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机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治理机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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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治理机制；环境污染；农村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8011402

1引言

近年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了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虽然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措施，加强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但治理效果仍不十分理想。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突出，农村环境保护若不做好，就会阻碍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为了保证农民的健康，加强对农村环境保护，构建一个合理、科学、系统化的环境治理机制很有必要。我国现阶段的环境治理机制还不完善，对农村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如何优化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机制，扭转农村环境污染的颓势，是我国环保工作者仍要探讨的课题之一。

2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所存在的问题

2.1环境资源配置不合理，治理模式有局限性

现阶段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治理现状很不理想。政府在对农村环境进行治理的时候，没有发挥好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没有调节好环境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没有一个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我国的环境治理模式也存在着局限性，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同时承担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保护当地环境的责任。但是，作为环境污染制造者的农村居民，大部分没有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除了政府宣传力度不够，还和部分农村居民的素质不高有关，农村居民也需要和政府联合起来，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义务。

2.2环境保护资金投入不足，缺乏经济保障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但环境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足有关。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部门，但随着新农村的建设越来越快，政府把大部分资金用于大力发展经济，而减少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很多农村缺乏科学的治理设施，或治理设施建成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运行和维护，导致大部分治理设施成为没用的摆设，发挥不出效果。另外，环境保护人员的工作经费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证，这就导致了整个环境治理的运作无法继续，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2.3环境保护机构建设不完善，保护机制不健全

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是污染源小且多，并广泛分布在农村的各个地方，如果没有环境治理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治理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执行，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我国政府早就开始注意要在农村建设环境保护机构，但真正愿意在农村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并不多，虽然政府采取了很多优待政策鼓励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工作，但专业人员仍然处于严重缺乏的状态，环境治理机制的优化缺乏人才资源，且保护机制不健全。

3优化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机制的重要性

3.1化解我国农村资源开发与环境污染的矛盾

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政府对农村资源的开发越来越重视，新农村的建设也随之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却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急剧恶化，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整体环境不容乐观。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农村本身的农业生产及生活污染外，还有来源于城市所转移的废水、农村工业工厂排放的废水等，城乡二元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是造成农村资源与环境问题愈加严重的主要原因[3]。因此，构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是缓解我国农村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矛盾的需要。

3.2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农村环境污染状况的不断加剧，不仅会危害农村居民及牲畜的生命安全，还会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的进程。目前所谓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全局，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资源节约的环境友好型社会[2]。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持续加重，致使当地经济得不到发展，城乡的经济及各方面差距不断扩大，已不能满足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因此，优化我国的环境保护机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和谐相处，促使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能够如期完成。

4如何优化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

4.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对农村环境的监管

政府是目前现有治理模式的主体，必须在致力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目前，我国的城市环境管理体制，主要是建立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没有一个针对农村现状建立的农村环境管理体制，没有一个健全的农村环境管理机构，政府部门也没有对农村环境现状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管。因此，要优化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首先要根据农村环境和治理工作的特征，组建环境保护部门，建立符合农村环境现状的日常工作机制，发挥政府在环境治理的主导作用，履行环境公共管理职能，加强对环境污染情况的监管。

4.2加大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投入，优化资源配置

要ε寤肪澄侍飧予高度重视，下一步就要加大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投入。随着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政府把大部分资金用于扶持当地工厂及企业而减少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治理设备不完善或得不到有效利用。要优化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就需要政府投入足够的资金并进行合理分配。政府可以投入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治理设备、建设重点防污染工程以及它们的运行与维护，例如建立引进新型污水处理设施、构建垃圾处理站、维护排污设备等。

政府还可以投入一部分资金用于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以及对农村居民的宣传。例如出台一些有效政策吸引环境治理方面的专业人员到基层工作，或者为农村居民配备一些能够自行处理污水废物的简单设施，让专业技术人员为农户讲解使用方法，并强调环境治理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对农村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也相当重要。例如，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市场的融资机制推广生态旅游、绿色生态农业等一些衍生产业等，增加农村收入，填补政府对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缺口，建设生态产业和生态保护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4]。

4.3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建立农民自主治理的新模式

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当然也要调动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工作。农村居民是农村生活的主体，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和受害者，当然也是环境治理的受益者。政府在对环境进行了有效治理后，还需要农村居民来维护，因此，加强对环境治理宣传，增强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优化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机制的途径之一。

政府部门可以采取发放宣传单、组织知识讲座等方式对农村居民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让农村居民了解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性，引导农户在进行农事的时候注意环境卫生，养成正确的环境保护习惯。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构建一个农民自主环境治理的新模式，例如推广门前三包、农户责任地三包，签订相应的环保责任书或有计划地安排农户学习一些科学的农事技术，引导农民环境自治，甚至可以采取一些奖惩手段来鼓励农户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活动。政府要为维护农民自主治理的模式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管理方面的保障，切实落实农村环境保护的措施。

5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现阶段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农村的环境综合治理又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为了保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加强对农村环境的监管，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优化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机制，促进新兴环保型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彭小霞.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社区参与机制探析[J]. 理论月刊，2016（11）：170～176.

[2]赵蓉，梁菁华，周林. 关于农村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化的问题和对策[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5（1）：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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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 创新机制;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5;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1-0066-07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圈之一，经济总量在不断提升，但是面对产业发展落后、空气污染、以自我循环为主等问题，需要以现实国情为基础进行区域治理。据统计，2013年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京津冀占七个，其中前五名全部集中在河北，“雾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美国气候行动计划的公布以及华沙气候大会的举办表明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对环境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甚至可能形成新的非关税壁垒。环境的改善与经济的发展是否冲突？京津冀经济圈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但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仍然与其他更加成熟的经济圈之间具有一定差距，需要根据本区域的产业特点，探索适合该区域发展的产业升级的路径。如何既保持经济的增长又实现环境的改善，产业升级是达到该目的的途径之一。

一、相关文献综述

Gene Grossman 和 Alan Krueger（199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抵消经济增长作用的因素会在人均收入和环境破坏之间产生倒U关系，当经济增长时，初始增长会增加环境破坏，但是当经济体富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经济增长对环境有利，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这种关系已经被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影响是通过其他因素的影响完成的。David i. Stern（2004）指出在分析收入与污染物的排放量关系中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Tao Song，Tingguo Zheng and Lianjun Tong（2008）利用1985～2005年中国气体、液体和固体污染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三类污染物均为倒置的U形曲线，其中废水上升最早;Richard T. Carson（2010）利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的经济指标变化对EKC的经验规律进行验证，指出当一个社会变得富裕时会选择减少污染，而政府监管和技术变革具有显著的影响。

陈华文和刘康兵（2004）对上海空气质量的环境指标数据的研究指出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改善需要通过政策响应来实现;赵芳（2009）认为2000～2007年间中国能源―经济―环境处于弱协调状态，应通过建立三者协调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绿色资本市场、建立国家级新能源基地等来进一步改善三者协调状况;赵云君（2011）通过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的背景及我国现实发展条件的分析，提出成本内部化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产业升级可以从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升级和技术创新等角度进行分析，形成了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以及产业集群理论等众多理论。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反映了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推动作用;波特（1995）指出产业升级就是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 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即强调技术进步和竞争能力在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Poon（2004）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过程; Ernst（2001）将产业升级方式划分为产业间升级、要素间升级、需求升级、功能升级连接上的升级等五种类型。

蔡宁（2005）指出集群创新能力的提高有赖于集群结构的优化和机构的培养;倪外（2009）通过分析产业升级的内涵和国外产业升级的主要模式，将浦东产业升级模式归纳为四个要点，即双途径产业升级与促进升级体系建立、外源型产业开发与较高产业门槛、融资渠道创新与创投资金设立、产业集聚与功能分区发展;朱卫平（2011）基于比较优势的理论，指出产业升级是周而复始、有低至高的产业素质、技术进步和结构提升的动态过程，提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工程度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的产业升级模式。

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或者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相互影响。

二、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机理关系

区域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之间既存在矛盾又存在联系。静态来看，第一，产业转移使得高污染企业转出地区环境有所改善，该企业转入地区环境更加恶化，且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因此，这种产业升级方式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助推作用，不过长期来看是需要进一步的升级才能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产业转移对环境的改善也是治标不治本，但是不可否认，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步依赖于产业转移。第二，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治理的相互关系与产业转移相类似，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工业更是许多地区的支柱产业，但是如钢铁等行业从过去的高利润到现在的低利润甚至负利润，以及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高利润的现状迫使地方不能不考虑产业结构的升级，从结果上来看，这种产业结构的升级将带来污染排放量的减少和环境的改善。第三，产业链的升级主要是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虽然它与环境治理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经济能力的提升不仅带来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更为环境治理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技术上的支持。第四，创新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共同影响因素，技术创新提供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工具，理论创新提供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大脑，鼓励创新是许多经济学家论述环境治理和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动态来看，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为主，环境治理为辅，以资源换资本。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显示的，在工业化初期，发展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虽然实现了经济水平的提升、产业的机械化和产品的多样化，但是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环境的恶化，空气污染，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但是要面临两个新的问题，即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落后的产品造成成本的增加和产品的需求下降，造成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第二阶段，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要求，其中包括对生存的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因此，许多区域选择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第三阶段，通过第二阶段的探索和实践，经济不断向着高附加值低污染的产业发展，伴随着前期环境治理的作用逐渐显现，呈现出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改善的现象。其中，第二阶段是十分关键的，且很可能具有反复性，并且由于夕阳产业的鸡肋利润和新产业前景的未知性，这种实践和探索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很好的从数理实证的角度论证了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本文则在介绍京津冀环境和产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区域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相互作用，即三个阶段的实现过程。

三、京津冀区域资源与环境现状

1. 区域资源特征

京津冀经济圈，主要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邯郸、邢台、衡水，土地面积约为9万平方公里，水资源总量为199.4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力资源成本、土地以及能源储量方面，与北京天津相比河北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但是由表1可知，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并不能算是一个资源大省，并且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等均属于不可再生能源，多年的开采使得资源储量下降，环境遭到破坏，迫使有些企业不得不考虑走出去以谋求新的发展。因此，一方面相对丰富的能源储量和成本相对较低的土地和人力资源成本使得河北成为北京产业转移最优目的地，而产业转移所带来的资金、技术以及就业岗位的增加也有助于河北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部分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要求企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品的品质，以此来满足下游产业对原材料不断提高的要求和人们对环境改善的要求（见表1）。

