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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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学生；法律关系；教育立法

高校与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两大主体，近年来由高校与学生个体之间引发的法律纠纷层出不穷，如何和谐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及时解决纠纷，不仅关系到高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维持，也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进程。因此，从法律视角对高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的不同学说

各国法律制度对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不同，但这些不同的规定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特别权力关系说

特别权力关系说源起于德意志时期的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权力主体对个人行使的绝对不受法制原则支配欲控制的公权力。这种理论把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强调为特别权力关系，高校享有绝对的公权力。这时高校和学生成立特别权力关系。

2.代替父母说

英美法系中代替父母理论和特权理论都曾经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理论，后因侵犯宪法权利而被淘汰。在此种理论认为高校对学生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大学处于父母地位管理学

生，所以大学可以在父母所行使的权利范围之内管理学生，这种肯定高校自由裁量权，否定学生宪法保护的理论在1961年被，法院认为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应该受到宪法的制约，学校并非具有无限的权力来管理学生，学生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基本都是基本保护。“代替父母说”和“权力关系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于学校特权的一种假设理论的陈述，学校并没有真正得到父母的授权，而且大学学生基本成年，不需要父母代为授权管理，同时享有宪法保障的权利。

二、我国普通高校和学生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对于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和结论，从而使得教育立法环节和实践环节出现脱节的情况，立法上的滞后性显而易见。因此，对于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存在不同观点。目前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多重的，是一种混合法律关系，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

1.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指高校作为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依据相关的教育行政法规对学生进行管理时双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享有“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自主管理具体体现在对学生的学籍管理，毕业证书的颁发和学位证书的授予，档案管理，奖励和处分，与教学、研究的专业知识有关的管理。高校的这一系列管理行为是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和高校章程进行的，是以公权力的主体出现的，履行的是公法职能。

2.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分别作为平等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都享有平等的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这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基本表现是：作为法律关系的一方学生缴费上学，有权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作为法律关系的另外一方有权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为教育者提供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教育服务，并提供给学生为保障学业完成的一系列教育设施服务。对比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地位是平等的。

三、准确界定高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准确定位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前提，又是在实践中促进教育法律法规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式。合理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于我国的教育立法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以上原因，在我国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以以下方式来定位。

1.准确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应合理定位高校和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这样才能合理解决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以及对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法律保护。在实践中应注意发生在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理清不同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原因，从而找到解决方案。

2.在教育立法上不断完善，保护学校和学生双方的合法权益

高校的教育管理由于是国家所赋予的，所以，在一定程度有鲜明的行政权的特征，体现着国家意志。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又具有民事特征。因此，在处理学生权益和学校利益的过程中应当做到公开、公正、合法，又要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

因此，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方芳.论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及纠纷解决机制.当代教育论坛，2009（8）.

[2]张能胜.论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重构.理论探索，2008（8）.

[3]胡华秀，周光礼.普通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透视.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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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了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并且就此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能够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起诉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主权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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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 学生 关系

一、高校法律性质的界定

本文之初，有必要对高校的法律性质进行明确而清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进行准确定性。

我国高校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分为公立高校、民办高校和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对于公立高校法律地位准确定性，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目前学界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1］

这是目前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大多数的定性，其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国务院颁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将高校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虽然揭示了公立高校所具有的非营利性、公益性的特点，但由于事业单位法人是一个民事法律概念，因此，长期以来，高校一直被视为事业单位而非国家机关。我认为，公立高校的根本任务在于向公众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虽然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但是高校又同时担负着某些特定的行政职能，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目的。因此，将高校定性为事业单位法人不能全面、清晰地反映高校的法律性质。另外，将高校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也不能全面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因为从民法调整的对象来看，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与人身关系，没有将受教育权纳入保护范围。法律规定学生可以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申诉或提讼。可以认为受教育权包含在合法权益的内涵之中，但在实践中若发生了此类案件，由于实体法规定的欠缺，学生也不可以据此提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也仅能在学校侵犯了其学位获得权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理论的欠缺，导致司法实践中法院也难以作出一致的回答。在重庆邮电学院两学生对该校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学校撤销勒令退学处分案中，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这样看来在司法活动中法院更倾向于将高校定位于民事主体，而否认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但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法院不但以行政诉讼方式受理了该案，而且作出了高校败诉的判决。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当前将高校定性为事业单位法人的情况下，高校究竟为哪种主体依然是难以分清。［2］

（二）将其定位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这一概念为行政诉讼实践所采纳，比如田永案中，就将高校定位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根据我国《教育法》第28条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国家从不同方面对高校进行了授权，从而才使高校拥有了相应的学生管理权。把高校定位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实是事实上一种无奈的选择：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完全确立公务法人的理论，人们将这些从事特定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与成员或利用者之间的争议排除于行政诉讼之外。于是此类争议成为司法救济的真空地带。［3］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行政诉讼实践中才采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这一概念来确定被诉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

（三）认为公立高校属于公务法人。

这种观点主要是借鉴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理论。认为应当将我国学校等事业单位定位于公务法人，并区分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提供全面的司法救济。［4］有人认为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理论是立足于严格的公、私法之分，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截然分立的现实之上。而我国的现实是没有公、私法之分，因此，在我国引进公务法人理论存在一定的障碍。［5］我认为，法学概念的借用要汲取其有效成分并结合时展及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其重新定义。我认为，所谓公务法人，是指除行政机关之外，经法律（广义）授权从事一定行政性公务的法人组织。

根据以上对高校性质的分析，我认为，应该将高校归为公务法人。首先，从高校所担负的社会功能来看。《高等教育法》第5条规定了高等教育的任务，明确了高校的设立和教育活动应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以营利为目的。“从我国高校的法律特征看，高校正好与国外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具有相同特征，它们享有社会权力，承担公共服务事业管理，为社会公共服务”。［6］其次，高校依据法律授权享有一定的公共权力。高校根据法律规定可以给符合条件的学生颁发学位证、毕业证，可以对学生进行学籍、学纪管理。最后，高校与学生之间除了行政法律关系以外，还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以上都表明了我国高校与国外公务法人的相似之处。将高校定位于公务法人，区分其与使用者之间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提供全面、及时、有效的救济，这些绝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改革行政主体理论，对现有监督体制所进行的一次重大变革。

二、高校与学生的关系

对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目前主要有几种说法：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基于契约形成民事法律关系；高校基于法律授权与学生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还有就是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一种特别权力关系。我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三种基本关系：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和内部自治关系。

（一）行政法律关系界定。

高校是国家法律授权专门行使教育行政权力的组织。当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教育行政权时，高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这是高校与学生之间行政法律关系成立的依据。所谓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经由行政法律规范调整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与义务的行政关系。它的特征是：首先，主体的特定性。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必然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相对人。其次，主体地位不平等，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不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是行政主体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单方意志性。最后，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由法律预先规定。当事人不能协商确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

《教育法》第21条、第22条，《学位管理条例》第8条和《高等教育法》第20条、第22条对学业证书制度、学位制度等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说明我国高校享有法律、法规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是教育行政权力。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学生则有义务服从学校关于学籍、学纪、学位等的管理，并应遵守相关法律规范。判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主要应当考虑以下因素，首先要看高校行为的依据是行政法律规范还是民事法律规范；其次要看行为是否对学生的权益产生重大的影响，高校的决定是否会对学生的受教育权产生侵害。

因此，根据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实践、管理依据、行为性质，以及对学生权利的影响程度，结合相关的司法案例，高校作出的下列行为应当属于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因该职权的实施而与学生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对学生的学籍管理与处置，这些行为直接关系到学生与学校之间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涉及学生身份的取得与丧失；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决定，是对学生相关资格和资质的认定，相当于行政确认；违纪处分类行为，是对学生在校期间违纪行为的一种评价，其结果会影响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学生权益的行为。［7］因此，当高校以行政主体身份作出、基于与学生之间的基础关系而产生这些具有行政行为性质的行为，应当遵循行政法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要求，当学生认为其侵犯了自身合法权益时，可以诉诸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以获得救济。

