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财税托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财税托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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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1、工商、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财税顾问、投资顾问、财税、资产托管、商务资讯；商标注册。

2、教育资讯；翻译；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进出口业务等多个领域.每个公司注册时申请的经营范围不一样，需要区别对待的。

3、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市场营销策划、礼仪服务，会务服务，公关策划，展览展示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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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房地产众筹；发起人；投资人；涉税事项

一、房地产企业众筹模式

众筹模式是指借助互联网手段通过线上平台筹资项目向特定群体募集项目资金，与其他的融资方式相比，众筹具有融资效率高，融资成本低等优点，并且在众筹时发起人可以通过投资平台与投资人沟通互动，从而改变了以前信息只能单向传递的传统模式，同时通过众筹平台项目信息，也可以提前锁定有意向购房的人群。所以通过众筹，房地产企业不仅能快速筹集资金，还能同时达到营销、销售等目的。目前，房地产众筹模式可分为以下几种:（1）营销型众筹，是指房地产商以营销为目的开设的众筹项目。通常是指房地产商以出让部分房产转让收入作为广告宣传费，通过广告的方式营销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转让产品房产所有权或相关收益权目的，提升企业知名度的目的，或者是房地产企业通过抵押房产来获得流动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将房产售出偿支付投资者的投资收益。［1］（2）销售型众筹，是指房地产开发商为达到销售房产，加快资金回笼速度目的，将房产或项目通过互联网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投资者或社会公众出售的众筹项目。但是销售型众筹模式与传统的直接交易房产还是存在一定差异，它是以产品房产作为标的物。其主要模式为:开发商通过众筹平台展示房产相关情况，众筹参与人可通过众筹平台挑选中意的房产并进行线上预约。在预约期满后，预约成功的投资者缴纳款项并签订认购协议；最后，在开盘之后投资者与房地产开发商签署房产买卖合同，完成购房。［2］（3）融资型众筹，是指由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房地产行业前景不太乐观，房地产企业为了快速募集资金而发起的房地产众筹项目，主要通过房地产企业的在建工程或待建房产为筹资标的物向公众募集资金。融资型众筹与其他众筹的区别，主要在于融资型众筹是由投资者通过众筹平台直接对房地产企业的地产项目投资，主要投资于房地产企业的前期工程。［3］

二、众筹模式下企业的涉税事项

（一）营销型众筹在2020年5月10日，甲公司是一家房地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筹资需要决定通过某众筹挂出众筹项目，众筹标的物为将一套价值为400万元的成品房。为了达到营销目的，甲公司承诺给予投资人一定的折扣，将折扣后筹集的资金作为筹资目标，所以筹集的目标金额为标的物的价格的85%即340万元。本次众筹的截止时间为5月17日，房产出售时间为7月1日，资金托管机构为中国建设银行。同时，在众筹过程中，甲公司还需要分别向众筹平台和中国建设银行支付中介费和托管费，分别为筹资金额的8%和3%。第一，在本案例中，按税法规定，A企业本次众筹项目缴纳税额的时间为2020年5月17日，即众筹资金款项到账的当天，并且在现行税法下，甲公司本次活动视同为预售。其纳税情况如下:首先甲企业需要按税法规定在收到投资人支付额的押金时按照3%的预征税率预缴增值税，因此，甲公司需预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为:340/（1+9%）×3%=9.35万元。甲公司的这套房产在7月1日以800万元（不含税价733.94万元）的价格成交。按照相关税法规定，还需补缴甲公司56.7万元的税额（733.94×9%-9.35=56.7万元）。最后，在甲公司转让住宅产权过程中时还需要支付一定的土地增值税以及印花税等。所以营销型众筹主要涉及的风险是中介费、托管费等的抵扣问题。按照现行税法，甲公司可以按照9%的税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销项税额，达到节税的目的。但是如果企业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就不能抵扣进项税额，有些企业对于取得的增值税发票是否可以抵扣上存在一些问题，可能导致税款缴纳不足①；二是关于众筹和售出价格之间的422.02万元［733.94-340/（1+9%）］的差额，企业一般认定将其为销售费用，费用会涉及税前扣除的问题，按照税法规定，如果企业获得了合法原始凭证就可在税前扣除。此外，近几年，由于政府不断加强对房价控制，如“限购”政策等政策的相继出台，投资者人数有限，房地产企业只能靠降低房价来销售，导致企业的盈利空间缩水，同时也会改变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导致企业资金筹措困难，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第二，对于投资者来说，纳税风险主要在于他的投资者身份。如果是个人投资者，就仅按投资收益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是法人投资者，其收益所得应计入企业所得税，缴纳完企业所得税后的个人收益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还应注意，投资者是否在众筹项目中认购了房产，如有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则应按合同金额缴纳印花税。第三，对于众筹平台来说，根据收取的中介费所得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同时按服务行业税率缴纳增值税1.54万元［27.2÷（1+6%）×6%］，并根据应交增值税计提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二）销售型众筹甲公司是一家房地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年4月25日决定通过某众筹挂出众筹项目，众筹标的物为一套价值300万元的成品房产，标的价格为700万。本次众筹的截止时间为5月17日，甲公司所筹700万元（不含税价642.2万元），在众筹过程中，甲公司还需要分别向众筹平台和中国建设银行支付中介费和托管费，分别为筹资金额的8%和3%。第一，对于甲公司，适用9%的税率，此时需要交纳税额为83.81万元（642.2×9%=83.81万元）。第二，对投资者来说，销售型众筹等同于房地产企业向投资者销售房产，如果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以低于市场价获得房产，那么投资者仅仅需要缴纳契税和印花税，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②因契税的税率受购房次数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计算印花税。印花税一般为是购房总价的0.05%，即3500元（700万元X0.05%=3500元）。第三，对于众筹平台来说，需要根据收取的中介费和最终所得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按照销售型众筹和营销型众筹下所涉及的纳税情况基本相似，其所面临的财税问题也基本一致。

（三）融资型众筹甲公司在2019年10月25日决定通过某众筹挂出众筹项目，众筹标的物为价值1200万元的新建楼盘，本次众筹的截止时间为11月10日，众筹的约定利率为16%，甲企业承诺到期后还本付息，其他假设同上。由于需要支付给众筹平台8%的中介费即96万元，支付给银行36万元的资金托管费，所以甲企业最终筹集的资金为1068万元。在本次项目中，A企业适用9%的增值税税率，这次众筹项目涉及利息，利息是否要在税前扣除成了这种模式下的涉税主要问题。一般来说，企业会使用利息支出来降低税前利润，从而达到降低所得税的目。但在本项目中，由于众筹平台和银行不是贷款方，所以这笔费用属于筹资过程中的其他支出，不应算入利息中，企业不应进行税前扣除，所以这笔费用属于筹资过程中的其他支出，不应算入利息中，企业不应进行税前扣除。但两年期满，A企业支付给投资者利息，企业可凭获得的原始凭证进行抵扣。除此利息支出外，融资型众筹的涉税环节和营销型众筹大致相同。

三、众筹模式下企业纳税筹划的建议

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用于何种用途的众筹，纳税都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问题，纳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企业面临涉税风险，影响企业的形象，降低企业的信誉，所以企业应加强对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纳税风险管控能力及政策敏感度的培养，针对以上的问题提出两点筹划建议。第一，加强对财务人员专业素质的培养，提高对税务相关政策的敏感度。我国自2016年全面进行营改增，现已取得了不错的结果，营改增的目的是为了减轻企业的税负，但不少企业却出现不减反增的情况，其原因还是税务人员对税收政策的把控不到位。不可否认，目前的形势下，房地产行业情景不太乐观，所以房地产企业的发展重点都放在了如何提高盈利和创新上，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税务及财务人员的管理与培养，导致房地产企业税务人员能力提升缓慢，对税收和相关优惠政策的解读不到位，降低了企业纳税筹划的效率。因此，房地产企业应该重视税务管理工作，设立相对独立的税务部门，制定一套完整合理的绩效考核和奖惩制度作为依据考核税务人员的工作情况。第二，企业应该完善风险控制制度，众筹模式下的财税问题是由于国家对房地产众筹尚未提出相关政策，所以众筹的参与方的纳税还存在一些争论点给房地产企业带来了税务风险，所以企业要针对这些争论点完善企业的风险管控制度，提升税务人员涉税风险的处理能力，并且达到减轻企业税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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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软件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通过IDC的调查显示，未来五年，中国IT企业支出将增长近3倍之多，2012年，云计算市场规模可达420亿美元，企业投入在云计算服务的支出将占整体IT成本的25％，2013年甚至会提高到33％。而2010年下半年，预计软件公司的业绩增长比较乐观，主要原因是：1、大多数公司上半年合同增长好于业绩增长；2、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集中体现在上半年。3、软件行业进入合同签订与收入确认旺季，收入与净利润占全年比重普遍在60％以上。

2010年9月8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国家级的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决定进一步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这将给软件行业的未来发展注入了光明的前景。这对于金融软件行业的从业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

在金融软件领域，资产管理软件系统及资产托管软件系统两个细分市场尤为突出。金融行业是对信息化依赖性很强的行业，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诞生了第一笔由计算机自动撮合的股票交易系统，自此揭开了电子化交易的序幕。随着各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的开展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实行，1998年前后，市场上出现了针对资产管理及托管业务基本业务单元的基础系统，如投资交易管理系统、财务核算与资产估值系统、资金清算系统等等。

经过几年的积累，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的基本业务系统已经发展成熟，单个业务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已显著提高。市场上针对金融行业资产管理及托管业务的信息化产品已经涵盖了研究、分析、投资、交易、风控、监督、清算、核算估值、绩效评估、存托管、数据整合等业务环节。以下分别讨论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业务领域。

二、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平台主要为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提供投资决策分析、投资交易管理、资产清算、资产估值、会计核算、信息披露、报表管理、资产定价等产品和服务。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09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37417.12亿元，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26760.80亿元，前14家证券公司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1222.38亿元。据中国信托协会统计，2010年3季度信托公司信托资产总额为29570.16亿元。以上资产都需要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服务。

2007年～2009年，我国资产管理解决方案及服务的市场规模分别约为14.10亿元、16.66亿元、19.49亿元。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国民财富将持续快速积累，将会有更多的资金存在理财的需求。预计2010年～2013年我国资产管理解决方案及服务的市场规模分别将达到22.83亿元、27.29亿元、33.06亿元、40.28亿元。

三、资产托管业务

资产托管平台主要为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的金融资产保管、会计核算、资产估值、资金清算、稽核监控、风险分析、绩效评估、信息披露等业务环节提品和服务。目前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银行为18家，所托管的资产类型涉及：证券投资基金、保险资金、理财计划、信托计划、社保基金、企业年金、QFII、QDII、股权基金、交易资金等十余种。

2007-2009年，我国资产托管解决方案及服务的市场规模分别系1.20亿元、1.47亿元、1.70亿元。随着托管资产规模的增加和托管需求的快速发展，需要持续投入较大的资金对资产托管平台进行建设及维护。预计2010年～2013年我国资产托管解决方案及服务的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2.07亿元、2.56亿元、3.20亿元、4.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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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税法主体资格；有效课税模式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之争：实定法上的迷失

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海外组建的“中国投资基金”。随着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我国在1997年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法律问题做出了规定。在此基础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制定了《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28号)，由此确立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税收规则，对证券投资基金在发行、运营及收益分配过程中所涉及的税种及纳税义务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由于1997年所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并不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因此，在构建证券投资基金税制时，基金本身能否作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而独立承担纳税义务，上述两个规章用语含糊，甚至存在诸多的矛盾。这种状况到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后仍未得到解决。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投资人之间的税法地位不清，造成了纳税义务分担上的错位，这成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税制存在诸多弊端的根源。

