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与前期相比所实现的增长。总产出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但是，由于GDP只是衡量总产出的概念，并不包含伴随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与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经济发展是一个比经济增长含义更广的概念。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现代化演进过程。

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经济增长过程而出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 它不仅是一种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和扩张， 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 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 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 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

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无论从字面含义、还是深层含义都是有联系的，这点不难理解。只是二者的区别就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了。有人干脆就会混为一团，不加区别。普通人不知二者区别或干脆认为二者可互相代替，无关紧要，可是如果国内经济主管部门人员、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也没有一点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恐怕就使区域经济甚至国家经济陷入只追求增长，而没有了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失调、经济大起大落和社会不公及社会剧烈动荡。使企业陷入蛮干，导致社会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倒退，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受害者的命运。

掌握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的区别，刻不容缓。20世纪50-60年代前，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60年代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若干国家现实的挑战，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未得到相应改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况仍十分严重。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增长与发展分为两个问题。增长研究发达国家长期中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问题，发展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发达的问题。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逐渐从世界角度来研究增长与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经济发展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物质增长，而且涉及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既着眼于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还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改进。同时又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

首先，二者是“量变”和“质变”的不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财富“量”的变化，经济发展则是“质变”。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社会财富在数量上的变化，还包括社会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社会方面的进步。

其次，衡量二者的方式不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本年度经济总量（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增量与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的比率，即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教育发展指标，如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国民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再次，二者相互作用不同。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如果有些政府官员为了夸耀、突显个人政绩，只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置生态环境于不顾或者根本没有环境保护意识，不但经济不会发展，严重的会导致社会退步。相反，如果经济发展了，必然已经产生了经济的增长，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保证。

篇2

关键词：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保险发展;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3-0160-02

引言

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保险行业的迅速发展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栾存存，2004）;另一方面，保险行业也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 “助推器”、“稳定器”。以下研究（Webbetal，2002;Marco Arena，2006;任燕燕、徐晓艳，2008;吴洪、赵贵芹，2010;黄斌，2008;周海珍，2008;赵尚梅、李勇、庞玉峰，2009;庞楷，2009）的实证结果显示，保险行业的增长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研究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本文将尝试对此做出一个初步回答。

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在2006―2012年间GDP和保险费用收入的面板数据，把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投资、出口、进口、通胀）作为条件信息集来，考察中国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其他文献相比，本研究的改进体现在文章在结合实质经济变量投资、进口、出口的基础上，分析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出比较全面的估计和检验，为日后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在保险和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等问题来展开，其中个别研究者注意到了保险和经济的非线性效应。Thobinson等（Beenstock，Dickinson 和 Khajuria，1988）[1]通过分析了12个国家从1970―1981年的横截面数据，并验证了人均GDP、责任保险费和人均财产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的假说。

近年来，我国国内关于保险行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研究的结果基本上都认为经济增长会促进保险的发展，如栾存存（2004）、徐为山和吴坚隽（2006）等。栾存存（2004）[2]认为，保险投资会在两个方面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第一，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规模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会促进金融深化，最终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也有学者对保险和经济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研究，吴洪、赵桂芹[3]采用1996―2008年我国省级区域动态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来构造关于金融产业作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经济较差和中等地区，保险行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财险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经过大多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经济会单方面促进保险房展，但是，以我国为研究对象的绝大多数实证文献中会发现，由于研究中选取的数据和样本的不同，又或者是使用研究范式和计量方法的差异会使结果产生差异，即保险发展不一定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本文希望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 基本计量模型与变量选择

通过上述的文献回顾，本文借鉴吴洪、赵桂芹的关于保险发展、金融协同和经济增长中的计量模型。但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只研究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涉及到保险与银行、证券相互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的计量模型如下：

Yit=β0+β1*IPit+β2*EDUit+β3*RKit+β4*RFDIit+β5*ROPENit+β6*RFSit+β7*CPIit+αi+εit

式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α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用来控省份的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服从独立同分布;Yit是i省t年的真实人均GDP对数LNGDP，用以反映经济增长水平;IP是保险深度变量，反映保费收入与真实GDP的比例。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的变量，用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来反映（EDU）;物质资本的变量为资本存量占GDP的比例（RK），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单豪杰（2008）[4]的方法;RFDI和ROPEN分别为外商直接投资和本地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用来反映经济开放程度;RFS表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CPI衡量的是通货膨胀，用期末CPI指数减期初CPI指数。

（二）数据说明

我们使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样本期是2006―2012年。各省财政支出、进出口商品总额、FDI、GDP等宏观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由《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获得。各省市保险保费收入来自历年《中国保险年鉴》;各省市保险深度由历年《中国保险年鉴》地方版中的数据计算而来。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包括31个省2006―2012年的数据。

从表1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可以看到，保险收入占GDP比值的平均值为2.747 36%时，经济增长为10.154 53。保险深度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相对较大，说明中国保险深度还处于一个有待发展的阶段。此外，教育水平、物质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外部开放环境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在各省间均具有较大的变异性。

（二）回归分析

从表2中我们看到，保险深度指数的差异对各省份经济增长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上述分析表明，保险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控制变量方面，教育水平（EDU）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显然是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使生产效率增长，创造了更高的价值，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RFDI）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正向并且显著的效应，这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良好的促进作用。财政支出水平（RFS）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财政支出不仅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更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的配置程度，合理的财政支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保证。通货膨胀（CPI）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在通货膨胀时期，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往往落后于物价上涨、名义工资增长慢于物价上涨时，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就提高了，所以通货膨胀刺激了私人部门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然后就是在消费方面，由于担心汇率的持续下跌，为了减少损失，人们会增加对消费品的需求，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进而促使了经济增长。

四、结论

通过运用我国31个省份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计量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后，我们发现保险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经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中国各个省份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保险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最近几年，我国保险市场快速、协调发展，并且呈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保险服务实力不断加强，保险行业以更高的能力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保险行业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为地区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但是，由于我国各省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和不够合理的经济结构，即使我国各省的经济已经在不断蓬勃发展，保险业还是处在无法快速增长的地步。另外，虽然我国人均收入在不断增加，但是真正能够用于购买保险的支出还是比较有限的。总之，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保险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加快保险市场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应注重通过不断完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保险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推动保险市场发展，使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最终实现良性互动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Thobinson，Beenstock，M.，J.Dickinson and S.Khajuria.1988，“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Premiums

and Income：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Vol.55：259-272.

[2] 栾存存.我国保险业增长分析[J].经济研究，2004，（1）.