现实中，高校内部管理活动往往将不具备行政特征的民事法律关系纳入权力管辖范围，混淆了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界限。有的高校要求学生必须购买学校统一出售的教材，但价格却往往比在市场上购得同样教材的价格高得多，有的时候质量还没有保证。在现实中也出现了高校将学生与第三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的情形。如学生办理助学贷款后，毕业时为避免其逃脱还款责任，一度出现高校扣留学生毕业证书的行为。扣留毕业证书属于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行为，拖欠贷款的行为不能成为扣留毕业证书的原因。

正是因为一些管理者不能厘清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的高校以行政权力侵害学生的民事权利。因此，分清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为学生提供正确全面的救济十分必要。

（二）民事法律关系厘清。

教育管理与接受教育无疑是高校与学生间行为的主要内容。但由于高校各方面的改革、学生与学校法律关系的多元化，高校开始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从事一定行为。而这些行为经由民事法律调整，形成一种平权性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学生在学校住宿、就餐、购物时与高校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8］

高校与学生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主体身份平等。即双方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他们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次，权利义务平等。高校与学生均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学生的权利对应着学校的义务，学生的义务对应的是学校的权利。最后，意志形成自由。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现象。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成立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权利义务内容可以由双方约定。高校与学生之间在以下几种情形中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1.公共财产的管理。根据《教育法》第31条第3款、第42条第1款，《高等教育法》第38条的规定，高校的校园设施、教学设备、图书等既是学校的财产，又是学生在校学习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学生基于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对学校的公共财产享有使用权。同时学校为了保证财产的正常使用，也有对其进行维护和管理的义务。如果学生破坏这些公产，学校可基于所有权而要求其赔偿。

2.学生公寓租用。学生通过交纳一定的费用在一定时期内对其所住公寓具有使用权。基于租赁关系公寓物品若出现瑕疵可以要求学校进行维修，若学生有意损坏，要照价赔偿。

3.饮食服务。普通高校提供的饮食服务，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不涉及行政权，不具有公益性。

4.学生校园伤害赔偿。因高校对其公产管理不善，饮食服务瑕疵或在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事故等导致学生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学校要承担相应责任。如房屋倒塌，因防火安全设施不健全而导致的火灾，因提供的教学设备、生活服务设施等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而导致学生伤亡，等等，学校应负民事侵权之赔偿责任。［9］

（三）内部自治关系分析。

高校作为承担教育科研任务的机构，由于其职责的特殊性，法律不可能对其教学管理工作中所涉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都作出具体而清晰的规定。一些高校为了使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对于有些事务是依靠学校自身制定的内部规则调整而不是通过法律进行规制。这些内部规则的内容多是涉及学生法定权利以外的其他应有权利义务。这些内部关系主要涉及作息时间、服饰仪容、宿舍管理等。另外还有一些诸如课程安排、教科书指定、教师的安排及授课、成绩评定等方面。［10］由于这些事项属于高度人性化判断的事项，应尊重教师本于专业知识及对事实的认知所作的决定。

三、结语

依法治校是现实的要求，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教书育人、以学生为本”教育理念本身的要求。而要真正做到依法治校，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状态，正确把握新时期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我国公立高校法律地位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26，（11）：227.

［2］王黎.高校的学生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与救济，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6），4.

［3］［4］马怀德.学校、公务法人与行政诉讼.行政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21.

［5］周叶中，周佑勇.高等教育行政执法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7.

［6］刘艺.高校被诉引起的行政法思考.现代法学，2001，（1）：94.

［7］崔浩论.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及其规范管理.高教探索，2006，（4）：10.

［8］苗正达.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解析.cn，200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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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高校与大学生的法律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和司法实践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认为：高校与大学生关系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与权力法律关系，它既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也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双重法律关系。高校要尊重大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保障大学生的权利。

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大学生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延伸，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内部行政管理关系，无须通过法律界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高等教育也拉开了体制改革的大幕，这场改革延续至今。高校与大学生关系不可避免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成为一种法律关系，两者关系的法律化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脱计划经济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必然结果，高校依法办学、依法管理，这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对高校内部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的必然要求。高校与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确定学校责任范围、归责原则的前提。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法律关系的内容为何，成为巫待解决的问题。

一、学术界关干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主要观点辨析

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性质历来争论较多，但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1.持民事法律关系的观点认为，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仅仅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作为独立的法人，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学生依法享有自主决定报考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均受符合法律规范的双方各自利益意愿约定的约束，即合同的约束。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但是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以平等、有偿为原则的社会关系，而通过对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在教育活动过程中，并不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学校为了教育活动的更好开展，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而大学生更多的是服从;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调整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财产与人身关系，在教育活动中可能涉及到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财产与人身关系，但这种关系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如果是教育活动本身所必须的，其仍属教育社会关系;如果是相对独立的，则完全归属民事活动。既然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社会关系并非民事关系，那么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就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2.持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认为被授权的学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与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学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就自身行使职权的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其实这是对我国学术界影响颇深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正。该理论认为，学校作为公营造物，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营造物利用关系，属于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在特别权力关系中，无论该关系是强制形成的(如接受义务教育中的学生)，还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如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学生均不享受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学校有权在没有个别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制定营造物利用规则(校规校纪)，并依此向学生下达各种特别限制措施或进行惩戒，限制或剥夺学生的各种权利。学校的行为排除法治主义及人权保障原则的约束，学生仅仅是学校的利用者，必须服从学校的概括命令。特别权力关系还排除司法审查，学生若对学校的处分不服，或者认为学校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三il然而，随着司法审查对学生部分敞开了大门，对学校诉讼也成为了可能，特别权力说也进行了修正，于是在我国形成了行政法律观点的主张。但是学校不是行政机构，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完全是行政管理关系，而且此说无法解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法律关系，大学生交纳一定的学费，高等学校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构成了高等教育服务关系，如果学校的管理疏漏，造成学生人身或财产损失的事故，应将其归类为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这种以学校的教育保护、监管责任和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为内容的法律关系属于平权型法律关系。而且随着民办高校的兴起和发展，私法契约理论在解释民办学校与学生关系方面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应将其引人到对公立学校的解释当中。这一切都动摇了该理论的基础。

3.持双重法律关系的观点。有学者通过对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即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2oes>双重法律观点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两种观点的综合，既不完全赞同前面两种观点，也不完全排斥前面两种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前面两种观点的优劣一并带人到自己的观点中。即哪些学校行为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哪些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几乎无法界定、也无法罗列，更不具有实际意义与操作上的可行性。虽然人们也不可否认双重法律观点表述比较符合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表象，然而这种观点并未从根本上深人分析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之间的性质、特征，而是对一些关系的表现进行综合得出的结论。

