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管理学社会责任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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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内涵 演变 管理学 经济学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种行动承诺，反映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公众对企业的期望，狭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既包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也包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承担着股东、消费者、社区等在内的社会责任；广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包括经济、法律及中观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涉及对社会应该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对社会合乎道德的一切行为（杨晓智，2009）。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从古典的企业要依照所有者或股东的期望管理公司，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旧理念发展到 “企业公民说”、“社会契约理论”、“相关利益人说”等一系列新理念。新理念要求企业的行为既要合乎法人道德―对股东负责，还要对雇员、社区、政府负责，要尽到一个法人公民的社会责任等（黄志坚等，2009）。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复杂性及类型的差异性，客观上加大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的难度，也决定了学者视角的不同，从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本文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其演进的过程。

管理学理论视角

管理学理论的分析基础是人性理论假设，在不同的人性理论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激励理论，进而形成不同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从人性理论的发展来看，主要经历了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梅奥的霍桑实验提出的社会人理论、管理丛林所形成的复杂人理论以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认为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金钱，其理论基础是：人是经济人，而社会人理论认为劳动者工作除了金钱外，还有社会需求和归属要求，而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需要，每个人都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在这些人性理论的指导下，影响企业管理效益的因素也形成不同的理论，如归因理论、双因素理论（保健因素、激励因素）、和谐理论等，不同理论指导下的企业会产生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

事实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随管理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从认为企业作为社会中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运用各种竞争和市场的手段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和财富，企业除了遵纪守法和照章纳税外，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经营目标，要求企业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是不合理到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过程中，可以看到其管理思想是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复杂人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历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其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管理和发展而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保障社会公正，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对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企业管理而言，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前提，企业正确处理以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的非市场战略和市场战略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形象，改善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使企业与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从消费者角度而言，消费者的社会意识正在逐步加强，他们在购买产品时不仅注重产品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购买因素，更关心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杨晓智，2009）。

企业管理的实质就是如何解决利益的处置和分配，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实质反映企业归属权观念的变化，即如何回答“企业是谁”的这一问题。企业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股东至上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只应对股东负责，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管理者的中心任务；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内部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经营者、生产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的利益结合体，企业所有者在分享利润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三是企业公民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于一个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要求把企业当作社会公民来对待， 企业在通过其核心业务为社会提供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其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社会投资，遵守法律，努力创造利润，对社区、合作者、环境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

经济学理论视角

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沿革的梳理，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随着社会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公众对企业的社会期望是不同的。其内涵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激化，以及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和公司给公众的体验之间的落差则是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丰富的根本动因。

正如科斯在论述企业存在的理由时所说的，当企业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时确定了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和边界。企业从成立起就决定必须进行成本利润分析，当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实现利润最大化、保持竞争优势是其发展的唯一选择，因此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唯一目标；当企业规模逐渐壮大时，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工伤、职业病、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企业发展而引起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面对利益相关者增多和国际劳工运动、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蓬勃发展时，企业必须认真分析上述问题，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有义务回报社会和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所作的每个决定、每个行为都必须基于社会责任的视角。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提高，而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样具备创造企业财富的作用，因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在发展战略制定时，会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企业是一个受市场结构与社会结构共同约束的社会行动主体，它不仅嵌于市场结构，更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因而，企业是一个社会资本和非社会资本的关系集合体。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创造财富的特殊资本（石军伟，2008）。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其积累和获得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从企业内部来看，富有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蕴涵在其中的潜在资源、企业成员之间建立的人际信任的关系网络，正是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基础。从企业外部来看，企业承担外部社会责任会在外部利益相关者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能够获得消费者、股东、政府和社区等的更多关注和支持，这种关系会促进企业销售量的增长、公司市场的扩张和竞争地位的巩固，从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企业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并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更好地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有助于企业更有力地汲取各种稀缺资源，而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即不断积累自己的外部社会资本（黄志坚等，2009）。

因此，从经济学的成本利润分析角度来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的变迁是在单个行为主体为谋求在现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即外在利润）而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所引发的，是权利和利益转移的再分配，即权利的重新界定。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政府以法规命令和人大制定法律等形式引入，由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来实现的（林毅夫，2003）。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特定时期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良的期望而形成的一组行为约束或规范、规则，其实质是企业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本身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迁演化过程，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范围也有一个逐步演变和扩展的历史。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形成、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制度的变迁。

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演变一般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是以消费者、劳动者、环保主义者等为初级行动团体，推动着社会责任运动不断向前，要求企业对社会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受到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政府制定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强化已有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最终得以实现（李双龙，2009），因此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形成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必须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宪法秩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度环境决定的，因此国内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就显得很不主动，从而导致许多严重背离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发生。

结论

制度就是一国政治和经济等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形成根源于一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还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制度环境和一系列配套制度的缺乏或不协调等问题，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不足，努力制定规章制度，培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言任重道远。

政府在制定管理办法时不应超越经济发展水平，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必须一方面积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企业具体实际情况的规范化、全方位的企业社会信用和道德评价体系，促使企业改变以往的经营方式和责任意识，形成能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经济核算与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标化，融入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引导企业经营者把追求经济效益与履行社会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吴健辉，2009）。

参考文献：

1.杨晓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运动与实践―基于历史演进视角的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6）

2.黄志坚，吴健辉，童冬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资本关系研究[J].江苏商论，2009（7）

3.石军伟.社会资本与企业行为选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致性制度变迁[A].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李双龙.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9（23）

6.吴健辉，黄志坚.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及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述评[J].江苏商论，2009（2）

7.李晏墅，周卿.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模型―基于演化轨迹及机理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8）

8.于光平，杨艺.企业社会责任:国外理论演进及最新文献述评[J].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6（5）

篇2

一、科技期刊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

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个组织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而具有的相应职责与义务。科技期刊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不仅要对行业、学科、地域特色、主管主办单位等方面的利益负责，而且要对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传播、科技创新、出版环境、受众利益，以及内部员工成长等负责，这些社会责任中既包括大众认可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出版文化责任，也包括新兴的科技创新责任。

一方面，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传播媒介，传播科学技术信息、担当科技创新历史责任是其首要的社会责任。从媒介属性来看，科技期刊属于专业性媒介，应承担传播先进科学技术信息的重任，重视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经营。同时，科技期刊又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和作用、办刊方针和办刊宗旨决定了科技期刊的办刊原则必须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基本准则，以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技工作方针、引导学术研究方向、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知识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前提。科技期刊的运营过程中，必须遵守出版行业准则和出版物流所涉及的商业伦理，实现技术与应用的对接，积极倡导科学伦理和构建健康的学术环境，以及发现、培育和促进人才成长等。这是社会在道义上、法律上对科技期刊的要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科技期刊是通过生产流程产生的可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如通过知识的传播、交流、转换、存储等来显示其价值。因此，它具有经营性和赢利性。而且，作为一个经济体，科技期刊最基本的责任是生存和发展，实现履行经济责任，即获取经济利益。可以说，自身发展、获取经济效益既是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的物质源泉，也是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这是因为，科技期刊唯有自身先成长起来，使期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大化，才谈得上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最优化。

二、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品牌建设的基石

品牌是科技期刊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是一种观念存储和心理认同的结果，品牌是衡量科技期刊竞争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缔造品牌有很多种方法，但仅靠表面宣传缔造出的“品牌”缺少文化底蕴和社会责任含量，不能长久，只能称之为“知名度”。品牌的“品”字是由三个口字组成的，代表了品牌成长的三个阶段，笔者以为:下面两个“口”代表了品牌建设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即建设“合格品牌”和建设“知名品牌”两个阶段；第三个“口”是品牌建设的高级阶段，即建设“美誉品牌”阶段，这也是品牌建设的最高境界。在品牌建设的三个阶段中，通过品牌背后富含社会责任的期刊文化，赢得读者和作者对品牌的认同，已成为科技期刊一种深层次、高水平和智慧型的竞争选择。

首先，在建设“合格品牌”过程中，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合法生存的依据。将品牌建设的目标定位为“合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科技期刊刚刚创刊，或者说刚刚起步，发行前景还不是很明朗，品牌处于被公众认识和接受的阶段。这时，科技期刊要想生存下去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就必须承担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包括保证刊登论文的质量、恪守学术道德底线等基本内容。论文质量是科技期刊品牌的生命，保证刊登论文的质量，才能创造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强大生命力的品牌。

其次，在建设“知名品牌”阶段。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发展提升的机会。在建设“合格品牌”的阶段，科技期刊承担的社会责任往往与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但是，当品牌建设发展到寻求“知名”的时候，科技期刊则需要承担其他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创知名品牌的过程中，社会责任作为科技期刊发展提升的机会，一方面表现为科技期刊在面对社会和学术热点事件时能够抓住机会提升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表现为科技期刊主动创造机会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例如，在突发事件报道面前，科技期刊虽然时效性弱于新闻媒体，但可以通过向相关专家学者组织系列稿件，对时事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其报道的深度和力度是其它新闻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这种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充分发挥学术导向作用，从而为科技期刊赢得外部良好的评价和树立责任形象。

其三，在建设“美誉品牌”阶段，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永续经营的社会资本。科技期刊的社会资本是指科技期刊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市场资源并由此获利的能力。在激烈的品牌竞争中，对科技期刊而言，最典型的稀缺资源，无疑是读者对品牌的信赖和忠诚程度。这种稀缺资源的获得，除了科技期刊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科技信息和服务外，更多的可以靠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来获取。

三、基于社会责任的科技期刊品牌影响力提升策略

⒈引进来：努力提升论文质量和培育科技创新人才

科技期刊是现代科学技术全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主角就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能起到繁荣学术争鸣、传播科技知识、沉淀科学文化、凝聚专家学者的作用，科技期刊也正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些需要而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对科技期刊来讲，产品就是学术论文，“文章好是硬道理”，没有具有权威性和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则不可能给读者提供有用价值，更谈不上塑造读者信赖的期刊品牌。

科技期刊必须要注重引进高质量科技论文，并且在论文审稿过程中，坚持创新性、重要性、关注度和原创性的筛选原则，要会聚行业内最重要的作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及行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编辑部应有计划、有重点地选题组稿，要尽量增加计划选题的力度，扩大约稿比例，这样就可以在获取优秀稿件方面争取主动性，减少盲目性。编辑要力争到第一线去组稿、约稿，让那些真正代表学术水平的稿件在第一时间发表，从而吸引更多的学者、研究人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到本刊。另一方面，要重视培育学术新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课题的完成都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大都在科研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研究生的论文也是科技期刊稿件的重要来源，对于提高科技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⒉走出去：搭建科普宣传新平台

