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治理环境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治理环境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政府重视，人人参予。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面宽，情况复杂，单靠某个单位、某个部门是不能达到从根本上治理农村环境污染保护水资源的目标的。政府要高度重视，将其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进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纳入城乡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具体实施，纳入政府和干部目标管理，强化检查督促和考核奖惩。当前，部份农村群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有的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讲究个人眼前实惠，对农村环境污染造成水资源水质恶化漠然视之，甚至以牺牲环境恶化水质为代价来换取眼前的短期利益。因此，一定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使每个公民都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投入到治理农村环境污染保护水资源的行动中来。

二、垃圾定点堆放，进行分类处理。农村群众居住相对分散，倾倒垃圾如果随心所欲，污染范围必然会更广。因此，对垃圾一定要定点堆放。同时，对垃圾要分类处理，能够送到地里作肥料的要尽可能送到地里作肥料，能够回收利用的，要尽可能回收利用，将其变废为宝，尽可能减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保护水资源。各种养殖场排污要达到环保标准，将粪便和其它排污送到地里作肥料，或者结合农村沼气建设，变废为宝，尽可能做到排污零排放。

三、改革农业用粪方式，多用农家肥，少用化肥农药。由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为了减少劳动用工，农村种地施肥以过去的施用人畜粪便和沤制农家肥为主变为施用化肥为主，不但使农村人畜粪便和可以作为农家肥的沤制物成了污染农村环境进一步污染水资源的祸根，而且影起农村种地化肥施用量巨增，导致化肥的残留物在山平塘、水库、石河堰和河道中巨增，污染水资源。由于农村环境污染，加之其它原因，导致农作物病害增多，随之而来的施用农药量增多，也对农村环境和水资源造成严重危害。为了保护农村环境和水资源，应当改变当前农业用肥习惯，把人畜粪便和沤制农家肥作为种地的主要肥料，尽量少用化肥、农药。这样，一方面可减少化肥、农药对环境和水资源的污染，另一方面还可减少人畜粪便及其它废弃物对环境和水资源的污染，同时还能增加和培育耕地肥力，一举多得。

篇2

方法：在用仪器治疗过程中采用健肢引导患肢意念训练法，加强护理，强化训练模式。

结果：分别治疗肩关节2疗程后，肘关节3疗程后肌力恢复意念训练组与常规治疗组比较差别有显著意义。

结论：应用多功能神经康复治疗仪治疗偏瘫患者治疗过程中采用健肢引导患肢强化训练法效果优于常规治疗法。

关键词：意念训练法 多功能神经康复治疗仪 偏瘫患者 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9-0125-02

偏瘫是中风病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大约70%的偏瘫病人丧失劳动和自理能力。严重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和就业能力，也给家属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选择正确的康复方式直接影响病人的康复程度。近年来，多种康复治疗仪的介入使相当一部分病人运动功能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神经功能重建治疗仪是近年来新用于临床治疗瘫痪肌肉的低频电刺激仪，多功能神经康复仪根据肌电转换而来的视、听信号，用意识控制收缩和放松肌肉，具有主动训练的特征，有很好的疗效，通过对治疗观察，大多数患者在每一次30-40分钟的治疗过程中，前十几分钟能积极配合仪器主动运动，对康复充满信心，而后半段时间却无法适从。出现以逸代劳被动接受刺激。使治疗达不到预期效果，治疗完毕后动作遗忘，自身锻炼不主动，近几年来我科应用多功能神经康复仪治疗过程中，采用治疗师指导病人用健肢引导患肢意念训练法，来协同患肢完成整个治疗过程，取得了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 临床资料

针对2009年10月～2011年10月来我科接受治疗的脑卒中至偏瘫病人，根据临床提供的资料和康复仪测得的肌电活动和肌力，我们筛选168例上肢肌力在2--2+级，下肢肌力在3--3+级左右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84人，一组为我们使用多功能神经康复治疗仪治疗同时指导患者应用健肢引导患肢意念训练组，其中男44例，女40例，年龄45-71岁，为意念训练组。另84例为按常规使用多功能神经康复治疗仪治疗。其中男43例、女41例，年龄43-72岁，为常规治疗组。两组患者都在住院病情稳定后即发病后1周至2个月内开始治疗，在开始治疗时肢体活动能力及BI指数，性别、年龄方面差别无显著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在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应用WOND2000F多功能神经康复仪，选择工作模式，用95%酒精清洁治疗部位皮肤，将红、白2个刺激电极片贴于所需治疗肌肉的两端，绿、紫2个记录电极分别靠红、白电极贴放，黑色的电极贴放在肌腹的任意点，屏幕自动显示病人的肌电值，调节给予能使病人肌肉收缩的电刺激，语音提示病人收缩运动和放松运动，治疗仪自动显示病人肌电波形，直观反应给操作者和病人，指导其反复地收缩和放松运动，根据病人的感觉和耐受能力，调整刺激强度。每天1次，每次30-40min，10 d为1个疗程，一般治疗3个疗程。

2.2 中风至偏瘫患者，大多数存在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耐力缺乏或认知障碍等现象，在实际治疗过程中，患者常依赖仪器刺激而放弃自主运动，治疗完毕后常忘记训练动作，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对意念训练组病人采取了由健肢引导患肢意念训练方法，即在治疗过程中，每一个刺激前都有一个主动运动，此时患者在模仿视屏时往往不得法，因此操作者指导患者用健肢做正确的动作同时下意识引导体患肢完成相同的运动，从而加深患肢对训练动作的记忆。治疗完毕，仍指导患者使用健肢示意患肢进行每一个动作的强化训练。还可以指导患者喊出要做的动作名称，如：抬高、放下、向外展、向内收等，这样既能增强患肢的运动意念，同时还能锻炼患者的语言功能。与医生一起制定各关节训练动作，先教会患者健肢动作，再由健肢示意患肢做模仿动作，而达到一定力度锻炼。

3 心理护理

治疗前治疗者应耐心、热情与患者沟通，建立友好的护患关系，鼓励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指导患者要主动积极配合治疗，要求病人根据自己的意念、感觉和想象，主动训练要通过仪器的反馈信号来学会自我控制能力。在治疗后要对本次治疗的表现进行表扬，督导患者继续加强练习引导其应用健肢示意患肢进行训练，要求患者自身形成患肢与健肢的比较训练强化此种训练意识。

4 治疗效果

4.1 疗效判断标准：根据徒手肌力测试，MMT肌力分型标准，两组患者均由同组医师护士分别于治疗疗程结束后进行评定。我们就肩、肘关节进行比较评定。2疗程后肩关节肌力恢复至4-5级为显效，肌力3-4级为有效，肌力2级及以下为无效。肘关节3疗程后肌力恢复至4-5级为显效，肌力3-4级为有效，肌力2级及以下为无效。腕、指关节疗程长未进行比较无显著意义。

4.2 治疗结果（见表）。

由表可见，肩关节治疗2个疗程后意念训练组显效率为92.86%，常规训练组显效率为29.76%，经X2检验（P

5 讨论

神经功能重建康复治疗仪应用的是生物反馈疗法，能准确测出病人不足以引起肌肉收缩的微弱肌电信号，利用生物反馈技术将病人意识不到的自身生物信号肌电值显示在视频上，让病人重新感知自身的生理信号和现存的功能。病人能从显示屏上直观看到自己的肌电值增长，且有动漫语言鼓励病人，使病人在视觉、听觉及肢体感觉方面接受多元的刺激，更能激发病人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病人认知功能的恢复，且具有安全、有效和无创的特点。中风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中枢神经损伤，病情稳定进入恢复期的病人，大多数存在记忆力下降和注意力不集中，治疗前十几分钟一般能仪器节拍进行有效练习，随着治疗时间的加长，有效动会逐渐消停，此时指导患者用健肢完成患肢的训练动作，病人会认为是一种轻而已经易举的事，同时指导病人把意识转嫁到患肢上，形成健肢带动患肢运动模式。治疗后仍运用此模式进行强化训练，操作者要以次日对患者前一天训练动进行测评，并给予鼓励。此方法能更好地为患者解决各肌肉锻炼的盲目性和单一性，给患者带来新鲜感，增强了患肢的训练意识和健、患肢的比较竞争意识。同时为医护人员指导患者肢体功能锻炼寻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促进了患肢功能的快速回复，缩短了康复疗程。

参考文献

[1] 张代远.神经网络新理论与方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1

[2] 缪鸿石，朱镰连.脑卒中的康复评定和治疗[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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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矿山环境治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矿产资源法修改

矿业活动结束后的环境恢复是矿山环境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单纯的依靠矿产资源开发者的矿地恢复义务是不够的。长期以来，我国的矿山环境管理十分薄弱，在国家层面的立法上，矿产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只对矿山环境保护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缺少具体管理制度和规章。本文将从矿产资源法中关于环境问题的立法现状着手进行分析，试析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在法律上予以确定的必要性。

一、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初步认识

1、保证金的含义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矿区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应运而生。目前就我国而言，大多省份已经建立起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较多省份也已经发行了保障金的管理办法，但是在对保证金的定义问题上各不相同。总体来说，保证金是指开矿企业在勘探、开发矿产资源之前向有关部门缴存的一笔资金，在采矿许可证到期时，如果采矿权人按规定履行了矿区环境恢复的义务，政府将保证金本息返还采矿权人，否则政府有权动用这笔资金对矿山环境进行恢复。

2、保证金的意义

首先，可以调动开采者保护环境的积极性。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价值就在于在矿山开采之前提供一定的资金作为担保，迫使矿山开采者产生一种心理负担，自觉的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解决产生的环境问题。如果恢复治理环境任务完成，将返还保证金，大大的调动了采矿权人的积极性。

其次，可以加强开采者的责任感。就现实情况来看，开采者在开采许可证到期后往往置矿山环境于不顾，大多数矿山在闭坑之后环境的恢复工作都是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着责任，而企业作为破坏生态环境的主体却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