二、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和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方面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准行政法律关系或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服务关系。在这里，高等学校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对学生具有单方面的教育管理及奖惩权利，在法律关系上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而另一方面，大学生交纳一定的学费，高等学校提供相应的服务，这又构成了高等教育服务关系。由此看来，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严格地说，这种关系可进一步划分为以权利为主导的权利一权力关系和以权力为主导的权力一权利关系两个亚种。第一个亚种是以权利为主导的权利一权力关系，大学生权利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权，它是我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权利，同样也是被现代社会广泛认可的人权，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私权范畴。但是，受教育权具有特殊性、首先是严格的准人性和资格的维持性。准人性主要体现在经过特定的考试、道德品行的考察，取得就学资格。资格维持是指学生在就学期间必须在专业学习、道德品行和日常操行方面符合学校的要求、遵守学校的管理规章制度，否则学校可能对其进行惩戒，直至终止学籍。其次，是由学校代表国家对学生受教育结果进行评价和认可，即是否准予毕业与是否授予学位等。这些方面，就是大学生受教育权的限制和制约。现实表现为学生的权利实现需要学校予以回应，学校依法行使权力(职权)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它表现为学生行使权利、学校履行义务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实际上是权利和权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关系。第二个亚种是以权力为主导的权力一权利关系，(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力有第三项规定的招生权，第四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五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等一系列管理权。它表现为学校行使权力，学生做出回应向学校移转相应的权利或限制自己相应的权利。这种关系表面上看是学校行使权力，学生履行义务，但实际上也是权力一权利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关系。高校管理者在学校内进行教学、生活和管理，制定校规校纪、对违纪学生进行处分，属于法律行为，对作为被管理人的权利产生能够具有单方决定性的、强制性的直接影响。 权利一权力关系和权力一权利关系都是公法关系，但这两种公法关系的主体实现相应利益内容是不同的。在权利一权力关系中，权利主体要实现与权利相对应的利益内容通常只能向权力主体提出请求，后者在对此请求做出是否合法、合理的判断后才有可能做出回应，而且可能不接受请求，权利主体不能对权力主体实行强制来实现其利益和财产内容;在权力一权利关系中，权力主体实现与自己权力相对应的利益内容的方式要直接和强有力得多。[3]日本法学家美浓部达吉把这种以国家机关单方面做意思表示、然后实行强制为特征的优越力，称为国家行为的公定力，认为公定力就是“在公法关系上，国家的意思行为有决定该机关的权力;而这种行为，在被有正当权限的机关取消或确认为无效时止，是受‘合法的’推定的，对方的人民不得否认其效力。;}4](P114)不过，高校权力是与其特定主体相联系的，不能像大多数权利那样能够自由转让或移转。这是特殊的限制。由此可见，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内容为大学生权利与高校权力关系。

三、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性质的启示

在考察了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现实内容并获得了一些较新、较具体的认识后，再回过头来看，整个传统的教育法律关系理论的一些主要方面脱离社会法律生活实际等问题就显得更突出了、主要表现在片面强调以高校权力为主导的方面，而忽视以大学生权利为主导的方面。其实无论在以大学生权利为主导的权利一权力关系和还是在以高校权力为主导的权力一权利关系中，大学生权利都作为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中重要的一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高校要尊重大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保障大学生权利。从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性质可以引申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羊重大学生权利主体地位

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权利权力统一体，从部门法学的角度看，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内容还可以被确定得更具体一些。从其关系的具体构成看，其内容非权利即权力，或两者兼而有之，而权利和权利又都必定处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中，所以，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其内容也就是权利权力统一体。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可以从权利一权力和权力一权利关系人手概括其法律关系的内容。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所导致的无视学生权利主体地位的状态是与之相违背的，如果不把学生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看待，不尊重学生最基本的权利，无益于学生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教育行政机关、学校、教师如果不在合法的权限内按照合法的程序作出合法的行为，那么依法治教只能是一句空话。鉴于此，我们应该从制度人手，改革现存的学校忽视学生权利的现象。确立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建立尊重学生权益的学校制度。高校的管理观念应从以“管理”为目的到以“服务”为宗旨的转变，倡导和强化学校的服务职能，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人本管理模式。

(二)明确区分大学生权利与高校权力各自的范围和界限

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应定位于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力义务关系。这里所涉及的虽只是一个如何刘已得到确认的法律关系内容做适当表述的技术性问题，但仍然值得重视，因为一种合理的认识如果得不到恰当的表述，就不可能为人们普遍接受。过去将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表述为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片面性和脱离实际的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致几乎完全不能合乎逻辑地对现实的法律关系做出解释。根据对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内容的新认识，可以将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表述为权利一权力关系，意味着权利权力统一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包括权利与权力相互间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一权利关系不能表述为权利义务关系。所包含的权利一权力关系可以在学理上转换为权利义务和权力义务两种关系。例如学生有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权，高校有提供符合卫生安全标准的教育教学设备和组织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义务。又如高校有按照自己的章程管理学校的权力，学生有遵守所在高校的管理制度的义务。这就有助于理清二者的界限，明确界定高校义务与大学生义务，高校权力与大学生权利，杜绝过去只强调高校权力和大学生义务，忽视大学生权利和高校义务的现象，从而使高校更好地行使管理权和大学生更好地享有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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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学生管理

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人们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而形成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由三要素组成，即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构成法律关系内容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指向对象即法律关系的客体。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对象是在校大学生，管理的内容则涉及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现行法律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理论界也没有统一的观点。随着高校管理法制化、收费制度和后勤社会化等一系列改革，以及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大学生状告母校的司法实践，高校与学生具体法律关系有待于厘清。本文将重点阐述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民事契约与行政管理关系，这对于妥善处理当下司法实践中学校与学生权利纠纷、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改善高校育人环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理论学说

1.民事契约说

这种观点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作为独立的事业型法人，享有办学自，依法享有自主招生、专业设置、招聘教师、奖惩学生、收支费用、管理国有及自有财产的权利；学生享有自主决定报

考学校及专业类别、缴费上学、接受高校服务和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受合同的调整。学生报到注册取得学籍即表明作出接受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服务，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缴费上学的承诺。学校接收学生入学，表明学校按要约邀请―招生简章上的说明履行自己的要约，提供优质的教育教学服务，使学生圆满完成学业。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违反合同，学生不履行遵守校纪校规的义务，则学校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行使权利给学生以处分，学生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学校不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则学生行使权利，如请求权、申诉权甚至使用诉讼权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2.行政法律关系说

这种观念认为，高校和大学生双方关系是行政管理关系。高校作为教育者，是法律授权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29 条的规定，教育者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高校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

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是与把高校定位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种关系的界定认为，高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

（1）高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同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

（2）高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由其本身就行使的职权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把高校里的教育管理关系确定为行政法律关系有利于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将双方的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意味着在学校行使教育管理权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依法行政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的制约，当双方发生纠纷时，在一定条件下学生可以按照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受教育权，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原则、证据原则等都可以为事实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3.双重法律关系说

很多学者通过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即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如前文所述，高校作为事业法人，提供各种教学和生活设施，学生可自主选择使用，高校与学生之间是平等性特征的教育民事关系，如果因此侵犯学生的民事权利，学生完全有权直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行政法律关系是因为高校基于法律授权而行使一定职权，在处理行政事务中与学生发生行政法律关系。这些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全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否则将会妨碍高校正常的工作秩序，所以只能是部分行政法律关系排斥司法审查，部分通过司法救济获得救济。

4.特别权力关系说

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其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公共团体是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相对人享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面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在法律救济上，排除司法救济途径。这一理论为学校获得对学生概括的支配权力提供了依据，但是在这种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支配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严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

一是学生承担各种义务的不确定性。高校往往出于主观的评价，在实现教育目的之内，可以为学生设定各种义务。二是学校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对这种限制学生只能承受，不能获得司法救济。这样的结果，虽然强调了高校的自，避免外部过多地干预办学自和学术自由，但违反了行政法治原则，必然给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带来更大的不公。

况且，学校与学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在德国，行政法学界继而又提出了几种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学说，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也就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对涉及到基础性关系的决定，如入学许可、学校毕业分配、参加考试许可、博士学位授予、退学或开除、留级、拒发毕业证书等，均认为是可诉。对于一般的管理关系，如学术研究、成绩评定、服装仪饰规定、宿舍管理规定等，均认为属于行政规定，则不列入司法审查范围。

二、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厘清界定

笔者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定义为双重法律关系，因为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教学、后勤和管理方面。就教学和管理而言，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管理关系分为两种：内部管理性质的校务行为和公共管理性质的行政行为，这两种行为中高校分别行使自主管理者和行政主体的职能。

学生入学后，成为高等学校的行政相对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高等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学生履行教育义务和管理职责。在报名注册、学籍管理、纪律处分、证书发放、财产管理等方面，高等学校可以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照自己的判断，以学校名义对学生决定和命令，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保障这些命令和决定的实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必须接受和服从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这样的前提下，高校与学生构成了一种以权力服务为基本原则、以行政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特别关系，这种关系符合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特征，因此，它属于不平等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高等学校的学生，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依法具有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民法通则》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高等学校的学生年龄一般都在18周岁以上，是法律上的成年人，入校时经过了严格的体检，一般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享有与高校平等的民事主体法律地位。