2. 区域环境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京津冀地区也是污染的重灾区。由表2可知，2012年在废水、废气和烟（粉）尘排放总量中，京津冀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占全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12.58%，烟（粉）尘排放总量占全国烟（粉）尘排放总量的11.22%，近期备受关注的雾霾现象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见表2）。

在京津冀三地区中，河北的废水废气及烟（粉）尘排放量最大，甚至远远超过京津两地之和，并且工业污染影响显著。其中，京津冀废水排放量之比约为15∶7∶28，主要污染源均为生活污水，尤其是北京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甚至超过河北工业废水排放量，而天津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是工业废水的两倍之多，因此有必要应加强节约用水的宣传力度，以及制定相关制度减少水资源浪费。京津冀废气污染源主要为工业污染，机动车污染也占一定的比例，三地工业废气排放量之比约为5∶9∶77，以SO2为例，河北省SO2工业排放量约为京津SO2排放量的5.5倍，是河北省SO2生活排放量14.6倍。而烟（粉）尘排放情况与废气污染情况相近，甚至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河北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约是京津烟（粉）尘排放总量的8.7倍，约是河北省生活和机动车烟（粉）尘排放总量的12.2倍。由此可知，河北是废气和烟（粉）尘污染的主要源头。

由《2013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可知，2012年行业工业废气排放量前三位分别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并且这三个行业在工业SO2排放量、工业氮氧化物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中均居于前三位。而这些行业均属于河北的主要产业，因此不难理解河北废气和烟（粉）尘严重污染与其以粗放经济为主的产业布局关系密切相关。

因此，一方面想要改善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通过产业升级，尤其是河北的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是可行方法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向主要是高附加值的产业，这也有助于环境的改善。综合两方面来看通过这种产业升级有可能会带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环境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情况。即使是在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河北省，也需要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的资金和技术实现规模效应，在接受产业转移时综合考虑自身现有优势产业和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同时考虑企业从自身发展出发给出的观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统一联系、信息引导、市场调节、收入分配和优胜劣汰的功能。微观上实现产业链升级，由粗放型经济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型，保留和优化传统优势产业，减少产能过剩，根据市场需要有选择的进行生产，引进和发展配套生产、流通和服务产业和环保产业（见表3）。

四、京津冀产业发展演化与创新机制

产业升级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阶段时期的表现各不相同。由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Y= A*f（K，L），其中Y为产业总产出，A为技术水平，K 为实物资本投入）可知：在技术系数可变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比率具有随时间推移而向均衡比率自行调整的倾向。这实际上是把经济的增长分成三部分：资金投入引起的增长，劳力投入引起的增长，以及综合要素生产力引起的增长。京津冀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发展阶段各不相同。

1. 经济圈内部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

2012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是57 348.29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53 247.88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主要以发展第二产业为主。由图1可知，1993年京津冀三地均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工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近几年以来，以流通和服务等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迅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京津冀三地区域优势因素不同，重点产业也各不相同，通过近20年的发展，北京已经基本实现了三二一形式的产业结构调整。2012年北京第三产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6.4%，第二产业占比22.7%，第一产业只占0.8%，第三次产业贡献率由1993年的1/2增加到2012年的3/4，尤其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发展尤为迅速，成为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三个产业。近期，北京又提出了将保定作为政治副中心，未来将有一批国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率先搬迁至保定，这将有利于河北的产业结构调整。依据《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天津未来的城市功能定位是北方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大都市及生态城市。天津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一直高于第三产业，但是二者呈现波动式变化，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轻纺和国防优势产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90.7%。河北的三次产业结构没有明显变化。作为重要的农业大省，河北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资本、技术、科技人才等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黑色金属和化学制造等传统工业为其主要支柱产业，现代农业是其重点发展产业之一，而这种产业结构导致空气污染严重。

2. 区域污染状况严重

从产业转移角度来看，北京逐步将首钢、焦化厂等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至河北，是其工业废气和粉尘排放量最低，但是与之不相符的环境治理水平、环保意识使得北京城镇生活废水排放量远高于天津和河北地区。河北作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钢铁、石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等产业规模有所扩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和就业问题，但是却加重了其治理环境污染的压力，直接影响工业废气和粉尘排放量。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这些行业所带来的利润越来越低，产能过剩、与下游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越来越显著，引进新的技术和产业势在必行，要加快中石油华北石化千万吨级炼油、长城汽车扩能改造、中煤科工唐山煤机装备制造等项目的建设速度，并逐步实现技术扩散。而天津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虽然优于河北，却存在着高端产业低端化的现状，这与其北方经济中心的定位并不相符，与其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产业升级方向也不相符。此外，京津冀三地并未形成价值链，更多的是简单的区域内污染源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总之，北京已经实现了产业转移的初级阶段，环境开始改善，而河北仍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有选择的引进新技术和新产业，将污染源治理列入到引进条件的考虑范围。

3. 技术创新是实现区域环境治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共同手段

技术创新是指将一种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的服务引入市场，实现其商业价值的整个过程，技术创新带来技术进步。索洛模型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同时技术进步也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污染治理技术的进步。或者说技术创新是实现区域环境治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共同手段。由表4可知，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最大的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全国R&D投入经费强度为1.98%，京津冀的R&D投入经费强度分别为5.95%，2.80%，0.92%，相应的R&D经费投入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是递减的，河北的创新实力明显不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技术创新方面，北京具有经济基础、教育基础、信息化条件、社会文化基础，高校、科研机构及高新技术产业相对集中，创造了良好的创新基础和创新环境，为其发挥创新引领功能提供了支撑;天津虽然在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上都不及北京，但是同样具备了以上的基础条件，但更多的是技术引进再创新。河北在创新的基础、投入产出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因此想要缩小与京津的差距，必须要充分学习和利用已有的创新成果，转化成生产力。虽然河北面临着环境改善、提高整体和人均生产力水平等诸多问题，但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要考虑到这一现状，不能盲目追求最高端最前沿的产业，进行跳跃式的发展，而是要循序渐进，积累资本，为下一步产业升级做准备（见表4）。

五、京津冀产业路径的选择

随着城市间的经济网络新格局的逐渐形成，京津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京津冀在发展程度上与成熟的经济圈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由区域经济由自我循环模式向区域一体化模式转变。

第一，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京津冀三地在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污染情况均有所不同，京津冀三地以行政区域为单位以自我循环为主，虽然作为一个经济圈，但是并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链条，因此造成一段时期产业趋同现象严重，年来又呈现出经济实力差距加大、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均需要增加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即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使经济发展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加强区域间合作和梯度发展，形成以北京为大脑，以金融、信息技术等为支柱行业，以核心制造业为重要产业;天津为神经系统，以高端制造业为支柱产业，以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为重要产业;河北为躯干，以升级后的基础工业和制造业为核心产业，以贸易、工业配套服务、交通运输等为重要产业的价值链条。

第二，通过区域治理，改善整体环境。北京产业发展程度最高，污染水平相对较低，基本符合第三阶段的产业特点。但是北京却同样遭受严重雾霾天气的困扰，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污染是一个区域的问题，仅仅依靠一个城市的治理改善并不能根本解决该问题，需要加强区域协作和整体的治理力度。河北是人均生产力水平明显低于京津地区，占据很大经济比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属于低利润和高污染的产业代表，也是其严重的废气和粉尘污染的重要的污染源，呈现第一阶段的特点。面对经济水平的相对落后和严重的环境问题，河北需要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产业升级，优化生产流程，加大技术改革，淘汰落后产能，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不仅简单的承接北京的中低端产业转移，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以及资金和政策支持，寻求价值链上的升级，加大创新力度以及和其他区域的合作，逐步实现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实现与下游产业的更好对接。

第三，以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在技术、信息、金融、物流等产业发展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北京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紧张，客观要求其发展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研发的投入与产出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可以利用北京的技术人才等资源与京津冀产业相结合，由生产需求来引导研发项目，通过企业内部建立研发部门或与现有研究所及大学合作，真正实现产研结合，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天津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方面均处于居中状态，一方面人均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以第二产业为主，创新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正在努力实现由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的升级，将目光放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进行新旧产业交替，逐步淘汰和转移高污染低附加值产业。河北也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来助推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发展高附加值行业以提高人均生产总值。

因此，为了进一步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经济，京津冀经济圈需要在综合考虑区域因素的基础上， 最大化发挥比较优势，以区域自身特色为根本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业模式，做到优势互补，促进地区产业升级，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利用日益便利的信息网络和区域交通网络，实现互补性的资源配置，通过互补性的调整趋势，支柱产业配套，实现新兴产业共建。

六、结 论

综合资源、环境和产业发展水平来看，京津冀分别处于环境治理与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其中，以北京发展阶段最高，天津发展程度较高，河北发展阶段较低。此外，世界经济是完整的整体，历史经验表明，固步自封只能导致落后，京津冀虽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级，但是并不孤立于国际经济之外，而是要纳入到国际分工和国内产业大循环之中。因此，既要借鉴国内外区域发展的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产业升级，又要认清目前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努力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发展，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将阻碍区域发展的产业转移出去。为了进一步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经济，京津冀需要自主研发、掌控核心技术，并通过商业化推广应用来带动产业升级，依靠自身实力或通过引进的资金及先进技术， 实现资本、技术积累， 逐渐增强自身实力，向高附价值的环节转移，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升级，改善环境状况，最终形成良性的动态循环发展。总之，需要不断探索恰当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实现理论、实践与决策相结合，变差距为差异优势，实现各个地区内部发展特色经济，地区间形成产业整合，作为整体强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最终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并行的目的。

收稿日期：2014-04-12

网络出版网址： 网络出版时间：2014-11-25 10：07：57

作者简介：聂巧平（ 1978- ），女，河北平乡人，天津商业大学副教授，南开大学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理论及应用;王梦颖（ 1986- ），女，河北唐山人，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注 释]

① R&D经费投入强度，即R&D经费支出与GDP（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是国际上用于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标。

② R&D贡献率=R&D经费支出增加值/GDP增加值×100%。

③ R&D对经济增长的拉动=R&D贡献率×GDP增长速度。

[参考文献]

[1] Gene Grossman and Alan Krueger，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A].in Peter Garber，ed.，The U.S. Mexico Free Trade Agreement[C].MIT Press，1994.