最后，可以提高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在现行的矿产资源开采的制度下，相关主管部门需要不时的对企业开采情况进行核查，只有发现不法证据后才能对违规企业进行处罚，许多企业以逸待劳，而少数管理人员也疲于检查，从而导致了执行效率差的现状。而在保证金制度下，企业为了取回预先缴纳的保证金，必须主动向有关部门提供矿区的环境资料以便核查，这就使得主管部门不需要再时时监视企业，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国内实践

从部分省份实践来看，最早出现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颁布的《小型矿山闭坑保证金管理办法（试行）》。随后黑龙江、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也相继了有关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地方性法规并建立起相应的制度。

从国家层面上看，从2000年国土资源部第一次提出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政策措施后，到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可以看出建立起完善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已经成为矿产资源立法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已经得到大力推行，但仍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下几个问题。

1、立法中的缺失

长期以来，矿场资源立法中都忽视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制度，导致了我国矿山环境恶化、 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层次不穷。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大大影响了保证金制度的效果。并且，由于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定，各地对于保证金的认识也都有着不同的差别，对于保证金的性质、征收标准等规定并没有形成一个准确的、统一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了保证金的征收效果。在各地政府认识不清、企业又持消极态度的情况下，势必会造成保证金征收不足的情况产生。

2、法律责任的不严

纵观目前各省份制定的地方性保证金制度的规章，对追究开采者责任的规定并不明确。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对其治理恢复时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如果当开采企业闭坑时并没有达到领回保证金的标准，那么对此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的责任势必会转移到政府身上。此外环境问题通常耗资巨大，若开采者最初缴纳的保证金已经不足以供政府恢复治理环境时，又当如何追究企业责任、治理环境呢？

3、执行力度的宽松

在现实情况中，一些资金雄厚的大型国有企业往往会对环境造成更多的破坏污染，同时一些企业先开采后补办手续的情况也屡屡发生。在企业本身对保证金的认识程度不深，再加之政府为鼓励经济发展忽视环境问题的双重影响下，必然会导致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征收比例低下的情况发生。

三、对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立法建议

采矿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对矿山生态环境造成了一系列的破坏。而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难以应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建立起完善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在矿产资源法中增设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相关内容。

就目前来说，我国保证金制度还处在不完善的阶段，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导致各地有关保证金的性质、目的、使用等各有差异，因此实施起来的效果也是参差不齐。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在矿产资源法中增设保证金的内容，同时扩充采矿许可证的内容，将保证金缴纳与否与采矿许可证进行挂钩。其次，保证金的具体实施方式可由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予以配套完成，还应对其它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完善，以便建立起配套的完善的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明确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缴纳界限、缴纳比例、期限等。再次，保证金应高于恢复治理矿山环境所需的资金，防止有些企业转移恢复治理环境的责任，加重政府和社会的负担。再者，保证金的缴纳数额应因地制宜的由各地的管理部门进行评估后决定，并且保证金的缴纳方式也应该灵活多变，既可现金也可采用各种担保形式。最后，应当加强对国有大型企业的监管以及执法力度，在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中应明确规定相关法律责任。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对于全面整治我国的矿山环境，构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体系，保证我国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应加快对矿产资源法的修改，健全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

参考文献：

[1]张星梓,成芬,吴学灿.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综述[J].科技向导,2011,(18).

[2]曹明德.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之探究[J].法商研究,2007,(2).

[3]康纪田.矿地复垦执行保证金的法治化问题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8,(5).

[4]刘洪源.矿区土地复垦保证金制度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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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江宜.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恢复政策创新[J].中国矿业,2008,(11).

[7]孙贵尚.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体系构成研究[J].现代矿业,2009,(5).

[8]李显东."中国矿业法修订"研究课题建议书(节选)[J].资源与人居环境,2007,(11)上.

[9]宋蕾,李峰.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现状及对策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6).

[10]马保顺,毕元丽,等.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 法律适用依据与实战资料[M].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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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者关系管理；治理环境；股权结构；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0101-09

投资者关系管理近年来在中国受到了高度关注，作为一种保障投资者知情权，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规范公司运作的治理机制，自2003年以来就被中国证监会作为推进上市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成为加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信息沟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治理机制。公司治理环境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1］。在我国新兴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除了受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是否也同样会受到公司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治理环境作用？国内外现有文献目前还未能给出答案。股权结构决定公司主体之间权力的配置，影响公司的治理行为，然而股权结构对投资者关系管理作用会受到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吗？在终极控制人性质不同的样本中，治理环境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作用是否存在着差异？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能够深化对投资者关系管理驱动因素的认识，增进一国内部治理环境如何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相关文献述评；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报告实证检验结果及其分析；第五部分报告本文的研究结论。

一、相关文献述评

投资者关系管理在国外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无论是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实践还是理论的研究，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在进行有益的探索。目前国外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学术上的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两条线展开：一条是从投资者关系理论本身展开的研究。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驱动因素 ［2-3］和价值效应研究［4-5］；另一条是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评价研究，即一些专业机构、学者对上市公司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后的效果进行评价或对投资者关系的主要内容信息披露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分析 ［6］。

国内学者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研究近年来也日益丰富。林斌等以上市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为评价对象，分析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影响因素［7］；李心丹和肖斌卿通过构建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8］；杨德明和辛清泉研究投资者关系管理与成本之间的关系［9］；李心丹等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10］。关于公司治理机制与投资者关系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马连福等分析了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股权结构中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11］；杨德明等通过构建公司治理指数，分析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12］；以及公司治理中的单个因素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作用［13］。

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影响。对股权结构变量主要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两个方面进行度量，但没有分析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影响；同时由于我国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治理行为会受到体制、环境和司法体系等约束，现有文献都没有考察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上市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包括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立法以及法律的实施情况，都会影响上市公司治理结构［14］。La Porta 等.一系列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公司治理研究的视野，从外部制度和环境因素而不仅仅从公司本身的治理特征来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未来的一种研究趋势。对公司治理研究已经逐渐推进到分析制度环境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层面［15］。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公司治理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以及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有较大差别，由此可能影响到不同区域上市公司的质量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博弈 ［16］。治理环境影响到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融资契约的顺利签订和履行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效率，了解治理环境如何影响公司治理，应当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基础。通过对现有文献检索发现，还没有学者就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环境、股权结构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从治理环境和股权结构出发，系统研究其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影响，以求为证券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理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结构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公司基本上由大股东所控制，由此引发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大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程度随股权结构分散程度显著增加［17］。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对公司有其绝对的话语权，他们更多的是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

H1: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公司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越低。

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提供监督的职能［18］。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为自己的权益寻求保护，积极地获取在与控股股东之间信息权的优化配置，降低大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成本。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股权制衡度越高，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越高。

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 上市公司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大股东控制。中国上市公司中有79%的公司被各级政府控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充当双重角色。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很难因经济问题而宣告破产，同时也缺乏动力和能力对公司经理人进行有效地监督，相对于其他产权，政府控制的公司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问题更为严重［20］，股东在与公司经理人进行的博弈行动中处于劣势。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3：

H3：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较低。

（二）治理环境、股权结构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我国市场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这种特殊的制度环境造成了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效应，不能仅仅从股权结构入手，还必须探讨隐藏在股权结构背后更深层次的治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对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来说，虽然其所处的国家大环境是一样的，但其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法制水平却相差很大，很不平衡［21］。

把治理环境因素引入到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La Porta等人。外部治理环境对成本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成本，而提高市场化进程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成本［22］。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能够降低上市公司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问题［23］。市场化进程越快、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低、法治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中小股东在与大股东之间的信息博弈中，能够得到一定的话语权，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也会提高。法律环境会显著影响大股东的对外部小股东利益侵占的行为［24］。上市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能够显著地影响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上市公司所处的地区政府干预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法治水平越高，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越高。

H5：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与治理环境好的地区相比，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负向关系在治理环境差的公司中更加显著。

H6：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与治理环境差的地区相比，股权制衡度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正向关关系在治理环境好的公司中更加显著。

尽管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治理环境会影响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但在同样的治理环境下，终极控制人不同性质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受治理环境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由于股权的行使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股权的激励效果和制衡效果也不同 ［25］。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淡薄，董事会常常代表政府的意志，而不是全体股东的意志，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这严重削弱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外部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不能得到合理的保证，问题更为严重，因此更需要外部的良好治理环境加以调节和制衡。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7：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更容易受到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治理环境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年为研究年度，所有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TM数据库，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数据来源于巨潮网站公布的2005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和公司网站。样本主要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剔出ST、PT以及一些具有特殊值的公司，同时剔除金融类和资料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28家。

（二）变量设计

1．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度量

投资者关系管理是公司通过充分自愿信息披露，积极主动地与投资者进行互动沟通，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一项战略管理活动。本文采用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投资者关系管理研究室设计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指数，从历史性非财务信息、前瞻性信息、沟通信息和组织设置等方面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进行全面评价，在指标的设计过程中，对于原始数据属于定性指标的，采用语义差别隶属赋值法将定性指标定量化，原始数据属于定量指标的，采用功效系数法对定量指标无量纲处理，利用专家评分、层次分析法确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主因素与子因素的权重。综合专家组的建议，我们确定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评价的四个主因素（参见表1），再根据专家对四个主因素指标与对应的子项评判打分，通过评判矩阵与一致性检验，得到各指标的权重。

本文用IRMI来衡量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IRMI越大，代表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越高。年报通常被认识是公司信息的最重要来源［26］，在分析师的信息来源中，公司年报是处于最重要的地位［27］。其中前瞻性信息、历史性非财务信息和部分沟通渠道信息、以及组织设计通过对样本公司2005度年报查阅、分析、专家评分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信息跟踪获取，另一部分沟通信息内容从上市公司网站进行跟踪观测，观测期为2005年1月10日―2005年12月31日。

