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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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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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全球金融峰会期间表示，要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防止全球性经济衰退。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各国都竭尽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中国自不例外，当全球经济越来越难以承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时，中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这将有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中国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欢迎。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兴建铁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灾区重建、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在货币政策方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全球协调一致地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还将会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实体经济的走向等因素适时、适度地调整利率，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还会配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地放贷，缓解信用紧缩的局面。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的确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希望。

实际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严格控制信贷的增长。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中小企业的经营逐步捉襟见肘，出口面临较大的压力。为此，早在年初，面对出口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财政部就开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就采取了财政贴息、奖励和放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国务院又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要“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和防通货膨胀）。这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就开始出现了转向。

2008年7月后，随着“两房”危机的加剧，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让全球金融市场为之结舌，投资者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就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了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1个百分点。10月8日，又与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协调一致地降低了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0.5个百分点。10月29日，中国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三次调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银行创纪录地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08个百分点，下调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余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为了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在信贷增长率趋缓、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基本消除的有利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还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窗口指导，不仅如此，监管当局鼓励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放贷。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形势变化使然

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使然。

在国际环境方面，国际金融局势动荡加剧，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给实体经济的沉重打击逐渐显露出来。2008年7月后，爆发于2007年初的次贷危机急转直下，美国金融机构频频告急，逼迫美国政府注资的注资、国有化的国有化、破产的破产。到了9月底，次贷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次贷危机，而是演变成了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包括欧元、英镑等在内的许多货币汇率大幅贬值，股票市场大幅下挫（冰岛的股票价格指数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同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渐吃紧，信贷条件更趋紧缩，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动摇，乃至一些银行门口排起了挤兑的长龙。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机数十年所少见，迫使美国、英国、欧盟各国等过去信奉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地施以援手。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突出，美国在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0.3%，失业率继续攀升，有预测，到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业设备利用率和居民消费不断下滑，这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增长。欧洲也已陷入了技术性的衰退，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0.5%，欧洲的消费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尽管受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约束，欧洲的失业率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上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欧洲经济的灵活性相对较低，应对危机冲击的自我调节功能相对较弱，这意味着，欧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国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使得金融危机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质。为了应对危机，也需要国际的通力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理应担当起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向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相应的援助，帮助它们尽早地摆脱了金融危机，重新步入了快速发展与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中国经济和金融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体系之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而且对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中央银行协调行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要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货币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行动；数额庞大的公共支出计划也无不如此。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场的高度关注，也才会受到那些深陷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拨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欢迎。

更何况，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体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都在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出现了大问题都会很快地传染到其它相关国家，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9%之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国仍会保持全球最高增长率的纪录，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现在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关门歇业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乃至过去从农村析出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重返内地，火车站人流如织，这一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见所未见的。各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企业现金流和利润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应收账款和非意愿存货的大幅上升，使得企业家的悲观情绪不断滋生、蔓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也相应大幅下泻。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只有8.2%，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企业部门状况的恶化，信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迫使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信贷扩张冲动的银行机构，现在也具有较强的惜贷趋向了，结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银行信贷增长率都呈明显下降之势。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性的调整，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国内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逐步丧失，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形势变得日渐严峻。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国内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是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使然。

调整总体有益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稳定国内经济无疑是有益的。当私人部门的信心减弱、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偏好和对中长期投资的恐惧之时，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会直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大就业，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据估计，4万亿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另据中信证券的研究，这一规模的支出可以拉动1.9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关企业应对汇率变动和国外市场需求不振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适度的劳动力需求，减缓失业的蔓延。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仅扩大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还降低了企业的财务费用和居民的借贷成本，这将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就为金融机构释放了数千亿元的流动性，增强了金融机构运用资金的自由度。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调整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强心剂，在市场依然动荡的环境下，国内的投资者重拾信心，实属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之功。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扩大公共工程的投资，不断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等政策组合，让中国经济较快地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在经历了三年左右的调整后，迎来了持续七年左右的高增长。面对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过去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之上，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都将是有益的贡献。虽然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加快了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性调整的速度，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使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面临了较大的考验，但是，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仍将保持全球经济最高增长率的纪录。这正是当全球经济不振之时，许多国际大金融机构依然看好未来一段时间投资的中国机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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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内需结构；调控