[2] Stern D 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 World development，2004， 32（8）：1419-1439.

[3] Tao Song，Tingguo Zheng，Lianjun Tong，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China： A panel cointegration approach[J].China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 2008，Pages 381-392.

[4] Richard T. Cars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Seeking Empirical Regularity and Theoretical Structure[J]. Rev Environ Econ Policy，2010，4（1）：3-23.

[5] Porter ME，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97-118.

[6] Ernst， 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 knowledge-centered App roach[R]. East-WesterCenterWorking Paper： Economic Series， 2001.

[7] Solow R. K. Technical Change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Function[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39）：312-320.

[8] 陈华文，刘康兵.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9] 蔡宁，吴结兵. 产业集群的网络式创新能力及其集体学习机制[J].科研管理，2005（7）.

[10] 倪外， 曾刚. 上海浦东新区产业升级研究： 路径和突破方向[J].上海经济研究， 2009（4） .

[11] 朱卫平，陈林.产业升级的内涵与模式研究――以广东产业升级为例[J].经济学家，2011（2）.

[12] 成思危.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J].中国软科学，2009（12）.

A Reflection on the Industry Upgrading in the Jing-Jin-Ji Region

from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nnovation Perspective

Nie Qiaoping， Wang Mengy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China）

篇3

【关键词】矿产资源；矿井环境；治理措施；重庆

现代的矿产资源已经成为了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只有我国的矿产资源的能够得到持续稳定的供应，才可以获得现代经济的稳步发展。然而在进行矿业的开发的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矿井环境问题，因此，这些矿井环境问题亟待解决。

1 矿山环境问题概述

在进行矿产资源开发时，有着很多影响环境的因素，由于在进行矿井作业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尾矿等固体废弃物，继而会对大量土地造成破坏，也会出现一些由于植被毁坏而带来的水土流失的地质灾害，另外还由于矿井废水的排放等也会将大量有毒物质沉积在地表，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重庆也是我国的矿井秘籍的地区，也在面临着日益突出的矿井地质环境问题。

1.1 固体废弃物

根据我国国土资源部的统计，目前我国矿山、矿井所带来的尾矿等固体废弃物已经达到6亿吨，而现在累计的尾矿量已经超过了100亿吨。现在重庆地区尾矿排放量已经达到了370万吨，而且现在重庆地区累计的尾矿总量已经超过了1亿吨。

其实根据重庆地区的进一步调查，其结果显示现在的重庆地区的尾矿、废石等固体废料已经给周边的土地、水源以及环境造成了较严峻的影响。

1.2 矿井废水

在进行矿业开发的过程中，废水也会带来较大的破坏力：首先会渗透到地下水层，对地下水资源进行破坏；其次，在生产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废水，会污染地表水源等。一般所谓的矿井废水，大多是指矿井开采产生的地表渗透水、岩石孔隙水、地下含水层的疏放水，或者是在矿山加工生产过程中的灌浆、充填污水、以及洗煤废水。在这些废水中大多都是酸性较高，而且是含氮、磷、氟化物等较高的污染水。在重庆地区的主要的矿井废水是来自于煤矿废水，在煤矿的矿石和围栏中主要含有硫化矿物，而且在进行煤矿石开采、运输等生产过程中，其所含有的硫化矿物会发生氧化、分解作用，然后和水化合之后，就会形成酸性较高的矿山废水。

1.3 土地资源破坏

由于在进行矿石开采的过程中，会对周边的土地造成压占、破坏等现象，而且会引起较大面积的土地塌陷的地质灾害，这些固体废料堆积主要来源自各种废石堆、煤矸石山及尾矿库等。根据统计，现在重庆地区由于开采矿产资源而造成了土地破坏面积已经累计达到了280hm2，而且占九成的土地破坏面积尚未进行理。

2 矿井环境保护与治理措施

2.1 健全矿井环境保护机制

2.1.1 完善对资源综合利用和矿井环境治理的法规体系

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针对所出现大的矿井环境问题也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了完善，而且相继出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例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但目前所颁布的治理矿井环境的法律法规中，也只是对矿井环境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或要求。那么，要想得到进一步的矿井环境治理和保护，一定要做下一步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为我国的矿井环境的治理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机制保障。

2.1.2 提高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

（1）建设一支具备较高素质的执法队伍，能够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2）制定更为严格的审批程序，将一些采矿企业的准人标准提高，然后其进行较为严格的矿井开采环境影响评价，继而要求采矿企业务必以开采设计、治理方案以及矿井周边环境的复垦方案进行操作。与此同时，也需要制定矿井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以此来督促采矿企业能够建立环保型的采矿环境。

（3）禁止污染环境较高、资源利用率低的矿井开工。以此来引导矿产资源的开发不断地向规模化、集约化进行开发。

（4）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与技术，在我国现有的一些矿井环境治理成果的基础上，也要不断地对矿井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进行更深层次的科学技术研究，并且依托现代科技进步，以此来提高对矿井资源的利用率。

（5）要从多个渠道进行专项资金的筹集，继而对一些矿井环境的质量和综合利用加大投入。

（6）对于现代的矿井环境治理一定要走产业化、规模化的道路，而且要实施企业市场化运作，建议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的集团或公司，对矿山环境治理工作进行专项操作，而且要促使这一产业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

2.2 矿山环境的综合治理

对于矿井环境的治理工作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然后要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进行有目的治理。

2.2.1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与治理

由于固体废弃物对周围环境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在实践中可采取以下两种措施进行综合利用与治理。

（1）对固体废弃物进行回收再利用。在进行一些矿井开采所产生的废石、尾矿砂等，由于受到采选技术的约束，以至于很多固体废弃物依旧存在一些不能被充分利用的矿物质。但是随着近年来，一些较好的选矿技术、工艺、设备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和进步，就能够对以前所堆积的废石、尾矿等进行二次回收利用。重庆就是充分利用当地一些矿石资源的优势，对一些在矿井开采所产生的市场进行深加工，或做成装饰石雕等，或进行一些沟壑填平工程。最近几年，我国对于、废石的利用以及超过了200多万吨，这样就可以较为有效地缓解了由于矿产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

（2）对于一些矿井采空区进行回填。可以将一些废石、尾矿等对那些地下采空区进行回填作业，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出现地陷地质灾害的隐患，而且可以使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现在重庆的很多矿井采空区都进行了回填作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出现地陷的安全隐患，也使得地表的土地耕种不受影响。

2.2.2 矿山废水的治理

对于矿井所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矿坑排水、矿石选冼污水、矿山酸性废水等，其中矿山酸性废水对生态环境影响是最大的。在重庆对于矿山酸性废水的治理方法主要是进行中和或硫化沉淀法，使之变为弱酸性或中性，这样废水在治理之后还可以得到继续使用。

2.2.3 土地复垦治理

所谓的土地复垦治理，其主要在一些采矿作业、洗选加工时，会出现很多土地由于挖损、塌陷、压占等因素，继而造成了土地环境破坏的问题，为了能够使这些被破坏的土地能够得到恢复，一般在对矿区的土地复垦工作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技术方法：

（1）工程复垦技术。一定要按不同的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以及土地复垦的方向，对一些荒废的土地进行作业，其中包括回填、堆垒、平整并且要做一些防洪、排涝等措施。

而且要针对矿山的具体情况，采取挖深垫浅的土地复垦方式、梯式动态复垦的方式、充填复垦的方式等。

（2）生物复垦技术。在一些平整之后的土地，要针对不同的土壤情况进行生物复垦，继而选择植被品种进行种植。主要采取的生物复垦方法有：客土法、化学法复垦技术、绿肥法复垦技术等。

3 结论

随着我国矿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出现的矿井环境也日益增多，而且所面临的恢复治理难度也日益增大，那么就会造成日益恶化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所以，需要加大对于矿井环境方面的问题研究，并且采取科学、合理、有效的保护与治理措施，以推动我国矿井环境问题的综合治理，改善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得 “绿色矿业”得到健康、稳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建国，聂忠斌.对废弃矿山地质环境、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问题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10）.

篇4

    1.1监测结果全面性不足

    由于“只求发展,不重环境”错误观念的影响,虽然我国城市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但城市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城市环境监测及治理水平较低,无法获得良好的监测效果,因而也不能对城市的环境情况进行真实有效的反映,这样一来,对于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参考性也被大幅度降低了。目前,我国环境监测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面同国际水平仍相距甚远,环境质量及污染情况的监测过程中,也不能很好地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及其完整性,技术、人员、基金以及设备方面还未达到有关要求,因而导致企业排污状况不够清晰,也很难制定有效的措施来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1.2城市环境监测及其治理水平相对较低

    对于污染物而言,由于其种类极多,因此不同类型的污染物应采取相应的方法来进行治理,但是,我国目前的监测及治理技术还未达到此要求,污染物处理措施十分单一,另类污染物甚至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

    1.3缺乏一套有效的环境治理应急体系

    由于环境监测及治理过程常会有突发状况出现,但是我国有关环境突况应急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再加上环境监测及治理成本较高,由于资金问题及设备缺乏均很难使得一系列应急措施得到有效的发挥。

    1.4政策及体系有欠完善

    1.4.1产业化规范及政策有待完善。一方面,地方产业化政策有待明确,不少省市还未下达有关文件来对城市污染物处理的产业化及其市场化进行规定,因而实施过程中十分盲从和混乱。另一方面,行业内缺乏特许经营规范性条例以及标准化合同文本,因而导致特许经营协议实施时各方责权十分混乱,相互推诿、争权以及扯皮现象屡屡发生,这均导致政府、公众风险以及交易成本的大幅度增加。

    1.4.2激励机制没有很好的落实,相关优惠政策也不够明确。激励机制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化的发展,还为政府污水处理行业提供了政策性的补贴。但我国所制定政策中还未涉及到污染物处理行业转制之后所得税优惠等相关问题,因而为城市污染物处理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税负压力。

    1.4.3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有关城市污染物处理产业化方面的文件多数为指导性意见,缺乏法律效力,未从法律意义上对产业化及市场化方向进行明确规定。产业化配套政策均未在法律法规中得以明确规范和保障。