为了保证指标设计的可信度，我们按照Botosan（1997）提出的公司信息披露有效性检验的方法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进行可信度检验［26］。Lang和Lundholm（1996）研究发现公司信息披露与媒体的关注度非常相关［28］。Google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具有一定的媒体关注效应。我们用其对公司名称进行搜索，分析公司2005年度在Google出现的次数（取自然对数）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见表2）。同时我们还分析了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采用深交所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定的等级标准为数据来源。深交所的评价标准有四类，按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依次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我们分别赋予其5、4、3、2 的分值。分值越高，表示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我们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公司信息披露等级之间呈现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见表2）。

2．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本文应用樊纲、王小鲁（2003）公布的2002年“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中的各省市的市场化进程总体得分（Indexmar），政府与市场的关系（Indexgov）和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Indexlaw）分别度量治理环境中的地区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地区法制水平。对于股权集中度指标的选取，我们借鉴Demsetz和Lehn的方法，采取考察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赫菲达尔指数H5作为度量指标［29］。对股权制衡度指标的选取，我们采用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度量。为了控制其它因素的影响，真实地描述治理环境、股权结构与投资者关系管理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我们设置了11个行业哑变量，限于篇幅，本文的回归结果未列出行业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其它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见表3。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假设1至假设3，我们分别建立回归方程（1）、（2）、（3）进行大样本检验。

在方程（4）至（6）中，Index 是公司治理环境指数，用Indexmar、Indexgov和Indexlaw三个变量分别代表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并分别引入回归方程。Index×H5和Index×Top25是治理环境对股权结构治理效应的调节变量（Moderating Variable），在做调节效应分析时，通常要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中心化变换［30］，因此，我们在方程（5）和（6）中对H5、Top25和Index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变量减去均值)。方程中的其它变量定义见表3。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研究变量相关性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解决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了判别回归模型是否存在着多重共线性以及为了预检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和方向，我们对主要研究变量之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很小，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并不严重，这也意味着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列出了回归方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总体水平不高，均值为51.95，最小值为35，最大值为87.5，样本公司治理环境变量中，地区市场化程度变量平均值为7.27，这说明我国地区市场化进程水平程度已超过平均水平，最大值为9.4，最小值为3.61，标准差为1.93；各地区发展还不太平衡。地区法制水平平均值为5.86，最大值为7.97，最小值为2.62，整体水平较低；政府干预程度指数平均值为6.89，最大值为8.37，最小值为3.04。

（二）多元回归结果及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的七个假设，我们还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表5是对全体样本公司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1是假设1的多元回归结果。在模型1中，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我们的预期假设一致。股权集中度越高，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股东越能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也就同时控制了公司的对外信息披露政策，控股股东为了非法侵占公司资源，隐瞒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有动机提供不透明的信息。模型（2）是假设2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股权制衡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我们预测的符号相反，但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其他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有限，可能是第二大股东至第五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合谋”效应超过了“制约”效应［19］，这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实情况是相符。模型（3）是假设3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5%的水平上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显著负相关，这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这说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无暇顾及外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需求，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会性职能，政府的利益，没有紧密地与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联系起来。模型(4)为假设4的回归结果，在模型中我们上依次加入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及法治水平指数。从回归的结果来看，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市场化进程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与法治水平指数不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整体的法治环境较差，证券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民事法律总体上不存在惩罚性赔偿，投资者的信息权要求不能得到保证，各地区尽管有差别， 但还是无法对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行为产生影响。模型（5）为假设5的回归结果，我们依次加入市场化进程指数、法治水平指数及政府干预指数变量，我们发现股权集中度变量与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指数变量的交叉项分别在10%和5%水平上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好的治理环境(市场化进程较快、政府干预程度较低)能够降低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负向关系，抑制控股股东的侵占效应，但股权集中度与地区法治水平变量交叉项不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法治水平整体不高，投资者权益保护不力原因导致。模型（6）为检验假设6的分析结果，在股权制衡变量与治理环境变量的交叉项中，我们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与股权制衡变量和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程度变量的交叉项在5%的水平上正相关。虽然股权制衡变量和地区法治水平交叉项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好的治理环境（市场化进程较快、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可以抑制第二至第五大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合谋”行为，增强股权制衡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促进作用，提高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但在国家法治水平整体薄弱的背景下，地区法治水平无法发挥对公司治理行为的调节效应。

在控制变量中，财务杠杆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财务风险较高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低，公司规模和公司业绩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更愿意及时、准确地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有关公司运营的各种信息；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量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显著为正，表明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者对其信息需求程度越强，越能促使上市公司积极地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独立董事比例变量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公司成长性与投资者关系管理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7，我们把样本划分为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两大类，用回归方程（4）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我们在表6中发现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治理环境变量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样本中却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正向显著，与我们的研究假设7相反。这可能是在我国的政府控制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承担政府的社会性职能必然会使公司活动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更无暇顾及公司外部中小投资者的需求，并进而损害公司价值。虽然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来说，其控制人同样具有侵害中小股东的动机和能力，但与政府相比，其侵害能力相对较小。原因是，监管力量和法律约束更难以限制政府权力。因此，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来说，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公司价值可能更低［19］。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越完善，经理人市场越健全，对自由选任的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经理层更具有激励效应，使其更加关注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积极地与其进行互动沟通，吸引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和对他们的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采用媒体对公司的关注度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诚信等级分别替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指标变量；其次用地区人均GDP替代治理环境变量；并分别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变量，用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与后四大股东实际持股比例的差值（该差值越小，制衡度越高）进一步检验股权结构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影响；最后，我们把治理环境变量和股权结构变量一起作为解释变量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进行了回归。在上述稳健性检验中，主要变量的符号及其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2005年度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治理环境、股权结构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显著负相关。（2）股权制衡度对与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作用不明显，他们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有限。（3）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而言，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较低。（4）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大、政府干预程度越小，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越高。（5）上市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越好（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大、政府干预程度越小），越能降低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负向关系，增强股权制衡度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正向关系。治理环境变量对股权结构的调节效应明显。（6）相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行为更容易受到上市公司所处地区治理环境的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研究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不仅仅关注于股权结构，还要关注于隐藏在股权结构背后更重要、更基本的因素，即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如政府干预问题、投资者法律保护问题、市场化进程问题等。只有加快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加大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才能为各种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打下良好基础，从而减少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强外部中小投资者对自己权益保护的话语权，促使上市公司主动地关注外部中小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只有在外部治理环境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才能从根本上使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地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进而提升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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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环境管理;保护;现状;健康岛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3-0038-04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经济也飞速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显得越来越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甚至影响人类生存的重要问题。海南省于1999年全国第一个提出全面建设生态省份,但中国环境保护促进会的《2008年中国公众环保指数绿皮书》,对全国31个省会城市的民生环保指数进行了抽样调查,以旅游大省闻名的海南省,其公众环保满意度的排名仅为第18名,名次甚至在天津、沈阳、石家庄这些重工业和重度污染城市之后。因此,为解决经发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岛”,提升国际旅游岛的竞争力,应该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环境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理性看待海南省环境资源优势,深入思考环境与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协调问题。

一、全球环境保护现状

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等),排放出大量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多种温室气体,使地球升温和碳循环失衡,全球气温升高。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根据气候模型预测,至21世纪末,随着二氧化碳的成倍增加,全球气温将升高1.5至4.5摄氏度。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逐步明显和环境恶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灾害天气增加外,也给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带来了负面影响,使整个生物群落发生变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2004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单”表明,三分之一的两栖类动物、一半以上的龟类、八分之一的鸟类和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正面临生存威胁,目前全球15000多个物种,包括脊椎、无脊椎动物以及植物和真菌濒临灭绝。另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每年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重病人数已高达500万,另有15万人死亡。至2030年,这些数字至少翻一倍。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时代也因为不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和大规模地污染环境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大量地污染物排放,最终以各种形式给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的危害。

简而言之,全球气候变化将极大地危害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系统,进而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等14家机构预测,即使现在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暖,本世纪末日本每年的经济损失最多也将达6.4万亿日元,心脏病和肺部疾病患者因酷暑死亡的风险是1990年时的2.1倍。环境美国(Environment America)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变暖每年使美国玉米种植者损失约14亿美元。全球变暖的现实正不断地向世界各国敲响警钟,气候变暖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能源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全球变暖的事实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二、国际环境管理的经验及主要措施

1.立法保护环境,不断完善和补充环境法体系。早于1874年5月29日公布的《瑞士宪法》就有关于管理山川、支持水流发源地造林工程、保护森林、制定渔猎法律、保护禽兽和益鸟的规定。后来为了适应新的条件下环境保护的需要,又先后多次增补环境保护的条款。希腊、印度、加拿大、波兰、保加利亚分别都于1975年、1976年、1987年、1989年、1991年修改了宪法,增加了保护环境的内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成长时期,也是污染问题日益显著化、社会化的时期,日本政府特别重视环境立法工作,强调通过依法治理环境问题。在此期间,日本先后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音规制法》、《水质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恶臭防治法》和《自然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环保法律,基本形成了环境法规体系,为治理环境问题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另外,西方国家还注重强化和提高环境执法能力,如瑞典为了保证环保法律的执行,在全国5个区域内设立了环保法庭,同时还设立了国家环保最高法庭,专门审理环保案件。[1]

2.运用经济手段,制定激励奖惩措施。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和环境制度标准,是发达国家治理环境的根本手段。但同时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通过排污交易、征收生态税、财政补贴等经济激励性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以降低治理成本和激励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达到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和灵活性的目的。欧盟及其所属成员国的环境保护起步较早,三种比较典型的有关环境经济手段为环境税收、排污收费和押金返还。[2]

3.重视环保技术研究,环保技术实现标准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提升离不开科技进步,环境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科技进步。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中很重视通过技术研究治理环境,一般研究包括治污技术、环境管理技术、各种综合利用技术以及预防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技术。如美国环境技术政策规定技术的经济指标与环境效益的综合效果包括技术的成熟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其是美国环境法规的组成部分和技术支持,是排放限值标准制(修)订的技术依据;欧盟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包括环境政策的制定、环境技术的评估筛选、政府的有效引导和市场选择、创新手段的运用等,其涉及环保的技术法规已有150余项。