(一)质疑一：基金管理人作为营业税的纳税人

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尽管这一规定为免税规定，但其言外之意则是基金管理人仍为税法上所明确的营业税的纳税人，只不过这一纳税义务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限内暂时免除。照此规定，在基金成立之后，基金管理人如果运用基金买卖了股票，则基金管理人应当因此所取得的差价收入，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在这里，证券投资基金仅是基金管理人买卖股票、债券时所运用的“资产”，是作为“物”而存在的，不能成为税法的主体，自然不承担纳税义务。而在国家税务总局2002年颁布的《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的纳税人包括证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该规定，则证券投资基金是作为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的纳税人而存在的，基金本身即作为纳税主体，证券投资基金如果买卖股票、债券，则仍应缴纳营业税，证券投资基金是“税法上的人”，而非“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负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为发生营业税的应税行为并向对方收取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单位和个人，包括独立核算的单位和不独立核算的单位。于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基金财产实施买卖股票、债券的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应该归属于基金管理人还是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是物还是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法律性质的不同判断造成了对收益归属上认识的不同，由此也造成了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上的矛盾与冲突，势必造成税收征管上的困难。

(二)质疑二：证券投资基金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在1998年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基金向个人投资者分配股息、红利、利息时，不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在2002年针对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颁布的规章中，则变为“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封闭性证券投资基金，20％的个人所得税是针对投资者进行扣缴的，而对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同样的20％的个人所得税，其纳税主体却变成了“基金”本身。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所得税针对“个人”征收，亦即“自然存在的生物有机体”，而“基金”显然是非独立存在的“自然人”，对基金征收个人所得税显然是存在纳税主体上的误解的。在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中，尽管法律明定该个人所得税针对投资者进行扣缴，然而，这些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分配到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仍应抵扣基金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如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用)、购买股票、债券等所发生的亏损后才能分配给投资者。因此，这20％的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显然并非投资者分配到的基金收益的总额，而仅是基金所取得的收入总和。再加上投资者显然并非都是个人，不加区别地对其扣缴个人所得税，显然也是违反税法的规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实质上也是针对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本身而征收的，同样也会产生纳税主体上的混淆。

(三)质疑三：证券投资基金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1998年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证券投资基金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只是其纳税义务被暂时免除。而在2002年的《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中，基金买卖股票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却是“基金管理人”，基金不过是其买卖股票、债券时所运用的资产，是“物”而非“人”。根据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显然，如果基金仅作为“财产”存在，是无法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的。但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差别仅在于封闭式基金的发行总额事先确定，在封闭期间内基金单位总数不变，投资人不能自由申购或赎回基金；而开放式基金的发行总额不固定，基金单位总数可以随时增减，投资者可以按基金的报价在规定的营业场所申购或赎回基金单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主体”与“物”之间的巨大差别。因此，两份通知在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资格方面是存在矛盾的。另一方面，基金管理人成为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的股票、债券的转让所得的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减除各种可扣除的项目后，为应纳税所得额，即只有在某一所得能够实质归属于该企业的情况下，该企业才会因此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但问题在于，根据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6条的规定，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的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不得将基金财产归人其固有财产，似乎认为基金管理人并不对基金财产享有所有权，进而对运用基金财产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也不得享有所有权。因此，由基金管理人对该差价收入承担纳税义务，同样也是值得商榷的。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性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关系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是独立的商事组织还是财产的集合，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投资者的受托人还是证券投资基金的所有者等问题的存在，造成了对基金投资收益的所有权归属认定上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对该收益应负纳税义务者也必然变得含糊不清。因此，要解决证券投资基金运行过程中，各税种纳税义务归属错位的问题，首先应当探析证券投资基金本身的法律性质。

二、证券投资基金在税法中的地位解析

(一)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地位的重新叩问

对上述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问题，即投资基金在此法律关系中究竟是法律主体还是法律客体。这一问题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性质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导致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主体地位的模糊不清，也导致了证券投资基金运行过程中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非明确化，难以明确界定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总的说来，目前对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地位的认识可分为以下几种：(1)投资方式论认为投资基金是集合投资方式，我国1997年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即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2)资本集合体论认为，所谓投资基金是指由多数投资者缴纳的出资所组成的、由投资者委托他人投资于约定的项目、投资收益按投资者的出资份额共享、投资风险由投资者共担的资本集合体。(3)投资组织形式论则认为，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发行基金份额募集资金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有收益和承担风险的投资组织。

从目前各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规定来看，根据组织形态的不同，投资基金可以分为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或信托型基金两种。公司型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资公司。公司型基金就表现为投资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当然的法律主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契约型或信托型基金是否能够成为法律主体。

1.从基金财产的独立性看证券投资基金的主体性。信托型基金的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都是围绕基金资产展开的，可以说基金资产是信托型基金的核心，信托型基金就表现为基金资产。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6～8条的规定，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得将基金财产归入其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基金财产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基金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基金财产的债权，不得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固有财产的债务相抵消；不同基金财产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消。非因基金财产本身承担的债务，不得对基金财产强制执行。基金设立之后，投资人也只能通过请求赎回或转让处分其持有的基金单位，不能直接处分基金财产。由此可见，基金资产是受基金目的拘束，并为基金目的而独立存在的。即基金资产具有与各基金当事人相互独立的地位，并非任何基金当事人的财产，而是“具有潜在主体性的财产的集合”。

2.从基金架构看证券投资基金的独立性。在信托型基金中，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采用信托的原理来组织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信托型基金与传统意义上的信托已有很大的差异，其组织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从传统的信托法理来看，委托人转移财产的所有权于受托人是信托成立与生效的要件。如果信托型基金所成立的是信托关系，则基金财产的所有权应该转移到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那么，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当对基金财产行使共同所有权。这便意味着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在进行管理和保管基金资产的时候，应当取得一致的同意，才能对基金资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但实际上，基金托管人只是负责资金资产的保管、清算和会计核算，不能参与基金的运作，只是按照约定执行基金管理公司的指令，基金托管人仅在基金成立后负有基金财产的保管和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职责。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不存在对基金财产的共同共有的所有权的。投资者购买基金单位之后，所投入的资产的所有权与投资者相分离，却并未如一般信托转移给受托人，而是形成了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集合资产，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一资产的集合，能够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提供管理服务，从而进行投资获利。因此，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显然并非基金财产的所有人，相反，由投资人提供资本、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人提供管理服务才最终形成证券投资基金。而组织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证券投资基金已构成“财产和人(自然人)的有机集合体”，具有组织体的特征。

3.从基金运行的法律效果归属看证券投资基金的主体性。在基金设立之后，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资产的管理与运营，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基金资产，并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基金管理人投资于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金融资产，所产生的费用、税收和债务以基金资产进行支付，所投资购买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归入基金，所取得的财产和收益，也归入基金财产中，再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并不归基金管理人所有，也不直接归投资者所有。因此，基金管理人投资基金资产的法律后果由基金承担，基金管理人并不直接分享基金财产投资所取得的收益，而仅能依据基金契约或托管协议从基金资产中领取管理基金资产的报酬。不仅如此，如果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违反法定义务，造成基金资产的损失，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也有权以基金的名义向对方追偿，所取得的赔偿也同样归入基金资产。由此可见，尽管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实际上运营、管理、保管基金资产，但其法律后果并不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承担，而是由作为“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托管人集合体”的证券投资基金来最终承担。

因此，在投资基金设立后，投资者认购基金单位所交纳的金额汇合在一起形成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人的资产集合，与作为外部管理者的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形成了“人与财产”的集合体，具有团体的性格，能够成为法律主体而存在。从证券市场上看，证券投资基金一旦成立，即成为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不仅参与股票、债券的买卖，甚至通过入主上市公司，直接介入企业经营管理和内部治理，充当上市公司的积极股东。就其“机构投资者”的身份而言，证券投资基金并不仅仅作为财产存在，而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主体性。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法地位解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证券投资基金并非仅以作为客体的物而存在，而是具有了团体的特性，能够作为法律主体而存在，那么，证券投资基金是否能够作为税法上的主体呢?

1.纳税主体资格的基本判定。一般说来，在私法上享有完全权利能力的主体，在税法上也享有完全权利能力，具有纳税主体资格，如自然人和法人。但在相关证券投资基金法规肯认证券投资基金的法人资格之前，其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主体。这是否意味着证券投资基金不能成为税法主体，则不无疑问。税法与私法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其权利能力的设定也必然与私法上的权利能力有所差别。民法所关注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意志的自由表达以及市场的自由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因此，对私法主体的权利能力的设定更多的是从主体的行为及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而税法所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下主体承担税收负担的可能性，其权利能力的设定更多的是从主体取得收益的可能性以及税收负担能力予以考量的。在税法上，应当以具有经济上的负担能力(例如所得税)或在技术上可把握的经济上的负担能力的对象(例如营业税)作为税收权利能力的享有者。因此，在私法上不享有权利能力或享有部分权利能力的主体，在税法上出于把握经济负担能力之技术的需要，则有可能赋予其完全权利能力或部分权利能力，如非法人团体、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但对于那些在私法上不具备权利能力或仅具备部分权利能力的主体，其税收权利能力的取得则要根据税法的具体规定而定。由于税法是根据负担能力来分配纳税义务的，因此，一般来讲，只要具备税收负担能力的主体，无论其在私法上的地位如何，都可以取得税收权利能力。

那么，作为具有团体性的证券投资基金，并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否能够享有独立的纳税主体资格，则必须探求其是否具备税法上所要求的“税收负担能力”。租税法所重视者，应为足以表征纳税能力之实质的经济事实。只有在动态的财产变动中实现经济的流转，始有可能基于由此发生的增值来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只有某一主体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并取得经济收益，才能表明该主体具有经济能力而足以分摊国家的税收，也才能现实地承担纳税义务。另一方面，由于税收是私人财产向国家的无偿转移，只有经济收益的实际归属主体才能就该收益承担纳税义务。就证券投资基金而言，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买卖，进而能够取得金融资产的买卖差价，进而取得投资收益。此投资收益归入基金财产中，为基金的增值，基金财产增加的数额便直接反映了基金分摊纳税义务的能力。因此，证券投资基金以其名义进行投资行为并能够取得收益，表明其具备一定的税收负担能力，能够成为税法上的纳税主体。相反，由于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基金从事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均不带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财产的增加，其税收负担能力不会因此有所变动，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无需就基金所从事的交易行为及其经济后果承担纳税义务。

2.证券投资基金成为纳税主体的法律可能性。根据税收法定原则，某单位和个人要成为纳税主体，在形式上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只有在税法上明确规定某一主体为该税种的纳税人，该主体才具有相应的纳税主体资格。纳税主体应当是税收法律或税收行政法规所明确规定的主体，税法未明确规定的主体不能成为纳税主体。例如，尽管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同样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但《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则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具备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资格。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是否能够成为税法主体之一，还必须明确其在当前的税制下是否具有成为纳税主体的法律可能性。

从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运营过程来看，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行使由此取得的股权和债权。因此，其可能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我们不妨考察在我国当前的税制下，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可能成为上述税种的纳税主体。

(1)营业税。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1条的规定，负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为发生应税行为并向对方收取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单位，包括独立核算的单位和不独立核算的单位。因此，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便可以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主体，具备独立的纳税主体资格：第一，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其中应税劳务是指属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税目征收范围的劳务。第二，该交易行为必须是有偿的，即以从劳务接受方或受让方(购买方)取得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为条件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营业税是以应税商品或应税劳务的营业额作为计税依据的一种商品税，因此，只要该主体所取得的“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足以表彰其经济能力和税收负担能力，即能够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主体，进行独立纳税，而不论该主体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是否在银行单独开设结算账户、是否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是否独立计算盈亏。因此，证券投资基金尽管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仍可以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主体。进行独立纳税。