    2加强我国城市环境监测及治理对策分析

    我国城市环境监测及治理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城市环境监测及其治理工作的不断发展,必须从主要问题入手,借鉴国外优秀经验,结合我国环境的实际状况,对我国城市环境监测及治理工作进行不断改进。

    2.1明确城市环境监测及其治理有关标准

    环境相关监测人员应充分认识到环境监测的重要性,借助于环境监测这一预警工作来对城市环境问题进行有效的防治,将环境问题扼杀在萌芽中。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应对环保指标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对环保成果显着的国家进行借鉴,对其相关城市监测标准体系进行研究和参考,同时,还应不断完善我国城市环境监测及治理相关设备,对有待完善的技术参照标准进行进一步改进。

    2.2确保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2.2.1设置科学合理的监测因子。以污染物浓度为依据对污染物进行评鉴,将危害较大且较易产生的污染物作为城市的重点监测对象。此外,还应对我国环境监测的特征性指标进行确定。

    2.2.2改变传统的监测形式。我国城市监测形式多为固定化监测,灵活性及连续性较为欠缺,因而导致监测数据异常时很难及时发现,进而造成环境问题的处理及应对措施较为滞后。应当进行灵活、连续监测形式的制定,以确保监测人员能够及时获得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2.2.3注重污染物生物学及毒理学原理的监测,研究污染物生物学及其毒理学原理有助于监测人员对有害污染物客观特征进行及时掌握,有利于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物质对环境的危害。

    2.2.4确保监测及有关数据评价的有效性。有关监测人员应对相关监测数据进行有效的筛选,对可信数据进行研究,以确保数据获取背景的相关性及其稳定性,以可信数据为依据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有效的预见性措施,推动城市环境监测及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2.3对生态规律及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研究

    城市、环境、经济与社会共同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生态体系,其发展过程必然会按照一定的生态规律及经济发展规律来进行发展,因此,对此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及时安排人类行为,减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篇5

1重庆市矿山环境治理现状

1.1初步形成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在贯彻落实国家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等基本法规的同时，制定了《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重庆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管理暂行规定》和《重庆市地质环境监测管理暂行规定》、《重庆市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全市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工作。

1.2初步形成了规划控制体系市国土房管局于2000年起，由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较多的原国营6大矿务局片区的矿山地质环境进行调查工作入手，逐步开展了全市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工作。2005年，组织编制完成了《重庆市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06－2015)》。2008年8月，市国土房管局又组织了废弃矿井的专项调查工作，目前正在编制《重庆市废弃矿井治理(专项)规划》。2009年2月，市国土房管局又组织编制了《重庆市城周矿山植被恢复子规划》，将其纳入《重庆森林工程总体规划》中。为了对重庆市5大国有煤矿采煤沉陷区进行土地整治、改善矿区生态环境，编制了《重庆市五大国有煤矿采煤沉陷区土地整治专项规划》。

1.3建立了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市国土房管局会同市财政局、市环保局于2007年2月出台了《重庆市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初步建立了全市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此外，重庆市还建立了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从源头上控制了矿山地质环境的恶化趋势，加强了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

1.4矿山环境治理工作初见成效重庆市陆续开展了许多矿山环境治理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给当地的社会、生态和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效益。如九龙坡区华岩镇云峰村废弃工矿地土地复垦项目的实施，新增了大量的耕地，缓解了人地矛盾，并为当地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再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梁山四方井矿区的植被恢复治理，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改善了矿区的生态系统;北碚区三汇二矿和三汇三矿的矸石山治理，有效地防止了矸石山的滑移，保护了矸石山对面的大片茶园不遭破坏，保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依旧突出重庆市矿山企业95%以上为乡村集体或私营小型矿山，这些矿山企业普遍存在重资源开发、轻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问题。

2．2矿山环境治理专项资金不足重庆市矿业开发历史悠久，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与新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点多面广，有的甚至十分严重，目前还缺乏治理资金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导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欠账太多，资金缺口较大。

2．3有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法规制度不健全虽然重庆市初步形成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但是仍缺乏一些配套的、可操作性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制度。

2．4矿山开采和治理技术有待提高矿山开采和治理技术不能适应环境保护与整治目标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部份小型矿山开采方法、废渣、废水治理方法落后;二是土地复垦与还绿工程先进技术与方法推广不够，矿区的开采与土地复垦不能实现同步;三是缺乏专业的矿山环境治理的专业队伍、专家咨询和技术支撑体系。

2．5矿山地质环境状况有待进一步查清目前，重庆市仍有很多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未进行实地调查，因此，还有待开展系统的基础调查工作，全面摸清矿山地质环境状况。

3保护对策及建议

3．1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使矿山环境治理有法可依加快相关法律和规章的制定，建立起配套的矿山环境治理法律法规体系，以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与矿山环境治理的协调发展，使矿山环境治理法制化。

3．2制定系统、科学的保护与治理规划编制全市矿山生态环境综合防治规划，并纳入当地社会和区域经济的计划中，重点矿产资源开发区的矿产利用开发方案中也应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方案，努力使矿山环境治理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3．3加强对矿山环境治理的监督和管理明确各管理部门的职责，统一各方权、责、利的关系，加大监管力度，定期、不定期地加强对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并向上级汇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提高监管效率。

3．4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完善奖惩措施，促进综合治理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筹集矿山环境治理资金，加强矿山环境保证金制度的落实，将矿山环境治理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加大投入比例。配套完善环境治理工作的奖惩措施，对矿山环境治理工作做得好的矿山企业应予以政策倾斜和经济支持与奖励。

3.5创新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机制完善“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机制，解决不欠新账的问题，对于历史遗留早已废弃的矿山，由政府牵头组织落实治理，把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列入政府任期目标和年度目标，逐步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2］。

3．6依靠科技进步，树立典型示范工程，提高综合防治能力在矿山环境治理方法上，要敢于改革创新。可以组织矿山环境治理的专业队伍，鼓励各类科研和开发机构从事矿山环境治理的科研工作，建立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专家咨询和技术支撑体系，开展不同矿种、不同地区的治理研究，树立典型示范工程，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和经验。

篇6

许昌市煤炭资源丰富，大小煤矿随处可见，由于长时期人工过度开采或不规则开采留下大体积采空区，且大多采取自然塌落法，不进行回填，加上爆破震动，引起顶板岩体裂隙，稳定性变差，在地表水下渗作用下，易发生塌陷。塌陷则必然引起地面变形、裂缝，直接威胁煤矿区及附近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危害大，造成较严重的经济损失。据统计，仅禹州市110个地质灾害点共造成毁房9434间，毁田885．87hm2，毁坏路段650m，人员死亡27人，直接经济损失6073万元。其中地面塌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24．5万元，占总损失的99．2％，死亡1人；滑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万元，占总损失的0．75％，死亡26人；崩塌及河流塌岸直接经济损失2．5万元（表3）。各乡镇灾害损失情况，根据所在地理位置和地质环境不同，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差异较大。其中鸠山乡损失680．9万元，磨街乡损失620．9万元，方山镇损失1219万元，神垕镇损失539．5万元，古城镇损失96．5万元，方岗乡损失30．6万元，文殊镇损失682．5万元，梁北镇损失181．5万元，朱阁乡损失184．0万元，苌庄乡损失155．2万元，浅井乡损失195．0万元，鸿畅镇损失1487．4万元（表3）。襄城县境内的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在500万元以上。

地质灾害隐患及损失评估通过对禹州市内地质灾害调查点进行认真系统的分析，共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90处，各种地质灾害隐患点共威胁农田614．13hm2，房屋14432间，道路3610m，煤矿一座，威胁人口20137人，直接经济损失预测8398．4万元。其中地面塌陷威胁人口19056人，直接经济损失预测7816．7万元；滑坡威胁人口782人，直接经济损失预测342．8万元；崩塌威胁人口159人，经济损失预测6．9万元；不稳定斜坡威胁人口160人，经济损失预测232万元。38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2015年各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经济损失预测评估为：鸠山乡1157．2万元，磨街乡1234．1万元，方山镇1053．5万元，文殊镇1226．0万元，梁北镇330．0万元，古城镇93．0万元，方岗乡656．5万元，神垕镇926．0万元，浅井乡257．5万元，苌庄乡134．5万元，鸿畅镇1330．1万元（表4）根据地质灾害灾情分级评价标准，对区内110个地质灾害点进行评价，评价结果：重大级1处，较大级15处，一般级94处。对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和已发生但还存在较大威胁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危害程度分级评价，禹州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90处，评价结果：特大级3处，重大级39处，较大级38处，一般级10处。

2环境治理研究

2．1许昌市环境治理现状近年来，许昌市各级政府和矿山企业逐步认识到保护矿山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加强制度建设中、做好地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同时，积极推进和组织矿山环境调查、规划和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及土地复垦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1．1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依据《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办法＞办法》、《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等基本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许昌市先后颁布了基本农田、防震减灾、矿产资源、土地管理、污染防治、地质灾害防治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划及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为加强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提供法规保障，使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2．1．2监督管理体系初步形成，依法行政有了组织保障许昌市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相继设立了地质环境管理科室，初步建立起市、县（县级市）、镇（乡）三级地质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体系，从组织上保障了全市矿山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全面有序地开展。一般大型矿山设置环保科、地质测量科、土地征迁科，中、小型矿山建立科或组，负责矿山环境监测、污水治理、矿山防尘、矿区绿化、土地复垦等工作；与矿山生态环境有关的矿山安全组织机构比较齐全，设置时间较长。

2．1．3控制源头，加强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通过“新建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的全面贯彻实施，初步从源头上控制和预防矿山环境问题和矿山地质灾害的发生。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把矿山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认真部署，相关部门、企业已制定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对危害地质环境、诱发灾害的行为进行约束，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初步建立了汛期应急调查制度、汛期防灾预案制度、灾害速报制度、险情巡查制度和汛期值班制度等，防灾应急能力和反应速度得到提高。

2．1．4加强宣传教育，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全市开展了有关矿山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培育公众的保护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及从业者充分认识到矿山环境保护与其自身安全健康的重要性，调动了矿业权人、公众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做好矿山环境保护治理工作。