篇3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apid, economic strength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 is significant, obvious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 How to more effectively play a role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is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sector. Based on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discusses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clear about the powered by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regional finance; Regional economic;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的含义

金融发展含义随着人们对金融发展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改变。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都提出了见解。在他们看来，经济要发展，金融就不能处在抑制状态。实际上金融结构、金融市场都是金融发展的构成要素，共同推动了金融发展。由此而言，金融发展就要同时兼顾金融总量的增长和金融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效率的提高。

金融发展应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金融发展包括数量上的增长与质量上的提高。其次，金融发展应该包括技术方面的创新，只有技术不断创新才能满足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要求。最后，宏观调控部门要通过政策措施使得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协调，将金融发展更好的渗透到经济增长之中。金融发展是作为总体经济的一部分，应当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的多发面发展，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修正、不断改进。金融发展的实质是源于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并能够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是指金融结构、金融总量及金融政策和制度等在不同区域的分布状态和运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区域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均衡，导致金融运行的非均衡发展，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格局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

区域金融发展包括区域金融的增长，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动和区域金融市场的改善，它是金融发展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其本质属性与金融发展相同。区域金融发展主要突出金融发展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的作用情况，分析出影响区域金融结构的主要因素，并研究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分析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区域金融结构，研究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和它们作用于区域金融发展的运行机理。另外区域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各区域的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具体的金融结构、金融市场的完善需要不同的发展时间，这种在发展阶段与发展状态的差异会影响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现代经济中将金融发展因素融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并将区域与金融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从而分析金融在不同区域产生、变化、完善的过程，实现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

二、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相对于金融发展理论而言，区域金融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在一定地域上的表现，或者是针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二者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然而区域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只是将区域与金融两个概念简单的叠加，更进一步，还是将区域与金融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的产生、发展、运动等规律。结合区域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金融发展理论一般性规则的指导下，形成了区域金融的作用机制与运动方式。

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角度看，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以特定的区域为出发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的表现形式因为区域的整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态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力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分析，可以从二者直接影响作用经济因素进行分析。

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首先，区域金融发展会促进区域资本的投入。区域资本的投入量的不断增多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资本的规模化集聚，为区域内的企业带来规模报酬，形成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其次，区域金融发展可以不断促进区域资本质量的不断提升。区域资本质量的提升表现为先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出现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内在的发展动力。区域资本的规模与质量直接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

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可以增加金融机构货币存量，扩大储蓄规模。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非生产性的货币资金可以更有效地转移到生产性用途中，同时金融发展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交易费用，储蓄率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也会影响资本产出效率。金融发展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一些新兴产业和创新支柱产业可以获取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革新以及创新研发，企业通过科技进步，提高自身要素生产率，获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利润回报。资金流向投资风险低、盈利水平高的产业和地区，提高了投资的效率，促进了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提升了区域资本的规模与质量。

2.2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的效应分析

区域金融理论之所以产生和发展，其经济基础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这种差异的出现的根源就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运行的整体状态影响了区域金融运行效率。

在自由货币市场条件下，基本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金融市场上货币供求平衡。主要表现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与否，会引起金融市场中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变化，并同时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理论分析认为，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带来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也会有利于提升金融市场中交易双方的交易预期，促进投资者和融资者交易的发生，进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其经济结构的改变也会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经济结构的变化通过引导金融资源需求结构调整，来改进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

其次，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和创新环境也会影响到区域金融发展。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区域经济体之间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和发展模式的不同，资源流动趋向于回报率高的行业和地区。由于区域市场化进程差异的存在，金融资源，这一特殊的货币信用资源，在供求空间上的出现了非均衡分布，过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必然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环境作为整体经济环境的一部分，也会直接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和经济发达国家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金融制度创新及产品创新，金融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大、需求多样化和效率加速提升。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稳步增强，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要探讨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就要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分析，合理的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 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客观性和必然性。但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的发展问题，因此，寻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解决路径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区域金融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可以作为改善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鼓励区域政府间合作对话，建立政府对信贷投入的激励机制，有效调动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改善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性。

政府部门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引路人，应当充分以“十二五”发展期为机遇，统筹区域发展，建立和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同时，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金融发展的引导和督促工作，制订相应的考核办法，对金融行业的发展要依据存贷比、贷款增量、服务水平等指标进行综合考核。积极构建项目平台，考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信贷支持贡献度，配以合理的财政资金支持，通过一系列的考核评定办法可以有效地调动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积极性。由政府部门对区域间经济合作进行政策引导，鼓励金融行业进行区域融资合作，形成区域间双赢合作的局面，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建立健全区域性金融组织体系。通过建立和完善区域金融组织，发挥金融业作为资金融通中介的主体功能，满足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有目的性的成立区域性银行及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地方政府及商业银行之间进行协商，联合成立一些区域性金融研究部门和区域性开发银行，适时的针对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进行政策性研究，确定产业项目，培育经济增长点，通过独立的银行进行资金支持。例如，针对“江苏沿海发展规划”、“中部振兴发展规划”等发展战略的需要，可以成立专门针对其地区开发的开发银行。有节奏的调整金融机构的区域布局，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规划金融布局，建立健全不同区域的银行机构、保险机构、和证券市场，通过完善地区金融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三、通过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

区域之间应当加强组织规划和协调，建立促进区域金融合作的长效机制。区域分工是由于不同区域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和不完全流动而引起的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差异。金融业通过信贷活动、资本市场及引进外资等手段，有针对性的促进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促进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进而形成不同的区域分工。合理的区域分工是有效的区域合作的基础，通过区域的分工，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的协作，区域经济的协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沿海地区与内陆部分省市之间可以大力探索区域经济合作项目，鼓励不同省份之间通过建立金融合作平台，合理配置资金，投放到相应的经济合作项目，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目前，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已经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安徽省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以皖江城市带为基础的城市经济发展规划，通过政府和金融政策的支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装备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构建区域经济合作项目，承接上海和江苏的产业转移，提升经济竞争力。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能够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大量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流入目标区域内，资本市场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落后地区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支援建设，区域间的差距将会形成缩小的趋向。

四、推动金融业务创新，加强对区域内主导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合理引导资金流向高新科技产业，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应当积极开展业务创新，以客户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针对企业的发展需要研发新产品，银行机构应当积极参与市场调查，深入企业内部，针对企业的经营状况、研发优势、市场运行，适时的给予资金支持，进而形成银行与企业的双赢的发展模式。针对区域内或目标产业的发展状况，有倾向的向现代高新科技产业注入资金，使得企业在产品的研发，和自身生产技术的提升上获得支持，培育和打造区域品牌，有利于区域内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必要的资金支持可以使得区域内的部分产业快速的获取生产技术，形成产业规模，获得巨大的规模报酬。