(2)所得税。证券投资基金存续期间产生的所得在形式上属于受托人，但这些所得并不能归人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受托人最终必须将信托的收益分配给受益人，受益人才是财产收益的最终所有人。但在收益分配给基金持有人之前，证券投资基金所得应当被归入基金财产本身，由基金财产承担纳税义务。因为证券投资基金非自然存在的生物有机体，从而也就排除了其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可能性。于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是否能够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l条的规定，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企业是指依法成立并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从事商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商业服务的经济组织。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应当同时具备独立性和营利性这两个基本的经济特征。营利性强调的是企业必须是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而独立性则强调，企业拥有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财产责任，企业与其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财产相互独立。具备经济性和独立性的企业和其他组织，无论其资金来源、组织形式、法律属性如何，都可以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证券投资基金是具有人和物相结合的组织体，已如前所述。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58条的规定，基金财产以资产组合方式投资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能够获得相应的证券转让收益或权益性投资收益，具有营利性。其第6条规定。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因此，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同样具备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的资格。

确立证券投资基金纳税主体资格的最大隐忧在于此种课税模式必然形成对证券投资基金和投资者的经济性双重征税。但对企业投资者而言，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因此，可以将持有基金的企业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的权益性投资收益“视为权益性投资收益”，从而适用第26条的规定，基金投资收益仅在证券投资基金层面上课税，不会产生双重征税的问题。同样，为避免对持有基金的个人投资者的经济性双重征税，对其来自基金分配的收益也可以给予免税，则可以避免由于确立证券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纳税主体资格而产生的双重征税问题。因此，双重征税问题能够通过技术性的规范设计加以避免，是税收政策选择的问题而非证券投资基金能否具有纳税主体资格的决定性因素。

(3)证券交易印花税。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印花税的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书立、领受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具体包括各类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及其在华机构等单位和个人。因此，只要能够作为合同订立的一方当事人，即应成为印花税的纳税人。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买卖股票、债券等基金资产所订立的合同，也是买卖股票、债券这一所有权转移合同的法律效果的最终承担者，是有价证券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成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

无论由基金管理人还是由投资者作为证券投资基金运营收益的纳税人，都是有违税法基本理论的。既然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团体性，能够从事经济活动并有取得收入的可能，具备税收权利能力。而证券投资基金作为经济实体，根据我国当前税法的规定，也具备成为相关税种的纳税人的法律可能性，因此，其纳税主体资格应当得到确认。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在税法中的确立

(一)各国对证券投资基金课税的基本模式

从当前各国对证券投资基金课税的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以下5种模式：

1.在税收上无视证券投资基金的存在，仅直接对投资者个人进行征税。如在日本，投资基金不被视为法人，不必缴纳所得税；在比利时、韩国、巴西等国家，投资基金不是纳税人，也不需纳税；在德国、印度、芬兰和我国香港地区，则豁免信托基金所获利息及资本利得等缴纳相关税项。

2.承认证券投资基金为纳税实体，但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就给予免税待遇。在卢森堡，如其投资者或收益为某种级别，则可以免税。在美国，无论是契约型还是公司型共同基金，均被视为纳税主体，应当缴纳公司所得税，如投资基金可保留已实现的长期资本收益，并就此纳税。但根据美国1942年税法规定，投资公司的股息、利息和任何资本增值在一定条件下是免税的。条件是：第一，投资公司必须是经证券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合格公司；投资公司为“受控”公司。

3.对证券投资基金适用正常的税率，但允许其在分配收益时扣除，因而其实际税负近乎为零。如在英国、加拿大、挪威，投资基金需全额纳税，但对已分配给投资者的收益部分，可从税基中予以扣除。最终，投资基金虽然负有纳税义务，但交税很少，甚至不需交税。

4.对证券投资基金适用较低的税率。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如投资基金能满足一定条件，则可适用低税率，甚至零税率。如在意大利，投资基金按资产值适用差别税率，以代替直接投资所要负担的较重的预提税和累进的所得税。

5.将证券投资基金视为一般的公司，适用正常的公司税税率。如在以色列和爱尔兰，投资基金根据适用一般公司的税率完全纳税，但投资者分配到的红利则完全免税。

从上述5种课税模式中不难看出，除第一种模式不承认投资基金是独立的纳税主体外，其他四种模式均认为投资基金是独立的纳税主体，需要承担一定的纳税义务。即便是在第一种模式下，对投资基金予以“免税”待遇，但仍认为投资基金是作为纳税实体存在的，只不过其纳税义务出于税收政策的考量而被免除而已。如根据德国《投资税法》的规定虽然投资基金无须纳税，但投资基金仍被视做独立的纳税主体来确定税基。因此，无论对投资基金是否征税，实际上并不影响投资基金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纳税主体资格。我国在构建投资基金税制时，可予以借鉴。

(二)我国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税制的前提——证券投资基金纳税主体资格的确立

由于对证券投资基金是否作为纳税主体问题的法律规定含糊不清，由此也使得整个证券投资基金税制问题重重，甚至相互矛盾和冲突。因此，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税制，首先应当确立证券投资基金在税法上的纳税主体地位。证券投资基金成为纳税主体，不仅符合税法理论，也具有法律可能性。但在证券投资基金运营的过程中，还存在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者三方主体。在确定哪一主体应当就证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而承担纳税义务时，我们不妨考察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当事人能否作为该收益的纳税人。

1.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如前所述，投资基金是作为团体性组织存在的，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无疑仅是投资基金这一主体的外部管理机构。在基金正式成立之后，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资产的管理和运营，托管人负责基金资产的保管，并对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的情况加以监督，他们对外以投资基金的名义买卖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行使因基金财产运作和处分所产生的债权和股权。因此，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和对外代表机关，只不过所采用的是外部管理的方式，其所有的运营都是通过第三方来进行的。因此，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所实施行为的一切后果均应归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无论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最终都应当由证券投资基金来承担。因基金运营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债务，也都应由投资基金来承担。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有权向投资基金追偿其所支付的因投资基金运营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税收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成本之一，因证券投资基金从事经济活动所应当承担的税收负担，同样应当由投资基金来承担，由基金管理人从基金财产中进行支付。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固然可以要求基金管理人就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而缴纳营业税。但该差价收人因基金投资而产生，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赚取的差价收入只是基金财产的一部分，并不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因此所负担的纳税义务最终应当以基金财产进行缴纳。如果由基金管理人作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基金管理人固然是以基金财产来进行支付，而一旦基金剩余财产不足以支付该营业税，作为营业税纳税义务人的基金管理人便需要以自有财产来缴纳该税款，这便使得基金管理人对基金的税收债务负担一定程度的“无限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都不应当成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的纳税人。

2，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目的是通过集中投资者所投入的资金，透过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经营运作，实现盈利的目的，因此，投资者是基于其所认购的投资基金的受益凭证而成为证券投资基金的最终受益人。证券投资基金运营所取得的收益最终都应当分配给投资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投资者作为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收益的纳税人，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但一方面，投资者所取得的收益必然是扣除了所有费用、弥补了投资损失并由基金管理人分配的净所得，以投资者为纳税主体，则尚未分配的收益部分便无法对其进行课税。另一方面，如营业税等以营业额作为课税对象的税种，更是无法以投资者所取得的净所得为税基进行征收。在我国目前的课税方式下，这种问题则更为突出。根据我国目前的规定，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由于投资基金可能将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分配的收益用于弥补投资亏损、扣除投资成本和费用，投资者所实际取得的投资收益远远低于上市公司所分配的收益，由上市公司或发行债券的企业在派发股息、利息时即予以扣缴，无疑提高了投资者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增加了其税收负担。况且，从上市公司分配收益到证券投资基金分配该收益，所间隔的期间是无法预期的，如在上市公司分配收益时即对投资者自证券投资基金所分配的收益扣缴其个人所得税，则要求其在纳税义务成立之前即提前履行其纳税义务，而基金投资收益未分配的部分也无法享受税收递延待遇。更重要的是，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所取得的股息和红利，其税收负担存在巨大的差异。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以及相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征个人所得税。然而，基金管理人以基金财产进行投资、行使股权，上市公司也很难确知所分配的股息的最终取得主体是企业还是个人投资者，无法真正的“依法课税”。所以，出于税收公平和效率的考虑，就基金从上市公司所分配的收益，仍不应以投资者作为纳税义务人。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直接以基金管理人还是投资者作为证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纳税义务的承担者，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既然投资基金能够以其投资者的财产和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有机结合形成组织体，则无论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均为投资基金的代表机关，其以基金名义所实施的行为，法律后果均应归属于投资基金。因此，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所实施的买卖股票、债券的行为，是投资基金的行为，投资基金应当根据营业税法的规定负担纳税义务。就所得税而言，只有确立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才能使得证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费用、成本和亏损最终集中到投资基金这一层面上，使得成本、费用得以从收益中扣除，所产生的投资亏损也能够得到弥补。同时，只有确立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才能够明晰投资者的纳税义务的范围与界限，使得投资者仅对分配所取得的投资收益承担纳税义务，留存于投资基金的未分配的投资收益仍归属于投资基金本身，投资者对其不负任何纳税义务，从而才能解决税收公平与税收递延的问题。因此，只有在确立了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之后，才能明晰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者各自的纳税义务的范围及成立时间，才能使证券投资基金税制的制度设计符合税收公平，并促进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

(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税制的完善

在确立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之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税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那么，我们可以分别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投资者三个不同的纳税主体，来重新构建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税制。

1，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应当对其运营过程中所发生的收益承担纳税义务。具体来说，证券投资基金设立之后，作为证券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业务范围在于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由基金管理人以基金资产买卖股票、债券、期权等金融资产，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证券投资基金应当就此差价收入承担纳税义务。

就所得税而言，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上取得的所得，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应当统一归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所有。证券投资基金取得该所得后即应就该所得承担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并确定证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和费用，计算证券投资基金当期的净所得。如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亏损，则可以该所得弥补亏损。扣除成本、费用、弥补亏损后的所得为应纳税所得额，用以计算纳税。但投资者自证券投资基金分配收益时仍应承担纳税义务，为避免经济性的重复征税，可对已分配的收益免税或对允许投资者在纳税时抵扣证券投资基金已缴纳的所得税。由于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代表机关，其对外所签订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买卖合同，应以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作为订立该合同所产生的印花税的纳税人。

2.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在确立了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之后，基金管理人的纳税义务可以进一步明晰化。由于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代表机关，其以基金名义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应归属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并不对此负有任何纳税义务。因此，并非如《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所称，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而是证券投资基金并不作为该营业税的纳税人，不对此负有纳税义务。同样，对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而产生的印花税。同样不以基金管理人作为纳税主体，其不对此负担纳税义务。

但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基于其对基金的管理和保管，从证券投资基金所取得的报酬和收入，则应当依照税法的规定征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相关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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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股权投资管理办法最新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应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行业自律、政策扶持、规范发展的原则，以市场为主导,以投资者及其相关方为主体。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扶持作用，努力营造股权投资类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

第二条 通过培育和引进方式，发展注册地在长沙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形成一批经营规范、治理良好、业绩优异、具有影响力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发展壮大长沙股权投资市场，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努力将长沙打造成为区域性股权投资中心。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注册地在长沙并经备案的内资、外资、中外合资股权投资类企业。

本办法所指股权投资类企业包括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股权投资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并以股权投资为主要经营业务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是指受股权投资企业委托，以股权投资管理为主要经营业务的企业。

第四条 市政府金融办负责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规划、行业指导以及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备案管理。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

第五条 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应当建立随到随办的办事制度，为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提供便利。

第二章 工商注册登记

第六条 股权投资类企业可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合伙形式设立。

第七条 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以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股东人数(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不得超过200人;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的，股东人数(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不得超过50人;以合伙制形式设立的，合伙人人数(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不得超过50人。

第八条 公司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的注册资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执行。合伙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出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相关规定执行。

股权投资类企业的所有投资者，均应当以货币形式出资。

第九条 股权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为：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经营范围为：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的相关服务。

第十条 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名称应当符合国家有关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规定，名称中应使用股权投资或者股权投资管理等字样。

第十一条 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资金。

第十二条 已经注册设立运营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符合合伙企业设立条件的，可向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申请变更为合伙制企业。