多年来，国内科技期刊都希望把“扩大期刊品牌影响力”作为自己始终如一的追求目标，不少期刊也采取了增加发行量、组织学术活动、制作特色封面等措施，但这些传统的方法都不能摆脱科技期刊固有特点的束缚――内容太专、读者面太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大众媒体记者对科技期刊关注度不高，科技期刊的作者和编辑缺乏经验和动力去将“论文”变为“新闻”， 更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新闻与获取的公共平台，这使得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停留在专业狭小的圈子内，而不能扩大到广大公众中。直至2007年1月，中国科协率先在国内启动了“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媒体见面会”制度，为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使两种媒体的沟通和科技期刊参与科学知识普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事实上，世界上主流科技期刊都与大众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且运作模式相当成熟。例如，英国的《Nature》杂志，设有多名专职的新闻官，总在印刷出版前一周进行新闻，有来自全世界4000余名记者在其网站注册以获取新闻。《Nature》杂志刊登的内容都是尖端科研成果，读者基本上是高品位的科学家，但却通过科普化、新闻化，使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科学家，而是深入到广大普通大众中，为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和普及科学知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对从事科学研究而言，不是终结，发挥效用、惠泽于民才是真正的目的。故期刊编辑不应墨守传统的责任界定，应在办好期刊的前提下，主动走出去，积极参与科技新闻的撰写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努力促进生产力转化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使科技新闻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⒊转观念：树立“读者本位”思想

科技期刊品牌美誉度依赖于读者对品牌的评价及其忠诚度，品牌影响力最终要影响的对象也是读者。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期刊都非常重视对相关行业的依存关系，强调科技期刊的反映、交流功能，却忽视了其他功能的发挥。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为作者服务，很少考虑读者的利益。科技期刊的读者和作者尽管主题上可能重叠，但本质是不同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需要。过分强调为作者服务，会失去编辑工作的独立性，使期刊失去持久的受众支持。

从一定程度上讲，一个期刊，首先要对社会有用，有用的标志就是有稳定的读者群，而且读者愿意为此消费。一本优秀的科技期刊，应该引导读者，而不是追随他们。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市场还远未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读者缺乏有效的引导，致使消费群体的大量流失，对学术期刊尤其如此。将办刊思想从为作者服务转到为读者服务，树立“读者本位”的观念，不仅可以改变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而且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以及向社会获得所需要的办刊资源。此外，科技期刊产业化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科技期刊的社会适应性，为读者服务也有利于培育科技期刊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提升品牌影响力。

总之，有责任才有品牌，有责任才有竞争力，有责任才有基业长青。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学术期刊的优势，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地提高自身品牌影响力，确实是一个值得科技期刊办刊人深思并付诸实践的问题。

参考文献

*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YBA16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游苏宁：《应重视科技期刊的社会责任》[J]，《编辑学报》，2008，20（6）：471

[2]宋咏堂：《论科技期刊品牌的内涵》[J]，《编辑学报》，2004，16(2):88

篇3

一、档案学界的的“覃兆刿现象”

覃兆刿，湖北荆州人。当年，他报考四川大学档案学系未果，被湖北大学历史学系录取。1987年，覃兆刿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留校参与创建档案专业的教师，开始圆自己的档案梦。1988年，覃兆刿被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进修，2001年，又被派往北京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而早在1996年，考虑到学科建设的需要，幼小的档案学科也成立了教育部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初出茅庐，当时还只是讲师的覃兆刿名列其中。从那时起，年轻的覃兆刿进入了档案学的最高境界，为同行侧目，被誉为“国内档案学界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事实上，覃兆刿也不是徒有其名。他曾主持国家级项目3项、国家档案局项目4项，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和档案学期刊70余篇，10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2篇文章被全文收录进“国家大清史纂修”网站。他的多项成果获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学会、湖北省政府奖。其代表作《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更被鉴定为“优秀”等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他主编的《企业档案的价值与管理规范》是21世纪我国高校第一本关于企业档案管理的教材。覃兆刿还在全国各地党校和企事业机构进行“档案与管理”系列近百场专题讲座，为数十家企事业机构提供档案管理咨询。他的研究成果和讲座甚至在台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热捧。2005年，覃兆刿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2004年，作为档案界唯一教师代表，覃兆刿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庆祝第20个教师节庆典暨全国优秀教师表彰大会”。2010年，覃兆刿高票当选“中国知识管理年度人物”。

如今的覃兆刿为湖北大学档案学科带头人、全国首家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人及主持者，主要从事档案与管理文化、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在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业务实践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学人。按照学科分类，图书、情报和档案学一级学科属管理学范畴。覃兆刿实际上是以档案学人的身份，成就了管理学界的“覃兆刿现象”，成为档案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覃兆刿对档案事业的三大贡献

一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建树。覃兆刿不仅以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赢得了尊重，更以“双元价值观”原创者的身份备受关注。在对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进行认真、反复思考之后，覃兆刿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在这本著作里，覃兆刿用“双元价值观”作为主线，用“双元情”表达档案工作要体现对社会的两个关怀向度：社会管理工具与社会信息资源，也就是“档案双元价值观”。他认为，“工具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对文献的合目的控制和结构化手段，“信息价值”反映为文献记录的内容或数据。光有工具价值的档案是不存在的，光有信息价值的档案也是不存在的，档案是“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双元价值结合体[2]。他更强调，档案事业现代化应以体现档案社会责任感也就是工具价值的实现和档案公众服务意识也就是信息价值的实现为观念要件。历时三载，他的专著以其“原创性”、体系建设和资料贡献受到档案学界和档案管理实践部门的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在实践中备受重视。覃兆刿曾应邀在全国档案学高层论坛等各种场合举行专题报告，中华档案学会会刊（台北）也载文评价其“双元价值观”为“档案的哲学之道”。 覃兆刿甚至还应邀出任了2003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学术评论人。不仅如此，任越、张会超等档案学人在自己的研究中直接援引了“档案双元价值”概念，黄存勋、张丽及蒋卫荣等则撰文，支持“双元价值观”[3]，甚至关于人事档案、企业档案的研究和实践中也广泛应用了“双元价值”概念。

二是创立“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为档案学人如何学以致用，如为企业管理做出贡献，树立了榜样。覃兆刿强调档案界学人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实看到了制约学科之关键，看到了档案教育之根柢。而他对档案事业的贡献，也贵在不唯学术，贵在倡导并践行学术与实践的结合，倡导“知识管理”理念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运用。他认为，档案学作为应用学科，脱离实践谈理论是意义不大的。通过对部分企业的调研，覃兆刿率先提出了“档案方式”概念。他认为，“档案方式”也可以叫做“档案习惯”，是从人类行为和文明化生的，区别于记录与文献的消极产生和存在状态，可以理解为对文献的结构化和合目的控制。懂不懂得“档案方式”或者有没有“档案习惯”，其中的差别就是人类的优势。覃兆刿主张，在企业档案管理的推进过程中，就是要将该管的管起来（工具价值），将可用的用起来（信息价值）。2007年，覃兆刿创建了国内首家专注于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的“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希望通过中心这个平台能够使研究和实践走得更近，希望将“档案方式”的一些想法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2009年起，覃兆刿在全国率先招收“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方向硕士生，并应邀在国家档案局主持、国务院国资委及工信部参与的“全国企业档案信息化推进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倡导“知识管理”理念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运用。2010年，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聘请的专家，覃兆刿还审读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知识管理”的成果。覃兆刿还积极推动知识管理问题研讨的跨区域合作，参与起草了中国档案学会企业档案工作报告。他在苏、浙、鄂、沪等地的中外企业（如上海造船厂、中国银行湖北分行、丝宝集团、东风汽车、工信部下属高科技公司等）调研、评审过程中，宣传知识管理的意义，引导企业档案管理走知识化管理道路，得到积极回应。基于上述贡献和影响，2010年，覃兆刿甚至高票当选了“中国知识管理年度人物”。

三是关于档案事业的宣传。覃兆刿积极在高端媒体发出档案人的声音，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他的五篇文章。在学术期刊网上搜索“覃兆刿”，可得43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内容都定位于实践领域，旨在倡导档案宣传，传播档案文化，与档案实践直接相关。其中，《档案事业“三字经”》实则就是他为找到一个较好的档案宣传文本而进行的“仿古”探索，企图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档案事业的重要性。结果也正如其所料，该文广为传诵，深受好评，甚至有企业还以该文内容为核心制作了纪念品。难能可贵的是，覃兆刿不仅将档案是什么，为什么重要讲给业内人士听，也讲给非档案系统的管理者听，受众逾千。他还注重发挥档案信息优势，在研究和讲座中注意将档案与文化和历史结合起来，将大量公众感兴趣的档案话题披露到人民网、凤凰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等众多权威网媒。覃兆刿曾经笑称，我做了一件看似平淡但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将“档案与管理”这个话题渗透到了不少党校，在党政领导干部中拥有了若干粉丝。覃兆刿是这样解释他为什么特别注重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的。他认为，秘不示人的档案已超越了“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意义，从宗庙、神庙和神位上走向社会公众，广泛地服务于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如果有更多人懂得“档案方式”，具有档案意识，这种优势就能转化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档案工作的价值实现和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首先取决于档案意识水平。他认为，由古代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模式向近代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档案馆”模式的转变，有其丰厚的社会土壤作基础[4]；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兴起是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5]；档案馆功能实现的最终途经有两条，即加强档案馆向文化事业的转型、强化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6]。所以，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在情理之中。覃兆刿认为，要改造社会对档案事业的刻板印象，促进档案意识提高，没有热情不行；投身档案社会实践，体察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落差，没有热情也不行。因而，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档案宣传，致力于档案文化的传播。

三、“覃兆刿现象”对档案学人的启示

覃兆刿的学术思想广为档案学界认同，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堪称整个档案学界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成就最为丰硕的代表人物之一，更在整个管理学领域为档案学赢得了尊严和地位。身处内地一所省属大学，覃兆刿何以能在资源较少的背景下，在一个看似冷僻的专业领域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值得档案学人思考。

首先是覃兆刿对档案学的钟情和自信。覃兆刿曾以元人毛元庆语“兼是任，何重如之”勉励自己，认为，没有平庸的岗位，只有平庸的表现。覃兆刿认为，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作为责任教授，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外，深入实践，加强专业领域的社会联系，对于开展学术研究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覃兆刿具有独特的实践魅力，而实践也给予了他相应的回报。无论是参加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项目成果评审、国家档案局项目成果评审，还是应邀为全国各地政府档案部门献计献策，为企事业单位开办档案与知识管理讲座、申报国家管理质量奖，都让覃兆刿接触到真实的档案工作，为理论研究积累了原始素材。他发表了《档案学：与社会实践相伴互动的学科——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分析》[7]等文章，极力呼吁重视档案学的实践性，强调“档案价值实现是离不开利用活动的”[8]。为了做好“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的工作，覃兆刿在QQ个性签名上长期写着“忠恕”两个字，意味“中心如心”，既作为自己处事的信念，又暗示所有的研究要将“中心”，将实践放在重要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研究总是能够得到档案界认同的重要原因。

再次，难能可贵的还有覃兆刿的学术和实践视野。他立足档案，但不唯档案，主动出击学科交叉领域，将档案全部放到整个管理学范畴去考察，去研究，去实践；他也不排斥档案学的历史学研究。谈到档案专业有些学生不愿上史学课时，覃兆刿说：读史可以使人变得丰富、深刻。一个学科要得到认可和发展，就必须有严肃的学科发展史认知和基础理论研究。所以我们的时间观要革新，要在“过去”与“将来”之间强调现在， 要在“传”与“承”中加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理念——“用”。在实践方面，覃兆刿强调馆（室）与广域之间的联系，主张“空间观”。他认为，档案工作者的角色重塑要以“三变”作支持：一由消极的库房管理员向积极的档案文化塑造者和档案功能的监督者转变；二由职能管理主体的代表向重要的合作参与伙伴转变；三由档案行政、官员的身份向档案管理技术专家和档案信息服务商转变[9]。覃兆刿希望，我们的档案学研究，不仅要受到历史学家的尊重，还要施惠于现实社会生活。他表示，这种观念的确立必然为我们带来立足于现实工作的创新意识，变消极被动的守候为积极的档案信息服务，使我们的作用受到同时代人的尊重。从中可以看出，渴望“有用”，渴望得到尊重，是覃兆刿积极主动地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动力。毫无疑义，这种看似平常的治学逻辑对档案界学人如何治档案学这门实践性较强的学问不无启迪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在国家档案局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中，明确注明具有档案学专业背景的无1人，明确注明具有历史学专业背景的有2人。

[2]月光.档案事业的“缘”与“情”——访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覃兆刿教授.档案管理2009（6）.