五、开拓金融行业的经营范围，鼓励区域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区域内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援助，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无论企业数量，吸收就业劳动力数量，还是创造生产价值方面，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经济发展强省一般都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小企业数量，2009年浙江省12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仅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就实现利润总额2041亿元，吸纳就业劳动力774.2万人；截止至2010年，江苏省现有中小企业110万家，占全省企业数量的99%以上，实现全省60%的GDP份额和70%的出口创汇，并吸纳全省80%的劳动就业；同是全国经济强省的广东省，2009年全省中小企业中达到81.34万家，实现增加值16707.9亿元，占其全省生产总值的42.75%。同样作为华中地区的内陆省份，河南省2009年中小企业数量为37.8万家，实现年销售收入29701.8亿元，同时解决了989.1万人的就业问题。可见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陆省份，中小企业的发展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部分经济薄弱省份在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上与经济发达省市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带动经济增长也是提高自身经济实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然而，中小企业的发展本身面临着诸多问题，生产成本的上升、融资成本的不断提高、融资渠道单一、企业资金链紧张，难以开展企业生产技术革新，企业生存发展面临瓶颈期。作为资金融通中介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担保公司等，可以有针对性的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只有适时的获得生产资金，才能进行正常生产运作，进而进行企业科技创新，并加大投入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只有占绝对数量优势的广大中小企业迸发活力，才能更好的完成地区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蔡鑫.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D]. 保定：河北大学,2010.5

[2]李敏.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5

[3]卢祖和.对金融支持区域经济转型的思考[J]. 现代金融，2010.7

[4]燕欣春.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6.

[5]周立.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9):68-73.

[6]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2，(10).

[7]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8]胥嘉国.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28(6).

篇4

关键词：河南省；科技金融；主成分分析；灰色关联

一、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依靠科技。但由于科技企业自身存在着如科研研发时间长、科技产出短期难以实现效益等因素的制约，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很难给予科技企业金融支持，长期以来科技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因此我国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伴随着金融机构的改革而发展，最初国有银行通过改革专门开辟科技信贷资金的方式支持科技型金融企业成果的转化，后来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有了新方式，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各省市科技信用社、科技信托公司相继成立，专门用于科技企业的金融投入。随着我国国有银行开始商业化发展，国家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用来促进金融更好地融入到科技创新之中。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科技金融的发展落后于江浙广等省，已经影响到了该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我省科技人员数量少，2018年我省R&D人员共有128，054人，江苏省为455，530人，广东省有621，950人，浙江省为394，147人，在这方面，河南省可谓是“地广人稀”。二是我省出台的相关科技金融政策大大晚于其他发达省份，我省最早是在2017年出台了有关的科技金融政策，而科技金融发达的四川省已经在2008年就出台了《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资政策服务意见》[1]（30），我省与之相比落后了整整9年的时间。然而科技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发展速度惊人，这对于渴求政策支持发展的科技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三是科技型企业发展质量不高。2019年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有4782家，从数量上来看位于全国第5位，但从被称为“科技界奥斯卡奖”的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的评选来看，河南的科技企业无一上榜[2]，这说明我省科技企业的发展质量堪忧。这一状况是否与科技金融的发展有直接联系，是否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远远滞后于科技企业的需求有关系，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分析。目前关于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很多，其中刘文丽等运用三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科技金融对区域增长的不同影响，得出了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联动机制和政策[3]（89）；龙云飞等运用主成分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别对四川省的科技金融发展和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目前四川省科技金融发展态势良好，尤其是2011年以来稳步上升，与经济发展关联度最高的科技金融指标是资源的投入[4]（5）；黄江燕等通过创建VAR模型，对上海市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该市科技金融的投入能够极大地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5]（84）。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要么从宏观层面通过对全国各省的数据进行整理、创建模型进行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要么对科技金融发达的某个省或者市进行科学研究，但鲜有对如我省这样的不发达省份进行的实证研究成果，现有的研究成果也大多只对我省科技金融或者经济发展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对河南省科技金融模式、科技金融发展状况及对策等进行了理论规范研究，周柯认为“河南省科技金融发展态势良好，科技贡献指数最高”[6]（90）。王芳等认为“与其他省份相比，河南省的科技金融长期处于中低效率水平，科技金融发展水平不高”[7]（89）。郭昕昕通过研究发现“河南省科技与金融结合不紧密，在科技金融效率方面不算太高”[8]（30）等等。鉴于此，为了更全面地把控我省科技金融现状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一方面选取了2005-2018年科技金融相关数据，科学地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了主成分分析方法具体研究河南省科技金融长期发展状况，另一方面选取了2005-2018年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理论方法对科技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两个方面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

二、河南省科技金融发展现状数据分析

（一）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由于科技金融的发展状况与一个区域的经济、出口、科技等息息相关，为更客观科学地找出体现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成分和要素，参照龙云飞教授、张芷若教授的研究，并经过科学的计算和检验，选取了科技金融投入和科技金融产出两个二级指标，R&D经费支出、GDP值、科技资金投入等九个指标作为三级指标（见表1）[4]（2）[9]（115），指标体系KMO检测值为0.724，Bartlett值小于0.005，该指标体系通过检验，可以研究使用。（二）分析步骤。运用SPSS17.0软件对标准化后的2005-2018年数据进行测算，并按累计贡献率82.898来提取主成分，得到了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方差分解（见表3），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见表4），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了河南省2005-2018年科技金融的得分情况，绘制了发展趋势图（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河南省科技金融得分除在2006年、2012年出现下滑外，整体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2018年突飞猛进。从表2中可以看出，R&D经费投入与河南省的GDP、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政府财政资金支出、专利授权量高度相关，而与科技量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河南省R&D经费投入有赖于GDP和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同时R&D经费投入的充足是新产品开发的有力保障，是技术市场专利、科技产品销售的有力支持；专利授权量、科技量与GDP、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政府财政资金支出高度相关，这说明专利的发明和创造促进了新产品的产生和销售及技术市场产品成交。同时河南省GDP的投入及政府财政资金支出是专利产生的重要保障。科技论文是专利和新产品制造等的理论成果形式，与两者关系密不可分。从表4中可以看出，该指标体系经过测算得出了两个主成分，第一个主成分中R&D经费支出、GDP值、专利授权数、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政府财政资金支出、科技数载荷较大，涵盖了河南省科技金融发展的主要内涵，而科技支出在第一个主成分中载荷较小，一定程度上说明河南省科技投入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二个主成分中R&D政府部门经费支出载荷较大，说明河南省科技金融发展还主要依赖于R&D政府部门经费支出。

