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形势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当代经济形势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量化宽松 货币政策

2009年3月起，美国连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经济受到流动性泛滥的冲击，而且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局面下，使中国有可能面临低增长、高通胀的境地。由此，中国必须正视这种冲击，采取积极的姿态予以应对，这样才能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本文针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阐述了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所遭遇的挑战，以及在政策选择上面临的困境，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美国经济与金融形势分析与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一）美国经济形势分析

美国经济自2011年第二季度再次探底之后，持续企稳回升，复苏态势良好，尤其是2011年第四季度GDP环比增长3%，超出市场预期。2012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延续了2011年底的良好局面，GDP增长率为2.8%。但是就业市场前景仍不明朗—美国劳工部2012年5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4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仅为11.5万人（预期增长为17.0万人），创下2011年10月以来的最低月度增幅，美国仍有超过125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率为8.1%。专家预计，美国还需要3年时间，才能将失业率降到6％，即恢复就业正常的状态。再加之欧债危机的潜在风险冲击，美国经济形势可谓喜忧参半。数据说明，美国经济正在温和回升，但“回升的火力仍不够”。

（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2012年一季度受益于经济平稳增长和欧债危机风险的释放，美国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出现一定的繁荣景象，但是进入2012年二季度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股市持续下跌。专家预计，美国股市将保持低迷，利率倾向于保持低位不变，流动性方面仍较为充足，美元价格回升，通货膨胀保持平稳。

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一般认为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需要两个客观条件：一是失业率上升，二是通胀下降。当时的情况是，失业率下降，通胀也在下降。从政治角度来看，2012年4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表现不佳，令民众对疲弱的劳动力市场的担忧重新升温，在大选年期间，奥巴马通过宽松措施短期内降低失业率来赢得选票。

从美联储内部来看，当时对启动量化宽松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美国经济仍比较脆弱，只要通胀率不超过2%就要重启；二是认为只有经济复苏动力出现严重消退才会启动；第三种观点认为长期维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极大的风险，对重启量化宽松重持审慎态度。2012年9月13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了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以进一步支持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根据新方案，美联储每月将在二级市场购买400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到美国失业率降至7％以下。另外，美联储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零到0.25％超低区间的时限从之前的2014年年底延长到至少2015年年中，并将旨在压低长期利率的“扭转操作”延续至2012年年底。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一）前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改善信贷市场环境，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声明将在未来的6个月内购买长期国债，总额高达3000亿美元，这正式宣告美国进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代（简称QE1）。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再次宣布，在未来的8个月内购买总额高达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并将联邦基金利率设定为0-0.25%。这就宣告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正式开启。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就是在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情况下，开动印钞机向市场大量输入流动性。这种极端的货币政策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与贸易赤字压力转嫁至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推高中国经济运行成本，给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首先，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世界主要商品定价均以美元为基准，而QE向金融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资金，很大一部分通过进入黄金、原油、粮食和其他重要工业原料的期货交易来实现套利，由此大幅推高了大宗商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自QE1推出后的2009年5月到2010年5月，一年之间，纽约证券交易所各期货指数中，黄金上涨32.04%，原油上涨22.95%，大豆上涨41.40%，玉米上涨86.17%，银上涨了159.81%。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带给初级产品主要进口国尤其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以高额的成本负担。由于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本身有限，成本的大幅增加严重加剧了制造业企业的生存难度，而更为严峻的影响则作用在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型企业上。

其次，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高涨。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类商品在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会直接推动国内CPI指数的上升。就在QE2推出的当月，中国CPI同比上涨5.1%，2011年7月的CPI增幅更是一度高达6.5%。

第三，外汇储备损失风险高涨。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反映美元汇率综合变动的美元有效汇率指数在2008年末为101.02点，而在QE1实施后，到2010年10月，这一指数已经跌至81.95点，下降了近20点。2010年7月至10月底，南非、土耳其、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兑美元分别升值约9.7%、9.7%、8.7%、5.8%、2.5%和2%。正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并强化了美元下行的态势。在这一态势下，中国国债损失巨大。根据2011年4月美国财政部等机构联合的《外国持有美国债券情况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1.16万亿美元，占外汇总储备的40.74%。而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持续升值近8%，造成直接外汇储备损失1300多亿美元。

（二）QE3实施影响分析

第一，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重新展开升势，加工制造型企业生存困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加重了中国初级产品进口企业的成本负担。由于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本身有限，成本的大幅增加使企业生存难度不断增大，尤其是对艰难渡过金融危机与两轮量化宽松的出口加工型企业而言，QE3有可能意味着更为沉重的打击，甚至是灭顶之灾。

第二，CPI上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为应对美国量化宽松带来政策的多重影响，中国也将重新审视自身的货币政策，在QE3的作用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将来很可能会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而进一步宽松，刚刚缓解的国内高通胀压力将重新显现。

第三，美元价格升势将被逆转，很有可能再创新低，中国外汇储备损失风险再次高涨。据统计截止2012年3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7万亿美元，假如在QE3中美元再次贬值10%，按照换算公式，中国直接外汇储备损失将达1600多亿美元。

第四，热钱流入扰乱中国金融、经济秩序。美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资金将再次大规模流入中国，导致金融资产泡沫增大，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大量热钱还将流入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廉价美元大量购买中国优质资产，将会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带来本质性伤害。

综合来看，QE3实行，中国经济再次受到流动性泛滥的冲击，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局面下，有可能面临低增长、高通胀的境地。

中国应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策略分析

综上所述，针对美国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应该采取积极的姿态予以应对，本文认为，至少应该在加快外贸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储备投资多元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人民币盯住美元措施等方面加大实施力度，有效应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带来的冲击，由此确保中国经济的持久、平稳发展。

（一）加快外贸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双重压力之下，加工制造行业出口竞争力正遭遇严峻考验。为了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未来应该将加工制造环节逐步内迁，只将设计、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沿海。在产品上，不再以“价廉”作为主要诉求，而转以“物美”为发展方向，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加快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升产品层次，力争摆脱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的影响。

（二）储备投资多元化

应寻求安全和利润的平衡，一味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战略已经不再可取，对美元未来走势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当前，应当不遗余力地调整资产结构，选择购买海外优质资产，特别是扩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以提升中国资源储备的质量，增强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目前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不足美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1%，这一点必须引起中国政府与企业的重视。同时，紧盯大宗商品价格，择机进入市场。另外还可以考虑增加持有美国优质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的股票，实现储备与投资的多元化。

（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量化宽松引起的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但是如果人民币是国际结算货币的话，情况将大为不同，中国贸易盈余将得到保值。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短期内有质的变化虽不现实，但是却在实际上削弱了美元国际公信力。在此机遇下，可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扩大货币互换的范围和规模，稳步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争取人民币区域货币的地位，为人民币地位的提升不断努力。

（四）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

美国量化宽松后，巨量资金便流入中国，干扰中国经济正常运行，这个口子当如何堵住？为遏制热钱流入，必须加强对外汇流动的监督和管理，加强对外汇贷款的控制，对热钱的冲击目标、流入渠道和方式进行监测和分析，提高应对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稳定股票与房地产市场。中国可以考虑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手段，从以往的经验判断，严格的管控手段的效果预期要明显好于其他新兴市场。

（五）人民币盯住美元

既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主动推动美元利率汇率走低的廉价美元政策，那么人民币盯住美元就是被动的廉价人民币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还需要坚持。原因在于，若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的阴影，美元不一定会持续走高，而有可能在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的情况下，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投资需求下降，这样一来，美元有可能继续贬值。而人民币汇率如果能持续以美元为参照，至少可以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资金流波动，有利于保持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1.方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现代经济信息，2011.4

2.李永刚.重视应对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管理，2011.3

3.李永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及中国对策.财经科学，2011.4

4.李永刚.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

5.李永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高校理论战线，2012.1

6.李永刚.金融危机对中美核心经济关系影响及中国对策.中国科技论坛，2012.2

7.毛玲玲，祝应喜.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启示.现代商贸工业，2011.9

8.姚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上海金融，2009.7

9.闫瑞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次优选择.西部金融，2009.7

10.张海宁.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对策.中国证券期货，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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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山市；大学生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变化；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2-0088-02

笔者作为一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组织力量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走访、集体座谈等形式，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进行了详细了解，对大学生就业方式和观念的变化进行了深入调研，力求为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更好地实现就业创业探寻路径。

一、调查和研究当代大学生就业观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是当今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现实性难题，涉及千家万户，如果解决不好，将对社会良性运转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既是维护广大高校毕业生切身利益的必然之举，更是保障高等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现实要求。在当今的严峻就业形势下，高等教育工作者如何及时掌握就业信息，把握市场需求的发展态势，引导广大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是推动大学生顺利就业的重要保证。因此，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变化，对我们有的放矢地推动和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近些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分析

1.地域与就业分析。从区域角度看，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量相对较多，吸引力相对较强，仍是毕业生争相涌入的热门城市。而中西部省区和中小城市尽管也有很大的人才缺口，但由于条件相对艰苦、发展前途受限等因素影响，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愿在初次择业时就定位于此类地区。因此，大量需要毕业生补给的地区，往往招不到所需人才，形成了“有地方没人去，有人没地方去”的就业怪圈。

2.人口与就业分析。总体看，1999年全国招收160万大学新生，大学入学率为48%。经过12年的扩招政策，2010年657万人考入大学，入学率上升为69.4%。到2014年，高校毕业生已达到727万人规模，毕业生总量持续增长，用人需求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毕业生就业观念亟需进一步转变（图1）。

实际看，虽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原因，从2009年开始到今后一个时期，适龄高中毕业生人数逐步小幅下降。但依据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看，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幅度不会有大的增加，加之前些年就业率不高造成的潜在就业人群累积影响，可预见大学生就业竞争将日益激烈。