一、调整内需结构性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作用，必须要对投资、消费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然而这些经济量之间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基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历史数据，分析不同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和在市场中所能够持续作用的时间长短。所以本文将建立一个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投资需求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旨在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可信的结论以及合理的解释。

所谓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实质上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自身、其他被解释变量之间，若干周期所滞后的值进行回归。在VAR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利用该模型可以准确的分析任意一类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与模型中其他类型经济变量的历史数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动态作用。

二、解决内需结构性失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财政政策具有着非常广泛的结构性调控手段，但是因为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财政政策在治理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节就针对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提出几点财政政策的改善意见。

（一）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在近些年有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增幅还是比较低。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因素，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困难重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才是解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问题的关键，才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关键。早在2004年，我国政府就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利益。但通过这些年的实施效果上看，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收入预期，但同时也弱化了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第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主体非常单一，造成了粮食国有库存对社会库存的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社会库存对市场供求的调节能力；第三，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全国各地的国有粮库，这就势必会导致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差距较大，大大局限了农民受益范围。所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必须要不断地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实行反周期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是以粮食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的偏离调整作为政策作用机制的，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在任意的粮食企业销售粮食；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反周期补贴目标价格时，农户仍然可以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粮食，国家启动补贴机制，直接向农户补贴差价。这样就更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农民增收。

（二）完善税种结构增强其经济调节功能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一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国的税种设置，对于调控内需结构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要对现有税种及征收手段进行改革，以增强税收政策的适应性。

第一，改革增值税制。我国当前所执行的生产性增值税，存在着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这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处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生产性增值税会大大降低企业参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所以必须要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避免产业营业税与增值税税基争夺问题的出现，有效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大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于解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作用不明显，高收入人群所执行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应该实行家庭征收制，这样不仅能够扩大税收的税基，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清除应税人税外收入征管盲点。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支出倾向明显，政府财政投资效率较低。要想解决我国内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必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支出力度，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制的建设，促进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政府投资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国经济，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财政支出上效果毕竟有限，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投资方式。

（三）重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属性增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传导货币政策的关键环节，央行在实行货币调控政策时，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业务回购，吞吐基础货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情况，实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针对于我国当前内需结构性失衡的情况，央行所实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调控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央行在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该更多去考虑银行间债券市场属性的变化，分析该变化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影响程度，通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实现货币政策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高效传导。

参考文献：

[1] 蔡志远. 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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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房地产　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政策　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条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在最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加明显，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使主要的能量来源。而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逐渐落实，房地产业的发展会更加趋于理性，会在暂时的低调发展之后，迎来更为健康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契机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产业具有较大的价值基础、消费者的需求逐渐的以刚性形式出现，加之其附加值较高，特别是在十之后，我国的城市化、城镇化的步伐会明显加快，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机会。房地产业因其产品的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和众多相关行业的关联性，长期以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这一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特殊的产业周期。房地产经济周期是波动性的，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与特征

（一）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含义。

房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都存在着一定的发展周期，传统的产业周期一般要经过初创期、上升期（发展期）、稳定期和衰退期（蜕变期）　。但是，与传统的产业周期相比，房地产业的经济周期更倾向与经济发展周期。因此，对房地产业来说，其经济周期往往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萧条或低谷阶段。在这一阶段，初始时期房地产的价格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部分楼盘的楼价开始急剧下跌，甚至会下降到物业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场交易量也会随之明显减少，市场观望情绪严重；而当萧条阶段发展到中期，房地产的价格会出现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继续萎缩，随之而来的是与房地产有关的纠纷开始大量出现；可是当萧条阶段发展到后期，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而这更增加了市场的负面情绪，房地产的泡沫被继续挤压。而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和房地产的正常需求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产行业开始走向平稳，向经济复苏和上升阶段迫近。