4.普及环境保护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就指出了“教育是环境发展过程的核心”,提出了“发展环境教育”的口号,环境教育由此成为世界各国学科教育的重要主题。美国和日本分别制定《环境教育法》,阐明了国家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的责任和任务,确认了国家对教育和培养有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有环境保护责任感和正确的环境决策能力的高素质公民的义务,对提高公众环境道德水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海南岛环境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

海南省于1999年提出建设生态省份,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度的变化加大,极端气候事件增多,据全省18个市县气象站历史观测资料和热带气旋资料综合分析,近50年来,全省平均气温升高约1.3℃,超过全国平均增幅。2005年高强度台风“达维”使海南省18个市县、211个乡镇、606.92万人受灾,死亡16人,直接经济损失91.42亿元。 这都给海南省环境保护提供了一个强信号,即环境保护形势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1.临海产业过度开发严重威胁海岸带环境质量。这主要是临海旅游区、开发区建设使海防林改变了林地利用性质,造成海防林带消失。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严重破坏了海岸带原生态植被,海岸带基本丧失了防风功能,尤其是沿岸公路建设和旅游房地产开发,严重威胁海岸带生态环境,加剧海岸侵蚀,造成岸线后退明显,不断崩塌的海岸给优美的自然景观带来了严重的破环。此外,滨海房地产普遍存在生活污水直排、间排入海现象,严重污染滨海、近海海域,加剧沙滩泥化和污染的现象,赤潮面积不断扩大。[3]

2.盲目围垦的养殖业加剧养殖污染。由于前期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四处挖掘鱼塘、虾塘从事养殖业,由于这些高位池养鱼虾密度过大,所排污水污染物浓度很高,基本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海,导致水质出现富营养化,有可能暴发赤潮。同时还污染了地下饮用水源,造成土地盐碱化。如琼海市谭门镇谭门村九桶100亩虾塘污染了九桶部分农田和附近孟子园等村水井的水质,造成农田盐碱化,不适耕种,井水已不宜饮用。近年来由于围垦红树林造塘养殖海产品,红树林资源遭到严重破环,据海南省统计部门和林业部门统计,2002年全岛红树林仅剩3930公顷,较五十年代锐减了60.07%,分布区正逐渐缩小。

3.环境污染导致酸雨污染现象加重。自建省以来,海南省一直以发展农业与旅游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内地其他省份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海南省政府转变观念,遵循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无工不富,无工不强”,于2004年提出“以大公司、大项目带动,加快提升海南工业比重,增强海南经济发展”的城市工业化发展战略,东方l-l气田二期、800万吨炼油项目、160万吨造纸项目和一汽海马工业园项目等纷纷投入建设,同时也采取一定措施加强了环境保护。但从往年的环境状况公报来看,工业废水、废气、废物等排放量呈上升趋势,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不断排放,给环境保护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酸雨污染现象有所加重。根据海南省气象局4个酸雨观测站的观测数据分析,2007年全省酸雨出现频率为19.8%-28.9%,平均为24.5%;海口、三亚、东方三个城市和西沙群岛的酸雨年平均pH值分别为4.96、5.62、5.22和5.30,一年四季都有酸雨出现,岛北酸雨的酸性程度比岛南强,冬半年比夏半年强。[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1999-2008年海南省统计年鉴及各年份海南省环境状况公报相关资料整理得出。

4.“三废”治理设施滞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有些工业企业生产废水超标排放,生活垃圾绝大部分未经无害化处理。据2007年中国统计数据显示,海南省现有“三废”治理设施套数均比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少,其中废水治理设施259套,排名第29位,废气治理设施354套,排名第30位,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141万吨,排名第30位,三项指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

5.农业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农业面源污染,局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退化严重。外来有害生物危害逼近,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由于掠夺性的开发或者是不合理的耕作、养殖和滥用农药、化肥等,土地退化、沙化和面源性环境污染以及农产品污染等问题已日趋突出。乱捕滥杀、乱砍滥伐和滥用农药、化肥等,也使野生动植物种群数日趋减少,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经济全球化,海南与世界的往来日益频繁,也使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岛内的风险大大增加,如外来生物椰心叶甲致使海南省椰子树大面积受灾,2004年16个县市发生疫情,染虫区面积59.1万亩,染虫株数82.4万株,仅有白沙、琼中两县的椰子树未受灾。

四、借鉴国际经验强化海南岛环境管理的建议

海南岛是个独立地理单元,环境容量有限,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借鉴国际环境保护的经验,提出以下六点强化海南岛环境管理的建议。

1.不断修订和完善《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加强各项防范工作。国外的现代环境法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而迅速崛起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环境法在许多国家已形成一个复杂的环境法体系,并处于不断健全和完善中,为各国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促进和保证作用,使这些国家的环境得到较大改善。虽然《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于1992年2月,也于1995年5月与2007年1月进行了两次修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保工作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环境保护工作还任重道远,如项目开发污染、交通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人为破坏环境的行为日趋严重,针对目前日趋突出的环保问题,海南省应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组织有关部门调研并上报人大常委会及时通过修订法规加强和做好各种防范工作。如在重大决策对环境的影响、节能减排、交通噪音、装修噪音、服务业噪音等方面,应作出新的修订,体现生态立省的理念,规定政府作出有关重大决策时必须对环境影响进行论证,增加“节能减排”的内容。

2.协调与统一各有关部门职能,择机建立专门环境领导小组。由于现有管理体制问题,某些环境保护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如在土地荒漠化的问题上,草原是畜牧部门管,治沙是林业部门管,是气象部门管,城市污水建设部门管,海洋污染海洋部门管,农业污染农业部门管。这即将完整的林木水草土生态系统人为地分割成不同部门管理,造成环境治理整体协调性差,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海南省可以借鉴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运作模式,在省政府下设环境领导小组,负责收集、分析环境情况,向政府部门提出改善环境的政策建议,协调政府各部门间有关环境保护工作,避免为了局部的、短期的部门经济效益牺牲整体的、长期的环境效益。

3.严格履行环境评价、执法监督职能。在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加大投资拉动内需力度的形势下,海南省项目建设必将出现一个,这就需各级政府及环保部门不能因加速项目建设而削弱环保功能,因保增长而忽视又好又快发展。一是要严守准入门槛,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三不”原则,避免为解决一时的金融危机,让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两高一资”项目有可乘之机,从而留下长期的污染隐患,造成重复整治的难度,给经济复苏后的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形成环境障碍;二是必须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扭转执法不严、处罚不力、整改不到位的状况。

4.适时建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市场机制,鼓励发展清洁能源。英国、荷兰、德国等西方国家早已在环境保护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征收环境税、排污费或财政补贴等形式完善环境保护措施,对改善环境资源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因此海南省政府一是可以考虑分阶段建立涉及资源税、消费税、环境保护税等绿色税收体系,特别是随着大量游客的进入,海南省的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过程中的成本增加,可以结合客流量与环境容量灵活征收一定金额的生态环境保护费;[6]二是结合海南省丰富的自然资源,以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海洋能等清洁或低碳能源,使环境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实现零排放或者低排放。

5.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西方发达国家较早遇到了环境和生态问题,在资源和环境管理方面已度过了学习曲线的缓慢进展阶段,不断形成并发展了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和科学理。为此海南省环境问题还需要通过积极的国际合作来解决,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和国际环境机制建设,弥补自身在资金、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不足,节约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源高效利用和再生利用的环境保护技术。

6.创新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形式,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环保行动。在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今天,环保宣传已经得到了广泛地开展,但这种宣传教育仍处于公众被动接受的阶段,且公众目前的环保参与行为更多地局限在与个体生活有关的方面,尚没有形成对环保公益事业的主动关注。为此一方面要创新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形式,坚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采取灵活多样、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图书、报刊、网络等各种载体,采用专访、系列报道、专题片、培训以及文艺表演等形式,广泛宣传和普及环境保护知识,大力宣传生态恶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环保行动,通过政府公开环境信息和政策信息,企业公开有关污染物排放信息,保护公众环境知情权,在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计划和相关政策时,通过听证会、说明会等形式,接受公众质询,征求意见和建议,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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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跨界水污染；公地悲剧；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XX.XX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0-0000-00

Abstract： Water pollution is a typical form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also i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in our country， but the empirical study is less about the problem at the present stage. Firstl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game model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f Nash equilibrium optimal is smaller than the Pareto optimal， both presents the departure from the state， and the deviate degree increas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area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leading 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ituation. Secondly， 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local government on water resources quality，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by using the 62 major reservoirs and lakes in 2012.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Key words：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local government； Game Analysis

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使得我国环境恶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现在各行政管辖区之间跨界环境纠纷的增加上，水污染是典型的跨界环境污染问题，如何对跨界水污染进行有效规制始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造成跨界水污染问题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涉及到多个省级、市级和县级行政区域，这些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和财政分权制度下，倾向于将努力投入到能够带来政绩的经济增长上，降低水污染治理投入，这使得水污染治理规制不能有效地执行，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方式逃避本应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采取“搭便车”行为将不易监测的环境污染跨界转移出去，将成本外部化。这种现象充分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带来的公共事务治理困境，因此，强化跨界环境污染治理规制，实现全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克服“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的能力，改变地方政府仅重视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选择倾向。