三、河南省科技金融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一）理论基础。邓聚龙教授认为当研究的对象具有数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又难以分清主次因素时，灰理论就可以运用[10]（124）。显然河南省经济发展与科技金融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到底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如何，哪个或哪几个因素是主要的因素，就可以用灰色关联分析加以分析。1.研究指标。按照灰理论研究的要求，先要确立参考序列，选取了2005-2018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用x(0)来表示）作为该序列，它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在选取比较序列时，仍旧参照龙云飞教授构建的科技金融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中三个影响经济发展的指标，即全社会投资额（用x(2)(k)来表示）、就业总人口（用x(3)(k)来表示）、资源消耗量（用电量）（用x(4)(k)来表示），另外选取了河南省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用x(1)(k)来表示）作为科技金融的代表指标，这是因为效率是指“在给定投入和技术等条件下、最有效地使用资源以满足设定的愿望和需要的评价方式”[11]。无疑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是有效地利用科技金融资源使之发挥作用的评价方式。由它来代表科技金融的发展状况是可行的。鉴于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数据难获得性，文章参照郭昕昕在《河南省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数据选取2005-2018年的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总效率作为该指标[8]（33）。2.计算步骤。第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始化，本文采取的是分别除以每列的第一个数。第二步：计算关联系数。第三步：计算关联度。第四步：进行关联度排序。（二）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关联性分析。依据表5中经济增长与科技金融相关数据，根据上述四个计算步骤，进行关联度计算，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排序（见表6）。（三）结果分析。从表6中可以看出，全社会投资额与经济增长关联度最高，为0.9448，就业总人口关联度次之为0.8503，而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最低。这说明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影响河南省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全社会投资额和就业总人口，这与河南省是人口大省的情况相吻合。同时说明河南省科技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另外三个指标。

四、提升我省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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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关系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而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相当重视，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尽早找出存在于经济增长中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经济增上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物质方面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经济结构的改变，即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以及经济形态的变革。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国家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意味着质的变化；而经济增长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经济效益问题，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匮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较高等；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我国人均GDP处于低谷时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国家和人们必须面临的挑战；资源消耗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煤电油紧张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分配不公问题，我国城乡的贫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当快，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压力等原因，都会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扩大；道德建设问题，因腐败问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逃税漏税和乱收费等问题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上述情况可知，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期，而要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往往要注重内涵也就是质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正确解决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增长重在数量，而经济发展重在质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与发展共同构成数量与质量，结构与总量的统一；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相互促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经济增长是基础，经济发展是结果，离开了经济增长就不能谈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体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社会经济进步的充分条件是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而经济发展则依据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均衡发展理论等；其次，二者的目标取向不同，经济增长着眼于经济的短期变化，而经济发展则关注的是经济的长期变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标不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总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经济发展除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外，社会个发展指标、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以及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也是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二者对于实现路径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经济增长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长中求发展，侧重于先实现经济增长，而后再谈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则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有效改善经济结构，必须从发展中求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发展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

三、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途径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增长的上升期，随着市场推动力的增强逐渐形成自主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将生产力的释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来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国民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环经济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从而构建出和谐的社会。

当今社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实现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真正解决经济增长背后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会议强调稳中求进，这体现了实现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只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涵有了更透彻、精准的把握，才能实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最终实现稳中求进经济结构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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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 and 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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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部六省;地级市区数据;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115-04

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熊彼特(Schumpeter,1911)、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爱德华・肖(Edward S. Shaw,1973)、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1973)和卢卡斯(Lucas,1988)等等紧跟其后进行深入研究 [1~3] 。近十多年来,单个国家和跨国家的实证文献得以迅速的积累,从国别、跨国研究到多时空尺度的区域研究 [4~6]。现有文献集中于被解释变量时间维度特征的条件均值统计建模,两个比较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拓展方向是:其一,基于被解释变量空间维度特征进行空间统计数据挖掘,空间统计学可以提供方法支持;其二,对横截面数据、聚合数据(Pooled Data)或者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位数统计建模。本文主要是就后者进行一个研究尝试:基于中国中部六省共82个样本地级市区的聚合数据(Pooled Data),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基本思想和主要优点

Koenker和Bassett (1978)最早提出线性分位数回归的理论 [7]。分位数回归是对以古典条件均值模型为基础的最小二乘法的延伸,用多个分位函数来估计整体模型。中位数回归(最小一乘回归)是分位数回归法的特殊情况,用对称权重解决残差最小化问题,而其他条件分位数回归则用非对称权重解决残差最小化。

由于分位数回归本身计算的复杂性,所以它没有迅速普及,但相关的理论研究在逐步地完善。由于分位数估计可以选择不同的分位(tau:τ)的对被解释变量分布的头尾部分进行研究,将不同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综合就得到了该条件分布的完整描述。在研究对象的分布呈现异质性,如不对称、厚尾、截断性等特征时,分位数回归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8]。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其用于分析在被解释变量的不同水平下受到解释变量影响作用的差异和变动[9~12] 。分位数回归大致可以分为参数回归模型、非参数回归模型、半参数回归模型这三类,每种模型都有其各自的估计方法。

分位数回归采用加权残差绝对值之和的方法估计参数,其优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它对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不需做任何分布的假定,这样整个回归模型就具有很强的稳健性;(2)分位数回归本身没有使用一个连接函数来描述因变量的均值和方差的相互关系,因此分位数回归有着比较好的弹性性质;(3)分位数回归由于是对所有分位数进行回归,因此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4)不同于普通的最小二乘回归,分位数回归对于因变量具有单调变换性;(5)分位数回归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11~12] 。现在主流的统计软件都可以加载分位数回归软件包,分位数回归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经济、医学、教育等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的实证分析运用EViews6.0进行计算。

二、对象描述、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按照《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07)的界定,考虑到行政区划的局部调整,中国四大经济地带省级省市区和样本地级市区的分布情况如下:东北三省36个地级市区,东部十省市87个地级市区,中部六省82个地级市区,西部十二省区131个地级市区,全国三十一省市区共336个地级市区。这里选择中部六省82个地级市区,针对地级市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献中,生产函数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基本估计框架。这里也将它用于分析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设定总量生产函数(t期)的形式,把产出抽象为金融发展水平与控制变量的函数,控制变量是除金融发展水平以外的其他主要影响因素,可以表述为:

Yt=f(Financet,Comtrolt,) (1)

其中,Yt是产出或者增加值,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替代;Financet是金融发展水平;Contiol是控制变量。

一般地,如果进行弹性研究,就可以在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具体拓展。为了基于可得数据研究中部六省地级市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里被解释变量就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增长,用GDP表示;解释变量取两组变量,即金融发展水平和控制变量。