[3]黄存勋 张丽.对中国档案事业的全新双元审视——读覃兆刿著〈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兼论过渡时期的档案思想札记〉.档案学研究2004（2）.

[4]蒋卫荣.创新，档案学发展的源泉——读覃兆刿〈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档案与建设2004（5）.

[5]覃兆刿.从“档房”到“档案馆”——关于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的文化反思.档案学研究2004（3）.

[6]覃兆刿.价值目标与伦理重构——关于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与效能研究.档案学研究2003（5）.

[7]覃兆刿.档案事业“三字经”.档案管理2009（1）.

[8]覃兆刿.档案学：与社会实践相伴互动的学科——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分析.档案与建设2004（1）.

[9]覃兆刿.椭圆现象：关于档案价值实现的一个发现.档案学研究2009（5）.

篇4

关键词 征信 个人信用信息 社会责任 平衡协调

征信（Credit Checking or Credit Investigation），是征求信用或验证信用。个人信用征信，是指依法设立的个人信用征信机构对个人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并根据用户要求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查询和评估服务的活动。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第143名成员后，必须履行在服务贸易承诺时间表中所承诺的义务，在WTO的服务贸易协定中，信用征信业属于金融服务第二大类中的第(k)项，在个人信用征信业方面，中国作出了特定义务的承诺。根据该特定义务承诺，国外资本几乎可以无障碍地进入中国新兴的信用征信行业，而且，目前中国的个人信用征信业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行业本身及其支撑环境(如法律、授信体制、社会道德观念等)都没有完善。缺少法律义务的约束使得我国信用征信业的运营成本比征信法律较为完备国家的同行相对更低，因而对外资也更具吸引力。可见，中国征信业的发展面临的是机遇，更是挑战。

WTO规则本身就是一个诚信体系。WTO公平竞争原则的实质是企业的诚信，WTO透明度原则的实质是政府的诚信，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制度的诚信，WTO以谈判为基础的规则是机制的诚信。中国必须以诚信履行承诺，以规则维护权益。因此，适应WTO规则，应对国际竞争与挑战，加快个人信用征信体系的立法是必要的，也是保护中国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权不被滥用和侵犯所必需的。

一、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冲突

信用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基础，社会信用体系的本质要求信用信息开放，征信业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在实现交易的公开、公正、公平和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个人信用是构成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个人信用征信体系的建立，必然以信息主体信用信息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开为基本前提，显然，信用交易中需要获取验证个人信用信息的要求与个人信息的保密需求是互相冲突的。如果个人信息合理流通并且依法运用，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务公开的推进和公民权利的实现都会大有裨益，但若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必然会发生个人信息被误用、滥用的情形，以至于侵害个人合法权益。可见，这种冲突是客观存在，且不容忽视的。

二、公开与保密冲突协调的基础

一方面，普遍化的个人利益会形成社会利益。社会作为一个不同个体融合的组织体，有相对独立于个体的利益需求，但社会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与社会中其他组织体一样，其利益欲求的表达有赖于个体的利益需求，社会利益并非超脱于个人利益之外，乃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体的共同利益。社会利益是反映在个人利益之中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东西，是人的最强大的利益基础。社会利益不是简单地存在于个人利益之中，而是借助于个人利益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的。可见，个体利益的普遍化，形成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当个体利益最大化与个体利益普遍化出现对立时，法律的作用就在于协调两者的利益。对个人信用信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征集，然后进行加工处理，将其提供给信用信息的使用者，是对交易对方的信用进行了解，以便理性地选择交易者和确定交易的结果，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一方主体的普遍要求，因此，这种利益诉求进而也就上升为一种社会利益，而不仅仅是一方主体的个人利益了。

另一方面，社会利益的维护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征信制度的建立，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对交易安全的需求。交易安全本身就体现着一种主导性价值取向，交易安全价值如果无法得到体现，那么，交易预期的利益将化为乌有，而且现有的利益也将沦为陪葬品。安全对于个体，以及整个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保护交易安全正是当今民商事法律乃至经济法律所致力追求的目标。因此，个人信用（尤其是消费者个人信息）由封闭走向公开的过程，实际上正是私法主体个体利益逐步让位于社会利益，由单纯的自然人向社会人演进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为更好地实现自我而超越自我的痛苦裂变过程。当然，个体利益向社会利益的让位，决不意味着个人人格尊严的丧失，私人生活空间的沦丧，对私人领地的恣意侵犯绝非信用公开的目的和初衷。

据此，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从表面上看，是交易对方的知情权与消费者的隐私权产生冲突，似乎是私法主体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然而，这种冲突背后却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存在着平衡协调的基础。

三、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的平衡协调精神

（一）社会责任本位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它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言之，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

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是个体权利保障的一部分，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是中国征信业发展整体战略中的一部分，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深刻揭示了“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这正是社会责任本位的集中体现，即无论是此国还是彼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好彼此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平衡协调的精神

经济学中的均衡（Equilibrium）最初引自于物理学，其本意是相反力量的均衡。均衡，同时也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的理论。从经济学意义分析，均衡是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从更广义的时空上表述了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即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全面平衡协调发展，就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因此，个人信用信息保护作为征信立法的一部分，必然将平衡协调理念贯彻始终，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要通过平衡和协调公益与私益来实现，通过平衡国际规则与国家利益来实现。正如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所提到的：“人群共处，各有所需，涉及不同的利益，不免发生冲突，为维护社会生活，自须定其分界。法律乃于一定要件之下，就其认为合理正当的，赋予个人某种力量，以享受其利益。权利的功能乃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范围，使其得自主决定、组织或形成社会生活，尤其是实践私法自治原则。因此，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乃是要定其分界，划出各自范围。”

（三）征信立法体系建设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取向平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规范个人信用信息使用的立法，既要满足个人提供个人信用信息的有效保护，保证隐私权不受侵犯，又不能使保护隐私成为信息自由流通从而发挥其经济价值的障碍，确保合法的商业利益的实现，还要契和中国征信业务发展总体战略，即个人利益、行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赢。从实践层面上讲，如何在个人信用征信活动中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和利用呢？本文认为，应该分两步走：

第一，修订与协调。对现有法律没有完全涵盖或者冲突矛盾的内容，尽量通过修改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方式解决，做好既有规则的衔接和协调，目的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体系，保持现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与稳定性。

一是增加征信内容。中国现有的与个人信用活动相关的《合同法》、《担保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由于立法的目的、调整的领域有其特定性，因而与个人信用衔接不够，针对性不强。例如，《担保法》中应增加信用担保的相关规定。修订的方向是融入征信内容，使之成为调整征信业务和保障金融经济活动规则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修订阻碍信息开放的内容。中国现有的《统计法》和《商业银行法》、《储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形成了立法和实践需求的矛盾，实际上阻碍了信用信息的开放。例如，《统计法》第15条第2款中规定：属于国家秘密的统计资料，必须保密。属于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非经本人同意，不得泄露。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在统计调查中知悉的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再如，《商业银行法》第29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修订的方向是与征信立法中信用信息开放的要求相符合，依法使用，合理规范。

第二，新立法。法律效率是“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同颁布该法律时所要达到的社会目的之间的比，公式为：法律效率=法律的社会目标/法律作用的结果”。实现法律效率不仅是立法者的初衷，也是法律适用者和使用者的目标。应当看到，征信业的发展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调整个人信用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从1830年英国在伦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征信公司，揭开了人类建设征信系统的序幕起，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的征信服务业已经发育成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运作体系和法律法规支撑体系。考虑到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泛滥可能威胁到个人自由，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和个人权利保护的国际共识的逐步形成，国际性的个人数据保护公约已成为国际法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性公约有：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于1980年制定的《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和跨国界流动的指导原则》；欧洲委员会于1981年签署和的《个人自动文档保护公约》；1990年联合国签署的《个人数据自动化档案指导原则》，上述三个国际性公约的基本目的和基本内容大致相同，旨在保护个人隐私权和人权自由。许多国家也专门制定了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规范。如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对征信活动进行专门规制，还颁布了《隐私权法》、《家庭教育权与隐私法》、《金融隐私权法》等；再如，德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联邦信息保护法》；英国的《数据保护法》；澳大利亚的《联邦隐私权法》等。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深化，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程，地方立法相对活跃，如2002年1月1日实施的《深圳市个人信用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2004年2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2005年7月1日起实施的《长沙市信用征信管理办法（试行）》，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湖南省信用信息管理办法》，2006年3月1日起施行《海南省征信和信用评估管理暂行规定》，2006年9月1日起实施的《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但由于地方法规或规章效力层次较低，而且，在体系上、内容上存在不统一甚至不协调之处，因此，无论在法律地位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无法对现实业务形成有力的指导。除了地方立法之外，也草拟或出台了一些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规范性文件，2002年3月，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16个部委参加，成立了建立个人和企业信用征信体系专题工作小组，该小组承担了代国务院起草征信管理行政法规的工作任务。形成了《征信管理条例》（代拟稿），并于同年11月上报国务院。对信息保护的总体原则、信用信息的范围、采集利用程序等分别做出了规定。但目前还未颁布。2005年，中国征信体系建设取得一定的进展，2005年10月1日实施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第3号)，保障了2006年1月1日正式运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正常运行，也为国家制定征信法规提供了立法实践。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于2006年4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信息产业部关于商业银行与电信企业共享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银发〔2006〕112号）进一步推动了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与整合。然而，中国至今尚无全国性和综合性的法律法规对政府、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开放和使用进行支持和规范，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征信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征信立法中仍有许多重大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尤其是在个人信用信息开放过程中如何对个人信用信息进行立法保护的问题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因此，我们要遵循WTO规则中的非歧视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履行在服务贸易承诺时间表中所承诺的义务，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秉承社会责任本位的平衡协调精神，抓紧制定和完善促进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开放和使用的法律制度体系。

（本文系北京大学ACOM金融信息化研究中心课题成果。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第2条。该办法经2003年12月22日上海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王锐、熊键：论加入WTO后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业中的经济租――立法缺失的成本国际比较及相应政策建议，《商业研究》，2003年第6期。

金雯：市场呼唤诚信――苏浙沪“WTO与信用”研讨会综述。

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

公丕祥：《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论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冯果：由封闭走向开放―关于商事信用的若干理论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