2、复苏与上升阶段。在该阶段，房地产在初始时期的供给超过需求，房价和租金的水平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楼价已经完成了下跌的过程，并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回升的迹象已经出现；而在复苏的中期，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购买者逐渐增多，开始带动了期楼的销量。但是由于此时建筑成本与楼价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显。但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迹象已经十分明显；而当复苏阶段发展到后期，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加速出台，为房地产业走向新一轮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繁荣阶段。房地产业不会长期的在低水平徘徊，当其发展到繁荣阶段时，宏观经济的扩张步伐进一步加快，消费者对房地产的需求进一步上升，市场的交易量明显增加，新建楼房的空置率逐渐下降　；此时，更多的房地产商和中介机构开始大量介入，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同时增加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逐渐的出台一系列的限制炒楼的政策措施，楼价继续高涨的后劲开始略显不足，泡沫达到了最大，新增房地产投资数量明显下降，房地产业的衰退或者萧条就在眼前。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并且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国民经济的需求旺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房地产的发展就会较为旺盛，一般处于上升期或者繁荣期，否则，将会出现衰退的迹象。因此，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产价格从长期看是处于一个增长趋势之中的；（2）在增长型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在长期趋势上呈现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轮的循环峰顶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则正好相反；（3）在房地产的景气阶段，房地产开发商和贷款银行的过度乐观通常会使房地产供给的速度超过需求速度，在不景气的阶段则正好相反。

二、影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分析

（一）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消费品价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变动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而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都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都是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这是因为，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　。此外，还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随机因素。

三、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一）改善房地产产品的供应结构。

针对目前的住房供应体系结构仍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极不平衡的情况，要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严格控制别墅供给，适当降低偏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建设比例，提倡建设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发挥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主导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规模，切实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合理引导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

（二）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价格。

价格是房地产经济领域中尤为突出的一个因素，而且它对行业内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的影响，运用价格规制对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作为宏观调控部门，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经济行为做出评估，以判断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而借助政府的价格评估与指导，有助于使房地产商品价格回归理性，维护行业和市场秩序。

（三）规范土地政策。

在对待房地产发展的问题上，需要通过对土地市场监测分析，总结一定时期我国土地市场运行的总体情况和态势。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建立土地市场快速反应机制提供科学依据。而且还要规范土地市场，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和坚决打击，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机而导致的地价上涨进而引发房价快速上扬、房地产投机增加的局面。

四、结束语

房地产业的发展要符合市场需求，要与相关行业进行有效的关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现阶段，由于房地产需求稳中有升，房地产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空间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强劲的国外竞争对手，新增的市场需求及原有的市场份额有被国外同行抢占的可能，对国内同行来说，竞争压力增加，而作为弱势企业的弱势项目来说，对手的强大和增多，将使其更显弱势。因此，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和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建井一处）

注释：

闫新红，艾燕.　论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现代商业，2009（1）：249-251.

王正才.　我国宏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11）：27-28.

刘昕玮.　新经济形势下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理性思考.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109-110.

宋志勇.　房地产经济周期与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审视.　特区经济，2009（7）：28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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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1―0044―04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

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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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宏观经济；实证分析

一、前言

2014年，随着国家方针政策的大调整，各行各业正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朝着“新常态”的轨迹不断前进，“降增速、调结构”也成为了“新常态”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未来几年中国将进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这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从新常态的阵痛中逐渐走出，还决定了“十三五”能否顺利开启，因此做好宏观经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对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与分析

本文通过国家2015年3月给出的2014年全年经济数据，对其10项最主要的经济指标进行如下统计，并作具体分析（见表1）。

表中数据表明，除了新增贷款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其它经济指标皆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指标很不乐观。

1、世界经济环境尚未好转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著名的国际金融海啸，并不断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逐渐形成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也没能幸免，从2014年进出口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全年出口总额同比仅增长3.4%，远低于经济危机前的数据。随着中国工业的持续萧条，恢复尚待时日，未来仍不乐观。

2、中国宏观经济整体下挫

从10项主要数据来看，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整体下滑的不良态势，其中GDP更是创下了中国经济统计以来的最低点，PMI全年处于较低水平（见图1）。GDP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传统工业增加值的不断疲软所致，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也有所下挫，但是考虑到多项政策的出台和区域性“微刺激”政策的扶持，未来其增加值、增速应可以保持相对稳定，所以工业领域和建筑业领域的困境是未来“十三五期间”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