第一组变量是金融发展水平。根据数据的可得性,这里考虑地级市区金融相关比率指标,用FIR表示,等于金融机构存贷总额与GDP的比。

第二组变量是控制变量。包括那些能够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差异的变量,目的是用来控制其他可能导致地区经济差异的因素。(1)实物资本投入。这里用各地区的固定资本总额占GDP的比值反映各地区的物质资本的投入水平,用INFIXP表示。(2)人力资本投入。在地级市区的研究中,一般用各地区的中小学毕业升学率或者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近似的反映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地级市区财政金融的紧密联系,这里设置了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占GDP的比值综合近似反映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财政金融的紧密联系,用LGEXPP表示。(3)经济开放程度。考虑到地级市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与金融的紧密联系,这里设置了外国直接投资额(或者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GDP的比值综合近似反映各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与金融的紧密联系,用FDIAUP表示。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是要进行弹性研究,把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则实证研究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LnGDPP = β0+ β1*LnFIR + β2*LnINFIXP + β3*LnLGEXPP

+β4*LnFDIAUP+μ (2)

为了保持指标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实证研究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07》,数据的实际时间范围是2000―2006年,加入WTO过渡期为2001―2006年,增加2000年的数据是为了增加样本容量。

三、中部六省地级市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条件分位数回归结果与统计分析

(一)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的估计结果比较

2000―2006年中部六省地级市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数据,一共包括82个地级市区七年的共574组样本数据,样本比较大。为了进行对比,运用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由于EViews6.0软件对变量名称没有区分大小写,以Ln开头的变量在输出结果表与图都显示为LN开头的变量。这里主要关注估计方法、统计检验(拟合优度、方程显著性检验、变量显著性检验)和方程系数估计结果的异同。

1.估计方法。条件中位数回归的结果(如表1所示);条件均值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条件分位数(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二者所运用的估计方法是不同的,条件分位数(中位数)回归运用LAD (least absolute deviations)估计量进行估计,条件均值回归运用LSD (least squares deviations)估计量进行估计,因此,估计结果自然会因估计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2.统计检验。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的方程显著性检验(Quasi-LR检验、F检验)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统计显著的。变量显著性检验(t检验)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统计显著的。由于计算方法不同,两种估计方法的拟合优度值的大小明显不同。一般地,基于相同的数据, 伪拟合优度值(Pseudo R-squared)明显小于拟合优度值(R-squared),调整的伪拟合优度值(Adjusted Pseudo R-squared)明显小于调整的拟合优度值(Adjusted R-squared)。在表1中Pseudo R-squared 为0.2810,Adjusted Pseudo R-squared为0.2759;表2中R-squared 为0.4351,Adjusted R-squared为0.4311。另外,表2中D.W.值为0.4328显示了一阶序列正相关性,如果运用广义差分法在模型设定时引入AR(1)就能够明显地提高拟合优度值,R-squared与Adjusted R-squared都大于0.85。由于表1的条件中位数回归没有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为增加可比性程度,这里不给出引入AR(1)的条件均值回归的结果。

3.方程系数估计。对应系数的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和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大小明显不同。三个解释变量(LNFIR、LNFIXPP、LNLGEXPP)系数的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明显大于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LNLGEXPP的系数为负值;一个解释变量(LNFDIAUP)系数的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明显小于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绝对值。四个解释变量系数对应的条件中位数回归估计值与条件均值回归估计值的符号没有发生改变,其弹性意义也是比较直观的。

(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系数的差异与变动分析

为了深入揭示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水平下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需要在经济增长的不同分位数水平进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具体估计时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分位数的选取和系数标准差的计算。首先,在分位数的选取上,这里取10分位数和20分位数分别估计。受篇幅限制10分位数回归只给出5个分位数的结果,其中,5个分位数(Quantile)的对应分位分别是τ=0.10,0.30,

0.50,0.70,0.90。其次,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标准差用自助法(bootstrap)重复抽样200次求得。取自10分位数回归的5个分位数的结果(如表3所示),全部20分位数回归系数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的变动情况(如下图所示)。

1.不同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差异分析。在经济增长的某个具体分位数水平,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具体地说(如表3所示),在被解释变量LNGDPP的不同分位数水平,解释变量LNFIR、LNINFIXP、LNFDIAUP的系数都是正值,绝对值则是LNINFIXP的系数最大、LNFIR的系数次之、LNFDIAUP的系数最小;LNLGEXPP的系数是负值,绝对值都比较大。另外,容易看出,用自助法(bootstrap)重复抽样200次求得的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标准差也有一定的差异。在经济增长的每个具体分位数水平,解释变量LNFDIAUP的系数的标准差都是最小,而解释变量LNFIR、LNINFIXP、LNLGEXPP的系数的标准差都比较大。另外,0.5分位数附近的回归系数标准差相对比较小,往两端走靠近0.1、0.9分位数附近的回归系数标准差相对比较大。值得注意的是,系数显著性检验的尾概率P值出现了两处大于0.05的情况,即0.1分位数回归变量LNFIR(该变量估计结果对应的第一行)的尾概率P值0.5911,0.9分位数回归变量LNFDIAUP(对应结果的第五行)的尾概率P值0.0751。

2.相同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变动分析。在经济增长的每个不同分位数水平,某个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如上图所示),随着被解释变量LNGDPP的分位数水平从0.05逐步增加到0.95,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系数的点估计(中间带圆点的折线)和区间估计(上下不带圆点的折线)都在变动。这里集中分析系数点估计的变动特点具体地说表现为:截距项在7.8附近波动(考虑排版因素,在上图中略);解释变量LNFIR的系数是在0.25附近先是比较快地变大,从LNGDPP的0.30分位数处LNFIR的系数开始再逐步微弱地变小(除了0.50、0.80分位数处的两处小幅跳高以外),中间伴随着局部的波动,波动的幅度则是在0.40分位数以前波动的幅度比较大,在0.40分位数以后波动的幅度比较小;解释变量LNFIR系数变动的这一特点基本反映了在中部六省地级市区LNGDPP的不同分位数水平金融中介(商业银行)作用的基本规律;LNINFIXP系数变化的上升趋势比较明显,从0.40一直增大到1.10以上;解释变量LNLGEXPP的系数表现为明显的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在0.50分位数处系数为最小值-1.0904;解释变量LNFDIAUP系数变化表现为明显的逐步下降趋势,两端的局部下降更加突出,这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在经济增长的不同分位数水平,中部六省地级市区LNFDIAUP和LNFIR、LNINFIXP、LNLGEXPP对LNGDPP的影响特点是显然不同的。

