款的准备金率,政府的存款准备金率在一个月内下降了有0.5%,而这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是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对市场的货币流动进行调节的标志,而接下来政府就会对中小银行的准备金率进行下调,并且继续对参数进行调整,同时,对货币在市场上的流动产生负面影响的还有外汇占款的增长和公开市场的净回笼等。但是从整体的经济发展来看,货币市场出现了适度宽松的情形。
二、我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宏观环境
1.企业投资的特点
一般如果按照企业的资金来源,企业进行投资的资金一般有自筹资金、利用外资、国内贷款、国家的预算资金以及其他资金。但是从统计的企业的投资资金情况看,国家的预算内资金包含了企业的政策性投资金,而与之相配的资金则主要来源于企业在国内的贷款,因而可以从国家的预算内资金发生的变化来掌握企业内政策性的投资金发生的变化。另外,市场对企业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企业增加的具有一定投资风险的投资金、企业增强的投资愿望以及企业不断扩大的投资领域等。政府的推动力量则主要表现在国债投资和与不具备承担风险损失能力的增长的基金方面。如果对企业的资金比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企业投资资金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政府的推动资金。在目前情况下市场在投资资金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企业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投资还依赖于政府的政策。
2.企业进行投资宏观上的风险
企业在进行投资时面临着在未来的损失或收益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而外部环境主要是通过产生系统性的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系统性的投资风险包含了政治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利率风险以及经济的周期风险四种风险情况。其中经济的周期风险是对企业的投资有影响的系统风险里最重要的一种风险,而根据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可以知道,经济的发展相继呈现出高峰和低谷相间的状态,也就是经济的周期。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仍然处于一个高涨的阶段,受宏观经济调控的刺激影响,只要有好的投资方向,受环境的影响投资收益率也会有好的收益状态,出现亏损的概率会比较小,因此企业发展的要重点把握好投资机会。另外,由于市场利率不断地变化也产生了利率风险,而市场利率大小直接决定了企业投资的收益,如果市场利率较高,企业的投资成本就会较高,投资收益就会下降。而如果市场利率低,企业投资的成本就低,因而就会获得较大的资金收益。最后是市场的通货膨胀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会普遍上涨,货币就会相应的发生贬值,因而企业的投资项目就会承担一定的风险损失。而在进行收益核算时,企业是按照货币名义价值来计算投资的收益的。因此企业在投资时更加关注货币实际的购买力,以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三、宏观经济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及意义
1.宏观经济对市场运行环境的影响
在市场条件下,政府进行的任何宏观调控的政策都会对企业的运转带来一定的影响,它既会对一些产业的发展造成抑制,同时也会给企业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促进企业向着新方向更好的发展。而这一点则主要是体现在我国经济所处的一个转型阶段,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重点培养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采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对节能产业和新兴产业进行调整,完善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系统,还利用央行来进行充分的宏观调控。一般央行在进行调控时,需要根据企业的特点来对贷款利率进行适当的放宽,发挥利率的调控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的贷款,同时政府也要鼓励商业银行来开发出适合企业发展特点的金融类产品,而商业银行还要对企业发展的风险和发展前景作出预测,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通过财政奖励和贴息来促进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和鼓励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另外,在企业融资方面还可以充分的发挥民间金融的作用,让企业可以因地制宜的对产品的结构进行调整,利用地方的技术、市场和地方资源,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2.促进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政府的宏观调控有利于企业集中自身的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企业在市场上优胜劣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有效的转变增长方式,促使企业提高对资源的利用,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企业的投资从单一制向着多元化的投资发展,甚至是直接转向对外投资,同时,政府进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在在促使企业对国外企业的运行模式和管理经验,让我国的企业在竞争时可以处于比较有力的地位。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而国家也是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对经济发展和资源的优化调整,政府主要是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拉力调节市场,而企业也在宽松的市场条件下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增加自身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实现转型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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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符泽兰.浅析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J].改革与开发,2011,23(06):233-238.