3.学历与就业分析。从学历方面看，高学历毕业生似乎应该更具就业优势，但用人单位真正需要的是符合岗位需求的人才，高学历不一定等于高就业率。从毕业生实际就业率看，专科生由于工作期望务实，反而成为就业大战中的赢家。同样，普通高校的就业率不一定弱于传统强校。以我市唐山学院为例，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市属综合性院校，虽然一直面临着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但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就业率。统计数据显示，学院2014届毕业生共计3809人，截至2014年9月，已就业人数3528人，总体就业率92%。其中，协议就业1851人，占48%；升学495人，占13%；其他形式就业1182人，占31%。这使得在高校生源逐年减少、很多院校为生源问题而苦寻对策的新形势下，确保了学院入学提档线和入学人数得以逐年同步提升。简言之，就业率就是唐山学院的“金字招牌”。

毕业生广受用人单位欢迎的背后，是一系列扎实工作和优异数据给予的有力支撑。多年来，唐山学院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实践培养、招聘安排等方面，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就业市场需求，着力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收到良好效果。2014年，学院各系加大就业市场开拓力度，新增机械、电子、商贸等就业基地18家；加强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的规范化建设，举办了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业服务校园行”专题讲座、组织SYB创业培训等一系列就业创业培训及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从用人单位反馈情况看，92%认为该院毕业生专业知识扎实，知识结构合理，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85%认为该院毕业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获取知识和信息能力等职业素质优秀；83%认为该院毕业生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精神。

三、当代大学生就业方式的变化

1.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方式。职业生涯规划就是以既有条件为基础，确立发展方向，提供奋斗的方法和步骤。这可以把社会职业需求和个人职业理想、职业素质很好地结合起来，帮助大学生设计好成长之路。因此，将要走上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要扎实做足准备工作。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人生价值，设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先有大目标，再完善小目标。其次，在做职业规划时，不能只给自己描绘美丽蓝图，一定要将现实客观因素考虑在内。例如，有些学生选择自主创业，一旦遇到风险，很多人无力承受失败和资金损失等后果。

2.保持就业渠道畅通，实现就业方式多元化。目前，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一般有学校推荐、熟人介绍、校园和社会招聘会、人才或就业网站、报考公务员、服务西部、三支一扶等。其中，比较热门的大概有四种：一是选择报考公务员和选调生。成为国家公务人员，工作较为稳定，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二是选择报考“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和“服务西部”志愿者。到祖国最需要的基层去，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服务大众。三是选择自主创业。到农村发展特色农业、养殖业和旅游业等，或者在城市靠专业特长创建公司。四是选择参军入伍。既有不错的收入，还有锻炼成长的机会，选择退伍再就业又有政策倾斜。但是，报考公务员受专业、户籍、是否党员等多种因素限制，学校推荐岗位一般要求是学生干部或成绩突出者，这些只适用于少数人群。而对大多数毕业生来讲，网站和招聘会才是最主要的就业渠道，但这并不能完全满足毕业生需求。

四、当代大学生就业观的变化

依据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势在必行。广大毕业生要根据人才市场供求状况，彻底摆脱落后的划分行业高低贵贱的陈旧观念，适当调整自己的就业预期，先就业再择业，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创造一片天地。

1.就业群体定位的变化。过去，很多大学生把自己定位于“知识分子”，认为应从事比较体面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学生对自己的定位逐渐趋于理性，认为大学毕业后也是普通劳动者，工作平台适合就行。当然，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大学生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走向现实。

2.对薪水收入和福利等期望值的变化。调查数据显示，7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后的底薪应在1000～3000元水平，22%的同学认为应在3000～5000元左右，6%的同学认为应在5000元以上，1%的认为在1000元以下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从整体看，价值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期望值过高和过低的7%的同学，并没有给自己一个合理定位，从而较难找到合适工作。

3.面对竞争时的态度选择上的变化。在激烈的竞争下，70%的人选择态度是努力改变，但还有30%的同学并没有调整好心态，回答将以听之任之的态度去面对，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

4.面对竞争寻找因素主动提升自我的选择变化。在自我认知方面，能否客观看待自己、正确认识不足是成长进步的基础和前提。统计数据显示，在谈到欠缺因素时，38%的同学认为自己承受压力、克服困难的能力有所欠缺；32%的同学反映自己的沟通协调能力需要提高；16%的同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需要提升，还有14%的同学找出了很多个人因素，可见大部分同学能够看到不足，但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地做出相应改进，不断克服缺点不足，提高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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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培训服务；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F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180-01

1返乡农民工培训的现状分析

（1）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综合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部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进城农民工大约12亿人；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农民工已达23亿。[1]

（2）思想文化素质偏低：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385%，初中文化程度者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者占1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只占052%。2006年我国农村总劳动力资源为531亿人，外出从业132亿人。农民工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2]。

（3）返乡农民工大体呈现以下几个趋势：从事建筑业的居多，集中在一些收入少、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得到的收入却最低以体力活为主的领域。

2返乡农民工的特点与培训需求

（1）农民工是一个流动性比较大、工作相对不稳定的群体，所从事行业、所在地域随时都有可能会转变，这使得大多数农民工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意识差，安于现状的现象严重。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意识增强，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的人数增长迅速，但是和上亿农民工的培训需求相比，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2）市场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需求：经济的增长、新兴产业的兴起等刺激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供给上看，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需要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术的工人，劳动技能达不到企业发展的要求造成了用工的结构性失衡。城市缺乏技术娴熟的技术工人，而大量的返乡农民工却留在农村不能转移出来。

（3）返乡农民工自身对培训的需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外出打工收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不断增强，以及城乡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民素质和技能的不适应性越来越强，加强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在不断提高。

3返乡农民工培训服务体系的建构

31完善返乡农民工培训服务体系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职业培训。简化办理程序；对已工作的农民工进行再培训，实现长期或“终身培训”，实现农民工就业的可持续发展。

（2）健全法律，使农民大胆创新、积极创业，发掘农民工自身的创新优势、普及科技知识、创业致富、招商引资是促进就业最基本的途径；进行政策倾斜，提供创业补贴和资金扶助、加大金融扶持力度。

（3）设置法律和权益保障专栏、采取典型事例进行辅导和讲解；建立农村权益保障小组，将权益保障法律知识考核作为岗前培训的门槛，对通过的农民工，在就业时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或者更多就业机会或创业机会。

32建立返乡农民工培训服务体制

（1）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健全法制，明确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建立健全相关部门领导机制，设立独立合法的监督机构落实经济补贴和援助，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管理经费援助和培训补贴。

（2）发挥返乡农民工主体作用，明确自身定位，改变传统的就业、择业观念，先就业、后择业；关注相关政策，抓住机遇，树立长期培训的观念，做好风险准备，提高风险接受处理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和职业素质，学习求职礼仪，了解法律法规及城市生活习惯等。

（3）发挥社会联动作用：做好市场调查和分析，明确市场需求，按需培训；提高师资质量，完善培训的软硬件措施，合理设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培训方法；积极接受监督考察，参加培训技术鉴定和审核；树立自身品牌，培训具有特色技能的学员，走创新和特色之路。

（4）发挥企业引擎作用，企业应和农民工确认权责关系；与培训机构签订目标培训合同，对为本企业提供过培训学员的培训机构进行合理的评价，建立意见反馈信息库。通过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树立品牌意识等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3健全农民工培训服务机制

（1）设立培训目标机制：在设立目标之前，成立就业培训服务的需求调查机制和就业培训专业筛选机制，始终把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与就业需求作为工作导向；成立就业培训服务的招标与投标机制，始终确保培训市场的竞争性、公平性、透明性。政府制定年度或季度培训计划。

（2）建立培训实施机制，包括岗前培训、培训就业、岗后探讨机制。可借鉴王飞（2012）的就业培训券模式：第一步，地方政府通过调研制定培训方案，制作一定面额的就业培训券，确定培训券的领取条件；第二步，依据标准选定培训机构，把选定的机构名单及信息向社会公布；第三步，政府发放就业培训券，第四步，领取了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选择培训机构和专业；第五步，培训机构对报名的农民工开展就业培训，在培训后收取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券以抵作培训学费；第六步，培训机构持就业培训券到政府部门领取培训经费。[3]

（3）完善培训评价机制：①对培训机构的项目设立的合理性、培训目的明确性、培训对象的广泛性进行评估，培训机构的师资力量、设备齐全度、经费预算的合理性进行考核。②农民工对政府部门的满意度、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适应和接收的效果、培训方式是否满意、培训教师的素质和技能进行评价的考核机制。③对农民工的实际操作技能和文化素质进行评估的测试机制。

（4）落实培训保障机制：①把农民工纳入补贴范围，均衡城乡间的教育培训投入机制，重点转向农村。②对培训后的农民工给予后期指导和辅助技术真正掌握，实行长期负责制。③一部分培训资金据培训后就业水平及对培训机构的满意程度进行补助，另一部分资金则采取“培训券”或者“教育券”的形式进行直补，提高培训效果。

（5）创新培训激励机制：完善的激励机制可激发培训中各相关者的主动性、创造性，使得培训服务体系日益完善：①对鉴定合格的技能能手给予一次性补贴。②对在培训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给予奖励，培训补助经费与培训质量、就业效果、农民工反馈信息相关联。③据企业农民工所占比例、自主培训成本、农民工福利待遇取得相应比例的援助。

参考文献：

[1]陈佳贵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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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是发展的，发达经济体大都趋于好转。就国际经济形势来讲，主要的风向标恰恰就是几个主要经济体发展的基本走向，尤其以美国和中国作为风向标的“风向标”，因为这两个国家非常有代表性，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领头羊，且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新兴市场国家且发展动力十足，拥有非常大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经历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关键在于两个国家还各自代表着重要的经济学理念和思想，美国更强调的是自由竞争、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中国更多的是强调有规划地发展经济，有效地开展宏观调控，基本掌握宏观经济的运行轨迹，其中很明显地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2013年美国和中国的发展都相对平稳，没有面临大的危机，但同时发展都有着各自的瓶颈。当然这样的经济形势也是中美两国经济加深联系所造成的，而以2013年中国出版的经济类著作中理念的倾向来看，实际上也是在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做出各自理性的判断。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卫祥云先生的《国企改革新思路：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卫祥云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版），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一中国改革几十年以来的重点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其实国有企业自建立之初就存在着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并非中国独有，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自产生起同样存在着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自建立之初就以国家管理和经营的模式存在着，后来发展到允许部分产业有民营股份的进入，但总体来看还是政府进行直接管理。这样就导致国有企业的若干问题，其一是国有企业多为垄断行业的受益者，那么在企业的竞争力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创新和提升，一旦有民营企业的进入就会立即陷入危机；其二国有企业由政府直接管理，而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常常是政府官员，国有资产虽名为全民所有，实际上就是国家代管，国企高管常常会缺乏民营企业高管对企业的责任心；其三国有企业因多为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轻易获取暴利，作为企业员工必然也能得到社会其他单位所无法赋予的利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引发社会对国企的负面观感，同时可能引发社会不公的问题。