1文献综述

d’Arge较早关注了环境的跨界污染问题[1]，而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不同国家之间对跨界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上，认为不同地方通过协商谈判进行区域合作是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手段[2][3]。相关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展开的，Maler首次将博弈论引入到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分析中，对欧洲各国酸性物质沉积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治理环境污染的前提是各国的单边支付，并模拟测算了不同合作形式下的净收益[4]。Silva和Caplan分析了联邦跨界污染控制环境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认为中央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领导者时能够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而当地方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的领导者时，中央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并通过欧盟的环境政策设计实施验证了结论的科学性[5]。Barcena-ruiz对跨界环境污染税征收的顺序和两个同级政府作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博弈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跨界污染较小的条件下，税收是战略互补的，同时征税时领导者和追随者都能够获得福利，但先征税的领导者获得的福利更大，在跨界污染较大的条件下，税收是战略替代的，先征税的领导者政府能够获得福利，每个政府都会努力避免成为税收的追随者[6]。Yanase运用微分博弈模型研究了双寡头国际环境污染博弈策略，认为严格的环境控制政策提高了外国公司的竞争力，会产生静态的“租金转移”效益，而国外也会享受到全球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即免费搭便车，因此在非合作博弈中，环境政策水平会偏离社会最优水平，产生更多的污染和低福利[7]。Zhao等通过构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内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流域结构的转移税（Model of Transfer Tax， MTT），用来计算一个地区最佳的污染物转移税率，同时也认为转让税率可作为生态补偿标准，加强区域减排合作，实现整个流域的减排成本最小[8]。

国内关于跨界环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方面，马中和吴健认为法律政策和权利安排的缺失致使没有形成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激励是跨行政区环保难见成效的主要原因[9]；易志斌以跨界水污染为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总结[10]；汪小勇等采用消元法对跨流域、市界、省界和国界四个层次的单边和多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条约进行了评估和比较，为构建跨界水污染冲突的协商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1]。此外，还有学者以不同流域和湖泊的跨界水污染为例对污染成因、解决途径等进行了案例分析，如太湖[12][13]、珠三角[14]。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跨界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数都集中在理论分析、政策建议以及案例分析方面，实证研究不足。本文在理论分析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基础上，分析个体利益最大化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冲突并推出待检验命题，随后采用我国2012年62个主要水库和湖泊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2 地方政府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本部分对多个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偏离社会最优选择的状况进行理论阐述。在跨界水污染中，同一流域周边的各地方政府都以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为目标，排放超标污染物，在缺乏激励约束条件下，必然使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

假设总共有 个同质地区参与跨界水污染治理行动，第 地区的自愿治理水污染的投入为 ，因此，总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为 ，在整个排污量一定的条件下， 越大，水资源质量越好。令 为第 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每一地区的效用都取决于本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整体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进一步假设第 地区的效用函数为 ，该效用函数满足： ， ， ， ，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各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即存在 是 的减函数。

（10）式表明，整体帕累托最优均衡时的环境治理投入要大于个体最优的纳什均衡时的环境治理投入，即各个地区如果从最大化本地区效用出发而自愿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会小于从集体效益出发而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同时由（10）式也可以看出，两种投入之间的差距随着参与地区个数 的增加而增大，这也反映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从水资源的公共性来看，集体最优也即帕累托最优状态对所有参与地区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出现，最终造成各个地方政府在有限资源下无限追求最大化本地区利益，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减少水污染治理投入，将水污染会治理成本转嫁给所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所以，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水库和湖泊周边的地方政府数越多，污染排放量越大，距离希望的社会最优越远，水资源质量越差。

此外，在分析中我们假设每个地区的预算投入是相等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是有很大差异的，经济发达地区的预算投入要远远大于落后地区的预算投入。Olson通过两人博弈认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愿意提供公共物品，而低收入者更倾向于搭便车[15]，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分析中，现阶段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往往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因此其治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较小，而落后地区治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较大，所以经济发达地区能够从环境污染治理中获得更多的效用，这时的博弈可能变成一种“智猪博弈”。

3 实证分析

以我国水库和湖泊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经验分析地方政府数量对水质的影响，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

3.1模型设定和数据分析

3.1.1模型设定

式中， 表示水库和湖泊，在现实中，跨界水污染还包括大量的河流，但本文未加入河流作为样本，这是因为跨界的河流较长，水质难以平均，同时又包含多个支流，行政区难以界定，更重要的是，河流水污染治理难题在于上下游之间的协调，行政区数量对其影响可能不大。 表示第 水库或者湖泊的水质状况； 表示第 水库或者湖泊周边的行政区数量，该变量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在选取时，主要选取周边的县级和市级行政单位数量，每一个水库和湖泊涉及到的省级行政单位多数为1个，最多有两个，其统计分析意义不大，因此不对省级行政单位对水质的影响进行分析。 表示影响水质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水库和湖泊周边行政单位的GDP、第二产业增加值、人口状况、以及水域面积等变量； 为随机项。

3.1.2水库和湖泊水质状况

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淡水环境分析部分中，共给出62个国控重点湖泊（水库），其中，Ⅰ-Ⅲ类水质的比例为61.3%、Ⅳ-Ⅴ类水质的比例为27.4%，劣Ⅴ类水质的比例分别为11.3%。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具体状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差异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水库多为水源区，提供的水多用于饮用，其水质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总体上来看水库的水质要好于湖泊的水质，水库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的比重约为92.59%；而湖泊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的比重约为40.63%；而三湖水质都在Ⅲ类以下。因此，本文为考虑水库和湖泊二者之间的差异，在对总体展开进行回归分析后，再对水库和湖泊进行分类回归。

3.1.3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通过62个水库和湖泊的地图可以得到相关周边地区的市级、县级（区）的数量，然后对行政单位的控制变量指标进行加总，得到具体数值，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3）。水域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环保部监测数据。所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3.2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对上述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水库和湖泊周边的行政单位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恶化水质状况，市级行政单位数量对总体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127，对水库和湖泊水质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14和0.107。县级行政单位数量对总体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077，对水库和湖泊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143和0.513，但对水库水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本文的理论假说是成立的，也即流域周边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与帕累托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状况越严重。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水库多为水源区，提供的水多用于饮用，其水质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地方政府的增加对水库水质的影响要低于对湖泊水质的影响。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周边的GDP以及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提高会显著加剧水污染，降低水值，特别是对湖泊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可以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与水质处于“两难”状态，也即经济增长会加剧水污染，保证水质也会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农村人口数量对水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城市人口数量对总体水质和湖泊水质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生活污水会随之增加，同时因消费需求的增加也会增加生产污水的排放，这加剧了流域水质的恶化；水域面积的增加能够缓解水污染状况，这是因为水域面积越大，其自净能力越高，能够相应的降低水污染。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讨论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治理水污染两方面的行为选择，通过构建发展经济和治理水污染的博弈模型，分析多个地方政府间的水污染治理博弈行为，认为跨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个体纳什均衡最优小于整体帕累托最优，偏离程度随地方政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然后采用我国2012年62个湖泊和水库数据对进行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显示，随着流域周边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与帕累托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状况越严重，同时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随后进一步从水资源治理外部性、政绩考评制度和水资源保护监管和惩罚制度等方面对造成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原因进行分析。

减轻地方政府“搭便车”行为引发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局面的方法主要有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两种方式，环境资源作为典型的公共资源，必须要有专门的主体对其利用进行协调和约束，中央政府作为全民的代表责无旁贷，其除努力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道德规范外，更应制定合理的制度规范，协调好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冲突。本文在制度规范方面的政策建议为：

第一，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将生态环境保护状况、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破坏指标纳入到政绩考核体系中，平衡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倾向，增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政绩考核标准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行为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当中央政府以GDP为绩效考核核心时，地方政府必然为获得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长期的生态效益以满足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降低地方政府挪用环境保护资金的首要制度措施就是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提高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在绩效考核中的比重。

第二，增进环境治理和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地方环境监管部门在人事权和财权方面实际上隶属于地方政府的领导，使得地方政府理所当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治理，“土政策”、“开绿灯”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基本不会主动要求对地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污染企业整改或者关停，同时还会采用一些措施阻挠或者禁止环保部门不经请示就对企业的排污进行检查，为企业提供特殊保护，纵容了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了环境监管部门执法中的盲区，也极易造成的寻租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应尝试将环境规制部门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减轻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预。

第三，明确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体系权限。中国虽然在大多数流域设立了流域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基本上无权过问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经济事务，其主要任务是编制流域水资源的利用规划，而地方的水利部门也拥有同等的权力，他们会以本地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考虑水资源的管理，在这种格局下，各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问题往往无法做到全流域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导致经常会出现“公对公，一场空”、“谁都该管，谁都管不了”的局面，造成了环境保护的低效率。因此，应改变多部门分别对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管理的现状，中央政府可以尝试将环境保护和监管相关负责机构从原有的国土部、农业部和林业部等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成立由国务院主管资源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副总理负责、由环保部统一管理的环境保护和监管体系。

第四，明确跨界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宗旨和规范，加强环境规制的考核力度和违规惩罚威慑力，中央政府的监管和考核威慑力是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中国环境保护违规惩罚威慑力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违规惩罚力度不够；二是环境违规惩罚执行不严。这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惩罚环境违规行为的承诺性，一些对地方生态环境破坏负主要责任的政府官员在受到行政处罚后，一部分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官复原职或者易地任职，这都极大的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官员惩罚的威慑力。只有当中央政府加大监管和惩罚的威慑力，地方政府“越雷池一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时，以本地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地方政府才会做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选择。

第五，建立专门的合作组织定时或者不定时的环境信息，提高环境污染及治理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和公众的理解能力，通过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来约束环境责任规避行为。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信息渠道和长效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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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cheumann W， Alker M. Cooperation on Africa’s Transboundary Aquifers-conceptual Ideas[J].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09， 54（4）：79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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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ilva E D， Caplan， A J.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Control in Federal System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7， 34（2）： 1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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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hao L， Qian Y， Huang R， et al. Model of Transfer Tax on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s River Basin[J].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 2012， 40（3）： 218-222.

[9] 马中，吴健. 论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J].环境保护，2004，（3）： 13-15.

[10] 易志斌.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以跨界水污染为例[J]. 城市问题， 2010，（1）： 74-77.