篇7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五大动力源
199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受到来自总需求方面的约束,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启动等待着总需求方面的突破。由于宏观经济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等待是漫长的,2003年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本轮的经济周期性增长中,经济开始逐渐摆脱投资、消费双疲软的制约,展现出新的活力。
(一)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居民消费中住房和汽车需求热点的形成。在住房和汽车需求的推动下,对钢材、水泥、电力和运输等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大增,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已经从资源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因此这种由需求增长推动的宏观经济增长一方面是来之不易的,另一方面也是得到供给能力保证的。虽然这样的增长会在短期内导致中间投入品、能源和运输价格的上涨,但是除住房和需要一定周期进行调整的农产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未必与中间产品价格保持同比例的上涨。这说明:我国经济正在从有效需求不足的周期低谷走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开始旺盛的阶段,由于我们的供给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往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出现的瓶颈短缺导致全面短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可能不再重现。
(二)这一轮增长是中国加入WTO 两年后我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两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尤其显著,引进外资也取得较好的成绩。因此,外部市场的开拓和外部资源的利用是这一轮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一方面强劲的外部市场需求对启动原先不足的总需求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外部资源的利用使我国生产可能性边界大大往外拓展,延缓了周期过热的到来。当然,由于全球石油等生产资料价格因前几年投资滞后出现不断攀升的现象,导致国内价格的上升,但是这并不能归咎于国内经济的过热,而是一种国际相对价格调整对国内价格的传导现象。
(三)经过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经过近几年基础设施的建设,我国投资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作为推动这一轮经济增长主动力的投资主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以政府和国有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为主,投资决策日益符合市场理性。
的投资是否存在重复?政府推动的投资对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一直是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关系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一轮的投资高速增长是否由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冲动引起,这样的投资冲动是旧体制的惯性,一定会导致经济的过热和不可持续性。但是,从一直到2002年的投资数据来看,非国有的其他投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03年应该更是民间投资显示作用的年份。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间投资主体的确立是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将不同于过去经济周期波动轨迹的关键。
(四)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最大特色是生产的强劲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4.1万亿元,增长17%,实现利润增长42.7%.(五)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空前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移民潮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住房建设、土地拍卖、城市和环境的改善在市场机制下互动,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住房和环境的更高档次的需求,又通过土地拍卖筹集到城市建设的资金,由此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对这一轮的GDP 高速增长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现在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由于我国现有城市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极为短缺,土地管理存在很多问题,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势必带来土地资源利用不当,房地产投机猖獗,需要一定程度的规范和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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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消费需求;有效性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均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资本项目的管制,金融体系并未受到太明显的影响,所以,中国在目前阶段所面临的考验首先来自于实体经济层面,扩大内需以缓解外需减少带来的冲击是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两种政策都是对需求的管理,但是对需求结构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却不同,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况,两种政策的效果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分析
(一)乘数作用限制了投资的拉动作用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较低的投资乘数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及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大致为0.3,只相当于英美国家一半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因为预期的不乐观而继续走低。
(二)财政政策很难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
美国这次危机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它的消费很活跃,其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不缺投资需求,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有经验、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中国怎么刺激消费需求,确实是经验不多,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而中国实际上投资需求很旺盛,应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从短期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为扩大内需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是根治我国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国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缺少经验、缺少办法,体制上、传导机制上也存在障碍。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几次下调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降到13.5%。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从信贷投放看,1~2月2.69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已超出今年5万亿元信贷底线的50%。目前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极点,面对创下历史之最的一季度4.58万亿元信贷投放,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为重要。所以,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很有限。