第三章 备案管理

第十三条 股权投资类企业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按照本办法向市政府金融办申请备案：

(一)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二)股权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合伙制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实收资本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股权投资管理股份公司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

(三)单个股东或者合伙人对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

(四)用于股权投资的货币资产应当委托商业银行托管，并签署货币资产托管协议。

经市政府金融办备案后，方可享受本办法的有关优惠和鼓励政策。

第十四条 申请备案应当提交的文件如下：

(一)备案申请报告。

(二)企业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货币资产托管协议。

(三)股东或者合伙人名单、承诺出资额和已缴纳出资额证明文件。

(四)股权投资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姓名、简历、身份证复印件。

文件一式三份并逐项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

第十五条 备案管理部门在收到备案申请后，确认申请文件齐全的，应于当日决定受理。受理备案申请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发出予以备案或不予备案的书面通知。对不予备案的，应当在书面通知中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备案企业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及时向其股东或合伙人披露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资料同时报市政府金融办备案。

备案企业增减资本、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变更托管人、清算与结业以及重大投资的，应及时报备。

第十七条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和股权投资资产安全，股权投资企业应当委托经认可的商业银行托管股权投资货币资产。

未投资于企业股权的股权投资资金，应当存于银行，或用于购买国债等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不得买卖公开发行的股票。

第四章 税收政策和政府鼓励

第十八条 备案企业自开业年度起，前3年缴纳营业税形成的地方留成部分由财政部门依据当时市、区县(市)两级分享政策给予全额奖励，后两年减半奖励。

第十九条 备案企业自获利年度起，在基金存续期内，由市财政部门依据当时市、区县(市)两级分享政策按企业缴纳所得税形成的地方留成部分的70%给予奖励。

第二十条 合伙制备案企业的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其中，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普通合伙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依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一条 已予备案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连续聘用两年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缴纳个人工资收入所得税形成的地方留成部分由财政部门按年度给予全额奖励，奖励期限不超过5年;引进的国际高端人才可以享受我市相应人才政策。

第二十二条 已予备案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在我市购置自用办公房，按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契税由财政部门全额补助(限300平方米以下)，房产税按规定依法申请减免。享受补助和免征优惠的办公用房，5年内不得对外出租或出售;租赁的自用办公房，3年内每年按房屋租金的50%给予补贴(具体补贴标准按同地区同档次楼盘的平均租赁价格计算)。

第二十三条 备案企业投资于本市的企业或项目，由市财政部门按项目退出或获得收益后缴纳的所得税形成的地方留成部分的60%给予奖励。

第二十四条 自20xx年起，市财政每年在预算内安排20xx万元，当年不足部分由市财政预拨下年专项资金，用于兑现本办法涉及的奖励和补助等资金。

第二十五条 建立项目推荐制度。市级各部门要定期将适合的项目优先推荐给股权投资类企业。对股权投资类企业投资的本市企业优先纳入本市拟上市企业名单，支持其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第二十六条 支持引导股权投资类企业通过场外交易市场转让其持有的投资企业股份，拓宽股权投资退出渠道。

第二十七条 鼓励商业银行在本市开展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和并购贷款业务，支持其为股权投资类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第二十八条 鼓励境内外各类投资机构、金融机构、企业、高等院校、研发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媒体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积极推动和参与长沙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发展。

第二十九条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优化服务，主动为股权投资类企业获取信息提供方便，并积极帮助股权投资类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鼓励股权投资类企业加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规范股权投资类企业行为，依法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股权投资类企业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20xx年39号令)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xx〕31号)等规定的，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享受国家、省相关鼓励政策。

股权投资的原则首先是要端正投资态度。股权投资如同与他人合伙做生意，追求的是本金的安全和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不论投资的公司能否在证券市场上市，只要它能给投资人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即为理想的投资对象。

由于公司上市能够带来股权价格的大幅上升，一些投资者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其过于关注企业上市概念，以至于忽略了对企业本身的了解，这样就放大了投资风险，也给一些骗子带来了可乘之机。事实证明，很多以海外上市、暴利等为名义的投资诱惑，往往以骗局告终。毕竟，能上市的公司总是少数，寻找优质公司才是投资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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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年金；风险管理

企业年金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一项必不可少的补充养老保险，近几年来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现代企业薪酬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立企业年金，如何进行企业年金投资以确保其保值增值，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年金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年金的含义

（一）企业年金的含义。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和鼓励下，根据本单位经济状况自愿为职工建立的，一种以弥补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不足、提高职工退休生活保障水平为目的的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从本质上看，企业年金是企业员工、领导、企业之间的一种契约，契约主体包括股东、企业经营者、职工。契约性决定了企业年金的强大生命力，没有这种契约就没有企业年金的存在价值。

（二）企业年金的主要功能。企业年金不仅是劳动者退休生活保障的重要补充形式，也是企业调动职工积极性，吸引高素质人才，稳定职工队伍，增强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它的功能至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分配功能。企业年金既具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性质，也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性质。因此，企业年金补充养老金计划又被视为对职工的一种延迟支付的工资收入分配。

2、激励功能。企业年金计划根据企业的盈利和职工的绩效为职工年金个人账户供款，对于企业吸引高素质人才，稳定职工队伍，保障职工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职工为企业服务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又是一种积极而有效的手段。

3、保障功能。建立企业年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水平，解决由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逐年下降而造成的职工退休前后的较大收入差距，弥补基本养老金保障水平的不足，满足退休人员享受较高生活质量的客观需求，发挥其补充和保障的作用。

二、企业年金的作用

有些人认为，企业年金是企业的一种福利。其实，企业年金与企业福利有本质上的不同。福利是当期消费，企业年金是未来消费，企业年金的消费权利发生在退休之后；福利体现公平，企业年金体现效率；企业的福利项目一般与生活需求等物质条件直接相关，与人的地位、级别没有关系，福利标准对事不对人，企业年金则不同，重点体现效率，企业经济效益好坏、个人贡献大小等，都可以导致企业年金水平不同；福利属于再分配范畴，企业年金仍然属于一次分配范畴。所以说企业年金是一种更好的福利计划，它在提高员工福利的同时，为企业解决福利中的难题提供了有效的管理工具，真正起到了增加企业凝聚力、吸引力的作用。

（一）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最终是人的竞争。但是，伴随着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才流动机制已逐步形成，企业有选择人才的权利，个人也有择业的自由，人才的合理流动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因此，企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员工福利保障制度，充分解决员工的医疗、养老、工伤及死亡抚恤等问题，有利于落实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加市场竞争力，从而吸引优秀人才加盟。同时，又切实保障了员工利益，稳定了现有员工队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企业根据员工的贡献，设计具有差异性的年金计划，有利于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根据期望理论，当员工认为努力会带来良好的绩效评价时，他就会受到激励进而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设计年金计划时，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年金保险的灵活性特点，打破传统薪酬福利的“平均主义”原则，对于不同服务年限、不同职级、不同岗位、不同贡献的员工提供不同的保障计划，服务年限长、职级高、岗位技术含量高、贡献大的员工的保障额度更高，保障计划更全面。而服务年限短、职级低、岗位技术含量低、贡献小的员工的保障额度较低，保障计划较单一。建立差异化的企业年金制度，可在单位内部形成一种激励氛围，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挥自身的最大潜力，为企业的发展多做贡献。

（三）通过年金计划中“权益归属”的设定，利用福利沉淀实现有效激励，留住人才。很多企业在用高薪酬福利制度实现激励的同时，用期权的形式作一些规定以起到留住人才、长期规划的目的。在企业年金的计划中，设定权益归属方案，规定服务满一定的年限后方可获得相应的年金权益，与即时兑现的奖金福利相比，企业年金既使员工得到了鼓励，又达到了类似期权的良好效果，而且操作上又比期权要简单、方便得多。同时，设制权益归属还将与未来国家可能设立的递延纳税政策很好地衔接。

（四）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在提高员工福利的同时，利用国家有关税收政策，为企业和个人合理节税。可将企业年金分成两个阶段，分别讨论如何通过避税增加企业福利的问题。

第一阶段为缴费、增值期间。假定企业购买年金保险，除了可充分利用国家财税政策，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与假定企业进行其他投资形式相比，在假定投资收益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保险作为复利计算，只在最终扣除相关税金，而其他投资每年都将扣除相应的所得税，因此年金保险与其他投资形式相比，将会获取更大收益。

第二阶段为领取期间，将保险储蓄转换为养老金。个人收入一生均匀化可使企业福利最大化。假设企业给其员工一生的福利费用总额一定，其员工建立的企业年金由于权益归属或权益实现的原因，在年金领取之前是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根据现行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征缴办法来看，个人收入调节税将在年金领取时征收。如果市场利率与资金增值率相同，现值相同的资金分不同时期的现金流入，最后的终值必然相等。但由于退休后总收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企业年金收入）相对下降，从总量上看，可节约相当数量的税金。

我国正在完善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其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个部分组成。企业年金被称为“第二支柱”，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的“三个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继出台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标志着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已走向规范化运作，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了年金制度这条道路，它必将对现代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企业年金的风险识别及管理

就我国的现状来看，企业年金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社会公众对企业年金的关注度还不够，一些政策、法规的缺位阻滞了企业和职工积极发展和参与企业年金，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在这其中，企业年金的风险识别及管理是我们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风险管理技术导入企业年金的管理流程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企业年金的风险识别。企业年金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种类有很多，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和投资风险。信用风险是指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或账户管理人违约而给受益人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风险。信用风险根植于企业年金的治理结构之中。

在这种“信托———委托”关系链中，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的信用风险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一项企业年金计划运行的成败与否，所以信用风险是进行企业年金风险管理时首先要考虑的风险。而信用风险最终表现形式是违约。

投资风险是指在对企业年金基金进行投资时，由于市场整体或单只证券的波动性所造成的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特别是投资收益低于目标值甚至发生亏损的可能性。在企业年金的运作流程中，投资管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一旦投资失败将会直接影响受益人的经济利益，甚至会导致整个年金计划的失败，而且投资风险是和投资人的信用风险联系在一起的，投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信用风险。

（二）企业年金的风险管理策略。企业年金的风险管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与风险管理有关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制度的运作效率是影响风险管理效果的关键。

l、信用风险管理。政府应该对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设立严格的准入和退出制度。企业年金的监管机构要制定全面和详细的规则，对申请从业的机构的资本规模、治理结构、人员素质、资信水平、经营业绩等各方面进行严格审核，把不具备资格的申请机构排除在外，从源头上预防信用风险的发生。对于在运行中出现违规行为的机构，要坚决取缔其相关从业资格并给予严厉惩罚。为了从根本上避免某些违规机构和人员到异地从业的现象发生，监管部门还应当逐步建立企业年金从业机构和人员的信用档案信息系统，并与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相关信息系统联网，互通信息。要明确界定从业机构和人员的独立性，旨在预防从业机构之间出现利益勾结而损害企业年金受益人的利益。

建立严密的相互制衡机制。例如，托管人如果发现投资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其它有关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通知投资管理人，并及时向受托人和有关监管部门报告。

对于金额很大的企业年金应当选择多个投资管理人进行管理，以分散信用风险。这属于损失抑制的措施，主要是确保一旦某个投资管理人出现信用危机，也不至于导致整个企业年金计划全盘失败，从而把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投资风险管理。明确禁止某些风险极大的投资行为，直接进行风险回避。例如，规定企业年金基金不得用于信用交易，不得用于向他人贷款和提供担保。投资管理人不得从事使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等。

对企业年金的各种投资工具的比例做出规定，限制股票等高风险工具的投资比例。单个投资管理人管理的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投资于一家企业所发行的证券或单只证券投资基金。这类规定是一种损失抑制措施。

对企业年金实行有计划的风险自留。风险自留属于财务型风险管理技术，有计划的风险自留是指风险管理者察觉到了风险的存在，估计到了该风险造成的期望损失，决定以其内部资源（自有资金或借入资金），来对损失加以弥补的措施。企业年金采取有计划的风险自留的方式包括：企业年金的投资管理人每年从当期收取的管理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投资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亏损；企业年金的受托人也应当按企业年金基金净收益的一定比例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投资风险准备金不足而造成的重大亏损。