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篇5

【关键词】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综述

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有利益相关者开发旅游产品的方式，许多专家在研究中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多种的途径和方法，然而这些途径和方法通常较为零散，难以形成一种逻辑关系相对紧密的系统性建议，因而在开发旅游产品时使实践者难于对其进行选择。鉴于此种情况，本文尝试梳理旅游业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成果，拓展旅游产品开发理论，为旅游规划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研究的缘起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一个国际学者广泛研究的概念。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研究的真正起步始于20世纪60年代，它极大地挑战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股东至上理念”，随后得到管理学、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其研究主体开始从企业扩展到政府、社区、城市、社会团体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1]。

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该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Freeman，1984）[2]。这一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其实在旅游研究领域正式引入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之前，部分学者便开始从大众参与（ public participation） ，协作旅游（collaborative tourism）、伙伴关系（partnerships）等角度研究旅游。如洛斯劳等（Rosenow et al.，1979）便强调在旅游目的地管理与发展中有必要引入公众参与[3]。墨菲（Murphy，1985）提出在未来的旅游业发展中，要尽力让社区参与到规划中[4]。从此，社区作为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尤其是对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与管理决策、公平分享旅游利益与公平分担旅游负面影响等问题特别关注，而这些与社会责任、公平伦理有关的问题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管理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是相呼应的（周玲，2004）[5]。

利益相关者在旅游领域研究的缘起与可持续旅游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早在1984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便指出在可持续旅游的过程中有必要理解利益相关者，可持续旅游发展是个困难的过程，在让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势必影响到部分群体的利益，因此，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CFD，1987）明确指出，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求之一[6]。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发展

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旅游企业也开始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一词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游类研究文献中。通过研究，利益相关者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研究范围已从一般意义的工业企业拓展到旅游企业；研究方法从定性描述转变到定量的实证研究；研究视角从单一学科到伦理学、公司治理、组织理论、战略管理理论、旅游学理论等学科成果综合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基础、实现机制等。

（一）国外研究现状

通过涉及的国内外文献可以看出，国外旅游领域内的利益相关者研究相对较多，研究的兴趣主要出现于旅游协作、旅游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主题中，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旅游规划与管理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调查与管理，其中尤以利益相关者协作问题为关注焦点，研究中引入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探讨利益相关者协作产生的原因、协作的组织形式、协作程序与途径、影响因素与协作过程管理，以及构建协作效果评估框架等，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思路，国外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和关系等几个方面。

1.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是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旅游领域的基础，而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比其他大部分行业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多，因此在利益相关者界定方面显得复杂而困难得多。不同类型的旅游组织或旅游地，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不尽相同，而且以不同的行为主体为中心会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例如，简・罗伯森等（Jane Robson et al.，1996）以旅游经营商为中心列举出12个利益相关者，以当地政府旅游市场营销者为中心列举出18个利益相关者[7]。桑特和雷森（Santter&Leisen，1999）根据弗里曼（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图谱，勾勒出一幅以旅游规划者为中心的8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图谱；布兰威尔和夏蒙（Brannwell&Sharman，1999）提出目的地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时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及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评判目的地旅游发展规划是否合理的“利益相关者系统分析框架”；赖安（Ryan，2002）提出旅游经营者在从事旅游开发经营活动过程中涉及12种利益相关者：员工、游客、居民、压力集团、其他旅游企业、国家和政府、宾馆酒店、股东、旅游商、地方政府、促销中心和媒体。赖安给出了旅游经营者在旅游开发经营活动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伯恩斯和霍华德（Burns，Howard，2003）实证研究澳大利亚昆士兰州Fraser岛旅游风景区涉及的10种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为风景区游客、员工、居民、顾问委员会、动植物保护协会、保护组织、地方利益团体、旅游经营商、地方政府、昆士兰州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并根据这些利益相关者绘制了利益相关者图谱。

希翰等（Sheehan et al.，2005）认为，大多文献中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只是指出了应该关注哪些利益相关者，但对于如何从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界定重要的或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并没有提供出一个具体的方法。因此，他运用问卷调查，以实证方式对北美在旅游目的地的CEO进行了调查，从32个列举出的利益相关者中选出了目的管理组织（DMO）的12个核心或重要利益相关者，并发现酒店协会似乎是目的地管理组织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2. 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很多研究文献都阐述了权力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Jamal et al.， 1995；Reed，1997；Braxlnwell et al.，1999；Taylor，1999 ）。里德（Reed，1997）引入组织理论论证了权力关系对社区旅游规划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社区旅游中，权力关系是了解社区旅游规划特点和因果关系不可或缺的因子，权力关系会改变协作行动的结果，是协作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变量。但是对于权力关系的具体表达，少有文献涉及。

“利益”是联结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纽带，旅游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众多，而且利益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因此，对利益的具体表达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是少有文献涉及，大多文献定性地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主张。

马克温克（Markwick，2000）对马耳他一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中出现的发展派和保护派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发现构成两派的利益相关者在对待成本和收益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张，于是借鉴孟德鲁（Mendelow）的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矩阵（stakeholder mapping）来分析其利益相关者问题[8]。

3. 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由于各自追求的利益不同，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利益冲突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旅游发展中，如何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有效协作以减少冲突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周玲，2004）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常会借鉴社会学与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沟通方法、公众参与等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提出利益相关者管理对策与建议[5]。

其实“合作”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说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弗里曼（Freeman， 1984）曾指出，有效管理利益相关者需要理解3个主要焦点，即有效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管理。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问题的研究上，部分研究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有助于制定旅游目的地规划政策和管理，或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2]。费森等（Fisun et al.，1999）指出，尽管合作规划是费时和困难的，但它可以证明是能够“长期内可以避免冲突成本，政治上更合理，并能够建立利益相关者的知识库和能力”。此领域涉及到的研究有关系与合作的组织形式、合作的方法、利益相关者合作中的权力关系、合作关系等[9]。

（二）国内研究现状

从我国当前的旅游发展情况来看，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

1. 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管理。众多的旅游目的地已经或正在从初期的开发阶段走向发展阶段，一些旅游目的地已进入成熟阶段，影响旅游发展和旅游发展影响的旅游目的地利益相关群体已渐渐浮出水面，如何管理这些利益相关者将成为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张伟、吴必虎（2002）把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四川省乐山市旅游发展规划中，并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表达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讨论并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我国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中的应用途径[10]。夏赞才（2003）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我国旅行社管理研究中初步尝试，认为旅行社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首先要确定谁是利益相关者；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分为核心层、战略层和，每一部分都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旅行社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运用基本图谱来构建模型，并进而根据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有效的管理[11]。刘雪梅、保继刚（2005）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于生态旅游的研究中，他们认为生态旅游真正实现的关键在于其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中，主要包括当地政府、当地居民、旅游经营者和生态旅游者，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对生态旅游实践中存在或潜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剖析，探索了伪生态旅游所存在问题的根源[12]。张维，郭鲁芳（2006）通过分析旅游景区门票价格上涨过程中一些利益主体角色的转换，构建了利益主体可转换理论模型，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为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提供经济学解释，并指明了景区门票价格变迁的方向[13]。齐天锋（2006）认为旅游目的地营销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目的地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旅游行业组织、目的地社区、目标市场等，它们有不同的利益，并对目的地营销实施产生不同的影响[14]。

2. 有效区域协作/合作机制的建立。国际国内旅游竞争日益加剧，区域间旅游协作问题突显，如何建立有效区域协作/合作机制是区域协作/合作面临的问题。

何彪、马勇（2004）在利益相关者和关系营销的概念基础上，结合旅游目的地开发过程的特点，把关系营销的相关理论借鉴运用到旅游目的地利益相关者管理过程中，并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利益相关者管理的BCB方案和相应的管理策略措施[15]。高静（2004）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16]。刘好强、张颖霞（2006）把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城市旅游管理中，随着城市旅游的兴起，围绕旅游城市则产生了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彼此关系，应加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加强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观的培养，加强对各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有效监督[17]。

3.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刘静艳（2006）从系统动力学著名的“内生”理论角度分析，提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一体化的共生系统。将政府、社区、保护区、旅游企业和生态旅游者五个主要利益相关者作为生态旅游系统中的内生变量，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协调利益获取和分配、权利和义务、生态损耗和补偿等问题，并初步构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结构关系[18]。

郭丽华（2006）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划分旅游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模型，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针对目前我国旅游规划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旅游规划优化模式的措施，并结合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进行实证分析[19]。

唐晓云、赵黎明（2006）认为社区是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最关键群体，树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发展观是实现旅游发展的基础[20]。

杨颖（2006）通过对抚仙湖旅游度假区的调查提出，旅游度假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对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建立“共同治理”的模式，形成旅游度假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良好的双向互动机制[21]。

宋瑞（2004）认为发展生态旅游需要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而利益相关者角色的错位、缺位，其间关系的交叉，矛盾是制约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关键，为了确保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现有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和关系进行调整，真正使政府、当地社区、旅游企业、保护地、旅游者、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及相关机构，媒体分别扮演好调控者、参与和受益者、执行者、执行监督者、实践者、协调者、研究指导者、宣传监督者的角色[22]。

胡召芹（2006）对旅游目的地有直接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介绍，又以两两关系的方法分析了他们之间不同的利益表现，以及存在或潜在的问题[23]。熊元斌、龚箭（2007）从宏观的角度综合考虑了旅游产业中旅游开发商、当地社区、压力集团的利益要求，并谋求在他们之间达成一种利益均衡，促进和谐发展[24]。

三、研究展望

从学术背景看，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今后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作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1. 为了使利益相关者理论更好的在旅游领域内得到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体系本身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完善。正如许多西方学者研究指出的那样，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在于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而将其应用于旅游领域，还需要考虑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知识，但如何从多学科综合交叉的角度来完善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工作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同时也具有十分广阔的创新空间。

2. 对旅游风景区各类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内容、实现方式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一些风景区开展了实证研究工作，但是仍然感觉到研究工作不够充分。将来的研究工作可以针对更多的特定的利益相关者而展开，在研究方法上也应该更多地采用问卷调查法、个案分析法、实验法而展开。当这样的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相信我们对旅游风景区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认识将会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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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元结构；城市物流；效率；综合评价；指标

城市物流介于宏观物流和微观物流之间，属于社会物流的范畴，是一个复杂具系统，涉及城市物资运输、仓储、装卸、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多个领域，深刻影响着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和城市正常运行。建立城市物流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科学评价，对于正确认识城市物流效率实际水平、优化城市物流系统、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关于城市物流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从研究思路及内容看基本没有脱离企业物流研究的范式，未能从物流与其他行业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关系角度进行系统研究；虽有部分学者李孟涛、史秀萍及袁亮、钱志洪提到过物流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问题，但是并未给出具体评价指标也没有系统的研究。而笔者认为既然城市物流属社会物流范畴，对其效率研究就必须基于系统整体效率考虑，将物流与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联系，任何牺牲一个产业或部分社会利益而扶持某产业快速发展的做法都是违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初衷，因此应将物流纳入到城市社会发展体系中系统研究、全面评价。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基于物流-经济-社会三元结构系统角度探讨了城市物流效率的概念、内容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架构，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 城市物流的概念

