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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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生命教育，大学生，生命，“基础”课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自杀、他杀、虐待动物等新闻却不绝于耳，他们对生命的轻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对自己生命的轻视和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与残忍?除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心理问题、社会因素等原因外，还与一些高校长期缺乏对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没有很好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有很大的关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程，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决定了该课程的教学必须始终坚持以生命关怀为核心，以此来提高大学生的生命和生活质量。

一、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所谓大学生生命教育是指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和生命，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对终极信仰的追求，养成学生的关爱情怀，使他们学会过现代文明生活。在现阶段开展大学生生命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高度工具理性化弱化了生命教育。著名教育学家杨书子院士对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后认为：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德育论文，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足。生命教育在这种理性化的教育中越来越边缘化。

第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学生的功利取向越来越明显。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科技、文化多元化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引起尚未成熟的大学生们价值观念的重大改变，可能出现部分大学生热衷于追名逐利，存在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倾向。对他人的生命以及生存状态表现出淡漠。这种消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成长，使大学生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命困境。因此，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生命观、价值观的引导，引导其理性地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

第三、目前高校生命教育中重理论灌输轻实践体验的倾向制约了生命教育的实效性。目前各大高校几乎都设有心理咨询机构，并开设了相应的心理教育课程，这些课程中或多或少地渗透着对大学生的生命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学生的心理压力，纠正了一些偏差行为，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若能在大学生群体中正确开展生命教育，开设专门的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思考，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生命的价值及存在的意义，尊重自己及他人的生命，热爱生活，培养健全的人格，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结合“基础”课的教学提高大学生的生命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基础”课是“05方案”中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程，在其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是应有之义。结合对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群体生命现状的调查分析以及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大学生生命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认知关怀教育、生命价值教育、忧患意识教育和生命能力教育。

第一、在“基础”课的教学中加强生命认知关怀教育。

认知关怀教育主要是增强个体对自我生命的认识、肯定、接纳和珍爱，是对他人生命乃至整个生命世界的同情、关怀与爱护。包括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感恩生命等。使学生树立积极的生命情怀，不仅珍惜自己的生命，还关心整个自然界所有的生命。

第二、在“基础”课的教学中加强生命价值教育。

生命价值教育就是通过对生命科学、医学相关知识的讲授，使大学生形成全面的生命认知，明确“生”的可贵和“死”的不可避免，着力解决人“为什么而活”、“怎样活着”、“生命存在的价值”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从大学生自杀以及违法犯罪的个案可以看出，有的大学生之所以选择轻生来结束自己年轻鲜活的生命，就是对生命失去了信心，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第三、在“基础“课教学中加强忧患意识教育。

人的发展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永恒追求。生命的无限性在于在有限的时长中发掘自身最大的潜能德育论文，这也就是生命发展教育的核心。我们应当在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中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帮助学生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努力取得成功，让学生在不断的鼓励中激发其自身潜能．从而提高对自身的价值肯定，充分展示个性，达到提高个人生命质量的目的，要让学生懂得拓展生命的宽度，突破自我，追求人生的境界。

第四、在“基础“课教学中加强生命能力教育。

生命能力是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包括了生命能力、动手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心理调适能力、抗挫折能力等。生命能力教育目的让其领略到“活着真好”，争取“活出点意义来”。如抗挫折能力，要让学生知道挫折只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要过程。需要有积极良好的心态去乐观面对,应增强自身的挫折容忍程度以及心理调适能力。正确地面对挫折并承受挫折之痛，会让学生更加懂得珍惜生命、欣赏生命的亮色，提升生命的意义。

三、深入研究教材内容，挖掘生命教育题材

课题组老师结合多年从事“基础”课的教学经验，对教材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挖掘出了适合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题材，并对教学环节进行了相应设计。众所周知“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其中，人生观教育是整个课程教学的重点，所以在基础课中开展世界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学时最终的落脚点为人生观问题，从人生观问题扩展开来可以对学生实施相应的生命教育。（如图所示）

1、引导学生用正确的世界观看待生命

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它是人们对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所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极其重要。世界观教育属于哲学的范畴，但对于高职院校并没有开设专门的“哲学”课程，所以在“基础”课的教学中可以适当地对学生进行一些相关教育，让学生了解自然界的客观性、联系的普遍性以及万物运动的无止境性等等，动员学生爱护我们的地球，珍惜身边所有的生命现象，增强大学生的生命认知和生命情感。落实在“基础”课的教学上，可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对祖国的大好河山、自己的骨肉同胞、祖国的灿烂文化和自己国家的热爱之情，并将这种爱扩展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及人民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同时生命教育的实践性很强，我们可以结合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活动来进行德育论文，如探访养老院、孤儿院、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等，以培养学生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学会与人相处，学会以感恩之心来善待生命。

2、引导学生用高尚的道德观善待生命

诗人但丁曾说过：“人不能象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说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行“基础”课的教学不能只是将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公共道德价值体系，通过教师的讲授传达给学生，而是通过道德教育使学生进行道德实践才是关键。教学中可以选取“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的先进事迹展开课堂讨论，对学生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教育，使学生养成道德习惯，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关爱社会，关爱他人，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教师可以通过播放典型视频，并设置问题情境的方式让学生讨论来展开课堂教学，可以选取近期网络上出现的颇具争议的“变态女大学毕业生屠杀小兔子”的视频，女大学生对动物生命的漠视必会激起学生的愤慨和心灵的触动。

3、引导学生遵守法律构筑和谐社会

近年来，一些被人们视为“天子骄子”，具有高智商、高素质、高层次的大学生们纷纷触犯法律，身陷囹圄，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与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背离。“基础”课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仅是对法的一般原理和法律基本知识的一般解说。但教师不应囿于此限，照本宣科，在教学中要“有的放矢”，切实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生命意识和法律素养。教学中不忘引导学生充分理解和揭示法律规范中所蕴涵的权利基础，消除法律规范是关于义务或以义务为本位的规范的误解，避免权利和义务的错位，树立权利观念。要尽可能把行为模式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运用法律知识和理论剖析“为什么”，使大学生知其“所以然”，并能深刻理解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法定的、应有的权利义务德育论文，并由此正确地把握它们在法律上的关系，使“感觉”深化为“理解”，进而内化为自觉的行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实现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4、引导学生用崇高的人生观指引人生

这里所讲的崇高的人生观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内容的人生观。一个树立崇高人生观的人才能以正确的人生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生活，始终对祖国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当今相当浮躁的社会氛围下，人们越来越多地趋向于追名逐利，变得失去了理性，疏远了纯真的情感，灵魂变得愈发孤独。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基础”课的老师在教学中务必要向学生澄清那些庸俗人生价值观的种种危害，动员他们树立崇高科学的人生观；要让学生明白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一个人无论地位如何，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他尽心尽力去为他人、为社会服务，那么他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最终达到学生科学对待人生环境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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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肖杏烟.大学生生命教育课程的构建与实施[J]，《高教探索》.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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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对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鉴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提出了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指出此举是增强学生法制观念，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有利于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往往是在受到退学、开除、取消入学资格、取消毕业(学位)证书授予资格等直接影响到学生求学、就业等切身利益的处分之后，才会到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寻求权利救济。换言之，在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环境与教育文化背景下，学生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是不会主动提出权利救济的。而一旦学生提出权利救济时，又得不到实现。如，近来出现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及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重庆某学院“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案，……这一系列案件，标志着高等学校开始走出象牙塔，接受法治的考验。大学生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因此，建立并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当前教育法治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权利救济的含义及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1、权利救济的含义

高校学生的权利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二是受教育者作为学生享有的权利，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作为学生区别于其他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受教育者的权利被损害或侵害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是对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进行纠正、矫正或改正。也就是说，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从法律上获得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使受损害的权益得到补救。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权利救济有三种方式：一是私力救济，指由受害人本人或利益关系人直接向实施侵权行为的人进行反击和惩罚，在法治社会私力救济基本上被废除，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二是公助救济，也称“类法律方式的救济”，如针对民事纠纷的调解，由保持中立的第三入主持和调解下，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三是公力救济，也就是法律救济，如司法救济，通过诉讼的形式，由国家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其中，法律救济被认为是最有力量和最终的救济手段。高校学生适用的法律救济主要有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两种形式，行政救济主要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民事救济主要指民事诉讼。

2、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当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管理行为的侵犯后，在教育领域的救济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又可分为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向学校内特定部门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即学生申诉制度。