3、综合性风险管理。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应当完善各自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的一种基础性的风险管理制度，它的有效运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现和化解这些机构本身遇到的外部风险，阻断风险传递链条，从而降低企业年金运作的整体风险。

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发现从业机构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把各种风险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在每季度和年度结束后规定的时限内，受托人应向委托人提交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报告；账户管理人应当向受托人提交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管理报告；托管人应当向受托人提交企业年金基金托管和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管理人应当向受托人提交经托管人确认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报告。相应地，应同时建立起定期审计的制度。委托人每年应聘请会计师对企业年金基金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并把审计的结果作为对相关当事人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的重要依据。

建立定期风险评估制度。企业年金面临的风险种类以及发生的频率、程度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当前实施的风险管理措施也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所以，企业年金的受托人应当定期（如每季度）对整个企业年金的风险状况进行分析评估，检查现有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情况，并向委托人提交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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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宁波市69家中小外经贸企业和11家银行机构的调查，揭示了中小外经贸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度持续加大、融资成本不断攀升、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的现状与特点。分析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主要有3方面：一是企业抵押担保缺乏，自身经营管理不甚规范；二是金融机构利益使然，融资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三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不健全。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宁波近几年来通过加强银贸协作、加快金融创新、加大财政扶持等举措缓解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实践经验，并从完善政策扶持机制、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优化融资生态环境、推进金融工具创新、促进企业自我提升等5方面提出了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小企业 外经贸 融资 银贸协作

中小外经贸企业是宁波经济发展的生力军。2007年，宁波市进出口额在1 500万美元以下的外经贸企业超过8 000家，占全市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数约90%。但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困扰宁波中小外经贸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据宁波市统计局调查，今年上半年全市有38.88%的企业表示从银行获取贷款困难，该比重较上年同期的13.86%上升了25.02个百分点；仅有4.87%的企业认为从银行获取贷款比较容易，该比重较上年同期的13.66%下降了8.79个百分点①。

一、宁波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难现状

为全面掌握宁波市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2008年6月，课题组分别对宁波中小外经贸企业和银行机构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中小外经贸企业共收回有效问卷69份，银行机构共收回有效问卷11份。被调查企业中，外贸企业14家，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43家，其他企业12家；从事一般贸易的56家，加工贸易的11家，其他贸易的2家；注册资金在500万元以上的占26.09%，其余均在500万元以下。被调查银行包括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深发、华夏、宁波银行、鄞州银行及市区信用联社。

（一）企业融资难度持续加大

2007年以来，由于受到银根紧缩、生产成本攀升、出口退税率下调、人民币升值、国际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小外经贸企业的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其中43.48%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加剧，43.48%的企业认为2007年以来企业融资难度比往年有明显加大，还有46.38%的企业认为有所加大。从银行实际审批贷款情况看，中小企业贷款平均获批率也从2006年的80%降至2008年的60%以下，部分银行更是降到了40%以下。

（二）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攀升

调查显示，企业实际取得银行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1.1～1.5倍的占53.45%，基准利率1.5～2.0倍的占10.34%，基准利率2倍以上的占5.17%。企业实际取得的民间贷款利率则更高，其中实际利率为基准利率2～3倍的占14.81%，3倍以上的占22.22%。另据宁波市经委统计，今年5月末全市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8.0%，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民间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14.2%，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②。

（三）企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

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渠道以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及利润积累为主，但在不同发展阶段有所不同。在初创阶段，企业筹资的主要渠道依次为自有资金（79.41%）、银行贷款（48.53%）、亲戚朋友借款（26.47%）。在发展阶段，补充资金的主要渠道依次为银行贷款（74.63%）、自有资金及利润积累（59.70%）、亲戚朋友借款（13.43%）。

除一般借贷外，企业实际从银行获取的其他信贷服务品种较为缺乏。调查表明，获得过国际贸易融资、信用证、承兑、保函等信贷服务的企业仅分别为46.15%、51.92%、46.15%和11.54%。企业所开展过的国际贸易融资类型主要有进出口押汇（72.09%）、贴现（39.53%）和打包贷款（37.21%），而开展过信托收据、福费廷、出口信贷、提货担保和国际保理等业务的企业均在20%以下。

二、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抵押担保缺乏，自身经营管理不甚规范

可抵押资产相对较少、担保能力不足是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难问题最为直接的原因之一。调查显示，中小外经贸企业信贷融资遇到的主要问题为抵押不足的占78.18%，缺乏有效担保的占56.36%。目前，绝大部分银行对企业抵押物的选择一般仅限于土地、房地产及机器设备等，且抵押率较低。而宁波中小外经贸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或是缺少实体的贸易流通型企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可供抵押的有效资产甚少，不能提供银行所要求的实物抵押数额。同时，企业想找到一个既能令银行满意又愿意为自己担保的担保人更是难上加难。

中小外经贸企业管理方式灵活机动但不够规范，普遍不太重视财务会计制度的构建和企业经营管理队伍的提升，这严重影响了外部组织对企业的评价，无法满足银行信贷要求。调查表明，在实际审批贷款时，有54.55%的银行主要考虑的是管理层素质，有40%的银行因企业信用度较低未通过贷款审批，分别有54.55%、45.45%和36.36%的银行建议中小企业应加强财务制度建设、信用建设和自身管理。但很多企业并未真正意识到提升自身管理的重要性，仅有11.76%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自身不足，半数以上企业未考虑要加强自身管理、信用建设和财务制度建设以应对融资难问题。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对金融机构所推出的各类融资业务也不够熟悉，不能熟练灵活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调查显示，企业对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品种很了解的仅有5.88%，不了解的却有25%；对贷款申办程序很了解的仅有14.71%，不了解的却有22.06%。

（二）金融机构利益使然，融资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一方面，商业银行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是它的必然选择。在选择信贷客户时，银行必然要考虑每一笔信贷业务的成本和收益、安全和风险等利益因素。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中小外经贸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为严重，其贷款监控与管理的实际成本更高。据银行部门测算，中小企业的信贷成本约为大企业的5倍。从风险――收益的角度来衡量，中小企业信贷的风险与收益不对称，不能满足商业银行的安全性需要。在信用分析的“5C”要求即品德（Character）、资本（Capital）、能力（Capacity）、担保（Collateral）、环境（Condition）中，中小企业均表现出高于大型企业的信用风险③。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向面临资金短缺、融资困境的中小外经贸企业发放贷款，其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收益不稳定。因此，在利益驱使下的商业银行只愿为大企业“锦上添花”，而不愿为中小外经贸企业“雪中送炭”。

另一方面，中小外经贸企业自身所固有的特点决定了其融资需求有别于一般大企业，其融资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半成品和支付工资的流动资金，以及库存商品和贸易经营活动中所需的流动资金等，因此，资金需求普遍存在贷款期限短、金额小、时间急、频率高、周转快以及随机性大等特点。虽然目前已有部分银行针对中小外经贸企业的需求特点创新设计了一些特色融资产品，但这类针对性融资品种还不多，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业务产品更少。对此，几乎所有的被调查银行都认为今后应根据中小外经贸企业的特点创新金融服务，完善金融品种。

（三）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不健全

调查表明，42.65%的中小外经贸企业认为政府扶持不够是融资难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很多被调查企业表示，政府在企业融资中所起的作用较为一般，还有22.73%的企业认为政府“没起到作用”。近几年，政府逐渐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对于企业信贷融资问题，政府除明确规定城市商业银行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外，其他国有银行在扶持中小企业方面都没有硬性的规定。同时，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的财税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所有制歧视现象。

在我国，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分散在各部门的企业信用信息资源未能实现互联共享，社会缺乏权威的企业信用评估机构，更缺乏一套适合中小外经贸企业实际特点的信用评价体系。在企业信用评估中，经营规模、资产负债率等这类指标被赋予了很高的权重，而应收出口退税等特色指标未予体现，致使中小外经贸企业信用评价等级普遍偏低，很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同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体系不健全，借贷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缺少保障，也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至2007年底，宁波市共有担保机构29家，其数量远低于省内周边城市（杭州69家、嘉兴43家、温州41家）。从担保机构的资金规模分布情况看，宁波市各担保机构主要集中在3 000至5 000万元之间，而资金规模达1亿以上的仅1家，所占比率低于全省5.56%的平均水平，有些小型的担保机构甚至还得不到银行的认可④。

三、宁波银贸协作缓解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难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宁波市加强银贸协作，加快金融创新，加大财政扶持，着力搭建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对缓解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加强银贸协作，优化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服务

紧密银贸关系，畅通银企沟通，形成银贸协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机制，成为促进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和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第一，实现信息互通，构建银贸企多方协作基础。通过建立信息沟通交流制度、信息资料交换制度和重大项目通报制度，定期沟通交流外经贸、金融、外汇、保险等方面的政策动态、统计数据和信贷供需等信息，使银贸企各方及时了解全市外经贸、金融运行和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发展。

第二，加强培训研讨，积极推广金融知识与产品。宁波市每年新增1 000多家中小外经贸企业，不少企业对国际贸易融资工具了解不多，对如何全面利用金融产品促进企业发展认识不足。为此，银行利用各种形式对企业进行金融知识的培训、金融产品的推广。同时，市外经贸局还不定期与市人行、信用保险公司及各商业银行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研讨，共同探讨金融产品创新与外经贸企业发展等问题。

第三，优化指标体系，完善中小外经贸企业资信评估。针对现有企业资信评估体系不适合中小外经贸企业特点的实际情况，市外经贸局与宁波资信评估委员会共同对现行的外经贸企业资信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将外经贸企业评估指标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等9个指标进行了修订，充实了“应收出口退税”等内容，并相应调整了参照值和计分标准，使评估办法更加切合中小外经贸企业的实际特点。

第四，发挥政策作用，促进进出口银行信贷发展。为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信贷的作用，市外经贸局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分行合作，积极向中小外经贸企业推介贷款业务和品种，鼓励企业积极申请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贷款和进出口信贷。同时，市外经贸局主动向进出口银行推荐优质客户，帮助企业出具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数据证明，方便中小外经贸企业办理信贷业务。

第五，创新合作方式，搭建外经贸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市外经贸局与工行宁波分行、宁波民营企业贷款担保公司三方合作，共同推出了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金融服务新模式。在该模式中，市外经贸局负责筛选一批经营稳健、资信较好、贸易关系稳定的中小企业，并提供金融服务推荐和外贸政策咨询辅导；工行宁波分行为经市外经贸局推荐且符合信贷条件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并给予一系列的信贷优惠和优质服务；宁波民营企业贷款担保公司为企业提供优惠的贷款担保服务。

（二）加快金融创新，拓宽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渠道

针对中小外经贸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可抵押资产少、担保难等问题，宁波市外经贸局主动联合金融机构共同设计特色金融产品，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出口信保项下贸易融资等新品种，中国人民银行宁波支行联合相关职能部门不断拓展抵（质）押品种，加快推进金融产品创新。

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是宁波市1999年在全国率先实施的一项金融创新产品，是指商业银行为解决出口企业退税款未能及时到账而出现的短期资金困难，在对企业出口退税账户进行托管的前提下，向出口企业提供的以出口退税应收款作为还款保证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在办理这项信贷产品时，市外经贸局负责为外贸企业出具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证实书，银行凭借该证实书发放贷款。在出口退税资金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全市托管贷款发生额最高时达到了400多亿元，在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周转问题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退税指标充足、出口退税进度正常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仍发挥着其他贷款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以来，部分银行还推出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下的企业授信业务，进一步开拓了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新途径。