(四)“流动偏好陷阱”使货币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从反经济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因此给很多投机者带来了机会。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因为,此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将决定各项乘数的大小,从而全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
当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需求(剔除价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比西方国家要快1倍还多;这几年更高,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低于24%。2008年我们紧缩投资,防止过热,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见,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一个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去买投资品,就不能去买消费品,两者之间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消费增长是不是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在总分配中的情况。目前,从中国各地每年公布的数据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年,政府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居民,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间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因而总的消费比重也在下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方面的矛盾。
3.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给了有钱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大,但是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钱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钱后,只将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和买保值品,这又加大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不匹配。所以,消费收入差距过大,不只是影响公平,还影响效果,更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收入分配中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问题,宏观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观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问题影响经济的增长,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加快开发新的市场工具。应根据经济需要,增加发债规模,积极调整债券结构,增加可资利用的债券品种,进一步增加银行间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大银行间市场的覆盖范围,最终建成我国集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于一体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过大造成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准确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各种金融支付工具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被弱化,但是两种政策的作用机理、调整的力度和调整的对象却不同,要从整体上促进经济的复苏,两种政策必须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长补短,而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参考文献
[1] 程国平,方苏立.关于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探讨[J].商业时代,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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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
中图分类号:F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03-01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干预机制的要求
理论上,市场经济是以交易自由化为要旨,倡导供求关系以市场自动调节为准,即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虽然商品市场会出现暂时的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但是市场利用价格等调节机制最终会达到结构均衡。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它制定了利于国计民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由于过去的市场经济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因此,这一尝试需要摸索着前进。微观规制的作用在这里就凸现出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足,那么就需要针对具体市场行为主体进行调控的机制。只有具体行为主体处于良好的运行当中,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打下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需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二、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一)宏观调控的有效开展
1.作为政府用来调节市场行为的主要方式,在运用宏观调控时要注意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结合。行政手段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和执行性,因此调控的效果很好,但是只能在短时期内使用,并且在运用时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就会造成市场的结构失衡。经济手段是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手段,尊重市场机制的成分很大,利于市场自身发展的程度较高。法律手段是三种手段中最强硬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满足市场经济“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要求,还要维持“政府调节资源”的实际,这一手段的运用是必须的,但不是最好的。只有将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而高效地运行。