这样我们可以推断，在教育管理工作中，高校与学生也存在民事关系。近年来学生因不满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对学校提讼的情形屡见不鲜。实际上，学校收受学费，就应该保证所提供教育服务的质量，教育服务有瑕疵就应该承担违约资任。所以说，教学行政管理中又蕴含了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民法角度看，当高等学校把教育作为一种特殊“产品”投向社会，学生通过报考和招生录取进入高校后，就自愿与高校达成教育共识。双方会因教育权、经费使用权、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和身份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在共同意思表达的基础上，构成某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如果把录取通知书视为买卖特殊“产品”的要约，那么学生的交费和高校的收费行为，就可以视为双方对买卖特殊“产品”要约的承诺。在接下来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高校必须为学生提供教育、饮食、住宿、图书资料查阅、仪器设施设备利用等一系列的服务；学生也必须遵守行为规范，好好学习。这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客观存在的民事法律事实。高校与学生基于这种民事法律事实所构成的以平等有偿为原则、以财产流转为内容的特殊契约关系，就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厘清的重要意义

分析证明，高等学校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客观上构成了性质不同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对主体的权利义务设定不同。高等学校与学生虽然同为教育主体，但在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因各自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同。因此，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界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水平，构建和谐校园，有着重要意义。

1.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法律关系是受法律调整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清晰界定，可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时，高校依法履行教育者身份，履行教育者职责，学生按照法律法规、以及高校相关文件，履行学生义务，遵守学校规定；处于民事法律关系中时，高校作为契约一方，应保证在学生管理、后勤服务、教育质量等方面达到约定标准，认真履行职责，学生在自身合法权利受侵时，可依法提起相应诉求。

2.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展

高校管理中应体现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学校管理的价值取向，必须高扬教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服务于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在高校管理工作中坚持法治精神，厘清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可以促使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认知和贯彻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和维护人的权利的意识，是高校管理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辅导员明确自身所处的身份地位，了解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后，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同时提升对工作性质、师生关系的正确认知。

3.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学生管理工作实现有序化

学生工作者只有在明确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后，才能使管理权力的运行实现程序化、规范化。从实体意义上来说，法律关系的清晰对于学生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发挥了引导性作用，制定相关规定时，能有效遵守人性化、法制化的原则，才能建立有效的激励、竞争和约束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依法接受监督”。学校章程是学校自主发展、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基本依据，也是教育法制体系的延伸和组成部分，对学校内部机构活动具有确定的规范性。“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法律规定，明确了学校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不断推进规范管理，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和规范的管理操作程序。

4.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必须依法进行，这是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当程序是高校依法治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程序合法是高校依法治校过程中遵循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坚持正当程序原则，是管理行为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保证。通过正当程序控制管理过程，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避免管理过程中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从而保证管理过程的合法性和高效性。学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对违纪学生做出处罚时，必须具有符合法治精神的严格程序，诸如程序、调查程序、做出处罚建议程序、辩解和申诉程序、听证程序、做出处罚决定程序、具体实施处罚程序等。处分学生涉及退学、开除等事项时，应当实行公开的咨询、听证、答辩程序，必须给予学生异议权和异议期限，允许学生提出复议。

总体来说，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后勤服务活动中，与学生构成了不同性质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界定高校与学生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对加强高校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实现学生管理工作有序化、加快高校的法制化进程，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文明的法治校园，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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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生权利 司法保护

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可以理解为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高校代表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其对学生的管理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为了高校自身的利益，其所行使的管理权具有公法性质。同时，高校与学生法律地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因此，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公法性质的关系是要有法律的监督，须接受司法审查。我国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客观上有其特殊性。我国的行政法沿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这一概念，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权力与服从”，使得高校成为法律不能触及的“国中之国”，不利于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便于司法审查高校的管理行为，但是不利于保护高校教育必需的自主性管理权。

（三）民事法律关系。普通高校和学生首先分别作为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特殊的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这使得高校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权力化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民事法律关系从表面上强调了高校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推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就是将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说成民事关系。单纯地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认定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不利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

（四）教育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能否用教育契约的观念来认识，尚存争议。有学者提出，应当用教育契约的理论重新构建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高校是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法人，高校与学生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契约关系中，强调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把高校和学生作为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权力约束的关系。

综上学术争鸣，笔者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支配与隶属的关系，维护学校管理的权威性，但也有条件地承认法律对学校权力的制约，即当学校的行为对学生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时，学生可以就受到侵害了的权利诉诸法律。二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平等的关系，重视对学生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将学校的管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充分保障学校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两者理论各有利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学生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途径

对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救济手段予以救济。救济手段主要有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和宪法救济。行政诉讼救济主要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民事诉讼适用于平权性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宪法诉讼救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形式，是以上两种救济手段的有益补充，主要针对那些通过一般法律和手段无法得到救济的遭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利施以特殊的法律援助。以下就具体的救济方式予以一一阐述：

（一）大学生权利的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活动。大学生权利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取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在诉讼主体适格方面阻碍最大的当属公立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受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特别行政关系不能寻求司法救济，最多只能寻求内部申诉渠道予以解决。但随着特别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实行特别关系理论国家司法实践中成功尝试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和做法也逐步趋同，公立高等院校作为公务法人的一种已经被公认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特别是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确将行政诉讼法被告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使学校等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被确定为法定行政诉讼的适当被告。

（二）大学生权利的民事诉讼救济。如上所述，大学生权利受到行政机关或公立学校侵犯时，大多是由于双方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型教育行政关系，学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双方属于平权型关系时大学生权利受到与他相平等的学校一方主体侵犯的情形，此时，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该类案件主要包括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纠纷、接受委培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公立教育机构)与委托委培单位或个人之间的教育纠纷、公民与公民以及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教育纠纷。比如，在委培法律关系中，双方以意思自治为前提，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以等价有偿为特点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关系。如果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以违反契约方式侵害约定的受教育权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救济。值得一提的是，在平权型教育法律关系中除了校生之间以契约为依据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而以违约责任方式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外，对学校以外其他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侵害大学生权利的，也应通过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责任的方式矫正、恢复、补救被侵害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的宪法诉讼救济。教育领域的宪法诉讼救济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立法机关的教育立法，以及对现有教育法律和政府关于教育事业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就审查结果作出合宪有效或违宪无效的判决。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实行。我国法院体系中还没有专门的宪法法庭或，普通法院也未被赋予违宪审查权。实际上，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法律法规处于分散零乱的状态，各校规章制度也多以管理为名自作主张，侵犯人权。宪法诉讼对于理清教育法律法规间的关系，使整个教育法体系在宪法的领导下达到高度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对侵害大学生权利的行为直接适用宪法规定进行司法审判。众所周知，我国法院判决多以部门法条文为依据，但大学生权利中的重心――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教育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及保护方式。实际需要与法律缺位的矛盾必将促使权利受害的大学生直接依据宪法提讼。早在2001年，对于轰动一时的“齐玉苓诉陈晓其冒名顶替上大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经反复研究，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明确指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一做法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同时也为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提供了更广阔的途经。

参考文献：

（1）薛贵滨：《论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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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冬梅，河南师范大学教育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教育学博士。（河南新乡/453007）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校教师的教学权利研究” （10YJA880079）阶段性成果。

摘 要：教师教育权与学生学习权是师生法律关系的核心体现。高校收费体制下，师生法律关系趋于复杂化，传统师生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大学生身份如何定位，是界定高校师生法律关系的关键。当下我国公立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多重性和综合性。

关键词：高等学校；收费体制；师生法律关系；教师权利；学生权利

师生关系是现代学校重要的法律关系。教师与学生作为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教师教育权与学生受教育权是师生法律关系的核心体现。随着公立高校收费体制的实施，我国传统师生法律关系面临诸多挑战，需要重新审视与定位。