Taniguchietal（1999）把城市物流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考虑城市交通环境、交通堵塞和能源消耗的同时，由私人企业来实现的使物流和运输活动总体最优的过程。Taniguchi Evan DerHeijden R.E.CM（2000）认为城市物流是通过综合考虑城市货物流通对社会、环境、经济、金融和能源等影响，使城市物流活动达到整体最优的过程。城市物流对于宏观物流的接续和延伸、微观物流的高效集散、城市规划尤其是交通建设及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学者刘南、陈远高也持相同态度。综合以上，笔者认为城市物流是为满足城市人们生活及经济活动需要而进行的城市内及城市与外界之间的物流活动，同时也是为了降低这一物流活动所带来的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而进行的物流优化活动。现代城市物流的研究主要解决3个方面的问题，即城市物流活动方面的问题、现代城市物流运行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二、 基于三元结构的城市物流效率

1. 概念及界定。传统物流效率是物流要素投入与产出之比，我们称之为一元结构的物流效率或者纯物流效率；依投入要素涵盖的范围，一元结构的物流效率评价基本上可分为单因素投入的效率评价（如衡量劳动、资本或技术投入在物流行为改善中所起作用的评估）及多因素效率评价包括所需全部劳动、物资、设备、能量与其它投入。根据徐寿波院士的大物流理论，物流活动不仅是为了人民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物流效率其深层内涵是物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二元结构的物流效率，我们称之为物流经济效率，实际上就是把物流活动（投入）和经济发展（产出）结合起来，物流效率工程的目的就是为了用比较少的物流量取得比较多的经济效益。

现代城市物流在飞快发展的同时不仅带动或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交通堵塞、能源消耗、空气质量恶化、噪音污染、交通及其他物流事故等；如果把这些社会产出考虑在内的话，就形成了三元结构的城市物流效率，也称物流社会效率，其实质是把物流活动（投入）和社会发展（产出）相结合，目的就是为了用比较少的物流量取得比较多的社会效益。如果这个效率提高了说明城市物流、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发展更加协调，城市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

2. 内容及关系。根据本研究对城市物流内涵及研究内容的界定，笔者认为城市物流效率的研究应该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城市物流相对于物流能力（资源）的效率研究、城市物流相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效率以及城市物流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效率研究；其中物流能力效率是基础和根本，物流经济效率是过程和手段，物流社会效率是最终目标，三者是递进关系。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讲是基于城市物流投入最小前提下的物流产出最高，而物流产出不仅包括物流带来正面产出（物流产值和由此带动的经济增长）还应该包括负面产出如能源、交通、环保、社会安全等问题。

三、 三元结构的城市物流效率指标架构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在考虑城市物流研究内容以及借鉴各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改进城市物流系统的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寻求城市物流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城市物流活动效率、城市物流经济效率和城市物流社会效率3个方面架构城市物流效率的评价指标，具体见图1。

其中，城市物流活动效率也称城市物流能力效率指标，主要指城市物流活动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基础设施等的运转效率，即城市物流活动在其物流能力一定前提下的物流产出效率。城市物流经济效率主要指城市物流对城市经济的拉动情况以及对城市间投资和贸易竞争的影响，即物流投入与其经济产出之比。城市物流社会效率主要指城市物流运转过程中能源消耗情况及所带来的社会产出效率，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社会安全等，即物流投入与其社会产出之比（廖伟，2008）。

四、 三元结构的城市物流效率指标选取

1. 物流活动（能力）效率指标。谭清美、王子龙认为物流能力指物流供给主体提供物流服务的能力。物流能力的度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理论上至今尚无综合反映城市物流能力的统一指标，城市是区域物流网络的结点，是区域物流的枢纽，因此可以把客货周转速度和客货流量看作衡量城市物流能力的综合指标。城市区域内，货流和客流（劳动力流）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对立统一于同一系统之中。因此，可用物流通量概念使货流量和客流量统一为一个指标，综合反映城市物流能力。在具体指标选取上，本文认为物流能力指标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物流基本要素和设施，二是物流活动的直接产出。前者主要指城市物流的基础设施、物流装备等，用运输线路、汽车、船舶、人员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衡量，后者主要用客货周转量和邮电业务量进行衡量，具体指标见表1。

2. 城市物流经济效率指标。根据田源、徐寿波的观点，物流效率研究最终回归到物流与经济的关系研究，笔者也认为城市物流只有在物流活动有效运转的同时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才是真正的高效率，为此物流投入弹性系数和物流经济效果系数就成为衡量城市物流经济效率的最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物流经济效果弹性系数γ=经济增长速度α经/物流量增长速度α物，物流投入弹性系数β=1/γ，这两个系数反映了在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物流量增长速度即物流业的发展是超前、同步还是滞后，能否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它们从物流与经济两者增长速度之比来反映物流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具体测度时可用以下指标体系衡量，见表2。

3. 城市物流社会效率指标。Taniguchietal、史秀苹等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曾指出城市物流对社会、环境、经济、金融和能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城市物流的运转同时产生大量负面影响，其中环境污染问题最为突出，包括相当比重的排放物、水质的污染和噪音污染等。由此，城市物流效率评价必须考虑这些问题，正确有效地评估城市物流的这些影响，不但有助于优化城市交通运输路线和计划，促进智能运输系统的实施，达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经济效益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解决物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交通堵塞及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为此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跟进研究。裘炜毅在研究国外社会物流评价指标时指出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都将安全目标作为衡量社会物流绩效的重要指标；同时英国、美国、日本将交通拥挤纳入到评价指标体系中。石树新等学者则认为除了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外，城市物流对人文景观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廖伟在构建城市物流评价指标时非常重视城市物流对环境造成的社会影响，并用物流节点有毒气体排放、货车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和货车噪音水平作为评价指标。

尽管以上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都认可城市物流评价应将对居民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纳入进来。本文借鉴以上研究成果，提出城市物流社会效率指标包括能源消耗、环境保护、交通拥挤和社会安全4个方面，具体见表3所示。

其中，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可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参考指标，包括全年环境空气质量良好天达标率、城市集中式饮用水达标率、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城市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五、 结论

要提升城市物流的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带动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策略，首先必须对城市物流效率做出科学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评价城市物流效率是提升物流发展的首要前提。

本文根据城市物流效率的界定，以可持续发展和竞争为出发点、基于物流—经济—社会环境三元结构系统、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视角构建了城市物流效率的多维评价指标；突破原有评价指标仅考虑物流要素一元结构且忽视物流负面产出的局限，无论对于城市物流效率的横向相对比较还是纵向动态评估都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然，城市物流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诸多要素，学者应根据不同城市发展战略、发展阶段、特定评价目标和具体测度方法对相关指标和权重进行调整，以期获得更为满意的研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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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裘炜毅.国外社会物流评价指标的比较研究.物流技术，2004，（6）：59-62.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徐州市低碳城市评价及发展路径研究”（项目号：CXZZ11_0318）；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的动态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项目号：08SJD6300068）；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的环境政策研究”（项目号：10CJY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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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和平共处、和谐共进、联合合作、共谋发展成为世界进步的主要旋律时，人本管理越来越成为管理的共识而被普遍推崇。所有管理活动无论是公共管理还是经济管理，或者是宏观上的经济社会发展管理和对外关系管理，人都是第一位重要的，人才是关键。人本管理的实质在于挖掘和调动人内在的亲和力和积极性，人本管理通过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管理，在追求管理最大化效率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而且和合人本思想把以人为本与和合作为基本价值准则，不仅因为要与时俱进而响应时代的主旋律，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因为和合管理的核心理念―“和”与“合”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和平共处、和谐共进、联合合作、共谋发展的道理。

关键词：人本管理 和合人本管理 以人为本

人本管理越来越得到推崇，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是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任何管理活动都需要人去完成，都依赖于人的才能的发挥，都是人的有组织的活动，管理关系首先是人的关系，首要的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因而，人性化的要求是客观必然的，而和合方式则是体现人性化和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必然选择，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管理是人本管理的基本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本管理的最高追求。没有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管理水平以及管理效率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的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和合人本管理及其价值

（一）人本管理的释义

人本管理是现代管理科学理念的精华。所谓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中心和根本，以满足人的需求和谋求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管理。其关键之处在于强调人在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于指出任何管理过程的有效性或者说管理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程度。因为人是一切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管理活动作为一种资源配置过程，必须依靠人的力量去组合财力、物力和实现人力、财力、物力的最佳配置，才能按照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创造尽可能多的产出经济学规律去实现预期的管理目标。而要保证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应该有继续培育的问题，只有不断地保持人才通过学习和培育，使其不断地得到只是补充和能力提高，才能有效地保证管理过程中效率的不断提高，保证少投入多产出理想原则的实现。

由此可见，人本管理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以人为本这么简单的理解，应该更全面地理解为：所谓和合人本管理就是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管理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活动过程中，通过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管理艺术的综合运用，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去优化配置人力、财力、物力资源，进行高效率的实践，并且实现预期的管理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使人的知识、品格、体力得到全面的发展。所以，适合人的本性和行为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艺术，是人本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人本管理是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思想相对应的概念，人本管理的具体内容的发展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人本管理理论以“手段人”为标志，主要是“识人”、“用人”。在管理活动中，首先，重视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人作为管理的核心和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来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其次，其中也包括对人的本质和心理活动的重新认识，如人性假设理论、激励理论等；再次，需要采取有效的制度设计和企业管理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早期人本管理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是人本管理主要以“目的人”为标志，主要是“育人”、“服务人”，其中包括实行参与管理、民族管理，使全体员工成为管理的客体，也成为管理的主体。在这个基础上，总是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保护，加大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员工本身也成为管理活动的服务对象。一个企业还要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铸造员工的共同行为模式；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企业还需要开展团队的合作和学习，进行组织修炼，建立学习型组织。这是当代管理理论如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企业文化理论、团队理论和学习型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是人本管理理论，使得管理活动的服务对象从企业的“内部人”扩展到企业的“外部人”。企业的目标是争取合理的利润，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产品和服务，所以企业还应该多关注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四是和合人本管理，还包括在市场经济新的发展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中基于“道德人”假说之上的创新内容。以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管理，培育和提升企业内部、外部以及内外部的的和合发展力，以促进企业管理效率，实现合作共赢，充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以人为本的思想

被当代管理学普遍奉行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实际上最早源于我国古代的和合管理思想理念。现代西方的人本管理之人与管理活动的中心，认为人是管理过程的关键因素。我国传统的和合哲学思想，不仅首创“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而且把“和”与“合”规定为处理世事的基本准则，而“和”与“合”首要的是人的“和”与“合”，视人为高于万物，人才为关系国家兴衰荣辱的关键。和合人本管理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遵循和合管理价值准备，发扬我国传统管理之人才思想，坚持人是管理第一要素的观点。

最先提出“以人为本”概念的是管子。《管子》有云：“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孟儒学倡导“以德为先”、“民为重社稷次之”、“天地间，人为贵”。如上分析，我国古代传统的和合思想是坚持和合原则的主要对国家的管理，但是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其中重贤任能，首先是看重，然后才有尊重和识贤、用能。善教是仁政的主要体现，也是和合管理人本理念的具体表现。孔子《论语》有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以人为重的人本主义观点和要求人修行为善而为国家所用的观点。

（三）“国以人为本”