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国内是有很多代表性意见的，以张维迎、茅于轼为代表的经济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就不应该存在，它们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在浪费资源，降低企业应有的利润率和生产效率，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这种思想的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卫祥云先生应该是不认同的，他认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对于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是可以进行改革予以解决的。他认为应该认识到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国有资产是国有企业运行的资本和基础，但是国有资产的运用常常会产生浪费并且很可能在一些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出现违规收购等情形，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此他认为应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同时认为应建立“国新公司”，以体制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对国有企业的资源再整合。

由此，可以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对于国企的抨击是值得商榷的，国企在中国经济现状中是必要的，它不仅能够为国家财政创造财富，更能利用对相关产业的控制调节市场供求。李佐军先生的《中国改革新思维：改出一个“人本市场经济”》（李佐军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版）相比《国企改革新思路：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更显宏观，在书中李佐军先生着重阐释了一个新的概念——人本社会主义，或许他希望通过人本社会主义来改变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纷争。它强调人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但同时需要其他各种因素的协调配合。人本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改革的核心在于尊重人、满足人、依靠人和激励人，这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保证人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保证民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民众能够切实地参与到改革当中来，保证从不同的领域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的红利。此书没有过多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提出意见，而是更多地关注于宏观的经济指导原则，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站在奥地利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立场上萌发的新思想，但是他也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是不可能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但是依旧不能认同凯恩斯主义发挥的巨大作用。

其实，新自由主义也好，凯恩斯主义也罢都是产生于西方世界，不论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哈耶克，还是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都是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因此西方经济学著作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先生撰写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美]埃德蒙·费尔普斯著，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版）从另外的思路上提出了如何繁荣一个国家的经济，他认为最关键在于现代经济价值的培养。他在书中多次提及经济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形而上的内容，这里其实反射出费尔普斯先生意识到了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意识问题，这一点甚至还是适用于经济领域以外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主体谈及的就是怎样才是创新、什么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什么才能让国家繁荣起来，费尔普斯先生认为所有的制度安排必须是能够创造活力的，在创新的环节上并非只有科学技术的贡献，更多的是一种逻辑上和制度上的构建，主要就是在经济生活中创造巨大的创新能力，大多数情况下反映为各种战略、步骤、创意。当然费尔普斯先生在对创新问题展开的探讨中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或许他本身就不避讳这一点，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能从根子上创造一种激励模式，因为这种思想更关注个人，更关注经济主体的自由。对这种观点我们同样需要批判地认识，首先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当然不存在所谓的现代经济价值，它僵化、保守，不能带给经济主体以创新能力，但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片面认识。时至今日，中国、越南等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而且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相比，前者宏观调控的能力更强。

在对待凯恩斯主义的态度上，费尔普斯先生认为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在以人的思维来替代市场规律，市场具备的灵活性、正确性是人力所无法企及的，凯恩斯主义过分地相信人的主观调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市场主体和个人对工作的满意度，进而打击其创新能力而影响生产效率，连带就业问题的大量出现。实际上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凯恩斯主义自产生之初就有人站出来反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凯恩斯主义就有了诸多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不能接受对市场经济的外力干预，无论是以社团还是政府形式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都是失败的，市场需要的是以供求关系自动调节，这样的经济模式富有生命力、活力、创新力，市场主体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由，不仅能在经济上带来更多、更大的利润，更能在政治上推动民主自由的发展。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批判并没有真正理解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内核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中论述得比较清楚。这本书从整体上将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渊源进行了说明，可以说是了解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的发展轨迹和相互争论焦点的非常好的著作。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先生指出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就是应运时代而生，凯恩斯本人之前接受的经济学教育毫无疑问也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而凯恩斯能够站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外来看经济的运行、发展和危机，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困扰世界的经济灾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相信市场最终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需要给予市场一定的时间调节资源的配置，恢复到平衡状态，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诘难，凯恩斯毫不留情地留下了一句“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实际上是批判新自由主义消极等待市场自身调节的观点。凯恩斯提出的药方就是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要动用政府的干预手段调控市场，而有效需求的问题常常被人忽视，以至于提及凯恩斯主义就是政府干预，误解了凯恩斯主义的真谛。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以解决严重通胀和失业问题为目的的，当社会失业问题严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时候，必须加强社会有效需求的提高，通过国家的投资拉动产业的发展，从而制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

当然研究经济学和经济问题，也就必然清楚任何思想都很难彻底、长期适用于一国经济。以中国为例，在过去一年里，依旧通过政府大量投资，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其中不乏有资金投入失误、浪费的情况发生，有些投资现今也已经成为部分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病，一些学者试图跳脱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提出新的更加适合国家长期发展的经济理念。滕泰先生是中国当代新供给主义的旗手，他的《民富论》（滕泰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8月版）出版后也受到国内外经济界乃至决策层的重视。新供给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来拉动消费内需，从而带动各产业发展，推动宏观经济面的整体向好。有些人认为新供给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比更接近新自由主义，并且在滕泰先生的《新供给主义宣言》等文章中多次看到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言论，就认为这才是新供给主义的本来面目，这实际上是对新供给主义的误解。理解新供给主义就要了解上个世纪末美国和英国发生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搞的改革，但是必须清楚的是他们的改革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他们首先采取的是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强化市场活力，让很多企业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更能有效地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到了后期基本上就是私有化，供给的提升的目标被明显边缘化了，新供给主义原本希望带来的社会需求、就业全部被资本所吞噬，那也正是为什么在里根、撒切尔夫人之后执政党迅速沦为在野党，并且由和工党分别主政美国和英国，并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和提升社会福利。窃以为，凯恩斯主义和新供给主义可能更为相像，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提升社会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只是前者依靠的是政府的投资带动，而后者注重放松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主要体现在民众的消费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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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90后；大学生；就业观；引导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7-0028-03

“就业观是指大学生在选择某一职业时的一种观念、态度、认识以及心态，是个人对就业的一种反应性倾向，它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因素组成的。”对大学生来讲，就业并不仅仅意味着找一份工作，还与其今后的职业理想、人生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形成的就业观，也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决定了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理想、就业的认识和心态、职场上的态度和修养。

一、“90后”大学生就业观分析

“90后”大学生所处的学校教育环境较为宽松，社会环境较为开放，大部分为独生子女，又生活在信息爆炸、媒体泛滥的时代，从而体现出个性张扬、思想独立、思维开放、自我中心意识强、团体协作意识和能力差等性格特征。这种与“70后”“80后”有较大差异的性格特征，某种程度上影响了“90后”大学生的就业观，出现了一些积极和消极的变化。

从积极的变化上看：第一，他们更愿意接受挑战性的工作。“90后”大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在就业时更喜欢选择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第二，初步确立了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90后”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更注重实际，认为生存是第一位，事业是第二位，于是逐渐树立了先就业后择业、先生存后发展的就业观念。第三，择业时更看重个人兴趣爱好。大多数“90后”大学生在择业时不再把专业对口看得重要，而是更看重是否有利于个人发展或者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第四，自主创业意识增强。在国家强化高校毕业生创业指导服务政策下，“90后”大学生创业意识已明显增强。

从消极的变化上看：第一，自我认识不足，就业期待值过高，抗挫折能力太弱。“90后”大多生长在中国式“4-2-1”的家庭模式下，这使他们极为自我膨胀，容易无法正确估量自己，产生自卑又自负的心理。在择业时表现为就业期待值过高，对专业对口、薪酬、职位、级别要求高，还有上班不能太远、工作条件不能太苦、住宿不能没有空调等客观条件方面的要求……对完美职业的期待使很多大学生错过了一些有发展空间的工作。与此同时，有的大学生一开始认为自己找到的是一个“完美”的工作，可是工作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于是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选择，导致频繁跳槽。第二，价值取向功利化，基层就业意识淡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意识，“90后”大学生的就业观也深受其影响。功利主义思想使很多“90后”大学生失去了理想和激情，淡化了社会责任感。薪酬的高低、福利的好坏甚至成为部分大学生评价工作岗位的唯一依据。

二、“90后”大学生就业观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主观因素

1.不能够准确地认识就业形势

当今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已不可避免。“90后”在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时产生了两个极端：有的丧失信心，情绪焦虑；有的则过于乐观，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可以找到很理想的工作。

2.没有对自己职业的合理规划

“90后”大学生大多抱有一种得过且过的心态，认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缺乏规划意识，因而不能明确自身职业定位。很多同学由于对自身从事什么行业的工作没有明确的认识，找工作时走一步看一步，往往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自己不适合，再重新就业，浪费了时间和精力，错过了最佳的就业时机。

3.就业过程中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高校扩招、市场经济发展，既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也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挑战。有一部分“90后”大学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心理承受能力不足，心态出现了偏差。

（二）客观因素

1.学校因素

“90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主要集中在高校，因此高校的办学思路、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职业教育和就业指导对他们就业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第三部分将重点分析高校对“90后”大学生就业观教育和引导的新策略。

2.家庭因素

“90后”大学生大多出生在典型的“4-2-1”中国式家庭，家长的愿望和意志往往体现在孩子大学报考的专业选择上，也体现在子女职业的选择上。目前的“90后”大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大部分家长都不希望子女太辛苦，这也大大减弱了“90后”大学生的拼搏意识和奋斗精神。