现实是：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尚未设定法律救济程序，高校处分权没有可诉性。由于高校学生因学校管理不当提起的诉讼大部分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而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已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为具体行政行为，并将内部行政行为明确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为高校学生通过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近年来频繁不断的有关“受教育权”的诉讼案，就涉及到了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又以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权争议为主要表现。在各种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认为“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几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讼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基本理由。这说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迫切需要可以凭借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和疏通。虽然20世纪80年代《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90年代《行政复议法》的颁布，以及《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以及2005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教育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但这个貌似宏大的体系却忽视了高校学生不服学校行政处分的救济。学生在遭受学校开除、退学等处分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由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

另一方面，学生申诉制度作为唯一的权利救济途径，也基本上是无章可循。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大学生在接受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教育法》只是简略地提及，旧的《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尽管对建立学生的申诉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在具体落实中还没有进一步细化、完善。学生申诉有关制度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影响学生实现该项权利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

(1)我国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诉讼上的申诉权利，都有明确的受理申诉的机关，而教育法的规定，只是将申诉这一由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具体化为一种非诉讼的学生申诉权利。有关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学校中至今缺乏甚至没有受理学生申诉的专门机构，“申诉无门”的现象十分严重。

(2)教育法规定的申诉范围只限于“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从而难以充分保障学生多方面的合法权益，使大量的有关学生权利的纠纷不能合法地通过申诉渠道得到解决。

(3)缺乏甚至没有规范的可供选择的申诉形式，权利受到侵害的学生不知道如何主张和实现自己的申诉权利。

因此，为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推进教育法治的进程，就必须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二、建立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必要性

1．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学生在违反纪律时，学校可以运用管理权对其进行处罚，甚至可以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将学生开除出校。对学校的行为，即使是违法或不当，学生也不能否认其效力或加以抵制，而只能事后通过各种救济途径加以解决。法律赋予学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学校的教育管理预留了一定的伸展空间的同时，也常常被学校作为寻求其行为合法的依据。学校往往只重视自己的权力，而忽视受教育者的权利。学生慑于不能领取毕业证、学位证，或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等对学生的名誉及将来的就业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后果，往往不敢对抗学校的权力。我们必须承认在依法治校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民主思想、平等观念、权利意识、法治理念在高校管理中尚未完全培植与渗透；由于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学生群体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高校学生权益救济途径及其作用仍相当有限。

2．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增强学生法治观念，开展依法治校的重要途径

通过合法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过程。法治化是高校管理的改革目标和努力方向。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以公办为主、具有福利性质的教育，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不交费或只交一部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管理部门都比较漠视学生的权利，学生习惯循规蹈矩。久而久之，学生自身应有的权利被渐渐地忽视了，这种权利意识的淡薄，直接导致了学生走入复杂的社会后生存与竞争能力的不足。但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缴费上大学的前提下，高校学生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提高，权利救济意识也得到了普遍增强。因此，高校学生如何进行权利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3．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高校处分权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保障

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制度中尚未设定司法救济程序。当受处分学生不服处分决定时，很少能申请进行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最典型的案例是“重庆某高校女学生怀孕被退学案”，该生在学校申诉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认为该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起诉。致使该生不能获得司法救济。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的内部纪律处分与学校给予的行政处罚界定不清，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不属行政处罚，不能使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学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高校处分权也不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使高校成为不受司法监督的特殊主体，学生无法获得司法救济。

4．完善我国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立法规定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处理结论要由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意见，对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法律、法规虽规定学生有“申诉权”、“对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由于仅两个法条对学生申诉制度作出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约，所以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无论是开除学籍的处分或者是警告处分，学生不服处分除了能够提出申诉以外，别无它法。已经在其他管理领域广泛适用的行政复议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等多元、复合的救济方式并没有在教育纠纷解决中被采用，反映出法律救济体系的严重缺陷。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但是，作为一部行政规章，它在解决涉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生受教育权法律纠纷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可行性

1．教育部关于建立学生申诉制度的规定

从制度环境来看，我国已具备建立学生申诉制度的法律依据。《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为了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学校处分失实或失当的侵害，新的《学生管理规定》就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决定程序作了重要的改进。《规定》要求，对学生的处分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

(1)权利告知：告知学生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第59条)

(2)机构设置：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第60条)

(3)人员组成：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第60条)

(4)受理范围：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第60条)

(5)申诉时效：

校内申诉：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第61条)

申诉复查：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第62条)行政申诉：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第63条)

申诉答复：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应当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答复。(第63条)

(6)申诉期限：从处分决定或者复查决定送交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学校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第64条)

2．关于建立学生听证制度的规定

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前应听取意见。它渊源于英美普通法上自然正义观念的听取两方面意见之法理。所谓听证指的是权力主体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给相对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并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听证制度原只适用于司法审判，后逐步推广应用于立法和行政领域。由于教育法的授权，使得本不是行政机关、不享有行政执法权的高校成为授权行政主体，高校与学生的部分法律关系成为准行政关系，因此听证制度在高校管理中的引入也就顺理成章。新的《学生管理规定》中“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人的陈述和申辩”之条款的设立，为在高校学生处分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提供了实施依据。

四、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1．建立和健全学生申诉制度

学生申诉制度是一种特殊的非诉讼权利救济制度，即学生维权的准司法程序制度。根据受理学生申诉的部门不同，可以把学生申诉制度分为行政申诉制度和校内申诉制度。学生或其监护人认为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了学生合法权益时，适用于校内申诉制度；学生或其监护人认为学校侵犯了学生合法权益或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时，则适用于行政申诉制度。

学校应成立专门的申诉机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在组成方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学生对校方的各种处分认为有违法或不当并损及学生个人利益，可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学生对申诉处理委员会作出评议决定后不服，可向学校再次申请评议。评议决定作出后，除退学、开除学籍、勒令退学评议决定可提起行政诉讼外，其它各种评议均为终局性的评议决定，该决定一旦生效，当事人必须履行，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建立和健全学生听证制度

听证程序的实质与要义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和内在体现。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听证所蕴涵的公开、参与、民主等价值构成了程序法治的生命源。其对行政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听证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于实体结果的程序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当代法治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学校作出处分决定前通过增设听证环节，给予学生申诉的机会，与在学校作出处分决定后通过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给予学生申诉的机会相比，其维权效果更好，有利于避免事后矛盾的纠缠、积聚。理由是听证环节的设置，将确保校方在作出处分决定前能充分听取当事双方的陈述、申辩、质证，达到“兼听则明”、“惩前毖后”的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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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法律；权利；法律责任；立法；执法

在现代社会中，师生关系已经不是人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师道尊严”关系。因为这种认识既不符合现代的法治精神，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改革以来，依法执教尽管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绩，但教育法律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相关部门和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努力才能促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只有强化教育法制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执教的政策，我国素质教育改革才会走向成功。因此，为了深化教育法制建设、完善教育法律，有必要对我国教育法律进行扼要地研究与分析。

一、现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教育法制进程的加深，现行教育法律中存在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制约教育改革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教育兴国一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发展的基本国策，这就把教育法律摆在了一个极为特俗的位置。教育行业作为一个特殊领域，又面临着一群特殊群体，如何利用法制手段规范教育问题、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和困境。

目前，教育法律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还不能满足现今教育工作的实际要求。从教育立法角度考虑，教育法规结构不够完善，即相关法律法规原则性表述较多、可操作性较差，且修改不及时。例如《教师法》中对于教师的工作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关于师德和行业自律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从教育执法角度考虑，在教育法律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尤为普遍。例如，体罚是教育法律明令禁止的，可是某些学校的教师还是对部分学生实行体罚。一旦发生误伤等安全事故，事故查处能力低下、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非常严重；从司法角度思考，与教育法律相配套的规章制度跟不上或不完善，不利于教育法律的落实与执行。当教育法律的权利无法保障时，缺少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和途径；从法律监督角度考虑，我国教育法律在执法过程中缺乏较为严谨的法制监督体系，缺少较为详细的实施与落实细则，导致执行不到位，做不到有法可依。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一时一刻的，而在教育法律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因而其完善与发展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二、教育法律权利