(三)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

总结以上实证分析我们有以下基本结论: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的估计结果表现了一定的差异;与条件均值回归相比较,条件(多)分位数回归能够揭示更加深入全面的数据信息;利用2000―2006年中国中部六省地级市区的数据,条件(多)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了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某个具体分位数水平,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现了解释变量作用的差异性,在经济增长的每个不同分位数水平,某个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现了解释变量作用的波动性;实际上,同时进行的分地带计算结果还表明在经济增长的每个不同分位数水平,LNFIR、LNFDIAUP对LNGDPP的影响特点在其他地带(例如全国、东部、西部)的地级市区是显然不同的[13~14] 。这些基本结果对于制定协同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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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拥政,陆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地级市区数据与分位数回归方法[J].区域金融研究,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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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对国有企业在国家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的总结和肯定。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有经济成分在不断下降，特别是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中。比如，从不同所有制工业资产的比重变化来看，1998年，国有资产占比达77%，2002年降为69%，2007年为51%，到2012年时，不足一半，为49%。而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又需要国有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如何在国有经济成分下降的情况下，提升国有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数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11年，熊彼得就指出金融中介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后来，King和Levine(1993)以80个国家1960年～1989年为样本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较为显著和稳健的正向关系。Rousseau和Wachtel(1998)对工业化时期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促进作用。我国在上世纪末以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探讨也比较多，谈儒勇(1999)，周立、王子明(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赵振全、薛丰慧(2004)的研究表明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但王晋斌(2007)的研究则并未证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武志(2010)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提出的新假说认为金融发展的内在质是由经济增长所引致。从这些文献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在逐渐深入，但这些文献重点在于从宏观上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上，而对不同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没有深入。金融危机以来，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凸现，并得到认可，政府在干预经济时需要国有经济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作用影响深远。国有工业经济作为我国公有经济的核心，在国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利用1999年～2011年西部十二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国有工业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 国有工业经济发展变量。GDP是研究宏观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标，本文采用地区国有工业总产值来衡量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为了消除原始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将采用原始数据的对数形式予以代替。

 

2. 金融变量。金融变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非常多，常见的有金融相关比率(FIR)、麦氏指标M2/GDP。由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西部地区企业的间接融资比重大，而且金融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上，因此本文采用贷款余额占GDP之比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用FINit表示。二是金融支持水平。企业的经营需要资金支持，企业为了扩展经营规模，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投入大量的被长期占用的资金，因此要通过长期负债来筹集资金。事实上，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国有银行将贷款大部分贷给国企，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因此，本文以长期负债占固定资产净值之比作为地区金融支持水平的测量指标，用SUPit表示。

 

3. 控制变量。影响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因此需要对一些主要变量进行控制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首先，生产的发展，既要有物质资本的投入，也要有人力资本的投入。因此，本文以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物质资本对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用MCit表示，以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来反映人力资本的影响，用HCit表示。同时，国有企业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巨大，因此本文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额来反映政府行为对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用GOVit表示。对三组控制变量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观测数据的异方差。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将采用1999年～2011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所有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西部各省市自治区1999年～2012年的统计年鉴，部分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

 

三、 模型选择与计量方法

 

本文选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面板数据模型根据系数向量和常数项是否为常数，分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一般通过构造F统计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来予以判断。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由于F2

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须先判断模型中变量的平稳性，以避免产生“伪回归”问题。面板单位根检验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特征，可以精确的判断单位根的存在情况。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1。

 

从表1中看出，除金融发展变量FIN在Fisher-ADF检验时处于10%的置信水平，其他变量均在5%的置信水平的前提下拒绝原假设，我们可以认为序列中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所有变量在水平状态下是平稳的。

 

四、 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Eviews6.0，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从模型估计结果中看，模型的R2值为0.893 320，F检验通过了置信度为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估计效果整体上较好，因此，本模型能较好地解释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情况。

 

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越好。因为金融发展有助于实现资本的积聚与集中，提高社会和企业的投资水平，帮助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可能主要得益于宏观环境与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各银行金融机构响应国家号召，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积极支持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对公用事业建设的支持，在农村和城市电网改造、城市供排水、城乡通讯工程改造、城市道路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得到全面加强。同时，银行金融机构大力扶持和培育特色农业和经济林业，积极支持旅游文化企业，加大对防治环境污染、节能降耗等项目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大力推进重点节能工程、重点企业节能技术改造的贷款投入。由此，伴随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资金的投入，使得西部金融发展水平在金融资产的“量”上得以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国有工业经济也随之增长。但是，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金融机构，按照经济发展程度进行资源配置，重点将资源配置在东部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结构单一，信贷规模难以满足西部地区发展的要求，也难以满足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需求。

 

解释变量金融支持水平SUP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比较高，系数也较大，表明金融支持水平越高的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更显著。因为企业的经营需要资金支持，特别是工业企业大量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没有银行的支持，难以进行。由于西部地区的客观情况，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科技、人才、经营理念落后，使得西部地区难以通过市场方式吸引东部资金和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因此，西部地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银行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家对西部大开发在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从控制变量上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但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系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推动国有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物质资本的影响较大，而人力资本的系数偏小，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还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贡献小，这与西部地区目前人力资本匮乏、生产技术落后、管理理念落后是比较符合的。从系数上看，财政支持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本来西部大开发中，特别是初期，西部的发展是一种“强财政、弱金融”的局面，财政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出现负相关，可能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有工业企业被进一步推向市场，国家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支撑作用减弱有关。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针对金融发展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问题进行研究，采用1999年～2011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国有工业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与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金融信贷的直接支持作用，因此，在提升国有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的过程中，本文根据分析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从多个方面筹集资金，加大对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投入。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源自资本驱动，物质资本的投入对工业经济的增长作用明显，金融支持水平对国有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后，资金有外流倾向，因此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增强投资信心。特别是商业金融机构，要意识到支持西部地区发展，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商业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业西部地区也能够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取得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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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赤峰市1994～2014年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具体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描述分析；建议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东南部，全市总面积9万平方公里，人口465万，辖12个旗县区，其中有8个国家贫困旗县，2个省级贫困旗县区。人口460万，贫困人口74.2万。在内蒙古101个旗县区中，国家确定的特困和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旗县共有31个(占23%)，而赤峰市就有8个(占赤峰市旗县区67%)。本文在借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典理论和实证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历年《赤峰市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赤峰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等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采用文献综合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和描述统计分析法，分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研究民族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提供了相对微观的研究案例。

1赤峰市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统计描述分析

1.1赤峰市GDP增长情况分析从图1看出，赤峰市GDP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反映经济总量的指标GDP在1994年分别为84亿元，到2014年为1778亿元，增长到21倍左右。如果以1993年GDP增长(按可比价)为基数，2014年GDP增长率是1994年的101.61倍。1994～2005年GDP增速缓慢，自2006年增速加快，这与“十一五”以来，赤峰市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增加有关。从表1看出，以2014年为例横向比较，赤峰市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都比全国和的平均水平低，说明了赤峰市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表2是另一项调查显示：在2006年以来，赤峰市耗能企业增加值不断上升，2006年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56%，到2010年占94%“，十二五”期间有所下降，但2014年也达到89%。(数据来源于赤峰市环境保护局的调研和《赤峰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环境影响报告书》调研)赤峰市单位GDP耗能2010年为1.58吨标准/万元(国家为1.08吨标准/万元)，到2014年降到1.35吨标准/万元(国家为0.67吨标准/万元)，三年来赤峰市单位GDP耗能仅降低0.23吨标准/万元(国家为0.41吨标准/万元)。从耗能的角度看，目前赤峰市GDP的耗能较高，是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多，同时也高于全国22个省的数值，降耗的步伐也较慢。说明赤峰市的地区经济仍以粗放型、高耗能行业为主体，说明赤峰市GDP质量不高，经济结构较差。