2.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面对当前中国市场全新的特点,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国际国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仅要提高调控的频率,拓宽调控的范围,还有加大调控力度。频率上,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频率,还有及时地优化信贷结构,为保持经济平稳有效地增长提供良好的支持;范围上,由于经济危机的国际化传导,我们要增强对出口相关政策的调整,还要加强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上,大规模地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减税,是重要的调控方法[1]。
(二)微观规制的合理运用
1.将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结合起来。经济性规制主要是规制具体的某一行业,社会性规制从社会整体范围上出发,面向全社会的企业和消费者。经济性规制以保证经济有效率地运行为目标,而社会性规制是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性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基础,做好了每一行业的企业行为约束,就利于社会整体性的规制;同时,社会性规制搞好了,为经济性规制打下了坚实的后盾[2]。
2.进一步改善微观规制。这里的“改善”,包括规制的范围、力度以及方法。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以前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要设立反不正当竞争的专门机构或部门,而现在有了《反垄断法》明确规定政府必须设立反垄断的专门组织和机构[3]。
(三)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
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各有特点,一个“大处着手”,一个“小处着墨”。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代表国家,整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政府的干预,要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因为市场是由很多具体的经济主体组成的,对于市场的干预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对具体经济主体的约束,即微观规制;另一方面,微观领域的市场规制并不能适应主体构成的市场,市场结构、就业、收支平衡等总量问题,需要宏观调控。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一体”的“两翼”,保证了“两翼”的“完好无损”,才能使整体“翱翔”,即保证了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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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在过去50年里,紊乱——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冲击”(Shock)——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个例。在各种冲击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能源生产冲击,它们既影响了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能源和材料)的相对价格,也影响了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对各项要素投入的相对数量。由于更换资本需要投资,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储蓄,而储蓄规模比起资本存量来说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所以,使经济回归充分就业状态下的产出水平可能需要一个缓慢的调整过程。为此,各国政府试图找到能够加快这个调整过程的政策。美国目前就采取了一项这样的政策,也就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全球化及资本流动带来的深刻影响
全球化是过去20年里影响全球经济的首要活动。全球化促成了通讯和交通状况的改善(变得容易并且成本下降),从而导致贸易和资本流动增加。上述变化包括互联网以及通过互联网远程登录支付系统,以及国内居民更容易投资外国资产的制度变革。制度变革包括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允许国内居民投资由外国资产构成的共同基金和含有外国资产成分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伴随资本流动增加的制度变革,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地区——中国、印度、前苏联地区和南非等,也就是所谓的“金砖国家”的政府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融入全球经济、实行快速发展政策。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曾经指出,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的决定,导致全球可投入使用的劳动力总量增加了近一倍。
实行快速发展政策是为了提高本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政策通过促进生产力增长来达到提高人均收入的目标。企业通过两条途径推动生产力增长:一是购置机器(资本)使工人能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二是改进应用于机器的技术以及生产流程(即企业综合利用机器、能源、材料和工人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过程)。
全球化对要素价格的净效应是深刻的。全球劳动力总量翻番,使全球劳动力供应相对于预期需求出现增加,从而对工资水平形成抑制作用。由于资本流动增加,企业可以选择把生产设施设在金砖国家或者本国。因此,由于金砖国家的工人可以代替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全球化具有抑制全球工资水平的作用。由于采取旨在提高人均收入(因此也将提高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政策,金砖国家的企业有意愿为自己的工人配备新型且技术更先进的机器,此举增加了对资本的需求。由于资本商品是可交易资产,资本需求的大规模增加推高了全球资本价格。资本价格上涨增加了企业基础资产的价值,因此推高了股票价格。因为长期利率与资本价格(特别是股票价格)总体上是逆向而行的,全球化有助于解释过去10年间发达经济体长期利率所承受的下行压力——这就是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说的“谜”,具体来说是指美联储从2004年开始上调短期利率,但长期利率却几乎毫无变动的现象。一旦金砖国家投入资本改进生产流程,对材料(用于在机器上加工)和能源(为机器提供动力)的需求就会增加。由于这两种需求的增加快于供给的缓慢增加,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就会上涨。
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
全球化过程中的动态演变影响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的经济表现。全球化以一种剧烈的方式,提高了全球资本、能源和材料相对于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让企业有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以劳动力代替资本,结果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相对于全球化尚未开始前的水平也出现下降。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也让企业有动力把生产设施设在金砖国家,而不是发达经济体,以利用金砖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在“后全球化”时代,由于金砖国家经济体的加入,收入和产出水平将高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然而,在“后全球化”时代,生产力的平均增长率将会减缓,反映出资本价格相对来说高于劳动力价格,企业有意愿在具有边际收益的范围内以劳动力代替资本,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下降。
全球范围内资本、材料和能源相对于工资的高价,使发达经济体的一些生产活动变得毫无经济效益。因此,企业会倾向于提早撤掉发达经济体中的资本存量,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收益率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较高的资本收益会吸引国际资本投资新兴市场经济体,使这些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加快——经济增长也因此加快。在发达经济体中提早撤掉资本存量的行为,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倾向于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本的意愿,将导致生产力增长放缓。因此,发达经济体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和充分就业下税收收入就会出现下降。过去10年中正是这种情形。如本文中所界定的全球化为经济领域提供了种种刺激因子,促成了埃尔一埃里安(El-Erian)称之为“新常态”的经济环境。