教育法律明确规定了关系主体的权利，即受教育者、教育者（学校和教师）及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权利。在我国，每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且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而教育法律就是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依法保障。由于受到经济贫困、人为因素等影响，导致某些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为了使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能够得到保障，我国已经规定了权利救济的制度和规范，例如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在政策上给予一定扶持和优惠。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规范权利救济的途径，例如资金的来源、资金的管理部门及扶助的方式等，以致于救济制度落实不及时、不到位。因此，应当进一步在权利救助途径上下苦功夫，以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上段内容已经分析了受教育者的权利及保障途径，下面将扼要阐述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学校及教师的权利。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在不同的教育法规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利，但总体来讲主要是为教育政策、方针的贯彻和执行而负责，监督及规范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行为等。对于教育者而言，主要包括为受教育者提供规范的教育活动，不得以不合理的理由和手段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等。

三、教育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研究的主要是该不该承担责任、由谁承担责任、怎么承担责任的问题，且法律责任实现的方式有补偿、赔偿、恢复原状、赔礼道歉及单纯否定性评价和仲裁等内容。任何一种法律，倘若失去了法律责任的承担，也就失去了权利保障。在教育法律中受教育权利是受教育者的主要权利，任何人不得以非法手段剥夺，而这种权利需要教育法律责任的保障。完善教育法律责任是解决现行教育法律中存在问题，杜绝及较少体罚等教育事故发生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为了合理解决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详细论述教育法律责任的完善方式。

要想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责任就需要解决和弄清楚以上三种问题，就需要明确教育法律中存在的关系，即教育行政机关与教育者的关系、教育行政机关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教育法律责任完善也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从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者关系考虑，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从属关系，因此教育者的教育行为应当遵从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和方针，根据其下达与颁布的法律法规制定学校规章制度、置备教学设施、聘任教学老师、设置办学宗旨等内容，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保证在教育者层面上具有良好的教学环境。第二，从教学行政机关与受教育者关系考虑，政府部分应当充分结合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从立法、执法、司法等角度完善教育法规。第三，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考虑，学校和教师必须充分保证学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同时学生也不能实施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四、结束语

我国的教育法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完善，仍然在立法、执法、司法、监督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严重影响着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针对当前教育法律面临的主要问题，相关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应当在权利保障和法律责任实现等方面做进一步努力，才能从根本上完善与发展我国的教育法律，促进素质教育改革的顺利运行，积极落实教育兴国的发展战略与国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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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生权利 司法保护

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可以理解为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高校代表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其对学生的管理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为了高校自身的利益，其所行使的管理权具有公法性质。同时，高校与学生法律地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因此，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公法性质的关系是要有法律的监督，须接受司法审查。我国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客观上有其特殊性。我国的行政法沿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这一概念，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权力与服从”，使得高校成为法律不能触及的“国中之国”，不利于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便于司法审查高校的管理行为，但是不利于保护高校教育必需的自主性管理权。

（三）民事法律关系。普通高校和学生首先分别作为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特殊的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这使得高校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权力化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民事法律关系从表面上强调了高校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推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就是将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说成民事关系。单纯地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认定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不利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

（四）教育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能否用教育契约的观念来认识，尚存争议。有学者提出，应当用教育契约的理论重新构建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高校是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法人，高校与学生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契约关系中，强调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把高校和学生作为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权力约束的关系。

综上学术争鸣，笔者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支配与隶属的关系，维护学校管理的权威性，但也有条件地承认法律对学校权力的制约，即当学校的行为对学生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时，学生可以就受到侵害了的权利诉诸法律。二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平等的关系，重视对学生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将学校的管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充分保障学校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两者理论各有利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学生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途径

对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救济手段予以救济。救济手段主要有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和宪法救济。行政诉讼救济主要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民事诉讼适用于平权性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宪法诉讼救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形式，是以上两种救济手段的有益补充，主要针对那些通过一般法律和手段无法得到救济的遭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利施以特殊的法律援助。以下就具体的救济方式予以一一阐述：

（一）大学生权利的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活动。大学生权利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取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在诉讼主体适格方面阻碍最大的当属公立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受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特别行政关系不能寻求司法救济，最多只能寻求内部申诉渠道予以解决。但随着特别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实行特别关系理论国家司法实践中成功尝试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和做法也逐步趋同，公立高等院校作为公务法人的一种已经被公认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特别是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确将行政诉讼法被告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使学校等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被确定为法定行政诉讼的适当被告。

（二）大学生权利的民事诉讼救济。如上所述，大学生权利受到行政机关或公立学校侵犯时，大多是由于双方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型教育行政关系，学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双方属于平权型关系时大学生权利受到与他相平等的学校一方主体侵犯的情形，此时，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该类案件主要包括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纠纷、接受委培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公立教育机构)与委托委培单位或个人之间的教育纠纷、公民与公民以及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教育纠纷。比如，在委培法律关系中，双方以意思自治为前提，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以等价有偿为特点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关系。如果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以违反契约方式侵害约定的受教育权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救济。值得一提的是，在平权型教育法律关系中除了校生之间以契约为依据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而以违约责任方式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外，对学校以外其他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侵害大学生权利的，也应通过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责任的方式矫正、恢复、补救被侵害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的宪法诉讼救济。教育领域的宪法诉讼救济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立法机关的教育立法，以及对现有教育法律和政府关于教育事业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就审查结果作出合宪有效或违宪无效的判决。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实行。我国法院体系中还没有专门的宪法法庭或，普通法院也未被赋予违宪审查权。实际上，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法律法规处于分散零乱的状态，各校规章制度也多以管理为名自作主张，侵犯人权。宪法诉讼对于理清教育法律法规间的关系，使整个教育法体系在宪法的领导下达到高度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对侵害大学生权利的行为直接适用宪法规定进行司法审判。众所周知，我国法院判决多以部门法条文为依据，但大学生权利中的重心――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教育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及保护方式。实际需要与法律缺位的矛盾必将促使权利受害的大学生直接依据宪法提讼。早在2001年，对于轰动一时的“齐玉苓诉陈晓其冒名顶替上大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经反复研究，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明确指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一做法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同时也为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提供了更广阔的途经。

参考文献：

（1）薛贵滨：《论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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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和谐校园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保护大学生权利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应有之义。然而，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大学生将母校告上法院的事件说明随着学生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与提高，高校管理过程中的权力与权利冲突也日益显现。在依法治校的导向下，高校管理工作应树立起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意识，切实尊重学生权益，构建起多元化的权利救济机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创建大学和谐校园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一个幸福、公正、和谐的社会将为和谐校园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创建和谐校园将直接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

一、传统高校管理的权利保障不力

和谐社会理念提出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是法治，所以法治是社会和谐的灵魂与根本保障。同理，和谐校园也是建立在依法治校的基础之上。而依法治校的根本逻辑就在于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利。这也就是说，高校一方面有权依法制定管理规章制度，并依照这些规章制度对学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高校也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权利。新时期的高校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具有法治与纪律意识的创新型人才。而法治与纪律意识的培养又是一个环境熏陶的潜移默化过程，它需要管理工作依法进行，从而使学生在服从管理和权利被尊重过程中感受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蕴涵。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立足国情，赋予了大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为这些权利的实现提供了诸如申诉、起诉等救济机制。n}

从高等教育的目的来说，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权力是权利的后盾，高校管理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应当是保障大学生权利得以实现的最有效的工具，当高校权力依法正当行使时，其价值是保护大学生的根本利益。但是近年来大量出现的高校学生因学位、学籍、学费、纪律处分等原因诉高校诉讼纠纷案，其实质是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权利之间的争议，是高校依法行使管理权却不能与大学生权利和谐统一的例外，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的一种噪音。高校管理过程中侵犯学生权利的基本表现有:

(一)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宪法性权利，是基本人权之一。保护学生不因学校的教育和管理行为而使其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是学校的法定义务，也是对学校管理最起码的要求。不容回避的是，现实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侵犯大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如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人学的不平等;擅自更改考生志愿，侵犯学生受教育的选择权;对考试作弊学生加重处分等级，甚至取消学生的学籍;等等。

(二)侵犯学生人格权。人格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在高校管理普遍存在追求统一效率、缺乏个性关怀的倾向下，学校对涉及学生的个体利益，包括学生隐私、个人尊严、知悉情况等的关注和保护比较薄弱。

(三)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及其他借口，不顾国家的禁令和学生的权益，巧立名目乱收费;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的逐步推行，学生的缴费住宿没有得到相应的设施与服务;有些学校甚至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

(四)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大学生享有要求学校对自己的学业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在完成相应的学习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从现有学生诉学校的案件中可以看出，高校存在着违背客观事实及教育法律法规、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成绩作出不实评价的情形，如许多高校将本科生的毕业资格或学位资格与大学英语四级统考成绩挂钩，或强行规定:“行政‘记过’处分的学生毕业时不能得到学位证书。”《教育法》第22条和《高教法》第58条也规定:学生的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的发放条件与“学术水平”“成绩合格”“修满相应学分”有关，并无其他的前置条件，与违纪行为相关性不大。