1.2赤峰市金融运行情况分析分析表3和表4得到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赤峰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386.34亿元，2014年达1366.47亿元，增长到3.53倍，贷款为86.35亿元，2014年为1048.67亿元，增长到4.66倍。从而反映出赤峰市金融机构吸储和放贷能力的快速增长。第二，增长率。赤峰市从2006～2014年：GDP(现价)从466.4亿元增长到1778.4亿元，增长了1312亿元；存款从386.34亿元增长到1366.5亿元，增长了980.16亿元；贷款从225.3亿元增长到1048.67亿元，增长了823.37亿元。从2011～2014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1.5%，存款年均增长率为11.6%，贷款年均增长率为22.9%，可见赤峰市“十二五”期间金融机构吸储和放贷能力的快速增长，特别是贷款增长率明显高于GDP和存款增长率，反映出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在快速增强。第三，存贷差(D-L，是反映金融结构的资金充裕程度)。存贷差增长过快，则表明储蓄向投资转化出现梗阻，资金使用效率不高。2002年之后可以看出赤峰市存贷差逐年拉大，特别是“十一五”“、十二五”以来，赤峰市的存款资源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用到本市的经济发展之中，存款资源流出市域，形成“资金漏斗”，这种现象是赤峰市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之一。第四，存贷比(L/D，衡量金融发展效率的指标)。以存款和贷款近似地代替储蓄和投资，用存贷比体现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出金融运行的效率。赤峰市存贷比2006~2014年年均59.2%“，十一五”期间年均为54.83%“，十二五”期间年平均为66.11%，可见“十二五”以来提高了11.28%。说明赤峰市“十二五”以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深化金融改革，激发了金融发展的活力。自“十二五”以来，赤峰市存贷差年均下降1.07%，但存贷比年均提升6.01%，说明储蓄向投资转化出现好转，资金使用效率在逐渐提高，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从表3看，赤峰市存贷比与其他盟市比还处于较低水平。第五，贷款余额与GDP的比(L/GDP，反映信贷对经济支持力度，即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2006~2010年年平均为43.47%，2011~2014年年平均为50.16%“，十二五”以来提高了6.69%，即贷款对GDP的贡献提高了6.69%，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信贷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在加强。第六，存贷款余额之和(D+L,代表金融资产规模的指标)。用其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可以在相对较窄的水映出金融资产规模。赤峰市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在2006年以来呈现快速增长，到2014年增长了2.9倍，这期间GDP也增长了2.8倍，两者同步增长，从形式上看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但与国家和金融机构这期间存贷款之和增长的倍数(国家3.5，内蒙古为4.3)(数据来源：国家数据网，/；内蒙古统计局网)进行比较，赤峰市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还有较大的差距，说明了赤峰市金融深化的水平相对较低。第七，金融相关率(FIR，本文定义为(D+L)/GDP,用于反映金融发展的指标)。即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的扩展。这里没用照搬戈氏和麦氏的指标因子，而用了存贷款之和与GDP之比代表赤峰市金融相关率，更切合赤峰市金融机构的实际。赤峰市2006年以来FIR基本在120%以上，结合诸多文献的分析，说明赤峰市处于金融快速扩张的阶段。

2结论

(1)经济快速增长与GDP质量不高并存。GDP虽然增长较快，但耗能较高，GDP质量不高。(2)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提高，支持了经济建设，但也存在“资金漏斗”。存贷款的增长率高于GDP，较高的金融相关率，说明金融发展的速率快于经济增长。贷款增长率明显高于GDP和存款增长率、存贷差降低、存贷比和贷款与GDP比的提高，反映出储蓄向投资转化率和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快速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在快速增大。存贷差有逐年拉大的趋势，反映存款外流趋势明显。(3)赤峰市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纵向比较有了进步；但横向比较相对落后。无论从人均GDP和单位GDP耗能，还是从金融规模和效率等方面看，赤峰市与全国和以及其他盟市比较，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3建议

要整合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工业经济粗放型、耗能较高、GDP质量差的状态，发展可持续的绿色产业项目承接信贷投入；要培育金融多元化主体，形成有序竞争的格局，培育适合本土实际的融资平台，打造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金融产品；要鼓励金融机构把吸收的存款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贷款，提升金融机构支援本地经济建设的效能；要加强支付体系建设，发展互联网金融，开展P2P小贷等业务，满足不同类型的需求；要建设诚信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营造一个优良的外部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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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回顾

金融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37-46，[2]伽47。早在1912年，Schu—peter就指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1950年代，Gudey和shaw阐述了金融与经济关系和各种金融中介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从“需求跟随”和“供给引导”两个方面论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Hicks(1969)详细考察了金融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Goldsmilh(1969)首次提出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认为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Mckinnon和shawp儿411973年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主张金融自由化，并给出了用货币化率(M2／GDP)来衡量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之后，Kapur(1976)、Mathieson(1980)、Galbis(1977)、脚(1978、1980)等学者相继对Mcki—nnon和shaw的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扩展。1990年代，Bencivenga和Smith(1991)、Du咖和Kapur(1998)、Boot和rI''''llakor(1997)以及Greenwood和Smith(1997)等人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形成给出了规范的解释。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Greenwood和smith(1997)以及kvine(1993)等人解释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的。Pagano(1993)认为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提高储蓄率、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和提高投资边际产出率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总体看，1990年代关于金融经济关系最重要的研究进展是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作出了全面而规范的解释。国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从近几年研究成果看，韩廷春"J3卜34(2002)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李广众等(2002)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谭艳芝等"’12(2003)发现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周立【列(2003)在研究了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冉光和等哺1(2006)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关系和双向短期关系。综合看，国内学者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看法有较大的分歧；而且，学者对国家层面的金融经济关系的研究较多，对地区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对西部不发达省区的金融经济关系的研究更为欠缺。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地区间的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对金融经济关系在国家层面成立的结论。在地区层面未必一定也成立。因此，本文拟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贵州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以期丰富对西部不发达省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认识。