[11] 汪小勇，万玉秋，姜文等. 中国跨界水污染冲突环境政策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3）：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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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孙冬营，王慧敏，牛文娟.基于图模型的流域跨界水污染冲突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3， 22（4）： 455-461.

篇7

【关键词】 风险导向； 治理企业； 内部审计； 发展趋势

一、内部审计中导向的作用及转变

审计模式是组织审计工作的方式、方法或途径，是配置审计资源、控制审计风险、规划审计程序、收集审计证据以及形成审计结论的一种范式。随着审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审计模式在不断演进，并经历了账表导向审计、制度导向审计和风险导向审计三种基本模式。而内部审计也在借鉴外部审计模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内部审计经历了从财务导向审计、业务导向审计、管理导向审计后，又进入了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及治理导向内部审计的阶段，因此，如何理解审计模式中的导向是准确把握各种审计模式的关键之所在，如何将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与内部审计模式的转变联系起来，这些都成为了实现审计模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笔者认为：审计模式中的导向可以理解为指导审计行为活动开展的一种系统的、战略的思想或理念。导向的作用在于一种目标统领审计工作的全过程，无论导向是一个目标还是一种方法，抑或一个事项，都可以体现具体审计行为活动中围绕这一导向展开工作的理念。另一方面，内部审计的目标也决定着导向的转变，特别是由外部经济环境所引起的内部审计目标的转变连同经济业务一起影响内部审计导向的转变。比如：随着内部审计目标由查错防弊到实现企业价值增值，这使得财务导向内部审计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管理导向审计及后来的风险导向审计、治理导向审计应运而生。

不管是一个目标还是一种方法，或一个事项能够成为“导向”的原因，就在于它迎合了内部审计目标的转变，符合企业经营活动要求，利于展开内部审计工作。所以这种核心的地位就以内部审计模式中最突出的部分代表“导向”，体现这种内部审计模式的特征，比如：财务导向审计、业务导向审计以一个事项（业务）作为“导向”，管理导向审计以一个目标作为“导向”，风险导向内部审计以一种方法作为“导向”，而治理导向内部审计中的企业治理不仅仅是事项、方法，也是目标。

二、风险导向内部审计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原理在于：根据“目标――风险――控制――审计”的模式强调风险并评估具体的风险。内部审计人员加强对企业内部环境与业务流程的了解，实施风险评估程序，识别企业整体层面与业务层面的风险点，并将识别和评估的风险与实施的审计程序挂钩，将识别、评估的风险点及企业对该风险点的具体控制情况记录于审计工作记录中，进而形成内部审计报告，为企业改进业务流程、实施风险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做贡献。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能够将事后的反馈延伸到事前以及事中，从而实现更高效率的控制，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模式中，我们要围绕企业经营目标，以企业风险为出发点，以风险防范为考察对象，以提出审计建议为终结，据此分为三个阶段：

（一）审计准备阶段

根据企业的经营目标，确定审计目标，识别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通过分析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各种风险，从企业整体层面与企业业务流程层面对风险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估，识别出对企业经营目标有重要影响的重要风险，确定审计重点，以此制定内部审计计划，合理分配内部审计资源，使得企业重要风险点与内部审计领域相联系。

（二）审计实施阶段

根据审计准备阶段识别出的重要风险，进而测试和评价被审计单位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确定不同的风险点在现有内控制度体系下是否已经发现和得到控制，并且特别记录无法预防和控制的风险，对于这部分风险，内部审计要通过进一步评估，确定风险应对策略，为内部审计报告的审计建议做准备。应对风险的主要措施有四类即风险承担、风险降低、风险转移和风险回避。

（三）审计完成阶段

审计人员通过审计实施阶段，实施了风险评估、并且提出风险应对策略，最后在审计完成阶段，内部审计需要区别已经识别的风险与未识别的风险，并且根据已经得到控制的风险点提出更好的审计建议，对未得到控制的风险点提出新的审计建议，根据上述的内容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提出审计建议，有利于完善内部控制、实施风险管理。当然，在完成审计的三个阶段后，内部审计人员仍然需要继续跟踪企业未识别的风险，以审查和监督是否采取了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

三、治理导向内部审计

企业治理导向内部审计关注的核心是企业治理，现代内部审计已经将其作用的范围从内部控制的层次提升到治理的层次，内部审计不仅需要实现对内部控制的监控和评价，更重要的是需要在整个企业治理中发挥作用。这种导向引导内部审计更全面更整体地发挥其作用，将原有内部审计关注业务层面上升到企业治理的整体层面，使得内部审计的作用领域更加广泛。治理导向审计延续了传统内部审计的方法，并把重点关注于企业治理状况，其主要的审计程序包括：

（一）先导性治理状况分析

治理分析作为传统审计技术实施的先导和基础，同样适用于先导性治理状况分析，风险评估、分析程序等在治理导向审计中依然得到继承和运用，但是治理分析相比较原本的传统审计技术需要更加全面，涉及企业整理层面，为进一步确定审计程序的方向提供依据。

（二）进一步审计程序

它包括审计重点识别、实施基本审计程序，其中审计重点识别是把风险作为基础，将企业治理作为最终的评估和监督的对象，不仅仅关注企业业务层面的风险点，更关注企业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而更好地达到为组织增值的目标。实施基本审计程序是指对企业治理水平进行测试，针对企业治理环节中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及治理程序进行评价，进行适当范围内的实质性测试，寻找各治理环节中存在的重大缺陷及可操纵空间。

（三）编制审计报告

在完成了对治理水平进行先导性分析，并实施了进一步审计程序后，内部审计人员需要对治理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完善企业治理，进而发表内部审计报告。对治理薄弱的环节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可能还需要进行后续追踪。

在治理导向审计采用的技术方法方面，利用治理目标确认、治理水平评价、审计重点识别、实施基本审计程序等程序，在治理环境和治理水平评价平台上提供审计报告；既传承现有审计模式中的基本手段，也融合当前企业治理评价的方法程序，实现在技术和手段上的突破和创新。治理导向审计则将立足点定位在更高层次的治理评价之上，通过对组织治理目标锁定、治理环节分析、治理水平测试及治理水平评价等工作程序的实施，据此认定审计重点、完成审计程序。

四、二者的对比分析及发展趋势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最大的特点在于利用企业风险点展开内部审计工作，治理导向内部审计最大的特点在于将审计程序建立在对治理的分析基础之上。风险导向内部审计与治理导向内部审计的关注点不同，前者更关注企业业务层面的风险点，它的要点就在于风险评估程序及风险应对程序，并根据风险点的控制情况报告，而后者更关注企业治理情况，它的要点就在于实施基本审计程序前的先导性治理状况分析，并根据治理环节与治理评价提出建议；风险点控制也可以作为企业治理报告的一部分，而企业治理分析中风险点控制成为基础环节，两者存在不同，同时也可以相互借鉴，共同为内部审计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目标服务：

第一，方法与目标，借鉴与提升：“导向”内部审计引导形成一个整体的模式，包括目标、对象、职能等。风险导向引导审计关注风险，转变了审计思维方式，但必须意识到风险仅仅是一种方法，它虽然存在于企业的方方面面，但它不能以具体的形式像财务、销售、管理等处于企业的业务流程层面，它是衡量企业经营活动的一种方法，以方法为导向的最大作用在于引起内部审计人员对企业风险点的重视。而治理导向内部审计模式涵盖了风险管理这个因素，其先导性治理状况分析就将企业的风险点控制情况囊括其中，将风险导向内部审计中以方法形式出现的风险，纳入到企业治理这一大的目标框架体系中，直接引导新的内部审计目标、对象和职能等，适合于新的经济环境下内部审计履行管理、咨询职能的新要求。

第二，内部审计模式发展趋势：现行企业运用的内部审计模式除了传统内部审计模式之外，就是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我们必须意识到：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停留在风险这样的局部层面，限制了内部审计的视角，即使风险上升到内部控制的层面，也无法覆盖企业的整体层面，而且对风险的强调是传统合规性内部审计的一种延伸，关注的还是可能导致企业产生亏损的风险点，这种内部审计模式在现行看来是可取的，这是在传统合规性内部审计基础上的进步，因为视角已经上升到企业价值增值上，而且相对内部审计成本不是很高，需要关注的更多是企业业务流程层面，所以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是可取的。

现代企业治理导向内部审计强调站在企业治理层面，可以说是对风险导向的一种完善，在审计的过程中考虑企业治理的效果，同时融入风险管理的思想，不但有助于改善企业治理水平，还更加有效合理地分配了审计资源，提高了审计的效率。但正是因为站在企业治理层面进行内部审计工作，所以治理导向内部审计对于审计人员要求更高，对于审计资源的投入要求更大。

笔者认为：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在现行的条件下依然会存在并且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企业完善治理水平以及对内部审计要求的提高，治理导向内部审计会越来越受到大型企业的重视。一方面从业务层面风险点，另一方面从企业整体治理的层面，都有助于为企业经营提供建议，提高企业价值。

五、结束语

风险导向审计从风险分析入手、实现风险控制目标，治理导向强调的是另一种分析路径，即以治理分析作为审计的基础程序、以完善全面治理作为审计目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风险导向关于风险水平分析的思路，在治理分析中也体现重要性水平和风险思想。

内部审计无论采用哪种“导向”审计，本质上都离不开治理分析，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分析对这些目标产生影响的风险以及能够管理这些风险的控制，最后测试实际的控制，考虑其能否切实管理这些风险。企业治理导向汲取了风险导向的审计方法，针对企业治理环节中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及治理程序进行评价，寻找企业各治理环节中存在的重大缺陷及可操纵空间。

【参考文献】

［1］ 蔡春，杨晓磊，刘更新.关于构建治理导向审计模式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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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成就了“中国奇迹”。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问题，为此，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很多有意的建议，特别是党和政府制订了很多有关保护环境的法律、政策和制度，而且，有的法律、政策和制度还在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之中。在这众多制度之中，我们认为环境审计制度是非常有效的对环境监管长效机制，是以法律的手段保护环境资源的重要环节，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