3、进出口业务增长缓慢

2014年全年新增贷款总额9.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3%，这主要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见图2）。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3.2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3万亿元，同比略增；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6.48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40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83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9574亿元，均略有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美元的逐渐走强，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国际货币供给不断减少，因此未来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依然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4、收入分配政策初显成效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多项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出台，2014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次呈现增长趋势，并保持9%以上的增速，远大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见图3）。在未来的几年内，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断完善将有助于我国社会资本更合理的流动，也有助于居民财富的不断累积，由此将缓解国内需求疲软的现状。

5、房地产泡沫依然存在

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大幅度缩减，这首先要归咎于近5年土地成本的走高，投资热情受到抑制；其次随着国内存量房增速的下滑，刚性需求不再是抬高房价的主要推手，仅靠社会闲余资本的投资热情难以维持房价的持续走高，所以目前中国房地产仍然处于泡沫挤出状态，而且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这种状态还会不断发酵。

三、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对策

1、保持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下滑不仅源自于国内需求的疲软，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有效恢复工业生产，使基本面恢复正常是经济政策关注的主要环节，同时基于物价的基本稳定，所以适当、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应进一步加强。

2、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均衡取向”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经济的恢复应保持一种战略平常心，不宜采取“唯增长”或“唯改革”的取向。未来中国政府的目标应当是在坚守底线管理的同时，全力推进各行各业的“大改革”与“大调整”，通过深化改革、改变传统体制来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

3、采取政策引导消化房地产泡沫

中国房地产问题并非个案，早在上个世纪日本和美国都经历过类似的房地产危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后来的十几年中逐渐消化。所以，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应该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之前的限购、限价等措施并没有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吗，反倒加速了房价的上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从价格干预向政策指引过度，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撬动刚性需求，逐渐去除房产库存。

四、结束语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是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持续发展的一年，其典型特征开启了中国“大改革”和“大调整”的序幕，未来将延续“新常态”的运行逻辑。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全面配合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切忌不宜采取强刺激，过度人为干预。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3―201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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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全球化 宏观经济 政策调整

近十年来，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各国宏观政策有了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场机制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时，宏观经济并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的两次重大经济下滑及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资本流入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与效率提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有效减少呢？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这三大变化使得现有经济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从而使宏观经济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这本身也是一个主要的政策成就。鉴于高通货膨胀率的教训以及各国间的比较和示范效应，追求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共识：由于许多国家加强了财政约束，从而促进了货币约束和实际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一些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产业管制等政策，客观上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给一些国家的货币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事实上，通货紧缩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出现，它会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目标要考虑资产的价格。在低通货膨胀率的良好经济环境下，可能会诱使投资者承担风险去购买资产，从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据此，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货币当局应努力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则名义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加会产生错误的利润信息，这种错误的信息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最终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人提议计算广义的通货膨胀率，即计算商品与服务、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三个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权数可按三个市场资产量占资产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会强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物价稳定地区的资本可能会流向经济更强劲的地区，如果资本流动额相对于资本流入国经济规模很大的话，在缺乏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本来物价稳定的地区，由于资本追逐高利润而流向别的国家和地区，势必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平衡，从而在该地区造成不稳定。

第三，当资产价格过高以致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时，货币当局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判断上的困难，即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资产价格的上涨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还是来源于财富拥有资产组合偏好的永久改变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这种挑战还来自于政治上的困难，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以控制消费物价而不是资产价格为基础的，虽然采取紧缩行动也许对宏观经济是必要的，但中央银行会遇到政治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当资产市场过热，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已经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时，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较高的资产交易税和资本流动税来达到抑制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目的。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以刺激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以国债发行为手段，以财政信贷协调为基础的财政投资性支出政策。它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内需不足状况始终未得到彻底改观。随着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利率的不断降低，宏观政策的作用空间也在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为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应适时调整和充实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大和降息空间的缩小，应适当地调整和充实财政政策的内容，把以政府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转变为以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同时实施更为积极、灵活的货币政策。

参考文献：

[1]吴晓凡.调整经济关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点[J].发展研究，2011年07期.

[2]张志昊，尹鉴.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J].北方经贸，2011年08期.