仁政可以聚财聚人，可以巩固国家社稷。实施以爱人为导向的仁政，把人才视为管理国家的宝贝，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栋梁，关系事业兴衰荣辱的关键，是和合管理人本思想的基本观点。战国以后，和合管理的人本思想更加趋于丰富和完善。由孔子倡导仁政的核心思想“仁者爱人”、“言仁必及人”，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重视人才的作用是“国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也是和合管理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四）得人者得天下

尊人，爱人，重人，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落实到用人，使用贤良才能有好的管理效率。以人为本的“仁政”之目的，才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认为得人者得天下，重贤任能是和合管理人本思想的具体内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本管理思想被普遍认同，企业已经把人才视为制胜的关键，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方式发展良好、效益显著的企业，无不是人才济济，无不是人力资源管理得好。如果重新规范和创新和合人本管理的原则，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人本管理，在合作与市场经济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发展阶段中，一定会越来越显示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和合人本管理对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弊端

和合人本管理思想中“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要求君子一切要遵循封建礼教。儒家“仁”的思想，有众多可取之处，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要求不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对人才培养的观念。社会在进步，国家以及企业的发展需要丰富的创造力，“克己复礼”漠视了人的主观情绪，对人才的个性培养造成严重的束缚，制约了人的创造力。当今社会强调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认识，个人创造性价值广受重视及发展。不论领导者、管理者以及教育者都意识到个性差异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人才自主创新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公共部门、企业、各大高校高度重视人才的创新性培养，设立各种表彰机制，鼓励创新，要求创新。同志曾经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公共部门及企业分工细化，对人才的专业技能要求颇高，导致现代人力资源的标准，强调人才的个性发展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是人才个性的集中体现，培养人才的创新精神以及创造力要求他们必需扬弃儒家思想墨守成规的观念，打破传统礼教去探究外部世界，探究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和合人本管理思想中的“无为”思想，即君子需隐藏个人锋芒，惟命是从，不得超越或反叛，要学会忍耐、坚毅、静待自然、以退为进，而不是积极强求。然而，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大批高学历人才涌现，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企业人才选拔中愈演愈烈。在当今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年代，个人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应在机遇来临之际，充分地展示它，而不是隐藏；在挑战到来之时，不断地超越自我，而不是惟命是从。

和合人本管理思想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汉书•董仲舒传》。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它重传统，而忽视改革。改革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企业的管理机制也应不断改革，推陈出新，以此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适应社会的变化、进步。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的政策、措施，也促使企业需不断调整战略措施，以此保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面前，儒家重传统轻改革思想必然阻碍企业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结论

在国外企业不断进入我国市场时，我国国内企业面临了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合理管理调配显得更重要。因此，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几千年历史文化背景，构建出适合国内企业的完善人力资源的人本管理体系迫在眉梢。我国和合人本管理思想中包含丰富的管理理念，其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深入研究和探讨其与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构建适合我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体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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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体育教师 专业化 标准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度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人们对教育的期望不断提高，对教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对教师素质发展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教师专业化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高校体育教师来说，专业化问题未能引起足够关注。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1职业、专业

1.1.1职业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中将“职业”定义为：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职业须同时具备下列特征：（1）目的性，即职业以获得现金或实物等报酬为目的；（2）社会性，即职业是从业人员在特定社会生活环境中所从事的一种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互关联、相互服务的社会活动；（3）稳定性，即职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并具有较长生命周期；（4）规范性，即职业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5）群体性，即职业必须具有一定的从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归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

1.1.2专业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中将“专业”定义为：高等学校的一个系或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科学分工或生产部门的分工把学校分成的门类；产业部门中根据产品生产的不同过程而分成的各业务部门。

实际上，专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专业是指某种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的一些特定的劳动特点，狭义的专业主要指某些特定的社会职业，这些职业的从业人员从事的是比较高级、复杂、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脑力劳动。一般人所理解的专业大多就是指这类特定的职业。

1.1.3职业和专业的关系

通过对职业和专业的概念分析，从社会分工与职业分类的角度看，“职业”是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分工，是谋生的工作；专业又可称为专门职业，是社会分工、职业分化的结果，是社会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达到一定深度的表现。专业高于职业，专业更强调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服务精神，而职业只是一种谋生手段。

1.2教师专业化

教师职业从经验化、随意化到专业化，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教师的专业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教师是一个专业，然后有一个“化”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专业化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要求教师不仅是学科的专家，而且是教育的专家，具有像医生、律师一样的专业不可替代性。这就要求教师的培养培训机构，要求国家的教师管理保障制度，都实现相应的重大变革。因此，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求和职业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

80年代后，在教师专业化的进程中，教师的专业发展成为教师专业化的方向和主题。教师专业化目标的重心开始转向教师的专业发展。只有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才能使教学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一种专业，成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一种专业。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根植于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通过不断学习、反思、探究使其内在专业结构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

2.大学体育教师专业化的内涵

本文所言的大学体育教师是指普通高校体育教师，不包括体育院（系）专业的教师。对大学体育教师专业化的内涵阐述应围绕高校教师专业化的含义和体育教学的特点，大学体育教师专业化的内涵主要是指作为专业化的体育教师所应拥有的专业素质及其专业发展。理论上，要构建科学的体育教师专业化知识体系，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对教师专业化的理解和对体育教师专业素质和专业发展的认识，认为大学体育教师专业素质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专业理念、专业理论知识、专业实践经验、专业创造性等四个方面。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包括职前教育阶段、入门教育阶段、在职任教阶段。

3.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标准

查阅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结合我国大学体育教师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现行关于教师资格的教师专业标准比较概括、笼统，教育理念与行为标准相混合，缺乏可操作性，缺乏对教师行为具体的描述。大学体育教师专业化问题目前还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许多方面存在不足，需要我们去正视和解决，如大学体育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技能、专业道德、专业自主意识等有待于加强和提高。

在研究了大量的有关文献基础上，根据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需求和实际发展情况，并综合《教师法》、《高等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以及各种论说，进行归纳总结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标准，主要有几下几点：

第一，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知识。大学体育教师应掌握高深的且能持续发展的专业知识，这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开展科研活动的必备条件。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知识包括：学科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研究性知识。（1）学科性知识，包括：①专业基础知识，是指能够从事高校体育学科教学的知识；②专业主题知识，是指高校体育教师对于所从事的主要运动项目状况的了解；③专业前沿知识是指教师对于本专业前沿发展状况的了解程度。（2）条件性知识，是指体育教师进行教学训练活动所应具备的特有知识。（3）实践性知识，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驾驭课堂活动解决所面临各种问题的知识。（4）研究性知识，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学科内容及发展方向、对学生现状及发展规律、对教学目标及达成方式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第二，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技能。包括：一般专业技能、专业特殊能力、自我完善能力。（1）一般专业技能，是指教师为完成正常教学任务所应具备的体能与智能基础。（2）专业特殊能力，主要包括教养与教育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教养能力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传授知识技术技能，教师通过有效的教养活动使学生达到体育课培养的标准。组织管理能力是体育教师完成其本职工作的一项特殊的本领。（3）自我完善能力，是大学体育教师所应具备的另一种特殊的能力，随着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对大学体育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的自学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构成了促进其完善与发展的基本内容。

第三，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精神、职业道德。大学体育教师应具备热爱学生、热爱本职工作、刻苦训练、严谨治学、讲究体育道德、团结协作、依法执教、廉洁从教、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相互支持、积极配合的职业道德。

第四，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成长可以理解为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是体育教师的各种能力、情感等不断成熟、不断提升、不断创新的过程，是体育教师教育观念、知识、能力、专业态度和动机、自我专业发展意识等方面的提高过程；需要不断地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主动地、积极地促使自身发展。

第五，大学体育教师的专业自主。就专业特征而言，专业自主是达到完全专业地位的关键之一。林彩岫指出专业自主指“专业团体或专业人员有被认可的权利和义务，而自行决定或处理具有非常专业性质的事务”。1993年10月通过的《教师法》和1995年3月通过的《教育法》规定了教师现阶段的权利主要有以下几项：教育教学权，科学研究权，管理学生权，获取报酬待遇权，民主管理权，进修培训权。大学体育教师专业自主包括教师自我层面专业自主和学校团体层面专业自主两个方面。其中教师自我层面包括教学反省、专业决定、独立自由的感觉等，还有教学方面，如体育教学目标、方法、内容、教材编选、教学设计及组织实施等，而学校团体层面则是指体育教师参与课程改革、进修活动，以及制定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等方面。

4.大学体育教师专业化的实现途径

4.1推行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

教师教育是对教师职前、入职辅导和职后培训的统称。各国纷纷建立和完善继续教育体系，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实现教师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保证教师有不断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教师职前培养的目标是使未来教师具有从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良好的专业道德，为教师的专业成长奠定基础；教师职后培训的目标是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教师从“经验型”向“反思实践型”、从“教书型”向“专家型”转变。它们都是教师教育的核心目标。实现大学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高校应增加培训经费的投入，确保培养、培训工作顺利实施，建立教师培训激励考核机制，提高培训质量。

建立专业化、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大学体育教师既要具有较高的学科专业水平，又要具有较高的教育专业水平。要使职前、入职、职后的课程不重复，并强调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培养体育教师的创造能力为重点，强调实践性。例如体育教学论要以校本课程的理论和研究为重点，教育心理学要以学生的认知发展和非智力因素发展的规律为重点，教育研究方法要以教师行动策略研究为重点。

构建终身性专业训练体系，高校教师培训工作必须考虑到职前、入职与在职一体化的问题，以提高大学体育教师教育教学和研究能力，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4.2提高体育教师职业道德水平

高校体育教师的仪表、言行、品格等道德行为都将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与影响。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于受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一些高校体育教师道德意识淡薄，思想行为偏离了师德原则和规范，例如思想政治水平不高，道德品质存在缺陷，业务能力不强，治学不严谨，学术风气不正等职业道德问题。

因此要加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教育，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事业观和人才观；强化制度力量，塑造师高业精、风正纪严的合格施教者；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并积极地投身于教育实践中，理论联系实践，让其转化为道德行为，内化为教师自身的一种品质；促使教师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4.3给予大学体育教师专业方面的自

教师专业自主要表现在：大学体育教师必须有专业资格证书，入职、聘用和解聘等有严格规定的程序，专业内部有不同的职称以区别专业水平的差异，职称的晋升要经过专家的评审等。

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是教师职业走向专业化的重要环节，教师资格标准是对教师专业素质的全面要求。参照世界发达国家对教师资格认定的规定，在学历上应明确规定高校教师要有硕士以上的学位。教师资格证书可以分为：初级教师资格证书、中级教师资格证书、高极教师资格证书和优秀教师资格证书。这对加快教师专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袁振国.教育新理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柳海民等.试论教师专业化及其专业化培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篇9

【关键词】大学城；学区；管理

一、引言

我国的大学城建设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而从大学城的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上就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出我国大学城整体的在发展态势还是极为迅猛的。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虽然不乏有对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初衷和促进城市化以及学习型社区建设作以正面回应的发展良好的大学城，但是在有点单纯追求速度以及越来越浓重的逐利心态的作用下，我国大学城在管理和资金等方面都遇到了发展瓶颈。为了突破这种障碍，及时采取措施通过管理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对大学城进行价值和功能复位就显得必要且迫切。