(五)无视学生的参与权。长期以来，高校在其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废止过程中，多数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和其他学校的经验做法，结合本校实际单方面地作出规定并组织实施，几乎没有学生的参与，缺乏公示性和民主性，大学生对学校公共决策事务、教学管理事务的参与权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保障。

二、高校管理中权力与权利冲突产生的根源

i传统学校教育管理的绝对权威

传统学校的教育管理权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的权利，这是基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管理与服从的不对等的教育法律关系而言的。这种关系的存在深受“特别权利关系”理论的影响。当事人不得利用普通的法律救济渠道寻求法律救济。行政机关可以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直接根据自己管理的需要，规章或指示命令，安排和规范这种关系，不受法律约束。根据我国的《教育法)，学生除依据其第42条第4项的规定，当“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时，可“依法提起诉讼”外，在具有特别权利关系特征的学校管理关系中，亦缺少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长期以来，高校基本上处在一种无讼的状态下。人们一般习惯性的认为，高校对学生的奖惩是高校理所当然的权利。很多学者认为这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特别权利关系理论的影响。再加上中国的传统，自古以来，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师生关系都是一种不对等的管教关系。基于此，学校天然拥有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权力，学生对学校的管理应服从和遵守。这是传统上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基本点。特别是在教育国家化后，管教权从父母手中的一种私权转化为国家掌握的一种公权，学校作为国家教育权的实施者获取了管教学生的绝对权威。

2.学生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与提高

随着中国的整体的法制建设的发展，中国的法制已经进人对人的权利进行确认的时代，整个社会法律意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人性的尊严正在从一种潜在的需要迅速成为显性的需求，作为教育的主体—学生更是越来越追求教育领域中的人的权利平等，越来越看重人的选择自由，也越来越重视教育活动中对人尊严的确认与维护。浙江大学学生权益服务中心在2000年”月对5000余名在校学生进行了学生权益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没有了解学校各方面政策的权利，应提高学校工作的透明度;学生应有参与协商、制定“综合记实考评”的方法的权利;学生应有投诉、申诉的权利;学生应有自由选择学习科目和任课教师的权利等。这些均表明学生的权利要求逐步提高，权利范围也将逐步扩大。此外，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高校在向大学生教育收费的过程中同时形成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使大学生向有着绝对权威的学校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更加理直气壮。

3.教育法制与教育体制的缺陷

近几年来，以《高等教育法》为标志，高等教育从无法可依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使高等教育中的重大问题和高校管理的重要方面有了法律的依据和保障。但是，目前这些法律还均属于宣言性立法，条文过于原则，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范较少，学校、老师、学生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三者各自的权利、责任尤其是学生的责任和权利不明确。而相关配套法律迟迟未能出台，一套完备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远未建立，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时不时地陷人被动和无奈境地。由于高校权利不明确，学校根据人才培养和学校具体管理实际需要制定的相应管理制度，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旦学校与学生对簿公堂之时，学校难免面临败诉的难堪局面。

三、树立权利本位，构建和谐校园的基本思路

1.坚持依法治校，树立法制精神和维权意识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树立法治精神和维权意识，体现对人的尊重与关怀，创造体现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让青年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的潜移默化中，逐步培养现代法律意识、树立民主法制观念、养成守法习惯，提高依法保护自身权利、参与学校和社会事务的能力，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受教育的权利，鼓励学生积极维护自身的权利，切实保障和维护学生与受教育权相关的各种正当权益。

2.疏通学生权利主张渠道，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实现

《高等教育法》第53条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权利的主张要素，“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就无权利”，得到法律救济也是学生的一项基本权利。学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学校为其接受教育提供一定的条件，并有在受教育权利受到侵害时申请补偿和救济的要求权。因此，高校不仅要在规章制度中载明学生应享有的权利，还要提供实现权利的行政或司法途径，疏通学生权利主张的保障渠道。管理者在实施自主管理行为时，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与职责，按照科学、合法、严格的程序机制，通过正当程序控制管理过程，形成公平、公正、公开、效率原则的行政程序和法律秩序，将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事项的办事程序、规则和信息公开，将监督的方式和途径公开，更好地接受师生和社会的监督，以使保障学生权利的措施能积极有效地得以落实，从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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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师权利　法律保护　法律救济

一、教师权利的法律保护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对现阶段教师的权利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主要包括了教育教学权、科学研究权、管理学生权、获取报酬权、民主管理权、进修培训权，等等。上述权利作为教师不可剥夺的法定权利，其实现不仅有赖于权利主体的积极作为，而且需要义务主体，尤其是政府积极创造条件为其提供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障。从法律保障方面来说，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实体法对教师权利的保护

    实体保障是指以成文或判例等不同的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教师的权利。我国教师的许多权利是有法律保障的。除了《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也规定“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外，还有许多根据《教师法》分则中的相关内容制定的教育行政法规，如国家专门制定、为保障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为防止教师资格认定和聘任过程中侵犯教师权利现象出现的《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认定条例》以及《教学成果奖励条例》、《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奖励暂行规定》等。

    除了以上专门的教育法律，教师还可援用其他法律作为保障。如:《宪法》，它是教师权利内容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教师某些权利受到侵犯时甚至可以追究“违宪责任”;《民法通则》，它对教师的合法收人、人身权利具有明确的保障作用;《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它的一些条款规定同样适用于教师。

2程序法对教师权利的保障

    如果仅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那么实体法赋予教师的各项权利就无法实现;当其受到侵害时，也无法获得法律救济。程序法必须密切配合实体法才能最终保障实体法所赋予教师的各项权利真正得到实现。程序保障包括教师权利受到损害时有关法律责任追究的规定及法律救济。

    教师的权利保障离不开责任追究，我国的相关法律已明确了这一点，如《教育法》第81条，《教师法》第22,35 ,36,38条都规定，对侵犯教师权益、造成损害的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或追究刑事责任。我国的《民法通则》及《民事诉讼法》、《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及《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分别对民事制裁、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的内容、方法及实施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法律救济方面，《教师法》确立了教师申诉制度。《教师法》第39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这些规定确立了教师申诉制度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保障教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措施。除此之外，教师还可援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等救济性法律来获得法律救济。《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的8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况和《国家赔偿法》第3 ,4条对行政赔偿范围作出的具体规定，同样适用干教师。

二、教师权利的法律保护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我国对教师权利的保障无论在实体法方面，还是在程序法方面都还显得比较薄弱，以至于现实生活中教师权利受损以及受损后得不到法律救济的现象屡屡出现，造成了教师职业安全感降低，精神和工作压力增大，助长了教育领域中的不正之风。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教师的法定身份不明确，与学校的法律关系仍未确定

    由于相关的法律不完备，不同的法律条文及不同的解释对教师身份的认定不同，导致了教师身份不明，与学校的法律关系不确定。改革之前，教师是“国家干部”。随着人事制度的改革，教师被重新确认为“国家公职人员”，二，但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教师法》第3条又明确了“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对教师身份的不同认定影响了教师与学校关系的确定。目前，第一种观点认为，学校和教师之间构成平等主体之间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2第二种观点认为，学校和教师之间仍主要是隶属型的行政法律关系;一第三种观点认为，学校和教师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确定教师法定身份及与学校的法律关系是教师工作保障的重要命题，它们直接影响到教育行政机关对教师的管理方式，教师享有的权利以及教师起诉的可能性和司法审查的方式。这两者不明确，常常使教师在发生纠纷时投诉无门，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和充分的保障。

2教育立法数，少、层次不高

    对于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权力的授予、运行、制约及责任承担等问题，我国法律都缺乏明确的规定，这是造成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滥用权力、侵犯教师权利的又一原因。同时，我国教育法律从立法模式上说，属于“责任立法”，强调违法责任的追究而忽视权利受到损害时的救济。例如，《教育法》和《教师法》等法律都列有“法律责任”一章，也规定了其他主体违反法律规定时的责任追究方式，但没有具体规定教师法定权利受到损害时应寻求的法律救济方式。这种“责任立法”模式不利于教师权利的保护。

    近些年来，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有了较大进展，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法体系已初显轮廓。但由于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6部教育方面的法律、十几部行政法规，其余则是大量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立法数量少、层次不高。其中有关保障教师权利的部分和与《教师法》配套的法规更为单薄，且缺乏系统化和操作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关于保障教师权利的立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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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工作；法律问题；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025-02