[3]朱延强，韩俊，彭振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J].现代农业，2011年08期.

[4]王富祥.论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供给管理政策[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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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经济增长中外部需求因素的冲击

近期从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冲击因素看，主要是外需的不确定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于金融危机后几大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行动，去杠杆化将会使得经济增长低于过去的平均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量化宽松的政策，推动了石油等国际能源价格上涨，进而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清理干净，美国和欧洲等国经济的潜在风险还在加大。此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进行过估计，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贷款损失在500亿～1000亿美元之间，一些经济学家业通过测算得出结论，如果全部损失由美国来承担的话，将会拖累其经济下滑1％左右。如果经济损失由美国、欧洲和日本来分担的话，则会使世界经济增长降低0.4％。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需的支撑，如果美欧日这些中国注意的贸易合作伙伴陷入衰退，则中国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极大的阻力。虽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和日本等国迅速采取了救市措施，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预期，保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但是应该注意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从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扩散深化之中。如美国出现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和失业率增加的现象，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正在影响美国消费的增长，美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的势头并不显著。反观欧元区和日本，相同的问题同样存在，尤其是日本的核辐射和地震等问题将拖累日本经济进入一个较长的缓和期。此外，在美元贬值预期的驱动下，以石油和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国际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价格接连飞涨，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已屡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美国经济可能在高油价的影响下在趋于减速，并进而波及欧洲和日本，世界经济面临下行的危险。另外，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问题也威胁世界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我国经济增长所受到的外部冲击将大大增加。

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上升的大环境下，这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有限，如资本账户仍然受到管制等，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不大，金融机构直接的风险暴露较低，投资人并未出现美国那样严重的金融恐慌现象。但普遍存在的对未来中经济放缓和企业盈利降低的预期，影响了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心理和情绪，这从我国2010年初即显现的股市震荡格局可窥一斑。2010年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10％的增长，但当年A股市场的涨幅却位居全球倒数第三位，两者严重不匹配。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政策效应已经逐步消退，而作为一个出口依赖型经济体，我国出口依存度约为36％，其中40％以上的出口面向欧洲和美国，这导致世界经济的放缓势必将使我国进出口受到这些国家经济减速的影响。如2011年2月份我国进出口出现了罕见的逆差现象，表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同时，出口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可能的汇率加速升值、国内人力等生产成本增加以及其他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可能会被不断加速提升的生产率所抵消。例如企业盈利主要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制造业部门，美欧日等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前景，可能会降低社会对制造业等出口部门的投资的意愿，再传递到整个宏观经济层面。

总的来说，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相对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可以预料，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一波三折，受到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欧元区经济明显减速、日本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叠加，将使中国出口受到的负面影响在未来快速放大。近期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由于成本上升压力和人民币升值加速，出口增速已经开始出现下降。而尽管受到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因素的影响，进口额却仍然表现为增速，并超过出口。出口的大幅减速以及进口的增速，使我国从2011年1月份的贸易顺差显著下滑，直接进展到2月末的贸易逆差，未来经济陷入低迷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这无疑敲响了警钟。总的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不解决增长模式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国内的内需在中期不承担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则外部需求的减少将使得经济发展通过依赖于出口拉动的模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势头将难以抑制。

二、正确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

2010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和通涨预期呈加剧趋势，CPI指数节节上升，全年上升的速度超过了此前政府设定的3％目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4.9％，2月份CPI同比上涨4.9％，3月份同比涨5.4％，物价全面上涨的势头已经显现出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环比上升，以及由于央行未能充分提高利率所导致的负利率局面的持续，带来了通胀预期的强化这资产价格的泡沫，通常而言，通胀持续时间越长，居民的通胀预期就会越强，通胀的治理难度也会越大。应该注意到，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强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国出现较高的通胀率已有一年时间，目前居民的通胀预期不但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螺旋式通胀的某些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不采取主动措施，指望短期内通胀白行回落不切实际。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没有大规模的产出缺口和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过长时间维持负利率和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将带来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繁衍，导致资源错配和资产泡沫。这不仅对政府稳定物价和抑制房地产价格的目标不利，将来对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危害更是难以估量，必须积极应对。