出口信保项下贸易融资是市外经贸局与中国信保宁波分公司为解决出口企业融资困难而推出的又一项金融创新项目。2002年，市外经贸局与信保公司双方合作开发出口信用保险业务项下融资和担保新业务，形成了建立在贸保银三方“保单融资操作流程”基础上的出口信保项下贸易融资业务。此后，宁波市又相继推出了船舶出口信保融资、高新技术产品担保融资等新品种。目前，市外经贸局正积极推广“信保保理”（即信保项下应收账款买断）业务，以帮助中小外经贸企业实现应收账款的押汇融资，提前实现销售收入。

同时，人行宁波支行主动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合作推进金融创新。去年以来，市人行已先后会同市海洋渔业局、海事局出台了《宁波市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实施意见》，与市工商局联合出台了《宁波市股权质押贷款指导意见》，与市科技局联合出台了《宁波市专利权质押贷款指导意见》。此外，市人行还努力探索农村住房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信贷产品，推广国内信用证贸易融资、中小企业联保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积极创新抵（质）押品种，有效拓宽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渠道。

（三）加大财政扶持，降低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成本

为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帮助中小外经贸企业缓解融资困难，支持中小外经贸企业快速健康发展，宁波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切实加大财政对中小外经贸企业的扶持力度。

第一，对指定融资方式下的贷款发放利息补贴。宁波市2002年起对办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外贸企业，按贷款利息给予50%的补贴，市级财政最多一年有4 000多万元资金用于退税账户贷款贴息，全市各级财政贴息资金超过1亿元。为了支持中小外贸企业开展出口信用保险项下的融资业务，2003年市外经贸局对企业信保项下贸易融资也给予50%的贴息。这些贷款贴息政策的出台大大提高了企业办理贷款的积极性，降低了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成本。

第二，设立对外承包工程保函专项资金。2006年宁波市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设立了总额为2 000万元的对外承包工程保函专项资金。市财政局和外经贸局分别与中行宁波分行、建行宁波分行达成三方合作协议，银行根据市财政安排的金额，给予全市外经企业不少于保函专项资金总额20倍的授信额度，专门用于解决企业在承揽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时开具投标、履约、预付款保函的担保问题。2007年，中行、建行共为全市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发出融资性保函5 000万元，履约和预付款保函近3亿元，核准保函额度近4亿元。2007年市财政局再次安排了3 000万元充实对外承包工程保函资金，使保函额度的规模扩大到了10亿元。

第三，设立多项中小企业专项扶持资金。宁波市从2005年起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扶持资金”，主要用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补偿、中小企业人员培训补助、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补助、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性专项采购等。2006年，宁波市将原仅仅扶持较大企业的“百家重点企业技改补助资金”改为“重点优势行业扶持资金”，降低了入围企业条件，使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享受该政策。市财政还每年从科技资金中安排了2 000万元以上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主要用于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补助。针对今年以来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的实际情况，今明两年，市、县两级政府每年将安排5 00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对银行新增中小企业贷款给予风险补偿，每年新增2 000万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资金。这些专项资金的设立，为宁波市中小外经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保障。

四、解决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政策扶持机制，银政企合作促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

第一，要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一方面，要切实贯彻执行各级政府已制定的促进外经贸企业发展、保障中小企业融资的法规与政策，使其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尚处空白状态的法律法规建设，地方政府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从财税金融支持、实施政府采购、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入手，尽快制定完善扶持中小外经贸企业发展的政策意见以及促进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配套措施。

第二，要落实金融货币政策，营造公平的金融环境。银监部门要积极推动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模式，指导各银行机构深入推进中小企业贷款机制建设，督促建立独立的小企业贷款管理部门，实现小企业贷款的独立审批、独立核算、独立考核的目标。

第三，要加强银政企沟通合作，搭建融资服务平台。政府要积极牵线搭桥，主动构筑银企交流沟通与融资服务平台，让中小外经贸企业深入了解银行业务，让银行深入了解中小外经贸企业需求，实现融资供需双方的快速对接。

第四，要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发挥资金杠杆作用。政府要设立并完善中小外经贸企业专项扶持资金，将财政扶持的重点放在增强企业融资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外经贸企业发放贷款，以及完善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方面，努力构建面向市场的间接扶持政策，使专项资金起到真正扩大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的杠杆作用。

（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健全中小外经贸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第一，组建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之一，中小企业银行可通过直接发放贷款、提供担保与咨询、构建信用评价体系等，重视发挥三方面功能：一是国家财政扶持的主渠道功能，即中小企业银行对政府财政专项扶持资金进行直接管理，通过发放免息、贴息、低息贷款补充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活动的不足；二是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诱导功能，即中小企业银行通过直接注入资金或间接担保行为，向商业银行传递政府积极的政策扶持信号，支持和调动更多的商业性金融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三是中小企业信用评估的主导功能，即中小企业银行通过利用其国家垄断地位和信息生产能力强的优势，主导构建符合中小企业实际特点的信用评价体系，为自身及其他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开展担保与咨询业务提供依据。

第二，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研究表明，中小银行是中小企业的最佳融资伙伴⑤。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的支持力度，引导其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市场定位，积极为地方中小企业提供完善快捷的金融服务。如在浙江台州，目前已拥有3家城市商业银行，全市地方性金融机构已经发展到13家，至今年6月底贷款规模为537.3亿元，其中中小企业贷款规模为428.4亿元⑥。宁波市在继续支持现有商业银行发展的同时，还要积极引进国内外各大银行及周边城市商业银行，并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等业务，为中小外经贸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第三，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各地要根据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积极进行小额贷款公司组建、运营机制、风险控制、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充分发挥地方民营经济活跃和民间资本充裕的优势，使其逐渐转变为小企业贷款的主力军。但同时也要避免这些机构随着资本规模的增长成为一般的商业银行，主管部门应从政策层面将其业务性质和范围限定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小企业贷款领域。

第四，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民间融资的借贷双方信息高度对称，资金风险的控制能力较强，交易方式非常灵活，资金使用效率较高，对银行融资体系具有强烈的互补效应。为此，金融监管部门应正视并积极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为民间资本提供各种市场准入的新型金融中介组织形式，引导民间金融转变为民营金融，逐步向正规金融组织演化。

（三）强化信用担保服务，优化中小外经贸企业融资生态环境

第一，构建中小外经贸企业信用评估体系。要充分考虑中小外经贸企业的实际运营特点选取评价分析指标。中小外经贸企业经营者个人和企业活动互相交叉的成分很大，因此要综合考虑个人分期偿付贷款及财务报表的有关变量，借鉴消费信贷模型的方法来选取指标，并将经营者个人信用纳入企业评价体系。中小外经贸企业净资产普遍偏小，账面负债率较高，同时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也远高于一般企业，因此要更加注重中小外经贸企业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及经营性现金流量等流动性指标，降低资产负债率、经营设施先进性等指标的影响力。

第二，加快建设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一方面，要由政府牵头组建区域性的会员制再担保机构，既为会员机构分散风险，又能集合提升信用，放大贷款担保倍数。另一方面，要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推进构建担保和再担保机构的补偿机制、风险机制和奖励机制，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商业担保机构，鼓励中小企业组建互助担保组织，扩大担保资金来源与担保机构数量。同时，担保机构要根据中小外经贸企业的特点，积极创新担保模式，如“整贷零还”担保贷款、多家机构“抱团”联保等，使担保资金发挥最大效用。

第三，完善中小企业进出口信用担保机制。进出口银行要力图改变以直接贷款为主要业务的模式，逐步增加出口信用担保的比重，积极发挥其在出口信用担保方面的倡导。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加大承保力度，并且尽量降低中小企业的投保费用，简化投保手续，提高效率。

第四，探索企业信用信息互通与共享机制。要积极整合已有的企业信用信息，实现各部门间信息互联共享。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按规定向特许经营机构、社会公众、企业、行业协会等提供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信贷征信机构要依法向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信息服务。同时，要建立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对信用记录优良的企业，应给予市场准入、公共服务、信贷融资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和便利。

第五，健全中小企业对外贸易服务体系。要改进外汇服务，帮助外汇指定银行及外经贸企业及时了解和掌握各项外汇政策，规避外汇政策风险。要全面实行出口退税无纸化，简化货到汇款项下进口付汇手续，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要提高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效率，缩短出口与收汇之间的时间差，帮助企业减少资金占压和可能存在的汇率损失。要优化贸易服务，完善贸易壁垒应对机制和出口促进体系，提升中小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四）推进金融工具创新，针对中小外经贸企业特色设计融资产品

第一，开展中小企业“抱团贷款”。所谓“抱团贷款”就是数家贷款有难度的中小企业联合起来，在缴存一定比例的贷款联保保证金后共同组成联保人，银行向联保企业进行授信，如联保企业中一户需要贷款，其他企业可为之提供担保。若“抱团贷款”企业确实无法还款，由其他联保企业按各自承担担保金额比例归还。“抱团贷款”机制使原来只有银行的单向监督变成了联保企业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有效解决了原来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二，组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是由一个机构作为牵头人，由几家中小企业一起统一申请、冠名、担保，通过券商进行捆绑式发行债券。该模式避免了过去单家中小企业因发债额度比较小、资信评级比较低、发债担保成本高等问题而很难获批的情况。在组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工作中，地方财政应给予一定的补助，以提高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低债券发行成本。

第三，发展国际贸易项下供应链融资。供应链融资是指银行通过审查整条供应链，在掌握供应链管理程度和核心企业信用实力的基础上，对其核心企业和上下游多个企业提供灵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融资模式。金融机构可根据进出口供应链的不同特点及企业在供应链不同环节的需求，结合国际贸易结算方式，充分运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和物权等多种信用增值工具，设计多层次、多角度的贸易融资产品组合，帮助企业解决进口开证、进口付款、出口采购、账款回收等供应链环节的融资问题。

第四，拓宽抵押担保范围。政府部门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中小外经贸企业以存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种动产为抵押担保物从银行获得信贷融资。此外，还要积极探索海域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等抵押信贷产品。

（五）促进企业自我提升，增强中小外经贸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一，树立中小外经贸企业良好的信用形象。在会计资料处理方面，要保证会计数据的真实完整、准确无误。在财务管理方面，要建立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资金占用方面，要盘活被占用的存货资金，加强流动资金周转，提高现有资金的利用率。在资金往来方面，对于已有的各项贷款要按期还本付息，在与其他单位经济往来中形成的应付账款要守信用。

第二，鼓励中小外经贸企业走合作之路。一方面，中小外经贸企业之间要主动实施“抱团”战略，以达到扩大规模、增强力量、提高信用的目的，从而激发银行与“抱团企业”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小外经贸企业要建立与大企业、国际企业的协作关系，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积极争取大企业在融资方面的支持。

第三，提升中小外经贸企业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企业要通过市场细分，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发挥自己的核心优势，以特色产品开拓特定市场；要大胆进行技术改革和创新，努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此外，中小外经贸企业发展要注重自我积累，增强自有资本，减少企业负债，提升市场抗击能力。

第四，增强中小企业风险防范和控制能力。要控制融资风险，根据自身实力进行项目融资，做好融资策划工作。要防范国际市场风险，掌握各种信用风险防范措施，慎重选择国际市场交易对象，主动开拓新兴市场，分散出口风险。要规避国际汇率风险，通过预测汇率，选择恰当的保值措施来规避风险。

文中相关注解：

① 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再度突出，宁波统计信息网，2008年8月2日，nbstats.省略/read/20080805/25094.aspx.

② 宁波市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宁波工业》，2008年第8期.

③ 文学舟，张静：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深层原因探析，《商业研究》，2006年第10期第147页.

④ 浙江省信用与担保协会：2007年度浙江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公报，中国（浙江）信用担保网，2008年4月28日，省略/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77.

⑤ 史晋川，黄燕君等：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以浙江温州、台州地区为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2页.

⑥ 蒋回力，郑静，凌辰：台州地方性金融企业力助中小企业闯关，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网站，2008年8月7日，http：//zjjmw.省略/sxjmzc/2008/08/07/2008080700026.shtml.