目前，全国高职院校共有一千多所，超过了全国高校的二分之一，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学生管理工作是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工作，随着高职院校改革的深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学生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也日渐引起关注，并需要有效解决。

一、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的法律问题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在改革的进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明确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可能存在或者实际存在的法律困境，既是顺应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依法治班的要求，也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管理工作的要求。

1.理论层面：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缺陷。①缺乏系统性，高职院校是一个特殊的大学生群体，高职院校的教育偏重于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对学生工作方面的管理规定，高职院校相对而言，缺乏统一、完整、有序的理论体系。当前，除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对大学生管理有普遍性要求的基本法律外，缺乏一套健全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导致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规定往往只是以零散的文件下发给各个系，有些甚至是学校出现相关问题后，以一种事后救济的方式对学生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出规定，这样很难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学生管理规定。②欠缺可操作性，很多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规定属于粗线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粗陋，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范不够具体，对学校、教师、学生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得不明确，导致学生遇到侵权时，往往不能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抑或学校碰到学生将其告上法庭时，往往显得束手无策或者难以接受。同时导致学校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很大，如高职院校对学生做出开除学籍或者勒令退学的处罚，学生管理规定对此往往缺乏听证程序的规定，有的学校即使有听证的规定，也只是一带而过，在具体应用时，可操作性很弱，很容易侵犯学生的正当权利。

2.实践层面：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侵权。①学生人身安全保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这类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一是因学校的管理行为所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这类事故通常发生在教学过程中或者学生宿舍中；二是学校场所内的其他非学校主体对学生所造成的伤害，例如学校内小卖部的食品经营者出售不合格的食品所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三是学生与学生之间所引发的伤害事故，例如学生之间的打架、斗殴等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事故；四是意外、偶发性事件，例如不可抗力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以及学生自残、自伤、自杀等行为造成的伤害等。这类问题涉及的学生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目前处理这类事件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教育部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②学生人格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学生人格权中的隐私权是近些年来学生特别关注的权利，学生管理工作如果不能较好地处理学生工作需要与学生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学校很有可能要吃官司。有的学校为了监督和管理的需要，侵犯学生隐私权的事件也不少见。2003年8月，上海一名大学生因高中母校公开播放他与女友在教室接吻的录像，因此将母校告上法庭，成为全国首例因侵犯学生隐私母校的案子。学生管理工作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权，例如学校对经济特困学生的资助工作，既要严格审核这些学生是否符合资助的标准，又要兼顾保护这些经济特困学生的信息。

3.教育管理行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不当的教育管理行为，很容易造成对学生正当权利的侵犯。一是学生管理制度。如《奖学金评比办法》、《宿舍管理条例》，一般都是由学校主管部门酝酿拟定，制定前很少倾听学生的真实想法和征求学生的意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公平、公开、公正程度未得到完全保证，个别学生的权利很可能会受到侵害。二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由于学校管理规定的原则性和模糊性，学校的各种决定有很大的弹性。如学校对违纪学生的处分，尤其是开除学籍或者勒令退学的处分，没有听证程序的规定，学生往往没有申诉、辩解的机会，这很可能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

二、应对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策略

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导致的法律纠纷频频出现，关于高职院校的诉案也逐渐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因此需要在熟悉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同时，提出应对策略。

1.完善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规定。①健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规定，高职院校应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制定统一、完整、系统的学校规章制度和各种实施条例，要树立依法治校、依法治班的观念，切实依法管理学生，杜绝单纯以行政手段支配学生、命令学生。要健全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学生行为规范》、《奖学金评比办法》、《宿舍管理条例》等，在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要贯彻民主精神，倾听学生的真实想法，让学生的诉求得以表达，吸纳一些可以采取和推行的意见，从而使制定出来的学生管理规定既体现学校的人文关怀精神，又体现学校依法管理的工作作风。②细化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规定，原则性和模糊性的学生管理规定为学校滥用学生管理职权提供了空间，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为规范高职院校依法行使学生管理职权，高职院校应细化学生管理规定。明确高职院校对学生的管理权限，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以及怎样管；明确学校、教师、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减少学校行使学生管理权力时的随意性。例如学校对学生的奖励规定，要细化认定奖励资格和具体办法的操作步骤，减少实施过程中学生的不满甚至抱怨；学校对学生的处分规定，要在《违纪学生处罚规定》中细化各种处分，尤其是开除学籍或者勒令退学的处分，要有听证的规定，并要细化听证程序，给予学生申诉、辩解的机会。

2.设置专门的学生纠纷解决机构。①成立专门的调解机构，随着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学生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案例不再稀奇，高职院校成为被告也不再是鲜见的事情。但是，从诉讼效果来看，这类纠纷通过诉讼的途径，往往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而且整个诉讼过程的时间拖得太长，这种司法救济在实践中或许并不是最佳选择。高职院校面对这样的挑战，可以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巧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既可以减轻学校和学生的诉讼负担，又可以更高效地解决问题。从国家最新出台的《人民调解法》来看，我国也非常重视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学校专门的调解机构要负责完善校内申诉的程序，让学生知道到哪个主管部门申诉以及怎样申诉，这也是充分发挥调解作用的前提和有效途径。②建立专业的调解队伍，高职院校成立专门的调解机构解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这需要考虑调解机构的队伍建设问题。调解机构的队伍建设问题关乎工作成效，学生管理工作中的纠纷尤其涉及法律问题的纠纷，让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和法律实务经验的人来调解会更合适些。因此高职院校在招聘此类工作人员时，应该倾向于招一些有一定法学专业背景的人承担此机构的工作，这样既可以更好地用法律的眼光依法处理和审视事件，又可以更好地树立调解的威信和认同感。专门的调解机构，要加强分工合作，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要认真研究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现状，完善校内救济制度即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让学生知道如何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救济。③完善配套的权利救济，学校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时，学生有权知悉对其进行纪律处分的事实、证据以及处分依据，有权就纪律处分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进行申辩。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在合法权益受到可能的侵害或者实际的侵害时，依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有关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诉理由，请求处理或者重新处理的制度。学生申诉制度是权利救济制度之一，一套完整的权利救济制度能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提供切实可行的保障，也是最大限度发挥调解作用的前提和有效途径。因此，要完善配套的权利救济，明确赋予学生某些程序性权利，如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等，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调解的作用，解决学校与学生之间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1].论高校学生管理向法治化模式转换的必然性[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7）.

[2]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郭文才，王晓岚.大学生怒告母校――高三时与女友亲吻校台播放[N].新闻晚报，2004-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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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学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学生维权意识的增强，高校管理权和学生权利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而后者时常处于失位状态。高校在行使管理权力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学生权利。以学生权利为本，实现权力和权利二者的制衡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学生权利；高校教育管理；管理权力；权利本位

教育理论认为，高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具有基本的自理能力、自治和独立生活能力，同时也在于使学校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使教学工作有一个正常的秩序，使学生在学校中能愉快地学习，健康地成长。”[1]高校有管理学生的权力，也有对学生负责的义务。高校的教育管理需要一种能够引领管理工作良性运行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不是学校管理的权力本位，也不是学生的义务本位，而是学生权利本位。

所谓“学生权利本位”是指学校在对学生的管理工作中，必须坚持以学生权利为本，注重并保障学生权利的实现，加强制度建设，以防止学校权力的扩张，健全学生权利的救济。[2]学生权利本位是以人为本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要求，是依法治教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高校管理民主化、法制化、人性化的动力。高校行使教育管理权对学生实施管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最大多数学生的权利。但现实中，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失衡的现象屡见不鲜,树立以学生权利为本位的高校教育管理新理念迫在眉睫。

一、学生权利失位的表现及原因

高校对学生行使管理权是为了实现学生的各项权利。俗话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高校行使管理权时往往和学生权利产生冲突。概而言之，学生权利失位是指不断扩张的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失衡，其表现是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和限制。

高校管理权侵犯学生权利的类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学生的实体性权利，如受教育权、人格权、姓名权，财产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另一类是大学生的程序性权利，如知情权、申诉权、听证权、诉讼权等。通常第二类的侵权行为更为严重一些，近些年的大学生状告母校案大多是由校方管理权侵犯学生程序性权利而引发。

高校管理权对学生权利的限制主要表现在校纪校规的施行上。部分高校的校规存在违反上位法规、超越上位法规、缺乏程序性救济措施等问题，使得高校校规成为学生权利实现的最大障碍。[3]