三、高校对“90后”大学生就业观的引导与教育

“90后”要想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中逆流而上，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对“90后”大学生进行就业观教育不能仅依靠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高校就业指导教育来实现。

大学生在“象牙塔”中生活和学习，严重缺乏社会经验，这需要高校为大学生提供就业信息交流平台和就业指导教育服务。但是当前很多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仅仅流于形式，对大学生的就业观教育严重不够，仅仅局限于就业讲座、面试技巧传授、编写简历技巧讲述等。国内高校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缺乏专业的就业指导教师、缺少系统科学的就业指导课教材、缺少就业观教育的日常课程等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会影响就业指导的效果，影响大学生就业观的形成。这就要求高校改革、完善就业指导工作，增强就业指导有效性，开展系统性的就业观教育，构建就业观教育课程体系，帮助当代大学生积极转变就业观。

（一）建设就业指导队伍，提高专业化水平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人员都是行政人员兼职，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和学历教育，人员素质状况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高校扩招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毕业生人数增加，兼职的就业指导人员忙于应付各种行政事务，无暇对就业指导工作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就业指导专业化水平难以提升。因此，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要向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就要从就业指导专业人员的选定、考核和培训的规范化入手，建立一支高素质、职业化的就业指导教师队伍，从而建立起规范的高等学校就业指导工作体系。

（二）增强就业指导有效性，开展系统性的就业观教育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主要是针对毕业生进行的。就业观的形成应该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不应该仅仅在毕业班学生中开展，而应该把就业指导工作贯穿学生教育的全过程，增强就业指导工作的系统性和全程化。这就要求高校构建一个完善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生的整个职业生涯，帮助学生增强就业能力和形成科学的就业观。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步来安排：

第一，在学生入学之初，把入学教育和就业教育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社会需求和就业形势分析教育。刚入学的新生，对本专业的就业形势并不太了解，这恰恰又是学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高校就业指导人员从社会经济形势和专业发展的角度对就业前景进行分析展望，帮助大学生形成一个初步的就业认识。第二，在低年级的学习阶段，把就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综合素质培养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就业观和就业能力。要让“90后”明白，自己选择所学的专业不能只考虑将来的工资待遇高低，更主要的是看所学专业与自己的人生追求是否一致，是否满足社会需要。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根据将来实际工作的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相应的职业能力，包括适应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能力等，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第三，在临近毕业的时段，着重就业引导，引导正确就业观的最终形成。这一阶段较为关键，“90后”开始通过求职应聘，初步接触社会，亲身感受到就业形势的严峻带来的身心冲击，作为高校就业指导人员，此时应该更多关注他们的心态调整，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

（三）构建就业观教育课程体系，与高校思政教育相结合

将就业指导作为大学教学的重要环节来安排，除了已有的相关就业课程设置以外，增加相关必修课程建设，形成就业观课程体系，如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就业心理教育课程、创业教育课程、职业素养教育课程等。

大学生就业观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就业方面的体现，而这“三观”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因此，就业观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共同之处，可以紧密结合起来。二者结合下的就业观教育课程体系应基于以下三方面：第一是价值观教育，包括对大学生就业目标、价值取向的教育，主要是引导学生把握正确的求职价值观，将职业价值取向融入社会发展目标，将个人的职业发展与为社会作贡献统一起来等；第二是道德观教育，引导大学生在择业求职过程中，不搞不正当竞争，不盲目攀比，对用人单位讲诚信，讲究应聘技巧，具备文明礼貌，体现自己的道德修养等；第三是职业观教育，不同的职业形态需要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对大学生实施良好的职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学会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职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刘海华，王英楠.低年级大学生就业观调查与分析[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2] 宋荣绪.大学生就业心理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5（23）.

[3] 徐秀娟，张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对正确就业观形成的作用与意义[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8（5）.

[4] 陈炳哲.低年级大学生就业指导初探[J].北京教育，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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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

实践中，出口退税制度的理论依据得到了进一步地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都认可出口退税为一种促进贸易的合法措施。免征某项出口产品的关税，免征相同产品供内销必需缴纳的国内税或退还与所缴纳数量相同的关税或国内税，不能视为一种补贴。即出口货物退税，如在国内已征或应征的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等间接税的范围之内，是合法的，不可视为补贴。

第二，根据国民待遇原则，一国国内税（间接税）制要求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税负相同，进口国往往会依照消费地原则对进口商品征收间接税。因此，实行出口退税是一种避免重复征税的有效措施，同时还可使进口产品承担同国内产品同等的税负，使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公平竞争。

第三，根据间接税的属地原则，各国的消费者只负担本国的纳税，没有义务承担别国税收，而对货物出口征税就等于一国政府向他国消费者征税。对出口的货物，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前提下，一国有权决定对该项目出口货物退还或免征在国内缴纳的税款，这是国家的体现。世界各国的流转税均是按属地管理的原则来制定各项规定的，相应的出口退税也当然适用属地管理原则。

第四，国家在制定出口货物退税政策时，既要符合出口货物退税的国际惯例，又必须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国家一定时期的产业政策会影响出口退税政策的制定，国家对某些出口产品的鼓励或限制在政策制定时都会有所体现。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出口退税，以实现其税收杠杆的作用的。

二、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发展历程

我国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始于1985年，当年3月国务院发出了国发［1985］43号《关于批转财政部〈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的通知》。43号文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进出口税收制度的正式形成。实践证明，对进口产品征税，对出口产品退、免税大大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保证了外贸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为1994年新税制推行后的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奠定了基础。

自1994年以来，出口退税政策大的调整主要有五次。1994年国家统一进行税制改革时确定了出口货物退（免）增值税征、退税率一致的政策。但由于国家经济形势、财政负担、税收征管水平以及防范骗取出口货物退（免）税等方面的原因，于1995年、1996年大规模降低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税率。后来由于国家经济紧缩政策结束和亚洲金融风暴等方面的影响，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多次普遍或部分提高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税率。至2000年形成了17%、15%、13%、6%、5%共五档增值税退税率。消费税出口货物退（免）税税率是随着其征税税率的改变而做相应调整的。2007年为缓解贸易顺差过大引起的各种矛盾，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于7月1日起出口退税率变为5%、9%、11%、13%和17%五档。

三、我国外贸形势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呈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格局，由此引致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同时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亟待提高，使得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日趋复杂。

（一）外贸顺差大。据海关统计显示，2007年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5467.3亿美元，增长27.6%；进口4342亿美元，增长18.2%。2007年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1%。国际收支不平衡是一个持续多年的问题，2007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第一次承认了“外贸顺差过大”。一般就贸易双方的利益来讲，其中得到贸易顺差的一方是占便宜的一方，而得到贸易逆差的一方则是吃亏的一方，但过大的贸易顺差其实是弊远大于利。

从短期来看，过高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经济的增长更依赖于外部需求，对外依存度过高，使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过高的贸易顺差使我国的贸易环境更加紧张，容易引起贸易伙伴国的不满，激化贸易争端；另外，过大的贸易顺差更大的弊端在于给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的长期危害。巨额贸易顺差的本质是过度出口的结果，我国出口的商品中，以原材料和基本生活用品居多，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很少。过度出口就是把大量的资源让别国人享用了，只是换回来越来越多的账面上的外汇，得到的仅仅是当代数字式的繁荣和将来资源的匮乏与随之而来的贫穷。

顺差过大导致人民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我国将面对更多的贸易摩擦，但是我国企业却得不到更多的实惠。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大。汇率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与政治紧密相连。因此，美国、日本等国的施压，使人民币汇率走势波动加剧。特别是，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激起了美国人对巨额贸易赤字的焦虑感，希望加速人民币升值，以此来缓解巨大的贸易逆差。

巨额的贸易顺差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膨胀，过多的外汇储备必然会对人民币升值造成压力，西方国家以人民币被低估为口实指责中国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同时，高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金融调控的难度，还面临美元资产贬值的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应成为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重心，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适当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经济腾飞的过程来看，由于出口的大幅增加，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伴随着本币的长期大幅升值。目前，我国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人民币正步入中长期的升值轨道。

（三）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亟待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获取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规模扩张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文化凝聚能力的交互作用，而形成使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一种整合能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任何一个企业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不断地适应市场变化，选择恰当的企业发展战略和路径，积累、保持和运用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

目前，我国企业规模小、资产质量差、盈利能力不足、管理落后、管理队伍素质偏低；产业集中度过低、专业化协作程度差、大中小型企业间分工不够合理，极难达成规模经济效应，再加上企业管理模式封闭化，企业竞争力由此更会低下；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弱，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竞争力普遍低下。我国多数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基本依赖从国外引进，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弱。从科技人员来看，我国企业科研人员占全国科研人员比不足30%，远远低于美国85%的水平，不到韩国60%的一半。由此造成我国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短。此外，我国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低，也制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

四、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展望

国家在制定出口退税政策时，既要符合出口退税的国际惯例，又要符合属地管理原则以及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更要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即通过税收的职能作用体现宏观调控的原则。

为实现国家福利的最大化，应根据国际市场对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来制定出口退税政策，确定退税率。即以最优出口退税理论为依据：弹性越大，退税率越高；弹性越小，退税率越低。不过，在具体运用时一定要考虑理论本身的局限性：（1）最优出口退税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但现实的市场中非完全竞争现象普遍存在；（2）最优出口退税理论主要从静态的角度考察出口退税对国家福利的影响，追求某一时点的福利最大化。实际上，出口退税还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动态影响，应用最优出口退税理论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出口退税应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贸易，同时配合财政目标、汇率目标及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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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生毛豆”研发团队负责人汤洋，似乎还未从被总理认可的喜悦中回过神儿来，“刚刚总理对我们的每个产品都评价了一下，觉得挺赞的”。

“总理之前参观百度公司产品的时候，曾经询问过PM2.5的问题，但对方没有办法回答，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刚好可以解答。”汤洋说。

在他看来，“中科创客学院和别的创客平台不一样，他们很真诚”。海外留学归来，放弃了继续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机会的汤洋，曾遇到很多创客伙伴，然而，“只谈盈利，不讲感情”的创业理念让他很难认同。