一、权利与义务：高校师生法律关系的法理分析1.师生权利义务基于教育活动产生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对于教师来讲，由其职业活动引起；对于学生来讲，基于受教育活动产生。教师身份定位不同，以及学生身份的特殊性，会直接影响师生法律关系的性质。关于教师的身份定位，各国有所不同，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公立学校的教师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英国、美国等国的公立学校教师则兼有公务员、雇员双重身份。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教师身份经历了学官、学人、干部等不同身份的变迁。[1]根据我国《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由此可见，我国教师的身份是专业人员，其基本职责是教育教学。而对于学生而言，他们是正在接受教育的公民，即受教育者。教师和学生的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了师生法律关系既受宪法和一般法律的调整，又受教育法律的规范与制约。作为国家公民，教师、学生平等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作为教育者，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有权对学生进行教育与管理，享有特定的职业权利；作为受教育者，学生也有其特定的权利和义务。

2.师生权利义务是师生法律关系的内容

教师与学生是重要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基于教育活动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与义务表现为一种行为，行为是权利与义务的外在表现形式。” [2]师生权利义务集中体现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在享有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我国的《教育法》、《教师法》等教育法律，对教师、学生的基本权利、义务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法定的权利义务，构成了师生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师生法律关系的集中体现。

3.学生学习权利是教师教学权利的基点

教师的教育权基于教师职业产生，由法律规范设定，是一种职业特定的权利和义务。我国《教师法》就教师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了专门规定。教师享有教育教学权、指导评价学生权、管理学生权等多项权利，同时必须履行教育教学职责及其他义务。基于受教育者的特定身份，学生也有受教育权、公正评价权等多项权利，同时应履行努力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尊敬师长、遵守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等多项义务。在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的权利义务紧密相连。很多情况下，教师一方作为权利表现时，学生一方则表现为义务，而学生一方作为权利表现时，教师一方则表现为义务。比如，学生享有学习的权利，教师负有相应的教育教学职责。学生享有公正评价的权利，教师则应履行客观评价学生的义务。这样，师生之间的权利义务紧紧联系在一起。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学生的学”是教师教学权利的归向，因而从法理上讲，学生学习权利是教师教学权利的基点，学生的学习权利优先于教师的教学权利，教师的教学权利应服从于学生的学习权利。

二、大学生身份定位：公立高校师生法律关系的现实困境1.我国计划体制下的高校师生法律关系

在我国计划体制下，高等学校是“国家机构”，教师被视为“国家干部”，教师的任用、调配，纳入国家干部管理体制。1956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调动的暂行规定》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教师是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根据国家需要，服从国家调动。”[3]1961年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规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教师的调动必须经过教育部的批准。”[4]此外，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据其职务级别按相应的干部级别标准对待。国家对大学生免收学费，对学生实行生活补助、困难补助等，大学生实行“统包统分”，大学生跨进大学门，就意味着端上“铁饭碗”，具有“准干部”身份。高校师生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行政性法律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2.收费体制下的大学生身份遭遇挑战

在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条件下，师生法律关系面临着一些新的困惑。1997年全国高校全部实现并轨，实行缴费上大学。那么，在收费体制下，学生缴了学费，分担了部分培养成本，学生的身份该如何定位？有观点认为，大学生是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者，接受高等教育服务是与劳动力再生产紧密联系的生活消费。[5]有人则认为“教育的性质决定了接受教育不可能是消费行为”，如果受教育者是消费者，有悖于教育的内在本质。[6]还有人认为，将学生视为“病人”比将其视为消费者更合适。应当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业之中，像医生希望病人能按时按量服药、配合治疗一样让学生了解，取得优异成绩需要认真上课、完成作业、进行思考，只付费不能确保教育成功。这正如你去看病，只付钱而不遵从医生的嘱咐，怎么可能痊愈呢？[7] 国内首例高等教育消费索赔案的发生，也使“大学生是不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引起了广泛关注。广东某管理学院就读的大学生区某因毕业前一天参与打架，被学院勒令退学，学院根据有关规定，没给区某发放毕业证。区某认为学院处罚太重，通过行政诉讼将学院诉至白云区法院，认为学院用中专教师充任大学教师，水平和素质极差，并且派出一名电工兼任班主任，纯属“消费欺诈”，提供的教育服务“货不对板”，要求法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令学院按其所收教育服务费加倍赔偿他的损失。[8]本案发生后，大学生是不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引起了社会关注。这起案件历时近两年，经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上诉，终审法院认为，学生在校读书不是消费行为，学生不是消费者，学院也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者，本案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因校方违反与学生区某的合同约定，区某赢了民事官司，索回学费的30%，即660元学费。

3.大学生能否视为一般意义的“消费者”

对收费体制下的大学生身份如何定位，不只是大学生个人的事情，还关涉高校教师教育教学权利的如何行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服务作为高等教育的新理念，已得到广泛认同。“教育是一种具有服务性质的实践活动，教育服务就是教育活动的产品，或者说是一种服务形态的产品，教育产品是教育服务。”[9] 将高等教育服务作为概念来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高等教育服务既包括面向学生的教育服务，又包括面向社会的教育服务。狭义的高等教育服务仅指面向学生的服务。而高等教育服务并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服务，大学生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 按照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产品理论，根据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消费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可将全部社会产品和服务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而高等教育服务既非纯公共产品，也非纯私人产品，而是准公共产品。这是因为，一方面，高等教育服务在一定范围内没有消费的排他性和利益的独占性。比如教师授课是一个对多个，教师教学由全班学生共享；一所学校可容纳成千上万学生，每个学生均享学校教学资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服务又带有一定的消费上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如教学班级人数过多，就会影响学生听课效果；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高等教育服务，只有具备一定资格者，才能享受这一服务。因而高等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不可能像商品一样完全通过市场来提供，而必须主要通过市场以外的资源配置机制来提供”[10]。

从公立高等学校来讲，教育是公益性事业，高等教育具有公共性特征，高校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因而高等教育服务必须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从公立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讲，他们受国家委托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也同样具有公共性特征。教师承担教书育人，提高民族素质的历史使命，其教育教学活动必须遵循国家的教育方针，不得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必须严格履行教育教学职责。再者，教育是一种精神活动，注重的是心灵的沟通和精神的契合，教师在教学上倾注大量心血，将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传授给学生，担当教书育人的重任，对学生无私的关爱等，也很难用金钱来衡量。从大学生来讲，作为受教育者，大学生自然是高等教育服务的享有者，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领悟和教学资源的使用，实现“教育消费”。但是毕竟学生支付的学费，只是培养成本的一部分，实际上国家财政拨款仍是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公立高等学校教师的工资也主要由国家财政支出。也就是说，学校的经费来源除了学生缴纳的费用外，还有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据此看来，即使在收费体制下，也不能够将大学生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这是由教育的公益性、教育的内在本质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从当前高等学校的教学实践看，在教育消费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有些学生认为自己上学缴费，教师就是知识文化的商人，自己是购买知识的顾客，于是以“顾客就是上帝”自居，认为上不上课是自己的自由，而不是自己的义务。而对于教师来讲，教学是其义务，而不是教师的权利。学生随意逃课，对教师缺乏起码的尊重，这种现象是高校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一大问题。学生缴费上大学之后，师生双方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发生了分歧，期望值也不同，成为引发高校课堂教学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但将高校等同于买卖消费的市场，将师生关系简单化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对高校师生关系的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

三、多重性与综合性：收费体制下高校师生法律关系的理性审视 那么在收费体制下，如何看待公立高等学校教师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呢？笔者认为，尽管大学生缴费上大学，师生法律关系趋于复杂化，但是从师生法律关系的性质而言，总体说来，我国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既有行政性的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性的法律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法律关系。

其一，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存有一定的行政性法律关系。

第一，教师和学生的基本权利义务，已由法律规范预先设定。教师、学生作为师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其权利义务在我国的《教育法》、《教师法》等相关法律中作了明确规定，这与民事关系中权利义务由当事人双方自由协商的特征有很大不同。

第二，教师的教育教学权利具有公共性，带有职权的性质。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历史使命，教师权利束中的教育教学权、指导评价学生权和管理学生权等，既是教师的权利，又是其应尽的职责。对于教师而言，不能随意放弃，也不能转让。

第三，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教师是教育者和管理者，学生是受教育者和被管理者。师生之间的这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是在学校教育活动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当然，教师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师生之间也并非绝对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因而只能说，师生之间只是一定程度的存在行政性法律关系。

其二，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收费体制下，学生分担了一定的教育成本，要求高校教师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也在情理、法理之中，因而未免含有某些民事关系成分。此外，在财产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等方面，师生双方都是民事权利主体，两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这类关系属于平权型的法律关系。

此外，教师与学生之间还存在教学相长、尊师爱生的平等关系。大学是探讨高深学问的场所，教育是师生之间精神的契合与心灵的沟通，是双方合作、互动的过程。教师作为教育者，通过教育教学给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在优化自身知识结构，不断提升业务水平。教师应尊重学生，关爱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也应当尊敬师长，密切合作。惟此，才能构建师生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金平.从学校组织类型的变化看我国教师身份的变迁[J].高等教育研究，2007（11）：38-43.