造成学生权利失位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从学校内部看，高校管理秩序失范。

部分高校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仍没有将依法治教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真正确立起来。高校在行使管理权时,内部的管理秩序和监督机制尚未达到规范化、制度化的标准，无法实现有效的监督,高校学生管理权的滥用也就无法避免。由此一来，高校管理者很难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缺乏对学生权利的尊重。为了方便学校管理，高校中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校管理权力而轻视学生权利的现象，例如，高校制定的校规校纪有些是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甚至有些高校擅自增加学生义务,限制甚至剥夺其合法权利。

（二）从学校外部看，程序性救济途径缺失。

高校的教育管理存有“重学生实体性权利，轻学生程序性权利”的倾向，而学生的程序性权利更易受到侵犯和限制。针对这一问题，已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存在滞后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修订不够及时，明显的法律缺陷和漏洞未及时弥补，保障学生程序性权利的立法仍是空白。例如，《教育法》的第42条第4款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权利，但是对于行使申诉权的具体程序没有在其他立法中出现。而且绝大多数高校并没有设置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学生的申诉权如同虚设。

二、学生权利的复位――基于学生权利本位，实现权力和权利制衡

高校学生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实质上二者的目标一致，即为了学生的发展，所以实现二者的制衡是可行的。以学生权利本位为依托、构建合理的制衡机制，是学生权利复位的必要条件，针对其失位的成因，可以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方面入手。

（一）学校内部制衡：增强学生权利意识，规范学校权力行使。

对于大学生本身而言，要理性看待学校管理权的行使。高校教育管理活动是履行国家教育权的职务行为，大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在校期间就必须接受高校的管理。同时，大学生也要正确地认识自身权利，不断增强权利保护意识，以应对学校的侵权行为。

学校方面要真正建立依法治校的行为规范，在行使管理权的同时，明确自身的义务，切实尊重学生的权利。学校应完善相关的规定规章，创建科学的监督机制，实现管理活动的制度化和人性化，以规范权力行使行为和保障学生权利主体地位。学校还须积极关注学生的诉求，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在校内成立专门的机构部门，并安排相关的工作人员负责受理学生的诉求，以实现民主化、法制化、人性化的现代管理模式。此外，学校还应为学生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培养提供支持，引导他们合理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二）学校外部制衡：完善教育立法，加强监管力度，拓宽救济途径。

1.完善教育立法。较之以前，我国的教育立法已日趋成熟,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当前,造成高校滥用权力、侵犯学生权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教育立法对高校权力的授予、运行、制约及责任承担等问题均缺少法律规定。高校行使的管理权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针对仍存有的法律盲区，有必要在《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立法中将有关学生权利条款的内涵和外延具体化、细化。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高校学生权利的地位, 使教育管理的每一项活动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加强监管力度。在高校实现依法治教的进程中,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既要确保高校管理权的实现,同时也必须对高校管理权的行使给予必要的约束和限制。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敦促学校完善其规章制度，出台保护学生个体权益的规范性文件，确保它们与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而不能相抵触，真正实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对于存在的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校内规章制度应废止，有关学生管理的规定应及时向学生公告,且向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其指导、检查和督促。

3.拓宽救济途径。“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英国谚语）任何权利在受到侵犯时都必须有救济，权利的确认主要取决于实现权利的过程，而有效的救济途径便是权利实现的保障。学生权利救济是学生权利实现必不可少的程序化机制，社会应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救济途径，在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发生冲突时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针对高校的教育管理行为，有关部门应明确学生权利救济的行政或司法途径，确保学校管理行为的可审查性。多元化、多层面的学生权利救济途径有助于全方位地保障学生权利的实现。对于这一点，我国可以根据学校实际，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经验，推行学生事务公开，完善听证制度、校内申诉制度等，并且畅通教育行政复议途径，引入教育仲裁机制，在明确司法审查范围的基础上,允许学生提起教育民事诉讼、教育行政诉讼、申请教育行政赔偿等。

参考文献：

[1]萧宗六.学校管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70.

[2]赵杨，吴留戈.以学生权利本位为视角谈高校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教育与职业，2010,(1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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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 侵权行为 法律救济 服务承诺机制 学生自治

一、学生管理中侵权行为发生的诱因

1.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建设不健全不完善

目前与学生管理和学校法律救济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建设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具体的操作机制和细节问题明显跟不上学生管理侵权的实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其相关行政法规体系为学校的稳定发展和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学校学生管理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教育教学中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现行的学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考验，而针对这些新问题在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并不能找到很好的解决依据和办法。同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教育教学行政法律法规体系中普遍存在着轻程序、重实体的问题，即程序性、操作性的规范较少，可操作性不强，过多的宣言性言论和较少的程序性使得现行教育行政法律法规对学生管理中的诸多法律问题不能给予很好的界定，这样使得学生在学校管理中普遍地处于一种权利弱势地位，为学校学生管理中的和侵权行为的发生埋下了众多隐患。

2.学校的学生管理理念不科学

传统的以权力为本的理念和模式对于学校学生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使得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学校学生管理中学生为本、知识为本的理念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推广。学生管理与学校教学活动相比其受到这种管理理念的影响更大、更深，在各级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其管理运行模式和理念与政府行政机关相比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管理组织结构存在着明显的金字塔形式。学生管理中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将“管”字定位为学生管理工作的核心，把不出事作为学生管理的核心目标，在具体的管理中将学生视为被管理者、受教育者，强化学校规章制度和管理人员指挥的绝对权威性和纪律性。这种以权力为本的理念使得学生管理工作中对于学生个性和自由发展的意愿根本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极易造成学生的合法权利受到学校和学生管理人员的侵害。

3.学校自身的内部管理和控制不规范

学生管理是学校自身管理的一部分，也是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学校内部管理中管理者管理行为的不规范和管理制度的不规范是导致学生管理工作不规范和学生侵权行为的直接因素。很多学校在管理规章制度建设方面没有一个基本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甚至是一些规章制度建设与国家其他法律法规建设相违背、相抵触。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不规范使得学校及其学生管理人员对于学生合法权利的损害和侵权更加肆无忌惮和理直气壮，也使得学生在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后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获得救济，大部分选择了沉默。学生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落后，对于学生人格尊严不能给予很好的保护，在具体的事务处理中随意而为，完全凭自己的意志和意愿行事，比如有的学校以各种理由拒绝向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就构成了对学生享有公正评价权的危害和侵权。

4.学生管理中相关法律救济渠道不畅通

学生管理中当学生的合法权利受到了侵害或触犯时，其应该有合适畅通的渠道采取一定的救济或去申诉，这是学生管理中学生权益保障的一个重要途径，而目前各级学校中针对侵权行为的救济渠道普遍不畅通，且没有正常的法律程序可供遵循。尽管我国教育教学法律法规中已经开始着手构建了相关申诉救济制度，但其实践中的操作性和效力明显不够，这样学生不能有效地通过畅通的渠道去对学校的侵权行为进行申诉并获得救济，就使得学校对于侵害学生权利的各种行为的后果和法律责任缺乏应有的考虑，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能得到相关司法监察机关的监察、约束和监督。

二、学生管理中侵权行为的防范对策

从法律运行的基本原理来看，没有救济就没有被保障主体的权利，因此构建一个学生管理侵权行为预防的救济机制是学校学生管理中侵权行为防范对策的根本，同时无论对学生而言还是对学校来说加强对侵权行为的事前预防都要比事后控制效益更高、效果更好。本文认为要防范学校学生管理中的侵权行为，单靠学校自身建设远远不够，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包括学校、学生和相关国家职能部门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工作。具体来说应该以学校为主导、学生充分参与同时又有国家相关机关职能部门发挥应有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相关职能部门应该确立学生管理中的依法治理原则和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学校转变学生管理中以权为本的管理理念，提高和增强学生管理中的服务意识，学生应该增强主体的权利意识，要敢于善于同各种侵权行为做斗争。

1.从学校的角度来讲

（1）强化对教育教学质量的监督

受教育是学生最基本的权利。真正地实现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精神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的提升以及全面发展是学生权利最大化的重要体现，因此强化对教育教学质量的监督是从根本上保证学生权利不被侵害的根本。在目前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各种价值观、思想理念等并存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很多学校的发展不正确地走上了规模外延发展道路，而内涵式增长明显不足，使得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方面的投入不足，同时不少教师的教育教学态度和职业责任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都使得学生的教育质量和受教育权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削弱，因而必须强化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监督才能最根本地保证学生的权利不受侵害。