在汤洋眼中，中科创客学院有一种很特别的学院氛围。“他们不浮躁，有自己的理想，也有一份对社会的责任。大家在一起合作，考虑更多的是产品如何实现，而不是一味想着盈利。”

除了中科创客学院的独特精神气质，实实在在的“硬科技”，也让汤洋觉得心里特别有底。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学者们的很多支持。”汤洋说，自己团队的强项是软件开发，硬件环节始终是一个短板。“学院不仅提供了很多博士生和导师来指导我们，还提供了免费的实验室。”

由于所开发的产品涉及到一些专业标准，汤洋过去经常要跑出去租实验室。“现在我们可以用中科院的实验室来做，对方分文不取。”汤洋说。

自成立以来，中科创客学院依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强大的软硬件支撑和优质的服务，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优质创客和创客项目入驻，在业界及社会上建立和形成了良好的品牌与知名度。

归国创业热情高涨

主题为“创业创新――汇聚发展新动能”的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将于10月19日到23日在北京主会场以及上海、深圳、西安、成都、武汉、沈阳、合肥等各分会场同时举行，以推动形成全民共创的新风潮。

10月19日，创业者解江冰很早就赶到了位于北京海淀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展示中心，他创办的爱博诺德将在此参与展示。他把这次展示当做回国创业四年的一份成绩单。

2010年，解江冰还在美国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担任首席科学家，年薪数十万美元。看到中国在软式人工晶体方面的进口依赖，他决定自主研发，回国创业。

解江冰为此放弃了安稳职位，妻子也辞职在家。“当时我们也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不过，他的担心在回到北京后很快被打消。

在国家人才政策、创业政策等支持下，2014年，解江冰创办了爱博诺德公司。如今，公司吸引了不少博士、硕士组成研发团队，已取得28项专利授权，研发的可折叠人工晶体走入越来越多的国内医院，成功替代了进口品牌。

“如今我赶在这一轮创业大潮，可以说，创业迎来了最好时机。”他说，因为创业，家人已从美国回到北京，迎接新开始。

在“双创周”启动仪式现场，和解江冰一样的创客还有很多。他们是当下中“创业创新”热潮的弄潮儿。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巡视员孟宪棠表示，在双创政策激励下创新创业热潮正在迅速兴起，其质量和效能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两次的创业热潮显著提升，毕业大学生和留学归国创业者成为双创的生力军。

数据显示，2015年新毕业的大学生创业比例同比增长近1倍，全国超过千万的网络创业群体中，大学生的比例占到六成。在2014年近40万归国留学人员中，15%选择了自主创业。

科技部相关活动负责人给本报举例说，在海外留学归国创业参展的项目中，有志于打造世界最薄彩色柔性显示器的柔宇科技公司，其核心研发团队大多都是从斯坦福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海外名校毕业归来。

“在成果展示和双创大赛中，除了邀请本国创业者参赛，我们还邀请了来华创业的外国人展示自己的创新创业成果。”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宋军说。

“总的来看，空前活跃的双创活动对汇聚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以创业促进就业，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巡视员孟宪棠说。

数据也说明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经济带来的新动能。以全国创业最为集中的北京中关村为例，今年前八个月，中关村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收入同比增长10.8%，从业人员同比增长7.5%，新增24家创业公司挂牌上市。

总理点拨“双创”精神

来到中关村活动周启动仪式主会场，北京、辽宁、上海、安徽、湖北、四川、陕西、深圳等省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通过视频汇报了当地创业创新相关情况。5位创业创新者上台以点赞手势推出“双创”活动周标识。发表即席讲话，他说，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发展方式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结构性改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打造发展新引擎，今年在世界经济低迷和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下，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6.9%，保持在7%左右，尤其是就业比较充分，其中“双创”起了重要支撑作用。“双创”也有力促进结构调整，将推动发展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分别来到科技人员、基层群体和青年创业项目展区，看到高校师生研发的国内首台金属3D打印设备、脑起搏器等项目，以及基层工人和返乡农民等的创新成果，他勉励大家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首要在“创”，核心在“众”。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无论“草根”还是精英，都可以投身创业创新，一展长才。“双创”也是收入分配改革和促进社会公正的切入点，可以增加大量就业岗位，为创业创新者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和通畅的上升通道，特别是让青年人有广阔的空间驰骋，让更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富起来。

在大型企业创业平台展区，海尔集团等企业介绍，他们借助“双创”实现升级发展，带来边际效益递增。说，“双创”不是小微企业的专利，也是大企业的优势，要主动拥抱“双创”，通过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模式，带来大中小企业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变革，催生新的工业革命，这不仅将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会推动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业态加快成长。

在听取几位海归博士的超薄柔性显示项目介绍后，指出，“双创”需要全方位对外开放，不能闭门造车，要登高望远、放开胸怀，面向全球引进各种要素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发展颠覆性技术，与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融合，与各国创新彼此对接，实现合作共赢。

随着现场按下按钮，全国首个专门服务于创新创业的网络众扶平台正式启动上线。他说，政府要做创业创新者的“后台服务器”，通过不断完善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清除制约“双创”的障碍，不断织牢民生保障之网，增强创业创新者试错的底气和勇气。同时推动“双创”要注重实效，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针对性，把“双创”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有机结合，防止一阵风、走过场，尊重市场规律，注意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公平竞争，使产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可提升，让“双创”扎扎实实向前推进。

向围拢过来的创客们说，以创新赢得未来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共识，“双创”精神正在塑造当代中国人的新品格。“双创”活动周要成为创意交流、思想碰撞和成果转化的平台。祝愿那些优秀的初创项目，能在这里遇见各自的“天使”。希望大家用更多创业创新的故事为我们这个时代立传，续写中国发展新辉煌。

“创新创业”成政府关注重点

早在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创新创业”就成为重点工作方向，会议上决定，再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以改革释放创业创新活力。

当时总理曾在一周之内三提“创新创业”。此前的7月9日，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促进和巩固经济稳定向好，必须着力以推进结构性改革促结构调整，坚持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向纵深，实施创新驱动，加快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引擎”；7月10日，在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意见建议时，再次强调，“要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创新型小微企业发展，让各种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让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对接创新需求，用创新的翅膀使中国企业飞向新高度。”

在上半年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密集、经济企稳回暖、下半年经济工作全面部署的关键时点，总理一周之内三提“创新创业”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下半年将继续鼓励创新创业，以有效破解就业难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在主要经济指标中，“就业”始终是总理最关心的指标之一。虽然人社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320万人，调查失业率为5.1%左右；6月26日，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在2015年上半年就业形势分析会上也表示，我国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等多项指标平稳增长，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为完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设定为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的目标，当前仍需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以此为抓手，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真正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最终通过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其次，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将继续支持创新创业，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加速转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升到中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双引擎”之一的高度，显示出政府对创业和创新的重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面对制造业“去产能化”、房地产“去泡沫化”、金融体系“去杠杆化”、环境“去污染化”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要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从低端转向中高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业生态，充分激发和释放新的消费潜力，唤醒社会资本投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最后，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将继续鼓励创新创业，以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目前，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要让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创新成果变成产业活动，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而新一轮的创业创新浪潮显然是稳定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不断产生的创业活动和新企业，不仅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活力，也将为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中高速增长增添持久动力。

正如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当然，要促进创业创新，不仅要因势利导，更要清除障碍。这也是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去年以来已取消149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注册电子贸易师、全国外贸业务员、港口装卸工等62项职业资格，同时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继续集中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原因。其实，围绕着创新创业，今年政府出台的各类优惠扶持政策已经不少。有理由相信，通过政府不断疏通“创新创业”中的“堵点”，解决“创新创业”中的“难点”，更加宽松顺畅的创新创业环境将会被营造，广大劳动者创新创业的热情将会被极大激发，大众创新创业有望成为下半年稳增长的新动力。

激发市场活力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发展方式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结构性改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打造发展新引擎。今年，在世界经济低迷和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下，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6.9%，保持在7%左右，尤其是就业比较充分，其中“双创”起了重要支撑作用。

在中央一系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经济、新动力成长比较快。数据显示，1-9月份，网上零售额增长36%左右，将近40%，像新能源汽车这样的新产品在翻倍增长。在工业结构中，1-9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达10.4%，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高出4.2个百分点。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离不开“双创”，“稳增长”和“调结构”也离不开“双创”，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就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如今，“双创之火”已经点燃，但要烧得更旺，还需要添好“三把柴”。

其一，政策之“柴”。好政策才能让有创业意愿的创业者付诸行动，“双创活动”显然能极大地起到宣传作用。只有把那些好政策宣传出去，才能把资金、人才引进来、留下来。其二，服务之“柴”。对政府来讲，除了加大扶持政策、加快设施建设外，更需要加强服务水平。毕竟，好的服务才能让创业者安心创业。其三，环境之“柴”。创业环境也是创业者关注的一个重点，营造健康的市场生态，构建优良的创业创新环境，才能更好地招贤纳士。

正如总理所说，政府要做创业创新者的“后台服务器”，通过不断完善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清除制约“双创”的障碍，不断织牢民生保障之网，增强创业创新者试错的底气和勇气。同时推动“双创”要注重实效，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针对性，把“双创”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有机结合，防止一阵风、走过场，尊重市场规律，注意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公平竞争，使产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可提升，让“双创”扎扎实实向前推进

篇8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篇9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外汇管理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货币对美元或出现较大幅度贬值,或表现的十分疲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民币汇率却表现的异常稳定,成为全球最坚挺的货币。尽管如此,国内外市场上还是产生了强烈的人民币将贬值的心理预期。从国外看,有人认为人民币贬值是迟早的事。从国内看,1998年1月和7月,在各大城市出现了两次黑市炒汇;另一方面,部分企业骗汇、逃汇、资本外逃问题十分严重。这些现象说明国内外人们对于人民币汇率缺乏信心。在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下,信心问题对货币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所谓信心主要指某种货币的持有者愿意继续保有它,而不会发生惊慌地从一种储备货币转向另一种储备货币的情形。在上述背景下,针对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所持的怀疑态度,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人民币不会贬值,以此增强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那么是否说,中国政府强调稳定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就稳定了呢?换句话说,是一种权益之计,政治上的需要还是基本经济因素起作用呢?人民币汇率今后走势将如何呢?