造成此轮通涨的原因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如货币型、输入型、结构型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汇率改革不到位和货币发行过量所致，在通涨的表现形式上，政府部门则强调是短期和结构性通涨，为了找到解决的方案，有必要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结构性通胀的说法，有观点认为，鉴于自2010年以来CPI的上涨主要由于食品价格加速上涨所致，可以认为本轮通胀是结构性通胀。但事实上通胀本身指的是价格持续而全面的上涨，部分价格的上涨并不能称为通胀，如若只有食品价格的上涨，那么还不能称为是通胀已经发生。因为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使居民增大对其消费的同时减少其他物品的消费，从而对别的商品价格产生下行压力。结构性通胀指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不同而导致物价持续攀升的压力，而不是指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因而这种解释从学理上讲不通。而输入型通胀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传导到国内，造成了通胀。但实际上，国际原材料、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内生于中国国内需求，因为中国对于精炼铜、

原铝、石油铁矿石的消费量在全球总量中占据一个较大的比重。由于我国对资源和其它初级产品的需求占国际市场总需求的比重较高，中国对资源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总需求，对国际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的需求对国际产品价格产生上行压力，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产品价格。一个直观的表达是，我国产品价格的变化规律与香港那样的小型经济体完全不同，不能套用输入型通胀的说法。本文认为，成本推动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最重要原因，现行通涨是基于成本推动型的通涨。引起成本推动的原因是多重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类要素成本将会上升，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从整个宏观面来讲，我国正在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成本推动的压力趋于加大。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人均GDP超3000美元以后，多种生产要素价格走势都出现了拐点，价格的提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土地价格、能源、资源包括水资源价格都在大幅上升，但最典型的还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均GDP提高后将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会有相应的上升，特别是现行《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其他要素成本也存在同样的趋势。其次，我国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的状况还普遍存在。比如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在上涨，目前已经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但由于价格管制，国内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成品油价格，导致炼油环节出现亏损，政府只好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保持炼油企业的积极性。为了控制物价涨幅，我国对粮食、成品油、电力、天然气、公共交通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实施严格管制，实际上，由于广泛存在的价格管制，目前的通胀数据并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中实际的物价上涨要求。可以想象，一旦价格放开，这一局面将发生重大转变，这必将最终引起企业的成本加大，并进一步传导到物价上来。此外，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导致初级产品进入一个成本上升的周期，粮食、原油、铁矿石等价格已经进入周期性的上升阶段。目前在我国对外开放度已经较高，初级产品对外依赖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国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总的来说，我国未来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着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这是推动我国目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对付的因素。

当然，也应注意到，国内货币环境的过度宽松，目前过多的货币存最和央行超发的大量货币是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要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必须消除背后的货币基础。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高涨，土地财政的观念还未淡化，通胀预期的强化可能引来资本流入的增加，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将日趋严重，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以便防止在未来中国经济的硬着陆。

三、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内外两大挑战：一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高企导致的压力，二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转型的压力。两大挑战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都蕴含着积极的结构性变迁。目前在以防通涨成为宏观经济主要政策目标的形势下，从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数度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从紧货币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上效果有限。面对当前货币存量过多，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要素价格上升为主要触发点导致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和有效性。虽然从金融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从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央行也数度上调了存款准备金政策，并借助于中央银行票据等数最型货币政策工具回收市场流动性，但价格型政策手段的相对缺失，仍然使货币政策的效果暂时没有体现出来。其次，现行宏观经济政策中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并不到位。实际上财政政策可在控制通货膨胀中进行反向操作，宽松的财政政策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成本。一方面，通过减税措施可以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公众生活水平的冲击。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具有增加供给和调整结构两大功效，可以为今后的经济竞争力奠定基础，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尤其是面对汇率升值可能导致的产业竞争力下降问题，通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实施结构调整已是不得不为的政策抉择。