（2）构建和完善学生管理中的服务承诺机制

随着学校学生管理由管控向服务角色的转变，学校应该明确和制定学生管理的具体服务标准、程序和服务质量，为此应该构建和完善学生管理服务承诺机制。目前有些学校的学生管理部门在具体的学生管理和办事过程中存在拖延、蛮横和推诿等态度，造成了学生与学生管理部门之间严重的情绪对立，使得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积压，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为此学校有必要对学生管理部门的管理组织机构、人员综合素质及其思想作风建设进行全面整顿、提高，帮助学生管理工作人员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技能和办事效率，对于各种学生问题的办理构建承诺机制，强调办事的时效性。

（3）实行信息公开

学校学生管理中的信息公开制度是现代学校科学文明民主精神的重要体现，学生管理工作的事务公开和信息透明可以有效地增进学生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最大程度降低或防止学生管理中侵权行为的发生。信息公开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对具体学校事务的知情权，可以使得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可以帮助学生知晓自己是否受到了公正客观的评价。具体来说信息公开可以帮助学生参与到学校的评优评先、教师学生综合测评、学生鉴定、招生录取、毕业鉴定等工作中来并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预防各种侵害学生权利行为和现象的发生。

（4）健全各种信息协调沟通和疏导机制

在目前教育教学机制和考核观念尚未完全转变的情况下，学校对教学质量的片面重视使得对学生的心理特征、思想感情以及情感需求等方面的关注和了解越来越少，这种只重视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情感需求的做法为学校的安全稳定健康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同时学校自身也构成了间接隐形侵权。为此学校应该着手构建和健全与学生进行信息协调沟通和疏导的相关机制，真正地把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贯彻到学生工作中，并通过与学生的信息反馈将学生的思想状态和情况以及实际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及时地反映到学校的相关管理机构和部门，然后结合学校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从而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样不仅利于发现和填补学生工作中的漏洞，还能有效地对侵犯学生权利的各种行为进行纠正。

2.从学生的角度来讲

（1）成立学生自治机构

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成立以学生自我治理为目的的自治机构，在学校统一管理统一部署下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桥梁作用，同时具体执行过程中应该维护学生自治机构的独立性和自治性，使其始终保持学生自己组织的角色，从而更好地发挥联系学生的纽带作用，同时为了更为直接有效地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和最大程度上减少各种侵权行为，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以维护学生权利。

（2）规范化程序化学生参与管理的方式和步骤

学生参与学生管理的程序、步骤的规范化与否将最终决定其参与程度作用和效果的高低，一般来讲学生管理中学生的参与方式可以分为协议、咨询、交涉、直接参与、恳谈以及复决等多种方式，这些具体的形式是学校学生管理中保障学生参与的基本手段，是落实学生参与权利的重要机制，学生通过这些形式和途径对学校学生管理中的具体事务可以行使讨论权、建议权、提议权、投票权、决策权等基本民利。目前虽然也有不少学校建立了学生行使上述民利的渠道，但一般只限于不同意见的表达，而意见能否被采纳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都掌握在学校管理者手中，这个问题应该给予一定的重视。

（3）明确划分和界定学生参与管理的具体事务内容

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管理的实体内容和领域应该也必须给予明确，才能在实践中继续推进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管理的首要内容应该是与学生管理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与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相符合，并且在充分尊重和考虑学生各种权益的基础上来制定;校务会议是学校进行学校管理和重大事务决策的会议，应该采取选举或推荐学生代表的方式让学生真正关心、了解、参与和决定学校与学生管理和切身权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和决策;另外学校与学生管理相关的一些机构、社团或组织应该适当地吸纳更多的学生代表并提高其话语权比重，减缓或降低学生与学校管理人员的对立情绪。

3.从国家相关机关和职能部门的角度来讲

首先从立法机构上说，为了减少学校学生管理中的相关侵权行为和现象，立法机构应该加快制定与学校学生管理相关的基本法律并完善和健全相关的配套规章制度，构建在国家基本法律框架下的独立法律体系，加强学校组织法、学校校园法、国家考试法以及学生管理组织法等方面立法工作。

其次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应该不断地对学校教育教学增加应有的物质投入，减少由于教育资源不足而引起的降低教学质量等潜在侵害学生权利的行为发生;全面加强教育法律法规的执行监督，清理和废止一些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的不符合规定的学校文件，对于学校各种学生管理文件和规章进行规范性的制定、审议、备案和报送;强化学校学生管理中的权力责任关系和追究制度，对于在学生管理中故意或者有重大危害学生权益行为的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一定要予以追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再次，各级司法机关应该把司法救济当作学校学生管理中维护学生合法权利、增强学校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从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构成来看，学校内部学生管理行为及其后果并未纳入到可诉流程机制中，使得学校学生管理中侵权行为得不到法院的立案支持，这就使得学校在学生管理中的权力受不到应有的有力的约束，从而使得即使在学生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情况下也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去申诉和采取相应的机制进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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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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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旭鹏.学生管理侵权预防的法律经济学思考.中国市场，2010（48）.

[3] 汪旭鹏，章红华.学生权益法律保护机制研究.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

[4] 李华.学生管理行为的可诉性研究.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5] 李宁顺.学生管理法治化与大学生权益保护.航海教育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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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 学生处分权 问题 原因 维护

学生处分是指学校根据有关规定对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所采取的一种处罚性措施。根据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高等学校依法享有对学生的管理权，可以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违纪学生做出处分。当学生违反了以上有关规定，学校可视情节的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学生纪律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五种。就学校而言，处分不是目的，而是管理的一种手段，是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学生向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育人目标的必要措施之一。目前，依法治校正逐渐成为治校方略，但是我国教育行政法学的发展相对滞后，学生对处分决定寻求救济的法律规范严重缺失，致使高校学生管理权过度膨胀，学生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学生自身对自己的合法权利不甚了解，维权意识不足，导致自身合法权利在高校不当处分行为中受到侵害。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必须使高校学生处分制度纳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将维护学生权利作为学校工作重点之一。

一、高校行使学生处分权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学生处分权是高校根据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针对在校学生违纪行为施予的否定性的制裁和惩戒，是一种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同时国家赋予高校的管理自越来越大，高校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基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管理与服从的不对等的特殊法律关系，处分权作为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和教育的权力，是一种公权力，来源于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行政权力的再分配，必须根据公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来行使，性质上与民事权利的私权性有根本不同。一个公共权力机关不能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它只能合理地、最大善意地行事，只能为了公共利益的合法目的行事。这一公共属性，关系到高校怎样来行使这一权力，这一权力应受到什么样的监督与控制，以及发生纠纷和争议后的解决途径。如果高校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或者违背法律的规定，或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它的自由裁量性就要大打折扣，应受到政府干预或导致司法审查的介入，这样行政自由裁量和依法行政之间才能达到平衡。明确了高校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后，该行为就像行政处罚行为一样可以适用行政法上的原则和制度，但我国目前关于高校处分学生的制度规范存在诸多问题，学生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和救济。［1］我国的教育立法在学生处分制度方面的有限性或者不完备，导致学校一定程度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加上学校的法治观念和依法管理意识还比较薄弱，易造成学校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增大，出现学校侵权和违法行为，使学生在此种法律关系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处理环节是诸项管理制度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有关学生处分处理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无“法”可依。我国的法律和相关教育法规对学生处分的规定有限，而且有些内容模糊、陈旧，出现新情况就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通知和意见来弥补。(2)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规范性文件必须得以严格遵守，否则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如果对某一校规的适用不具有普遍性，对同一种违纪行为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势必造成不公平，引起学生的不满。(3)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主要表现为制度规定、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缺乏公开性。“法布于众”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学生根本不知道校方有这么一个规定存在，校方就据此做出决定，显然是不合常理的。(4)缺乏严格的程序性。很多学校在处分学生时不遵守程序，这往往留下草率的印象，即使校方做出的决定是慎重的。［2］

二、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1.相关法律规范的滞后和缺失。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从整体上看，内容相对陈旧，立法观念落后。《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等规范于上世纪90年代初实施，是公权力为本位的背景下立法的产物，偏重于管理，忽视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其次，教育法律法规宣言性和原则性条款较多，操作性差，程序性规范少，可诉性弱。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这种缺失导致学生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其实体权利难以保障。此外，高校管理学生的规范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有机体系，高校处分的法律文件很多属于规章，是立法法规定的最低级别的法的渊源，某些教育规章存在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导致实践中行为主体没有统一明确的实体规范而引起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2.高校的校规与法律法规相抵触。