二、本文的研究框架

1．研究范围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46．6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979亿元，年均增长9．2％。伴随经济的发展，贵州金融业也获得了长足进步，金融不断深化，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率从1978年的55．1％上升到2005年的256．8％。但从结构来看，贵州金融业内部各子行业发展很不平衡。截止2004年末，贵州银行存贷款在包括流通中的现金、银行存贷款、股票债券发行筹资额、保费收入等在内的全部金融资产中占88．38％④；银行业机构数量占全省全部金融(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数的87．08％；银行业从业人员占全省金融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91．82％。由于贵州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使得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资金等间接融资渠道依赖加大。自2000年以来，银行贷款在全省非金融机构部门新融人资金总量中所占比例，除2001年为80％外，其他年份都在96％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了100％。鉴于此，本文以贵州银行业为其整个金融体系的代表，以探讨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2．指标选择

从已有研究文献看，关于金融发展的内涵，包括了金融体系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方面。由于Levine等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而不是金融结构；同时，也考虑到贵州银行业的规模远较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大，而且银行体系的效率主要受纵向管理体制影响，因此，本文只研究贵州银行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此，我们根据Goldsmith[9】44。101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的设计思想，用1978—2004年银行存贷款与GDP之比率来衡量贵州银行体系的发展程度。在计算该比率时，为了统计口径上的可比，我们仿照King和kvine(1993)的做法，对上年末和本年末的存贷款求算数平均，然后再除以GDP，并把该比率以1978年为基年进行指数化处理，以FIR①表示。关于经济增长指标，本文选择1978年为基年的人均实际GDP发展指数来反映贵州经济的增长，并用GPC表示。由于对数变量的一阶差分相当于该变量的增长率，为了能够体现变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了尽量减少数据的波动，本文对上述两个指标取自然对数，并记经对数化处理的变量为LGPC和ⅢR。

3．实证分析方法

关于金融经济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实证研究。本文根据实证研究中方法上存在的不足，采用控制了中问变量传导影响的多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来检验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其数理模型如下：女1鸵m)，，=AD。+∑qy。。+∑雕-，+∑M戈i+邑其中，y为经济增长变量，厂为银行发展变量，髫为控制变量，AD是非随机部分，占是误差序列，并且，，，和戈均为平稳序列，．j}l和砣分别为变量)，和厂的滞后期，m为控制变量的个数。在上式中，如果p。=岛=…=卢船=O，则表示在控制了中间变量石的情况下，银行发展没有在Granger意义下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动。反之则表明，银行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mnger)原因。类似地，可检验经济增长是否在Gmnger意义下导致了银行的发展。上述多变量因果模型中的滞后期k1和k2可按AIc最小原则逐个确定。至于控制变量，我们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择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对于通货膨胀率，以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计算，并用CPI表示。实际利率=名义利率一通货膨胀率，其中，名义利率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实行的时间作加权平均，相应时点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名义利率均取自各期《中国金融年鉴》，实际利率用RI表示。

三、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实证检验

在多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中，总是假设序列是平稳的。单位根检验表明，实际利率RI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LGPC、LFIR和cPI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DLGPc、DLFIR和DcP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则是平稳的。因此，在检验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问的因果关系时，除实际利率外，其他变量都用它们的一阶差分。对于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我们效仿saikkonen和Lntkepohl[加]305(1996)，将最大滞后期设定为样本大小的立方根的整数部分，据此，本文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对假设“贵州经济增长不是银行发展的Granger原因”做删d统计检验，接受该假设的概率为68．84％，这表明，贵州的经济增长不是银行发展的(Granger)原因。那么，逆向因果关系成立吗?即贵州的银行发展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此，我们对假设“贵州银行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做wald统计检验，接受该假设的概率为78．23％，表明贵州银行发展也不是经济增长的Gfanger原因。r’虽然检验结果表明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彼此间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但从接受原假设概•率看，贵州经济增长对银行发展的影响力度要大于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为印证这一发现，我们以银行发展指标(DLFIR)和经济增长指标(DLGPc)为内生变量，以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为控制变量建立VAR模型。经测算，在1至3阶的VAR模型中，VAR(1)模型的AIc值最小，上述方程表明，银行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的滞后影响系数为0．0973，而经济增长指标对银行发展指标的滞后影响系数为0．2637，说明贵州经济增长对银行发展的影响要大于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Patrick提出的“需求跟随”论和“供给引导”论来讲，在贵州微弱的银行与经济关系中，“需求跟随”效应比“供给引导”效应强。

四、对贵州银行发展没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解释

前面的实证分析表明，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互动关系是微弱的，这一结论令人“惊奇”，因为，从增长动力看，贵州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经济增长似乎越来越倚重银行的发展。本部分将对贵州银行与经济间的微弱关系作出定量和定性的解释。根据Pagano(1993)模型，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提高储蓄率、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和提高投资边际产出率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储蓄、投资以及投资边际产出率。在检验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是否重要时，我们先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检验储蓄率、投资率以及投资边际效率与银行发展指标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然后再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因为对于非平稳序列，只有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由这些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才有意义。国民储蓄为支出法GDP减去最终消费，而储蓄率为国民储蓄与GDP的比值，用SR表示。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P，用IR表示。投资边际效率=当年GDP增量／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用IME表示。同样地，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对上述指标均作对数化处理，并在处理后的变量名前加字母“L，’。根据Johansen极大似然法的检验结果，储蓄率(LSR)、投资率(LIR)以及投资边际产出率(uME)均分别与金融相关比率(LFIR)、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一)银行体系在储蓄和投资方面作用显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贵州银行业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的大幅增加，其支付媒介、储蓄动员和资本积累等功能明显增强。事实上，前两个计量实证方程显示了银行发展指标与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呈显著正相关。1．为贵州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储蓄资金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78年的261．3元和109．3元增加到2005年的8147元和1877元。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由于医疗、养老、教育等体制改革导致的未来预期支出增加，同时，其他金融投资渠道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拓展，致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由1978年的1．8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351亿元，年均增长27．79％，高于同期GDP现价增长率13个百分点。随着贵州经济规模的扩大，企业等其它经济主体的存款也显著增加。到2005年底，贵州银行存款余额达2778亿元，比1978年的18．1亿元增加2759．9亿元，增长152倍，年均增长率为20．49％，与GDP的比率由1978年的38．72％上升到2005年的140．4％，反映出贵州银行体系动员储蓄功能显著增强。2．对经济增长所需资金的投入支持力度明显增强贵州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贵州企业投资资金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贷款。单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占贵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1990年的22．33％稳步上升至2005年的27．04％，是除自筹资金外企业最大的外源资金来源。在全省非金融企业外源融资总量中，从2000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银行贷款所占比例都在96％以上。这些均说明贵州银行体系配置全社会资金的功能在持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