2．2矿山环境治理现状许昌市制定了矿山环境保护的优惠政策，调动矿山企业及社会参与的积极性；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治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促进了全市矿山环境治理工作的有序开展。（1）2006年初，省国土资源厅及省财政厅以豫财办建［2005］330号文批准了“禹州市白庙矿业集团白庙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批复资金260万元。弃碴复耕工程共完成弃碴清理49050m3，土方开挖3850m3，土方回填平整7100m3，使基本农田增加0．8hm2；土地平整工程共完成弃碴清运9850m3，土方回填98300m3，土地平整82100m3，恢复良田14．67hm2；实施了生物工程，植树3100株。（2）2006年初，省国土资源厅及省财政厅以豫财办建［2005］330号文批准了“河南省襄城县紫云山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批复资金200万元。治理共完成弃碴清理1120m3，弃碴回填15095m3，土方回填10500m3，人工回填平整26715m3，浆砌石工程510m3，施工便道1．85km，植树37145株。（3）2006年初，省国土资源厅及省财政厅以豫财办建［2005］330号文批准了“河南省禹州市吕沟煤矿煤矸石综合治理工程”，批复资金150万元。整治煤矸石堆面积0．1736km2，土地复垦4．26hm2。（4）2006年底，省国土资源厅及省财政厅以豫财办建［2006］333号文件批准了“河南省禹州市中锋枣园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批复中央财政资金200万元。土地复耕面积8．73hm2；将取土区翻耕3600m3；修筑挡土墙430m；修筑了施工便道0．43km；实施了生物工程，植树430株。（5）2006年底，省财政厅以豫财办建［2006］333号文件批准了“河南省禹州市磨街乡大涧村矿山环境治理”项目，项目申请资金803．13万元，批复资金200万元。治理工程共完成回填区平整0．72hm2；埋置排水管45m，改善山坡地表水径流条件；修筑挡墙140m，加固坡体内的平台陡坎，以保障坡体稳固；修建施工便道1．20km，保留了0．50km作为景观路，改善项目区内交通条件；对治理后的坡地进行绿化，绿化面积8．67hm2，种树13500株，恢复生态环境。上述矿山环境治理项目的开展，不但恢复和改善了这些矿区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减灾、社会、经济效益显著；同时在煤矿塌陷区治理、矸石山治理和石料矿山弃渣、弃石治理等方面积累了经验，为下一步全市矿山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3结语

篇7

关键词： 生态环境治理； 市场调控模式； 政府强制模式； 企业自觉模式； 多元共治模式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52-06

一、引言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生态环境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在此之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主要源于环境自身的变化，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台风等，所以又称为原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内源性生态环境问题；但在工业革命这一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因为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锐减、酸雨扩大、陆地沙化、水资源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其始作俑者为人类自己，所以又称为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外源性生态环境问题。若忽视这一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将是人类文明的断送。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均已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通过市场调控、或政府强制、或企业自觉等各种治理模式的尝试，能有效地遏制住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使其好转。然而，在进行众多的尝试之后，无论是实践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均发现上述任何一种生态治理模式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基于此，相当比例的学者提出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笔者将在梳理上述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

（一）概念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应当通过产权界定，使公共物品私有化，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从产权、交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并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或者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响交易双方的决策时，无论产权初始界定如何，私人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可自行解决外部性问题而无需政府干预。由此可见，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市场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产权的界定来减少共有物，从而尽可能减少“公地悲剧”发生的广度和深度。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即指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不同的生态环境资源进行稀缺程度的界定，以此促使人们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开发并有效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全过程。尽管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可以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但在现实中，由于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使得“搭便车”现象比比皆是。[1]

（二）特征

1. 生态环境的私有性。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每个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而对公共的事物则关心较少，甚至没有。哈丁的“公地的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无一不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进而出现悲剧性的结果。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认为，如果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使其有了明确的产权界定，就会明确损害责任，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即让生态环境副产品的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而不是由社会、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分摊，从而有效抑制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特征，也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2. 生态治理的市场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两方面。即一方面，生态环境资源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其需求却是无止境的。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其最佳状态就是缓和双方矛盾，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亦称帕累托状态。即指社会用最低成本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在既定的投入和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使资源利用能达到最大满足水平的状态——没有使其他人境况变坏而使自己境况变好的状态。实践证明，以自然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是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的，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则是可行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主要是运用管理合同、BOT（即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合资、TOT模式等不同市场调控形式，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实现建设与运营的产业化、市场化，从而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并提高效率。

3. 资源配置的有限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完善的产权制度，还包括完全信息、体现价值的市场价格体系等。事实上，有些条件往往是很难完全具备的。如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没有价格，并不能通过市场行为来进行交易；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产权是不能明确界定的，像臭氧层、公海、大气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尽管产权可以界定，但需要更多的交易成本来维护其产权。此外，还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价格的影响因素极为复杂，有无形与有形之分，要想合理体现其价值是非常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调控模式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建设大量的环境基础设施予以配套，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建设资金，对此就易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染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可以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弥补政府的生态环境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服务。在生态环境共有的情况下，一些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企业容易形成垄断，在进行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企业员工也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的局面，而市场化的结果则是效率的提升与服务质量的优化。三是促进人们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引入了价格机制，并以此作为衡量其稀缺程度的尺度，人们必须通过购买才能使用。这就会督促人们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时，尽量避免浪费现象的发生，并引导人们努力探寻可替代的资源，从而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

2. 不足。一是市场的不完备性难以克服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使得一些市场主体在运作环节面对各种成本与收益的选择时，往往对生态环境这一因素会有所忽略。加之环境投资者在改善环境的过程中，环境改善的全部收益并非其投资者所有，而是全社会共享，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人”一般都秉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来行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围绕着如何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来进行思维和实践。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不仅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会造成更大层面的环境染污。三是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影响市场调控模式的效用。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生态环境污染的对象是多数的，如果按照上述生态环境私有性的程度，需召集所有利益相关人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赔偿或获得补偿）。而这种活动往往是要花钱的，这一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就产生了交易成本，这笔费用的存在自然对该种模式的效用会产生影响。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

（一）概念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无疑给政府干预生态环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干预主义的指引下，政府被赋予了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合法性，其治理功能和干预权力在人们对政府的迷信和崇拜中，被人一再鼓吹，并无限放大，进而产生了一种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所谓政府强制模式是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被视为唯一的管制主体，通过依赖其行政性、经济性、法制性等手段，规范社会各界在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中的行为，并强制其承担相应生态责任的总称。这种生态治理模式在初始阶段，对于解决“看不见的手”——市场所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该治理模式强调发挥政府生态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操控各种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治理过程完全依赖现行政府的行政体制，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2]

（二）特征

1. 政府权力的无限性。为提高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政府长期扮演着环境公共物品提供者、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的倡导者、区域合作的推行者等角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被视为利益博弈的协调者和仲裁者，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权威、最无私的代言人，能够代表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来行使生态环境治理权，理性地配置一切权力、资源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外部性，尤其是负的外部性，这恰是市场交易无法自主实现的，而政府却能有效地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消费中的“搭便车”行为和供给不足等问题。对此，迈克尔·泰勒用一句话予以概括，“如果没有国家，人们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协作，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为自己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政府成为垄断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其他社会行为主体根本无法也无缘染指这一公共事务，因为它们不具有合法性，处于事实上的被“排斥”、“边缘化”状态。同时，为了不断维护和增强公共利益，人们还认为政府应尽量扩大自身介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范围和程度。

2. 政府干预的直接性。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解，政府干预是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通过税收、强制、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干预，以实现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等政府预定的目标。政府干预的主要功能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干预手段可分为两类，即直接性干预和间接性干预。政府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常用、最典型的行政管制方法是政策，它通过制定各类法律法规或排放标准来控制污染，其中不免伴随着暴力和强制；而政府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该方法具有市场激励导向，旨在鼓励实施环保措施或减少污染的战略，而不是迫使污染者遵守某个条例。将两种方法相比较，不难发现，由于政府是社会上唯一拥有合法暴力权的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直接性干预的行政管制方法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事实也证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该方式在环境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直接性干预的实践是依托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大部分环境政策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体制进行实施。因为中央政府是社会生态环境利益的总代表，是以强制性手段来行使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权。而地方政府则是接受并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对上级政府负责。

3. 政府管理的行政性。尽管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性、经济性和法制性等各种治理手段，但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中，政府一般采用以自身能够直接操控的手段为主，即大量使用行政性治理方式。因为在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中，其贡献值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政府承担了从宏观政策的制定、微观环境质量监控、环境产品或服务提供等所有生态环境管理和治理活动。可以说，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无论是制定还是执行，都深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其他诸如社会组织和公众即使参与了，但由于自身行为能力有限，也只能在政府的行政性命令之下进行，使其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性”特征。经济性和法制性等治理方式在这一模式中，只能视其为政府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辅手段。从实践来看，若要确保上述两种治理手段能正常运用，首先必须以政府大量投入为前提条件，而这往往又需要耗费较多的财政资源，无形中也给政府施加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经济性手段和法制性手段也可看作是行政性手段的一部分，是一种以收费、罚款等经济价值来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行政性管理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组织和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的权威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几乎与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协调性和综合性极强的工作，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组织、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二是应急处理各类突发生态环境问题的高效性。如前文所述，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一般具有偶发性、突然性、紧急性的特征，其有效解决依托行政机构的快速反应和高压态势，需通过制定和执行强制性的生态环境政策扭转并消除其负面影响。政府强制模式的这一优势可以说是其他任何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三是限制和引导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经济人出于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孜孜追求，并不会主动采取措施防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强制采取各种措施，对污染和损害生态的其他活动加以限制。

2. 不足。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模式由于受政绩考核、晋升机制、税收体制等因素影响，下级政府一般不愿将生态环境治理的真实情况向上级政府反馈，从而规避了因生态环境治理不力等问题受上级政府查处的可能性，导致上级政府不能全面掌握下级政府的执行情况。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成本高昂问题。由于政府强制模式是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绝对崇拜，使得政府统包统揽了涉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所有问题，其所需的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均由政府“买单”。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直接后果是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本不断攀升。各级政府捉襟见肘的财力使得该模式难以长久维系。三是制约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时的强势，使得社会资源很难介入。既限制了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能力的发挥，也制约了这些非政府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发展壮大。此外，政府在浪费大量可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走了许多弯路，从而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效率。