中国的汇率管理政策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只能同时具备以下三种特征中的两种: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该原则是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提出的。在固定汇率机制下,一国央行随时准备以自己设定的价格买进或卖出外汇。为此,央行将失去对自己外汇储备总量及变化速度的控制,而对许多国家来说,外汇储备是一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其基础货币中的一部分。在浮动汇率机制下,央行可以设定外汇储备目标,由货币市场决定外汇价格,从而保持自身在决定基础货币总量及构成上的独立性。央行选择固定汇率或管理外汇价格,就肯定会失去这种独立性。
中国采取了一种对汇率(人民币兑美元)进行管理的政策。在这项政策作用下,中国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的外汇储备。中国在经济领域奉行的快速发展政策,大概是所有金砖国家经济体中最为激进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急剧增长,导致生产力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显著提速。中国生产力增长快于发达经济体,导致中国实际汇率升值,并为资本流入中国提供了动力,中国为此积累了巨额的国际外汇储备。中国实际汇率升值会以如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体现出来:本国名义货币升值(按照中国实行的汇率机制,也可以说是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水平上升(通胀)或者贸易伙伴国物价水平下跌(通缩)。鉴于中国把汇率控制在相对狭小的区间内,中国实际汇率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将通过中国通胀率相对于贸易伙伴国通胀率的变动来实现。如果中国把汇率维持在狭小区间内,同时国内通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那么实际汇率的调整将通过贸易伙伴国的通缩来实现。这个过程恰如近期欧元区国家相对于德国的调整,以及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金本位下各国所经历的调整。
美中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
中国在对汇率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为获得名义汇率(对美元)的稳定性,对自身货币政策行动的效果失去了控制权。在现行汇率机制下,中国利率调整的效果有赖于美联储对其政策利率所作的决策。对2008年两国政策导致在宏观经济领域引起的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相互依赖所造成的结果。
2007年美国楼市需求显著萎缩,是美国经济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陷入衰退的直接决定因素。与此同时,中国建筑活动却极其火热。在2008年,两国都依据封闭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所教的政策处方,采取措施应对各自所面对的形势。
美国通过实施当局以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力图提振国内经济活动,并防止物价通缩。具体做法是将政策利率下调至1%,同时向上年纳过税的居民邮寄500美元支票(这是典型的“直升机撒 钱”方式)。这些政策行动一方面旨在通过推动美元贬值扩大出口,从而增加国内产出和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推高股票及其他资产价格使居民财富增加,以及通过大幅下调政策利率降低贷款成本,从而扩大耐用消费品领域的支出。结果,刺激资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于偿还债务:基本上,消费者选择以一种资产(货币)交换另一种资产(买回自己的债务)。这些政策在消费和产出领域激起的微弱反应,看起来对居民收入水平仅产生了微乎其微的作用,美国国内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通缩压力。
中国则上调利率,并对本国货币进行缓慢升值,目的是减缓建筑活动开支飙升势头、缓和出口扩大趋势、抑制趋于上升的通胀率(尤其是食品和住宅环节)。在施行这些政策后,建筑活动却变得更为红火,无疑是受筹办奥运会以及地震后重建活动的影响。其结果是通胀有所抬头。
在以资本流动为特征的开放经济框架下,美中两国政策行动的预期结果大异于封闭经济下的结果,何况其中一个国家(美国)是储备货币国家,有极大的能力增加国际储备总量,而另一个国家(中国)拥有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经济,资本收益率较高,并且实行有管理的汇率机制。由于中国名义利率经上调后远高于美国名义利率,并且中国还承诺不让本国货币贬值,分析师们应该可以预期到,这将吸引大量资金流入中国,使建筑业如烈火烹油(2008年上半年的情形似乎正是如此)。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分析师们应该可以预期到,随着美中经济朝着两国实际利率趋同的方向调整,中国通胀率会趋于上升,而美国通胀率会下降或者维持不变。当中国土地及房地产价格——就像食品及包括石油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一样——大幅上涨时,似乎也发生了这样的相对通胀率调整(在开放经济框架下,政策行动的预期结果似乎与美中两国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正相反)。此外,由于中国生产力增长远快于美国,预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应该也会导致中国通胀提速,而美国通胀则保持不变。考虑到当时两国劳动力供应都有过剩现象,难怪在整个价格调整过程中,工资或服务价格都几乎没什么变动,通胀压力主要集中在土地和房地产领域,以及以美元计值、在国际上交易的初级产品(因为通胀压力来自国际储备以美元计算的价值出现大幅上升)。
2008年下半年,两国经济也经历了相当剧烈的调整。随着奥运会开幕,中国为减少空气污染而叫停了大量生产活动。此外,中国还下调了利率。由于利率降低和工业生产减少,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相应下降,导致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下滑。随着中国产出水平大幅放缓,国际储备的扩大也明显放缓。因为初级产品生产国往往也会控制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滑导致全球国际储备按美元计算出现了贬值。全球美元基础货币的价值下降,极有可能导致货币供应出现萎缩,从而造成全球经济衰退。
量化宽松措施带来的新挑战
美联储于2012年9月13日宣布将采取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简称QE3)。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表示,将增加购买不动产担保证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计划每月购买400亿美元。该委员会还将继续延长所持证券的平均到期期限,并把从持有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中收回的本金,重新投资于机构抵押贷款证券。这些措施预计将使美联储持有的长期证券每月增加850亿美元左右,可对长期利率构成下行压力。
QE3似乎已经成功地对长期利率施加了下行压力,尽管量化效果看起来相对较小。因此,至少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住宅抵押贷款的二次贷款,或许也会鼓励购房活动,包括新房和二手房。在一定限度内,融资成本降低应有助于在短期内提振汽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销量。鉴于长期利率的预期下滑幅度相对较小,QE3的量化效果估计不会很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QE3是一项具有较深层金融抑制作用的政策,这种作用体现在对资产收益率的抑制上,因此对投资收益有一定负面影响。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指出,企业似乎不愿允诺购置长期资产。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他没有作出解释。然而,这种行为与如下预期是相符的:长期利率在人为因素作用下处于低水平,当长期利率上升时,长期资产将会贬值。而就长期收益率仍然受到抑制这一点来说,冒着这种贬值风险置办长期资产大概也会被认为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