课题组组长：单 鸣 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朱苏永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课题组成员：张琼华 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曹 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周耀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何霁锋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李荷迪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王 芬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篇8

成立7年多来，邮储银行不断探索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末，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超过2万亿元，累计服务小微企业客户达1200万户，成功探索出了“惠民于实”的小微金融服务模式。

7月23日，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营造小微企业诚信环境的部署，银监会推出了六项服务小微工作措施。

8月7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京举行服务小微金融新闻会，详细介绍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的举措，提出了完善担保方式、创新业务模式、打造网络平台的商业可持续性小微金融服务方案，了减免小微金融服务费用、推出邮储银行“小微贷升级版”两项重要举措，这标志着邮储银行小微金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邮储银行副行长邵智宝表示，“邮储银行将深入贯彻国家服务小微方针政策，继续深化改革，扎实工作，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紧系小微企业。”

创新小微担保方式缓解“融资难”

小微金融服务市场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给却略显不足。全国小微企业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了全国纳税总额的50%，但仅有50%的小微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融资，小微企业“融资难”不仅加重了企业负担，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效果，也会带来金融风险隐患。

商业银行如何才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血脉，如何才能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邮储银行提出了“弱担保”、“纯信用”两大担保方式创新方案。

“针对小微企业普遍缺乏房地产等有效抵质押物而导致‘融资难’的问题，邮储银行大力推动产品创新工作。目前已累计研发55种小微企业专属信贷产品，形成了‘强抵押’、‘弱担保’、‘纯信用’相结合的全产品体系。”邵智宝在会上介绍。

据介绍，邮储银行“银政助保贷”项目已在江西、广西、山东、安徽等地相继落地，预计仅“银政助保贷”一项，年内就将为小微企业提供超过20亿元的融资支持。

除了“银政助保贷”，邮储银行还推出了依托行业的“保证基金”的“互惠贷”产品。目前，该产品已为包括、甘肃、贵州等在内的西部金融欠发达地区的小微企业，提供了近7亿元“无抵押”授信支持。

此外，针对银监会积极创新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服务模式需要，邮储银行创新推出了“转期贷”小微信贷新产品。今年4月份，一位客户在邮储银行的一笔500万元的贷款即将到期，但该客户刚刚承接了一个较大的市政绿化项目，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还款。为解决还款问题，客户多方尝试，但都没有回音。

就在该客户束手无策时，邮储银行通过对该客户的经营、财务、资信等各方面进行详细调查核实后，确定该客户符合“转期贷”经营正常、信用记录优良、市场前景好、财务状况稳定等条件，并立即将其纳入“转期贷款”拟准入客户名单，经审批后，为其办理了“转期贷”业务，贷款到期前，直接延长了贷款期限，解决了该客户短期的流动资金问题。

“针对服务型、贸易型小微企业轻资产的经营现状，我们积极试点‘弱担保’类信贷产品；针对创业型、科技型小微企业成长性好但缺乏（抵）质押物的特点，重点匹配‘信用’类信贷产品”，邮储银行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刘存亮介绍。

专业集约小微作业模式解决“融资贵”

“融资贵”是小微企业融资中遇到的又一难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小微企业经营风险大，加之金融机构风险防控与成本效益压力，使得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始终处于高位。作为“普惠金融服务”的积极倡导者与践行者，专业化靠建设“特色支行”，集约化靠做强“产业链开发”，已成为邮储银行缓解“融资贵”问题的突破口。

在邮储银行内部，特色支行被称为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地域实体经济的“特种兵”和“先锋队”。目前，邮储银行总行级小企业特色支行数量达到188家，为117类特色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

邮储银行福建石狮支行2014年成为总行级海洋渔业小企业特色支行。据悉，截至目前，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已有近60户渔民从这家“年轻”的海洋渔业特色支行获得了近1.1亿元的专业化融资支持。

邮储银行点多面广的实体网络优势，与小微企业分布区域散、涉及产业链条多的特点高度吻合。“2014年以来，我们在围绕涉农核心企业，开展‘公司+经销商+农户’模式的基础上，全面启动‘8+2’重点产业链小微企业服务计划，通过集约化链式金融服务，进一步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邵智宝告诉《投资者报》，2014年，邮储银行拟在海洋渔业、中药材、粮食、化肥、奶制品、酒业、花木、茶叶8大涉农产业链，连锁服务型、科技型2大类型企业实现链式集约发展。

“目前，邮储银行依托13家海洋渔业、6家中药材总行级小企业特色支行，‘特色支行+产业链’作业模式已取得实质性进展。19家特色支行小企业授信业务当年净增近80亿元，小微企业通过特色支行获得授信贷款，平均融资成本显著降低。”刘存亮告诉《投资者报》。事实上，这种专业化、集约化的服务正在给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提供更加实惠、低价的融资支持。

互联网小微金融破题“融资慢”

除了“融资难”和“融资贵”，“融资慢”也是小微企业获取融资支持的老大难问题，小微企业用款讲究的是“短、小、频、急”，而银行小微信贷一般需要线下调查、交叉验证，小微企业取得银行融资支持时，有时也会错过最佳用款时机。

为了满足小微企业对于“价廉、速达”融资服务的诉求，让电商供应商等小微企业足不出户就享受到融资便利，2014年，邮储银行与电商企业联手打造了O2O融资产品――电子保理。据悉，目前邮储银行线上保理业务累计放款已近亿元。

“我们目前还在推出基于小微企业在电商平台、核心企业信用记录的无抵押大数据贷款，用新思维、新方法，实现小微企业快速融资。”邵智宝告诉《投资者报》，2014年邮储银行隆重推出了“小微贷升级版”。

“与传统小微信贷产品服务相比，‘小微贷升级版’通过‘信贷技术升级’、‘科技手段升级’、‘管理模式升级’、‘产品组合升级’与‘开发方式升级’，实现邮储银行小微服务的全面提升。” 邵智宝告诉《投资者报》，邮储银行“小微贷升级版”将全面整合邮储银行现有技术资源，在全面简化小微客户授信材料、调查模板、审批流程的基础上，日益丰富担保方式，全面提升技术手段，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全面整合邮储银行小微信贷线上作业资源，通过前台移动展业PAD调查、在线审查审批、终端客户线上支用还款，推动全流程的电子化。■

会场声音

银监会小企业金融服务办公室冯燕处长：

服务小微企业符合邮储银行的比较优势

邮储银行作为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具有网点多、覆盖面广、嵌入基层深、储备客户多的特点，和全国小微企业发展阶段非常吻合。应该说，服务小微企业既是党和政府给予邮储银行的社会责任，也符合邮储银行的比较优势。

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希望邮储银行继续发挥网点、人员、信息资源和渠道优势，进一步加大经营创新力度，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转型升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银监会也将继续加大监管引领和激励，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再上新台阶。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陈新副主任：

邮储银行已连续两年入选首选服务商榜单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在推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工作中，深刻感受到社会各界对邮储银行专注小微企业战略定位的肯定，感受到广大小微企业对邮储银行在小微金融服务方面不断创新的认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与中国中小企业投资合作协会合作，联合推出了中国中小企业首选服务商评选项目，引导社会各界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诚信、创新的产品。邮储银行作为专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大型商业银行，已连续两年入选首选服务商榜单。

财政部财科所李全研究员：

小微企业取得邮储银行贷款成本最低

据我统计，小微企业客户在邮储银行取得贷款的平均成本在大型商业银行里是最低的。这得益于邮储银行的“两个创新”和“两个传统”。第一个“创新”是塑造了金融产业链新模式。金融产业链新模式推出，让银行的效益大为提高。第二个“创新”是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模式选择。

“两个传统”一是邮储银行的“从点到面”发展传统。邮储银行建设了188家小企业特色支行，形成了遍布全国，服务小微企业的链条。二是直至今日，邮储银行依然坚持把服务对象的重点放在小微企业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案例

邮储银行“退税贷”

为环保型小微企业解难题

“邮储银行小企业退税贷款还款灵活，融资成本低，流程阳光速度快，帮我们企业解决了资金问题，提前享受了国家政策红利”。汨罗市某再生资源公司企业主兰某激动地说。

兰某所在的汨罗市再生资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和深加工，按照国家政策（财税〔2011〕115号文件），该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但企业的退税周期一般在6个月左右，该企业又急需资金。

邮储银行在对这家企业的经营、财务、退税资质及相关证明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调查核实后，确定该企业符合“退税账户托管质押”贷款要求。经审批后，为其办理了“退税账户托管质押”业务，在政府退税资金未到位前，提前6个月左右享受到了国家的政策红利，解决了该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问题。

篇9

一、劳务派遣工工会经费提取

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的经费”。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原文规定，“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的部分，准予扣除。”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2%计提并向本单位的工会组织拨缴工会经费，由于劳务派遣工在法律上不属于用工企业职工，并且工资列支在用工企业的劳务费，所以用工企业一般均未就劳务派遣工工资提取相应的工会经费。而劳务派遣公司由于将收到的劳务派遣工工资作为代收代付事项在往来科目核算，因此一般也未就劳务派遣工工资提取相应的工会经费，这就使得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两头落空”。实务中出现的这种“两不靠”的真空状态，引起了全总的关注，并专门进行了研究，签发了总工发[2009] 21号《关于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规定》文件，其中第3条规定，“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应由用工单位按劳务派遣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提取并拨付劳务派遣单位工会……”，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为了保证劳务派遣员工的合法权益，全总已经明确规定由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工工资总额计提工会经费，并拨付给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计提主体已经界定清楚，摆在财务人员面前的困难是财政部并未就相关会计核算进行明确。但是根据会计的配比原则，企业在计提这部分工会经费时可随同劳务派遣工的工资、社保等费用一同列支在企业劳务费中，这样既能够真实反映用工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所支付的全部成本，同时又不会和企业合同用工所发生的人工成本相混淆。用工企业财务人员可以每月按照实际支付劳务派遣工工资总额的2%计提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将其计入科目为“应付职工薪酬——劳务费——工会经费”，月末按照劳务用工性质，随同发生的劳务派遣工工资、社保、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管理费等一起分摊到相应的生产成本或期间费用中。

二、劳务派遣工工会经费拨缴

根据全总总工发[2009] 21号《关于组织劳务派遣工加入工会的规定》文件第3条规定，“劳务派遣工的工会经费应由用工单位按劳务派遣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提取并拨付劳务派遣单位工会……”。按照规定，用工单位财务每月应将计提的劳务派遣工工会经费与其他劳务派遣工费用同时支付劳务派遣单位，但是工会经费需单独拨缴劳务派遣单位的工会专用账户。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应在收到用工单位工会经费时，向用工单位开具工会经费专用收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按40%比例上缴上级工会组织，60%留存自行使用，收到的工会经费不需要缴纳相关税费。对于劳务派遣公司收到的用工单位支付的除工会经费外的其他劳务派遣工费用，应该根据财税[2003]16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 》的文件规定执行。文件规定“劳务公司接受用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排劳动力，凡用工单位将其应支付给劳动力的工资和为劳动力上交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下同）以及住房公积金统一交给劳务公司代为发放或办理的，以劳务公司从用工单位收取的全部价款减去代收转付给劳动力的工资和为劳动力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即劳务派遣公司支付给派遣劳务工的工资及上缴的社保、公积金不需缴纳营业税，但是收到的劳务派遣管理费用收入应该缴纳营业税及相应的附加税费。

三、劳务派遣工工会经费使用

用工单位工会和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应该就劳务派遣工的会籍管理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用工单位接受委托管理劳务派遣工会员的，劳务派遣单位工会应将工会经费留用的60%部分划转交由用工单位工会使用；如劳务派遣单位工会自行管理劳务派遣工会员的，经费留用部分自行使用。工会经费应严格按照适用范围，使用在会员的困难补助、家访慰问、会员福利、劳动竞赛、文体活动、教育参观等方面。