一、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直接因素

国际收支状况是决定和影响一定货币汇率变化的直接因素。一国国际收支发生顺差,就会引起外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供应增加,顺差国的货币汇率就会上升;反之,一国国际收支逆差,就会引起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应短缺,逆差国的货币汇率就会下跌。就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看,1994年以来,国际收支连年顺差,其中外贸顺差,资本项目下净流入,外汇储备连年增长,由1993年底212亿增加到1998年底145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稳定,由1994年底并轨时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这表明国内外汇市场在相当长时期内已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人民币有升值的要求。为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入市操作,收兑美元投放人民币。但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又使央行货币政策选择空间狭小。因此,政府适时推出外汇改革措施。一是扩大居民因私出国个人用汇的范围和标准;二是把外商投资企业纳入结售汇体系;三是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保留一定额度的现汇。这一系列改革使人民币没能进一步升值,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在亚洲各国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我国未来的国际收支会如何演变,这将直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走向。

1贸易收支状况分析。从中长期看,贸易收支状况在整个国际收支中具有决定的意义。1997年,我国外贸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32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出口1827亿美元,增长209%,进口14236亿美元,增长25%,全年贸易顺差403亿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日益显露和加深,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额3239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04%。其中出口183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05%,进口140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5%,贸易顺差4359亿美元。1999年,我国外贸仍面临较大的困难和挑战,但仔细分析,也面临一些有利因素。从外部看,对我国外贸出口影响最大的亚洲金融危机各国和地区的金融形势已经稳定,经济已度过最困难的时期,1999年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会出现恢复性增长。货币币值稳定并可能出现一定程度升值,这有利于我国恢复对该地区的出口。同时,我国实施的出口多元化战略仍会继续发挥作用。从内部看,决定贸易收支最基本的因素是国内经济状况。1999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社会商品零售物价将在低位徘徊。在这样的局面下,外贸出口面临的有利因素是:首先国家对外贸出口给予政策支持。国家采用出口退税、税收优惠、出口信贷等手段鼓励出口。由于亚洲货币贬值的压力,国家一方面加快了出口退税进度。另一方面,从1998年1月1日起提高纺织品和机械产品的出口退税率,6月1日起提高煤炭、钢铁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1999年1月1日起又一次提高了机电、纺织、钢材、水泥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适当的提高出口退税率可以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增强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银行加大对外贸企业支持力度,对产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优先提供贷款;特别是对机电产品出口给予政策支持;提高向外经贸企业贷款比例。这些政策措施使企业资金紧张状况明显改善。其次,出口成本的稳定为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企业产品成本主要是由原材料、工资、运费及税金构成。从原材料看,1994年以来,由于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这使得以进口原材料从事生产的外贸企业成本相应下降。与此同时,国内物价逐步下降,原材料价格也呈跌势。从工资看,我国工资增长率不断下降。自1995年以来,我国工资增长率下降30%多。原材料和工资下降,使企业换汇成本下降。据沿海主要港口城市的统计,1997年退税后出口换汇成本为7966元人民币。估计1998年以后仍会大体如此。这是因为,一是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六次降息,贷款利率水平不断下降;二是1997年10月中国又一次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幅度达26%,这使以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从事加工的出口企业可以相应地降低其成本;三是物价稳定,并略有下降,因此,可为出口的稳定和增长创造相应的条件。再次,国有外贸企业积极转变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近年来,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逐步确立,以及人民币小幅升值的压力,使国有外贸企业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依靠本币贬值刺激出口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开始加强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大力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加快技术改造,调整商品出口结构,实行多元化市场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逐渐走上效益型的对外贸易之路。因此,作为出口规模扩张主导因素的一般贸易,其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已相对稳定,今后将继续发挥作用。第四,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对外贸易的生力军。外商投资企业总体技术水平较高,对外熟悉国际市场,应变能力强;对内管理完善,机制灵活,企业新建,人员负担轻,自有资金充裕,成本控制好,同时又可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其出口换汇成本普遍低于中资企业。出口增长速度较快,在全国总出口额中所占比例从前几年的10%上升到1997年的407%,1998年进一步上升为42%。上述分析表明,现行的汇率水平是有利于出口的。亚洲金融危机后,在东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的严峻形势下,1997、1998年贸易顺差403亿、3459亿美元也支持这一论点。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至少在目前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高估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1998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向亚洲出口大幅下降的影响,应该说主要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当然,在现行的汇率水平下,部分企业、主要是中资企业出口亏损,企业在补偿可变资本后,仅能补偿部分不变资本。但即使这样,国内宏观经济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迫使企业通过出口去寻求市场,这既符合企业本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符合社会需要和利益,同时也会获得政府的支持。

2资本收支状况分析。影响外汇供求从而影响货币汇率的还有资本项目收支状况。当一国有资本大量流入时,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下跌;反之,外汇求过于供,外汇汇率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流入中国的外资4200多亿美元,其中2747亿美元为直接投资,外债为1460亿美元。在借入的1460亿美元外债中,85%左右是长期债务,仅有15%是短期债务,外债结构合理,无论偿债率、负债率和短期债务比率都大大低于国际通行标准。具体看,从1994年以来,资本项目下净流入规模较大且比较稳定,1994、1995、1996、1997年四年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326亿美元、370亿美元、400亿美元、452亿美元。我国连续四年成为全球实际利用外资数额居第二位的国家。外资大规模的流入,外汇供过于求,给人民币带来了较大的升值压力,为避免本币升值幅度过大给我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央行入市在外汇市场上大规模收购美元。可以说,近年人民币处于升值状态是市场供求关系演变和央行干预的结果。央行不会也不应该在贸易持续顺差并规模较大时应部分企业要求及市场预期引导本币贬值。亚洲金融危机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吸引外资,但影响不大。这是因为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主要的不是取决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对华投资。因此,近期我国外资流入规模仍将处于较高水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抵消其对我国吸引外资的消极影响,1998年我国政府已出台了进一步吸引外资政策措施,其主要有:第一,实行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项目需进口的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投资于其他鼓励类项目需进口设备减半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第二,补充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加大开放的程度,拓宽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引导外商投资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第三,引导和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对我国产业政策中限制外商投资,但能发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的项目允许外商在中西部兴办;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和沿边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在今后发挥作用。同时,由于我国避免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减少了投资风险,增强了外商投资的信心。1998年1—11月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417亿美元。中国仍然被列为最佳的投资国之一。因此,可以预计,从中长期看,只要中国改革开放方针不改变,外资就会继续大量流入。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进入长期稳定发展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调整,巨大的人口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的扩张潜力,极高的储蓄率所转化的投资率,低廉的劳动成本和充裕的人材,教育投资的持续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高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政治的稳定等已经变成投资的良好预期。

分析显示,中国的国际收支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直接因素。

二、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是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的根本原因

在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比率,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各自所代表的价值量决定的。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是对内价值的体现。物价是一国货币价值在商品市场的体现。通货膨胀就意味着该国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下降,因此,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差异是决定汇率长期趋势中的基本因素。在国内外商品市场相互联系的条件下,一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反映在经常项目收支上。因为,高通货膨胀率会降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导致出口减少,继而出口外汇收入减少;同时,又会提高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引起进口增加,进而外汇支出增加。这一减一增会影响外汇市场上的供求状况,从而影响汇率的变化。其次,通货膨胀的差异还会影响人们对汇率的预期,反映在资本项目收支上。一国通货膨胀率较高,货币对内价值下降,人们预期该国货币的汇率将下降,由此进行货币替换,即把手中持有的该国货币转化为其他国家货币,使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现实下跌。总之,一国通货膨胀高于它国,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就会趋于贬值。反之,则会升值。中国经济改革的取向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内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国内价格体系与国际价格体系逐渐接轨,国内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1978年至1997年20年间,我国通货膨胀年均约725%。与此同时,人民币连续16年贬值,由1978年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下跌到1993年底的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年均贬值约116%。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即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合二为一,将人民币兑美元由57比1的官方汇率下调为87比1市场调剂汇率。从此以后,人民币市场汇率即名义汇率开始稳定并缓慢升值。从理论上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基础。实际有效汇率是按照对外贸易国别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的多边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一般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长期汇率水平。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1994—1996年中国国内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三年累计高达426%,这说明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对内贬值426%。由于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其对外价值。因此,人民币对外价值即名义汇率也应贬值426%。但实际情况是,人民币的市场名义汇率不仅没有贬值,反而由8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升值到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小幅升值约4%左右,两者相加约升值466%。如果考虑到美国同期每年有约3%的通胀率,三年累计共有9%通胀率的因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大幅升值376%左右。近年来,国内学者运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根据国际比较项目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远远低于现行的人民币市场汇率,具有潜在的长期升值压力而非贬值压力。事实上,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稳中趋升走势,也就相应地奠定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的基础。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看,自1993年下半年宏观调控以来,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商品供给总量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已相对过剩,物价持续回落并稳定,买方市场已经出现。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快速增长的存货是当前的主要特征。在这样一种宏观经济背景下,预期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出现较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其原因是:第一,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近期内会比较稳定。近年来,由于中央始终把农业放在工作的首位,狠抓农业和农村工作,粮食连年获得大丰收,国家和广大农民手中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这就为粮食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农产品价格稳定提供了充分保证。第二,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在逐步变硬。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逐步确立,投资饥渴症现象大大减少。投资需求疲软使生产资料商品价格难以大幅上升。第三,商业银行转变经营管理方式,注重经济效益。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的实施,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日益规范。首次普遍出现了惜贷,国有商业银行年度贷款额度没完成计划的现象。这不仅显示出银行贷款讲求效益,还使贷款增长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受到强力制约。第四,财政赤字带来的货币超经济发行导致通货膨胀因素被杜绝。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这从制度上排除了财政出现赤字挤银行,央行印钞票弥补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第五,央行的“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约束自己实行廉价货币政策,制造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此,只要国内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随着多数国有企业改组、改制、改革成功并走出困境,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将长期保持稳定,可能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三、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物质基础