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审计首先开始于美国和加拿大，我国也于80年代中期开始了环境审计。随着环境审计实践的开展，对环境审计的研究也逐步开展，并且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对环境审计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关于环境审计的理论基础，陈东（1999）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大循环理论[1]；张军等（2000）认为是经济的外部性理论、资源价值理论[2]。关于环境审计的定义，现有文献中存在多种不同角度的观点，但大多数的学者认为环境审计是一种环境管理的工具，是对组织的管理系统、政策和行为进行评估，确定组织对环境的影响和对资源的消耗程度。环境审计的实施能够帮助组织确定组织在是否达到了法律或者组织内部环境目标的要求。关于环境审计主体，陈淑芳等（1998）、包强（1998）、陈正兴（2001）认为应包括政府环境审计、企业内部环境审计、社会环境审计三个主体[3-5]。耿建新、房巧玲（2004）从研究视角的角度比较了西方国家与我国环境审计存在的差异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与建议[6]；王德升等（1997）、贺桂珍（2006）、付健等（2010）分别从不同方面介绍了德国和荷兰的环境审计发展现状，阐述国际上环境审计总体情况，提出了加强我国环境审计的建议[7-9]。在环境审计的方法上，辛金国等（2000）研究了费用效益方法在环境审计中的应用[10]；黄道国等（2011）提出了多元环境审计工作格局的理念，分析了九大主要审计领域的工作重点[11]；李璐等（2012）通过回顾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1993年至2003年间组织召开的世界审计组织大会内容，及其下属环境审计工作组（WGEA）的全球审计调查结果，提出了我国未来环境审计发展的趋势是由合规性审计向绩效审计的转变，更加注重环保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12]。Ramon et al（2007）总结了对墨西哥政府推动环境审计普及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环境审计专家培养、公允可比的环境审计指标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值得借鉴[13]。

二、环境审计主体体系构成分析

我们认为环境审计主体应当包括政府审计机关、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三种不同类别的审计组织在不同层面分别发挥作用、取长补短、相互协作，共同发挥环境审计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1.政府审计机关

政府审计机关作为环境审计的主体之一是基于政府的职责以及履行这一职责的权威性。第一，审计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经济性是政府审计机关的基本职责，以公共财政资金为基础的投资、补贴、污染治理等工作与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对公共财政资金审计中增加环境审计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第二，解决环境公共物品的外部性是政府的职责。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得某些企业或个人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时并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造成市场失灵。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政府部门作为“看得见的手”，使用税收、补贴等方式矫正企业的成本收益函数，具有天然的优势。第三，政府审计部门最重视社会公众的利益。环境管理的最终委托人和受益人是全体社会公众，由于政府的国家职能，国家审计机关最重视社会公众的利益，其审计服务的权威性和客观性是规范审计服务市场有效运行、制衡其他审计主体审计合谋串通的主导力量。第四，政府审计部门的权威性最强。政府审计机关制定的环境审计准则、环保标准和环保绩效考核指标是规范审计主体审计服务和企业生产行为的最基本、有效的衡量方法。同时，在开展国内国际技术交流，推动环境审计理念的革新和发展，在普及和运用最新环境审计技术和绩效考核方法等方面，政府审计机关也是最权威的审计主体。

2.内部审计机构

企业内部审计机构也是环境审计的主要执行者。第一，内部审计机构是企业的常设机构，拥有企业生产经营的第一手资料，相比其他两类审计主体，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小，更有利于结合国家提出的环保政策和企业的审计结论因地制宜地提出适合企业改进生产经营方式的建议，并实时监督企业的改进进程。第二，环境绩效的显现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针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环境审计是一项兼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的工作，内部审计机构因其信息资源优势，对企业的历史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经验和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更加熟悉。同时，环境绩效既包括经济效益，也包括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其评价过程往往是一个不断改善评价方法和标准的渐进的过程。企业内部常设的内部审计机构的审计方法、审计技术的连续性更强。因此内部审计机构更容易为企业提供长期的、前后一致的审计服务和改进建议。第三，内部审计机构负责对企业日常活动进行审计评价，可以及时地结合企业发展预期和环境审计规范对受托环境责任进行评价，更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绩效审计的建设性作用。

3.社会审计组织

社会审计组织一般是指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之所以环境审计主体包括这一组织，主要是由于政府环境审计和企业内部环境审计存在一些不足而社会环境审计组织可以弥补这些不足。社会审计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环境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审计能够发动市场力量，有效地弥补目前我国环境审计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方面的缺乏。境审计需要具备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组成审计团队，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角度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审计服务。专家团队是一种稀缺资源，需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配置。Ramon et al（2007）总结了墨西哥政府的做法：聘请专家审计团队提供审计服务是企业的自愿行为，政府对专家团队给出较高审计意见的企业给予两年的免检，专家团队负责提供审计服务、制定并监督企业环保改进进程，可以有效弥补企业内部审计的专业能力不足，同时又能更为全面地落实政府难以监管的环境审计要求，避免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13]。当然，此类做法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专家审计团队的非独立性和知识水平限制、企业聘请专家审计团队进行环境审计的成本问题等，前者的解决办法依赖于第三方非政府机构对专家审计团队的资质核准，而后者依赖于政府对采用环境审计企业的政策优惠（比如产品推广、出口支持等），使企业采用环境审计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随着社会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社会责任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企业越来越注重社会形象和环境形象，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公开自己的?h境绩效管理报告，在政府政策优惠的支持下，企业对社会审计组织提供环境审计服务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审计组织正好是高质量环境审计服务的供给者。

总而言之，三类审计主体都拥有其各自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政府审计机关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能够较好地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独立行驶环境审计职能；但其职能范围较窄，主要专注于审计财政资金的合规性、经济性和制定基本的环保标准、环境政策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具有良好的信息资源优势，信息不对称程度最小，能够因地制宜地为企业提供长期连续的审计服务；但其审计独立性受到管理层任免和晋升的制约。社会审计组织作为市场环境下企业审计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能够弥补其余两类审计主体的缺点，如果能够恰当地借鉴别国环境审计的发展经验，借助市场力量从审计师多元化专业素质这一重要方面发展社会审计组织，社会审计组织将成为未来环境审计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三、构建多元环境审计体系

尽管我国开展环境审计有十多年了，但从其发展水平看，还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国家环境审计体系建设和发挥的作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国不断恶化的环境状况要求环境审计不断改进、持续发挥环境保护的作用。目前我国环境审计及其环境审计体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审计法规还不完善、缺乏最基本的环境会计准则体系和成熟的环境审计评价体系、环境审计主体体系还没有形成以及环境审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针对我国环境审计的现状和不足，建设多元环境审计体系是一种有效的对策。政府环境审计要进一步明确环境审计的目的和内容，进一步加大政府环保资金审计力度。开展政府环境绩效审计，主导参考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可比性又能适合具体情况的环保绩效评价体系。开展跨地区、跨国界联合审计，引进先进的环境审计方法和技术。推动建立科学的环境审计评价标准，并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达标状况予以监管。主导培养多元化专业背景的环境审计人才。借助市场力量配置审计服务资源，率先培养一批采用环境审计的企业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以点带面，推广环境审计。同时，应发动企业内部审计和社会组织审计的审计服务资源，使其比较优势得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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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成本 信息披露 对策建议

一、引言

对于企业来说，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将有助于企业正确计算企业产品成本，在企业资金紧张时，若企业环境形象好，可以增加信任感，从而增加企业资金的投入借入。开展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能预警环境经济危机。总之，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现有环境成本信息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目前我国的会计理论界尚未对环境成本信息披露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企业在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方面还做得很不规范，比如很多企业并没有专门对环境成本信息进行披露，而只是将环境成本计算在管理费用等项目中。这样企业就无法满足利益相关者对环境成本信息全面掌握的需要，利益相关者就不能了解企业的发展到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样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做出投资决策。

2.环境信息披露的载体不统一

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载体是指能够反映和说明环境成本信息的报告说明。从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来看，环境成本信息的载体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在一般的财务报表上通过附注进行披露。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进行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这是在环境管理会计体系还不完善下的一种过渡。

第二，采用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披露。目前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是日本的富士通公司，该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有一部分专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同时清晰地分析了企业的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

第三，设置独立的环境成本报表进行披露。目前，我国尚达不到单独设置环境成本报表对环境成本信息进行披露的水平。

3.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制度不健全

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一系列资源管理的条例，如《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但是这些法律制度对企业进行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要求和制定具体的规范，同时会计准则中也没有对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做出具体的要求，因此，企业进行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可操作性不强。

三、完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对策

根据以上对我国企业环境成本披露的分析，政府和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树立良好的成本效益观念

观念上的问题是阻碍企业环境成本应用的主要障碍。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经济的阶段，很多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盲目进行扩张，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以资源的消耗和土地的增加为代价，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也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在很多企业的眼中，环境保护只是一项只有投入没有收益的活动，或者收益甚小，如果企业增加环保方面的投入，就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也会影响企业管理者的业绩。因此，要想实现企业对环境成本的充分披露，首先最重要就是促使企业树立良好的成本收益观。其实，加强环境成本管理，对环境成本进行合理的披露是有很多收益的。从短期来看，会给企业的利润产生副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2.外部成本内部化

由于环境污染或破坏具有负外部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和危害大部分都流入到社会，由社会承担的，企业只需负责小部分义务，这种情况助长了企业继续进行环境污染的气焰。为了合理的衡量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应当把企业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采用“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明确企业的责任，让他们承担污染带来的损害，把环境成本考虑进企业的总成本。在传统的成本核算中，成本就是在生产中核算和支出的各种费用，如材料费、人工费，环境破坏等外在因素则不包括在成本核算范围之内。将环境破坏造成的影响内部化以后，势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造成利润的降低。企业管理者要想提高经济利润，必须考虑环境破坏会业绩的影响，加大对环境成本的重视。