目前学界对大学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路，如张希胜和章仁彪就认为我国大学城应从战略指导思想、管理体制、服务职能上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1]这样才能够将大学城从发展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并继续推向深入。而对于美国学区的研究从单纯的对管理机构的静态探讨也延伸到从系统的角度将学区放在行政管理的领域内进行专业剖析。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实践领域也已经开始了对学区管理方式的有益尝试，北京东城区实行的学区管理改革，通过对区内的中小学的整改建设混合型的学区，此举被认定是让教育资源走向均衡的积极举措，具有进步意义。然而不难发现，这种对学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没有脱离学区接受教育主要对象的局限，这也就很大程度上人为地限制了学区作为一种以实现文教职能为主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应用和适用范围。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将美国的学区管理制度引入中国的大学城管理改革的参考之列，并通过对两者特征的梳理进而进行比较，为这种借鉴和参考找到可行的依据和基础。

二、“大学城”概念界定与成因分析

（一）“大学城”的概念

对于“大学城”的定义并不存在一个权威标准的答案。“大学城”的雏形主要是起源于英国，曾有学者对大学城理念的形成进行追溯：17世纪一些被法国政府驱赶到英国的学者,他们聚居在牛津这个学术自由的城市里,通过皇家资助,开始建立一种始于师徒相授,模仿修道院形式的学院。独立的学院分散于牛津城的各处,大学城由此成形。[2] 张希胜、章仁彪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大学城”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定义，他们认为：狭义的大学城，可以理解为大学的城市化，如英国伦敦的牛津大学城、剑桥大学城等就属于此类。而广义的“大学城”概念，是就整个城市范围而言，即高等教育已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高校在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如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城等。[1] 而《教育大辞典》把“大学城”解释为“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万,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英国的剑桥和牛津,日本的筑波等”。[3]

（二）“大学城”的成因

目前学界对大学城发展模式较为一致的分类是：自然发展型和规划构建型。所谓自然发展型, 是指由一所学或一个学校群落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以文化和科教为主要功能的城市社区，可以理解为“先有学校后有城市”。主要是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的扩大以及后勤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使原有的大学或大学群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具备了越来越强的对外来资源（人员、资金、技术等）的吸引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与城市的发展相生相伴、融为一体，大学成为城市核心。所谓规划构建型，通常是由政府专门划出一块土地,新建一批高等院校或者将原高校的校址迁移,集中布置,从而形成一片高校毗邻而设的特殊区域，[4] 往往是伴随着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变而引致的城市功能转型而催生的，可以理解为“先有城市后有高校群落”。我国的大学城多是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以及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手段的背景下人为规划构建而成的，植根于我国的国情同时也顺应国际知识化的发展潮流。

三、美国学区管理特征分析

学区作为美国行政管理的特别区是连接和沟通政府与学校的重要主体，是州政府对教育机构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其产生于英属殖民地时期，由谋取社会办学顺利的民间措施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具有特殊功能的政府机构。对于学区的认识，主要包括:(1)准法人团体，具有法人资格；(2)区域教育性，为学区地理范围的儿童提供公立教育；(3)自主独立性，学区财政和行政管理独立；(4)多样性，学区的类型、规模、数量都依据当地特征和居民需要有所不同。[5]

1．学区的设计理念

虽然学区是历史因素作用的产物，但是其在美国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所作出的调整与改革也渐渐融入了美国人强烈的参与理念。由于学区有一定区域性的特征，即辖区内的居民只能选择在该学区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这就激发了作为学区提供教育和服务的对象――辖区居民对学区进行“用脚投票”的经济理性。为了维持辖区的规模和人口和功能的实现，辖区就需要倾听、尊重居民的意见，向其提供必要和尽可能多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同时对居民的需求进行和好的回应与反馈。同时这种民主参与的理念在学区教育委员会成员通过居民选举产生和教育委员会所做决定需经居民听证通过等方面也得到了很直观的反映。

2．学区与政府的关系

在美国，政府的教育功能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有着明确的划分，并且从权力的内容和范围上看呈逐渐扩大而具体的态势，具体说来则体现在：联邦政府基本上并不握有对教育的实权，无论是制定教育政策还是提供财政支持都与联邦政府无太多关联，而更多是在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指导以及信息和咨询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与联邦政府不同，州政府则要根据自己州的实际情况负责辖区范围内教育系统建设，包括对学区种类和数目的确定，这也是美国学区区域性较为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学区则是具体实施教育管理的政府机构。

3．学区的组织运行

学区的决策和管理机构是学区董事会，也称学区管理委员会。学区董事会在州宪法和法律的赋予的这全范围内活动，对于学区事务享有决定权（基本上是最终决定）并负全责。具体来说，学区董事会负责教育项目的范围、强度和质量;雇佣和解雇教师及非教职人员；预备和批准年度财政预算并制定当地教育税率；在提交有关建议给选举人之后发行债券；选择建校位置并批准建造计划等等。[6]学区的执行机构一般来讲市教育局，但也因学区而异。教育局的主要负责人即教育局长或学区总监对董事会做出的决策负有执行责任。

4．学区董事会成员构成

作为学区重要事项决策者的董事会并不是简单的各个教育机构主要负责人的集合体，选民选举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教育领域的人员，而是涵盖了来自行政、金融、工商等非教育领域内享有很高权威和声誉的社会名流，这样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形成一定的榜样效应。与此同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兼职性质，从责任和志愿的角度对成员的道德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区提供科教功能的单纯性。为避免“外行领导内行”所导致决策风险，除了教育局长作为当然成员外，还有一定比例的老师甚至学生代表。通过这样内行和外行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为学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5．学区的资金来源

绝大多数学区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财政上具备独立性，再辖区内征收财产税是学区资金来源的基本保障。此外，州政府的营业税以及联邦政府在特殊情况下的补偿性专项财政拨款和土地赠与[6]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除了政府的财政税收的资金渠道外，私人赞助、慈善机构的捐款、校企合作以及彩票事业也是保证学区正常运行、提高服务水平的不可或缺的资金保障。

四、我国大学城借鉴美国学区管理体制的动因

尽管美国的学区与我国的大学城在形成原因、法律地位、服务对象和权力自主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但就其基本教育功能以及地域上的集中形态而言，仍存在着参考和借鉴的可能性；同时，面对我国大学城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能偏离以及管理困境，也不得不迫使我们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寻求改革之策，这时对学区管理方式的考量是不无益处的。

（一）借鉴的可行性：学区与大学城的相似点

一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两者都表现为多所院校的集中。美国的学区类型各异，基于学区内聚集的学校的类型不同可大致分为小学区、中学区、职业学区、混合学区等；中国的大学城在计划和规划建设的背景之下，集中定然是题中之义。

二是从功能作用上看，两者都是以提供教育为其主要功能和存在价值。此外，学区与大学城在发展过程中也过注重区域内基础设施和服务建设，以及与区域周边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有效互动，有力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而成为了文教为主要功能，兼具其他社会职能的较为完整的社区系统。

三是从资源配置上看，两者都为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教育规模经济提供了条件。地理上的相对集中，为校级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教师资源、教学设备等优质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方便。通过这种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促成成本的分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适应教育规模扩大导致的教育支出扩大后，为降低成本而损害教育质量的现象出现，从而实现教育规模扩大与教育质量提高的相互适应能力。

四是从管理机构上看，两者都有一个统筹该区域发展的管理委员会。与学区董事会相似，我国的大学城基本上也都具有一个对大学城规划建设和制度构建负综合决策责任的管理委员会，为大学城教育功能的发挥和社会保障等服务职能的履行提供指挥和调度，从而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五是从筹资渠道上看，两者都存在着投资多元化的特征。我国大学城所倡导的是校企合办的管理思路，企业作为投资方提供了很大的资金支持和后勤服务。同时各高校根据隶属的教育部门的层级不同有所谓部属、省属、市属之别，无论哪种形式都说明了各高校通过财政渠道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资金保障。

（二）借鉴的必要性：我国大学城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大学城功能上出现偏位。我国大学城虽然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人为建设意味较浓的产物，但这其中也包含着高校为适应我国教育改革、高校扩招――对大学原有办学条件和规模以及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的一种主动回应。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学城建设的初衷和未来的价值走向都应该是以提供教育服务、培养高质量人才、为区域提供技术给养为最终目的的。但是出于对规模效益的错误理解和经济效益的过分追逐，我国的大学城最终向着扩大校区覆盖范围、不考虑适应性问题而纳入尽可能多的学校的一场“圈地运动”，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诟病和质疑。本应以育人为主责的机构却演变为逐利的团体，如有很大一部分高校仍然不能从“高校办社会”的不当管理形式中解脱出来，又如将大量获批土地用于商业用途，而使学区对教育功能起支持和促进作用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得不到很好的实现。

二是大学城资金难补缺口。在大学城的建设本身就是一项高投资的事业，而仅凭政府专项的财政拨款以及有限的企业投资已使很多高校背负着沉重的银行债务艰难前行。在这一点上有本多学着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深刻忧虑，在寻求资金返还的多种选择―――大学城配套的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旧校区的土地置换、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学生学费收入上,大学城最终抓住了学生这根稻草。学生学费的不正常上涨已经凸显中国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贫困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给高校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危机,大学城再次陷入了现实的围城之中。[4]

三是大学城管理严重缺位。从大学城管理机构上看，有的大学城根本不存在一个管理委员会，各高校在管理上是完全分散的，没有任何合作可言；有的大学城虽然名义上存在着管理委员会，但由于机构定位不清、职责划分不明、人员能力结构不合理，导致这一本应发挥统筹和重大事项决策功能的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渐渐流于形式。管理的漏洞和松散导致了大学城内大量存在重复建设而导致的资金和资源浪费，而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又跟不上步伐，使本应可以通过有效管理而实现的教育规模经济成为了一个怎样也追不到的目标。同时，管理缺位的另一个负面表现就是大学城在治安方面存在巨大的隐忧。

五、美国学区对我国大学城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国的大学城建设固有其适应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的背景以及与城市化建设互为推动作用的使命，但是从狭义的技术经验层面看，美国的学区管理模式还是可以为我国大学城革除现行管理运行弊端和实现未来良性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第一，管理机构的健全。从管理机构上看，大学城要设立独立的决策管理机构――大学城管理委员会。这一要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没有还没有管理委员会的大学城必须要筹备成立，二是对已存在但是没有发挥实质作用的管理委员会进行改革，进一步明确机构和机构内部各部门、岗位的权责。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没有合理的机构设置职能的履行定然无法落到实处。大学城的管理委员会与学区管理委员会权能类似，负责区内重大事项的决策事项，从整体层面进行统筹调度，从而实现建设规划统一、资源配置合理、设施服务到位、管理运行高效的新局面。同时，管理委员会要处理好各高校董事会的关系，构建决策――执行的良好合作与配合关系。