货币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经济状况是决定货币的基本因素。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的强劲增长是货币稳定和升值的物质基础。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每年平均以98%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按现行市场汇率折算已据世界前列。从改革开放的20年看,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人民币汇率先是经历了不断下跌的过程,由1978年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一直跌到1993年底的87元市场调剂价,汇率走出了与基本经济状况不一致的走势。然而从1994年初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人民币汇率才开始稳定并缓慢升值,呈现了与基本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致的走势。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益深化的情况下,虽然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坚挺给我国外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国际国内金融经济形势分析,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仍居主导地位。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在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增长速度下降后,1999年会出现恢复性增长。这是因为,一是大部分金融危机发生国和地区经济出现了稳定和复苏的积极信号,经济与金融混乱和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1999年经济会出现恢复性增长或增长。二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美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强劲势头,继续承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欧盟由于统一货币的实施,成本的降低,经济仍将保持增长。日本由于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出台,估计1999年以后经济会有一定的起色。三是全球性的降息活动为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对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内基本经济状况。1999年以后,我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近年逐步回落的经济增长率,政府采取了适当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适当调整扩大内需的重点和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投资向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倾斜,大力支持面向市场需求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投资,积极支持灾区重建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继续支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其次,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将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增长点。根据国有企业的现实情况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大力深化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逐步消化过去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房地产过度投机造成的泡沫经济,积极引导和规范国有企业按市场规律兼并和重组,促进产业资本存量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以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创新,为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创造条件,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健康的经济结构基础。再次,我国地域辽阔,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是我国特有的自然优势。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的梯度推移有着广阔的空间,借助于江河流域,使经济增长由东向西推移,使东中西部发展相连结。这是周边国家所没有的自然优势,也是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维持较高水平的原因之一。同时,我国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经济增长仍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这种情况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仍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仍会保持适度的快速增长。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经济质量会有较大提高,经济效益会更好,通货膨胀会明显地低于改革开放前20年,这将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合理、有效、完善的外汇管理体制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现阶段,我国已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但对资本项目仍实行管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充分吸取了国际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采取了积极稳妥又渐进的方式,不失时机地不断改革和完善外汇管理制度,建立和实行了适合我国国情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外汇管理制度。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长远目标是实现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但何时达到这一目标还没有时间表,要根据国内外条件去逐步实施。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仍实行较严格的管理政策,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都实行计划和审批管理。在这样的体制下,居民和非居民都不可以在我国境内进行人民币与外汇的自由买卖。市场参与者也不能根据其预期自由买卖外汇;同时,国际投机者也难以获得人民币对市场形成冲击。因此,市场预期并未扭转也不可能扭转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人民币仍面临升值压力。

篇10

关键词：房地产；相对剥夺感；公平

中图分类号：F29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4—0040—06

自1998年全面推进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房地产投资额由1997年的3178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48 267亿元，201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了104 349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到了2009年的28平方米，人们的居住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同时，房地产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同时，房地产价格的飙升也超出了一般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201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上升到了5034元/平方米，是1998年的2.46倍（陈佳贵等，2010）。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75.5%的居民认为“过高，难以接受”（徐思佳，2010）。高房价已经远超出低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一个国家想取得基于社会安全的社会公平，必须解决好住房问题（nevitt，1977）。但房地产市场中的公平含义非常丰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无法从定量层面上进行衡量。目前，定量分析房地产市场的公平相关文献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在相对剥夺感理论的基础上，首次尝试实证分析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中的相对剥夺感。

一、从理论层面透析我国房地产的不公平现象

社会比较是不公平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公平感的形成更多地来源于社会的比较。行为经济学中有“参照依赖”和“损失厌恶”的结论：现实中人们按照某个参照点定义自己的“损失”与“获得”，进而根据“损失”与“获得”的多少来确定自己的效用水平（tversky，kahneman，1991）。个体不仅会同组织内成员比较，而且也同外部组织成员比较。simkin证实，行业标准的外部比较参照已经成为员工评价其报酬公平与否的基础（刘得明等，2008）。

thibaut和Walker（1976）提出了程序公平的概念，认为如果裁决的程序是公平的，不管最终的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则结果公平感都会加强。Bies和Moag（1986）提出了互动公平的理念，认为组织越了解员工，则员工的公平感就越高。Greenberg（1990）认为互动公平包括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人际公平是领导是否尊重员工，信息公平就是是否给当事人

传达了应有的信息。对于不公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权利是同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人由于天赋的不同，同等劳动获得的财富应当是不平等的。马克思认为，在过渡阶段，同等权利获取不同等报酬是一种不公平现象。

从以上理论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平来自于社会比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患贫而患不均”。要做到公平，不仅要程序公平，而且要分配公平，同时要注重与组织内人员的沟通，尊重他们的需要。

近年来房价高企不下，许多收入高的人得到了住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社会效率，但买得起房子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想得到房子的人，也并不一定是最需要居住场所的人。王蕾（2011）指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公平的分配是根据个人可以理性控制的成分——一个人的选择而定，而不是按照人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定，还认为公平的分配要对市场中的运气作用加以修正。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也认为正义的社会制度就是要消除运气等偶然性因素给人们带来的不平等。亚当·斯密（1972）也指出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对社会是有利的。

相对剥夺现象首先由美国社会学家Stoufer等（1949）在《美国士兵》一书中提出。他发现美军中升迁最快的人反而最心怀不满，因为这些人把军中地位高的人作为参照对象，觉得受到了剥夺。社会学家莫顿（Merton）（1968）对相对剥夺感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相对剥夺感是相对于某种参照系而形成的剥夺感，选定他人或他群作为参照物，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物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比参照物得到的少，就会有不公平感产生。英国社会学家Runciman（1966）从经济学视角定义了相对剥夺感，系统地运用相对剥夺感来研究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并把相对剥夺感区分为个体剥夺感和群体剥夺感。郭星华（2001）对我国居民相对剥夺感做了实证分析，认为某些社会群体之所以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是由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根据个体及群体维度，诸多学者也建立了相对剥夺感的模型，主要有社会个体单维剥夺感模型、社会个体多维剥夺感模型以及社会群体单维剥夺感模型。学者付允等（2009）建立了社会群体多维剥夺感模型。单维主要是通过收入指标反映被剥夺感，多维是通过收入的货币指标和包括教育、权力等非货币指标。相对剥夺感模型的提出，为定量计量公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下面主要通过相对剥夺感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公平与否。

在我国的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现象：

从土地出让来讲，土地出让是有年限的，使用土地要交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是若干年土地使用期的地租之和，本届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一次性预收并一次性预支了未来若干年限的土地收益总和。这对于后届政府或是当代及后代子孙来说，都存在代际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公平性。从拆迁过程来讲，“暴力”、“强拆”“钉子户”“自焚”等词语的层出不穷，也显示了拆迁中利益的不均衡现象。

从建设过程来讲，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适用房问题最为突出，经济适用房本是为了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但目前出现了许多乱象：一是很多地方经济适用房趋于高档化，个别单位打着经济适用房的名义建设高档住房，甚至建别墅项目；二是一些经济适用房既不经济也不适用，有的还以次充好；三是许多经济适用房离市区比较远，给人们的居住、工作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大大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成本；四是有的经济适用房价格较高，甚至比市场价还高；五是有的单位利用经济适用房政策变相集资建房；六是个别政府机关等单位获得批示，获得经济适用房项目，委托或自己成立开发公司，实施经济适用房项目的建设，建成后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成本价对本单位职工销售，甚至个别家庭（夫、妻、子女）每人都拥有该性质住房。这不仅反映了权利不公平，规则不公平，还有机会不平等和分配不公，不仅挤占了国家保障住房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公，达不到保障目标，还加剧了不同阶层人的贫富差距，带来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社会不和谐。

从分配过程来讲，由于目前保障性住房供应的不足，保障房覆盖范围还较小，保证不了每一个应受益人都应得到相应的保障，许多本应得到保障的人们也得不到保障。但实际中，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如收入较高的人，甚至拥有多套房产的人通过虚假信息或是寻租等却有办法买到，还有很多经济适用房被掌握分配权的政府人员所占用。另外，许多地方保障房制度不完善，条条框框太多，准入、审查、监管等等都存在很多问题，把本应得到保障的人拒之门外，而申请到经济适用房的人，不去入住，违规租售，这些实质上都是保障房分配过程中的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和分配不公平等。

二、对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相对剥夺感的实证分析

目前，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中，中高收入阶层购买商品房，许多中低收入阶层无力购房。为了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居住，国家实施了保障房建设项目，要求各地市建设保障性住房，为此，各城市也出台了相关保障房实施办法，规定家庭或个人收入低于一定标准下，才有资格申请到保障房。由于保障房数量有限，无购房支付能力的人群太多，导致部分城市保障房“僧多粥少”，保障房申请门槛较高，较高的门槛阻挡了许多支付能力弱的购房者。那么无力购房又不符合申请保障房的群体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住房市场公平的程度。为此，可计算城市居民收入分布，计算无力购房又不具备申请保障房的群体数量，依据城市住房均价，采用社会群体单维相对剥夺感模型来分析相关群体被房价的相对剥夺感。

社会群体单维剥夺感模型由Elena等人（2007）构建。设Ai和Aj分别表示两个群体，群体相对于群体的平均剥夺感为：Dij=Ei（Dij（x））=∫∞0Dij（x）dFi（x）=∫∞0（∫∞0（y-x）dFj（y））dFi（x）

这里x，y为群体Ai和群体Aj中的个体，其相应的收入分布函数分别为Fi（.）和Fj（.）。

我们运用相对剥夺感模型来进行房地产市场公平度量。低收入阶层的有政府保障房保障，但保障房数量不足以保障所有应保障的人群，各个城市保障条件也不一样。可以求出没有保障到的无支付能力的群体相对于具有支付能力的收入群体的剥夺感。该相对剥夺感越大，则保障房覆盖比例越小，市场越不公平。