从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着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前实际情况人手，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一些新的问题，并在政策手段上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如面对通货膨胀问题，有效遏制通胀所应采取的措施，政策选项有人民币升值、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行政性价格管制等。但在当前我国经济工作已经以防范通胀预期进一步强化为主要目标的局面下，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增长应是当务之急。这需要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而其中的权衡取舍则是对货币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验。鉴于短期内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货币当局应合理发挥从紧货币政策的作用，立即采取价格型工具在内的政策措施，稳定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防止前期通胀的传递和扩散效应加剧未来的价格快速上涨。考虑到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前期货币超发基础，必须尽早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价格的管制。如果能管住货币，价格将有升有降，但如果在调整价格的同时不管住货币，则可能引发全面通涨。目前，由于世界金融形势动荡，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利率杠杆调节国内总需求的空间受到压制，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侧重于数量型工具。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央行多次使用准备金、央票等数量工具，而利率这一价格工具使用较少，正是对中美利率倒挂局面倒逼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受限的合理反应和权衡结果。

篇9

一、世界经济进一步深化调整，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明显分化

1、发达经济体复苏步调不一，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化

美国经济复苏态势好于预期，但工业生产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产能利用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私人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11月，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综合考虑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三大政策目标，2011年美联储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后，短期内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不大。

欧元区经济受债务危机拖累，复苏力度弱于美国和日本。为了应对希腊、爱尔兰等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出台了附带条件的金融救助计划。在欧央行难以收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债务风险较大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被迫紧缩财政赤字。

日本经济回升较快，但继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日本长期受通货紧缩困扰，公共债务水平很高，内需对经济支撑作用有限，受外部市场影响很大。日本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时点上不太可能早于美国和欧元区。

2、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通胀压力普遍较大

2010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和巴西保持了强劲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下半年工业生产明显减速，增速放缓。2010年印度已经连续6次加息，今年1月份再次加息。巴西2010年4月以来3次加息，将政策利率由8.75％上调到10.75％；但是，巴西通货膨胀12月又创出年内新高，今年1月份也再次加息。

二、全球流动性泛滥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美国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维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导致流动性泛滥，美元指数再创历史新低，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使得股市虚假复苏和波动，风险更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全球股市出现分化。受美元贬值、市场信心转好及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出台等因素影响，2010年美国股票市场呈震荡上扬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均上涨10％以上，欧洲德国和英国股指与美国类似；但是，受债务风险困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等国股指多表现下行趋势。同期，秘鲁、阿根廷、泰国和印尼股票市场指数上涨超过40％，俄罗斯和韩国也超过20％，印度超过15％。其他主要经济体日本、法国股指略有收缩，巴西略有扩张。

世界经济不平衡复苏，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显分化。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缺乏信心，短期内仍然需要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撑，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刺激作用有限，新增货币供应主要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尽管增速放缓，但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很多国家需要紧缩货币政策。同时，全球流动性向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集聚，增加了这些国家管理通胀的难度，不仅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而且增加了资产泡沫。

三、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增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缓解世界经济失衡需要主要经济体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核心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行为的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看作是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次强制调整。但是，随经济复苏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加大。

1、美国经济结构尚未进行有效调整，私人储蓄率进一步上升空间不大

美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核心，一方面，从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看，经济刺激计划和减税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私人消费收缩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应对危机的政策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了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09年上升到70.8％，2010年前三季度这一比重依然高达70.6％。另一方面，从美国个人储蓄率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过度消费，资金账户下个人储蓄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于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消费处于历史低位。2007年开始，随着次贷危机扩散，家庭财富大幅缩水，个人储蓄率明显回升，但是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储蓄率维持在6％左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不大。

2、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影响

以往的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世界经济不平衡，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这种新的现象归根结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不断扩张和逐利的结果，是全球产业转移和重新分工中，国际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廉价要素的结合。在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和市场的这种不对称分布，很难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主要发展中国家较快的经济增长和明显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联合国贸发大会2011年1月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计，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50％流向了发展中和转型经济国家，2010年这一比重更是上升到53％。

3、世界经济再平衡需要各国发展方式和治理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

消费拉动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通常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最有效率。由次级房贷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次信用和债务危机。美国的过度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不受约束的过度扩张，其结果必然导致消费透支和信用危机。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不太可能进行根本性调整，但是信用消费的治理和监管需要加强，信用的扩张必须以可支配收入为基础。对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来启动消费并逐步摆脱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模式，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需要大量的投入，也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4、汇率政策调整并非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