第二，管理人员的选择。从大学城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选择角度看，在现有政府、校方、投资方代表组成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借鉴学区董事会成员中“外行”所占较大比例的制度设计，这对大学城建设适应社会发展，及时获取和有效利用各界信息资源提供了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考虑借鉴学区董事会成员的志愿性质，让管理机构成为政府教育部门的“监督平台”、企业提高社会影响力履行社会责任的“慈善场所”、高校汇报教学工作与提出合理诉求的“意见渠道”，这样以低的成本实现多方共赢，从总体上将大学城的管理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第三，管理资金的筹集。虽然我国大学城在性质上与学区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有根本上的不同，通过独立征收财产税的方式筹集办学和管理资金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在社会资金方面并没有形成有力的动员和吸纳能力。目前除了作为投资方的企业注资外，社会上其他企业和个人的捐资办学的慈善性质的行为还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和趋势。只有扩大筹资渠道，才能使目前负债运行的大学城轻装上阵，使因高校负债而承担高额学费的学生从中解脱出来，从而真正实现我国大学城为“教育大众化”提供机制保障的设计初衷。而充足的资金又可以为大学城教学资源、各类比赛活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生态环境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种改善引致的将是大学城竞争力的整体增强，进而形成对人才的吸引和聚集的合力。

参考文献：

[1] 张希胜，章仁彪．以人为本，构建新时代中国大学城――有感于中国大学城建设[J]．教学研究，2004，1．

[2]殷红卫,黄震方．中国大学城的旅游开发初探―――以南京仙林大学城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6，34（21）．

[3]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2卷[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71．

[4] 刘春侠，浅谈中国的大学城[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9．

[5] 郭朝红,王彬．美国学区的特点与运行机制[J]．上海教育科研，2001，（1）．

[6] 刘毅．行政学视角下的美国学区研究―以加州库比蒂诺联合学区‘(CupertinoUnion

篇10

以罗伯特•希金斯的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选取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描述性统计和非参数检验的方法研究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财务可持续增长状况，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原来的16项财务指标中提取了5个因子，利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5个因子对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率的影响。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2010—2013年农业上市公司总体没有实现财务可持续增长，实际增长过快；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发展能力、现金流量能力与可持续增长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对可持续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从财务角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率；实际增长率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农业上市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主力军，在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农业现代化、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动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上市公司如何提高财务可持续增长能力是比改善短期经营业绩更亟待解决的问题，财务可持续增长是实现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财务角度来看，农业上市公司增长太快或者太慢都不利于其长远发展，只有采取增长速度与财务资源相协调的增长方式（即财务可持续增长），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农业上市公司的增长现状如何？是否保持了财务可持续增长？影响农业上市公司财务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采取有利的财务管理策略以保持财务可持续增长？基于这些研究目的，本文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有利于农业上市公司确定合理的财务增长速度，有助于推动农业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带动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一、理论分析

企业以发展求生存，增长是一个企业本能的需求，企业增长理论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期的企业增长理论主要是研究企业的规模变化、企业规模变化的影响因素以及企业增长战略的制定等问题。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企业财务可持续增长问题。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重视对财务可持续增长问题的研究，而且主要是采用国外的理论模型，在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有利于企业财务管理决策的结论。美国财务学家罗伯特•希金斯（RobertC.Higgins）从财务管理角度最早提出了财务可持续增长的观点，指出了企业财务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并在1981年最早提出了财务可持续增长率的概念，即在不需用尽企业财务资源的情况下，企业销售可以增长的最大比率。希金斯教授的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个是企业打算按照与市场条件允许下的增长率同样的比率来增长；第二个是企业已经有而且计划继续保持目标资本结构与目标股利政策；第三个是管理者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发行新股。希金斯认为财务可持续增长率是企业在现有的经营效率与财务政策下所具有的增长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财务指标，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指标进行财务分析。希金斯教授认为在维持一定比例资本结构下，负债随股东权益的增长而增长，他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认为股东权益的增长速度限制了销售的增长速度。

罗伯特•希金斯的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为：财务可持续增长率=股东权益的变动额÷期初股东权益=本期留存收益增加额÷期初股东权益=销售净利率×收益留存率×总资产周转率×期初权益期末总资产乘数。詹姆斯•C.范霍恩（JamesC.VanHorne）以希金斯的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为基础，在1988年重构了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指出财务可持续增长率是维持同企业现实与金融市场情况相一致的销售增长率。因为企业资金的运用必须等于资金的来源，企业股东权益和负债的增长速度会决定企业资产的增长速度，而企业资产增长的速度又会限制企业销售额的增长速度。范霍恩教授以资产的增加等于负债和股东权益的增加为出发点，从负债和股东权益两个方面进行考虑，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分别建立了关于财务可持续增长的稳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希金斯与范霍恩教授提出的财务可持续增长概念反映了企业应当在财务资源的限度范围内把握合适的增长速度，由于企业的增长速度要受到它的财务政策和经营效率的限制，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是有限度的，而企业的财务政策也不能够经常改变。因此，他们都认为企业的增长速度总体来说是受限于其财务可持续增长率的。企业管理者可依据财务可持续增长理念制定合适的财务管理策略，企业的实际增长率并不是不可以高于或低于可持续增长率，而是要求当两者不一致时相应调整财务策略，使财务增长与财务资源相平衡。由于詹姆斯•C.范霍恩的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更为复杂，本文以罗伯特•希金斯的模型为理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在沪深证券交易所2010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A股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研究中剔除了被列为ST和*ST的公司以及不能提供完整财务数据的公司，总共得到33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样本公司2010—201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中“农业上市公司”是指中国证监会2012年新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界定的农、林、牧、渔业的A股上市公司。本文所用到的财务数据来源于：（1）国泰安CSMAR数据库；（2）巨潮资讯网；（3）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4）证券之星网站。

（二）指标定义本文以罗伯特•希金斯的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表1为其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和定义。从微观层面来看，上市公司的财务可持续增长体现为各方面能力的平衡增长，本文将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现金流量能力作为农业上市公司财务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从五个方面选取了销售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资本积累率、营业收入现金比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16项财务指标，这些指标定义如表2所示。

三、农业上市公司财务可持续增长的实证检验

（一）农业上市公司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的描述性统计根据样本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计算出样本公司2010—2013各年的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得到2010—2013各年样本公司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的平均值、总体均值和标准差如表3所示。表3显示，2010—2013年各年实际增长率均值都远大于可持续增长率均值，实际增长率总体均值（2.22144471）远大于可持续增长率总体均值（0.09176564），实际增长率标准差（5.137946978）远大于可持续增长率标准差（0.097193625），反映了样本公司实际与可持续增长率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二）农业上市公司是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检验根据柯尔莫格诺夫—斯米尔诺夫检验（K-S检验）的结果，得知实际增长率所对应的显著性概率Sig值为0.000，可持续增长率所对应的显著性概率Sig值为0.010，两者均小于0.05，因此应当拒绝原假设，认为样本公司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均不服从正态分布。本文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威尔柯克森符号秩检验法（WilcoxonSignedRanksTest），研究农业上市公司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也就是研究农业上市公司是否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威尔柯克森符号秩检验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表4显示，与Z统计量相对应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5，这说明样本公司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之间有显著性差异，没有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农业上市公司实际增长过快还是增长不足的检验根据表5，可以判断样本公司实际增长过快还是实际增长不足。表5显示，样本公司实际增长率与可持续增长率之差的正秩数为84，占总数的78.50%（84/107）；负秩数为23，占总数的21.50%（23/107）；结为零，即没有实际增长率等于可持续增长率的样本数据。因此，总体上认为2010—2013年农业上市公司的实际增长率超过可持续增长率，实际增长过快。

四、农业上市公司财务可持续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本文利用各样本公司2010—2013年16项财务指标的平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通过KMO与Bartlett检验证明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样本公司总方差解释表显示前5个公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7.681%，最终选择前5个公因子代表原来16项财务指标，并将提取的5个公因子分别设为T1、T2、T3、T4、T5。本文利用正交旋转法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从中可以分析得知T1为盈利能力因子、T2为偿债能力因子、T3为现金流量能力因子、T4为营运能力因子、T5为发展能力因子。通过SPSS软件的回归法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建立因子得分模型，并计算得到各因子得分。

（二）多元回归分析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5个公因子含有16项财务指标80%以上的信息，可以利用提取到的因子代表原来16项财务指标。本文运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5个因子对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率的影响，以5个因子的得分值为自变量，以可持续增长率（取2010—2013年四年的平均值）为因变量。从表6可以得知，利用逐步法首先模型（1）选入了盈利能力T1，然后模型（2）选入了发展能力T5，T1仍保留在模型（2）中，接着模型（3）选入了现金流量能力T3，T1、T5仍保留在模型（3）中。表7显示，模型（3）的判定系数R2=0.645，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0.608，比模型（1）和模型（2）有很大提高，说明模型（3）的拟合优度较好。表8方差分析显示，模型（3）的F统计量值为17.540，相应的P=0.000<0.05，说明该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表9显示，模型（3）中T1的偏回归系数为0.031，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40，t检验值为4.877，P=0.000<0.05，通过了α=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盈利能力T1与可持续增长率显著正相关；T5的偏回归系数为0.030，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10，t检验值为4.606，P=0.000<0.05，通过了α=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发展能力T5与可持续增长率显著正相关；T3的偏回归系数为0.018，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05，t检验值为2.760，P=0.010<0.05，通过了α=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现金流量能力T3与可持续增长率显著正相关。经过比较回归系数，T1对可持续增长率影响最大，T5影响其次，T3影响最小。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描述性统计和威尔柯克森符号秩检验结果显示，样本公司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之间有显著性差异，没有实现可持续增长，2010—2013年农业上市公司实际增长过快。因子分析提取了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量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5个因子，并建立了因子得分模型计算得到各因子得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现金流量能力与可持续增长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对可持续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而且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对可持续增长率影响最大。

（二）提高农业上市公司财务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对策建议1.农业上市公司应增强盈利能力。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是其经营业绩的最终体现，实证分析显示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与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对可持续增长率影响最大，农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其内源资金的多少，应通过增强盈利能力来提高农业上市公司内源性融资能力，以支持其财务可持续增长。农业上市公司应通过提高销售收入、强化成本费用管理、严控各项支出等措施提高盈利能力。2.农业上市公司应增强发展能力。农业上市公司发展能力反映了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农业上市公司应当加大前景广阔、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的新项目的投入力度，应加强技术与产品创新，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与竞争力。例如，农产品深加工和高科技农业是农业上市公司发展的重要方向。3.农业上市公司应加强现金流量管理。加强现金流量管理是农业上市公司生存的基本要求，可以保证农业上市公司稳定健康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其竞争力。农业上市公司应重视现金流量的充分性与稳定性，保持良好的现金流动性，提高现金的使用效率；应编制好现金预算，利用现金预算可以掌握现金流入与流出情况，根据日常经营需要保留适当的现金余额，及时补充不足现金，合理运用多余现金；应及时编制现金流量表，进行现金流量的结构分析、现金流量趋势分析、现金流量增减变动原因分析、现金流量相关指标分析，以了解其获现能力、盈利质量与支付能力等。4.政府应当加强制度建设，为农业上市公司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应当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农业上市公司合法合规经营，引导农业上市公司良性运作。例如，可适当降低其上市门槛，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利用资本市场融资，严格把关农业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应加大对农业上市公司的扶持力度，以促进农业产业快速发展。例如，政府通过信贷扶持、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措施加大财政政策支持，积极改善农业上市公司投融资环境、竞争环境、科技信息网络、劳动力市场等外部环境，还应进行社会信用制度、环境信息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等制度创新，进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农业产供销体制改革，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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