四、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

（一）概念

尽管工业革命后产生的工矿类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为企业主或股东谋求经济利益的本质也为社会集聚了大量财富与资源。随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深入发展，人们不断认识到，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解决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不断减少环境污染，使社会各活动主体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特别是企业还应充分认识到，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活动，致力于成为对全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并以此取得消费者与全社会的认同感，从而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企业积极地、自觉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也就显得顺其自然。对于这一企业自觉性的行为，笔者估且称之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即指企业为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使用资源的社会责任，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各项活动中，自觉地考虑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尽量降低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全部活动的总称。这一模式的运行，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自觉性，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而是需要企业通过额外的努力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如严格自控污染的排放量，定向增加治污资金投入等。

（二）特征

1. 治理承诺的自愿性。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是人们通过高强度的作业将地球上储存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开采出来，再经过生产加工和消费环节又将大量污染物和废弃物向自然界排放出去。在这里，社会各活动主体把大自然当成了天然的资源库和垃圾场，享受着无限的权利，却漠视全社会和全人类的责任。特别是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尽管自身就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污染源，但在当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声明将自觉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规范和标准；同时，也着手制定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来规范自身和供应商行为，并且定期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年度报告。”[4]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企业逐步认识到承担生态责任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于实践。诚然，这种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不禁要思考，由于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影响企业的短期收益，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仅凭企业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还需大量外力对其施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仅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所致，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及社会组织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与配合。

2. 治理形式的多样性。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由于源于企业自身的认识，所以尽管是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企业自觉的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同样的负面效应和同样的环境标准要求存在。这就使得社会的成员将按照各自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或公共机构作用发挥的不同来确定其治理的形式。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单边承诺，指企业自身制定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计划和所需遵循的条款，旨在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如企业、公众等）间的沟通。但为增加其计划的可信度和承诺的效力，往往会委托独立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或解决争议事宜。二是私下协议，指社会上的污染主体主动与污染受害者（工人、当地居民，邻近企业等）之间签订协议，以此约定污染主体应实施的环境管理计划或需安装的污染控制设备。三是谈判性协议，指企业与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内相关公共权威机构签订协议，主要涉及污染削减的目标、达成目标的时间表等，并约定在其辖区内的企业为达到约定的环境治理目标，而采取自觉性行动期间，公共权威机构不引入新的环境管制标准。四是开放性协议，指企业赞同环境管理机构提出的、与环境绩效、生产技术或环境管理标准相应的监督标准和环境条款，并主动接受其对自身执行计划情况的评价。同时，公共机构也向企业提供研发补助、技术援助和声誉（如允许使用特定的环境标识）等形式的经济激励。[2]

3. 治理结果的双赢性。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中的最大污染源——企业，若削减污染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导致企业产品价格的提高，人们会因此而减少产品需求，或因企业不愿提高产品价格而减少企业的利润。那么，企业为何还要自觉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甚至采取高于政府管制水平的生态环境管理措施？其动力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认识到企业自身所应担负的生态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这一行为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环保商品的需求。因为企业通过消减污染，提升了产品的环境品质，再以广告等手段向消费者传递环保产品与非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的区别，逐步引导人们愿意为环境友好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最后，企业通过产品环境品质的高低获得出售环保产品与一般产品的价格差，从而实现企业收益的增加。即使有些消费者不会购买价格高昂的环保产品，若在同等价格下，还是会考虑选择环保产品，这也是提高生产企业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减少了污染的源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中，企业成为治理污染的主体，对于控制污染的问题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环境管理机构与排污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道德风险”，减少了环境监测机构的执法成本，促进了社会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相关工作的落实。二是降低了治污成本。与政府管制相比，企业自觉性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使企业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允许企业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基础上，自主选择符合其特定状况的、更有效的削减污染的措施，从而达到环境目标，降低污染控制成本。三是填补了法律空白。当人们对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时，由于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领域存在制定周期长、论证费用大、调整不及时等客观原因，往往会出现管制或立法滞后的现象，导致很多“政策盲点”和“法律空域”的存在。企业的自觉行为，特别是当在企业层面，采取高于现有环境法律法规要求的环境标准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填补了因环境立法滞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2. 不足。一是缺乏对非自觉性企业的约束力。如前文所述，由于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自愿”，缺乏法律效力，所以不能动用任何手段强制其他企业参与。同时，由于政府存在制定环保政策、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滞后性，影响了社会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导致一些企业宁愿“搭便车”，也不愿参与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二是缺乏对自觉性企业的评估。尽管一些企业采取了自觉性的行动，并与利益相关者签订了许多协议，但这只是君子协定，没有规定监测主体和定期报告制度等相关条款。加之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使未达标协议方并不会认真考虑毁约后的实际影响。这不仅降低了企业自愿性承诺的可信度，还加大了对企业履约情况评估的难度。三是容易导致重复建设。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自觉参与，一般是个体行为，而非整体推进，这就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即各个参与治理的企业从各自的投入成本、自身的排污量等角度出发，建设适合需要的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而并不过多考虑邻近企业的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增加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重复建设的可能性（如污水处理设施等），而这又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五、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一）概念

无论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就其三者的本质而言，都为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思路。因此，如上文所述，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多元共治模式则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既然政府、市场、社会都可作为治理生态环境的主体，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手段与机制，那么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可以将政府的权威性、高效性，市场回应性、限制性，以及企业的自愿性、多样性等各自优势充分利用，从而提供一种“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因为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各个主体将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5]“多元共治”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治理理论（the governance theory）。它强调的是主体的多元性，强调多个主体间面对公共事务问题时，应通过明确分工、增进合作、加强协商的过程予以解决。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定义为：政府、市场、公众及社会其他主体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采取分工合作协商等方式将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解决的全过程。当然，多元共治模式作为补充政府强制模式、市场调控模式和企业自愿模式的不足而提出的一种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在“多元共治”模式下会导致“无中心”倾向的问题。应当指出，作为一种补充而确立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绝不能将政府排除出去，它依然是这个复杂系统中最核心的主体。

（二）特征

1. 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多元共治，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即在生产公共物品、处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是存在多个供给主体，如社会组织、公众等，这些公共和私人机构只要权力合法，均有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力中心。因为这样既可以保持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又可以通过多种主体的参与，对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竞争或准竞争的关系，从而破除传统观念中由单一主体垄断的局面。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希望通过各个主体间的竞争，迫使其进行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强回应性。因为除了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场的调控手段对生态环境破坏者予以严惩或排斥外，其他自发性成立的绿色环保组织也会通过系列活动对污染物的过度排放者形成一定压力。这些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是多元共治模式的生动体现，使生态环境治理不再步入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个极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多元共治模式并不是排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在承认政府强制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的同时，希望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其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共同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2. 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实践，得益于政府在生态环境中管理权力的简化。此处的“简化”一词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是要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即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层面保持的公正性。同时，各主体通过建立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确立生态环境意识的认同感和共同的生态环境目标。其实质是指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市场原则和价值意识认同的基础上的合作，依赖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这里的合作性有着自己的特征：即一是合作是过程导向的社会性行动，是有着明确方向的连续性过程；二是合作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其各主体均是独立而有个性的；三是合作者考虑的是合作行动的总体收益，而非个人期望通过合作过程能创造的收益；四是合作的行为是自主性的体现，即整个合作过程是自主性的实现；五是合作需满足道德的审查和判断，一般不涉足于求助法律；六是合作是一种社会生活，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志。[6]

3. 治理结构的网络性。原来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政府往往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与上发号施令，整个治理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形，呈现出权力的高度集中、上下级之间关系的极度不平等性。而治理理论则主张政府应该主动走下“神坛”，以开放治理的体系，从而打破公私机构间的界限，将责任与权力赋予其他治理主体，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平等协商、合作互利的伙伴关系。网络性结构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将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公众自治组织、利益团体、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讨价还价、谈判、妥协等集体性选择和行为，达成抑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治理目标。并建立共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纵向、横向或二者相结合的网络状结构，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此外，在多元共治模式的网络结构中，不同与上述三种模式的科层结构，最关键是在于各主体间拥有共同的逻辑性结构，而并非正式的上下级权威关系；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彼此平等、相互依赖的结构，不存在命令等级和科层链条的部分，也没有科层制的形式。[7]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集众所长，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治理主体的优势，多元共治既承认政府强权、市场调控、企业自觉的作用，却绝不单独依赖谁，而是主张通过综合性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换句话说，治理污染生态环境的主因，单靠“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其他综合性手段来进行“疏”。二是提高效率，在明确了维护生态环境这一公共利益是各类治理主体的义务之后，下一步就是治理成本的大家分担。而这一结果不仅可以下降之前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成本，精简治理机构，避免新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使生态环境治理收到更好更优的实质性效果。三是解决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往往因为区域划分的问题被人为分割，在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下，往往会将难以界定的区域环境问题的治理成本转嫁给他方。而多元共治模式不仅可以建立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和竞合意识，还可引入第三方对其达成意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并通过一定压力使其调整、纠偏。

2. 不足。一是出现治理权利交叠的现象，由于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呈网络状，在此间所构成的“权利体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因此极有可能造成部分治理权利交叠现象的产生。权利交叠现象并非权利的越界，只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权利主体在正常行使权利时，出现与他人的权利界限发生交叠，这种现象极易造成权利冲突。二是存在目标差异的冲突，治理主体的多元也预示着目标的多元。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公众、社会组织等不同的治理主体，可能存在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治理目标。因为利益是各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动因，而又由于利益归属的不同，自然就会有不同治理目标之间的冲突。三是导致治理问责的困境，由于多元共治强调各主体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政社之间、公私之间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其结果是难以明确责任主体，最终导致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反而出现主体缺位的问题。加之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复杂多变，而法律规则的滞后性与不完善性，对问责的对象、内容、依据、程序、时间、标准、范围等也都难以作出明晰的规定。[8]

六、小结

通过对上述几种治理模式各自内涵、特征及优缺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前三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中，既希望政府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更希望市场调控的积极作用，以及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也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形成合力，促使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谨慎估计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意义，需研究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支撑体系是否建设完善。因为多元共治这一模式得以实践，当前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民众对政府、或市场、或社会等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弊端认识的提高，来自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民众参与力量和热情度的增强，来自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力量的协同与合作。按格里·斯托克对治理概念的总结，治理出现时，权力主体应当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权力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但就目前情形看，生态环境治理的其他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依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政府的依附和服从。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其能掌握与政府进行平等交换的资源并不多，很难实现与政府间的“谈判”或“协商”，只能以“请求”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求得政府的“恩赐”。既然如此，那这就有必要从辩证学思考，将政府部分治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社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三者实力相当、机会平等。现有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与社会力量的逐渐觉醒，既是民间可自由活动空间扩大与可自由支配资源增加的结果，也是政府这一权力核心主动进行制度变革的结果；而公众、社会组织能够进一步获得合法性的“待遇”，更是有赖于政府的作为或“无为”。因此，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要通过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治理主体进行重塑，政府还应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减少对其他治理主体的制约，并培训和引导其发展壮大，以更多的协商渠道，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

参考文献：

[1]肖建化，赵运林，傅晓华.走向多中心合作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8-20.