世界经济不平衡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就发达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演变情况看，日本和德国在历次不平衡中均处于顺差一方，日元和欧元的升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反而有可能带来经济停滞的长期风险。就中美两国的不平衡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资和外资企业是导致中国大量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

主要原因。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也并没有显著改善各国国际收支的状况。但汇率的急剧调整却可能影响国内其他政策的调整，增大经济的长期不确定风险。

5、改变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美国永远处于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方，而且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逆差方，其竞争优势使得逆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赤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市场国际化，需要不断增加大量国际货币支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储备和结算货币，在为全球化大量融资的同时，客观上需要保持相应的国际收支逆差，这也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实际财富的净输入国家。过去十年，随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有所下降。这样，美国在为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融资的同时，其国际收支状况必然恶化。因此，如不改变现有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国家货币体系，世界经济不平衡状况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但是，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

四、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面临两难选择

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乏力，美国继续受失业困扰，欧元区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继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

世界经济调整缓慢曲折，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有大的作为。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收缩34.2％，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3.9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进一步恶化。近几年，我国成为WTO成员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也频繁利用贸易问题干扰我国的汇率政策。“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环境仍会持续面临挑战。

我国继续面临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和干扰。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正常情况下主要来自于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和外汇储备资产增值三个方面。2010年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40亿美元，创1997年以来的季度新高；其中，贸易顺差65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29亿美元，非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185亿美元，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导致外汇储备资产增加约867亿美元。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中仍有高达376亿美元的流入无法解释，可能主要是由于热钱流入所致。四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90亿美元，再创季度新高。

篇10

社会各界对于2008年金融海啸仍心有余悸，而谈及“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形势，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仍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说法。日前，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尽管货币数量论和凯恩斯理论大体可以解释1930年代的大萧条危机，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理论也可以解释1970年代的滞胀现象，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2008年金融海啸的解释却不足以让人信服。

自2009年以来，人们对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导致全球恶性通货膨胀的预测就可以说明此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资产负债从9000多亿美元扩张到接近3万亿美元，增幅超过350%。同期，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从852亿美元扩张到超过4000亿美元，增幅超过400%。欧洲央行资产负债从11544亿欧元扩张至26557亿欧元，增幅超过130%。其他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亦是开足马力大印钞票，全球基础货币量增幅和规模超越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因此，人们按照经典货币数量论来推测，如此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么刺激实体经济快速复苏，要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但实际上，向松祚指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既没有像一些人乐观预期的那样，刺激经济快速复苏，也没有像另外一些人悲观预测的那样，导致全球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深刻变化？经典货币理论或主流宏观经济学是否还能够作为分析和推测宏观经济走势的有效工具？主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否还能够有效调节和控制经济，抹平经济周期？这些问题将决定未来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向松祚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对此，向松祚提出货币新思维概念，即用“信用体系一真实经济一虚拟经济”一般分析架构来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他表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制造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加速背离，新兴市场国家深陷贫困性增长困境，是当前经济体系面临的三大根本性结构失衡，它们共同作用导致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其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的必然后果，是许多国家反复经历资产价格泡沫兴起与破灭周期，资产价格动荡严重威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这也是令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最为头疼的重大难题，是全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中心与虚拟经济和货币金融中心日益加速背离，是过去40年来经济体系最深刻的变革。正是这样的变革，导致了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体系出现史无前例的重大变局。”向松祚说，“全球经济体系出现的三个层面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两级分化，信用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让主流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失效。”

与此同时，就在发达经济体展开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之际，中国的应对措施成为关键。向松祚提出五条对策：一是要加快国内债券市场和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发展，做大吸纳各类投资的资金池；二是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步骤，包括尽快推出QDII2，大幅度提高QFII的额度，放宽投资限制，鼓励外国投资者到香港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股票和其他以人民币计价资产；三是简化手续，鼓励国内企业和居民到海外投资；四是尽量使用灵活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国内市场流动性，灵活调节国内货币市场利率和银行体系储备规模；五是加快我国和周边国家人民币贸易和金融资产交易结算体系，全力鼓励人民币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结算，尽快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人民币货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