1.Aj的确定。Aj本为有支付能力的群体，因，这里度量的为房地产市场的公平性，故以能够购买商品房的月收入下限表示，设Aj=C。设房价为P平方米，假设每人购30平米，首付三成，还款期为30年，贷款利率按7.05%，每月还款低于月收入的50%计算，则每月个人至少收入为0.2808P，该值为C。

2.Ai的确定。为无住房购买能力但又不符合保障房申请条件的群体。无住房购买能力是指月收入在C（0.2808P）元人民币以下。不符合保障房申请条件的是指个人或家庭月收入在当地保障房申请条件所规定的收入上限之上。表1中即为35个城市的保障房申请个人的月最高收入，按年要求的已折算到月，（一些城市规定申请上限是根据上一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确定，故本文的可支配收入均是2010年数据）。由于一些城市申请条件以家庭为单位，故每户按3人折算到个人每月收入。保障房均按经济适用房申请规定之条件。设保障房申请条件个人月收入之上限为a。则群体中Ai中个体的x∈（a，c），且服从Fi（x）分布。

3.收入分布函数的确定。对收入分布的估计通常有两类方法，一类是参数估计，即需要对分布函数或密度函数的形式先做出假定，然后利用数据对参数进行估计得到；另一类是非参数估计，利用特定的核函数来进行核密度估计得到。对于参数估计，实证中常用的分布有对数正态分布、伽马分布和帕累托分布等。程永宏（2006）认为稍加变形的Logistic比正态分布函数、帕累托函数和伽马函数能更好拟合中国城乡收入分布。

中国统计年鉴中把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按照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10%）、中等偏下收入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收入户（20%）、高收入户（10%）、最高收入户（10%）等分成七组数据，统计了人们的收入状况。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分析，从累积分布散点图可以看出，曲线为“S”形状，和Logistic函数较相近。经过多次拟合分析，采用稍加变形的Logistic分布函数F（x）=11+c（1）ec（2）x）拟合，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4.相对剥夺感的计算。根据社会群体单维剥夺感模型，Ai群体相对于群体Aj，由于Aj是一个固定常数c，则Ai群体相对于c求解剥夺感。Ai群体中个体收入x∈（a，c）。则剥夺感D（x）： 1.a列数据来源于互联网，b列数据来源于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报告（为2011年12月数据）。所有数据截至为2012年5月份，下同。2.对于像北京、贵阳等城市，一人户、二人户及三人户等不同家庭人均收入上线不同，一人户人均收入上线高，此时按照0.1，0.2，0.7的权重处理。3.上海的经济适用房为共有产权。4.一些城市建有两限房，在此不予考虑。

根据上表数据，计算得出表2。

从以上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一些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如深圳、北京、杭州的相对剥夺感较大；相比而言，房价上涨幅度较缓的城市，如石家庄、沈阳、贵阳、重庆、西宁、贵阳等相对剥夺感就较小。而近年来，住房保障的加快，包括上海采取共有产权制度等，使保障房申请条件放宽，则有助于减少房地产市场中的相对剥夺感。

三、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1.收入分布函数

基尼系数取决于收入分布函数，我国的收入分配函数一直在变化，且基尼系数一直处于上升态势（高劲，吴刘杰，2011）。根据近年中国统计年鉴，仍采用上述变形的Logistic分布函数拟合，则2004—2010年的收入分布函数曲线及密度函数曲线如下：

曲线形态同黄恒君等（2011）拟合的2000—2009年收入分布曲线相一致，总体上向右移动，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差距扩大。

研究发现，c（1）变化不明显，但c（2）变化明显，呈现逐年增加趋势，c（2）增加表示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扩大。经过计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2）增加，相对剥夺感降低。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收入增加，人们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强，则相对于房价来说，相对剥夺感降低；二是c（2）增加，两极分化现象降低，密度曲线更加平滑，不仅符合保障房申请的增加，而且购买其商品房的人也增加，恰恰落入x∈（a，c）的个体减少，故相对剥夺感降低。参照以前收入分布函数的变化，通过进一步研究，如果商品房均价及保障房申请上限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人们收入的持续变化，35个城市的相对剥夺感将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降低。

2.商品房均价

商品房均价越高，人们具有购房支付能力收入下限越高，人们越买不起房子，则人们的收入相对于高房价来说，相对剥夺感也越大。因此，如果房价回落，则人们购买能力就越强，相对剥夺感就越小。通过计算表明，商品房均价降低，相对剥夺感也降低。住房均价降低10%，相对剥夺感比较大的一些城市，例如深圳、北京、杭州等相对剥夺感分别降低29.76%，26.66%，30.68%，而相对剥夺感相对较小的一些城市，例如石家庄、沈阳、重庆、上海等，相对剥夺感分别降低62.43%，64.56%，79.91%，7695%。我们分析认为，由于低收入阶层分布密度较大，因此，商品房均价较高的地方，均价降低满足了一些高收入阶层购房需要，但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大部分人们仍然无法得到满足，故相对剥夺感降低较小。反之，商品房均价较低的城市，相对剥夺感降低最大。

3.保障房申请的人均收入上限

保障房申请的人均收入上限越高，则保障房覆盖的范围就越大，不符合保障房申请的又无能力购买商品的人群就越小。通过计算表明，符合保障房申请的人均收入上限越高，则相对剥夺感越低。符合保障房申请的人均收入上限提高10%，则深圳、北京、杭州的相对剥夺感分别降低6.72%，4.04%，8.55%，降低幅度较小。而石家庄、沈阳、重庆、上海分别降低48.02%，50.46%，69.20%，63.67%，降低幅度较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公平与效率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关于公平本身包含的内容和含义是非常丰富的，且都属于一种价值判断，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且各时期及同时期价值判断有差异，对于定量分析公平存在很大的难度。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理论，以不符合保障房申请条件，但又没有支付能力购买商品房的人们为研究群体，本文从理论层面定量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中的不公平。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随着收入分布函数的变化，值逐年增加，收入密度函数右移且平缓，收入增加，符合保障房申请及购买商品房群体增加，相对剥夺感降低。按照我国收入分布函数变化综合考虑，随着时间的延长，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剥夺感逐渐降低。

2.城市商品房均价降低，将降低相对剥夺感，但各个城市降低程度不同，目前，剥夺感比较大的城市，诸如北京、深圳等，降低幅度较小；剥夺感比较小的城市，例如重庆等，降低幅度较大。

3.申请保障房收入条件上限提高，将降低相对剥夺感，但各个城市影响程度不同。同样的上限提高幅度，剥夺感比较大的城市，诸如北京、深圳等，影响幅度较小；剥夺感比较小的城市，例如重庆等，影响幅度较大。因而，保障房收入上限提高的政策设计，前一类城市应大于后一类城市。

4.对比商品房均价和申请保障房收入上限的同比例变化，商品房均价降低比保障房收入上限提高的效果要好，相对剥夺感降低幅度较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采取相应机制，调整地区发展的考核指标，规定地方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责任与义务，降低土地财政依赖性，保持房地产调控持续性，使房价合理回归。这不仅能降低相对剥夺感，减少社会不和谐，而且促使房地产市场合理健康的发展；对于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购房者，应采取降低贷款利息、延长贷款期限、放宽贷款条件、提供贷款便利等措施，建立解决住房需要的长效机制。

第二，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社会发展目标，澄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国家层面上制定高层次的住房保障法律，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多增加保障房供给量；排查摸底，界定好需要保障的人群范围，划分不同的保障人群类别，对于无收入增长潜力的要长久对待，而对于那些收入具有增长潜力的应帮助其暂时度过居住难题；保障房供应还应拉开层次，对接不同保障人群，探讨多种保障房类型，把一定形式的企业集资建房、小产权房、公房等纳入到保障房范围；努力降低保障房建造及运营成本，拓宽建设的融资渠道，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强化工程质量、进度、成本管理，既要保证保障性住房的质量，又要和保障功能相适应，杜绝豪华保障房，促使建造成本最低化，同时要把保障房以资产的角度进行管理，降低运行成本，既能减轻政府负担，又能降低保障群体的居住成本；同时，根据保障对象，提高保障房申请的收入上限，扩大保障房覆盖的范围。

第三，建立健全人们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多渠道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避免两极分化，特别是着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低收入者的住房支付能力；努力降低住房保障群体的居住生活成本，提高保障房的规划设计水平，科学选址，合理布局，把保障性住房安排在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的地段，增加商品住房小区内配建保障性住房的比例，使被保障人群生活工作便利、成本降低；对于购置性保障房，使投入资金购买保障房的人群，享受到一定比例的房产增值收益，在城镇化进程中，才能使人们一步步改善居住条件，形成住房过滤机制；完善保障房的退出机制，引导、鼓励和帮助保障对象当收入条件改善、具备了一定经济能力后自然退出。

第四，在保障房建设、分配、管理过程中，完善保障性住房分配、使用的公平机制，严格审查保障性住房的准入资格，严禁向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供应保障性住房，严格设计交易时的收益调节，消除超额牟利空间，要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降低不公平现象发生。

作为首次以相对剥夺感理论并结合保障房和商品房价格来研究房地产市场的公平，本文的不足之处及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主要在于：首先，仅仅是从收入层面上定量探讨了公平性，由于公平牵涉价值意识，故无法定量分析其他价值层面上的公平性；其次，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探讨某些因素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时，假定了其他条件不变，事实上，其他条件，诸如房价都在发生着大的变化，因此，本文没有分析现在和以前的相对剥夺感的大小，没有研究房地产市场中的不公平性的变化；再者，由于前些年经济发展快，收入分布函数变化较大，在以后的发展中，收入分布函数的特征可能与以往有很大差异，在此情况下，有必要继续深化将来的房地产市场中的相对剥夺感；最后，本文采用我国的收入分布函数来定量分析35个大中城市的相对剥夺感，由于各个地市的收入情况不同，收入分布函数可能差别较大，因此，相对剥夺感可能会差别很大。总之，上述方法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从理论层面上为度量房地产市场中的公平提供了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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