[2]姜爱林.城市环境治理的发展模式与实践措施[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4）：78-81.

[3]Taylor Michael.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单忠东.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2006）[R].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38.

[5]刘峰，孔新峰.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0，（1）：68-72.

[6]黄爱宝.论府际环境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96-99.

篇8

关键词：矿山开采；地质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力的不断增强，上世纪末期各类矿山无序开采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因矿山开采引发的地表塌陷、崩塌、滑坡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各类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内及国道、省道及高速公路两侧各种建材厂及矿山的开采形成大量高陡掌子面，基岩直接，无植被覆盖，而其周边植被发育正常，从而导致掌子面基岩与周边环境不协调，宛如一个个伤疤分布在青山绿水中，整体形象极不和谐，严重影响视觉效果。

1、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⑴、矿山地质灾害问题

由于传统矿山开采很少进行矿坑回填，造成地质塌陷等情况极易发生。按照地质灾害发生的时间快慢，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突变地质灾害，如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水土流失等。另一类为缓变性地质灾害，如沙漠化、荒漠化、地面沉降等。由于矿山开采对周边水资源的污染和水位的下降影响了植被的生长，造成矿山岩层出现松动，为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岩石的应力发生改变，以前的岩石应力均衡被破坏，以及矿石废渣的乱堆乱放，已造成边坡的不稳定，在外力的诱发下，极易产生滑坡、崩塌及泥石流灾害。

⑵、矿山废弃物问题

矿山废弃物的治理是地质环境治理的基础，矿山废渣、废石、弃土对于矿山地质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废弃物的堆积造成矿山周边压占土地、破坏植被，影响了原有地貌景观及周围水环境。另外有的矿山废弃物长期受阳光照射、雨水淋滤、空气的风化，废弃物中存有的重金属对矿山周边环境会造成污染。因此，要加强对废弃物的治理。

2、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方法

⑴、矿坑回填

合理利用废弃矿渣进行矿坑回填，可以极大地降低矿坑回填资金的使用。通过废弃矿石与沙石的合理配比进行回填，一方面减少了回填使用材料带来的资金与物质浪费，另一方面也对废弃矿渣有了很好的处理。

⑵、水资源治理

矿山环境治理中水的治理非常重要。应加快矿山选矿过程中水处理设备的投入，选矿水重复利用，将污水进行处理后再进行排放。同时，加快矿山植被的恢复，通过树木种植、草皮移植等方法恢复矿山植被，防治滑坡、泥石流的发生。由于矿山生产过程中地下水资源的疏排，造成水资源的减少，甚至会造成地表河流及泉水的干涸、植被的消失。另外矿山由于排水，疏干了附近的地表水，浅层地下水得不到补充恢复，影响植物生长，破坏了周围的生态环境，最终使矿区土地石化和沙化。这种情况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通过水资源治理、植被治理，逐渐恢复矿山周边土壤水分以及植被，恢复土地含水量是治理矿山土地荒漠化的唯一方式。

3、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保护的意义

矿业的开采虽然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对矿山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针对我国矿山环境现状，加强我国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通过复合治理方式，拦、排、护、整、植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加快我国矿山环境与保护，这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⑴、加强矿业地质环境保护制度建设，推进我国矿山环境保护。为了更好的推进我国矿山环境保护工作的进行，国土资源部下达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44号国土资源部令;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审查及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规范，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期学习班，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讲解与学习。

⑵、加快我国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人才培养，促进我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推进。矿山环境必须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实施。加强科学技术在矿山环境保护中的应用，特别是要加强对矿山的综合利用和尾矿、煤矸石、矿渣等开发利用的科研投入和生产开发研究工作。这样既可减少环境地质问题，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又可以避免资源浪费。另外，还要通过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对在职人员的再培训等方式，加快我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人才培养，促进我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实施。

⑶、加快矿业“三废”回收利用技术的应用，促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实施。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三废”的回收、利用，对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有着重要意义。通过采用先进的采选技术和加工技术，提高矿山资源利用率，对于加快我国矿山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⑷、关于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与防护的分析。在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防护过程中，要系统开展地质环境调查与研究，加强区内地质环境监测。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机制，治理区内环境。保护环境的成功经验说明，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推进矿山“清洁生产”，发展“绿色矿业”。加强对矿山开采导致的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防御和治理的研究。

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项目的体会

⑴、亟待建立灾害治理项目预算标准体系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项目工艺复杂，采取治理措施形式较多，本人在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过程中发现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只能借鉴参考《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发改委、建设部)等相关标准。不同单位、不同项目采用标准不一，亟待有关单位出台统一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及施工、监理等相关收费标准，对地质灾害治理行业收费进行规范。

⑵、要深入研究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形成的机理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形成机理要通过采取地质调查、工程钻探、地球物理勘探及地球化学勘探等多种手段，查明形成的机理、根源及影响和控制要素。

⑶、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查设计

所有环境地质问题的产生根源要依靠勘查工作去查明，作为设计工作的基础，勘查工作要根据不同的灾害类型及其所处地质环境等条件采取不同的勘查手段。要充分研究地质灾害的成灾机理，针对问题的根源进行治理设计，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设计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既要经济合理，又要科学可行。

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相结合

在灾害治理施工中要充分考虑施工措施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样也要考虑到施工措施可能引发新的地质灾害，要做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青海湖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地理位置:青海湖流域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地处北纬36°15―38°20，东径97°50―101°20，是一个四周群山环绕的封闭式内陆盆地，南傍青海南山，北依大通山，东靠日月山、西临阿木尼尼库山，海拔范围3194-5174米，总面积29623.4144平方公里。行政区划包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吉尔孟乡、泉吉乡、伊克乌兰乡、沙柳河乡、哈尔盖乡、三角城种羊场、青海湖农场和黄玉农场，海晏县的青海湖乡、甘子河乡、托勒乡、金滩乡、银滩乡、哈勒景乡以及公共草场和特殊用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的天棚乡、江河乡、关角乡、舟群乡、织合玛乡、快尔玛乡、阳康乡、木里乡、苏里乡、龙门尔乡、生格乡，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倒淌河乡、江西沟乡、黑马河乡、石乃亥乡、湖东种羊场和切吉乡、英德尔乡、恰卜恰镇的一小部分。

2、现状

青海湖区是青海省畜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全省牧区牧业人口的24%，牧区草食牲畜的29%集中在这一地区。但近十多年来，由于超载过牧和大面积开垦草场，该区域草地退化严重。据统计，中度以上退化草地面积为65.67万公顷，占该区域草地面积的34.90%，鼠虫害成灾面积76.89万公顷，占该区域草地面积的40.86%。土地沙漠化速度日益加剧，据2000年的TM卫星遥感图解译测算，目前各类沙漠化土地面积12.48万公顷，其中严重沙漠化土地面积达5.09万公顷，占总面积的1.72%；强烈发展沙漠化土地面积1.15万公顷，占0.39%；正在发展的沙漠化土地面积1.60万公顷，占0.54%；潜在沙漠化土地4.64万公顷，占1.56%。与1986年7.565万公顷沙漠化土地相比，14年间沙漠化面积扩大了4.915万公顷，平均每年以35.07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而且沙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年扩展速率约为4.63%。同时由于气候变暖，干旱少雨，使湖面水位下降，1959-1998年，青海湖水位下降了3.39米，平均以每年8.5厘米的速度下降。作为青海省旅游业王冠的青海湖，正遭受着草场退化、沙化的严重威胁，使得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鸟岛地区草场重度退化面积达5.73万公顷，特别是鸟岛地区以角乌曲为中心的沙化带呈扇形向四周推进，平均流沙厚度14厘米，部分地区已形成“新月型”沙丘，受害面积约0.8万公顷。原来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已不复存在，风光秀美的鸟岛地区正面临着全面沙化的威胁。青海湖鸟岛是鸟类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由于周围生态环境恶化，目前鸟岛连陆，成为沙丘状半岛，鸟类栖息环境明显恶化。青海湖渔业资源减少，珍稀野生动物普氏原羚数量锐减，成为极度濒危的物种。

3、生态环境发展趋势

近百年来湖区气候呈暖干化趋势，在这种气候环境变化的总体特征下，导致湖水位下降，湖面萎缩，湖底沉沙，加之人类活动因素，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如破坏植被、开垦草地、过度放牧等加剧了湖区沙漠化趋势。从青海湖沉积物反映的环境演化规律预示着青海湖发展总趋势将是主湖不断分割，缓慢地经湖湾向子湖演化，最终主湖消失，而湖区的风沙堆积等沙漠化过程将明显地加速这一过程。同时由于受湖泊增温效应的影响，湖区植被的整体景观有朝高寒景观方向演变的发展趋势，草地明显退化。目前湖区总体上生态环境呈现极为明显的恶化趋势，可利用资源数量减少，土地生产力下降。如果不对青海湖区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作为我国最大内陆咸水湖和“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七块湿地之一的青海湖，其调节气候，蓄洪和维持特有动植物，特别是水禽栖息地的基本生态功能将会大大削减，甚至丧失，进而制约湖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目前生态治理情况