[2]佟丽华.未成年人法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20.

[3][4]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634，1063.

[5]张元阳，亓来华.大学生——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者[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7）：38-40.

[6]刘清生.评“受教育消费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11）：10-12.

[7]Phillip H.Shelley.高校如何对待学生：消费者？病人？[J].世界教育信息，2005（6）：56-57.

[8]国内首例高等教育消费索赔案宣判 原告赢回学费[EB/OL].http：///system/ 001287053.shtml，2005-06-20.

篇8

【关键词】 学生宿舍；法律关系；宿舍管理权；学生权利

在我国，学生宿舍是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在高校后勤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学生宿舍的教育、管理、服务功能越来越突出，成为课堂之外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学生宿舍管理事关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关系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关系到学校和社会的稳定，更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校对学生宿舍的管理需要向合法化、规范化、专业化方向不断完善和发展。

近几年来，学校育人树人的主要重心已逐渐转移到85后、90后的大学生身上，这个群体具有明显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且权利意识空前高涨。他们对学生宿舍管理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认为学生住宿是一种商业行为，学生与学校之间是一种房屋租赁关系，学校对宿舍的管理很大程度上侵犯了自身的住宅自由权和隐私权，由而产生较大抵触心理，进一步导致宿舍管理工作难度日益加大，成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极有必要理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高校学生宿舍管理行为，明确双方各自的权利（力）和义务，以更好地实现宿舍安全，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

一、新形势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准行政法律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学生与高校的关系是一种无名但有实的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即公营造物利用关系。［1］这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与普通的行政法律关系不同。普通的行政法律关系与一般权力关系相对应，必须遵循法律优先、法律保留等行政法原则。行政机关必须接受既存法律的约束，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并且只有得到法律的授权才能活动。而我国的学校是事业单位法人，不是普通的行政机关。它可以不待法律有明文授权，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定下，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学校规章制度等内部规则，对学生的权利做出一定的限制。如果学生违反义务或特别规则，会受到制裁甚至淘汰处分。学生在认可或服从这种权力的前提下，一般不能对此类权力行为提出异议，否则，很难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转。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教育理念的更新，当今行政法理论对特别权力关系又作了新的发展，要求尊重教育者的自由和受教育者的自由，减少国家对两者关系的过多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双方对自身权利维护的主动性。［2］我国也逐渐注重对学生各项基本权利的保护，依法治校的呼声要求学校的教育管理权接受司法审查的监督。高校所倡导的“以生为本”的理念，是现代法律精神的体现，也是创建和谐高校的必然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认可的判例认为高校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关系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3］也就是说，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是一种“准行政法律关系”：（1）双方地位不平等，权利义务也不完全对等。高校不需要得到学生的同意就可以单方面制定内部管理规则对学生的各种行为进行规范、管束和惩罚。（2）高校在普通管理关系范畴内，不必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为实现行政目的，维持内部秩序，不需要特别的法律依据，就可以自由地命令规则。最典型的就是学校对学生单方面的各种教育及奖惩管理，对学生的作息时间规定、宿舍管理规定等，此类行为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3）高校在一些重要领域制定的内部规则必须与法律相符合，尤其是涉及基础关系的，包括学生身份的取得、丧失及降级等决定，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没有法律授权不得自行决定。并且这类基础关系已进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2、民事法律关系

上世纪末，国家开始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随之加快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学校逐步分离了其原来所属的社会职能，如学生饮食、校园绿化、物业管理等。学校与学生的契约化内容逐渐增加，产生许多与教育管理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民事关系，为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在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建设与管理方面，许多高校都成立了专门的后勤集团或者交由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通过契约化的方式来界定学生、学校与后勤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此类法律关系更加注重平等协商与等价有偿的原则，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人身权、财产权方面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受到民法的保护。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往往无法准确认识双方的法律关系。许多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人际关系、自我评价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独立自主性开始增强，过于强调自己与学校之间的平等民事关系，而忽视了应尽的义务。例如，在宿舍管理中，工作人员检查并没收学生使用的违章电器的事情就在学生群体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部分学生认为此举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财产权甚至住宅权，由此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引发的投诉乃至诉讼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导致宿舍安全管理工作难上加难。那么，我国高校的宿舍管理到底受哪一种法律关系调整？如何正确处理此类法律关系，保障双方的权利（力）义务不受侵害，更好地实现安全宿舍、和谐校园的目标？为解答这些问题，笔者将从学生宿舍的性质、特点着手，对宿舍管理服务行为作进一步的辨析。

二、学生宿舍管理服务行为分类

作为宿舍管理关系的载体和存在的基础条件，学生宿舍的法律性质定位必须要明确。首先，高校提供的学生集体宿舍并不属于法律范畴内的住宅，没有“私有”性，应该划分为公共住房，“公”的属性成分更为突出。有学者曾撰文指出：“学生向学校支付了与居住价值数量相当的金钱，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学生便获得了对宿舍（公寓）的居住权。该行为的性质与购房入住在居住权行使上是一致的，学生一旦获得居住权，公寓便成为供学生居住的场所，这与法律上的‘住宅’含义是一致的。”［4］在这种理论的支撑下，宿舍管理方无权在未经学生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宿舍查处违章行为，没收违章电器，否则将严重侵犯学生的住宅权、隐私权和财产权。这种观点忽略了学校对内的行政管理职能，抹杀了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并且与我国现行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是相悖的。我国《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学生宿舍、教室和礼堂等人员密集场所，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在门窗、阳台等部位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同时也提到，如果发现类似状况，学校宿舍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纠正消防违章行为，妥善处置火灾隐患。［5］

其次，我国高校的学生宿舍具有自身的特点：（1）学生宿舍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主要是为实现学校的育人目标，执行学校有关的规章制度和发展计划；（2）学生宿舍只为在校学生提供服务，学校的住宿费用具有补偿性和福利性；（3）学生宿舍住宿人数众多、流动性大；(4)为满足教育的要求，学生宿舍具有特殊的服务规则，如选择自由度小、院系住宿相对集中、床位预先分配等；（5）学生宿舍不仅是学生生活、休息的场所，也是学校开展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阵地。

结合我国高校学生宿舍的性质和特点，高校宿舍管理权既包含准公权力因素，也包含私权力因素，具有双重法律属性。虽然国内各所高校具体情况不同，改革步伐不一，在宿舍管理模式、管理范围方面有所差别，但是宿舍管理服务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学生住宿的分配与调整、宿舍楼栋的治安和消防安全、宿舍区清扫保洁、宿舍房屋及设施设备的维护和修缮、以及协助做好校园社区文化建设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上管理行为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学校的“准行政行为”，包括学生住宿的分配与调整、宿舍楼治安、消防安全和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另一类则属于民法范畴内平等的契约关系，包括宿舍的保洁、维修和水电费的收取。这两类行为最明显的区分特征是，是否是学校需要保留的权力。学校的准行政管理主要基于学校对学生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要求学校尽到对学生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也就是说，在这个职责范围内的宿舍管理行为属于“准行政法律关系”，学校具备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学生理应服从。不在这个职责范围内的宿舍管理行为则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应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根据契约的内容行使各自的权利，承担各自的义务。