高校行使处分权所自行制定的一些自治规则，是内部管理规定，不属于法的范畴，可视为法律规范的具体实施细则。不同高校各自情况不一样，各高校为其声誉、生存及发展着想，高校管理者从严格要求、严肃学风的角度出发，制定比法律规范更严格的校纪校规，且这些制度明显偏重于管理和约束，学生的权利体现太少，形成了对法律法规的越位，导致了实体的不公正。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与高位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这是立法理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学校无权对学生做出比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更重的处分规定。学校提高对学生的要求，是对学生的一种不利规定，一经制定就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造成对学生合法权利的侵害，违背法治社会的原则和精神。

3.实施处分的行政行为在法律程序上有待完善。

就大多数高校而言，对学生操行方面的违纪由学生处提出处理意见，考试方面的违纪或作弊由教务处提出处分意见，并由主管领导批准，即形成处分决定，中间既没有告诉学生处分的理由与依据，也没有允许学生就事实进行陈述和申辩的程序，甚至连处分决定的送达都没有。诚然，一个处分决定的出台往往经过了层层审批，然而这只是一种行政审批性质的手续或一种权力的等级表达，并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程序。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意味着当事人的知情权、辩护权、申辩权和事后的救济权的落实。通过正当程序可控制管理过程，使权力运行符合法治的规范。

4.学生的权利救济措施不到位。

作为与高校学生处分权相对应的权利救济制度不完善，只有《教育法》第42条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这一规定将学生处分的救济方式限定在申诉范围内，也就是将学生处分制定性为高校内部管理制度，排除了权利救济的司法手段，此规定显然违背了法治原则。该条款“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利，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规定，进一步昭示了除学生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关系外，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事前的救济不到位，事后的救济也没有保障，这其实已构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

三、高校在处分中需要对学生哪些权利给予维护

高校在处分行为中需要维护的学生权利，包括处分对象的自身权利及处分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

对处分对象的自身权利的保护是对学校权力的一个重要限制，学生权利一般指公法权利和私权。学校应注意保护的公法权利主要包括宪法权利(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受教育权。宪法权利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自由、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几类。基本权利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最基本，又不可缺少的权利。私权即民法权利，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两种。财产权是指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人身权是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总和。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以上任何一种权利除法律特殊规定外都是不容侵犯的。学校的规范制度未经法律允许不得强制性地排除学生的上述权利，对学生的处分也必须在法定限度内以尊重学生权利为前提进行。

从处分程序上讲，学生的程序性权利主要有:一是知情权。高校应当将处分决定送达学生，学生有权了解或被告知自己所受处分有关的所有情况，包括处分的理由、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是陈述申辩权。高校对学生进行处分时，应该给学生一个就重要事实表达意见和辩护的机会。学校应当认真听取当事学生的陈述和申辩，并充分考虑其合理的要求和意见。这样做能尽量避免错误的发生，也能增加处分决定的可接受性，确保公正性。三是救济权。“无救济即无处罚”，高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的同时，应当为学生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允许学生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诉和诉讼。［3］

四、高校如何在处分行为中维护学生权利

在法治观念渐入人心的当今社会，高校行使对学生的处分权时，只有通过保证处分程序正当、畅通学生救济渠道、完善高校内部的听证制度和申诉制度、加强管理队伍建设、贯彻依法治教的理念等措施，才能保证该项权力的正确行使，切实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利。

1.保证处分程序正当，畅通学生救济渠道。

高校在处分学生过程中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实施处分权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规定了听取陈述和申辩程序，并规定了处理决定程序以实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高校实施处分的程序是：(1)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人的陈述和申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并没有对听证进行具体规定，但听证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程序，不少高校在实践中都采用了这一程序。(2)依据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高校的校长主持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务会议，处理、决定对学生的纪律处分问题。学校对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应当由校长会议研究决定。(3)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应当出具处分决定书，送交本人。学校对学生出具的处分决定书应当包括处分和处分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对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报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4)对学生的处分材料，学校应当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被开除学籍的学生，由学校发给学习证明。学生按学校规定期限离校，档案、户口退回其家庭户籍所在地。［4］

校处分权行使的任何不当都会损害学生的权利，若学生就自己权利被侵害而无法获得救济，则学生的权利不过是虚有其名罢了。畅通学生救济的渠道，是保障学生权利充分实现的重要手段。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于受处分的学生规定了两条救济途径：（1）校内救济。做这一规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是为了监督学校在处分或处理学生过程中依法办事。实践证明，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保障了学生的民利和合法权利，加强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推进了学校依法民主管理的进程。（2）行政救济。学生如果对学校的复查决定有异议，可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2.完善高校听证制度，保障学生申诉权利。

高校在处分违纪学生的时候，多是凭自己单方面掌握的事实和理由，依据学校的规章制度就直接作出决定，而没有听取当事学生的申辩意见。这样的处分程序没有学生的参与，本身体现不了学生的意愿，无论从程序上和结果上都很难保证公正和合理。为使高校管理趋于民主化、公正化，应将听证制度规定为处分行为的正当程序，听证的含义即听取双方意见。借鉴《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制度，学生应在学校告知后提出听证申请，学校审查决定听证后，应当事先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有关事项；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及说明其他有关事项，调查人员提出证据及当事人具体的违纪事实、进行处分的建议，当事人就针对指控事实有关问题进行申辩和质证，主办调查人员与学生进行辩论，主持人宣布结束之前，当事学生有做出最后陈述的权利；同时对听证会中出示的证据材料、学生的陈述、主办调查情况及辩论等全部过程制作笔录，笔录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听证制度在学生处分过程中的重用作用，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保证了处分程序和处分决定的合理性。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依据《教育法》通过专章明确了大学生的权利和义务，突出了大学生对所受处分的陈述权、申辩权和救济权。因此，在学生处分过程中进行听证，能够听取当事学生的陈述和申辩，可以更加有效、更大范围地利用这种手段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听证过程是一个思想碰撞、内心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充分陈述自己对处分决定的意见和看法。对于学生提出的意见，合理的，可以吸收到最终的处分决定当中，不合理的，管理者也能根据法律及规章制度予以解释。因此，听证过程能使学生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自觉地加以改正。相反，单方面的、生硬的一纸处分决定只能压制学生的行为，并不能从思想上教育和疏导学生。听证过程也同时使旁听的学生受到了生动的教育，通过学校和学生双方的辩论，对违纪行为、规章制度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种身临其境的教育过程所产生的效果是单纯地阅读规章制度所不能比拟的。［5］

根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1、62条规定，各高校已基本上成立了申诉委员会，建立了申诉制度。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申诉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方式，有诉讼上的申诉和非诉讼上的申诉。在此所讲的申诉主要是针对高校学生处分的救济而言，是一种非诉讼上的申诉。从操作层面来看，将申诉作为高校学生处分的救济方式，既有利于有效地化解纠纷，又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因为申诉方式主要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解决问题，便于调解纠纷和维护学校的稳定；既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又能体现“依法治校”的管理理念，因为申诉方式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又依法维护学生的权利。与诉讼方式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申诉是一种更合理、更有效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方式。［6］

3.加强管理队伍建设，贯彻依法治教理念。

目前在依法治国、依法治校的大环境下，不断加强高校管理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特别是教育法制教育，提高高校管理教师法律素质，也是大势所趋。管理教师法律素质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需要教师自觉主动地学习法律知识。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学校要加强组织培训工作。而培训内容既包括国家法律体系构成的基本知识和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知识，还包括教师职业法规知识和有关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今后教师培训工作中法律观念、法律知识、依法管理能力应成为教师培训的一项重要而长期的工作内容。另外培训要结合实际，要把实际管理当中有关常见的、易犯的错误行为和做法融入培训内容当中，这样既有针对性，又能增加培训的生动性和有效性，增强教师的权利意识及对学生维权行为的指导性。

参考文献：

［1］朱孝鸿.高校处分学生的法律问题探讨［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S1).

［2］吴克禄，詹晖.论高校学生处分的法治化和规范化［J］.江苏高教，2004，(4).

［3］姜丽丽，王亚鹏.高校学生纪律处分法治价值分析［J］.理论界，2007，(1).

［4］曾伟，周克军.高等学校对学生施行纪律处分的法律分析［J］.理论界，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