建国以来，在省上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下，青海湖区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50年代就开始了对退化草场的治理改良工作，1975年建立了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1986年开始实施限制捕捞和封湖育渔。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并在项目实施中探索出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和成功的经验。草地建设方面，在逐步开展依法管护和实现合理利用天然草地的基础上，实施了以冬春草地人工种草、草地围栏、牲畜棚圈为主要内容的草地基础建设和防灾配套建设。据刚察县和天峻县的不完全统计，已建成定居房屋面积27万多平方米，大约94%的牧民户实现了定居；累计建设畜棚2600多间，面积约77000多平方米，可使100多万头(只)牲畜使用；畜圈7500多个，围栏草场约9.85万公顷，人工草场2.18万公顷；草原水渠28条，累计全长240多公里；地下管道45条，累计全长238公里，草原机井46眼。在沙丘治理方面采取了封育、补播建立人工草场和工程固沙等措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行退耕还林草，已在湖区全面展开，国家重点生态县建设工程也已在湖区安排实施。尤其1998年以来，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青海湖周边的刚察、海晏、共和等县实施了国家重点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到目前已投入资金2亿元，其中群众自筹资金1亿元，共建设人工防护林325公顷，围栏草场22万公顷，人工草场2.18万公顷，灭鼠治虫100万公顷，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目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开始被湖区人民所认识，农牧民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断提高，并逐步建立了县、乡等各级生态环境建设技术服务网络，积蓄了一定的技术力量，为后期大规模实施湖区生态环境建设奠定了基础。

5、存在的问题

5．1、需要治理面积大，投入不足，治理与财力矛盾突出

青海湖地区由于受持续干旱影响，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青海湖水位下降等生态恶化现象十分突出，直接影响着湖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在以往的生态环境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建设和投资规模有限，加之青海湖区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基础较差，底子薄，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拮据，群众收入低，对需要长期建设且要高投入的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当地政府和农牧民的投入能力有限，无力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生态建设，其治理速度远远低于退化速度，生态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

5．2、治理与生产矛盾突出

青海湖地区部分草地退化严重，急需实施禁牧封育，但部分草场又是牧民承包的冬春草场，放牧利用在所难免，从而形成封育与放牧矛盾突出，治理成果难以巩固。因此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如对于禁牧封育的草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实施舍饲和半舍饲，发展家庭牧场，从而减轻对天然草场的压力，使退化的草地得到真正的养息。

5．3、部分治理的草地又重新面临沙化的威胁

由于环湖地区草场退化严重，地表植被稀疏，加之风力作用，其风蚀严重，特别是靠近青海湖边区域，土地沙化现象愈来愈严重，经过治理的草地由于受周边地区流沙的侵袭和自我恢复能力较弱的影响，存在着重新面临沙化的威胁，青海湖边部分流沙呈现出向外蔓延之势。

5．4、湖区人口素质低下，全民环保意识淡薄

湖区牧业人口占68.39%，且素质较低，人口增长较快。为了满足因人口剧增所日趋增加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求，在对湖区资源开发利用中片面追求眼前经济效益，无序地增加牲畜头数，直接造成草地资源的压力加重。此外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乱挖沙生植被，环保意识差，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封育期偷牧、抢牧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边治理边破坏，破坏大于治理的现象，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不到遏制。

5．5、科研和技术推广滞后

在环湖地区不少科技工作者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但由于缺乏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机制，尚未建立完善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科研成果大部分未能很好地转化为生产力。

6、建议及措施

6．1、要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强青海湖区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及重点项目的前期研究工作，尽快建立重大科研和示范推广项目，建设重点项目库，加快规划基础上的申报工作，争取国家的大力支持；

6．2、青海湖区地域宽阔，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恶化现象已对湖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因此要大力宣传生态环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大力宣传和普及生态环境结构、变化规律，主要因素及环境恶化的特征、危害等科学知识，增加广大干部群众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积极参与青海湖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工作；

6．3、抓紧青海湖区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尽快研究制定鼓励招商引资、合作开发、租赁承包经营的优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投资建设青海湖区的生态环境；要通过试点示范，建立起荒滩使用权拍卖、租赁、承包经营的新机制和草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鼓励企业、集体和个人承包开发荒山、荒滩和沙漠化土地，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发展以林、草产业为主导的优势产业；要鼓励牧民群众把补偿资金用于草原建设、技术培训和教育，通过典型引路和宣传教育、政策引导等措施，扩大投资融资渠道，多方筹集资金，在国家投资增加的同时，调动企业、集体、个人的积极性，增加投入，确保规划实施所需要的资金。

6．4、要把生态环境治理与发展区域经济、增加牧民收入，保持社会稳定紧密结合起来，正确自理好生态环境治理、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关系，为规划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6．5、为落实各项生态治理措施和提高退耕还草、减畜育草及禁牧封育的可操作性，建议落实对农牧民的生活补贴和财政税收补贴机制，使生态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6．6、加强法规建设、普法教育和执法队伍建设，在加强林业、草原、水利设施执法队伍建设的基础上，增加人员，改善手段，加大办案力度，严励惩处和打击盗伐林木、盗猎野生动物，破坏草原植被和水利水保生态设施的违法地为，规范中药材采挖等生产活动依法管理，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建设成果，为青海湖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支持。

篇10

Li Dajiang；Wang Shunyi；Tan Wenqian

（①哈尔滨市环境保护局，哈尔滨 150021；②中山火炬集体有限公司，中山528400）

（①Harbin Municip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Harbin 150021，China；②Zhongshan Torch Group Co., LTD.，Zhongshan 528400，China）

摘要： 本文针对当前哈尔滨市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对问题产生的制约性因素运用经济学原理，从市场与政府两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旨在为更好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ed up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rur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of Harbin, while this paper uses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o analyze the constraints on the problem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 order to better resolve r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关键词： 农村环境 治理 瓶颈 因素剖析

Key words： rural environment; improve; bottleneck; analysis of factor

中图分类号：X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5-0318-01

0引言

哈尔滨市早在2003年就在辖区乡村推行了“环境优美乡镇”的创建活动，对农村环境的改善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环境治理的瓶颈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突破，并且问题产生的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仍有不可回避的因素。

1哈尔滨市农村环境治理的瓶颈

1.1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责任主体缺失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可分为政府、集体和个人。而政府则是责任主体的主要承担者。由于我国的环境治理主要是以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管制性环境政策，而这种行政管理手段的实施需要相应的机构、人员及设备。现实的情况是哈尔滨市辖区大多数乡镇政府机构都是负债运营，对于建立环境治理实施机构缺乏财力支持，因此大多数农村地区尚没有在乡镇一级设置环保机构。即使有少数乡镇一级设置有环保办公室、环保助理、环保员等环保机构，但他们在农村的工作仅限于农村工业这一块。没有设乡镇一级环保机构的县一级环保局名义上是“综合管理部门”，但对于农村生活和农业环境仍涉及很少。

1.2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资金投入不足我国的环保投入遵循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和“污染者负担”等原则，采取以地方和企业投入为主、中央政府给予必要扶持的政策。虽然我国的环境治理的投资额度从总体上看逐年上升，但是对于我国北方寒带地区的农村环境治理的投资相对较少，哈尔滨市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上低于全国水平。即使如此，绝大部分污染治理投资都是投向城市，农村的环境治理投入明显不足，呈现出市区投入高、外县投入低、农村建制村屯投入更低的一高一低更低现象。

1.3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成本较高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需要集中连片、规模化治理，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要求较高。由于资金支持相对较少，必然会导致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太小，不能切实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使得环境设施的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无法形成规模经济。而且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居住以一家一户一院的形式为主，造成生产、生活的家庭化、个人化和无序化，再加上大多数农民还未形成清洁的生活习惯，对于农村大量发生、分散度又很大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管制和治理成本相当大。

1.4 农村居民环境意识薄弱在农村，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和有关环保政策法规缺乏了解，环境意识较差，这样不仅导致自我约束的不足，甚至许多个人和团体难以接受外在的不健全的治理和控制，存在一定的抵触和不配合的情绪，削减了环境治理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政府环境控制活动是对公众压力的回应。但农村环境治理和控制则表现出明显的单向性和强制性，缺乏来自居民的积极的反馈，这样就导致治理和控制效率的降低。

1.5 当前环境治理政策不公平长期以来，我国对于环境治理采取的是重城市轻农村的二元化政策，在城乡环境权益的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现象。二元化的环境治理政策改善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却把我国最大区域的农村和占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忽视掉了。

2哈尔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制约因素剖析

2.1 市场机制不健全是导致农村环境治理瓶颈产生的直接原因

大多数环境恶化和环境治理的低效率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扭曲、或根本就不存在市场。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村环境资源的产权不存在。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基本条件是明确定义的、安全的、可转移的，涵盖所有资源、产品、服务的产权。但农村环境资源很难符合所有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产权条件。第二，农村环境资源的交易没有市场。很多农村环境资源的生产还根本没发育起来，或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些环境资源的价格为零，因而被过度使用，日益稀缺。毫不奇怪，当资源的价格为零时，任何企业都可以无所顾忌地排放废气和废水，因为并不需要事先购买空气才能污染;我国一些农村地区的地下水和灌溉用水是免费的，因而也被大量浪费。

2.2 政府职能是导致农村环境治理瓶颈产生的根本原因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竞争性的市场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就不可能通过市场得到补偿。所以让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必然是产量的严重不足，不可能满足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求。政府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府掌握的信息不充分。许多公共决策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的，因为决策信息的搜集与整理都要耗费大量成本，有时甚至耗费了大量成本也不一定能取得很准确完备的信息。由于环境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有些信息并不容易被农村居民所掌握，他们难以全面了解每个治理方案给自己和他人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由于搜索信息的成本较大，有时也缺乏搜集信息的动力;地方政府官员也不充分了解每个治理方案给社会公众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第二，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近视”弱点。政府官员为了谋求自身向上发展的政治资本，并因任职期限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患上了追求短期利益的“近视”弱点，往往只考虑眼前利益。在经济发展上，地方官员只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而忽视包括环境在内的质量增长，没有实行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针。而农村环境的治理成本大、效益体现慢，所以大部分官员为追求短期利益都会将治理重点放在城市而不是农村。第三，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公共部门处于垄断地位而缺乏竞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前提下，即使低效率运作仍能生存，公共部门的运作成本通过税收得到补偿，因此在决策时忽视成本收益分析，也没有来自破产的威胁。同时，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不能有效地监督公共机构及其官员的活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监督者完全可能被监督者所操纵。

参考文献：

[1]章建民.“秀美村庄从规划抓起”，/gb/node2：2004年5月.

[2]朱柏铭.公共经济学（第一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