例如，宿舍的分配与调整，我国高校为方便院系的教育与管理，一直以来都遵循相同院系住宿相对集中的原则，学生的选择自由权只能在这样的范围内有限的行使；宿舍的治安安全，这是除消防安全外，高校最为重视的另一项安全保障，绝对不能放任自流。因此，非本栋宿舍楼的人员不能进，禁止留宿外来人员等是高校维护正常秩序，保障学生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而宿舍的保洁卫生、水电费的收取等完全可以依照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来履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三、合理协调宿舍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

现实中，学校宿舍管理部门和学生之间经常进行着“猫捉老鼠”的竞技。各类纠纷层出不穷，让双方都烦不胜烦。如何做到既能维护学生的正常利益，又能保障学生宿舍的安全有序呢？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明确认识，统一思想

宿舍管理与学生权益并非水火不容，对立冲突。相反，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宿舍管理是为了维护学生宿舍的安全有序，而学生权益主要是为了能够充分享受自由，行使自主管理，两者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学生利益。合理协调个人私利和公共利益是平衡宿舍管理权和学生利益的前提。

2、加强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正确理解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现代化教育体制下，学生的法律意识都有普遍提升，但是同时存在知识体系不系统、不全面的问题，片面强调自我权利的实现，却忽视了自身应尽的义务和公共权益。高校可以开设相关的法律课程，进行专门的教育辅导，提升学生的法治观念，让其能正确理解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他们不断增强自我责任意识与守法意识，使他们在尊重自我权利的同时，履行大学生应尽的义务，依法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3、完善健全宿舍管理相关制度规定

宿舍管理经过十多年的社会化改革，客观环境、管理对象、管理方法、管理权限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前的管理程序或者学校的制度条文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合理、合法、科学、有操作性的宿舍管理相关制度及规定，是实现管理依据合法化、管理程序正当化、管理行为规范化，让管理工作合法有序地开展，避免高校法律纠纷的有效措施。

4、提高宿舍管理者的法治能力，加强宿舍的法治化、契约化管理

由于历史、经济等种种原因，后勤实体整体人力资源不强，职工队伍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素质较低，宿舍管理部门中缺乏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学校应该通过举办法制讲座、开展相关培训、督促个体自学等方式，来培养和提升宿舍管理者懂法、守法和依法办事的意识，使他们能够具有良好的法治观念、拥有较强的法治能力，自觉地运用法律常识来处理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日常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学生的基本权利，实现宿舍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保障的和谐统一。

5、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和采用更灵活的调解手段来解决纠纷

当学生感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这是学生正当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可以设置专门的专业化调解机构，建立健全校内的申诉程序，这样既可以避免宿舍管理部门与学生之间的正面冲突，又可以让学生拥有正常的申诉渠道，使纠纷控制在可调控范围内。要善于利用院系、辅导员的教育手段，发挥学生干部、楼管会、寝室长的自主管理功能，采用更灵活、更及时的调解方式来妥善解决纠纷，才能充分保障学生利益，有效推动制度执行，实现校园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翁岳生.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 李悦书.后勤社会化下高校法律主体身份的变化及特点［J］.经济研究导刊，2009(16).

［3］ 李元芳.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类型及处理原则与预防对策［J］.高教论坛，2003(4).

［4］ 周华斌.高校学生宿舍管理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学生权利保障［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3).

［5］ 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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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师生关系；师生矛盾；矛盾转化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9X（2013）15-0018-02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学校教育中最主要的人际关系，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学校能否实现自己的功能，使教育教学能够达到目的的关键之处。当前，对于师生关系的关切和注意力不断地转向师生间的互动问题，不仅如此，师生的互动问题也同样影响着教学工作，良好的师生关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 法律法规和学校道德规范的作用

在研究中发现：师生矛盾转化重要点之一在于教师和学生是否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新型关系以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指导。为了建立法治社会基础上良好的师生关系，就要求教师认真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学校应组织教师进行普法教育，牢固掌握教育类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法律精神，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语言的选择，清楚明确地知晓在校学生被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义务，依法履行法律要求教师完成的一切教学任务。教师应当按照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现代化理念管理学生、教育学生。

传统的教育模式也有其丰富的内涵，教师不应该在法治社会中遗忘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国传统教育理念中提倡教师注重德行，这些传统的理念在现代教育之中也不能被忽略。尊师重道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内涵，法律人格的平等没有突破师生关系的传统理念。对传统师生关系的理解与传承，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塑造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的要求。

2 专业组织建设机制的作用

为了提升学校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教师与学生矛盾的更加协调，减少矛盾，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进行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双方考虑，加大力度引入管理的科学手段，来保证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有效展开。

台湾和香港是我国师生关系辅导工作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与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教育体制相近，他们在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中建立了课堂教育之外的相对全面的师生关系指导辅导系统。大陆很多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学生的辅导工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之中，忽视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素质教育，即使一些学校有辅导的内容，也不够专业，造成了工作成效差，学生抵触心理明显。在此情形下，形成一套独立于整个课堂教学之外的指导体系尤为重要。以中学为例，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手段，设立特设机构，如学生管理与指导办公室等，专门为学生的指导提供咨询意见，明确分工，采用先进的教育教学手段指导工作。同时与现有的部门发挥合力，紧密配合学生在校学习的全部任务。探索使用现代化的网络媒介进行工作，与学生家长、学生家庭、社会公众广泛接触。

3 精神文化引导机制的作用

从狭义角度来说，文化是社会中的小群体性的共同拥有的相同的思想。积极向上又充满青春活力的校园文化能够使得学生自觉地向这种氛围上靠拢，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校园文化是指校园依照自己的软硬实力形成的，从价值取向、教育目标、校园环境形成的特殊氛围的文化环境，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和规范功能。这种氛围具有吸引力和内在驱动力，时刻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价值取向。

从精神文化方面来说，广大教师的知识、良好的教学风格和极富个性的魅力，在学生心中会形成尺子，学生会为了达到高尚的教师已经达到的境界而不断地加强学习，主动地约束自己，形成良好的情操。为此，教师必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学生做好楷模和示范作用，通过不断学习和修炼提升自己的修养，运用良好的教学风格，促使课程甚至是班级的学风转化，最终促进文化的提升。同时校园的硬件文化，包括一花一木、一厅一台、一楼一阁都是校园物质文化的体现。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为了挖掘教育的微妙功能，最终连学校的墙壁也是文化的缩影。看得见的校园物质文化是一种隐藏的教育水平的体现，每一所名校都有自己著名的物质文化场所值得大家称道，如武大的樱花园、北大的未名湖、哈佛的百座图书馆，都体现出了不同的校园文化气质。

另外，班级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也在师生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班级文化是班级风气和作风，简称班风。班风是班级全体成员在不断学习、生活过程中不断磨合、融合、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气质。积极向上、充满青春活力的班级文化自然也是一群积极向上、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谱写而成的。同样，在这一个相互融合和交流过程中，整个班集体的学生都拥有一种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气质。这些校园文化的沉淀在师生关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4 课程建设机制的作用

为了达到一种积极转化、相互融合、互相接受的师生关系，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不可或缺。辅导课程与课堂知识的学习有相互迥异的差距。富有朴实多样的生活元素是课堂教学课程和应试课程所不具备的新特色，而这些都是辅导课程的优势所在。不仅如此，课堂教学活动必须具有灵活性，不仅仅依赖于讲座的形式，帮助学生探索个性化的体验也具有重要意义。

5 沟通交流机制

教育的大环境多种多样，其中对于学生影响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学校、家庭和社会。