四、实务操作中需注意事项

在理清了工会经费计提、拨缴、使用的主体和相关核算后，为了保证业务管理、会计核算、税金缴纳的合法有效，还必须关注以下事项：劳务派遣单位应该按照规定成立工会组织，吸收派遣劳务工加入工会组织，对于没有成立工会组织的劳务派遣单位，用工企业应该督促其成立工会组织，从组织上保证派遣劳务工权益的维护，使劳务派遣工在用工单位更好地发挥作用；用工企业在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务派遣用工合同前，双方人力资源及财务人员应该就工会经费的提取拨缴事项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在劳务派遣用工合同中以条款的形式进行明确，从法律上保证工会经费的提取拨缴有效实施；用工企业财务在向劳务派遣公司拨缴工会经费时，必须直接拨缴到劳务派遣公司工会专用账户，并应依法取得劳务派遣公司工会的工会经费专用收据，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的依据；用工单位接受委托管理劳务派遣工会员的，应建立临时会员档案，劳务派遣单位工会每月应及时将60%经费留用部分划转交由用工单位工会使用，或者由用工单位行政财务直接将劳务派遣工工会经费直接划转本单位工会，并依法取得本单位工会经费专用收据，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的依据。

劳务派遣用工目前已经从一种用工形式逐步转变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如何保障劳务派遣工的合法权益是摆在各级工会组织面前的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管理人员进行深入思考，不断满足日益变化新形势的需要，共同维护和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篇10

摘要：本文对财税〔2016〕36、财税〔2016〕140号及其政策解读文件和其补充通知等文件中涉及资管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读，对相关政策可能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 资管行业 税收政策 利差

继2016年3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确立金融业“营改增”基本方案并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之后，2016年12月21日及30日，财政部、国税总局了《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号，以下简称“140号文”）及其政策解读文件。140号文对36号文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明确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并明确指出应税行为不仅包括管理人管理费，还包括资管产品投资过程中产生的应税行为，从2016年5月1日执行。而后，2017年1月11日，财政部就140号文再出“补丁”，就其中第四条规定进行补充通知，规定取消补缴，并将政策改为自2017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

对相关“营改增”政策的解析

（一）补充明确“保本收益”的范畴，明确投资保本型产品取得的收益需缴纳增值税，投资非保本型产品取得的收益不缴纳增值税

36号文规定，各种占用、拆借资金取得的收入，包括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利息（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等）收入等多种占用、拆借资金取得的收入，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140号文补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号）第一条第（五）项第1点所称“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是指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型产品的上述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140号文对36号文中所称的“保本收益”进行了定义，同时明确了投资保本产品取得的收益须缴税、投资非保本产品取得的收益不缴税的原则，完善了36号文关于征收范围的表述。结合36号文及140号文，对于底层投资品及资管产品的增值税征收可以总结如下：

1.从底层投资品的角度来说，36号文所称的“贷款服务”均须缴纳增值税，包括贷款及其他占用拆借资金取得的收入，例如债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等具有明确到期本金及利息回报的产品；而股票股息等非保本收益则不缴纳增值税。在债券产品中，债券利息收入方面，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央票、商业银行债券等利息收入免收增值税；转让收入方面，所有债券产品均需缴纳增值税；但基于36号文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收增值税等，公募基金及境外机构买卖价差不缴纳增值税（债券产品增值税缴纳总结详见表1、表2）。

2.从委托人/投资人的角度来说，投资明确具有保本承诺的产品，须按贷款服务等缴纳增值税；如合同中未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取得的收益属于非保本，不缴纳增值税。我国保本产品主要为银行保本理财和保本型基金，券商、信托等的资管产品及基金专户中基本不存在具有上述保本表述的产品，即大部分金融产品因属于非保本产品，其持有期间收益不征收增值税。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Wind资讯数据统计，2016年半年末，我国银行保本理财产品规模6.1万亿元左右，保本型基金规模3500亿元左右（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的余额约3.86万亿元，保证收益类产品的余额约2.24万亿元，较年初略有下降）。

140号文第一条规定，保本收益须缴税增值税而非保本收益无须缴税；第四条规定，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这样的征税条款配合，避免了在非保本资管产品多层嵌套背景下对最终投资人的重复征税，即最终投资人购买非保本资管产品免税，但非保本资管产品的管理人作为纳税主体，承担资管产品在运营过程中缴纳税费的责任。

（二）资管产品持有至到期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不缴纳增值税

36号文规定，投资者将持有的金融商品进行转让，其差价应当缴纳增值税；140号文明确了产品持有至到期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不缴纳增值税。由此，机构持有非保本类金融产品到期，基本不涉及增值税问题，避免了重复缴纳。

但如何定义“持有至到期”，此处存在一定的争议，仍等待后续进一步的政策解释。例如，部分产品没有明确的到期期限或到期期限很长，比如开放型公募基金；此外，赎回而非向第三方转让是否属于持有至到期的情况也不明确。

（三）享受增值税逾期利息收入政策的纳税人范围扩大

140号文及其政策补充通知指出，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务的机构发放贷款（此处的发放贷款按36号文对应“贷款服务”的定义）后，自结息日起90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自结息日起90天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待实际收到利息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140号文及其政策解读补充了36号文关于“结息日起90天内应收未收利息缴纳增值税，90天后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的规定，将这一规定从银行、信用社、信托、财务公司等扩大到券商、保险、基金等其他“一行三会”批准成立的且经营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保证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同类业务行为上增值税征收的统一性。

对相关政策影响的分析

140号文及其政策解读文件指出，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资管产品管理人在以自己名义运营资管产品资产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多种增值税应税行为。例如，因管理资管产品而固定收取的管理费（服务费），应按照“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缴纳增值税；运用资管产品资产发放贷款取得利息收入，应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运用资管产品资产进行投资等，则应根据取得收益的性质，判断其是否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并应按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见图1）。

过去资管行业增值税纳税相关规定不明确，实际操作中资管产品交税不多。140号文明确了管理人作樵鲋邓澳伤叭耍为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进行增值税缴费，使得税收征收工作更为便利。140号文政策解读文件则明确了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应税行为的内涵，明确规定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运用资管产品资金进行投资时所产生的增值税均由管理人缴纳。这一规定结合上文对于征税范围的完善，将对资管行业造成重大影响。

（一）弥补了资管行业增值税税负漏洞，指出应根据底层资产的不同类型缴纳相应的增值税

根据《基金法》第八条：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基金份额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对于资管产品，将由过去较少缴税（增值税）转变到未来以管理人为核心的规范化缴税（注意是纳税主体而非代扣代缴义务人）。即，资管产品管理人作为纳税主体，应根据底层资产不同的投资性质，如贷款服务、金融商品转让等，将所获取收益按规定缴纳增值税。而最终税收由出资方（如购买理财产品的个体）承担还是管理人承担，取决于双方的弹性。实际操作中，预计管理人会将税赋绝大部分转嫁给投资人。当然，具体也要看产品设计、合同以及投资人与管理人的约定。

正如前文所言，对于非保本型资管产品，这样的设计避免了重复征税，而投资人投资资管产品和投资人自己投资债券、放贷等一样，均需穿透到底层，按照底层资产缴纳增值税的规定缴纳增值税（国债、央票、地方债、政金债、同业存单、同业存款等的持有利息收入，股票分红等，免缴增值税）。由于信用债等风险较高的产品持有利息需缴纳增值税，这在边际上会小幅增加股票等其他风险产品的吸引力。不过，由于所得税并没有相关规定，因此，目前资管产品仍免缴所得税。

（二）增值税从不缴到缴纳，将导致主动管理型产品综合收益下降，理财收益率或被动下行10bp左右

对于主动管理型产品而言，其所持信用债、非标等产品按照规定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比例不低，假设其持仓中大约70%为信用债、非标等需要缴纳增值税的品种，平均利率为5%，则导致管理人须缴纳约20～22bp的增值税。实际操作中，该部分增值税大部分可能会转嫁到委托人身上，导致委托人投资资管产品的综合收益下降；也会小幅传导到部分管理人的管理费用/中间利差上。从长远来看，由于成本加大，将倒逼负债端收益率小幅下行。

（三）相关规定对不同管理人影响不一：资管产品需缴纳增值税，公募基金避税优势进一步凸显

目前来看，公募基金税收优势最明显，根据相关规定：一方面，《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缴增值税。由于公募基金在所得税方面的优势，过去银行常通过公募基金来间接投资各类债券，以享受免税优惠。“营改增”实行后，随着资管产品均需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则公募基金买卖价差不收取增值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总的来说，从各类型投资主体来看（见表1、表2），公募基金税收优势最明显，免所得税，也免资本利得的增值税；资管产品免所得税，但增值税和银行自营、券商自营一样，需要根据底层资产进行缴纳。银行自营（含保本理财产品）、保险自营、券商自营等机构自营业务既需要缴纳所得税，也需要按照规定缴纳增值税。当然，其中国债、央票、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等券种，以及同业存单、同业存款、买断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等金融同业往来的持有利息收入、股票分红等，均免缴增值税。

（四）通道类业务或需重新签订合同

根据现行规定，对于在资管产品中占比不低的通道类产品而言，通道业务的名义管理人成为增值税缴纳主体，原本可以避增值税的优势（如自营通过通道投资非标等产品，原本或可以减免增值税）消失了，新通道成本应包含实际通道费用加上需代为缴纳的税费，名义上看起来会有所增加，相应的合同也需要重新修改。

基金专户等资管类机构（管理人）也类似。由于这类管理人大部分需要将税收成本传导给上游的委托人并最终传导给最终投资人（出资方），导致其与上游/委托人的合同需要相应修改。

（五）信用债与免增值税券种间的信用利差将扩大

包含各类资管、公募基金、理财在内的广义基金持有信用债比例占一半以上，过去较少缴纳增值税。自140号文后，广义基金投资信用债均需按票面利率缴纳增值税，票面利率越高的信用债缴纳越多。因此，信用债特别是低等级信用债对于广义基金的吸引力或略有下降，同时，这将造成信用债与国债、金融债、同业存单等免缴增值税品种的利差有所拉大。

假如底层资产为股票投资，所获股息等收益不在增值税征收范围内，则不受影响。

展望及建议

（一）资管产品协议修改时间充足

140号文第四条规定的补充通知指出，2017年7月1日（含）以后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2017年7月1日前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可日后抵扣。

上述通知的出台，将资管产品增值税计税起始时点推迟至2017年7月，使得管理人具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就合同、费率等方面与委托人进行协商修改，也免除了管理人关于补缴过多严重影响当期利润的担忧。据笔者测算，2016年5月至年末资管产品涉及的增值税或近1000亿元，现无需补缴。

（二）保本资管产品或存在双重征税问题

根据140号文第四条的规定，无论是保本还是非保本资管产品，其管理人都应就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缴纳增值税。对于多层嵌套的资管产品而言，由于中间嵌套的产品均为非保本产品，其投资人取得的收益无须缴纳增值税，因此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对于保本类资管产品，投资人取得的收益需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或存在重复征收增值税的可能。

根据银监会《关于2014年银行理财业务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监办发〔2016〕39号）的要求，所有保本理财归属于银行表内业务，其持有的资产应按照增值税缴纳的规定缴纳增值税。但如果投资人投资保本的收益还需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则存在重复征收的问题。不过，根据《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6〕70号）的补充，将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断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持有金融债券和同业存单所取得的利息收入，纳入金融机构“营改增”试点中“金融同业往来”免税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金融同业买保本资管产品也应属于适用上述范围，这个环节理应免征。

如果执行重复征收，相当于不鼓励投资者投资保本类资管产品，这与情理及监管意图似乎不符。

（三）一些细节问题如何处理有待明确

140号文意在弥补资管行业增值税税负的漏洞，但由于首次执行，在一些细则上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具体如：优先股在缴纳增值税上属于股票还是债券，股票质押的产品提前到期属于交易还是持有，具体如何申报、申报时应分别申报还是汇总申报；缴税如何开票；等等。此外，如资管产品的定义等可进一步明确，且其中对于开放型产品的买卖价差具体如何对待也有待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