3.建立现代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模式

现代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模式，是相比较传统会计而言的，它应当具备以下优点。首先，考虑环境成本的隐蔽性。目前很多企业只是在环境成本实际发生时才将其计入费用，在环境效益实际发生时才冲减费用，而对潜在的成本则忽略不计，使得当期收入与费用配比不合理。其次，规范的核算标准和计量方法。只有确定统一的核算标准和计量方法，才能合理的量化企业的环境成本，企业之间才具有可比性。现代环境成本管理模式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的“双赢”，在生产的各个阶段都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在生产之前，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评估和规划，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将这种影响消灭在产生环节。在生产过程中，则要实现清洁生产，使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大大减少甚至达到“零排放”，降低事后的治理费用。

4.建立健全环保法规

通过上文对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现状的研究，可以总结出政府的环境政策和环保法规的健全性、严肃性和执行效果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国家制定的政策越全面，惩罚力度越严格、执行力越强，企业对环境问题就越重视，环境成本披露情况就越好。

四、结束语

近几年来由于大气问题、环境污染状况日益加剧，环境成本会计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环境成本会计进行研究，环境成本会计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日益加强，企业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自身对环境的污染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站在会计学的角度，企业对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对于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和监督企业的环境活动具有极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世忠，曹梅梅.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框架构想[J].会计研究，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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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意义

首先，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煤炭资源约束的根本出路。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是减轻经济增长对煤炭资源供给压力的有效途径。

其次，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煤炭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抗御市场风险能力。传统的煤炭企业主要以煤炭开采为主，产品单一，产业链短，企业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煤炭市场，一旦煤炭市场低迷，企业经济效益将急剧下滑。通过发展电力产业，可纵向延长煤基产业链，提高煤炭产品的附加值，有效增强煤炭企业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

第三，发展循环经济具有较高的社会和环境效益。随着煤炭的开采，在矿区周围形成了很多采煤塌陷地，国家和企业要投人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复垦。在矿区建设坑口燃煤电厂，可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电厂粉煤灰可直接用以充填采煤塌陷区，复垦造地还耕于民，符合国家环保和土地利用政策。同时，粉煤灰还可用来生产砌块产品，减少社会上粘土砖的用量，保护国家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大型坑口燃煤电厂，实现变输煤为输电，既可缓解国家公路、铁路、水路运力的紧张局面，又能有效减少在煤炭运输过程中形成的环境污染。

二、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

根据煤炭开采、生产所带来的所有排放废物的特征、矿区的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煤炭企业可在企业内部、企业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上采取不同的模式来发展循环经济。

一是煤炭企业的内部循环经济模式。这种方式属于微观层次上的循环经济模式，为矿区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在矿区工广内配套建设小型热电厂和建材生产线，矿井开采排放的煤矸石、煤泥等固体废物可以用作电厂的燃料，电厂产生的灰渣作为生产建材的原料和用于回填采煤塌陷区，矿井疏干水经处理后作为供水水源供给矿井和电厂，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在设计规划时，新建矿井应同步建设各种资源利用的循环经济配套项目。

二是煤炭企业与周边企业群体之间的循环经济模式。这种方式属于中等程度的循环。根据矿井分布情况，在矿井周围合理集中布置一定规模的热电厂、建材厂等各种综合利用企业，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矿区内的煤矸石、煤泥集中供给热电厂作为燃料，热电厂为周边企业供电供热，并建设矿井排水集中处理厂，处理后出水用于周边企业生产生活供给水，这样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矿区的整体经济效益。

三是煤炭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循环经济模式。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循环经济模式比较符合资源型城市的实际状况。煤炭企业开采生产时间长，废物资源极为丰富，靠自身难以发展规模化的循环经济。可由政府出面建立煤炭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循环经济模式，采取多种融资渠道和多种经营方式，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集中建设一定规模的低热值燃料电厂和矸石建材厂，将各种矿井废物集中作为综合利用的原料，能够解决中小型矿井发展循环经济所面临的资金、场地等实际问题，形成规模化和集约化的“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整个社会循环，真正实现循环经济的闭环体系。

三、徐矿集团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

徐矿集团前身是徐州矿务局，具有120余年煤炭开采历史，1998年5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改制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是省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江苏省和华东地区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多年以前，徐矿集团就着手延长煤炭产业链，进行煤炭产品深加工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先后筹建了一批坑口洗煤厂，向社会提供了大量清洁能源；为开采利用)宅城矿的劣质煤资源，配套上马了诧城电厂，该电厂投产运行以来，不仅解决了城矿的劣质煤出路问题，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目前，徐矿集团确立了“煤炭洗选加工，劣质煤、煤矸石发电，粉煤灰建材及土地复垦”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具体模式是实施煤电建材一体化战略，构建两大循环经济区。

一是西部循环经济区。徐矿集团西部有庞庄、夹河、姹城等矿井，徐矿集团发挥庞庄、夹河两矿洗煤厂的作用，洗选加工洁净煤，洗下的煤泥、煤矸石则用来发电供热，将以庞庄矿为中心的矿区建成煤矸石(煤泥)一电一热一建材一土地复垦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区。目前，随着一批结构调整项目的实施，该循环经济区已基本建成，初具规模。我们完成了诧城矿改扩建，并对姹城电厂进行扩容技改，上马的两台135MW循环流化床机组已投产运行；在庞庄矿附近筹建的2x55MW华美坑口环保热电厂两台机组去年相继并网发电；与美国福霖公司合资的年产40万M’的粉煤灰砌块生产线项目一期工程已建成投产。

二是东部循环经挤区。即将东部权台、旗山矿区建成低热值煤一电一水泥一土地复垦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区。这是徐矿集团发展矿区循环经济的重中之重。徐矿集团东部矿区有低热值煤炭资源1亿多吨，有近万亩未复垦的采煤塌陷地。为此，我们准备在权台矿附近建设一座4x300MW循环流化床机组的坑口燃煤发电厂，该项目不仅符合国家优先规范发展电源建设的有关政策，还具有“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不占用国铁运能、基本农田零征用”等优势，现已通过了专家初可研审查、接入系统审查和环评审查。它的建成投产，不单是为华东电网增加了一个电源点，更为重要的是可使徐矿东部矿区的低热值煤炭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延长权台、旗山等矿服务年限15年以上。我们在抓好权台电厂项目报批工作的同时，正积极在东部矿区筹建一个年产155万吨的新型干法旋窑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年消耗电厂粉煤灰40万吨左右。

四、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所需支持政策

煤炭企业内部能否将循环经济方案尽快付诸实施，不仅需要企业内部管理理念的创新、先进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更需要国家和政府在以下几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一)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煤炭法规体系

一是修订煤炭产业政策，完善办矿审核制度，严格准人标准。制定严格的煤炭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标准，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推动煤炭产业升级。加强煤炭执法队伍建设，依法规范煤炭市场秩序，为各类煤炭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是根据国家关于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有关政策，加快分离煤炭企业办社会职能，减轻煤炭企业的社会和历史负担。

三是研究建立煤炭产业积累衰老期转产资金制度，积聚专项资金用于发展接替产业。重视煤炭合理开发与矿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制定相关扶持政策，促进矿业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支持资源枯竭矿区经济转型。

(二)充分利用经济杠杆，促进煤炭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制定优惠的财税政策。1994年国家进行税制改革，工业企业主要税种由产品税改为增值税，由于煤炭企业材料费仅占成本的1／4左右，进项税抵扣比较少，增值税缴纳相对比较多，还有多种税费重复，煤炭企业既要缴纳矿产资源税和水资源税，又要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和水资源补偿费。建议对煤炭企业承担的税费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清理，以减轻煤炭企业的税费负担，利于矿区工业生态经济建设；对治理环境污染、发展循环经济的煤炭企业给予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政策。对采用先进环保技术、工艺与设备的企业，减免增值税、所得税和土地使用税，或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加速折旧等政策。

二是规范排污收费管理。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排污收费标准偏低，导致一些企业宁愿花钱缴排污费，也不愿治理污染，甚至闲置污染治理设施。因此，建议按照“排污费高于污染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现行排污收费标准，并明确排污费为国家所有资金，取消无偿“返还”政策，统一按照预算内资金专项用于支持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

对矿区企业的“三废”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工作，建议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免收矿井水排污费，并鼓励或奖励企业对矿井水进行综合利用，以缓解城市缺水问题；对矿区企业由于自身开展“三废”综合利用而减少的“三废”排放量，可作为煤矿企业的排污计划或冲抵其他排污指标；随着环保政策的深入，市场将需要越来越多的洁净矿物产品，煤炭矿区在对煤炭深加工过程中，把优质煤提供给了社会，而把洗矸、煤泥等劣质产品留在矿区，加大了煤矿自身的排污治污成本，建议国家给予煤矿特别优惠政策。

三是改善投资环境。煤炭生产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种类多、污染范围广、积存量大，治理污染成本高，建议国家给予适当投资或设立专项贷款。建立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发展基金或专用资金渠道，加大对洁净煤技术的研发投入，对洁净煤技术的示范工程和商业化推广应用给予资金支持。

(三)积极采取行政手段，提高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一是鼓励煤炭企业开发循环经济项目。尤其是对于煤炭企业申报的燃用低热值煤炭资源的坑口电厂项目，要优先发展，加快审批，确保尽快建投运。对于在国家调控政策出台前批准立项实施，现已建成投产的坑口电厂项目，建议尽快办理核准手续，促进这些项目的健康运行。

二是政府优先购买循环经济企业所出产品。为加快节约型社会建设，建议国家积极倡导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宗旨的政府绿色采购，保证有再生成分的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比如：对于企业生产的产品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矸石、粉煤灰等工业废渣生产的建材产品可免征增值税，并由政府优先购买；对于煤炭企业利用煤矸石、煤泥生产的电力可减半征收增值税，并优先入网。通过政府的表率作用，引导社会团体和公众积极参与绿色消费活动，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建立。