5.1 师生间的沟通对话

师生间的沟通对话包括了以班级或者小组为单位，教师加入其中的团体流以及教师以谈天说地、批评教育、课程督导、心理协调为内容的个人通讯。

一般来说，在集体交流与沟通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团体流，包括上课、开班会、进行年级教育等，这都是集体交流的重要形式。学校和教师应当根据具体交流对象的年龄特点、智力水平、性格特点重点分析，进行富有特色的、适应交流对象的交流沟通活动。教师和学生个人之间的沟通是一种传帮带的形式，是发现和解决学生与众不同特殊要求的主要途径。这种个体交流对双方都十分有利，能帮助师生之间消除隔膜。教师在交流过程中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特点，为学生提供一种符合其年龄、性格的教育手段。教师和学生的个人沟通包括了直接面对面沟通以及由师生都信任的第三方作为交流中介的简介沟通，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5.2 教师家长间的沟通

教师和家长是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两个重要角色，家庭和学校都希望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因此双方之间的沟通联络是学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和家长的紧密联系可以促进教师更加了解家长对于学生的要求，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和学生定位；也可以使家长掌握最先进的教学手段，辅导孩子达到学校、教师的具体课程要求，达到良性互动。

1）家长作为支持者和学习者。这是一种单一的通信方式，主要是在学校驱动下，学校和教师相协调，家长可以学习基本的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层面上，学校应当提供给家长有意义的学生在校信息，为家长提供一定的学生辅导意见，即进行电话、邮件等多种形式的沟通交流；家长也应当主动打电话，主动反馈学生在家的信息，主动与学生交流，督促学生完成学业，及时参加家长会。

2）家长作为学校的志愿者。这是一个双向沟通参与。家长和教师在更亲密的气氛中交流信息和建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强家长对孩子的了解，帮做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时刻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教师和学校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为这部分家长开设系统全面而又有现实价值的指导性课程，具体地指导家长辅助教师对学生进行督促工作。学校要提供家长学校、临摹交流周、家长进课堂的活动，站在这个高度上，学校要更加用心，更多地进行尝试，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3）家长作为学校教育的决策参与者。一部分家长在与学校不断地沟通交流过程中取得相互信任，具有丰富的社团管理经验和愿意参与学校日常事务、经营决策的学生家长以各种不同的企业运作模式，参与到学校之中，成为学校的股东、董事。双方从此关系更加密切，学生家长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学校的各种行为。家长的意见可能直接上升为学校的具体举措，促进学校的有序发展。

综上所述，为了使师生矛盾有效转化，社会、学校、教师、学生、家庭等5个方面都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专业的组织建设机制的法律、法规是社会和学校制度建设，促进教师与学生相互协调，达成互利互信，从各个方面不断努力以形成一套逐渐转型的师生矛盾的总体趋势。课程建设机制是以教师为主导，学校协助师生矛盾转化最直接的形式。教师和学生直接互动的沟通和对话机制是转化师生矛盾最有效的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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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合军.从传统师生关系论高校和谐师生关系的法律建构[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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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办高校 学生处分权 法律效力

一、民办高等院校的法律地位

中国的私立教育源远流长。早在2400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等就开始兴办私学。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百家争鸣”局面。自此以后，私立学校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国民办高校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民办高校的发展状况极不适应的是有关民办高校法律地位的长期立法缺位。立法的缺位既不利于厘清民办高校的法律地位，又无益于民办高校的良性发展。虽然依据1998年10月25日起施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按照此规定，民办高校理应被定位为民办非企业法人，但是“民办非企业法人”这一创新的法律概念并不能解决民办高校在行政法上的法律地位问题。

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条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这就从法律上确认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所谓“同等法律地位”究竟应作何理解，法律并未明确。笔者认为要明确民办高等院校的法律地位，关键是要厘清民办高等院校与学生的关系，由此决定民办高等院校的法律地位。

（一）我国民办高等院校学生管理权的“公权力性”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民办高校同样享有与公立高校并无二致的学籍管理权，具有与公立高校一致的学籍注册权、奖励与处分权等管理权限，诸管理权都具有单方强制性的特点，足以对被管理学生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的影响。“民办高等院校所拥有的为实现其公共教育职责所必需的、对象为与高等学校并无人事隶属关系的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学籍管理权并非私法意义上的私权利”，该权力的“公权力”属性是毋庸置疑的，民办高校所拥有的学籍管理权不能因其投资主体为非国有机构或个人而否认其所拥有的学籍管理权的公权力性质。

（二）我国民办高等院校的“公法约控性”

随着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区分公、私法已为学界共识。与国外私立大学的私法约束不同的是，我国的民办高校不仅并未排除于公法的约束之外，而且必须严格遵守公法规定，《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民办高校。这与国外私立大学无需受控于约束公共权力的法律法规，仅受私法约束的情况有较大区别。

同时，区别于国外私立大学受行政权约束较小的状况，我国的民办高校受行政权的约控程度要大得多。相关法律法规均明文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是全国民办教育的统筹与管理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民办教育的主管部门，民办高等院校必须接受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各项行政管理、检查与评估，行政权的约控贯穿于民办高校的设立、办学、发展的全过程，涉及民办高校教学与管理的各个方面。

（三）我国民办高等院校具备“行政主体性”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组织日益复杂，我们不能要求社会组织适应理论，追求逻辑上的完满，社会组织永远面对的是它所生存的环境。理论要有生命力，就必须适应活的生活，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不能待理论体系的逻辑完满之后再来解决实际难题，而应正面现实中的实际难题，推进实际问题的解决。民办高等院校在行政法上的法律地位问题，其是否具备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资格，我们不能等待行政主体理论完美之后再予以界定，而应直面民办高等院校存在和发展的现状，予以现实的考量。因此，前述民办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是应建立在其“民办”的身份上，还是应从其享有的权利、承担的职责、权力行使的性质、与被管理者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法律后果的承担以及所受的法律约束和权力约控上予以界定，必须明确。

笔者认为民办高等院校拥有的为法律所确认的管理权的“公权力”属性毋庸置疑，其权力的属性与公立高校并无二致。与此同时，在对外责任的承担上，拥有独立法人财权的民办高等院校，似乎比公立高校更具备“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法律资格。根据行政主体要求具备的法律要件，民办高校具备享有学籍管理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对被管理的学生作出处理决定，能够独立承担行使学籍管理权产生的法律后果，符合行政主体要求具备的法律要件。将民办高等院校定位为民事主体将犯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民办高等院校实施学生处分权的法律效力分析

民办高等院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行政主体，在实施学生处分权的过程中，它与学生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具有隶属性质的行政法律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还是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界并没有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现代行政法理论根据不同标准将行政法律关系划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否具有隶属性为标准，将行政法律关系划分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前者是行政主体之间或者行政主体与所属的公务员之间因内部行政管理活动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后者是行政主体因外部行政活动与公民、法人、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外部行政行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没有上下级隶属地位的身份，当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法律救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则不具有这一特点，相对人只能通过申诉等方式寻求法律救济。那么，民办高等院校在对学生实施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的处分时，与学生形成的是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外部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在实施学生处分权的过程中，与学生之间既有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又有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判断高等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性质的基本标准，就是他们之间有没有隶属关系。而隶属关系产生的前提是学生学籍的获得和学生身份的确定。

也就是说，当学生拥有某所高等学校学籍，具备该校学生身份时，他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就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反之，当他丧失学籍，失去学生身份时，他与该高等学校之间就不再是内部法律关系，而是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众所周知，学生取得某一所高等学校的学籍，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审查过程。学籍是指一个学生属于某学校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或者资格。一旦大学生按规定获得了某所高校的学籍，就享有使用该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学历证书的权利。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按照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定的有关证件，按期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第六条规定：“新生入学后，学校应在三个月内按照招生规定进行复查，经注册复查合格，即取得学籍。”取得学籍的学生遂与高等学校形成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当学生因违法或违纪丧失学籍和学生身份时，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隶属关系则不复存在，学校与学生因学籍与身份发生的关系就不再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所以，在关于高等学校学生处分的五种形式中，开除学籍直接涉及学生学籍的丧失和身份的改变，故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法院应适当地介入以监督高等学校自的行使，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而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这四种处分不涉及学籍、身份的改变，属于内部行政行为，适用于申诉等内部行政救济手段化解争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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